常洛闻:占中后盘点香港的反对派到底是谁?
发表时间:2014-12-22 11:08:22
关键字: 占中占领中环香港反对派梁国雄外部势力特区政府港英政府领事馆
“占钟”的闹剧算是在年末消停了,没错,是“占钟”不是“占中”。从9月28日开始七十多天的占领运动,占领了政府总部所在的金钟,购物中心铜锣湾,百花齐放的旺角,唯独没有占领中环。这些行动是不是违法,违了那几条法,参与者之间流传着有多个版本。如今这种一锅粥似的闹剧背后的原因有各路高人珠玉在前,我不敢再做添足。仅从我自己的认知,说一说反对派这个词。
香港的反对派到底是谁?他们在反对谁?
从9月28日“占中”启动,香港警方使用催泪弹进行应对,我就不止一次表达过一个观点,就是香港警队内部有人不想戴紫荆花,而想戴金皇冠。因为过早使用催泪弹只会激化矛盾,落人口实,而且警队为了保护士气同进同退,肯定会维护做出使用催泪弹决定的现场指挥官。至于明知道催泪弹会适得其反,使用了催泪弹却又按兵不动这个决定是出于什么目的,不好做过于阴暗的揣测。但不能排除警队内部有人接受英国指令,在关键时刻做不利港府决定的可能。有兴趣的看官可以查查扰攘了一年多,耗资近千万进行调查,最后连莫须有罪名都没有定成的“汤显明案”,就会知道回归之时多个政府部门是从殖民政府整体过渡,帽徽是换了,心思怎么样很是难说。
做这个铺垫的原因是,所谓反对派,香港特区政府不敢定义,部分香港媒体不想定义,职能部门里有人带着同情定义,中央政府不知道定义得合不合适……这中间的缝隙,并非是一种措施,一个标准能够填平的。而香港普通市民,甚至是高喊公民抗命的学生,你问他公民抗命是什么,为什么,谁支持你们,谁反对你们,能得到的有意义的答案也很有限(公民抗命就是与政府不合作,迫使政府收回人大决定[这里的谬误为我听过的原话],我要真普选,不要假选票,不要筛选,全香港有良心的市民,香港人都支持我们,大致上是标准答案)。其实没有人能确切说出反对派到底是谁,就像香港的社会、香港的一些职能部门一样,是一个经济发展、执行能力上正值壮年,在政治眼光、大局观念上却是蹒跚学步的老小孩。
内地的媒体说“外部势力”,外部势力是否存在?我听到不止一个案例证明不仅存在,而且还十分积极。某国领事馆由于人手不够,还强拉盟国领事馆加入,结果弄得很不愉快。但这些人所起的作用,并没有他们自己期望的那么大,香港真正的矛盾所在,仍然在香港自身。
第一类反对派是从基层靠“博政治眼球”成长起来的,提起那些人,老牌的“政棍”们恐怕要露出鄙视的神情了。这次拒绝撤离最终被捕的“占中”人士中,很多都是议员、政治人物。他们只是在最后一天喊喊口号,去去警局,就成功将学生七十几天的“抗争”吸引来的传媒注意力统统转移到了自己身上,不可谓不老辣。而这些人的鼻祖,应该算是立法会议员——“长毛”梁国雄。
梁国雄
梁国雄一贯以言行出位著称,每次立法会议员接受特首邀请出席晚宴,开胃菜都是“长毛”被保安抬走。我自己采访过的三次宴会,“长毛”就用了纸棺材、黑色区旗、纸钱等道具来侮辱行政长官。不过“长毛”这种为反对而反对并不仅仅针对回归后的香港政府,港英时期他曾经加入左派组织“革马盟”,在“革马盟”内搞过文革式的批判,随导师研究马列毛思想,组织游行,为港英所忌,多次入狱。可以说通过反对来成为异见领袖是梁国雄不变的上位手段,目前仍然贯彻不变,以香港政客的表现来讲,很是难得。
但这种本土反对派的问题在于,他们没有政治实践的基础,所有关于中国的好与坏,关于香港的是与非,其实都是幻想,都来源于他们自己的一厢情愿,或者是盲人摸象。对于基层民间疾苦他们确实有所体会,但由于没有长远的规划,所以他们拒绝忍耐,拒绝等待,一切都要求立竿见影,而基本不考虑现世报的副作用。
梁国雄可以说做出了一个示范,就是一个被港英所不齿,在街头卖鱼蛋的小贩,能够通过政治,变身为一个每月拿十几万税款,有自己办公室,可以请助理,骂特首不用负责的议员,骂骂政府就可以变成民心所向。梁国雄之后的陈伟业等等就是遵循着这条道路越来越注重“我反对”这一形式,而忽略了梁国雄们当年从雄心万丈,主动出击,到叶公好龙,物极必反的思考过程。
第二类是陈方安生等“乱港四人帮”所代表的,颇有社会地位的人物。其动机则更好理解,他们“食君之禄,担君之忧”,回归之后威风不再,自然要找旧主子找找场面。
与领事馆们串通一气的也可以理解为这一派,说白了还是为了利益,只不过有的是为了以前有现在没有的利益,有的是为了以前没有现在可能会有的利益。
