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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靡旧上海的十大美人[转帖]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旧上海，美女明星云集，让这个城市如此香芬。美人骨头轻不过三两，如花的面孔也终会凋零，化身成泥，但泥土中的芳香在耐住严寒后，总会在每年春归大地时，袅娜成无处不在的风景。上海美人就是这样一处风景，几十年过去了，风景虽已被历史风干，但倚风景而立的依旧是那些鲜活的面孔，还有各自精彩的传奇。　

　　在上海女人所有的传奇里面，上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那部分最为精彩，成就了上海百年城市历史中最华丽的一幕光影，最浓郁的一段沉香，几十年过去了，曾经风靡上海滩的红颜们已不在，但那段沉香却留了下来，直到今天，还是一种风情，一个别致。闻香识女人，有关上海的诸多往事中，总少不了那些红颜的影子。她们躲在岁月红尘的深处，眼波流转，巧笑倩兮，与许多年前旧上海鲜活的景象毫无二致。

　　龚秋霞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走红的影歌明星，她的歌喉甜润婉转，有"银嗓子"的美誉。当时的"金嗓子"是周璇，她俩名列“上海十大歌星”的前两位，并率先在电影中自演自唱，开创了影歌风气的先河。龚秋霞演技出众，在银幕上塑造过多种类型的女性，尤以扮演贤妻良母着称。她一生拍摄过90多部影片，是位卓有成就的著名影歌明星。

　　原名龚莎莎、龚秋香。江苏崇明（今 属上海市）人。十二岁参加上海梅花 歌舞团。

　　1936年从影，在文化影片公 司摄制的《父母子女》中扮演角色。　

　　1937 年起任明星影片公司演员。因在影片《压岁钱》中的表演而知名。后主演影片《古塔奇案》，在其中主唱 的插曲《秋水伊人》，曾流行一时。 因其能歌善舞，后成为影歌双栖演员 。抗日战争期间在上海民光、新华、 国华等影片公司主演《歌儿救母记》 、《歌声泪痕》等影片。

　　1942年后在 中联、华影拍摄影片。1946年赴香港 ，加入大中华影片公司。

　　1949年后在 长城、凤凰等影片公司拍摄近六十部 影片，多扮演贤妻良母类型的角色， 主要有《花街》、《儿女经》、《寸 草心》、《中秋月》、《豆蔻年华》 、《雷雨》、《三笑》等。

　　秦怡1922年生于上海的一个封建大家庭，自幼就对文艺产生浓厚的兴趣，还在上海中华职业学校读商科的时候，秦怡就曾参加话剧《放下你的鞭子》的演出。不久她离开自己封建的家庭，参加“中万”剧团。　

　　1938 年，秦怡来到重庆进入中国电影制片厂当实习演员，在此期间，演过话剧《中国万岁》、《正在想》和电影《保家乡》、《好丈夫》。1941年秦怡离开中国电影制片厂，进入中华剧艺社，成为该社演员。在长时间的话剧舞台实践中，秦怡的演技不断进步，在话剧《草木皆兵》、《离离草》、《桃花扇》、《戏剧春秋》、《结婚进行曲》等都有出色的表演，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演员之一。当时与白杨、舒绣文、张瑞芳一起被称为抗战大后方重庆影剧舞台上的“四大名旦”。　

　　1947年秦怡在上海走上了大银幕，参加了电影《忠义之家》、《母亲》、《无名氏》等片的拍摄。由陈鲤庭编导的《遥远的爱》成为她的成名作。　

　　解放后，秦怡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这时的她演技成熟而自然，在影片《农家乐》、《马兰花开》、《女篮五号》、《青春之歌》以及《铁道游击队》等影片中都有出色的表演。在《女篮五号》中，秦怡扮演的林洁，是一位在旧社会受尽苦难的蓝球运动员，秦怡以深沉细腻的表演，展示了人物内心及生活中的复杂情感。在《青春之歌》中，她的表演含蓄而凝重，揭示了女主人公崇高的精神境界，秦怡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女电影演员之一。　

　　80年代，秦怡主演了《海外赤子》、《雷雨》、《梦非梦》等影片，还主演了多集电视剧《上海屋檐下》，再度向世人展示了她那不同凡响的表演技巧，和她那具有东方女性魅力的风韵。　

　　2000 年5月21日，中国特奥世纪行上海慈善晚会在上海波特曼大酒店举行，国际著名影星阿诺.施瓦辛格以国际特奥会慈善大使的身份光临。当晚会的慈善拍卖和捐款活动开始时，施瓦辛格除了向中国特奥会捐献了15万美元，又用25000美元通过拍卖买走了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秦怡的儿子金捷的《衡山公园写生》画。

　　在会场，他说了这样一句话：“秦怡是我崇拜的中国影星，同时她又是一位伟大的母亲，为了弱智的儿子，她做得太多太多！”没错，秦怡为了金捷确实付出了太多。金捷患有精神分裂症，尽管医生告知，金捷的病很难再恢复，秦怡却从没有绝望。

　　儿子病后，什么事都不知道做。她除了按时给金捷吃药外，还要给他洗头、洗澡、换衣。直到如今依旧如此。金捷从小十分喜爱绘画，秦怡请来绘画老师教他画画。金捷喜欢妈妈与他一起画画。每当妈妈与他一起去公园写生，他就像过节似的喜笑颜开。施瓦辛格买走的《衡山公园写生》就是他与秦怡一起在公园画的。这两幅画很多人评价说：一样的景，妈妈的画没有儿子的棒。秦怡画得规矩有层次，金捷画得洒脱活泼。难怪施瓦辛格要说金捷的画：“这是一个奇迹！”　

　　正如著名评剧演员新凤霞说的：“因为她的性格和品质的美，她才能塑造那么多美丽的人物，包括伟大的母亲。”这就是秦怡，一位出色的母亲，更是中国影坛上一位不可多得的艺术家。

　　黎莉莉，1915年生于北平。原名钱蓁蓁。其父钱壮飞是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安徽桐城人。她从小当过丫头，做过养女，学过京戏，进过孤儿院，童年生活极为不幸。1926年，在影片《燕山侠隐》中第一次扮演角色。

　　1927 年，她移居上海，父亲送她进黎锦辉主办的中华歌舞团学习歌舞，此团后改名为明月歌舞团。她随团曾到过南洋一带演出，由于她表演出色，与王人美、胡蝶被称为歌舞三杰。黎锦辉也十分喜爱她，认她为干女儿，改姓黎。1931年，黎莉莉随团转入联华影业公司，后歌舞团又更名为联华歌舞班，1932年解散。她进入联华影业公司成为基本演员。

　　1932年，她主演了孙瑜导演的《火山情血》，同年还与王人美合演了《芭蕉叶上诗》，1933年她主演了《天明》，参加了《小玩意》的拍摄。后来孙瑜专为她写了几个剧本，由她主演，如《体育皇后》和《大路》，在这两部影片中，她以活泼、健康、富有时代性的形象征服了观众，被公认为典型的“甜姐”，颇受当时学生及青年人的欢迎。1935年至1937年，她在“联华”主演了《狼山喋血记》、《人海遗珠》等八部影片。

　　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加入了中国电影制片厂，与高占非合演了《热血忠魂》后，便和该厂当时的技术科长罗静子结婚，1939年，她由重庆去了香港，参加了香港大地影业公司由蔡楚生导演的《孤岛天堂》的拍摄，这部影片公映后，极为轰动。

　　1940 年，她回到重庆，在“中制”主演了《塞上风云》，她在片中的表演获得好评，1946年，她到美国，在华盛顿天主教大学学习表演，到纽约学习语言和声乐，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暑期班进修化妆，还到好莱坞观摩实习过，1947年回国。解放后，她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当演员，参加了《智取华山》的拍摄，1955年她进入北京电影学院专修班学习，后留校任教，成为表演系教授。

　　《小玩意》中的珠儿，《大路》中的茉莉，《狼山喋血记》中的小玉，还有《体育皇后》，在那些畅快淋漓的讲述背后，敢爱敢恨又不失娇艶之美的女性，就安静地生活在北京南城的一角，安享晚年和独属于她的如烟往事。

　　上官云珠（1920年3月2日-1968年11月23日），江苏江阴长泾镇人，女，名均荤，字超群，小名亚弟，又名韦亚君。中国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中国影协会员，上海影协常务理事，上海市政协第一、二届委员和第三、四届常务委员。

　　民国26年（1937年），其全家为了避战乱而到上海。韦君荦最初在何氏照相馆当开票员。民国29年（1940年）考入华光戏剧学校习话剧，继人新华影业公司演员训练班学习，改用艺名上官云珠（当时的著名导演卜万苍为其取的艺名）。

　　民国30年（1941年）开始演艺生涯，首演话剧《雷雨》（饰丫鬟四凤）获得成功，后进入电影行业，主演的代表作有《天堂春梦》、《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丽人行》、《希望在人间》、《乌鸦与麻雀》、《香飘万里》、《枯木逢春》、《血碑》、《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等。

　　1952年，在全国第一届优秀电影评比中，《乌鸦与麻雀》获金质奖，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接见。“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迫害，因不堪忍受折磨于1968年11月23日凌晨3 时跳楼自杀。

　　王人美，原名王庶熙，湖南浏阳人，生于长沙。(1914--1987年4月12日)。1927年，王人美到黎锦辉创办的上海美美女校学习歌舞。黎锦辉亲自为她改名为王人美，将这女孩列入王家的“人”字辈，是要破一破女性不入家族辈分的旧习。

　　在美美女校学习歌舞期间，王人美就跟着黎锦辉学习歌舞。她学得快，嗓子亮，又能识谱，黎锦辉总是要她先试唱，然后让她当“小先生”教其他人后来，王人美果然没辜负期望，成了上海早期著名的歌星和影星。同年王人美到上海加入中华歌舞团。1931年加入联华影业公司为电影演员。1935年入电通影片公司。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王人美拒绝为日寇拍片，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并参与了以"七.七"事变为主题的大型话剧《保卫卢沟桥》的演出。抗战期间她主要从事话剧活动。抗战胜利后到上海，先参加上海实验电影工场，后进昆仑影片公司。解放后她返回上海，在长江电影公司拍片，后入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

　　1935年由王人美主演的影片《渔光曲》曾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电影节上获得荣誉奖，这是中国第一部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影片。1951年她主演的影片《两家春》被文化部评为1949～1955年优秀影片。　

　　王人美，一个在当时以“野猫”之名而享誉影坛的明星。她主演的电影《渔光曲》堪称百年中国电影的经典；她演唱的歌曲《铁蹄下的歌女》七十多年传唱不息；她和旧上海红极一时的影帝金焰的婚恋至今扑逆迷离。而在晚年她总结自己一生的时候，却把成名看成是一生的不幸。王人美，一个知性红颜的传奇人生。　

　　在电影《渔光曲》中，“小猫”王人美在波光万顷的海面上撒网捕鱼的情景已成为百年中国电影的经典镜头，那片明亮的香云，伴随着她在影片中演唱的主题歌，持续飘香了七十余年而不衰。《渔光曲》的问世，在当时的中国电影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渔光曲》首次在银幕上展示了那个年代中国底层劳动人民的悲苦人生。红颜王人美，她由此遗留下来的沉香离民间最近，离我们心情最近。　

　　属于上个世纪的那段美丽肯定是不能延续到现在，多年之后，世界没有轮回，只是远远地还能看见那么一点熟悉的影子，嗅到一些熟悉的味道罢了。而属于老上海的王人美，就是一那一朵花，虽有盛开的灿烂，也有凋落的凄凉。但无论如何，每走一步，都带起风，随风起舞。

　　潘玉良，（1895—1977），原名杨秀清，原姓张，后随夫姓，改名潘玉良，又名张玉良，字世秀，安徽桐城人，1895年出生于江苏扬州。中国著名女画家、雕塑家。

　　幼年时就成了孤儿，14岁被舅舅卖给了妓院作歌妓，17岁时被芜湖海关监督潘赞化赎出，纳为小妾，改名潘玉良，居住在上海乍浦路。热爱艺术的她，于1918年以素描第一名、色彩高分的成绩考进上海图画美术院（后改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师从朱屺瞻、王济远学画。

　　1921 年毕业后，又考取安徽省公费津贴留法的资格，成为里昂中法大学的第一批学生，但她到法国1个月后，就投考国立美术专门学校，两年后成为巴黎国立美术专门学校油画班的插班生，与徐悲鸿同学。1925年她以毕业第一名的成绩获取罗马奖学金，得以到意大利深造，进入罗马国立美术专门学校学习油画和雕塑。

　　1926 年她的作品在罗马国际艺术展览会上荣获金质奖，打破了该院历史上没有中国人获奖的记录。潘玉良是民初女性接受新美术教育成为画家的极少数例子。女性画家限于客观条件，要成功往往比男性困难，必须付出许多牺牲，才能成就事业，潘玉良即是这样的例子。潘玉良，画家、雕塑家。毕业于巴黎及罗马美术专门学校，作品陈列于罗马美术展览会，曾获意大利政府美术奖金。

　　1929年归国后，曾任上海美专及上海艺大西洋画主任，后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1937年旅居巴黎，曾任巴黎中国艺术会会长，多次参加法、英、德、日及瑞士等国画展。曾为张大千雕塑头像，又作王济远像等。潘女士为东方考入意大利罗马皇家画院之第一人。

　　纵观潘玉良的艺术生涯，可以明显看出她的绘画艺术是在中西方文化不断碰撞、融合中萌生发展的。这正切合了她“中西合于一治”及“同古人中求我，非一从古人而忘我之”的艺术主张。对此，法国东方美术研究家叶赛夫先生作了很准确的评价：“她的作品融中西画之长，又赋于自己的个性色彩。她的素描具又中国书法的笔致，以生动的线条来形容实体的柔和与自在，这是潘夫人的风格.她的油画含有中国水墨画技法，用清雅的色凋点染画面，色彩的深浅疏密与线条相互依存，很自然地显露出远近、明暗、虚实，色韵生动……她用中国的书法和笔法来描绘万物，对现代艺术已作出了丰富的贡献。1977年，这位旅居法国的一代画家逝世于巴黎。

　　周璇出生在苏州一户姓苏的人家，学名苏璞，小名义官。苏璞三岁时，被舅父拐卖到常州金坛县一带，后来被一户姓王的人家收养，改名为王小红。不久，养母改嫁给上海一名姓张的工人，就将小红送给了住在北京东路的一户周姓人家，这样，小红又换了姓，叫周小红。

　　周小红长至七八岁时，周家家境日益贫困。根据周璇自己的回忆："养母被迫去帮佣度日，那个被鸦片熏黑了肚肠的养父竟丧心病狂要把我卖去妓院当妓女，幸亏养母及时搭救，才免去我一场更大的灾难……那时，日子越来越苦，往往饿着肚子呆呆地坐着，口水直往肚里咽……"

　　她在给《万象》杂志写的文章中这样说："我自幼爱听人家唱歌，耳音也好，常常跟着哼，一遍两遍，三遍四遍就能上口了，在学校里，我唱歌的成绩总是第一名。" 她常常独自在家，以唱歌来释放自己内心的哀愁。周璇成年后，内心的阴影也许就来自于苍凉的童年。童年的苦难深深烙在她的心间，使她的性格变得抑郁、内向、多愁善感。　

　　周璇在一篇名为《我为什么出走》的文章中写道："6岁以前我是谁家的女孩子，我不知道，这已经成为永远不能知道的渺茫的事了！"周璇的出生和来历，正如她自己所预言，似乎已经不可能被揭开真相了。她一生都没有放弃过寻找自己的父母，随着她后来的出名，她的寻亲也被许多人当作了生财之道。

　　1932年，12岁的她经人介绍加入黎锦辉创办的明月歌舞团习艺。周璇和伙伴们在舞台上演出救国进步歌剧《野玫瑰》，在终场时，高唱主题曲《民族之光》，黎锦辉笑着鼓励她："小红，你这一句'与敌人周旋于沙场之上'唱得真好，是你进剧社以来唱得最好的一句。你正好姓周，以后就改名叫周璇吧!"叫"小红"的女孩子因为被肯定而有了一个后来被人们所熟悉的名字--周璇。此后，在演艺圈里人们常常喊她"璇子"。

　　周璇一生共出演了40多部影片，并主唱过电影主题曲和插曲100多首，因其在电影《马路天使》中饰演女主角小红，并在影片中主唱的两首插曲《四季歌》和《天涯歌女》，而成为人们心中永远的银幕偶像。主要作品还有《李三娘》、《董小宛》、《苏三艶史》、《长相思》、《歌女之歌》、《莫负青春》、《忆江南》、《夜店》等。

　　在一个明星不断涌现又不断被遗忘的时代，离开这个世界已近半个世纪的周璇居然一直没有被遗忘，人们无法忘怀她在银幕上无邪而甜美的面孔，还有她天籁般的歌声。 她可以算是中国最早的两栖明星。

　　在近20年的演艺生涯中拍摄了43部影片，演唱了200多首歌曲，成为早期娱乐界的一颗耀眼之星。她的代表作《马路天使》、《忆江南》等片更是享誉海内外，受到广泛好评。其中《马路天使》在20世纪曾被评为"中国电影90年优秀影片"之一，周璇本人则荣获"中国电影世纪奖"。她最适宜扮演的角色是那种天真未泯的小姑娘。看过《马路天使》的观众谁能忘记小红俏皮的笑容和受委屈发脾气时的伤心模样。古装片盛行的当儿，她披上了古典的衣饰，更显露了她的东方美。《孟姜女》、《李三娘》和《董小宛》赚得了多少人的同情之泪？她顽皮的表情、甜美的笑容，中国电影界似乎还无第二人可比。而周璇的歌声至今仍在各色场合流淌着，与今天的时尚依旧显得那么合拍，有一种老贵族般的华丽气息透过歌声流泻出来。

　　蝴蝶，原名胡瑞华，祖籍广东鹤山，生于上海。因其父曾任京奉铁路总稽查，她从小便随家人各处奔波，16岁时迁家上海。

　　1924年，受方兴未艾的中国电影事业的吸引，投考中华电影学校，成为首届训练班学员。训练班结束后，在处女作《战功》中初上银幕，随即开始了近半个世纪的电影演员生涯。

　　1924—1927年，相继在“天一”、“友联”等公司主演了《秋扇怨》、《梁祝痛史》等20余部古装片。她面貌甜美， 身材挺秀，气质端庄，仪态大方，再加上聪明灵巧、勤奋好学，很快就在中国影坛走红了。

