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水专区 [复制链接]

蔡定剑：没有大学自治，就谈不上教育改革[转帖]

　　2009年04月29日 中国改革杂志

　　大学自治就是大学有权力来管理学术问题，司法和行政都不应干涉。

　　我从政府官员转变为学者，深有感触的是我们的大学太官僚化了，我原来从没认为大学校长、下面的那些处室是什么官，但是一到大学里，发现他们确确实实是官，而且相当多的人拼命争这种官。教育主管部门把学校完全纳入行政体系，大学成了教育部的一个下属部门。

　　教育体制改革，没有把大学自治作为改革的重要目标，是非常悲哀的事情。大学没有自治，教育就不可能实现他的根本目标。我是宪法学者，从宪政的角度看，如果没有大学自治，就不可能有国家的自由、民主和法治。

　　大学为什么要自治？我要强调几点理由：

　　第一，思想的自由和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是追求真理的唯一的途径。没有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只有领导的意见正确，追求不了真理。

　　第二，没有大学自治，怎么会有创新国家，怎么会有创新型社会。没有独立精神的人，奴化的人要做新型的学术和科研，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在教育改革中，大学自治应该作为头等重要的事情，这是宪法的基本权利。 宪法35条讲言论自由，这是大学自治的一个基础。宪法的第47条还规定，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这一条很少受到重视和强调，这就是大学自治的宪法基础。

　　就像中国必须走向法治、民主一样，教育体制改革的目标，必须是大学自治和学术独立，没有这一点，中国的教育不要谈什么改革。不少人支持大学自治的观点，但会说不现实。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目标确定下来，我们要有这种共同的声音，共同的目标，这样才会有可能。

　　大学自治目前应该怎么做？

　　第一， 解决大学的外部干涉问题。教育法里规定“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我呼吁修改教育法，就是实行校长负责制，党的领导是政策指导。

　　第二，大学行政化和官僚化问题必须解决。这需要解决大学校长由教育部任命的问题，校长的产生应由学校和教授委员会决定。现在不仅是校长，重要大学里面副校长基本上都是教育部来定，结果部里的局长、处长都派到各个学校里当校长、副校长，学校成了教育部提拔官员的地方，这很可怕。

　　第三，大学自治还意味着大学能够独立地处理内部事务，自主管理而不受外界干涉。一是要解决校长负责制问题；二是要建立校董事会制度和教授委员会制度。像教授聘任这样事，让学校教授委员会来聘任自己的教授、校长，不应该受到干预；三是学生应该建立自己的学生自治会，参与学校的管理，现在的学校事务中，听不到学生的声音，这一点要得到改变。

　　第四，学术自由，学术自治。主要解决学术问题不受行政、司法的干扰。现在我们评职称、授学位、还有学校管理制度如考试作弊的争议处理，是跑到法院去诉讼，让法院来判断是不是应该给学生授学位，是不是评老师做教授，这是很荒唐的事情。

　　李宝元：教育部必须敢于革自己的命

　　尽快形成“政府宏观间接调控，学校多元自主办学，各方社会力量协同”的教育体制新框架。

　　共和国走过了60年，一半时间是在“计划经济”漩涡里折腾，后一半时间“改革开放”了，“市场经济”了，但在“民生”领域，如教育，至今没能真正走出“计划经济”模式，导致与外部高度市场化了的其他领域发生严重“碰撞”，激荡出很多莫名其妙甚至令人啼笑皆非、痛心疾首的问题。与此同时，原来的“计划”也改称“规划”，制作模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政府自上而下框定思路—— 专家精英理性自负献计献策—— 主管部门秀才作文斟字酌句—— 文件下发束之高阁抛到脑后”的基本套路没变。虽然这次向社会公开发布征求意见公告，但其中形式化、“秀”的成分要大于实情真义。要不，问题如此繁乱、涉及千家万户、关系国计民生的这么大一个“国家教育中长期规划”，怎么就留给十亿大众短短一个月时间“发表意见”？

　　十余年前，我曾经专门考察研究过法国、日本的“国家计划”模式，吃惊地了解到：原来这些“反动的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在“搞计划”，不过他们不是把计划作为行政命令来搞，而是当作与社会民众互动沟通、民主政治协商的重要工具和方式来使用，计划组织运作模式完全是自下而上。其过程互动性、程序公正性要大于具体结果的指向性。回看我们的规划，特别是在这个被大家称作“计划经济最后堡垒”的教育领域搞规划，仍然沿袭着部门规划老套路。

　　规划既然是“中长期” ，是“纲要”，那就首先要把握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既然是“改革和发展”规划，就应该很好地把握这两个方面的辩证关系，以“教育改革”为先导、为动力、为重点，带动、推动和互动“教育发展”，千万不能本末倒置！我注意到发布的《公告》共列举了36个问题，可以说是面面俱到，而“教育体制改革”只是作为一个很不显眼的议题(排在第26位)“淹没”在其中。从这个细节足以看出，教育体制改革这个头等重要大事，在规划“起草”和“编制”者心目中所处的位置。

　　说到教育改革大方向，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政府的归政府、学校的归学校，社会的归社会”。教育部如果不想被立刻取缔的话，那就必须敢于大胆地革自己的命，彻底转换长期以来因循守旧的行政管理套路。首先要把工作重点彻底转到国民素质教育和基础义务教育方面来，将高等教育彻底放开，将办学事务、特别是教学管理事宜完全彻底干净地还给学校，将投资办学的机会还给全社会、特别是民间资本开放， 尽快形成“政府宏观间接调控，学校多元自主办学，各方社会力量协同”的教育体制新框架。

　　简言之，未来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基本方向就是：要多元化，不要大一统；要民自主，不要官本位；要公平竞争，不要行政垄断；要“以人为本、成人为先”，不要“神龙鬼凤，畸形发展”；要低中端化、大众化，不要畸形科举化、精英贵族化。如是，教育兴，国家幸，而民众之大运也。■

　　郭英剑：中国从美国教改中借鉴什么

　　教育部之于大学，应该从目前的“领导”角色，逐步向“管理”角色转换，最终的目标是代表国家对公立高校进行“监督”与“评估”，使之保证为国家培养出需要的人才来。

　　美国探讨高教症结

　　美国高等教育界都在探讨作为世界高等教育的强国，如何完善其高等教育体制、继续保持其领袖地位，这些问题成为美国教育界官员以及教育家都在深入思考的问题。

　　现任美国教育部部长玛格丽特·斯佩林斯于2005年宣布成立一个“高等教育未来委员会”(又称“斯佩林斯委员会”)，负责研究国家层面上的改革战略，改革中学后教育(post-secondary education)。斯佩林斯所以成立委员会专门研究高等教育，其背后的动机很明显，就是担心美国的高等教育体制会逐渐衰落，无法为美国在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中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斯佩林斯委员会”经过调研后拿出了一个报告《对领导能力的检验：规划美国高等教育的未来》。《报告》说，高等教育虽然早已成为美国最伟大的成功故事之一了，但是近年来，外国的高等教育体制正在赶超我们，此时此刻，教育对于我们集体的繁荣来说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重要了。接着，“报告”对美国的高等教育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其最主要的观点如下：

　　“太多的美国人得不到他们需要的、也是应该得到的教育。”“报告”认为，高中与大学衔接不上，导致高中毕业生达不到大学的要求。而在大学里面，很多学生却拿不到学位，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大部分高校不愿为自己学生的成功承担责任。

　　更糟糕的是，“有令人不安的数据显示，许多业已拿到学位的毕业生实际上并没有能够掌握阅读、写作与思考的能力，而这些是我们期望大学毕业生所要掌握的。”报告指出，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在于，大学教育的“成本与质量，缺乏一种清晰、可靠的信息”，同时，“问责机制的明显缺失”无法“保障高校能够成功地培养出学生来。”无论是家长还是学生，“都没有确凿的证据，在高校里学生究竟学到了多少东西，或者在一所高校是否比在另一所高校学到的东西要多，因此，也就无法在不同的高校之间进行对比了。”

　　美国高教改革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斯佩林斯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集中在4个领域之中： a c c e s s(“途径”或说是“通道”问题)，affordability(支付学费的问题)，quality(教学质量的问题)，accountability(信息透明的问题)。

　　“报告”在谈到“access”的问题时说，高校与高中之间缺乏沟通与交流是导致问题的根源之一。据称，大约47%的大学教师都认为，学生对大学中的写作课程准备不足，而与此相反，大约90%的高中教师则认为他们的毕业生准备好了。为此，“报告”提出，要在高校与高中之间加强沟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报告”号召和鼓励进行早评估，由此可以确定学生为上大学所做的准备是否正确。另外，“报告”还提出，要更广泛地公开大学水准的相关课程要求与资源，以使更多的人有机会接触到高等教育。

　　关于“affordability”，“报告”主要讨论了低收入家庭和少数族裔的学生是否上得起大学的问题。“报告”说，“有足够的证据显示，同样优秀的年轻人，家境不富裕者上大学的比例要远远低于家境富裕者。”为了改变这种现状，“报告”建议简化申请手续，鼓励更多的人申请经济资助。

　　关于“quality”，“报告”敦促高校采用创新的理念去寻求新的教学方法，比如远程教育等，以此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

　　关于“accountability”，“报告”认为，要提高透明度，“高等教育机构应该运用质量评估的数据评价学生的学习”，而这些评估数据应该向社会公开。为此，“报告”建议要建立一个公共的数据库，研究者和公众都可以看到它，以此改变过去不透明的状态。

　　自从玛格丽特·斯佩林斯上任以来，她就致力于美国的大学如何能够做的更好，以适应国家更高的要求。她所以成立“高等教育未来委员会”，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让学生上得起大学，付得起学费，大学要对自己的表现承担更多的责任。应该说，美国在国家层面上已经为此作了一些努力和改变。国会在上个学年度提高了“裴尔赠款”(Pell Grant)(最主要的联邦赠款计划)的最大值6个百分点，这是4年来的首次提高。

　　美国教育部制定了一个更加具体的推行“报告”建议的短期和长期目标，最主要的内容包括提高助学金制度的申请效率，使更多的人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确保高中毕业生为上大学做好了准备。具体的措施主要有两条：

　　第一，要简化“联邦学生助学金资助免费申请”(FAFSA)的程序，而且要在高中毕业生毕业当年的春天之前，就告知他们是否有资格申请助学金。第二，建议高校考虑采用标准化考试及其它方法，以提高其教育质量，同时提高公信力。扩充现有的“高等教育综合数据系统”(Integrated Post Secondary Education Data System)，努力推动对各个高校“表现”(performance)的评估，使公众可以比较大学之不同。

