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复制链接]

当年如何严密论证生一个孩子智力不会下降 [转帖]

　　　　论证的焦点问题是要不要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只生一个孩子会带来哪些问题。“只生一个”在国

际上没有先例，中国要这样做必须做出科学的论证。譬如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会不会导致人口智商下降？

　　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经历了曲折、悲壮而辉煌的历程。人口政策被深深地打上了时代

的烙印。1982年，计划生育被确立为基本国策，著名人口经济学家田雪原，见证了这一历史过程。

　　为马寅初新人口论翻案

　　1959年，当年轻的田雪原跨进北大校门时，北大乃至整个社会正在铺天盖地地批判老校长马寅初的新人口论。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秩序安定，生活条件大为改善，医疗卫生条件大幅提高，我国迎来了第一次人口快速增长

时期。时任北大校长的著名人口学家马寅初，在利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身份进行社会调研的过程中，被“到处

看到的小孩子”吓了一跳。1957年7月，《人民日报》发表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马寅初提出应该大力控制人

口数量和提高人口质量，实施生育两个孩子有奖、生育三个孩子征税、生育四个孩子征重税，以征得来的税金作奖

金的主张。

　　马寅初控制人口的主张，与当时“人多力量大”的主流思想背道而驰，马寅初被批为“中国的马尔萨斯”。

　　在一片批判声中，学习经济学的田雪原，躲在北大阅览室的一角，找来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我的哲学

思想和经济理论》等论著以及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在对照阅读的过程中，田雪原发现马寅初

的文章很有道理，而批判他的文章却并没有讲出什么具体道理，只是戴大帽子而已。由此他产生若干疑问，种下了

当时并不知道的一种学术情结。

　　1960年1月，马寅初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此后，中国人口失去控制，短短十年时间里，总出生人口达3.2亿

，1971年，中国人口超过8亿。

　　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1974年底，毛泽东在国家计委《关于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批示：人口非

控制不可。

　　1979年4月，田雪原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此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不久

。在田雪原眼里，十一届三中全会最大的贡献就是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认为科学的春天来了。

　　今天，在中国社科院人口所办公室，已入古稀之年的田雪原面对记者，回忆往事时说：“当时，如果不把马寅

初的案子给翻过来，错误的人口观念和政策就不会得以纠正，人口理论研究就不会有所突破。为马寅初新人口论翻

案，是人口理论拨乱反正的关键，也是实施控制人口增长政策的理论准备。”

　　1978年底，当时还在教育部工作的田雪原，根据自己多年积累和对马寅初人口思想的思考，着手撰写为马寅初

先生新人口论翻案的文章。1979年初完成后，他将稿子投给《光明日报》。为什么选择《光明日报》呢？田雪原解

释说：一是当年批判马寅初时，《光明日报》充当了急先锋角色，发表了大量批判文章。今天需要站出来反思当年

的错误批判，翻案也应从这里开始。二是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了震动全国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文章，掀起了在全国范围内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推动了思想解放和理论拨乱反正，树立了《光明日报》新的

形象。1979年8月5日，《光明日报》以近整版的篇幅，发表了田雪原《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文章。在文

章前，《光明日报》加了大段“编者按”，对该报过去的错误作了检讨，并以该文的发表表明该报现在的立场和观

点。马寅初先生看到后，深有感慨地说：“当年我曾说过《光明日报》不光明，《光明日报》发动那场突然袭击不

光明磊落，今天《光明日报》带头呼吁为我和《新人口论》平反，把颠倒过去的理论再扳正过来，我还是很感激你

们的。”

　　以此为契机，田雪原接连在《人民日报》等报刊杂志发表文章，批驳了人口越多越好的“人手论”，“人口不

断迅速增长是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等的禁锢和教条，对当时人口理论的拨乱反正起到了推动作用。1979年11月，由

田雪原收集整理的马寅初关于人口问题的文章、讲话和手稿汇编成书，以《新人口论》冠名出版，三年内连续再版

印刷三次。

　　人口理论的拨乱反正，为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做了必要的理论准备，改革开放后新人口政策已经呼之欲出。

　　“只生一个”渐次浮出

　　援引国家人口计生委办公厅研究室的观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走过了曲折、悲壮、

辉煌的历程。

　　其实，早在1953年，我国《农业发展纲要》首次写入了计划生育内容，计划生育开始在一些地区进行试点。但

由于“左”的思想影响，计划生育没有真正开展起来。

　　20世纪70年代初，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国家开始在全国城乡全面推行计划生育，增加了控制人口增长的力度

。1971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首次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

　　到上世纪70年代末，国家制定了“晚、稀、少”的生育政策。“晚”是指生育年龄晚，“稀”是指生育孩子的

时间要间隔开来，“少”是指生育的孩子数量要少。晚、稀、少三者中，“少”是核心。那么少到什么程度呢？当

时，有的地方就曾经提出过“只生一个孩子”的口号；全国则普遍流行“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宣传

。 1978年国家第一次明确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要求。同年3月，“国家提倡和推

行计划生育”第一次被写入宪法。

　　1979年12月，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办公室在成都开会，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在会上提出：“提倡一对夫妇最好

生一个孩子，是我们计划生育工作的着重点转移。过去我们说,‘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现在提出来‘最好一个

’，后面那个‘最多两个’没有了。这是我国目前人口发展中的一个战略性要求……”

　　人口学界对未来人口变动和发展趋势做出预测，时任七机部二院副院长的控制论专家宋健等自然科学工作者，

应用控制理论做出多种方案的人口预测。他们同田雪原等合作推出一批研究成果，经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和著名经济

学家许涤新推荐，送中央和国务院主管领导，中央和国务院主管领导报送中央政治局，引起中央的重视。

　　为什么“只生一个”

　　1980年3月～5月，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央办公厅，连续召开五次人口座谈会。

　　五次座谈会，论证的焦点问题是要不要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只生一个孩子会带来哪些问题。“只生一

个”在国际上没有先例，中国要这样做必须做出科学的论证。

　　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三四十人，学者十来个人（逐步减少到一二个人）。田雪原从始至

终参加会议，并受中央主管领导和会议领导委托，承担座谈会向中央书记处起草报告的任务。

　　田雪原说：“这是理解中国人口政策的枢纽。我们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主要是这五次座谈会的结晶，五次座

谈会把今天所遇到的人口问题差不多都涉及到并且做了必要的论证。” “作为学者参加这样的会议，与人口相关

性各部门领导均在会上发表自己的意见，谈出不同的观点，十分难能可贵。据我所知，像这样认真负责的民主讨论

，在当时恐怕是少见的”。

　　田雪原记得，五次座谈会从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开到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最后在中南海勤政殿形成文件。出席会

议的有中办等中央相关部委领导，国务院系统有国家计委、经委、公安部、民政部、卫生部、教育部、科委等部门

的领导，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和首都高校有关专家学者。会议围绕着“只生一个”会带来哪些问题，进行

了慎重而充分的论证。

　　一是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会不会导致人口智商下降？会上，有一位副部长提出：群众中流传着这样的话，

叫作“老大憨，老二聪明，但是最聪明的还是老仨，俗话说猴仨儿、猴仨儿的嘛”！此言一出，引起一片骚动。是

啊，人口数量控制再好，如果智商下降、人口素质下降，这个责任谁负得起！于是组织论证。第一，一些同志查找

资料，如查到美国飞行员中是第一个孩子的占到40%左右，证明“老大憨”没有科学根据。第二，中国老百姓的说

法，主要同过去多生多育有一定关系：因为孩子多、生活困难，老大就要照顾弟弟妹妹，往往显得很大度，给人“

老大憨”印象。第三，1980年中国改革刚刚开始，虽然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尚没有确定，处在“摸着石头过河”阶

段，但是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发展商品经济取得相当的共识。发展商品经济，商品和交换

价值升值，人们的婚育观念和行为就会发生变化：离婚率上升、未婚先育和流产比升高等现象在预料之中。其结果

会造成提倡生育一个，但是生育和留下来的孩子不是所怀的第一个孩子的比例，会增多起来。有了这三条，才得出

提倡生育一个孩子不会导致智商下降的结论，才敢于做出相应的决策。

　　二是只生一个会不会带来人口老龄化问题？提倡生育一个孩子，控制人口数量增长，肯定会引起人口年龄结构

老龄化。因为少年人口所占比例下来了，老年人口比例自然会升上去。但是老龄化到什么程度，是可以预测和控制

的，只要我们的政策符合客观实际，将生育率控制在合理水平，老龄化就可以保持在社会经济能够承受的限度之内

。关键在于生育率和出生率的下降不要过于急速，更不是生育率和出生率越低越好，要掌握好下降的度。

　　三是只生一个会不会带来劳动力供给短缺问题？控制人口增长，将来是否会发生劳动力供给短缺？“世界有两

类人口问题：一是人口和劳动力过剩，发展中国家大多属于这类人口问题；另一类是人口和劳动力短缺，发达国家

多数是这样的问题。我们属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人口问题属于人口和劳动力过剩性质，因而要控制人口增长。”

田雪原如是说。但是同老龄化问题类似，只要将生育率控制在合理水平，就可以避免将来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出现。

不仅如此，在出生率长期持续下降过程中，还会出现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即老少

被抚养人口所占比例低，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高，社会负担较轻的有利时期，亦即“人口盈利”或“人口红利”

，是中国加快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

　　四是只生一个会不会带来“四二一”家庭结构问题？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独生子女结婚后也只生一个

孩子，某些家庭可能出现四个老人、两个成年人、一个孩子的“四二一”结构。然而就整个社会来讲，“四二一”

结构是不会发生的。首先，人口年龄组别死亡分布告诉我们，从20多岁结婚和生育开始，四个人都活到老年是不可

能的，某些家庭可能，全社会不可能；其次，二和一必需是两代人都是独生子女结婚和生育，而我们提倡一对夫妇

生育一个孩子，政策上是一代人，双方都是独生子女者结婚可生育两个孩子。

　　“只生一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田雪原说，提倡生育一个孩子不是最好的办法，而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为了尽快将人口增长率降下来，一定

历史时期采取的生育政策。它既非永久之计，两代人以上都生育一个孩子，就会发生年龄结构难以承受的老龄化、

劳动力供给等问题；也非权宜之计，时间很短，三年五载是难以收到成效的。当时的指导思想，主要是有效降低一

代人的生育率，因此主要是20世纪内的事情。这一指导思想在田雪原起草给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中，得到充分的

体现。1980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也体现了这一

思想。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两个月后写入新修改的《宪法》，规定：“夫妻双

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1984年提出生育政策调整，各地普遍实行了农村独女户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

　　2003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在继续控制人口总量的同时，对提高人口质

量、改善人口结构予以越来越多的关注。

　　田雪原在回顾这段历史之后，提出，现在的人口政策，应该向“大人口”方向发展，大人口是指人口的数量、

素质、结构，即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调整人口结构。素质的提高，包括教育素质、健康素质、文明素质

的提高；结构的调整，包括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城乡和地区分布结构等的调整，使之趋于合理化。在贯彻落实科

学发展观的今天，“大人口”更应谋求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将人口纳入可持

续发展战略中。

　　摘自：《人民日报·大地 》2008年第20期

莫斯科保卫战中的10个真实故事[转帖]

莫斯科保卫战（1941~1942年）作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战役，被永久载入史册。重温其中

的一些真实故事，可以让我们再次领略苏联军民在莫斯科保卫战中的机智与勇敢。
　　
　　故事之一：以二当九，以少胜多
　　
　　1941年12月2日，苏联飞行员梁赞诺夫和帕尔莫斯科保卫战中的10个真实故事什科夫驾驶两架歼击机在莫斯科

西区进行巡逻时，在帕夫什诺区与德军的九架梅塞施密特BF-109战斗机遭遇。虽然以少对多，但两名飞行员凭借高

超的驾驶技巧同敌机顽强周旋，成功地捍卫了莫斯科空中安全，并击落敌机一架。
　　
　　故事之二：骑兵PK坦克，创造战争神话
　　
　　1941年11月29日，在解放卡什拉市郊的皮亚特尼察村时，别洛夫少将率领的红军第一近卫骑兵军摧毁德军16辆

坦克，创造了骑兵PK坦克的战争神话。
　　
　　故事之三：放水破冰，阻敌追击
　　
　　别洛勃罗夫上校率领的苏军第78师曾在离伊斯特拉市3~4公里处构筑防线，以掩护第16军撤离。当时，德军已

经开始踏着伊斯特拉水库上厚厚的冰层，抄近路追赶上来。万分危急时刻，第16军指挥部下令打开水库闸门。3米

高的水流沿着伊斯特拉河谷奔涌而下，一泻数百公里。水库水位急剧下降，使上面的冰层迅速塌陷。德军被迫停止

前进的步伐，延误了数天的战机，而此时苏军已经占据了新的有利阵地。
　　
　　故事之四：装甲列车上前线
　　
　　1941年11月28日夜，德军第7坦克师占领了亚赫罗马以及伏尔加河上的一座桥梁，并将10辆坦克调遣至伏尔加

河东岸。时任苏军第1突击军军长的库兹涅佐夫中将命令第73号装甲列车出击迎敌。结果苏军的这些铁道兵也表现

出了极强的战斗力，一举歼灭德军10辆坦克和700多名士兵。
　　
　　故事之五：43名阵亡烈士
　　
　　1941年11月16日，德军用两个坦克军的兵力攻打苏军第316步兵师的前沿阵地。在杜勃塞科沃铁路会让站附近

，政治指导员克洛奇科夫率领28名反坦克手击退了德军50辆坦克的攻击，击毁了其中18辆。28名英勇的红军战士全

部战死疆场，后来被追授苏联英雄称号。就在同一天，在离杜勃塞科沃1.2公里处的别捷利诺区，15名战士在消灭

了德军5辆坦克和约1个排的德军后，全部殉难，事后只有政治指导员维赫列夫获得英雄称号。这些顽强的红军战士

以血肉之驱铸起牢固的防线，为大部队的撤退赢得了宝贵时间。
　　
　　故事之六：拯救莫斯科的“鸡毛信”
　　
　　克拉斯纳亚-波里扬纳沦陷后，莫斯科以完全处于德军重型火炮的打击范围之内。从1941年11月30日起，德军

开始向克拉斯纳亚-波里扬纳调遣炮兵部队，其射程可达到20公里。当地学校的女教师叶莲娜.戈罗霍娃偷偷给苏军

指挥部寄送了一张便条，上面准确地标出德军炮兵阵地的具体位置。便条送到前线部队后，苏联官兵如获至宝，迅

速组织炮兵反击，一举端掉了德军的一个炮兵连。
　　
　　故事之七：“苏联版的王小二”
　　
　　1941年12月11日，莫斯科谢列布里扬诺—普鲁斯克区的老饲马员伊万.彼德罗维奇将一支由40辆汽车组成的德

军车队带入了大峡谷中，结果德军被“搁浅”在谷底，进退两难。恼羞成怒的德国鬼子残酷地将伊万杀害。
　　
　　故事之八：奇妙的气球之旅
　　
　　莫斯科保卫战期间，为了干扰德国的轰炸机，苏军在莫斯科上空放置了数百个气球。1941年12月6日，一个哨

位的气球绳索突然断裂。负责守护的中士德米特里.维里古拉反应迅速，一把抓住绳索的断裂处，几分钟后，便随

气球一起上升至1500米的高空。当时夜里的气温下降到了-38度C，但是维里古拉凭借顽强的毅力，沿绳索攀至气囊

处，拧开专用气阀，放气后气球开始缓缓坠落，最终在离原哨位110公里处的地方顺利着陆。为表彰维里古拉誓死

捍卫军队贵重财产的可贵精神，上级授予他红旗勋章。
　　
　　故事之九：孤身奋战震敌胆
　　
　　莫斯科保卫战期间，在离杰多夫斯克城两公里的涅费多沃村，发生了一场最不可思议的坦克战。12月7日，帕

维尔.古德济中尉驾驶一辆KB-1坦克同德军18辆坦克交火。KB坦克摧毁了敌军10辆坦克。敌其余坦克仓皇逃窜。帕

维尔因战绩辉煌而被授予列宁勋章。
　　
　　故事之十：“两个卓娅”
　　
　　卓娅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苏联女英雄。她是苏军9903特种部队的侦察员，1941年11月29日被捕后遭德国鬼子杀

害。1942年2月16日，卓娅被追授苏联英雄称号。
　　
　　其实，在11月29日那一天，还有一位苏军女侦察员、卓娅的战友沃洛申娜也英勇就义。但是一直到1994年，沃

洛申娜才被追授英雄称号。

历代宫女遴选制度[转帖]