　　1928 年，进入明星影片公司。该公司的郑正秋、张石川赏识她的条件和才华，认准她是一名颇具号召力的演员。不仅重用她主演公司着力推出的影片，甚至请人专为她写作剧本，使她很快步人其艺术事业的辉煌时期。她主演了轰动一时的《火烧红莲寺》(3一17集)，随着侠女红姑潇洒飘逸的身影，她也红遍各地，受到更多观众的瞩目。

　　她还主演了中国第一部蜡盘配音片《歌女红牡丹》，与阮玲玉合演了《白云塔》，还主演了影响较大的《空谷 兰》、《啼笑姻缘》等片随着左翼电影运动的兴起，胡蝶又相继主演了反映现实生活的《狂流》、朋旨粉市场》、《盐潮》、《姊妹花》等片。其中，《姊妹花》堪称其电影表演代表作。她以娴熟的演技将两个经历、 性格完全不同的双胞胎姊妹演得各具光彩，影片出映后，连映两月不衰，盛况空前。

　　1935年，应邀随中国电影代表团一行携《姊妹花》、《渔光 曲》等片赴莫斯科参加国际电影节，后又赴德、法、英，意等国考察，扩大了中国电影在欧洲等地的影响。之后，相继主演 了《夜来香》、《劫后桃花》、《兄弟行》、《女权》、《永远的微笑》等片。

　　抗日战争爆发后，“明星”公司毁于战火，她辗转香港、重庆等地。抗战胜利后，在香港主演了《春之梦》、《某夫人》、《锦 绣天堂》等片后息影，随夫经商。

　　1959年复出。为邵氏公司主演《街童》、《苦儿流浪记》、《两代女性》、《后门》等片。因《后门》一片获第七届亚洲电影节最 佳女主角奖。1967年拍完《塔里的女人》一片后息影。1975年移居加拿大，后病逝于温哥华。

　　张爱玲，本名张瑛，笔名梁京，海派作家，现代文学史上重要作家。生于上海，原籍河北丰润。1920年9月30日（一说为1921年），张爱玲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西区的麦根路313号（今静安区康定东路87弄，临近苏州河，周边是鸿章纺织染厂）的一幢建于清末的仿西式住宅中。她的父母给她取名叫做张煐。张家世显赫，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祖母是晚清洋务派领袖朝廷重臣李鸿章的女儿。父亲张廷重是典型的遗少，母亲黄素琼则是留过洋的新女性。

　　说张爱玲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异数”当不为过。文字在她的笔下，才真正的有了生命，直钻进你的心里去。喜欢张爱玲的人对她的书真是喜欢，阅读的本身就能给读书的人莫大的快感。阅读的快乐只有在她那里才可以得到，至少对我是这样。读别的书你或许能知道道理，了解知识，得到震撼，但是只有读张爱玲的文章你才是快乐的。即便是有点悲剧意味的《十八春》依然如此！

　　张爱玲是世俗的，但是世俗得如此精致却除此之外别无第二人可以相比。读她的作品你会发现她对人生的乐趣的观照真是绝妙！张爱玲的才情在于她发现了，写下来告诉你，让你自己感觉到！她告诉你，但是她不炫耀！张爱玲最有名的一本集子取名叫《传奇》其实用传奇来形容张爱玲的一生是最恰当不过了。张爱玲有显赫的家世，但是到她这一代已经是最后的绝响了，张爱玲的童年是不快乐的父母离婚，父亲一度又扬言要杀死她，而她逃出父亲的家去母亲那里，母亲不久就又去了英国，她本来考上了伦敦大学，却因为赶上了太平洋战争，只得去读香港大学，要毕业了，香港又沦陷，只得回到上海来。她与胡兰成的婚姻也是一个大的不幸。本来在文坛成名是件好事，可是这在解放后居然成了罪状，最后只得远走它乡！

　　张爱玲的性格中聚集了一大堆矛盾：她是一个善于将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享乐主义者，又是一个对生活充满悲剧感的人；她是名门之后，贵府小姐，却骄傲的宣称自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悲天怜人，时时洞见芸芸众生“可笑”背后的“可怜”，但实际生活中却显得冷漠寡情；她通达人情世故，但她自己无论待人穿衣均是我行我素，独标孤高。她在文章里同读者拉家常，但却始终保持着距离，不让外人窥测她的内心；她在四十年代的上海大红大紫，一时无二，然而几十年后，她在美国又深居浅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以至有人说：“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与极度的孤寂。”

　　现代女作家有以机智聪慧见长者，有以抒发情感着称者，但是能将才与情打成一片，在作品中既深深进入又保持超脱的，张爱玲之外再无第二人。张爱玲既写纯文艺作品，也写言情小说，《金锁记》《秧歌》等令行家击节称赏，《十八春》则能让读者大众如醉如痴，这样身跨两界，亦雅亦俗的作家，一时无二；她受的是西洋学堂的教育，但她却钟情于中国小说艺术，在创作中自觉师承《红楼梦》《金瓶梅》的传统，新文学作家中，走这条路子的人少而又少。

　　现代著名作家，四十年代在上海孤岛成名，其小说拥有女性的细腻与古典的美感，对人物心理的把握令人惊异，而作者独特的人生态度在当时亦是极为罕见。五十年代初她辗转经香港至美国，在此期间曾经创作小说《秧歌》与《赤地之恋》，因其中涉及对大陆当时社会状态的描写而被视为是反动作品。其后作品寥寥，唯有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尚可一观。

　　张爱玲也曾为香港电懋电影公司编写《南北一家亲》等六个剧本，之后也曾从事翻译与考证工作。张爱玲与宋淇、邝文美夫妇有深交，她的作品即是透过宋淇介绍给夏志清先生，肯定张爱玲不世出的才情，而享誉国际。张爱玲遗产的继承人是宋淇夫妇，其中大部分交由皇冠出版社收藏。

　　一九九五年中秋夜，曾经瞩目中国文学界的才女张爱玲猝死于洛杉矶一公寓内，享年七十五岁。

　　阮玲玉（1910——1935），中国早期影星，原名阮凤根，学名阮玉英。广东香山(今中山)南朗左步关村人，1910年4月26日出生于上海。因为当工人的父亲早逝，孩童时代就随母为人帮佣。母亲节衣缩食，让她上学读书，就读于上海崇德女子中学。1926 年，为自立谋生，奉养母亲，考入上海明星影片公司，主演处女作《挂名夫妻》，从此踏入影坛。

　　阮玲玉端庄大方，清丽脱俗。对待表演艺术，她勤奋刻苦，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不懈追求。表演中，她能够准确地体味人物的情感，捕捉到人物感觉，并用适当的眼神、表情、动作准确地表现出来。这种准确的内心感应力和形体表现力结合得又非常自然，显示出她卓越的才华和非凡的功力。

　　《野草闲花》（1930年）——一个直面人生而又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爱情故事。拒绝包办婚姻的音乐学院毕业生，爱上一位从灾区流落上海的卖花女，并把她培养成歌唱家，两人一起勇敢承担生活的风雨。

　　《三个摩登女性》（1933年）——通过一个男青年和三个女青年对生活道路的不同选择，寄寓了时代环境与个人命运关系的现实思考，构成了沉沦或新生的时代特征。刻片上演后引起轰动，被誉为“新兴电影运动”的“第一只报春之燕”。

［此帖子已被 luo 在 2009-8-15 11:50:55 编辑过］

从七届到十六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览

非洲警察为什么爱刁难中国人？认为援助理所当然


　　

　　

　　非洲的华侨以及那些在非洲工作、旅行的中国人，他们一定会思考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连老黑都瞧不起中国人？中国援助非洲这么多，他们还欺负中国人，这是不是肉包子打狗？

　　上个世纪50年代，新中国领导人认识到了非洲国家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从1956年开始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并从此一直没停止过。53年来，中国向非洲 50多个国家援建了900多个成套项目。中非合作论坛召开后，中国减免了非洲31个国家对华债务105亿元人民币。2007年，中国的外交支出为230亿元，其中108亿元用于对外援助，援助的对象绝大多数是非洲国家。我在喀麦隆首都雅温得曾留意看了一下，这个仅有150万人口的城市，就有中国援建的会议中心、妇幼医院、市政厅广场、多功能体育中心等项目。这仅仅是非洲一个国家的一个城市，我们对非洲各国的援助规模可见一斑。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这是有目共睹的不可争辩的事实。这主要归功于毛泽东和邓小平。当年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团结了非洲人民，加上对非洲大量的无私援助??如坦赞铁路，使新中国成了这些穷哥们的“领军人物”，成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旗舰”，是这些黑哥们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抬进了联合国。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的经济迅猛发展，中国成了非洲欠发达国家发展的榜样，他们对中国的建设成就羡慕不已。

　　2009年5月6日，我与喀麦隆工业、矿业和科技部部长恩唐加?恩丁加?巴德尔先生谈完公务闲聊，就谈起了这个话题。

　　巴德尔：我们很希望中国政府能为喀麦隆援建杜阿拉第二大桥，以缓解喀麦隆经济首都的交通压力。

　　作者：部长先生，中国虽然很穷，但中国政府对喀麦隆的援助一直没有停止过。据我所知，我们援助你们的项目就有会议中心、市政厅广场、妇幼医院、多功能体育馆等。我想我们政府目前还无法满足你们要求我们援建杜阿拉第二大桥的要求，因为这个项目耗资巨大，至少要3000万欧元。

　　巴德尔：不，不。中国经济发展很快，我去过中国，到过北京、上海、深圳和香港，见你们到处都在搞建设，到处是高楼，中国的经济已经很发达了，这点钱对你们来说是九牛一毛。

　　作者：部长先生，您在中国看到的都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中国内地还有很多地方温饱问题没解决，有的地方甚至比喀麦隆还穷，孩子上不起学，病人看不起病。这些地方你是没有看到的。

　　巴德尔：不管怎样，你们中国的经济总量是巨大的，你们中国的外汇储备在世界上是第一位，给我们些援助算不了什么。

　　作者：外汇储备虽然第一，但我们的外债负担也很重，需要用这些钱来还债。再有，由于美国强迫人民币升值，我们手里的外汇储备大量缩水。我想博学的部长先生一定知道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中国和非洲国家同属于第三世界，我们都属于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总量是巨大的，但中国的人口数量也是巨大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你们喀麦隆高不了多少。

　　巴德尔：你们中国是第三世界，我们是第四世界，非洲国家比中国贫穷多了，你们中国帮助我们责无旁贷。

　　作者：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是兄弟，我们感谢非洲人民支持中国人民共和国取代台湾的“中华民国”进入联合国，但是，我们对非洲国家的援助是尽最大努力了，要知道，中国不只援助喀麦隆，我们还援助非洲许多国家。

　　这位部长先生能代表多数非洲人的心理，认为中国援助他们理所当然。可我们援助了非洲这么多年，援助了这么多项目，非洲各国对中国友好么？

　　当然，我们从电视画面上可以看到中国领导人到非洲访问，受到热烈欢迎的场面。那是外交礼节，更何况中国领导人到非洲访问，多数情况下是兜里揣着援建项目去的。狗向你摇尾巴，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你手里的面包。那些在非洲的华侨，那些在非洲工作的中国员工以及到非洲旅游的中国公民，他们自己有切身的体会。

　　我的一位朋友到加蓬进行短期工作。在首都利伯维尔一下飞机，机场的警察见他是中国人，就百般刁难。当他用英语解释时，警察操着僵硬的英语勃然大怒： “你怎么不讲法语？！”朋友和气地答道：“我不会法语。”对方火气更大了，像老师训斥没做作业的小学生一样怒吼着：“你为什么不会法语？！”见这个黑警察纠缠不休，我这位朋友给塞给他一张美元钞票，算是出了机场。单位的人接他回驻地，一路上关卡查验不断，他又掏了不少买路钱。当他在加蓬的工作结束后，搭乘一辆法国人的汽车去利伯维尔机场。法国白人坐在前面，他坐在后面，路上的警察连屁都不敢放，一路畅行无阻。我这位朋友气愤地说：白人的脸就是通行证。我这位朋友是总工程师，是到加蓬世界银行投资的一条公路进行设计的。他应该是有身份的，可就是拿着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遭到种种歧视与刁难。

　　我在非洲几年来注意到，这里的宪兵、警察特别“喜欢”中国人，见有中国人坐在车子里，老远就吹哨子比画着让车停在路边。先查验汽车的各种证件，再查驾照，然后查身份证、随车物品。为了不和这些无赖纠缠，也花了不少“买路钱”。2008年圣诞节前夕，我出差路过喀麦隆西北大区首府BAMENDA时，一队警察把我的车子拦住，先查证件，见证件没问题，又检查我的行李，好像我是恐怖分子，行李里一定有炸弹似的翻个不停。我知道，他们是找岔让我掏点“买路钱”。我急了，大声训斥他们的无理：“我是你们国家公共工程部部长请来的，我要把你们的无礼行为报告给部长。”警察见我发火，倒像是他们受了委屈：“难道你在中国也这样对警察说话么？”说完，放行了。

　　中国公民在非洲从事各种经营活动，受到刁难是常事，可白人就畅通无阻。我们和他们讲友谊，他们和我们讲霸道：你在我的地盘上，我就要收拾你，就要让你放点血。他们在非洲经常遭到非礼，打电话叫来中国使馆的官员，这些外交官在国内还可牛一下，在非洲就不灵了，他们照样要低三下四地央求，恭敬地递上美钞欧元。一次，一位外交官为了让被机场扣留的一名中国公民登机，递上一张100美元的钞票，机场警察竟漫不经心，钞票掉到了地上，这名外交官竟自己弯腰捡了起来，重新面带笑容地递到这位诬赖警察的手上。

　　一天，我到喀麦隆旅游部市场开发局做客，我对MBE Sanmel局长说：你们喀麦隆旅游资源很丰富，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旅游市场潜力很大，很多人对“微型非洲”喀麦隆感兴趣，想过来看看，关键是你们要提供良好的服务，要让那些海关和警察人员尊重这些游客，树立喀麦隆友好好客的形象，这样才能吸引中国游客。他听后表示赞同。

　　中国人为什么在非洲受气？我想，其主要原因是我们没有对他们殖民。我在非洲工作几年了，发现非洲对法国人、对英国人格外崇敬。黑人过去被白人像牲口一样买卖，后来，这些白人又教会了黑人法语和英语，所以，黑人一直把白人当作主子。黑人争取独立，那只是政客玩弄的把戏，这些政客与酋长别无二致，就是为了控制一块领土，支配一群人。现在非洲国家都独立了，可它们仍然内战不断，就是一些政客和军阀在争权夺利。

　　世界大千民族似乎都是这样，它崇敬强者，鄙视弱者。这和驯马一样，你厉害，驯服了马，马才顺从你，任你摆布。你软弱，驯不服它，它就不让你骑，不让你摸，会对你尥蹶子。二战期间，虽然以美国为首的盟军把日本打败了，给日本放了两颗原子弹，可日本人就是佩服美国人，对美国人必恭必敬。过去八国联军打我们，后来日本人欺凌我们，可一些中国人就是把洋人当祖宗。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被抢被杀，警察不着急，认为无关紧要。如果是个洋人在中国被抢被杀，那时的官员才真是“公仆”呢，惟恐洋人怪罪，鞍前马后地忙得不亦乐乎。为什么？因为历史上洋人打服过中国，中国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非洲国家重白人轻华人，也是这样的道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白人把他们打怕了。他们本来是裸体生活的，白人来了后，硬是给他们套上衣服，说裸体刺激了他们是视觉。他们本来是用自己的“鸟语”沟通的，白人来后，硬是掰着他们的舌头强迫他们学英语、学法语，说这样黑人才能伺候好白人。他们本来是信奉自己的原始宗教的，白人来了后，强迫他们念起了《圣经》，说耶稣才是唯一的真神。所以，黑人就把白人当作地球的主宰，好像白人统治他们、讲白人的语言是天经地义的事情。1879年，喀麦隆杜阿拉的Akwa和Bell两位酋长写信给英国维多利亚女王，要求女王在这里设立政府来管理他们。信的全文如下：

　　“最亲爱的女王陛下：

　　这封亲切的信是我们作为您的仆人一起呈给您的，其目的是向您表达我们的愿望。我们希望在我们的城市实施您的法律；我们想改变这里的一切；我们要按照您的领事的命令行事。我们国家有太多的战争，太多的谋杀，太多的假神崇拜者。也许，您认为我们这几行字纯属无稽之谈。我们已多次禀告您的领事，请求在这里设立英国政府，可我们一直没得到您的答复。故此，我们直接给您写信。我们已听说Calabar河流域的居民是如何在他们自己的城市实施英国法律、抛弃他们自己的所有迷信，啊，如果我们现在也像卡拉巴尔（尼日利亚港口城市）一样，那我们该是多么高兴呀。”

　　（Dearest Madam,

　　We your servants have join together and thought it better to write to you a nice loving letter, which will tell you about our wishes. We wish to have your laws in our towns. We wish to have every fashion altered; also we will do according to you Consuls word. Plenty wars here in our country. Plenty of murder and plenty of idol worshippers. Perhaps these few lines of our writing will look to you as an idle tale. We have spoken to the English Consul plenty times about having an English government here. We never have answer from you, so we wish to write ourselves. When we heard about Calabar River how they have English laws in their towns, and how they are put away all their superstitions, oh we shall be very glad to be like Calabar now.）

　　作者在喀麦隆有个叫Samba Dieudonné的同事，他儿子在喀麦隆西南大区的BUEA大学读法律，他想让儿子到中国读书。我说，要想到中国读书，必须先学会汉语，参加HSK考试，通过了这个考试才有到中国读书的可能。他疑惑地问，难道中国大学不用英语、法语授课？你看，他自己出生在殖民地国家，就认为世界上所有国家大学都该用英语、法语上课。

　　人具有狗的德性。两只狗咬架，一只败了，它会夹着尾巴逃跑。以后，这只败狗见到胜者，总是夹着尾巴溜掉。人是这样，民族也是这样。一个人要想得到别人的尊重，你就必须比别人强。一个民族要想得到别的民族的尊敬，你就必须打败他们。不是我们这些圆脸的黄人，而是那些高鼻子的白人征服了非洲，所以，现在非洲人崇拜的是白人，鄙视的是我们这些炎黄子孙。

　　可我们一直在援助着非洲。如果说毛泽东时代援助非洲是为了我们新中国早日进入联合国，那我们现在援助非洲又是为了什么呢？我们援助他们这么多，他们还欺负我们的公民，这是不是肉包子打狗呢？我们现在之所以这样对非洲进行无底洞般的援助，其目的之一是在和台湾争“邦交”。我们不援助非洲，台湾就给他们钱，他们就和台湾建交。非洲一些国家是不讲原则、不讲义气的，他们讲的是实惠，有奶便是娘，谁给的钱多，就承认谁，就和谁建立外交关系，目前，仍有4个非洲国家与台湾有“外交”关系。这就逼着我们大陆和台湾搞援助竞赛，看谁舍得掏钱，看谁向非洲撒的钱多。台湾问题须尽快解决，不然，不知这些黑人要敲掉中华民族多少竹杠。大陆的钱是华人的钱，台湾的钱也是华人的钱，我们都是炎黄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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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杂志刊登从未公布的希特勒彩照

