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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450楼 发表于: 2009-08-12

“奥数题”究竟是些什么题[转帖]


  经常有小学生家长拿来一大堆“奥数题”,问我哪些适合给小学生做?我觉得有必要细细分析,这些“奥数题”都是些什么题,它对儿童的思维发展到底有没有促进作用。
  在我收集到的众多“奥数题”中,有不少是我小时候做过的“趣味数学”。例如著名的“鸡兔同笼”问题:今有雉(野鸡)兔同笼,上有三十五头,下有九十四
足,问雉、兔各几何?它最早出现在中国古代数学书《孙子算经》里。

  小学生解这个问题一般颇费脑筋,列出的综合算式是:(94-35×2)÷(4-2)=24÷2=12,即兔子只数。

  35-12=23,即野鸡只数。所以,笼中共有雉23只,兔12只。

  后来我当了老师,才知道《孙子算经》原著里有一种别致的简便算法:

  取脚数94的一半,得47;用脚数之半47减去头数35,得12,这就是兔子的只数。

  再拿头数35减去兔子的只数12,得23,就是雉的只数。

  什么道理呢?我这样给学生讲解:鸡兔同台表演杂技。设想笼子里所有鸡都提起一只脚,表演“金鸡独立”;所有兔子都提起两条前腿,集体操练“站桩功”。这样,每只鸡着地的脚数是1,等于头数;每只兔子着地的脚数是2,等于头数加1。鸡和兔各拿自己减半的脚数,减去自己的头数,所得的差分别是:鸡为0,兔子为1。把所有这些差统统加起来,也就是总脚数的一半与总头数的差,一定等于兔子的只数。

  列出的算式是:94÷2-35=47-35=12,即兔子只数。

  目前流行的小学“奥数题”,大多就是“趣味数学题”,是为了激发兴趣,培养思维习惯。如果让孩子过早地拿它去择校或参加“奥赛”争名次,将得不偿失。

(《文汇报》7.4 周继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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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451楼 发表于: 2009-08-12

日本当警察要考中国文化[转帖]


  前些日子,我只要一休息,邻居家一位日本大学生土屋便来拜访,向我请教一些五花八门问题:宋江是不是刘备的结义兄弟?“韦编三绝”是什么意思?八旗是哪个时代的?秦始皇有没有搞过租庸调制?”“董仲舒和汉武帝是什么关系?”……大体都涉及中国历史和文化。
  这个土屋最大的爱好就是开着摩托满街跑,怎么可能去 研究董仲舒呢?在我追问下,土屋告诉我,他问这些是因为想当警察,这些内容都是考试范围以内的。土屋递过来一本《警察官录取考试习题集——日本公务员考试2008年版》,我翻开看,吓了一跳。警察在日本属于公务员,要当警察需要通过公务员考试,其考试内容从数理化到经济哲学竟包罗万象。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在考试内容中占了相当高的比例。在日本警察考试的14个大科中,世界史、日本史、文学/艺术、思想/哲学中都有这方面内容。

  其中,日本史中,与中国有关的考题主要集中在历史上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如“全面吸收盛唐文化建立与佛教关系密切的天平文化”等。世界史中,中国历史的内容比其他任何国家的都要多,而且很细,从张骞出使西域到红巾军起义,从班固的汉书到义和团都是出题范围。

  后来我发现,不仅是考警察,在所有公务员考试中,中国史都一样重要。之所以这样重视“汉学”,是因为日本古代文化与中国形影相连,受到很深的影响,其结果就是“汉学”在日本公务员招考中从一开始就占有重要地位。

  (《世界新闻报》6.26萨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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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452楼 发表于: 2009-08-12

性气暴躁好打人 揭秘蒋介石大恶习[转帖]


    惩忿,对自己的暴怒常常自责、愧悔

  蒋介石除“好色”外,性格上的另一个大毛病是动辄易怒,骂人、打人。为了革除这一恶习,蒋介石也进行了多年修养。

  《易经·损卦》云:“损,君子以惩忿制欲。”后来的道学家们因此将“惩忿”列为修身的重要内容,要求人们控制自己的感情,避免暴怒,也避免恶语伤人及相关行为。蒋介石对此也很重视,日记云:“以后修身之道,端在惩忿,其次窒欲也。”①

  蒋介石深知自身性情上的弱点。1919年1月3日日记云:“近日性极暴躁。”同月7日,有黄定中者来谈报销问题,蒋介石“厉斥其非,使人难堪”。事后追悔,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近日骄肆殊甚,而又鄙吝贪妄,如不速改,必为人所诬害矣。戒之!戒之!”几个月之后,蒋介石接见邓某,故态复萌,“心怀愤激,怨语谩言,不绝于口”。这样的情况发生多次,蒋介石“自觉暴戾狠蛮异甚。屡思遏之而不能”,因此,写了“息心静气,凝神和颜”八字以作自我警惕之用,还曾有意阅读道学著作,用以陶冶性情②。

  然而,俗话说得好:“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种弱点如果已经成了性格的一部分,要改掉是颇为艰难的。1919年6月27日,蒋介石感叹说:“厉色恶声之加人,终不能改,奈何!”7月29日再次为“会客时言语常带粗暴之气”而对自己不满,在日记中写下“戒之”二字。但是,蒋介石有时刚刚作了自我检讨,不久就再犯。同年8月5日,蒋介石与陈其尤谈话,谈着谈着,“忽又作忿恚状”,蒋深自愧悔,但是当晚继续谈话时,蒋“又作不逊之言”。这使蒋极为苦恼,日记云:“如何能使容止若思,言辞安定,其惟养吾浩然之气乎!”

  除了骂人,蒋介石有时还动手。

  1919年10月1日 ,蒋介石访问居正,受到人力车夫侮辱,不觉怒气勃发。居正家人与车夫辩论,发生殴打,蒋介石见状,忿不可遏,上前帮力,自然,蒋介石不是车夫的对手,反而吃亏。接着,又“闯入人家住宅,毁伤器具”。蒋介石自知理曲,他想起1917年在张静江门前殴打车夫,被辱受伤一事,真是与此同一情景。当日日记云:“与小人争闲气,竟至逞蛮角斗,自思实不值得。余之忍耐性,绝无长进,奈何!”

  蒋介石打车夫毕竟只是个别情况,更多的是打佣人。1920年12月,蒋介石在船中与戴季陶闲谈,戴批评蒋“性气暴躁”,蒋声称“余亦自知其过而终不能改”,认为要杜绝此病,只能不带“奴子”,躬亲各种劳役。

  1921年4月,蒋介石因事与夫人毛氏冲突,二人“对打”,蒋介石决定与其离婚。4日,蒋介石写信给毛氏的胞兄毛懋卿,“缕诉与其妹决裂情形及主张离婚理由”。正在此时,发现毛氏尚未出门,又将毛氏“咒诅”一通。当日,蒋在日记中自责说:“吾之罪戾上通于天矣!何以为子,何以为人!以后对母亲及家庭间,总须不出恶声。无论对内对外,愤慨无似之际,不伸手殴人,誓守之终身,以赎昨日余孽也。”然而,自责归自责,蒋介石仍然时发暴性。见之于日记者有下列记载,试为分类:

  (一)打骂佣人、侍卫、下级:

  1921年4月7日:“叱吓下人,暴性又发,不守口不詈人之誓,记过一次。”

  1925年2月21日:“自误饮水,迁怒下人,逞蛮殴打,尚有人道乎!记过一次。”

  1925年2月22日:“吾勉为庄敬宽和,以药轻浮暴戾之病,则德可进,世可处也。叫人不应,有顷始至,又逞蛮根,日日自悔而不能改之,所谓克己者,如斯而已乎!”

  1925年3月4日:“肆口漫骂,自失体统,几不成其为长官,记大过一次。”

  1925年10月5日:“昨夜十时到黄埔,阍者弛卧,鼾声达门外,久叫始应,又动手打人。记大过一次。”

  1925年10月11日:“为佣人蠢笨,事事不如意,又起暴戾躁急,如此将奈之何!”“暴戾极矣,动手打人,记大过三次。”

  1926年1月5日:“脑胀耳鸣,心烦虑乱,对佣人时加呵斥,即此一事,已成吾终身痼疾矣!”

  (二)辱骂同事、同僚:

  1921年10月22日:“庆华、颖甫先后就谈,又发暴性,犯不着也。”

  1922年2月25日:“下午,回八桂厅,对礼卿发脾气,自知形态不雅。”

  1926年1月13日:“茂如来会,以其心术不正,败坏校风,愤恨之余,大加面斥,毋乃太甚乎!”

  1926年8月1日: “动手打人,蛮狠自逞,毫无耐力,甚至误殴幕友,暴行至此极矣!”

  (三)对象不明:

  1925年3月3日:“欲为盖世之人物,不可不自深其学养。近日常多很(狠)厉愤狷,而无静默沉雄气象,其何以几及之也?”

  1925年3月5日:“昨夜骂人太甚,几使梦魂有愧。今日在途懊悔不已。平日宅心忠厚,自揣差近长者,而一至接物,竟常有此恶态,尚何学养可言乎!”

