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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密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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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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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百合花——怀念茹志鹃[转帖]


  50年代中期,茹志鹃写出了成名作《百合花》。作品清新、俊逸的独特风格使她蜚声文坛。
  我和茹志鹃在巨鹿路675号上海作家协会大楼相识、相处、共事30年。这一时期形势变幻莫测,人对人的认识、了解,要胜过平时的几十年。

  1970年春节过后不久,我们奉命到“五七”干校“改造学习”。这期间,茹志鹃曾请过
几天假回上海安排小女儿王安忆下乡插队的事。我回上海休假时,中午买了两斤市面上最便宜的水果糖去茹志鹃家送给安忆带下乡,只见茹志鹃独自坐在一只藤椅里,呆愣地望着门前的天井,一脸怅然若失的神情。

  “都准备好了?”半天,我终于蹦出一句多余的问话:“都弄好了。”茹志鹃平静地说。然后告诉我:安忆实在太小了,还不会安排生活。她特地连夜为安忆缝了一只小荷包挂在胸前,里面装了30块钱,作为安忆在农村的花用和回家的路费。

  回干校后,茹志鹃除了劳动学习外,又多了一件事,就是给安忆写信。我和茹志鹃睡上下铺,靠窗,我睡上铺。她常在吃过午饭后,坐在自己床铺前,燃上一支烟,望着袅袅萦绕的烟雾凝思,然后在窗下的一张小桌子上给女儿写信,而这时,我和寝室里的人都钻在被窝里,闭目休息。

  读安忆的信,成了茹志鹃重要的生活内容。从信中,茹志鹃了解了安忆在农村的所见所闻所想,茹志鹃就在回信里鼓励女儿怎样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周围世界,去看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也许就在这些倾注了慈母心血挚爱的字里行间,强化了安忆的文学细胞,对安忆后来成长为文坛上著名的作家,起了重要作用。

  1977年,《上海文艺》复刊在即。我调回编辑部时,茹志鹃早已参加了复刊的筹备工作。她那时非常忙,亲自组稿、审稿、改稿、发稿。巴老劫后复出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杨林同志》就是由茹志鹃一手编发的。邓友梅的获奖小说《我们的军长》更是在她启发、催逼、帮助下写出来的。当时还在工厂劳动的宗福先最早的文学作品也是送给茹志鹃看的。

  一位作协老同事的儿子也经常送稿请茹志鹃指点,而当时那位同事被错划“反革命”还在农场服刑。十几年后,这位同事的儿子以优异成绩出国深造,他一说起在自己被打入另册时,是茹志鹃伸出温暖的手,就激动不已……

  我总感到,茹志鹃身上有一股正气,不骄不娇,无私真诚,对上从不媚颜,对下从不施压,她表里如一,严于律己,宽厚待人。但有时她有些古板,有些不熟悉的人,误以为她很骄傲,这是有点冤枉的。

  编辑部人员逐渐增多以后,茹志鹃才得以抽出时间写作,她的《剪接错了的故事》一发表,就获得了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正当茹志鹃的创作激情更加高涨时,组织上宣布由她担任上海作协常务副主席。

  当官,并没有给茹志鹃带来私利,还给她带来了很多烦恼。她不会敷衍人,干什么都直来直去,她满足不了一些人的私利要求,引起了很多矛盾,她自己的生活也没什么改善。直到去世前,她仍是住在70年代入住的新式里弄房子里,只一间前楼,一间亭子间,厨房公用。寝室兼客厅及饭厅的前楼,推开窗就可和对面人家在窗口对话;小儿子没有安排固定的工作,当然也没有固定收入,生活很不安定。

  茹志鹃很喜欢孩子。她有一个温暖幸福的家,家里的第三代更是给了她很大快乐。一次,茹志鹃从外面回家,满头大汗,当时只有六岁的外孙踮起脚为外婆擦汗,亲热地说:“外婆,我真怕你死。”茹志鹃的眼泪流了出来。

  每逢周末,女儿女婿儿子媳妇外孙都回到这间虽不宽敞却充满慈爱、亲情的屋子里团聚,每人都能从餐桌上找到自己最喜欢吃的菜,唯独没有茹志鹃专为自己准备的。她曾对我说过,她喜欢看孩子们吃,只要他们吃得高兴,比自己吃还要开心……

  茹志鹃沐浴在亲情里,她对自己的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时起时伏毫不在意,1998年10月,她突然走了。

(《文汇报》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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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的跨国生死恋 [转帖]


    一九四七年,李立三和妻子李莎、女儿李英男在哈尔滨合影

  相识在异国他乡

  1930年9月,因推行较为激进的“立三路线

  ”,李立三在六届三中全会上做了自我检讨并离开了领导职位,但共产国际坚持要他到苏联接受批评。1930年底,他被派到苏联国际列宁学校研究班学习。

  1933年初秋的一天,李立三到在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国朋友杨松家作客,一个俄罗斯少女敲门走了进来。这个活泼可爱的俄罗斯少女名叫叶丽扎维塔·巴甫洛夫娜·基什金娜。“叫我‘丽扎’好了。”少女向李立三微笑着说。

  李英男告诉记者:“第一次见面,母亲说对父亲并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后来,逢十月革命纪念日到来,父亲邀请她和很多中国朋友一起欢度节日。在餐桌上,父亲与大家有说有笑,气氛很热烈。母亲虽然不懂中文,但深切地感受到他对周围人的影响力,被他的魅力深深吸引。不久,他们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丽扎身边的很多朋友听说她的交往对象就是曾经犯过“大错误”的李立三时,都劝告她不要和这个人接触。“妈妈说,其实她早就知道爸爸的身份了。”

  1936年2月初,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柳克斯”公寓一间13平方米的小房子里,李立三和丽扎举行了婚礼。按照苏联的传统,女人出嫁后改用丈夫的姓氏,“父亲根据母亲的苏联名字‘丽扎’,给她取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名字——李莎”。1943年,他们的女儿李英男在莫斯科出生了。

  1945年,中共七大举行,李立三再次当选中央委员。1946年9月20日,李莎收到了丈夫寄自哈尔滨的信,信中李立三说,东北战火将起,让李莎带着女儿速到中国。经过十来天的颠簸,李英男和母亲来到了哈尔滨。

  母亲的顽强坚守

  来到中国后,在李莎的多次要求下,组织安排她到哈尔滨俄语专科学校任教。1948年,李立三和李莎的第二个女儿李雅兰出生。1949年3月,李立三全家迁往北京。

  开国大典结束后,李立三被任命为劳动部部长,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那时,母亲在北京俄语学院任教。”

  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两国交往紧张起来。李英男说:“这个时期,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说母亲是‘苏修特务’。周总理找到父亲,建议让母亲转为中国国籍。”1964年,李莎加入中国国籍。

  更大的风暴接踵而来——“文革”爆发了,李立三首当其冲,被批为国内“苏修特务头子”,通过李莎和国外联络,组织了庞大的“特务集团”,“一直搞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勾当”。

  1967年6月19日,李立三被造反派从家中带走。两天后在华北局的一次批斗会上,李莎被押上台,没想到在台上却见到了自己的丈夫,夫妇俩用目光互相安慰。批斗会后,他们被押上汽车,汽车刚开到府右街,李莎就被拽下车。李立三伸出手来和她告别,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你多保重!”李英男说:“这是父亲和母亲的最后一次见面,第二天,父亲吞下了大量安眠药自杀了。父亲离世的当天下午,母亲就被看管起来,不久被送到公安部,关进秦城监狱单人牢房。”

  1975年5月,李英男、李雅兰被批准去看望李莎。“探监前,专案组宣布了几条纪律:不许把父亲去世的消息告诉母亲,不许说亲友中谁受牵连,也不要抱头大哭。”

  这次看望不久,李莎被押送到山西运城。1976年春节,李英男姐妹到运城探望母亲,在李莎的逼问下,李英男终于把爸爸去世的消息告诉了她。“听完,母亲眼睛直直地望着我和妹妹,表情十分痛苦,但没有落泪。她缓缓地对我们说道:‘你爸爸不在人间,其实我心里已经料到了。’说罢,她扭过脸,久久不作声。”

  1978年12月5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李英男接到了中组部的电话,“中组部的同志告诉我,耀邦同志已在我的信件上作了批示,同意李莎马上回北京,重新做结论。他们要我立即动身去山西,把母亲接回来”。12月下旬,李莎回到了北京,被安置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筒子楼的一间宿舍里。

  1979年12月27日,中央正式为李立三同志恢复名誉、平反昭雪。

  和谐的国际大家庭

  李英男告诉记者,父亲李立三一生共有过四次婚姻,他的屡次婚变与那个时代的背景和革命家动荡不安的生活相关。第一次婚姻是李立三的父亲亲手包办的,妻子林杏仙为他生下了儿子李人纪,不久便患风瘫去世。第二位妻子叫李一纯,两人共同生活5年后,李一纯离开了李立三,他们生有一子李人俊。李立三的第三位妻子李崇善是李一纯的妹妹,她和李立三生了3个女儿:李竞、李力和谢志佩。李莎是他的第四位妻子。

  现在,96岁的李莎住在国家分配的专家楼里,李英男每周都会带着子女去看望母亲。“母亲很健康,她每天都在看书看报,还一心一意地写有关父亲的回忆录。”

  “新中国成立初期,除了三姐谢志佩,其他失散多年的兄弟姐妹都来到父亲身边,他们都管我妈妈叫李莎妈妈,妈妈待他们非常好。”

  1974年,李英男开始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任教,妹妹李雅兰也成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一名俄文教师。姐妹俩都有了各自的家庭,而且她们的丈夫都是俄罗斯人。李英男笑着说:“我们家一切都是中西合璧的,装修是欧式的,家具是中式的,墙上挂的有油画,也有书法。”在这个国际大家庭里,一家人其乐融融。

  (《齐鲁晚报》7.13 李荣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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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中有细,术中有道[转帖]


    作者:王宇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在中国历史上,流氓和豪强做了开国皇帝的举不胜举。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奇怪的事情。很多人说到此就会禁不住问:何也?盖因流氓无顾忌而豪强有势力也!最典型的还是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各种史书上记载刘邦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老粗”,这绝不是今人的定论,而是西汉初年的大史学家司马迁为他的“定性”。如果单从所存留下来的历史事件来分析,他的确是一位流氓。

  刘邦是历史上有名的开国皇帝,在夺取江山之时可谓功勋赫赫。但由于他出身无赖,以行伍定天下,轻慢儒生,诛杀功臣,因而很少赢得历代正直文人的好感。历代文人更是耿耿于怀:“世无英雄,遂使胥子成名!”“原来刘项不读书”,“偶因乱世成功业,更向翁前与仲争”。据记载,刘邦是一个亭长,可以不务农业还能吃饱饭。骗樊哙狗肉吃,到处调戏良家妇女。他是一个无耻市井之徒,也是一个卑微的地方官。他性格圆滑,对上献媚,对下恩威并施,没有根本性原则和信义,如何对自己有利就如何去做。从史书记载来看,刘邦平定海内、称雄天下,并不是靠品德和真功夫,而是由于他品性奸诈和历史提供的机遇。但今天从事实分析来看,刘邦的确有过人之处与领袖魅力,并非一般凡夫俗子所能比及。今人认为刘邦不是一位草莽英雄,尽管前人对刘邦最终获胜成为汉高祖的原因多有分析。刘邦身上还是拥有很多优点的。他有驾驭全局、举重若轻的雄才大略,审时度势、因时而动的精确的判断能力;能屈能伸、趋利避害、出生入死、大厦倾于前而不惊的大将风度;不拘一格的用人之术,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的气度;还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纵观刘邦的一生,其成功的经验无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刘邦以一介平民竟然能够在秦末起义群雄中脱颖而出,战胜强大的敌手项羽而夺取天下,彻底打破了几千年以来的世卿世禄制度,开创几百年的王朝基业,这在中国夏、商、周以来的历史上算是第一人。

  《史记》记载,刘邦是一个非婚生子。“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兴,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游。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这只是一种传奇的说法,也就是说刘母是在大泽的堤上休息小睡时正好碰上雷鸣电闪,顿时天色阴暗。刘父前来寻找时却大惊失色,原来见一只蛟龙卧在刘母身上。回到家后不久刘母就怀了刘邦。

  由于特殊的出身,刘邦是在大家歧视的目光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他虽然生得广额高鼻,仪表非凡,却不讨其父太公的喜欢,因为刘邦从小“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史记》作者对刘邦的无赖行为并不讳言,说他轻视下人,好酒好色,没有钱就常向别人赊酒喝,酒喝多了就高卧不起。也就是说,士农工商哪一行都不干,不务正业。既不务正业,又“好酒及色”,那就只好招摇撞骗了。人家有喜事,他往贺,骗人说“贺钱万”,“实不持一钱”。所以常被指责为“亡(无)赖”。但就是这样一个无赖后来竟成就了一方霸业。

  由于他整日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在家中很受歧视,就连刘邦的嫂子也厌恶这个小叔。有一次,刘邦为躲避难事,带一伙人到大嫂家吃饭。因“嫂厌叔”,自然对他很是冷淡。客人来时,嫂子就假装羹汤已吃完,用勺子刮锅,宾客离去后刘邦却见锅里有羹汤,“高祖由此怨其嫂”。直到做了皇上后,他还对此事耿耿于怀,兄长的儿子“独不得封”,太公出面说情才封了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羹颉侯”。因为“羹颉”并非县邑名,而是暗含当年长嫂佯为羹尽那件往事。正因为从小刘邦就没从家里得到温暖,没有受到很好的教养,所以这位“龙子”从小就贪酒好色,不肯务农耕田,专喜结交狐朋狗友,整日游手好闲。“及壮”,也就是到了三十岁,才与好友一起“学书”,“试为吏,为泗水亭长”。这时的刘邦虽然混上了个亭长职务,但是仍旧百无聊赖,清闲时便到娼寮中取乐。这样他还意犹未足,后来为了让自己的闹剧更有意思,他精心设计了一个大骗局,把一个大户人家的漂亮小姐骗到了自己的木板床上,生了一子,刘邦取名为肥。刘邦既有媳妇又有儿子,觉得无家更好,自己一人倒逍遥自在,遂对娶妻一事全不在意。这就是所谓的汉高祖的无赖品行。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后,刘邦聚合萧何、曹参、樊哙等数百人杀死县官,起兵响应,称沛公,转战于丰、沛之间。陈胜死后,刘邦与项梁侄子项羽继续坚持反秦斗争,成为反秦的主力。起兵不久后一位名叫郦食其的书生来见他,他竟然“方踞床,使两女子洗足”,以这样傲慢的态度来对待客人。刘邦自始至终都看不起儒生,曾经把儒生的帽子——儒冠拿来解小便以羞辱对方。这就是大老粗的特性,在他们看来,儒生表面上看起来冠冕堂皇,遇到正经事却是百无一用。

  在战乱时期,大老粗只讲利害不讲信用,也不讲道义,更不讲人情。所以,在处理一些事情时自然少了一些人情的羁绊,在战乱时也容易取得成功。下面的事例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在秦朝末期,刘邦与项羽都是反秦的友军,但等秦王朝覆亡之后,他们为争夺帝位又成了敌人。有一次楚汉两军作战,刘邦兵败彭城,自己只身逃走,两个孩子也被冲散。其后在逃难人群中发现了自己的一子一女。但楚军紧追,刘邦急于逃命,无奈之下就将车上自己的两个孩子推下去。部将夏侯婴见状就赶紧把孩子放回车中,刘邦说:“我如此危急,难道还要收管两个孩子自丧性命吗?”夏侯婴反驳说:“这是大王的亲骨肉,怎么能舍弃!”刘邦当时为了顾命也顾不了那么多,见夏侯婴这么不听命便拔剑就砍夏侯婴。夏侯婴无奈,再也不敢把孩子放在车上,只好把他们挟在腋下逃跑。古语说虎毒不食子,但刘邦如此这般舍人为己、不讲情义,自然能够保住命。

  “分我一杯羹”的故事更能说明刘邦的无赖嘴脸。有一次刘邦大败,全家被项羽俘获。项羽当时为了让刘邦屈服投降,就捉到刘邦之父来要挟他。于是,项羽设下一个大锅,把刘邦之父太公绑在旁边威胁说:“你如果不投降,我就把你的父亲煮了来吃。”如果按一般人的逻辑刘邦肯定会屈服的,毕竟是自己的亲生父亲。但他却满不在乎地说:“你我在辅佐怀王时我们曾结为兄弟。如此这般推来,你我应该同父。如果你要把我们的父亲煮了来吃,咱们也应该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等煮熟了,请也分给我一碗汤。”世上居然有这样的混账逻辑,项羽碰上这样的无耻之人也只有无可奈何地罢手了。所以说,他为了自己的利益会不惜别人的死活。不论是谁,在他眼中都比不上自己的利益重要。

  如果在军事上来论英雄,刘邦也绝不是项羽的对手。五年中屡战屡败,多次溃不成军。按当时的情况来说,刘邦要比项羽的社会阅历丰富得多。另外,他善于在人事上用手段、耍阴谋。这也是他能够取胜的主要原因。他重用大将韩信,拉拢项羽的悍将英布、彭越;对项羽作战,全靠这三个人能打硬仗。这些人只是他的一颗棋子罢了。到后来等他当了皇帝后马上翻脸不认人,对韩信、英布、彭越一个个地收拾,皆夷三族。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在中国历史上,为后人开了事成之后即杀大功臣的恶例的也是他。

  以上这些事例都可以说明他是一个市井、流氓、无赖。后来很多人都认为,刘邦之所以能够打败项羽也是由于他流氓无赖的性格。根据《史记?项羽本纪》和《史记?汉高祖本纪》中所记载的,在他们起兵之前二人见秦始皇巡视天下的赫赫威仪,项羽指着秦始皇说:“彼可取而代也”,大有舍我其谁之势;刘邦则是满脸羡慕地说:“大丈夫当如是。”在危难之时,两人竟表现出这样的不同。再则,在对待人情方面,项羽对于虞姬、乌骓马尚且不肯抛弃,平时“见人恭敬慈爱”,“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甚至亲自为士兵包扎吮吸伤口,重情重义;然而刘邦在自己危难之时子女父亲均可不顾,而且刘邦在沛县时就是一名“好酒及色”、游手好闲之徒。更无耻的是,等到刘邦登基后在刘太公的八十大寿上,他竟然恬不知耻地问老父亲自己这个无赖置的天下够不够大。对于这种无赖,即使再有智慧、再有计策之人也会拿他无可奈何。

  刘邦比项羽的谋略要多。项羽自恃勇武,刚愎自用,不讲策略,是帅才术;而刘邦则多谋善断,长于权术,善于笼络人才,这是帝王之术。所以一个可以夺取天下,一个功败垂成。

  在某种意义上讲,粗人也能够得江山。刘邦只是因为具有粗人的性格才夺取了天下,开创几百年的王朝基业。刘邦只是一个平民身份,但是他却能够在秦末起义群雄中脱颖而出,战胜强大的敌手项羽,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他粗人的性格,不易为面子和人情所羁绊。项羽则出身于楚国贵族,楚人曾经断言:“秦亡六国,楚最无辜。楚虽一户,亡秦者必楚也。”果然,灭秦之人就是楚人项羽。而项羽也正因为出身贵族,身上流淌着贵族的血统,他才会表现出鸿门宴的妇人之仁,才会有无颜面对江东父老的无奈。这也是后来很多史学家所忽视的方面。

  再看刘邦,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无赖,是一个市井小民。从小就是从无赖堆里混出来的。他是光脚不怕穿鞋的,所以更能隐忍求全。在与项羽的交战中,他是屡败屡战,只要有命在就会与项羽百折不挠地周旋下去。他一生没打过几次胜仗,但惟一的一次胜利就轻易地夺下了项羽苦苦打下的江山,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皇帝。刘邦曾经自己总结之所以得天下的原因时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即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如此可见,刘邦之所以得天下并非偶然。而项羽失天下,也是有理可推的。

  正因为刘邦身上拥有很多劣根性,所以也不会去在乎别人的缺点,于是他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去理解别人,也会很轻易地接纳别人。这些形形色色的势利之徒也因此能在他的帐下不受干扰地发挥出一技之长。“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这是晚年已经贵为天子的刘邦对天命的怀疑。在开国之初,昔日的无赖刘邦就自忖:“吾所以得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不如张良;输粮草保供给治国安民不如萧何,亲临前线挥兵杀敌不如韩信,而将此为我所用,皆可取天下。这就说明,得人才者得天下!德之为用,是为迂腐,术之为用,立竿见影。从此点可见,刘邦虽是粗人,但只是因为会用人,能得人才为我所用,何愁得不到天下。只要用术有“道”,也可为天下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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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城市规划者疯了[转帖]


    来源:看天下/ 海外看中国 作者:爱伦

  这些年来,中国经济飞快发展,甚至超过了英国工业革命时期。

  但让我忧心的是,中国的每个城市都看起来像深圳——中国城市的楷模。深圳大概是想模仿香港,香港想模仿纽约。实际上他们都太失败了。在许多曾经很漂亮的城市,旧的楼房被夷为平地,高楼大厦争先恐后地出现,像一根根筷子,外表风格不统一。每一样东西都必须是最新、最高、最大的。如此荒唐地破坏一个国家的整体建筑风格,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人们再也看不到历史悠久的中国了。

  在我的家乡——挪威的特隆赫姆,有很多两层的木地板的房子。有一个镇叫巴克兰迪,河边有一个小木屋居住群,它代表了传统的建筑文化,住着一些类似工人这样不怎么有钱的人。 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城镇规划者决定将巴克兰迪夷为平地,修建一个四车道的公路。

  巴克兰迪镇的居民为留住他们的房子斗争了很多年。最终,政府放弃了修路。 十年之后,整个小镇都变了。 狭长的街道铺满了鹅卵石,破旧的房屋被居住的人装修一新,变得有了生命力。 那些被人称作 “破房子”并想把它推翻用来建高速路的房屋在今天价值百万。 巴克兰迪镇成了旅游者的必经之地。上个世纪70年代的那些官僚主义者现在会问自己“当时我们是怎么想的?”