　　历代宫女遴选制度
　　中国古代宫廷蓄养的女子之多，在世界上是无匹的。皇帝们，尤其是性喜渔色而荒于政务的皇帝们，对填充后

宫之事，乐此不疲。没有人能够阻止皇帝这么做。如同贪婪的土地所有者一样，要把粮食堆积得顶破了天。前前后

后的帝王们似乎竞相着开创或者说打破宫女数量的记录。

　　西汉初年，宫女只有十几人。到汉武帝时，宫女突破一千数字。东汉桓帝时，后宫聚集美女五、六千人。晋武

帝司马炎将宫女数字突破一万。南朝宋文帝时，后宫“椒庭绮观，千门万户，而淫妆怪饰，变炫无穷”。南朝仅有

半壁河山，后宫却如此繁盛，可以说打破了晋武帝创造的记录。

　　南朝齐东昏候，陈后主也把宫女数量列入了万人的记录。隋炀帝时，离宫遍天下，各离宫都置备大量宫女。但

历史最高记录的创立者并不是隋炀帝。

　　唐玄宗大概是后宫女子数量最高记录的创立者。开元、天宝年间后宫人数跃升四万。唐玄宗曾召见大师一行，

问他：“师何能？”一行回答，“惟善记览”。玄宗为了证实一行的本领，令人拿来登记宫女的薄册——宫人簿，

让一行从头至尾看一遍，然后合上簿册，复述一遍。一行大师“记念精熟，如素所习读。”背至数页之后，玄宗心

服了，忙叫他停住，从御榻上走下来，向一行恭敬地行礼，呼为圣人。

　　明代宫女的数量是九千，但宫中每年花费的脂粉钱达到四十万两银子，由此可以推知各代用在宫女身上的费用

。

　　各朝各代从民间挑选宫女是一件经常性的工作。宫女的家族大多是普通百姓，但必须是良家，即非医，非巫，

非商贾和百工，这些人家的女子叫良家子。历代都规定宫女取自良家子。例如汉代王昭君就是良家子。

　　唐玄宗遣使到全国各地选拔美女，号称“花鸟使”。

　　明代选民间淑女的情况，以天启大婚时为例，“天启元年，熹宗将举行大婚礼，先期选天下淑女年十三至十六

者，有司聘以银币，其父母送之，以正月集京师，集者五千人。后亦被选入都。天子分遣内监选女，每百人以齿序

立，内监循视之，曰：某稍长，某稍短，某稍肥，某稍瘠，皆扶出之。凡遣妇者千人，明日，诸女分立如前，内监

谛视耳、目、口、鼻、发、肤、领、肩、背，有一不合法相者去之。又使自诵籍、姓、年岁，听其声之稍雄、稍窳

（粗劣、难听）、稍浊、稍吃者皆去之。去者复二千人”。

　　“明日，内监各执量器量女子之手足，量毕，复使周行数十步，以观其丰度，去其腕稍短、趾稍巨者；举止稍

轻躁者，去者复千人。其留者亦仅千人，皆召入宫，备宫人之选”。

　　“分遣宫娥之老者引至密室，探其乳，嗅其腋，扪其肌理，于是入选者三百人，皆得为宫人之长矣。在宫一月

，熟察其性情言论而评汇其人之刚柔愚智贤否。于是，入选者仅五十人，皆得为妃嫔矣。”

　　清代每三年选一次秀女，入选者都是八旗少女，汉女则不入选，清代这种做法固然是为了保持满州血统，实行

时确实不扰民，有利于广大汉民的安居乐业。以往任何朝代，每当选宫女的事情落在哪一个地区时，该地区的百姓

就人心惶惶，纷纷赶到朝臣到来之前，把女儿嫁出去。

　　如果女儿被选为宫女，在宫中没能出人头地，那么，今生再无机会见到家人了，只能在宫中默默死去，百分之

九十以上的宫女都是这种命运。那么百姓的女儿登车而去时，不就是和家人生离死别？

　　清代比较而言，还算人道。宫女只有一、二百人，有百人左右能够和皇帝接近。青春完全旷废的女子几乎没有

，因为，清代还规定，宫女未被皇帝看中的，二十四岁（有时是二十五、三十岁）时送出宫，另行择配。

　　清代选秀女的详细情形是这样的：各旗每年要将本旗的十四至十六岁的女子造册上报。在行选期间，各旗的参

领、领催负责把候选的女子运上车，送往宫城北门——神武门。运送秀女的车队按规定要在夜间行进，到达后，候

选的秀女们被领入神武门内，在顺贞门外恭候，由户部官员负责管理。

　　至时，由太监首领主持挑选工作。秀女们每五人为一组，引到太监面前，站立，太监审视。当意者，留下姓名

牌子，叫做留牌子。牌子上书着“某官某人之女，某旗，满洲人（或蒙古、汉军人），年若干岁”。至当日午时，

初选完毕，未被选上的，由本旗的车子载还。

　　初选通过后的女子，要入宫进行复选，“试以绣锦，执帚一切技艺，并观其仪行当否”。凡不合格者被送出宫

，叫做撂牌子。

　　清咸丰年间选秀女时，一位不知名的少女的表现，被载入史册：当一群秀女们在拂晓时分站在坤宁宫外，等候

挑选时，正传来太平军攻克南京的消息，咸丰皇帝坐卧不宁，屡屡召见大臣。

　　到午后，站在坤宁宫外的女子们已经疲倦不堪，饥渴难忍。秀女们相向饮泣。太监在一旁喝斥道，“圣驾行且

至，何敢若此！不畏鞭笞耶”？众女子吓得战栗不止，有的要晕倒。这时，一位少女站出来，厉声说：“去室家辞

父母以入宫禁，果当选即终身幽闭，不复见其亲，生离死别，争此晷刻，人孰无情？安得不涕泣？吾死且不畏，况

鞭笞耶？且赭寇起粤峤间，不数载悉长江而有之，今遂陷金陵，天下已失其半。天子不能求将帅之臣，汲汲谋战守

以遏贼锋，保祖宗大业，而犹留情女色，强攫民家女，幽之宫禁中，俾终身不获见天日，以纵己一日之欢，而弃宗

社于不顾，行见寇氛迫宫阙，九庙不血食也。吾死且不畏，况鞭笞乎？！”

　　太监从未听到过秀女说出这种话来，惊恐地去捂她的嘴。这时，恰好咸丰乘御辇过来，见太监们捆住这位秀女

，拉到自己面前，硬按住她下跪。该女犹倔强不肯屈膝。

　　咸丰已经稍稍听说该女刚才的一番言论，他命太监们松手，笑着问她刚才说了些什么？少女侃侃对答。咸丰欣

然地说，“此真奇子也！”命松绑。引入宫入朝见皇后。咸丰为她择婚，并将此次所有秀女放还回家。

　　显然，被选为宫女不是一件幸事。清宫中有地位的女性亲属加恩免选。规定：太后、皇后之姐妹，嫡亲兄弟之

女、嫡亲姐妹之女免选，后又包括嫔以上的亲姐妹免选，乳妈的亲生女也可免选。

　　明代的一位邵太后也深感于入宫女子的不幸，她对孙子嘉靖皇帝说：“女子入宫，无生人乐。饮食起居，皆不

得自如，如幽系然。以后选女入宫，无下江南，此我留大恩于江南女子者也。江南人家亦幸无以丐幸泽，送女子入

宫。”

　　入送的宫女中有一些是十岁左右或更小的女童。这种做法是为了确保其处女身份？或者太后、皇后喜欢年龄更

小一些的侍女？当然还有女家的原因，如一位妇女亡夫，自己打算改嫁，小女无所依托，就会把她送入宫中。宋仁

宗的张贵妃就属于这种情况。明代万贵妃四岁入宫，宋仁宗的另一位贵妃冯氏九岁入宫，有名的陈后主宠妃张丽华

，入宫时仅十岁。如果十二、三岁入宫，就属于普遍情形了。

　　元代要求高丽国每年进贡美女，以示臣服。由此形成制度，到明代初期还在延续。明成祖妃权氏就是高丽女子

。

　　不少女子是被父、兄主动纳入宫中的，家人寄希望于她获得皇帝的宠幸，以求得全家荣显。历史上传为佳话的

“倾国倾城”的故事，就是出自李延年向汉武帝引荐妹妹的事情。李延年是宫中的歌、舞艺人，能自制词曲、美妙

动人。一天，汉武帝听他唱道“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

再得！”

　　武帝被歌声感动了，叹息说：“善！世岂有此佳人乎？”李延年并没有直接告知武帝这位佳人就是自己的妹妹

，而是令平阳公主使武帝得知此情。武帝一见李夫人，真是名副其实。

　　汉明帝的马皇后是名将马援的女儿，马援以身殉职，还遭到他人诬陷，马家又被权贵欺侮。马皇后的堂兄在忧

愤中上书皇帝，请将马援的三个女儿入选太子宫中。当时，马皇后只有十二岁，她带着家族的希望进入宫廷。

　　古人相信相术，一位平凡的女子若是被相术师相出大吉大贵来，而女中尊贵者就是皇后、贵妃，那么该女子的

家人就会把她献到宫中去。如西汉景帝的王皇后，本来在民间已和一位姓金的结婚，生了孩子。王皇后的母亲听相

师说她女儿命中富贵，便把女儿硬从金氏家中夺走，送入太子宫。而东汉章帝窦皇后也是因相师的判断，为求富贵

进入宫中的。

　　也许冥冥之中真有神灵保佑，她们竟如愿以偿。起关键作用的不是别的，恰是美貌。汉章帝就是听说窦氏美貌

，才引见她的。

　　朝廷宫员的女儿也是宫女的候选人，并且是重点候选人。

　　凡被家人主动献入宫中，或者父、祖在朝廷任官的女子，比一般从民间批量载入宫的女子，更有机会令皇帝注

意。这些人大多一入宫就被封上名号，再进一步越居后宫女子之上。而普遍的良家子既使有美色，也很难被发现。

如王昭君，杂处于成千的宫女之间，默默无闻。

 陈赓早年救过蒋介石的命[转帖]

　　作者：陈冠任 分类：军政界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陈赓早年最辉煌的事，就是救过蒋介石的命。

　　1924年3月，在长沙的陈赓考入程潜创办的广州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他在革命的洪流中再一次投军了。

　　可是，进入陆军讲武学校不久，一天，他和老乡宋希濂等上街闲逛，突然发现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也在招生，便

大呼小叫地喊着：”考错了！考错了！”

　　然后，他拽着宋希濂，跑到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报名，在那里，他们又参加了黄埔军校入学考试。随后被录取，

编入黄埔军校第3队，成为黄埔军校1期生。

　　1925年10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军阀陈炯明，总指挥兼第1军军长为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周恩来为总政

治部主任兼第1师党代表，22岁的陈赓为第2师4团连长。

　　10月中旬，国民革命军开始对惠州的攻城战。惠州城一战，4团任前锋，在攻城中，陈赓身先士卒，子弹打中

左脚，他拔出弹片照旧冲杀，率部攻进了叛军头目杨坤如的司令部。

　　占领惠州城后，蒋介石召见了陈赓，除表扬他英勇善战外，还把他的连队调为总指挥部，担任蒋介石的贴身护

卫。

　　攻克惠州后，东征军分三路继续向东开进。第3师师长谭曙卿是有名的“饭桶师长”，这次竟然想抢个头功，

把师长前面的“饭桶”二字去掉，结果，不明敌情又冒然深入，在华阳与叛军林虎的主力部队遭遇，陷入了重围。

东征军总指挥蒋介石闻听战况激烈，亲自来到华阳督战。然而，他却没有想到“饭桶师长”早就不行了，他率领总

指挥部一到阵地，随即就与第3师的残部一道，被围困在一座小山之上，情势十分危急。而3师的官兵又是由原粤军

改编而成，军纪松散，战斗力弱，再一打就溃不成军，四下逃散。结果，眼前之境况弄得山上的蒋介石又惊又气。

突然，他大声喊道：

　　“陈赓！陈赓在哪里？”

　　“我在这儿，校长！”陈赓从附近的战壕中跳了出来，站在蒋介石面前。

　　“你马上到前面去，以我的名义命令谭曙卿，不许退却！”

　　陈赓在横七竖八的尸体中一蹦一跳，终于找到正在一筹莫展的谭曙卿，传达了蒋介石的命令时，谁知这位谭师

长却苦笑一声：“不准退却，谈何容易！”

　　“情况危急，必须挡住敌军！”陈赓也看出了局势的严重性。

　　“好吧，我执行。”

　　谭曙卿提起军刀，硬是从如潮的退兵中拦下了一些士兵，又向山下冲去。可没冲几步，就被一阵密集的炮火又

拦了回来。此时陈赓还没回到蒋介石跟前呢。待他一到，还没等他报告，在山上的蒋介石早就“明察秋毫”了，转

过身就对陈赓说：“陈赓，革命军人不怕死，我命令你代理3师师长，立即重新组织抵抗。”

　　陈赓二话没说，抽出驳克枪，冲到山坡上的那些潮水般涌来的溃兵当中，不停地鸣枪、叫喊着“不要后退，听

我的指挥！”但是一切都已无济于事，他反而被乱军冲到了一边。山下传来的枪声越来越近，山上总指挥部的官兵

也被冲散，陈赓看看溃逃的士兵，又回头望望山上，一跺脚，又重新上了山。

　　“校长，已经不行了，还是你先随指挥部撤退吧！”

　　“不撤！我不撤！”蒋介石固执地说。

　　“敌人就要上来了呀！校长不走就来不及了！”陈赓着急地劝道。

　　“革命军人不能后撤！”

　　蒋介石还是一副死不走人的口气，也不组织反击。正在僵持中，林虎的叛军已经越来越近了。陈赓急得汗都出

来了，大声喊着：

　　“校长，胜败乃兵家之常事，走吧！”

　　他话音未落，一发炮弹就在他们身边爆炸。这时陈赓听到蒋介石说了一句什么话，大声问：

　　“什么啊？”

　　“我们必须反击！”蒋介石仍不动。

　　“校长，你是总指挥，还是先冲出去吧！”陈赓说罢，立即拉起蒋介石和他那些军官、卫兵向着后山合围敌军

的结合部冲去。子弹和炮弹不停地掠过，他们当中也不断有人倒下。好不容易冲到山下，蒋介石却又一下坐在一块

大石头上：“我不走了，我还有什么脸再回去？好不容易打下了惠州，却没想到要葬送于此！”

　　眼看着林虎的追兵越来越近，蒋介石却赖着不走。陈赓心急如焚，也不管这些了，一躬身，把蒋介石往背上一

背，撒腿就跑，那些卫兵也簇拥着他们继续向结合部的一条小河冲去。爬过泥坡，穿过草丛，来到河边，陈赓立刻

喊来一只小船，把蒋介石扶进船舱，又布置了手下的几个士兵在河边掩护，然后自己划着小船，急急向对岸驶去。

　　终于，他们在黄昏时分脱离了险境。

　　这次陈赓救了黄埔军校校长兼东征军总指挥蒋介石的命，震动了整个革命军。随后，陈赓被蒋介石调为随从参

谋，可以随便出入蒋介石的办公室，连一声“报告”都不要喊。有一次，陈赓有事要进蒋介石办公室，照例喊了声

：“报告！”进屋后，蒋介石说：“你还喊什么报告呢？连你我都不放心，还信得过谁呀！”

　　谁知没过几天，一份黄埔军校学生花名册和共产党员的名单摆上蒋介石的办公桌上时，他顿时就傻了眼：“连

你我都不放心，还信得过谁”的陈赓竟然是共产党。这下他吃惊不少，但是只批了个“此人不宜带兵”几个字，也

没做其他处理。随后，这份花名册被不要喊“报告”的陈赓看到，于是，他以母亲病重为由请假回家。蒋介石明知

他发现了自己的秘密，但因为他的“救命之恩”，不仅准假，还送来船票、路费，外加一张委任状：

　　“兹委任陈赓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校队长”。

　　1927年，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陈赓立即公开宣布退出国民党，毅然参加反对蒋介石的南昌起义。蒋介石闻知

此事后，不止一次地对人说：“陈赓是个人才，救过我的命，我非常器重他，可他政治上糊涂，跟着共产党跑了。

”言语间不胜唏嘘。

　　谁知在1933年“糊涂”的陈赓率部和他的手下在鄂豫皖打了两年的仗，在战斗中负伤后在上海医治时，又被蒋

介石的手下特务“捉”了回来。蒋介石亲自出马劝降，对陈赓许以师长高职，但还是没把陈赓拉回来。最后，迫于

“救命恩人”的压力，他不得不把陈赓从监狱里放了出来，眼睁睁地让他继续带兵与自己作对，在战场上与自己的

手下兵戈相见。

　　陈赓救过蒋介石的命，这在国共两党中都不是什么秘密。1943年在延安整风时，一次康生阴阳怪气地对陈赓说

：“当初你若是一枪把蒋介石给毙了，不就省得天天跟他打仗了！”

　　陈赓反驳说：“那时的蒋介石还是以革命者的面貌出现的，我毙了他，他不就成了英雄，而我呢？不就成了叛

徒！”

　　康生哑口无言

揭密：解放前新疆惨绝人寰的“突厥革命” [转帖]

40年代的新疆，曾经发生过一次严重的叛乱，但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这一次叛乱没有得到准确的定性，延至今

日，遂酿成东突之祸。这，就是赫赫有名的“三区革命”事件！

1944年，新疆的东突分子以盛世才的“献马运动”为借口，在伊犁巩哈挑动突厥暴民发起叛乱。与此同时，在苏联

内务人民委员贝里亚亲自坐镇阿拉木图指挥下，大批在苏联学习了特种作战战术的突厥极端分子也纷纷越过国境进

入暴动地区，直接参与了所谓的“三区革命”。

叛乱初期，突厥叛军利用国军在伊犁河谷兵力空虚的契机，取得了一些“胜利”，一度占领尼勒克。蒋介石盛怒之

下命朱绍良接替了盛世才的职位调遣内地的国军西进平叛，一举击溃了突厥叛军。

苏联不甘心失败，继续向伊犁的突厥恐怖组织提供军火及人员的援助。于是在1944年11月7日这天的夜里，突厥暴

徒在伊宁暴乱，屠杀当地汉族军民，奸淫汉族妇女，连5、6岁的幼女都不放过，其残酷程度超过了侵华日军在南京

的暴行。同时，苏联间谍、二台公路养路段段长列斯肯带领苏军特种部队在果子沟切断了进入伊犁的唯一公路——

迪伊公路；突厥极端组织头目阿巴索夫和苏联彼得·罗曼诺维奇·阿列克山德洛夫率领另一支苏军从霍城越界潜入

了伊犁市区，随后杀害了国民政府官员，切断了伊犁河大桥的交通。

国军守军一个排试图重新夺回大桥，未出城即遭突厥暴徒伏击。入夜，巩哈一带的恐怖分子绕道赶到伊宁城，开始

四处进攻国军守军。暴动很快成功。于是这些凶残的突厥狗再一次把屠刀挥向了手无寸铁的汉族平民。

幸存的国军守军掩护一部分伊宁居民撤退到了惠远老城和艾林巴克。杀红了眼的突厥暴徒在苏军的协助下穷追不舍

。12月31日，在数十架轰炸机和十门火炮的支援下，苏军军官科兹洛夫指挥突厥暴徒攻下了惠远城，国军守将陈伯

良、高炜用中正剑切腹自裁。突厥暴徒再屠惠远。

在这样的情况下，伊犁郊县的数十万汉族居民纷纷逃往焉耆，结果在至玉尔都斯山被苏军和突厥暴徒追及，随后就

是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最后生抵焉耆者只余三十多人。整个伊犁地区只有艾林巴克一地的国军还在坚守……