　　中国之借鉴

　　美国的“高等教育峰会”所以要敦促公立大学加以改变，因为在美国，人们越来越相信，国家经济是否健康发展与其教育实力有着越来越密切的关系。

　　虽然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与美国的有所不同，但在公立教育体制方面，还是有很多可借鉴之处的。中国的高校以公立大学为主，如何使高校的发展为中国在全球化竞争中培养优秀的人才，也确实值得教育官员和教育工作者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认真加以思考。

　　从美国教育界的现行状况以及他们的思考，我们至少可以看出或者得出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这样一些启示：

　　总体而言，中国高等教育应该更关注美国公立高等教育体制与公立大学的历史、现状及其未来发展。美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公立”和“私立”。为我们所熟知的哈佛、耶鲁等“常青藤盟校”均属于私立大学(或学院)，但我们不应该忽视美国庞大的、同样也很强大的公立大学群体，因为，公立大学乃是美国高等教育的主体。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的公立大学与以公立为主的中国的大学所面临的机制有很多一致的地方，很多问题也都大体相似。比如，美国的公立大学，上有美国教育部，下有各个州的州政府与州立法机关，它们对公立大学都有很大的制约作用。同时，公立大学如何为所在州、所在城市的地方经济服务，如果州政府对大学提出各种要求(比如压缩财政经费、增加入学人数)时，大学该如何应对等等，这些都与中国大学所面临的问题有相同的地方。

　　其次，我国教育部以及各省市的教育领导部门的管理职责以及与高校的关系应该更加明确。现在到了进一步明确教育管理部门的职责和大学的职责的时候了。

　　从国家层面而言，教育部等行政职能部门对各高校的行政影响力过多、过大。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教育部门对大学的管理，现在有愈来愈严、愈来愈细的趋势。比如说，教育部除了对各专业出台了相应的标准之外，相继在全国范围内评选国家级“精品课程”、“特色专业”等，导致各省市也在评比相应的省级“精品课程”和“特色专业”。 更有甚者，还在高校里推行全国统一教材，现在，就连研究生的各专业课程都推荐使用统一教材。

　　实际上， 中国各地区间发展水平不同，各大学的特色不同，教育功能也不尽相同，更不要讲学术水平和师资力量的不同了，一味要求全国课程一致，甚至教材统一，势必会影响到一些大学的发展。在美国的教育思想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要培养学生“make a difference”，就是要让学生学着怎样去“与众不同”，而我们的教育现实却使我们的学生“你我都一样”，看不出彼此有什么不同，那么他们如何能够具备未来应对变化多端的社会和千姿百态世界的能力呢？

　　第三，在教育部逐步实现职能转换的同时，大学则应承担更多的责任。我认为，教育部之于大学，应该从目前的“领导”角色，逐步向“管理”角色转换，最终的目标是代表国家对公立高校进行“监督”与“评估”，使之保证为国家培养出需要的人才来。作为政府的管理职能部门，教育部以及各省市教育管理部门应该更多地在宏观层面上发挥作用。

　　教育部对高校要逐渐放手，让大学多去思考自身的使命，同时，也多思考应该为社会发展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当然，对于国家一些不发达地区的高等教育，教育部可以给予更多的关注，甚至加强管理也未尝不可，因为它们还是需要一定的引导和国家扶持的。但像目前这样的不仅专业要管，连课程、教材都要管，不应该是它的功能。

　　与此同时，必须明确的是，作为公立大学，中国的高校应该对国家的未来承担更多的责任。大学应该赋有改革的使命，特别是像北大、清华这样的中国顶尖大学，其实也应该包括“985工程”的大学，它们应该走在改革的最前沿。对于这类大学，教育部完全可以放手。

　　德国高等教育正在回归社会

　　把大学还给社会，让大学成为不同集团、利益、人士共同推动社会繁荣和进步的场所。

　　受访者：何梦笔(德国法兰克福金融与管理学院德中管理学院院长)

　　史世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区域国别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改革》：德国在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怎样的教育共识？

　　何梦笔：教育是国家的责任，这是德国的原则。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之后，德国越来越接受这样的理念：高等教育应该免费由所有公民享用，政府大量投资，支持公立教育。

　　德国高等教育取得了不断的成功，但是顶尖大学与英美的差距却日益扩大，在大学排行榜上很少看到德国大学。现在，德国政府推出了一些新的计划，支持建立本国的顶尖精英大学，这是新的发展方向。

　　《中国改革》：德国政府如何来支持建立本国的顶尖精英大学？如何对自己的支持进行管理？

　　史世伟：最主要的是通过联邦政府对大学里的精英中心追加科研经费的方式来支持。在德国，大学科研经费的80%来自于政府，其中的60%又来自于联邦政府。不同于平常教授们的科研经费向专门机构申请的方式，这笔支持资金是直接划向那些成为政府支持的精英大学里的精英中心的。能否成为精英大学，由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磋商决定，最后决定时还会考虑州与州之间的政治平衡。而德国研究学会和德国科学委员会则负责对候选大学进行专业评定。在这个过程中，大学的实力以及营销手段都会发生作用。和我国的有关教育工程不同的是，德国大学里的精英中心是凭借多年的实力竞争，是自己先有成就，才会有政府的支持推动。2005年，德国政府启动了精英大学计划。现在，德国一共有9所大学成为了精英大学，共获得5年19亿欧元的额外资助，其中75%由联邦政府承担。

　　这种由政府出面组织的选择行为近些年也引起了专业评定委员们的反思，有些委员就提议，政府自己直接组织，效率很低，还要考虑政治平衡，不如将钱直接交给德国研究学会(德国两家科研经费划拨机构之一)，由他们来组织相关的工作。

　　《中国改革》：在德国，政府也对高校实行很具体的过程管理控制吗？

　　史世伟：政府虽然来管高校，但不干涉学术，由教授委员会来具体负责学术事务。在德国，中小学教育由教育部来管，大学教育则是由科研部来管，政府的管理主要体现在提供基本的教育经费、科研经费、学生后勤管理以及教授职位任命。大学由州政府来负责管理，所需的教育费用包括教学和教授的工资，也就是大学的日常开支以及大学所需的科研经费有80%由政府提供，联邦和各州政府分摊，其中的约60%由联邦政府提供，其余的由州政府提供。德国大学科研经费由德国研究学会以及德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这两个官方的机构通过教授项目申请的方式下拨。大学的后勤事务则交给官方成立的统一的社会化的机构——学生后勤管理委员会，学校里开个小铺或者学生要勤工俭学等事务，都由他们统一来管理。

　　《中国改革》：德国大学经费的发放以及科研经费的发放以教授为单位，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

　　史世伟：在德国，只有教授才是大学的正式人员，其他都是临时人员，辅助教授来工作。博士生拿到博士论文、还要写水平更高的教授资格论文，获得教授资格再等到有教授退休空出位置之后，才有机会争取到教授职位。德国的教授产生方式很值得推荐，是州科研部将空出的教授职位向全德语世界招聘，一般会在《时代周刊》的周六版专门刊登出招聘信息，大学内部也会刊登。这时候，获得教授资格的或者已经是教授的人都可以去应聘。德国还规定，在本校获得教授资格的不能应聘本校的教授职位。最近我去德国，他们也有了英语世界的美国人去应聘职位。

　　谁有资格当选教授，由聘任委员会来决定，这由全德语世界的行业权威们组成。他们从应聘者中间选出候选者，然后通过聆听候选者当场报告等方式，集体投票决定排名，一般是第一名当选。

　　聘任委员会选聘出合格的教授候选人之后，州科研部就会和这个候选人来谈判他的待遇，这包括他自己的待遇以及可以聘用的助手数量。一旦谈判成功，成为教授，就会成为公务员，宣誓效忠宪法，终身拥有这个资格。如果，第一名拒绝了本次教授位置，第二名就有机会当选。德国也有企业赞助的教授的位置，但非常少。在德国，教授们虽然都要效忠于宪法，但只要不做分裂国家的行为，还能经常发出一些自由的批判政府的声音和主张。

　　虽然是公务员，德国教授的待遇有单独的一套序列，基本上会有一个上下浮动的额度，因此需要谈判。但这种总量管理的方式也导致德国的教授实在非常少，师生比严重失衡，一所大学的经济系有5000多学生，但也只有39个教授，一位著名的讲营销的教授，听他课的有2000人，学生们提问题都要抓阄。更有意思的是，每周两次的和教授交流问题时间，也需要提前预约，预约的名单很长很长，因此交流问题时，教授就会时不时的看表。现在德国也在改革，比如设置年轻教授职位。

　　因为是教授治校，德国大学里的行政人员很少。在德国，一个学院一般会有两个院长，学院院长和学生院长，有的学院还有学术院长。院长有秘书，协助院长来做事。当院长是教授们的一项公益，大家轮流当，没有额外的资金补贴。

　　在德国，一个大学只有校长一人是全职，其余几个副校长全部是兼职，钱很少。一般是那些55岁以上、有些学术成就、当两届之后就会退休的教授来担任。校长的产生是由教授、管理人员和学生共同组成的教授委员会选举产生的。教授委员会负责学校的学术事务。

　　《中国改革》：相比于美国，德国的高等教育主要还是由政府来支持的。这似乎限制了德国高校的发展。

　　何梦笔： 看全球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其中很重要一点是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都很乐意对高等教育进行控制，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政府倾向于控制社会的精英。另一个角度看，社会精英也很高兴被政府控制，很愿意和政府结成这样一个同盟，倾向于支持他们在目前社会中的状态和等级。

　　近些年来，德国政府和德国公立大学的领导层，认识到需要对德国的公立大学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进行改革。比如北威州就进行一项改革，通过大学自由法，让大学放开手脚进行改革。这个法律的核心内容是，在法律颁布之前，教授的身份是政府雇员之一，只是在不同的大学工作。改革之后，教授不再是政府的雇员，是大学的雇员。

　　大学独立之后，政府会鼓励这些大学从外部获得资金来源，不管是从社会公众还是从企业那里获得资金。在这个新的法案中，还有一项意义重大的变革，政府对大学的监管只是负责它的法律问题，只有出现法律问题的时候，政府才介入。而对于非法律问题，如研究战略，招收学生等大学内部的问题都与政府无关。每个大学都有一个决策机构，相当于监事会或者是监事委员会，其成员至少有50%来自于社会和企业，甚至可能监事会主席是私人，而不是全来自于政府。可以说，大学现在越来越多被德国的州政府推向了社会，由社会来管理，而不是政府全面管理了。

