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复制链接]

杯中乾坤千古事，卧榻空闻柱斧声--漫谈宋太祖[转帖]

　　其实与其把赵匡胤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来写，还不如把他作为一个侠客来写。看一看就知道，他的整个人生完全符合武侠小说的基本要素：出身武术世家，年少出家拜师学艺，闯荡江湖。然后遇到了一些小侠客（义社十兄弟），拜了把子，还有英雄救美的典型情节（千里送京娘）。接下来加入了中原帮，经常跟着老大去砍别人（如东北帮，太原帮，还有金陵帮）。由于武艺好，砍杀的时候又卖力，所以扶摇直上，堂主舵主一路当上去，年纪轻轻就到了护法长老的位置。老大挂了之后，在众兄弟的拥戴下当了新帮主。赵帮主英明神武，带着弟兄们一路征战，先后灭了成都帮、南海帮、金陵帮等，差一点就一统江湖。在个人修为上，赵帮主也是江湖几千以来不世出的奇才，终成一代宗师（能够排在他前面的也就达摩祖师和张三丰而已）。可惜，虽然赵帮主英雄一世，可最后却为觊觎帮主大位，心术不正的弟弟所害，含恨西去。以致一统江湖的大业遽然而止—江湖从此进入少林武当南北争雄的新时期。
　　我们知道，在宋太祖留给历史的主要政治秀中，都和酒有莫大的关系。因为首先他是在酒醒后被手下的将领们“黄袍加身”。接下来就是有名的“杯酒释兵权”。到生命结束时的“斧声烛影”，也是在和赵光义的对饮时完成的。事实上，宋太祖确实是一个豪饮的君主。
　　和许多的有名君王一样，赵匡胤生下来时“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体有金色，三日不变”。不过现在看来，赵家人虽不能免俗，但至少还是有一些事实根据的。就说那异香吧，太祖出生在洛阳夹马营，洛阳可是产牡丹的城市。所以牵强附会把花香当做体香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他小时候还有一个乳名“香孩儿”，证明也不是完全造假。至于体有金色，那就好解释了，新生儿一般都有黄疸嘛。
　　赵匡胤出生在军队大院，小的时候和朱元璋一样，玩游戏喜欢当首领。可见领导能力和领袖气质不是天生的，就是需要从小培养的。21岁的时候，已经成婚的赵匡胤只身出来闯天下。那时赵家多少也算一个中层干部家庭，小日子过得还不错，要谋个出身也不是难事。由此可见赵匡胤是一个生性豪爽、勇于冒险、有主见敢行动的年轻人。我们细想一下历史，还真找不出第二个他这样经历成大事的人来。文人里面有他这性格和气质的，首推李白了。两人都爱喝酒，要是凑在一起李白或许还能多当几年官。
　　从后来这位太祖爷的表现来看，这一年的游历生涯的确使他受益不少。首先是使他开阔了眼界，了解到老百姓的实际生活和需要；其次是让他看到了国家发展的大势，也找到了自己的发展方向；第三是磨练了意志，增加了社会经验，为以后组建“义社十兄弟”这样的自我保护性质的革命组织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
　　一般来说，一个人如果要成就大事，在和平时期最重要的是跟对人，站好队。在战乱时期，最重要的还是自己有能力。五代十国那会儿皇帝如走马灯一样的换，今天跟对了人，明天可能就是错的了，所以乱世自己的能力很重要。和平时期倒是须会溜须拍马—否则连为人民服务的机会都没有。但如果一个人既有能力，又站对了队，那等待他的就只能是—青云直上。赵匡胤就是这么一个人，他的能力自不待言，文武双全，为人忠厚，一参加工作就是跟着柴荣这样的明星老板，想不发迹也难。
　　在《水浒》的开头说我们的这位太祖爷是“一条杆棒等身齐，打下四百座军州都姓赵”。虽然夸张了一点，但是赵匡胤在后周的飞黄腾达那是抡大刀使大枪玩命挣来的。尤其是在柴世宗登上大宝的处女作“高平之战”中，如果不是赵匡胤舍身护主、英勇杀敌，那一仗是个什么结果还真悬。后来赵匡胤又从世宗征讨南唐，平扬州、战六合、下寿春，克泗州，都有他的一份功劳。最后柴荣北伐辽朝，赵匡胤也是一马当先，立下赫赫战功。所以说在乱世能力很重要，这样才能保证你水里来火里去的赚得战功和人望。有了这两样别人才服你，才会有小弟来投靠你。
　　当然，要成非常之事非常之业还得运气好。赵匡胤的运气也不错，他的老板柴荣北征回来不久就病死了。我们都知道，柴荣可说是一代明君，可惜天不假年，才当了不到六年的皇帝就挂了。如果再给他二十年，那么历史上估计就没有后周，而是大周天下了。而赵匡胤呢，也只能老老实实的做一个开国名将—他自己后来也这么认为。倘若我们要了解赵匡胤，那也只能去查《周史.赵匡胤传》了。
　　柴荣的死肯定使许多人蠢蠢欲动—五代那会子，大家都清楚枪杆子里出政权，谁会把一个七岁的娃儿放在眼里呢。重要的还有柴家人丁凋落，连个辅政亲王都没有—情况基本上就如《笑傲江湖》说林家拿着《辟邪剑谱》是小孩子抱着金砖在大街上走—哪个不动心呢。何况现在柴家这孤儿寡母抱的何止是一块金砖—人家手里可是实打实的一座江山。赵匡胤自然也当仁不让，他相比别人有许多的优势，一是自己掌握了禁军，二是有一帮子人马愿意拥戴他，三是他自己确实非常有能力。我们现在都知道，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自然是赵匡胤自导自演的一处成功政变了。理由很明显，首先在那半年里，京城的人事变动，尤其是禁军的领导层变动几乎完全是有利于赵匡胤的；其次，政变一发动，那辽朝入侵的事情就不了了之—契丹人真配合啊；第三，回军京城时，那是城门大开，畅通无阻—有这么迎接叛军的吗？第四，那个翰林学士陶谷好像有预见一般就准备好了周帝的禅位诏书，写的真是条理清晰，文采斐然—没几个晚上构思只怕是难得完成的。第五，回到京城后去见宰臣，被范质责骂之后，赵匡胤也只是很惭愧的说：“违负天地，今至于此！”分明就是做贼心虚的表现—这么大的事情哪是一天两天可以完成的，又哪是手下兵将可以做主的。
　　当初，为了防止唐末以及五代诸朝藩镇骄悍，推翻皇帝的“悲剧”重演，柴世宗想方设法削弱藩镇的兵力，重金招募精兵强将入守京城拱卫帝室。结果柴世宗死后，江山未失于强藩，却被禁卫军头子捡走，真是天算不如人算，防不胜防。
　　但是为什么赵匡胤还要假惺惺的弄出一个自己毫不知情，迫于无奈的样子呢。这主要是：第一，周室无亏于天下，两朝皇帝在五代里面都是英明之主，而赵匡胤建宋之时，德不足以绥万邦，功不足以戡大乱；第二，哪个愿意让别人说自己是个强盗，欺负人家孤儿寡母呢，演这么一出也算做历史的遮羞布；第三，一位帝王，啥都有了，总是在乎世人后世的评价的，连朱温那样粗鲁的屠夫都知道矫情的对唐朝皇帝的禅位推来推去，知书明理的赵匡胤怎么也得做出一个样子吧；第四，柴世宗待赵匡胤颇厚，这使得他心里一直有愧；第五，不管赵匡胤怎么得国不正，我们都得承认他是一个历史上难得的仁厚之主。
　　公正的说，后周之亡实在是最令人同情惋惜的，它在国家道德上没有什么亏失，前面的两任君主即使放到整个中国的大历史当中去都是难得的仁君和明君。国家也治理得好，国力也很强大。只是因为在乱世，主少国疑，就被剥夺了历史的生存权，实在是可叹可悲。
　　虽然我们对后周充满同情，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赵匡胤取而代之对于国家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在五代十国那样的时期，哪个武将又是省油的灯呢。只要有点实力，逮着机会就想称帝的人不在少数吧，毕竟当时大家都认可这条真理：天子者，兵强马壮者为之，宁有种乎？如果不是赵匡胤，也必然有别的将领站出来抢这块蛋糕。即使没人反叛，但是皇帝小，不是出现权臣乱政，就是后戚与或者宦官干政。再说一朝天子一朝臣，主少国疑，那些将领们心里谁没个小九九啊。与其国家再次分崩离析，烽火四起，还不如有一个人站出来当家作主，这样于国于民都是幸事。以当时的情况看来，赵匡胤无疑是最为合适的人选了。因为他既有这个愿望，又有这个能力，而且采取的是最为温和的方式。
　　象赵匡胤这样夺得政权的情况，接下来最紧迫的工作就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统治。我们都知道五代时期藩镇割据，武将飞扬跋扈，是中央权威不立，纲常不振的一个主要原因。而赵匡胤的天下又恰恰来路不正，自然更难以服众。所以在登上皇帝宝座的第二年，就有了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有些人说赵匡胤急切了一点，可是兵权关系王朝存废，晚解决当然不如早解决。而且兵权本应属于国家和君主，在非常时期做一个正确的变革何罪之有？何况即使解除了将领们的兵权，并不是不用他们了。同时还免去了君臣之间的猜忌，对彼此都有好处。“杯酒释兵权”可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富政治技巧，也最有人情味的问题解决方式。当然，一方面是因为宋太祖坦诚以待，同时还有许多倚仗这些将领的地方；另一方面也因为当时禁军实际上已经掌握在赵匡胤手里，将领们即使不愿意，也无可奈何。这些因素也促成了“杯酒释兵权”的成功，并成为一段千古佳话。
　　平定了几个威胁不大的叛乱，同时解决了兵权归属的心腹之患，宋太祖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继续推进柴世宗统一天下的未竟伟业。对于国家统一这块大馅饼，如果说柴荣是那个开荒播种的人，赵匡胤则是耕耘收割的人，而赵光义就是那个吃馅饼的人。
　　当时的情况是北有强敌，而原来汉民族的主要统治区域也是四分五裂。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是先和强悍的契丹铁骑干一仗，灭了北汉，夺回幽云十六州呢，还是把南方这些小割据政权先收拾妥帖了，再进行北伐？其实，答案在柴世宗那里就有了—那就是先南后北，从易到难。
　　柴荣其实也是把南方那些小政权打得趴下了，才进行北征的。那时候，北汉已经被他吓破了胆，同时北朝当政的又是有名的“睡王”辽穆宗，所以一开战的效果很好。但个人认为，即使柴荣在世，那一次北伐最后的结果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毕竟，幽燕各州的战略地位对于辽国也同样重要，所以想辽国完全放弃这些州城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后来赵匡胤第一次攻打北汉，同样是辽穆宗在位，辽国也是派了援军的。在开战之初后周能取得好的战绩主要是因为辽国没有组织有效的抵抗，认识也不足。如果正式打起来，后周速胜的机会不大，主要是因为在人家家门口作战，而且那里的地势也是易守难攻。其次是辽国军队的战斗力并不比后周的差。一旦战事僵持下来就会对后周不利，因为师老兵疲，补给会是一个问题，同时北汉回过神来，也有从侧面进行攻击的可能。
　　当然只是有这样考虑罢了，我们还是承认柴荣是一个很霸气，很有个人魅力的皇帝，上天已经在战场上眷顾他许多次了，这一次说不定也有令人惊喜的结果出现—可惜这些都只是设想而已。
　　而对于赵匡胤就不同了，他得国不正，如果和契丹人打起来，大败而归的话，就极可能把江山给丢了。这种事情很有可能发生，后唐后晋不就是很好的例子吗。后来即使国家统一了，国力有了巨大的提高，在澶渊之盟前还不是大多数大臣都主张迁都？把南方先平定了，就有了更加雄厚的物质人力基础，也免去了后患，再去征讨的就会更有把握一些。虽然宋朝军队的表现一直为后世所诟病，但在宋太祖手里还是很有战斗力的，而且那些约束将领和军队发展的条条框框也是以后在赵光义手里才逐步走向极端的。当然，赵匡胤个人的性格气质也决定了他会选择先南后北的策略。
　　终宋太祖一朝，除了北汉，还有那个事实上已经被吞并了吴越，闽之外，大半个中国算是统一了。可以想象，以他的军事才干和政治能力，如果老天再给他十年的话，那么收回在辽国手里的幽云地区也在情理之中了。连续两位有雄才大略的皇帝都在盛年离世，终使得恢复汉家军威的前景化为泡影，而且这一拖就是四百年。
　　当然在征战统一的同时，别的事业也没落下，都在紧锣密鼓的进行。根据赵普提出的“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十二字方针，宋太祖分别从政权、财权、军队这三个方面来削弱藩镇，以达到强干弱枝、居重驭轻的目的。
　　在“稍夺其权”方面，宋太祖陆续派遣文官到地方州郡担任长官，以取代跋扈难制的军人；并在知州之外设立通判，两者共掌政权，互相牵制，分散和削弱了地方长官的权力。在“制其钱谷”方面，赵匡胤设置转运使来管理地方财政，并规定，各州的赋税收入除留下其正常的经费开支外，其馀的一律送交京师，不得擅留。这样，既增加了中央的财政收入，又使地方无法拥有对抗中央的物质基础。在“收其精兵”方面，赵匡胤将厢军、乡兵等地军中的精锐将士，统统抽调到中央禁军，使禁军人数扩充到几十万，而地方部队只剩下一些老弱兵员，只能充当杂役，缺乏作战能力，根本无法和中央禁军抗衡，这就摧毁了地方反抗中央的军事基础。
　　同时，禁军还实行更戍法，经常戍边换防。这样既可以使士兵“习劳苦，均劳役”，又不致于使禁军久驻一地，与地方产生密切的关系。对于禁军的各级将领也经常调换，目的是使“兵不识将，将不专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使士兵与将帅之间不可能产生过于密切的关系，不致于形成五代时那种牙兵悍将。
　　太祖通过对藩镇权力的剥夺，对武臣的压抑，改变了五代时期藩镇割据、朝廷寡弱、武人跋扈、文臣无权的状况，提高了中央的威权。在中央内部，太祖又着手分割宰臣的权力，为宰相设置了副相参知政事，来分散和牵掣宰相权力。宰相和参知政事统称为执政，而军政归于枢密院，其长官叫枢密使，枢密院与执政合称“二府”。财政大权另归于三司，其长官叫三司使，号称“计相”，这三者地位都差不多，都直属于皇帝。通过对相权的分割，防止了大臣专权。我们都知道，在宋以前皇帝和宰相讨论事情时，宰相是可以坐在皇帝面前的，就是“坐而论道”。但到了宋太祖手里，这个制度就被他给废了，这也是他加强君权的一个具体体现。这些措施使宋代君主独裁体制得到了空前的巩固和加强，为结束唐朝中叶以来的藩镇割据局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同时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但这些措施也使得官员增多，开支增大，权力互相钳制、地方实力削弱，埋下日后积弱的种子。
　　宋太祖提高文官地位和待遇，同时因政治改革增加了大量的官员，虽然消去了武将的威胁，但大大增加了财政开支，为宋朝冗员之患之肇始。这直接造成了三个不好的结果，一是增加财政开支，二是降低了办事效率，三是为以后的政治改革添加了阻力。在北宋中后期，针对这种情况先后有“庆历新政”和“王安石改革”，可最后都因为阻力过大而不了了之。
　　和大多的开国君王一样，宋太祖对民生一直很关注。当天下初定的时候，他马上就实行了宽减徭役的政策，以便农民休养生息，发展生产。建隆二年，宋太祖明令免除各道州府征用平民充当急递铺递夫的劳役，改用军卒担任。三年，又免除征民搬运戍军衣物的劳役。若州县不遵令行，百姓可以检举。在五代之乱后，连年的战乱使田地荒芜严重，土地是立国之本。因此宋太祖下令，凡是新垦土地一律不征税，凡是垦荒成绩突出的州县官吏给予奖励，管辖区内田畴荒芜面积超过一定亩数的，要给予处罚。赵匡胤刚当家仅仅两年，就下令在黄河沿岸修堤筑坝，并大量种树，以做防洪时用。其后多次就黄河的修治下达最高指示，例如在建隆三年（962），赵匡胤下诏说：“沿黄、汴河州县长吏，每岁首令地分兵种榆柳，以壮堤防。”每年的正月、二月、三月，是黄河堤坝的例修期，年年都会加固维修，加固了堤坝还绿化了环境，两全其美。这些措施都大大促进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也相应提升了国力，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提起宋朝，我们一般都会想到它的文治和经济都很不错。以现在的观点看，宋朝统治者的经济学素养确实是不错的。突出的有两点，一是宋朝是对土地“不抑兼并 ”，二是不歧视不压制商业发展。这两点不是孤立的，是互为补充，互为促进的经济政策。汉民族是一个典型的农耕民族，历朝历代都以农业为国本。在绝大多数统治者眼里，农村秩序要稳定，农民生活要有保障，就必须保证农民手里有土地，那水到渠成的就会打击土地的兼并行为。而商业活动在那时又被认为不能生产出实质的东西，是社会生活的寄生虫，剥削者，所以理所当然受到歧视。同时农民被约束在土地上，就不会闹事，而且这种小农经济一是压制了商业的发展，二是对商业发展的需要也不多，所以统治者可以把商人踩在最底层。
　　但我们都知道，土地的集约化经营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必要手段。可是土地的集约化就必然导致土地被兼并，那么没了土地的农民怎么办—解决不好就会成为流民，然后成为流寇。所以要解决这些农民的的生计问题就要把他们安置到城市里面去从事商业。商业发达了就意味着流通搞活了，流通搞活了就可以发挥生产的比较优势，进一步促进生产的发展，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商业更加发达。这样就使得经济进入一个良性循环—当然，那时的人们可能没有把经济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但宋朝的政策的确是起到了这方面的作用。
　　但问题是那时候的商业发展程度远远不够，也就是远远不能完全吸收那些失地的农民，如果碰到闹灾荒的年份，那流离失所和破产的农民就更多。怎么办呢，这就到了我们熟悉的宋朝兵制问题。我们知道，与历朝的征兵制不同，宋朝实行的是募兵制。除了平时补充兵员外，遇有荒年灾岁，更是大量募兵，以便把破产脱离土地的农民招募到军队中来。宋太祖对这种做法有个很特别的解释。他对赵普说：“吾家之事，唯养兵可为百代之利。盖凶年荒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变生，有叛兵而无叛民。”使“天下旷悍失职之徒，皆为良民之卫矣”。我们看到，与其说这是募兵制，还不如说是用经济手段解决农民问题。它不是为了国防服务，只是为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所以宋朝的军队实际上就是穿上军装的农民—以这样的出发点来建设军队，其战斗力可想而知。
　　钱穆先生有过一段论宋朝募兵制的话，个人深以为然，现在抄录下来：“论到募兵制，本来也非全要不得。在某种地方某种情形下，募兵也很有用。但须有一确定的敌人做目标，而且非打不可，在几年内，定要把敌人解决，在这种情形下，募兵可以刻意训练，及锋而试，或许比全国皆兵制还好些。东晋的北府兵便是募兵，也曾建了奇功。但宋代的国防精神是防御性的，不敢主动攻击，用意始终在防守。把募兵制度与长期的防守政策相配合，这却差误了。一个士兵募了来，轻易不脱行伍，直养到六十岁，还在军队里，其间只有二十岁到三十岁这十年可用。三十岁到六十岁这三十年，他已老了。而且在军伍十年，精神也疲了。这样的军队，有名无实，于是只有再招新的。因此军队愈养愈多，纪律又不好。队伍多了，虽不易捍御外侮，却很能引起内乱。宋人最怕唐末五代以来的骄兵悍卒，但宋代依然是兵骄卒悍。国家不能不给他们待遇，而且须时时加优，否则就要叛变。政府无奈何，加意崇奖文人，把文官地位提高，武官地位抑低。节度使闲来没事做，困住在京城，每年冬天送几百斤薪炭，如是种种，把他们养着就算。养了武的又要养文的，文官数目也就逐渐增多，待遇亦逐渐提高。弄得一方面是冗兵，一方面是冗吏，国家负担一年重过一年，弱了转贫，贫了更转弱，宋代政府再也扭不转这形势来。”
　　其实募兵制是个好东西—现在大部分发达国家都是这个制度，但宋朝这个募兵制并不是为了使得军队朝职业化方面发展，只是为了“养兵”而已。而且宋朝也没有设计一个合理的退役制度，这只能使得靡费国家钱粮，可结果却是兵越来越多，战斗力却越来越低。当然导致宋朝军队没有战斗力的原因还有统治者着意贬低军人的社会地位，使宦官监军等。蔡襄在英宗治平初年（l064年)曾说：“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可见，“养兵”已是北宋最大的社会负担。虽然宋朝的经济还算是搞得比较好的，可是因为治军理念不对，使得物力用错了地方，经济实力没有转化为强大的国力。
　　以上这些都是就整个宋代来说的，有些只是宋太祖开了一个头，可后来的皇帝们都奉之为圭臬，把事情走向了极端。如宋太祖也是一个反腐倡廉的积极分子，也非常支持高薪养廉。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太祖在一份诏书中说：“吏员猥多，难以求其治；俸禄鲜薄，未可责以廉。与其冗员而重费，不若省员而益俸。”宋太祖这个账算得精明。因此，宋王朝开国之初实行的是一条精简官员编制、合并州县、提高官吏待遇的政策。宋朝的“冗官”之弊并非开国时造成的，而是宋真宗以后的事。又如宋太祖“重文”是针对五代的“轻文”而言的，目的是要调整当时那种畸形的文武关系，改变那种由武臣独擅政权的局面，进而扩大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基础。所以在“重文”的同时，他并不歧视武将。只是后来的统治者因为“武功”都不强，加上“祖宗家法”的惯性，使得“右文抑武”成了国策。就如同儒学的发展一般，孔子编了几本书，里面还是主张“因材施教”的，哪知到后来就被人弄出八股文这样禁锢思想的异类呢。
　　宋太祖还有一个为世人称道的就是仁厚宽和，善待士大夫。总的来说无论是对臣下，还是前朝皇族，或者归降的王公大臣，宋太祖都是很宽厚的。当然我们也承认，他有很大杀孟昶的嫌疑。可能出发点就是孟昶还是比较有才干的，年轻时也是锐意进取的，在蜀地还有比较大的声望。当然，他还有一个男人们都比较垂涎的老婆。我们说宋太祖人比较好，但并没有说他是菩萨，是唐僧。至于柴家的几个儿子，个人认为应该不是他起意害的。第一是如果要杀的话，在政变的时候就杀了，因为那时柴家的影响最大。反倒他赵匡胤坐稳了江山，那几个小孩子已经没有了什么影响力，却去杀了，这不是聪明人赵匡胤的做派。其次，如果真有“勒石三戒”这回事，那么他也大可不必这么欲盖弥彰了。第三，这样的事情如果不是底下的官员妄揣圣意，邀功请赏，就应该是那些一同起事的将领官员们不自安所为。不管怎么说，赵匡胤都算是一个很有道德感的君王，对这一点有异议的人应该比较少。
　　如果你是一个文人，那么你可能最希望生活在宋朝—确实，在历朝历代中，宋朝是最优待知识分子的。“勒石三戒”第二条，就是不准杀士大夫，是一条祖宗家法。虽然宋太祖刻意提高文人的社会地位，但这只是对唐末以来藩镇割据，武将专权，社会斯文扫地的一个拨乱反正，也是一个稳定成熟的社会必要的理性回归。终宋太祖一朝，社会秩序基本上恢复到了一个正常而稳定的状态。因为积弊太深的缘故，难免有些矫枉过正，这也是很正常的。一是上百年中央缺乏权威的现象要在短时间里扭转过来，自然需要稍显过猛的政策手段。二是宋太祖得国不正，这多少也使得选择策略的时候会过头一些。但在太祖当政期间，有宋一代那些诸如冗官冗兵，军队战斗力不强，猜忌歧视武将的现象并不是很明显。而且有些措施即使过了头，那么接下来的皇帝们也应该进行调整。可是继位的赵光义和他的子孙们非但没有调整那些不合时宜的政策，而且还在执行过程中变本加厉，走得更远，这就大大违背宋太祖当时的初衷了。
　　所以我们就必须来谈一下宋太祖和他弟弟赵光义的关系了。
　　宋太祖通过兵变夺得天下时，自己三十三岁，他的大儿子赵德昭九岁，赵光义二十一岁。在那样一段刀光剑影，时局动荡的岁月里，无论是基于对政权的控制，还是考虑到万一自己有所不测帝国继承的问题，宋太祖对这个赵家除了自己外唯一能做事的弟弟自然是深为倚重。我们知道，宋太祖是一个非常仁孝的人，加上赵光义也确实为赵宋王朝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所以宋太祖一直都对这个弟弟非常好。而且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也必须承认赵光义就是国家实际上的接班人。
　　所谓国有长君，社稷之福，尤其是在五代那个皇帝换得比较勤快的年代，这应该是一个社会共识。而且宋太祖就是从孤儿寡母手里夺得的江山，对于这一点应该认识更为深刻。况且在那个时候。谁又能保证这个日后的大宋不是一个“后宋”呢。所以当时王朝的生存最重要，而能为之提供有力保证之一就是有一个强有力，能够左右大局的储君。这一点，从赵光义在太祖朝所起的作用以及担任的职务就可以看出来。
　　但问题是，天下这份家业毕竟不是几亩田的小事，即使再大度宽厚的人，都还是希望把这个天下人巴巴望着的位子传给自己的儿子。这不单是一个主观愿望的事情，对于客观条件来说，把大位传给儿子的条件也慢慢成熟了。首先是赵宋王朝经过宋太祖十多年的经营已经初步稳定下来，并且发展势头强劲，可说已是天下归心；其次，这个时候宋太祖的儿子已经长大成人，也不存在主少国疑的困扰；第三，兄终弟及毕竟是非常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安排，而在正常情况下子承父业才是正途。
　　而且我们也可以再分析一下，赵光义的地位事实上并不是铁板钉钉的帝国继承人。第一，虽然赵光义这时担任开封府尹，这是承五代之制，前期是作为储君。但后期就在发生变化，这一是由于赵德昭和赵德芳兄弟的逐步长大，另外还在于开封府尹本身就只是一个准储君，是五代那样乱世的一个权宜安排；第二，开封府尹不能和皇储划为等号，还可以从后来赵廷美担任开封府尹，却因罪被囚的反应可以看出来。如果开封府尹是皇储，这可是动摇国本的大事，可对于这个事情朝野反应平平，可见不能把两者等同起来；第三，据《宋史．田重进传》记载，光义想结好作为宋太祖侍卫步军头领之一的田重进，派人送去酒菜。可是田并不接受，来人告诉他这是晋王送的。但田重进却说，我只知道天子而不知道晋王。如果赵光义的储君地位已经明确的话，田重进就算不接受也不会说出这样的硬话来。第四，我们都知道，后来真宗被册立为太子时，万民欢悦，因为这是天下太平的标志，从这里也可见开封府尹并不就等同于皇储。
　　