  1925年10月7日:“今日暴性勃发,几视国人皆为可杀。”

  以上三种情况中,不论哪一种,蒋介石都知道自己不对,因此事后对自己也多所责备。他也曾设法改正,例如立誓做到“四不”,即“口不骂人,手不打人,言不愤激,气不嚣张”。又立誓作到“四定”,即“体定、心定、气定、神定”。还曾提出“三要”,即“谨言、修容、静坐”,但是,收效不大,暴躁狠蛮,几乎成为他的终身“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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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诞无稽的十二生肖[转帖]


  荒诞无稽的十二生肖
  龙及龙子龙孙
  蔡铭超搅局巴黎拍卖会,一举成名,令一些人钦羡不已。是的,虽说是一记阴谋,一招阳谋,但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题,且审时度势准确,是一箭中的,精彩!尽管不少人惊讶,鄙夷,但厚黑学就是需要这样的精神和勇气:笑骂由尔,好官我为!
  据说蔡英雄非常崇敬十二生肖,说他曾信誓旦旦言:这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两件珍宝,我非要把它俩弄到手不可,否则便毁损之!如此热中两宝贝,所以有人说蔡英雄的十二生肖不是兔儿爷便是大硕鼠。但另一些人则认为:可怜见儿的兔子怎干得出这等惊天动地的大勾当?非十二生肖之首的大耗子莫属。大家一致这样认定,虽说是推测,但合乎逻辑。

  一
  上述热议居然在不少一知半解的人群中悄然兴起,煞有介事地大谈十二生肖乃中国传统文化中之翘楚;圆明园中的十二件瑰宝是中华艺术之最,价值连城。坦诚言,这些物议纯属吹毛求疵,牵强附会!因为十二生肖既非始于先秦社会,也并非出自于诸子百家大名人之手,而是东汉末一位小有名气的数术家王充,于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忽地心血来潮,把《易经》中的十二地支与十二种“动物”生拉硬拽套上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渊源及隶属关系。即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你若生于午夜子时(11—1时),生肖(或称属相)便是鼠;你若生于午夜丑时(1—3时),生肖便是牛,依此类推。这儿的两个词语:生肖、属相是一个意思。“肖”相似,像:惟妙惟肖;“相”,相貌,外表、长相。但谁见过子时生的人其相貌、外表、长相像老鼠的?为什么要像老鼠?退一百步讲——延伸到内在——丑时生的人何尝有智商(或内心世界)像牛那样的低能?为什么要像牛?实际情况是,不管母亲生下的幼儿是那个时辰,他(她)都是人的长相,人的智商。那么王充的十二生肖排列、组合的缘由,规则,根据是什么?可说无任何缘由、规则、根据,完全是随心所欲,信口雌黄!
  十二种“动物”说它们是汉民族喜爱的家畜,却又没有猫和骆驼;说它们是动物中的强者,除老虎外,基本都是弱势群体——刀俎之物。为什么不把狮子、豹子、大象、熊罴、豺狼等这些较为凶猛的动物列入十二生肖?有人可能会说中国历来没有狮子。错了!《诗经•释兽》便有:“古称狮子为狻猊,兽中之王,食虎豹,出西域。”又,《十三经注疏》还有:“今之狻猊即古之狮子,汉武帝天汉三年北匈奴曾敬献幼狮两头。”——是王充读书太少,见地有限。
  王充的十二生肖,活生生把高级动物的人列入一群群低等动物的范畴,而且都是各占十二分之一,真是怪谲!龙与虎,不管从那个角度讲,绝对占不到人类的十二分之一。反之,老鼠却比人类多得多。老鼠、丑中之恶者,但王充却安排了十二分之一的人类与它们为伍,而且还要摸拟它们那种东偷西盗,上啃下咬,利用其奸诈、贪婪骚扰人类、危害社会、传播鼠疫……只有低劣逻辑思维的王充才有这样的想象力。
  王充在他的《论衡•物势》中吹嘘他的十二生肖是:厌恶虚伪,力求实证,抨击迷惘,论著优古。那么就事论事问一句:龙有何实证?谁见过张牙舞爪、凶神恶煞的龙?“龙”本是中国式的图腾物,帝王的象征,可憎、可惧、威权政治的表象。一派虚妄迷惘,还要超过古人,真的是大言不惭、恬不知羞!
  王充的《论衡》共八十五篇,据说,《招致篇》业已遗失,但余曾读过蔡邕的《蔡中郎集》中的一篇文章,标题大概叫《嗤王充的虚妄天地》,是嘲讽王充的《招致篇》,大意如下:当王功曹(王曾任职过郡功曹几年)评功摆好,赐封十二生肖那天,擅长阿谀奉承的老鼠先到,骄横跋扈的苍龙到得很晚,气喘吁吁的胖猪最后一个到。王功曹宣布名次:第一名是子鼠、第五名是辰龙、末位是亥猪。硕鼠兴高采烈,胖猪自认晦气,只有苍龙,由不满到咆哮公堂:本龙呼风唤雨,气吞山河,说本领谁能比我?来此一趟,与尔辈为伍,已经够意思的了,但公然屈居第五名,排在兔儿爷之后,简直气煞我也!鼠辈有何德能,为什么位列前茅?王功曹指着苍龙说:尔知道前年鼠象大战滇黔间的故事吗?见它不吱声,继续说,战事发生在罗平与兴义间的平原上,那天是小满,巳时左右,平原上的千顷瓜田西侧出现了数十头大象,东侧出现了数万只老鼠,双方都是趁这个黄道吉日来此品尝香瓜的。两族群是第一次狭路相逢,但各不退让。敌视对阵有顷,象群司令忽地大喊:冲过去,踩死鼠辈!鼠辈们毫不畏惧地迎了上去,凭借它们小巧灵活的身躯,勇敢而敏捷的行止,东躲西闪,避开象蹄,跃上象鼻,直钻鼻孔。为首的大象正洋洋得意,忽感觉鼻孔内搅扰难受,倏地打了个大喷嚏,把一只硕鼠喷了出来,正打算用脚去踩,殊不知另一只老鼠又钻进了鼻孔,于是又是一个喷嚏……接着第二头、第三头,跟续是九头、十头,原野上,喷嚏连天。再后是小象的哭泣声,母象的声嘶力竭声,声闻于天。战斗进行了约莫一个时辰,冲在最前面大雄象花了最大的力气才将最后一只小耗子喷出鼻孔,大吼一声,掉头就跑。余众见之,个个都卷起长鼻,紧塌大耳,夹着短尾,发出呜咽声,跟着司令,逃之夭夭。
  当王充讲完这则——有鼻子有耳朵的——鼠象大战故事后,指着苍龙的两个大鼻孔说:须知,鼠辈们是无孔不入的!苍龙基本折服了,但王充还不依不饶地说道:在座的十一个都是有血有肉的,活脱儿的生物。而你——苍龙,却是个空乏其身,徒托虚名的乌有者!是皇室的图腾物,是皇帝要你张牙舞爪去威慑老百姓。仅凭这一点,今天才把你编排在第五位,已经是破题儿第一朝,希你识相点!否则,本功曹将让——能够吃铁吐火的——麒麟代替尔!苍龙终于俯首帖耳了。
  蔡邕在这篇短文的末尾留下这样一句话:王充最擅伪言惑众,但一般听者往往皆俯仰由人。
  王充尽管算得上是个饱学之士,但却官运欠佳,仅只当过几年郡功曹便被罢职归家。有人说这是与他不紧贴皇帝,怠慢皇帝的图腾物的缘故;同时亦影响他的十二生肖繁衍昌盛。此说很难令人苟同,因为他的十二生肖既无逻辑线性可循,也无什么哲思、明理之寓,可说是一盘色不鲜、味不美的污垢物。若与传统的五行说相比,下愚之见也;如与中外的星象学相对,小巫者哉。所以汉之前根本没有十二生肖之说,东汉之后到唐宋,此说也不太盛行,只是到了后来的蒙古人和女贞族人——这些拜物教——入侵华夏之后,才在社会上占了一席之地,但都只限于无知无识之辈。嗣后尽管有康熙辈推广之,当代人蔡铭超流亚吹棒之,但决不可能繁衍开来。因为它的表象是“形而下”的“器”,即低级物象,但内涵却是以人为主体的人文科学。这门大学问,只有用“形而上”的“道揆”、“道眼”、“道理”探索之,明察之,才能得出个究竟,而不是王充那些胡谄瞎编的玩艺儿能够把表里事物说得清道得明的。

  二
  威力无比的龙,不少人心向往之,或者自我标榜:我们是龙子龙孙,所以时常听到“龙的传人”这首自鸣得意的歌曲。这叫阿Q情结。赵匡胤在闯荡江湖时,说赵子龙是他的祖先。后黄袍加身,又说春秋末的赵襄子,战国时的越武灵王是他的祖先。虽亦属阿Q情结,但还没有离谱。因为都姓赵,都是河北人。如果《百家姓》上的姓人都成了龙子龙孙,岂不“满天皆太阳”也?须知,“龙”是不会为它日常生计而忙碌的,如果华夏儿女都成了龙的传人,那么谁去种庄稼、缝衣服、挤牛奶、做满汉全席,供那些饕餮之龙大快朵颐及其他生活享受呢?事实是,汉民族的近代史从未有人充当过一天什么龙子龙孙、龙的传人。而且“龙”也并非华夏子民专利品或垄断物,西北高原早就有“龙城”、“龙庭”、“龙冈”等这些城市及地名。岂不闻“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飞将”,飞将军李广,“龙城”,匈奴王都。
  “龙”,本来是少之又少的稀罕之物,纵令某些龙迷心窍者侥幸当过几天龙驹、龙鲤、龙亢,乃至于跑过几天龙套,也不是龙,连土龙都不是。你吃过几次满汉全席?你像道光、咸丰、慈禧时代的恭亲王奕欣(慈禧的姘头)那样——府里曾圈养过六七千奴仆吗?只有满清帝国的八旗贵族才算得上地道的龙子龙孙、龙的传人。
  从多尔衮进入北京那天起,满族人家家户户都分到一份肥田沃土及广厦豪宅(京津区八旗贵族的庄子是在顺天、永平、保定、河间等地一带),从此他们便过上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锦衣玉食生活,而且代代相传,永当贵族地主。但由于普遍低智商,不知凡几,不辨菽麦,不懂货殖,不学无术,几代人后便渐渐家道中落。再过几代人,由于满族子孙繁衍成为几何级数之最,收租吃饭的日子已是捉襟见肘。如果是汉人,马上转变成自耕农,还可保持中间偏上的生活,可满人作不到,因为他们的祖先是靠杀戮、抢劫起家的,子子孙孙个个都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之流。即既不懂稼穑,也畏惧稼穑之艰难,因此根本不去稼穑,做点小本生意么,如前言,不懂货殖,也不屑去做生意,所以到辛亥革命前夕,这些龙子龙孙们,几乎个个都是无所事事,混天过日,成天价拖着半截鞋,提着八哥笼,哼着“苏三离了洪洞县……”东游西荡。尽管经常都处于半饥半饱状态,但龙的传人——这派头,仍不减当年。大文豪曹雪芹有类似简历(尽管他还仅是汉军正白旗),后贫病交迫,英年早逝。