艾林巴克，在突厥语中为“脏园子”，位于伊宁东北，是全城最高处，北为飞机场，南是乱坟岗，原来是沙俄军队

营房，当时是国民党中央航空分校教导总队。伊宁叛乱后，城内军民退守此地约8000人。从1944年11月9日，突厥

暴徒开始围攻艾林巴克，久攻不克。1945年元月10日，国军第45师和预备役第7师试图救援艾林巴克，其中第45师

一个团冒严寒跨越天山抵达伊宁东郊，遭到大批装备精良、受过正规训练的突厥暴徒围歼。艾林巴克守军见救援不

成，遂决定冒险突围，突围后残余2000军民又被突厥骑兵追击，预备第7师副师长守将杜德孚,预备第7师参谋长曹

日灵战死，最后这批死守艾林巴克的军民仅有800多人生还，其余皆被屠杀。

伊宁沦陷后，大批东突分子手持大刀木棒，四处搜杀汉人。其中东北籍汉人无一人幸免，伊宁救济院的残废汉人都

被拖到河边用木棒打死，数千妇女被奸污。几十年后，还有一些突厥人威胁汉人说：“难道你忘记伊犁河水的颜色

了吗？”,,这里说的伊犁河的颜色就是指当时大屠杀将河水都染红了。

早在战斗还在继续的1944年11月12日，突厥暴徒就匆匆忙忙成立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艾力汗·吐烈成为伪“

政府主席”，阿奇木伯克为副主席，规定的国旗是绿地、中间是黄色星月标志的带有明显伊斯兰教标志的旗帜。

1945年2月，伊犁伪政府发布兵役法，规定20—22岁“公民”要应征入伍，服役三年，在目前总动员时期，23—44

岁“公民”也要入伍。

1945年4月8日，在伊宁市西公园,,后来的斯大林公园，现在叫人民公园,,广场上，进行了一场东突分子的誓师大会

。在大会上，伪政府主席艾力汗·吐烈发表了带有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的煽动性讲话，并给突厥叛军各部队

授予标有伊斯兰星月徽、写有“为东突厥斯坦的独立前进”文字的军旗和写有经文的白色伊斯兰教教旗。授旗后还

进行了阅兵式。

这些暴徒合计有：

1、1944年8月成立的乌拉斯台游击队，也就是后来的巩哈游击队，这是伊犁叛乱的主力，人员最多。这也是伊宁大

屠杀的元凶之一。

2、阿巴索夫和阿列克山德洛夫在苏联编组训练后秘密潜入的游击队，人员虽然少，但是装备精良，战斗力很强。

3、列斯肯率领的芦草沟游击队，这个游击队主要是俄罗斯族人。

4、鲍里诺夫和伊斯哈克伯克从苏联带回来的突厥骑兵。就是他们制造了玉尔都斯山和艾林巴克的大屠杀。

1945年2月开始，伊犁的国军基本阵亡。叛乱开始向北疆和南疆发展。7月在叛乱军和当地暴徒的夹击下，塔城国军

、政府人员和汉族群众14000多人逃入苏联，塔城沦陷。

此时北疆的阿山地区局势更加混乱，乌斯满和达列力汗两次大规模进 攻承化，那里的国军守军英勇还击，将之击

溃；8月7日，一支来自蒙古的骑兵部队和达列力汗的叛乱军会合，第三次进攻承化，在国军的抵抗下，仍然未能夺

取承化；9月，叛乱军独立骑兵旅赶来，于9月6日攻破了城墙，国军守将高伯玉率守军和百姓3000余人弃城北逃，

希望能进入蒙古避难，但在中蒙边境奥尔尕提达坂遭到蒙方阻拦；9日，叛乱军赶到，残酷的杀害了高伯玉以下国

军官兵1130人。9月20日，在阿山的暴徒被改编为叛乱军阿山哈萨克族骑兵团，达列力汗为团长。

与此同时1945年4月，叛乱军主力在苏联红军的步兵、炮兵、装甲车和飞机的支援和参战下开始向迪化进军，到9月

将战线推进到距离迪化仅150公里的玛纳斯河西岸。在南疆，苏联顾问纳斯洛夫和阿巴索夫直出天山，进攻库车，

在阿克苏一带和国军展开拉锯战。在蒲犁，以苏联的托合托米什为基地的恐怖组织夺取了蒲犁等地，成立了伪“蒲

犁专署”，随后开始向英吉沙、喀什、库车进犯。10月，叛乱军和国军守军对峙在这些地区。

叛乱军和国军对峙在玛纳斯河沿岸。国军调集大批部队，“死守大迪化”，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郭寄鞒奉

命抵达迪化，将第46师部署在绥来，在这里成立前线指挥部，第46师师长徐汝诚担任指挥官，以玛纳斯河为第一道

防线。谢义锋的新2军军部由绥来迁移到景化,,今天的呼图壁,,为第二道防线。从青海赶来的整编骑兵第1师,,马呈

祥,,接替暂编第3师的防地，进驻迪化、景化一带；暂3师调往焉耆。第43军杨德亮指挥的新45师加强伊吾、哈密的

防守，其中徐达率领新45师一部防守在七角井。

尽管如此，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仍然十分担心迪化将不保，在战事最危急的时候，朱绍良曾经八小时内给蒋介

石连发三份急电“……内乏可用之兵，外无一旅之援……迪化危在旦夕，卑职惟有以身殉职，与国共存亡，上报党

国……恳请钧座速筹良策”。

后国军援兵陆续开至，终于解了迪化之围。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国内取得决战性胜利，随后挥军西进，东突分子见势不妙，纷纷依附。

五十多年过去了，当年惨遭屠杀的同胞已经化为累累白骨，却还有几人记得他们的悲惨遭遇？当年保家卫国的国军

将士也将陆续故去，不知还有谁能记住他们为民族和国家作出的贡献？

谨以此文献给那些为维护中国领土完整而战死在新疆的中国将士以及被惨遭屠杀的同胞。

我心中的汤用彤先生[转帖] 

　　乐黛云

　　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汤用彤先生是在1952年学生毕业典礼上。当时他是校务委员会主席，我是向主席献花、献

礼的学生代表。由于我们是解放后正规毕业的第一届学生，毕业典礼相当隆重，就在当年五四大游行的出发地——

民主广场举行。当时全体毕业生作出一个决定，离校后，每人从第一次工资中，寄出五角钱，给新校址建一个

　　旗杆。目的是希望北大迁到燕园时，学校的第一面五星红旗是从我们的旗杆上升起！毕业典礼上，我代表大家

郑重地把旗杆模型送到了汤先生手上。如今，五十余年过去，旗杆已经没有了，旗杆座上的石刻题词也已漫漶，但

旗杆座却还屹立在北大西门之侧。

　　就在这一年，我进入了汤用彤先生的家，嫁给了他的长子汤一介，他1951年刚从北大哲学系毕业。我们的婚礼

很特别，即便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恐怕也不多见。当时，我希望我的同学们离校前能参加我的婚礼，于是，赶

在1952年9月结了婚。结婚典礼就在小石作胡同汤家。汤老先生和我未来的婆母坐在北屋的走廊上，笑咪咪地看着

大家嬉闹。后来，大家起哄，让我发表结婚演说。我也没有什么“新娘的羞怯”，高高兴兴地发表了一通讲话。我

至今还记得大概的意思是说，我很愿意进入这个和谐的家庭，父母都非常慈祥，但是我并不是进入一个无产阶级家

庭，因此还要注意划清同资产阶级的界限。那时的人真是非常革命！简直是“左派幼稚病”！两位老人非常好脾气

，丝毫不动声色，还高高兴兴地鼓掌，表示认同。

　　第二天，汤老先生和老夫人在旧东单市场森隆大饭店请了两桌至亲好友，宣布我们结婚，毕竟汤一介是汤家长

子啊。汤老先生和我的婆母要我们参加这个婚宴，但我认为这不是无产阶级家庭的做法，结婚后第一要抵制的就是

这种旧风俗习惯。我和汤一介商量后，决定两个人都不去。这种行为现在看来确实很过分。一定很伤了两个老人的

心。但汤老先生还是完全不动声色，连一句责备的话也没有。

　　毕业后我分配到北大工作，院系调整后，汤老先生夫妇也迁入了宽敞的燕南园58号。校方认为没有理由给我再

分配其他房子，我就和老人住在一起了。婆婆是个温文尔雅的人，她很美丽，读过很多古典文学作品和新小说，《

红楼梦》和《金粉世家》都看了五六遍。她特别爱国，抗美援朝的时候，她把自己保存的金子和首饰全捐献出来，

听说和北大教授的其他家属一起，整整捐了一架飞机。她从来不对我提任何要求，帮我们带孩子，分担家务事，让

我们安心工作。我也不是不近情理的人，逐渐也不再提什么“界限”了。她的手臂曾经摔断过，我很照顾她。他们

家箱子特别多，高高地摞在一起。她要找些什么衣服，或是要晒衣服，都是我帮她一个个箱子搬下来。汤老先生和

我婆婆都是很有涵养的人，我们相处这么多年，从来没见他俩红过脸。记得有一次早餐时，我婆婆将他平时夹馒头

吃的黑芝麻粉错拿成茶叶末，他竟也毫不怀疑地吃了下去，只说了一句“今天的芝麻粉有些涩”！汤老先生说话总

是慢慢地，从来不说什么重话。因此在旧北大，曾有“汤菩萨”的雅号。这是他去世多年后，学校汽车组一位老司

机告诉我的，他们至今仍然怀念他的平易近人和对人的善意。

　　汤老先生确实是一个不大计较名位的人！像他这样一个被公认为很有学问、曾经在美国与陈寅恪、吴宓并称“

哈佛三杰”的学者，在院系调整后竟不让他再管教学科研，而成为分管“基建”的副校长！那时，校园内很多地方

都在大兴土木。在尘土飞扬的工地上，常常可以看到他缓慢的脚步和不高的身影。他自己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

常说事情总需要人去做，做什么都一样。

　　可叹这样平静的日子也并不长，阶级斗争始终连绵不断。1954年，在《人民日报》组织批判胡适的那个会上，

领导要他发言。他这个人是很讲道德的，不会按照领导意图、跟着别人讲胡适什么，但可能他内心很矛盾，也很不

安。他和胡适的确有一段非同寻常的友谊。当年，他从南京中央大学去北大教书是胡适推荐的。胡适很看重他，临

解放前夕，胡适飞台湾，把学校的事务就委托给担任文学院院长的他和秘书长郑天挺。《人民日报》组织批判胡适

，对他的打击很大，心理压力也很大。当晚，回到家里，他就表情木然，嘴角也有些歪了。如果有些经验，我们应

该当时就送他上医院，但我们都以为他是累了，休息一夜就会好起来。没想到第二天他竟昏睡不醒，医生说这是大

面积脑溢血！立即送到协和医院。马寅初校长对他十分关照，请苏联专家会诊，又从学校派了特别护士。他就这样

昏睡了一个多月。

　　这以后，他手不能写，腿也不能走路，只能坐在轮椅上。但他仍然手不释卷，总在看书和思考问题。我尽可能

帮他找书，听他口述，然后笔录下来。这样写成的篇章，很多收集在他的《 札记》中。

　　这段时间，有一件事对我影响至深。汤老先生在口述中，有一次提到《诗经》中的一句诗：“谁生厉阶，至今

为梗”。我没有读过，也不知道是哪几个字，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很惊讶，连说，你《诗经》都没通读过一遍

吗？连《诗经》中这两句常被引用的话都不知道，还算是中文系毕业生吗？我惭愧万分，只好说我们上大学时，成

天搞运动；而且我是搞现代文学的，老师没教过这个课。后来他还是耐心地给我解释，“厉阶”就是“祸端”的意

思，“梗”是“灾害”的意思，全诗的意思是哀叹周厉王昏庸暴虐，任用非人，人民痛苦，国家将亡。这件事令我

感到非常耻辱，从此我就很发奋，开始背诵《诗经》。那时，我已在中文系做秘书和教师，经常要开会，我就一边

为会议做记录，一边在纸页边角上默写《诗经》。直到现在，我还保留着当时的笔记本，周边写满了《诗经》中的

诗句。我认识到作为一个中国学者，做什么学问都要有中国文化的根基，就是从汤老的教训开始的。

　　1958年我被划为极右派，老先生非常困惑，根本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在他眼里，我这个年轻小孩一向那么革

命，勤勤恳恳工作，还要跟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限，怎么会是右派呢？况且我被划为右派时，反右高潮早已过去。

我这个右派是1958年2月最后追加的。原因是新来的校长说反右不彻底，要抓漏网右派。由于这个“深挖细找”，

我们中国文学教研室解放后新留的10个青年教师，8个都成了右派。我当时是共产党教师支部书记，当然是领头的

，就成了极右派。当时我正好生下第二个孩子，刚满月就上了批斗大会！几天后快速定案。在对右派的6个处理等

级中，我属于第二类：开除公职，开除党籍，立即下乡接受监督劳动，每月生活费16元。

　　汤老先生是个儒雅之士，哪里经历过这样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而且这斗争竟然就翻腾到自己的家里！他一向

洁身自好，最不愿意求人，也很少求过什么人！这次，为了他的长房长孙——我的刚满月的儿子，他非常违心地找

了当时的学校副校长江隆基，说孩子的母亲正在喂奶，为了下一代，能不能缓期去接受监督劳动。江隆基是1927年

入党的，曾经留学德国，是一个很正派的人。他同意让我留下来喂奶8个月。后来他被调到兰州大学当校长，文化

大革命中受迫害上吊自杀了。我喂奶刚满8个月的那一天，下乡的通知立即下达。记得离家时，汤一介还在黄村搞

“四清”，未能见到一面。趁儿子熟睡，我踽踽独行，从后门离家而去。偶回头，看见汤老先生隔着玻璃门，向我

挥了挥手。

　　我觉得汤老先生对我这个“极左媳妇”还是有感情的。他和我婆婆谈到我时，曾说，她这个人心眼直，长相也

有福气！1962年回到家里，每天给汤老先生拿药送水就成了我的第一要务。这个阶段有件事，我终生难忘。那是

1963年的五一节，天安门广场举办了盛大的联欢活动，集体舞跳得非常热闹。这是个复杂的年代，大跃进的负面影

响逐渐成为过去，农村开始包产到户，反右斗争好像也过去了，国家比较稳定，理当要大大地庆祝一下。毛主席很

高兴，请一些知识分子在五一节晚上到天安门上去观赏焰火、参加联欢。汤老先生也收到了观礼的请帖。请帖上注

明，可以带夫人和子女。汤老先生就考虑，是带我们一家呢，还是带汤一介弟弟的一家？当时我们都住在一起，带

谁去都是可以的。汤老先生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他当时可能会想，如果带了弟弟一家，我一定会特别难过，因为

那时候我还是个“摘帽右派”。老先生深知成为“极右派”这件事是怎样深深地伤了我的心。在日常生活中，甚至

微小的细节，他也尽量避免让我感到受歧视。两位老人对此真是体贴入微。我想，正是出于同样的考虑，也许还有

儒家的“长幼有序”吧。最后，他决定还是带我们一家去。于是，两位老人，加上我们夫妇和两个孩子，一起上了

天安门。那天晚上，毛主席过来跟汤老先生握手，说他读过老先生的文章，希望他继续写下去。毛主席也跟我们和

孩子们握了握手。我想，对于带我上天安门可能产生的后果，汤老先生不是完全没有预计，但他愿意冒这个风险，

为了给我一点内心的安慰和平衡！回来后，果然有人写匿名信，指责汤老先生竟然把一个右派分子带上了天安门！

带到了毛主席身边！万一她说了什么反动话，或是做了什么反动事，老先生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吗？这封信，我们也

知道，就是住在对面的邻居所写，其他人不可能反应如此之快！老先生沉默不语，处之泰然。好像一切早在预料之

中。

　　不幸的是老先生的病情又开始恶化了。1964年孟春，他不得不又一次住进医院。那时，汤一介有胃癌嫌疑，正

在严密检查，他的弟媳正在生第二个孩子，不能出门。医院还没有护工制度，“特别护士”又太贵。陪护的事，就

只能由婆婆和我来承担。婆婆日夜都在医院，我晚上也去医院，替换我婆婆，让她能略事休息。记得那个春天，我

在政治系上政论文写作，两周一次作文。我常常抱着一摞作文本到医院去陪老先生。他睡着了，我改作文，他睡不

着，就和他聊一会儿天。他常感到胸闷，有时憋气，出很多冷汗。我很为他难过，但却完全无能为力！在这种时候

，任何人都只能单独面对自己的命运！就这样，终于来到了1964年的五一劳动节。那天，阳光普照，婆婆起床后，

大约6点多钟，我就离开了医院。临别时，老先生像往常一样，对我挥了挥手，一切仿佛都很正常。然而，我刚到

家就接到婆婆打来的电话。她嚎啕大哭，依稀能听出她反复说的是：“他走了！走了！我没有看好他！他喊了一句

五一节万岁，就走了！”汤老先生就这样，平静地，看来并不特别痛苦地结束了他的一生。

　　过去早就听说汤老先生在北大开的课，有“中国佛教史”、“魏晋玄学”、“印度哲学史”，还有“欧洲大陆

哲学”。大家都说像他这样，能够统观中、印、欧三大文化系统的学者恐怕还少有。和汤老先生告别17年后，我有

幸来到了他从前求学过的哈佛大学，我把汤老先生在那里的有关资料找出来看了一遍，才发现他在哈佛研究院不仅

研究梵文、佛教、西方哲学，并还对“比较”，特别是对西方理论和东方理论的比较，有特殊的兴趣。汤老先生在

美国时，原是在另一所大学念书，是吴宓写信建议他转到哈佛的。他在哈佛很受著名的比较文学家白璧德的影响，

他在哈佛上的第一堂课就是比较文学课。吴宓和汤老先生原是老朋友，在清华大学时就非常要好，还在一起写过一

本武侠小说。我对他这样一个貌似“古板”的先生也曾有过如此浪漫的情怀很觉惊奇！

　　汤老先生离开我们已近半个世纪，他的儒家风范，他的宽容温厚始终萦徊于我心中，总使我想起古人所说的“

即之也温”的温润的美玉。记得在医院的一个深夜，我们聊天时，他曾对我说，你知道“沉潜”二字的意思吗？沉

，就是要有厚重的积淀，真正沉到最底层；潜，就是要深藏不露，安心在不为人知的底层中发展。他好像是在为我

解释“沉潜”二字，但我知道他当然是针对我说的。我本来就习惯于什么都从心里涌出，没有深沉的考虑；又比较

注意表面，缺乏深藏的潜质；当时我又正处于见不到底的“摘帽右派”的深渊之中，心里不免抑郁。“沉潜”二字

正是汤老先生对我观察多年，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给我开出的一剂良方，也是他最期待于我的。汤老先生的音容笑