　　《中国改革》：哪些因素影响到了德国公立高校的这些变革？

　　何梦笔： 很多教育观察者都认为，私立大学对德国的高等教育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是在质量意义上。私立大学在教学方面非常灵活，能够迅速做出很多变革和更新，会引入一些新的教学主题，新的教学模式和方法，会不断采纳一些非常新的组织管理模式。

　　但德国的私立大学还是占据非常微小的数量。目前，德国高校334所大学，有56家私立大学，有43所教会学校，只有3%的德国学生是在私立大学中就学的。真正的私立综合性大学其实只有两个。最主要原因就资金缺乏。私立大学要提高学费，但这在德国是很敏感的政治问题，德国体制是免费提供教育，德国的政党、政治家、民众都很厌恶提高学费，也不希望看到私立大学成功，因为如果私立大学成功了，人们就会说私立大学可以良好运转，就会伤害人们对于免费公立教育的信仰。

　　当然，并不能够通过经济学分析得出到底是私立教育好，还是公立教育好，只能从实证角度提供这样一个结论：两个混在一起最好，既可以有公立大学，也可以有私立大学，既可以有政府资金来源，也可以有私人的资金来源，很类似美国的情况，让不同的经济力量去发挥作用，尽可能给予这个行业最大程度的自由，从而获得一个多元统一的大杂烩，这样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

　　教育私有化并不是把一个东西变成私有的那种私有化，是借鉴私人部门的创新性和市场力量，推动它的变革。我们要重新界定公立大学的“公共”的含义，虽然是政府持有，但更多是把大学还给社会，让大学不再受到政府过于繁复、不必要的监管和行政指导，让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来管理大学。公立和私立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使大学成为社会上不同集团，不同利益，不同人士进行互动的场所而共同推动社会进一步的繁荣和进步。

寺庙里的“酒色财气诗” [转帖]

宋代大文豪苏东坡逢庙必进，而且喜欢与大德高僧交友切磋。相传，有一天苏东坡与相国寺佛印和尚对饮，酒兴起，和尚即兴挥毫一首打油诗于墙上：“酒色财气四堵墙，人人都往墙里藏；若能跳出墙垛外，不活百岁寿也长。 ”苏即和道：“饮酒不醉最为高，见色不迷是英豪；世财不义切莫取，和气忍让气自消。”后来，神宗皇帝和宰相王安石同游相国寺，见墙上题诗，颇感新鲜。王尊旨先和一绝：“世上无酒不成礼，人间无色路人稀；民为财富才发奋，国有朝气方生机。 ”皇帝诗兴大发，当即吟道：“酒助礼乐社稷康，色育生灵重纲常；财足粮丰国家盛，气凝大宋如朝阳。 ”看得出来，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视角，解读出的“酒色财气诗”，各有千秋，见仁见智。今天游相国寺的人，见到墙上题诗，想来也会有所收获。

（摘自7月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作者王善明）

美女教授——杨雨，需要多一点张扬[转帖]
 

不管是李清照、杜牧还是秦观，美女教授杨雨对这些名人都有非常独到和别具一格的解读；尤其是对李清照那“好酒”、“好色”、“好赌”的一番惊世之评，曾经引发了文坛和学界的轩然大波，一石击碎了多少人心目中的梦中形象，哪怕当时我身居海外，也同样感受到了那种震荡和冲击力。为此，据说在广州的一次学术会上还遭遇到了一些冷遇。这我也是听一位文化圈的朋友在闲聊时说起，所以，我只能说是据说了；也是那次我头一回听说了中南大学美女教授——杨雨这个名字。
虽说当时我并没在电视上看过或者说听过她的演说，但她对李清照的分析和独特见解，我始终是站在支持的一方；她以有别于男性的视角，更加细腻和理性的观察，总能发现别人没发现的东西，我觉得很有意思，也给文坛和学界带来了一股难得的清风。从那以后，我也有意或无意开始关注起这个名字。
这次从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终于逮着了机会，透过电视屏幕，她外形气质，清雅脱俗，的确是个可人的大美女；也许是因为长期从事古典文学的研究，她的外形相貌，也或多或少沾染上了些许古典婉约之气。就是这样一个看似柔弱的女人，既然能给中国文坛和学界一次不小的震荡，真得让我好好洗耳恭听，拭目以待了。
可奇怪的是，她温婉的演讲，总是无法让我静下心来听下去，听着听着我便有睡着的感觉，这是我没料到的结果；她的声音动听，只催人不抓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感染力不够。还是显得单薄，她没有把自己的中国哲学方面的功底很好的发挥出来；这样的演讲形式我也听过，比如余秋雨，就是那样娓娓道来，象聊天一样，倍感亲切。
虽然如此，我还是强迫自己继续看了几期，可我发现她的演讲还是无法抓住我，有感觉象是在给中学生上课。同是智慧女教授，我觉得她缺少了于丹解读“《论语》心得”、隋丽娟评“说慈禧”那样的激情和语言方面的洁练；跟男教授比较，她更是缺少了易中天那样的幽默风趣，把现代生活中的流行词汇顺手拿来就用；如果拿余秋雨比较的话，老余那种拉家常式的演讲风格，是一般人无法企及的，因为他的功底之广博，思考之深入，研究之透彻；仅有一些新的观点和视角，是无法抓住人的，也无法触动人跟你一起共鸣。
所以，我认为杨雨教授的演讲风格，可更放开一些，张扬一些；我说的张扬不是象于丹那样的“泼辣”，隋丽娟那样的激情，更不是易中天那样的风趣；在保持自己特有的温婉风格的基础之上，多一点深入的文化层面的思考。你是中国哲学硕士，又有浪漫的法兰西人文基础，稍换风格，即能抓住人心。

围绕“博士”的若干回忆[转帖]

　　　　“博士”这个词与围绕它的一切，对我们这一代人，对我个人，实在是太敏感了。它很容易就会触动一些往事，引起好些回忆……

　　被耽误的一代

　　我们这一代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大学毕业的一代人，可以说是中国的博士断层代。前面是树木参天的高原，

　　后面是芳草萋萋的佳境，我们这一块却只是一片贫瘠不毛的赤地，没有养汁丰润的博士这个品种。

　　且先说我们前面。那是建国初期被称为老知识分子的一辈人。他们以前都有过国外的学历，在当时的政治高温中，在不断的脱胎换骨的折腾、运动中，他们像刘备种菜园子那样，常自卑地说，他们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有沉重的包袱”，不像我们这批“在红旗下长大的小青年这么幸福”。其实，真正在心理上处于心仪羡慕状态的却是我们。我们仰视他们的学识、才华、成就以及与此有关的学术职称、社会地位，当然免不了还有工资级别等等。后来才知道，我辈特别尊崇、敬重的钱钟书、李健吾、卞之琳、杨绛，没有一个是拥有博士头衔的。当然，在人文学界，拥有博士头衔的确有德高望重的大家，如朱光潜、冯至。但也不乏业绩平平、并不令人折服的人物，不过这种人物往往格外具有学术威严与学术架势，令人见而生畏。而这种居高气势，当然与其头上的博士光环有关，那是我辈永远可望而不可即的。

　　后来若干年，又不断在老一辈中发现了好些博士，当然都是洋博士。其中有些人，我辈原先只知道他们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是知识分子中享有很高官方荣誉与政治地位的人物，而不知道他们也曾经获得过某个学科的博士学位，更没有听说过他们在原本那个学科里有何建树，有何论著立说。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既然投笔从戎，鲁迅从学医到学文之类的改行可传为美谈，将攻读博士学位的那种钻研劲转用在入世之道，将精妙的博士思维转化为政治社会智慧，岂不也是大大的佳话?博士终归是博士，挥戈他向，哪怕是进入陌生的领域，也必定会先声夺人。不过我辈年轻的时候，也眼见过老一辈中学术业绩平平的博士如何以盛气凌人、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其同辈中学术业绩卓越昭彰的非博士。

　　至于在我们之后的一代人，应该说是幸运的一代，正逢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期。他们大学期间没有碰见过政治运动与上山下乡之类的事，得以专心致志地完成了学业，而后又遇上研究生学制建立、出国留学成为潮流这两大机遇。于是，没有几年，在这一代人中就大批大批涌现出各个学科、各个专业的洋博士，其势其量如喷涌的泉水，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不久，又喜逢“培养跨世纪学科带头人”这一巨大内需的大力拉动，高级学术职称、高级学术职务无不虚席以待，学科中博士当家的新世纪也就降临了。

　　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所面临的前后两大板块，前与后两个方面的茂密繁盛鲜明地对照出中间我们这一片的荒芜不毛。实际上，这一代人刚脱掉“年轻人”的帽子，当上“成年人”没有几年，就发觉已经直面着退休这个社会人生的最后一站了。还没有完全到站，有关职能部门就赶紧给你办退休手续了。不难理解，处于这种境况的我们这一辈人，就难免心理不平衡，难免有些感慨万千了，而所有这一切都集中在这样一句常听到的话里：“我们是被耽误的一代，被牺牲的一代。”

　　廖化充先锋

　　
　　柳鸣九　　在学科有长足发展的这个时期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一代人在原本欠缺的学位头衔方面，却得到另一种形式的“补偿”。这种“补偿”是随20世纪70年代末硕士生学制的恢复与80年代中博士生学制的建立而来的。从70年代末开始，在本学科中“挑大梁”的我们这一代“科研骨干”，就陆续取得了硕士生导师与博士生导师的资格。没有读过硕士学位与博士学位的人成了“硕导”、“博导”，在老科班出身的人看来，这似乎有点“廖化充先锋”的味道，的确可谓对这一代人意想不到的补偿。

　　由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各个学科中都拥有众多享有高声誉的著名学者，因而早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就成立了研究生院，各个研究所则担负了各学科各个系的功能。其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工作当时在全国范围里是遥遥领先的，它所招收的研究生均为“文化大革命”前就完成了大学学业并经历过专业工作实践与政治磨练长达十年之久的新一代精英，且人数之众颇成阵势。仅我所在的法国文学专业，1978年就招收了将近二十人，正式任命的导师有三人，李健吾、罗大冈与我。他们二位是我的师辈，与他们同为“导师”，当时实为我的荣幸。因为我在他们面前是“年轻人”，所以责无旁贷地把几乎全部具体的工作都承担了起来，十几个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的指导工作由三个导师平均分担。

　　而第二届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后，我们这个专业再没有招收过硕士研究生，在全国范围里，社科院在这个学科上曾经大大领先的研究生培养工作从此就一去不复返了，而我的“教书生涯”也就到此告终。

　　记得好像是1984年，国内开始建立博士生学制。我们这一代人的师长辈最早成为了博士导师。根据规定，只有研究员才能当“博导”，因此，我们这一批“小字辈”起初就被拒在“博导”队伍之外。

　　但长老们都早已谢绝身外杂务，而培养博士的事业总得有人去做吧，于是在1985年左右，“博导”的尺度放宽了，原来业绩比较突出的老副研，只要提出申请，通过高教系统一个最高的资格审议委员会的批准，即可成为“博导”。在我们外国文学研究所里，小字辈的副研究员共有五人，都是吃大锅饭同上同下的“批发货”，都是建国后本学科中最先崭露头角的青年人。因此在所长的推动与带领下，“批发货”副研都提出了申请。唯独有一人自以为有几本论著垫底，可以来一点“矜持思维”：眼看提升研究员一事不出一年即定可解决，到时自然成为“博导”，何必提前一年半载劳神费力去申请?