刘顺元被“冷冻”内幕[转帖]

　　刘顺元（1903~1996）是中共重要的领导干部之一。然而解放后，他为何被“冷冻”了4年？

　　失望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中共决定从各解放区抽调十万大军和几万干部，奔赴东北，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当时担任淮南区党委副书记的刘顺元，怀着对苏联特殊

　　的仰慕之情，主动要求去东北工作。

　　但当他乘上苏联管理的火车去旅顺赴任旅大地委副书记时，目睹一列列满载着中国的铁轨、机器和其他物资的火车，呼啸着驶往苏联，又目睹了苏军士兵的一些不堪之举。苏联的神圣光环，在刘顺元心中黯然失色。

　　在旅大，刘顺元经常听到当地老百姓感叹：“关东人运气不好，‘小鼻子’走了，又来了‘大鼻子’。”刘顺元所在地委机关办的合作社里，也常有苏军士兵将子弹和冲锋枪偷出来换酒喝。甚至连楼房的柚木地板，也被苏军士兵撬去烤火。刘顺元向苏军司令部反映，他们却说：“攻占柏林他们是有功的，难道还能为这些小事就枪毙他们吗？”

　　抗争

　　为了党的利益，刘顺元还是顾全大局，与苏军司令部紧密地合作。但是随后发生的两件事，最终迫使刘顺元拍案而起。

　　1947年5月17日，苏军司令部通知关东行政公署和中共旅大地委，国民党要派视察团来大连。为了使国民党不能染指大连的事务，宣布立即实行货币改革。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苏联人到东北以后，滥发军用券，印上1元、10元。他们靠这种军用券，把东北许多物资弄走了。这次，他们怕国民党拿这种军用券抢购物资，想出一个对付的办法，来个货币改革。

　　改革的内容是：居民所拥有的军用券，都必须到兑换所重新加印记，并把原来面值较小的货币，变成面值较大的。这种办法实际上就是货币贬值。时任旅大地委副书记兼关东行政公署副主席的刘顺元认为，这样做会把经济活动掐死。因此他拒绝到大连电台去讲解这次货币改革的意义和办法。

　　此后，在签订中苏合作协定时，由于苏联不允许中国人在文件上作任何讨论，刘顺元再次气愤地拂袖而去。

　　由于刘顺元没有顺从苏军，并且曾在苏军眼皮底下发展中共的军工生产，苏军司令部非常恼火。他们迅速向莫斯科报告，随后将刘顺元逐出旅大。

　　“冷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斯大林派代表团来中国。他们指名要访问刘顺元任市委书记的济南，看看有没有处置对苏联不友好的刘顺元。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中苏两党的关系，非常器重刘顺元的刘少奇叹息说：“刘顺元的工作只好动一动了。”

　　1949年12月下旬，刘顺元接到通知，赴北京听取领导人的指示。在北京，刘少奇对他说：“搞好中苏关系，是我国目前的最大利益所在。所以我找你来，不是劝说你，而是命令你，从搞好中苏两大党、两大国关系的角度，认真地写一份检查。至于旅大的主权，我们迟早都要收回的嘛。”

　　刘顺元回去以后，认真地写了一份书面检讨，交给中央，同时他被连降三级，任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规划局局长，从此被“冷冻”起来。

　　斯大林逝世后，当年不得不命令刘顺元“隐姓埋名”的刘少奇下达指示“可以重新分配工作了”。刘顺元的复出，意味着旅大事件的实际平反。

　　　　(《档案春秋》2009年第5期卢立菊等文)

黔军总司令王文华之死[转帖]

　　聂茂

　　1921年3月16日，下午五点左右，一个三十出头的高大汉子从“一品香”旅馆里走了出来。

　　他左手拎着公文包，右手抓住车门的把柄，正要拉开车门上车。

　　“砰”的一声脆响，有人躲在不远的木楼上向他开了一枪。

　　汉子左臂中弹，公文包跌落在地上。此时他已顾不上其他，急忙拉开车门，同时本能地转身，往开枪的方向看了看。

　　然而，就在他转身的一瞬间，“叭叭!”枪声又响了起来，他的胸部连中了两弹，翻身往车内一倒，血流如注……

　　这个遭到枪击的高大汉子是正在上海休假的黔军总司令王文华。

　　“王文华被刺杀!”

　　这消息像插上了翅膀，一时间，整个上海滩都轰动了。

　　神秘的贵州客

　　上海英租界内有一家颇具档次的旅馆，名叫“一品香”。“一品香”坐北向南，是一座有着三层楼房的四合院式建筑，东边一幢是食堂、餐厅和店主及侍者的住房，南、北、西三面则为客房。由于地处偏僻，档次较高，“一品香”旅馆的生意并不红火。

　　1920年11月初的一天上午，一辆气派的轿车在“一品香”旅馆门口停了下来，车上走下一高一矮两个人。

　　两个人走进旅馆，唤来老板，要了北幢三楼西头的两间上等客房，付了定金。令人奇怪的是，高个子包了房间却并不住店，而是让他那个随从——矮个子在这里住下，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不过，他三天两头到旅馆里来，和矮个子聊天、下棋，偶尔在这里睡上一两个晚上，给人一种神秘感。

　　原来，这两位客人可不是一般的人物，那高个子竟然是黔军总司令王文华，矮个子则是王文华的高级幕僚双清(字子澄)，他们是不久前由四川偷偷来到上海的。

　　别看他们两人表面上一副很悠闲的样子，其实他们正在焦急地等待着重要消息。

　　早在年初的时候，黔军少壮派首领王文华指挥黔军入川参加“讨伐”熊克武的战争，唐继尧趁机拉拢黔军元老派头领刘显世，策划撤掉王文华的黔军总司令职务。

　　1920年10月，老谋深算的熊克武大败少壮派王文华。灰头土脸的王文华在四川立不住脚，想回贵州，但又怕自投罗网，经过一番思量，他决心与搞掉他的元老派较量一番。

　　王文华是刘显世的外甥，他和哥哥王伯群都是由舅父一手抚养成人。因此，尽管他对刘显世计划发动政变将自己赶下台怀恨在心，但他还是不好亲自出面。于是，他找来心腹进行一番周密的布置之后，便向刘显世请假三个月，由重庆来到了上海，并遥控重庆的手下秘密发动政变，企图夺回自己的权力。

　　王文华向刘显世发动政变的日子定在11月11日。

　　从那天起，王文华一直呆在“一品香”的包房里，等待政变消息。

　　11月13日，双清急匆匆地从外面回来，递给王文华一张报纸兴奋地说：

　　“王总司令，刘老贼(刘显世)下台了!”

　　王文华一把夺过报纸，边看边念：

　　“……11月11日夜，代理黔军总司令卢焘指挥旅长谷正伦、何应钦等发动政变，郭重光、熊范舆被杀，刘副帅(刘显世)通电辞职。”

　　报上还载有贵州省议会推举王文华为省长的消息。

　　事实上，王文华深知，现在逼刘显世下台的目的已经达到，潜在的危险也随之浮现出来。自己若是回贵州出任省长，就难避“外甥逐舅”和“以下犯上”之嫌；然而，若不回去，他的出路又在何方?长时间的谋划和努力也就都付之东流了。

　　“要不，请令兄过来商议一下?”双清提议。

　　“好，你去请他一下。”王文华答道。

　　此时，王文华的哥哥王伯群正住在上海租界静安寺路的私宅中，离“一品香”旅馆只有两里来路，王文华来上海后一直住在哥哥家里。

　　政变发生的第三天，王伯群在双清的陪同下，来到“一品香”旅馆商议大计。王伯群认为王文华所虑不错，急着回贵州弊多利少，便建议他去广州找孙中山，一则可以取得孙中山的信任，二则暂避犯上的嫌疑。

　　“好，就这么定了。”王文华听其兄说得有道理。

　　仇人汇聚北京

　　辛亥革命以后，王文华一直有个得力助手叫袁祖铭，袁祖铭生得牛高马大，小王文华一岁，很能打仗，重江湖义气，结交很广。1917年以来，袁祖铭在军阀争战中屡立战功，声望渐高，不久便被升为黔军第二师师长。

　　王文华与袁祖铭本来相处很好。但是，刘显世为了排挤王文华，有意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而袁祖铭野心很大，所以也甘心为刘显世所用。

　　1920年黔军回黔时，王文华开始对心怀异志的袁祖铭极不放心，便将各团归还旧制，统归总司令部指挥。袁祖铭成了光杆师长。在王文华带着参谋长朱绍良、幕僚双清等到上海后不久，有职无权、无所事事的袁祖铭也来到了上海散心。

　　袁祖铭住在表弟何厚光的家里。何厚光乃帮会中人物，性情贪婪，袁祖铭对他时有接济，因此，表兄弟间关系极好。

　　袁祖铭是为了找王文华算账才来上海的，他自知逃不过王文华的眼睛，便经常主动去王伯群家与王文华、朱绍良等聊天下棋，以麻痹王文华等人的防范之心。

　　一天晚上，袁祖铭与何厚光在街上闲逛，袁的老乡、前贵州省议会议长张彭年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老乡见面自然要亲热一番，三人便走进一家茶馆聊了起来。袁和张都是贵州的头面人物，自然最关心贵州的时局，不久，话题就扯到了王文华头上……

　　12月初，袁祖铭、张彭年、何厚光秘密来到北京。刘显治正对王文华威逼其胞兄下台恨得咬牙切齿，于是，数人计议一番，决定一面向北京政府报告王文华倒向孙中山一事，一面派何厚光回上海组织人暗杀王文华。

　　死刑密令

　　一天晚上，“一品香”旅馆进来两个陌生人，这两个陌生人要了201、202两间临近马路的客房， 原来这两人都是青帮中人，一个叫张克明，一个叫石忠卿，他们是来“一品香”旅馆执行一项“死刑密令”的。

　　何厚光在北京接受了刺杀王文华的任务之后，立即潜回上海。高价雇来了专业杀手张克明和石忠卿，指示他们住进“一品香”旅馆，摸清王文华的活动规律，伺机下手。而何厚光自己则躲在对面的四马路小花园“协记商栈”，观察动向。

　　张克明、石忠卿受雇后，白天躲在201房里，通过窗户严密监视马路上的情形，等待王伯群的小轿车出现。

　　奇怪的电话

　　王文华和双清住进“一品香”时曾跟店主打过招呼，要店主对他们的包房绝对保密。因此，除了王伯群、朱绍良等几个人外，没人知道他们的住址。

　　然而，就在张克明等住进201房后的第二天下午，双清房里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王文华此时已去广州，王伯群、朱绍良知道此事，他们都不可能在此时打来电话。

　　双清觉得奇怪，会是谁呢?拿起电话，他小心翼翼地问：

　　“你是谁?”

　　对方突然发话了。

　　“王将军在吗?请你提醒他，有人要害他。”

　　双清心里陡然抽搐一下，感到胸口掠过一股冷气，便说：“谢谢你的提醒。”

　　有人要暗杀王文华，这是双清意料中的事，因为早几天曾有几位贵州同乡也在街上提醒过他。可是，他觉得这一次情况不同，打匿名电话的人似乎知道内情，而且，听口气似乎刺客已经行动了。

　　双清越想越觉得害怕，刺客在暗处，自己在明处，王总司令若回到上海，事情就麻烦了。心一急，他便风风火火地赶到王伯群家。

　　王伯群听了双清的一番讲述之后，也觉得事态严重。立即找来了自己的朋友李元著，请他打探内情。

　　“事情很急，你一定要帮我查查!”