  经常会在报纸上读到,北京的老居民奋力挽救他们住了300年的四合院。“搬出去,不要阻挡时代的进程!”有人这样说。这真的是时代的进步吗,将所有中国传统文化连根拔除是时代的进步吗?

  我的中国朋友骄傲地跟我说,中国有5000年的文化。5000年都是“骄傲”,为什么5年前的东西就被认为是“老”的?

  (原载《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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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夜总会让西方人害怕[转帖]

  来源:看天下/ 海外看中国 作者:Dodson

  不久前的一个周末晚上,我接到中国朋友彼得的一个电话。“喂!”他在电话里冲着我大声说,“过来跟我们一起玩玩吧!”我听到电话里传来十分吵闹的歌声。

  此前的8个月里,彼得曾多次给我打电话,邀我出去跟他一块儿玩,但我要么出差在外,要么有要事缠身,总是不得不拒绝他的盛情。但那天不一样,我的心情格外好,而且公司里不少重要人物都在美国,于是我决定加入广东朋友的行列。一个小时后,出租车把我们载到了……(居然是)一个夜总会。

  从那个多层建筑的巴洛克式的门脸可见,这是一个极为高档的KTV夜总会。不是那种十几岁的青少年聚在一起唱台湾流行歌曲的所在,而是当地的有钱人经常光顾的地方。

  我有些胆怯地跟在一个服务员后面,来到3楼的一扇紧闭的门前。服务员打开门,是一间光线昏暗的大房间,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从里倾泻而出。所有人都在跟着大屏幕两侧扬声器播放的音乐节奏起舞。此刻,他们都转过来欢迎我。

  彼得冲过来一把将我抱住,甚至把我抱离了地面。接着,他往我的手里塞了一杯液体,似乎是红酒和雪碧的混合。他挨个儿把我介绍给10多位在场的中国朋友。

  在中国,KTV夜总会是拉关系、建立友谊的重要场所。说实话,西方人基本上都比较讨厌这个。当那些流行歌手的粉丝们竭力模仿最新歌曲或伤感浪漫金曲的时候,那种场面让人产生一种屈辱感。

  西方人不喜欢KTV的另一个原因,是你必须把你的履历扔在门外。在KTV包间里,无论是大亨、总裁、小职员或女侍者,人人都是平等的。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倾向于无时无刻把自己的形象与在公司的角色等同起来,他们很难像中国人那样放开来,在知道自己唱歌跑调的情况下还唱那些傻傻的歌曲,或者知道自己跟不上节拍还去跳舞。

  除此之外,还有那些姑娘——女侍者。她们通常都长着漂亮的脸蛋。那晚彼得邀请的另外一个西方人是一名德国人,那人我也认识,只不过一年多没见过面。他也会说中文。当“妈妈桑”领了一打姑娘进包间时,那名德国人偷偷对我说,“她们都不怎么漂亮,是吧?”“是的。”我承认。我们叫她们离开了,妈妈桑显然对此很失望,解释说没有其他的姑娘了。事实上我们并不需要。

  这种形式的派对真让西方人害怕。在一群人当中挑选,这对我们这样的西方人来说,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举动,就像挑选被剥削的奴隶一样。但中国人不这样看。在中国的社会里,年轻的女孩子到夜总会陪伴客人喝酒、聊天、做游戏,甚至一起过夜,似乎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对这些女孩子来说,这是一个赚钱的机会,说不定还能在此找到一个男朋友甚至潜在的丈夫,今后不用为自己和父母的生活发愁。这种社会经济生态在亚洲——不仅仅是中国——存在了几千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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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星们爱摆臭架子[转帖]

  来源:看天下/ 海外看中国 作者:欣文

  一位法国记者在对中国几位明星进行追踪采访后,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娱乐界人士特爱摆臭架子。其表现方法有三:

  一是迟到早退。主要表现在中青年明星中,不论是集会、颁奖会和演唱会,都会姗姗来迟。一位叫丘·赛洛的记者曾目睹过一个场面,当几位一、二流明星汇聚于一个剧组时,他们便以其知名度的高低而在迟到早退上显示其身份,知名度越高,迟到的时间越长,高峰时甚至使该戏停拍。但一旦当别人因事迟到时,他们会抗议罢演。

  二是“我”字当头。丘·赛洛说,在他所采访的明星中,一口一个“我”字,“我觉得”、“我认为”、“我……”之类词汇成串成篇。

  三是罢演抬价。罢演与抬价一般是连在一起的,说好唱一首歌1万,但我出台前要价3万,你不给我就罢演。1997年中,这位法国记者先后在北京、深圳等地亲自看到明星罢演事件6次,4次因排列名次,2次因为抬价。这6次中5次有别人救场,1次造成演出失败。

  日本和美国媒体对中国明星也有自己的看法。

  日本新闻界认为,比较起来,中国娱乐界人士的官司最多。名誉官司、演出官司、离婚官司、生意官司,举不胜举。还有一类官司,即为提高知名度而打的“假官司”。这位记者说,1997年他在北京、武汉等地追踪采访的几起明星官司中,有一部分有结果,而另外一部分则毫无结果可言,到头来才发现是一种广告行为。

  美国一家周刊说,在过去5年中,中国内地明星中二流以上的人士几乎都去过美国、法国或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尽管他们之中90%的人在国外几乎与演艺无缘,但出国者仍如潮水一般。道理很简单:出国可镀金,回国后身价便上涨。即使是普通演员回国后,在记者的采访中,也大谈其在外国的酸甜苦辣,真真假假,别人去哪里调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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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眼中内地城市:追求过快发展忽略幸福生活[转帖]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09年02月25日

  谁的城市

  中央电视台新址的电视文化中心(缩写TVCC)着火的时候,李照兴正在上海的一家小饭馆里喝酒。手机响起,朋友在电话里嚷道:“央视新楼着了,我第一个就想到你。”那个元宵夜,先后有十来拨人跑到火灾现场要为李照兴做“直播”。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对于这场大火,这个喜欢在城市间漫游的香港人一定会很关注。

  今年年初,李照兴的新作《潮爆中国》在内地出版,开篇即断言,央视新址是当下中国城市发展的缩影:潮,却不平衡,其间还夹杂着虚荣和盲目。“它作为一个目空一切的建筑,振奋、迷惑、唯美、催眠,它揭示了资本与权力的紧扣和城市开发的野心,它试图在北京建立一个新秩序”。在李照兴笔下,这座超一流的建筑,带有几分虚幻的意味,因为“坐巴士从老北京的胡同转到那儿,城市景观就像从清朝驶向了外太空”。

  有一次,李照兴从香港背了几本繁体版新书入境。在深圳罗湖口岸,边检人员半开玩笑地问:“《潮爆中国》?是要爆破中国吗?”

  书的作者连忙解释,粤语中的“潮”,跟“潮人”、“潮流”一样,有“时髦”的意思。“潮爆”就是很潮、非常潮、潮到极致。只是,他并没有告诉对方,粤语中的“爆”,还有“爆煲”的意思,指“内里积藏得太多,或热得太劲,终会爆破”。

  在这本历时5年写就的中国城市文化笔记里,李照兴首选“央视新址”作为“潮爆”的典型。没想到,一场耗资100多万元、却造成数亿元损失的央视内部焰火晚会,为他的判断做了注脚。

  “任何东西潮到极限就会爆,就像第一次吹波(气球),吹到最后肯定会爆。”李照兴笃定地说:“怎么让那个波又大又不爆呢?这个没人知道,除非你爆过一次,否则你永远不会知道可以吹多大。”在这个乐观主义者看来,“爆一次也好,就知道极限在哪儿了”。这对当下急速飞奔的中国城市化脚步来说,未尝不是件好事。

  冲着天空去的,没有向着大地

  作为旁观者,李照兴认为近年来中国饱受争议的话题之一是城市的大规模拆迁,而央视新址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与众多北京人对这座新潮建筑不屑一顾不同,客居北京的李照兴一直很好奇地盯着它一点一点地长大。他至今仍记得,2004年夏天,央视新址还只是一块空空的工地。其时争议声不断,工程停了下来。工地上连围板都未遮严实,里面“像一个被淘空的矿洞”。

  后来,北京搞了一个以央视新址为主题的展览,随后展览搬到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使其一跃成为当代建筑的杰出代表。李照兴也在这次展览中读出了这座大楼试图统领整个北京CBD(中央商务区)的野心。

  李照兴本人非常赞赏这座极具创意的建筑,因此他很不理解,这个在国际上备受好评的设计,为什么在中国竟被人们称为“大裤衩”。

  元宵夜TVCC的这场大火,更让他感到诧异。朋友们告诉他,现场围观的市民中,大多数的人像在看戏,没有痛惜的神情,仿佛发生的不是灾难。这一点和李照兴在网络上看到的反应相似,网友们在即时更新的新闻或视频之外,夹杂着评论、讽刺和批判,甚至很快就开始PS创作,以至于李照兴还没回到北京,就收到了香港朋友转来的“TVCC熊熊燃烧的背景下,咸蛋超人与怪兽对打的科幻场景”。

  所有这些都促使李照兴摆脱单纯的建筑美学角度,重新对这座建筑进行考量。他觉得问题可能出在两方面:一是新盖的东西跟原来的社区不匹配,又对原居民造成了影响。二是它的奢华和夸张,让老百姓觉得耗资巨大不是出于必要,而是像那场耗资100万元的焰火一样,只是为了炫耀。

  2005年夏天,李照兴搬到临近央视新址的光华路。当时周边的建筑还没拆光,工地旁残存着小街小巷。有时,李照兴会骑车过去,在胡同里的小店吃碗面条。在他的印象里,北京的店主通常都很随便,在里面吃饭、喝酒都无所顾忌,有时店主还会端个酒杯来与客人神聊。

  然而此刻李照兴看到的却是“不知道明天的日子怎么过”的那种迷茫,同时夹杂着烦躁和无奈,“好像很匆忙,巴不得你走,好赶快收工”。当问到具体的问题,比如“要搬走了?”店主人最典型的表情就是摊开双手,做无可奈何状。

  熟悉了之后,李照兴开始体会到当地居民的心境。“昨天的街道、昨天的建筑、昨天的邻居都没了,就剩下个‘拆’字写在墙上”。这是央视新址工程指挥部留给那片地区最多的一个字,“手写的黑色大字在圈中挥舞”,只留下威慑力和不安全感。

  在一个推介新书的沙龙上,李照兴与读者们分享了这段经历。在他看来,这座巨资缔造的传媒帝国之所以不受民众欢迎,是因为它从一开始,就“冲着天空去的,没有向着大地”。

  这样一群人和这样一座建筑,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李照兴的故事,让在座的一位叫姜妍的女士想起了新华社记者王军的那本《采访本上的城市》。那本书的封面让她印象颇深,上面印的就是“央视新大楼与生活在它脚下的居民”,以表现“建筑给城市人带来的压迫感”。而姜妍本人,也是那些居民中的一分子。

  2008年年初,姜妍在京广桥旁的新街大院租了间房。每天一走出楼门,抬眼看到的就是那座高高耸立的央视新址。有一天,她开始想:“我们这样一群人和这样一座建筑,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在一篇文章中,她写道:“我每天生活的古老大院,就在被称为‘大裤衩’的建筑之下,这是一个我第一眼看到就喜欢上了的院子,像极了小时候住的军队大院。院门口配钥匙老爷爷周围总会聚集一群下象棋的居民,他身旁的老式收音机里有时播着戏曲,有时播着评书。没人配钥匙的时候,他会抽空做上几个关蟋蟀的小笼子。往外走两步,沿街就是个小型菜市场,再然后是呼家楼电影院,一路走到底的话,还能碰上至少3家小卖部。小卖部的门脸很小,都是附近居民自己开的,即使是午夜回家,他们也会开着,店主亲切地打声招呼,我就买上两袋牛奶回家……”

  此时的姜妍并不清楚,就在她搬进新街大院之前半年,央视新址工程指挥部以强制拆迁的方式,“请”走了新街大院11号楼的最后17户居民。据当时的香港《文汇报》报道,这是央视拆迁指挥部自2005年以来实施的第6次强拆。在此之前,央视工地东西两侧已有近21户居民分5次被强行迁走。

  当然,等姜妍来到这里的时候,拆下的砖瓦早已清空,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只是拆迁的传闻仍然笼罩着这个社区。姜妍还记得,刚入住的时候,时不时有居民挂出国旗,以示抗议。

  元宵节当晚,姜妍刚出差回到北京,对窗外的那场大火并没有过多的关注,很早便洗洗睡了。她的“无动于衷”,算是附近居民中最“中立而温和”的态度了。

  在这个从小生长在北京的女士看来,这座城市的马路越来越宽,建筑越来越豪华,随之而来的,却是人们和城市的距离日益疏远。她带着几分怅惘地说:“记得小时候,亚运村还是一片稻田,夏天哥哥会带着我们去逮蚂蚱,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时候的后海一条条古老的胡同,我们常常穿梭在里面去小学同学家里做客,我还记得姥姥会带着我和弟弟去院子里挖野菜,以及那些趴在地上拍洋画的男孩们……”

  姜妍很想知道,今天的孩子以及今天的大人们,是否还会跟这座城市有着这样的亲密接触。她觉得,快速行进的城市,有时候也需要一些人情味儿。那种感觉,可能就像午夜走进小区里,可以顺路就买到一包烟、一袋牛奶一样。

  只是,这一切的安全感、归属感或是幸福感,都与那座惊世骇俗的庞然大物,毫无关联。

  内地朋友说,香港不过如此

  在李照兴笔下,让姜妍这样的都市人感到既兴奋又迷茫的城市,共同构成了“新新中国”。这一术语特指崛起于近10年间的中国城市面貌,是比“新中国”更新一代的中国:城市的破土开发,街巷的拆建,新样态奇观式建筑的冒起,时尚类杂志配合富裕阶层营造的中国新富式生活,互联网引发的文化,新一代孩子在跟父母辈完全不同的环境下长大……

  所有这一切,都以急迫的“中国速度”向前推进着,时时让李照兴想起“时速超过400公里的上海磁悬浮列车”。

  1988年,李照兴第一次背着包独自来到内地,坐上了广州开往北京的火车,开始了他漫游中国城市的旅途。“像跟活在另一个时空的朋友在火车相遇。你望着对座的一家人,对方诧异地打量着你的方便面。隔一条罗湖桥,已是两个世界”。

  在李照兴的记忆里,那个年代除了北京,别的城市都没有地铁。长江上航行的也不是什么游轮,而是很破的船。那一代的香港青年流行到大江南北的城市中寻找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21年后,内地的新新人类转而把香港当做购物街。一些去了香港的内地朋友直白地对李照兴说,“香港不过如此”。逻辑很简单,无论拿北京或是上海作比,“楼比你高,火车比你快,地铁也比你新”。

  每到这时,李照兴总是笑笑说:“这些并不是城市生活的本真。”然后他会带着回味的表情,开始讲述他曾经居住过的社区。

  那个被称为SOHO区的地方处在中环的边缘地带,曾经是香港最早开发的地区之一,有超过100年的历史。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不同年代的印刷厂、酱油店、手工作坊已经荒废,于是便有向往低廉租金的小店业主和居民移居到此,很快从一条街发展到几条街。

  每天早上,上班族们拿着报纸,站在自动扶梯上,只消10分钟,便到达山下的中环地铁入口。此时不用坐班的李照兴,开始了一天的生活。他习惯走不同的街道,认识新的邻居,有时路过书店,停下来看看新到的书。匆忙的时候,不想碰到熟人,便改走小路。他在这里发现了8条下山的通路,永远不会是简单的从A到B。

  黄昏下班归来,是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他总是约上三五好友,坐在史丹顿街的咖啡馆外,要几杯啤酒。这里曾是孙中山当年成立兴中会的地方。桌子正对着自动扶梯,邻居、朋友和游客不断在身边走过,感觉就像“看见世界在身边流淌”。

  这里有西式的餐馆,也有最传统的小吃。一对老夫妇每天限量卖一种叫“石本仔糕”的点心,吃到嘴里的时候有点暖,会让很多人想起温馨的童年。

  需要自己做饭的时候,他便走到杰志街,这个街头的市场是香港唯一可以露天买菜买鱼的地方。听说因为卫生条件较差,港府最近打算提升这里的卫生和供水系统。

  在李照兴看来,这样的生活,像极了《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作者雅各布斯笔下所描绘的“街边芭蕾舞”。所幸,香港政府并没有试图取缔或是改造这种草根的繁荣,转而通过提升硬件,保留了这个香港最具特色的社区。

  有趣的是,在内地游客撰写的香港游攻略里,李照兴备加推崇的SOHO区通常被标记为“可去可不去的美食一条街”。

  前门大街的旧与三里屯village的新

  随着《潮爆中国》在《明报》上连载,这本书也成了一些香港游客内地游的攻略。香港一家旅行社甚至推出了“潮游中国”项目。凡是李照兴的文中提到的地方,无论褒贬,都在“潮游”之列,包括鸟巢、国家大剧院,还有改建后的前门大街。

  2008年8月7日,翻新复原的前门大街开放。李照兴早早就赶到这里,他急切地想知道,几十个知名的老字号重聚前门是怎样的一幅场景。

  结果令他失望,因为“真的旧建筑都被拆毁,开发者只打算用一块又一块簇新但仿古的砖头,重塑一个传奇”。

  “前门,本来是老北京的繁华心脏,当时满人要把城中汉人排挤到箭楼城墙以外的区域。其时的老字号、名店、药店、鞋店、戏院、食店、舞台,都聚在这儿。草根的繁华,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与解放后。”这是李照兴介绍给香港人的老前门。

  “如今的前门大门,整条街都变成商场,走在其中就像到了影视基地里的仿古街。”在李照兴眼中,这个复古的前门完全是为了让游客消费,没有生活在里面。他断言,这将会是城市改造中失败的作品。

  从1988年开始,李照兴每到北京,都要去前门和大栅栏看看,那里虽然乱、破落,但能体验到北京普通百姓的生活。“那个年代,我是游客,我看见有老人住在里面生活,他在喝茶、聊天。我没有归属感,但至少看见别人有归属感。”而现在,“全是游客,全都没有了归属感”。

  说到这里,李照兴突然想起,20年前,自己曾坐在前门那间中国第一家肯德基店里,透过玻璃窗往外看,当时就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外面是最典型的北京老街,面前摆的是最西方的快餐食品。那里面有冲突也有包容,两者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而现在,北京的老街没了,只剩下仍以前门为名的大街,彻底和肯德基连成了一片。

  就在前门大街开放的第二天,时尚购物区三里屯village(英文“村庄”之意)在北京悄然开业。它像一个村庄一样,由各个不同的建筑组合。全球最大的苹果电脑旗舰店的苹果标识,每到晚上就灯光通透,被李照兴形容为“一个晚晚都挂的月亮”。

  李照兴最欣赏的是这里开放通道式的设计,每晚商店打烊以后,行人仍可以自由地穿行于步道和休闲广场之间。居住在此的李照兴甚至因此改变了生活方式。原先上班只能绕过雅秀商场,如今他也可以穿过village,时间充裕的时候,稍作停留喝一杯咖啡。更重要的是,三里屯早已是名扬世界的酒吧街,并没有因为这个项目而改变,仍然保持着两条车道——在李照兴眼中,这是城市街区理想的宽度。

  “前门显然是借‘旧’来炒作北京,三里屯village则是用‘新’来定义北京。”李照兴说,后者的设计师只是翻新了中心区的商业形态,保留住周边的原始生态,由此打造出一个符合现代生活标准的社区,这比前门大街那种推倒重来式的改造要高明得多。