  三
  根据明朝后期大文豪兼社会学家杨升奄(四川新都人)对龙的深究后说:龙生九子,只一为龙(《升奄外集》)。其余的都不是龙。执此说的还有名家谢肇淅(见他的《杂俎》、《物部》),沈德符(见他的《龙子》),陈容(见他的《椒园杂记》)。他们都是明正德至天启年间的闻人;都是用形而上的哲思易理来探索一些与人类社会息息相关的事物及问题。他们共同认为这八个其余的:一曰蒲牢,寺庙里的大钟上铸有此兽,好鸣;二曰囚牛,胡琴头上刻有此兽,好听;三曰睚眦,怒目,为刀剑上吞口,好杀;四曰嘲风,殿角走兽,好窥;五曰螭虎,考试院绘有此兽,好文……
  他们——英雄所见略同的第二个观点是:龙乃稀异怪兽。既会飞,又会跑,还会游,如其多多许,其他飞禽走兽(包括人类),龟鳖鱼虾将无生存际遇。还特别引证耶律楚材在视察雍州旱魃肆虐时的一句话:龙多不涌水。在路过呼伦湖遇上暴洪时又说过一句话:龙多不治水。第三个共同点:有善善从长的龙,有恶恶忤逆之龙,有庸虚无为之龙。其中善龙最少,恶龙尤多,庸龙特多。第四个共同点:善龙国君屈指可数,只有周初的“成康之治,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另是汉初的“文景之治”,唐初的“贞观之治”,算是差强人意的善龙国君。至于恶龙君主,要数夏桀、商纣、周厉王和秦始皇这四个,其中又以秦始皇为最,并以《古诗纪》论证之:“恶龙秦始皇,暴戾非寻常。生灵坠涂炭,江河似沸汤。杀人像割草,坑儒又屠降。成天想万岁,徐福逃东洋。”后一类是那些不郎不秀的庸龙君主,几位闻人例举了十多个昏乱君主:秦二世对鹿与马并不十分辨别得清楚,所以当赵高指鹿为马,又有几个臣工附和赵说时,他也就认鹿为马了。晋惠帝(司马衷)听臣僚禀报,成千上万的百姓因无粮可食而沦为饿殍时,他却说:为何不吃肉糜?朱温——这个所谓梁太祖,毕生流氓成性,荒淫不堪,长期与几个儿媳有染。有次,他公然在人众面前斥责三儿朱有王圭 :王凤玉(朱有王圭 娇妻)乃朕之锦卵(“禁脔”之误),尔怎敢阻止她前来侍寝……庸龙之君虽不及恶龙之君那样残酷、霸道,但他们人数多,治世长,所以中华历史便是:阳春白雪之时少,阴霾、萧瑟之时多。
  至于明朝。几位闻人得出的结论:虽有大杀功臣,庭杖大臣,大兴文字狱等恶行,但都属上中层之间的猜疑,忌妒、倾轧,而对下层黎庶还算体谅民情,休养生息,至少还没有成百上千万的冻死骨,饥饿殍。所以认定从朱元璋到天启这阶段是庸龙君主历史。但在字里行间也不乏隐晦怨怼与抨击。如或问:凤阳名扬天下,黎民是否不乏?马上引证古诗词作答:“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安得务农息战事,天下无吏不索钱”;“但愿众生皆温饱,辞去羸病卧残阳。”又问:“从洪武到泰昌,百姓是否安康”?答曰:“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身为野老已无责,路有流民终动心”;“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后有两首寓意深长的绝句:“人心不古强凌弱,时风日下鬼啖人”;“华夏子孙无雄伯兮,难御东西魑魅鬼。”——这几位忧国忧民的大闻人的诗文出来后不久果然言中了。接下来便是皇太极、多尔衮、康雍乾等魑魅鬼统治华夏。
  奉劝那些“龙的传人”,你的近代史祖先们无一是龙,甚至连皇亲国戚都找不出一个。再说,除善龙天子外,其余的个个都是高高在上,颐指气使,压迫人,束缚人,奴役人,而且不准人——凡夫俗子发表任何相忍为国的不同意见,否则便是杀头、凌迟;甚至于诛九族,灭十族(方孝儒便是被朱棣灭十族的。——除九族外再加弟子、门生族)。
  再有,你若朝思暮想着龙,善龙太忙,没时间见你,恶龙不屑见你,只有那些庸龙,有鉴于你的虔诚,自己又可出次风头,可能会亲自上门见你。但若见之,你必会像《叶公好龙》那样:失其魂魄。六神无主,飞快逃亡。
  结束语:十二生肖,只有拜物教的康熙及蔡铭超之流才会那么崇信及顶礼膜拜,正常的华夏子民们是不屑于此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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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氏官场”——官吏关于腐败的变脸[转帖]


“尉氏官场”——官吏关于腐败的变脸

川剧中有一首绝活叫变脸,演员把脸一甩,就能变出一张脸,妖魔鬼怪,张牙舞爪,看着让人心惊肉跳。现在进步了,多了米老鼠孙悟空啥的面孔,但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字——变。
川剧变脸是游戏,看着好玩。可要是我们的地方政府官员们也玩儿变脸,可就一点儿都不好玩,简直是可恶了。
“为人民服务”是耸立在各地政府办公大楼里里外外最显眼,也是使用率最高的文字,这句口号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人民当家作主”之心。而中国的官员也因此被称为“人民公仆”!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这些冠冕堂皇的口号后边,隐藏的却是尉氏县委、县政府部分官员上下其手的一系列违法乱纪行为。
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国有土地被非法占用,国家专项资金被个人占有,政府财政被非法侵吞,农民利益遭到野蛮的侵害,企业经营遭到变相勒索,桩桩件件都是在“为人民服务”之下明目张胆的被实施着。
国家政策遭到损害,政府形象遭到损害,国家法纪遭到损害,公民权利遭到损害,企业利益遭到损害,政策沦丧,法纪凋零,百姓哀告无门,企业欲哭无泪,尉氏县境内混天惨地,日月无光,谁能想到,中原大地堂堂一级国家政府会将人民赋予是权利视为个人私产,会将党纪国法视若无物,欲壑难填,古今巨鳄无出其右,飞扬跋扈,历代权霸望尘莫及。
尉氏县部分政府官员们,在同一个脑袋上,因时、因地、因人而不同的变换着颜色“变脸”尤其是在腐败问题上。
痛恨腐败;在开会讲话和发言表态的时侯。一旦提到反腐败,他们就会义愤填膺,慷慨激昂,对社会上各种各样的腐败现象,都恨得咬牙切齿,并明确表示,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同腐败分子斗争到底。单看这张脸,“应是一个与腐败势不两立的好党员,好干部。
羡慕腐败;羡慕的结果是崇拜,崇拜更大的官,管官的官。崇拜能从权利中捞取更大的好处。尤其一见到大一点的官,两腿打软,腰也自觉不自觉地弯了下去。心里还直嘀咕!人生一世,还得当大官。瞧人家多气派!
利用腐败;想升官的时候,想办事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利用腐败。这些人担心的,不是会不会助长腐败,而是自己能不能拉上关系。只怕自己的目的能不能达到,而不怕对方犯错误,更不怕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
纵容腐败;一个上级领导到下级地方检查工作,不喝酒,不搓麻,不安排娱乐活动,周边总会有一些人相劝:“劳逸结合吗,不然,怎么能做好工作?”“我们接待过不少领导,都不像你这么原则。靠你一个人,能改变社会风气?”纵容领导腐败的目的,是拉近和领导的关系。纵容腐败者,虽然表面露的是一张“笑脸”、“白脸”,而实际却是一张肮脏的、别有用心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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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的“伤心笔记” [转帖]


  以“不能输在起跑点上”的逻辑来说,安德烈已经差一大截。但是经过“阳台夜话”,龙应台说,她确定自己可以接受自己孩子的“平庸”

  龙应台的“伤心笔记”

  发布时间: 2009-07-02 14:26 来源:文摘报

  

  家庭教育?公民教育?