　　李元著曾在青、红两个帮派里混过，对两帮的情况非常熟悉。他认为刺客肯定是青帮里的人，而且打匿名电话的人一定跟刺客比较熟悉。

　　果然不出所料，五天之后，打匿名电话的人被找到了。

　　不过，这个人只说刺客准备在“一品香”到静安寺路的途中行刺，其他相关情形则死也不肯开口。

　　“王司令曾经帮过你，现在王司令有难，你就不能帮一帮吗?”李元著不满地说。

　　“老兄，王司令当年给了我一口饭吃。所以我尽快将有人要刺杀他的事情告诉你们了，也算是对得起他啦。”这个人坦率地说，“我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但帮忙要量力而行才是。对不对?”

　　“你告诉我刺客是谁，行不行?”李元著还不死心。

　　对方忽然一笑，说：“咱们都是在场子上混的人，连这点规矩都不懂吗?我要是说出刺客的姓名，让王伯群先下手，我自己岂不是活不成了?”

　　李元著无奈，只好将打听到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王伯群。

　　枪声终于响了

　　王文华之兄王伯群　　半个月后，到了1921年元旦。在新年第一天，王文华兴致勃勃地从广州回到上海。

　　王文华在广州不仅得到孙中山先生慰勉，而且还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劝说浙江督军卢永祥支持孙中山。

　　王伯群设宴为王文华接风洗尘，李元著、朱绍良、双清被邀作陪。

　　席间，双清急不可待地告诉王文华：有人要暗杀他。

　　王文华哈哈一笑，大手一挥道：“别扫了大家的兴，我王文华没做什么亏心事，谁会来害我?”

　　王伯群很严肃地说：“文华，双清说的是事实。你逼死张协陆，赶走舅舅，架空袁祖铭，他们能放过你吗?”

　　“他们?现在都成了流浪汉，能奈我何?”

　　王文华显然根本不把所谓的危险放在眼里。

　　“王司令，我们都替你捏一把汗，你不要掉以轻心。我告诉你，有确切证据表明：不仅有人要害你，而且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李元著说完，便将匿名电话一事详细地告诉了王文华。

　　见大家都是如临大敌，王文华的脸色凝重起来，不由得相信此事不假。但是，他嘴上还是很硬：“我在广州算过命，算命先生说我‘应该水里死，不会岸上亡’。我不下水就是了。”

　　李元著曾是黑道中人物，对黑道盯梢暗杀的方法了如指掌。他建议王文华以后不要坐王伯群的小汽车，因为刺客大概不认识王文华，但应该认识王伯群家的轿车。

　　王文华拗不过众人，以后去“一品香”旅馆总是坐黄包车。

　　两个月过去了，一切居然风平浪静。

　　李元著估计得没错。

　　张克明、石忠卿两人带着望远镜和手枪在“一品香”201房里呆了两个多月，他们一直在等着王伯群家那辆轿车出现。由于王文华改坐黄包车，而且也不常来“一品香”，张、石两人难免失望。他俩不明白：难道王文华回贵州去了不成?

　　1921年3月16日，王文华在哥哥家闷得慌，便早早地来到“一品香”自己的包房里跟双清下棋。

　　过了两个月提心吊胆的日子，王、双两人玩得特别开心，不知不觉到了下午四点多。

　　突然，王伯群来了电话，说：“李协和(烈钧)和卢小嘉(卢永祥的儿子)来会你，说有要事商量，请在旅店等候。我差汽车去接你，这样比较快些，你以为如何?”

　　两个多月过去了，一切风平浪静，王文华觉得坐一回汽车也无妨，便答应说：“也好。”

　　卢小嘉是代表父亲来和王文华谈判的。

　　王文华一想到孙中山先生交给他的任务，哪敢怠慢，放下电话，抓起公文包就往外走。

　　虽然过去了两个多月毫无收获，但张克明和石忠卿在何厚光的厚酬严督之下，丝毫不敢怠慢，一直坚持对“一品香”门外来往的汽车监视。

　　这天下午4点50分左右，张克明突然兴奋地叫了起来：“终于来啦!”

　　石忠卿赶快拿出手枪站到窗户边。

　　然而，王伯群的汽车停稳之后，却并没有人下车。

　　石忠卿不免有些泄气，张克明却蛮有信心地说：“耐心点，做好准备!”

　　果然不到10分钟，一个身材高大的汉子出了旅馆，奔向汽车，准备上车离开。石忠卿二话没说，扣动了扳机。

　　王文华中弹后转动身体，仰头朝身后望来，胸脯正对着张克明的枪口。

　　张克明见状大喜，毫不犹豫地连开两枪。王文华应声跌倒，随即被人拖进了车内。

　　双清听到枪声，大叫一声：“不好!”疾步下楼。

　　然而，当他来到旅馆门口时，王文华以及王伯群的汽车早已不见踪影，他立即租车赶往静安寺路。

　　双清气喘吁吁地走进王伯群家，只见里面闹哄哄的，哭声一片。

　　“完了!”他无力地哀叹一声，瘫坐在地……

　　　(摘自《民国陈迹之落幕枭雄》，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国粹与欧化[转帖]

　　周作人

　　在《学衡》上的一篇文章里，梅光迪君说：“实则模仿西人与模仿古人，其所模仿者不同，其为奴隶则一也。况彼等模仿西人，仅得糟粕，国人之

　　模仿古人者，时多得其神髓乎。”我因此引起一种对于模仿与影响，国粹与欧化问题的感想。梅君以为模仿都是奴隶，但模仿而能得其神髓，也是可取的。我的意见则以为模仿都是奴隶，但影响却是可以的，国粹只是趣味的遗传，无所用其模仿，欧化是一种外缘，可以尽量的容受他的影响，当然不以模仿了事。

　　倘若国粹这两个字，不是单指那选学桐城的文章和纲常名教的思想，却包括国民性的全部，那么我所假定遗传这一个释名，觉得还没有什么不妥。我们主张尊重各人的个性，对于个性的综合的国民性自然一样尊重，而且很希望其在文艺上能够发展起来，造成有生命的国民文学。但是我们的尊重与希望无论怎样的深厚，也只能以听其自然长发为止，用不着多事的帮助，正如一颗小小的稻或麦的种子，里边原自含有长成一株稻，或麦的能力，所需要的只是自然的养护，倘加以宋人的揠苗助长，便反不免要使他“则苗槁矣”了。我相信凡是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以不模仿什么人为唯一的条件，听凭他自发的用任何种的文字，写任何种的思想，他的结果仍是一篇“中国的”文艺作品，有他的特殊的个性与共通的国民性相并存在，虽然这上边可以有许多外来的影响。这样的国粹直沁迸在我们的脑神经里，用不着保存，自然永久存在，也本不会消灭的；他只有一个敌人，便是“模仿”。模仿者成了人家的奴隶，只有主人的命令，更无自己的意志，于是国粹便跟了自性死了。好古家却以为保守国粹在于模仿古人，岂不是自相矛盾么?他们的错误，由于以选学桐城的文章，纲常名教的思想为国粹，因为这些都是一时的现象，不能永久的自然的附着于人心，所以要勉强的保存，便不得不以模仿为唯一的手段，奉模仿古人而能得其神髓者为文学正宗了。其实既然是模仿了，决不会再有“得其神髓”这一回事；创作的古人自有他的神髓，但模仿者的所得却只有皮毛，便是所谓糟粕。奴隶无论怎样的遵守主人的话，终于是一个奴隶而非主人；主人的神髓在于自主，而奴隶的本分在于服从，叫他怎样的去得呢？他想做主人，除了从不做奴隶入手以外，再没有别的方法了。

　　我们反对模仿古人，同时也就反对模仿西人，所反对的是一切的模仿，并不是有中外古今的区别与成见。模仿杜少陵或泰戈尔，模仿苏东坡或胡适之，都不是我们所赞成的，但是受他们的影响是可以的，也是有益的，这便是我对于欧化问题的态度。我们欢迎欧化是喜得有一种新空气，可以供我们的享用，造成新的活力，并不是注射到血管里去，就替代血液之用。向来有一种乡愿的调和说，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者有人要疑我的反对模仿欢迎影响说和他有点相似，但其间有这一个差异：他们有一种国粹优胜的偏见，只在这条件之上才容纳若干无伤大体的改革，我却以遗传的国民性为素地，尽他本质上的可能的量去承受各方面的影响，使其融和沁透，合为一体，连续变化下去，造成一个永久而常新的国民性，正如人的遗传之逐代增入异分子而不失其根本的性格。譬如国语问题，在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的意见，大抵以废弃周秦古文而用今日之古文为最大的让步了，我的主张则就单音的汉字的本性上尽最大可能的限度，容纳“欧化”，增加他表现的力量，却也不强他所不能做到的事情。照这样看来，现在各派的国语改革运动都是在正轨上走着，或者还可以逼紧一步，只不必到“三妹们的红们的牡丹花们”的地步：曲折语的语尾变化虽然是极便利，但在汉文的能力之外了。我们一面不赞成现代人的做骈文律诗，但也并不忽视国语中字义声音两重的对偶的可能性，觉得骈律的发达正是运命的必然，非全由于人为，所以国语文学的趋势虽然向着自由的发展，而这个自然的倾向也大可以利用，炼成音乐与色彩的言语，只要不以词害意就好了。总之我觉得国粹欧化之争是无用的；人不能改变本性，也不能拒绝外缘，到底非大胆的是认两面不可。倘若偏执一面，以为彻底，有如两个学者，一说诗也有本能，一说要，“取消本能”，大家高论一番，聊以快意，其实有什么用呢?

　　（摘自《周作人散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缺乏人伦的性文化源:日本古史里兄妹情[转帖] 

　儿子去走访母亲所在的村庄或部落，除了母亲以外，与父亲的其他妻子，或同父异母的姐妹发生性关系都不会受到指责，因为还没有那样的道德约束他。

　　据《日本书纪》等日本正史中的有关记载显示，古代日本即"倭国"和"大和国"一些大神社里的巫女主要是由日本皇室的公主来担任。在日本神社、神宫中的宫女们是否都能守身如玉呢？实际上这些皇族的青春少女在性自由的飞鸟（538-710年）、奈良（710-794年）以及平安（794-1192年）时代并不是都能够忍受神宫的寂寞的。

　　《万叶集》中收录有许多神宫、神社圣女与王子或贵族公子偷情的情歌，其中最有名的是"大津皇子窃下于伊势神宫"那首歌。大津皇子偷偷与当时担任伊势神宫的圣女大伯皇女幽会，离开之时，大伯皇女难舍难分，于是作了两首情歌赠别：

　　别矣云吾弟，行将返大和。夜深吾独立，晓露湿衣多。

　　二人行一道，犹觉进行难。独越秋山去，如何不寡欢。

　　伊势神宫是天皇家族的神社，是祭祀天皇祖先天照大神的，几乎每一任天皇登基都要派自己年轻的姊妹或女儿去神宫，做掌管祭祀的斋宫，这个神宫的圣女因此被称为"斋王"。大伯皇女又称大来皇女，是第40代天武天皇的女儿，伊势神宫的第10代斋王，天武天皇在夺取王位之后便让她代理自己去供奉伊势大神，从此便形成制度。天武三年（674年）她14岁的时候入宫，26岁的时候才出宫。

　　　　天皇家的女人和一般家庭的女人一样也有七情六欲，《伊势物语》记载了许多斋王偷情的故事。9世纪的歌人在原业平（825-880年）是日本历史上最有名的美男子，也是一个倚才放浪好色风流的男子。在原业平其实是脱离皇籍的王子后代，他的父亲是平城天皇的皇子，母亲是桓武天皇的皇女伊登内亲王。

　　在原业平一度被委任为皇室狩猎的敕使，来到地处伊势国的大社敬奉。那时正有一位皇女在伊势神社中修行，她的母亲暗中关照她说："你必须比对待一般敕使更加热诚地招待他。"因此，这修行的皇女特别亲切地对待他，大概希望将来出宫之后嫁给他。

　　于是在此期间，皇女早晨安排敕使出门去打猎，到了傍晚特地请他回到她自己的殿宇内来泊宿。在原业平便利用这一接近时机向这修行的皇女求爱，终于订了盟约。在两人欢聚的第二日夜晚，男子对圣女说："我无论如何也要和你相聚。"女的虽然知道应该顾及名声、谨慎行事，但却不能自制，无法坚决地拒绝他。然而在皇女修行的殿宇内，往来人目众多，两人终不能自由相会。但因这男子是敕使，所以寝室离神宫的内殿不远，自然和女人的闺房相近。因此有一天，圣女等到四周的人寝静之后，约夜半子时光景，悄悄地走近男子的房间。在原业平因相思不能成寐，正开着门躺在席子上向门外眺望。但见朦胧的月光中，有人影出现，仔细一看是一个小孩站着，那圣女就站在小孩后面。男子喜出望外，就引导她到自己的房间里来，从夜半十二时到三时左右，两人共寝。这期间不曾谈得一句话，圣女就匆匆忙忙地回去了。男子悲叹欢会太短，依旧不能成寐。

　　第二日晚上，男子一早就焦灼地等候她。久等不来，又不能派使者去催，只得眼巴巴地等着等着。到了天色将晓的时候，圣女才派昨天的那个小孩送信来了。男子拆开一看，并无书文，只有一首和歌："君来我去难分辨，梦耶真耶不可知。"男子看了，非常悲伤，哭哭啼啼地咏一首答歌："暗夜不分真或梦，来宵重叙始能知。"交给这小孩带回去，自己就出门去打猎了。他身在田野中打猎，却心不在焉，只盼望今宵人静后早得欢会。可是真不凑巧，当时的伊势太守兼任斋宫寮头目的官人，闻知狩猎的敕使驾临本地，便举行通宵的宴会来招待他。在原业平不但不得与神宫内的那个圣女欢会，又因敕使有预定的日程，次日非出发赴尾张国不可，连一般谈话的时间也没有了。于是这一对钟情的男女都只好偷偷地悲叹流泪，不能再得欢会了。

　　次日天色渐明，在原业平正准备出发的时候，圣女派人送了一只饯别的酒杯来，酒杯上写着一首歌的前一句"缘浅如溪能徒涉"，男人连忙拿起松明烧剩的炭末，在酒杯内侧续写后一句："超山渡海约重来。"不久天色大明，男人就走出国境，向尾张国去了。

　　这是日本千古传诵的一大浪漫佳话。《伊势物语》虽然是物语（即小说）体例，它的内容却不完全是虚构的。大概由于巫女的出身不同，日本人对于巫女的态度便与欧洲不同--欧洲中世纪的巫女普遍受歧视、受迫害，经常被烧死；在日本巫女却比较受尊重。

　　日本历史书中直接描写巫女性行为的资料最早见于《古事记》，其中所载为引诱天照大神出洞的脱衣舞女神就是巫女。到了近代（日本人所谓的"近世"），作为日本民族艺术而诞生的歌舞伎最初即为女歌舞伎，它的创始人是阿国（或写作"阿郡"）。尽管阿国的身世如今不得而知，但她是出云大社的巫女是没有疑问的。她为了传道而来到京都，跳念佛踊谋生，投当时人所喜好。当时的日本人喜好什么，而她又何以被当时的日本人所喜好呢？

　　阿国是居无定所的"巫女"，恐怕和其他女性群体一样也兼做妓女，所以，虽称歌舞伎踊，但归根结底是和卖淫联系在一起的表演艺术。女扮男装地表演花花公子，并使其散发出变态的性感魅力，这只会撩起本来就以好奇之心来观看演出的观众们的情欲。

　　贞操观以及女子在婚前保持处女之身的思想，对于日本人来说毕竟是一种外来观念，是汉唐以来随着儒家思想输入日本之后，才被日本人所认识到的道德观念。但贞操观念没有很快根植于日本人的灵魂，群婚时代开放的性风俗没有因此受到多少冲击，这是因为神道和传统习俗依然有着强大的保守力量，从反映江户时代的许多民俗记载看，通过"歌垣"之类的方式寻找性伙伴的群婚习俗在江户时代日本的许多地方仍然保存完好。

　　实际上，不仅贞操观难于普遍推广，就是严守人伦的婚姻制度也曾经一度难以在日本形成。

　　日本历史上很长时间都是流行走访婚，一直到江户时代末期，甚至明治初期（19世纪末）。在访妻婚时代，男子夜晚能够到多远的地方去走访女子呢？倘若不是游猎，他们在定居的情况下，晚上游荡的范围方圆不过三十里左右，如此一来，近亲结婚很难避免，上至天皇下至平民百姓，异母兄弟姐妹之间结婚甚至是非常频繁的事，这些可见于历史的记载。甚至同母兄弟姐妹结婚的事也有发生。总之，他们的性爱伙伴、性关系的对象范围很广，或者说结婚的对象范围很广，即使儿子去走访母亲所在的村庄或部落，除了母亲以外，与父亲的其他妻子，或同父异母的姐妹发生性关系都不会受到指责，因为还没有那样的道德约束他。

　　当时的异母兄弟姐妹之间能够自然而然地结婚或发生性关系，是因为他们并不住在同一家庭，相互之间的近亲意识很淡薄甚至没有，亲属观念也没有，父亲往往是难以确定的，家庭制度尚未完善。比如《扶桑略记》一书记载：日本第17代天皇仁德的儿子第18代履中天皇，已经66岁的他在即位的第六年（405年）"乙巳正月，以幡梭皇女立为皇后，是仁德天皇之女也"。仁德天皇有"王子男五人，女一人"。幸好仁德这唯一的皇女不是履中天皇的同母妹妹。不过，同母兄弟姐妹结婚在5、6世纪的日本仍然存在，甚至发生在最早接受大陆文明的日本皇室，发生在大和王朝的皇太子身上。

　　《古事记》关于日本皇室血亲结婚的记载比比皆是，这部书如果要说它是历史典籍，也只能算是天皇家族的爱情史。从里面许多经过后人加工、修饰的情歌看，天皇家族喜欢以这种方式谈恋爱，至于一般的日本民众想必更是大胆、放纵了。

　　尽管习俗如此，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近亲结婚、血缘之间的性关系越来越被禁止，禁忌也越来越严格，范围也越来越广。相比之下，日本皇室在这方面进行得要比普通百姓慢一些。乱伦禁忌的产生是因为认识到同血统生育带来的病态，而不同血统生育通常相对比较健康。但日本皇室和世界上其他少数皇室（如古埃及）一样，为了防止平民们亵渎了皇室的血统而不惜乱伦。此时日本皇室乱伦禁忌的底线是同父同母兄妹的结婚，对他们之间的性关系态度却很暧昧。

　　日本第19代允恭天皇死后，按规定由皇太子木梨之轻皇子继承皇位，但他在即位之前就爱上了同母妹妹轻大郎女，并与她私通，在夜深人静之时"走访"了他的妹妹，留下了许多浪漫而奔放的情歌。有一天，他又得着机会溜进了妹妹的闺房，高兴的他忍不住低唱：