第三类是原来在港英政权中层、底层的人。港英对基层控制主要通过警察、纪律部队和政治部。政治部其实类似秘密警察,60、70年代曾积极打击左派,也曾经打击过国民党残余势力,目的都是为了维护“日不落帝国皇冠上的明珠”的稳定和光彩。而97年回归之后,所有政治部人员基本都有BNO身份(观察者网注:即英国国民(海外)护照,British National (Overseas) Passport),但不少流落他乡。笔者曾经在泰国遇到一位老爸是政治部的朋友,他讲了这么个故事:
当年他年纪很小,还没有警廉冲突,政治部一家独大。他出入茶餐厅、电影院或坐电车,从来没有买票的概念,都是用他爸爸的私章盖章走账,或者是出示一下印章了事。他当时以为是印章做凭证,他爸爸每个月月底去结账,后来才明白,正常公务员工资根本不可能支撑这种开销,这些免费的午餐、电影票,都是对政治部的“孝敬”。打击左派时也十分卖命,将一个敢在港督府前示威要求“华洋平权”的人打伤之后扔下海“教训”,并且限制这人的就业,逼得他不得不出家为僧避祸。后来由于打击左派时出手太狠,又在政治部位居中层,回归前被英国政府全家接到英国,但确定情报都已经过时之后,就开始通过加征税款,限制就业等办法将他们一家挤出了英国,此时又不能回香港,不能去加拿大等国家,最后只能拿着英国护照在泰国定居,做导游谋生。
看官当然可以斥我道听途说,一面之词不足为凭。但深受英国恩惠,在港英殖民时期享有的优越地位由于回归消失;或者一直籍籍无名,由于占领需要,被英美许以重酬,甘心卖命的大有人在。这一群人说难转化,因为他们利欲熏心,说容易转化,因为他们唯利是图。但他们对红色中国,对中国普通人的无来由的鄙视,对英式宗主文化的优越感,崇拜心都根深蒂固,即使转化,也不可能可靠。
第四类最让人无奈,是媒体、学生这些“天生的无辜者”。他们天生占据道德高地,用群氓的形式引领着运动,并且以放大镜看警察,看政府,寻找“你错一所以我可以错一万”的借口。只举一个例子,“占中”期间,部分学生日夜占据金钟,随地便溺,金钟海富天桥下行向东大概三十米,拐角的位置到现在仍然气味盎然,有兴趣来香港旅游的朋友可以自行考证。更别说偷接电线盗取政府电力,占领七十天换三十个女朋友这种花边新闻了。而媒体的倾向更为让人觉得部分港人聪明有余,磊落不足,想要好处,又不肯出头担责任,将所有问题都拖入“你先打我还是我先打你”这样的罗生门,一旦无人监管,又会吃光拿净唯恐吃亏,小人之心令人作呕。也举一个例子,香港政府全资、雇员大部分属于公务员序列、享受公务员待遇的香港电台公开支持占领,12月12日,金钟清场后交通恢复第一天,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如下:http://rthk.hk/rthk/news/clocal/index_news.htm?clocal&20141212,其新闻取向,措辞导向适当与否,各位看官可自行判断。
纷争背后,其实只有两个字:短视。港人生活在相对平稳的环境中,其实大可不必担忧制度变迁导致利益受损,但也正是这种平稳,让国家的意义,长远的规划,隐忍的好处显得十分虚无。确实,国家破立、民族存亡的选择从未在香港的面前出现过,但以国人的角度来看,港人的历史,就是亡国也奴,不亡国也奴的历史(港英所谓殖民历史,其实就是不亡国而奴的历史)。结果现在亡不亡国奴不奴都事不关己,无论怎样都不承认国家布局当中,香港是其中一环这一现实;不接受国家拍肩膀,而希望跟国家比肩膀;不想承担任何责任,好处要立竿见影;不通过妥协建立政治信任,而要通过联通外国挟洋自重(有香港大学生赴英国参加听证会,要求重新履行南京条约),后果可想而知。
加上近二十年香港经济发展的动力逐渐不足,贫富差距急剧加大,社会司法对于富人的约束越来越无力(可以查最近宣判的许仕仁案的来龙去脉来了解一下香港的司法系统),导致部分年轻人一方面十分焦灼,一方面十分绝望,一方面无论怎么学都无法拼赢内地的学生,更别说去内地就业,另一方面就算留在香港,也要辛苦几十年才能勉强买个房子,而这房子和他们在TVB上看到的、坐车时路过的豪宅又相差十万八千里,更何况如果打定主意买房,那就没有钱买名牌包、去兰桂坊,几十年节衣缩食临渊履薄,这种令人灰心的辛苦,他们不想吃。
最后一种则是内地人,在内地受教育后来到香港换了护照,便仇共恐共,对内地持鄙视怜悯之情,实际上自己在香港也只是勉强温饱。要么大义凛然,永远站在舆论安全的风口浪尖上,颇有指点江山之意。这种人在内地特别有市场,不需多说,诸公自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