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复制链接]

从天堂到地狱的幻灭:元代的民族界限与知识分子境遇[转帖]

　　如果仅看《元史》，会觉得忽必烈得天下完全是依靠儒臣辅佐，他攻略南宋的主要鹰犬皆是北方汉人将领。忽必烈在作宗王时，儒臣谋士确实给他帮了大忙，他也假惺惺做了一些诸如“诏军中所俘儒士听赎为民”的举措，无外乎是出于收拾人心的目的。李璮之乱后，忽必烈杀掉与李璮有姻亲关系的汉臣王文统，对汉人疑忌心陆增。随着南宋在崖山的最终败亡，汉人儒生在这位大元皇帝眼中更是失去了任何利用的价值。过河拆桥，是帝王们常用的伎俩，更何况忽必烈本人是位不晓仁义礼智信的虏君。

　　1278年，忽必烈就以“汰江南冗官”为口实，追夺宋朝旧官的“告身”（委任状），把大批旧宋儒臣官员清理出去。

　　元朝大一统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赤裸裸的民族分类。第一等，自然是蒙古人，包括数十种蒙古部落的“国人”，如札剌儿、蔑儿乞、塔塔儿等部；第二等是色目人。“色目”一词原本起源于唐朝，取“各色名目”之意，我们不能望文生义以为是“眼睛有颜色的人种”。元朝色目人主要包括西域诸族、西北各族以及欧洲人。第三等是“汉人”，主要指中国北部特别是原金朝辖地的民众，包括了汉族、女真族、契丹族、高丽族等。除此以外，也包括较早被蒙古人征服的云南、四川大部分地区的民众。（“无心指杨柳成荫”，“汉人”分等使契丹、女真融入了汉族，加速了“汉”族的融合，先前仇怨，慢慢消泯于身份一致的认同之中）。第四等，也是最后一等，是“南人”，泛指被元朝最后攻下的南宋辖境内的人民，他们被元朝统治者和前三等人蔑称为“蛮子”（蒙语“囊加歹”）。在元朝，“南人”泛称前面的三种为“北人”。

　　元朝的民族压迫，十分残酷。据《元典章》记载：“诸蒙古与汉人争斗，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蒙古人打死汉人，一般就罚数下杖刑或出兵役抵罪。反之，如果汉人打死蒙古人，根本不问原因，一律处死抵罪，并没收家产交予蒙古人处理。

　　自1279年开始，在平毁所有汉地城郭后，元廷又下令汉人士兵平时在军中也进行武器管制。过了五年，元朝下令汉人禁持弓箭，连各地庙宇神像手中的真刀真枪也被追缴入库（估计关庙中关老爷的大刀也被木刀所替代）。不久，元朝又在昔日女真和南宋辖地收缴所有武器，除把质量好的刀剑归蒙古人使用及上缴兵库外，其余一律销毁。元成宗时代，在元朝两都宿卫军中充值的汉人也不得持弓箭“上岗”，最后甚至规定汉人二十家（一甲）才能使用一把菜刀。

　　元朝的这种岐视和民族压迫，说穿了也是内心虚弱的表示。翻看《元史》中的《刑法制》，可以看到元廷对汉人种种武器限制的最详细记录：诸都邑小民，造弹弓及执者，杖七十七，没家财之半……诸汉人执兵器者，禁之。惟为兵者，不禁。诸汉人有藏铁尺铁骨录及铁柱杖者，禁之。诸私藏甲全副者（全套甲胄），处死。不成副者，杖七十七，徒三年；四件以上，杖七十七，徒二年；不堪使用者，杖五十七。弓箭私有十副者处死；五副以上，杖九十七，徒三年；四副以下，仗九十七，徒二年；不成副者，笞五十七。凡弓一箭三十为副（元杖罪以“七”为断，出于忽必烈的“仁慈”―――天饶你一下，地饶你一下，朕饶你一下）。生活于汉人的“汪洋大海”中，作为统治者，蒙古贵族不能不“忧心忡忡”。当然，蒙古人在“以少治多”方面也有诸多妙计，“军户制”即是其中一种，以汉治汉，以“汉人”治“南人”，又派蒙古和色目监视后两种人，在一定时期内成功保持了蒙元的统治。

　　“鼎革以来（元灭南宋），编二十家为甲，以北人（主要是蒙古人和色目人）。衣服饮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命”。（徐大焯《烬余录》）元朝的这些基层“干部”，个个都是恶霸，连辖下人户女孩的“初夜权”也归其所有，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不少良家妇女不堪淫辱，羞愤自尽。特别令人浩叹的是，有不少美貌女子的人家为避免遭受淫污，竟出下策让女儿充当“舟妓”（供娱乐弹唱的船上卖唱女），“以舟妓不设甲主，舟妓得不辱身”。

　　元初以来，欧洲人或外来西域商人到了元朝大都或上都，会发现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南人仕于朝者，每当参礼既毕，必交手于背，作反接之状，虽（南人）贵官亦然，以示归顺之意”（曹春林《滇南杂志》）。不知实情的外来者还以为中国南方人喜欢背后手站立以示有“风度”，其实他们是被迫做反剪被捆状向蒙古人表示服从。由此推之，盖茨见胡总，一只手总是插于口袋之内，料想也是读过史书，对中华天朝君长做顺从恭敬之举吧。

　　至于官僚体系方面，“元制百官皆蒙古人为长”。“故一代之制，未有汉人、南人为正官者”。各个部门“一把手”，不是蒙古人，就是色目人。在元一代，汉人为相的，只有初期的史天泽和后期的贺惟一（太平）两个人，而此种特殊，也出于忽必烈时代需要依靠汉人灭南宋和元顺帝时代内部平衡权力的“不得已”之举。

　　至元二年，忽必烈下诏：“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为同知，永为定制。”除此以外，御史大夫“非国姓不授”，各道廉洁司也必选蒙古人为使，“或缺则以色目世臣子孙为之，其次始参以色目及汉人”（赵翼）至于元朝各行省的蒙古人官长，多为世袭，形同封建，“同列（汉人、南人）莫敢仰视，跪起禀白如小吏”，实足的土皇帝架派。

　　蒙古人出身于奴隶制一般的低层文明，这就从“上层建筑”方面决定了他们对儒士的态度。游牧民族纵铁骑而来，摧枯拉朽一般灭金亡宋，自然“视南方（士人）如奴隶”。所以，“九儒十丐”，是那个文明沦丧、礼崩乐坏时代最好的标签词（文革时“臭老九”一词正源于此）。

　　元朝对儒士的歧视，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的资料：其一是谢枋得《叠山集》中《送方伯载归三山序》中所述：“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者，谓其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贱之也。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者。’”其二，是郑思肖《心史》：“鞑法（蒙古法令）：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这种说法的“七猎（户）八民（农民）”，与“七匠八娼”稍有出入；其三，元人笔记《初学集》有载：“蒙古分民为十等，所谓丐户，吴人至今贱之”，虽未提及“儒”排第几，但证明元朝的“等级”分类肯定存在。

　　今人治史，好兴“翻案”来博取点击率和注意力。为此，不少人撰文讲元朝对儒士没有所讲的那么坏，他们所持论据，无外乎把忽必烈早期“优待”儒臣等摆出来说事，要不就是列举元朝中后期恢复科举等“仁政”。忽必烈利用汉朝文臣不必细讲。从科举方面看，元朝对科举制进行摧残，使得原金国占领地区长达八十年无科举，江南也有四十年左右没有开过科，直到元仁宗时才“装饰”性地恢复科举，其实也只有三年一科，到元亡仅仅开过十六科，每科七十多人，南人仅占其半。从这个数字可以见出，元朝一代，汉族士人能走上仕进之途至多五六百人而已，且终生沉沦下僚，完全是大元统治的点缀和装饰。

　　读书的士人，这些昔日的天之骄子，文人墨客，一下子沦为“贱民”，“武夫豪卒诋诃于其前，庸胥俗吏侮辱于其后”，书中再无黄金屋，书中再无颜如玉，圣人之徒，匠隶不如！所以，儒士们在元朝“最好”的出路，一是作“吏”，二是走教职一途。吏道污俗，又要使上大把银两谋职位，因为在元朝，官吏贪污是常态，清廉反而是变态。教职方面，更是僧多粥少，学录、教谕、学正、山长等岗位数目有限，比起现在的两院“院士”还要稀缺，但待遇却极其低下，从“山长”考上“府州教授”， 不过是“准正九品”的官。七品算“芝麻”，不知这九品算什么。所以，“九儒十丐”，是元朝的社会现实，绝非是遗民们愤激夸大的不实之语。