  龙应台艰难地决定离开10岁的菲利普、14岁的安德烈,离开欧洲到台北市政府去工作;4年后,她又毅然决定离开市政府。“我知道,如果现在不退下来的话,我跟孩子就不可能再有亲密共处

  的机会了,也许此生都不会再有。因为孩子长大了,他们不会等你。”龙应台决定创造一个可以跟孩子相处的空间。她到了香港,老二菲利普来香港和她生活,“共处了很甜蜜的两年”。

  菲利普那时已14岁,母子每天都有很多话:谈学校、谈政治、谈价值观。母子一起买菜,也一起上街。“虽然他很小,却像两代知识分子在交谈。”两年后菲利普回到德国父亲身边,大儿子来到母亲身边。龙应台突然发现:“小时候又亲又搂,爱得不得了的小天使,变成了一个冷冰冰的独角怪兽。”“那种困境,跟你说你爱一个人,但却不被他所爱,还挺像的。”

  龙应台作出的挽救努力是约儿子写专栏,以此捆绑住跟儿子的交流。儿子答应了,专栏居然在两岸三地大受欢迎。3年后推出的结集《亲爱的安德烈》成为两岸三地的畅销书。

  遛狗的比跑百米的平庸?

  记者:反响最大的就是《给河马刷牙》那篇,那是个亲子关系的话题吧?

  龙应台:那天晚上我俩都睡不着,到阳台上去看海。三更半夜,外面一片黑沉沉的大海,他在阳台上开始抽烟,我们就像两个室友在阳台碰到了,开始谈话,一直谈到清晨3点钟。

  安德烈突然说,他已经相信,他现在以及将来都会是一个“很平庸”的人,我会不会对他失望?我听了心里吓一跳,心想,我20岁的时候会这样说自己吗?

  1972年我20岁,那时的台湾还是一个贫穷、落后、保守、边缘的社会,我的家庭是从大陆过来的难民家庭,所以也是贫穷的、艰辛的,但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平庸。我们都觉得自己很聪明,要为国家民族做大事。就是说,我们把自己看的很大很重。那么安德烈感觉自己平庸的观念从哪儿来的?

  那晚开启了这样一个话题,所以第二天我就写了《给河马刷牙》,主要的意思是说到底什么叫“平庸”。举个例子,你如果早上到一个学校的操场上去散步,有的人拉着一只狗去遛,有的人在那儿练习跑100米,有的人练习跑5000米,那悠哉悠哉遛狗的人碰到那个跑5000米的不会觉得自己平庸,因为他们根本在做不同的事情;跑5000米的那个人旁边冲过一个跑百米的人,他也不会觉得自己平庸,因为他们的目标不一样。平庸与否,其实完全要看你把目标设定在哪个轨道上。

  记者:如果你儿子平庸,你真的不会觉得失望吗?

  龙应台:我思考了之后觉得,如果我的孩子能够平安而且快乐,不管杰不杰出,我都已经很感谢了,所谓的“成功”好像真的不重要。事实上,这种情形已经发生了,很多我台北、香港的朋友,他们的儿子女儿都在哈佛、剑桥读书,顶尖的优秀,我的儿子还在寻找人生的意义和方向,而且并不以“杰出”作为人生志向。以“不能输在起跑点上”的逻辑来说,他已经差一大截了。但是那一次的“阳台夜话”,我整理了自己的思绪,是的,我可以接受我的孩子“平庸”,重要的是他们在人生里找到意义。

  你们知识分子就是这样

  记者:安德烈好像有些“玩世不恭”,你希望他有担当吗?

  龙应台:那倒没有。我蛮欣赏他的那种自我嘲讽的幽默感,他的幽默很黑色、很尖锐,很出人意表,很不屑于造作。我对他没有“铁肩担道义”的期待,也知道他不是那样的“料”。但安德烈并不是“虚无”的。有一次,他回家来,看见我一个人坐在书桌旁生气,问:“你怎么啦?”我就告诉他,台湾某作者因为文章“政治不正确”而受挞伐,这种挞伐完全是民主的倒退,尤其因此还把公职给丢了。我生气,是因为我正在写书闭关,没时间去“主持正义”,因此更觉得郁闷。你知道安德烈的反应吗?

  他说:“你们知识分子就是这样,总有理由为自己的不行动、不作为找到借口。这种事情不反抗,不挺身批判,那还有什么事情值得反抗、值得出来的?”

  记者:安德烈对公共生活还是挺在意的,比方有一年他就提到,香港的抗议游行多是老人和孩子,年轻人和大学生很少。

  龙应台:对,有时候我会被他的那种玩世不恭的嘲讽态度所骗,当他用嘲讽的态度在谈事情时,会给我一个印象:他就是觉得“甲虫身上的红点比烈士的鲜血还要美丽”的那种人。但同时,比如说他对于香港游行的看法,其实他又非常地主张社会参与以及用行动去改造社会、去影响社会、去抵抗不公平的事情,也许他自己也在虚无感跟积极社会参与之间摇摆。

  记者:一般的母子在家里谈论的基本都是私人话题,你是否是有意识地引导孩子往公共生活方向思考呢?

  龙应台:天然和引导是一起的。譬如在他们很小时,每晚我爱给他们讲故事。从《西游记》第一篇讲到第一百篇,或者《三国演义》、或者德国童话。讨论孙悟空为什么被装上紧箍、武松为什么打人时,就开始了一种知性的对话了。讲白雪公主跟七个小矮人,然后问,你觉得毒苹果会不会特别红,因此特别有吸引力?把野狼开肠破肚救小羊──狼有那么可恶、羊有那么可爱吗?

  我们就是这样一路“思辨”过来的。你看这本书里有个故事:菲利普14岁读香港的国际学校,有天回来气冲冲地说他的iPod被老师没收了。别的家长会怎么反应我不知道,我就说,你生什么气,你先把校规找出来,看看校规的白纸黑字是怎么写的,老师有没有权利这样做,先了解你的权利义务再生气不迟啊。他就把校规找出来,我们开始讨论如果他要采取“抗议”行动的话,他要思虑些什么。在这样的过程里,社会规范、个人的权利义务、处理及面对人际矛盾的方法,方方面面都碰触到了。

  菲利普每天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就是上网,不是玩游戏,而是看新闻。于是就常有这么一个镜头:我在厨房做午餐,他从他的房间里对我大声说:“俄罗斯那个石油大王被普京逮捕了!”“教宗选举就要揭晓啦!”“以色列又轰炸巴勒斯坦了。”

  我还记得新教宗名字出现的那天,他跟我说他好失望,新当选的教宗是德国人。为什么会失望,他说这表示天主教没进步,到最后还是选一个中欧的白种人,为什么那个黑人主教没选上呢?为什么不选那个拉丁美洲的主教呢?选上他们才表示你这传统宗教有大魄力、大突破。我们之间这些谈话,延续的是小时候讲童话的气氛。

  他们是这样上语文课的

  记者:孩子有这种意识是跟家庭教育有关系呢,还是跟公共教育也有关系?

  龙应台:家庭是一个面,可能公共教育更重要。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安德烈10岁那年,有天他特别高兴,说他们全班同学不用去上学,而是要去看戏,看《爱丽斯漫游仙境》。他看完回来说,同学们讨论过了,这个戏不好看,演员表现得不好。我说,那要不要表达意见?结果他们真的跟老师讨论他们对这个戏的看法,老师就鼓励孩子们给那个导演写封信。导演立即给他们写了回信,并且邀请全班同学在某天下午到剧院见面。

  这班孩子再次来到剧院,导演、编剧、演员全在场,跟这15个10岁的孩子仔细地讨论这个剧。所以这种知性讨论的气氛不只是发生在家庭里,也发生在社会里。

  而且,这种情形是常规的、日常的。比如,他们小学时在课堂上常常要做口头报告和演讲。不是去背东西,而是老师给一个演讲题目,然后他们自己去搜集资料、研究,写一个报告当众演讲,这个训练在他们的学校里一直都有。我记得菲利普12岁那年讲过老子;高三那年还作过一场一小时的演讲,题目是“台海两岸关系”。

  我记得安德烈17岁高二时,说他们在德文课上读布莱希特的一个剧本《伽利略》,然后讨论。剧本写的是伽利略发现了地球的原理,但这个原理是教会所不容的。我们平常所学的是伽利略如何如何坚持他的理论,可是布莱希特写伽利略面临两个选择:第一,我跟你硬碰硬,为了我的伟大的原则我被教会迫害而死;另外一个选择,是我对你屈服来保存我自己,可是保存了我自己之后我还有更多的发现、更大的贡献、更大的颠覆要做。剧本的结局是伽利略选择了后者,而这个选择会被很多人认为他“变节”,屈服了,但是他是为了一个更大更重要的东西。

  我问他,在你们的讨论里,最核心的是什么?他说,讨论到最后的核心就是个人跟群体之间的关系问题,面对教廷或国家这种巨大的机器,个人什么时候要抗争、要牺牲,什么时候是可以妥协、可以退让的。

  我听得惊心动魄,这群17岁孩子是在上语文课吗?个人面对国家机器如何自处,不正是公民教育最核心的题目吗?

  记者:大部分父母跟孩子之间,有些特定的议题是肯定出现的。一个是父母规定孩子不能怎么样,就是“戒”;还有一个,就是规定孩子“要怎么样”,比如帮助他设计道路、选择职业、选择专业。这样的课题你们发生过吗?

  龙应台:他们小一点的时候,会有“律”,譬如几岁之前,晚上9点以前上床;几岁之前,半夜十二点之前要回到家等等。也有要求,譬如小时候带他去上游泳课、钢琴课,不准不去。但超过十七八岁,“律”都变成“自律”。他抽烟我很不喜欢,但我无可奈何。你对我要有礼貌,不在室内抽烟,我们在同一室内的时候不抽烟,是普通的成人戒律而非母子戒律了。

  记者:《亲爱的安德烈》是一本亲子相处的“教育手册”吗?