希特勒1940年春天观看军事演习。

希特勒1939年参加战列舰“提尔皮茨”下水仪式。

希特勒1938年在希特勒广场向德国军队致敬。

　　希特勒1938年在纽伦堡检阅数万纳粹部队。

　　美国《生活》杂志6月4日刊登了德国摄影师雨果-杰格拍摄的一组从未被公开的德国纳粹头目希特勒的彩照。雨果-杰格1936年至1945年期间被允许跟随希特勒一同活动。作为希特勒的私人摄影师之一，他用彩色照片记录了希特勒和其亲信们的小型聚会、公开活动，甚至是私人时刻。在三十年代晚期，只有很少的摄影师使用彩色照片，杰格是最早使用彩色照片的摄影师之一，希特勒对他所看到的照片感到满意。

    希特勒曾对杰格称：“未来属于彩色摄影。”

　　《生活》杂志得到希特勒彩照的经过可以说是很传奇。当盟军1945年向慕尼黑推进时，杰格在该市西部的一个小镇里遇到了6名美军士兵。美国人在对杰格所在房屋进行搜查时发现了一个皮箱，杰格在皮箱里隐藏了数千张彩色照片胶片。他知道，如果美国人发现他的胶卷及他与希特勒的密切关系的话，他将遭到逮捕。他根本想不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美军士兵们打开了皮箱，在里面发现了杰格放在胶片上的一瓶科涅克白兰地。对这一发现感到高兴的美国士兵们与杰格、屋主人分享了那瓶白兰地，皮箱被人遗忘了。

　　在美国人走后，杰格将这些胶片放在12个玻璃瓶中，把它们埋在郊区。他在战后曾多次回到埋藏地点，把胶片挖出后重新包装再埋藏起来。他1955年将这些胶片取出，令人感到惊讶的是，2000张胶片的保存情况非常好，杰格把它们存在银行的一个保险库里，1965年将这些照片出售给《生活》杂志。到目前为止，杰格所拍摄的彩色照片只有很少一部分被公布。

［此帖子已被 luo 在 2009-8-15 16:48:49 编辑过］

这些知识你知道多少？ [转帖]

中国人不可不知道的知识
【四大名绣】苏绣〖苏州〗、湘绣〖湖南〗、蜀绣〖四川〗、广绣〖广东〗

【四书】《论语》、《中庸》、《大学》、《孟子》

南方朔：我和李敖是“仇人” [转帖]

　　本文来源：台海网　记者 陈小清

　　南方朔 曾经被评为影响台湾的两百个人之一。头衔芜杂，从记者到总编辑，从作家、诗人到政论家、书评家，从台湾最用功的“民间学者”到“专业的读书人”……从今天起，我们将每月定期推出系列访谈《笑看风云南方朔》，请南方朔这位自称 “永远的批判知识分子”纵论两岸政经时局、社会万象以及人生百态。

　　【前言】

　　在台湾的文化界，有两位重量级的“大师”：一位是自称“台湾第一”、经常“搞怪”、特立独行的无党籍“立委”李敖；另一位就是被李敖称为“台湾第二”、自称“永远的批判知识分子”的台湾著名政论家南方朔。

　　据说，两位“大师”年轻时很要好，还经常串门。有一次，李敖还邀请南方朔合作，李敖说：“你有理论，我有内幕，我们合作，天下无敌！”而南方朔回答：“我不跟你玩。”但是，到了1986年，两人展开了一场“论战”，并打起了官司，从此，两人分道扬镳，现在已变成“仇人”。

　　那么，南方朔为什么不跟李敖合作？那场“论战”是怎么回事？当年的好友为什么后来会变成“仇人”？在南方朔眼中，李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就这些问题，本报记者日前通过电话专访了身在台北的南方朔先生。

　　我们现在没关系

　　记者：对于您跟李敖的关系，我看过一些报道，说你们年轻的时候很要好，那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南方朔：我们现在没关系。早年有一段时间我跟他还不错，因为不管怎么讲，他是我们晚辈的老大哥嘛，所以有一段时间，坦白说，还是很崇拜的。可是随着我自己知识的累积，慢慢长大了以后，我觉得从李敖的身上我们看到一些东西，那些东西是一个被扭曲的年代产生的很多人的被扭曲。怎么说呢，我们都知道，假设在一个不自由的时代，或者说有压迫的时代，就会产生一些压迫英雄，那这个压迫英雄他的知识是不是真的很好？他的学问是不是真的很好？恐怕是有问题的。

　　记者：就台湾来说，我们看到许多“文化英雄”都有李敖这样的经历，也被压迫过。

　　南方朔：他（李敖）只不过是因为压迫变成英雄，当他变成英雄以后好像很多他讲的话都对了，让人觉得他的学问很棒很棒这样子，但我觉得这种评价就是因为一个时代的被扭曲所造成的被扭曲的评价标准。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社会，很多英雄人物，甚至包括很多“文化英雄”，他的知识不怎么样的。我觉得随着我自己年龄慢慢长大以后，发现到这一点，我认为台湾有蛮多被文化人所推崇的“文化英雄”，他们的学问是有问题的，只不过他们是被压迫，然后才变成了英雄，假设我们不能理解到这一点，认为他的学问真的很好，这是大有问题的。所以，我不认为台湾有好多位“文化英雄”是英雄，他们的学问假设从一个严格的学问标准来讲，是有问题的。

　　李敖挑起“论战”

　　记者：你跟李敖都参加过“党外运动”，曾经也很要好，但在1986年的时候，据说因为政治立场的不同，你们展开了一场论战，这是不是你们反目的原因呢？

　　南方朔：当时也不是什么论战。当时我离开了《中国时报》，变成了党外，成为“党外运动”的一员。我们党外的派系应该算是美丽岛系，那个时候是其中的一个小派系，老大是林先生，后来跟璩美凤有一个负面新闻。当时我们还是挺活跃的，那个时候台湾有一个党外的老前辈，叫康宁祥（这个人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他和黄信介成为并驾齐驱的 “党外”领袖，1986年9月参与创立民进党，是该党康系龙头老大，后来被陈水扁任命为台湾 “国防部副部长”），康宁祥做人应该说是挺不成功的，有一年他选 “立法委员”落选了，因为我们那个小派系势力很旺，所以他就跑到我们这边来，找到我，要我们合作。大家要知道，南方朔很适合去做选举，我帮谁选举，谁就能选上。过了三年以后，我们这个派系推了蔡诗研选“国大代表”（他现在是考试委员），康宁祥选“立法委员”，我们这一群人就同时帮他们两个人助选。可是，当时康宁祥的势头很差，而李敖那个时候就莫名其妙在拼命批康宁祥，天天骂康宁祥。从知识上、人格上、学问上等等都骂，不知道他在帮谁，但他的目的就是要让康宁祥落选嘛，我们被逼得不得不对他进行反击，选到最后，不管你李敖怎么骂，我们的人通通当选了，所以李敖就告我们，那个法官，我们也知道，都是怕李敖的，李敖是搞不完的，所以我们被判诽谤罪，我们几个被告的人，要赔钱。我赔了他17万台币。而且法院宣判那天，因为我倒霉，还被打倒了。他们属于那个年代，大家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判断很虚拟的，到最后什么是真的，什么信念应该坚持，都已经变得不重要了。

　　我们是不一样的人

　　记者：曾经有人问到您跟李敖关系的时候，您说了一句话，您说“我跟李敖是仇人，但跟他曾经是朋友”。

　　南方朔：是，李敖是我的仇人。最早不是仇人，我刚才不是讲了嘛，我们早年的时候认识呀，他比我们大很多，而且我们也不讳言，他是我们年轻一辈的英雄人物，这个是事实。有一段时间我们变成了朋友，而且承蒙他的不弃，他也曾经推崇过我呀。当我开始有一点点知识累积的时候，不是吹牛的，有一次我去李敖家，他说，我们合作，你有理论，我有内幕，我们两个人合作，天下无敌。这是他亲口讲的，可我知道李敖是一个很麻烦的人，所以我说，谁要跟你玩？没有跟他玩。尽管我在讲到他的时候，这些事情我也是不隐瞒的，但我对他后来的很多表现真的是很有意见，坦白讲，是不太对的，仇人可能又重了一点，意思就是说我跟他是不一样的人就对了。

　　记者：你们两位在台湾媒体里面都被晚辈们称为大师级的人物，那您认为您跟李敖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南方朔：我没有太多现实的瓜葛，我也不当官，同时我又是有比较严格的判断标准的，我的标准不会变来变去。可是不管怎么讲，大家都知道，李敖的标准是常常变来变去的。他是个虚无主义者，他很关心自己，天生会作秀，可以随时根据需要改变说辞。我觉得我比他成熟，因为一个读书人没有什么变来变去的东西，而且那种变不是有一个轨迹的变化，我觉得那个变是不应该的，读书人不能够因为为了出风头或者干嘛干嘛然后跟着形势跑，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我觉得读书人不应该这样子。

　　记者：当初您说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李敖也说过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都称自己是自由派，那您觉得您这种自由主义跟他那种有区别吗？

　　南方朔：自由主义在全世界都是不断被大家混着乱讲的一个名词，我为什么说我是自由主义者，我真的不骗你，我真的是从英国的自由主义读起的，我真的是读他们的书的。我们都知道，整个自由主义的传统是英国建立起来的，英国早年的时候从苏格兰的改革，从洛克谈论政府，从密尔斯谈论自由，所以我们为什么谈自由民主，讲到最后，一定要讲到英国那个时代，我是读那个时代的英国人的书，到现在为止，我认为英国人的思想是比较好的，我对很多其它国家的思想是不太以为然的，所以讲到自由主义，我认为我比较严格，比较用英国式的推理来看问题。

　　我并不怕李敖

　　记者：那李敖前段时间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认为，大陆的文化人微不足道，没有文化名流，余秋雨逃避现实，没有能力触碰到一些核心问题，北大教授季羡林不是国学大师等，您如何看这个问题？

　　南方朔：我觉得这个就是李敖的特色嘛，他认为全天下只有他最厉害。那是不是他最厉害？我刚才讲了，他的学问我觉得是蛮有问题的。坦白说，当然李敖曾经对我很不错呀，在他主持的节目里面，他就讲嘛，全天下、全台湾我李敖第一，南方朔第二（笑）。我曾经这样讲过，表示他对我很抬举的，可是不管怎么讲，我觉得他这种自己天下第一，然后所有的别人都不是东西，随便抓个小地方就去菲薄人家，这都是不怎么光明正大，用比较严重的话来讲，都是蛮小人作风的。你刚刚讲的那几个名字（余秋雨、季羡林）我都不认识，但我读过他们的书，季先生的书我读过，我觉得人家的学问确实是不错的，人家至少在古典研究上面是一个很正派的读书人，可是 （李敖）不能为了自己，（说）这个人不是东西，那个人也不是东西，只有我自己是东西，人不可以这样吧！

　　记者：在我约您采访的时候，您一听到我要问有关您跟李敖的事情，您一口回绝，但随后又说，要看看我问什么，我想知道您的想法？

　　南方朔：李敖是一个很麻烦的人，对任何讲话的人他都立刻记录下来，而且我之前跟他打过官司，知道这个人很麻烦，我对他个人有独特的看法，有些也不太好讲，所以想保留不回答的权利，但我并不是怕李敖。

希特勒到底逃过多少次暗杀[转帖]

　　　　希特勒的名字已经成为20世纪中野蛮、残酷和种族仇恨的代名词，因而他生前屡遭刺杀，仅被德国史学家确认的刺杀事件就有42起。在行刺希特勒的人中，既有普通工匠也有高级军官，既有敌方特工也有他最亲密的伙伴。本书讲述的是这些行刺者们的行刺计划、行动，以及他们的失败，还有暴君希特勒屡遭刺杀却又总是奇迹般逃脱的经历。　　上帝派来的刺客

　　刺杀希特勒，机会还是很多的。出席各种公开场合的活动是这一刺杀对象的例行公事，而在这些场合有大量的群众足以制造混乱局面，他可以乘机逃走。

　　刺客之一，莫里斯·巴瓦德，1916年出生于瑞士。他的家庭是虔诚的中产阶级天主教徒家庭，他是家里7个孩子中的长子，接受的是正统学校教育。1935年春天，他在圣伊兰法国神学院进行了为期4年的学习。据当时的同学回忆，巴瓦德冷静、敏感、智力平平、倾向于神秘主义，有一个人对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那就是马塞尔·格博海。格博海是个智力超群、极具性格魅力的人，同时是个幻想家。他们曾组建过一个名为“求知会”的学生组织，并在组织中激烈地讨论世界大事，包括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的问题。讨论的结果是阿道夫·希特勒是危害人类的最大祸害。两人在一个问题上意见是统一，那就是除掉希特勒。

　　1938年夏天，巴瓦德阅读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开始学习德语。他的计划是通过伪装成一个充满激情的纳粹党员来接近希特勒。就在那年下半年，他把这一计划变成了现实。

　　他先搭火车去了瑞士的巴塞尔，在那里买了一把6.35毫米口径的手枪和一些子弹，然后到达柏林，勘查政府所在区域，并在树丛中练习枪法。偶然间，他遇见一位老警察，得到这样的提醒(完全是无意的)：虽然根本不可能和希特勒面对面接触，但能靠近希特勒的最好机会是11月8日和9日在慕尼黑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啤酒馆政变纪念活动。

　　巴瓦德的计划正在一步步进行着。lO月30日，他来到了慕尼黑，到能俯看队伍行进的一个临时看台上找了个合适的座位。几经周折，假装成一名瑞士记者最终获得了一张免费入场券。庆典开始前最后几天，他按照队伍行进的路线往复来回，反复思量每一步计划。他准备选择一个有利位置，可以直接冲上街去近距离击毙希特勒，然后乘乱回到看台。

　　11月9日上午，他早早来到看台，在前排找了一个座位。即便他穿着外套，他还是感受到那装满子弹的手枪传递过来的阵阵寒意。几个小时后，游行就要开始了。

　　游行是为了纪念1923年的啤酒馆政变。希特勒前一晚在贝格布劳凯勒啤酒馆对老兵的演讲正式拉开了庆祝活动的序幕。啤酒馆政变正是发生在此地。第二天中午刚过，队伍就沿着原来的行进路线开始游行。沾着1923年政变中牺牲者鲜血、象征“血的代价”的纳粹卐字旗后紧跟着两排纳粹党元老级领袖，其中包括希特勒本人，他们10个人一排，并肩行走。他们后面是不计其数穿着制服的游行者沿着预定路线缓慢前行，从贝格布劳凯勒啤酒馆一直到陆军元帅府，当年啤酒馆政变被血腥镇压的地方。

　　基于以前的经验，聚集在这儿看热闹的人们十分清楚队伍行进的路线和祭拜过程。所以沿线几个重要位置上聚集的人特别多。巴瓦德选择的位置相当好。他站在圣灵教堂不远处，这是行进路线的一个关键位置。他看到前排队伍正慢慢靠近，看到了希特勒，开始从口袋里掏出武器，准备开枪。但是周围的群众越来越兴奋，他们都举起了右臂，一时间挡住了目标。他试着寻找时机，但保镖紧紧围在希特勒的两边，因此巴瓦德不能近距离开枪。四周的人群，纳粹冲锋队护卫，还有不断移动的行进队伍，使他找不到机会开枪。他曾一度想要冲进游行队伍，但他害怕还没离开看台之前就被中途拦截。他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队伍继续穿过讲坛转弯走到玛丽恩广场。机会就这样稍纵即逝了。如同历史一样，希特勒背对着巴瓦德慢慢转过身去了。

　　虽然此次行动失败了，但巴瓦德还在继续寻找机会。当天下午，他回到了饭店，亲手伪造了一封法国前总理写给希特勒的介绍信。第二天早上，他带着这封信，揣着一把上膛的手枪，又一次出发前往贝希特斯加登。他于黄昏时分到达，在萨尔茨堡山的山脚下被最外面的哨兵拦下盘问。他不慌不忙地拿出信，声称要亲自交给元首。门卫告诉他，他是不准入内的，希特勒也不在住所。巴瓦德当天晚上又回到了慕尼黑。

　　第二天，他又尝试了一次，这次他用打字机伪造了一封法国民族领袖皮埃尔·泰坦热的信。11月12日的早晨，他带着信来到纳粹党在慕尼黑的总部，并再次要求与希特勒见面。楼里的一位纳粹官员告诉他，想要谒见希特勒根本不可能，他建议将信交由他转交给希特勒或是通过邮局寄出。

　　这时，巴瓦德逐渐绝望了。他的钱快要花光了，然而却一直未能接触到希特勒。就在当天下午，他登上了去比绍夫斯维森的火车。比绍夫斯维森靠近贝希特斯加登，他准备到达比绍夫斯维森后步行十几公里去希特勒的住所。然而，等他到达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知道当晚他肯定去不了。巴瓦德觉得，种种境遇都逼迫他放弃这一“神圣”使命。回家途中，因为没钱买票，他被移交给铁路警察，然后又被交给了当地的盖世太保。他的枪引起了怀疑，于是警察对巴瓦德进行了深入盘问，很快发现了他的真实意图。1939年2月，他被送往柏林，正式以蓄意刺杀国家元首被起诉。
　孤独的投弹手
　　埃尔塞尔在思想上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是他坚决拒绝与纳粹政权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每当广播中传来希特勒的演讲时，埃尔塞尔就会静静地离开那里。

　　很难断定埃尔塞尔是如何从一个不起眼的叛逆者变为一个刺客的。他对希特勒深恶痛绝，怀有仇恨。后来他声称自己在1938年的秋天就做出决定，要刺杀希特勒。当时，德国与捷克斯洛伐克的战争即将爆发，但是因为慕尼黑会议，战争暂时避免了。埃尔塞尔与其他许多人一样，深信慕尼黑会议不能结束德国的侵略意图。他相信战争以及战争带来的苦难即将到来。

　　1938年秋天，埃尔塞尔开始策划刺杀计划。那年11月，他决定要在贝格布劳凯勒啤酒馆里安放一枚足以炸死希特勒和纳粹核心成员的炸弹，他计划用12个月收集所必需的材料，然后自己设计制造一枚炸弹。