　　当然，还有人说，元朝文网疏阔，没有文字狱――以此来证明元朝对士人的“宽容”和“厚道”。如此，则大错特错。蒙元统治上层，基本不通汉语。至于高级官吏，惟利是图，又多色目人，自然对“字里行间”之事不甚关心，不少人“目不识丁，书押文卷，但攒三指，染墨印纸上”，如同现在派出所按指纹，以三指印按文卷代替签名，稍好一点的，以印章代签名，据《辍耕录》记载：“今蒙古色目之为官者，多不能执笔画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宰相近辅官至一品者，得旨则用玉图书押字。”就是这么一种简单的印章，成吉思汗自己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元史》中《塔塔统阿传》记载：“乃蛮可汗，尊之（塔塔统阿）为（师）傅，掌其金印以及钱谷。”（元）太祖西征，乃蛮国亡，塔塔统阿怀印亡去，“帝（元太祖）诘之曰：‘负此何之？’且问（印是何用）？（塔塔统阿）对曰：‘出纳钱谷，委任人材，一切均用此为信验。’帝善之，命（塔塔统阿）居左右，嗣后每有制旨，辄用印章。”可见，蒙古马背大汗，当时脑子里连玉玺、私章等要领一丝全无。这些人“崛起沙漠，毡裘旧俗，尚巫信鬼”，连字都不会写，自然不会寻章摘句去大搞“文字狱”。所以，元朝文网之宽疏，是由于蒙古统治层没有“侦破”手段，并非是大元的什么“有容乃大”。至于其治下的汉族“辅佐者”，他们本身沉抑下僚，郁郁不得志，自然不肯向蒙古人告发同胞在诗文中的牢骚和发泄。到了日后的满洲皇族，个个高度汉化，连有人写“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也会诬为讥讽提进囚牢杀头。同满族人统治下的清朝相比，元朝的文禁几乎不存在，谢枋得可以一口一个“胡虏”，郑思肖可以一口一个“犬羊”，并高题诗句：“大军四十万，谈笑却胡尘”。可笑的是，甚至元朝贵臣自己也不忌讳词语，色目人贯云石乃色目世臣出身，其诗《筚篥乐》中竟有“胡尘不受紫檀风”之句，而他此诗的墨宝真迹流传到清朝，收藏者害怕遭受当局屠害，竟把“胡尘”两个字挖去，使“文物”受损不浅。至于显摆清帝文治的《四库全书》，修书不如说是毁书，“虏”、“胡”等皆删改，“胡尘”改为“烟尘”，“腥膻”改为“狼烟”，实在不好删改的就用空格来代替，把汉文化典籍和图书弄得百孔千疮。

　　元朝时代，中国第一次进入了不仅仅亡国也是“亡天下”的时代。“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致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顾炎武诗）顶笠左衽，衣冠尽变，短衣辫发，这些“形式”尚可容忍，最重要的是华夏文明也被逼到了“崖山”。汉族士子自隋唐以来以科举图仕进的康庄大道，忽然变成了死胡同。春风得意的向往，随着马蹄声声和膻风阵阵，皆幻化为末路穷途的哭声。

我所见到的胡志明主席[转帖]

不让喊“万岁”

当年我采访越法奠边府决战后，与胡志明主席有过多次交往。1954年12月15日早饭后，我又与胡主席一起到河内南郊的白梅机场，看望正在那儿操练的越南人民军部队和民兵游击队。探视完毕，已是正午，胡主席向一长列的方队挥挥手，大声说：“太阳照到头顶上了，大家累了，肚子也饿了，休息吧！”全场爆发出了一阵欢呼声和“万岁”声。胡主席立即对身旁的越南人民军副总参谋长黄文泰中将和阅兵指挥员说：“请大家以后不要这样喊。”随即又向一长溜的方队高声喊道：“好啦，大家回去吃饭吧！”

我们在机场外面吃完了饭，胡主席又带着我们回到机场，在一座大机库里与一些战士代表和干部们聊天。聊天结束，全体纷纷起立，似乎人人都憋着一股劲，很想放声高呼些什么的时候，胡志明连忙习惯地伸开双手，使劲地往下按，叫大家坐着不要动。

“别再喊‘万岁万岁’的”，他说，“没有人能活到万岁！来，大伙唱个歌吧。”他边说边向人群中扫了一眼，拉出最前排的一位女游击队员：“来，请你给大伙打拍子……”

“人民最伟大”

1955年1月24日，是当年春节的第一天。和我们中国一样，越南也有春节、清明、端午和中秋节。春节一大早，胡主席要去河内以北一些省份的建筑工地、农村和兵营，向工、农、兵拜年，我有幸一同随行。

不一会儿，“胡伯伯”(当地人都是这样称他)突然来到工地的消息，像风一样传开了。原来很空旷的闸边顿时挤满了人，人人都想看看“胡伯伯”，特别是一些头上包着黑头巾的农村妇女，都毫无顾忌地围了上来左瞧右看，还唧唧呱呱地议论着。胡主席的贴身警卫员们都站得远远的，对越来越多的人群根本不拦不挡。似乎在他们看来，“胡伯伯”历来与人民群众都是这样的水乳交融，根本用不着担心会发生什么意外。

胡主席只简单地说了几句话——祝贺大家春节快乐，就与一同来的共和国交通公政部长——党外人士陈登科等人一道，走上刚刚筑好的土坝，巡视那座高大而残破的水闸。听说下游已及时得到了春灌用水，等到正规的混凝土大坝修好后，下游的整个灌溉面积将由原来的两万五千公顷扩大到三万三千公顷。胡主席听了非常高兴。他颇有所感地望着清波荡漾的湖水，口中喃喃自语：“谁最伟大？人民最伟大！没有人民的努力和牺牲，再有本事的人也会一事无成！”

野外进餐

离开修坝的人群后，他又走访了附近的几家农民，向他们致以节日的祝贺。然后几部吉普车掉转车头，似乎将返回河内。这时太阳已透出了云雾，时已近午了。胡主席的车突然带头拐进了路旁一座残缺不全、稀稀拉拉的松树林。他下了车，向后面的几部吉普车一挥手，大声说：“吃饭，休息一会儿。”并邀请陈登科部长和我以及阮大，和他共进野餐。

警卫员们从车上拿来了两只已切好的油炸鸽，几小片咸鱼，一小碟肉饼，一些生青菜和几块豆腐，还有些米饭和切成片的粽子、一只从上面看来还是二次大战结束时缴自日本鬼子的腰型军用饭盒装着的菜汤和一瓶葡萄酒。这些就是这位一国之首在取得来之不易的伟大抗法战争胜利后的第一个民间重要的节日，用以待客的午餐！而他却取笑说：“这比唐伯虎追舟的那顿饭强多了！他那次只是让艄公空口报菜名，他自己只能瞪大了眼睛咽干饭。我们呢，有酒有菜还有汤……”

他过去搞地下工作时，在中国和香港呆过好多年，学会了中国话。大家一阵笑声过后，他首先举杯祝我们春节快乐，我们也祝他健康长寿。在和大家一起抿了口酒之后，他把“健康长寿”这四个字轻轻地重复了一遍，对我说，“健康长寿”这种说法倒还比较实事求是，他领情；但对那种动不动就喊某个人“万岁”什么的，他不赞同。他说：“那只不过是一厢情愿，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就拿你们的彭祖来说，也不过只活了‘八百’岁，何况那还仅仅是古代传说，哪还有比他活得更长的，是不是？”

我说，是的，“不过大家常常爱喊‘万岁’什么的，也只是表达自己还没有别的词儿能够替代的真挚之情而已。”他说：“不，那也要实事求是，不能狂热冲动，对不对？”

这是我在越南的一年中，与他相处得时间最长、也是谈话最多的一次。通过这一次的仔细观察和过去多次相随的所见所闻，我深感这位终身未娶，把自己的一生真正无私地奉献给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的伟大革命家，他的真挚和虔诚的人道精神对人民具有巨大的凝聚力。

(作者为新华社高级记者，曾作为新华社军事记者在越南、朝鲜作过采访报道。) 摘自《文史精华》戴煌/文
 

现在还有几个中国记得约翰 拉贝[转帖] 