　　要种山田山太高，地下埋管引水浇。

　　我偷偷钟情的妹子哟，我背人暗泣的妻子哟，

　　今晚让我尽情地爱抚吧！

　　在那个时代的日本，男人一到晚上就要出来游荡，寻找他们的浪漫艳遇，在美丽高贵的轻大郎女的闺房周围肯定少不了这样的男人，其中或许也有太子的兄弟，他们对于姊妹的情欲也许丝毫不比木梨之轻皇子逊色。太子所作的以上情歌不免被他们传播出去，在贵族当中影响极坏。

　　这个轻大郎女是日本历史上有名的美女，日本不少史书也称她为"衣通王"，大概是因为她爱穿通体透明而性感的衣服的原因吧。面对这样的性感美人，也难怪她的哥哥爱美人不爱江山了，也难免遭到其他男人的嫉妒，《古事记》说朝廷百官和天下人民都因此背弃了轻皇子，归附了他的兄弟穴穗皇子。太子的浪漫爱情让弟弟捡了个便宜，弟弟正好可以有借口兴师夺位。

　　因此轻太子感到害怕，出了宫廷，逃到大前小前宿祢大臣家里，制造武器，准备打仗。当时他打造的箭是把箭尾做成铜的，名叫轻箭。同时穴穗皇子也在打造武器，他造的箭用铁为镞，更为先进，和现在的箭一样，称做穴穗箭。于是穴穗皇子带兵包围了大前小前宿祢的家。穴穗皇子到达宿祢家的门前时，天下起了暴雨。按照当时的习惯，他作歌道：

　　宿祢家的门庭前，暂且避雨等天晴。

　　听到他的高歌声，藏在栅栏后面的大前小前宿祢举手叩膝，边歌边舞走了出来。那时的日本像中国云南的一些少数民族一样是以唱歌代替对话，他的歌是这么唱的：

　　宫人脚带上吊了一个小铃铛，闹闹腾腾好热闹。

　　邻人们可不能轻举妄动啊！

　　他们的这种对歌好似在叫阵。识时务的大前小前宿祢最后这么唱着出来说道：

　　即将当天皇的那位呀，请不要和太子哥哥兵戎相见吧！

　　如果兵戎相见会叫人笑话的。

　　我会把他捉住献上的。

　　听了这话，穴穗皇子让军队解围退走了。于是大前小前宿祢抓住了轻太子和轻大郎女，带去献给了穴穗皇子。轻太子被捕后，他的妹妹轻大郎女很伤心，痛哭流涕，轻太子于是作歌安慰妹妹说：

　　轻娘子啊，轻娘子，哭得那么响会让人知道啊！

　　要哭就低声悄悄地哭吧，像那波佐山上的鸽子一样。

　　他这样唱出来，显然不想把他们的恋情传得更开，以致影响更坏。被抓住的他显然没有去走访他的妹妹、与她"共寝"的自由了，于是他又作了这样一首歌让人送给他的妹妹：

　　轻娘子啊，轻娘子，悄悄地来到我身边，跟我一块儿睡吧！

　　他的弟弟穴穗皇子大概发现了他们还在继续幽会，于是把哥哥轻太子流放到伊豫汤地方，不让他与情妹通信传情。即将流放的时候，轻太子作了几首歌给他的妹妹：

　　天上飞的鸟儿，它是我们之间的使者啊。

　　听到鹤的叫声时，向它打听我的消息吧！

　　这显然是他们以后秘密联络的暗号，这里的"鹤"显然是他们之间秘密传信的使者。同时轻太子又作歌告诫他的妹妹：

　　应为天皇却流放海岛，总有一天会有许多船只迎我归来。

　　我睡过的席子不能玷污，我的妻呀，你要洁身自爱啊！

　　这首歌格调非常的哀怨、低沉，看来既不想失去江山也不舍美人。他的妹妹轻大郎女自然理解哥哥的雅意，于是回赠歌道：

　　在那些男女共眠的海滩上，你小心踩了牡蛎壳，

　　等到天明再走啊！

　　可惜这位被废的太子已经由不得自己了，一对恋人就这么离别了。之后，轻大郎女不堪忍受对哥哥轻太子的恋情，终于偷偷追随轻太子去了伊豫国。此时，轻太子为日夜渴待的妹妹感慨地作歌道：

　　泊濑山呀泊濑山，

　　大冈子上立着幡，小冈子上也立着幡。

　　我可怜的妻呀，就这么说定了吧，

　　让我们像那大冈小冈，永远在一起吧！

　　啊，不管是像檀弓那样躺下的时候，

　　不管是像梓弓那样立着的时候，

　　我可怜的妻呀，我将永远爱护你。

　　流传下来的轻太子为庆贺这次兄妹重逢的另一首歌唱道：

　　泊濑河呀泊濑河，

　　上流打下神圣的桩，下流打下坚固的桩。

　　神圣的桩上悬着镜，坚固的桩上挂着玉。

　　像玉一般美丽的我的妹呀，像镜一般珍贵的我的妻呀，

　　如果你有家，我要去你的家，

　　如果你有国，我会把故国怀念。

　　这么相互作歌安慰之后，两人就一起自杀殉情了。日本历史上最经典、最浪漫的乱伦恋爱就这样结束了。由于他们两人失败的教训，几百年后，日本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阴谋家中大兄皇子（626-671年，第38代天智天皇）和同母妹妹通奸时就非常谨慎，为了不引起公愤，他很长时间都以摄政的身份行政。

　　日本皇室除了这样的姐弟恋、兄妹恋之外，还有不少的姑侄婚或者叔侄女婚。例如第20代安康天皇在安康元年（454年）春二月，为大泊濑皇子（后来的雄略天皇）娶亲，他想聘娶的是大草香皇子的妹妹幡棱皇女。根据《日本书纪》所载，安康天皇和雄略天皇的父亲允恭天皇是仁德天皇的第五子，即大草香皇子的异母弟弟。仁德天皇妃日向发长媛生有大草香皇子、幡棱皇女二人。因此幡棱皇女论辈份是后来成为第22代雄略天皇的大泊濑皇子的姑姑。

　　当时安康天皇是派遣坂本臣祖根使主去请婚的，他见到大草香皇子后便单刀直入地说明了原委："天皇愿得幡棱皇女，以欲配大泊濑皇子。"

　　大草香皇子接见了婚使，当时便这样回答了他："仆顷患重病，不得愈，譬如物积船以待潮者。然生死有命，死何足惜乎。但以妹幡棱皇女之孤，而不能轻易死去耳。今陛下不嫌其丑，将满荇菜之数，是莫大之荣恩也。何辞命辱？故欲呈丹心，将捧上私宝，此宝名"押木珠缦"（一云"立缦"。又云"磐木缦"。--原注），冒昧交附使臣根使主，奉献给天皇。物虽轻贱，愿纳为信契。"

　　由于聘婚使者根使主贪图美丽的信物押木珠缦，想据为己有，回去后便欺骗安康天皇说："大草香皇子不奉命，乃谓臣曰：'其虽同族，岂以吾妹得为妻耶。'"于是便自己留下了珠缦，没有献出来。那安康天皇听信了根使主的谗言，大怒之下立即发兵围困大草香皇子的家，不仅杀了大草香皇子，而且自己娶了大草香皇子的妻子中蒂姬，纳入宫中，再喊来姑姑幡棱皇女，把她许配给弟弟大泊濑皇子。论辈份，中蒂姬还是安康天皇的婶娘。但是天皇兄弟顾不了这么多，也不会顾及这些，因为那时他们根本不以此为耻。从他们的别居，以及从他们之间的对话来看，仁德天皇和皇妃之间也是走访婚，而不是嫁娶婚。

　　在日本，家庭成员内部的性爱，即近亲相奸相对而言是比较多的，日本著名的社会学家南博在他的《家族内性爱》一书中说，日本自古以来母子兄妹的相奸多有记载。尽管在外来伦理观的影响下，母子相奸被明确视为重罪。"到了现代，母子间的连带感与日俱增，日本母亲可以为了满足准备大学联考儿子的性欲而与之相奸，这和美国多是父女相奸的案例成为对比"，"当日本母亲对丈夫的性爱不满，或希望压抑来自其他女性、特别是妨碍儿子读书的女性之性爱时，都会产生母子相奸"。

　　摘自：《日本人的色道》 作者：郝祥满 出版：湖北人民出版社

戏剧杂谈[转帖] 

　　吴藕汀

　　　看了不少“音配像”觉得京剧支离破碎，已非旧观。此一时期，唱词歧字太多，唱腔难免受损，尤其是新编的戏，与唱歌无异。唱句也失常规，实在刺耳。

　　“流派”是阻塞京剧发展的最大障碍。从小就唱“流派”

　　，永远唱不出自己的风格，始终停留在别人的范围之内，难成气候，为此不知断送了多少人才。“流派”确是中国戏剧的病征。学戏非从老腔老调入手不可，学透了，自然能够发挥自己的潜力，会承前启后，不同寻常，不难有巨星出现。而老生如余叔岩、青衫如梅兰芳，还不脱老腔老调，不能算是“流派”，作为借鉴，亦无不可。其实周信芳也不是“流派”，因其唱腔中兼有徽调成分，被人误视为一派，以至于今。

　　近代以来，中国京剧自从清末民初齐如山以来的所谓戏曲作家、戏曲理论家、戏曲活动家等等，无一不是破坏固有中国戏剧程式的人，这些人的影响不消除，中国戏剧难免流入外国戏剧的附庸，安能独当一面，屹立于世界艺坛之上，拥有鼎足的地位?

　　京剧本来不是剧种，它是集中国固有戏剧，取其艺而弃其技之代表。例如地方戏中之纱帽功、椅子功、翎子功……等等技术，都摈弃不用，成为一种纯艺术的剧种，我们现在称它为“京剧”。

　　做戏不能忘了“戏”，最犯是“进入角色”的一句混蛋话。试想一个现代人，能进入千百年前的人物之中，实是梦话。新月派人也说：“莎士比亚——谭鑫培都是老实在做演员，决不是在做剧中人。”他们比较内行，不比新青年派人那样的无知。戏中人物都有规模程式，所谓“装龙像龙，装虎像虎”，指的是，例如装扮曹操要像戏中之曹操，不是指历史上的曹操；装扮诸葛亮要像戏中之诸葛亮，并不是历史上的诸葛亮。曹操和诸葛亮都是丞相，但曹操则勾奸脸、相貂红袍，诸葛亮则八卦衣、羽毛扇，这就为人所公认，这所以曰“像”。若马派的装束，就是“不像”。古人谁也没有见过，怎么会有像和不像，即在于此。马派非但演诸葛亮不像，就是演程婴、永乐帝都不像，这就是程式问题。所以戏班子里人说：“宁愿穿破，不可著错。”京剧的程式，是几多辈演员的心血结晶，怎可等闲视之。

　　有时演员为了讨好观众，或逼于生活现实，不得不迁就，这也是无法可想。如谭鑫培成名后不收徒弟；余叔岩已是名角而不教其戏，诚有识之士。不是与走了邪路还沾沾自喜者可比。对现在的京剧状况来看，像《白蛇传》、《野猪林》、《李逵接母》、《杨门女将》等等劣剧以及“四大名旦”的私房新戏，还占有舞台一角，那么前途还是很暗淡的。不割烂肉，新肉不会生好。

　　京剧研究班首届结业，竟然有个教师述及“进入角色”论。我想如扮演哮天犬，未知此教师如何进入此角色，大概他每天与狗生活在一起，直到自己与狗相同，到那时方可进角色，否则就不知道如何进入了。似此上世纪50年代的陈辞滥调，还在阴魂不散、游荡其间，对一个关心京剧命运者来说，实在令人惊讶不已。这种洋教条，根源来自苏联，自从流入以来，泛滥成灾，民族文化，几致毁灭。其恶劣影响，至今尚未消除，流毒之深，可以想见。以致有些人崇尚形似，盲目称颂写实，贬斥写意和抽象，宣扬具象，把打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犹如洪水猛兽，似乎不值得一提。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写实戏剧观，自有他的特点，但在中国戏剧中，却是格格不入。20世纪20年代已经有人说过，自“莎氏比亚、莫利哀、加力克、多尔马、余三胜、谭鑫培，都是老老实实在做演员，决不在做剧中人”。就是说他们老实承认不过是个演员，台下有许多人在看他，他的目的只是要用他的艺术去感动这些人。艺术真实来源于生活真实，但并不等于生活真实，应比生活更高、更集中、更概括，因此也更美。

　　布莱希特的写意戏剧观，与中国戏剧比较相近。好比他“主张演员和角色之间，观众和演员之间，观众和角色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不要演员和角色合而为一，也不要观众与演员合而为一，更不要观众与角色合而为一。演员、观众、角色的相互关系，更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还要求“演员完全变成他所表演的人物，这是一秒钟也不容许的事”。

　　　　我认为要保存“京剧”的纯洁性，应还其本来面目为起点，直接继承光绪中期演戏的规则、良好的习惯，在传统的基础上，予以逐渐创新(我所指的“创新”一定要在“传统的基础上”，不能搞歪门邪道)，或许能挽回衰颓于万一。否则千疮百孔，不过以“四不像”了此一重公案而已。

　　戏行中教育一向讲究传统道德，很为认真。不仅要传艺，而且要育人，就是要梨园子弟“规规矩矩做戏，老老实实做人”，学生入门，老师就是用这几句话来谆谆教导，至今犹然。近百年来，虽然在名利上或许难免明争暗斗，这也人情之常，但很少发现离经背道之事，偶或有之，同行莫不行以为戒。故在素质问题上无须外行顾问，帮倒忙反为不美。

　　近来有人提议新人演老戏，确是上着，但且待拭目以观之。现在新角，众多良骏，倘无识途老马，也是徒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新角中如张建国、张萍、奚中路、蓝文云、王佩瑜等等都很好，不过戏太少，很遗憾。净角条件都不够格，只得用裘派来掩盖其短，但也是很难得了。

　　我年轻时，人有“除三害”之说，三害者指马、周、程。周程二人出格，乃是不得已，马则故意而为之，有所不同。

　　这些都是我个人的看法，可能与人有大相径庭之见，不去管他，好在都是白说而已。何日能南来念念。

　　　　（摘自《药窗杂谈》，中华书局2008年7月版

李渊纵酒,真为自晦[转帖]

　　　　作者：王宇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隋朝大业初年,隋炀帝杨广由于横征暴敛、穷兵黩武而致使百姓怨声载道,民不聊生,各地纷纷起义。先是礼部尚书杨玄感起兵造反,接着各地义军蜂拥而起。这时李渊奉命镇守弘化镇,并兼管关右各郡军事。

　　李渊为名门之后,世袭唐国公。他和杨广其实是姨表兄弟。李渊历经地方和中央高官,一向喜爱结交豪杰,人们也多诚心归附于他,所以这就难免引起杨广的猜疑。

　　当时在民间流传着“杨花落,李花开;桃李子,有天下”的民谣,杨广是个自信心很脆弱的人,当他听到这样的民谣就在想:难道我的杨氏江山真的要被姓李的取代吗？因为这个民谣,他还下令砍光李树以绝不祥之兆。有些小人伺机诬告右骁卫大将军李浑有谋反的企图,说什么民谣中的“李花开”指的可能就是李浑,结果杨广就来了一个先下手为强,不管这事儿是真是假就把李浑宗族三十二人全部处死。

　　李渊也是姓李,所以杨广对他的这位表兄也产生了怀疑。李渊表面看起来不事张扬,其实他私下颇得人缘,他手下的良将贤士非常多。可能也正是由于这一点,让杨广对他产生了怀疑。一次,杨广要召见李渊,李渊说自己生病了不能来,结果杨广就大为恼火。李渊当时有一个姓王的外甥在后宫谋事,杨广就去问他的外甥:“你舅为什么不来？”他的外甥就回答说他有病了不能来。杨广怒气未消地又问道:“是不是会死呀？”李渊后来听说此事后心里非常忐忑,总感觉自己快要大祸临头了,所以整天纵酒作乐,假装委靡不振。其实他是做出这个样子来掩饰自己,以使隋炀帝放松对他的警惕。

　　隋炀帝确实是很提防李渊的,他还说李渊“渊相表奇异,名应图谶”。这些被李渊知道后,他就通过“纵酒纳赂以自晦”保存了自己。后来,天下盗贼四起,兵部尚书樊子盖不分清红皂白地把汾水以北的村庄都烧了,而当那些做乱的人来自首投降时,他就挖一个大坑把他们集体烧死在里面。百姓们又生气又恼恨,都你一群我一伙地聚集起来以偷盗为生。整个社会的局势逐步地恶化。

　　大业十三年,李渊被任命为太原留守,但同时杨广任命王威、高君雅为副留守。其实杨广让这两个人留在李渊身边的用意并不是帮助他,而是让他们两个人监视李渊的一举一动。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杨广对于李渊已经是相当不信任了。在这样一个乱世,李渊自己拥有强大的实力而身为皇帝的杨广却不得人心,要说李渊没有一点儿想法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他知道,要想一举成功就一定要等到时机成熟才行。而自己手下的王威、高君雅和自己也是貌合神离,而他也知道杨广派他们两人来的用意。所以李渊干脆就行韬晦之计,静观其变。

　　李渊表面上虽然极力不露声色,但实际上他对所有劝他反隋的人都有好感,所以总是有接连不断的人推动他起兵反隋。他的部将许世绪还鼓动李渊举起义旗,利用当时民间正在流传的李氏得天下的流言成就帝王之业。李渊虽没有直接表态,但从此他和许世绪的关系越来越亲密,甚至把许世绪视为心腹。李渊对待降者也很宽容,他让他们都留在自己的左右,于是就有很多人来他这儿投降,前后大概有几万人。他深知人心向背的重要性,于是经常开仓济民,来他这儿当兵的人也越来越多。当时形势很乱,很多跟他一样的人都蠢蠢欲动时他却隐忍不发,并在暗中继续积蓄力量。他这样做实际上是想等到条件成熟的时候一发而定大局。

　　李渊在积极准备、不断发展自己的势力上可以说是处心积虑。在大业十一年即公元615年,他镇压敬盘陀起义军的时候仅诱降起义军的人数就达数万人,这数万人都加入到了他手下的军队里。隋朝大将长孙顺德、刘弘基等人因反对征辽而触犯了隋律,被迫逃匿在太原,最后也都被李渊收留。而王威、高君雅二人极力反对他收留叛将,但李渊根本不予理会,仍然重用他们,其实这正说明了他企图与隋炀帝分庭抗礼。

　　在民间,为了进一步鼓动群众的反隋情绪,李渊还让刘文静伪造隋炀帝敕,声称太原、西河、雁门、马邑的人只要年龄在二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都要来当兵,以为进攻高丽做准备。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导火索就是进攻高丽,这时如果在太原等地征发民众参加这场战争必然会更加激发民众的反隋情绪。所以当人们听说这个消息的时候思想上就更乱了,有造反思想的人也越来越多了。于是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刘文静就与裴寂一起更加积极地推动李渊起兵。