貌和这两个字一起，深深铭刻在我心上，将永远伴随我，直到生命的终结。

　　　（摘自《四院 沙滩 未名湖 60年北大生涯〈1948-2008〉》，

何海霞的艺术生涯[转帖]

　　　为了生活，加上个人又有一点小聪明，我年轻时便走上了仿画这条路。仿画不仅可挣饭吃，有趣的是，临摹

别人的字画，几乎可以达到以蒙人为能事。临摹时以明清各家名迹为本，有原作、有照片、又可练习书法，何乐不

为。记

　　得那时写一个画的题款，我收入3到5块银元。临几张古画，一年的生活费就解决了。但是人总不能满足于吃饭

，天天和画商打交道，在心灵深处留下了一种不光彩的心理，那就是假、应付。失去了学画初期那种真诚朴素的心

情。

　　画商在剥削之余也给我做了一件媒介好事，商人叫我画一张《饷鸟图》，此画打动了张大千先生，因此得到大

千先生的教益，被大千师欣赏，收为弟子。

　　1935年春天，我从一个普通人列入张大千先生门下，由此在北京艺坛名噪一时，这是何等的幸运啊。

　　我是中国画研究会成员，曾经参加过画展，并且得周肇祥、金北楼的培养，画有一定提高，今天拜师于张大千

先生，引起徐燕荪大为不满，并在《大公报》上说：“何生自有手段，何必拜张髯门人……”语中认为不该。

　　我的绘画启蒙受宋院体画影响，严谨写实，在功夫上有初步基础。由于文化很差，渐渐认识到自己薄弱之处。

有一次老师叫我回一封给友人的信，我半天才写好，请老师看，老师说，天津有个巢章甫，文学好，向仲坚词人的

学生，也是你的同行，你俩人要是一个人多好。意思说，论画我比他有功夫，但是没有他的文学修养。巢出身书香

门第，我出身于手艺人的家庭，这对我是个鞭策。又一次与老师一同去琉璃厂古玩铺，回来时老师问何绍基的对联

上联是什么，下联又是什么，我一时结结巴巴只记得头俩字，下五个字记不起来，老师脱口而出，并念给我听。此

事使我深深感到先生的过人之处、天资之高，无法追随。

　　老师时常给我讲些做人的道理，老师对太老师和二老师很尊重，那种尊师重道的精神，使我受益很大。他曾给

我一副对联，说是曾农髯太老师给他写的，老师又写给我作为铭言：“努力崇明德 随时爱景光”。语意深长至今

铭记于心。

　　老师的友人，洛阳李铭三先生，那天突然叫我画张美人图， 《天女散花》是老师新作，所用六尺整纸，上边

重色勾金，李老拿了张原作照片对老师说，叫你学生给我画一张吧。老师答应了。李老花16个银元买了赤金泥送给

我。经过老师答应，我才肯动手。画时有些过分地逞能，因为看了先生画的过程，半工半写，题上款，在边上写了

我的名字。李老拿去给老师看，并请他老人家在上边题词，老师碍于友情，全词写上，最后写款的时候，老师看了

李老一眼哈哈大笑，名字写完只添上一个题字，不言而喻了。

　　1945年我随张大千入川，四川乃天府之国，山川河流，农村风光无不入画，与江南、北方风貌完全不同。领略

到的不是在画中所能得到的，也不是书本中的记载。几年以来，去峨眉、探青城，感受山川的壮观和饶有诗意的农

村，对我后半生艺术影响极大，在传统技法上又丰富了生活营养的补充，收获很大。

　　我是个不交学费还受到资助的学生，内心总怀着有愧之情。“文革”期间有人批斗我，说“你是张大千的奴才

、代笔人，要划清界限”。蔡亮说我立场没有转过来。我心里说，我不能昧着良心呀。扪心自问，大师言行教诲，

授予后生之事，笔难尽述。

　　先师仓促出国，不复再晤。l978年，吾师尚念大陆老学生，特请旧友来华接我，但终憾不能成行。

　　1950年结束了因袭前人传统画取得功力的画法，虽有有利的一面，同时也给后来发展带来一些障碍。

　　时代变革了，新旧两个不同的社会，要改变老一套的观念比什么都艰巨困难，一切都要从头学起。人总是要活

下去，我只好到西安卫生局去当宣传员，画无痛分娩插图，登梯子画大油画、水粉画，原来写过二王颜柳，今天又

练起美术字，我的领导说：“老何你过去的一套本领今天用不上了。”将近50岁，真是老大徒伤悲，处处受到人们

的歧视白眼。我深感一个身世凄凉流落在外乡的人，只有低头苦干，坚持自己的特长，还要把现实工作做好，只有

这样才有出路。

　　陕西赵望云、石鲁领导美协工作，为繁荣传统文化，国画要发展，才把我从卫生局调到美协，归队画画，赵望

云是民主人士，石鲁是延安同志，机遇难得。赵望云先生是西北国画事业发展的决定性人物，他打破传统的形式主

义，带头反映农村生活，同时对文艺战线的统战工作也有很大的贡献。我在陕西三十多年，思想上艺术上得石、赵

的帮助，这是我艺术生活实践中难得的良好机缘。我常说陕西是我的故乡。

　　深入生活，到大自然中去。美协强调创作上以西北风貌为主要题材，当时陕西南北我差不多都走遍了，作为年

过半百的人，学的一套模仿技术，现在叫我到生活中去，旧瓶子要装新酒是多么勉强。但是由于自己对现实的认识

和心理准备，因此并不觉得陌生。当时产生一种强烈的激情，忘掉了艰苦的环境和有时会遇到的危险。和我同行的

多是比我年纪小得多的人，记得在三门峡工地，见着黎雄才，黎说“老何啊，你年纪大了不行了，还要画三门峡，

我从灵宝画了个长卷……”。刘旷又发现一个好角度，并说这地方最好还是用木刻表现。几个好景界都被这二位占

完了。当时正是6月酷暑，客观环境对一个人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而他们都是有过一定生活经验的，比较之下，

我的差距不小。有一次我到老黎的房间，一眼看见他的几十张速写稿铺在地上，由于我是突然袭击，他没有来得及

收，被我看见了，真是胜读多少理论东西。

　　我初次接触实际生活，感到周围要涉取的东西到处都是，但没有留心人的生动形象，所以每当创作时，就成问

题了。以前认为山水画中的人物是点缀品，没有把人物形象表达出来，这是老画家忽略了。记得第一次准备参加西

北画展时，我创作了一幅以山区勘察为内容的作品，但当时对人物形象非常陌生，只好请方济众帮助画个人。不错

!添上个工人正在用望远镜观测远方，才完成这张画的主题。过一段时间，画工人修路，人物非常重要，又乞求这

位方济众先生画工人。老方说，搁这儿吧，今天没有工夫。过些天又去看了，还没画，这样耽误了许多时间，我总

觉得求人不是长远之法，还要靠自己。我虽然掌握笔墨功夫，为什么不会画人?因为不经常注意人的精神面貌和动

态，就是“移山倒海”也是套别人的，用铅笔描样，再用墨线勾出。想想赵望云先生的人物，多么熟练，几笔就一

个毛驴，几笔就把一个男子汉画出来了。和我同年的画家还有相差十几岁的方济众他们都掌握人物形象的画法，难

道他们有什么诀窍高招?我再想赵望云曾对其他人说的：“画画就要多画速写。”这才恍然大悟，问题就在粗心、

不观察，不用头脑去记。记得越多，脑子里的形象变化就越多。后来我又和老方到陕南生活，在陕南有人喜欢打鸭

子，有人下河洗澡，我就抓住时机，观察人的活动。因为赶不上人动作的速度，我能记得多少就记多少，着重记忆

最可画的动态，以表达干什么为重点。我在实践中画速写，多用回忆形象的方法画出来，如果按照人体解剖，比例

是不行的，先勾出再画是死的。

　　赵望云画人物先从肩膀起，再加上脑袋，画驴子从后腿往前画，最后加上个驴头。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不知

要走多少弯路。

　　一次下乡回来，石鲁要看看大家的收获，说，老何的小人过关了，我说不攻关不行，不用眼睛不动脑子不行，

这是对老方的感谢。

　　在一次业务会上，大家看李梓盛一张四尺创作，石鲁将作品拿在手中七折八叠，最后成了一张六开小画。石鲁

说这就够了。我心想，那么大的一张画最后折成小册页了，有点可惜，石鲁说这么大的篇幅其实只是说明一点，有

的大画只是小画，有的小画其容量是大画。这就是说，不能以大小来说明问题。

　　艺术与环境，环境不一定起着决定性作用，但是特殊的环境有时偏偏产生艺术创作情绪。

　　“文革”中，我流落到外县，家不成家，单位已无可依靠，心理上的压力非常沉重，家有病妇，呻吟了两三年

，最后失去老伴……我狠狠心一走了之，去了四川。在逆境中解脱自己的苦恼惆怅唯有画画，40天里创作了大量的

作品。这是奇迹，奇迹是从逆境中挣扎出来的。这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最孬的一年，也是创作最丰收的一年。

　　家务的干扰，内外矛盾加上心理上消沉，我意识到只有离开这复杂的局面，才能另辟道路。于是决定去北京，

又经过一番曲折复杂的战斗，结束了在西安33年的生活历程，我告别了和石鲁、赵望云两位先生在一起生活过的西

安。

　　记得在一次为中南海作画的会上，黄胄说了一句话，何海霞同志是咱北京画家了，已调到中国画创作组(中国

画研究院的前身，现为中国国家画院)工作。这时在座的同行表现出不是滋味的也有，为我真心祝福的也有，总算

是归队了!

　　原来我在陕西省是省画院的副院长，调离西安来到北京后，就取消了院长的名誉，事隔几年，l988年又给我补

了个陕西省画院名誉院长的名誉。

　　　(摘自《何海霞艺术文集》，文物出版社2008年8月版

历久弥新的《国闻周报》 [转帖]
 

　　《国闻周报》创刊号 王鹏

　　85年前（即1924年）的8月3日，国闻通讯社在上海创办了一份时事性、政论性、综合性的新闻周刊——《国闻

周报》。它创办人胡政之（1889-1949年），是我国著名记者和报刊政论家，也是一位成

　　功的报业经营者。

　　对于创办《国闻周报》，胡政之有这样的回忆：“当我创办国闻通讯社的时候，就有意同时办一个周刊，使通

讯与周刊互为表里，相辅相成。但是，最初通讯社业务，基础未固，自不敢轻举妄动。后来通讯社业务渐渐有了发

展，而且当时国内实在需要这样的周刊，我才不避一切艰难，在上海创办起来。”经过一番积极的筹备，1924年7

月17日，国闻通讯社在上海《申报》刊登广告“《国闻周报》出版预告”说：“启者国闻通讯社成立有三年，分设

上海、北京、汉口，并于通都大邑聘任通信员，每日发行新闻稿件，为全国各报所采用，信誉素著。兹由本社全体

社员通力合作，发刊《国闻周报》一种，定期八月三日出版。内容分评论、论著、纪事、特别通信、插页、小说、

剧谈、自由论坛、译件等项，印刷力求精美。”

　　在《国闻周报》的创刊号上，有胡政之撰写的“发刊辞”。在这篇“发刊辞”中，他先为新闻事业和新闻记者

正名，要人们改变以往对于新闻事业和新闻记者的偏见。创刊号上还刊登了胡政之撰写的两篇社评《外人私运军火

之祸因》、《退还庚子赔款之用途》以及专门介绍孙中山的专文。

　　《国闻周报》社于1926年9月13日移至天津，1936年4月又回到上海出版。1937年的“八一三”沪战以后，战事

扩大到上海，炮火笼罩，内外交通阻塞，各家报刊纷纷撤往大后方。这时《国闻周报》坚持在沪办刊，编辑出版了

两期“战时特刊”，着重反映沪战的战况。发表过巴金的《站在十字街头》和《自由快乐地笑了》，茅盾的《接头

一瞥》，胡愈之的《忆北方的友人》，王芸生的《寄日本国民》、《诫日本军阀》、《东亚大时代》，张香山的《

鼓吹黩武的日本文学》、《友人之书》，章靳以的《我的家乡》，王莹的《从上海到苏州》，张天翼的《抗战与民

众》，沙汀的《这不比强盗更可恶么！》，胡风的《为祖国而歌》，郭沫若的《复建县县小同学书》，范长江的《

如何巩固抗战阵线》，徐迟的《从北平逃亡出来》，艾芜的《八月的上海》等等。

　　1937年12月12日，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国闻周报》社所在的法租界形同孤岛。日军要求新闻检查，《国闻周

报》为争不受辱的报格，在它发满14卷（总计700期）后毅然停刊。12月27日，《国闻周报》在停刊号上刊登“启

事”：“本报决定出至第十四卷第五十期为止，暂停在沪出版，另移地点发行，一俟筹备就绪，再行奉告。敬希。

爱读诸君注意为荷。”《国闻周报》在停刊前，每期发行约3万份。这份出版了13年又4个月的周刊（中间未曾中断

），至此停刊。

　　1938年9月2日，《国闻周报》在香港《大公报》刊登复刊“启事”，说《国闻周报》拟于十月二日在香港复刊

。可是，在9月1日德军入侵波兰，接着英法对德宣战。于是，9月25日，《国闻周报》又在香港《大公报》登出“

紧要启事”说：“本报原定十月二日复刊，一切筹备早已就绪。不意欧战勃发，致交通及纸张、原料均发生障碍，

本报在此困难环境之下，只得延期出版，容俟局势稍定，再以出版地点及日期奉告，诸希鉴谅是幸！”以后，因战

争等种种原因，《国闻周报》再也没有复刊。

　　虽然《国闻周报》已停刊72年了，但其所载丰富的内容，仍是现今近现代史研究工作者经常翻阅的资料。1957

年8月，（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国闻周报总目》，200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把《国闻周报》刻录成光盘出版，为

历史学和新闻学的研究者提供了便利。为纪念《国闻周报》的创办人胡政之诞辰120周年和逝世60周年，2009年6月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回忆胡政之》一书，内载许多著名报人如萧乾、金庸、徐铸成、曹聚仁、曾敏之等回忆胡

政之新闻生涯的纪念文章。

德國的納粹主義[转帖]

在1919-33年，由民主政府統治德國，但只有少部份人支持這個政府，因為：
1. 在1919年所簽的凡爾賽條約對他們的懲罰實在太苛刻。
2. 不能解決由經濟大衰退 (1929-33) 所帶來的經濟問題。

德國人支持希特拉 (Adolf Hitler) 和他的納粹黨 (Nazi Party)，因為他承諾會廢除凡爾賽條約，並解決德國的

經濟問題，又增強德國的國力。在1933年，希特拉把德國成為一個極權主義的國家，直至1945年。

他的政治思想就叫做納粹主義 (Nazism)。他相信德國人應該統治其他種族的人，因此在1935-45年他實行了向外擴

張的政策。他為了鞏固自己的獨裁權力，所以他
1. 禁止其他黨派的成立。
2. 控制所有國家的事務。
3. 用暴力消滅他的敵人。
4. 把所有反對他的人放置到集中營中，易於監察。
 
发表于 2009-7-6 22:55   

毛泽东家三代女性: 痴情战士到前卫儒商 [转帖]

　　　　来源:环球人物

　　今年是贺子珍诞辰100周年。

　　百年前的中秋佳节，贺子珍诞生在江西永新。18岁出落成“永新一枝花”。她投身革命，在井冈山的万顷翠竹中，与毛泽东相识。从此，她的生命之舟，随着与毛泽东的婚恋离合，随着中国革命的曲折道路，而跌宕起伏。

　　毛泽东作为一个革命者和领导者，是阳刚的、浪漫的、壮怀激烈的。在艰苦的革命年代，他和贺子珍的感情“不似春光，胜似春光”。他们的6个孩子，或失散在颠沛流离的长征路上，或死于硝烟弥漫的战火中。唯一活下来的，只有女儿李敏。“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深切的父爱，都凝聚在这个名字里。待到唯一的外孙女出世时，毛泽东用自己最钟爱的梅花，为她取名“孔东梅”。

　　作为毛泽东家的女性，她们注定要承担起双重角色：既是温柔的女子，又是坚毅的巾帼英雄。贺子珍、李敏、孔东梅走出了风采各异的人生路：从一生痴情的女战士，到平淡是真的普通人，再到前卫时尚的儒商。她们谱写了毛泽东家三代女性的百年传奇。

　　贺子珍，孤独一世情

　　30年前的1979年6月11日，《人民日报》刊出消息，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增补贺子珍等人为政协委员。同时配发了照片：一个面颊丰腴、白发苍苍的老人，慈祥地坐在轮椅上，和一个小女孩一起看画报。

　　这位老人就是贺子珍，小女孩则是她的外孙女孔东梅。

　　“贺子珍出来了！”作为毛泽东的前妻，贺子珍“消失”40年后奇迹般地出现，当时引起的反响可想而知。

　　而今，30年过去了，《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几经周折，寻访到贺子珍最后岁月的两位见证者。一位是一直陪伴在她身边的外孙女孔东梅，另一位是多次走入贺子珍内心世界的新闻记者王行娟。她们从不同的视角，向我们诉说贺子珍的人生和爱情。

　　最浪漫的事

　　1927年盛夏八月，18岁的贺子珍随江西永新暴动队伍来到井冈山；深秋十月，34岁的毛泽东率秋收起义余部辗转千里上井冈。在万山丛中，毛泽东第一次见到被称为“永新一枝花”的贺子珍。他愣住了，没想到井冈山上竟有如此年轻貌美的姑娘。