约翰拉贝及其家人

约翰拉贝的故居
<<拉贝日记>>最近很火的片子,个人觉得比<<南京 南京>>更好看

　约翰·拉贝(John H. D. Rabe,1882年11月23日—1950年1月5日）生于汉堡市的德国商人，以其在南京大屠杀中救了大约20多万中国人而闻名，被世人尊敬地称为“中国的辛德勒”。
　　19世纪末，欧洲十字路口的明灯——德国汉堡，诞生了一位名叫约翰·拉贝的传世英雄。
　　把世界还给人，把人归还自己。这一人道主义的精髓，像一弯持久不落的新月，沐浴，净化着无数的魂魄，也铸造了拉贝的人生观。
　　曾在非洲数年的拉贝，在1908年起受西门子中国公司之聘，开始在中国沈阳、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经商。拉贝的未婚妻多拉随后也来到中国，并于1910年10月25日在北京正式结婚。1931年至1938年前后，拉贝任德国纳粹党南京分部副部长。他目击了日本军队在中国南京制造的南京大屠杀，并将其记录为著名的《拉贝日记》。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拉贝和十几位外国传教士、金陵大学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医生、商人等共同发起建立“南京安全区”，并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南京安全区为大约25万中国平民提供了暂时栖身避难的场所。1938年回到德国，6月8日写信给希特勒，提交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告，但报告当时没有公开（一般认为，由于德日为盟国，故德国当局禁止他发表在南京的所见所闻）。之后，他甚至一度被盖世太保逮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拉贝因曾是纳粹党员而先后被苏联和英国逮捕。在证实他没有犯错之后，他在1946年六月被同盟国去纳粹化和释放，生活拮据。鉴于在南京时的功绩，他因而得到国民政府每月金钱和粮食接济。1950年拉贝于西柏林逝世，日记资料由他的孙子保存。1997年他的墓碑由柏林搬到南京。
　　他于1909年来到中国工作，先后成为北京、天津、南京西门子分公司经理。他在中国生活了整整30年，他与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有接触，1937年日军向南京进攻前夕，他从北戴河赶回南京，被一些外国人推为南京安全区主席。12月13日，日军攻战南京，进行了令人发指的血腥屠杀。金陵古城陷入黑色的恐怖大海。拉贝利用自己的纳粹身份，在自己的住宅收容了600多名中国难民，在他负责的不足4平方公里的安全区内，他和他领导的十多位外国人，不仅拯救了25万中国人的生命，而且捍卫了人类的真理和尊严。他在他租住的小粉桥1号院子内，写下了著名的《拉贝日记》。
　　1938年春，拉贝回到德国后，发表演讲，揭露日军在南京的疯狂暴行，遭到盖世太保的迫害。
　　开始，难民们都不知道他是拉贝，都称他爱得培先生，他尽自己的所有能力保护了25万难民，供他们吃喝住。他对妇女儿童非常关爱，对敌人却相反。一次，难民区围墙翻进一个身配刺刀的日本兵，难民们大惊，急忙呼喊拉贝，拉贝急忙赶来，对日本兵大加斥责，日本兵连连认错，准备从大门出去，拉贝命令他重新翻围墙出去。难民们得到他的关怀，还经常得到食物 孩子们常常得到礼品。拉贝的恩情我们永远不能忘怀！
　　二次大战结束后，拉贝因他的纳粹身份又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在他最消沉的日子里，南京人民为他募捐了几千美元让他安度晚年，为他寄赠食物，1950年，拉贝在柏林患中风去世。
　　直到半个多世纪后，拉贝才犹如凯旋的英雄，从历史迷雾中向我们走来。他的日记被公之于世；他在南京的故居被考证确定；他的墓碑安放到了南京；他当年拯救的难民纷纷一吐肺腑之言，中国人民的热情如火山一般喷涌而出，献给这位和平勇士。

约翰·拉贝　　约翰·拉贝(John H. D. Rabe,1882年11月23日—1950年1月5日）生于汉堡市的德国商人，以其在南京大屠杀中救了大约20多万中国人而闻名，被世人尊敬地称为“中国的辛德勒”。
　　19世纪末，欧洲十字路口的明灯——德国汉堡，诞生了一位名叫约翰·拉贝的传世英雄。
　　把世界还给人，把人归还自己。这一人道主义的精髓，像一弯持久不落的新月，沐浴，净化着无数的魂魄，也铸造了拉贝的人生观。
　　曾在非洲数年的拉贝，在1908年起受西门子中国公司之聘，开始在中国沈阳、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经商。拉贝的未婚妻多拉随后也来到中国，并于1910年10月25日在北京正式结婚。1931年至1938年前后，拉贝任德国纳粹党南京分部副部长。他目击了日本军队在中国南京制造的南京大屠杀，并将其记录为著名的《拉贝日记》。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拉贝和十几位外国传教士、金陵大学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医生、商人等共同发起建立“南京安全区”，并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南京安全区为大约25万中国平民提供了暂时栖身避难的场所。1938年回到德国，6月8日写信给希特勒，提交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告，但报告当时没有公开（一般认为，由于德日为盟国，故德国当局禁止他发表在南京的所见所闻）。之后，他甚至一度被盖世太保逮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拉贝因曾是纳粹党员而先后被苏联和英国逮捕。在证实他没有犯错之后，他在1946年六月被同盟国去纳粹化和释放，生活拮据。鉴于在南京时的功绩，他因而得到国民政府每月金钱和粮食接济。1950年拉贝于西柏林逝世，日记资料由他的孙子保存。1997年他的墓碑由柏林搬到南京。
　　他于1909年来到中国工作，先后成为北京、天津、南京西门子分公司经理。他在中国生活了整整30年，他与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有接触，1937年日军向南京进攻前夕，他从北戴河赶回南京，被一些外国人推为南京安全区主席。12月13日，日军攻战南京，进行了令人发指的血腥屠杀。金陵古城陷入黑色的恐怖大海。拉贝利用自己的纳粹身份，在自己的住宅收容了600多名中国难民，在他负责的不足4平方公里的安全区内，他和他领导的十多位外国人，不仅拯救了25万中国人的生命，而且捍卫了人类的真理和尊严。他在他租住的小粉桥1号院子内，写下了著名的《拉贝日记》。
　　1938年春，拉贝回到德国后，发表演讲，揭露日军在南京的疯狂暴行，遭到盖世太保的迫害。
　　开始，难民们都不知道他是拉贝，都称他爱得培先生，他尽自己的所有能力保护了25万难民，供他们吃喝住。他对妇女儿童非常关爱，对敌人却相反。一次，难民区围墙翻进一个身配刺刀的日本兵，难民们大惊，急忙呼喊拉贝，拉贝急忙赶来，对日本兵大加斥责，日本兵连连认错，准备从大门出去，拉贝命令他重新翻围墙出去。难民们得到他的关怀，还经常得到食物 孩子们常常得到礼品。拉贝的恩情我们永远不能忘怀！
　　二次大战结束后，拉贝因他的纳粹身份又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在他最消沉的日子里，南京人民为他募捐了几千美元让他安度晚年，为他寄赠食物，1950年，拉贝在柏林患中风去世。
　　直到半个多世纪后，拉贝才犹如凯旋的英雄，从历史迷雾中向我们走来。他的日记被公之于世；他在南京的故居被考证确定；他的墓碑安放到了南京；他当年拯救的难民纷纷一吐肺腑之言，中国人民的热情如火山一般喷涌而出，献给这位和平勇士。
一个德国人如此的帮助着中国的人民,在次期间还要背负着对阿道夫 希特勒的忠诚.他要承受多么大的压力.但是他还是帮助了中国帮助了南京,可是现在国人还有几个记得曾经的约翰拉贝呢

揭秘白莲教特殊教规：男女杂处 夜聚晓散 [转帖]

白莲教是唐、宋以来流传于民间的一种秘密宗教结社，渊源来自佛教的净土宗。相传净土宗始祖东晋释慧远在庐山东林寺与刘遗民等结白莲社共同念佛，后世信徒以为楷模。北宋时期净土念佛结社盛行，多称白莲社或莲社。南宋绍兴年间，吴郡昆山(今江苏昆山)僧人茅子元(法名慈照)，在流行的净土结社的基础上创建新教门，称白莲宗，即白莲教。

早期的白莲教崇奉阿弥陀佛，提倡念佛持戒，规定信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号召信徒敬奉祖先，是一种半僧半俗的秘密团体。其教义比较简单，经卷通俗易懂，为下层人民所乐于接受，所以常被用于组织人民群众反抗压迫。在元、明两代，白莲教曾多次组织农民起义。流传到清初，又发展成为反清秘密组织，虽遭到清政府的多次血腥镇压，但到了嘉庆元年(1796年)，白莲教大起义却是嘉庆年间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

嘉庆年间的白莲教起义，前后持续了9年零4个月，最早参加者多为白莲教徒。参加的人数多达几十万，起义爆发于四川、湖北、陕西边境地区，斗争区域遍及湖北、四川、陕西、河南、甘肃5省，甚至还波及到湖南省的龙山县。白莲教起义军在历时9年多的战斗中，占据或攻破清朝府、州、县、厅、卫等204个，抗击清政府从全国16个省征调的兵力，歼灭了大量清军，使清军损失一、二品高级将领20多人，副将、参将以下的军官400多人。清政府为镇压起义，共耗费白银2亿两，相当于当时清政府5年的财政收入。从此，清王朝从所谓“隆盛之世”陷入了武力削弱、财政奇黜的困境，迅速跌入没落的深渊。

白莲教作为一种宗教概念，包括的内容很广。可以说它是一千多年来，发生在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的各种“异端”、“左道”、“邪教”的总括，是佛教、道教以外的重要的民间宗教。反映的是中国下层社会百姓的生活、思想、信仰和斗争，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充当着重要的角色。

白莲教教徒的主要特征是烧香、诵偈(即宝卷)，信奉弥勒佛和明王。他们的经典有《弥勒下生经》、《大小明王出世经》等等。为了适应下层百姓白天劳动的实际情况，白莲教徒多是“夜聚晓散”，愿意入教的人不受任何限制，不分贫富、性别、年龄，男女老少只要愿意均可加入，“男女杂处”。到了明末清初，白莲教逐渐在教理方面趋于完备，教义也更加体系化。

白莲教教义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两种互相斗争的势力，叫做明暗两宗。明就是光明，代表善良和真理；暗就是黑暗，代表罪恶与不合理。这两方面，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在不断地进行斗争。弥勒佛降世后，光明就将最终战胜黑暗。这就是所谓“青阳”、“红阳”、“白阳”的“三际”。教徒们侍奉“无生老母”，信奉“真空家乡，无生老母”的八字真言。无生老母是上天无生无灭的古佛，她要度化尘世的儿女返归天界，免遭劫难，这个天界便是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先后派燃灯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下界。他们分别在不同时期内统治人类世界。

青阳时期是由燃灯佛统治的初际阶段，那时还没有天地，但已有了明暗。明系聪明智慧，暗系呆痴愚蠢。

红阳时期是由释迦牟尼佛统治的中际阶段，那时黑暗势力占上风，压制了光明的势力，形成“大患”，这就是所谓“恐怖大劫”的来临，这时弥勒佛就要降生了。经过双方的决斗，最后光明驱走了黑暗。