　　有史以来,在官场上那些剑拔弩张、锋芒毕露的人总是容易让他人感到畏惧和威胁,所以就难免容易树敌招怨,引起政敌的猜忌和不安,从而壮志难酬。而与此相反,那些庸庸碌碌、胸无大志的人则可使政敌在心理上产生一种安全感,反而容易被轻视和忽略。其实这些人反而能够出人意料地成功。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李渊这样做并非“自晦”,而是一种韬晦之计:他暂收敛锋芒,表面上与世无争,极力掩饰自己的政治志向和权力欲望。而一个聪明人都是在时机未成熟之前先把自己的野心和权欲隐藏在恬然淡泊、沉溺酒色之后。而李渊是个聪明人,他绝对深明此理,而且他表现得也极为出色。

　　李渊纵酒就是为了麻痹杨广,其实这一招还是窦夫人生前给他的建议,她告知李渊要“纵酒纳贿以自晦”,以显示自己的胸无大志。然而就是这样,隋炀帝也没有完全放心,他还是安排了两个心腹来监视李渊。而李渊能够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起兵成功,足可以看出他计划的周密。李渊的这一纵酒之计为他以后的发展保存了相当大的实力,如果他当时不“纵酒”的话,可能早就是杨广的刀下鬼了。

　　李渊是个心思缜密的人,他一定要在经过充分准备之后才决定起兵反隋。但在起兵之前,他就已经解决了几个后顾之忧。首先他镇压历山飞起义军。当时历山飞起义军人多势众,但是他们缺乏严格的训练,所以组织性、纪律性非常差。李渊也不正面决战,而是避开历山飞军的优势,抓住其弱点,采用诱骗、突袭的战术出奇制胜。然后,他又把王威、高君雅这两个隋炀帝的亲信杀了,也除掉了自己的心腹之患。其实为了排除这个隐患,李渊也颇费了一番心思:他通过晋阳宫监裴寂结识了乡长刘世龙。而刘世龙与高君雅交往甚密,所以他通过刘世龙掌握了很多高君雅与王威的动态。于是他就趁一个有利的时机杀掉了王威、高君雅。其实一旦杀了隋炀帝任命的官吏,无疑就是以实际行动宣布他要推翻隋朝的统治了。所以说,除掉王威、高君雅其实也是李渊起兵反隋计划的必然组成部分和必要步骤。

　　为了解除他的后顾之忧,他还必须解除突厥将来可能会对他的威胁。但仅靠他自己一个人的力量要想战胜突厥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李渊对突厥采取了拉拢加利用的手段以稳定太原的形势。他在给突厥可汗写的信中写道:“当今隋国丧乱,苍生困穷,若不救济,终为上天所责。我今大举义兵,欲宁天下,远迎主上还。共突厥和亲,更似开皇之时,岂非好事。且今日陛下虽失可汗之意,可汗宁忘高祖之恩也？若能从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必以路远,不能深入,见与和通,坐受宝玩,不劳兵马,亦任可汗。一二便宜,任量取中。”信写好后手下人就对他说,突厥那些人都是蛮横之人,他们都不识字的,不用在信上写“启”字跟他们那么客气,我看改为“书”字就行。李渊笑着说,怎么能这样呢,对人家好就要表明自己的诚意嘛。自从###之后,四下奔走逃命的人很多,我们肯定也有很多人逃离到他们那里了。而且###之时咱们对他们尊敬,他们还不一定相信呢,如果再有什么轻慢,他们的猜疑只会更深。再说千金我都送给他们了,一个字又有什么好吝啬的。在解决了后顾之忧后,李渊就誓师起兵发布檄文,宣布取消隋炀帝的帝位,立代王杨侑为帝,也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了。之后李渊统帅大军直取长安,不久,他又逼迫杨侑写了禅让的诏书,宣布自己为真命天子,于是唐王朝就由此建立。

　　通过这个历史过程我们感慨更多的并不是他的起义本身,而是他那种能够做急流千帆旁的“沉舟”,甘当万木竞春时的“病树”的精神。造反谁不能造,在隋唐演义里隋末的各种造反就被演绎成四十八家反王,然而真正胜利的也就只有李唐这一家。所以,要想成大事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有心、有勇、善于制造态势的人,并且还要是一个善于抓住机会的人。但是李渊成大事的这份隐忍和等待,以及其处事的果敢与坚毅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历史的背后往往都隐藏着大义之举,而只有睁大眼睛你才能知道一个人的表面与内心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李渊的“纵酒”之计并不是自晦,而是保存己力,以取得更大的成功。正所谓“先生存后发展”！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想到在当时也只有这样,他才可以保住自己的性命,才能为以后的成功做准备。所以从某方面讲“纵酒”反而可以韬光养晦、成就大业,因而这也是一个极具高瞻远瞩的计策。另外,李渊懂得得民心,而杨广的所作所为都是不得人心的。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所以李渊注定是会成功的。

档案解密：中越两国反目成仇的真正原因[转帖]

　　1972年尼克松访华
　　中越美苏四国的越战档案披露，当年中越秘密商定，若美地面部队越过十七度线，中国将出动陆军迎战。美国获知后不敢将战事升级。越南脚踏中苏两船取利，埋下中越反目祸根。
从六十年代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中期的越南战争，主战场在越南本土，却将老挝、柬埔寨等印度支那国家都卷了进去，而中、美、苏这三个大国也都在这场战争中恩怨交缠，敌我友互相分化组合。更有甚者，中越原是“同志加兄弟”的盟友，後来也一度变为兵戎相见的仇人。越战使越南南北方军民丧生约二百万人，上百万人投奔怒海，流亡他乡；美国军队死亡五万八千人、受伤三十馀万人。
　　越战结束后，有关秘密档案相继揭开，世人对这一历史悲剧渐渐有了新认识。六十年代中期，美国政府派遣大军赴越南参战，以为不这样做，就不能挡住“赤潮”，整个中南半岛，甚至整个亚洲，都会成为共产党的天下。然而， 当时的美国总统没想到，这场战争以南北越统一告终後，亚洲不但没有“全面赤化”，反而出现了北京出动数十万军队教训越南的戏剧性变化。中越这一仗标志著冷战思维破产，新世纪国际政治告别了两大阵营平分秋色的局面。
中越两个亚洲共产大国为甚麽会从“同志加兄弟”变成兄弟反目、兵戎相见呢？这场战争到底谁是真正的胜利者？近年陆续解密的东西方有关档案，提供了解读的关键 。
　苏联秘密档案曲线曝光

　　这些逐渐披露的资料有许多是从苏联解密档案中辗转取得的，其中数据不少属越南国防部和中国有关部门的高级机密资料，它们掩藏在铁幕之后、尘封已久。原来，当年越南政府周旋於中苏争拗之间，一方面，不满中方阻碍其与苏联交往，但也不愿得罪中国，失去中国方面的军援 ；另一方面，又日益亲近苏联，每与中共领导人会谈，会后常将有关情况通报苏联。另有一些绝密资料，来自美国的解密档案。至於美方如何得到这些情报，至今仍是个谜。内中是否谍影幢幢不得而知。
不少资料是首次公之於众的。例如资料披露，一九六四年十月，中国总理周恩来率外长陈毅元帅、副总参谋长杨成武上将等人赴河内，与越南主席胡志明、总理范文同 、越共总书记黎笋及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凯山、爱国战线主席苏发努冯等举行秘密会议。当时三方商定，如美军只是介入南越地面战斗，派机轰炸北越，中国也只派出防空部队赴越；一旦美军越过北纬十七度线，中国将派出地面部队赴越参战。一九六五年四月，越方正式要求中方派遣支援部队。一九六五年六月九日，第一批中国志愿部队开入越南。从此起至七零年七月，与越军并肩作战，浴血战场。
　　其后，这一机密，由中方通过英国间接转给美国，目的是通知美国：这是底线，不能打破。
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者曲爱国认为，中国的介入使美国政府谨慎地决定，不让地面部队越过北纬十七度线，避免了中美两国军队在地面正面冲突，否则，这场战争可能成为另一场朝鲜战争。
中国援越军人阵亡逾千
　　来自中国大陆的资料则首次披露了中国援越部队伤亡情况：一千一百人阵亡，四千二百馀人负伤。同时还详细披露了中国军队的战绩：中国防空部队在越南对空作战共 二千一百五十三次，击落敌机一千七百零七架，击伤一千六百零八架；铁道部队则在越南新建铁路一百一十七公里，改建铁路三百六十三公里；同时入越的还有通信工程大 队、后勤部队、筑路部队、扫雷工作队、民兵等。中国给越南的物资援助，总额达二百亿美元。
六十年代开始的这场越战，其实可以追溯到更早期的印度支那抗法战争；中越的结盟起於中国支持越共抗击法军、取得奠边府战役的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者曲爱国披露，抗法战争期间，中国是唯一向越共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越共军队的全部武器弹药和装备都由中国按照预算和战役的需要直接提供；他公布的大量数据表明，越南抗法期间，中国向越南提供各种枪支共十一万六千馀支，各种大炮四千六百三十门和大批通讯、工兵器材及粮食、被服、医药等军需物资。中方先后派出防空、工程、铁道、后勤保障等支援部队共二十三支队，九十五个团另八十三个营，总计三十二万馀人，最多的一年达十七万人。
。中共和越共这一对“同志加兄弟”，为何会反目成仇 ？从战争年代的档案中其实已有迹可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李丹慧研究有关档案后发现，中越两国关系大起大落，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在於国际冷战 格局下，中、美、苏三国关系变化的制约和影响；中苏关系及中美关系的变化对中越关系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她指出，中国在政治上、军事上支援越南，就要求越南不要站到苏联方面去，甚至要有所行动；後来中国为了抗衡 苏联而改善中美关系，又要求越南有所配合，不免予人改变了初衷又要强人所难之嫌。
其实，就是在越战期间，民族主义感情也高於战友关系。当年越南政府派了不少人到上海的钢铁厂和纺织厂学技术，上海官方十分厚待他们，把淮海中路重庆南路一带的优质民居腾出来让他们住。他们也一直对上海人民怀有好感。可是，中美关系开始解冻却大大地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令上海吃惊的是，北越人策划在尼克松访问上海的时候，在沿街的窗口打出抗议的横幅。此事被中国方面及时发觉，预先做足了防备措施。在尼克松到访上海期间，北越人受到所在单位和部门的“热情款待”，又是带他们到景点去参观和游玩，又是领他们去高级饭店美餐，哄得开开心心，总算避过风头。双方都嘴上不说，但心知肚明。这可能是中越民间感情上最早的芥蒂。
另二位中国学者杨奎松、沈志华论及上述变化时表示，中国的立场是从主张武力解放印度支那到力主实现东南亚和平；从主张和平共处到主张冷战共处；从反对越美和谈转向联美抑苏，一直发展到劝告越南适时结束战争，造成了後冷战时期另一种混沌而共生的局面。
中美苏三方都不是赢家
　　李丹慧还指出，四个三角角力的结局是：中美苏三方谁都不是赢家，只有力量最弱的越南获得实际利益，实现了民族统一，并利用大国间的矛盾，藉助苏联实力提高了自身地区性大国的地位，从而走上了联苏抗华，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的道路。

　　在中越两党这一对欢喜冤家的恩仇记中，两国领导人的个人意见有时左右了局势，深化了矛盾，加上两国之间历史上从属关系遗留下的成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的利害关系，更使积怨日深，以致连蜜月时期的频繁交往及好话说尽的外交辞令也无法消融这些嫌隙，最後使关系迅速裂变。
共产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往往可由两国领导人的言辞交锋中寻出。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提供了一批非常重要的文件，其中就有根据俄国解密档案文件英译的中越、中老及中柬领导人七十七次谈话的珍贵记录文本。中国学者据此向越南学界覆核其中一些资料，加上注释，除选出一部分译成中文首次披露外，其他部分则引入各自相关论文中。
会谈记录显示领袖性格
　　这些谈话记录了一些事件的蛛丝马迹并再现了领袖的独特风格和魅力。譬如毛泽东经常谈笑风生，以幽默口吻议论天下大事，其个人意志乃两党两国关系中最具影响力的因素，他主导了这种变化的趋势，也因此影响了东西方冷战的格局；邓小平则坦率直言，对越南方面的误解敢於不留情面地指出，从他的谈话中正可领悟，七十年代末邓决定教训越南原来早有伏线；而周恩来的耐心细致，坚决贯彻毛泽东的主意，似也可略窥一斑。越南方面除黎笋外，参与最多会谈的就是越南的总理范文同。这些谈话记录将为研究两国、两党的微妙关系提供新的历史证言。
东西方学者反思越战
　　在美国为首的西方，有些学者正对发生在印度支那半岛的这场战争，进行反省和总结，而今年(2005年)一月十日至十二日，以亚洲地区学者为主、议题是《关於中国、东南亚与印度支那战争的新证据》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也在香港大学举行。会议由港大历史系、亚洲研究中心、美国研究中心和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联合组织，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中国、越南、美国、俄国、挪威的二十六名学者
参与这次会议的中国学者大都是中青年研究家，分别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史研究室等智库。他们从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作了深入探讨，并根据美国、苏联解密档案、越南有关文献和中国有关资料、档案，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秘辛， 同时阐述了许多新锐的论点。例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李向前在《越战与一九**年中国经济政治的变动》中，提出了新论点，指出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也对越战起著无形的催化作用，为越战对中国经济政治产生的影响作出恰当的定位，从中也可看出当年自感内外受敌的毛泽东，将大政由经济建设扭转为准备打仗的轨道，反映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思路。
中国首部越战研究力作
　　上述最新研究成果已汇集於即将由香港天地图书公司推出的《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书中。这是中国学者第一部越战研究的力作，作者们能以较开放的研究视角从事研究，一改过去的八股思辩模式，将中越关系放在冷战时期的大框架中，依据各种解密档案和新的史料综合分析，尽量站在一个公允的立场去阐发论见。此书解读了越战时中、美、越、苏之间错综复杂的较量，全方位解构了冷战中波谲云诡、合纵连横的外交角力和惨烈战斗的源起与祸害。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譬如：关於越南对华政策心理背景的研究，对老挝、柬埔寨在这战争中的作用与地位的探讨等等。

桂系出身的小诸葛[转帖]

　　　　作者：李永铭 范小方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白崇禧(1893—1966)素有“小诸葛”之称，不仅有勇，而且有谋，在统一广西、北伐以及在抗日战争中，参与制定了不少的战略计划，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战术主张。作为桂系首领，既为蒋介石的反革命政策出过力，又屡次参与逼宫，为蒋不容。军事家杨杰曾说白崇禧是国民党内三个半军事家之一，日本人在淞沪会战后称他为“战神”，毛泽东则称他为“中国境内第一个阴险狡诈的军阀”。所有这些称谓和评价，不论是褒是贬，都充分显示出白崇禧非凡的军事才能。晚年的白崇禧由于一步走错，落得在台岛非疾身亡的结果。

　　白崇禧，字健生，1893年出生于广西桂林县南乡山尾村一个回民家庭。1898年，白崇禧就开始了他的求学生涯，入私塾接受启蒙教育。由于白的天赋过人，加上勤奋好学，深得老师的赞赏。在求学过程中，他的家境已日趋困难，而且不久，全家只能供他一人上学。当时的老师白莲洲先生深知他天资敏悟，又很用功，常常背书到深夜，从没有因为功课不好而受到先生的责罚，因此决定减免白崇禧一半的学费，并让其弟白崇祜也入学，这样兄弟两人得以同窗就读。

　　因家境困难，小学毕业后的白崇禧没有继续上学，而是回家务农。1907年，14岁的白崇禧决定离开家乡，开始新的生活。白父在白上小学前已去世，母亲支持儿子外出求学，卖掉了两亩半糯谷田，为他凑了路费。这时，桂林陆军小学堂正好招生，由于此时科举制度已废除，进入陆军小学堂无疑是进入仕途的一条途径，白崇禧决定报考陆小。陆军小学堂只招120人，而白崇禧以第六名被录取，与李宗仁、黄绍竑为先后期同学。但是，命运与他开了一个玩笑，入学不到三个月，他突发恶性疾病，不得不回家休养。这病一拖一年，只好从军校退学。病情逐渐好转后，他不甘心在乡下混日子，又同六弟白崇祜去桂林，报考了广西省立初级师范。在900多人的应试中，白崇禧位居第二，被顺利录取。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白崇禧参加广西北伐学生敢死队，随队开到武汉。南北议和成功后，各省学生军奉命解散，白崇禧被编入南京陆军入伍生队。经过半年训练，被保送进武昌陆军预备学校学习了三年。1915年，白崇禧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直到1917年结束了他坎坷的求学之路。回到广西，他成为马晓军的“模范营”中一名普通的少尉连附。从此，白崇禧正式进入广西军界。

　　1920年的粤桂之战，桂军失败。此后广西局面混乱，马晓军在百色被自治军刘日福部偷袭，在百色城的部队全部被缴械，马晓军、黄绍竑被扣，白崇禧跳城逃脱。随后，他收集残军进入贵州，在黔军支持下回师###刘日福。由于白崇禧身先士卒，深得部下拥戴。一天晚上，白崇禧冒雨巡查阵地，突然脚下一滑，摔落于山坡之下，折断左腿股骨，昏死过去，醒来后已不能行动。然而，激烈的战斗已使他离不开战场，他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终于一鼓作气，打败了刘日福的军队，回到百色。马晓军此时也得到释放。不久，白崇禧因腿伤赴广州治疗。由于延迟医治，左腿股骨已长骨痂，无法再施手术。在广州休养了一年，左腿稍短成为终身残疾。

　　马晓军的部队后来由黄绍竑率领，投入在玉林的李宗仁部队。为了求得更大的发展，黄绍竑决定脱离李宗仁部，向沈鸿英“假投降”，以便进驻沈所占据的梧州，伺机取而代之。黄派陈雄赴广州活动并与在广州养伤的白崇禧联络。

　　白崇禧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后指出：“广西之前途不外有三：一为附和北洋军阀；二为支持赵恒惕等人所倡言之联省自治；三是归附广州之孙中山先生之革命政府。北洋军阀是我们所厌恶，联省自治非统一全国之良策，因而只有走第三条路，即归附广州革命政府。”白崇禧的这番话为黄绍竑所接受。陈雄、白崇禧由廖仲恺等介绍，在广州大元帅行营晋见了孙中山。白崇禧向孙中山报告了广西的形势，表示广西加入广东革命的决心。回到广西不久，白崇禧即带着黄绍竑的亲笔信去玉林，与李宗仁详谈广西发展大计。这是李、白首次聚会，彼此坦诚相见，十分投机，这次会晤成为他们后来长期合作的很好开端。1923年，孙中山任白崇禧为“广西讨贼军”参谋长，1924年白任定桂讨贼军前敌总指挥兼参谋长，提出先攻陆荣廷后击沈鸿英之策，并得以施行，于1925年结束旧桂系军阀对广西的统治，白成为新桂系首领之一。在与旧桂系的搏杀中，白崇禧充分发挥了他的军事才能，于是有了“小诸葛”的美名。