　　贺子珍1909年出生在江西永新县，17岁成为中**员，与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一起被称作 “永新三贺”。少女时期的贺子珍，中等身材，皮肤洁白。她喜爱思考，两道漂亮的眉毛常常是微蹙着的，眉心上留下一道浅浅的小沟。她一身白衫、黑裙的学生装，梳着又粗又黑的长辫子，常常引来赞叹的目光。

　　毛泽东与贺子珍的浪漫往事，牢牢印在贺敏学夫人李立英的脑海里。孔东梅正是从这位“舅奶奶” 那里，知道了这段爱情。她在《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中写道：“在井冈山，外公经常去看望外婆。每次他要远行的时候，就会敲敲外婆的窗户说，‘我要走了 ’。外婆就把窗户拉开一条小缝。她很奇怪，‘你走就走吧，为什么要对我说？’当时外婆有个心上人，叫欧阳洛，也是一个革命者，后来牺牲了。外公懂得外婆的心思，他看中外婆有文化，也有性格，一直追求她。”

　　通过在工作中的接触，贺子珍渐渐对毛泽东有了依赖感，遇到什么事，总喜欢找他倾诉。有一天，贺子珍轻手轻脚地走进毛泽东的房间，见毛泽东正伏案工作，便一声不响倚在门框上，深情地注视着。不知过了多久，毛泽东停笔沉思，一抬头，正遇上那双炽热的眼睛。两个人的目光仿佛撞击出晶亮的火花，贺子珍赶紧把目光移到了自己的脚尖上，不自然地揉搓着衣角。毛泽东搬过一把竹椅，让贺子珍坐下。沉默了一会儿，他温存地说：“你是个好同志，好姑娘，我很喜欢你。”

　　1928年5月，毛泽东和贺子珍在井冈山结婚，开始十年婚姻生活。孔东梅说，这十年，是中国革命最为艰苦的岁月，是外公政治生涯最为艰难的时候，却是外婆一生中最灿烂的年华。

　　“对我最好的一个女人”

　　1929年1月，毛泽东和贺子珍跟随部队离开井冈山。1934年，夫妻俩踏上漫漫长征路。途中，贺子珍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她遭遇了敌机扫射，身中十几弹。最惨烈的，是在云南贵州交界处的行军路上，追兵就在几十里外，贺子珍突然临盆，生下一个女儿。她只看了一眼，留下13块大洋，写了一个字条，便被扛走了。孔东梅说：“外公曾经讲过，‘贺子珍跟了我这么多年，受了很多苦，但她是对我最好的一个女人’。”

　　1935年10月，贺子珍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不久来到保安县。在那里，贺子珍生下了一个女儿，就是孔东梅的母亲李敏，乳名娇娇。后来又到延安。凤凰山下的吴家窑，成为贺子珍一生中与毛泽东最后的家。1937年冬，贺子珍不顾毛泽东的挽留，离开延安，远走苏联。当时，在延安的老同志无人不知，无人不议。然而，几十年后却很少有人谈起。直到1998年，孔东梅才在曾志的回忆录中，看到一段异常珍贵的资料。曾志这样写道：

　　我老惦记着贺子珍，可又不敢贸然提她，没想到有一天，毛泽东竟主动地说起了她。毛泽东感叹道：“我同贺子珍还是有感情的，毕竟是十年夫妻嘛！”“那为什么要离开呢？”“不是我要离开她，而是她要离开我。她脾气不好，疑心大，常为一些小事吵架。 ”“有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无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又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两人还动手打了起来。我批评她，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一气之下贺子珍说要去西安，然后到苏联治病。我希望她能回来，写了封信，派警卫员送到西安并接她回来。但贺子珍不回，却捎回一方白手绢，上面写了诀别信，不久她就去了苏联。这封诀别信，至今仍旧保留在我的铁箱子里。”

　　王行娟根据贺子珍晚年的回忆分析，作为一名红军女战士，贺子珍对于“夫人”身份，很不能适应。“她是一个真正有着崇高革命理想的人，在枪林弹雨中过惯了，要把重心转到做毛泽东的秘书工作，她心里不痛快。”孔东梅则认为：“外婆到了延安后，发现自己的文化水平跟不上，当时延安有很多进步女性，这让她有很深的思想包袱。外婆曾经讲，‘我也是17岁就参加革命的，思想上还是很进步的，老毛和我吵架也行，但是后来连吵都不吵，隔阂越来越大。’”

　　贺子珍心中只有毛泽东

　　　　资料图：1937年春，毛泽东和贺子珍在延安

　　“在苏联的日子比长征还苦”

　　贺子珍是怀着身孕上路的，到达莫斯科时，已是1938年10月。不久，贺子珍就生下了她与毛泽东的儿子，取名柳瓦。不幸的是，小柳瓦6个月大时，因传染上流感而病死。

　　在苏联，张闻天的夫人刘英曾劝过贺子珍。她回忆道：“贺子珍伤心至极，天天到(柳瓦)坟上哭。毛主席又很少写信给她。收到过一封信，只有三言两语，她精神上非常苦恼。但她又很傲，不肯主动写信给毛主席。我从苏联回国的时候，说我可以帮她带信给毛主席，她说不带。”

　　1939年9月，刚满30岁的贺子珍突然收到了毛泽东委托周恩来转交的一封信，信中委婉地表示了要终止婚姻关系。孔东梅说：“外婆刚失去一个儿子，又收到这封信，这种刺激可想而知。”

　　此时，毛泽东和杨开慧所生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也在苏联东方大学八部学习。贺子珍悉心照顾他们的生活，每月从70卢布的生活津贴中挤出钱来为他们买东西。但早期她从没点破自己的身份。岸英和岸青一直以为，这位好心的阿姨是因为喜欢孩子才这么照顾自己的。他们叫她“贺妈妈”。1941年底，毛泽东把女儿李敏送到苏联。李敏的到来，给贺子珍带来了短暂的快乐。在异国他乡，她与三个孩子相依为命，组成了一个临时的家。

　　孔东梅曾经读过外婆晚年写给外公的一封信，“那封信很长，看后让人心酸。外婆说，在苏联的日子比长征还苦。为了养活我妈妈、岸英舅舅、岸青舅舅，她要彻夜织毛袜子，洗衣服，周末还要去伐木。家里有时还没有吃的，没有劈柴，冬天屋子里都结了冰……”

　　苏德战争爆发后，贺子珍的苦闷情绪更加难以控制。“外婆也作出过一些过激的行为，包括打骂她唯一的女儿。但妈妈说，不是那种真的狠打，就因为一些小事情，比如回家晚了挨打。妈妈挨打就会哭喊，别人以为外婆精神出了问题，便将她送往精神病院。”

　　贺子珍为什么会被关进精神病院？这是个难解之谜。王行娟说，每次提起这段往事，贺子珍就泪流满面，痛苦地表示：“我不愿意回忆这些。”

　　心中只有毛泽东

　　直到1947年8月，在王稼祥夫妇的帮助下，贺子珍带着李敏、岸青回到中国东北(岸英已于 1946年回国)。建国后，李敏和岸青回到毛泽东身边生活。孔东梅说：“根据妈妈回忆，那时候外婆曾经考虑过要开始新生活，她曾向一位老战友讲，她有两个心愿：第一，不要因为她曾经做过‘第一夫人’，就把她‘禁’起来；第二，她希望见一见外公，说句话，握个手就行。”

　　这个心愿，直到12年后才实现。1959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与贺子珍秘密会面。2004年，孔东梅重上庐山。从参与安排那次会面的时任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那里，孔东梅了解到当时会面的经过：

　　1959年7月9日，贺子珍被领到“美庐”别墅的一间屋子里，抬头一看，不觉一惊，里面坐着的是毛泽东。毛泽东见她来了，站起身，微笑着同她打招呼，请她坐下，然后倒了两杯茶，一杯放在贺子珍面前，一杯放在自己的面前。贺子珍没想到能见到毛泽东，眼泪一下子流出来，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哭。毛泽东温和地说：“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老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了。”贺子珍更加哭得不行。毛泽东问起在苏联的情况，轻轻叹气：“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贺子珍哽咽道：“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毛泽东谈起他这些年的情况，他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事。他们谁都没有提到江青。贺子珍只是提醒毛泽东：“当心有人害你，当心王明这样的人害你。”毛泽东点头说：“我会注意的，你放心。”

　　当晚，贺子珍彻夜难眠。“外婆兴致勃勃地向睡在她身边的水静，讲述他和外公从相识起的点点滴滴，直至天明。”

　　这是毛泽东与贺子珍分别22年后，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平时，则是李敏作为贺子珍和毛泽东之间的桥梁，往来于上海和北京之间，传递消息和礼物。“我曾经见过，妈妈受外公之托，给外婆带来一方男用真丝旧手绢。看来，外公一直没有忘记外婆离开延安时捎回的白手绢。外婆去世后，妈妈在她留下的三个箱子中，还看到了那条保存完好的手绢。”

　　沉默中走完人生

　　1950年，贺子珍接受组织的安排，离开东北，定居上海。起初住在泰安路，后来搬到徐汇区湖南路262号，期间，只有彭德怀和陈毅去看过她。

　　贺子珍晚年，身体一直不好。1954年9月，收听完毛泽东在一届人大闭幕式上的讲话录音后，贺子珍突然发病，被送到上海华东医院。“小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犯病。现在才明白，外婆是因为思念外公心切。外公一发表讲话，外婆就会晕过去。外公听到这些消息后，也多次流泪。听说外婆生病，他就写信给妈妈，说‘我知道这都是因为我’。”

　　1976年9月，毛泽东弥留之际，李敏赶到父亲身边。这时毛泽东已不能讲话，他向李敏作了一个手势。李敏揣摩了很长时间，猜想可能是桂圆的意思，桂圆是贺子珍的小名。毛泽东逝世时，贺子珍未能去北京。

　　“文革”结束后，贺子珍的命运才有了改变。1979年9月，中央接贺子珍到北京。9月8日，贺子珍来到毛主席纪念堂。“我们事先一再嘱咐外婆，不要太激动，不要太伤心。她看上去还是挺平静的。有一张照片，抓拍到外婆在纪念堂门外的回眸，我看后非常震撼。它恰到好处地捕捉到外婆当时的内心状态。外婆没有号啕大哭，也没有非常激烈的状态。她和外公是那种人生永远不能有交点的结局。所有的情感，在那一刻都迸发出来。”贺子珍在献给毛泽东的花圈上，落款写着——“战友贺子珍”。

　　1984年4月19日，贺子珍在上海华东医院病逝，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孔东梅说，外婆贺子珍是一位最好的历史见证者，但是她最终选择了在沉默中走完人生。

　　　　晚年的李敏

　　李敏，最普通的“第一女儿”

　　“妈妈很朴素，我从来没有见她戴过一件首饰”；

　　“妈妈特别温柔，特别谦让别人，非常爱孩子”；

　　“妈妈当年挺难的，她夹在外婆和外公之间，性格又不是很泼辣，既要为外婆豁得出去，又要顾及外公很多……”

　　当《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问起李敏情况时，孔东梅一连串地说了很多很多。

　　在孔东梅看来，母亲李敏的命运也十分坎坷。“但妈妈的婚姻是很成功的，她和父亲自由恋爱，我经常开玩笑说他们是早恋。他们一辈子非常相爱，这同时也是我和哥哥的幸运。”

　　主席家的“洋宝贝”

　　李敏是毛泽东和贺子珍唯一活下来的孩子。1936年冬，她出生在陕北的保安县。赶来贺喜的邓颖超看她长得又瘦又小，怜爱地说：“真是个小娇娇呀！”于是，在一旁的毛泽东当时就给孩子起了个小名“娇娇”。

　　但几个月之后，贺子珍远赴苏联，把娇娇留在了延安。4岁时，娇娇被送到苏联，和贺子珍团聚。

　　李敏曾告诉采访她的记者王行娟，她在俄罗斯有过一段非常快乐的时光。那里不仅有她的妈妈，还有她两个哥哥毛岸英和毛岸青。然而，在父母“分手”之后，她发现妈妈的脾气也越来越坏。她有时候觉得妈妈“太厉害，甚至有些狠心”。但她知道妈妈对她的爱是无私的。

　　在苏联，有一次，娇娇患了肺炎，医生告诉贺子珍，孩子没救了，准备送往太平间副室。但贺子珍没有放弃，她硬是把娇娇带回了家，自己护理。为了每天能找到一点牛奶给她喝，贺子珍四处奔波，拿自己种的土豆去换。就这样，她奇迹般地救活了女儿。

　　后来，贺子珍被强行送进精神病院，娇娇被留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开始了一种孤儿般的生活。

　　那时的娇娇，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就是中国革命的领袖毛泽东。她曾在后来写的《我的父亲毛泽东》一书中回忆：“国际儿童院里面挂着好多国家的伟人像，哥哥指着其中一幅告诉我，这就是我们的爸爸。我不相信，认为他在骗我。”

　　1947年，贺子珍在精神病院呆了两年之后，终于带着娇娇回到中国，住在哈尔滨。那时候，娇娇对中文半懂不懂，是个十足的“洋娃娃”。后来，毛泽东派人接娇娇回北京，她还半信半疑。娇娇用俄文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短信：“毛主席：大家都说您是我的亲生爸爸，我是您的亲生女儿。但是，我在苏联没有见过您，也不清楚这回事……请赶快来信告诉我，这样，我才好回到您的身边。”

　　毛泽东接到娇娇的信，发现全是一行行歪歪扭扭的俄文。他请人翻译成中文后，哈哈大笑。当即回信写道：“娇娇：看到了你的来信很高兴。你是我的亲生女儿，我是你的亲生父亲。你去苏联十多年一直未见过面，你一定长大了长高了吧？爸爸想念你……爸爸欢迎你回来。”

　　1949年初夏，娇娇回到了毛泽东身边。毛泽东十分高兴，逢人就说，“我家有个会说外国话的洋宝贝”。送娇娇上学时，毛泽东给她取了一个正式的名字李敏。娇娇在陕北时，毛泽东曾化名为“李得胜”。

　　泪别中南海

　　李敏曾告诉王行娟：“和爸爸在一起的那段快乐时光，太短暂了。”

　　1949年9月，江青带着李讷从苏联考察归来，家里的气氛变得不一样了。江青对娇娇的评价，从开始的“文静”、“听话”，逐渐变成了“倔脾气”、“娇气”；而贺子珍又不愿意让娇娇叫江青妈妈，这种矛盾不断激化。娇娇夹在中间，生活中所受到的压抑，可想而知。

　　1959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期间，李敏和北京航空学院的高材生孔令华结了婚。孔令华是炮兵副司令孔从洲的儿子，也是李敏在中学时的同学，两人彼此了解，情投意合。这桩婚事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

　　婚后，李敏和丈夫住在中南海。一年后，李敏生了个男孩，也就是孔东梅的哥哥孔继宁。毛泽东经常抱抱小外孙。江青却容不得这些，她对李敏一家冷漠、轻视，还常常寻衅滋事。李敏考虑再三，向爸爸提出搬出去住的打算。毛泽东听了也没有阻拦，只是颇有感触地说：“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自从搬出中南海，李敏夫妇出入中南海的证件就被收回了。要进中南海得在门口先联系，通报后才能进入，有时候等了半天还进不去。1964年，李敏夫妇搬进了兵马司胡同的一所普通民居里，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平民生活。

　　毛泽东晚年，江青更加飞扬跋扈，李敏等人要见毛泽东一面更难。从爸爸患病到逝世，李敏总共见过他三次面。

　　第一次是陈毅逝世时，毛泽东出席追悼会。他见到李敏，拉着女儿的手说：“娇娇，你为什么不常来看我呢？你要常来看我啊。”李敏不便向他诉苦，只是含泪点点头。第二次是李敏接到堂弟、时任中央政治局“联络员”毛远新的电话，说主席病重，让她赶紧去。等李敏赶回来去见爸爸时，江青只许她看一眼就走：“主席抢救过来了，好多了，你走吧。”李敏不肯走：“这个时候我要守候在爸爸身旁。”江青冷硬地说：“你待在这里，主席出了问题，你负得起责任吗？”

　　李敏第三次见到父亲，是在父亲逝世前几天。他拉着李敏的手说：“娇娇你来看我了？你为什么不常来看我呢？”李敏无言以对，只能默默流泪。

　　相夫教子度清贫

　　离开毛泽东后，李敏的日子一直过得很简朴，有时甚至很清苦。

　　据多次跟踪采访李敏的王行娟介绍：李敏夫妇一直都是靠工资吃饭，他们自从搬离毛泽东的住处就自己做饭，和普通家庭一模一样。而当时，李敏和丈夫都在国防科委上班，工资不高，不仅要抚养两个孩子，每个月还要另外寄些零用钱给母亲贺子珍。

　　面对这种艰苦的生活，李敏不但毫无怨言，还显得非常适应。李敏常常教育孩子说，外公曾经为一顿伙食召集过一次家庭会议。一次，印尼总统苏加诺送了咖啡和牛奶等给孩子们改善伙食。他们煮了吃，这事被毛泽东知道了，就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在会上，他严肃地告诉大家，国家财政收入是多少，还有多少人吃不饱，要他们的生活不能超标。那时，他们早饭都是稀饭、咸菜、馒头片。这种艰苦朴素的作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影响了李敏对孩子们的态度。她让儿子穿丈夫穿过的衣服，孔东梅也穿过哥哥的衣服。

　　王行娟对此颇为感慨：“李敏太节俭了，有时候连她的丈夫都不能理解，两人还为此闹过一些小别扭。李敏现在走在大街上，也几乎没有人能够认出她，就是一个普通的老人。”

　　孔东梅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虽然母亲经历了苦难，但她和外婆不同。母亲是一个非常爱家庭，重视家庭的人，一辈子相夫教子，非常贤惠温柔的女人。她的生活简单、平静。只有那次回到莫斯科学校的小树林时，我才感受到妈妈的另一面，她好像年轻了，有了活力。”

　　　　孔东梅

　　在北京东北角大山子地区，有一片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旧工厂，而今被称为“798艺术区”，吸引着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在这片充满后现代气息的街区中，静立着一座古朴的艺术空间——“菊香书屋”。它的主人，就是毛泽东的外孙女孔东梅。