　　“批发货”的问题自有它好解决之处，任何挑剔的委员会恐怕都不便于拒绝一锅大锅饭，因此，除了那个自作聪明、故作矜持、没有提出申请的傻瓜外，上述提出申请的四位都非常顺利地被批准为“博导”。而我呢，由于聪明误而掉了队。

　　第二年，在意料之中的是，我们这一批副研的提升问题顺利解决了，意料之外的却是：根据高教部门的新规定，凡研究员、教授要当“博导”，也必须经过申请、审批。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这意味着研究员、教授的高级职称一旦向“建国后培养出来的一代人”正式开放，这一高级职称也就马上贬值了。现在，在学术的“流通领域”里又出现了一种面值更高的“货币”：博导。“博导”这一头衔，其“含金量”眼见着在上涨，因为与此相关的待遇、法权、地位、身份很快就成龙配套地跟上去了，如到外地开学术会议，在差旅标准与住宿标准上，“博导”就要高于一般教授、研究员。

　　在这种现实面前，你不可能不得出经验教训：在中国，随大流、不独行总是安全保险的；赶班车，务必见车就上，迟一班不如早一班。而对于自己的处境，我本来以为大学毕业后，除了那场浩劫白白浪费了10年光阴之外，一直艰辛地爬了20年学术楼梯，总算在学科里做了几件有声有响的事，书也出版了那么几本，自认为一旦解决了提升研究员问题，就可算爬到了这个楼梯的最高一级了。没有想到，学术楼梯长高了，又多出了一级，“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你还得爬。

　　第一匙闭门羹

　　大概过了不到两年，根据任何人都必须申请的新规定，高教系统的最高委员会第一次审批“博导”了。研究所的头头动员我申请，因为本学科再添一个“博导”就可以成立一个分支学科的博士点了，而一个单位有了博士点，身价当然就大不相同。至于我本人，既然对“博导”的价值已刮目相看，当然就不会再愚蠢到故作矜持，何况，此道并不难，举步之劳、一登而就而已。以这种狂傲的心态，怀着绝对的自信与自得，我静待佳音的来到。

　　但是，评议审批的结果令人们大感意外：所有的申报者都被批准为“博导”，唯独被学界公认为“著述成果最多最硬”、应予批准的那位先生却被否决了。

　　这未免太过分了吧?这岂不是有点荒诞?简直叫人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不相信如此的“学术处决”竟然也会发生。

　　但既然已成为了人们议论纷纷的一个事件，也就不可能有不透风的墙，这一类委员会的纪律总不会比党的铁的纪律更严吧。不久总算搞清楚了处决我的委员会是由哪些人士组成的，其中有一半人都并非外国文学界的学者、专家，而是属于另一个学界的。另外倒有两三个是本学界的专家、学者，但一听名字就足以叫人“冷了半截”。

　　学术资格评审是社会现实的一部分，绝不会因为与文化学术有关，就特别纯净，特别温文尔雅，其中也少不了险恶、灰黑、阴暗、卑劣、污浊、刻损以及苦涩、辛酸，但其表现形式倒可能是文质彬彬的。我不知道自己被“处决”时碰见了些什么，没有碰见些什么。我没有听说评议会上出现过恶言损语，但听说会下确有不止一人在“上串下联”，进行“立场协调”，似是一次颇有默契的无声无息的“处决”。我自己也曾在这种委员会、那种委员会待过，有经验，也有所见所闻。在讨论时，你可以对被评审对象不置一词，甚至还可以不轻不重地讲一两句肯定的话，但在投票时，你不在他的名字上画圈，他就等于吃了你致命的一掌；如果有那么几个委员已经协调了立场，达成了默契，并照此办理，那人就死定了，毫无伤痕地死定了……

　　第二匙与第三匙

　　在风风雨雨中忙忙碌碌又过了两年，时至1990年，第二次审批“博导”了，我第二次提出申请。对于本单位的领导来说，是受“博士点”的情结所驱使，故大力动员我再次申请；对我自己来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博导”毕竟是一顶有含金量的帽子。

　　第二次评审结果出来了，又使人大感意外，此人又一次被“否”了。有消息说，这次评审“博导”很强调政治标准，有的事“属于一般问题”，可以“既往不咎，不算数”，但有的事“还是要算的”。风浪过处，记忆犹新，有此讲究势在必然。看来的确如此，因为，听说同时未获批准的另一位教授，其资格、劳绩、名声的“过硬程度”也是得到公认的，但谁都知道他也曾有过“要算数的事”。我宁愿相信这就是自己被否决的真正的原由，而不归咎于某些委员的“不公正”。我欣然接受了这次处决，毫无异议，就像阿Q那样画了个圆圈。为自己的行为承担了责任，付出了代价，我无怨无悔，敢做敢当!

　　又过了几年，到了1994年，我又第三次递上了申请。

　　这时，社科院负责科研组织的领导机构却推出了一个“创举”：规定申报参加“博导”评选的研究员，一律不得超过60岁。此项规定的理由当然是正当而又充足的：首先是一大批“黄埔一期”的硕士研究生纷纷提升为“博导”。这一辈人确实可谓“生逢其时”。当然，此项措施，也有那么一点副作用：正当社科院在“博导”的年龄上做出严格限制时，不止一个重点高等院校却充分利用了自主审批权，不规定年龄限制而提升了相当一批六十多岁甚至65岁上下的“博导”。“博导”一成军，博士生培养点就一个个随之而生了。倒是原来在研究生培养上居于领先地位的社科院，很快就因“博导”数量不够，而被迫砍去了好几个博士点，我所在的学科就是如此，其因果结局似乎可谓“自断其臂”。从此，社科院的研究生培养事业由兴盛而中落，远远落在了高等院校的后面。

　　这项规定对我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规定颁布之日，我已经60岁零3个月了，没有资格再申请当“博导”了。它彻底阻断了我的“博导前程”，给我的漫长的“求博”之路画上了一个终结的句号。被一刀切下来，一了百了。

　　我完全退休之后，学术文化出版界却不断约请我主持一些重大的文化积累性的项目。即使我经常害怕对方走错了“药店”，买错了“品牌”，而主动宣称我“并非博导”，但其势亦无所减。又如，不止一个学界同行告诉我，有好几位有志于法国文学研究的青年，一直在等我招收博士生，他们都想报考……谢谢他们的好意。奈何庙堂不发给博导“营业执照”，何能开张营业?好在现在的年轻人头脑灵活，绝不至于眼见大势已去，还在傻等，我很放心。但对我来说，有他们这两句话就够了，足以慰藉余生。

　　　(摘自《这株大树有浓荫——翰林院内外二集》，上海文艺出版社
 

温州“抬会”会主的妻子被债主在光天化日下轮奸[转帖]

作者：陈煜、钱跃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6年，温州发生的“抬会”风波，让人们看到中国改革开放后资本市场的原始粗暴，让人们初步看到民间资本在刀尖上起舞后的血腥。

1986年，温州，在以郑乐芬为代表的一批“会主”的主持下，一种被称为“抬会”的民间信贷交易正在这片土地上激情上演。

所谓“抬会”就是出资人将自己的闲散资金交给会主，由会主负责放贷，出资人每月可得到一笔利息，而会主则从中抽取提成。诱人的投资，高额的回报，让抬会的会主成了乡亲眼中的财神。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温州模式的兴起，私营企业遍地开花，而他们对资金的需求却始终无法满足。1984年，收发室工人方培林在苍南办起了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银行——“方兴钱庄”，第二天就被当地政府查封。私人业主无法从国有银行获得资金支持，又不能开办民间钱庄，民间资本只好转入地下。抬会风波正是这种时代大背景下发生的悲剧。

民间“抬会”达到疯狂的程度，老百姓挂在嘴边的不再是“吃饭了没有？”而是“集资了没有？”

从1985年到1987年初，温州有30万人卷入抬会风波，会款发生额达12亿元之巨。这笔资金成为当地私人企业发展最重要的资金动力。可是，由于其运作缺乏法律的保护和规范，纯粹靠乡亲间的个人信用保证，一旦到了经济快速成长和资金供求失衡的时候，就会土崩瓦解。

1986年春，抬会的资金链出现断裂迹象，随后，整个体系如多米诺骨牌般瞬间倒塌。还不了钱的会主挟款潜逃，被骗的人们疯狂地讨债、报复，金钱狂潮失去控制后的温州，出现了种种惨象：

愤怒的人们用竹签刺入“人质”的手指尖，要他们交待会主的下落；

没有来得及逃走的会主的妻子，被20多个债主在光天化日下轮奸；

数百名债主把会主的漂亮楼房化成焦土；

平阳县一个阴暗的仓库里，一个通过“抬会”捞了十几万元的人被严刑拷打，最后被愤怒的人放蛇活活咬死……

乐清县海屿乡上百间房屋被捣毁，门窗被砸，室内桌椅箱子锅灶无一不七零八碎，洗劫一空，全村百余户家庭逃在外面，留下的300余妇女儿童被五花大绑受尽摧残……

自从温州地区出现“抬会”这个怪物以后，不少小学校被迫停课，原因是学生常常在路上被讨债的当人质抓走。苍南县有几十个讨债的人拿出炸药包赶到乐清县乐东乡的三个会主家中，逼迫会主交出钱来，平阳县鳌江镇数百名妇女多次举行游行，并步行几十里到县城示威。