　　埃尔塞尔首先从他老板的一个军械制造商那里偷来了一根引信和一些炸药。然后他又在附近采石场里另找到了一份工作，在那儿，他能相对容易弄到炸药和雷管。他测量了贝格布劳凯勒啤酒馆，画了啤酒馆大厅的详细草图，还为自己的炸弹物色了一个理想安放地点：讲台和讲桌后面的一根粗大石柱。

　　1939年8月初，埃尔塞尔来到了慕尼黑。他的行动方式简单得令人吃惊。他每晚9点左右来到贝格布劳凯勒啤酒馆用餐。大约一小时之后，悄悄溜到试图爆炸的那个楼台上，躲到一个贮藏室里，直到啤酒馆关门，大门上锁为止。此后他便借助手电筒微弱的光亮安心地开始工作，直到第二天早上7时半左右。此时，啤酒馆的工作人员就来上班了，他便悄悄从后门溜出去。

　　为了放置炸弹，他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用各种工具弄松砂土，撬开砖块。当然，还有将现场清理干净。整个工程进行得异常艰苦，非常缓慢。在如同山洞的大厅里，锤子敲击出的每一声声响都如同枪声发出回音。以防发现，他必须让每次敲击声与外部的响声同时发出，比如和路过的电车，卫生间里的自动冲水声等声音同步。埃尔塞尔晚上在啤酒馆进行准备工作，白天则继续在炸弹上、在精确的定时装置上做着最后阶段的实验。

　　按照埃尔塞尔的计划，当炸弹爆炸的时刻，他会安然无恙地身处瑞士。因此，他制作了一个能提前设定好几天的自动计时器连接在导线上。11月2日晚上，经过两个月认真艰苦的工作，埃尔塞尔终于将炸弹安放进了石柱。又过了三个晚上，计时器也准备完毕，他把爆炸时间设定在11月8日晚上的9：20——刚好是希特勒演讲进行到一半的时间。

　　由于要进攻法国，希特勒原本想要取消8日晚上在贝格布劳凯勒啤酒馆的演说。然而这不太现实，因为啤酒馆政变纪念活动是纳粹活动日程中的高潮之一。希特勒坚持一定要在当晚赶回柏林参与战事。可他专机的飞行员担心大雾会影响回程的飞行，于是希特勒决定改乘火车返回，因此只得缩短这一传统活动中的各项议程。所以该演讲将提前到晚上8时开始。

　　在贝格布劳凯勒啤酒馆的大厅内，军乐高奏，气氛热烈。希特勒登上石柱前的讲台，石柱里埃尔塞尔制作的炸弹计时器正悄无声息地走着。希特勒停顿了一会，环视了屋子一圈，低头看了一眼笔记，深吸了一口气。他开场语调柔和，表达时断时续，当他谈到自己的使命时，突然激动起来，用恶毒的、极其挖苦的言语攻击他的新敌人——英国人。希特勒的演说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快要结束时，希特勒充分发挥了他的表演天赋，眼睛向上仰视，作出夸张的手势，一会儿拳头紧握，一会儿猛抓胸膛。在一片喧闹的掌声与欢呼声中，希特勒结束了当晚的活动，在纳粹高层的陪同下迅速赶往火车站。时间是晚上9：07。

　　几分钟后，人们开始收拾东西，相互告别准备离开。原先有3000多人的大厅，现在只剩下大约100来号人，这些人大多是演奏音乐的人和清理杯子的酒吧服务生。9：20，埃尔塞尔的炸弹爆炸了。

　　爆炸达到了预期效果，把大厅中央放置炸弹的石柱炸得粉碎，炸塌了楼台和大厅的屋顶，石柱附近的桌椅成了木头碎片，演讲台和演讲桌成为一堆粉末。

　　炸弹爆炸的同时，希特勒已踏上了返回柏林的火车。当火车停靠在纽伦堡时，他才得知爆炸的消息。起初希特勒以为这只是个玩笑。但当他看到所有人都表情严肃时，他脸色变得苍白。

　　与炸弹真正想要袭击的对象一样，炸弹爆炸时埃尔塞尔也远在爆炸现场之外，可不久后，他还是被逮捕了。

　　摘自《刺杀希特勒》 [美]罗杰·穆尔豪斯王宏刘伟姚菊霞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9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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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三大命题剖析:制度民族领袖[转帖]

列宁

斯大林

戈尔巴乔夫

叶利钦与普京

　　　“2005年底，俄两个著名的中性舆论调查机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当今66%的俄罗斯人对苏联解体感到惋惜，76%的人认为苏联有许多可以值得骄傲的地方；72%和80%的人分别认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只有1%的人希望生活在叶利钦时期。”。
　　
　　苏联的民族理论和制度设计为各加盟共和国的分离保留了法律上的可能性。列宁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指出联邦制只是迈向统一国家的“过渡”。

　　　　遗憾的是，在最佳时机斯大林没有终结这一过渡期。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他对苏联联盟的凝聚力和制度的巩固太有信心了。

　　　　有三个重要纽带把前苏联的各组成部分连接起来。而戈尔巴乔夫在对这三个要素的处理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为了使自己这个俄罗斯总统之上不再有苏联总统这个更高一层的行政权威，叶利钦积极推动了苏联解体。普京认为“苏联解体是全民族的重大悲剧”。

　　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等多民族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解体，分裂为十几个新国家。按照斯大林本人和前苏联历届领导人（直至戈尔巴乔夫）宣称的观点，苏联的民族理论是完全正确的，已出现了“苏联人民”这个共同体，苏联的统一和民族融合不可逆转。

　　此后发生的系列事变，证明苏联的制度和民族关系，没有其宣称的那样美好。苏联党和政府在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上究竟出了哪些问题？

　　根据事后的材料，可提出以下几个命题：

　　1．苏联解体，主要推动力来自国内而不是国外。这说明苏联的国家制度设计存在关键性的问题，无法承受国内重大政党纷争、政治风波和社会冲突。

　　2．联盟的解体以加盟共和国为单元，而世界上其他联邦制国家（美国、德国、瑞士等）没有出现类似危机，这说明问题在于联邦制的具体设计原则，而非联邦制本身。苏联联邦制的特色在于，各单元是以民族为基础建立并以民族命名，其他联邦国家则并非按此建立。

　　3．自1922年苏联正式成立至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前，六十多年间联盟中央行政管理系统的权威未遇挑战。这说明尽管制度设计存在问题，但客观上存在一些强有力的纽带在发挥作用，把各加盟共和国紧紧地联结在一起，避免了分离。这些纽带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丧失了作用。为什么苏联制度的关键问题延续数十年而未得解决？

　　苏联为何建成联盟-联邦制

　　列宁早期曾明确反对联邦制，他是主张“民族自决权”的，但这一主张，是在各族无产阶级和贫苦民众面对沙皇专制统治的形势下提出，“我们不赞成分裂成许多小国家”。

　　十月革命后俄国各地的政治形势非常复杂，当时高加索、土耳其斯坦、巴什基尔、立陶宛等地都有强烈的自治甚至独立要求，在乌克兰、波兰、芬兰等地已经出现了地方政治权力机构。乌克兰中央拉达宣布成立“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后，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列宁领导下的人民委员会于1917年12月“承认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承认它有同俄国完全分离或同俄罗斯共和国缔结建立联邦关系或其他类似的相互关系的条约的权利”。但是到了1918年4月，列宁的观点便有所转变，他在不同意西伯利亚“独立”的信函中指出“所谓西伯利亚独立只会正式给割取东部领土创造方便条件；独立的乌克兰、芬兰就是前车之鉴”。

　　列宁认为，在当时的客观形势下，马上建立一个统一的单一国家在现实中做不到，只能通过承认自决权，在此基础上通过自愿原则组建一个大国家（联邦或国家联盟）。他希望在理论上给予各民族完全的“自决权”后，各国的无产阶级会回过头来支持建立统一的国家。这是“若欲取之，必先予之”的策略。

　　在这一思路的引领下，苏维埃政权在前沙皇俄国的领土上建立了大大小小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州。1922年12月正式缔结《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条约》时，各民族地区是以加盟共和国加入苏联，还是以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取决于当时各地区的政治发展形势。

　　苏联完成这一过渡的最佳时机

　　列宁的意思非常明确，联邦制只是在特殊国情条件下向完全统一（单一国家）的“过渡”形式。列宁逝世后，共产党一度享有崇高威望，斯大林曾有多次机会带领苏联各族走出这一“过渡”形态，但他和后继的领导人并没有这样做。

　　二战结束之后的1940年代后期，斯大林个人威望和苏联的国际地位处于鼎盛状态，是苏联修订宪法、使联盟-联邦制转型为一个统一国家的最佳历史时机。假如那时他对苏联的政治体制进行调整，把苏联转变为单一的共和国，最终完成各族的政治整合，后来当苏联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引发重大社会动荡时，在1991年的政治解体就有可能避免。

　　斯大林为什么没有终结这一过渡期？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他对苏联联盟的凝聚力和制度的巩固太有信心了。

　　首先，斯大林认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苏联各地区已经占据绝对的领导地位，通过对少数民族干部队伍的长期培养和对民族主义的批判，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的领导者都是“受到真正的共产主义教育……真正国际主义的共产党干部”。其次，苏联共产党中央领导的政治-人事纽带在全国各地积极有效地运行，而且联盟中央直接领导的秘密警察组织完全控制了所有共和国的政治变动。第三，各加盟共和国（以及蒙古）在苏共的领导下已经建设成各有分工合作的统一的经济体系。斯大林对此十分自豪。

　　有了这三重保险，斯大林认为苏联的联盟-联邦体制将会坚如磐石。在二战胜利后他完全不担心苏联是否会解体，他那时所考虑的主要问题是：在与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对峙的外交斗争方面，苏联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继续保持联盟-联邦体制所可能得到的好处。

　　好处可能有两条：一是这样的体制使苏联除俄罗斯联邦外，还可以在联合国多有三张投票权（白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这些“独立国家”甚至可能会在一定任期内出任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这对苏联的外交斗争是有利的；二是有助于推动那些新近解放并处于苏军控制下的东欧国家 （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东德）的精英及民众接受苏联政府的领导，如果二战后不久即把苏联改变为单一国家，取消各加盟共和国已有的独立法律地位，无疑会增加东欧各国社会精英集团的疑虑，担心在未来某个时刻也会失去自己的独立地位，这显然不利于斯大林在东欧各国组建亲苏政权、发展东欧各国与苏联的正式结盟关系。后来成立的“华沙条约组织”和“经互会”，即是以苏联为主导的实质上的政治-军事联盟和经济合作组织。

　　除以上因素之外，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改变了把联盟-联邦制看作是向单一国家“过渡”的基本观点，把它认作应长久坚持的基本制度，认为它是解决苏联民族问题、推动其他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最佳形式。

　　言论钳制导致“反思禁区”

　　苏联时期曾涌现出许多优秀的政治家、学者和军事将领，许多来自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其中有些人对各地的民族关系、政治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和潜在的分裂危险是有所了解的，面对各族民众和社会精英中不断强化的“民族意识”，他们应当有所察觉并对苏联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具有反思能力。为什么没人就这些问题向斯大林和联共中央进言，没有在苏联学术界引发相关的讨论？

　　1920年代设计苏联的体制框架、30年代实施的“民族识别”工作，都是在斯大林亲身参与下进行的，斯大林曾任职“人民委员会”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一直自认是马克思民族理论和苏联民族问题的权威，苏联的体制问题是由他“铁板钉钉”做了结论的，老年的斯大林潜意识里多少有些“两个凡是”的心态，听不得一点不同意见，民族理论和苏联体制实际上成为“禁区”。如果有什么人公开指出存在的问题和潜在的危险，实际上就是在质疑斯大林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正确性，这在经历过1930年代“大清洗”后的苏联政界和学术界是不可想象的，而且学术界也总会有一些“捍卫经典”的人站出来“打棍子”，通过这样的政治表态来争取个人的升迁机会。这样的政治氛围、禁区划定和学界风气也就必然导致了苏联政界和学术界几十年在这个问题上的“集体失语”，即使个别人提及这一议题，也无法形成真正学术讨论的气候。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在“冷战”对峙中仍是一个咄咄逼人的超级大国。直至戈尔巴乔夫倡导“改革与新思维”后，许多传统意识形态“禁区”才开始被打破，但从他上台到苏联解体，只有短短不到5年，这时学者们和社会精英所关注的焦点在经济改革和民主政治方面，民族问题从来没有成为社会大众关注的焦点。宣布俄罗斯独立和“苏联解体”，也只是叶利钦用来进行政治夺权斗争的手段。

　　维系前苏联统一局面的三个纽带

　　几十年来，有三个重要纽带把前苏联的各组成部分连接起来。而戈尔巴乔夫在对这三个要素的处理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第一个纽带是苏联各地区、各民族共同信奉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强调共产主义理想和无产阶级的利益高于民族利益，强调用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反对民族主义，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经济封锁和政治颠覆活动，无产阶级政党已经掌握权力的各个国家必须联合和统一起来。通过在干部和民众中的思想教育、对各级少数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系统培养，使各族民众建立起了一个高于“本族”的更重要的核心认同意识，这就是对共产主义理想、对苏维埃政权、对斯大林的认同。虽然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批评了斯大林，但是苏联各地整个政治氛围和政治导向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第二个纽带是在国家各个地区、各个民族中建立起来的统一的自上而下的共产党组织。“在党的机构上不是实行联邦制，也不是成立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集团，而是把某个地方的各民族的无产者团结起来”（列宁）。而作为惟一执政党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在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主要党和行政领导人的任命上具有绝对的权力，从而保证了完全拥护联盟中央的官员在各地区掌握行政权力，避免地方行政首脑利用宪法赋予的分离权来从事分裂独立活动。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共产党的书记是这些地区的“第一把手”，而这些书记都是由克里姆林宫直接任命或撤职。由联盟中央直接领导的“契卡”和后来的“克格勃”组织对各地党政官员实施着有效的监督与核查，具有特殊的权力。

　　第三个纽带是“联盟中央-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州（边疆区）”体系的统一行政体制。在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边疆区的经济生产都是由中央政府的计划部门统一组织的，有着非常具体的分工和合作。各共和国政府实际上并没有规划和管理本国经济活动的实际权力。

　　此外，苏联的军队是统一组建的，各加盟共和国并没有军队指挥权，外交、政府预算、税收、资源使用、法律制定等方面的权力都属于联盟管理的权限，所以这些“国家”在实际运行中是有名无实的，联盟政府是真正的权威体系，各加盟共和国等都只不过是苏联这架大机器上面的齿轮，联盟中央机构是控制齿轮转动的链条。在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的新思维”之前，苏联在实际运行中表现得如同一个政治实体，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前两个牢固的意识形态和人事任命的纽带所维系和扩展出来的行政功能。

　　但是，苏联宪法中包括了关于各加盟共和国可以分离和独立的条款，正是这些条款使联盟中的各个部分之间缺乏必要的法律纽带，使联盟各部分之间的法律联系变得非常脆弱，并为1990年代的联盟解体提供了法律依据。

　　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的新思维”后，首先质疑原有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提出了“走民主化的道路”，认为这是“改革及其实质”。在“公开性”的旗帜下开始对列宁、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所犯错误进行“清算”。戈尔巴乔夫认为苏共几十年来是“为专横的官僚体制服务”，为了推动政治改革，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民主化”、“公开性”和“不留历史空白点”等口号，鼓励对苏联历史进行重新评价。结果波罗的海三国随即提出了1940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其附加议定书合法性问题，“并以此为突破口，提出当年这三个共和国加入苏联的合法性问题”。虽然戈尔巴乔夫仍然提倡“现实的社会主义”，但是第一个纽带在“改革”运动中已经变得名存实亡，取而代之的是西方国家色彩的“民主运动”和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思潮。

　　在戈尔巴乔夫推动的改革进程中，1990年2月的苏共中央全会取消了宪法赋予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此后成立的新政党普遍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

　　戈尔巴乔夫主导的运动造成了一些混乱，但大多数普通民众仍然表示出对苏联作为一个国家的支持和维护。

　　在流产的“8·19”政变失败后，“戈尔巴乔夫……要求苏共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随后，戈尔巴乔夫下令停止苏共活动，没收其财产。各共和国共产党也随之解散或自谋出路”（赵常庆）。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的共产党首脑，看到自己在当地掌权的“合法性来源”开始出现问题，本国民族主义思潮兴起，就纷纷见风使舵把自己装扮成本族的“民族领袖”，以此获得自己继续掌权的合法性。当这些加盟共和国的高级共产党领导人纷纷脱党，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已经溃散而不再发挥作用时，第二个纽带也就随之被彻底斩断。

　　苏联的经济私有化使计划经济体制下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共有的经济基础和经济纽带被极大地削弱了，这也使一些加盟共和国特别是俄罗斯联邦的分离主义思潮占据了上风。按大卫·科兹的说法，1990年12月，“叶利钦通过俄罗斯共和国（联邦）议会发布了一项法案，决定俄罗斯只为中央政府1991年的预算提供不到十分之一的税收来源，这对中央政府本身的存在构成了威胁。……在这种政权斗争的影响下，昔日环环相扣的苏联经济机制开始垮台，各共和国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开始被打破”。

　　为了使自己这个俄罗斯总统之上不再有苏联总统这个更高一层的行政权威，叶利钦积极推动了苏联解体。而苏联宪法中关于“民族自决权”的条文为各加盟共和国的分离活动和苏联的合法解体提供了法律依据，各部分之间的行政联系被叶利钦等领导者通过“苏联解体”的行动所终止，第三个纽带最终断裂。

　　全民族的重大悲剧

　　必须承认，苏联的民族理论和制度设计为各加盟共和国的分离保留了法律上的可能性。列宁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指出联邦制只是迈向统一国家的“过渡”。

　　令人遗憾的是，苏联始终没有走出这个过渡阶段。

　　自苏联解体至今，又是16年过去了。在1991年3月举行的全苏公民投票中，除了3个波罗的海共和国、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之外有1.47亿人参加了投票，尽管超过3/4的人赞成保留苏联，但是当时掌握政权的少数政治家们还是解散了这个超级大国。这进一步表明前苏联的民意表达机制及民意对政客的有效制约机制也存在问题。

　　“2005年底，俄两个著名的中性舆论调查机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当今66%的俄罗斯人对苏联解体感到惋惜，76%的人认为苏联有许多可以值得骄傲的地方；72%和80%的人分别认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只有1%的人希望生活在叶利钦时期。”普京也认为“苏联解体是全民族的重大悲剧”。

　　新中国在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上受到前苏联很大影响，制度设计上也有相似之处，虽然我国现在的民族关系基本稳定，“居安思危”，民族分裂的危险并没有完全消除，分析苏联近70年的发展经历和导致解体的因素，吸取苏联当年取得成功的经验与最终失败的教训，仍是我国应关注的课题。