白阳时期是由弥勒佛统治着的后际阶段，明暗各复本位，明归大明，暗归极暗。

初际明暗对立，是过去。中际明暗斗争，是现在。后际明暗各复本位，是未来。教首们宣传，人们如果信奉白莲教，就可以在弥勒佛的庇佑下，在大劫之年化险为夷，进入云城，免遭劫难。待彻底摧毁旧制度，破坏旧秩序后，即可建立新的千年福的境界，那时人们就可以过安居乐业的好日子了。

元帅的最后岁月——彭德怀在大西南[转帖]

　　　　来源：北京日报

　　在2008年10月24日彭德怀元帅诞辰110周年前夕，王春才同志所著《元帅的最后岁月——彭德怀在大西南》一书，由薄一波同志题写书名，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值得称赏的大好事！这本书以彭德怀元帅1965年任西南三线建委第三副主任，在大西南的工作和生活为中心内容，兼及此前此后的相关事件，忠实记录了彭德怀同志后半生的活动轨迹，涵盖了他自庐山会议被错误批判以后解甲归田、“文革”之中被迫害致死、直至“文革”结束后党中央为其平反昭雪的广阔空间。

　　彭德怀的一生以1959年庐山会议为转折点，前一半属于顺境，后一半属于逆境。战争时期，虽然艰苦险恶，但这个时期属于古语所说的元首“盖在殷忧，则必竭诚以待下”的阶段，对彭来说，当属顺境。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彭德怀心怀民隐，上书言事。孰料批逆鳞，遭批判，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罢了官。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后，彭德怀元帅“解甲归田”，“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又首当其冲被批判，1966年底被揪回北京，随即被林彪、江青等野心家当作“文革”重犯，长期批斗，直至1974年11月29日逝世于301医院的“特别囚室”！以上是逆境。

　　彭德怀的沉冤昭雪、名誉恢复后，关于其生平的书籍得以陆续出版，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元帅的革命人生。令人感到美中不足的是，这些书籍大多是反映彭德怀的军旅生涯的，属于其前半生；而关于其后半生，特别是关于他在大西南任三线建委副主任的经历尚无专著，犹如丰碑缺遗一角。王春才同志所著的《元帅的最后岁月——彭德怀在大西南》正好弥补了这个缺遗。彭受任到大西南，有异于常人春风得意的履新就职，他是在政治阴霾的笼罩下，背负着历史的重压，在荆棘丛生的崎岖道路上跋涉。因此，随着时光的流逝，其旅迹渐至尘封湮灭。王春才同志在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二十多年时间里，追寻彭德怀元帅曾经的辙迹履痕，不辞劳苦地访问、调研，探索钩沉，披沙拣金，终于成就此书。

　　一代名将史，千秋孤臣泪，这是中国历代封建专制社会屡见不鲜的悲剧。读罢《元帅的最后岁月——彭德怀在大西南》，联想到其他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反右倾”和“文革”中的遭遇，鉴古审今，颇有启示意义！众所周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新大厦，是在数千年封建的旧基上建立起来的，必然会受到历史传统的影响。我们目睹的种种在“革命”名义下层现迭出的悲剧，已让世人惊异于封建弊政遗传基因的顽固！英国思想家萧伯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西方政治感到幻灭而向往社会主义。他在《好国王查尔斯的黄金岁月》一剧中，借查尔斯之口说：“如何选择统治者，这个谜尚未得到解答，而这是人类文明之谜”。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中国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人类文明之谜”在中国是毋庸置疑地解决了。然而，如何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像党的十七大所要求的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保证党的民主集中制正确、有效、严格地实行，却是仍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嵇卓,《元帅的最后岁月——彭德怀在大西南》，王春才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

解密中国古代官员如何上班[转帖]

　　　　历史的细节远比今天的电视剧精彩。《中国式官场——回望千年潜在规则》一书，通过史料碎片缀织拼接的方式，复原了古代官场的些许风貌和具体细节，读来饶有趣味且意味深长。

　　鸡鸣即起

　　古代的上班下班时间，和现代相似，也是晨聚昏散，但具体时辰上又 比现代一般机关之朝九晚五的通例要提前，与农业社会中大多数人的作息习惯相适应。《诗经 ·齐风·鸡鸣》中，妻子催丈夫起床：“公鸡已经叫了，上朝的都已经到了；东方已经亮了，上朝的已经忙碌了(鸡既鸣矣，朝既盈矣；东方明矣，朝既昌矣)。” 因知古人鸡鸣即起准备上班的传统，至少在春秋时代就已形成。往后，这个时段逐渐定型为卯时(早晨五至七时)。

　　由中国传统的行政体制所决定，古代公务员的所属机关，可分中央和地方两类。凡在中央各机关供职的官员，一定品秩以上，或有职务所规定，必须参加由君主亲自主持的最高国务会议，通称朝会，故京官上班的第一道程序，便是“上朝”，亦称“朝参”。朝会有大朝、常朝等区分。《梁书·武帝纪》里有一篇梁武帝的诏书，道是一切国务，必须先在朝会上咨询大家的意见，所以百官应该“旦旦上朝，以议时事，前共筹怀，然后奏闻”。也就是说，除法定的节假日外，这种具有实际内容的常朝，几乎每天都要举行。倘是君主生病或怠政，所谓“从此君王不早朝”，那便是例外了。

　　借光行路

　　上朝规矩，除一二品大员年高者，特赏可以骑马或坐椅轿外，其余人一律步行入宫；又因随从不得跟入的缘故，没人给你举灯照明。说是黎明开会，但若是把从宫门步行到朝殿(开会的大殿)这段距离算上，加上御史整队、等候传呼，得提前一些时间抵达。明高启《早至阙下候朝》诗云:“月明立傍御沟桥，半启拱门未放朝。”所述便是常参官提前到达的情景。适值黎明前的黑暗，进宫之后，叫人如何择路而行？据《天咫偶闻》记，明代紫禁城皆有路灯照明，天启时太监魏忠贤当权，才下令尽废路灯，方便夤夜出入。其后，该制度又为清朝继承，紫禁城内，除朝房及各门外，绝无灯火，理由为消弭火患。结果便是百官“戊夜趋朝，皆暗行而入，相遇非审视不辨”。想像其万一相撞或“追尾”之情景，唯有《三岔口》可比。因为无灯照明，还发生过有人在雨夜趋朝时因路滑失足跌入御河溺死的意外，如按现在的制度，当视为工伤死亡，应予抚恤。

　　当然，这种上班时的牺牲绝不会发生在王公大臣身上。清制，凡亲王与部堂长官上朝，皆有专人打灯引至景运、隆宗二门；军机大臣则有角灯导入内右门。还有，奏事处官员、各部院衙门递奏官和各省提塘官，因为他们提前送到的各种文件和报告或许会成为皇帝在朝会上提出讨论的议程，因而也特许给灯。上述这些灯火，就是广大“无光”上班族防备工伤的借光之源。大体办法，各自赶早，如等早班车似的站在东华门外，远远看见有灯过来，便蜂拥而上，亦步亦趋。没赶上这趟的，只好再翘首以盼下一个“有光”上班族到来。

　　可惜，导演们拍了这么多清宫题材的影视剧，从未落实过这个“借光上班”的真实细节。

　　站队有学问

　　参加朝会者来自各个部门，品秩亦有高低，所以开会时要进入指定的位置，这叫“朝班”，即朝参班次的意思。又因为官员经常会升级降级，或在不同部门间调来转去，所以具体到个人而言，朝班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现代的机关会议，出席者应坐的位次，照例都由会务组使用“名牌”标示，对名入座，不会搞错，古人没发明这个办法，所以“乱班”现象时有发生。

　　《万历野获编》卷十三记，明神宗时，因朝会时开时辍，“班行遂无定序”。有一次，一个阁部官员和一个监察官员互争位次，请编制朝班的蔡献臣分辨是非，老蔡谁也不想得罪，便引成例:如按常朝，你是对的；如按大朝，他亦不错。由此可见，各种朝会有不同的位次安排，这是在中央机关供职的官员必须掌握的一门学问，否则一上班就要出错。

　　朝会的时间，根据议程多少有长有短，一般多在辰时(上午七至九时，这里多指九时)结束，称“散朝”、“放班”或“退朝”。五代以后，常有这样的情况:早朝时，皇帝并不上殿与百官见面，而是将宰相或首辅等一些重臣召入内殿开小会。小会开完后，宰相出来，领着百官在殿廷行礼后，宣布退朝。《梦溪笔谈》记载，宋神宗即位之初，韩琦任宰相，遇到小会时间过长，便照过去的习惯，让其他官员自行退朝。王陶任御史中丞后，为此弹劾韩琦。皇帝因此下令，如遇执政大臣奏事到辰时还未结束，“即一面放班”，就是允许百官自己退朝，以后便定为制度。

　　退食——官员的优惠待遇

　　对于参加朝会的官员来讲，退朝即意味着上班告一段落，接下来便是准备吃饭，故退朝又叫“退食”。《诗经·召南·羔羊》有“退食自公”一语，唐代起，京朝官在退朝后，都可在宫内饱餐一顿皇帝请客的“朝食”，“退食自公”遂成典故。元傅若金《寿王左丞》诗:“焚香凤阁春开宴，鸣玉龙墀午散朝。”因见“退朝”与 “散朝”又有微妙区别——散朝应该把吃过朝食的程序也计算在内，而此时已是中午了。