　　1926年3月两广统一之后，顺应历史潮流，广东革命政府于1926年7月9日正式誓师北伐，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开始了。白崇禧应蒋介石之邀出任北伐军副总参谋长，代理总参谋长之职，统筹全局，指挥作战。他随北伐军总司令部经长沙、武汉，然后进军江西。随后，白崇禧担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率军向东追击。他运用声东击西战术，先后占领杭州、宜兴、吴江等地。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高潮中，白崇禧进入上海，兼任淞沪卫戍司令。

　　4月2日，蒋介石、吴稚晖、陈果夫、李宗仁、白崇禧等在上海召开秘密###会议，4月12日发动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白崇禧是这次政变的指挥者与执行者。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与武汉政府抗衡，宁汉相争。李宗仁、白崇禧不愿蒋介石坐大，逼迫蒋介石下野。在随后的龙潭战役时，白崇禧从上海筹措军政费用返回南京途中，被阻于无锡、镇江之间。白崇禧知南京战事紧张，临危不乱，在无锡就地指挥，配合李宗仁，取得胜利。10月20日，南京军事委员会下令“###唐生智”，白被任命为前敌总指挥；1928年1月5日，南京政府任命白为西征军总指挥，进攻湖南唐生智部，25日占领长沙，并将唐军收编。1928年4月8日，两湖各军改编为第四集团军，李宗仁任总司令、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率部向北进发。5月31日，白部攻克保定。6月1日占领宣化后，向怀来追击。孙传芳见大势已去，通电下野；张作霖知道已无可抵挡，于6月2日通电出关。4日，张作霖的专列在沈阳附近皇姑屯被日本军国主义者预先埋置的烈性炸弹炸毁，张当场身亡。6月8日后，白崇禧部开进北京。11日，阎锡山、白崇禧联袂进入北京。9月2日，白崇禧由北平到达天津，誓师东征张宗昌残部。白设司令部于唐山，指挥进剿，张军一触即溃。

　　由于桂系军阀控制了两广、两湖，还在平、津两地扩充军队，并且排挤了忠于蒋介石的湖南省主席鲁涤平，严重地妨碍了蒋的个人独裁。1929年3月21日，蒋介石将李济深软禁于汤山，此举激怒了李宗仁、白崇禧，两人率部宣告反蒋。蒋介石撤销了李、白本兼各职，并将两人开除出国民党，致使矛盾更加激化。3月29日，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利用分化手段，收买桂系师长李明瑞等人阵前倒戈，迫使桂系放弃武汉。在北方的白崇禧部也被蒋介石分化收买。白崇禧在廖磊的帮助下，搭乘英商太古公司的轮船南下香港，此事被蒋介石的特务探悉。蒋密令上海卫戍司令熊式辉，等该轮驶到吴淞口外，即用武力强行搜查，将白逮捕解京；如果该轮拒绝搜查，则令海军炮舰把它击沉，外事交涉以后再说。幸好这一情报为桂系得知，于是请许崇智设法营救。许即花10万块钱，以日本军校同学关系疏通了日本人，派一快轮追上太古公司的轮船，将白崇禧接过日快轮，直接把他送到香港。但桂系的反蒋并未动摇蒋的根本。

　　1930年5月10日，李、白又同西北的冯玉祥联合反蒋。蒋与冯、阎、桂在中原地区展开大战，双方动用兵力100多万，死伤30多万。至1930年10月，中原大战结束，蒋获得胜利。白崇禧随李宗仁退回广西，他们以自治、自卫、自给相标榜，锐意经营广西。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桂之间的矛盾暂时得以平息，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部队立即开赴华北战场，加入中国军民抗战的行列。白崇禧被任命为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参与制定抗战计划，提出“以小胜积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以游击战辅助正规战，和日本人作长期战，把他们拖垮”的战略，被蒋介石采纳。淞沪抗战，白崇禧多次上前线督战。1938年3、4月间，白崇禧协助李宗仁，指挥中国军队在徐州附近的台儿庄地区围歼日军第10师团，歼敌1万余人。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在正面战场取得的第一个胜利，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斗志。随后，李宗仁、白崇禧参与指挥了1938年6月至10月规模空前的武汉会战。武汉会战坚持打了四个半月，迟滞了日军的侵略步伐，迫使日军停止战略进攻，“速战速决”占领中国的计划彻底破产。中国的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为了加强重庆外围实力，增设桂林行营，指挥第三、四、七、九战区的军事，委任白崇禧为桂林行营主任。1939年底至翌年初，白崇禧亲自指挥桂南战役，并亲临炮兵阵地督战。经长期迂回，苦争恶战，两度收复战略要地昆仑关。到次年春战役结束，击毙日军第5师团12旅团长中村正雄，日军死伤约8000人，为抗战以来攻坚战的首次胜利。

美国人对蒋介石“婚外情”最感兴趣[转帖]

　　　　蒋介石任国民党政府主席时与夫人宋美龄

　　1944年7月9日，中国抗日战争处在最艰难的时候，宋美龄突然离开重庆，去巴西休养，自此长期不归。直到一年后抗战胜利，宋美龄才翩然回国。关于此事，许多宋美龄的传记和相关著作都认为其原因是：蒋介石在重庆有了“婚外情”，宋美龄因此一怒而去。

　　　　事实是否如此呢？

　　　可疑的送别茶会

　　蒋介石的《事略稿本》（未刊）1944年7月5日条云：

　　约集各院院长及各部会高级干部与欧美友好，计共60人，举行茶会，为夫人饯行并坦白说明外间之流言蜚语与敌党阴谋之所在。继夫人亦起而说明对公人格之信仰，措辞均极有力也。而居正、戴季陶等各院长亦各先后发言，佥谓公之为人，厚重严谨，久为众所敬服也。

　　这段记载很含糊。考察有关史籍可知，当年7月，宋美龄即将离开重庆去巴西养病。“为夫人饯行”云云，说明会议主题是为宋美龄送行。会上，蒋介石坦白说明了“外间之流言蜚语与敌党阴谋之所在”。接着，宋美龄起而发言，表示相信蒋的“人格”。又接着，居正、戴季陶以及国民政府各院院长纷纷帮腔，对蒋的“品格”大唱赞美歌。这就奇怪了，饯行会为何变成为蒋介石辨诬的“辟谣会”呢？所辟之“谣”为何？

　　查蒋介石日记当年7月4日条云：

　　下午，回林园，与妻商谈，约干部与友好聚会，说明共产党谣诼，对余个人人格之毁誉无足惜，其如国家与军民心理之动摇何！乃决约会，公开说明，以免多加猜测。

　　这则日记说明，会议是在7月4日与宋美龄商谈之后决定的，目的在于辟谣，谣言内容有关蒋的“人格”。至于谣诼来源，《事略稿本》仅模糊地说明出于“敌党阴谋”，而这则日记则点明是“共产党”。蒋介石长期敌视中共，所以并未调查，也未加论证，就武断地确定是“共产党谣诼”。

　　再查当年7月6日蒋介石的日记，中云：

　　妻近接匿名信甚多，其中皆言对余个人谣诼、诽谤之事，而惟有一函，察其语句文字，乃为英国[美]人之笔。此函不仅诋毁余个人，而乃涉及经、纬两儿之品格，尤以对经儿之谣诼为甚，亦以其在渝有外遇，且已生育孳生，已为其外遇之母留养为言。可知此次蜚语，不仅发动于**，而且有英美人为之帮同，其用意非只毁灭我个人之信誉，且欲根本毁灭我全家。幸余妻自信甚笃，不为其阴谋所动，对余信仰益坚，使敌奸无所施其挑拨离间之技俩。可知身修而后家齐之道乃为不变之至理，安可不自勉乎哉！

　　蒋介石7月8日的日记中又一次谈到，“匿名信”的内容是挑拨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夫妻情感”，其目的在于使蒋“家庭分裂”，进而毁灭蒋的“人格”。

　　蒋介石到底蒙受了什么样的诽谤，要在宋美龄出国前隆重召开有“高级干部和欧美人士”参加的会议，郑重“辟谣”？

　　　　蒋、宋同场表态

　　查王世杰1944年7月5日日记云：

　　蒋先生今日约党部、团部、干部同志三四十人暨中外基督徒若干人在山洞官邸茶会。在会中，蒋先生宣布两事：一、蒋夫人将赴巴西养疴，休养毕将访若干友邦；二、外间近有人散布谣言，诬蔑蒋先生私德，谓其有外遇等等情事者，有人欲藉此类造谣以摇动同志与军队对彼之信心。蒋夫人亦有演说，指述此类诬蔑之用意，与彼对蒋先生之敬信。

　　蒋介石的日记吞吞吐吐，欲言又止，而王世杰的日记则写得比较坦率，“谓其有外遇”，原来，是一则有关蒋介石私德的“绯闻”。王世杰当时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监察会监察，第三届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主席，显然，他是参加了“辟谣会”的。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收藏的《史迪威文件》中藏有一份“辟谣会”的会议记录，也可以解决我们的大部分疑问。

　　记录为英文打字稿。其一为《委员长在75位客人参加的会议上的讲话》，译为中文为：

　　在我的妻子因神经衰弱出发去巴西之际，我决定为她举行送别会。你们都是我的朋友。我想坦率地说明某些事情的时刻已经到了。

　　……

　　最近，在重庆社交圈里有不少谣言，有些牵涉我。你们已经听到，但是，除了我的妻子之外，只有一位朋友告诉我这件事。他是真正的朋友。所有我的朋友都在此，当他们听到此事时应该告诉我。这个谣言说我的个人行为不光明，说我和一个女人有不正当关系，说我和一位护士有非法关系并且生了一个儿子。

　　……

　　民国二十三年，我的妻子和我提倡新生活运动。由于这种道德力量，我们得以成功地反对共产主义并抵抗外国侵略。如果我像传说所称那样，我的真诚何在？我的将来和中国的将来相联系。作为领导者，任何对我的污辱就是对国家的污辱。我们必须询问自己，我们的道德标准是否足够高。如果我的道德标准被玷污了，我如何面对国家？我怎能成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主席？

　　……

　　在上一个十年中，如果我曾经有过一些贡献，这就是道德上的贡献。我是一个基督徒。相信它的戒律并且绝对服从。假如我不遵从这些戒律，我就是异教徒……我和妻子的感情绝对纯洁。我们的关系中没有任何污点。我的生活里没有任何事情不能公开。如果谣言所传是事实，那就称呼我为伪君子就是了。我召开此次会议，是为了挫败敌人的有害目的。只有当所有人都已经达到道德的高标准，我们才能面对公众；只有我们能引导战争走向胜利的时候，我们才能面对孙逸仙的在天之灵。

　　蒋讲话后，宋美龄接着表态。她说：

　　委员长提到的谣言已经遍传重庆。我已经听到这些谣言，收到许多就这一问题写给我的信。不是作为妻子，而是作为真诚的爱国者，我觉得使委员长知道这些谣言是我的职责。

　　但是，我希望说明，永远不可能让我为这些谣言低首弯腰；我也不会向他询问，这些谣言是否真实。如果我怀疑委员长，将是对他的侮辱。我相信他是如此正直，相信他的品格和他的领导。我不能为任何事情侮辱他。我和他结婚已经17年。我和他共同经历了所有危险，严重者如西安，所以我了解委员长性格的每一面，他在世界上独一无二。了解他的性格，我完全相信他的正直。我希望，没有一个人会相信这些恶意的诽谤。

　　昨天，当委员长告诉我，他正在召集朋友们到一起，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不要麻烦，谣言会自行消亡。”他回答说，这不是对个人的诽谤，通过诽谤他，他们正在诽谤作为一种道德力量的中国。这些恶意的诽谤应该立即消除。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不是经济，不是军事，不是工业。中国的贡献是道德力量。

　　委员长的领导正在朝向更高的目标。不断追随主的脚步，那时，他是中国的力量。

　　宋美龄的讲话强烈表达了他对蒋介石道德上的信任，并且将是否相信这些提升到是否爱国的高度。

　　　蒋介石“辟谣”之言可信吗？

　　蒋介石为个人生活“绯闻”召开如此隆重的“辟谣”会，这是罕见的。其原因，当然在于这一谣言在重庆，特别在国民党党内流传甚广，严重影响蒋介石的个人威信。其次，宋美龄即将赴巴西休养，也容易给人“谣言”属实的印象。当年，日本军队在河南发动一号作战，中国军队节节败退，正处于中国抗战的关键时期，作为抗战统帅的蒋介石的私人道德自然与抗战相关。蒋介石召开“辟谣”会的目的很容易理解。

　　那末，蒋介石的“辟谣”可信吗？这须要从多方面严谨地加以分析。

　　一、蒋介石不仅在公开会议上“辟谣”，而且在其日记上多次否认此事。早在1944年5月8日，蒋介石就在日记中写道：“**倒[捣]乱，造谣中伤诬蔑，甚至以败德乱行之污秽谣诼，想入非非之匪[诽]语加诸吾身，以图毁灭吾身家。此种诬蔑与横逆之来，自民国十五年以来，虽非一次，然至今更烈，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者，乃由今日经历所得，更觉其真切也。然余自信此种谣言，一经证明其诬妄，则增益余品性之时，故毁言之来，贤者实以为福也。”这是蒋介石日记中关于此项“绯闻”的第一次记载。一直到1945年末，蒋介石仍念念不忘去年他所经历的“私德”风波。其年终《杂录》云：“**破坏我个人之信誉，毁灭我个人革命之人格，造作我私生活不道德、各种各样不同之方式谣诼，使全国民众对我绝望而为之遗弃不齿，以达其倾陷领袖夺取抗战领导权的目的。”又云：“离间我夫妻，污蔑我父子，伤害我家庭，夫妇、父子、骨肉之爱情，以期灭绝我血统，非使我国亡种灭而不止。”蒋介石的日记生前并未发表，也无发表打算。在公开的场合，蒋介石有意说谎，欺骗公众，可以理解；在自己不打算发表的私人日记里说谎，自我欺骗，似无必要。

　　二、蒋介石“绯闻”的最大冲击者是宋美龄。作为蒋的妻子，宋美龄不会容忍蒋在个人感情上对她的背叛与欺骗。即使她为了维护蒋作为抗战统帅的形象而委曲求全，但也决不会轻易出席茶会，和蒋介石同步发表上述鲜明而坚决的声明。这一时期，她对于蒋介石必然怨愤有加，冲突势所难免。然而，宋美龄不仅出席茶会，而且坚决“辟谣”。可见宋美龄不相信所传属实。

　　三、蒋介石早年的生活确实荒唐，但是，他努力以儒家的道德修养规范自己，致力于“存天理，去人欲”。在经过漫长的自我反省和斗争后，渐见成绩。在他加入基督教和提倡新生活运动后，特别是他承担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要职之后，仍然继续履行儒学的修养工夫。这一方面，他的日记多有记载。

　　因此，他在思想中不断进行“天人交战”，狠斗自己的“妄念”、“邪心”和“欲心”，其自我修养有很严格的方面。例如，他要求自己早起，一旦过时，就一再反省，自我谴责。又如，他生活淡泊，不抽烟，不饮酒，基本不喝茶，一旦违反，也会反省、自谴。抗战以来，蒋介石对自己的“私德”有相当严格的要求。在这种状态下，他与某一护士发生不正当的关系，并且育有私生子的谣言当然不可信。

　　四、宋美龄患病是事实，医生要她迁地休养也是事实。宋美龄长期多病，1942年10月29日，蒋介石日记云：“妻子体弱神衰，其胃恐有癌，甚可虑也。”30日日记云：“恐妻病癌，心甚不安，决令飞美就医，早为割治。”这是宋美龄抗战期间第一次赴美的主要原因。到美国后，经检查，发现并无癌症，但是，身体仍然不好。蒋介石日记中关于宋美龄疾患的记载很多。

　　1943年12月，蒋介石偕宋美龄飞赴埃及参加开罗会议，宋美龄一直在病中，特别是宋氏家族许多成员共有的皮肤病，严重地困扰着宋美龄。

　　开罗会议后，蒋氏夫妇回到重庆。但重庆气候潮湿，多雾多雨。进入1944年，宋美龄的病情日益加重，蒋介石不得不强制她去昆明休养。宋美龄到昆明休养后，病情不仅毫无好转，反而更重了。

　　此后，蒋介石日记常见他对于宋美龄的病况的忧虑。如6月13日日记云：“晚回林园，妻病日弱，诚家国两忧集于一身矣。”可见，宋美龄皮肤病确实很严重，易地治疗确有必要，并非无病呻吟。

　　至于为什么远赴巴西，笔者2007年在美访问期间曾询问宋氏家族的曹璇女士。璇女士向其夫、宋子安之子宋仲虎先生及宋霭龄之女孔令仪作了调查。据称，当时听说巴西有个医生善治皮肤病，又因得到巴西总统邀请，所以就去了巴西。璇女士的这一说法在蒋介石的日记中可以得到部分佐证。当年6月29日，蒋介石日记云：“预定：一、写巴西总统信。”7月1日，蒋介石在《本星期工作课目》中列入“妻往巴西养病”。由此可以得知，宋美龄的巴西之行是蒋介石通过巴西总统安排的。

　　五、蒋宋之间这时不存在严重冲突，甚至可以说二人之间的关系相当不错。

　　1944年2月29日，蒋介石日记云：“上午，批阅军事公文，以妻病悬念不置。”3月4日日记云：“下午，写妻信及手抄《真美歌》，祝妻四十六岁诞辰。”3月6日日记云：“晚以夫人诞辰，独自饮食，感慨不置。”

　　宋美龄自昆明回重庆后，蒋介石经常陪宋美龄散步、游览、散心。这在日记中都有记载。

　　这一时期，蒋介石为宋美龄的疾病担忧，宋美龄则为蒋介石的劳累操心。当时，由于战况紧急，蒋介石从凌晨3时起就以电话指挥河南军事，宋美龄很为蒋忧虑。7月2日，宋美龄决定去巴西养病，当日深夜，二人话别，颇有前途难测，依依不舍之慨，据蒋介石日记云：

　　今日子刻与寅刻，余妻以即欲飞往巴西养病为念，发生悲戚心情。彼甚以最近国家形势甚危殆，而其精神与梦寐之间，皆多各种不利之征兆，甚以此去恐不能复见为虑。彼云：须君牢记世界上有如我爱汝时刻不忘之一人乃可自慰。又云：君上有天父之依托，而下有汝妻为汝竭诚之爱护，惟此乃可自慰也。余心神悲戚更重，不能发一言以慰之。惟祝祷上帝保佑我夫妻能完成上帝所赋予吾人之使命，使余妻早日痊愈，荣归与团聚而已。

　　宋美龄去巴西之后，蒋介石不断给宋美龄打电报。根据现有资料，自当年8月4日起，至同年9月11日宋美龄转往美国，入纽约长老会就医前夕止，蒋约致宋电9通。这些电报尚未全部公布，但已有部分可以见到。