［此帖子已被 luo 在 2009-8-16 11:01:29 编辑过］

日本靖国神社内的甲级战犯们[转帖]

　　
　　　头号战犯——东条英机：

　　教育背景:幼年一直接受军国主义教育，在东京陆军地方幼年学校和陆军中央幼年学校上学，毕业后上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主要受父亲的“言传身教”，军国主义思想深深在心中扎根任职经历:仅用10个月完成了别人需要两年才能走完的军官之路，22岁穿上陆军少尉军服。但之后仕途并不一帆风顺。从使馆武官、大学教官、陆军省军务局参谋等职，到后来的一些职位都是些闲职，东条英机毫无兴趣。后因巧合机会调日本关东军任职，“七七”事变扬名，称为“剃刀将军”，此后便从关东军参谋长一直升职，直到进入日本内阁，成为日本首相。

　　主要罪行:“七七”事变主要策划，大举发动侵华战争主谋，太平洋战争策划者之一，妄图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远东国际法庭判决:破坏和平罪、违反战争法规和惯例、违反人道罪。

　　战犯结局:这样的战争狂人，甲级战犯，绞刑架是他应得下场。

　　东条英机在结束了罪恶的生命30年后，他的灵位被日本右翼势力连同另13名甲级战犯搬入靖国神社供奉起来，甲级战犯就成了日本的“护国英雄”。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拍了一部美化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的电影《自尊——命运的瞬间》，影片展现东条英机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为尊严而进行的斗争”，以此“唤醒日本人的自信”。这些行为与新历史教科书篡改历史的行为如出一辙，都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和亵渎。

　　
　　土肥原贤二：

　　19世纪，日本确定以中国和朝鲜为侵略对象的大陆政策后，在中国建立了许多特务机关。其中，最著名的是一脉相承的日本陆军三大特务机关:清末时期的青木宣纯机关、北洋政府时期的阪西利八郎机关和20世纪30年代建立的土肥原贤二机关。

　　土肥原贤二，日本陆军大将。他从1913年开始在中国从事长达30余年的间谍特务生涯。他参与策划了“九一八”事变。

　　1948年11月12日，土肥原贤二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

　　生于军人世家，能说流利的北京话和几种中国方言。

　　土肥原贤二，1891年8月8日出生于日本冈山县的一个军人世家，从14岁入仙台地方陆军幼年学校开始，先后就读过东京陆军幼年学校、日本士官学校和日本陆军大学。1912年从陆军大学毕业后，任职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随即由参谋本部派往中国，在北京特务机关任阪西利八郎中将的辅佐官，开始了他在中国的特务生涯。

　　土肥原能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还会说几种中国方言，这为他从事谍报工作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因其工作业绩显着，于1930年被调任天津特务机关长，次年又调任渖阳特务机关长。

松井石根

　　松井石根，日本陆军大将。日军占领南京后，制造了惨绝人寰、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松井石根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

　　松井石根，日本甲级战犯之一，日军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元凶。1878年7月27日出生在日本名古屋市，其父松井武国是武士。1898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本庄繁、阿部信行等为同期生。接着进入日本陆军大学。

　　日本战败投降后，1945年9月19日，驻日盟军总部下令，将松井石根作为战犯逮捕入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从1946年5月开始，对包括松井石根在内的28名日本甲级战犯的战争罪行进行了长达两年多的审讯。

　　审讯中，松井石根辩称自己当时因生病而未能阻止部属的暴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举证驳斥说:“他的疾病既没有阻碍他指挥在他领导下的军队的作战行动，又没有阻碍他在发生这类暴行时访问该市达数日之久。对于这类暴行负有责任的军队又是属于他指挥的。他是知道这类暴行的。他既有义务也有权力统治他自己的军队和保护南京的无辜市民。由于他玩忽这些义务的履行，不能不认为他负有犯罪责任。”

　　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松井为甲级战犯，处以绞刑。12月23日零时，松井石根在东京巢鸭刑务所被送上绞刑架。

木村兵太郎

　　木村兵太郎，日本陆军大将。日本陆军的“炮兵专家”。1939年4月，他率领8000多名日军对我国鲁南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和血腥屠杀。

　　甲级战犯木村兵太郎被冠以“缅甸屠夫”的恶名。1939年以前，木村兵太郎是日本的炮兵专家，以提高日本的火炮杀伤力为己任。

　　1939年3月，他被任命为第32师团长，晋升为中将。1939年4月14日，木村兵太郎率领8000多名日军对鲁南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在他率队“出征”前对部队下达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全歼八路军及根据地，还要施行“三光”政策。但是，当日本侵略军进入根据地后就遭到了我八路军第115师的游击战的重创，气急败坏的木村兵太郎便命令日军士兵对手无寸铁的中国老百姓进行血腥屠杀，并将2000多名老百姓关押在“新华院集中营”做苦工。此后每年达10万余人的中国劳工从这里被掳掠到东北、日本的矿区做苦工，山东、吉林、辽宁、山西等地从此出现了罪恶的“万人坑”，也给日本侵略军的罪行留下了血的证据。

　　“新华院集中营”成了中国劳工的“阎王殿”。集中营的墙上围着高压电网，很多逃跑的劳工被电死，有些反抗者被严刑拷打，甚至被放出的狼狗撕咬致死。

　　1940年10月，被调任关东军参谋长，专事讨伐东北地区的抗日武装。1944年8月30日，被调任驻缅甸方面军司令官。在与中国远征军作战中，他所率的日军损失大半。他将失败迁怒于当地民众，一手制造了仰光大屠杀血案，并因此得到“缅甸屠夫”的恶名。日本战败后，他在仰光举行的盟军受降仪式上放下了屠刀，立即作为甲级战犯押送回日本。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是七名甲级战犯中最后一个被绞死的“屠夫”。

　　　广田弘毅

　　广田弘毅，1932年任日本外务大臣。1937年初参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决策，是发动对华全面侵略战争的主谋之一。

　　日本战败后，他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7名甲级战犯中惟一的文官。

　　广田弘毅(1878—1948年)出生于日本九州的福冈县。1905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科。1906年，作为候补外交官到驻中国北平使馆赴任。1921年以后，历任日本外务省情报部次长、欧美局局长、驻荷兰公使。1930年出任驻苏联大使。此时，日本国内的法西斯势力日益强大，广田弘毅也得到升迁。

　　1933年9月，广田弘毅进入内阁，担任外相，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活动。1935年8月，广田提出了对华关系三原则，其实质是(1)中国停止抗日活动，抛弃依赖英美政策，与日本合作；(2)中国要承认伪满洲国，藉以促进华北与“满洲”的经济文化关系；(3)中国应与日本合作，“防俄”、“防共”，旨在绞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解放运动。广田的对外侵略政策得到了军部法西斯的支援和信任，“二二六”兵变以后，在军部法西斯的支援下，广田弘毅出任内阁首相，从此，日本军事法西斯专制体制正式确立。

　　广田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强化法西斯体制的措施。规定陆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中将级以上的军人担任，加强了军部的力量，使内阁成为军部的工具。同时，还加强了对国内人民的专制统治，如禁止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等等。颁布了全面侵略中国，并进一步南北并进，大肆对外扩张的《基本国策纲要》，积极进行扩军备战活动，使日本进行所谓的“准战时体制”。

　　1936年11月，广田内阁同德国法西斯正式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1937年1月，广田内阁下台。同年6月，广田出任近卫内阁外相。广田在任外相期间，积极主张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是发动“七七”事变，全面进行侵华战争的主谋者之一。1938年，广田丢掉了外相职务，被宇垣将军取代。广田下台后，曾经一度在1942年6月担任过日本驻泰国大使，多次出席日本的重臣会议，参与出谋划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广田弘毅因为在其执政期间，疯狂扩军备战，发动侵华战争，并积极推行向东南亚的扩张政策和对苏联的侵略政策，对人类和平和安全犯下了滔天罪行，被判处绞刑，是七名被处以绞刑的甲级战犯中唯一的文官。1948年12月23日凌晨，在东京被处死，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板垣征四郎

　　板垣征四郎，日本陆军大将。制造“九一八”事变的主犯之一。1938年5月，他出任近卫内阁陆军大臣，主张扩大侵华战争，下令扩大战争范围。

　　板垣征四郎( 1885年～1948年)日本陆军上将，甲级战犯，双手沾满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鲜血的刽子手。

　　板垣征四郎出生在岩手县岩手町沼宫内。其祖父直作是藩主的讲师，神道教徒；其父亲政德受日本儒学影响较深，是个虔诚的神道教徒。板垣深受其祖父的影响，从小立下了“长大以后当大将”的志向。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前，他就不止一次地鼓吹侵略中国东北，把东北看成是日本“国防的第一线”，并参与了事变的阴谋策划活动。后来，他实际充当了这次侵略行动的主角和前线的实际指挥者。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后，充任执政顾问和军政部最高顾问。1937年，他本任奉天(渖阳)特务机关长，却跑到天津策动国民党政府的内变工作，以配合日军大举进攻热河、华北。1934年升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兼驻伪满洲国武官，又染指内蒙，妄图把内蒙从中国分裂出去，并在内蒙和华北制造伪政权。1936年升任关东军参谋长，又在内蒙挑起了绥远事件。

　　1937年7月7日，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此时担任驻本土广岛第5师师长的板垣征四郎，又被派往中国直接参加侵略华北和华中的战争。同年率军进攻山西时，在平型关战斗中遭到中国八路军的痛击。1938年春，又率第5师参加徐州地区的作战，在台儿庄战役中受重创。1938年5月，奉调回国，出任改组的近卫内阁的陆军大臣，主张扩大侵华战争，亲自下令扩大战争范围。

　　他参加了重要内阁会议，决定打倒中国国民政府，以拼凑的傀儡政权取而代之，并对筹组汪精卫傀儡政权负有重要的罪责。1939年9月至1941年7月，担任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继续参与侵华战争的指挥事宜，并对日本侵略军在中国解放区的暴行负有责任。1941年晋升上将，调任日本朝鲜军司令。1943年任最高军事参议官。1945年4月，出任总部设在新加坡的第7方面军司令，指挥日军在荷属东印度和马来亚等地同盟军作战。9月日本宣布投降后，率第7方面军在新加坡向英军投降。

　　1948年11月12日，法庭最后判决板垣征四郎绞刑。同年12月23日，板垣被押上东京巢鸭监狱行刑室的绞刑架，12分钟后气绝命亡。

永野修身

　　永野修身，日本海军大将。1941年初，他指示山本五十六制定海军“南进”计划和偷袭珍珠港的具体方案，1941年12月，他签署了偷袭美国珍珠港的作战命令。

　　永野修身（1880.6.15～1947.1.5）日本海军上将，甲级战犯。高知县人。毕业于江田岛海军兵学校和海军大学。参加过日俄战争。

　　1923年晋少将,1927年晋中将,1934年晋上将。曾任舰长、驻美武官、航空队司令、海军兵学校校长、海军军令部次长等职，并作为日本全权代表参加日内瓦裁军会议及伦敦限制和裁减海军军备会议。1936年任海军大臣,参与制订对外侵略扩张的“国策基准”。

　　1937年2～12月任日本联合舰队总司令兼第1舰队司令。1941年4月～1944年2月任海军军令部总长,主张对美、英、荷开战,参与制订并最后批准袭击珍珠港的作战计划。1943年被授予元帅称号。

　　日本投降后被捕，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受审期间病死狱中。

白鸟敏夫

　　白鸟敏夫1887年生于千叶县，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然后入外务省就职。先后任驻美国、德国大使馆书记官，1930年晋升为外务省情报部长。从这时开始，他与军部来往密切，主张实行强硬外交政策，积极推行日本的大陆扩张政策。

　　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白鸟站在军部和关东军的立场上，积极鼓动日本拒绝接受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最后日本退出了国际联盟。为此，白鸟受到军部的青睐，不久出任驻瑞典大使，开始了他效忠日本侵略政策、促进日本同德意志、意大利结成三国同盟的外交生涯。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白鸟被占领当局以A级战犯嫌疑逮捕，1948年11月以“共同谋议侵略战争罪”被判处终身禁锢（无期徒刑）。法庭认为，白鸟任职期间，是扩大侵略战争的“最有力的宣传者，其流毒最深”，“在量刑时不是考虑他的职务，而是他的活动超越了自己的职务，所以造成严重的后果，因此本法庭把他列为共同谋议（侵略战争）的人物行列，其罪大焉”，“在共同谋议过程中，白鸟不仅努力地诱导舆论，而且无论在台上，还是在台下，为推动各届政府实现共同谋议的目的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展开了各种行动”。

　　1949年9月，白鸟敏夫在服刑期间死于狱中。

平沼骐一郎

　　平沼骐一郎，日本天皇制司法官僚的总代表，天皇的狂热追随者和布道师，被称为“日本法西斯教父”。

　　甲级战犯平沼骐一郎，策划指挥侵略战争的法西斯头子，最隐蔽的日本法西斯极端组织“国本社”头目，被认为是“日本法西斯教父”。

　　1923年他成为日本的司法大臣，1926年成为枢密院的副议长。他创立“国本社”之后，极力与日本军界、商界以及政界人物接近。1939年1月4日，日本近卫内阁辞职，平沼骐一郎组阁，任首相。因财政困难、民怨沸腾以及和军部发生冲突，加之受纳粹德国背着日本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冲击，不足8个月便下台。

　　1940年至1941年任第二届近卫内阁的内务大臣和国务大臣。日本投降后被捕，1948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1952年病死于狱中。

　山本五十六

　　山本五十六（1884年4月4日—1943年4月18日），日本帝国海军军官，第26及27任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战死时为海军大将军衔，死后被追赠元帅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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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顾问李德要红军女战士陪睡觉[转帖]

　　
　　陈士榘上将后来回忆说：“李德刚来到部队，提出一个在我们看来很好笑的条件，就是希望有个中国女战士陪他睡觉。”不久闹出了李德骚扰女性的事件。

　　李德在中国的婚恋传奇

　　　　李德这个名字，人们或许并不陌生。他是来自苏联的德国共产党人，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初期的最高决策人和领导者，曾使红军遭到惨重损失。

　　李德曾经传奇般地娶过两个中国女人，并生有一子。还算和谐的婚后生活和出人意料的结局，成为他晚年抹不去的苍凉回忆。

　　1934年1月15日，由博古（秦邦宪，中共中央总负责人）主持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苏区瑞金召开。会上，博古将坐在主席台中心位置的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介绍给了大家。

　　为接待好这位“洋顾问”，在当时苏区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专门为他在瑞金城郊盖了三居室的住宅，一间卧室，一间会议室，一间住翻译和警卫员。房子四周是稻田，还放了几只水鸭，人称“独立房子”。这也是人们后来称呼李德的代号。

　　打打闹闹中，与萧月华产生爱情结晶

　　李德自然欢天喜地。由博古主婚，李坚贞作为“娘家人”，将萧月华送入“独立房子”。不懂外语的萧月华，还是遵命照料李德的生活，好不容易学会了烤面包。白天工作，晚上还要“舍命陪君子”。这纯粹是一桩政治婚姻，毫无感情可言。李德对萧月华十分冷淡和刻薄，也很小气。他发现盒子里的饼干好像少了几块，就怀疑萧月华偷吃了，大吵大闹。为此，萧月华被骂挨打是家常便饭。被欺负狠了的时候，萧月华就反驳几句。有一次跑到博古那里去诉苦，要求离婚，但博古总是以“服从组织”来要求她委屈求全。

　　1935年1月15日，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召开了。遵义会议撤销了以李德为首的“三人团”，博古降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增补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组成的新的军事指挥小组，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从此李德成了“局外人”。心情大坏的李德于是经常打骂萧月华，把失去指挥权的怨气发泄在无辜妻子的身上。长征一路，两人便吵闹、厮打一路。

　　但李德毕竟是个有血有肉的人，他对自己由于错误指挥所造成的红军惨重伤亡逐渐有了良心发现和自我反省，不久他便痛快承认了那一套不适用于中国的教条主义错误。他坦荡地说：“我终于明白了，中国同志比我更了解他们在本国进行革命战争的正确的战略战术，我没有根据中国的地理形势、中国特有的作战传统进行指挥。”

　　李德不仅在思想上佩服毛泽东，现实的斗争也使他站在了正确路线一边。

　　1935年9月10日，张国焘企图武力阻止中央红军北上，迫使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纵队连夜紧急转移。当时与中央军委纵队一起的还有红军大学的学员，李德也在转移的学员队伍中。而红军大学教育长李特、秘书长黄超等都是追随张国焘的。转移途中，陈昌浩（红四方面军政委）派一队骑兵追来，他们高喊：“ 四方面军的同志回去！你们不要跟他们走！”李特也极力阻止北上，大喊：“不要跟毛泽东、周恩来他们走，他们是苏联的走狗，要把你们带到苏联去！”

　　李德见状非常愤怒，他一把将李特从马上拽了下来，不许他胡说，要拉他去见毛泽东——现在的李德已经认为毛泽东是中共“独一无二和无可争议的领袖”，他坚决拥护毛的北上方针。而李特说“不去，不去见毛泽东”。

　　在斗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正巧毛泽东来了，他高声说：“不要吵了！我们都是红军，都是共产党，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不打一家人嘛！现在不愿意北上的也可以，以后我们还会在一起的嘛。捆绑不成夫妻，谁愿意走，就放他走吧。”这样，李特带了一些愿意南下的人走了，李德则随毛泽东和中央纵队继续北上。

　　李德斗李特的事传开后，红军指战员对李德的态度有了明显转变，纷纷向他竖起大拇指，还把两匹马给他骑，一匹乘坐，一匹驮书和文件。萧月华也听说了这件事，并且得知李德认识了“瞎指挥”错误，心中很高兴，她对李德说：“想不到你是一个实在人。”

　　红军长征胜利后迁移延安的路上，萧月华已经怀孕七八个月了，挺着大肚子，行走不方便。李德就让她骑他的马，叫警卫员前面牵着，他跟在后面看护着。这使萧月华很受感动，也使步行的女红军们羡慕不已。

　　夫妇俩住进延安凤凰山麓的一座窑院里。不久萧月华生了一个男孩。李德高兴地想了好几天才给儿子起了一个名字——布萧德华，意思是他和萧月华爱情的结晶。但萧月华觉得这名字太饶，不好叫，又起了个名字叫“宁宁”。李德喜得贵子，长征过来的姐妹们以及张闻天、博古、朱德夫妇都来祝贺。毛泽东派贺子珍送上了礼物。邓颖超代表周恩来前来看望，并说周恩来从南京发来电报：“中央迁居延安，李德喜得贵子，值得庆贺。”李德深受感动。