　　参加朝会，是古代京朝官每天按时上班的第一要务，凡无故缺席，迟到早退，或朝班失仪，都属于违纪，历代均有处分条例。唐代起，凡盛暑、雨雪、泥潦，酌免朝参，谓之“放朝”，这一制度为以后历朝沿袭。唐白居易《雨雪放朝因怀微之》诗云:“归骑纷纷下九衢，放朝三日为泥涂。”明李东阳《早朝遇雨途中即事》诗云:“纵道君恩屡放朝，端居未敢忘巾栉。”所述都是因天气缘故放朝。设想拂晓即起、五更趋朝的辛苦，难怪要当“君恩”歌颂了。

　　但放朝不等于放假，班仍旧要上。即使是正常天气，京朝官在退朝就食之后，亦多要去各自所属的机关“署事”，也就是办公。至于那些没有资格出席朝会的一般官员，以及属于办事员、勤杂人员范围的书吏、衙役等，也当在每天卯时(早晨五至七时)即去机关工作。

　　京朝机关又分内朝和外朝两类，内朝如中书、门下等，就在宫禁之内；外朝如尚书、六部等，亦多毗邻宫禁。在宰相或内阁直辅总理政务的朝代，退朝后而“朝食” 尚未开饭前，各部门的人多借此机会就近请示，或跟到相府，情形十分热闹。唐高宗时，某日，尚书左丞杨 刚退却回衙，就有人堵着他讨申诉批复，杨 说:朝会刚散，还未吃朝食哩，等吃过后一定审慎处置。诉者反唇相讥:“公云未食，亦知天下有累年羁旅诉者乎。”(《大唐新语》卷一)

　　午休时间自由支配

　　清代《钦定六部处分则例》上，载有京朝官统一的下班(称“散值”)时间，规定是春分后于申正(约下午四时)散值，秋分后于申初(约下午三时)散值；又，明沈周《暮投承天习静房与老僧夜酌》诗云:“临昏细雨如撒沙，城中官府已散衙。”这个“临昏”的“散衙”，就是机关下班。我推度，早晨六至七时报到，下午三至四时回家，从秦汉到明清，古代公务人员每日上下班的时间大抵如此。至于白居易笔下的“退衙归逼夜，拜表出侵晨”(《晚归早出》)，则可解释为当时的京朝机关多集中在皇城区域，与百官居住的生活区相隔颇远，所以回到家时，照例是“逼夜”了。

　　还有一个问题:上班到下班之间的一个段落——吃中饭以后，是否有一段午休时间？宋代史学家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开篇云:“予以谏议大夫奉朝请，每退食，观唐人洎本朝名辈撰著以补史遗者，因纂所闻见继之。”是说他在任职有资格参加朝会的谏议大夫期间，每天退朝会食之后，便博览唐宋史杂著，同时纂辑自己的见闻以补缀，最后积累成这部专述唐宋典例的《春明退朝录》。因知虽然还在“班头”上，但中饭以后，照例有一段午休时间可供个人自由支配。

　　地方政府的上班与下班

　　各级地方机关的上班时间，与京朝相似，也有先参加长官主持的会议、然后各自办公的程序。按制度，包括各科书吏、各班衙役在内，所有的“做公”人员，都必须以击响云板七声为号，于每天黎明准时上班，然后书办分别领取各个科室的印章(签押)，衙役分别进入各自班次的岗位，以及秘书、侍从开启公堂之门等，亦都有不同的信号，一点不得含糊。

　　这是明清的习俗。在此之前，官府的上班信号，还有一个从升旗到击鼓的流变过程；上古时，公府称牙府，各级牙府都有自己的旗帜，称“牙旗”。宋袁文《瓮牖闲评》卷八称，古时，凡太守开始办公，皆以“建牙”即升起牙旗作为标志。其后字称讹变，“牙”转为“衙”，办公信号也从建牙变为“衙喏”，就是“兵卒鸣鼓而声喏，每日早晚皆然。……不独州郡如此，其他曹职处往往皆然”。苏东坡《入峡》诗云:“放衙鸣晚鼓，留客荐霸柑。”即此谓也。又，元杂剧《窦娥冤》第二折里楚州太守桃杌令:“左右，打散堂鼓，将马来，回私宅去。”可知元代的衙门，仍以击鼓为上下班的信号。

　　子史杂著中所称的卯时，即早晨五至七时，具体落实为五时还是六时，或七时，按清人何耿绳《学治述略》上的介绍，春冬二季是卯正一刻发头梆，约合现在早上六时，夏秋二季是卯初一刻，约合现在五时半左右。但官吏们正式开始办公的时间，又要稍后一些，冬春二季是辰正一刻，约合现在八时左右，夏秋二季是辰初一刻，约合现在七时半左右。

　　点名签到很重要

　　古代官箴以“清、慎、勤”为基本原则，“勤”的起码要求，便是按时上班下班，历代典章制度中，多有规定。如《唐律疏议·职制五》有一条“官人无故不上 (班)”的法令说，内外官员应上班而不到的，缺勤一天处笞二十小板，每再满三天加一等，满二十五天处杖打一百大板，满三十五天判处徒刑一年。倘是军事重镇或边境地区供职的“边要之官”，还要罪加一等。同书《职制四》中，还有一条点名考勤的法令和解释，大意是:内外官吏应点名检查实到人数，有时一天几次，频频点名，点名时未到的，每缺一次点名笞打二十小板。倘每次点名不到，完全不来上班，就计算天数，按无故不上班的罪名议处。

　　违纪防不胜防

　　不过这都是写成文字的条令，事实上，古人较真重视的是按时上班，何时下班则并不严格。如元代的《至元新格》谓:“诸官府皆须平明治事，凡当日合行商议发遣之事，了则方散。”因知只要当天该办的公事了结了，就可以下班。其中吃中饭是一大关节，许多京朝机关都在午饭后，仅留一两个官员值班，余多回家，唯吏胥书办、役夫勤杂仍坚守岗位。比较而言，在总汇政务部门如中书门下、尚书内阁供职者，或直接为皇帝服务的机要秘书之类，须全日制坐班。

　　据《坚瓠集》记，宋太祖赵匡胤曾有一条专门针对州县官的警告:“切勿于黄绸被里放衙！”因知天高皇帝远，地方衙署考勤制度的废弛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再作进一步考察，或许上层的出勤违纪现象，反倒比下面更严重。以唐代为例，甚至连出席朝会这种高级政务活动，“淘糨糊”者也大有人在。如宣宗大中四年(公元850年)，御史台曾有专奏揭述，道是有文武常参官捏造事由，不参加朝会，其实是在外宴游作乐，请“准常条已倍书罚”(《唐会要》卷六十)。相似的记载宋代也有，如仁宗天圣二年(公元1024年)，右巡使(相当于中央纪检委干部)张亿一气弹劾户部郎中、史馆修撰石中立等三十三人托辞生病不赴朝会。皇帝下诏警告百官，对于那些动辄称病缺席旷职者，朝廷要派医官检验核实(《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零二)。

　　此外，前紧后松也是一条规律。如唐玄宗时，“文武官朝参，无故不到者，夺一季禄”(《唐会要》卷二四)。到肃宗时，“朝参官无故不到，夺一月俸”(同上)。再到文宗时，“文武常参官，朝参不到，据料钱多少每贯罚二十五文”(《旧唐书》卷一七)。处罚力度之如此减弱，恰能说明中央对官僚集团的控制力量日益松弛。

　　一样迟到，两样心情

　　清初诸帝抓考勤颇严，乾隆时，翰林修撰钱在上书房为皇孙、皇曾孙授读，只因连日缺勤，便奉旨革职留任，八年无过，方准开复，由此失去了多次外放考差、收受贽敬的赚钱机会。彼时对下班也盯得很紧，特派太监管门，对京朝机关的散值情况逐日登记，官员若有部院应办事务或奉旨特派事件而应早散值，必须将早退的缘由告知管门太监，随时登记，以备查核(《钦定六部处分则例》卷一四)。到晚清时，就是另一番景象了，即如《官场现形记》第三十四回所谓“不过同点卯应名一般，一来就走”。

　　此外，除衙署有闲忙之分，官吏有尊卑之别，还要看你上上下下是否“兜得转”。晚清时，京师官场上流传有两首打油诗，专门描摹军机章京的起早上班。一类是兜得转的“红章京”，诗云:“玉表金钟到卯初，烹茶洗脸费工夫。薰香侍女披貂褂，傅粉家奴取数珠。马走如龙车似水，主人似虎仆如狐。昂然直入军机处，突问中堂到也无？”另一类是吃不开的“黑章京”，诗云:“约略时光到卯初，劈柴生火费工夫。老妻被面披貂褂，丑婢墙头取数珠。马走如牛车似碾，主人似鼠仆如猪。蓦然溜到军机处，悄问中堂到也无？”

　　试看，同样是上班迟到，一则全无顾忌，一则忐忑不安，底气截然不同。
 

也谈《孟子》里一处标点[转帖]