　　从电报看，蒋介石如常向宋美龄通报国内情况，甚至向她提供有关中共的机密情报，并且关心宋美龄的身体状况，对她的外交活动提出建议，并无任何芥蒂。

　　综合以上，笔者认为，蒋介石的“辟谣”之言可信。

　　　　无风不起浪

　　谣言有多种形式。一种是毫无根据，一种是有某些影子，在流传中逐渐变形、扭曲，在不同程度上背离事实，甚至面目全非，所谓“无风不起浪”是也。

　　上引蒋介石所记，当时重庆流传的关于蒋经国的“绯闻”：“在渝有外遇，且已生育孳生，已为其外遇之母留养”云云，显指其与章亚若的恋情及生育孝严、孝慈一事，只不过将发生在赣州的事移到重庆了。同样，蒋介石在重庆时期的“婚外情”也有某些“影子”。

　　一是戴季陶在重庆时曾公开声言，他和蒋介石在日本时共同喜爱一位日本女子，蒋纬国即为蒋介石与该日女所生。

　　蒋纬国的身世长期不明，戴季陶关于纬国为蒋介石早年与日本女所生的说法自然会在重庆流传开来，并逐渐演变为蒋介石在重庆时与某护士生子的“绯闻”。

　　蒋介石“婚外情”另一“影子”是其前夫人陈洁如自上海来到重庆，蒋介石与之重修旧好的传言。对此，陈洁如的女婿陆久之曾函告笔者的同事严如平教授说：“当年轰动山城传说纷纭的‘陈小姐’，原来就是陈洁如。”陆久之在抗战胜利后与陈洁如的养女陈瑶光结婚，与陈洁如关系密切，所言当出于陈洁如口述，自有相当的可靠性。

　　这样，有了蒋介石与“日女”生子的情节，有了“陈小姐”的身影，有关传说在重庆不胫而走就不难理解了。

　　宋美龄对蒋陈关系很敏感。1931年6月19日，蒋介石收到陈洁如自美国的一封来信，为宋美龄所见，蒋于慌乱中将陈函撕毁，宋美龄一气之下，于第二天晚上回沪。6月21日，蒋介石赶忙给宋美龄与宋霭龄写信解释，事情才得以缓解。抗战期间，蒋介石与陈洁如再度相晤，宋美龄有较强烈的反应是必然的。

　　陈洁如到达重庆的时间说法不一。王舜祁《蒋氏故里述闻》称：陈洁如第一次到重庆时，曾参加军需署署长周骏彦的悼念活动。当时在侍从室为蒋收发电报的周坤和回忆，他在贵宾室发现蒋的身边有一位“中年妇女”，不是宋美龄，而是陈洁如。周骏彦逝世于1940年7月30日，故陈此前必已到达重庆。陈的到来激起了蒋的感情波澜。

　　1940年10月5日蒋的日记云：“最近每夜失眠，回忆青年时代往事，更自惭愧悔恨，而今于性欲旧情，亦时发现不忘，可知此心恶根未尽，何能望其与圣灵交感相通耶！戒之。”

　　同年10月《反省录》云：“心神较安，对于交感上帝之修养，似有进步，但杂念与性欲时有发现，以旧日孽缘太多，不易涤荡尽净耳！”

　　同年11月14日日记云：“性欲渐起，旧念重生，应以灵性制之，不可使其放纵。”

　　上述日记中，“性欲旧情”、“旧日孽缘”、“旧念重生”云云，应该指的就是他和陈洁如的一段老关系。陈洁如在重庆住到什么时候，已不可考。但是，根据周坤和的回忆，1943年，陈洁如第二次到渝，周曾目睹她出席“中美之友社”的成立大会。陈先来，蒋后到。

　　没有可靠的资料能够说明蒋、陈的“老”关系发展到了什么样的“新”程度，但是，却有蛛丝马迹可以说明，蒋、宋关系因之发生裂痕。

　　宋美龄1942年11月开始的访美之行获得巨大成功。1943年7月，宋美龄回到重庆。初时，蒋、宋感情不错。但是，到了8月12日，蒋介石日记中就出现了蒋独住重庆黄山官邸，而宋住到新开寺孔祥熙宅“留医”的记载。8月16日，宋美龄病愈，夫妻二人同住黄山，但是，不知什么时候，宋美龄又单独住回孔宅。9月14日，蒋日记自称：“心绪郁结。”15日，蒋的日记起首部分被蒋本人罕见地涂去了五行。这被涂去的部分，应是蒋有不愿告人的秘密。日记末段云：

　　“祷告毕，默然就寝。自觉今日之忍痛、抑悲、制愤、茹苦，可谓极矣。”

　　这一则日记显示出，蒋当日精神上受到很大冲击而又不能发作。有谁能拥有如此巨大的本领呢？除了宋美龄，恐怕没有第二人。次日，蒋日记又云：“观月独坐，意兴萧然。”9月19日，蒋又将日记起首部分涂去三行。这以后，蒋的日记中连续可见“独到黄山休息”、“独自静观自然”的记载，足证蒋、宋之间发生矛盾，处于分居状态。联系上文陆久之所述相关情节考察，这应是宋察觉蒋、陈之间“新”关系的结果。9月27日，蒋介石日记云：“正午到新开寺孔寓，与妻谈话后即回。”这一段记载颇可玩味。夫妻之间的一般谈话，没有记载的必要；特别记载而又不记述内容，说明其中有秘密。至10月3日，蒋介石日记又云：“本晚静坐后，与妻同往新开寺孔宅叙谈，即宿于此。”这则日记说明，蒋宋之间达成和解，蒋介石的独居生活结束了。

　　陈洁如毕竟是蒋介石的前任夫人，因不愿当汉奸而投奔大后方，蒋介石自然要加以接待并妥善安置。蒋介石此举，名正言顺，理由正当。至于是否“鸳梦重温”，这是无从确证之事。所以宋美龄对蒋、陈的重会虽然不高兴，但也不能过加指责。“醋意”不能没有，但毕竟不能成“海”。经蒋“谈话”解释之后，也就烟消云散了。不久以后，蒋介石成为国民政府主席，宋美龄荣膺主席夫人，自然更不能揪住蒋、陈旧情不放了。

　　1944年5月至7月流传于重庆的蒋介石的“绯闻”，所谓与某护士的“不正当关系”，所谓“私生子”云云，对于局外人也许新鲜，对于宋美龄来说，自然不屑一听。她之所以能在“辟谣会”上慷慨陈词，为蒋介石的“私德”背书，其原因在此。

　　美国人对蒋介石“婚外情”最感兴趣

　　7月9日，蒋介石送宋美龄上飞机。7月13日，中央社自巴西里约热内卢发电报道：宋美龄于13日到达当地，同行者有孔夫人宋霭龄等。宋等一行受到美国驻巴西大使及巴西高级官员的欢迎。宋将下榻关纳巴拉湾内的波罗柯伊奥岛的旅馆，预计将在此休息数周。14日，中国驻美大使馆在华盛顿正式宣布蒋夫人已抵里约热内卢。

　　16日，《中央日报》发布消息称：“蒋夫人于本月9日离渝赴国外养病，业于13日下午到达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本社有关方面探悉：蒋夫人从自去年访美加归来以后，以工作关系，迄无休息机会，致健康未能全复。据诊治之医生言，渝地气候不宜，必须易地疗养，且屏除工作完全休息，则最近期内即可全愈云。”

　　尽管中央社和驻美使馆陆续发布上述新闻，但是，传言并未止息。8月19日，蒋介石披阅有关情报，日记云：

　　最可忧者，美国朝野对我个人生活之谣诼层出不穷，尤关于我夫妇家庭间之猜测亦未已。此次吾妻出国养病，为于公于私，皆有损失，然虚实是非，终有水落石出之时。无稽荒谬之谈，必不能尽掩天下耳目，而且美国内亦有主持公道者，故余并不以此自馁也。

　　可见，“谣诼”的最大市场在美国。不仅美国民间社会（野），连美国政府（朝）都关注此事。

　　文献证明，首先向美国传播“谣诼”的就是美国驻重庆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美国的媒体、舆论大炒特炒蒋委员长的“绯闻”，使蒋觉得脸面无光。1945年初，英美社会甚至流传蒋氏夫妇已经离婚的说法，使得蒋多次慨叹“对余夫妻之谣诼如故也”。

　　美国人为何要这样做？这和当时美国方面企图让蒋介石将军权交给史迪威的图谋紧密相连。

　　美国军政两方早就对蒋介石及其政府不满。1944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以后，国民党军兵败如山倒。当年7月，马歇尔向罗斯福提出，中国局势颓落，必须让蒋介石将其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给美国将军史迪威。同月，罗斯福晋升史迪威为上将，并于7日致电蒋介石，提出这一要求。15日，再次电蒋催促。中国的抗日战争有赖于美国的援助，蒋介石不敢得罪罗斯福，企图以拖延时日的方式软磨。罗斯福于8月10日、23日，两电蒋介石，要他立即采取必要措施，让史迪威及早指挥中国军队，并且威胁他：稽延拖拉，“容有严重之后果”。随后，美国特使赫尔利、纳尔逊及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先后出面，对蒋介石施加压力。罗斯福再次警告蒋介石，“务希立采行动，方能保存阁下数年来英勇抗战所得之果实，及吾人援助中国之计划”。话说得很清楚，你要是不听话，就别想再得到美援了。然而，蒋介石就是不为所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自然乐于传播并扩展蒋介石的“绯闻”，把他搞臭，促其下台。

　　进入1945年，蒋介石终于恍然悟到美国人在其中的作用。他在《民国三十四年大事表》中写道：“去年一年间，中共与美国驻华大使馆协以谋我之阴狠，实有非人想象所能及者，今春美国大使馆之失火，其内容乃为灭绝其对我各种阴谋文书，故而故意纵火也。思之寒心。”同年末，他感慨地写道：

　　以如此毒辣、卑狠、阴险之行动，以常理论之，决无幸免之理，而且已见其大效。美国且已断绝我接济，各地国民亦已信谣诼以为真，几乎街谈巷语皆以为资料，尤以五、六月间美副总统华莱士来华时为极点，而美国自其大使高斯拜辞（十月间）回去后，直至十二月方派哈雷接任，但其政府仍不令其提国书，竟至卅四年一月方提国书，中美国交至此方得初步恢复。言念及此，诚不寒而栗矣。

　　蒋介石以上两段话，有许多不正确的部分。一是毫无根据地将中共牵扯在内，一是过于夸大了此事对于中美关系的影响。不过，美国人确实不能完全脱开干系。其证据：一是如上述给美国国务院写报告的美国使馆秘书谢伟思，一是那些积极给宋美龄写信的美国人，一是热衷于炒作“绯闻”的美国部分舆论界。这些人为何如此？很简单。其中固然有对“婚外情”的道德义愤和对那时国民党政权已经充分表现出来的腐朽的憎恶，也和美国方面企图逼迫蒋介石交出军权的图谋有关。

“绥靖政策”将世界推入大战[转帖]

希特勒上台伊始，恰逢德国陷入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危机之中。凭借手下能臣沙赫特（时任德国经济部长）的经济才能，德国的经济实力几乎发挥出了全部的潜能。但是，饱受《凡尔赛和约》制裁的德国军队早已不再是一支令人望而生畏的力量了。甚至到了大战爆发的1939年，德国人还根本没有为一场长时间的战争做好充足的准备。

　　那么，是什么力量导致法西斯国家一而再、再而三地冒险孤注一掷，但又不断得手，从而将整个世界拖入一场几乎灭绝人类的世界大战中去呢？答案是：“绥靖政策”。

　　什么是“绥靖政策”？一般的解释是：西方列强为防止战火烧到自己头上，以牺牲弱小国家为代价换取自身的苟安。

　　如果没有此时英法等世界主要国家所奉行的“绥靖主义”，希特勒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政客、一个跳梁小丑而已。那么，英法等国是如何“绥靖”希特勒的？

　　1936年3月7日，希特勒悍然撕毁《凡尔赛和约》，3.5万德军奉命进入了莱茵非军事区。当时的德军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均与驻扎在莱茵河对岸的法军有很大差距，因此希特勒在入侵之前还下了这样的命令：一旦遇到法军的抵抗就立刻撤退！但法国政府在希特勒的挑战面前畏缩不前，英国政府又采取“超然”态度，使得希特勒顺利度过了“一生中神经最紧张的时刻”。希特勒挑战《凡尔赛和约》的第一个动作得逞了。

　　同年年底，德、日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次年11月，意大利宣布加入，“柏林—罗马—东京轴心”正式形成。

　　1938年3月，奥地利总理舒士尼格与国内民族主义者矛盾激化。11日晚8时，纳粹党人赛斯·因夸特在德国的支持下就任奥地利总理。当晚9时10分，赛斯·因夸特发出电报，请求德国援助。但希特勒早在当晚8时45分就已命令德军进军奥地利。3月13日，奥地利正式并入德国。其实，当时德军在入侵之前根本没有做好作战准备，其车辆有70%在路上抛了锚。

　　德奥合并，更准确地说是德奥合并的方法和结果，使希特勒摸透了“绥靖主义”者的底牌，使他在通往大战的路上走出了关键的一步。德军入侵奥地利的整个过程进行得出奇的顺利，以至于希特勒本人也被这种胜利的情绪所感染。

　　在这之后，他以在民族问题上处理不当为由，抓住捷克斯洛伐克不放，迫使捷给予其境内苏台德地区的德意志人以“自治”。拥有几十个师、数十万人的捷克斯洛伐克军队装备还是比较精良的，其战斗力足以抵抗德国军队的入侵。但这支雄师在英法“绥靖政策”的压力下根本没有用武之地。

　　1938年9月15日，英国首相张伯伦生平第一次乘飞机出行，赶赴希特勒在慕尼黑郊外的别墅伯希特斯加登。根据会议记录，张伯伦没有问过能否保持一个领土完整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也没有问过这对西方列强会产生什么样的战略影响，甚至根本没有考虑过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完整，就拍板把捷克斯洛伐克出卖给了希特勒。当然，人们也不会忘记慕尼黑会议上的另一个“绥靖主义”者。在9月18日的会议上，法国总理达拉第力图使英国人相信：希特勒是个诚实办事的人，他在获得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意志人居住地之后，绝不会再寻求其他非德意志人居住的领土。张伯伦则说：“如果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接受现在向他们提出的建议并确定不会同时发生军事政变的话，英王陛下政府准备参加拟议中的保证。”达拉第的一句话把英国推进了世界大战，而张伯伦的一句话又把捷克斯洛伐克投入了民族苦难的深渊。

　　9月29日，张伯伦与达拉第、墨索里尼、希特勒在慕尼黑举行了四国首脑会议，正式签署了《慕尼黑协定》。协定签字之后，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才被叫进会议厅，张伯伦和达拉第向他们宣布协定的内容，还告诉他们：“这是无权上诉和不能修改的判决词”。

　　返回伦敦，面对机场上欢呼雀跃的人群，张伯伦不禁高喊：这是在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将伟大的和平从欧洲大陆带回！

　　但是，没过多久，法西斯的炸弹就落到了他们的头上。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入侵波兰。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同日对英美宣战，大战真正具有了世界规模。“绥靖政策”的苦果终于砸到了绥靖者自己的头上。

章士钊就“陈独秀案”与程沧波的笔战[转帖]

傅国涌

1933年4月，国民党治下的江苏高等法院公开审理陈独秀等“危害民国案”，起诉书列举的罪名为“以危害民国为目的，集会组织团体，并以文字为叛国宣传”。无论陈独秀的无罪自辩，还是章士钊律师义务做的无罪辩护都很精彩，经当时《申报》、《大公报》、《国闻周报》等各大报刊的报道而轰动一时，他们提出的“政府不等于国家”，“反对国民党及其政府，并非反对国家”等观点尤其有力，让国民党当局很是难堪。

4月14日上午在江宁地方法院刑二庭第一次开审，55岁的陈独秀踏上法庭时，记者发现他“两鬓已斑，须长寸许”，但“面色红润，已无病容”，而且“四周瞻顾，态度自若”。当审判长问他：“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他回答：“这是事实，不否认。至于理由，可以分三点，简单说明之：（一）现在国民党政治是刺刀政治，人民即无发言权，即党员恐亦无发言权，不合民主政治原则。（二）中国人已穷至极点，军阀官僚只知集中金钱，存放于帝国主义银行，人民则困苦到无饭吃，此为高丽亡国时的现象。（三）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政府不接济。至所谓长期抵抗，只是长期抵抗四个字，始终还是不抵抗。根据以上三点，人民即有反抗此违背民主主义与无民权实质政府之义务。”

4月20日上午第三次开庭，旁听者人满为患，有些是从上海、无锡、镇江各地赶来的，法庭无地可容，门外挤满了人。等检察官控告完毕已是下午一点四十五分，陈独秀当庭抗辩：“检察官论告，谓我危害民国，因为我要推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但是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因为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他的书面辩诉状说得很清楚，国家乃是土地、人民、主权的总和，所谓亡国是指外族入据其土地、人民和主权，本国某一党派推翻某一党派的政权而代之，不能说是“亡国”，所以“危害民国”不成立。民国之所以叫民国，就是民主民主共和国，以别于专制君主国。所谓“叛国”，刑法上有具体说明，即平时外患罪、战时外患罪、泄露机密罪。如果把国家和政府混为一谈，那又何必屏弃法国路易十六的“朕即国家”说。如果说在野党反抗不忠于国家或侵害民权的政府党，而主张推翻其政权，就是“叛国”，则古今中外的革命政党无不曾经“叛国”，国民党也曾“叛国”矣。

他指斥——“国民党政府，以党部代替议会；以训政代理民权；以特别法（如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及出版法等）代替刑法；以军法逮捕、审判、枪杀普通人民；以刺刀削去了人民的自由权利，高居人民之上，视自己为诸葛亮与伊尹；斥人民为阿斗与太甲。日本帝国主义方挟‘武力征服’政策对待吾国，同时国民党政府亦挟同样态度以临吾民。”他表示自己力争的只是体现民主共和国实质的人民自由权利，力争的是实现普选的国民立宪会议，力争的是民主制扩大到历史的最高阶段。现在和将来，他本人都没有篡夺民国为“党国”的企图，“试问谁为‘危害民国’？”

他进一步反驳，如果说人民发言反对政府或政府中某个人，就是有罪，那么两千年前周厉王有监谤之巫，秦始皇有巷议之禁、偶语之刑，汉武帝更有腹诽之罚，那时当然没有言论自由。20世纪的民主共和国，似乎不应该有这样的怪现象。如果认为宣传共产主义就是“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就是“危害民国”，欧洲中世纪专横黑暗的宗教法庭迫害异教徒、科学家，以阻塞思想信仰自由的故事，岂不是重见于今日的民国，那不是正好证明日本人所谓的“中国非近代国家”之说不是污蔑吗？

接着，仗义而来的章士钊起立为陈独秀辩护，雄辩滔滔，长达53分钟。他指出，本案首先当区分言论与行为，“以言论反对，或攻击政府，无论何国，均不为罪。”即使是应付紧急状态的特别法规，也未见这样的规定，所以起诉书的指控，“无中无西，无通无别，一切无据”。反对或攻击政府，进一步推翻或颠覆之，这是行为。即便指控陈独秀主张暴动，“既未越言论或理想一步”，与紧急治罪法上的“行为”含义迥然不同，以行为而论，断无科罪之理。何况国家与主持国家的机关（即政府）或人物，属于截然不同的范畴，如果说以言论攻击机关和人物就是危及国家，“于逻辑无取，即于法理不当”。民国的主权在民，复辟国体才是叛国，才是危害。否则，不论对于政府或政府中何人何党，有何抨击，都是正常的，只有半开化的国家才会以此“临之于刑”。