在那次台风式的金钱游戏中，温州有63人自杀，200人潜逃，近1000人被非法关押，8万多户家庭倾家荡产。（杨继绳著《邓小平时代》212页，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1991年，郑乐芬等人以投机倒把罪被执行枪决。

“抬会风波”使刚刚萌芽的私营企业对资金的渴望摆上了台面。

红色的海洋[转帖]

　　
　　作者：许善斌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考古学主要是发现和发掘古代的器物，然后通过这些器物考察当时的社会文化等，因为每个时代的东西都有其特定的文化特征。设想如果过了许多年，未来的考古学家对“文化大革命”的器物感兴趣，鉴定工作只要抓住一些“主要特色”就能轻易判断了：凡是有带“忠”字的、有带“语录”的，一看就知道是“文化大革命”特有的产物。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这些东西都是红色的。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红旗，造反派戴的是醒目的红袖章，语录本也是清一色的红塑料皮……凡是能用红色装饰的地方都用了红色，有的不是具象的红颜色也说成是红的，主席著作叫“红宝书”，政权叫“红色政权”，总之，“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被称为“红海洋”。

　　“红海洋”其实是有具体表现的。从1966年夏季开始，人们用红油漆将街道、单位的大幅墙体涂成红色，具有极大的视觉冲击力，寓意“革命化”的风潮盛行。当时中国“处处是革命的标志和文字，处处是革命的语言和歌声。每个街道，每个商店，每个行业，都要成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学校，成为宣传、执行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阵地。”当时，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总部要求驻各地的联络站组织人力物力，迅速展开“红海洋”活动。他们带头在闹市街道的店铺门面、广场上，机关、学校的大门、房屋、院墙墙壁，涂饰红油漆，再用黄油漆写上各种忠于毛泽东的标语和毛泽东语录，并绘制向日葵、红太阳、毛泽东头像的木刻图案等。

　　这种风潮于是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企事业单位、居民区甚至农村的每个角落。其绘制方式有油漆涂刷、喷枪喷涂。当时的商店、机关、军营、学校、工矿、医院、车站、港口等公众场合的大面积墙体，都被淹没在红色油漆之中。连厕所外墙也不放过。除了现成的连片墙体外，还设置了大量语录牌、标语牌，置于公路旁、田埂边等地。涂饰“红海洋”的日日夜夜，人们加班加点，不计报酬，不辞辛苦，仿佛有使不完的劲儿。

　　1966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制止所谓“红海洋”的通知》：“最近城市中有些党政机关部门，借口写毛主席语录，‘美化城市’等，大搞所谓‘红海洋’，就是用红色的油漆把大门和大片的墙壁涂成红色，甚至强迫群众挨家挨户出钱。除了‘红海洋’还搞了大牌坊，还有别有用心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想用这个方法使群众没有贴大字报的地方。这不但完全违背毛泽东同志历来教导的艰苦朴素的作风，而且是一种抗拒大字报、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恶劣行为。中央认为，各级领导必须坚决制止这种错误做法。”虽然继续涂饰的行动停止了，但人们不但没有立即清除“红海洋”的痕迹，还任其长期保存下来，这无意间成为“文革”高潮的一个见证。所以它的痕迹仍广泛分布于中国各地城乡，在人迹罕至的地方至今仍依稀可见。

　　当时还没有小广告，这可能是包装点心用的包装纸，纸张很糙很差。

会说未必会写的字[转帖]

　焯chāo，蔬菜放在开水中略煮，焯菠菜。常误作“抄”。

　　杵chǔ，用细长的东西戳或捅：用手指杵了一下。

　　蹲cún，因猛然震动而受伤：蹲了脚，蹲了筋。常误作“存”。又读dūn：下蹲。

　　扽dèn，用力拉紧：扽住别松手。

　　劐huō，用刀尖顺势将物体拉(lá)开：劐开鱼肚子。常误作“豁”。

　　禁jīn，承受，耐：吃烙饼禁饿。常误作“经”。又读jìn：禁止。

　　摩挲māsā，用手轻按并移动：摩挲衣裳。摩又读mó：摩擦。挲又读shā：挓挲（zhāshā），意为张开，伸开，如挓挲着俩手；挲suō：摩挲（mósuō），意为用手抚摸。

　　茅厕máosi，厕所：上茅厕。常误读“cè”。

　　潲shào，雨斜落：潲雨；洒水：青菜上潲点水。

　　熥tēng，熟食再蒸：熥馒头。

　　忒tuī，太：这屋子也忒小了。又读tè：差（chā）忒，指差错；tēi：麻雀忒儿一声飞走了。

　　踒wō，猛折而使筋骨受伤：把手踒了。常误作“窝”。

　　乌涂wūtu，水不凉不热：乌涂水；不干脆爽快：办事乌涂。

　　拽zhuāi，扔，抛：把球拽了过去。常误作“摔”。又读zhuài：生拉硬拽；yè，同“曳”。

（《今晚报》6.30　刘大枫文）

我在香港看“上访”  [转帖]

在香港立法会实习时，我亲历了一次议员“接访”。当然，香港没有“上访”这个概念，正式的叫法是“申诉”。市民要向议员申诉并不难，只需向申诉部预约；议员会决定是否作出会晤以及会晤时间。

这起“上访”并不复杂。近期由于政府正推行观塘市中心重建项目，需要收购某大厦，市政局与住户已就补偿标准达成一致，存在争议的只是物业面积。双方各自聘请了测量师，结果自然大相径庭。

申诉代表先发言，理性平和、彬彬有礼，讲到街坊家庭情况，现场不时还有笑声。“接访”的三位议员分属不同政党，都十分耐心负责，仔细询问争议事实，核对相关证据。互动十分频繁，不知不觉缓解了对立情绪。

最后是三位议员总结发言。他们首先表明了态度，基本赞成申诉团体意见；接着又强调，并不是因为申诉代表是自己选民才“帮亲”，而是独立判断，讲求公道。政府如果错了，绝不偏袒；市民诉求不当，也不纵容。三位议员决定先与政府部门召开闭门会议，了解政府意见；然后组织申诉团体和政府部门对话，看双方能否达成妥协。如果谈不拢，就进入第二轮协商。对这个安排，申诉团体代表都表示满意，一阵掌声之后陆续散去。

香港立法会共有60名议员，接待市民申诉是他们的重要工作。议员直接处理申诉事项，在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之间建立了一道“减压阀”。事前建立这道“减压阀”，比事后增添“灭火器”，来得更有效率，成本更低，动荡更小。（摘自7月16日《南方周末》作者胡健）

 宋庆龄晚年亲手清理资料[转帖]

李家炽曾负责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生前的后勤保障管理工作。 《百年潮》第6期刊登由他口述、黄玉抒整理的文章，讲述了宋庆龄最后一次回上海期间的一些往事。摘登如下。

宋庆龄生前曾多次说过：去北京是上班，到上海是回家。 1978年12月30日至1979年2月25**最后一次回上海，回到了她在上海的家——位于上海淮海中路的寓所。

宋庆龄这次回来，除了接待客人，出卖旧物外，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清理资料，其中以书信居多。宋庆龄一件一件都是自己亲自清理的。一般来说，她也不会叫其他人来帮助处理此类事情。我们体会到，处理此类事情对她来说是不愉快的。当宋庆龄看到一封封信件和资料时，睹物思人，过去很多的事情会涌上心头。孙中山先生逝世得早，一直以来她一个人独自奋斗，在捍卫孙中山思想的过程中，历经了千辛万苦，曾经的几位革命战友也一个个因为种种原因离她而去。宋庆龄生前最为痛恨那些造谣生事的人，对于这种人，她曾经说过：“要掴他的耳光。 ”

这次清理非常累，每封信件是否有用，是否需要留下或是处理掉，都要经过她本人审阅。阿姨（钟兴宝、顾金风）只能是帮忙搬动搬动。处理完这些资料后，她的脚背都肿了，腰酸背痛的，人也非常疲倦。

后来我们在清理她的遗物的时候，对寓所里所有的物品件件都进行了登记造册，光留下的资料就有两大包。当时我首先清理卧室里的壁橱和文件箱。文件箱里面的信件，共有26封。我看到有汪精卫、蒋介石、李宗仁给宋庆龄的信件，有宋庆龄与戴季陶谈话的书面记录，有毛泽东请她去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等特别重要的信件，等等。

在宋庆龄这次清理中，大部分资料被销毁了，不过也没有什么可惜的，历史就是这么过来的，她认为没有用的要销毁，这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她自己负责。这次清理出来的还有40多份党内文件，她让我上交上海市委。

前东德人：共产时代的日子比现在好太多了[转帖]

　　德国统一近20年了，柏林自由大学最近做了一份调查统计，结果是大多数的前东德人认为共产时代的日子要比现在的生活好太多了。

　　还有，大多数的前东德人也认为自己出身前东德是一种荣耀。这些人并非是失业或不得志的人，多数是在统一后过起中上阶级的一群。

　　统一对前东德人究竟是怎么回事？说来颇为矛盾。

　　在柏林墙倒下那年，十岁的贝格和父母搬到西德，从国小一路读到高中，随后又出国上大学，今天，30岁的他看起来比西德人更西德，不但有高薪任务，英法文都讲得很道地，动辄大把消费或旅行渡假，但他却肯定表示，「我不觉得统一后的生活有什么好」，他反而认为，前东德的生活属性丰富又实在。

　　贝格认为，以前东德虽是极权统治，统一后的德国也一样，由金钱这种新极权统治，而大家所诟病的东德秘密警察制度，今天的德国也有萧伯乐（内政部长），对移民及犯罪的监控不比过去东德松多少。按照贝格的说法，极权与自由其实是相去不远，端视你怎么感受。

　　何况，经济萧条，前东德人失业率又高，许多前东德人虽然有了新护照，但没钱旅行，「一样也是不自由」。很多人认为，以前东德是过水深火热的日子，还好后来统一了，要感谢西德人把东德人解救出来，贝格说这是他最不能同意的想法。

　　按照柏林自由大学的调查统计，57%的前东德人认为，过去的生活远比统一后的生活好得多，而49%的人认为，前东德的生活有缺点，但毕竟还是优点多。有8%的人认为前东德的生活零缺点，宁可回去过那样的生活。