  龙应台:我觉得不是。倒可以叫做一个母亲的“伤心笔记”。里面是一个做母亲的人,在挫败中如何试着去跟一个成长中的儿子相处,如何去了解他这一代人。我边做边跌倒,边跌倒边做,是一个饱受挫折的过程。我诚实地把我尝试的过程写出来。

  (《南方周末》6.25夏辰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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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的学术基础 [转帖]


  做学问要有一定的积累和准备,即所谓“学术基础”,或者说“知识结构”。与梁漱溟同时代的学者,私塾是他们接受教育的共同起点,都是从四书五经中背出来的。但梁漱溟不一样,其成长经历与同辈学者之间,有本质上的不同。

  梁漱溟5岁开蒙,读过《三字经》和《百家姓》后,就在接着要读四书五经的当口,赶上了
变法维新。思想开明的父亲梁巨川本来就不赞同儿童读经,此时借“停科举、废八股”之机,便断了儿子的读经之路,让他看《地球韵言》。此书的内容,多是一些欧罗巴、亚细亚、太平洋、大西洋之类,说的是世界大势。第二年,北京出现了第一个“洋学堂”——中西小学堂。梁漱溟便被送到这里读书。后虽因社会动荡,他转过几次学,11岁时还曾回家请先生教读一年,但仍不习四书五经,而是读小学课本。梁漱溟曾回忆说:“我对于四书五经至今没有诵读过,只看过而已。这在同我一般年纪的人是很少的。”1906年,13岁的梁漱溟考入顺天中学堂,1911年毕业于顺天高等学堂。这是他最后的学历。

  梁漱溟曾说:“我的自学始于小学时代。”在同龄孩子死背四书五经的时候,他却能津津有味地看一些课外读物——《启蒙画报》、《京话日报》和《中华报》。这类不为当时社会主流观念所接受的读物,却成就了梁漱溟的自学基础。

  在中学时代,梁漱溟依然不看“正书”而读报。正因如此,梁漱溟与那些“国学大师”们,走的是截然不同的两条路。他们是先打基础,然后专心问学,梁漱溟则说:“我本来无学问,只是有思想,而思想之来,实来自我的问题,来自我的认真。因为我能认真,乃会有人生问题,乃会有人生思想、人生哲学。”他颠覆了治学之路上的某些铁的定律,这是尤其发人深思的。

  (《中华读书报》6.24刘仰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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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o:旺村有功!多谢辛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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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盐加碘10年 福州甲亢患病率翻番[转帖]


  来源:东南快报

  “碘盐让我们生病的”报道引起了许多读者的关注,连日来,不少读者对碘盐摄入是否会导致甲亢表示十分担忧。我省知名内分泌科专家张闿珍等人早在1989年对福州和武夷山市的甲状腺肿和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的患病率进行调查,在普遍食盐加碘10年后又再次对两市情况进行调查,对比数据显示,福州市甲亢患病率从0.57%增至1.09%,武夷山市地甲病患病率从24.51%减至11.58%。

  张闿珍等人认为,补碘要因地而异,沿海地区水产品含碘高,食用盐再加碘,对身体无益处。对此,省政协委员在去年的两会上也曾提出,补碘不能一刀切,应在不同的地区投入不同的加碘盐,对超过尿碘300ug/l的地区应暂停加碘。

  省卫生厅有关负责人称,学术上的调查方式上不一定能准确反映情况,专家的学术报告只能作为参考。该负责人称,卫生部对福建等省份的调查正在有序地进行。我省在消除碘缺乏疾病方面的预防已经达到了省级标准,目前还是严格遵守卫生部的有关碘盐的使用规定。

  研究小组:补碘要因地而异

  张闿珍说,调查数据显示,福州地区地方性甲状腺肿患病率由6.7%上升为7.82%,甲状腺功能亢进病人由0.57%上升为1.09%,武夷山市地方性甲状腺肿患病率由24.51%下降为11.58%,而甲亢病人由0.19%上升为0.41%。食盐加碘使地甲病患病率明显降低,但甲亢的患病率却在增加,研究小组认为,这可能与碘摄入量增多有关。对此,张闿珍一行相信,补碘不适合全范围覆盖沿海地区。

  福州市等沿海城市海产品丰富,海产品又含有大量的碘,市民只要不挑食,一般不会缺碘。张闿珍表示,以往严重缺碘地区,由于积极补碘、交通方便等因素,使得这些地区的地甲病患病率降低,而其他沿海地区,加碘将造成浪费并增加甲状腺疾病的患病率。降低甲亢患病率最有效的方法是要科学补碘,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一直难以实行。

  我省食盐加碘量不减反加

  “补碘不能一刀切,应该根据不同情况补。”省政协委员侯建明与吴成翰表示,应在不同的地区投入不同的加碘盐,对超过尿碘300ug/l的地区应暂停加碘。

  国际组织推荐的食盐加碘浓度为20—40mg/kg,我国也于1999年将原来加碘水平由50mg/kg下调为30mg/kg。但我省从2000年开始执行的标准是每公斤盐加碘20—50mg,到2004年7月开始改为每公斤盐加碘20—60mg。对此,吴成翰认为,我省的食盐加碘量不减反加,不合情理,要根据调查的结果进行调整。

  吴成翰提出,老百姓及一般医务人员均不知自己是否缺碘、何时缺碘、何时碘过剩。我省目前也尚无一家医院(包括疾病控制中心)开展这项工作。因此有关部门应监督各医院开展此项工作,同时应将其列入公费和医保免费项目。

  市场:罕见无碘盐

  昨日记者先后走访了永辉、好又多等超市,均没有见到“无碘盐”,随后记者终于在东街口一家小杂货铺里见到了无碘盐,其在包装上特别标明“甲亢患者食用”、“请遵医嘱食用”字样。

  此外,在福州市第六医院,市民需要出示医生开具的药方才能购买无碘盐。该人士介绍说,目前无碘盐的出售仍然受到很多限制,市民在市面上很难买到。对此,省政协委员吴成翰提出,对不缺碘的人及患甲状腺相关疾病的人应保证其能随时买到无碘盐。

  部门:已派小组进行调查

  省卫生厅有关负责人介绍说,这个消息引起了政府部门的重视,所以他们已派出流行病学调查小组进行调查。但目前毕竟只是医生的学术报告,这些学术报告一般所采集的例子都是在医院,到医院一般都是有症状的患者,所以在调查方式上反映得不一定准确。

  “此外,随着人们对健康知识的普及以及检测手段的更新,一些新的病例也不断被发现,会在某种程度上产生出发病率提升的现象。”这位负责人介绍说,目前卫生部对福建等省份相关的调查正在有序地进行,调查结果还没有出来,福建在消除碘缺乏疾病方面的预防已经达到了省级标准,目前福建还是严格遵守卫生部的有关碘盐的使用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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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问答录》的出版波折[转帖]


    自上世纪60年代初,至2004年退休,我在全国政协机关连续工作了40多年。由于长期的工作机缘,我与政协很多老一辈爱国民主人士相交颇深,才得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出版了一些知名人士的传记。从其中的《梁漱溟问答录》出版的波折,可以佐证30年来改革开放的来之不易。

  一篇文章

  引来劈头盖顶的批评

  1980年11月9日,我应约在北京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篇访梁漱溟先生的千字文章《一位刚直不阿的老人》,一星期后即招来劈头盖顶的批评,报社党组织为此文专门写了书面检查。

  的确,在报刊上公开正面报道梁先生的言行,这篇千字文是多年来的第一次。“文革”之中,自不必说,即便是五六十年代,凡公开见之于文字的,梁漱溟先生均处于被批判或反省、检查的地位。

  自然,如何写梁漱溟,我是费了一番脑子的。
  我写这篇千字文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开过。文章的题目最后我用的是《梁漱溟先生访问记》(文章见报时题目被编辑改为《一位刚直不阿的老人》,副题是“访梁漱溟先生”),目的也是希望越平稳越好,不要太引人注目而惹出是非。

  几天后接报社刘编辑的电话,他说:“你要沉得住气,疾风暴雨的批评来自上头,……不过请放心,‘文革’已经一去不复返,恐怕不会因此被打成反革命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老兄要看得远一些。”可我没有这位年轻编辑的胸怀胆识,当天晚上一直失眠。

  后来我从机关负责同志那里知道,上头有批评说:发表吹捧梁漱溟的文章,立场站到哪里去了?梁漱溟这样的人,说他“刚直不阿”,他对谁“刚直不阿”,学谁“刚直不阿”?这位机关负责同志还对我颇为关怀地说:“现在毕竟与从前不同,你不会因为一篇文章而落得一个什么罪名,但这件事教训是深刻的,你仍应当严肃对待,引以为戒。”

  1953年的精彩一幕最终没有被删

  这之后,我加紧整理写作梁漱溟的传记及有关史料。在我自己,思想困惑已基本解除,而且从1986年第一期《人物》杂志起,又开始连载我由“传记”改写成的《梁漱溟问答录》一书。在梁漱溟的全部传记材料中,只有1953年他与毛泽东主席顶撞抗争的一章,我迟迟不敢出手,生怕招来灾祸。

  1986年6月受到《新民晚报》上的一篇杂文《“双百”声中话梁老》的激励,我着手把1953年梁先生与毛主席顶撞的纪实文章写出,送梁先生审看。他逐段逐句十分认真地进行订正,然后问我:“记述内容均属实,但现在允许发表吗?”我说:“只要是事实,就能站住脚。毛主席已故去10年,功过是非已有评价,从1953年至今,33年过去了,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为什么不可以公之于众呢?我想可以试试。”梁先生不语。