  当城市变成主题公园

  在漫游内地城市的过程中,李照兴发现,像前门大街这样的“复古”与央视新址那样的“前卫”,已经成为当下中国城市发展的代表。而北京、上海这些特大城市的“示范作用”,更是带动了全国范围内争相兴建城市地标的热潮。

  “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多地标吗?”在沙龙上,李照兴提出的这个问题,得到了来自各地读者的共鸣。

  一位来自江苏的媒体记者说,几年前,南京设计“1912酒吧街”,号称要弘扬民国文化,实际上处处在模仿上海的“新天地”。最终酒吧街只是绕着总统府盖了一圈房子,完全看不出有什么民国旧都的特色,弘扬的只是上海的二手怀旧。没想到的是,这个盗版的“新天地”又很快被二三线城市克隆,江苏各地相继出现了“无锡1912”“扬州1912”……

  一位刚从南方回到北京的乐评人说,他在深圳看到了造价21亿元人民币的市民中心广场,却没有看到市民。广场上没有遮阳伞,没有休闲坐椅,没有小卖部;没有时尚的年轻人在那儿边弹边唱,没有老头儿老太太们在那儿跳舞,也没有市民散步纳凉。

  一位来自青岛的读者说,近几年青岛筹备奥帆赛,海边一带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往老城走,建筑还是越来越破,老城区完全没有从中受益。用当地人的话来说,“整个青岛就是一块镶着金边的抹布”。

  实际上,在奥运会前后,李照兴也曾特意考察过青岛。通过对比,他得出结论:奥运会并没有改变这座城市。“新的设施跟原来的城市没有太大关系,老城和新城还是隔绝的,出行仍旧是个问题,作为游客,很难从老城舒服地走到海边。”

  两次青岛之旅让他想起了同为海边城市的西班牙瓦伦西亚。据李照兴介绍,那里原本有条河穿过城市,后来干涸了,于是规划者把河道变成了公园和草地。置身那座城市,完全可以做个漫步者,很悠闲地从旧区走到新区,再从新区走到海边。

  更重要的是,保护传统并不影响瓦伦西亚成为闻名世界的现代都市。被誉为“瓦伦西亚之子”的建筑大师Santiago Calatrava就在通往新区的河床上打造了5栋深具未来感的建筑,包括宛如地面开花的水族公园、远看像头盔近看像鲨鱼嘴的歌剧院、以眼睛为造型的3D立体电影院,以及一个步道公园和一座应用科学馆。

  李照兴认为,这些设计会使游人得到一种从老旧的传统漫步到现代化国度的体验,同时很多当地人在其间自在地工作生活,也会让游客产生一种感觉:这个城市是属于我的。反观青岛,来到这座城市的人只会在海边走走,而且越走就越觉得“这座城市不属于自己”,看着那些被围墙阻隔的别墅和海景房,感觉像“走进别人家的院子”。

  李照兴习惯把这类理想中的城市称作“common sense city ”(常识城市),这些城市在满足人们生活的基础条件方面是一致的。他觉得这里面包含着理想城市的发展轨迹:从前现代,到现代,再到后现代城市。也就是说,先有城市差异,随后通过文明建设及城市人的改变,达到每个文明城市都共通的common sense。有此共通的基础下,才再去发展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将成为城市的特色。

  在李照兴看来,中国城市的问题,是还没有共通性的基本标准,就直接跳到了差异性和奇观性。结果,每个城市都变成了主题公园。

  后奥运时代与世博会猜想

  2004年之后,李照兴大多数时间都待在北京,这让他得以亲身感受到那种超乎寻常的中国速度。“无论是交通也好,建筑也好,街道卫生也好,都因为奥运会压缩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所以很多东西可能不那么完美。”

  他把当下这座城市的状态比作“正在享受事后烟的男人”——高潮已经过去,等着恢复常态,重新寻找回自己的节奏。

  李照兴和他的朋友们有些怀念1996年到2002年间的北京,“彼时犹见胡同落日圆,晚风或晨光中人们脚步尚算悠闲。而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那时艺术和文学的地下状态:艺术尚未完全生意化、诗人尚未开始给房地产商作秀、树村(北京摇滚乐基地)仍然存在、我们还有时间和力气去未名湖打雪仗……今天的北京明显急促得多,十几个大型楼盘在赶工,要拆的胡同与小区迫不及待。我们却再找不到起步1.2元的廉价的士。”

  有时候,李照兴也感叹自己对城市的书写已经跟不上城市本身发展的速度。《潮爆中国》的繁体版是在奥运会之前出的,等出简体版的时候,他不得不把很多关于后奥运时代的观察放了进去。比如怎么善用“鸟巢”,真正把它变成北京市民能够享用的公共空间,而不是仅仅成为游客合影留念的对象。

  在李照兴看来,应该把过去几年为赶迎奥运会的超速发展稳定下来,不再从大的角度着眼,转而关注到城市的细节。譬如街道的宽度、流向、便利店的多少、店铺与休闲空间的分布等。这些细节,都是在赶工的时候被忽略的。

  与此同时,他也开始了关于上海世博会的猜想。“2010,以往当它是个科幻电影的代号,曾经是那样遥远。”

  几个月前,李照兴走过上海卢浦大桥两岸,看到的仍是无数咖啡色的破旧厂房,使他不能相信效果图上的场景,将成为2010年这个城市的真相。

  “但谁都不会怀疑中国的进度会赶不上。”他说,问题是世博会留下的伟迹,普通市民可以享用吗?真能像口号中所言,“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吗?

  李照兴在上海世博会组委会公布的计划书上看到:它有节能、注重环保的建设策略重点,包括江水循环降温技术、地源热泵、雨水收集等节能技术;它要展示城市的散点绿化的重要性;它也要显示有效率的运输及人流系统,包括要在园区内发展类似巴黎的单车租借计划,将来亦鼓励区内的生活可通过单车来解决挤拥和环保问题……

  但这位城市生活的体验者,始终对纸上的东西存疑。

  他印象最深的是上海磁悬浮快速列车,其建造的初衷是为了解决浦东机场到上海市区的快速交通问题。然而从实际运作情况看,它只把人送到另一个地铁入口,一个造价90亿元的项目远不及香港和北京的机场快轨实在,在更大程度上却扮演着观光项目的角色。“有必要用世界上最快的陆上速度跑那个7分钟吗?”李照兴问道。

  在他看来,真正的城市书写,不是历史,不是理论,不是规划,而是每个人真实的城市体验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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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华商屡屡被封查真相[转帖]


  2009-07-14 作者:赵嘉麟 摘自:新华网

  诸多机构为一个市场而大费周章并非没有道理,从中依稀可以看到俄国内政治势力相互争斗的影子。

  6月29日,俄检察院侦查委员会称,已要求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一个月内整顿切尔基佐夫市场的违法现象。而卢日科夫次日却宣布“没有看到正式文件”,并诘问侦查委员会为何不在“走私商品进入市场”的问题上追究海关和边防军的相关责任。

  林世伟在俄罗斯的服装批发生意遇到了大麻烦。他估算了一下,如果就这么回老家福建晋江的话,自己大概要赔掉5000万元人民币。

  然而,就算留下,又能做什么呢?面庞黝黑的他深深吸了口烟。“怎么办?只能等啦。”他的闽南口音很重。

  俄罗斯华商的“9.11”

  让林世伟头痛的是旅俄华商们所谓的“9.11”事件。

  2008年9月11日,俄罗斯护法机关在莫斯科东部的切尔基佐夫市场展开特别行动,共查封约6000个集装箱货物,总重约10万吨,货值约20亿美元,其中就包括林世伟的200多包运动套装,每包货值约1800美元。

  俄罗斯检察院侦查委员会称,扣货理由是这批货物没有运单和仓储证明,属“走私商品”。

  作为事件目击者,林世伟7月3日向本刊记者讲述了一些细节:当天中午,约10名穿迷彩服的佩枪特警乘车来到市场。他们和保安人员说了几句话后,掏出黄色塑料锁扣封了仓库,并设了岗哨。约3天后,特警们开箱验货,拿走了一些皮衣等昂贵商品。夜里,一些商贩通过向看管的特警塞钱,进入仓库取货。但没多久,这种办法行不通了。

  林世伟说,自己没有“赎货”,是觉得俄方过几天后会分批把货放出来,统一收罚款---这种情况以前不是没有。但是,10个月过去了,俄方没有丝毫松动。此外,一些商贩“赎”出的货物在市场销售时,也被税警没收。

  林世伟说,自己损失的还不止这批货。今年6月29日起,切尔基佐夫市场被勒令停业整顿,持续时间不详。这样一来,从林世伟那里采购服装的越南商人无法营业,也就还不出欠他的近2000万卢布货款(约合65万美元)。而且,个别越南人已不知所终。

  此外,林世伟还有2000多包存货在市场仓库,无法销售。他早先在国内订购的一批货正运往莫斯科,估计也很难卖出。林世伟说,他已经让国内厂家停止发货。

  “每天觉也睡不好,饭也吃不好”

  对于有媒体报道华商因莫斯科“9.11”事件“跳楼、自杀”,林世伟表示毫不知情。此间华人商会则指该报道“失实”,并称多数华商仍在等待解决方案。

  莫斯科北方华人商会会长关百新对本刊记者说,受损失的华商情绪低落,“每天觉也睡不好,饭也吃不好”。其中,批发玩具、童装的商人选择放弃,因为货物积压后“连仓储费也卖不出来”;而经营皮鞋、裘皮服装的商人不同---因为货值高,赔不起,“但他们没有奢望,能有70%~80%到手就不错了”。

  关百新说,虽然以前华商也曾遭遇俄方封库拉货的情况,但“9.11”事件涉及的货值为历次最高。他说,如果所有货物被罚没或销毁,“60%~70%的人再也不能做生意了”。

  关百新认为,中方此次的整体损失不止20亿美元。他算了一笔账:切尔基佐夫市场内,固定华商数量约3.5万人,他们受影响最大。同时,货物在俄被扣影响到一大批国内企业---主要是分布在浙江、福建、山东、河北等地的小商品和服装生产厂,它们对俄出口的全年计划会受影响,可能因此停产。

  “机器一停就都停了。工人怎么办?库存原材料怎么办?大的链条突然就这么断了!”关百新的情绪有些激动。

  此外,他指出,切尔基佐夫市场是俄罗斯最大的集散市场,“圣彼得堡、叶卡捷琳堡和车里雅宾斯克的市场放在一起,也没有它大”。这个市场除满足附近居民需求外,还能以莫斯科为中心辐射周边城市。

  每天像蚂蚁一样工作

  在莫斯科的华人圈子里,切尔基佐夫市场被戏称为“一只蚂蚁”,这个叫法是根据市场所在地---伊斯梅洛沃的发音演化而来。事实上,在这里讨生活的人们,的确像蚂蚁一样辛苦辗转。

  每天清晨6点,当多数莫斯科人还未从睡梦中苏醒,林世伟和其他商贩已经赶到了市场。这里就像个小小的“联合国”:印度人销售家电;阿富汗人主营日杂;高加索人把皮具擦得锃亮;土耳其人挂起了羊毛地毯;衣衫鲜艳的吉普赛妇女拖着小孩兜售首饰;高喊 “让路”的中亚搬运工拉着推车穿梭在人群中。这里还有汉语流利的越南小贩,以及讲着东北话、闽南话等方言的中国商人。

  总面积200公顷的市场内还有停车场和仓库。货物被卡车运来卸下后,又被塞进客车拉走。除了新年,这里没什么休息日。只在去年5月中旬有次例外---汶川大地震后,这里的华人聚在一起为灾区捐款。林世伟当时掏了1万卢布。

  切尔基佐夫市场也被叫作集装箱市场。原先,大家就是在集装箱外挂样品,在箱里卖货,既没电灯,也没电话。在露天市场里,即便冬天零下20多摄氏度,人们也只能跺脚驱寒。就算这样,市场经营者---AST集团每月还要收取每个集装箱约800美元的“管理费”。

  随着市场架起顶棚、设了摊位、通上电,“管理费”也节节上涨。在市场仓库买下一个货柜的林世伟,目前每月要给AST集团3300美元“管理费”和5.7万卢布“税费”---且这两笔钱都没有收据和完税凭证。

  “在莫斯科的中国商人,哪个没被关过铁笼!”

  除了定期缴费,商贩们还有“额外支出”---来自俄方腐败警察的敲诈。

  一位福建商人对本刊记者说,切尔基佐夫市场周围的警察盯上了中国人,想尽各种办法要钱。一些警察在盘查中国商人时会说上几句汉语,比如“护照”、“罚款”、“钱”。如果被查者一切正常,警察就说“啤酒”---意思是给他钱买酒喝。“如果不给钱,警察就拿走护照,把人带上车,在周围转,不让你开张,直到要到钱。”

  这位商人说,2002年的一天他去交房租,身上带了2000多卢布和400美元。警察盘查后,没有任何理由地要他交出一半的钱。“我不同意,就被带到警察局,关在铁笼里。最后的解决办法还是我交出一半的钱。”

  林世伟在谈到俄罗斯警察时,气愤地说:“这算什么,我还被打过呢!”他回忆道,自己刚来莫斯科后,因为护照上交办理落地签需一周时间,所以开了份证明。即便如此,警察发现林世伟没有护照后,依然抬手就打,还关了他几小时。最后,林世伟不得不交出 3000卢布“罚款”后才重获自由。

  俄罗斯中国南方商会会长王广源对本刊记者说,一方面俄机构办事效率低,另一方面中国人遇事习惯给钱,所以出现有华商被敲诈的事情。“在莫斯科的中国商人,哪个没被关过铁笼!我也被关过!”他苦笑着说。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俄《导报》2006年援引俄联邦移民局公关处副处长丹尼斯.索尔达季科夫的话说,“中国人是移民里最守纪律的之一。”

  “灰色清关”利益链

  而现在,“守纪律的”中国人却被俄方指责从事“大规模走私”。对此,王广源一肚子委屈。“我们不是走私犯!”他提高声调说。1992年就进入独联体市场的王广源认为,要明白真相必须了解中俄民间贸易的发展过程。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轻工产品奇缺,因而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了黑河、绥芬河等中方境内边贸市场的火爆行情,以及倒爷跨境带货现象。

  为限制倒爷贸易,俄政府1994年大幅调低公民免税携带入境的商品价格上限。与此同时,中俄一些城市间陆续开通定期货运包机。

  以“包机包税”为代表的“灰色清关”浮出水面,即由发货人按整架飞机载货量向俄方“清关公司”交纳费用,由后者全程代办报关、纳税、商检等手续。而“清关公司”往往与俄海关,甚至边防军相互勾结,通过为货物快速入境提供便利和瞒报、虚报货品和货值,而从中捞取好处。

  “包机包税”问世后,华商逐渐由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进入俄罗斯,并随后来到莫斯科,通过租宾馆、商务楼售货。与此同时,中方境内的边贸市场风光不再。

  王广源说,当时,一个集装箱货物从中方厂家拉走一直送到莫斯科,总共收费1.2万美元,费时一周。而正规清关不仅价格高得多,而且一个月未必能到货---这对于服装等季节性很强的货物来说,影响极大。他表示,由于存在“灰色清关”的途径,导致处在激烈竞争下的华商越来越多地放弃正规清关。

  一位业内人士对本刊记者说,“灰色清关”的问题也与一些华商外贸知识不够、经营方式不规范有关。不少在俄华商是没有外贸经营权的个体经营者和中小型私营企业,因此“灰色清关”成为他们的必然选择。

  “包机包税”的红火场面到上世纪90年代末发生了变化。按王广源的话说,“中国商人开始遭殃了”。由于选择“灰色清关”后,货主在俄无法得到正式清关的文件,因此成为俄方严打的对象。

  1998年,俄方以货物证件不全为由,查抄了被称作“兵营”的商贸楼,大批北京和东北商人就此倒下。与此同时,AST集团却在切尔基佐夫市场分区招商,等着一个个走投无路的华商愿者上钩。

  “2002年,又开始乱了。运货的飞机经常被扣---和俄方强力部门关系好的货运公司开始不正当竞争,给(中国)商人做文章。”王广源说,2005年后,俄方逐渐加大打击“灰色清关”的力度,华商时有损失。按他的形象说法,“中国商人进来的时候穿着西装、皮鞋,回去的时候就只剩下裤头了”。

  王广源对记者说,整顿中俄民间贸易的秩序是华商“梦寐以求的事情”,“谁也不想每天都提心吊胆”。但他指出,这需要中俄双方合作进行:俄方应打击由腐败官员、海关和“清关公司”组成的利益集团,而中方需鼓励正规和有实力的货运公司参与中俄民间贸易。

  俄罗斯中国南方商会副会长江学兵特别指出,俄方存在的一些问题挫伤了华商在俄合法经营的积极性。据他介绍,一名批发领带的江苏商人曾选择正常清关程序,但俄海关人员却将部分货物调包,借机罚款。虽然后来那位商人将海关人员告到法庭并最终打赢了官司,但他去年5月还是离开了俄罗斯,“因为心寒了”。

  林世伟也表示,如果切尔基佐夫市场如俄官方所说将在今年关闭,而莫斯科到时又没有正规的市场,他也打算和一些老乡退回国内做边贸。

  俄罗斯主管部门表态华商不认可

  俄罗斯外交部第一亚洲局俄中经贸关系处代处长丹尼斯·帕列茨基7月1日就此事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说,去年9月发生的扣押货物事件“没有任何政治性质的内幕,也不是针对中国商人”,俄方主管部门表示愿意充分与中国货主合作。

  但是,俄方等待中国货主前来交涉的说法并没有引起在俄华商的共鸣。华商普遍表示,由于被扣货物多数通过“灰色清关 ”进入,而有关单据全部在“清关公司”手中,因此华商在缺少必要证件的情况下去俄方那里,“就等于飞蛾扑火”。

  此外,针对俄官方称被扣中国货物中有不少玩具和儿童服装“对人体健康有害”的说法,华商们也不太理解。林世伟说: “现在已经不是中国商人刚刚在这里做生意了。已经经营了那么多年,为什么以前不说?”而在俄经商的孟先生指出,中国商品的质量近年来已经有明显提高,而且此次俄方并没有拿出令人信服的质检报告,“是在故意找茬”。

  背后依稀可见俄方内斗的影子

  值得一提的是,俄官方此次打击切尔基佐夫市场规模空前。自从上月初俄罗斯总理普京指出去年9月在“某市场”被扣的20亿美元货物“没有销毁,也没有主人”之后,俄方的一系列举动迅速出台。

  官方和亲政府媒体开启“揭丑行动”:俄罗斯电视台播放了切尔基佐夫市场的纪录片,《共青团真理报》上月连载了记者乔装商贩深入市场“卖走私货”的报道,《俄罗斯报》则称非法产品在俄市场份额达40%,“走私行为和地下工厂极大阻碍国家经济发展”。

  诸多机构为一个市场而大费周章并非没有道理,从中依稀可以看到俄国内政治势力相互争斗的影子。

  6月29日,俄检察院侦查委员会称,已要求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一个月内整顿切尔基佐夫市场的违法现象。而卢日科夫次日却宣布“没有看到正式文件”,并诘问侦查委员会为何不在“走私商品进入市场”的问题上追究海关和边防军的相关责任。

  据俄媒体报道,卢日科夫与切尔基佐夫市场和AST集团老板捷利曼·伊斯梅洛夫关系密切。伊斯梅洛夫投资15亿美元在土耳其建设的豪华酒店于今年5月开业,卢日科夫夫妇专程去捧场。

  但是,这些“内幕消息”对于林世伟等华商而言,似乎并没有什么意义。他们只关心什么时候能进入切尔基佐夫市场拿出自己的货。与此同时,本刊记者从俄罗斯中国南方商会获悉,日前已有几百名华商开始“转移阵地”---在位于莫斯科东南的“莫斯科”商贸中心租赁店铺。虽然这个商贸中心在外观上与中国的正规大型批发市场差别不大,但是,只要“灰色清关”的阴影一天不散,华商们就难保不会再次遭遇他们的 “9·11”。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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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最赚钱的几类网站[转帖]


作者声明:本帖为本人原创,未经本人和华声论坛许可,不得转载  2009年已经过半,但是还有很多网友还在琢磨做个什么样的网站才能赚钱呢?对于这样的问题很难回答,各大论坛也有很多这样问题的帖子,现在根据互联网的现状发展总结了以下几个方面,希望能给广大网友朋友一些参考或帮助。

  A. 电子商务购物网站

  全球经济的不景气,刺激了更多网民通过网上购物这种相对廉价的购物方式降低生活消费成本,随着网购的网民数量的不断增加,电子商务购物网站大有潜力可挖,从数码产品到地方特产,从一般商品到置办年货,将有越来越的人习惯于网购,所以这个方面资源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做电子商务购物网站将大有钱途。

  点评:这种网站的运营要点就是深度挖掘网民某一个领域的需求,走差异化道路,打造网站特色,提升其竞争力!