　　李德还亲自买菜做饭，请几个西方朋友王安娜、马海德和史沫特莱到家里做客。

　　他们逗着”宁宁“玩得很开心。

　　李德夫妇抱着儿子出去玩，经过毛泽东的窑洞时，毛泽东说让我看看你们的儿子，“嗬，会笑了。是个好孩子，将来要超过你。”李德开心地说：“我到中国赚啦！来时我是独立一人，如今成了三个人！”大家哈哈大笑。

　　毛泽东说，博古把李德奉若神明,造成了这场婚姻悲剧

　　李德和萧月华这种和谐的生活仅仅持续了一年，便发生了变故。

　　萧月华因为要上班，把孩子送去一老乡家抚养，星期六才接回来。组织上又派萧月华到抗大学习，学校要求住校，这样一来，她只能星期六回家。李德感到孤独，就去学校找萧月华，要求她每天回家住，但学校规定很严，萧月华也没办法，于是李德便经常去找，有时大发脾气，又恢复了原来的粗暴态度，动手拉拉扯扯，大吵大闹，惊动许多学员跑出来看，造成很不好的影响。萧月华感到很丢面子，干脆星期六也不回去了。

　　李德再来闹时，萧月华一反过去的温顺，一把挣脱李德的手，说：“你想干什么？这是延安，不是你当太上皇的瑞金，你那套不管用了，吃不开了！” 李德没有想到，一向如羔羊般的妻子竟然动怒发火，他大声吼：“你是我老婆，我命令你回家去！”萧月华讽刺道：“你的命令没有用了。我要学习，你要是再捣乱，我就向中央告你，处分你！”李德见围观的学员都愤怒地盯着自己，只得悻悻地离开了抗大。

　　从这时起，他们的夫妻关系已名存实亡。

　　一天，心情烦闷的李德独自在延河边散步。迎面走来一对男女，女的叫李丽莲，她身材颀长，俏丽动人。曾在上海“天一”影业公司当演员，在《社会之花》、《梦里乾坤》等影片中扮演过角色。1937年底与江青等从上海来到延安。她用英语向李德打招呼，李德也礼貌地问好。他很惊讶，这么美丽的女人也会讲英语! 在周末舞会上，李德突然看见李丽莲朝自己微笑，便急忙走过去握手。他们旋转优美的舞姿引起许多人的赞叹。随后李丽莲邀请李德观看了一场歌舞晚会，李丽莲演唱陕北民歌《赶牲灵》，悠扬婉转的歌声让李德如痴如醉。

　　从此他们在李德住处来往密切，交谈甚欢。

　　萧月华抗大学习结束后，被派到陕西三边地委担任妇女部长兼地方妇女委员会主任。她回家取准备带走的东西，推开门，却见李德和李丽莲在一起，顿时火冒三丈：“你是什么国际主义者？你是帝国主义分子！你勾引人家女人，违反党纪国法，我要到中央告你，我要和你离婚！”

　　毛泽东听完萧月华的哭诉，说：“博古那时把李德奉若神明，言听计从，要什么给什么，需要女人，就将你提供给他，实在是荒唐，造成这场婚姻悲剧。”又说，“你们已经结婚几年了，又有了孩子，还是不离婚的好。”萧月华说：“我和他生活不到一块，再说他爱恋上个歌唱演员李丽莲，我要坚决和他离婚。 ”

　　经过各方面调解无效，边区政府民政厅同意了他们的离婚要求。离婚手续上写明：“宁宁归萧月华抚养，李德给萧月华600元抚养费。”临别，李德蓝色的眼睛里含满泪花，他在儿子脸蛋上亲吻着，喃喃说：“布萧德华，我的儿子，再见了……”

　　自由恋爱，上海姑娘李丽莲走进了李德的生活

　　李德决心在延安长期住下去，并向李丽莲求婚。李丽莲看中李德的身份和他在延安还算优厚的待遇，经过一年的交往她也很爱这个坦率的洋人，便愉快地答应了求婚。李德找到中组部部长陈云，申请与李丽莲结婚，还提出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的要求。陈云批准了他的这两项要求。

　　婚后，李德和李丽莲经常一起跳舞、散步和买菜，形影不离。他们相约在中国生活一辈子。

　　然而1939年8月28日清晨，李德接到通讯员送来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速来机场，你飞莫斯科。张闻天，8月28日。”李德愣了一下，不知道让他去干什么。就急忙收拾东西，并给李丽莲看了纸条，李丽莲也惊呆了。李德骑上马直奔机场而去。原来，共产国际发来电报，要求李德回苏联述职。这天正巧有一架飞机，送因不慎骑马摔伤胳膊的周恩来去苏联治伤，便让李德搭机前往。毛泽东、张闻天、邓颖超等100多人前来送行。这时李丽莲也赶到机场，李德要求带妻子一起走，但因没有护照签证未得到批准，李丽莲当场晕倒。毛泽东祝李德一路平安。李德含泪吻别李丽莲后，依依不舍地登上飞机。从此他们天各一方，再也没有见过面。李德长达7年的中国之行就此匆匆画上句号。

　　李丽莲后来在延安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助教，曾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建国后任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和对外联络部部长。1965年4月病逝于北京。

　　萧月华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后调为副军职待遇，曾任湖南省军区军法处长、省交通厅办公室主任、省政协委员。1983年11月3日在广州逝世。

　　李德到苏联后受到审查，但免于处分。他被分配到苏联外文出版社工作，恢复原来的名字——奥托·布劳恩。他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翻译了马、恩、列、斯著作和《茹尔宾的一家》、《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等文学名著，成为一名出色的翻译家，受到苏联及德国人民的好评。1949年后李德回祖国东德定居，继续从事编译和文学创作，并当选为东德作家协会第一书记。李德1973年撰写了一部《中国纪事》，讲述他在这个东方国度不平凡的人生经历。那发生在动荡年月里的婚姻传奇和对妻儿的思念，成为他晚年挥之不去的苍凉记忆……

　　一年后，《新德意志报》登载了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发布的一则讣告：“奥托·布劳恩同志于1974年8月15日逝世，终年74岁。”

　　○摘自《文史精华》2009年第三期

 晋王朝的奢华 [转帖]

　　　　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

　　晋王朝的奢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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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280年，晋国开国皇帝司马炎指挥二十万雄师南下长江，向割据江东的吴国发起了最后的总攻。陆军总司令杜预统率的野战军势如破竹，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横扫长江北岸，没费多大气力就把前来迎战的吴国主力兵团打得全军覆没。水军司令王浚统率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舰队出长江三峡，顺水行舟，在江碛要塞用火船焚毁了封锁江面的“千寻铁锁”，吴国自号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灰飞烟灭。

　　吴国末代皇帝孙皓在石头城上看到江面上千艘战舰耀武扬威，听到甲板上的水兵擂响的震天战鼓，自己的###狂症奇迹般痊愈，和平时代勇于杀人的胆量飞到爪哇国去了。在骂了一通部下贪生怕死和说了几句除了给自己壮胆外没一点用处的狠话后，虐待狂皇帝命令外交部长在城上竖起了降旗，称雄江南近80年的孙氏政权自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从上世纪甲子年（184年）黄巾义军在全国各地揭竿而起开始，到吴国“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噩梦连环的中华帝国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分裂动荡后重归一统，一个光辉的时代在不远的前方向中国人深情挥手。新时代的开创者司马炎踌躇满志，在这一年有充分的理由处于感觉上的最佳状态。他开创的伟业惊天动地，在历史上只有嬴政、刘邦和刘秀等区区三人可与之相比，但他的业绩似乎闪耀着更明亮的光辉。

　　司马炎出身高贵，龙准高耸，两手过膝，是妙龄女郎爱得喷血的标准美男子。刘邦出身市井流氓，刘秀出道前干什么虽不可考，但肯定也不是什么体面职业，否则官修史书一定会大书特书，八成也是一个不务正业的农夫！二人相貌中平，和丰神俊秀的司马炎没有可比性。嬴政的出身和人品虽和司马炎不相上下，但嬴政统一中国大小百余战，用了近十年的时间，司马炎则在一年之内一战定天下！由此可见，司马炎似乎是前无古人且极有可能后无来者的伟大帝王，当时的各种迹象也表明他会领导饱经苦难的中国人再造辉煌，他的王朝也会光芒万丈千秋万岁。

　　和刘邦、刘秀相比，司马炎确然有更多似乎“高明”的见识。二刘在辛苦得天下后，仍然没一刻放松过，终日战战兢兢如临深渊，认为打天下不易守天下更难，有生之年一直不肯放开身心享受一下。

　　刘邦在当上皇帝后仍亲冒矢石，讨陈，战英布，远征匈奴，征匈奴时差一点饿死，讨英布时胸部中了一箭，最后就因箭伤复发提前见了上帝。刘秀得天下后仍勤奋自律，食无厚味，不好女色，裁减冗官，减税减负，与民休息。二刘在天下大定后并非没条件享受，或者没有享受的嗜好，而是二人有更为深远的智慧，对创立的王朝和自己的家族有强大的责任心，力求在有生之年尽心竭力加固王朝的根基，尽可能消除王朝内外的不安定因素，使辛苦打下的江山能够延续尽可能长一点的时间。

　　司马炎不愧是空前绝后的开国帝王，在创立统一中国的惊天伟业后应该干什么，此君与前辈有截然不同的想法：他认为天下一统，四境无敌，身为国家元首的他不用自寻烦恼，没事找事，应该尽可能地利用眼前的优越条件愉悦身心，享受生活。人的一生如白驹过隙，时光稍纵即逝，不趁人生盛年及时行乐，等到“白了壮年头”，再想找快乐就力不从心了……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享受生活的最好方式就是“醇酒和美女”，深谙享受之道的司马炎对这两样“物事”也特舍得下工夫。晋国大军征服吴国后，司马炎对江南的户口钱粮的兴趣远远小于对吴宫馆娃的兴趣。按常理一个国家征服另一个国家后，第一要务就是统计户口、澄清吏治和恢复社会治安，可司马炎的第一要务就是敕令军卒在江南朝野搜罗美女。除了把供孙皓淫乐的宫女全数运往洛阳皇宫外，还在民间强抢了一大批美女北上“候选”。

　　司马炎的宫女一下子膨胀到一万多人！就算他夜夜帏帐不虚，一天换一个女人，也得三十年才能遍施雨露。就算司马炎是金刚不坏之身，能够在床上连续作战三十年，轮到后面的宫女见驾时已成老太婆了！因为宫女太多，司马炎眼花缭乱，每天退朝后发愁晚上去哪里睡觉。一个善于逢迎的太监想出了一个歪点子，建议皇帝每日散朝后乘着羊车，随意游历宫苑，既没有一定去处，也没有一定栖止，羊车停住哪个宫女门前，就赏那位宫女“一夜情”。

　　有位宫女为了早一天献身皇帝，情急之下想出了一条妙计：在门户上插上竹叶，地上洒上盐汁，引逗羊车停驻。羊喜吃竹叶食盐，走到门口自然停下来一饱口福。宫女遂出迎御驾，把司马炎弄上床全身心侍候。司马炎乐得随缘就分，就和这位宫女相拥而眠。没几天宫女的妙计露了馅，其他宫女纷纷仿效，于是皇宫户户插竹，处处洒盐……

　　至于吃喝玩乐，变着法子寻开心，司马炎更是花钱如流水，把纳税人的钱不当一回事，常常在吃过山珍海味喝够琼浆玉液后身心俱泰，以至忘了当天是什么日子。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开国皇帝在一统天下之后，因为纳税人增多，很自然就会想到减税以收买民心。司马炎灭吴后纳税人增加了一倍，可他不但没减税，还想尽花样向老百姓要钱，甚至把官帽子拿去卖钱……

　　说句公道话，司马炎除了恣情纵欲，贪图享乐，对国家民族没有长远的责任心外，他本人的品格倒不失大度厚道，像亡国之君刘禅、孙皓，前代末帝曹奂，从皇帝宝座走下来后几乎都没受到什么###，好酒好肉安享余生。对于直言敢谏的臣子，武帝虽不能采纳其言，但也不因对方当众驳自己的面子而恼羞成怒。太康三年（282年），司马炎在南郊祭祀上天和列祖列宗后，自我感觉特好，随口问身边陪同的司法部长刘毅：“朕与汉朝诸帝相比，可与谁齐名啊？”吃了豹子胆的刘毅居然不领情，给了皇帝一个软钉子：“汉灵帝、汉桓帝。”

　　众所周知，桓、灵二帝就是昏愦无能、开创中国卖官鬻爵先风的酒肉皇帝，东汉的铁桶江山就是断送在这两人手里。刘毅把一统天下、自诩英雄盖世的开国皇帝比成这两个现世宝，司马炎的震惊和反感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也仅仅是震惊而已，没有像别的昏暴帝王一样给对方脖子赏一刀，而是问：“怎么把朕与这两个昏君相比？”刘毅回答说：“桓、灵二帝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还不如桓、灵二帝。”司马炎闻言大笑，“桓、灵之世，不闻此言，今朕有直臣，显然比两人强些。”由此可见司马炎的明白和宽容。

　　一个明白宽容的皇帝按理应该能够成为一个很不错的守成英主，但贪图享受和没有责任心抵消了司马炎的优点，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昏愦荒唐的开国之君（分裂时期那些割据一方的小国皇帝除外）。对于一个平民百姓来说，好享受和不负责也许谈不上十恶不赦，但对于一个权力人物尤其是国家元首来说，这两个缺陷则是不可饶恕的，对国家民族的危害甚至超过昏庸和残暴。

　　国家元首司马炎奢华成这个样子，就不愁官僚队伍不竞相效尤。历史上任何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在开创之初，都有相当旺盛的进取心和开拓精神，君民臣子群策群力，生龙活虎一样，为王朝的长治久安打下深厚的根基。也许只有晋国是个例外，司马炎君臣在天下大定后，也像其他开国王朝一样精力充沛充满活力，所不同的是晋国的权力人物不是把富余的精力用于开疆拓土和励精图治，而是用于骄奢淫逸和追求享受上。这里有必要再现几幕晋国立国之初豪奢淫逸的画面：

　　晋武帝统治中后期，国家无事，文恬武嬉，奢侈无度，宰相何曾每日三餐饭最少要花费一万钱，还愁没有可吃的菜，以至经常无处下筷子。以当时的购买力，一万钱相当于一千个平民百姓一个月的伙食费，何曾奢侈的程度简直荒唐得令人喷血！

　　有其父必有其子，何曾的儿子何劭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个不学无术的草包大少“食之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每日的伙食费是乃父的两倍。有司马炎、何曾之流的高官显宦在上面垂范，晋国的各级官吏不再把安邦治国济世安民当回事，而是把全部精力用于追逐纸醉金迷、竞相斗富的荒唐生活。

　　谈到晋国的奢华浪费不能不提到石崇，他与国舅王恺斗富的故事家喻户晓。

　　石崇是晋国的超级富豪，他在荆州州长任上，指使治安部队假扮强盗，靠打劫富商大贾的血腥勾当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政府官员强抢豪夺居然无人过问，由此可以想见晋国吏治###到了何种地步！石崇当强盗致富后，用赃款行贿上司，得以入京做官，加入了坐在办公室贪污受贿的官僚队伍，积下了更大的家当，成为晋国的超级大款。他在京城建造了豪华的居室，仅姬妾就有一百多个，每人头上和手上金光闪烁，佩戴的首饰价值连城。石崇每天的工作就是和达官贵人公子哥儿吃喝嫖赌，流连声色，拿赃款赌明天……

　　王恺是司马炎的舅父，靠裙带关系贪污受贿积下亿万家私。此翁的官职和社会地位比石崇高，听到石崇的豪富水准后心理很不平衡，在百姓饥寒交迫的岁月竟意想天开地和下级暴发户斗起富来。石崇是名副其实的土肥佬，丝毫也意识不到和国舅斗富的后果，居然很自信地接受了挑战。两人斗富从厨房开始：王恺用麦芽糖涮锅，石崇用蜡烛当柴烧；然后赌到了路上：王恺在四十里的路面用绸缎作帷幕，石崇针锋相对地把五十里道路围成锦绣长廊；最后又回到房子上赌：王恺用花椒面泥房子，石崇则用赤石脂作涂料……

　　王恺屡斗屡败，情急之下想起了最后的一张王牌，便入宫晋见外甥司马炎，祈求皇帝助他一臂之力。司马炎如果有帝王之风，就应该劝舅父即刻停止这种变态行为，然后在全国整治奢靡浪费的邪风。可司马炎居然满口答应，从府库里拿出西域某国进贡的一株价值连城的珊瑚树，高约二尺左右，命舅父拿去斗败石崇。

　　王恺得此皇家奇珍后，自信心一瞬间增长十倍，扬扬自得地拿着珊瑚树去石崇面前炫耀。石崇的回答是不发一言返身回屋，返回时手里多了一柄铁如意。王恺心想这家伙八成是嫉妒得发疯了，铁如意能值几个小钱？和珊瑚树有可比性吗？王恺正在纳闷，不提防铁如意向珊瑚树砸下来。随着一声清脆的响声，皇家奇珍碎成数段……

　　王恺看到自己的王牌宝物毁于一旦，当即气冲牛斗，要和石崇玩命。石崇的反应是从容一笑，说了声：“区区薄物，值得发那么大的火吗？我赔你损失还不成吗？”转身命令贴身秘书取出家藏珊瑚树任王恺挑选。秘书捧出的珊瑚树有几十株，高大的约三四尺，次等的约两三尺，似王恺所示的珊瑚树要算最次等的。石崇指着珊瑚树对王恺说：“君欲取偿，任君自择。”事到如此，王恺只好认输，两只脚抹油走人，连击碎的珊瑚树也不要了。

　　石崇既然富可敌国，来他家寻开心、打秋风和献殷勤的宾客络绎不绝。石崇也经常在家举办豪华宴会，宴请晋国的达官显贵和文人墨客。每逢大宴宾客，石崇就安排美女在座上劝酒，就像今天的贪官土肥佬在酒店要小姐陪酒一样。所不同的是：宾客有饮酒不尽兴者，当即命令家庭保安杀掉劝酒的美女！有同情心但不胜酒力的宾客为了让美女活命，只好过量饮酒，以致当庭酩酊大醉。

　　王导（东晋宰相）和王敦（东晋大将军）两兄弟曾共赴石崇的宴会。王导酒力很浅，因为怕劝酒的美女被杀只好强饮数杯，当场醉倒在席上。王敦酒量很大，但此公心肠硬且好恶作剧，任凭美女流泪劝酒也不肯喝一口。三位美女霎时失去俊美头颅，可王敦仍不动声色，依旧滴酒不沾，结果又一个美女拉出去了，一分钟后传来一声惨叫。王导责备兄弟无恻隐之心，王敦回答说：“彼杀自家人，关我何事？”