  往哪儿送呢?我想还是连载推出更稳妥些,便将这篇文章改写成问答录的一章,寄给《人物》,他们看完后对此文很感兴趣,并交所有负责人传看,集体画了圈,决定在1987年第三期或第四期发出。我将此消息告诉梁先生,他只简单说了一句:“那好。”哪知形势又有了变化,编者和作者都产生了顾虑,便把原稿撤回。到了1988年初,在热心朋友的帮助下,文章在上海《文汇月刊》上用笔名“郑直淑”全文发表,一年后结集出书时,才恢复了真名。

  出版拙作《梁漱溟问答录》的湖南人民出版社,原来再三考虑,虽然深感将1953年梁与毛抗争的一章删去可惜,但鉴于同样的心有余悸,还是决定砍掉,并取得我的同意,书样都经我校对过了。但他们在看到《文汇月刊》上的文章时,立即询问我,此文是否是我写的,我也如实答复。几天后他们答我,既然《文汇月刊》都登了,他们重新研究,决定拆版,补上1953年这一章,推迟出书。这才使后来读者手中的《梁漱溟问答录》,还能看到1953年的精彩一幕。

  (《北京青年报》6.19 汪东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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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三大殿院内为何不种树 [转帖]


  当你游览故宫时,如果稍微留心,就会发现故宫三大殿院内并没有种植树木。这是为什么呢?
  有人认为这跟清代的一次农民起义有关。据记载,1813年9月15日,北京宛平宋家庄人林清率领义军冲向东、西华门。西路义军攻入西华门,杀到隆宗门,门已关闭,义军见宫墙两边树木参天,便爬上大树,奋勇翻墙,并砍折树枝,准
备火攻隆宗门……鉴于此,有人说是怕隐蔽于树丛中的敌人威胁皇帝的安全,三大殿院内不植树的。这种说法乍听上去似乎有理,其实也不一定正确。

  另外,还有人撰文提出三大殿院内不种树,主要是出自烘托意境的需要。

  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并称外朝三大殿,是皇帝举行盛典的地方,也是整个北京城的中心。为了突出这组宫殿的威严气势,建筑上便采取了许多手法,其一便是院内不植树。当时人们去朝见天子,进入天安门,经过漫长御道,在层层起伏变化的建筑空间中行进,无疑会感到一种无形的、不断增加的精神压力,最后进入太和门,看到宽阔的广场与巍峨的大殿,这种精神压力达到了顶点,而这正是至高无上的天子对自己的臣民所要求的。如果在这些庭院内都种上树,绿荫宜人,那在很大程度上将会破坏朝廷的威严氛围。由此看来,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

(《畅销书摘》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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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娱记生活大曝光[转帖]


 游走在道德边缘

  狗仔记者从来就是亦正亦邪、争议不断的代表。1997年8月31日,英国储妃黛安娜王妃的司机保罗在法国巴黎驾车摆脱狗仔跟踪时发生车祸,黛安娜王妃及其男友多迪丧生的事件,使得狗仔记者更加成为人们日常谴责的对象。

  而在内地,最让冯小刚、顾长卫和窦
文涛等名人头疼的人是谁?那恐怕就是有“内地第一狗仔记者”之称的卓伟了。卓伟和他创办的风行工作室,这两年几乎包揽了内地一半以上的重大娱乐新闻,众多明星、导演生活中的“私密”先后被他们的镜头摄入。但是作为“狗仔”这样一个曝光明星绯闻的职业,虽然娱乐了众人,却引来一片骂名,“内地第一狗仔”怎样解释自己的工作?日前,记者采访了卓伟和他的狗仔团队——风行工作室。

  卓伟说,他偷拍了那么多明星,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威胁过他,更没有报复。“你不了解娱乐圈,像这些绯闻什么的,他们其实看得很开,对于偷拍也有几种不同的心理。有一类人,他就是反感。他觉得他自己的私生活受到打扰,真跟你急。还有一种是无所谓,只要别拍到他的负面,比如婚外情什么的,其他的小八卦拍就拍吧,无所谓。再有一种就是窃喜,一般都是小明星比较多。你给我拍了,我也没有花钱,我还增加一下新闻的曝光度,好事啊!”

“没事儿”的明星我们也不盯

  卓伟是南方某周刊的娱乐记者,最近他又抓到了一条轰动的娱乐新闻——著名影星高圆圆和天津帅哥、影视演员于小伟的爱恋场景。

  什么样的明星会被盯上?狗仔记者选择明星的标准是什么?

  卓伟说,他的工作室主要靠三种方式来决定去拍哪个明星。首先是有线索,例如高圆圆和于小伟拍拖。这样就有的放矢,多盯就有成果。第二是判断,比如早就听说某些明星或导演比较花心,于是有时间就去盯梢,虽然很难,但是拍到就是轰动新闻。第三就是扫街乱碰,一般出不了大新闻。明星的标准当然是首先看名气,然后在这些有名的里面挑单身的,一般单身就容易出恋情、出故事。

  “我始终觉得,你要是没有事情,我也拍不出什么。没绯闻的明星我们也不会去盯他。”

  跟拍高圆圆和于小伟的过程就很有故事性。卓伟说,4月下旬,他听圈内人士透露“高圆圆与于小伟正在谈恋爱”。对于此类爆料,卓伟从来都是“宁可信其有”。但是高圆圆已经被风行工作室拍熟了,盯她很容易被发现,所以卓伟决定改盯于小伟。但于小伟住在哪里、开什么车都不知道,一时无从下手。说来也巧,几天之后卓伟在一家商场门口发现一辆沃尔沃XC90,而开车的正是于小伟。既然撞上了,就一路跟踪,经过6个小时,终于发现了于小伟住在位于东四环外的公寓。

  知道于小伟住哪儿、开什么车,接下来就是在他家蹲守“取证”了。谁知这次工作异常的漫长和艰难。于小伟一连20几天不是呆在家里就是自己一个人活动,直到5月23日,于小伟到首都机场去接从外地归来的高圆圆,才成功拍到两个人亲热搂抱的恋爱照。

  枯燥、重复是他们的工作常态。有的时候连盯四五天,都不出活儿。卓伟说,他们拍张斌和胡紫薇用了连续6天时间蹲守,眼睛都不敢闭。拍王励勤和赵薇的恋情,没有天天盯,但是也断断续续地盯了一个月。

  6月5日,记者跟随卓伟亲自体验了一把狗仔记者的工作。下午5点多开始,记者和卓伟一行3人驱车来到朝阳北路一处高级楼盘,车驶入地下车库,从车窗可看到前方有宝马、路虎等多辆好车。卓伟则如数家珍地告诉记者,这个是哪位明星的车,那辆是哪个著名导演的车。

  卓伟让司机把车停在一个视野开阔、适合盯梢的车位,边瞭望边和记者聊着他狗仔生涯的一些故事……将近两个小时过去了,就这么盯着,其间卓伟的司机下车去摸了摸一辆豪华SUV,看看车是不是热的。这时,一位女明星的司机走到了地下车库,他似乎听到了什么,就站在车前十几米的地方朝我们这边观察,接着又走到卓伟的车后蹲在地上。过了一会儿,女明星的男朋友下来了,两个人嘀咕了几句,就上了一辆豪华吉普,开车兜了一圈,然后又把车紧靠卓伟的车停下,两人下车后不时地往我们车内观察。“这些人到底想干吗?”耐不住性子的卓伟点上支烟并摇下车窗,反倒是对方,赶紧钻进豪华吉普开车离开。

  “没法儿盯了,他发现了。”卓伟懊恼地说自己说话声音太大,可能被女明星司机听见了。不过,在车库里溜达了一小会儿,司机和卓伟又表情很严峻地突然跑上车打火就走,原来是发现某位有国际影响的导演刚刚钻上了一辆商务车。然而,当我们的车开到小区门口时,由于和小区保安因为车费问题纠缠了几分钟,目标跟丢了。

  “我们每天都这么盯明星,平均一天工作14个小时,有时甚至要20个小时。”卓伟说,他2006年成立的偷拍工作室——风行工作室,加上他有5个人,分成两组。两组人马每天都要盯到很晚。等人枯燥、盯人紧张、追人危险,“追车的时候出过两次车祸了,幸好副驾驶上都没坐人,至于险些出危险的情况就更多了。”

  卓伟想再增加两个人,这样三组三班倒,不至于太疲劳,也能够实现24小时都有人值守。这两年,由于他们盯得紧,明星们夜里都学乖了,有些聪明的主儿跟狗仔们打起了时间差,大早上起来约会。卓伟的工作室有两辆车,在外面混了两年,圈中人口口相传,好多明星都记住了他们的车牌和车型。前些日子,他们跟拍徐帆,才跟出小区,徐帆的司机就下车了,拍拍他们的车门,“哥们儿,别跟了,今天就帆姐一人出去,真没什么好拍的。”

揭露真相比钱更重要

  很多国外的狗仔记者收入很高,有时拍到一张名人隐私照片,甚至能卖六位数美元的高价。卓伟说,在中国内地做狗仔,情况与国外完全不同。内地媒体大多不愿意在这方面花很多钱,另外内地盗版转载严重,有些图片一家媒体用了,很多网站都转载,而记者个人得不到好处。因为经费有限,他们不能像国外、乃至港台狗仔那样千里追踪,“每天只能绕着北京城转,这个季节正是拍摄旺季,各地都有剧组,但是我们出不去啊,着急!”