　　也谈《孟子》里一处标点

　　■蒙培元

　　读了顾农先生发在《中华读书报》（2009年3月18日）上的文章《孟子》里的一处标点，有一些想法，提出来与顾农先生共同探讨。

　　我认为，该文提出了三个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是读经典时经常会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读经典？该文通过一个具体例子，即《孟子·尽心下》中冯妇条的两种读法或标点法（古书本

　　无标点，标点是近代才有的），说明即使是一个“细节”，也会产生不同的理解，故不可不认真“细读”。这两种读法是：一，“有冯妇者，善缚（博字之误）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虎负隅，莫之敢樱。望见冯妇，趋而迎之。冯妇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二，“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作者引述了鲁迅在《标点的难》中对这两种读法的评述之后指出，前一种读法来自汉人赵歧的《孟子注》和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后一种读法来自宋人刘昌诗的《芦蒲笔记》和周密的《志雅堂杂抄》。鲁迅说，“很难决定究竟是那一面对”，顾农先生则认为，刘昌诗的读法“很有意味”，而周密的补充说明更是“甚有理趣”。

　　碰巧，我在读这段文字时，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最后采用了第二种读法（见《蒙培元讲孟子》，P131,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今读此文，觉得顾农先生讲得很有道理。读经典时，遇到这一类的问题，确实需要仔细考辨，看看有几种读法，哪种读法更符合原意，或更有理趣，决不可轻轻放过，更不可“断章取义”。究竟如何读法，可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一定要有根据和论证。我很赞同顾农先生的说法。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对待权威？顾农先生说，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是权威意见，因此后来为《孟子》作注的人，在处理这类问题上，一般都是按照《集注》办理，免得惹“麻烦”；并且提出，“要推翻一种权威的意见是很难的”。这所谓“很难”，可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权威的意见有道理，不易推翻；一种是意见出于权威，故不敢推翻。作者的意思可能是后者。当然，作者也指出有“不回避问题”的学者，所举的例子是清代的焦循。但是，焦循在《孟子正义》的冯妇条中，恰恰驳斥了刘昌诗、周密的读法，而采用了朱熹的读法，只是对后半的断句提出了新说，认为应作“望见，冯妇趋而迎之，冯妇攘臂下车……”。但后人一般都不采用此说，因为此说确有些勉强。照焦循的说法看，与朱熹是不是权威似乎没有多大关系，在如何解读文句的问题上，他既能提出自己的新说，又能尊重朱熹的读法。

　　有各种各样的“权威”。就学术思想而言，真正的权威不是由某个人封的，也不是由某些人吹捧起来的，是由他在学术上的贡献自然形成的。权威受到学者的尊重，也是很自然的。这并不是说，权威就一定没有错误，对于权威的错误，当然不能无条件地维护，而要据实予以反驳；有不同见解，也可以自由争论。古人说：“学术乃天下之公器，非人所得而私也。”盲目崇拜权威是奴化教育的产物，当然不利于学术的发展。至于用行政命令的办法禁止对权威的批评、反驳，如顾农先生所说者，显然是用政治权力压制学术自由。历史证明，这种做法是一定要失败的。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被定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之后，被人为地权威化了，同时也被政治意识形态化了，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掌握了解释权。但是，不能由此否定其学术思想上的贡献，对此，要做具体分析。就《孟子》中冯妇条的读法而言，周密敢于提出不同意见，以“卒为善，士则之”与后半之“其为士者笑之”相对应，固然有道理。但清代学者阎若璩在《四书释地又续》中则提出与刘、周不同的意见，认为“卒为善士，则之野”与后半之“望见冯妇”相对应，也有道理。如果冯妇不“之”野，众人何以能“望见”冯妇？由此看来，两种标点法确如鲁迅所说，“很难决定究竟那一面对”，因为两面都有理据。这也说明，当时的学者只求学术之“是”，既不屈从权威，也不是为了反对权威而反权威。今日我们读经典，就更应持这种态度。

　　第三个问题最重要，就是如何由句读进到义理的问题。顾农先生说：“字句方面尚且如此，讲到义理，就更加是这样了。”我认为这个看法很好。读经典时，解决句读方面的问题固然很重要，因为这是理解经典的基础；但是，决不能就此止步，解决这些问题之后，还要理解其义理，这才是读经典的根本目的。那么，冯妇条有何义理？两种标点对于理解其义理有无不同？可惜，顾农先生虽然提出了问题，却未做出回答。当然，从该文的题目看，作者可以不做回答，但是，这个问题正是我所关心的。

　　从前后语境看，孟子引出冯妇的故事，是要说明他不会再去劝说齐王。但就冯妇故事本身看，却表达了一个完整而重要的义理，这个义理正是孟子思想的中心理念，即仁的学说。仁是儒学的核心，冯妇的故事就是讲仁即善的，标点的异同，应当与这个问题联系起来理解，才有意义，否则，就是无根之谈了。

　　孔子说过仁者“爱人”，汉人便以“从人二”（《说文解字》）解释仁，其实，孔子也很尊重动物。孟子作为孔子的继承人，明确提出“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郭店楚简将仁写作“”），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本质。仁不只是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而且扩展到人与万物的关系，这就是“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下》）。“爱物”是仁的重要内容，虎作为自然界的一种重要动物，便在被爱之列。正因为如此，孟子以“善博虎”的冯妇不再博虎为善，而善就是仁。从语法上说，“卒为善”的读法是从不再打虎这件事上说，是一种善行，所以士人视为学习的榜样；那么，反过来说，当冯妇博虎时，虽然很勇敢，却并非善行。“卒为善士”的读法是指行为主体，即冯妇这个人而言，当其“善博虎”时，可谓勇士，却不是善士，当其停止博虎时，就成为善士了。在儒学中，仁能够包括勇，勇却不能包括仁，“善”或“善士”是对“士”的一种很高的评价，即具有仁德之士。可见，孟子是以是否爱护动物（虎）作为善不善的标准，其中，含有深刻的生态意义。全部冯妇条的义理，即在于此，而两种标点法，都能成立，只是句法上有所不同，实质上并无区别。这就是从冯妇条的标点得到的启示。
 

寻找先父张西曼北京大学“户籍”的经过[转帖]

　　
　　■张小曼

　　今年是先父张西曼教授（湖南长沙人，字百禄，1895-1949）逝世60周年，1949年7月10日，早在1908年加入同盟会，投身近代中国革命四十年如一日、在反动凶焰下毕生公开传播马列主义、为中华民族的民主自由解放富强舍生忘死的父亲因积劳成疾病逝北平，精疲力竭地倒在新中国的大门外，年仅54岁。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

　　李维汉、周扬、王明、李济深、沈钧儒等19位中央首长组成了治丧委员会，周恩来亲笔题写了落款是“敬题”的墓碑，并成立了以政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为首的张西曼遗著整理委员会。1949年7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张西曼教授逝世消息的最后一句话是“张夫人魏希昭及年甫一岁的幼子均在平”，其实我这个父亲最小的女儿只不过因为当时剃着平头而被记者误认为是儿子了。

　　1950年初，全国正在开展轰轰烈烈镇压反革命的政治运动，从1929年开始投身学生运动参加革命二十年的我的母亲魏希昭被诬告成“国民党特务”，被组织错误处理，1952年母亲年仅38岁丢掉公职，成了失去公职的“无业人员”，长期遭到公安机关的监视变成了“特务嫌疑”，开始了后半生的苦难。张西曼遗著整理委员会也悄无声息地解散了。

　　我的母亲魏希昭不愧是地下党培育多年的革命者，在多年的逆境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母亲含辛茹苦忍辱负重把当年1岁的我抚育成人，并培养了我对父亲深深的爱，1970年我踏上搜寻先父张西曼教授生平事迹的道路，我的立足点除了采访父亲的朋友、学生外，重点是查阅父亲遗著、原始报纸和档案材料，39年来没有过丝毫的懈怠。对父亲1949年1月出版的《历史回忆》，我更是翻阅了多遍。因此我坚信父亲与北京大学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

　　我的父亲张西曼1909年进入族兄张百熙主办的京师大学堂学习。1911年初为避清廷追捕北上俄属海参崴留学，接触了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与俄国革命党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产生了中俄革命互助的思想。1914年父亲回国后就在哈尔滨滨江道尹公署的工作为掩护，秘密从事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传播。1917年与友人创立哈尔滨东华中学，被誉为创立该校的“五君子”之一，该校后来成为中共建党的据点和革命者赴苏俄考察学习的中转站。

　　震惊世界的十月革命爆发后，为深入了解事实真相，1918年父亲第二次赴苏俄考察，认识到十月革命有远大的前途，遂致函孙中山蔡元培等人，建议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研究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发动工农参加革命，以避免革命党以往仅仅利用新军会党的不足。应蔡元培万福华电召，1919年7月父亲回到北京，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编目室工作，与李大钊一起推动了社会主义研究会的成立。在《历史回忆》中有多篇文章涉及到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和北京大学，如“扩充俄文图书之意见书”、“一个暑假研究问题的教训”、“五四中的社会主义运动”、“北大俄文系的厄运”等文章。