　　“798”里的女老板

　　“我们这个空间，大到整体设计理念，小到墙上的每一幅画，都是老板精心布置的。你看，这是切·格瓦拉，这是甘地，这些摄影作品非常珍贵，很多是老板从国外收藏来的。”正当工作人员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介绍时，“老板”孔东梅走了进来。

　　她一身简洁的黑裙，一条长长的鲜红色围巾，红与黑的经典搭配，显出独有的高雅气质和艺术品位。虽然之前从未谋面，但记者早有耳闻：“毛泽东有个漂亮的外孙女，长得和他很像，下巴还有一颗和他一样的痣。”

　　“菊香书屋”曾是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生活过十几年的地方。如今，孔东梅把它“搬”进798艺术区，又给了它新的诠释。这里的一切，都充斥着多元的融合与强烈的对比：德国包豪斯建筑风格，巴洛克乐曲回荡其间；书架上，记载着中国历史的红色经典作品，整齐地排列着；大厅里，一根立柱上密密麻麻地贴满了毛泽东画像，熠熠闪光……新与旧，中与外，理想与现实，记忆与未来，在这里交融。

　　“我从小就喜欢写作，从中学到大学都参加了学校的文学社，也是校杂志社的一员。上中学之前，读过大量17到20世纪的西方文学书籍，还经常听广播小说。我也算是个文学青年吧。”孔东梅还介绍了她所写的书籍：从《翻开我家老影集——我心中的外公毛泽东》到《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毛泽东与贺子珍》，再到《改变世界的日子——与王海容谈毛泽东外交往事》。

　　孔东梅说自己希望做一个在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自如穿行的女人。她也一直试图用自己的视角追寻先辈的足迹：“对于外公外婆，我心里有许多的谜团和疑问。通过写书，探访过去的一些事情，既可以更为深入地认识他们，也是对我自身心路历程的梳理，可以释放自己。”

　　“这个地方很特别。你母亲来过这里吗？她喜不喜欢？”望着眼前个性而前卫的一切，记者无论如何也无法将其与毛家联系到一起。

　　“来过。她对这个空间，还是挺满意的。不过走在艺术区里，看着一些行为艺术的雕塑，母亲有些不能理解。”

　　如今，孔东梅和母亲李敏一起生活。谈到现在的日子，她的脸上洋溢着笑容，同时也很感慨：“我能有今天的生活，其实也是这么多年一点点找寻回来的，我一直在找回‘普通人的日子’。”

　　与外婆独处的日子

　　1972年，孔东梅出生在上海，妈妈李敏把她的照片带给外公毛泽东，又把毛泽东的照片带回给她看。“我们只在照片上见过面，外公为我取了‘东梅’这个名字，‘东’取自他的名字，‘梅’是他平生最喜欢的植物。”

　　孔东梅自小与外婆贺子珍一起生活在上海，她们居住的湖南路262号，成了她童年最重要的记忆。“记得那时上学回家，门铃太高够不着，每次我都要用书包垫脚才行。在我的童年记忆中，那个院子非常大，还有假山。我和外婆在花园里种了四棵橘子树，每年都可以收获橘子；还有桃树，枸杞子树等等。”每当孔东梅想起外婆，都会想起那个大院子，想起外婆坐在椅子上，一支一支地抽着烟，望着远方沉思。在家中，孔东梅衣食无忧，工作人员对她照顾得很周到。

　　“然而，我没有真正的童年，那时我就是一个深宅大院中的小女孩，不自由。哪怕是过马路买一个五分钱的冰棍，都要费尽周折。”孔东梅说，童年的她渴望像普通孩子一样，有父母在身边，可以随意去玩耍。“外婆的病使她自顾不暇，父母又都在北京，工作人员对我的管教非常严格，我不能像其他小朋友那样随便出去玩，童年的那种孤独是可想而知的。我觉得自己现在的某些心理，也受到了那时候的影响。觉得吃别人家的饭就特别香，有什么东西也特别愿意与人分享，都是出于童年对这种回归普通家庭的渴望。”

　　孔东梅6岁时，被父母接回北京上小学。她说，如今自己对文化艺术的浓厚兴趣，源于母亲和家庭的教育。“母亲很古典，喜欢欧洲的、浪漫主义的东西。可能因为她从小在俄罗斯长大，受俄罗斯古典艺术的熏陶比较多。我小时候身体不好，也不能像其他孩子那样随便出去玩，母亲就给我买了很多书。”

　　让“红色经典”有个性

　　1992年，孔东梅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英美文学专业。她说自己更喜欢文学，天生对油墨纸张一类的事物感兴趣：“那时候，我还曾幻想过开个小书店，过着读海明威的小说、喝咖啡、养一只猫的小资生活。”

　　大学毕业后，孔东梅进入刚刚创办的泰康人寿保险公司。孔东梅告诉记者，在泰康人寿的3年中，她从端茶倒水打杂干起，几乎在各个部门都干过：“随着泰康人寿变成十几万员工的大企业，我也经历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孔东梅渐渐发现，这并不是自己追求的最终目标，她还有很多梦想，渴望走出去，寻找更广阔的空间。

　　1999年是孔东梅人生的第一个十字路口。她想过办企业，做自己的生意，“当时公司都注册了，又碰巧遇到一个出国学习的机会。”

　　“当时我跟妈妈说三个月就回来，可一去就是两年多，快三年。”刚到美国的孔东梅从找房子开始，半年内搬了三次家，才慢慢稳定下来。

与齐鲁两国的治乱兴衰[转帖]

　　陈虎

　　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便造就了两国不同的治国方略。在治国策略上，西周时代，齐、鲁建国之初，两国在治国策略方面，就有显著不同。

　　在这种迥异的社会风尚塑造下，两国的社会生活习俗也表现

　　出极为不同的特点。鲁国人一向好讲习礼乐，春秋时代，当时的人们仍然公认“周礼尽在鲁矣”，“鲁犹秉周礼”。

　　西周是以小邦灭亡了作为大宗邦的殷商王朝。周武王攻下殷商的都城，仅标志着殷商王室的灭亡，除周族控制的原有区域外，当时大部分地域仍在殷商残余势力的控制之下。因此本着“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的政治目的，周王就把最亲信的子弟和功臣分封到了殷商残余势力反抗最顽强的卫、鲁、齐等地。尤其是地处原殷商腹地的东方地区，其战略地位更加重要，所以周王就把开国功臣姜太公和周公之子伯禽分别封到了地处东方的齐国和鲁国。齐、鲁作为周初分封的两个最重要诸侯国，由于其各自不同的自然、社会条件和治国方略，使得两国以后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轨迹。

　　汉朝的史学家班固曾在《汉书·地理志》中记载说：“周公始封，太公问：‘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而亲亲。’太公曰：‘后世浸（逐渐也）弱矣。’”很明显，姜太公是不同意鲁国“亲亲”的用人原则的。反过来，周公又问姜太公。“周公曰：‘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周公曰：‘后世必有篡杀之臣’”。周公也不赞成齐国“举贤”的办法。当然，“篡杀之臣”不惟齐国独有，在春秋时期各实行“尚贤使能”的诸侯国中可谓普遍存在，《说苑·建本》、《春秋繁露·灭国上》和《淮南子·主术训》等书中都有春秋时期“亡国五十二，杀君三十六”的记载。而鲁国虽自鲁武公时，国内就不断发生政变。鲁宣公以后“三桓”逐渐强盛，昭公时期，“三桓”更是发兵围攻鲁君，鲁国公室从此名存实亡。昭公之后的定公、哀公也都是被“三桓”逼到国外在流亡中死去的。但鲁国却没有出现类似其他诸侯国一样的“篡杀之臣”，“三桓”虽然强大，但他们也只是轮流执掌鲁国的政权，始终不敢干出像齐国那种“田氏代齐”一类的事情。

　　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便造就了两国不同的治国方略。在治国策略上，西周时代，齐、鲁建国之初，两国在治国策略方面，就有显著不同。西周的分封制，实质是一种原始的殖民政策，各个诸侯国在其封国内采取什么样的治理方式，这对于封国乃至西周天下的稳定至关重要。据历史记载：“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分鲁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丑类，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左传·定公四年》）鲁国为殷遗民之国，这里说得清清楚楚，所谓“启以商政，疆以周索”，显然是一种殖民地政策。至于齐国，史书虽无明文详载，但从一些相关的历史记载如“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史记·鲁周公世家》）“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史记·齐太公世家》）等中可以推断，齐国的治国方略应该属于“启以商政，疆以戎索”的范畴。从这里可以看出，鲁国是严格按照“周礼”变俗革礼治理国家的，而齐国则是既贯彻“周礼”，又照顾当地原来的民俗的。这是两种显然不同的治国方针。到春秋时代管仲执政时期，更是“设轻重鱼盐之利”（同上）。使商人“群萃而州处，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资”，“服牛轺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市贱鬻贵，旦暮从事于此”。工匠也是使其“群萃而州处，审其四时，辨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协材，旦暮从事”（《国语·齐语》）。至“战国”时代，齐国的临淄更成了当时最热闹的商业城市。而鲁国的自然条件则与齐国有很大的不同，它不靠海，没有鱼盐之利，经济类型是以单纯的农耕经济为主。虽然鲁国也出产举世闻名的纺织品“鲁缟”，不过查遍有关资料，都没有发现鲁国重视发展工商业的一条记录。其提倡择瘠处贫、自给自足的记载却随处可见。所以《史记·货殖列传》中说鲁人：“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国语·鲁语下》也记载，鲁国的贵族夫人——公父文伯的母亲，教育他的儿子时，标榜自给自足，不但不提倡追逐财利，反而主张到贫瘠的地方去培养“善心”。鲁国的贵族们认为，只有到瘠薄之地去艰苦劳作和过着简朴的生活，才能培养出“善心”来。否则就会淫逸忘善（见《国语·鲁语下》）。而齐国则有与此相反的议论，认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

　　由于齐国在建国之初就采取了“因其俗，简其礼”和“举贤而尚功”的政策，所以到了春秋时代，就已大胆任用外姓贤者如管仲等来治理齐国。这些人在执政时，也是推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史记·管晏列传》）的政策。因之国力迅速增强，遂使地濒东海的齐国成为泱泱大国。齐桓公也凭借着强大的国力，打着“尊王攘夷”的大旗，北伐山戎以救燕，平定狄乱以存邢、卫，解王室之祸而定周襄王之位，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位霸主。总计齐桓公在位四十三年，纠合诸侯凡二十六次。对此，孔子曾评价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又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到了战国田氏代齐后，齐桓公竟设立“喷室之议”的议政机构，广开言路，鼓励人们发表不同意见，以便择善而从之。齐威王更是公开号令国人，“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战国策·齐策一》）。这样豁达大度的君主，在历史上也是少见的。因为有这样的政策，在齐国才有了兼收诸子百家的“稷下学宫”的出现。从战国初年的齐威王时期起，稷下就聚集了当时大批著名的学者，他们享受着齐国给予的显爵和优厚的待遇，并不担任具体的官职，而专门议论政治的得失。稷下学宫历百余年而不衰，网罗的学者最多时可达数百上千人，各种代表人物，形成了不同学派和不同的思想体系，这就使稷下自然成为当时百家争鸣和思想交流的中心。它一方面完善提高了学宫中学者的学术修养，另一方面也为青年学子们的成长准备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因此，在学术领域，春秋战国乃至秦朝的很多著名人物如荀子、孟子、慎到、宋钘、尹文子等，都与稷下学宫的滋养密切相关。

　　而注重家族宗法组织、提倡“亲亲”孝悌观念的鲁国则截然不同，他们崇尚先王之训，大讲礼乐教化。至于举贤才、尚功利在鲁国则根本没有市场。孔子所创的儒学在鲁国虽然也能存在下来，可是因为他是异姓，而且又主张“举贤才”，因之就受到排挤，以至不得不出外十几年。到了战国时代，法家、军事家吴起，虽曾在鲁国任过职，但很快也被赶走。儒家学士在鲁国虽也受到尊敬，但没有一个被重用的。如孔子的孙子子思，虽被鲁缪公视为贤者，但始终也没有被委以具体官职，只是一般的顾问而已。

　　治国方略的不同，也塑造了齐国尚功利、鲁国尚德义这种不同的社会风尚。《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记载：“封伯禽、康叔于鲁、卫，地各四百里，亲亲之义，褒有德也。太公于齐，兼五侯地，尊勤劳也。”这里说得很清楚，建国之始，鲁国就是以“褒有德”为其特点，而齐国则是以“尊勤劳”为其特征。东汉的班固也说：“初太公治齐，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而述鲁国则是“其民有圣人之教化”，“频洙泗，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汉书·地理志》）。在这种迥异的社会风尚塑造下，两国的社会生活习俗也表现出极为不同的特点。鲁国人一向好讲习礼乐，春秋时代，当时的人们仍然公认“周礼尽在鲁矣”，“鲁犹秉周礼”。各国诸侯要了解周礼，也往往到鲁国学习，鲁国成为了当时有名的礼仪之邦。而齐人则素来喜欢“声色狗马”，一直到春秋时代，齐国人即便是贵族阶层中的人物，仍不免会经常做出一些“非礼”的事来。如齐国贵族庆封出使鲁国时，其行为就表现得很没有礼貌，鲁国人借赋《相鼠》诗讥讽他，可是他却“亦不知也”（《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毫不在乎。到了战国时代，苏秦在谈到齐国临淄的风情时说“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乐器）、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踘者”（《战国策·齐策》）。

　　用人唯贤，“举贤而上功”的齐国，国力强盛，但终有田氏代齐之事；用人唯亲，“尊尊而亲亲”的鲁国，国力渐弱，至鲁顷公二十四年（前249）为楚国所灭。周公、太公所预言，皆有应验。立国之本、兴亡之事，多少道理留给后人思索。

关露：写过一首满街传唱的歌 [转帖]

　　她的一生被三个角色纠缠：才女、汉奸、特工。她精神分裂无以快乐，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赵丹、白杨主演的经典电影《十字街头》的主题歌《春天里》即出自关露的手笔

　　说到关 露，就仿佛《色戒》里王佳芝的另一个版本，不同的是，关露的一生与女主角王佳芝比起来，更悲凉。

　　她的一生被三个角色纠缠：才女、汉奸、特工。她精神分裂无以快乐，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三十年代的旧上海，关露与张爱玲、丁玲齐名，是三大才女之一。她不仅诗写得好，小说散文也不错。赵丹主演的电影《十字街头》的主题曲就是关露写的：“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传唱一时。

　　关露的才华有目共瞩。如果她像张爱玲那样，不参与政治，只埋头写作，也许她会留下很多感人的篇章，然而，这只能是也许。

　　1939年11月的一个夜晚，关露正在为长篇小说《新旧时代》做最后的修改。她忽然接到上级传达的一个任务，要她打入上海汪伪特工总部，臭名昭著的76号，接近并策反当时的特务头子李士群。

　　这个任务本来是给关露的妹妹胡绣枫的，因当年胡绣枫帮助过落难的李士群的夫人，有着这层关系，去策反李士群应该比较容易。无奈胡绣枫忙于重庆的工作，便把姐姐关露介绍给了组织。

　　任务很突然，但怀着一腔爱国热情的关露还是爽快地答应了。

　　这时，她不得不与恋人王炳南做一个暂时的告别。

　　关露告别王炳南时，王炳南送给她一张照片，背面写：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

　　而关露则将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送给他。

　　握手道别时，关露眼睛有些湿润，想着他们初见面的情景。王炳南被朋友带到关露的家里，在她那有着清香的闺房里，两人畅谈很久。王炳南经历曲折，他曾经组织农民进行抗粮抗税斗争，做过乾县第一位党支部书记，又出国留过学。关露对王炳南的经历很敬慕。

　　两个人可谓一见如意。

　　他们都是离过婚的人，在三十多岁的年纪碰上，已不再会要少年男女的那种激情，他们更想得到的是一种稳定成熟的情感，让心踏实下来。

　　以后，他们靠书信增进着彼此心中的情意，也是这份温情，让关露在孤独的上海滩获得一丝慰藉。

　　王炳南是革命人士，他非常支持关露的工作。就这样，热恋的两个人为了工作分开了。

　　关露与组织派来的潘汉年有过如此的对话：

　　潘：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要辩护，就糟了。

　　关：我不辩护。

　　当然，关露在说这样的话时，并没有想到此后的余生，她都要为之付出代价。

　　关露很快利用恩人姐姐的身份，打入76号魔窟。那时的关露看起来很显年轻，个子很高，很善于与人周旋。她每月都去拜访李士群夫妇一两趟，观察了解动态，搜索情报。李士群夫妇对关露很有好感，每月都送她200元钱，李士群还让关露陪他的妻子去逛街，把她完全当成自己人。

　　关露来到李士群身边之后，很快将李士群的一些真实想法摸透，原来沦陷区的大汉奸尽管对百姓生杀予夺，却很惴惴不安于自己的前途。

　　关露将李士群的想法汇报给潘汉年，终于将李士群成功策反。

　　在关露做这些工作时，关于她投靠汪伪特务的消息已经在上海滩传开了。文艺界的人说到关露都充满鄙视，各种相关的活动也不再接受她加入。

　　对于这一切，关露很痛苦，却无法去辩，她牢牢记着曾经与潘汉年说过的话，如果被别人说成汉奸，绝不辩护。

　　但她总以为这样的日子不会持续太久，很快就会澄清自己。

　　在完成了李士群的策反任务后，关露就给组织写了一封信，请求去延安。关露的妹妹很快将信转交给组织。哪知得到的回复却是，不宜回来。上海方面希望关露继续留下，为他们提供有用的情报。

　　关露得到消息之后，哭了一晚上。想到现在连好友也不信任她，也唾弃她，热爱的文字写作也无法进行，恋人也不得相见，就异常难过。只是哭过之后，她还是强打起精神，继续完成组织派给她的任务。

　　新的任务是让她去日本人办的《女声》杂志做编辑。《女声》是一本综合性月刊，每期打头的文章是由日本官方提供的鼓吹大东亚共荣之类的谬论。社长是一个叫佐藤俊子的日本女作家。关露去《女声》的目的是接近佐藤，再通过她接近日本左派人士，找到日**员，搞到一些日方的情报材料。