　　看法和贝格一样的前东德人愈来愈多了，负责调查报告的学者史洛德指出，前东德人面对现今对极权或秘警制度的批评指责，都会当成是对他个人的人身攻击，而像伯格那一代年轻人其实对前东德体制感受不深，并未经历极权的不幸，所以不但不能也不愿意面对前东德的黑暗面。

　　新一代的前东德人只停留在前一代人留给他们的缅怀情绪，完全忘了极权与自由的差别。

　　荀恩是另一个例子，今年51岁的他，统一后仍留在德东，一路也走得相当顺遂，但他不认为这与统一有什么关系，他说，围墙若未倒塌，他一样也会成功，因为他积极上进，若在彼时，顶多他旅行的地方变成莫斯科或布达佩斯，而不是今天的南非和蔚蓝海岸，他一样会买保时捷车，他的朋友一样会当上邦主席或党团秘书什么的。

　　荀恩今天过的是富庶生活，但他怀念从前东德节约省钱的露营或朋友聚会，他说，那种团结一气和同志情谊再也没有了，连钱也没法买回来，今天的德国法律严谨，人们非常冷漠，「人人都说谎，人人都虚伪」，这种生活那有可能比过去好？

　　柏林自由大学学者史洛德指出，前东德人缅怀故乡，回忆过去的美好，但当年，多少人为了投奔自由而丧失性命？秘警制度又害死多少人? 20年前的今天，前东德人如何拥挤逃命般退出前东德？宣布两德统一时又有多少人痛哭失声？

　　人们常喜欢回忆美好，不喜欢回忆痛苦。不过，以前东德的生活是否真的那么不美好，看来也令人深思。
 

台湾公民社会印象记[转帖]

　　2005-07-26 来源: 南风窗·2005·7 作者：关天道（北京）

　　（本文所提及的台湾政府，均是指中国的台湾当局；本文所提及的台湾的公民，均是指生活在台湾地区的中国公民；本文所提及的台湾民主社会，是在社会而非国家的意义上而言的。）

　　2005年3月，受台湾法鼓山人文基金会的邀请，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代表团一行12人先后参观和访问了台湾的法鼓山佛教基地、中央研究院、台湾大学、新竹清华大学等文化机构。作为代表团的一员，在短短一周时间里，我最感振奋和难忘的是台湾的公民社会。

　　环保领域中的公民精神

　　台湾是一座绿岛，森林覆盖率高达52%。这不仅因为台湾当局对于森林有周密而切实的法律保护，更重要的是台湾人具有非常自觉的环保意识。只有这些制度和理念在公民社会中生根发芽，它才会有巨大的生命力和持久的后劲。正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所说：“那些完善的现代制度以及伴随而来的指导大纲、管理守则，本身是一些空的躯壳。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

　　在我们的下榻处，我注意到备用毛巾的标签上写着几行字：“为爱护地球，本毛巾不漂白、不染色；为爱护自己，本毛巾无化学添加剂；本毛巾为天然棉纱织成，因含有少许棉籽油和棉籽壳，故色泽微黄，属正常自然现象，使用后将会越洗越白，越洗越软。感恩厂商×××提供此天然产品让我们在生活中能随手作环保。”

　　而当我出去要坐电梯时，却发现电梯开关处有张纸条，上面醒目地写着：“依据统计数据，电梯每启动一次需耗费30元成本。为了节省资源，如果你的体力许可，烦请多走楼梯代替搭乘电梯，多走楼梯有益身体健康喔。”在这样入情入理的提醒面前，我当然是走楼梯了。

　　第二天我们参观法鼓山时，看到许多移植的树木。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移植一株这样的树需要花几万台币，比重新栽植的费用高多了。但是如果不移植，那些树木就会在建房的时候被毁灭。移植不是为了省钱，而是为了保护树的生命。这种超越了功利的环保观念，在大陆学界的确不常听到。

　　如此高度重视环保的细节在台湾有很多。在书店买书的时候，如果你不主动要，服务员一般不会主动给你袋子的；而袋子都是纸质的，绝不会是塑料袋。一般商店里都会张贴告示：“配合政府政令，请尽量自备环保手提袋。”不管是在高级饭店还是陋巷的小饭馆，用的都是消毒后可再使用的筷子，而不是一次性木筷。

　　垃圾回收箱上，往往有这样的宣传句：“您每天只要一个环保小动作，就可拯救一个热带雨林。”回收的废纸也是要分类的，B4纸放在一个地方，其他的纸放在一个地方，不可混淆。据管理人员说，大家基本上都能正确地分类处理废纸。连废纸都要分类，其他垃圾更是不用说了。台北街头的分类垃圾箱很多，绝对不会给你随手一扔的大好机会。

　　令人感慨的是，这些保护环境的举动，几乎都是出自台湾公民社会中普通老百姓的自觉意识。没有强制、功利，也没有沾沾自喜的“做好事”意识，而是一种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在台湾，爱护环境、节约资源、优化生态，不仅仅是公民的一种义务，更是公民的一种权利。

　　政治领域中的公民参与

　　长期以来我对台湾民主状况的认识主要来自于新闻联播中台湾立法委员抢夺话筒甚至拳脚相加的画面，以及揭露台湾民主进程阴暗面的电影《黑金》。在台湾接触了很多民众，才发现台湾的民主并不像我以前想的那么虚伪、恶劣，它是台湾社会基本的政治生态环境。

　　蒋介石先生在台湾实行的是威权主义体制，这种体制由他的儿子蒋经国继承下来。在蒋经国执政后期，由于民主化浪潮的压力，也由于蒋经国本人的开明和睿智，台湾渐渐向民主体制过渡。蒋经国先生在其执政晚期进行了解严、开放党禁和报禁、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两岸互通信息等许多有利于台湾民主化和两岸和平统一的事业，从而成为台湾的“民主之父”。其后继者先后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取消“阴谋内乱罪”及“言论内乱罪”，开放言论监督。1994年，台湾每人一票直选“省长”。1996年，台湾举行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总统”民选。2000年的5月20日，非国民党籍的陈水扁成为台湾地区的新领导人。从此以后，不管是谁执政，都不能也不敢开民主化的历史倒车，陈水扁也不例外。

　　台湾人民热爱民主、认同民主，不允许别人玷污民主。2004年台湾大选陈水扁在“枪击案”中连任后，不满此次大选舞弊的台湾民众走上街头，游行抗议，充分表达了对于陈水扁戏弄民主这一做法的不满和愤慨，这就是著名的“319大游行”。陪同我们参观访问的法鼓人文社会学院行政组主任吴锦漳先生是一个温文儒雅的谦谦君子，但是在那次游行中他却冲在最前面。他说自己之所以参加那次游行就是不愿意看到台湾的民主被少数人任意玩弄和践踏。在台湾，任何党派在实现自己党的意志时都必须充分考虑到台湾已经是个民主社会这一基本事实。平心而论，在世界的民主化进程中，台湾民主化的代价可能是最低的。一个长期对台湾人民专政的党被人民以自己的选票赶下了台，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内战、分裂、政变，也没有经济大衰退，这种和平的民主化进程在世界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它充分说明，孙中山先生所说的民主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论断，的确是高瞻远瞩的重要思想；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中国人民是有能力有勇气也有智慧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化道路的。

　　台湾社会中的公民人格

　　尽管台湾的民主带有一定的民粹主义色彩，在它的发展初期也有过黑金政治的烙印，但是它毕竟走上了民主的道路。在踉踉跄跄的民主化进程中，台湾告别了“党国体制”和“强人政治”，台湾老百姓也在民主制度中养成了自由独立的公民人格。我们在台湾遇到了很多这种具有公民人格的普通民众。

　　古武南先生是北浦客家小镇的一名导游，他说自己曾给许多台湾高官导游，也拒绝过给许多台湾高官导游。他说：“做不做导游是我的自由和爱好，谁也没有权力强迫我干自己不愿意的事情。”他在当地很有威望，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出现矛盾的时候，他是双方都信得过的调解员，“但是从不收费。”他的话语之间总是充满了自信的调侃和轻松的玩笑，“我们的县长对我是又爱又恨，爱的是他们离不开我这个义务调解员，恨的是我常常直言不讳批评现政府种种不得民心的措施。”

　　当然，我们还遇到了另外一些台湾人，用一名随行者的话说就是他们都有很强的优越感。比如我们在台湾买东西或吃饭的时候，总会被问道“北京有没有百货公司”、“你们的啤酒为什么不冰镇”等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之所以出现这些情况，第一是由于台湾当局的歪曲宣传和蒙蔽。为了杜绝台湾人民真实了解大陆的实际情况和对台政策，台湾当局竟然动用现代科技手段使得台湾无法接收大陆的电视节目。第二个原因就是他们的优越感的确是有理由的。台湾的人均GNP在1992年就突破了1万美元。陪同我们的吴主任很自豪地说，“我们想让谁上台谁就上台，想让谁下台谁就下台，是他们看我们脸色，不是我们看他们的脸色。”

　　台湾人的公民人格的形成，不仅与台湾社会民主制度的确立有关，也与民主意识的普及有关。这种民主意识可以从以下的一件小事中看出来。法鼓山的师姐们告诉我们，法鼓山为了扩建而征地时遇到了很大困难。原因是台湾实行的是土地私有制，政府无权征地。社会组织如果用地，必须自己挨家挨户地去与土地所有者谈判。可想而知，交易成本是不会小的。师姐们说，即使这样很麻烦，但是他们也很乐意去做，因为这是民主社会的基本要求。法鼓山是台湾佛教界的四大山头之一，在台湾有着非常大的社会影响，但是他们却很自觉地履行一个公民社团的义务，避免了所谓“拆迁问题”的发生。

　　访问台湾大学的时候，我们听到最多的名字就是傅斯年，其最为人称道的就是他在1948年到1950年担任台大校长期间，不遗余力地维护学术的独立与自由。这个人担任过“五四运动”的总指挥，创办了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别立新宗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因为先后炮轰掉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孔祥熙和宋子文而被人们称为“傅大炮”，他敢以自己的身家性命反抗国民党的联保制度从而维护了台湾大学的学术自由和独立，为了自己的理想最后猝死在工作岗位上。

　　傅斯年曾经过说：“大学是个教授集团，不是一个衙门，照大学法，校长虽然权力甚大，然我为学校之前途计，决不能有极权主义的作风。”这种自由办学、学术独立的原则使台大与老北大在风气上甚是切合。而且他总是能从蒋介石那里弄来办学的经费，他对于这一点也是很自豪的。