　　我1978年开始借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参与《中华民国大事记》的编辑，利用这里资料丰富的便利条件，我仔细查阅了上个世纪20年代的《北京大学日刊》，竟然在该刊中多处发现父亲的踪迹，如1920年4月父亲在北京大学日刊上要转售大英百科全书的报道，联系地点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编目室；1920年先父与李大钊共同创立“俄国灾荒赈济会”的消息，发动全国上下为伏尔加河流域受灾的苏联民众捐款捐物运送粮食的报道，当时在赈济会父亲担任总务股副主任，而李大钊担任文书股副主任的记载；还发现有“扩充俄文图书之意见书”最早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的情况，另外还发现在先父民九年（1921年）4月致胡适先生的信中谈到蔡元培先生在校务会议上建议先父任职北京大学俄语系教员的经过，以及多次父亲在北京大学的各种捐款纪录。这些珍贵的线索，充分证实我的父亲张西曼上个世纪初叶肯定在北京大学学习和工作过，对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1992年我千里迢迢远赴俄罗斯，在莫斯科的列宁图书馆（现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找到父亲张西曼1922年1月出版的《俄国共产党党纲》、1923年出版的《中等俄文典》、1925年的《新俄罗斯》读本等珍贵资料，而在《中等俄文典》等书最后的销售地点，都是在北京大学三院。

　　1998年是北京大学建校百周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与北大》一书，收录了先父张西曼1949年《历史回忆》中的“北大俄文系的厄运”一文，我感到非常高兴，遂找到北京大学俄文系，向李明滨教授和郏惠康教授等北京大学俄文系的老教授和系主任等反映先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和协助创办北京大学俄文系的情况，得到他们的一致认可，北京大学俄文系还给了我一张专页，赫然写上了1920年先父张西曼在北京大学创办俄文系的情况。

　　2002年，受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委托，北京大学物理系的严瑞英老师辗转找到我，说钱理群教授要编辑一本《永远的北大人》的书，希望我帮助撰写先父张西曼与北大的文章，我爽快地答应下来，经过将近两年的辛苦努力，25000多字的“先父张西曼教授与北京大学”完稿了，2004年我把稿子给了严瑞英老师，心中一块石头落地，感到自己总算完成了一项任务。

　　2005年是先父张西曼诞辰110周年，在全国政协张梅颖副主席的支持下，这年临近年终的12月30日在民盟中央6楼大会议室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和革命史研究室主持召开了先父张西曼诞辰110周年纪念座谈会，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影响。而在此前后，北京大学俄语系老主任李明滨教授曾数次给我打电话，都说“老先生在北京大学没有‘户籍’呀！”我感到非常惊讶，怎么会没有“户籍”呢？如果先父张西曼教授在堂堂的北京大学找不到户籍，那就是说父亲的一切回忆都是假的呀！随后，2006年我发现《永远的北大人》一书公开出版发行了，可是书中却没有收入我提供的“我的父亲张西曼与北京大学”这篇稿子，事先没有任何人跟我打招呼，奇怪的是我从网络上搜到的该书的前言中，却赫然纪录着钱理群教授起草的前言中介绍收入的北京大学历史人物的名字中竟然提到“一边在京师大学堂学习，一边从事革命活动的张西曼”。说明《永远的北大人》一书拟议中是准备收入我写的《先父张西曼教授与北京大学》稿件，而最终却因为先父张西曼教授在北京大学没有“户籍”而撤稿的呀！

　　由于我住在城里，离北京大学档案馆路程很远，往返一次也得36公里，所以从1998年到2006年的八年间，我曾多次打电话与北京大学档案馆联系，希望帮助查找先父张西曼在北京大学工作的线索，可总是杳无音讯。当我在网络上搜寻“北京大学俄语系”和“张西曼”的名字时，发现北京大学俄语系的系史由于北京大学档案馆里找不到先父张西曼的“户籍”，也把原来在1998年就承认的“1920年著名学者张西曼教授曾创办俄文系”这句话删掉了，变成“1950年由曹靖华先生创办北京大学俄文系”。

　　我认为事关重大，我在2006年11月30日下午4时赶到北京大学档案馆，向接待人员提出“我要查档案”，一个工作人员给我甩了句闲话“你信不过我们！”我说：“我不是信不过你们，而是我坚信我的父亲不会撒谎！”是啊，我请北京大学档案馆查了8年都找不到的东西，能够凭我的坚持查出来吗？

　　第二天是2006年12月1日，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上午9点，我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奔波，赶到了北京大学档案馆，刚刚坐下，一位工作人员就拿出了两本发黄的32开的薄薄的小册子，我定睛一看，居然是民国九年四月和十一月的两册北京大学教职员工名录，在四月的这个小册子上，封面上写的是：

　　　　北京大学教职员简明一览表

　　　　　　　　　　　　九年四月

　　　　北京大学总务处文牍课编制

　　　　第二院教务处

　　在这个小册子的“十画张郭”部分，第4个就有先父张西曼的名字，写的是：

　　张西曼　湖南长沙　东四四条壹号　东局一三二七

　　而在“张西曼”与“湖南长沙”之间的别名和年龄两个内容则是空白，这一页上方左侧的编号是“900024”，虽然文字不多，但终归是北京大学有了先父张西曼担任教职情况的姓名的确凿记录，不但说明先父张西曼没有撒谎，他当时确实是北京大学的教职员工，而且新的发现是父亲当时的住址则是在我过去一无所知的“东四四条壹号”，我的兴奋是不可言喻的。

　　而第二个小册子，令我看了更加惊喜不已，封面正中有竖写的“国立北京大学职员录”几个字，左侧写着“中华民国九年十一月编”，封面的右侧有一个竖立的椭圆形图章，上面写着“预科委员会”。

　　　　这个小册子的第八页上，记载的内容如下：

　　　　国立北京大学职员录

　　　　总务处图书部兼图书部主任

　　　　西城石驸马大街

　　　　本科政治学系教授　李大钊　守常直隶乐亭　后闸三五号　西局二二五七

　　左侧“图书部登录课”除了一个助教两个书记的名字后面就是“图书部编目课”，上面写着：

　　　　助教　顾颉刚　二八　江苏吴县地安门内大石作三二号

　　　　事务员　查士　冰如　二六　浙江海宁　地安门内东板桥五0号　东局一五七一

　　　　事务员　张西曼　西曼　二六　湖南长沙　翠花胡同十二号　东局一三二七

　　后面还有两个书记的名字。

　　看到这里，我真是太高兴了，“顾颉刚”，不就是那个著名历史学家的名字吗？这份档案材料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我的父亲张西曼那时确实与李大钊先生在一个部门工作，父亲张西曼当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共同创建社会主义研究会，1920年翻译出版《俄国共产党党纲》、1921年与俄籍教授柏烈伟合编的《俄文文法》等书，都是在北京大学期间的建树啊！父亲的回忆录完全是真实可信的！在我不懈的追求下，经过8年的努力，我终于找到了父亲张西曼教授早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户籍”，心中十分欣慰，我把这个好消息通知与我联系的有关的北京大学俄语系的教授们以及严瑞英老师，她的答复是：待将来再版时再把“我的父亲张西曼与北京大学”一文收录到《永远的北大人》一书中去。

　　当我再到网络上查找“北京大学俄文系”和“张西曼”条目时，发现北京大学俄语系的介绍中又恢复了“著名学者张西曼教授曾在1920年协助创办北京大学俄语系”的内容，而这个时间，比1950年曹靖华教授创办北京大学俄语系的时间提早了30年，而有趣的是，当1920年先父张西曼教授推动北京大学创立俄文系的时候，曹靖华是当时二期的旁听生。历史就是如此令人感慨万端呀！

　　我庆幸自己的坚持，绝不人云亦云，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同时为父亲张西曼庆幸，家族中有我这个最小的女儿继承父亲的遗志寻觅先父可歌可泣的历史昭告天下，使父亲后继有人；更为北京大学庆幸，文化战线唯一被中共中央称颂为抗日民族英雄的张西曼教授曾为北京大学增光添彩；我将继续以百折不挠、求真求实的精神，在浩瀚的史海中搜寻，填历史之空，纠历史之错，这大概是历史赋予我的重任吧！

　　今年是中国的俄语年，1996年8月，俄罗斯《真理报》曾撰文称颂先父张西曼教授是“近代中国俄罗斯学的奠基人”。北京大学俄语系老主任李明滨教授是曹靖华教授的学生，他在1996年发表在《中国俄语教学》杂志上的文章的题目就是“中国俄语教学的开拓者张西曼”。李明滨教授在2005年先父张西曼教授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感慨地提到1992年我从遥远的莫斯科带回国内的先父张西曼教授1923年出版的《中等俄文典》和1925年出版的《新俄罗斯》读本是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主任栾景河博士在会上也说到近代“中国俄罗斯学的开拓者，从目前情况看，应该是张西曼先生”。如今吉林师范大学和中共中央党校的两位博士正在进行全面的张西曼思想和中苏文化协会历史的研究，杭州大学的老教授也在开始对这两本教材进行深入探讨，相信不久的将来会有更新的成果奉献给广大读者吧！
 

三千里江山埋白骨 志愿军遗骸殡葬揭密[转帖]

□文/记者钟坚

湖北赤壁市城西南的老营盘茶山，坡地间是一片墓群。50多年来，142位志愿军士兵在此地沉睡，无人知晓。赤壁的这处志愿军墓地附近，当年是中南军区解放军第67预备医院，当地老百姓称之为“野战医院”。这所军医院属团级建制，下设两处、两科、三个医疗所和一个护士培训队（又称省军区护士学校），包括警卫排、担架队、面包房、汽车队等500多人，医护人员中还有90名旧日本军队的医护人员。