当章士钊辩护时说，陈独秀早已被共产党所开除，实际上是与“国民党最前线之敌人为敌”，说他“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也无不可。这当然是律师有意做的有利于他的辩护。但陈独秀当庭声明，章律师的意见是他从法理上说的，与他本人的政治观点不符。

陈独秀、章士钊的辩护，“政府不等于国家”等观点通过大江南北各新闻媒体广为流传，章士钊旁征博引、洋洋万言的辩词，文采斐然，受到读者的注目。各地报纸论坛上出现了与他唱和的声音。就在这个时候，英国伦敦大学政经学院留学归来、担任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长不久的程沧波站了出来，在4月26日的《中央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今日中国之国家与政府——答陈独秀及章士钊》，从“现行法律”出发反驳陈、章，俨然“法家”姿态。文章指出，“律师不能离现行法律条文而谈法理”，认为章不知“今日法律上国民党与国家之关系”，身为律师，“应知今日中国现行之根本大法为《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该约法第三十条规定：

“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行使中央统治权。

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其职权由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行使之。”

国家的组成要件是土地、人民、主权，统治权就是主权的“动的状态”，“今日中国之国民党，在法律上既为行使中央统治权之团体，则按之‘国家为行使统治权之团体’之原则，国民党至少在现行法律上，在现存制度下，即为国家。国民党此种资格，由法律所赋予，由事实所造成。训政时期约法未经合法废止以前，反对并图谋颠覆国民党者，即为反对并图谋颠覆国家，即为危害民国，亦即为叛国。”

他接着指出，今日为统一共和国，与苏维埃的国体根本不同，“陈独秀自认推翻国民党及其政府后将建立苏维埃制度。则与郑孝胥等迎立溥仪，同为变更国体，同称叛国。而决非更易政府一语所可轻轻文饰。”“中国人民皆可用合法之方法推翻今日之政府——行政院。而不许以非法之方法推翻政府。”何谓“合法之方法”？他的答案：“即院长副院长之产生，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之。（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第十条）中国现政府之推翻，必经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选任。除此方法以外，希图推翻政府者，即为违法。”

程沧波文章发表的当天下午，陈独秀以所谓“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判刑13年（经上诉，1934年6月30日最高法院终审改判为8年）。

5月4日，章士钊在上海影响最大的老报纸《申报》上发表《国民党与国家》一文，反驳程沧波。他发现程所引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三十条与原文不同，原文为：“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会议，行使中央统治权。”“代表国民会议”是本条的眉目，贸然将“国民会议”割去，“不知是何用意？”而且主权与统治权不能混为一谈，在英语中对应的也是不同的词。即便是“训政时期约法”第一章也标举主权属于全体国民，由国民会议行使，岂能在国民会议之外谈国家主权？既然承认国家的要件是土地、人民、主权，又怎么可能得出“党即国家”的结论，岂非矛盾？更令他吃惊的是，程明明说民主国家主权寄予全民，“则以主权论，全民者国家也，国民党不过全民中一小小分子，乌得谬居其名”。说白了，不过是国民党专政。国民党专政，与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正是它们的相同之处。当事人陈独秀倡言推翻国民党，并非危害民国，充其量只是布达未来的政治理想，无背于近世立宪国的通则。

章游学英国，曾受教于著名宪法学家戴雪，程更是英国教育背景。两人在笔战时都搬出西方法理，列举英、美等国的例证。只是程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为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辩护。

5月7日，程沧波又在《中央日报》发表《再论今日中国之国家与政府——答章士钊》，对章的反驳一一进行辩驳，没有说出多少新意，无非一再重申国民党就是国家，还声称这是“民意”所赋予的。章士钊没有再作回应。国民党当局因此大为得意，程沧波也因此在国民党内文名大盛，陈布雷在杭州连夜写信给他，说自己“为之喜而不寐”。连蒋介石身边的大红人、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也专门自南昌给他发来贺电。

当年5月1日胡政之创办的《国闻周报》第10卷第17期发表了一篇详尽的《陈独秀案开审记》。陈独秀本人的辩诉状当时也有一种14页的单行本流传，后面还有“独秀”的签名。亚东图书馆当年出版的《陈案书状汇录》，共102页，收入了起诉书、判决书、陈独秀的自辩词、章士钊的辩护词、程沧波对他们辩词的反驳、章士钊回应程沧波的文章等。此书汪原放经手付排、付印，他记得印了一千册，有些大学的法学专业马上将此书作为参考书。这些都为历史留下了忠实的记录。
 

二战六大外交战[转帖]

回首二战，除了那一幅幅残酷而血腥、雄伟而悲壮的武力战，还有那一次次没有硝烟却胜似硝烟的外交战让人难以忘怀。在欧洲在战场上，同盟国与法西斯集团之间以及同盟国之间的外交战对二战的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战初期

　　英美法心怀鬼胎　绥靖政策大流行

　　★绥靖外交害人害己

　　绥靖指的是上世纪30年代英美法对德意日侵略者姑息纵容，以图苟安的政策。绥靖政策在欧洲的推行，以英法对德绥靖为主要内容，英国为主导，意图将法西斯“祸水东引”。二战初期，美国长期奉行“中立”政策，在法西斯侵略扩张中起了助威作用，这实际上也是美式的绥靖。

　　德国纳粹党于1933年1月上台后，制订了扩张计划，企图称霸全球。1936年10月，德、意两国签订了《柏林协定》，结成柏林-罗马轴心。1937年张伯伦任英国首相后，全面推行绥靖外交。法国上世纪30年代中后期也逐步将自己绑到了英国绥靖政策上。到1938年出卖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协定》出笼，绥靖政策达到了顶点。慕尼黑阴谋是绥靖政策最极端的表现。希特勒得寸进尺，1939年3月，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直到1939年德国大举进攻波兰，英法仓促对德宣战，才宣告了绥靖政策的失败。英、法为了各自的利益对德实行绥靖政策，导致德国的成功入侵波兰。最终导致二战爆发。

　　1940年5月，德国闪电战袭击西欧，直逼英法，英法军民奋起抵抗，标志着绥靖政策终结。但是，英法的绥靖政策却害人害己，不但导致波兰被德国占领，而且还导致了二战这一灾难的爆发，结果自己也在所难逃。

　　★防御外交防不胜防

　　针对英法亦步亦趋的“祸水东引”政策，斯大林也相应采取了“祸水西推”防御外交。1939年8月23日，苏联和纳粹德国秘密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双方达成协议并划分了在东欧的势力范围。二战爆发后，按照该条约划分的势力范围，苏联出兵瓜分波兰领土，占领东欧部分地区。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被并入苏联。

　　斯大林始终认为德国攻下英国之前不会对苏联发动袭击。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对苏联发动了突然进攻，由于战争准备不足，苏联红军遭受重大军事损失，这也是令苏联成为二战伤亡最大的国家的重要原因。之后，苏德战场成为欧洲大陆的主战场，直到1944年6月6日盟军发起诺曼底战役。

　　■二战中期

　　一个巴掌拍不响　强强联合才是路

　　★联合推行抵抗外交

　　到了二战中期，经历敦刻尔克大溃逃和友好邻邦法国的崩溃以及德国入侵的威胁后，当时的英国已到了崩溃的边缘。1940年5月10日，丘吉尔临危受命，在民族和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当上了首相。与此同时，1940年6月底，戴高乐将军领导的爱国组织“自由法国”（1942年7月起改称“战斗法国委员会”）在伦敦成立，当然迫切希望得到国际力量的援助。在这样的情况下，丘吉尔极力主张援助苏联，打败德国。

　　就在欧洲战场经历最惨烈战争的时候，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了美国的利益和安全不得不重新审视其“中立”政策。1942年1月1日，包括中国、苏联、美国、英国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发表了《联合国家宣言》，这标志着反法西斯战线的形成。1942年底到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取得了胜利，彻底扭转了欧洲战场的局势。

　　★“进攻外交”正式奏响

　　1943年，德黑兰会议预示着同盟强国对德国的“进攻外交”正式奏响。1943年11月28日，伊朗首都德黑兰秋高气爽，阳光明媚。这天，苏、美、英三国首脑、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战线的三个主要领导人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正在德黑兰举行会谈，商议反法西斯斗争的下一步行动计划。

　　经过反复协商，三方终于就对德作战问题达成一致意见，签署了秘密作战计划《苏美英三国德黑兰总协定》，规定“霸王”行动和进攻法国南部的战役于1944年5月同时发起；届时，苏军将在东线发动攻势，以阻止德军由东线调往西线。12月1日会议结束时,三国首脑发表《德黑兰宣言》,指出三国已经议定关于消灭德军的计划，并已就从东面、西面和南面进行的军事行动的规模和时间达成完全一致的协议；号召所有国家积极参加对德作战，并欢迎它们参加战后维护和平的国际组织。德黑兰会议及其宣言是反法西斯联盟主要国家在战争后期建立有效军事合作的重要步骤，对加强盟国团结、加快第二次世界大战进程、彻底打败德、意、日法西斯产生了重大作用和影响。

　　■二战末期

　　一切靠实力说话　实力外交大盛行

　　★美国奉行“生意外交”

　　美国参加二战，无疑是“生意外交”。在经济上，美国在参战的同时又兼充“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到二战结束时，其250多亿黄金储备竟占世界黄金储量的四分之三以上。在政治上，在战争之初，罗斯福就开始了建立战后国际体系的构想。1941年8月14日，罗斯福与丘吉尔在共同签署的联合宣言(即《大西洋宪章》)中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消除纳粹后，建立一种“广泛而永久的普遍安全制度”，使世界各国人民都能在其疆土之内安居乐业，享有自由的生活。所谓“广泛而永久的普遍安全制度”，实际上是“国际组织”的一个代用语。鉴于历史教训，他当时还不能明确提出建立国际组织的主张。

　　1943年下半年，二战发生了有利于盟国的战略性转折。罗斯福开始具体构想战后世界格局。他认为，战后维护和平，防止侵略，有赖于大国之间的合作。他提出以美、英、苏、中为中心建立国际和平组织。他把这种大国作用称为“国际警察作用”。1943年11月29日在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向斯大林提出了“四个警察”的设想。他主张建立三个机构：一是由四国组成的警察委员会，二是研究除军事问题外的所有问题的执行委员会，三是一个总的机构，在这个机构中每个国家都能够讲出它们想讲的话，小国也能表示自己的意见。战争期间，罗斯福的许多外交活动是针对这三个目标：一个在战后能有力地维护和平的机构，一个友好的苏联，一个和平的中国。罗斯福之所以渴望建立一个具有保卫和平能力的新的世界联盟，是因为他相信这个联盟是美国持久参与国际事务的必不可少的工具。

　　★苏联谋算“实力外交”

　　1945年初，德国败局已定，欧战即将结束，为商讨如何处置战败德国和战后欧洲事务以及协同作战彻底打败日本法西斯、争敢苏联尽早参加对日作战的问题，美、英、苏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于1945年2月4日到12日在苏联克里木半岛的雅尔塔举行战时第二次会晤，史称“雅尔塔会议”或“克里米亚会议”。

　　会议着重讨论了战败德国的处理问题，决定德国投降后由苏、美、英、法4国军队分区占领德国，设立大柏林区，由苏、美、英3国军队共同占领，设立盟国管制委员会，协调管理控制工作。关于德国赔款问题，会议决定德国应以实物偿付，苏联将获得赔偿总额的一半。关于波兰政府组成问题和疆界问题，达成了原则性协议。

　　关于远东问题苏联欲置身远东，其外交策略必定是通过与美国的合作和争夺，在中国身上取得它所需要的权益。既然斯大林可以与丘吉尔轻易地在一张纸条上划分各自在巴尔干的势力范围，可以凭借实力与英美确定波兰、希腊、芬兰等许多欧洲国家战后的命运，那么显而易见，苏联在谋取远东权益时所依据的也必定是实力外交的原则。

德国VS苏联 [转帖]

1941年6月22日，德军进攻苏联，苏德战争正式爆发。在此之前，苏联的军事装备和军人综合素质都不在德军之下，由于苏联在三十年代的经济增长，使得投入于军事准备的经济能力大大增强，这十年里，苏联的整体军事实力已经世界上最强的几支，和德军的整体实力差不多。但结果却是，在三年的苏德战争里，苏联共死亡了包括1000万士兵在内的2000万人，平均每天死亡3万多人。在战争进行时，苏联的军工机器一直没有停下来，共生产了约10余万辆坦克和火炮。

苏联的面积是22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2亿；而德国的面积是37万平方公里，人口不过5、6千万。德国没有丰富的战时资源可供使用，而苏联的资源是世界上最为丰富的。从资源上的实力分析，双方不是一个等级上的。苏军一开始就被动挨打，每次战役都会10万10万的士兵被俘或被歼，而且苏联还有美国在太平洋和日军作战，牵制了日军的北进；同时英法及欧洲反法西斯军民在西欧、南欧、以及北非几条战线上和德军抗战，使德军整体的军事实力的总值分化掉一部分，可以说德国是以其最多60%的综合军事实力来同以近95%的综合军事实力的苏军在苏联本土进行战争，苏联在双方的战争条件上占着比德国多得多的优势。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名录[转帖]

中国共产党是在各地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的基础上诞生的。但当时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是那些人？本文试图在有关资料中，辑录出一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名录，以供参考。
一九二0年八月，上海率先在中国成立共产主义小组。随后，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也先后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在当时，该小组名称有不同的称谓，上海称共产党，北京称共产党小组，湖北称共产党支部等。后据中共中央“一大” 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有“中国共产党组织”、“ 小组”、“ 地方小组” 的提法，才统一称为“共产主义小组” 。在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前，各地都成立了一些“俄罗斯研究会”、“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共产主义学会” 等团体。但参加这些团体的成员，并非都是共产党的成员，他们中有不少成员，在后来并没有加入共产党。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名录为：
（一）、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综述》称，该小组成员为：陈独秀、李汉俊、李达、俞秀松、沈玄庐、邵力子、陈望道、沈雁冰、李启汉、杨明斋、林伯渠、沈泽民、袁振英、李季、李中
※、据《综述》称，陈公培、赵世炎、刘伯垂、施存统、周佛海都是在上海加入小组，后离开上海，故不计入上海小组，而计入其所在地的小组。
※、据《茅盾自传》称，戴季陶、张东荪曾多次参与小组筹建，后退出。
※、据施存统《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称，无政府主义者沈仲九、刘大白也参加过小组，后退出。
※、杨明斋是山东平度县马戈庄人，在苏俄加入俄共（布），后随魏金斯基来中国后，上海小组成立时，转为中**员。
（二）、中共北京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综述》称，该小组成员为：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吉力、朱务善、李骏、张太雷
※、张申府是小组发起人之一，后到法国，计入旅法小组成员内。
※、据《综述》称，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陈德荣、袁明荣、张伯根、华林、王竟林都曾加入过小组，后退出。
※、张国焘回忆录称，当时国会议员李绍九、河北省议员江浩也曾参加过小组。
※、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 称，“宋价也是北京共产小组成员，他不是北大学生，是私立中国大学学生，他参加小组时间很短，就出国到美国了。”“还有李梅羹” 。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回忆》称，李梅羹也是小组成员。
※、刘清杨《北京、天津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称，黄日葵也是该小组成员。
（三）、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综述》称，据现有资料可以肯定是该小组成员为：毛泽东、何叔衡、彭璜
尚有萧铮、陈子博、夏曦、彭平之还不能十分肯定为该小组成员。该文还称“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人数及其成员，据毛泽东回忆，在正式发起建党文件签字的有六人，至一大召开时，李达回忆有十人，张国焘回忆约十人。这就是说，由初创的六人，发展到一大时的十人。”
※、包惠僧《党的创立时期湖南的一些情况》称，湖南有毛泽东、何叔衡、夏曦，“一大” 后发展了易礼容、郭亮等。
※、彭述之《被遗忘了的中共建党人物》称，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为五人：贺民范、李浑、何叔衡、毛泽东、易礼容。
（四）、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委会《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综述》称，该小组成员为：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包惠僧、郑凯卿、张国恩、赵子健、赵子俊、刘子通、黄负生。※、前七名是最早加入小组成员，后三名是小组成立后发展的成员。
（五）、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综述》称，该小组成员为：王尽美、邓恩铭
该文还称，尚有王翔千、王复元、王象午、王用章、贾乃甫等人也可能是小组成员，不过还有待更充分材料才能肯定。
※、据王翔千在一九五0年填写的履历表说：“本人于一九二二年由山东中共发起人王尽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即可排除是小组成员。
（六）、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广东共产主义小组综述》称，该小组成员为：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
该文还称，该小组连同陈独秀及俄共（布）党员米诺尔、别斯林在内一共九人。
※、包惠僧《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几个问题》称，“广东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为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刘尔崧、李××（广东师范学校教师）”。但谭天度《广东党组织成立前后》称，刘尔崧是在一九二二年初广东建党后不久才入党的。
※、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几个问题》称，广东共产小组有谭平山、陈公博、陈达材等人。但袁振英《广东党组织成立前后》称，陈达材没有参加广东小组。
※、《综述》一文称，“一九二0年九月，俄国共产主义者米诺尔和别斯林来到广州，以苏俄政府代表名义建立俄国通讯社，他们到广州后即与区声白、梁冰弦等联系，于一九二0年底成立了共产党，这个组共九人，除米诺尔和别斯林外，其余七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即区声白、梁冰弦、梁一余、谭祖荫、黄鹃声、梁雨川、刘石心）一九二一年一月间，当陈独秀把他起草的党纲交给他们讨论时，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等条，经过几次激烈争论，意见未能统一，无政府主义者便退出了党组织。”这种说法，最早见于陈公博大约写于一九二一年一月陈独秀组建广东共产小组后的《广州共产党的报告》中。但当年的无政府主义者谭祖荫、刘石心在一九八一年接受访谈时，坚决否定了他们曾参加共产小组的事。谭祖荫说，他是读了一九六0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后，才知道他们当年七个无政府主义者曾参加过共产小组一事。他承认当年的确与这两个苏俄人联系过，而且每周都和他们开会，但只是谈开展工人运动的事情，从未谈过成立共产党的事。而且这两个苏俄人也知道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所以也不可能找他们来组建共产党。他认为可能是这两个俄国人为虚报成绩，而编造的谎言。也可能是陈公搏看到他们经常与这两俄共在一起，以为他们在建立共产组织。这是误解。刘石心也说了内容大致一样的话。他们都认为，为尊重历史真实，对历史负责，他们必须说出真相。
（七）、《旅法共产小组综述》称：该小组成员为：张申府、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周恩来
※周恩来和刘清扬是在法国加入小组的。
（八）、《旅日共产小组综述》称，该小组成员为：施存统、周佛海

2009．7．21于桂林

※、参考书目：《共产主义小组》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史资料出版社八七年版
《“一大” 前后》中国社科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八0年版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中央档案馆编——人民出版社八二年版作者声明：本帖为本人原创，未经本人和华声论坛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