  B. 网店装修美工类网站

  2009年随着网上开店的不断增多,据淘宝网统计,09年将有60多万人直接且充分依靠淘宝网就业,并有近200万人在淘宝网上间接就业,也就是说将有60万人会通过开网店来赚钱,但是很多开网店的网商对网站装修等完全不熟悉,这样就需要一些专门提供网店装修,图片处理等服务的网站,所以09年网店装修美工服务类网站将大有作为。

  点评:此类网站要做到先入为主,迅速抢占市场,以服务质量和产品特色为核心发展理念,通过口碑传播使网站利润最大化。

  C. 网站优化服务类网站

  开网店和电子商务网站的多了,很多人同时做某一种产品,当然竞争也就非常厉害,大家除了花钱做竞价广告外,就是做网站优化了。还有做游戏的网站,私服类网站也需要通过网站优化提高网站排名,众所周知,覆盖面广针、对性强,相对竞价广告来说成本较低,所以将有更多的企业和网商通过网站优化服务提高自己网站的排名,提高销售业绩,对网站优化服务公司来说会有很多的机会。

  点评:做这个领域虽然有很大潜力,但需要很强的专业性和对所服务行业的深入了解,水浅勿入。

  D. 创业培训指导类网站

  2009年将有更多的人失业,这些失业的人迫切需要学习一些技术,通过培训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些创业项目,以创业改变现在就业现状。所以创业培训网站的访问量将有所提升,创业类网站可以和地方培训部门相结合,通过资源互补合作共赢。

  点评:此类网站重点在于做精、做专。不求覆盖面广,但求做到实用,并切实可行。

  E. 网页游戏类网站

  游戏会继续08年的辉煌,没有找到生工作的学生,失业的人群,这些网民必将通过玩一些花钱少或不花钱的免费游戏来打发无聊的时间,缓解就业的压力,所以是网页游戏项目还是游戏资讯,网页游戏必将成为09年最赚钱的项目之一。

  点评:请提供游戏运营、资讯等服务的网站,在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吸引网友访问的同时,还请多发挥其媒体作用,注意正确的舆论导向:玩游戏,不沉迷。

  F. 明星衍生产品开发类网站

  明星衍生产品开发,是娱乐产业下一个增长点。在日本,明星产业链非常成熟,娱乐产业是以偶像为单位,这样可以产生很多衍生业务。而在国内娱乐产业还处于初级阶段,还是以歌曲为单位,大部分的艺人只有彩铃和演出两项收益,而没有像日韩艺人一样有歌迷会费、明星增值业务等广阔的利润收入空间。随着近几年选秀活动,以及日韩音乐的火热,国内形成一大批忠实粉丝群体,中国粉丝经济已经形成。所以,在娱乐产业逐渐走向成熟以后,明星衍生产品将是娱乐产业下一个增长点。

  点评:进军这一个领域需要很强的资金实力和娱乐圈背景。明星衍生产品开发及资源整合,需要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周期长,见效慢。还需很强的关系网络支撑其运作,现在涉足这方面的网站不多,但我一直比较看好这方面的市场,关注较多。做的最成熟、最专业的网站我认为非由远洋文化投资的星语心愿网莫属。

  G. 二手信息类网站

  经济不景气,二手汽车,二手电脑,二手手机市场必将火爆,如果站长能够抓住机遇,利用身边的资源,做二手市场网站必将大赚一把。

  点评:提供此类信息的网站实在太多了,在做也未必能够胜算。不如剑走偏锋,以奇取胜,专做二手信息点评,引导网友淘宝技巧,避免上当受骗。本人认为,二手信息网站如果提供这么一项服务服务于用户在合适不过了。

  H. 教育类校园相关网站

  响应国家政策,走人才发展战略。国家拉动内需的主要2个项目:一个是房地产,一个是教育。现在房地产市场低迷,只有靠教育来做了,尽管09年大学生的就业形式非常严峻,但是为了拉动经济,刺激消费,对教育投入还会继续加大,对我们个人站长来投资教育网站也是一个机遇。

  注:教育类网站最不容易做了,如果没有政府背景,还是敬而远之。但剑走偏锋,专注于为在校大学生提供生活、教育、咨询等相关服务的网站将大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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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疆保卫战[转帖]


中越两国的陆地边界全长1300余公里,是双方都承认了的已定界。中国人民曾为越南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作出过巨大的牺牲。然而,越南在结束抗美战争、实现国家统一后,便实行地区霸权主义政策,并把中国视为其推行扩张政策的主要障碍,极力恶化中越关系,迫害和驱赶在越南的华侨,直至提出对中国南海的部分领土要求。在派兵侵占中国南沙群岛6个岛屿后,又不断在中越边境滋事,制造武装挑衅和流血事件,从1974年的百余起发展到1978年上千起。对越南的背信弃义行为,中国政府再三向越南政府提出规劝和警告,提出通过谈判合理解决两国边界争端。然而,越南政府和军队视中国政府的主张和态度为软弱可欺,挑衅和入侵活动变本加厉。从1978年8月至1979年2月,武装挑衅达700余次,入侵中国领土160余处,打死打伤中国军民300余人,严重危害中国边境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和中央军委作出了实施自卫还击作战的决定。
1979年2月17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云南边防部队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在广西、云南两个方向向当面越军发起攻击。参战部队的步兵、装甲兵等陆军部队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一举击退了入侵越军。广西边防部队采取南北对进的作战手段,于22日完成了对越南重镇高平之越军的合围,战至25日,攻占了高平。云南边防部队发起进攻后,右翼部队强渡红河,迅速歼灭了对岸守敌,左、右两路达成对老街地区越军的合围,激战至20日,歼灭了老街守敌大部,攻占了市区;22日一部夺占了代乃,切断了越军顽抗部队同增援部队的联系,尔后,反击作战部队分左右并肩突击向纵深发展,25日云南方向参战部队占领柑糖市和柑糖矿区。27日,广西边防部队分三路向谅山发起攻击,3月4日,反击作战部队在强大炮火掩护下,越过奇穷河,占领了谅山市,控制了市区以南各要点。云南边防部队于27日对越军增援部队发起攻击,至3月3日,攻占了沙巴、铺镂、郭参、封土等要点。3月5日,中国边防部队推进到浅近纵深20~40公里,攻占谅山、高平、老街等省城和20多个边境城镇及要点。
3月5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自卫还击作战的预期目的已经达到,自当日起参战部队开始回撤。并重申:“我们不要越南的一寸土地,也绝不容许别人侵犯我国领土。”至3月16日,中国边防部队全部撤回中国境内。2、收复法卡山、扣林山和老山、者阴山作战
广西、云南边防部队回撤后,中国政府一再建议越南政府同中国举行边界谈判,协商解决两国争端。但越南当局表面上接受中国的建议,暗中却加紧扩军备战,继续侵犯边境地区要点,对中国边境地区军民进行袭扰,使中国边境地区人民不能开展正常的生产和生活。为了创造和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广西、云南边防部队又实施了收复法卡山、扣林山战斗,收复和保卫老山和者阴山作战;1981年5月5日,广西边防部队对占领法卡山之越南侵略军实施反击,当日收复了法卡山,尔后转入保卫法卡战斗。于当日、10日、16日、19日、6月7日,先后击退越军团营规模的反扑,牢牢守住了阵地。5月7日,云南边防部队对侵占扣林山的越军实施了反击,当日收复了扣林山。在此后两个多月的时间里,粉碎越军组织的营以下规模的反扑192次,狠狠打击了越军的嚣张气焰。
1984年4月2日,云南边防部队发起了收复老山、者阴山作战。4月2日至27日,中国边防部队对越军实施了持续的炮击,重创入侵老山的越军阵地、指挥所等目标千余处,为收复老山、者阴山创造了条件。1984年4月28日、30日、5月15日,中国边防部队先后攻占老山、者阴山、八里河东山,至此,全部收复老山地区被越军侵占的中国领土。从1984年5月中旬起至1989年10月止,中国边防部队在老山地区组织坚守防御,先后粉碎越军7次师团规模的反扑和1700余次的袭扰。
1974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南海舰队一部与陆军分队、民兵协同,对入侵西沙群岛的南越军队进行的反击作战。
过程简述:1974年1月18日,越南政府不顾中国一再警告,派兵侵占中国西沙永乐群岛,并与守岛民兵发生冲突。从而展开了西沙海战的序幕。 南沙海军火速支援,无奈越南舰队吨位和火力都有绝对优势,虽然中国海军浴血奋战,但是渐渐力不能支。紧要关头,中央火速调动东海舰队支援。然而,东海舰队必然要通过台湾国民党海军封锁的台湾海峡,如何安全通过,成为了中国海军的一个难题。 中国人民海军通过台湾海峡的消息很快被台湾国民党得知,当台湾海军司令唐x林向蒋介石请示如何应对时,蒋介石说了他一生中最闪光的一句话:“你不知道西沙吃紧吗?”毕竟蒋介石明白,国共之争属内斗,在外地入侵的时刻,中国人还是会团结一致的。唐x林欲领命而去,蒋介石又指示说:“你们要一路护航,保证舰队安然通过。还有准备补给船,给前线送给养。”
结果,出乎东海舰队意料。国民党海军不但大开绿灯放东海舰队过海峡,而且一路护航,保证了舰队的安全。此外,几十艘台湾补给船开赴西沙前线,为前线的解放军战士运送食物和淡水。 1月20日,东海舰队如期抵达前线,双方兵力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海军形成绝对优势,将入侵越军几乎全部歼灭。
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是我军出国作战 对我国广西、云南当面之敌和浅近纵深目标进行打击 意在教训越南 支援柬埔寨 属于越境进攻作战
81年法卡山、83年扣林山、84年老山、者阴山这三次作战对象虽然也是越南 但是是围绕双方国境线骑线点的防御作战 作战范围仅限于我国边境一侧 虽有部分侦察部队深入敌境作战 但是并不能代表我方的战线
也延伸到了越南 这是和79之战的最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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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买房子,傻瓜才掏钱! [转帖]


     昨晚,和一个开典当行的同学喝酒。我问同学,“你买了多少套房子,多少间铺面?”“房子22套,铺面12间。”同学炫耀似的答道。
“那你花了多少钱呢?”同学虽然是千万级的富翁,但他也不至于能把千万多的钱压在固定资产上吧!我心中默算了一下,非常怀疑!
     “现在买房子,傻瓜才掏钱!亏你还是个生意人!”同学鄙视的看着我。
     同学的话,简直令我震耳欲聋,使我目瞪口呆。我连忙虚心请教。于是,同学就对我说出一番匪夷所思、惊世骇俗的话来......以下,都是我同学的话,虽然词句有些出入,但基本语意我还是转述清楚了的。
    
     一、买房不掏钱,你是怎么操作的?
     同学的话——
     你知道,我的典当生意完全是靠钱生钱。第一次买房时,虽然我有能力一次性付清全款,但我还是不愿意那么多的现金被房子压死。那时,正流行“零首付”,于是,我一分钱没花,贷款18万买了房(贷款期限为一年)。
     一年期满,要还房款和利息了。也不知道是我幸运呢?还是我倒霉!那时,我的资金被一笔业务占用了。为了业务,我不仅还不起房款不说,还得另外新增贷款。迫不得已,我找老关系——银行的信贷部经理沟兑。当我吞吞吐吐的把“延期还房款并另外新增贷款”的要求说出来后,没想到,信贷经理却诡秘的一笑,非常爽快的答应了。
     信贷经理给我出的主意很简单:让我老婆,以两倍的价格,贷款买我的房子,贷款期限也是一年。
     “两倍的贷款,那就是两倍的利息啊!你这不是变着方的剥削我吗?”我还没有反应过来。
     “如果到时,你不还款呢?”信贷经理很镇定。
     “啊......”
     “被银行收房,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关键是除去税费后,我还凭空白得了17万。不,这17万我可不能一个人得,我至少要分给他5万。”很快,我反应过来。于是,我对信贷经理会心的一笑......
     这,就是我第一次买房的经历。
     我后来的买房经历都与此类似,也就是:坚决的不掏一分钱,全部用银行的贷款买房子;然后,如果遇见不明真象的投资者(说是投资者,其实是傻帽)买房,那就高价卖给他。如果一直没有投资者买房,那就不断的把自己的房子加价转贷给自己,不断的用银行的钱来还银行的债。
     并且,我是开典当行的,与银行的关系是一般人无法比的。一般老百姓买房,大都选择20年按揭,而我买房从来都是只贷款一年,到期了才还本金和利息。这样操作,不用交月供。而贷款到期后,我只须做做“纸面文章”转贷款一下。实际上,我一分钱也不用掏。
    
     二、我不信,在实际生活中能有如此荒谬的事情。你讲的是“童话”吧!
     同学的话:兄弟!我是看你人对,才给你讲这些掏心窝的话。你怎么可以不相信我呢?你要怎样才能相信我呢?
     作者发言:你就给我讲点实际的例子吧!
     同学的话:你知道王二麻子是怎么发家的吗?
     作者发言:“那你说说。”王二麻子是我的另外一个同学,现在是开发房地产的亿万级富翁。
     同学的话——
     那我就说说。
     想当年,王二麻子那个落魄啊!就连他注册公司的注册资金,也是我临时拆借给他的。如今,别看王二麻子表面风光,他拿地的钱,是从银行贷款的;修房子的钱,是建筑商垫资的。总之,他就是一个完全的“空手道”。
     房子修好后,王二麻子在正式开盘前,通常要举行一个“内部认购会”。这个内部认购,其实就是王二麻子召集公司内部员工和一些象我这样的、相熟的炒房客(或者干脆是一些从招聘会上收集的、众多的、应聘者的“身份证复印件”),以这些人的名义来买房子,全部用银行贷款来买。这,就是所谓的“开发商囤房”。
     并且,此次交易上报给银行的交易价,必须比实际的内部交易价提高30%。为什么?因为贷款买房要首付两成啊!举个例子,如果你想收回100万,那你就必须以130万的房价向银行贷款。这样,银行给你的钱就是:130万×0.8=104万;你实际装进口袋的钱就是:104万—4万(给相关银行人员的“好处费”)=100万。
     就这样,通过开盘前的内部认购,王二麻子其实已经成功的全部收回了投资,把所有的风险转给了银行。到这时,王二麻子才会开始打广告卖房子,并归还“买地的银行贷款”和“修房子的建筑商垫资”。
    
     作者发言:后面又怎么操作呢?
     同学的话——
     你怎么那样笨啊!稍微聪明一点的人都能想到,后面的操作方法,其实与我炒房的方法是一样的,也就是:“如果遇见不明真象的投资者(说是投资者,其实是傻帽)买房,那就高价卖给他;如果一直没有投资者买房,那就不断的把自己的房子加价转贷给自己,不断的用银行的钱来还银行的债。”
     不过,由于已经收回了按揭贷款的首付款,所以后面的操作并不需要每一次都加价30%,只需按着楼市房价本来的上涨幅度加价就可以了(即每年上涨14%左右)。
     什么?万一房价上涨幅度不足于支付贷款利息怎么办?笑话,你什么时候看见过中国楼市的房价上涨幅度低于当年的贷款利息了?
     明白了吧!这,就是中国楼市的房价只能上涨不能下跌;并且,房价的上涨幅度还不能低于当年贷款利息的真正原因!!
     想想就觉得可笑,居然有学者说,“建筑成本和地价的不断上涨,是房价飞涨的原因。”这简直是扯蛋! 其实,“金融成本”才是房价构成的大头,至少要占目前房价的50%。
     以上海倒塌的莲花河畔景苑为例。网上公布,其楼面价格不到604元/平方米,建筑成本也不到1300元/平方米(其实,网上公布的建筑成本并不准确。市法院电梯公寓的建筑质量总该比它好吧,建筑成本也没有超过1000元/平方米)这么便宜的房子,开发商为什么非得要把它卖到14000元/平方米呢?卖低一点、少赚一点不行吗?答案是不行的。原因很简单,“金融游戏”是有成本的,每这样操作一次,房子就必须加价一次。只有不断的加价,上述操作才有生存的空间。所以,莲花河畔景苑前年卖7000元/平方米,去年卖10000元/平方米,今年就得非要卖14000元/平方米。俗话说“豆腐盘成了肉价钱”。这,就是“金融游戏”的代价!
     有句话道出了目前中国楼市的实情,“房子是用来炒的,不是用来住的;商品房是卖给银行的,不是卖给老百姓的。”
     老同学,请你想一想,现在的楼市,房价明明已经远远的超过了老百姓的实际购买能力(也就意味着房子永远卖不出去),为什么房价还会不断的上涨呢?并且,还要“量、价齐涨”呢?原因何在?正在于此!
    
     三、你讲的,只是极个别的现象,不能代表中国楼市的整体形势。
     同学的话——
     老同学,你太孤陋寡闻了吧。请看:
     李树彪案:1999年9月8日到2004年1月15日,湖南郴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原主任李树彪骗取公积金贷款、银行贷款共计44笔,涉案金额1.2亿元。
      康明案:2000年前后,河南郑州康明置业有限公司通过东明花园414套房源,在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进行重复抵押贷款共690多套,至少套取银行资金2亿元。
      姚康达案:从2002年至2003年上半年,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支行向“姚康达”一人发放房贷7141万元,用于炒作128套住房。
     森豪虚假按揭案:从1997年年至2002年上半年,北京市华运达房地产开发公司以森豪公寓、太利花园为幌子,采取假按揭的方式,向中行北京市分行、北京银行中关村支行、北京银行展览路支行三家银行骗贷共计16.2亿元。(请看《京城最大假按揭骗贷案震醒房市》
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045/9255894.html
      建行广州分行案:2002年,审计署抽查建设银行广州地区八家支行的住房按揭贷款,发现10亿元虚假按揭。仅广东省汕尾市公安局某副局长一人,即骗取建行广州市芳村支行按揭贷款3793万元。
      曲沪平案:2006年,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陆家嘴支行在已发放贷款中,发现1.26亿元个人房产按揭贷款存在抵押不实,贷款代理人为“曲沪平”。其后更查出与曲相关的房贷高达91笔,涉及金额4亿元左右。银行不得不委托房屋中介公司出售抵押房产,以回收问题贷款。
      同泰案:2006年,北京同泰房地产公司涉嫌利用87份假业主所签购房合同,从银行骗贷6700万元。
      成都虚构房产骗贷案:2005年至2008年期间,犯罪嫌疑人唐某勾结成都市房管局工作人员以虚构房产的方式办理房产证进行骗贷。现已发现的涉案房产证已超过一百多套,涉及金额近二千万元!而且事态还在进一步发展中。
     另外,今年银监会三令五申的明确要求,“贷款发放必须用于满足实体经济的有效信贷需求,防止信贷资金流入楼市”。然而,40000亿资金依然流入楼市......
     老同学,请你想一想,为什么会发生那么多的这类事情呢?为什么全国的银行都明知道是假按揭也要把钱贷给地产商呢?难道银行的官员们都是傻子吗?
       其实,银行的官员们一点都不傻。
       原因在于,银行内部人员与开发商其实是狼狈为奸的同伙。参与这项操作的某些银行内部人员决不是希望通过购房者支付贷款利息为银行赚钱,坦白地说,他们是在参与分赃——他们与开发商一起盗取不义之财,将风险转嫁给国家银行,而买单的是真实的购房者。一旦真实的购房者无法买下这个巨单,银行就出现危机。 
      这时候,买单的就是全国人民了,国家必须银行注资,消除烂帐。国家的钱哪里来?印钞票!结果是什么?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老百性的钱不值钱了,或者说老百姓的钱被抢了,被谁抢了?被国家抢去堵漏了,堵开发商和银行某些蛀出来的大洞。这个洞如此之大,堵住了也是一个丑陋的疤,而疼的永远是百姓。
      所以我会说——房地产业已经成为相关单位、相关部门团结起来瓜分国家金钱(其实是老百姓的存款)的道具。
      违规又有什么大不了的?银行官员们不怕啊!只要表面的纸上手续完备了,我就没有了责任。即使按揭贷款是假的,又有什么关系?况且银行有国家这个后台,就是亏了也不怕,反正银行的官员们现在挣了钱就行。至于银行以后不行了,自然有国家来管,况且那是下届银行官员的事情。难怪中国银行的坏账率居然在40%以上!原来,在中国,最大的腐败在银行!!
    