　　关露在《女声》负责小说、剧评和杂谈。为了不让汉奸言论出现，同时又保护自己的身份，关露只能尽量编些无聊的风花雪月文章，将大量版面占去。这种不动脑筋的工作，对关露来说，真是痛苦。

　　在《女声》工作工资微薄，甚至生活都成问题。关露日子过得洁简，早餐几乎都省去，肉蛋之类的根本吃不上，常年处于半饥饿状态，这让她身体非常虚弱，有时甚至会晕倒。如果到了冬天就更别说了，关露租的房子冷得像冰窖，买不起木炭，实在太冷了，关露想去卖血换木炭。去了医院，医生却没有给她抽血，说她身体太弱了，会承受不了。血没有卖成，木炭也没有换来，关露守着寒冷的租屋过了一个冬天。

　　1943年8月，关露去参加“大东亚文学代表大会”，这个会让关露很犹豫，因为参加这个会要公布名单的，那就等于关露在世人面前再一次亮出自己的汉奸文人的身份。关露是有过犹豫的。上级组织却发下话来，如果去日本一趟，会看到听到许多情况，这个机会不容错过。

　　于是关露就去了。这次大会，关露被日方分给的讲话题目是《大东亚共荣》。关露把题目换成《中日妇女文化交流》，谈了些无关紧要的内容，诸如中日双方语言不通，大家交流起来比较困难，今后应该多学语言之类的话题，蒙混过去。

　　果然，关露参加完这次会议回上海后，就看到一篇登在《时事新报》上的文章：“当日报企图为共荣圈虚张声势，关露又荣膺了代表之仪，绝无廉耻地到敌人首都去开代表大会，她完全是在畸形下生长起来的无耻女作家。”关露的“汉奸生涯”达到了顶峰。

　　关露忘记了那些日子是如何熬过的，必定是一种更强大的力量支撑着她的内心，在敌营苦熬六年，终于等到日本投降的那天。

　　关露回到苏北解放区，以为所受的委屈可以倾诉了，她的罪名也可洗清了。谁知迎接她的是更痛苦的煎熬。

　　关露本想重新拾回满腔热情继续创作，却发现“关露”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一种耻辱的象征，不再能发表任何文章。如果要发表文章只能重新起名字，这就意味着在此之前关露在文学上的成就全部报废。

　　关露心内委屈，上面却说：你为什么不能把关露这个名字忘掉呢?你应该考虑党报的荣誉，不要去考虑你个人的荣誉。

　　比这更让关露痛苦的是，她接到恋人王炳南的来信，竟是一封绝交信。当然，这并非王炳南本意。他本来准备来迎娶关露的，去向组织上汇报，组织上经过反复研究，得出的结果却是：关露是个好同志，但由于她的这段特殊经历，在社会上已经造成不好的名声，群众以为关露是文化汉奸，而你又是长期搞外事工作的，群众都知道你是共产党。如果你们两个人结合，将会在社会上产生不好的影响。

　　王炳南只能无奈服从。

　　关露没有想到，她期盼的王炳南也成为一场幻影，这让她的精神世界一下塌了半边。她不清楚自己到底错在哪里，为什么忍辱负重的几年特工生涯换来的是如此结局?她走在街头，一时不明真相的人们依然会指着她痛骂她，朝她扔石头吐口水。这真像是一种讽刺。关露回到住处，伤心地大哭起来。而更让她讶异的是，她在整风运动中成为重点审查的对象。这一次次沉重的打击彻底将关露击垮了。之后，关露因潘汉年案的牵连，两度入狱。她患上轻度精神分裂症，有时神志很恍惚。她在思维恍惚的时候，常常一个人呆坐在地上，不吃不喝。稍微清醒些，就要写那些没完没了的交代材料。关露怎知有一天自己的一支秀笔要沦落到写交代材料的份上。

　　关露在病情严重的时候，被送进医院治疗，出院后又回到单人牢房继续被审查。8年的牢狱之苦，使得关露本来就不好的身体又受到一次摧残。

　　她在狱中读《红色娘子军》的剧本，对洪常青与吴清华不曾相爱，深感遗憾。她认为：自古英雄情义重，常青焉不爱清华。

　　就如同她认定与王炳南虽然无法在一起，但王炳南是爱她的。她在最孤独的时候，怀里只揣着他的一张照片。照片的背面她写的是两句诗：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我独痴。

　　关露从监狱出来后，住在10平米的小屋里，以前爱干净的她，竟然把房子弄得乱七八糟，空气逼仄，气味难闻。

　　1980年5月的一天，关露突然倒在地上不省人事。被送到医院，查出是脑血栓症。抢救过来之后，很多记忆都变得模糊起来，她也无法再写字，整个手连笔都拿不了。

　　1982年，潘汉年得到平反，与之相关的关露也得到“关露同志的平反决定”，首次澄清关露是由党派往上海做情报工作的。

　　得到这个结果，关露终于松了口气似的。没几天，她就在家里吞食大量安眠药自杀。

　　关露临死前，陪伴她走完人生最后一刻的是一个大塑料娃娃。

　　关露死后，文化部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喧哗的人群与生前孤寂的她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关露写“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的豪迈诗句时，她是打算为国家奉献一生的。

　　（本文摘自《民国女子——此情可待成追忆》，叶细细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

被误解的景泰蓝[转帖]

　　铜胎掐丝珐琅缠枝莲多穆壶，清乾隆，高53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反而对景泰蓝的认识偏低。虽然我们承认它的贵重，但不认为它在审美上有多高。这种认识源于文人，文人认为景泰

　　蓝太花哨了，不含蓄，所以对其评价一直不高。曹昭就说它俗得要死，“非士大夫文房清玩也”。由于过去文人的这个态度，我们一直对景泰蓝的认识不高，导致其大量流往欧洲。

　　解放后，对景泰蓝不加重视的态度变得更严重。中学语文课本里有一篇叫《景泰蓝的制作》。这叫什么？这叫非物质文化遗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大力宣传，但应该宣传艺术，而不应宣传工艺。工艺本身是保密的，但中国人过去没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所以就把秘密给散出去了。整个制作工艺被写进一篇文章，谁逮着谁做，哥儿几个弄一个小窑就开始烧景泰蓝了，拿这事儿不当事儿。我曾经有一次还在电视上看见教怎么做景泰蓝，好像只要家里开一个小灶，就能做了。

　　中国的古代工艺中，绝大部分都是官民共享。比如瓷器，有官窑也有民窑；玉器，宫廷和民间都有制作。只有一种独特的工艺，在清末同光中兴之前是宫廷独享，没有走入民间。这就是俗称的景泰蓝，学名叫做掐丝珐琅。

　　景泰蓝的由来

　　先来介绍什么叫掐丝珐琅。掐丝，指在铜胎上用细的铜片掐成图形。请注意，掐丝珐琅首先不是用铜丝，是用铜片，形成立墙后才能填彩。掐出图案，填上各种色料，再经过烧制、磨制，最后成为成品，这就是掐丝珐琅。

　　掐丝珐琅是一个外来物种，不是中国的东西。今天大家都认为景泰蓝理所当然是我国的传统文化，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外来文化，是元朝时从阿拉伯地区传进中国的。这跟我们的想象有差距。明初曹昭的《格古要论》在“大食窑”条目下记载：“以铜作身，用药烧成五色花者，与佛郎嵌相似。尝见香炉、花瓶、盒儿、盏子之类，但可妇人闺阁之中用，非士大夫文房清玩也，又谓之鬼国窑。”明初曹昭关于文物的记载非常多，这条关于景泰蓝的记载也很明确。“大食”，是过去对阿拉伯地区的一个统称。“鬼国窑”则是一种蔑称。中国人的面目都是比较平和的，面部起伏没有阿拉伯人大。阿拉伯人的典型特征就是高鼻色目黑髯，鼻子比我们突出，眼睛带色儿，比我们眍�o，胡须比我们重，所以中国人看着像鬼，叫“鬼国窑”。

　　元代景泰蓝传入中国有两个阶段。第一是实物阶段，通过贸易，把景泰蓝实物直接传入中国，让中国人看到这样一种异国文化。中国过去没有这类东西，看着非常新奇。第二是技术阶段，技术进入中国。中国人喜欢这类商品以后，开始学这门技术，自己来烧。我多次说过，古代的运输成本非常大，做什么事情首先要考虑成本问题，所以引进成品不如引进技术。今天运输成本在商品总成本中的比例相对就非常低。

　　关于这段历史，可以在南宋的古籍中找到蛛丝马迹。南宋顾文荐《负暄杂录》中记载：“予得一瓶，以铜为胚胎，傅之以革，外为觚棱，彩绘外国人之奇形诡状，却似琉璃，极其工巧，不知为何物。”这段记载说得非常清楚，通过对这件东西的描述，我们能想象它就是景泰蓝的一个雏形。南宋时的人还不知其为何物，也没有名字。

　　景泰蓝的名字

　　不管什么文化，一旦进入中国，它就一定要起个中国名字。掐丝珐琅也不例外，也有个中国名字：景泰蓝。明代很多工艺品都有自己独特的名字，这些名字的共同特点是什么呢？一般先强调年号，然后再强调东西本身。比如我讲过的宣德炉、成化杯、万历柜，这些都是当朝出现并流行的。但景泰蓝不是在景泰一朝出现，而是在元代就进入了中国。到了景泰年间，由于皇家的重视，使它发扬光大，声名鹊起，因此有了今天这样一个通俗易懂且带有文学色彩的名字——景泰蓝。

　　景泰蓝的叫法非常晚，并不是景泰年间开始叫的，甚至整个明朝都不叫。清朝雍正年间有一条记载，雍正六年的造办处《活计档》：“五月初五日……其仿景泰蓝珐琅瓶花不好。钦此。”这是关于景泰蓝最早的文字记录。但是，这段记录的读法不同，意思也不同。是“景泰蓝珐琅瓶”还是“景泰蓝珐琅瓶”呢？中国过去的文字中没有标点符号，要靠前后的意思和你读书的能力去判断。那么从这一点上，我们不能判断掐丝珐琅是否在雍正时期就被称为“景泰蓝”了。

　　晚清陈浏的《陶雅》记载得最明确：“范铜为质，嵌以铜丝，花纹空洞，杂填彩釉，昔谓之景泰蓝，今谓之珐琅。”陈浏认为这类工艺品过去称景泰蓝，今天称珐琅。他实际上给说反了，应该是过去称珐琅，现在称景泰蓝。这条记载说明，至少在清后期，景泰蓝的名字就蔓延开来，社会接受了这个通俗易懂的名字。

　　那么，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它为什么叫景泰蓝，而不叫景泰绿、景泰红、景泰黄呢？这是因为掐丝珐琅以蓝色基调为主。景泰蓝是一个外来文化，从中东阿拉伯地区传进中国，阿拉伯文化的主色调崇尚蓝色。大家有机会去阿拉伯国家的时候，可以看到他们的建筑中，蓝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色调。

　　元政府注重手工业

　　元代有其特殊性，它是一个典型的游牧民族统治时期。游牧民族跟传统的农耕民族有很多本质上的区别。比如游牧民族注重贸易，它的贸易能力非常强。过去总说“十个商人九个回”，回人是游牧民族，就愿意经商。游牧民族不种粮食，必须通过交换换得基本的生活物品。农耕民族则注重自给自足。上学时老师一定教过你：农耕民族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就是自己生产、自己使用。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都注重手工业生产，但目的不同。游牧民族手工业生产的目的，更多的是把产品作为商品去交换，去换粮食，或者换来钱去买其他需要的东西。所以，游牧民族的产品都是作为贸易的一个直接手段。农耕民族的手工业产品则基本是自己消费，自己做，自己用。

　　很多年前，我曾经跟一个意大利鞋商聊过。那个鞋商说：“我来中国之前算过一笔账，中国有13亿人口，如果每个人每年就买一双鞋，也是个不得了的市场。”我说：“你不知道，过去的中国人都是自个儿做鞋穿，不买你鞋厂的鞋。”自己做鞋，就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残留的痕迹。今天很少有人自己做鞋穿了，但仅在二三十年前，中国绝大部分农村还是自己做鞋。这段历史距离今天并不远，我甚至还穿过我姥姥给我做的鞋。

　　元政府当时对手工业工匠的态度跟宋政府有很大区别。我们对这段比较残酷的历史都有所了解，元朝当时是风卷残云般地席卷整个国土。建立政权以后，政府对手工业兴趣浓厚，需要许多手工业工人为其服务，所以大批俘虏有本事的工匠。从某种意义上讲，元政府对工匠的态度还算不错，甚至还高看手工业工匠一等。

　　元代景泰蓝

　　过去有个误解，一直认为景泰蓝是景泰年间创造的，或者是从明代才有的。通过这些年查阅古籍，类比研究，我们终于知道元代就有景泰蓝，从而也对以前有结论的文物进行重新定位。比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掐丝珐琅缠枝莲纹兽耳三足尊，底下刻着“大明景泰年制”双龙款。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把这件三足尊的上部去掉，把底下去掉，只剩中间这一截，跟元青花罐的典型器做个对比，它们之间从图案到造型非常相似。而三足尊的上部、足部的釉面与中间部分明显不同。因为有相应的瓷器做比较，可以断定这件东西的中间部分为元代掐丝珐琅罐，后为明代改制。这就是文物类比的一个优势。

　　由于故宫这件景泰蓝三足尊的提醒，就有大量元代景泰蓝被剥离出来，比如玉壶春瓶式的景泰蓝瓶。我讲过玉壶春瓶，元代非常流行，从造型上可以进行类推。再有就是簋式炉、鼎式炉，这些造型都可以跟当时的龙泉青瓷做横向比较。现在我们很清楚地知道，元代已经有大量景泰蓝面世，都是由中国工匠制造的。

　　晚清民国景泰蓝

　　乾隆以后，景泰蓝急剧衰退，为什么呢？国家的经济衰退直接体现在奢侈品上。景泰蓝在所有工艺品中成本最高，它以铜做胎。铜在历史上是制钱的原材料，使多少铜，就等于使多少钱。也就是说，抛开它复杂工艺所带来的成本，仅是原材料成本就非常高。所以清代中叶以后，景泰蓝迅速衰退。

　　晚清到民国时期，景泰蓝开始走入民间。此时北京、扬州、广州等地都有一些民间作坊生产景泰蓝。经营景泰蓝的商号有老天利、德兴成、宝华生、静远堂等等，都非常有名。晚清至民国时期景泰蓝的特征非常明显，它的胎一般都非常薄，一掂，很轻。老的景泰蓝则很重。但是，此时的掐丝掐得非常细腻，这是用工艺来弥补材料的不足。不可能使那么多铜了，但可以用细腻的纹饰来弥补。

　　晚清到民国时期正是第四次收藏热，大量西方人来搜集中国的文物。西方人对景泰蓝的认识颇高，认为这是代表中国宫廷文化或者说贵族文化的典型器物，所以大量景泰蓝都流往欧洲。受此影响，当时古玩店里不摆几件景泰蓝，显得档次低。换句话说，有品位的买家一看你店里连景泰蓝都没有，转身就出来了。

　　西方人为什么知道景泰蓝重要呢？西方人进入紫禁城一看，凡是重要的大殿里摆的全都是景泰蓝，有成对的鼎式大香炉、大仙鹤、太平有象等等，还都是大件的景泰蓝。而当时清宫确实有严格规定，对景泰蓝非常重视。比如乾隆四十四年除夕，宫里吃年夜饭的时候，只有皇上的御宴桌上几乎都是景泰蓝的餐具，底下的陪宴桌全部都是瓷器和银器的餐具。由此可见，景泰蓝在当时宫廷中的崇高地位。

　　（本文摘自《马未都说收藏·杂项篇》,马未都著,

 周恩来介绍他加入作协[转帖]

　　赵朴初，1907年11月5日生于安徽省安庆天台里四代翰林府第中，我国佛教界卓越的领导人。同时，他还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作家、诗人和书法大师。

　　上个世纪60年代，赵朴初写的《某公三哭》（散曲），即：1963年，肯尼迪遇刺身亡，他写了《尼哭尼》；半年后，尼赫鲁去世，他写了《尼又哭尼》；巧的是又有半年的间
隔，中国原子弹爆炸，苏联的勃列日涅夫等把赫鲁晓夫赶下了台，他又写了《尼自哭》，具有强烈的讽刺幽默诗味儿，画出了“三尼”的众生相。1965年，毛泽东指示公开发表时，三个曲子分别改名《哭西尼》、《哭东尼》、《哭自己》，加了一个总题《某公三哭》。

　　上个世纪50年代，在一次会议的休息时间，当着众多的与会者，周恩来总理指着赵朴初先生，对中国作家协会负责人说：“作家协会应当吸收赵朴初先生为会员。他在文学、诗词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而且很有名气。”

　　时隔不久，在一次宴会上，周恩来问：“赵朴初先生，你现在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了吧？”赵朴初连忙答道：“总理，我还不是。恐怕我还不够资格。”周恩来听了，当即就对在场的夏衍及有关同志说：“我作赵朴初先生加入中国作协的介绍人。”事后，夏衍曾羡慕地对赵朴初说：“赵朴初同志，你很光荣，是总理亲自介绍你参加作协的。”

(《团结报》6.13吴晓文)

一份全面鼓吹侵略中国的秘密报告[转帖]

　　《日本松室少将最近对关东军的秘密情报》从走私问题、中国官民、浪人活动、共产党与共产军、找口实、对华工作六个方面对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国内的各种情况及各方情形作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和分析说明，并由此提出了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略中国的必然性、可能性、迫切性、方式方法以及应该注意的问题，对日本帝国主义于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起到了鼓吹、催化和先导作用。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渊源由来已久，其鼓吹、倡导侵略的理论、政策和方针也比比皆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浩如烟海的侵华理论中，有一份完整、系统、全面鼓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秘密情报，为中日两国已出版的各类史料书籍所没有，即便涉及到此报告的有关著作和论文，要么语焉不详，要么只取报告的某个内容或某个方面，让人难观其全貌。这就是日本陆军少将、日本侵略军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于1936年秋，写给日本关东军的一份秘密情报。