  卓伟用6年时间,完成了从文化记者到娱乐记者,再到狗仔,乃至组建狗仔队的转变。狗仔于他而言,绝无不雅和蔑视,反而是专业装备和职业精神的结合。我听到人家叫我狗仔,心里很坦然,从来没有因为这个称谓不高兴过。偷拍的确是我们完成工作的最好方式,我们的状态就是潜伏、跟踪、偷拍、调查。”

  “咱们中国人,总认为这些名人、明星、成功人士,他们道德上也是完美的。实际上恰恰相反。最伟大的美德,最崇高的品格,其实常在普通人身上。明星、名人、成功人士,他们身上附加了很多名利的东西。”卓伟说:“‘名利两个字,用破一生心。’狗仔的本质就是反权威、反颂扬,你不是什么偶像、精神支柱吗?我就要把你真实的一面曝出来。但这并不是说要打倒你,就是还原真实,使一些追星族们变得理性。揭露事实真相远比钱更吸引我。”

(《北京晨报》6.11 马多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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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批评审计报告过于温和不敢点名[转帖]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记者宋阳标 高兴翔,特约记者王伟立)

  “我们单位也被审计署批评了。”中央某部委的一位官员对时代周报记者透露说。

  该单位的名字,最终没有出现在审计长刘家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提交的报告里。

  就在6月24日下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分组审议2008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

告时,一些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审计报告提出建议和意见,认为今年的报告过于温和,不敢点名。

  正文

  模糊字眼多遭批评

  今年的审计报告共计24页11个部分,被舆论广泛认为是了无新意,没有新闻。然而,在审计报告之外,却爆出

了新闻。

  据新华社的报道说,当天的分组审议会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黄镇东,新华社原总编辑、全国

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南振中,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吴晓灵,吉林延边州人大常委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金硕仁等委员对审计报告提出了批评意见,认为此报告

多处使用模糊字眼,对于被审计单位来说过于温柔。例如,金硕仁委员说,这次审计报告中有些地方没有点名,他

认为应该点名,该指出的东西、该批评的事情要提出来,审计部门向人大常委会报告时不应该有所隐瞒。

  据时代周报统计,总共13000多字的报告中,共出现20处“一些”、4处“某”、14处“有关部门”、3处“有

些”、19处“部分”、2处“少数”、21处“个别部门”、5处“个别”这样的字眼,正是这些字眼让众多委员感到

一头雾水;报告中同时还多处出现了类似“有73个部门的项目支出预算未按规定确定政府采购金额,并编制政府采

购预算;76个部门项目支出中的422.56亿元政府采购预算,未按明细的采购目录列示”这样含混不清的表达;同时

说“审计发现的116起涉嫌违法犯罪案件线索移送纪检监察和司法机关查处后,已有30人被依法逮捕、起诉或判刑

,117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这些人分别是哪些部门的,从报告中无从得知,委员们也无法予以批评监督。

  南振中委员认为:“审计报告要坦诚,不能欲言又止,半遮半掩。”针对审计报告中出现“某集团原总经理李

某”、“某担保公司总裁赵某”等字样的情况,他说,除涉及国家秘密的内容,审计部门不应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

保密,审计报告要减少“少数部门”、“个别单位”、“某人”这样的称谓,不要让常委会组成人员“猜谜 ”。

  吴晓灵委员说,政府机关执行公务过程中的信息应该公开,这样是有好处的。现在多数单位不怕审计、不怕整

改。如果把审计信息公之于社会,压力比他们向国务院作检查大许多。为了更好地执行财经纪律,应该公开所有审

计信息。

  今年的报告缺乏点名和“揭盖子”的事例,公众开始分外怀念几年前的“审计风暴”。

  2003年夏天,第一次“审计风暴”不期而至。6月25日,原审计长李金华代表审计署,向人大常委会提交了一

份长达22页、近8000字的审计报告。财政部、原国家计委、教育部、民政部、水利部等一大批中央部委被公开曝光

,并点名批评。其中,财政部被点名达9次之多。报告在用词上也少有以前的含糊和温和,而代之以“疏于管理和

监督”等严厉的字眼。

  2004年6月23日,李金华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一份“很有份量”的审计清单。这份审计报告中,“揭盖

子”占到九成以上篇幅。

  如今,“公开批评中央部委”的热闹景象已然不再。两年来,审计署不在审计报告中具体披露各部委的具体问

题金额,各部委也不再公开和强势反驳。

  但是南京审计学院副院长时现对舆论的“温柔论”表示了反驳:审计不温柔,审计在法律范围内行使一直都没

有改变,不存在温柔的问题,不要因为一个审计报告定义为审计很温柔。这有点过于敏感了。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宣读今年的审计报告之前,国务院内部已经开了个会。”中国审计协会副会长张立民日前

对媒体透露说。在这次内部会上,审计署加强了与审计对象的沟通,并组织各部委搞好“审计结果和审计建议的整

改落实”。

  黄镇东委员说,审计报告的其他部分比重太大,基本达到了一比一,许多专项审计冲淡了主题,重点不突出。

他认为,审计报告应该关注中央预算的执行情况,而不应该是审计工作报告。

  审计有问题却少罚

  批评的减少,同时也意味着审计工作方式开始转向体制和机制方面的探索。用审计长刘家义的话说,审计署要

努力承担起“免疫系统”的角色。

  时现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以前可能更加注意披露,披露这种方法应该说是比较直接些;而现在比

较重视披露之后制度上的一些原因和问题,比较重视面上的问题。

  她认为:审计工作报告本身应该是一个整体性的报告。只要能把整个事情披露出来,事情背后的原因能够引发

大家在制度层面的一些思考就好。不一定要点名,因为你审计的内容审计的对象,不是全国所有的单位都审计到了

。审计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那么你审计到的有问题了你完全点了名了,那你没审计到的可能也存在这个问题。

那么说就因为不点名而被批评的话,我觉得可能对审计要求太苛刻了一点,审计报告有它不同的一些写作方式,只

要达到要大家思考,从制度层面去改进就好,因为还有好多审计没有审的呢,那就不意味着他没有问题啊。审计本

身就是查事情的,只要把事情的问题发现了,把事情的原因揭示出来、建议出来,那接下来到底怎么处理是其他权

力部门的事情了。

  据前审计长李金华之前公布的数字,2005年审计发现的106起重大违法犯罪案件线索移送司法机关和纪检监察

部门查处后,有94人被逮捕、起诉或判刑,177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在这106起重大违法犯罪案件中,平均每一起

案件只有0.9人受到法律惩处。

  “审计署毕竟不是监察部,不能以查处问题为最终目的。”内蒙古的一位审计局长感叹说。在他看来,各级政

府机关预算编制混乱、地方政府挪用中央专款已然是老大难的问题了,“长期的工作目标,还是要放在制度建设上

”。

  “虽然多次掀起审计风暴,但结果往往是犯而少罚,违而不纠,有的即使进行了处理,也往往只针对部门而非

个人。由于多数属于部门犯错,个人受到的影响不大。”他说。

  正是有感于问题“年年有、家家有”,刘家义上任后的审计署开始侧重对“普遍性和侧重性”问题的分析。

2008年的审计中,共发现部分地方和主管部门还违规使用26.93亿元财政支农资金。与前任“点名”的做法不同,

新的审计长开始考虑地方财政的窘境。在他看来,这才是更根本的原因。

  同时,审计官员们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业务模式,开始主动出击。汶川地震抗震救灾资金和物资、金沙江溪洛渡

水电站建设和应对金融危机的新一轮中央新增投资项目中,审计的介入变得更早、更深入。

  定位之难困扰审计

  对于舆论广泛关注的不点名会不会导致审计报告的威慑力降低的问题,会不会影响审计部门自身的权威,时现

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我认为没有什么实质的区别,点名了可能会把问题的焦点引到出现这些问题者身上,不点名可

能会让大家更加思考背后的一些问题,我认为不点名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前几年刮过审计风暴了。我记得当时大家

也说审计风暴的目的不在于披露这一点点问题,是要增加一些透明度,引发大家思考,那么现在的不点名也能达到

这个效果。这个法律上没有实质的区分要求。

  她认为,对于审计工作来说,谁做审计长,点不点名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审计法赋予审计机关的审计的权力

。从中央部门的预算执行情况、财政财务收支情况,以及一些重要的项目已经使用的资金情况,都是审计部门要审

计的对象。从目前揭示的内容来看,都是按审计法的要求赋予他的权力范围来揭示和披露的。如果大家说有区别的

话,实际上还是与前几年的审计风暴的比较。

  审计工作一直承担着国家宏观调控的职能。近日有评论认为,1999年、2003年的“审计风暴”,都是新一届政

府上台后实施的审计职能,它更多的是一个信号,要求各部委和各级政府贯彻中央和国家的方针和政策;而2006年

的“审计风暴”亦主要是配合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的执行。

  正是有感于问题“年年有、家家有”,刘家义上任后的审计署开始侧重对“普遍性和侧重性”问题的分析,不

再强调对具体的某一个人、某一个单位的点名。

  时现强调:其实,不管是否点名,违规的事情在处理的时候已经按照法律要求来处理了,那还是没有问题的。

我觉得,人大常委会只要知道这样一些事情,存在类似的问题,能够想尽办法在制度设计和宏观层面给予思考,我

认为也未尝不可。我觉得这个报告还是挺好的,充满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一些东西。 “审计发现了很多问题

,如何能够在制度层面上有个很好的解决,是比较难的一个问题。审计的定位随着形势的发展,怎么来选择,这也

是一个难点问题,”时现认为,“审计怎样从原来的单纯的查错纠偏,真正走向为国家经济安全运行增加一点功能

,在这个方面应该做得更好一点,这也是个难点。审计怎么能够从原来的关注问题,走向在政策层面能够有所作为

,这可能也是一个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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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橡树”要不要砍掉[转帖]