     四、我依然认为,这只是极个别的现象。如果你讲的是普遍的现象,为什么还没有开发商被收楼呢?
     同学的话——
     原因有许多,简单的有:
     1、你不关心房地产界的新闻。比如“曲沪平案”,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陆家嘴支行就收了楼,不得不成为了“房东”;
     2、由于开发商在银行内部的同伙,掩护工作做的好的缘故,案子没暴。
      掩护工作怎么做?很简单——只要一近债务偿还期,开发商就会和“银行内部的同伙”们一起,把房子又一次加价卖给(转按揭)其它的“身份证复印件”(其实,房子依然在开发商手里)。这样操作,开发商永远不会被收楼。
      虽然这样操作,房价会不断的上涨,并很快的远远超过老百姓的实际承受能力(也就意味着房子永远卖不出去)。但是,这样的操作,如果只从官样程序上来看、只从表面的纸上手续来看的话,它是永远合法的。这就是银行官员们敢于给开发商打掩护的原因——因为以目前的银行制度来说,只要表面的纸上手续完备了,银行的官员就没有了责任。
    
     五、你的意思是,目前的银行贷款制度有着严重的漏洞?
     同学的话——
     当然!
     我能不花钱的买那么多的房子和铺面,甚至还靠房子从银行套出那么多的周转资金做生意,这一切,全都得感谢银行的制度漏洞啊!银行的贷款制度,真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好制度”啊!
     作为一个典当行的老板,以同行的眼光来看,我认为银行贷款的制度漏洞有:
     1、抵押物价值的评定方法有缺陷。
     比如,明明开发商拿地只用了5000万,他却可以用这块地抵押贷款1个亿;比如,开发商修楼修到盖顶,明明只用了7000万(含地钱),他却可以用这个楼抵押贷款2个亿。
     如果,按照我们典当行的规矩来办,事情又会怎样呢?
     当开发商用这块地抵押贷款时,我会亲自去核实:开发商拿这块地,是否真的给了政府5000万。并且,如果这个情况属实,他也最多只能贷款4000万。因为我要预提风险基金啊!
     当开发商用这个楼抵押贷款时,我也会亲自去核实:开发商修这个楼,是否真的花了2000万(只算建筑成本,不含地)。我会按照各种人工、各种建筑材料的最低价来核算这个楼的建筑成本。并且,如果开发商修这个楼的确花了2000万,他也最多只能贷款7000万×0.8=5600万(连地一起抵押)。
     最后,当购房者按揭贷款时,我绝对不可能按照“购房合同交易价”来发放贷款,购房者最多能获得的贷款金额是:7000万×0.8×购房面积/此楼总面积。
     举个例子:有个卖衣服的商人因为生意周转,需要以衣服为抵押物向银行贷款。你说说,银行是该“按照衣服出厂价的8折”给他贷款呢?还是该“按照衣服零售价的8折”给他贷款。
     作者发言:当然该按出厂价算。如果按照零售价算的话,卖衣服的商人干脆不用开店了,他直接把衣服卖给银行赚钱更快!恩,我明白了,怪不得在中国会出现“房子是用来炒的,不是用来住的;商品房是卖给银行的,不是卖给老百姓的”这样的奇闻!!!
     同学的话:是啊!抵押房的价值,不能由客户之间的交易来决定啊!!
     2、责任追究方法有缺陷
     “只要表面的纸上手续完备了,银行官员就没有了责任。”这怎么可以呢?在我的典当行,我可不管你的纸上手续是否已经完备,只要是你负责的业务出了问题,嘿嘿!我就找你算帐!!!
     另外,让国家损失16.2亿的森豪虚假按揭案暴露后,相关的银行官员居然没有被追究责任,这怎么可以呢?嘿嘿!如果这样的事是发生在我的典当行,不要说让他家破人亡,我至少会让他和他的亲戚倾家荡产!!!
    
     作者发言:是啊!发生金融案件后,居然不追究相关银行官员的责任。换成是我,我也觉得“打马虎”比尽忠职守更合算!!!怪不得中国的金融案件层出不穷。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听你说到这儿,就连我这么笨的人也知道了应该如何理顺楼市——只要严格金融制度,让炒房的人不能获得投机的资金,楼市的泡沫自然的就会散去!!
     同学的话——
     你终于聪明了一回。可惜!!!你看看帖子——《银行、地产商联手诈骗,揭开"寡头之盟"的黑幕》     哎!中央的话,下面是可以不执行的!!所以,楼市调控,还是难啊!!!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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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461楼 发表于: 2009-08-14


重读李鸿章之李鸿章外交思想论纲[转帖]


作为一个活跃在近代国际舞台近四十年的弱国外交家,李鸿章的外交思想无疑是相当复杂和十分丰富的,实非“投降”、“卖国”一类的贬词所能涵盖。在长期主持对外交涉事务过程中,李鸿章始终以1861年恭亲王奕沂等人奏准成为清政府对外关系最高原则“按照条约,不能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页18。)为指导,并广泛吸收和发展了曾国藩、郭嵩焘等人阐述的“诚信”、“循理”外交思想的合理因素,努力将传统的儒家“和戎”思想应用于近代对外事务,力图寻求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以保证国内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由于传统的儒家“交邻”之术与近代外交理论格格不入,这就使得李鸿章的外交实践成效甚微。但他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为寻求中国平等独立地位所作的理论探索及所进行的实践活动,在很多方面却具有开拓性,并值得我们借鉴。

李鸿章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将内政外交紧密地联系起来。无论他在早期提出“委曲周旋,但求外敦和好,内要自强”(《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1.页26。),或是晚期提出“外须和戎,内要变法”(《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19.页43。)的主张,都渗透了这样一种基本观点,那就是:“外交之道与自强之谋相为表里。”(《李集》.《奏稿》.卷25.页23。)其寓意很清楚:第一,内政是外交的基础,一个制度健全、秩序稳定、经济繁荣和实力鼎盛的国家,才有可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发挥其积极的作用。第二,外交是内政的延长,一国政府之所以能够经常性地与其他国家保持联系,并从其他国家的进步实况获得借鉴,或将不利的国际形势转变为有利的局面,缔结商约,发展贸易,都有赖于运用灵活而结构健全的外交。

李鸿章的“外交内政表里论”,是建筑在他对“西势东渐”局面的较为清醒的认识上。

抵沪之初,李鸿章对西方参战的政治后果表示了极大的忧虑,特别怀疑西人对上海、宁波两地怀有领土野心。1862年,他曾多次致函曾国藩和左宗棠,谈及他的焦虑。8月14日,他函告曾国藩:“……其实沪城内外各事,实皆系洋人主持,惟所欲为,不过关税捐厘仍为华官收放耳。鸿章前复总理(衙门)公函云:‘难保无他日占据’,果有是说,全在中朝衡夺,履霜坚冰,殊为隐患。”(《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1.页46。)10月1日,他谈到英法联军驻防宁波的情况:“该城两面滨江,洋船甚多,城内全靠西兵,当能自存,惟后患则不可思议。”他竭力主张让左宗棠“速分一将二三千人前去,徐图挽救,庶粤人(太平军)可尽去,洋人之权可渐分,此城终不致竟为异域耳。”(《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2.页3(参郑1,页44)。)随着与洋人交往的增多。李鸿章逐渐认识到,西人来华,意在谋取商业利益,并不在于直接的领土占领。(根据史学家刘广京的研究.李鸿章至少在同治二年春就有此种认识.参见刘广京:《儒家爱国者》 (Liu kuang—ching,The confucian Patriot and Pagmatisti Hong—chang’s Formatic Year。1826~1866),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30卷(1970).第30页。)但他同时亦认为,“若辈贪利狡猾,究其国之君臣未有占我土地之意,仍视我兵将之强弱为向背。”(《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3.页34。)“我能自强,则彼族尚不至妄生觊觎,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3.页13。)

既然西方在中国的作用和地位,完全“视我兵将之强弱为向背”,那么,要把握上海等地战局的主动权,在李鸿章看来,首先的一条,就是要维护淮军的独立性,“未便……以中国之兵听外国之令,”在战守攻防,尽可能独当一面,“不与外国人搀杂”。抵沪不久,李鸿章就设立了自己的防区和防线,“鸿章所带水陆各军,专防一线,专剿一路”,“无论军事如何紧急,鸿章却未求他出队帮忙,渠固不可无技心,陆路迎敌交仗,断非洋兵所宜,鸿章亦不敢求他,既输下气,且长骄志。”(《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1.页24、15、29、25。)面对洋兵精良的装备,李鸿章敢于坦率地承认实非中国所能及,“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虚心忍辱。”(《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2.页47。)“随队学其临敌之整齐静肃,枪炮之施放准则,亦得切磋观感之益,”(《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1.页20。)在短时期内,“尽改旧制,更防夷军,”并通过数次攻战充分地显示出淮军的实战能力,从而使英法联军在上海外围战告一段落后,就践约退守上海租界,(参见拙作:《湘军集团与借师助剿》,《史学月刊》1988年第6期。)而常胜军亦一反骄矜之常态,“帖然服从李之节制”(梁启超:《李鸿章,一名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页12。)。

1864年,清政府在镇压“心腹之患”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后,就着手考虑对付“肢体之患”的西方侵略者。李鸿章鉴于“兵制关立国之根基,驭夷之枢纽”,提出了“变易兵制,讲求军实”,以御外侮的主张。他认为,“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内则狎处辇毂之下,外则布满江海之间,实能持我短长,无以扼其气焰,吁衡当时兵将,靖内患或有余,御外侮则不足,若不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仍循数百年绿营相沿旧规,厝火积薪,可危实甚。”(《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5.页34。)1870年李鸿章担任北洋大臣后,对国内外形势有了更深切的了解。他感到,中国“江海各口,门户洞开,已为我与敌人公共之地。”我实已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遇到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李》.《奏稿》.卷24.页10、11。)纵观当时世界形势,“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为守法为兢兢,即败亡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而知其故耶?为此,他大声疾呼道:“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李集》.《奏稿》.卷39.页28。)“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李》.《奏稿》.卷25.页23。)世界在发展,各国在前进,中国唯有酌度时势,变法自强,才是正道。

李鸿章认为,“自强之道,在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李集》.《奏稿》.卷24.页12。)俄罗斯和日本已向我们提供了短期内迅速自强的范例。它们“从前不知炮法,国日以弱,自其国之君臣卑礼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枪炮轮船渐能制用,遂以英法相为雄长,”(《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3.页17。)“若我果通其法,愈学愈精,愈推愈广,安见百数十年后不能攘夷而自立?”(《李集》.《奏稿》.卷17.页45。)李鸿章还进而意识到,国家之间的较量,固然表现为军事实力上的雄长,但归根结蒂却是经济实力的较量。他指出,“练兵制器”,不过是“治标”的手段,发展近代工农业和交通、采矿、冶炼,才是寻求国家富强的根本之策。“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有裨民生日用品,原不专为军火所设。”(《李集》.《奏稿》.卷19.页45。)他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国家富强的根本途径,“臣惟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先富在民,而国本乃可益固。”(《李集》.《奏稿》.卷9.页34~35。)欲求自强,首先就得求富,广开煤铁等利源,使“我利日兴,则彼利自薄,”(《李集》.《奏稿》.卷43.页43~44。)既“利民用”,又能满足海防所需,抵御外来之敌。换言之,只有变数千年祖宗之成法,发愤图强,使国富民强,才能向外国侵略者“渐收利权”,杜绝其觊觎之心,并与英法“相为雄长”,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争得一平等独立地位。

将传统儒家学说应用于复杂国际背景下近代外交领域的所谓的“诚信相交论”,构成了李鸿章外交思想的理论基础。

李鸿章虽为传统士人,但在民族危机日蹙的形势下,一种历史的责任感促使他开始揣摸中西关系的复杂性,以及处理这种关系的方法和途径。1862年初,他已意识到上海“华洋混一,已成局势。”3月31日,他在致李桓的信中谈到赴沪的准备工作。尽管他将改用洋轮运兵称作“复不得已”之法,但从洋轮运行的快速,“番酋”态度的“恭顺”,已领悟到虚心学习西洋文化,“用夷变夏……而求自强之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4月8日,李鸿章率淮军乘江轮抵达上海。当时的上海已发展成为一座国际化城市,商贾云集,华洋杂居,交涉事件频繁发生。外交,对于久居内地的李鸿章来说,完全是个全新的领域。他深深感到:“最难者,洋务。”(《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1.页9、10。)为了体察洋人之性,他命令会防局逐日翻译英文报纸,奏请设立上海广方言馆,培养洋务人才,并且逐渐摆脱体制上的束缚,主动与洋人接触。“鸿章之营,则无日不有洋人过从,实苦烦扰,然因此气脉通贯。”(《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2.页46。)在与洋人的交接中,李鸿章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看法。他评论道,“吴道(煦)与杨道坊暨会防局官绅,外交之术过趋卑谄,”而“薛公(焕)尚持大体,于体制末节,辄与洋人龃龉,彼族甚不亲附,相形之下,意见殊多。”李鸿章认为,同洋人打交道,既不能象“沪道媚夷,失之过弱,”又不能象“汉道抗夷,失之过刚,”(《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1.页10、36(参夏东元:《晚清洋务运动研究》,页208)。)而应介于两者之间,采取“刚柔调剂”(《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4.页17。)、不卑不亢的态度,以儒家信条“忠”、“信”、“笃”、“敬”四字处之。

“忠、信、笃、敬”四字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孔子曾说,“言忠信,行笃义,虽蛮貊之邦行矣。”对于如何办外交,一代理学大师曾国藩曾有过一番探究。他认为,“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忠者,无欺诈之心;信者,无欺诈之言;笃者,质厚;敬者,谦慎;此二句者,无论彼之或顺或亡,我当常常守此勿失。”(《曾文正公(国藩)全集》,《书札》,卷18,页17.29~30。)

李鸿章正是“遵师训”,“并结合同洋人交涉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外交的总方针:“委曲周旋,但求外敦和好,内要自强。”对于洋人的要求,要作具体的分析,“可从则从,断不与之失和”,不能从的则“婉言慰藉”(《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1.页26。),“在我诚能力持定见,于其可许者,许之,其不可许者,拒之,则必不致于决裂。”(《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5.页7~8。)在维护国家最高利益的前提下,不要过多地计较那些“薄物细故”,争取一个和平的环境,以加速自强的步伐。

在晚清时期士大夫中,最早提出“循理外交”的是郭嵩焘。在他看来,“天下事,一理而言,理得而揆之以情,度之以势,乃可以平天下而无阻。”“西洋要求事件,轻重大小,变幻百端,一据理为之,无不可了。”(郭嵩焘:《郭嵩焘奏稿》,页404。)换言之,处理外交事务,关键在于“理”和“势”,既然历史的本质是变,那么人们就应使自己适应形势的需要。冯桂芬也是循理外交的倡导者之一,他分析道,“夷人动辄称理,吾即以其人之法,还其人之身。理可从,从之;理不可从,以理折之。”(4)冯桂芬:《校??庐抗议》,卷2.页10。)郭嵩焘和冯桂芬曾为李鸿章的得力幕僚,他们的思想对李鸿章产生过较大的影响。正如郭嵩焘曾自傲地写道:“少荃中丞以夷务为忧,求助鄙人。”(郭嵩焘:《致曾中堂》,《三量使书牍》,卷1.页31。)李鸿章本人在中外交涉事务中亦非常注重运用“势”、“理”、“情”三字。他指出,“势不足以绌之,理尚可以折之,理不足以折之,情尚可以喻之。”以理服人,据理不让,动之以情,辅之以利,就能妥善解决中外纠纷。随着与洋人接触的增多,李鸿章逐渐摸索出一条经验:对付洋人,莫过于对症下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既然他们口口声声强调万国公法和条约的神圣和不可侵犯性,且所言所行,皆“引万国公法”,我亦应严格遵守万国公法和条约行事,提倡循理外交。1867年,清政府预筹修约,李鸿章奏请按照万国公法来指导修约事宜和对外交涉。他建议,在修约时,“总理衙门与该使、翻译者随时而商,久亦熟悉其人之机变,而得乎刚柔操纵之宜。”如果遇有外人之索要,“上侵国家利权,下夺商民生计,皆可引万国公法,直言斥之。”既然主权国家“均有保护其民,自理财赋之权,若使内地百姓不能自养,中国财赋之地不能自理,岂惟非与国和好之义。抑实背万国公法之例?”(《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5.页5。)在李鸿章看来,中西条约体系固然有许多不平等之外,特别是使外人在华攫取的某些特权合法化和制度化,损害着中国的主权和尊严。但在另一方面,它们也同样约束着西人不能随心所欲地提出额外的索要,何况条约又是缔约国全权大臣“彼此相信”,通过协商而“议成”的。因此,两国定约后,“最要守信,不能旋允旋改。”轻率违约,擅启衅端,只会招致列强的进一步索要。在与各国的交往中,李鸿章的确十分注意维护条约的严肃性。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他针对日本政府在订立《中日修好条规》,“定约之后(而)未换(约)之先,另派大臣议改”的失信之举,即予以严正的批驳:“原约内一再声明,彼此信守,用昭凭信,一体信守无渝等字样,夫交邻所重者,信耳。失信者为万国合法所最忌,尔国不应蹈此不韪,贻笑西人。”(《李集》.《奏稿》.卷14.页21。)并以“中国与各国交际通例,复照日本外务卿,驳其改约之请,”(《李集》。《译署函稿》.卷4.页30;卷2、页33;卷2,页33~34;卷1,页3~4;卷6,页4~5;卷3,页6;卷4,页31。)从而维护了条约的严肃性。

在强敌压境,而我又无实力以对的情况下,运用外交手段,力保和局,避免战争,“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利用中外相安的局面,加紧练兵制器,变法自强,以准备与外敌决战的时机。这种和战论,构成了李鸿章外交思想的策略方针。

国家的目的,在于设法谋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在不同利害关系的国家之间,就不能不讲求外交之道,而讲求外交之道,又同样不能没有一些可以依恃的实力。在外敌压境的情况下,李鸿章较为清醒地认识到,敌我之间的较量,往往表现为武器和实力上的较量。“唯军实以简器为先……,有兵而无器,与无兵同。”中国虽拥有在数量上远远超过远道而来的洋兵的四万万民众,但近代文明所带来的科学技术,已使战争的武器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外国军队不仅拥有“无坚不摧”的新式枪炮,而且还有“瞬息千里”的快船战舰,如果说晚至明王朝时期,我尚可依仗民气,以“徒手搏战””,击退外寇,那么今已”非其时,非其敌矣。”(《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22.页15。)

“西人专恃其枪炮轮船之精利,故能横行于中土;中国向用之弓矛小枪,不能敌彼后门进子之来福枪炮,向用之帆蓬不敌彼轮机飞驶之军船,用之帆建舟楫,不敌船巨舰,是以不得不受制于西人。”(《李集》.《奏稿》.卷19.页61~62。)李鸿章对那些空喊“恃民气”,而无视敌我实力悬殊、武器优劣这一事实的人们痛之入骨,斥之都是一班“大言高论,不顾国家安危,”只会逞一时意气孤注之掷的“书生腐官”,(《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10.页25。)他们给国家带来的不是安全而是灾难李鸿章并不否定“民气”的作用,他只是认为,“兵将器械均能与外人敌,到处皆一呼万应,则民心乃真可恃,未有不侍兵而专恃民气者。”(《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19.页14。)

显然,李鸿章的和战论,首先是一种权宜之计,旨在尽可能地维护现状,避免列强的进一步吞并和掠夺。回顾道光年间以来外祸日滋、渐成坐困的局面,李鸿章深深感到,“向来办理洋务,皆为和战两议,举棋不定所误。”(《李集》。《译署函稿》.卷4.页30;卷2、页33;卷2,页33~34;卷1,页3~4;卷6,页4~5;卷3,页6;卷4,页31。)而盲目主战又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中土及边境比式甚多赢非得已备豫于平时,而折冲于临机,或者凭藉险阻,较有依据……。即究今事始末,林僧二公逞一时之愤,几隳全局,谋国者,可不深长思耶!”(《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11.页10。)在李鸿章看来,若弱小国家在独立和生存面临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仍想轻举妄动,“居今日而曰攘夷、曰驱逐出境,”无疑是飞蛾扑火,不仅无济于事,反会激化矛盾,把国家推向战争的深渊。

李鸿章认为,和战的选择,必须以国家的最高利益为转移。为达此目的,即使暂时承认列强在华的既得利益,或扩大其一部分通商利益,也应该忍痛而为之。周秦以来的数千年历史证明,中国不可能有效地进行持久战,但可以通过“羁縻”的驭外手段维持长久的和平。(《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10.页27~28。)退一步说,即使中国能“百战百胜”,亦不如运用“驭外良谟”,“不战而胜”之。(《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11.页10。)俗话说,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暂时的“委曲”,是为了“求全”,也只有“委曲”,才能“求全”。只要中国能够求助于韧性的外交手段,利用列强的矛盾和均势,“委曲周旋”,保全和局,避免战争,何愁不会有强盛的一天?鉴于此种认识,李鸿章在后半生从不轻言战争,每遇中外冲突,总是设法寻求和平解决的途径,“息事宁人”。在他看来,“息事宁人”或“委曲周旋”,并不意味着“遇事曲从”。他认为,同外人交涉,亦应敢于抗争,“争得一分,即免一分之害。”相反,一味求和,“平日必为外人所轻,临时只能拱手听命。”(《李集》.《奏稿》.卷1.页44。)他的原则是:若有碍国体者,虽绝交亦不可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5.页8。)
李鸿章的和战论,同时还表现为一种拖宕战术,旨在赢得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以保证国内变法自强运动的顺利进行。他在对西洋科学文化的考求中发现,“洋人以船炮为性命,不惜倾数千百万之赀财,竭亿万众人之心思,积数百年之动力,乃能精坚若此……。”(《海防档》,《机器局》,页3。)同样,“中土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后,长可自立。”推行自强新政,并非一朝一夕之事,需要“百数十年”这样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在此段时期里,唯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才能集中足够的人力物力,用于国家的建设事业。相反,轻率主战,只能加速国家崩溃的时日。为此,李鸿章一再呼吁清政府放弃“有事则急图补救,过则乃事嬉娱耳”的懵懂之态,及早励精图治,“愿我君臣上下,从此卧薪尝胆,力求自强之策。”(《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3.页17。)中国“欲自强”,“断非空谈所能有济”。(《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14.页30不同。)要在维持和局,精求理财强兵之术。