　　宾客吃饱喝足后上“洗手间”，发现男厕所内居然有十多个玉骨冰肌的少女袒胸露臂，每人手里捧着一个托盘，第一个托盘盛着锦衣华服，供客人更衣用；第二个托盘盛着沉香兰麝等名贵香料；第三个托盘盛着高级洗漱用品；第四个托盘盛着高级护肤化妆品……进去的宾客都得脱下旧衣换上新衣才能去蹲位大小便。大多数宾客不好意思在少女面前赤身裸体，只好憋着退出去。王敦与众不同，进去后当着美女的面脱得一丝不挂，慢吞吞地换上新衣，美女们看见他那不安分的下身皆红着脸转过头去……

　　石崇只是晋国的一个中级官僚（散骑常侍），就如此狂乱纵欲变态浪费，部长宰相级的高级官员就更不用说了，何曾父子和王济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

　　司马炎有次去王济家蹭饭，席上的一盘乳猪味道极其鲜美。皇帝在吃了个酣畅淋漓之后大大地称赞了一番厨师的手艺，又讨教个中秘诀。王济告诉皇帝，他家用于做菜的小猪全用人奶喂养，因此肉味鲜嫩异常！王济喜好跑马，那时首都人多地贵，他看上了一块地价最贵地段，就把跑马场那样大的一块地用钱币铺满，把这块地买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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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晋初年，国家经过近一个世纪的长期分裂动荡后重归统一。根据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传统理念，这次的统一和安定应该是长期的。秦朝灭亡后只经过五年短暂的分裂就迎来西汉两个世纪的长期统一。西汉覆亡后天下也只扰乱纷争了几年，随后就是东汉近两百年的承平盛世。晋国前期是一个世纪的长期分裂，按理接下来的太平盛世应该能延续比两汉更长的时间。因此晋国上自皇帝宰相，下至平民平姓，都天真地认为一个繁荣昌盛的时代已经到来，谁都相信明天会更好；谁也不去为未来担心。

　　因为没有必要的忧患意识，帝国臣民对国家、民族和家庭的责任感日益淡漠，社会享乐主义滋长，朝野上下物欲横流，每个人都在花样翻新地找刺激寻开心。只有极少数智慧人士看到了潜在的危机，车骑司马傅咸就一再上书皇帝借古论今，指出荒淫奢华的危害，建议司马炎在全社会惩治浪费，倡导节俭。但拥有超人智慧的人总是寂寞的，他的话皇帝听不进去，臣民百姓也认定他在自找苦吃，放着眼前的福不享分明有自虐倾向。

　　除了极少数的仁人志士外，个别达官贵人在花天酒地时也能对时局保持清醒的认识。宰相何曾有一次告诉他的儿子说：“国家刚刚创业，应该朝气蓬勃，才是正理。可是我每次参加御前会议或御前宴会，从没有听到谈过一句跟国家有关的话，只是谈些日常琐事。这不是好现象，你们或许可以幸免，孙儿辈恐怕逃不脱灾难。”何曾虽然拥有清醒的头脑，但他缺少人类的高贵情操和崇高的理想责任心，不是从自己做起，利用手中的权力来阻止这种全社会的堕落倾向，而是认为一个人的力量改变不了社会，不去作任何改变社会的努力，一边发着高论，一边一餐吃掉一万钱。

　　奢侈之害，大于天灾。富得流油的晋国在经历了短短十年的安定之后兵戈再起，司马家族各位酒肉政客为了争夺更大的享受特权，开始了一轮又一轮敌对复仇式的自相残杀。全国各地相继变为战场，田园荒芜，山河破碎，生产力受到极大的破坏。从不相信还会再度挨饿的国人陷入了可怕的饥饿之中，人吃人的惨剧从一个地方延续到另一个地方。在强权就是真理的乱世，达官显贵和超级富豪无法安心享受自己的财富，他们很自然成为军阀和饥民掠夺抢劫的目标，不但不能保住自己的家产，绝大多数连脑袋也搭进去了。

　　奴隶出身的石勒在饥饿中成长，他聚集了一大批饥民在自己身边，拿起各式各样的杀人武器向疯狂享乐的官僚富人发动了野蛮的复仇战争。那些只知纵欲找刺激的“玩字号政客”在醉生梦死之后，蓦然发现自己的脖子架上了一把明晃晃的大刀，如花似玉的妻子女儿被那些平时连正眼也不瞧一下的下三烂搂在怀里……

　　304年，连晋国的首都洛阳也发生了可怕的饥荒，昔日用人奶喂猪的超级富豪们也落到了吃上顿没下顿的地步，最后连每天一餐饭也保证不了。为了不被饿死，晋国的高干、官商、暴发户只好跟在十万禁卫军后面离开洛阳，南下去较为安定的江南找饭吃。但去路被饿得不要命的饥民武装阻断了，只好左转九十度向山东进发，在苦县（河南鹿邑）落入了石勒奴隶军团设置的口袋。包括宰相王衍在内的所有“玩字号富豪”全被残酷地杀死。他们的妻子女儿则被不识字的野蛮人丢到了床上……

　　最后的时刻到来时，首都成了人吃人的孤岛。龟缩在深宫的皇帝司马炽在饿了几天之后，被迫和留守的若干高级官员及其眷属出城找饭吃。这支超级富豪队伍步行到昔日最繁华的铜驼大街时，街上已长满荒草，饥饿的群众向他们攻击。司马炽大声喊叫自己是尊贵的皇帝，饥民的攻击却更加猛烈，因为他们可能是想皇帝的肉肯定更嫩更肥。司马炽到底没能走出那条大街，只好退回皇宫坐以待毙。

　　当初这些超级富豪在拼命“玩儿”“找乐子”时，一定没有想到今天会落到连粗茶淡饭也吃不上的地步。

　　晋国的一等富豪石崇的结局更具讽刺性，这个靠抢劫起家的官僚，最后也撞上了被大官抢劫的恶运。不但全部财富遭抢，连全家的脑袋也给抢走了。石崇的豪富排名第一，因此也比其他超级富豪抢先一步掉了脑袋。他的财富令许多人眼红，尤其是令权力人物眼红，权势比他大的人无疑都想把他的财富攫为己有。

　　赵王司马伦当政时，军阀孙秀看上了石崇的女人和财产，就给石崇安上一个莫须有的谋反罪名，带领军队在光天化日之下闯进他的家，把他的财产和女人全部抢走了。孙秀还嫌不过瘾，又回过头来把石崇全家几十口男女全部押往东市刑场，在每人的脖子上砍了一刀。

　　石崇被宪兵逮捕时，居然以为是他的爱妾绿珠惹的祸，孙秀只是看上了他的女人。现在女人都归孙秀了，孙秀应该满意了，随后就会发还他的家产了，根本没想到自己会被杀头，更没想到会“诛三族”。他自以为满朝文武都上他家做过客，他的人缘很好，那些人会为他鸣冤，孙秀就是吃了豹子胆也不敢杀他！丝毫也想不到来他家做客的官僚都从心里嫉恨他。可见石崇的智商实在低得有点可怜，如此低智的人居然是晋国的一等富豪，由此可见一个人拥有的财富和能力并不总是成正比的，在政治不修明的世道甚至成反比。

　　值得一提的是：西晋王朝是中国美男子高产的时代，上流社会人士一个个风流倜傥神采飞扬，历史上有记录的美男子大多出生在那个时代。且不说众所周知的潘安，让最贞洁的女人也忍不住想红杏出墙；甚而卫玠出门时，洛阳城万人空巷，他走过的地方人山人海，不过都是女人。结果这个奶油小生活活被女人“看死”了。有讽刺意味的是：美男子组成的国家居然是最奢侈最荒唐也最快灭亡的国家，可见男人的“美”着实不怎么可靠，金玉其外的男人往往败絮其中。

　　富得流油的晋国就这样在奢华淫乐的浊流中过早地毁灭了。司马家族的漏网之鱼琅琊王司马睿在长江以南建立了流亡政府，为文明的汉民族提供了一处避难所。我们应该感谢司马睿，他建立的东晋政权使汉文明能够在北方少数民族入侵的浪潮中苟延残喘，保留了汉文明日后东山再起的资本。否则汉文明极有可能像同时代的西罗马文明一样亡于蛮族之手，中国将四分五裂，且永远丧失了重新统一的机会。

说说宣纸 [转帖]

　　蒋子龙

　　1

　　小时候上学的第一天，第一次听老师的训导，就是要“敬惜字纸”：上学是来学认字的，而字是圣人造的，字要写在纸上，纸也是圣人之物。没有写字的纸不能丢，写了字的纸就更不能随意糟践，那是对圣人的不敬，是要吃亏受罚的。

　　现在的孩子，从出生的那天起就开始糟踏

　　纸，比如纸尿裤。擦屁股的卫生纸比手绢还要柔软细致……老土，现在都是用纸巾，谁还用手绢?

　　发达的现代商品社会，盛产各种各样的垃圾，现代人每天不仅制造大量的物质垃圾，也在毫无节制地制造着文字垃圾：铺天盖地的文字信息和广告，五花八门的资料和书籍……承载这些文字垃圾的多是现代机制纸，诸如铜版纸、道林纸、新闻纸、包装纸等等，其寿命不过200年。

　　这就是说，眼下书店里那些花花绿绿、琳琅满目的书籍，无论作家们多么牛，包括那些畅销书作家、美女作家，80后作家以及用身体写作的作家等等，其作品如果不能反复地再版重印，200年后统统化为灰烬。

　　2
　　古时一篇文章写得好，人们往往用“洛阳纸贵”来称赞，却不叫洛阳“文”贵。一本书写得好，被称作“一纸风行”，不称“一书风行”……可见纸是文字的载体。幸哉有纸，文化才得以传承。

　　那么西晋的左思以《三都赋》造成的“洛阳纸贵”，是什么纸呢?

　　应该是东汉蔡伦发明的“蔡侯纸”，以树皮和烂麻做成。到东晋又有了藤纸，至隋代产生了楮皮纸……而纸的经典——诞生在唐代。

　　——这就是宣纸!

　　单讲其寿命，就有l050年，所以有“纸寿千年”一说。在1050年之内，宣纸的质地不会发生丝毫变化，单纯地讲保存，却能达到2000年。

　　更不要说它还“轻似蝉翼白如雪，抖似细绸不闻声”。宣纸文藻精细，吸水润墨，绵韧而坚，百折不损，抗老化，防蛀蚀……因此格外适宜书画，笔墨着纸后，焦、浓、枯、淡、湿，五彩缤纷。轻重缓急，随意变化。

　　故宣纸一出现，便成为稀罕之物，“有钱莫买金，但买江东纸，江东纸白如春云。”(古时宣州一带属江东，故宣纸早称江东纸)依中国的老风俗，哪个地方有了好东西先得给皇帝老子送去，宣纸理所当然也就成了向朝廷进贡的宝物，成了朝廷和地方官吏作书绘画、立文书档案的专用纸。由于当时生产这种纸的泾县隶属宣州府管辖，进贡时都要打上“宣州贡纸”的字样，久而久之，泾县生产的这种奇妙的纸就有了一个响亮而通行的名号：“宣纸”。

　　民间有钱的人也可以买来用于书画，或修宗谱、印经文，总之是要将宣纸用在较神圣并希望能长久保存的事情上。

　　3

　　清代蒲松龄写成《聊斋志异》后，因穷困无力刻印，压在箱底多年。到乾隆三十二年(1767)，由歙县人鲍延博出资购买宣纸，此奇书才得以印行并流传下来。

　　另一部经典《红楼梦》的命运也差不多，最初只有手抄本流传，乾隆五十六年(1791)，和 珅向皇帝报告了民间在流行《石头记》一书的情况，经朝廷批准由徽州人程伟元出资，将曹雪芹写的前80回和高鹗后续的40回合在一起，首次用宣纸印刷，使《红楼梦》成为一部完整之作——即风行天下的“程甲本”。

　　据中国国画图书馆的统计，我国现存的纸质古籍约有3000万册(卷)，所采取的形式多为宣纸线装书。甚至连少林寺的武功密笈都是宣纸印的。再往近里说，国家主席送给美国总统布什的《孙子兵法》也是用宣纸印刷，其内容奇绝珍贵自不必说，单是书的用纸和装帧设计就堪称精美绝伦，具有很高的长久收藏价值。

　　4

　　目前中国的宣纸有50％要出口日本，以前是80％。据说日本现在有些不上班的女人，喜欢在家里练书法，故需要大量宣纸。日本的教育部门也做过一项调查：在宣纸上练书法的孩子，比不练字的孩子犯罪率要低得多。在高雅素净的宣纸上练字，能让孩子的心立刻静下来，定得住性子，有助于培育孩子的耐力，可养成坚韧的品格。

　　难怪日本曾多次想得到中国宣纸的生产技术。据曹天生的《中国宣纸史》记述，清光绪四年(1878)，日本内阁印刷局造纸部派遣栖原陈政到中国，化装潜入泾县两个多月，自称是“广东潮州大埔县何子峨太史的侄子”，搜集造纸技术情报，回国后竟公开出版了《支那制纸业》一书。

　　光绪三十一年，日本人内山弥左，以南京高等农业学堂教授的身份，多次深入泾县宣纸厂“调查”，偷盗宣纸生产情报。与此同时日本国内又派人到泾县弄走了一些青檀木树皮。由于日本没有这种树，竟鉴别不出是何种何属。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利用侵略中国的机会，派遣特务到泾县，搜集了大量青檀树籽，运回日本精心种植。最终因气候和土质条件不同，长出的青檀树质量低劣，用之造出的所谓宣纸润墨性极差，根本不能与中国的宣纸相比。

　　难道他们现在想明白了，拿钱买中国现成的上等宣纸，要比费尽心机地去偷技术省事得多?除日本之外还有美国、英国一些经济情报人员，也曾打过泾县宣纸技术的主意。

　　5

　　当今中国，可以说是遍地集团了。但，能打出国家旗号的集团却为数不多。在皖南山区，自古就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之称的泾县，于许多年前就诞生了“中国宣纸集团公司”，体现出一种不同凡响的气势。甚至在集团的名称里省略了集团所在地，直接以“中国”冠名，可见这个企业的非比寻常和独一无二!

　　它特殊在什么地方?

　　需先说一说泾县。世界上最好的宣纸，只能在这个地方才能生产得出来，所以泾县的宣纸生产企业，究其实就是中国的宣纸集团。比如，生产宣纸不可或缺的三种原料：青檀木树皮、沙田长秆籼稻草和杨藤汁，有的为泾县所独有，有的数泾县最佳。

　　这又跟泾县“两高一低”的自然地貌条件有关。泾县境内有大小山峰一百四十余座，分列东西两侧，大多为喀斯特中、高丘陵，为青檀树的生长提供了理想的环境。喀斯特丘陵上的青檀树皮，纤维细密、均匀，成浆率高。

　　杨桃藤也如此，它又名猕猴桃，生于喀斯特的阴山密林或灌木丛内，其茎皮及髓含胶质，掺入檀皮、稻草的纸浆中可使浆液更为均匀，捞出的湿纸便于叠放，提高出纸率。

　　而泾县的中部，是一条宽阔的河谷平原，是全县的粮仓，又为宣纸生产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优质沙田长秆籼稻草。此稻草比一般的稻草纤维性强、不易腐烂、容易自然漂白，所以自古便有这样的说法：“宁要泾县的草，不要铜陵的皮。”

　　这条河谷平原上有大小河流146条，可谓溪流密布，还为宣纸生产提供了丰富的水源。

　　6

　　写到这儿就不能不提一下造纸的污染了。媒体经常曝光造纸厂排出的黑水如何严重地污染了江河湖泊，泾县这样一个山青水秀的地方，宣纸造了一千多年，古今最好的宣纸，或者说全世界所有叫作宣纸的85％，都是从这儿生产的，如果有污染，现在的泾县该被污染成了什么样子?

　　现在的泾县依旧是青山绿水。这跟宣纸生产全部是传统的手工操作有关，这个过程中不仅没有污染，相反对宣纸的生产用水还极为讲究，任何一道工序的取水必须清澈干净，无杂质。其上品便是由喀斯特山崖之水汇聚而成的乌溪，水质清醇，甘之如贻，富含多种矿物质，即古谚所说的“好山出好水，好山好水出好纸”。

　　一般造纸之所以污染严重，在于添加大量化学元素，诸如漂白。 而宣纸生产完全是“自然炼白”，将檀皮、稻草经过反复蒸煮、沤制和浆洗后，运到朝阳的石坡上摊晒，喀斯特呈45至60度的山地利于沥水、透气，又不易被风吹跑。

　　这个过程需要6至9月，让宣纸在成形之初，便饱经大自然的露洗风炼，吸纳日月光华，最大限度地清洗容易氧化的物质，消除原料内部的淀粉含量，提高纸质的纯度，使之拉力强，吸附力强，将来宜于长期保存。同时也在大自然中被陶冶成柔白色，然后方可碎之为浆。如此造纸，何来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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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因为宣纸生产全部依赖手工操作，所以生产周期特别长。一张宣纸从投料到成纸，历时三百多天，需经过18项关节，一百多道工序。有些特殊的宣纸，如“仿千年古宣”，则需耗时18个月，经历138道工序。

　　比如其中有一道重要的工序叫“捞纸”。生产多大规格的宣纸，就要用多大规格的用泾县苦竹编制而成的竹帘，四、五、六尺的单宣、夹宣、双夹宣，丈二的白鹿宣，丈六的潞王宣，现在又有了丈八和两丈的特大规格的巨宣，也都是靠两个人双手抬帘，在纸浆池里轻轻捞摆。只捞两次，一张宣纸就诞生了。纸捞出来就没法改，一遍成型，纸的好与坏，全看这一捞，“轻荡则薄，重荡则厚”。然后反腕一扣，湿漉漉的宣纸就脱离竹帘码在旁边。

　　两个人动作轻灵而准确，必须眼到、心到、手到，一气呵成。宣纸的厚薄、纹理、丝络就全靠两个人手上的感觉和相互极端默契的配合。工人的双手长年累月地在纸浆池里泡着，即便没有污染也会被泡肿沤烂。可能有人会说为什么不戴手套?工人们早就试过了，戴上手套对纸浆的感觉就没有了，生产出来的宣纸等于废品。

　　或许还会有人发问，现代科技如此发达，改成机器捞纸应该不是太难的事?很容易，但机器捞出来的纸叫机制纸，泾县宣纸的优点也将随之丢弃大半，几乎就不能再称其为宣纸。

　　宣纸——富有生命，且充满灵性。

　　再比如另一道工序“烘干”。一间大屋子的中央立着一面光滑的铁铸火墙，屋子里的温度一年四季都保持在摄氏50度以上，火墙的顶端放着一大摞湿宣纸。

　　刚从纸浆里捞出来的非常之薄的湿宣纸，摞在一起竟然还能揭得开。工人像舞蹈般弯腰展臂，用左手的手指一捏，右手里的竹丝刷子一托，利索地拧身转体，双臂如大鸟展翅般就将一张湿宣纸贴到了火墙上，竹丝刷子上下一挥，左右一抹，没有一个多余的动作，却将这张宣纸的每一个部位都刷到了，让它服服帖帖地粘到火墙上。将来这张宣纸的平整度就靠的是这几刷子。

　　8

　　任何人到泾县看过宣纸的生产过程之后，都会对宣纸产生一种敬惜之心。

　　许多中国书画大家都怀着一种类似“朝圣”的心情不止一次到泾县表达感激之心。启功称“宣纸对中国和世界文化艺术界功德无量”!李可染三下泾县宣纸厂，进厂先对造纸工人三鞠躬：“没有你们就没有我。”

　　鲁迅说：“印版画，中国宣纸第一，世界无比，它湿润、柔和、敦厚、吃墨、光而不滑、实而不死，手拓木刻，它是最理想的纸。”郭沫若说：“中国书法与绘画，离开了宣纸便无从表达艺术的妙味。”

　　所以在宣纸上写字写得好、作画画得好，一张纸就可以价值连城。反之也可能一钱不值。宣纸乃“文房四宝”之一，任何人面对宣纸的时候都不能不掂量掂量，自己的字、自己的画、自己的境界，对得起宣纸吗?不可用垃圾一样的东西玷污了它。

　　清末的一张四尺宣纸可卖价万元，民国时期的一张宣纸也可卖到三四千元，已经有人一次就从泾县购买了百万元的宣纸收藏……倘有人在这样的宣纸上胡乱涂抹，岂不是一种罪过?