在波兰小镇亚斯沃,最近发生了一个新闻。1942年4月,希特勒在53岁生日时作为礼物,把一棵橡树苗装在一个用

纳粹旗帜包裹的盒子里运抵该镇,当时的纳粹占领当局为栽种树苗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如今,它枝繁叶茂,高达12

米。

亚斯沃镇政府考虑砍掉它,“以消除该镇与希特勒的任何联系”。但镇政府的拔树计划引发争议,部分当地居民认

为这棵橡树没有伤害任何人,也没有犯下任何罪行,因此请求当局保留这棵树。

亚斯沃镇政府的做法恐怕是大多数政府的考虑。波兰在二战期间饱受纳粹德国的蹂躏,从民族感情上看,让一棵希

特勒赠送的橡树活着无异于在伤口上撒盐。但是问题在于,砍掉这棵树,是不是就能砍掉亚斯沃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的悲痛记忆,是不是就能够让亚斯沃人从此走出希特勒的阴影。

更多的时候,对于负面历史遗产的保存和妥善处理更可以说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在世界上不少国家,都将

负面的历史也作为国家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存放起来。比如德国在保留大量的二战遗迹的同时,还在2003年决定

在希特勒总理府的遗址上修筑一座犹太人纪念馆,以祭奠当年在纳粹大屠杀中不幸遇难的600万无辜犹太人。

没有人会选择忘记历史,但是怎么记住历史,需要人们在坚守和宽容之间做选择。人们宽容一个战争遗迹的存在,

其实正是坚守一种不能忘却的信念。

(摘自 6月 25日《新京报》作者石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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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宁乡:男子被传销人员逼至跳楼身亡 [转帖]


  2009年07月06日 来源:《长沙晚报》

  今(2009)年年初以来,河南、贵州、云南、陕西等地的众多梦想一夜致富者来到宁乡,开展非法传销活动。

这些外地传销人员涌入宁乡后,除了引发各类刑事治安案件外,大部分人沦落到连回家的路费也没有的境地。宁乡

警方、工商执法人员在接到群众举报后重拳出击,捣毁传销窝点,将数百名传销人员遣送回原籍,并对5名涉嫌非

法拘禁者进行刑事拘留。至昨日(5日)止,基本上肃清了这股传销祸害,维护了社会稳定。

  传销人员非法拘禁酿命案

  今年春节后不久,宁乡县的玉潭、白马桥、历经铺、双凫铺、梅家田等地,突然涌入大量操外地口音的人。当

地村民发现他们根本没做什么正经事,要么在一起聚会,要么在一起上课、唱歌。

  “他们难道是在搞传销吗?”疑惑的村民将看到的情况报告给了公安和工商部门。民警和工商执法人员经过调

查,证实这些人确是聚集在一起从事非法传销活动,给当地社会治安造成了极大的不稳定。

  现年22岁的王玲玲来自河南登封,负责设在历经铺乡金南社区二组某居民家三楼的传销窝点的日常管理工作。

她是这个“家里”的“家长”,“家里”每隔几天便会来新人,她们会对新人看管得很紧。4月5日13时许,王世兵

将朋友张某骗至这里后,说是为其介绍工作,并将其手机收走了。“我想到工厂去看一下。”张某的话音刚落,就

被人强行拖至另一卧室,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这时,王玲玲开始对张某灌输“公司理念”,欲对张某强行“洗脑

”。张某这才明白自己落入了传销窝点,欲离开这里并与家人联系。但王世兵、王玲玲、杨均宝等人采用阻拦、不

准打电话、锁门等方式,将张某控制在该传销窝点内,并要求其加入传销组织。张某在人身自由被控制2小时后,

从三楼跳窗逃跑,身受重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王玲玲等5名涉嫌非法拘禁的犯罪嫌疑人很快被警方抓获并被刑

事拘留。

  被遣送回乡竟杀回马枪

  张某遭非法拘禁跳楼身亡的恶性案件发生后,宁乡公安、工商等部门高度重视,针对外地传销人员的打击行动

迅速展开。

  4月26日,历经铺派出所民警在处警过程中发现一名传销人员,遂循线跟踪,掌握了他们的基本活动情况。4月

27日晚,民警将该传销组织的6名所谓“领导”引至玉潭镇某宾馆,然后将他们一举抓获。经审讯,来自四川、重

庆等地的苟华、冉清等人交代,他们自去年3月以来,组织90余人在望城、宁乡等地,以推销天津某公司的化妆品

的名义,采取引诱、胁迫等方式,要求参与者缴纳2800元购买一份产品来获得代理资格,进而达到拉人头骗钱的目

的。

  5月7日,两名来自安徽的中年人焦急万分地来到玉潭派出所报案,称其18岁的侄子“大宝”在宁乡进行非法传

销。“大宝”在电话中说要叔叔寄7000元来,并透露自己住在宁乡县城一环路。民警驱车行驶至老城郊医院路口处

时,在公用电话亭内见到了“大宝”并将其带回派出所。

  根据“大宝”提供的情况,5月8日,民警一举端掉了刘庆等人的3处传销窝点。经查,刘庆等人组织50余人在

玉潭镇、城郊乡等地,以推销某品牌化妆品为名进行传销活动。警方已抓获他们中的20多人,其中18人为“80后”

、4人为“90后”。

  5月12日,工商执法人员和白马桥派出所民警在白马桥乡珍洲村某民房内,将李欣洁等17名传销人员抓获。据

了解,这伙人曾于4月2日被宁乡执法人员遣送至长沙火车站,没想到他们杀了个“回马枪”,竟悄悄地潜回宁乡!


  记者从被抓获的传销人员口中得知,他们大部分都是被同乡、亲友、同学骗至宁乡的。据了解,一般每个传销

窝点内都有一个“家长”,此人一般是由业绩比较好的人担任,主要负责管理传销人员的饮食起居,并组织上课学

习和发展“下线”。大家在“家里”一起住宿、吃饭,被子必须叠成方块状,鞋子、漱口杯等物品一律摆放在统一

位置,就连抽烟都是同一个品牌。

  来自湖北的传销人员赵某这样描述在“家里”的一天:

  早晨6时起床,听课,了解如何拉“下线”的技巧。随后,抄资料,被骗至传销组织的人,不论文化程度如何

,每人都会有一个小本子,用来上课做记录或手抄资料。如果新来了成员,还会有认识新朋友、拉家常、做游戏等

“丰富多彩”的环节。下午5时,又会继续上课,传授“营销”知识、学习怎样鼓动别人加入等。

  记者随意翻阅了一本收缴的“听课笔记”,其中这样写道:“经过老师的教育,我体会到我是重新来到这个世

界”,其更是将听课心情概括成“激动万分、终身难忘”。至于如何实现所谓的“另一个生命”,“老师”教育的

“技巧”就是:诱导、欺瞒、哄骗、胁迫等。

  在传销人员的笔记中,记者惊讶地发现,他们已详细列出了发展的重点候选人:在做生意过程中亏本的人;和

本行业相关的人如保险员、业务员等;无工作前景的人,如下岗工人、无业人员;在社会上有号召力的人,如大学

毕业生、退伍军人;不满足于现状、急于跳槽寻找机会的人;打工者;怀才不遇的人;懒惰且梦想一夜致富的人。

这些候选人中又包括几类对象:亲戚类、兄弟姐妹类、朋友类,还有“五同”即同学、同事、同乡、同宗、同好(

恋人)和邻居。

  “商品传销”变为“传人传销”

  民警和工商执法人员告诉记者,一方面,传销人员整天抄写、背诵笔记,以至于走火入魔,精神恍惚;另一方

面,传销组织还会用暴力手段对传销人员实施控制,甚至暴力殴打。很多人就是在这种连骗带哄、威逼利诱下误入

传销陷阱的。

  工商执法人员将他们的传销伎俩概括为“骗人三部曲”、“生活三重奏”、“三防止”。“骗人三部曲”即诱

骗、索款、发财;“生活三重奏”即晨练、上课、同吃住。为了保证他们的活动不被外人发现,他们还有“三防止

”:不准看报纸、电视,防止受到外来信息影响;扣押传销人员手机,防止传销骗局泄密;扣押身份证,防止传销

人员逃跑。

  据介绍,涉案人员刘庆负责的传销组织内部共分为“五级”、“三节”制,即将传销人员分为ABCDE五级,其

中CDE三级为最低的一节,B级为中间一节,A级为最高一节,呈“金字塔”形结构。新来人员只要缴纳2800元“产

品费”,就能成为E级代理资格,即最低级的代理商,然后开始听课、发展“下线”。他们是按成员介绍发展“下

线”申购产品人数“积点”多少的标准晋级的。每购一份产品积点是70点,当积点在70~200点时为E级,300~900点

为D级,1000~6400点为C级,6500~39200点为B级,大于或等于39200点为A级。

  提成也分为直接提成法和间接提成法:直接介绍成员加入E级提成为15%,D级提成20%,C级提成30%,B级提成

42%,A级提成52%。间接提成方法为,ABCD四级按申购产品金额数的15%、12%、10%、5%提成。另外,从C级晋升到B

级,必须有两个C级成员下线,从B级晋升到A级,必须有两个B级成员下线。晋升规则非常严格。

  据工商执法人员介绍,这不同于早期的“商品传销”,实际上是“传人传销”,换言之,即传销组织没有任何

产品销售,各级别传销人员所得的钱款是瓜分新加入成员上缴的“代理费”。(记者 陈国忠 通讯员 彭娴 戴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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