外交的特色,在于它的伸缩性以及对于继续改变环境的适应性和敏感性,而李鸿章的和战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其意义正在于此。这不仅因为该理论是建筑在对敌我实力较为客观的估价上,而且因为它将和战较为辩证地揉合在一起。他的看法是:“鄙见则谓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庶和可速成而经久。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而我第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李集》。《译署函稿》.卷4.页30;卷2、页33;卷2,页33~34;卷1,页3~4;卷6,页4~5;卷3,页6;卷4,页31。)可见,在李鸿章的眼里,“和”,不过是一种从长计议的手段,通过和,积蓄力量,抵御外侮,才是终极的目的。他强调道,“从来御侮之道,必能战而后能守,能守而后能和,无论用刚用柔,要当预修武备,确有可以自立之基,然后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清末海军史料》,上册:页21。)

唯有这样,才能进退自如,掌握时局的主动权。正是从此出发,李鸿章把“练兵制器”看作“保和局”、“御外侮”的一把双刃剑。1872年1月,内阁学士宋晋疏请停造轮船,李鸿章即撰奏相驳:“西人专恃其枪炮轮船之精利,故能横行我中土”,“彼之有枪炮轮船也,亦不过创制于百数十年间,而凌被于中国已如是之速,……日本小国耳,近与西洋通商,亦添设铁厂,多造轮船,变用西洋军器,彼岂有图西国之志,盖为图保计也。日本方欲自保,而逼视中国,中国可不自为计乎,”他呼吁道:“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船之费万不可省。求省费,则必屏除一切,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李集》.《奏稿》.卷19.页48。)李鸿章在力主保和局的同时,坚持不懈地练兵制器购船炮,并派学生出洋学习军事技艺,为实现其“明和局阴战备”的策略方针,做出了极大的努力。

采用远近交攻的合纵连衡之术,使强敌相互对立和相互牵制,以维持中外相安局面的“以夷制夷”论,构成了李鸿章外交思想的核心内容。

“以夷制夷”作为一种处理对外关系的政策,导源于春秋时代“天子守在四夷”的思想。至战国时代,七雄并立,苏秦、张仪积极推行合纵连衡之术。合纵者,联合六国以攻一强秦;连衡者,事一强秦以攻众弱国。西汉以后,当中国的势力开始向亚洲腹地伸展时,儒学者们在理论上的议论,以及在处理对外关系上的实践,都充分证明了运用“以夷制夷”的重要性。鸦片战争期间,这一政策又被重新提了出来。林则徐主张:允许其他国家象英国一样与中国通商,以便牵制之。阮元建议利用美国钳制英国。(《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1.页21~22。)魏源则主张:在陆上与俄国结盟,以威胁英属印度,甚至越南、缅甸和尼泊尔;在海上与法国和美国结盟,从而构成对英国的联合攻势。(魏源:《海国图志》,卷2,页1。)值得一提的是,这时期“以夷制夷”的设想,其目标仅仅是希冀影响那些在华的西方官员和商人,还没有人想到通过他们去影响远方的欧美各国政府。而李鸿章在同光年间根据资本主义强权政治和竞争这一复杂的国际形势所发挥的“以夷制夷”思想,在主观上试图弥补这一缺陷。他深知外交需要以实力为后盾,而中国缺乏这种实力。在强敌如林的局势下,要想在国际大家庭中争得一平等地位,就得制定一种有效的方略。为此,他“虑敌忧心常悄悄,盈廷聚讼自断断,东联孙策防寒齿,北拒曹瞒恐接畛”,竭力想借助传统的合纵连衡之术,并结合西方均势理论,利用各国矛盾,甚至通过结盟一强国的方法,来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

1870年,日本政府遣柳原前光来华求订商约。李鸿章认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日益显示出“御侮和扩张的雄心和实力”,“该国与中国最为邻近”,且与中国同文同种,“其兵甲较东岛各国差强,正可联为外援,勿使西人倚为外府。”因此,他建议,“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协力,”“以备联络牵制”。(《李集》。《译署函稿》.卷4.页30;卷2、页33;卷2,页33~34;卷1,页3~4;卷6,页4~5;卷3,页6;卷4,页31。)次年1月,李鸿章奏道:“日本近在肘腋,永为中土之患。……究其距中国近而西国远,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故“不如就其求好之时,推诚相待,俯允立约,”既“可冀消弭后患,永远相安,”又可设法“牵制”西洋。(《李集》.《奏稿》.卷19.页44~46。)1875年,英国公使威妥玛利用“马嘉理事件”,加紧勒索在华权益。李鸿章有意将此次谈判与修改《天津条约》通商条款问题结合起来,以此来吸引各国政府对中英谈判的注意。与此同时,他通过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及有关国家的公使,了解到英国正参与土耳其战争,“英朝廷亦不敢开衅”,因而增强了与之抗争的信心。李鸿章乘英、俄、德、法、美、日、奥等国公使齐集烟台避暑之机,以慈安皇太后万寿圣节的名义,邀请各位公使参加盛宴,既联络了“情谊”,也造成了“无确实凭据,擅请将大臣提京为非”的公论,从而使威妥玛不得不放弃某些索要,打开了谈判的僵局。(《李集》。《译署函稿》.卷4.页30;卷2、页33;卷2,页33~34;卷1,页3~4;卷6,页4~5;卷3,页6;卷4,页31。)外人评论李鸿章在此次谈判中“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胜利”,他本人亦对“以夷制夷”的效能“深信不疑。”(濮兰德:《李鸿章传》J.O.P.Bland,Li Hung chang).伦敦1917年版,页140~1。)1876年初,日本以武力迫使朝鲜订立《日韩江华条约》,承认朝鲜为自治国。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改设冲绳县。同年8月,李鸿章致函朝鲜当政者,运用均势原理,规劝其“与泰西各国立约,藉以牵制日本”,以免为琉球之续。他写道:“为今之计,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乘机次第以泰西各国立约,藉以牵制日本,”并强调:“彼日本恃其诈力,以鲸吞蚕食为谋,废灭琉球一事,显露端倪,贵国不可以无备之。”(薛福成:《庸庵全集》,《外编》,卷3,页41。)甲午战争以后,李鸿章把抑制日本侵略野心的希望寄托在俄国身上。俄国发起“三国还辽”事件,更使他对俄国政府的“诚意”深信不疑。于是,由前期的联英策略转变为一意联俄,并最终根据清廷的旨意,与俄订立了中俄秘密盟约,即以日本为对象,承认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可以横贯中国东三省北路,直达海参威。

“联俄制日”为李鸿章晚年推行“以夷制夷”策略的最高目标,他原以为因此找到了一个真心助我又足以抑制日本侵略野心的强大“盟友”,在离俄回国途中,对自己“联络西洋,牵制东洋”的成果沾沾自喜,不无得意地向人夸口:“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蔡尔康:《李鸿章历聘欧美记》,岳麓书社1986年,页11。)然而《中俄密约》订立不到一年,俄德即相互勾结,俄皇以胶州面许德皇,德占胶澳而俄侵旅大。面对这残酷的现实,李鸿章始领悟到受骗上当,“俄之干涉还辽,原为俄而非为中国也。有联有拒外交尝试遂告失败。”(李伯玄:《李文忠使俄与中俄密约》,《大陆杂志史学丛书》,辑1.册7.页148。)但此时悔悟,为时已晚矣。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内患外忧相煎迫”,塞防海防同时告急。新疆回乱愈演愈烈,亟待筹饷引兵前去平定,而日本又依恃两艘铁甲舰,悍然发动了侵台战争。一时朝野震惊,海防议起。李鸿章上《筹议海防折》,提出了多年精心筹划的海防思想。

李鸿章首先从军事战略着手,“统天下全局通盘合筹”,阐述了海防应重于边防的观点。他分析道,近代列强侵略中国,皆恃坚船利炮从海上发动进攻,致使中国改变了“历代备边,多在西北”的局势。“东南海疆万余里”已成为清朝的前沿阵地。而“日本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久大患。……将来稍予间隙,恐仍狡焉思逞,是铁甲舰、炮台等项,诚不可不赶紧筹备。”他指出,中国“财用极绌”,“既备东南万里之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饷远,有不因穷颠蹶者哉!”新疆各城自乾隆年间始归版图,岁需兵费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并无实利,况且新疆北邻俄国,南接英属印度,即“勉图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而“京畿为天下根本,长江为财赋奥区,”二者皆靠沿海,一处失守,势必影响中国全局。为此,他断言,“新疆不复,于肢体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辣。”怎么办?他的态度是,“今日所急,惟在力破成见,以求实际而已。”他主张,把防线设在甘肃边境,严守现有边界,且屯且耕,招抚伊犁等地“回乾”,准其自立部落,并利用英俄矛盾,使之保持均势,“既免各怀吞并,中国亦不致屡烦兵力,似为经久之道。”最后,他建议,应尽全力筹海防,将“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停撤之饷”,“匀作海防之饷”。

其次,鉴于周边形势变化及敌我实力悬殊的状况,李鸿章提出了三种海防战略:

(一)扼守海口,拱卫京畿,以为犄角之势。通过总结中法战争中“散漫海防线,东援西调”给外敌以可乘之机的惨痛教训,并充分考虑到国家财力和京畿战略地位,李鸿章把奉天至广东沿海两万里海疆分为三部分,指出,“直隶之大沽、北圹、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是为最要;”“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是为次要。”只要把这两地加以重点防守,“其余各省海口边境略为布置,即有损失,于大局尚无甚碍。”(《李集》.《奏稿》.卷17.页54。)数年之后,他又指出,渤海大势,京师以天津为门户,天津以旅顺、烟台为锁钥,“综览北洋海岸,水师扼要之所,惟旅顺口、威海卫两处进可以战,退可以守。”(《李集》,《海军函稿》,卷1.页16。)为此,他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在旅顺、威海和大沽创设海军基地,使之形成“势成犄角、互为声援”的主体防御构架,以便自如地扼守渤海湾通路,拱卫京畿重地。

(二)陆海“表里依护”,纵深配合防御。李鸿章充分地考虑到“中土陆多于水,仍以陆军为立国之基”的现状,认为在加强海防建设的同时,不可忽视陆军的力量。他主张,在加强海口第一线重点防御的同时,还应利用陆军的优势,形成海陆纵深防御构架。在二线配合机动劲旅,随时相机出击,“若陆军训练得力,敌兵登岸后尚可尘战。”(70)1884年,他奏请在敌舰可能深入登岸之处,“扼要守险,以杜窜越。”防守将弁不需多,但以坚守炮台为主,并分布水雷、旱雷制其冲突。其后路接应之师,须以大队以备游击,庶临事声援稍壮,而前敌军心益固。(71)在主持海防期间,李鸿章先后在天津后路新城、军粮城、小站、马厂,威海后路烟台、胶州口,旅顺口后路大连湾等地营建陆基炮台,以与海军舰队“表里依护”,相机伺便阻击。

(三)以战为守,建威销萌,改善自守内地的防御态势。李鸿章曾就普鲁士希理哈新著《防海新论》的理论构架及积极消极两种海军防御模式对中国适用问题作过一番分析,指出“凡与滨海各国战争者,若将本国所有兵船径往,守住敌国各海口,不容其船出入,则为防守本国海岸上策。”但“中国兵船甚少”,没有能力“往堵敌国海口”,使本国防御线直达敌国领海线。目前只能采取守卫本国海防要塞的海防策略。(《李集》.《奏稿》.卷24.页10~26。)他一向认为,“御外之道,必能战而后能守,能守而后能和。”为此,他加紧置造船炮,以使中国滨海万余里,练得力水师为建威销萌之策,”(《清末海军史料》,上册:页26、24、31。)且从长计议,再主张逐渐添制外海铁甲快船,以“使船能出口,炮能及远”,(70)“但得利器与之相敌,加以主客劳逸之势,我自可操胜算。”若“水师能全力经营,将来可渐拓远岛为藩篱,化门户为堂奥”,足以“张国威,■敌情。”(《清末海军史料》,上册:页21。)

可见李鸿章的海防思想,比之于魏源在《海国图志》首页提出的“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地”的观点,显然有较大的进步。这反映了李鸿章对国家防务重点从内陆向海上转移和海军建设重要意义的增进认识。但按近代海防理论衡量,这种海防思想仍着眼于固守海口,而轻易放弃了不久被西方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来认识的制海权。李鸿章知道创建既使是一支防御性的舰队的艰难性。“欲求自守,亦非易事”。为此,他不仅力图将海防建设与经济建设战略相结合,以保证充足的饷源,而且与更新思想观念的策略相联系,以“开风气之先”。中法战争以后,李鸿章鉴于南、北、闽、粤四洋互不统属、训练装备各异等状况,竭力建议总理衙门,仿西方之制,“径设海部”,改变各洋舰队自守其地的做法,将它们置于中央政府的统一指挥之下,并根据国家财政匮乏和北洋地势重要,提议集中力量先建北洋舰队。在李鸿章的不懈努力下,北洋海军在1888年正式成军时,已拥有两艘铁甲舰、七艘巡洋舰、六艘炮舰、六艘鱼雷艇、三艘练习舰和一艘运输舰,即在编舰只共达二十五艘。此外,还在旅顺、大连、威海等海军基地,修筑了数十处新式炮台,安装了一百多门进口大炮。其中旅顺还拥有规模宏大的海军船坞总埠。据统计,至1889年,中国海军所拥有的进口和国产舰只,其规模已冠亚洲之首,居世界第九位。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支现代化海军的北洋舰队的正式成军,曾在中国朝野引起过一阵振奋。李鸿章亦曾颇自得地说,“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异月新,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勃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李集》.《奏稿》.卷24.页16。)
李鸿章外交思想的又一重要内容是弃“藩邦”,保疆(本)土。构成中国屏藩的朝贡国,固然是防止外敌入侵的缓冲地带,但在万不得已之时,亦应忍痛割爱,不必为争“宗主国”的虚名引火烧身,造成中外直接冲突,使国家陷于战争的深渊而不能自拔。

李鸿章的弃藩邦保疆(本)土论,来源于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敌我力量对比,以及对清王朝实力的综合分析。

从国际形势看,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代,是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的过渡时期,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资本主义列强急于开拓新的商品和资本输出市场,于是就掀起了一个新的“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列宁选集》,卷2·页789。)从六、七十年代起,构成中国大陆天然屏障的琉球、越南、朝鲜等朝贡国,以及我国的神圣领土台湾、伊犁先后遭到列强的侵略。在这“东南海疆报警来,西南边疆衅端启,西北边疆狼烟滚”的形势下,以中国为首的传统的华夷秩序及其宗藩朝贡观念受到日益严重的挑战。资本主义列强在其扩张过程中,虽会因为分赃不匀而经常发生冲突,但在对待弱小国家的正面对抗时,又会联成一气,结成总的联盟。因此,对于国力衰弱的清政府来说,在政治上经济上横遭中西不平等条约关系的束缚,在军事上又随时而临外敌侵略而无暇自保的情况下,企望为维护那本已名存实亡的宗主国名分而同列强直接交战,不仅无补于事,反而会把本已衰敝不堪的国家推向战争的深渊。在强敌压境、造成对中国属国侵略既成事实的前提下,李鸿章主张放弃宗主国的虚名,力守本土保和局,虽为一种消极策略,却也见其“丢卒保帅”的一番苦心。

从综合国力考虑,中国实无与列强多条战线作战的实力。甲午战争前,中国虽号称拥有数量庞大的陆军和威力超过日本的海军,但实际上不过是“徒有其表。”中国自六、七十年代举办洋务和海防设施,可经办多年,收效甚微,根本不可能为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提供足够的物质基础。清王朝财政匮乏,入不敷出,从六七十年代起就大举外债。到1894年以前,已签订了总数为四千万两的九笔贷款,而中国全年的财政收入亦不过八千万两。中国自1862年起用西法练新兵,但国内的主要武装却是湘淮军。其中尤以李鸿章的淮军为精锐。该军不仅驻防直隶、山西、湖北、江苏、陕西等省,而且还被派往台湾、越南、朝鲜等地。在七十年代,淮军的岁入平均为三百多万两,可从八十年代后期起,每年平均不到二百五十万两,连士兵的薪饷只能发到四分之三,武器装备的购置自然也受到严重的影响。至于海防建设,1875年清廷许诺每年拔四百万两,但至1877年后期,李鸿章总共收到不到二百万。(费正清主编:《剑桥晚清中国史》(中译本)。卷下,页76~83;页283。)1884年,他奏道,“海防经费各省关历届短解,习以为常,以致购器、筑台规模遽难远拓。”(《清末海军史料》,上册:页235。)次年,清政府设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再次下令各省提供原定每年四百万两的海防经费,但李鸿章收到的仍寥寥无几。1888年,清廷有停购船械之议。1889~1890年,李鸿章每年收到一百三十万两,勉强维持北洋舰队船舰设备的维修和人员的薪饷,根本无资金购置新的舰只和器械。李鸿章深知中国的主要威胁来自日本。这个新兴的海上强国正在加紧备战,广泛购置一种新型的战舰,一旦开战,中国将难以与之抗衡。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一方面采取海陆纵深防御战略,以防不测,另一方面采取“息事宁人”的做法,坐视列强对中国传统藩属琉球、越南、缅甸等国家的吞并而不愿多作甚至于必要的抗争。但是,这种“不得以而为之”的下策,与有些论者强加的“卖国求荣”之举是有本质区别的。

李鸿章的弃藩邦保本土思想也有其久远的历史渊源。按照中国传统观念,中国与藩邦属国的关系,主要是朝贡和礼义的关系,而无政治统治的形式,也就是只维持宗属之名,但对属邦的内政外交素不过问。1876年总理衙门曾对日本使臣森有礼说,“朝鲜虽隶中国藩服,其本处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该国自行专主,中国向不与闻,今日本国欲与朝鲜修好,亦当由朝鲜自行主持。”(《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页1。)李鸿章亦主张,朝鲜“愿与日本通商往来与否,听其自主,本非中国所能干预。”(《李集》。《译署函稿》.卷4.页30;卷2、页33;卷2,页33~34;卷1,页3~4;卷6,页4~5;卷3,页6;卷4,页31。)日本政府就以此为依据,认定朝鲜为独立国,非中国属国,因为根据近代国际惯例,宗主国对于属国的内政外交不仅有干涉之权利,而且有干涉之义务。

尽管中国与属国藩邦的宗藩关系仅仅是一种松散的、名分上的关系,但李鸿章在对待越南与朝鲜关系的处理上,还是有较大的不同。历史学家蒋廷黻曾指出,“在中国的藩属中,从国防上看来,最要紧的是朝鲜,因为这个原故,李鸿章对伊犁及越南问题都主张消极,以便集中力量来保卫朝鲜。”(蒋廷黻:《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中卷。页364。)显然,李鸿章主张集中力量来维护朝鲜的安全,固然因为中韩关系要比中越关系密切得多,但最主要的还是出于国防上的考虑。在他的眼里,对中国怀有领土野心、威胁最大的敌人,不西方国家,而是新兴的日本。一旦朝鲜这个屏藩被侵占,中国就将暴露在野心勃勃的日本炮火之下。为此,他从七十年代起就呼吁加强海防建设,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抵御日本的进攻。由于清政府未能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未能及时地励精图治,致使朝鲜最终成为日本的刀下之俎。

总而言之,李鸿章外交思想的最基本立足点在于“弱国”与“和戎”两个方面。所谓“弱国”,是相对于以科学、民主和机器大工业为主要特征的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而言。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劳动人民曾经创造出绚丽多彩的古代文明。但是到了十八、九世纪,当欧美国家大踏步进入近代资本主义时代之时,中国却仍滞留在中古的发展水平上。李鸿章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象大多数抱残守阙的封建士大夫那样生活在一个梦幻的世界里,而是能够体认到世界的发展大势,对于中西关系具有较为清醒的认识。正因为如此,他敢于将中国放置在整个世界的发展范围中,从而意识到一个相当简单、却又是大多数封建儒学者所不愿接受和不敢承认的道理:既然长矛短铳不能与洋枪大炮敌,舢板骡车不能与轮船火车比,手工业小农经济不能与机器大工业比,就应该老老实实地承认中国的落后,欧美国家的先进,就得去旧图新,变数千年祖宗之成法,“一国法度当随时势为变迁。”(《清代四名人家书》。页144。)