　　傅斯年先生也有几句名言足以流传千古，一是“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二是“史学就是史料学”，三是“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四是“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五是“这些话就是打死我也是要说的”。单从这几句掷地有声的话中，我们就能看出一个铁骨铮铮、直道而行的君子形象。

　　台湾的自由民主事业先驱，殷海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这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大陆的顾准一样，都在深入进行着关于弘扬自由、鞭挞专制的思想活动。他是五六十年代台湾岛上最负盛名的抗暴旗手、民主斗士，同时也是源远流长的中国专制主义的批判者和反思者。他的心血所凝结的学理层面的自由民主理论，对台湾社会的民主化和自由化进程发挥了不可取代的独特作用。

　　公民社会的多元文化

　　作为一种公民社会的必然表现，台湾社会中的多元文化主义也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这美丽的台湾岛上，各种各样的文化就像五彩缤纷的花朵一样，各展丰姿、竞相开放。

　　我们在台湾的短短几天，深深感觉到古典文化的魅力。以前看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篇》，纳闷他为什么执意要用繁体字排版；钱先生说得好，“我的书必须用繁体来读；喜欢简体的人，我的书不读也罢”。台湾至今还保留着繁体字。在台湾的一些公共场合，总能看到一些令人回味无穷的句子，例如：“习惯反省，容易看到真相；凡事严谨，容易活得自在”、“智能可在孤独中培养，品德须在人际中修养”。这些句子中无不包涵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西方文化对台湾的影响也很大。教育方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访问的台湾大学、中研院等学术单位，国际交流非常频繁和广泛，他们的学术管理和学术体制也与大陆有很大不同而与西方的体制更为接近。台湾的中研院院士中，文科院士占有非常大的比率，而这种院士制度在大陆只在建国初期存在过（当时称为学部委员），时至今日，中国大陆的两院院士中基本上都是理工科人士，稍有文科背景的院士也是经济管理等实用性很强的学科出身，人文学科背景的院士基本没有。

　　有的人认为，在全球化浪潮面前，民族文化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需要特别保护。台湾的实际情况告诉我们，国际化的程度高不一定就要导致民族化的程度低，反之亦然。只要是好的文化遗产，不论是世界的还是民族的，我们都要虚怀若谷地接受。以民族化抵挡全球化或者以全球化消解民族化，都是不可能、也不必要的。

　　台湾的宗教文化充分体现了多元主义的特点。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在台湾都有很大的生存空间，除此以外，道教的各个支派以及各种民间信仰在台湾的信仰系统中都占有一定地位。各种宗教信仰之所以并行不悖，是由于台湾是一个民主社会。台湾当局并没有也没有权力去扶植某种宗教或者打压某种宗教，政府本身也没有拿自己的政治信仰去整合台湾社会的宗教信仰。在台湾，以前作为意识形态的三民主义早已不能作为人民的信仰存在了，台湾人民最终选择了具有超验性的宗教信仰而摒弃了政治教条。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佛教，据说台湾信教人口中信仰佛教的人占70%以上。

　　而台湾的佛教又有不同的派别，素有“四大山头、九大门派”之说。他们的活动重点各有不同，有的以弘法为主，如法鼓山；有的以救济为重点，如慈济。“四大山头”之一法鼓山的创始人圣严法师著作等身、学识渊博、为人谦和。他亲手创办了中华佛学研究所、法鼓大学和法鼓山佛教基地，并在1999年发起了蔚为大观的“心五四运动”。心五四运动包括“四安”、“四要”、“四它”、“四感”、“四福”这五个“四项基本要求”。四安指的是安心、安身、安家、安业；四要指的是需要、想要、能要、该要；四它指的是面对它、接受它、处理它、放下它；四感指的是感恩、感谢、感化、感动；四福指的是知福、惜福、培福、种福。“心五四运动”不仅在台湾而且在海内外都有非常大的影响，它配合着法鼓山的“提升人的品质、建设人间净土”这一宗旨，使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这种“与人为善”的伟大事业。

　　和平统一祖国

　　时至今日，虽然两岸尚未统一，但是他们都在按照自己的模式快速发展着。大陆人民和台湾人民，都是中华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台湾及台湾人的作为证明，中国人的民族性并非是与现代性无缘的民族性；中国人能够过民主的生活，能作为公民参与到社会生活中来。

　　人类确有普适价值的存在，比如说自由、民主、人权与和谐等。这些普适价值尽管带有不同民族的不同色彩，但是本质是相通的。我们根本没有理由以某种价值最初发生于西方或者它带有某种西方形式而将这种价值说成是“地方性知识”，这种说法实质上是摒自己于人类各种优秀文明成果的范畴之外。我们也不能以我们的民族性与西方的文明成果不相容为借口而拒绝接纳人类的文明成果。民主制度的确立、雄厚的经济实力、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等都是台湾公民社会之所以比较发达的原因。
 

网上“万人迷”的荒唐骗术[转帖]

　未果网恋让他打开“地狱”之门

　　1987年9月，秦亮出生在山东省淄博市，初中毕业后没考上高中，就在家吃闲饭。2006年12月秦亮入伍，想通过这个途径出人头地。然而，在新兵连待了刚一个月就患了阑尾炎，厌倦了军营枯燥生活的他就以治病为由，离开部队回到老家。

　　秦亮到

　　当地企业打工，但干不了几天他就嫌苦嫌累辞职。2007年下半年，他上网聊天认识了胜利油田女职工林某，两人迅速从网恋发展成现实恋人。但交往几个月后，林某发现秦亮是个胡混的无业游民，就果断地和他分手。秦亮很快在网上另觅新欢盛某。不久，秦亮发现盛某对自己隐瞒了年龄，于是决定“涮一把”盛某，他向盛某借了几万元钱称要做买卖。钱一到手，秦亮就提出分手。

　　接连两次网恋无果而终，秦亮开窍了：“干脆换个身份在网上疯狂一把！能把那些网上的女人搞上床就搞上床，能弄钱就再顺便弄点钱！”

　　于是，秦亮从某网站下载了一张带有军装照的表格，又改头换面注明“国际刑警”，虚构了“海南某特种部队上校”的身份。秦亮行骗成功的第一个目标是淄博市某私营企业副经理庄某，QQ聊天后，两人约在某餐厅见面。吃过饭后在宾馆里，庄某把身体交给了对方……

　　和秦亮发生关系后，庄某再打电话给秦亮，秦亮冷冷道：“我觉得我们不适合，今后请你不要再和我联系！”紧接着，秦亮又把目光瞄向下一个目标……

　　两个月内，秦亮用虚构的身份以网上征婚为名，先后和几十个女网友发生关系。让他最为满意的是，在他事后甩开对方时，都没费多大力气……

　　疯狂行骗未被识破

　　2009年1月21日，秦亮自称是淄博市检察院杨某某处长，与39岁的离异女薛凤飞相见。薛凤飞提出要看一下他的证件，“杨处长”一拍脑门：“我把工作证忘在家里了，不过我这儿带着档案！”说着取出“淄博市检察院简历证明”和“残疾证明”，薛凤飞见“简历证明”上写的情况和他此前所说的一样，而且还标注了“离异”，心就放下了一大半。那“残疾证明”上关于“杨处长”曾经“做卧底捣毁贩毒团伙，英勇负伤”的介绍，更让薛凤飞崇拜得五体投地。饭后，薛凤飞掏钱在宾馆开房，两人心照不宣地倒在了床上……

　　转天一大早，“杨处长”对薛凤飞说：“我借用你的车去查个案件，很快就回来！”接着，他开着薛凤飞的车，去与某医药公司部门经理夏荣云约会。

　　薛凤飞不见秦亮回来，再看看手包，发现手机和3000元现金不见了，薛凤飞疑窦陡生。她拨通检察院电话，某处杨处长说：“你碰到的那人肯定是骗子，他假冒我的身份在外面行骗，已经有十几个人打电话来检察院核实了！你可以过来跟我当面对证”。

　　当晚，秦亮又和两天前网上认识的某单位公务员马某见面上床，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尽快娶马某……

　　行骗猖獗令人深思

　　一天晚上，威海市民警在对一辆出租车例行检查时，车内一名神色慌张的男乘客引起了他们的注意。经检查发现，此人随身携带疑点重重的“国际刑警”等资料，民警随即将其控制。

　　此人正是秦亮。突审中，民警打开他的QQ，民警大吃一惊——许多女网友曾经给他留言，有深情款款的问候，有焦急万分的质问，也有气急败坏的责骂……他的两个QQ号码上共有230多个女网友被他加为好友。民警找到众多受害人，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她们拒绝承认被秦亮骗财骗色。

　　警方调查确认，8个月内有近180名女网友被秦亮骗财骗色，其骗取的钱财至少有5万元。随着调查深入，秦亮交代了他的真实姓名和身份，秦亮随即被逮捕。

　　该案主办民警刘勇强说:秦亮这个让众多女网友倾倒的“万人迷”，创下了同类型犯罪中多个“之最”：行骗范围最广，被骗人数最多，胆子最大，犯罪行径最肆无忌惮，在行骗过程中最无赖，骗术最低劣。他之所以屡屡得手，受害者的轻信和纵容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秦亮伪造的材料错字连篇，如把“广州”写成“广洲”、“巨大”写成“具大”，还有许多病句，更离谱的是，他在伪造的材料中竟称自己“毕业于黄埔军校”，受害者倘若稍微警惕，就会发现其中的漏洞。但众多受害者即便发觉被骗后，碍于“面子”而不愿声张或报警，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纵容了秦亮的继续犯罪。

　　（《检察风云》2009年第14期　金童　夏旭东文）

洪振快：让老百姓认同国家，靠的是权利的认同[转帖]

　　本文来源：新京报 作者：洪振快

　　北宋前期，政府高层在是否实施一项政策时产生了分歧。政策的内容，是在河朔地区推行盐榷制度。所谓盐榷，就是食盐专卖。河朔地区，在现在河北和山东北部一带。政策提出者认为，实行盐榷制有利于提高财政收入。政府缺钱，正有寻钱的冲动，所以，这项政策在高层得到大部分人的认同。但是，反对者说，如果实施这项政策，将会有很严重的后果：使河朔地区的人民失去国家认同感。