　　重庆市档案馆馆藏的这份珍贵档案，名为《日本松室少将最近对关东军的秘密情报》，是由四川善后督办公署翻印送四川省政府，再由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于1936年10月21日密令各县市政府“知照”并“以资警惕”的。

　　寻找市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根本原因

　　1929至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给地少人多、资源贫乏的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为了摆脱国内经济危机的困境，缓和并转移国内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具有军国主义特点的日本帝国主义，只有一途，那就是发动战争。对此，松室孝良并不忌讳，在其报告中直言不讳地说:“帝国货物之向华走私，为帝国对华之断然手段，其用意在促进华北特殊政治体系之成立，而隶属于帝国独立之下，届时政、经、军诸般问题，均可依帝国之意志而实践的解决。”

　　报告认为，随着日本国内经济的迅速发展，工业产量的逐渐增加，其向国外其他各国的进出口量也日益增多，这就侵犯了其他一些国家特别是经济发达的欧美诸国的利益，进而引起他们对日本的嫉妒和不满，纷纷于其本土及殖民地、领属地高筑关税自保的壁垒，以最大的力量来抵制日本帝国的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这就大大损害了日本帝国的利益。虽然日本也想与这些国家抗衡并对之进行报复——“对对方之商品图谋抵制”，但无奈日本是一个领土狭小、原料缺乏的岛国，其进口的各种物品，都是其国内生产必需的原料，“帝国无从以自产代替之”。在与欧美各国的商品贸易战中，日本“痛感原料缺乏与市场之狭小，并深信原料与市场之获得，非经相当之艰辛奋斗不可。而此地域之获得，又非与帝国若干势力打成一片，连成一气，亦难以确保。”

　　为获得倾销商品、掠夺原料的地域并与已经控制的朝鲜半岛连成一气，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并出重兵将中国的东三省迅速占领，使得日本国内原已十分窘境的市场与原料问题“得稍缓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日本经济的进一步膨胀，仅仅占领中国的东三省是远远不够的。

　　由此一来，按照1927年“田中奏折”所规划的侵略步骤，日本占领中国东三省之后的下一个侵略目标，就是中国的蒙古。但是，考虑到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蒙古为一广阔之原野，军事上的地位虽然重要，但在经济上却远远不能满足日本当前的急需;言资源，日本对之缺乏调查与开发，缓不济急;言市场，蒙古人素来生活落后，加之人口稀少，其容量实在是微乎其微，少得可怜。二、日本帝国虽然对蒙古虎视眈眈，垂涎已久，但却缺乏对蒙工作人员，即使现有的一小部分这方面的人，也只是处于初期的训练阶段。且蒙古传统的原始游牧生活，也不适合一般日本人的生活习惯，恐占之容易据之困难。三、苏俄素来对蒙古保持着特别的兴趣和注意力，这也不得不增加日本入侵蒙古的成本和戒心。正因为考虑到这些原因，所以松室孝良向日本关东军及日本政府建议:暂时放弃蒙古，而对之采取“除以种种掩护手段，用实力威胁操纵王公等方式外，不愿作任何刺激敌国（意指苏联——笔者注）精神之占领”的方针。

　　市场必须扩大，近在咫尺的蒙古又不能或不愿、不敢下手，何处才是其理想的侵略之地呢？松室孝良在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与认真分析之后，将日本帝国对中国的下一个侵略目标，锁定在“易于进攻的中国华北”。其主要理由有下列三点:首先，作为消费市场的主体——人口，华北所拥有的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陕西、河南七省的人口总数约一亿，“为满洲三倍，消费能力当然在三倍以上”。商品之进出，又有便利的天津、青岛两港可资利用。其次，作为日本国内生产所必须的原料，华北七省拥有丰富的煤、铁、小麦、棉花、大豆、石油等，且储量甚丰。松室孝良得出结论:煤的储量仅次于美国，占全世界的第二位，其中仅山西省的储量，就占全中国的一半以上，为中国东北最大煤炭基地——抚顺煤矿的120倍;铁的储量，全华北约在2亿吨以上;小麦的年产量，仅山西、山东、河北、察哈尔4省，即多达11000万担。此外，华北的棉花，年产约330万担;大豆年产约5000万担。因此，占领华北并使之长期置于日本帝国的统治之下，对日本来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则原料产量当能增加3倍，民众之消费能力，亦自能大为增强”。第三，对于华北的民众和官吏，松室孝良认为:华北民众大多属于“奸猾而薄弱，易于利诱与威胁”之类;“民众间缺乏团体组织与训练，完全为散沙状态。惟少部分反满抗日实力，仍是再接再厉的与我持斗，虽迭经宣抚、讨伐、军事政治工作，仍为帝国心腹之患”。对于活跃在华北的爱国学生和抗日志士，他们“虽有相当组织与坚决的意志，然大部分为客籍分子，殊难深入华北之当地民间，一旦华北变起，势必大部瓦解，不足为患”。与此同时，松室孝良也看到了爱国志士的发展潜能，认为“彼等深刻的怀抱反满抗日的思想，将来返回乡里，势必组织鼓吹抗日，组织实力，训练民众，亦殊为帝国之大敌”。有鉴于此，松室孝良向日本帝国建议道:“帝国为免激发其反感，对于彼等行动，应采督促华北政权自行取缔主义，尽量避免直接干涉。”松室孝良感叹道:“故华北诚我帝国之最好新殖民地也。”
妥协退让:助长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全面侵略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为“心腹大患”，全力“围剿”达10年之久;而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的侵略政策，却视而不见，一味妥协退让。国民党政府及其各级官吏的对日政策和心态，大大刺激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全面侵略的野心。对此，松室孝良在向关东军述及“中国官民”的状况时，以十分愉悦的心情写道:“帝国可以欣愉者，乃中国官吏普遍的慑于‘恐日病’，而不敢稍行违抗帝国也。”对于华北地区的一般官吏，该情报更是入木三分地分析道:“现在全华北约十分之七不能精诚团结，联合应付。”他们“大都采自卫主义，维护自我之存在，在不违反帝国之原则下，苟延图存。”统治华北的地方军阀和地方实力派，也“大部采个人或小集团的繁荣主义，缺乏为国民的观念，因此形成独霸一方、独裁、私民之状况。国家之存亡，民族之疾苦，彼等不负任何责任。彼等政治欲、物质欲非常旺盛，故彼等除维持现状以解决其欲望外，殊不愿粉碎其势力也。真能爱国为民者，为数极少，大部为顾己而不顾人之辈。其实力维持现状，镇压反动，尚感不足，遑论抗日？……彼等因欲望极高，故志气多趋于薄弱，而不堪利诱与威胁。吾等由福州事件之已成效果，及此后全华各地当局之一再退让事实，即可证明。”对于中国政府的一般下级官吏，松室孝良更是讥讽道:“大部官民率多利令智昏，顾家忘国，甚至甘心祸国。其目的只求一身一官集团之欲望解决，他若国事民生，则一概不顾。”对于中国的广大民众，松室孝良仍坚持过去的观点，认为“中国人之特性，爱国不过五分钟，甚且有不知国家为何物者。”而对于那些能识国家民族之大体，持保家卫国之决心的民众，松室孝良则认为他们“均属于被压迫的阶层，无米难炊，以致英雄无用武之地。”

　　国民党政府及其各级官吏以及中国社会的这种情形，不仅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便利，更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壮了胆，打了气。松室孝良最后竟得意忘形地写道:“彼等自私的心理，实予帝国以非常的便利，竟可不战而胜，一言可获。”

　　与此同时，松室孝良也承认，在中国社会的最低层，潜伏着一股巨大的反日力量和情绪，这种力量一旦得到正确的组织与领导，就将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心腹之患。所以松室孝良在情报中又告诫关东军及日本政府:“须知‘九一八’迄今之帝国对华历次作战及对中国军之作战，中国军因依赖而行无抵抗主义者，故皇军得以顺调胜利。……倘彼时中国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则帝国之在满势力，行将陷于重围，一切原料能否供给帝国，一切市场能否消费日货，所有交通要塞、资源工厂能否由帝国保持，偌大地区、偌大人口能否为帝国所统制，均无切实之把握。同时反满抗日力量之集结，实行大规模之游击扰乱，则皇军势必苦于应付矣。”正因为如此，所以松室孝良向日本关东军及日本政府建议:日本帝国在侵华过程中，“应采用权贵分子，而镇压有气节之实干分子”;“对华工作，应以击破大的对象，维护小的对象，以分散其实力之集中，增加其彼此之疑嫉”。

　　全面侵华的最大障碍: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的抗战意志是坚定的。早在红军长征途中的1935年8月1日，中共就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到达陕北后，红军积极整训，组成抗日先锋军，并于1936年初东渡黄河，以实际行动准备直接对日作战。中国共产党的这种与国民党政府截然不同的鲜明态度和政策，使得日本帝国主义一开始就感到:要侵略中国，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其最大的障碍和心病。

　　松室孝良在其情报的《共产党与共产军》一节中，开宗明义地写道:“共产军之主力，现虽返还陕北，然有袭入察绥向满洲联苏抗日之危虞。此帝国不可忽视者也。” “此种红军，实力雄厚，战斗力伟大，其苦干精神，为近代军队所难能;其思想极能浸澈民心，以中国无大的资本阶级，仅有小的农工阶级，即被煽动。竟由江西老巢绕华南、华中、华西趋华北，转战数万里，倍历艰辛，物质上感受非常压迫，精神反极度旺盛。此次侵入山西（系污蔑红军东渡黄河之举——作者注），获得相当之物质，实力又行加强。彼等善能利用时势，抓着华人心理，鼓吹抗日，故其将来实力，不容忽视。”中国的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年，鉴于国民党统治的腐朽无能，“于彻底抗日之共同目标下，于抗日图存、收复失地号召下，纷纷加入**，甘为共军之前锋，潜伏于华北，积极活动。并与在满红军，取得联络。”从而形成一股强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巨大力量。这支力量的形成、发展与充实，实“为帝国之大敌”。不仅如此，松室孝良还忧心忡忡地认为: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正确以及共产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还有可能引起日本本土及占领地朝鲜、满洲等地的不安和恐慌。因为“帝国工商发达，早成劳资对立状态，一旦原料不足或市场狭小，发生缩减生活或生产过剩，定有失业之恐慌，极易受**之煽惑。此外，小农阶级、兵工分子之向上，满鲜民族之穷困，均为**可乘之机会。”

　　作为日本帝国主义驻北平的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对当时中国社会作了长时期的调查，对各方情形看得清楚，分析透彻。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必然要遇到的两支军队——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松室孝良更是用了相当的时间、精力去调查、对比、分析与研究，最终得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结论。对于国民党政府及其领导下的官吏和军队，松室孝良认为日军完全可以“不战而胜，一言可获”。但对于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松室孝良则小心谨慎、高度重视，以不能理解但又十分钦佩的语言，在情报中写下了他对中国工农红军的看法和评价:“以共产军之实质言，实为皇军之大敌。世界各国军旅，无不须要大批薪饷、大批物质之分配与补充，换言之，无钱则有动摇之虞，无物质更有不堪设想之危。共产军则不然，彼等能以简单的生活，窳败的武器，不充足之弹药，用共产政策、游击战术、穷乏手段、适切的宣传、机敏的组织、思想的训练，获得被压迫者的同情，实施大团结共干硬干的精神，再接再厉的努力，较在满的红军尤为精锐。”由此，松室孝良预言:“此等军队，适应穷乏地方及时零时整之耐久游击、耐久战术行军，则其适于将来不能连战速决、物质缺乏之大战，极为显著。”为此，松室孝良建议日本军队及日本政府，若日军与共产党军队相遇时，应采取“利于守而不利于攻，应严防其思想之宣传及不时游击与出没无定、扰攘后方之行军”的方针与政策。
日本侵华的具体方法:以浪人活动为先锋，以威胁利诱为手段

　　在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必然性、可能性及其应该注意的问题之后，松室孝良在秘密报告中向关东军建议，侵略中国的具体方法，应以浪人活动为先锋，以威胁利诱为手段。一、日本浪人有日本帝国及其军队作后盾，他们既“敢作敢为”，又对日本帝国效忠。“帝国之威望，皇军之威力，已深印入中国官民之脑海，故我帝国军民之在华北活动者，殊少遭到辱害之情形。大部浪人之不法活动，中国官民殊少干涉，更少向帝国官署抗议。因此，浪人之活动非常有力，愈益显示中国官府之苟安与无能，增加民众对官府之怨恨与失望。”二、“正当日人，洞悉中日间之纠纷，顾虑其生命财产，不愿对华进出以冒危险，或进出亦限于都市，不敢作不正当之事业”。而日本浪人“无家室之累，有敢干精神”，可以“充分的利用汉奸，通力合作”。“此种浪人，既受帝国之庇护，当然对帝国誓忠，故能迭有所命，虽死不辞。帝国即放纵其行动，中国亦无取缔之勇气”。三、假如个别日本浪人在中国活动不力，或因活动出格而引起外交纠纷，日本政府也可以藉口“莽民”，将其监送回国。这样，既无碍于日本帝国的威望，中国政府对之也是无可奈何，不了了之。

　　正因为在中国使用日本浪人有如此多的好处，所以松室孝良认为:在已完全为日本控制的东北三省，所有的日本浪人及其活动，已不需要，均应“全部取缔”。但对尚未被日本控制的华北诸省来说，不仅不应取缔日本浪人的活动，反而应大大加强。为此，松室孝良建议关东军:速将日本本土、朝鲜及东北三省的日本浪人，全部移至华北，使他们在少数军警的庇护下，去干那些正当日本人和军警不敢干、不愿干或不能干的侵略活动。这样，日本帝国就可以逐渐“培养为帝国先锋之浪人，使深入华北内地作特殊之活动，吸收各地亲日分子，以为帝国消灭华北实力派之羽翼”。

　　在采取何种方式实施对中国的侵略上，松室孝良也作了缜密的分析与计划。他主张“鞭策华北，使其官民对帝国怀普遍的恐惧心”，同时“以走私贿诱手段，作当地官吏性格之试金石”。松室孝良认为:虽然国民党政府在人民群众的要求下，不得不采取一些相对比较强硬的对日措施，但这只是装点门面而已，并无多大的实际效果。例如国民党当局针对日本浪人疯狂走私活动所采取的缉私措施，松室孝良视为“一人撒米万人拾”的拙举，感到“可怜亦复可笑”。与此同时，松室孝良也告诫日本政府和军队也要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倘若中国政府对日本的步步紧逼能够采取断然的强硬措施，日本帝国再猖獗、凶狠，“亦惟有听其自主耳”。因为在中国政府的后面，有四万万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如果中国人民的力量发动、团结起来，这不是一个小小的日本帝国所能征服的。“然观今日情形，彼辈基于普遍的畏我心理，卒不敢稍行阻碍。我仍宜继用威吓政策，以使其永久就范也。”

　　为此，松室孝良认为:日本入侵中国，将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所以他建议关东军，要机不可失地乘势进攻华北，以攫取更多、更大的权益。在情报中他继续写道:“帝国如欲对华发动，口实随意可得。故视[现]在中国之官民，诚惶诚恐，对日不敢犯主义，殊极可笑。由此益可窥知帝国之威力，帝国安可不乘势进攻，夺取特殊之权益？”

　　在侵略中国的具体方法上，松室孝良强调:日本帝国“惟有抚情顺势，积极采用走私办法，作有力、普遍、切实之威胁”，才能达到“输入帝国大批商品，救济生产过剩之恐慌”的目的。也只有达到这个目的，才能既“侵袭英、美列国之市场而代替之，促成全华北物价之下落”，又能够“博得民众之欢心，增进其消费力与购买力”。

　　日本侵华基本方针:“以华治华”

　　中国政府及官吏间普遍存在的畏日心理，有利于日本帝国对中国的全面侵略;而中国广大民众间潜伏着的巨大反日情绪和力量，又大大制约、阻碍着日本帝国的对华侵略。有鉴于此，松室孝良认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华北所采取的基本方针，应该是尽量避免日本人直接出面进行统治，而宜采取“以华治华”的方针政策。情报写道:“帝国对华工作，此后应采取华人治华主义，其方式一为满洲国，绝不用军力占据，自找烦恼。因此，惟有利用土著实力派，造成若干自治独立之政权。第一阶段，必须确保华北及西北，其意:（一）华北各地民众，无组织多奸猾性，抗日力量较小，且为帝国解决原料与市场之地区。蒋介石对华北向持放任态度，事实等于放弃，帝国根据大陆政策，当不以此为满足。（二）西北（指绥蒙言）多为原野，蒙古官民易受皇军之怀柔与统治。（三）华北西北据满洲国之外围，可作相当之缓冲，在军事上有重要之意义:（1）使中国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之对日观念，纷纷映演，则收复失地之企望，逐渐消沉。（2）断绝中苏之联络，切断共同抗日之战线。（3）断绝非常时任何实力之侵向东北。（四）华北西北确保后，则华东、华中、华南可逐步完全威胁而服之，逐渐使中国政府消灭，而各个独立小政权，则均受制于帝国。”反之，如果采用战争的方式以图华北，建立日本帝国的直接统治，将会给日本帝国增加相当的困难和诸多害处，最终，帝国在中国要获得最终胜利，则是根本不可能的。

　　由此，松室孝良最后总结性地向日本关东军及日本政府建议:“故我帝国今后对华工作之方法，决宜随时促进下列数点实现:（一）以威力胁迫并镇压各实力派，以期收不战而胜之效。（二）慎勿以实力粉碎各实力派之力量，以免遭不必要之损失。（三）严苛监视并排击中国各实力派之精诚团结、自力更生，由觉悟而联合抗日。（四）严防中国当局之联苏、英、美而进行抗日。（五）务宜阻防冯系实力（指宋韩言）与阎、张、陕北红军之总联合而抗日。（六）吸引恐日病最深之实力分子，与以实力之援助，使之镇压抗日分子。”

　　我们不难看出:松室孝良给关东军的这份秘密情报，对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形及政府和民众的心理，作了全面详细的调查分析，提出了详尽的侵华对策建议。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七七事变”激起了中华民族空前的团结，并最终赢得抗战的胜利，却是松室孝良始料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