更何况在强邻四逼,“外警之迭起环生者,几乎无岁无之”的情况下,清王朝犹如一条千疮百孔的破船,随时都有沉没的可能。中国希冀求得生存和发展,唯一的选择就是求助于韧性的外交机制。通过“和戎”,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以保证国内自强新政的顺利进行。而中国的自强之日,也就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之时。为此目的,李鸿章在主持对外交涉的实践中,试图揉合儒家的政治思想传统与近代国际的政治生活准则,根据洋人“素性嗜利”和承认万国公法及条约约束力的特点,运用“委曲周旋”的手法,通过暂时承认列强在华的既得政治经济权益,以通商的利益和“诚信”的信条去“曲意笼络”、甚至绥靖外国侵略者,并运用传统“驭夷之术”,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设法使之相互牵制和对立,从而阻扼它们的进一步侵略和索要。与此同时,将发展对外关系视作“立国之根基”,积极派遣“熟悉洋情,明练边事”的京堂大员往驻日本泰西各国,既可以“通情款”,又可以“窥敌情”,(把发展外交关系视作“立国之根基”,主张遣使驻外以“通情款”,努力促使中国外交制度现代化,这亦是李鸿章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由于已有专文论述,此处略去,参见拙作:《李鸿章与清末遣使驻外》。《广XX会科学》。1991年第2期。)利用中外相安的局面,集中一切人力物力,加快国内经济和军事建设,自强自立,最终驱逐一切入侵之敌。

当然,囿于中国儒家文化传统和近代中国社会客观环境的李鸿章,不可能对十九世纪中后叶复杂的国际政治状况获得相当深切的了解,并作出科学的综合分析,这就使他的外交思想不可避免地呈现一些零乱、松散、前后矛盾的特征,始终未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特别是由于李鸿章在许多场合下无法对敌我力量作出比较客观的评判,往往过高估价了列强在华的实力,因而难以恰如其分地把握列强所面临的实际困难及各国之间的矛盾和利害关系所可能产生的相互牵制作用,在列强的虚声恫吓和战争讹诈下,经常示之以弱,妥协多于抗争,或虽敢于作些抗争,却又往往“拣了芝麻,丢了西瓜”。

其次,构成李鸿章外交思想理论基础的“诚信相交论”,对于中国实行循理外交,接受国际法原理和国际政治生活准则,按照条约行事,维持中外相安的局面,的确起过一定的推动作用。不过,它也导致李鸿章在对外交涉中表现出两大弱点:第一,过分相信国际法和条约的约束力,由于缺乏对十九世纪中后叶国际局势复杂性的深入了解,李鸿章无法认识欧洲国家体系是一种以“均势”为生存原理、弱肉强食的国际秩序,也就是一个形式上平等而实际上不平等的世界。正因为如此,在列强公然违背国际公法和条约,推行“强权外交”时,李鸿章经常表现出张惶失措,除了求助于其他列强主持“公道”、出面调停,就别无良策了。第二,过分相信外使的“友谊”或“诚意”,他坚信外国“公使乃至各国大臣岂无一二明理之人,”(《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1.页8。)因而希冀通过联络与外使的私人情谊,来影响该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岂不知,即使外使确有“一二明理之人”,但其所作所为则必定以该国的最高利益为归依,并不会无缘无故地为了维护“公理”而为弱小国家“仗义执言”的。甲午战争前后,李鸿章盲信俄国公使喀西尼关于俄国派兵干涉的诺言,就是典型一例。

其三,构成李鸿章外交思想核心内容的“以夷制夷论”,就其实质而言,是想操合纵连衡之术,玩弄英、俄、法、日于股掌之中,然而李鸿章的外交术,虽在晚清统治集团中堪称一流,但其智巧、谋略和学识实无法与西方老练的外交家相颉顽。欲想合纵连衡,却缺乏长期的计划和平时的着力,往往临时抱佛脚,加上“捭阖不精”,欲以权术制人,反而为人所制。中俄密约的签订及事后被沙俄事实上的撕毁,就是一种极好的例子。李鸿章于不自觉堕入帝俄彀中,不仅导致中国利权外溢,且启列强觊觎瓜分之祸,开日俄竞相图我之衅端。
其四,李鸿章精心筹划的海防思想,为促进海军和海防设施现代化确实起过积极的作用。但由于它在本质上表现为一种固守海口的消极防御策略,因而不可能指导北洋海军尽可能地利用海洋的特殊性,与日本海军争夺制海权;再加上清廷昏聩腐败、封建官僚多方掣肘,以及作为北洋海军实际主持者的李鸿章人格上的缺陷(目光短浅、贪婪自私、用人不当等),从而注定了中国庞大的海防工程难收有效之功,注定了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期间放弃与日本海军进行正面决战的机会,而只令消极地穿梭于威旅基地之间,最终坐待日军围歼的可悲命运。对此,李鸿章常常“抚膺太息”,不得不承认,“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而待“真相破露”,则就“不可收拾”。(吴永口述:《庚子西狩丛谈》。岳麓书社1985年,页107。)

李鸿章所阐述的弱国和戎思想,以及他为将这些思想付诸实施所作的不懈努力,尽管存在着种种的缺陷,但对于推动晚清政府的外交现代化,对于尽可能消弭战争的灾祸,维持中外相安的局面,保证自强运动的逐渐开展,无疑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并起过一定的、乃至较为积极的促进作用。特别是李鸿章在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作为辞令巧善的谈判者,作为守护着通往北京外交通道的忠实卫士,作为中国冤情的主要申诉者,作为试图尽可能减轻因战争失败而导致外国施予的阶段性惩罚和折磨的周旋者,他明显地成为清王朝唯一可藉以依托和不可缺少的人物。”(濮兰德:《李鸿章传》J.O.P.Bland,Li Hung chang).伦敦1917年版,页126。)关于这一客观事实,是谁也不能抹煞和否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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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李鸿章之洋务运动:从求强转变到求富[转帖]


列强从加强经济侵略到新的武装入侵

所谓洋务运动路线的改善,主要是指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清政府由镇压人民革命为主转变为抵御外侮为主,由举办和发展军用工业以求强为主转变为举办和发展民用工业以致富为主。这种政治路线的改善和战略性转变,固然是体现了洋务运动本身发展深入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也是对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利用“中外和好”幌予加强经济文化侵略,并由“中外和好”变为军事上武装入侵的客观形势所作的反映。这种“反映”是一个进步。

首先叙述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加强经济侵略简况。自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之后,侵略者达到了预期的目标,他们为了将中国人民革命运动镇压下去,暂时放松了武装入侵,而根据天津、北京两个条约所给予的特权,利用所谓“和好”之机,在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等方面进行肆无忌惮的侵略,而特别是加强经济侵略。众所周知,鸦片战后中英于1843年订立的第一个协定税则,进口货物税率比之战前降低了58%至79%之间,1858年《天津条约》所定的税率比1843年又降低了13%至65%之间;1842年的《南京条约》及其附约并无值百抽五的明文规定,而《天津条约》不仅规定了进口税不得超过5%,且作了修改税则以10年为期的规定。实际执行情况,进口货税率均压低到值百抽五以下,约为2%—3%的水平方出口税率则略高于5%。这就使60年代以后,廉价商品如海潮般的涌进,廉价原料亦较之以往更易于出口。据不完全统计,中外进出口贸易额,从40—50年代每年2000—3000万(海关)两,增为1864年的1.1亿两左右,70年代到90年代则为每年2亿至3亿两以上。在这些进出口贸易中,进口货以消费资料为主,其中又以直接消费资料占绝对多数,如1873年消费资料占进口总值91.9%,1893年占91.6%,直接消费品1873年占83.4%,1893年占78.6%。生产资料进口则不到10%。出口货物主要是农畜产品和矿产原料等。这样,从进出口货物的比数可以看出,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商品推销地和原料供给地。这标志了中国的半殖民地的地位,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中国社会封建自然经济瓦解和小生产者阶级两极分化的加快。

这种自然经济瓦解和阶级两极分化加快意味着什么呢?本书第一章已经讲到,鸦片战争后,在外国侵略下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主要是剩余价值规律制约下的价值规律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逐渐起着主导作用,并逐步扩大其作用范围,这就使国民经济逐渐纳入资本主义轨道,纳入世界资本主义流通体系,又由于两极分化是外国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作用所促使,就使贫困的一极所失去的财富日益更多地“流入母国”。这样,中国就不仅是原料供给地,也是资本帝国主义的资本重要来源地了。

资本主义侵略者的欲壑是填不满的。随着19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的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其经济侵略的方式由商品输出为主逐渐变为以资本输出为主。从历史经验看,资本主义列强总是通过武装入侵扩大其侵略权益的。1870年,修改税则的期限又到,“中外和好”局面是难以维持下去的。果然,就在这一年,列强利用天津教案以陈兵海上相威胁,清政府妥协求和,以惩办自己的人民和遣使法国道歉而结束此案。以此为始点,1871年沙俄派兵侵占新疆伊犁,接着是东流小国日本,也在美、英等国支持下,出兵侵略台湾,以签订屈辱的《北京条约》而告终。于是,《北京条约》签订后形成的“和平”局面被打破了。这一系列的军事侵略对清政府震动极大,尤其是被向为清王朝所轻视的小小日本国所打败,感到无限惊慌和耻辱。这就促使清政府、洋务派认真考虑对策。

上述两个新情况:一个是列强利用“和好”局面加强经济侵略,另一个是帝国主义加强了武装侵略,破坏了“中外和好”局面。它的出现,迫使请政府、尤其是要求改革的洋务派,对于外来压力作出反映,这就是洋务路线的战略性的转变。这种转变,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那就是大办民用工商企业以与洋商争利,大办海军海防以增强海防力量。兹分别叙述于下。

由求强到求富的思想转变

清政府为什么要从求强为主转变为求富为主?除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经济侵略促使洋务派与洋人争利这一动机之外,直接的原因是从军事上饷需匮乏而逐渐认识其迫切性的。早在太平天国兴起后的1853年,清政府就遇到兵与饷匮乏问题。解决兵源问题是办团练,解决饷源问题是办厘金。随着与太平军战争的持久和扩大,加上1856—1860年四年间与英法侵略联军作战,又加上由弓箭刀矛的冷兵器逐步更换为洋枪洋炮等热兵器,子药炮弹的消耗大量增加,军火费大幅度上升,特别是到了60年代,购买洋枪洋炮和轮船的规模远比以前增大,几个大型近代军用工业企业的创办,使费用急增,每年不下千万两。

1874年大议海防问题时,李鸿章估计,购船、练兵、简器三项初创费用,至少先需1000余万两②。显然,到70年代军事上开支又进一步大幅度增加了。而清政府年财政收入,只是由原来的4000万两增为5000—6000万两;加上外贸长期入超,白银继续外流等因素,财政经济形势极为严峻。诚如李鸿章所说:“军兴以来,凡有可设法生财之处,历经搜刮无遗。商困民穷,势已岌岌。”①财政经济危机必然在军事上带来危机。而日本侵台事件促使清廷认识到整顿武备和扩充各机器局的重要性,即所谓“力求精进扩充之方,以为持久取胜之计”。要能做到这点,非有巨额金钱不可,洋务派所说“非有大宗巨款,不能开办;非有不竭饷源,无以持久。”②这也就是意识到求强与求富的关系是“强与富相因”的问题了。“富”摆到了首要的地位。

怎么才能富?洋务派认为,英、法、美等西方国家之所以强,是由于它的富,而富又是由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中国也只有这样做才能真正强起来。对此,李鸿章有一段代表性的议论,他说:“欲自强,必先裕饷;欲濬饷源,莫如振兴商务。”③这里所讲的“商务”,包括工矿等行业,具体他说,主要是近代航运、电线、煤矿、钢铁铜铅等矿的开采与冶炼、纺织业、金融业,等等,并非单指流通领域中的商务。有了这些近代工商业,既能解决不断增加的饷源,其结果也就必然增强整个国力。

关于解决饷源问题的方式,督抚们的见解是不一致的,甚至还有不小的距离。多数人在盐税和厘金上打主意,这显然是短视眼,但也有不少人是有远见的。例如:丁日昌提出“设厂造耕织机器”发展民用工业以谋利;曾国藩奏请“开煤铁各矿试办招商轮船”以致富④。李鸿章对于举办工商业以开利源的理由阐述得更为透辟,他说:“既不能禁洋货之不来,又不能禁华民之不用。英国呢布运至中国,每岁售银三千余万(两),又铜、铁、铅、锡售银数百万,于中国女红匠作之利妨夺不少。曷若亦设机器自为制造,轮船、铁路自为转运。但使货物精华与彼相埒,彼物来自重洋,势不能与内地自产者比较。我利日兴,则彼利自薄,不独有益厘饷也。各省诸山,多产五金及丹砂水银煤之外,中国数千年未尝大开,偶开之又不得其器与法,而常忧国用匮竭。此何异家有宝库封锢不启而坐愁饥寒。……窃以为……择其利厚者次第开挖。一切仿西法行之。或由官筹借资本,或劝远近富商凑股合立公司,开得若干,酌提一、二分归官……榷其余利,并可养船、练兵,此军国之大利也。”

这段话说明了:(1)国家的力量既不能禁洋货不来,就不如用西法办纺织、矿务等民用工业,以分其利,这是明显的与列强在经济上竞争的思想主张;(2)办近代民用工业赚来的钱,“有益厘饷”“养船练兵”,也即用求富以达到强的目的。

求富以达到强的思想,虽在70年代初、中期成熟并付之于实践,但其酝酿却在60年代中期,并已经有一定的展开,如果以清中央提出要大臣议论此事为标志的话,则可以1866年谕令督抚们讨论赫德的《局外旁观论》、威妥玛的《新议略论》为起始。

赫德与威妥玛的两论,总起来看,在要求清王朝进行内政外交的改革以利于列强的侵略权益的同时,亦对清朝政府统治的稳定有利。而论涉及面较广,这里只将有关举办近代民用工商业方面的提议作一叙述。赫德的《局外旁观论》中在这方面有下面一段话:“……民化而国兴。外国所有之方便,民均可学而得。中国原有之好处,可留而遵。外国之方便者不一而足,如水陆舟车、工织器具、寄信电机、银钱式样、军火兵法等,均极精妙,国、民两沾其益。愿学者皆能学,故曰民化。中外来往日多而敦好,外无多事之扰,内有学得之益,故曰国兴。”①

这段话明显地是要中国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发展近代工商业,并从举办工商企业中,学习新的科学知识。这样做下去,人民的新的知识水平日益提高,财富日多,国力也日强。这也就是所谓“民化而国兴”。威妥玛的《新议略论》中有类似表述。如说:“各省开设铁道飞线以及五金煤炭各厂开采……各等新法”,这些企业的开设“虽谓于外国有益,实于中国更有益。……中国一取其策,定能保其富平。”①威妥玛要比赫德坦率一些,承认“于外国有益”。事实上也确是这样,赫、威的建议,是从资本主义在华的利益考虑是无庸置疑的,但却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趋势的。

正在大力举办近代军用工业的洋务派对此反映如何呢?总署大臣奕䜣等人说:“借用外国铸钱、造船、军火、兵法各条,亦间有谈言微中之时,……所陈轮车电机等事,虽多窒碍难行,然有为各国处心积虑所必欲力争之事,尤恐将来以保护洋商为词,即由通商口岸而起。”①这里说明奕䜣等总理衙门大臣的态度是:对赫德的坚船利炮和铸钱的建议方面,许之为“谈言微中”;对办轮车电机等民用工业方面,表示“多窒碍难行”,但又怕洋人“先发此议论为日后藉端生事地步”。于是提出由清廷谕交沿海各省督抚密议奏复。“奏复”的主要情况如下:湖广总督官文说:“轮车电机等事,论者不一,其显而易见者,则垄断牟利也;其隐而难窥者,则包藏祸心也。奴才私心窃揣,以为此种举动,无论未必能行,即使能行,其弊亦与轮船等。轮船通行之处,不过江海,其意佥将以轮车辅轮船之不及,而以电机贯彻乎其间,以为天下之利权,尽在乎是。是则洋人之本意,而初非真有他也。”③江西巡抚刘坤一说:“铸钱、造船、军火、兵法各事,自可斟酌仿行;轮车电机,益令彼之声息易通,我之隘阻尽失,以中国之贸迁驿传,固无顷此,而地势物力均所不能,断不可从其所请。”④闽浙总督左宗棠正筹办造船厂,他除斥责赫德、威妥玛二论为“悖慢之辞,殊堪发指”之外,顺水推舟地说:“轮车机器、造钱机器,皆从造船机器生出,如能造船,则由此推广制作,无所不可。其信线一种,则运思巧而不适于用,安置数十里之远,无人常川监护,则机牙易坏,徒增烦拢,非民间所宜,非官所能强。……此外奇巧之器甚多,然皆美观而布适用,则亦玩艺而已。”②左氏的中心思想是要实现他的设造船厂的宏伟计划。那时,正值他令德克碑、日意格“以西法传之中土,……选国中工匠与之俱来”减少阻力的大好机会。所以左宗棠说:“现在借新法自强之论,既发之威妥玛、赫德,则我设局开厂,彼虽未与其议,当亦无辞挠止。”③左氏利用这一有利时机达到建成造船厂目的的意图是可取的,而且造船是介乎军用租民用之间的工业,更是可取。但他对耕织等民用工业未置一词。两广总督瑞麟、广东巡抚蒋益澧则讲得很轻松,他们说:“讲求吏治,宽筹财用,整顿营务,精制器械四大端,此不特外国人威妥玛、赫德能作旁观之议论,固中国人人早知之”,“至于工织器具、寄信电机,不过技艺之末,无关治道。”①这个“无关治道”的“技艺之末”的工商业要不要兴办呢?则不置可否。

总起来看,督抚们对赫德、威妥玛的两论中有关内容,对于吏治财政和军火等自强之道,是重视的,并多数表示要身体力行地去做,对于织具电机等民用工商业,有的不表示意见,有的视为“玩艺”、“技艺之末”,有的人虽也予以重视,但办这类企业怕洋人乘机侵利。这种情况表明,清政府大臣们在60年代中期,对于举办“致富”之道的民用工业企业还无切实的认识,更没有把这种“致富”的办法与“自强”联系起来。经过政治、经济等社会实践,以及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到70年代,清政府才把“致富”之道提到实施日程,并与“自强”明确地联系了起来。

洋务派把举办民用工业企业提到实施日程,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除前文所讲的饷需匮乏,谋求新的生财出路之外,以下两点也是很重要的:(1)近代工业内部经济规律的作用。具体地说,就是军用工业的发展导致民用工业的兴起。本书在叙述近代军用工业中已经说到:洋务军用工业是受到国际军火市场价值规律的刺激而创办的。创办的目的固然是为了方便取用军需弹药,更重要的是因为自制的军用产品价廉。实践证明,自己生产的军火弹药,用同样数目的银钱可以获得一倍二倍乃至数倍的使用价值。随着军用工业的发展,铅、铜、钢铁等原材料和焦煤燃料的需求量日益增多,而这些东西要靠向外洋购买,取用不便是一个方面,昂贵的价格也致使洋务派取得廉价军火的目的落空,因为原料燃料价昂,军火成品价必然增高。这就促使洋务官僚们为了不买或少买外洋军火,为了取得廉价的原料燃料,而举办煤炭和铝铜铁矿的开采与冶炼等工业企业了。从这一点说,近代洋务军用工业与洋务民用工业是有内在的经济规律联系的。(2)“分洋商之利”以致富。上文已经讲到,清政府由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和与英法侵略军交战,用款甚巨,财政极度匮缺。与此同时,他们也看到外国资本主义列强从侵权以致侵利:轮船航行于沿海内江,使“上海之沙船、宁波之钓船、广东之红单船全失其利,侵寻而及内江,自汉口以下,各船废业者愈半”②,航运之利多为洋商所夺;纺织品和棉纱大量进口,使小手工业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洋商占有了中国小生产者失去的财富;钢铁铅铜及其制品和煤炭的大量进口,赚去的钱财日益增加,等等,这就促使洋务派产生举办民用工商业的强烈愿望。这表明洋务企业有抵御列强经济侵略挽回利权的民族性的一面。

洋务民用工业企业主要有四大类:(1)轮船航运业,这以轮船招商局为代表;(2)电线电报业;(3)矿业,即煤炭、铁、铅、铜等矿的开采和冶炼业,煤以开平、基隆、湖北兴济为代表,金属的开采与冶炼以贵溪、大冶和汉阳铁广为代表;(4)纺织业,以兰州织呢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和华盛纺织厂为代表。此外,铁路的修建和金融银行等行业筹办也已提到日程,其大力和大规模举办主要是在1895—1901年洋务运动尾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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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李鸿章之论洋务运动与晚清政局之关系[转帖]