　　9

　　然而事实是，精明的现代人绝不会埋没宝贝，只会把宝贝用绝，宣纸的用途被充分扩展了。像当下中国的书画业大发展，书画队伍极度壮大，书画家简直无以计数，但凡有头有脸儿的人似乎都能划拉两下子。于是，有活动就有书法表演，凡是能写字的地方就不愁没有人题词……这一切都要感谢宣纸!

　　中国的经典那么多，都在陆续用宣纸重印上市，书价动辄几千元、几万元，乃至几十万元。连有些官员和富翁们的书，也喜欢用宣纸印刷，不管别人读不读，反正放上一千多年不会烂，可以一辈辈地传下去。

　　现代人长寿，越长寿就越想永恒的事。据传当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获奖证书要用宣纸印刷时，受到国际奥委会和全世界的赞赏。可以想象得出，再过一千多年以后，在奥运会的历史上很可能就只剩下北京奥运会的证书了。北京奥运会之后，其他奥运举办国，要想永远保存证书，就得到泾县订购宣纸。

　　于是，教育家建议，毕业证改用宣纸印刷，特别是硕士、博士的毕业证，有助于世代保留，便于发扬“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古老传统。社会学家建议，结婚证要用宣纸印刷，在离婚率居高不下的现代社会，有助于巩固现代人的婚姻……

　　现在宣纸业最真实的困难，是供不应求!

　　（摘自《一瞬集》，中国海关出版社出版

疯狂的君子兰，有人因为抢花把人杀死 [转帖]

　　美女是大自然诸多美的因子与精华的凝聚，是几代人遗传基因神秘而巧妙的结晶。发生在秀丽山水间的美好爱情，最后归宿于名山秀水，人性之美与自然之美两相结合，构成至善至美的精神家园，出现在后人眼里，无疑会是一个魅力神奇的巨大的隐喻：苏小小的香车仍然行进在西泠的松柏之下。山水，人性，爱情，归根结蒂就应当是这样的，这才是天地间最完美的画面。 
 

［此帖子已被 luo 在 2009-8-19 10:45:34 编辑过］

真空的中国疆域图不是雄鸡形而是火炬形 [转帖]

　　盛大的海上阅兵在民众中掀起狂欢。一位海军大校打来电话，声音平静，嘱我去中华世纪坛看看。“北京有天坛、地坛、日坛、月坛，观念非常明确，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如今在世纪坛，我们看到的仍然只有土地。海洋呢？但愿一场世纪阅兵激发的瞬间热情，能引发国人对民族海洋意识缺失的深层思考。”
　　海洋的象征物缺席世纪坛。或者说，世纪坛再次遗失了海洋。这里有960块大理石铺设而成的圆形广场，面积正好是960平方米，寓意不言自明。广场两侧各有一道流水，象征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与黄河。
　　毫无疑问，世纪坛体现了从决策者、设计者到普通民众的常识，而海军官兵的“常识”却是：除了9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面积外，按照领海主权12海里、专属经济区200海里的国际惯例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规定，中国管辖海域面积达300多万平方公里。
　　海军大校问我：你怎么看中国地图？没等我回答，他又逼问一句：雄鸡，是吧？我有些不解。他说：海军将士，特别是长年驻守西沙、南沙的海军官兵看中国疆域，不是雄鸡！陆地领土和海洋国土连在一起看，共和国的版图，是立在亚欧大陆东部的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领土，是这把火炬的腾腾火苗。从渤海、黄海经台湾以东海域至南沙群岛曾母暗沙，再上括到海南至北部湾，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是这把火炬的托盘和手柄。
　　“这是多好的象征啊！”他接着解释道，如果说正在上演高速发展奇迹的这片土地是旺盛的火苗，那么，作为托盘和手柄的蓝色海洋将为它提供源源不断的燃料。“还有什么比喻，更能如此准确地表征新世纪中国大陆与中国海洋的依存关系吗？”大校反问。

1
　　我刚自西沙群岛采访归来。在那里，土和海的关系，有一些更细微也更温暖的故事。
　　某日，登陆舰抵达西沙主岛永兴岛，卸下的不是战备物资，也不是生活物资，而是从三亚运来的土，用来种菜的土。西沙各岛皆为珊瑚岛礁，不宜种植，因而需要从大陆运土——西沙人所说的“大陆”，往往指向三亚或文昌，其实都属海南岛。也难怪，从这些散布在海南岛东南约330公里的海域中、最大面积也只有两平方公里的小岛上看，海南自然堪称陆地。
　　早年间，土是要人往岛上带的。尤其是西沙群岛最远端的中建岛，满岛白茫茫的珊瑚沙，刺人眼疼，得名“南海戈壁”。上世纪70年代末驻防中建岛的一名山东籍战士，休假归队时，在火车站因随身行李超重而被挡在车下。经查，他的行李中有一大包土。
　　乘务员让他把土扔掉。他急了，说扔什么东西都可以，就是不能扔下这土！旁人纳闷，他解释说，我们驻守西沙中建岛，全是沙，要种东西，就得靠从各地带土去。乘务员感动了，破例放行。
　　那时，三亚和海口汽车站的工作人员见到行李超重的西沙人，也是一律放行。战士们在沙滩上挖出鱼鳞坑，小心填进家乡带来的黄土、红土、黑土。1982年，新华社曾向全世界发布了一条消息：自古寸草不生的中建岛，在官兵们的努力下成活了256棵树。
　　他们还在地头插上牌子，标明这一包包土的“原产地”：山东、广西、湖南、吉林、江苏、北京、福建……“这分明是要体验依偎在母亲胸膛的温暖，要找寻被家乡泥土包围着的幸福。”后来人这样评价。
　　永兴，岛名，来自一艘驱潜舰。中建，岛名，来自一艘坦克登陆舰。
　　4月23日以来，不仅是军事迷，即便普通公众也津津乐道于在《分列式进行曲》的旋律中依次接受检阅的核动力潜艇、驱逐舰、护卫舰、登陆舰、导弹快艇。海军军力的坦率展示，使得中国的海洋权益获得了更坚强的支撑。
　　63年前，一支由护航驱逐舰太平号、驱潜舰永兴号、坦克登陆舰中建号和中业号4艘舰只组成的特别编队，进驻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以收复日本战败后，由《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所确定的中国对该海域的主权。
　　收复西沙由永兴舰率中建舰完成，进驻目标为其主岛，原称猫岛，改以永兴舰的名字命名，群岛中另一岛屿以中建舰的名字命名。收复南沙由太平舰率中业舰完成，进驻目标是其主岛，古称黄山马，也改以太平舰的名字命名(如今太平岛由台湾军队驻守)。
　　太平、永兴两舰完成任务后驶回广州抛锚停泊，时人记载，“在市民中掀起一股欢庆的热潮，各大报首版均向全国和全世界宣传我国收复神圣领土西、南沙群岛的重大历史事件。”
　　这支编队的指挥官名叫林遵，是林则徐的侄孙。3年后，即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占领南京。同日，林遵率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官兵在南京笆斗山江面宣布起义。
　　也正是在这一天，解放军三野前委根据中央指示，在江苏泰州城边的白马庙决定成立华东军区海军。林遵所率起义的30艘舰艇和1271名官兵，成为其重要力量。此即人民海军建军日的来历。

2
　　西沙水警区司令徐长银大校，当年曾是海军战斗功臣。1988年3月14日，中国海军对入侵南沙群岛的越南军队进行了一场自卫反击作战，粉碎了其侵占我南沙岛礁的企图。徐长银当时是中国海军参战编队指挥舰(502舰)的见习舰长，他下达了对越南军舰开火的第一声命令。
　　“3·14”海战后，有声音质疑：不就那么几个小岛吗，咱们国土这么大，要来干吗？质疑者中甚至包括开国勋臣。
　　这样的海洋意识，与邻国日本形成鲜明对照。日本本土面积只有37万多平方公里，可日本国民却认定他们的疆域面积为450万平方公里。他们的观念中，把超过其国土面积10倍的海洋也列入了“国土”。
　　1986年，日本海上保安厅对一个名为冲鸟岛的珊瑚礁盘进行勘测。这是一个远离东京1700公里的名副其实的弹丸小礁，在一般的地图上根本无法标注。它南北长约1.7公里，东西宽约5公里，海水落潮时礁盘露出水面最高处仅仅0.3~0.5米。通过勘测发现，该礁盘露出水面的高度和面积正在逐年缩小，用不了多久，整个礁盘就会被大海淹没。
　　这份勘测报告惊动了日本政府。次年，日本政府作出决定，动用2.2亿美元巨额专款，用3年时间，在冲鸟岛露出水面的岩礁上修建一个50米直径的铁制环形堤，中心用特种混凝土填充加固，堤高比海水涨潮时高出0.2米。
　　日本政府不惜重金加固汪洋大海中一座孤礁的举动，并没触动多少中国人的思维神经，倒是大洋彼岸的美国人看得无比透彻。美国媒体发表评论指出：这个只有特号床大小的岩礁，可以使日本获得比其本土还要大的国土面积，可以使日本获得巨大的海洋经济利益，可以保卫日本1000海里“生命线”，成为日本经巴士海峡出入南海、通往东南亚的西南航线上一个永久性交通据点和战略要冲。
　　中国拥有6500多个岛屿。2001年8月，新华社曾发布电讯称：我国将给属于我管辖的无名岛命名。而据国家海洋局的统计，其时我国尚未命名的岛屿多达1400多个，占我国500平方米以上岛屿总数的21.5%。
　　这个消息刺痛了正在从事当代海军史研究的那位大校。因为他很清楚，早在1987年，海军测量部队就奉命完成了我国海岛的普查测绘工作，并编著了我国第一部海岛志《中国沿海岛屿简况》。“这是人民海军为中国海洋事业作出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贡献。然而14年过去，那些被海测官兵用青春和忠诚交织的经纬线，准确标注在海图上的无名小岛，仍然藏在深海无人识。”他痛心地对我说。

3
　　西沙军人的状态，常被描述为八个字：远在天涯、孤悬海外。然而岛上一名中尉感叹：真正艰苦的时候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创业阶段，现在我们虽然也在坚守，但比起前辈们来，简直是享福。
　　翻检史料，那十余年间的局势和意义，远非一个“苦”字所能概括。1974年1月，南越政府派出军舰和飞机，侵占西沙岛屿。1月19日，南越军舰炮轰我海岛，撞毁在西沙海域捕鱼的中国渔轮。海军遵照中央军委命令，进行了西沙自卫反击作战，一举收复甘泉、珊瑚、金银三岛，全歼入侵的南越军队。
　　西沙琛航岛上有一座烈士陵园，葬着“1·19”海战中牺牲的18位官兵。2002年，时任海军舟山基地司令员的肖德万将军专程携儿子、儿媳和孙子登岛，“来陪陪老战友”。当年，他是参战的389舰舰长。
　　老将军在陵前守了整整一夜，不断给战友们敬茅台酒、点中华烟。部属和亲人来劝，他只是说，你们回去睡吧，我和他们叙叙旧，说会儿话，再听听他们朗朗的笑声。
　　1973年至1982年，联合国召开马拉松式的海洋法会议，最终通过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缩写为UNCLOS)。这也是迄今为止，联合国召开的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国际立法会议。用那位海军大校的话来说，这次会议意味着“第二次海洋圈地运动”、“海洋土改”。在此期间，中国在西沙的军事存在，对于外交领域的博弈，自然具备极重要的战略意义。
　　今日的西沙，条件改善了不少。以前不通电话，一旦遇上寒潮，海上交通中断，岛上常常是寒潮过后“打包”收到数月的信件。官兵们笑称，得按邮戳一字排开，顺着看，“否则恋爱就谈乱了”。
　　可通了电话仍有苦恼。艇上服役的老王，妻子临产时回家，孩子出生后不久便被召回。老王没事就给家里打电话，听消息：小孩长第一颗牙了！小孩会咿呀咿呀叫爸爸了！小孩能扶着走路了！西沙一待，就是两年零五个月。终于休假回到家里，一个胖小子好奇地打量眼前这个陌生人。老王一把抱住孩子，孩子却大哭起来。妈妈来劝：宝宝别哭，这是爸爸，爸爸回来看宝宝了！小家伙不听，手一指旁边电话，大叫：那才是爸爸！
　　我在永兴岛住海军招待所，白毛巾用一次就变黄。后来得知，岛上缺淡水，这是收集的雨水，净化后使用。西沙有全军唯一有正规编制的一个雨水班，两个人。
　　战士们洗澡，雨水都用不上，得用岛水。那是岛上的地下水，由海水经过珊瑚砂石的自然过滤而形成，又咸又涩，刺眼刺皮，因色泽浑黄而被戏称为啤酒。
　　除永兴岛外，西沙的小岛上人都很少。“苦不怕，累不怕，就怕寡闷！”驻防官兵就那十几个，相互早看腻了，于是连天上飞过只鸟，都要猜是不是双眼皮。数过眉毛，各人有多少根眉毛“大伙儿门儿清”。还比过撒尿，看谁远。
　　于是有了“小岛综合征”一说：眼发直、话不利索、常一脸茫然。症状往往随着年限而加重，一级士官是一期症状，二级士官便是二期……到了四期、五期，基本上下岛后像个傻子，过马路不看红绿灯，和人说话“对不上点儿”，得适应很长一段时间。因此西沙的兵，苦是苦，好多人待习惯了反而不愿意走。
　　因为寂寞，小岛上多会养狗。狗们也晕船，也会得关节炎，还会得抑郁症。某岛的第一条狗，名叫阿黄，战士们都愿意把心里的秘密说给它听。然而不久后，阿黄越来越闷闷不乐，并开始绝食。大家想尽办法，但最后阿黄还是用跳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4
　　永兴岛上有一方水泥纪念碑，正面碑文为“南海屏藩”四个大字，背面刻有“海军收复西沙群岛纪念碑”，旁署“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张君然立”。
　　张君然作为国民党海军参谋，随永兴舰收复西沙，后起义加入人民海军。数十年后，他故地重游，感慨地写下：“西沙现在已经成为我南海诸岛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了，也是我们今后开发和建设南海群岛的重要基地。它将真正成为我们的‘南海屏藩’。我缅怀半个世纪来为这个事业贡献力量，甚至献出生命的朋友和同志们。”
　　西沙水警区政委袁华智大校一定会认同老人的这番话。袁政委总是强调，海军在西沙，已经该从单纯地显示军事存在，逐步发展为经略南海。
　　永兴岛上开了一家名为飞鱼郡的茶艺馆。老板陈慧告诉我，她在网上打出“中国最南端的休闲驿站”，想招环保志愿者兼服务员。有人从北京给她打来电话，问具体地点在哪里。“哪儿？你再说一遍。西沙？是在台湾那边吗？”
　　大江南北曾流行“新编三字经”，版本超过100种，发行量动辄数千万册。那位海军大校对比研究各种版本，找到“海味”最浓的，也仅6个字，“明珠串，西沙群”。“300万平方公里的蓝色国土，被武断而粗暴地‘阉割’了！”他至今仍对此感到愤恨。

【孤儿寻亲】我的父母您是谁

                 寻亲孤儿一早就在在会场外等候

　　我的父母您是谁？

　　 来自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安徽、江苏等地寻找父母的孤儿和寻找孤儿的父母近400百人，5月3日至5月4日相聚在第三届南京孤儿寻亲会。

　　据不完全统计，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江浙一带约有4万多名婴儿因灾荒无奈被父母送到南京、上海等大城市丢弃，又被当地福利院送往全国各地供认养。如今这些孤儿大都年逾50。

　　连续举办三届的寻亲会已经收集了一千多人的寻亲资讯和DNA，并使40多对失散的骨肉相聚。但时过境迁，记忆模糊，档案欠缺的种种因素，大部分孤儿们寻亲之路遥遥无期。

　　

　　

　
　　南京凤凰书城内会场，托举招牌的寻亲者。他们是在五一前参加常熟、无锡、扬州三地的寻亲会后到达南京的。这是09年度寻亲会的最后一站。

　　

　　

　　
　　河南郑州农民吴彦庆。51年前他在上海被遗弃，后被孤儿院送至河南被人抱养。他说：“就是想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

　　

　　


　　陶玉芬关极力辨认他面前的寻亲者。1954年6月,只有13个月大的她被养母从南京抱到无锡生活。

　　

　　

　
　　青岛李向阳在寻亲会上吹着黑管乐曲《回家》，期望引起可能是自己亲属的注意。他说只要有寻亲会自己都会去，尽管已连续十五年寻亲未果。

　　

　　

　　
　　河南刘新爱1963年在上海被养父母抱养。

　　

　　

　　
　　53岁的李进堂（前排左4）和52岁的李义龙（前排右1）来自山西，他两都是1960年在上海被养父母从孤儿院认养到山西潞城。

　　

　　

　
　　有些疲惫的寻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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