　　看来，反对者的认识比政策提出者深刻。河朔毗连燕蓟。燕蓟即现在北京、河北一带，当时归属契丹辽国，北宋想收回国土，但一直没有成功。反对者余靖说：“臣尝痛燕蓟之地，陷入契丹几百年，而民忘南顾心者，大率契丹之法简易，盐麴俱贱、科役不烦故也。昔太祖推恩河朔，故许通商。今若榷之，价必腾踊，民苟怀怨，悔将何及……盐价若高，犯法亦众，边民怨望，非国之福……”

　　燕蓟之地被契丹辽人占领之后，汉族老百姓渐渐忘了南顾之心，为何会如此？余靖提供的解释是“盐麴俱贱、科役不烦”。“盐麴”，指盐、酒专卖，“科役”就是赋税。由于契丹不搞国家垄断，经济自由，所以“盐麴俱贱”，价格较低；而“科役不烦”，则使老百姓免受苛捐杂税。总结起来说，就是契丹政府比较善待老百姓，老百姓经济上的被剥夺感较轻，这使得生活于燕蓟之地的汉人，渐渐失去了对北宋的国家情感，忘掉了“南顾心”。

　　“盐麴”和“科役”是中国古代政府获取收入的两个途径。“盐麴”的实质是老百姓日常生活需要的东西，比如盐、铁、酒等，进行国有垄断经营，以此获取高额垄断收益。这是自从春秋战国时期就产生的国家控制经济思想。“科役”即税收，常演变为苛捐杂税。

　　老百姓对政府收税和日常生活品国有垄断经营并不简单反对。政府提供了安全、秩序等社会公共产品，公共产品需要花钱去买，这是老百姓承认的。但是，有时候公共产品的价格过于高昂，大大高于安全、秩序等产品的价值，老百姓心里也不免嘀咕：强盗的抢劫是不合法的，而政府收取苛捐杂税却是合法的，这是为什么呢？这样一对比，显然会严重损害政府的公信力和权威性。

　　对公共产品，老百姓并没有免费享受午餐的心思，只是希望不要剥夺太过。换句话说，就是老百姓对政府的做法有个心理认同问题，认同的标准就是“盐麴俱贱、科役不烦”：符合这个标准，老百姓就认同；不符合这个标准，老百姓就不认同。但是，中国历史上各个王朝的做法，看起来很少能符合这个标准。

　　普遍的情况，是国家通过“盐麴”和“科役”这两种方式敛取民财，剥夺老百姓的经济权利。在国家和人民的诸多关系中，赋税关系是实实在在的：国家存在靠赋税，而赋税是由老百姓提供的。老百姓的国家认同感，也是建立在这一点上：“盐麴俱贱、科役不烦”，经济被剥夺感较轻，则国家认同感越强，反之亦然。

　　中国古代中原汉人有强烈的华夷意识。出于文化优越感，中原汉人向来视周边各族为蛮、夷、戎、狄，以受蛮、夷、戎、狄统治为耻。但是，北宋初期燕蓟地区汉人的心态，却反映了历史的另一面，也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让老百姓认同国家，靠的是什么？是文化认同、族群认同吗？

　　从这个事例看，显然有一个比文化认同、族群认同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权利认同。即国家必须保证老百姓的权利（经济权利是其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老百姓才能从心理上认同这个国家。不过，严格说来，这里的“国家”其实是政权，老百姓的国家认同，其实是政权认同：是契丹政权，还是赵宋政权。燕蓟地区的汉人从文化、族群心理上是接受赵宋政权的，因为赵宋政权是华夏衣冠；但如果赵宋政权对老百姓的经济剥夺比较利害，“盐麴俱贵、科役甚烦”，老百姓还是会对之“怀怨”、“怨望”，而在内心中否定它，最终“忘南顾心”，弃之如敝履。

　　国家认同感是一种社会心态，老百姓要的是幸福生活，幸福生活必须有经济保障，所以，经济权利成了国家认同感的基础。一个随意剥夺老百姓经济权利的政权，显然难以获得广泛的国家认同。考虑到实施盐榷政策的严重后果，即“边民怨望，非国之福”，为了争取河朔地区的民心，赵宋政权被迫与契丹政权竞争，盐榷政策暂时搁浅———“其议遂寝”。

　　（原题：国家认同的核心是权利认同）

丁文江：幻想“改造军阀” [转帖]

　　　　　丁文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异数”，不仅能“坐而论道”，更能“起而行之”。不过，这样一位在现代思想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学者，人们却对其了解无多。

　　1887年，丁文江出生在江苏泰兴一户乡绅之家。年仅14岁便东渡日本，研修新学。一年半后，又赴英国

　　留学，钻研地质学和生物学。学成归国后，创办了中国地质调查所，为中国现代地质学的创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丁文江笃信科学无所不能，不但适用于自然研究，而且能应用于人文研究。由于常年在外奔波，使他对当时社会的黑暗和政治的腐败，较一般知识分子有着更为真切的了解。为改造政治，他与胡适等人于1922年创办了《努力周报》，发表大量文章力促“好人”出来从政，认为由“好人”组成政府便可政治清明。循此原则，《努力》的三位核心成员于1922年9月入阁，分任总理、财政部总长和教育部总长，被戏称为“好人内阁”。但他们所谓“好人内阁”被军阀玩弄于股掌之间，仅存在两月便被迫解散。

　　然而，丁文江却依旧保持着“干政”的热情，幻想“改造军阀”。他对各路军阀的籍贯、年龄、出身、生活习惯、彼此关系、部队数量等各种情况了如指掌。他总认为，这些军阀天资颇佳，只可惜因未受过现代教育而不能造福于社会。1926年5月，孙传芳任命他为“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他正要一展平生抱负，但要打倒包括孙传芳在内的北伐开始，期望有益于社会的丁文江在北伐军占领上海前夕不得不辞去职务，并被北伐军通缉。

　　这无疑是一次沉重打击。丁文江一次次力图改造军阀，企盼他们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结果被军阀玩弄于股掌之间，而且因与军阀合作而久久不为世谅，给他的一生蒙上一段难以消除的阴影。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一度消沉的丁文江再度振作起来，丁文江在从事科学研究的同时，又对“天下事”广发议论。在《假如我是蒋介石》一文中苦心劝蒋：“立刻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立刻与共产党休战”等等。但这一切，仍是一厢情愿。

　　丁文江始终坚信“科学方法”能解决一切问题，通过“说理”可以使恶人从善。但动荡不已的社会现实却一次次将他嘲弄，他也只能自嘲地感叹：“我们这班人恐怕只能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罢！’”此中隐含着多少生逢乱世的近代文人令人心碎的感叹与悲哀。

　　（《扬子晚报》7.16　雷颐文）　　

贾西津：信息公开是一种执政习惯[转帖]

　　本文来源：南方都市报 2009年08月08日 作者：贾西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最近媒体报道一则有关信息公开的新闻，南阳市一青年王清向地方181个政府部门申请信息公开不利，甚至一度被作为间谍怀疑。自2008年5月1日起《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以来，社会认知的程度并未如此前《条例》备受关注之预期，申请信息公开受阻的案例也时有发生。王清向地方政府各部门全面申请信息公开的行为，再次引发人们热议：为什么要求政府公开信息成为少数人的“壮举”？

　　政府信息公开，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国际趋势，“让政务公开在阳光之下”越来越成为现代治理中的共识。世界上第一部专门的《信息自由法》产生于1966年的美国，明确了政府信息的公开，不仅限于对利益相关的当事人，不得以“公共利益”“正当理由”等模糊理由拒绝公开，并对拒绝公开的情况规定了司法救济。该法其后又多次修改，加强对信息公开的要求，目前在英国、美国等国家，除例外情况，政府信息公开需要实现互联网公开。

　　信息公开看似简单的举措，实际意义重大，它从本质上体现了一个问题：法是由谁来实现的？

　　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大体上有两种理念，一种是治者和被治者是两类相区别的人，治者是负责决策、制定规则的，被治者应当服从决策、按照规则行事；另一种则是群体成员共同的治理，每个人都是规则的制定者，同时是规则的遵循者，故而称为自我治理或曰自治。例如当一国的宪法写下“我们人民”，其实它的原意隐含了另一个表达———“我们政府”。换言之，该句表达的是，每个人是有自由意志的、应受尊重的人，我们在一起，彼此商定规则，每个人按照议定的规则自觉行事，从而我们成为一个共同体。我们就是人民；我们就是政府。

　　“我们人民；我们政府”，这个理念是现代公共治理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政府信息公开的本源依据。在治者与被治者分离的关系中，统治的信息主要是在统治者内部传输的，依据不同层次、不同级别，可能还有应获信息的远近多少之分。被治者只要遵从统治者的意志即可，他不需要进行自己的判断，从而也不需要获得相关决策的信息。只有在公民共同治理的情况下，信息共享才成为彼此沟通的重要条件，是形成共同决策、共同治理的前提。

　　对于一个自我治理的社会而言，不公开的信息，一般性地不能作为执法依据。因为公民不知道规则，不能为其行为承担责任。公民要能为自己的决策和行为负责，必须知道相应的规则；政府是公共事务的代理人，相应的信息必须向委托人开放。这样运作的社会，其优势是：公民负有自我责任，社会秩序稳定，需要保密的负担小。

　　中国在政府信息公开中体现出的问题，显示出从统治到治理转型的特征。虽然《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于2008年5月1日起实施，但思维习惯和执政理念并非在一夜之间转变，长期以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观念在潜移默化地作用着。如果我们追问自己，会发现无论在执政者还是公民的潜移默化的观念中，一个好的社会成员的形象是对执政信息不闻不问、坚决服从的“顺民”、“良民”，反之，问责政府、质疑问题的是“刁民”、“闹事”的人。如此观念引导下，问责政府、要求公民信息权等做法，均带有负面的道德压力，无论赞其“勇者”所为，还是疑其“别有企图”，都隐含了一种观念——— 此种做法是“异类”。

　　将公民信息权、问责政府作为负面观念，是信息公开条例反应冷淡怪异的心因渊源。从此不难理解将对其积极诉求者作为“间谍”的怀疑。进一步分析，为什么公民权利、问责政府会被视为负面观念呢？说明我们对“官”与“民”的统治和被统治关系仍然深入脑海。“民”仍然被作为被管制被控制的对象来看待，而不是为自己负责任、作为共同治理者一员的“公民”。

　　政府信息公开，实际上是公民社会的自然需求，是“我们政府、我们人民”执政理念的体现。仅有法律条文存在是不足够的，信息公开还需要相应的公民意识和治理观念。当政府不再把自己视为公民之外的统治者，而是公民自我治理的代理人，政府信息公开就成了一种执政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