 

历时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由于是晚清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手握中央和地方军政大权的官僚搞起来的,它的发生和发展自然与晚清政局的变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本文拟就洋务运动与晚清政局的关系作一粗略的考察。

洋务运动的发生,有着多种因素,而咸丰十一年(1861年)发生的辛酉政变,无疑为它的发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政治条件。

辛酉政变前,清朝最高权力掌握在咸丰及其亲信手中。咸丰即位之初正逢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及各地农民和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一时间使清朝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正当清政府全力应付各地起义之际,外国列强又对中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对清政府来说,这无疑是雪上加霜。咸丰等人对列强理所当然地产生了仇恨心理,在战争中总的来看是采取了强硬政策,或避或推或拖延,对列强的要求始终不愿意答应,如有机会还组织力量进行抗击。比至列强毫不客气地攻陷广州、天津、北京,咸丰不得不带其亲信亡命热河。此时,他们对列强的仇恨心理便愈益加重。在这种背景下,已成惊弓之鸟的咸丰自然顾不上考虑如何学习西洋的“长技”,他的仇外心理也会成为他真正认识西洋“长技”的绝大障碍。

被咸丰留在北京与英法列强议和的奕訢,他的思想要比跑到热河的咸丰及其亲信灵活得多。在与列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的传统的夷夏观念发生了变化,认为英法等国“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而主张“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他并不认为英法是大敌,而是把镇压人民起义作为当务之急,提出“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的方针。〔1 〕等到他对西洋长技有所认识后又提出了他的“自强”之道:“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如何练兵?他认为“若能添习火器,操演技艺,训练纯熟,则器利兵精,临阵自不虞溃散”。〔2〕这里说的“火器”系指洋枪洋炮。当然, 这时对洋枪洋炮有所认识并主张为我所用的并不止奕訢一人。在太平天国战场前线的两江总督曾国藩在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就提出了“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为可期永远之利”的思想。〔3〕可以说,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统治阶级内部已有一部分人开始具有向西方学习的洋务思想,奕訢是这一部分人中地位最高的官员。尽管如此,奕訢等人并不能左右当时清廷的方针政策,真正的决策者是具有很深仇外心理的咸丰。在这种形势下,洋务运动很难起步,即使能起步,也举步维艰。

咸丰十一年七月(1861年8月),咸丰病死热河, 遗诏其亲信大臣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把持朝政。载垣等八大臣的仇外心理较咸丰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同奕訢等人除了在权力方面的矛盾以外,在对外态度和学习西方问题上思想迥然相异。但是,咸丰的去世却成为政局变化的一个重要契机。对奕訢来说,他们的对立面再也不是一个具有绝对权威的真龙天子,而是几个能力未必超过他而资格却远逊于他,且并不为朝廷上下所膺服的几个咸丰的旧臣。他们再也用不着像惧怕咸丰那样惧怕他们了。更为重要的是,咸丰的去世点燃了慈禧心中的权欲之火,加上她与载垣等八大臣也早有嫌隙,奕訢与慈禧一拍即合,联合发动了辛酉政变,铲除了政敌载垣等顾命八大臣集团。

辛酉政变之后,晚清政局为之一变。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恭亲王奕訢辅政的制度建立了起来。由于慈禧地位尚未巩固,主要还依靠奕訢的支持,便对奕訢恩宠有加。奕訢被授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宗人府宗令,总揽朝政,权倾朝野。这时期,清政府的方针大计主要是靠奕訢来拟定。在外交方面,奕訢主要推行的是“外敦信睦,隐示羁縻”的方针,以实现中外和好、相安无事的局面,在此基础上“借师助剿”,镇压农民起义,在内政方面则是大力主张兴办洋务,以图“自强”。由于有主张借法自强的奕訢在中央秉政,谈论或筹办洋务再也无需偷偷摸摸了,全国从中央到地方谈论洋务的人多了,办洋务的人也多了。中央除奕訢外,还有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文祥、桂良,地方上的封疆大吏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郭嵩焘等人都积极主张并从事兴办洋务。在他们的周围又都各自聚集了一批比较了解国内外形势,希望通过兴办洋务使中国达到富国强兵的开明知识分子。这样,在清朝统治阶级内部一个有相当强大势力的政治集团——洋务派就形成了。

由于有奕訢的倡导和支持,洋务派在同治初年的许多举措基本得到了清廷的支持。奕訢主持的总理衙门突破了只能办理对外通商的限制,练兵、采买制造枪炮军火、修铁路、开矿、办企业等无所不管,成为主管全国洋务的总机关。由于奕訢的提倡,加上借洋兵助剿政策推行后,各地清兵与洋兵并肩作战深受其影响,沿江沿海清军纷纷借用西洋枪炮装备自己,并请外国军官用西法进行训练。这种练兵活动得到清廷的首肯。接下来是各地洋务派创办机器制造局,也得到清廷的支持,奕訢还支持崇厚创办了天津机器局。在当时国内这种有利的政治形势下,“练兵制器”在同治初年达到了一个高潮。总之,在奕訢等权力派的提倡和支持下,洋务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兴办了起来。

洋务运动的兴办和发展,的确给晚清统治带来了新气象。洋枪洋炮发挥了威力,各地的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的反清斗争在洋务运动开始以后的头几年,便先后被手持洋枪洋炮的清朝军队镇压了下去。“心腹之患”已去,封建统治者们弹冠相庆,洋务派官僚更是一心一意举办洋务。洋务运动的成效显见。

练兵活动不仅广泛开展,由沿海沿江波及到内地,由勇营波及到经制军,而且也在不断深化,主要表现是装备不断更新,军事教育受到重视等。以淮军为例。淮军最初使用的洋枪是前膛枪,洋炮也是比较笨重的开花短炸炮,但是不久就由长炸炮代替短炸炮,再由后膛炮代替长炸炮,前膛枪也由后膛枪替代。淮军训练最初是请外国军官教练施放洋枪,后来发展到训练战阵,再后来就是派将弁出国学习军事技术。李鸿章还设立近代陆军学校天津武备学堂,请德国军官用最新的军事技术培养军事人才。西式装备和训练的采用,使淮军在军制上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即由步兵分离出炮兵,过去的长夫也开始向近代的工程兵转化。淮军是当时练兵活动的一个缩影。这种练兵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清政府的国防力量。左宗棠收复新疆、冯子材镇南关大捷,不能不说是与练兵活动大有关系。

军事工厂也由当初的以手工制作为主的安庆内军械所,发展到二十多个采用大机器生产的军工局厂。这些局厂生产各种枪炮弹药,有的如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还可制造修理船舰。民用企业也随之发展起来,涉及到航运、采矿、冶炼、邮电、纺织等行业,规模颇具。
上述这些被称为“同光新政”的辉煌耀眼的成就背后,还有一个与其同步发展的东西,这就是洋务派的势力。洋务派官僚通过举办洋务事业,巩固了其原有的势力并一天天壮大。奕訢把持的总理衙门权限不断扩大,甚至掌握了一部分有关官吏的人事行政和考试的权力,实际上已成为清政府的“内阁”。由于洋务事业从其一开始就依赖掌握一定军政大权的地方官僚,从经费的筹措到局厂的选址、官员的选派、技师的聘请,无不靠洋务派自行筹办。洋务派也就把办洋务作为将来进身之阶、当作私产来经营,在具体事务上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前述练兵办企业都是如此。这些洋务派都牢牢把持自己所办的洋务,生怕他人插手,譬如洋务企业,各洋务派在兴办过程中无不从如何对其控制去考虑。既然中央户部拨不出经费,地方督抚就去自行筹措,安庆内军械所的资金由湘军军饷中拨除,江南制造总局款项,“创办之初,均在军需项下通融筹拨”,〔4 〕金陵机器局“历年用款均于淮勇军需报销案内另册专案附奏请销”。〔5〕其他地方省份自行设局制器, 如山东机器局,巡抚丁宝桢,“事事为求自拨”,由司道各库筹拨银两。〔6 〕地方督抚既然掌握了经费,自然也就视企业为己有。企业的选址尽可能选在督抚身边,如李鸿章在江苏巡抚任内时设苏州洋炮局,等他升任两江总督后就将该局迁至南京,成立金陵机器局,任直隶总督后在天津成立了开平矿务局和天津电报总局,对远离他的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局进行遥控。左宗棠任闽浙总督时设福州船政局于福州,调任陕甘总督时还表示“身虽西行,心犹东注”,〔7 〕在兰州又成立了兰州机器局和兰州织呢局。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上时筹设广州枪炮局、织布局,等他移督湖广,广州的机器也随他北上,湖北枪炮厂、汉阳铁厂和湖北纺织四局也在汉阳和武昌落成。至于洋务派官僚在自己控制的局厂里安插亲信就更不待言。李鸿章接手天津机器局后对其进行换血,使其成为自己把持的企业。对于自己训练出来的军队,洋务派官僚更是不容他人染指。当年曾国藩奉清廷之命率淮军北上镇压捻军,李鸿章对淮军进行遥控。曾国藩指挥淮军不灵,打捻无功,气愤地责怪李鸿章:“目下淮勇各军既归敝处统辖,则阁下当一切付之不管”。〔8〕

正是因为凭着办洋务的资本,洋务派官僚地位巩固,权势扩展。曾国藩官至直隶总督兼内阁大学士,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数十年,并兼内阁大学士,左宗棠官至军机大臣,丁日昌官至总理衙门大臣。清政府对这些权臣也不得不表现出更多的倚重,除了办洋务以外,军事上、外交上也主要是依赖他们。平定阿古柏的战争,依靠的是左宗棠的湘军;中日战争主要依靠的是李鸿章的淮军、北洋海军和刘坤一的湘军;平时江防海防也主要依靠湘淮勇营。清政府的外交也几乎被洋务派所包揽,重大外交谈判自不必说,各地发生的教案等中外交涉也多由洋务派出面。

总之,洋务运动的兴办从一个方面使洋务派官僚不仅巩固了已有的地位,而且在清廷的默许下攫取了可观的军事、内政和外交大权,在一定程度上架空了清廷,极大地加重了清朝早已形成的内轻外重的政治局势。

对于洋务派官僚日益膨胀的权势,清朝当权者当然不是熟视无睹,听任其发展,而是采取各种手法,千方百计遏制他们的势力的发展。

清廷最高当权者慈禧首先打击的对象是洋务派首领奕訢。辛酉政变后,慈禧因为要依靠奕訢,所以对他恩宠有加,但权欲极盛的慈禧绝不能容忍奕訢的显赫权势,当她的统治地位一旦巩固时便处心积虑地削弱奕訢的权力。同治四年(1865年),慈禧以“目无君上”、“暗使离间”等罪名,〔9 〕下诏革去其一切职务。虽然后来在许多王公大臣的请求下又恢复了他的总理衙门大臣、领班军机大臣等职务,但是取消了议政王的称号。同治十三年七月(1874年8月), 同治由于奕訢不同意重修圆明园,震怒之下以“言语之间诸多失仪”为由,革去奕訢一切差使,交宗人府严议,后经慈禧出面加恩赏还。对于这次事件,奕訢心里自然清楚,虽然是同治出面对他的整治,但也是慈禧对他的又一次警告。经过这几次严重打击,春风得意、锐意进取的洋务派首领奕訢变得小心谨慎起来。慈禧与奕訢的斗争其实质是权力斗争,但是由于被打击的对象是洋务派的领袖人物,所以对洋务运动自然具有不利影响。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同治病死,光绪即位,慈禧重新垂帘听政。这次听政不同于上次,她的统治地位已经得到巩固,奕訢在日后行事上只有唯谨唯慎而已。直隶总督李鸿章乘赴京叩谒同治梓宫之机,晋见奕訢,“极陈铁路利益”,请先修筑清江至京师段,以便南北交通,希望得到奕訢的支持。奕訢虽然赞成李鸿章的意见,但却“谓天下无人敢主持”。由于得不到奕訢的支持,李鸿章也“从此遂绝口不谈矣”。〔10〕这次修铁路的动议只到奕訢那里便结束了。光绪十年(1884年),慈禧借国子监祭酒盛昱的一个折子,将奕訢等军机大臣全部罢黜。奕訢这次被慈禧彻底打倒,等到十年后再度出山,那时已是洋务运动的末期,况且那时的奕訢也暮气深沉,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了。晚清最高权力层的斗争,直接影响了洋务运动的顺利开展。奕訢屡遭打击及至最后被罢免,使洋务运动缺少了强有力的统一领导。这样,洋务运动虽然进行了三十多年,但步子却始终迈得不大。

对于威胁自己权力的奕訢,慈禧可以创造条件将他罢官,对于那些握有一定权力的洋务派官僚,慈禧却创造不出罢免他们的条件,因为慈禧还得依靠他们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如何遏止他们的权势?慈禧采用了“平衡术”的统治手法,即扶植一派牵制一派、支持一派压抑一派。其实,这种手段慈禧早就采用了。洋务派大规模引进西方近代先进的科学技术,引起了以大学士倭仁为首的顽固派的不满。慈禧就有意识地支持、纵容顽固派。洋务派每有一项新的举措,顽固派总要跳出来争斗一番,给洋务派设置障碍。众所周知的同文馆设天文算学馆的争论即为最典型的一例。慈禧还放纵清流派,借用他们的言论牵制洋务派。被奕訢、李鸿章推许为“第一流”洋务人才的郭嵩焘,出使英国归来后,在“清议”的攻击下,只得卸任返回湖南老家,他写的《使西纪程》也遭到诋毁,终至毁版。非但如此,慈禧还在洋务派之间搞平衡术。当年,曾国藩湘系集团势力过于强大,清廷就放任李鸿章淮系集团,使之与湘系集团抗衡。曾国藩死后,清廷又支持左宗棠集团来与迅速发展起来的淮系集团抗衡。左宗棠去世后,清廷又扶植张之洞。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内练新式军队,办军事学堂,创办枪炮厂,开矿务局,移督湖广后又开办汉阳铁厂,设纺织四局,筹办芦汉铁路,成为后期洋务派首领,与李鸿章分庭抗礼,有“南张北李”之称。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这个要职,从同治十三年起,清廷都任命湘系集团的刘坤一、沈葆桢、彭玉麟、左宗棠来担任,用意就在于牵制北洋淮系势力。清廷设海军衙门,以李鸿章为会办,同时又任命曾纪泽为帮办,也是为了防止淮系独揽海军大权。

清廷采用这种“平衡术”,实在是出于不得已而采用的统治手法,晚清内轻外重尾大不掉的政治形势使然。然而,这种统治策略的实施严重地影响了洋务运动的发展。这就是它使洋务派官僚各立门户,办洋务畛域分明,各行其事,互不相关,甚而至于相互指摘,攻讦拆台。全国洋务运动虽然声势颇大,但是由于政治斗争的影响,在中央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划、全盘的安排,办海军建海防,是在中央统一部署下进行的,但在实际建设中也是南洋、北洋、福建水师各行其事,没有形成统一的全国性的近代化海防体系,以至在反侵略战争中被各个击破。其他练兵、办企业、兴学堂、遣留学,大抵也都是各洋务派官僚根据自己的需要而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办洋务,洋务运动的成效可想而知。

从上述的粗略考察可以看出,洋务运动的兴起及其过程与晚清政局密不可分。“辛酉政变”使清政府从封闭中走出来,有利于洋务运动的迅速兴起和发展。但是,晚清内轻外重的政治局势决定了清廷进行洋务运动只能依靠掌握一定实权的地方洋务派官僚,最高权力层的不断争斗,从而导致在中央始终未形成强有力的指导全国洋务运动的领导核心,加之清廷在各大小派系集团中实施“平衡术”统治策略,使各洋务派集团在办洋务的过程中各立门户,畛域互见,难以形成统一步调,遂使洋务运动倍受制约,发展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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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464楼 发表于: 2009-08-14

重读李鸿章之甲午战败:无损洋务运动的功绩[转帖]


洋务运动一开始的目标是巩固国防创办“自强新政”以“求强”,具体表现在开办近代军事工业、创建新式军队、购买国外新式武器。1862年(同治元年)清廷下令都司以下军官一律开始学习西洋武操,各省防军开始更换新式武器,同年曾国藩在安庆设军械所,李鸿章在上海设制炮所,中国的近代军事工业的建设由此拉开序幕:1864年李鸿章在苏州设立西洋炮局,1865年江南制造总局成立,1866年左宗棠在福建设立福建船政,1867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开办天津机器制造局,1887年丁葆祯在成都设立四川机器局……。


短短几年间在李鸿章等洋务派领导人的主持下中国的近代军事工业体系基本建成,火枪、大炮、弹药、蒸汽战舰都已能够在国内建造,其决心之大、动作之快令中外为之震惊,这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一次大飞跃,从此中国大地上有了自己的资本主义工业。

而洋务运动是什么时期开始从求强转变到求富的呢?从洋务运动的发展趋势看,应该是是19世纪70年代开始,洋务运动的重点就已经从创办军工企业转向创办民生实业了。而促成这种转变的原因笔者认为有两个:

首先从慈禧为代表的满蒙贵族这方面说,从太平天国运动开始,汉族士大夫通过镇压太平军逐渐掌握了地方实权,这批汉族士大夫大多开明能干,是洋务运动的主力;加之当时的满族官僚因循守旧者居多,唯一通晓实务的恭亲王因中央权力斗争被慈禧罢黜后,满族官僚里简直找不出一个可以与汉族官僚相抗衡的通晓实务之人。

使得因洋务运动而出现的战斗力远超传统八旗、绿营的新式陆军、海军被汉族大臣所掌握(如李鸿章之北洋海军);这就使得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慈禧不得不担心这样下去会严重动摇满人政权的根基。因此,当“求强”进行到一定程度后,以慈禧为首的满蒙贵族很自然就希望或者引导洋务运动的目标开始转向了。

其次从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大臣们来说,从求强转向求富除了来自高层的压力外,也有现实的考量:兴建近代军事工业以及近代海陆军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依靠传统的田税以及中央拨款根本不足以支撑军事以及军工企业的资金需求;其表现就是“百方罗掘”但仍“不足用”。

更何况洋务派领导人李鸿章本身也因为泰西各国是以工商致富,由富而强,而认为“求富”是“求强”的先决条件。

综上所诉,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洋务派就逐渐开始将工业范围扩大,兴办民用工业以“兴商务,竣饷源,图自强”。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开办轮船招商局,开始了“求富”之路,在此后的十余年间,煤矿、铁厂、缫丝厂、电厂、自来水厂、织布厂、电报、铁路相继建设,结果这些民用工业的创办打破了西方资本在中国的垄断,为国家回收了大量的白银,并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因为从民生工商业中得到了大量的资金,所以中国的军队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到了甲午中日开战之前以湘军、淮军为代表的各省防军、练军普遍装备了后膛枪炮,比之西洋各国毫不逊色,1888年北洋水师的成军更是使清朝的国防力量上了一个台阶,使得中国的军队从大刀长矛的中世纪军队一变而为使用先进兵器的半近代军队。

但是由于洋务运动求强目标并为完全实现就转向求富,因此军队里兵为将有,以小制大,以及组织形式这些对于军队战斗力有根本影响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而这些问题在当时满蒙高层是不允许李鸿章这些洋务派解决的。而当时中国军队里存在的这些问题最后使得中国在后来的甲午战争时一败涂地。

尽管,甲午战争中国被落后小国日本打败,而中国自甲午以来一蹶不振至今;但我们对洋务运动还是应该有一个客观的评价的,不能因为一场战争而否定洋务运动。

可以说洋务运动自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开始,历经30余年,在洋务派的努力下,这三十年使得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中国一度有机会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


而甲午战争之所以中国最后战败,也不是因为洋务运动的求强,求富目标有什么偏差,更不是李鸿章妥协卖国;只是因为洋务运动本身在求强目标尚未达成的情况下,迫于现实的压力匆忙转向求富这一次要目标罢了。

并且洋务运动在培养新式人材,创办新式工业,推动中国全面近代化,开启民智等多方面的成绩也不是一场战争的失利就可以否定得了的。可以说在近代中国三次工业化浪潮中,最重要,成就最大,培养人才最多的是洋务运动,非但不是百日维新之流可比,就连晚清十年新政也是脱胎于洋务运动的。

另外观近代后进国家转变为发达国家成功模式,无不是在政治上实行严格的中央集权,以便对内高效率压榨国民,又将对内压榨的财力转变为军力对外血腥掠夺。这些国家何尝考虑过什么民生,更别说民主了。相比之下,中国的洋务运动反而颇有以民生为本的味道。而且当时的中国相比同时期的日本与德国,在政治上也更为分权,言论也很是自由。

讽刺的是中央集权,穷兵黩武的日本明治维新成了民主的胜利,制度的胜利,文明的胜利;而以民生为本的中国洋务运动反而成了愚昧、保守、专制的代名词了。历史有时真的让人有哭笑不得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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