1950年6月，韩战爆发后，第67医院陆续接治从朝鲜战场前线转运后方的伤病员。该医院的医护人员共救治1200多位伤病员。其间，陆续有142名伤员因救治无效牺牲。残缺的碑文记载，抗美援朝战争最惨烈的时期1952年4月至1953年1月，其间在该医院死亡99人，1952年7月多达24人。后来医院撤销，加之部队番号和大陆行政区划变迁等原因，掩埋在这里的英烈一直无人问津。

战后集中掩埋

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署。战俘遣返、战死者遗骸交接和失踪人员统计提上各方议事日程，其后一拖再拖，正式开展此项工作是第二年的3月。志愿军代表团临时从志愿军各部队和北京调派人员，成立墓地注册委员会，专司大规模挖掘、搬运与掩埋死亡军事人员的工作。

抗美援朝50周年时，原志愿军代表团成员、总政保卫部的孙佑武着文说，墓地注册委员会总部设在原李克农的住处“桃花园”，初期设有参谋组、资料研究组和行政组，38军副军长李际泰受理该项任务。

对墓地注册委员会的机构组成和日常工作，孙佑武的回忆很详尽：“墓地注册委员会下面，组建了3个负责挖掘和搬运尸体的‘搬尸队’，每队30余人，按班、排编组，所有‘搬尸队’成员都从战斗部队严格选拔，由班长当战士，排长当班长，队长和政委都是团级干部。每个搬尸队还配备了多辆由军用卡车改装成的密封运尸车和必要的挖掘、运载工具及装尸胶布袋与消毒器材等。”

1950年10月韩战打响后，中国军队一直向腹地推进，最远推进到“三七”线附近。如此纵深作战，许多志愿军战死者都被草草掩埋，根本来不及建立陵园，这样的掩埋点在当年的北朝鲜各地都是。

孙佑武在回忆中称：“志愿军的战死者接收组下设4个小组，每组有一名接收军官，配以英文翻译等工作人员。志愿军烈士的遗骸一运到，美移交军官向我接收军官递交一份移交尸体的清单。我方搬尸队的队员随即将尸体从密封的运尸车上卸下，边抬，边消毒，边清点，然后在接收帐篷后面，将遗体装进运尸车。”清点和交接的手续办妥后，运载尸体的车队便由专人携带清单护送到烈士陵园，先由法医组进行检查和登记，然后进行埋葬。

1954年9月1日，板门店附近的东场里非军事区双方战死人员遗骸首次交换，中朝按照协议将200具美方死亡人员尸体移交对方，我方收到600具尸体。这样的尸体移交持续近一个月。当年年底，临时机构墓地注册委员会完成使命后被撤销。这一年，志愿军代表团在朝鲜境内修建了8处集中的烈士陵园。

留守的七人中国小组

1958年，周恩来率团出访朝鲜，按中央军委原定计划，志愿军将在1958年上半年全部回国。但时任志愿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的杨勇和王平提出建议，将最后撤出日期定在志愿军入朝参战纪念日10月25日，此间，志愿军官兵还可为朝鲜人民建设几个月。毛泽东随即应允，并同意在平壤修建中朝友谊塔，各地修建所属地区的志愿军烈士墓，向参加韩战的志愿军官兵授予“祖国解放战争纪念章”。毛还批示，志愿军所有烈士都留在朝鲜，包括他的长子毛岸英。10月，志愿军最后一批部队撤离朝鲜。

志愿军撤回之后，对志愿军战死者遗骸的挖掘，朝鲜也做了相应的工作。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尹继波副馆长介绍，朝鲜在后来的国内建设中，大概修建了200多处志愿军合葬墓地。“那些墓葬修建有活门，零星的志愿军墓和遗骸被发现后就往里面放，发现一个就送一个，到了后期，寻找到的多数是无名烈士。”

志愿军原本在板门店的军事停战委员会有一个100人的代表团，撤军后只剩下一个7人工作小组，全部由军方人员组成。留守的军方小组除负责停战协议后的善后事务，还包括协调接收在韩国境内发现、经由联合国转交的疑似志愿军失踪人员的遗骸，然后参与鉴定，并把志愿军的纪念章、尸骨、标志牌等遗物移送国内。

1991年3月，美国提出由韩国将军担任“军停会”首席代表，遭到朝方拒绝，并抵制参与“军停会”工作。其后，朝鲜撤走其驻“军停会”代表团，另立“朝鲜人民军驻板门店代表处”。9月，中国方面鉴于“军停会”已实际停止工作及朝方的要求，决定撤回原驻“军停会”代表。中方7人小组撤回后，志愿军的名称就此成为历史。寻找、挖掘和掩埋志愿军失踪人员遗骨的工作也随之结束。

广东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古大存沉冤录[转帖] 

　　　　一本详述广东土改、反地方主义的党史类著作

　　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

　　作者 原国家出版局局长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 陈原

　　以史为鉴：前提是要有史，而且必定要有信史，即确实的不加歪曲事实的史实，否则不可鉴，甚至会鉴错了。《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就是这样一本信史。它利用大量的档案材料和翔实的口述记录，真实地描述和剖析了五十年代发生在南国的所谓“古（大存）冯（白驹）地方主义反党联盟”冤案；这桩冤案不但将两位长期在白区坚持斗爭的老革命屈打成什么分子，而且株连两万至三万广东基层干部和群众。直到改革开放时期，冤案才得以彻底平反。原来当年既无地方主义，更无反党联盟。编著者杨立是古身边的工作人员，写来有声有色有血有泪，感人至深，使后人明白“左”之为害大矣哉！---“红玫瑰，带刺的”是毛泽东早年对古大存的评语。

　　一本详述广东土改、反地方主义的党史类著作

　　由广东省付省长杨立编著，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发行的《带刺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采用当年文件、资料、当事人所写所说的材料详尽实录广东历史上最大冤案（反地方主义）从发生到平反的30年历程。

　　杨立：“此案惊动过中央领导同志；涉及叶剑英、方方、陶铸、赵紫阳、古大存、冯白驹、区梦觉、林李明、李坚真、尹林平、林锵云等当时广东几乎所有省委领导人物；全省受到株连和处分的干部达2万多人，牵连之广，可谓空前，广东地方干部因此大伤元气。”

　　杨立：“如今，这一切都已成为历史。案中相当一部分当事人，已经离世。然而，案件的始未、细节，远沒向世人交代清楚。趁一部分当事者、知情者、历史的见证人还健在，应当把这个广东第一冤案的真相，昭示于世，以便痛定思痛，鉴古知今，为当前和今后广东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提供借鉴。”

　　杨立的《带刺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一书于1997、1998年两次印制出版后，很快发行完毕，直到现在仍有许多读者索要此书，而库存早已告馨，值纪念古大存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决定第三次重印出版此书。

　　这本书在老干部、现职领导层广泛传看。

　　2007年初，广州地区老游击战士联谊会新春团拜会得悉《带刺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一书重印，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侦探女王”克里斯蒂失踪之谜[转帖]

　　　　英国女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创作的近八十部侦探推理小说，以特异的场景、神秘的情节和扣人的悬念，推出一桩桩棘手的案件，让人读时心跳加速，又欲罢不能。当然，这一桩桩疑案，最后她都安排由她的比利时侦探赫克尔·波洛或马普尔小姐解开了。但她本人却留下一桩甚至比她作品中的案件都要难

　　解的疑案，困惑了她的粉丝和研究者达八十年之久。

　　　　阿加莎·克里斯蒂

　　　　大饭店411房间

　　一切都起于1926年的12月。

　　12月3日星期五晚，阿加莎·克里斯蒂离开她英格兰伯克郡的家之后，就不见了。

　　这位侦探小说家的失踪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阿加莎·克里斯蒂突然蒸发”、“女小说家失踪之谜”等大字标题见诸报端，甚至上了美国的大报《纽约时报》的头版。本国的《新闻日报》甚至出资五百英镑来奖励第一个了解作家下落的人。

　　阿加莎·克里斯蒂原名阿加莎·玛丽·克拉丽莎·米勒（1890-1976），她身材修长，一头略带红色的金发，算得上是一个漂亮的女子。她1914年与皇家航空队的上校军官阿奇博尔德·克里斯蒂（Archibald　Christie）结婚，1919年生了女儿罗莎琳德，同年，继1920年的第一部侦探小说《斯泰尔斯庄园奇案》之后，她的第七部侦探小说《罗杰疑案》上了畅销书排行榜，卖得很好，成为她的成名作。只是近一段时期以来，阿加莎·克里斯蒂心情异常压抑，还有点儿神经质。这是因为几个月前，与她关系密切、她深深爱着的母亲克拉丽莎·米勒去世了；阿加莎去了一趟法国，待了一个月来医治她的心理创伤。可是刚回到英国，又得知丈夫长期以来一直爱着另一个女人，年轻的南希·尼尔（Nancy　Neele）。她心灵的创伤是多么的深重是不难想象的。

　　如今，在创作成功的背后，命运却给女作家如此巨大的打击，深重的痛苦会将她带往何处呢？

　　是的，3日这天她是在她伦敦郊外以她第一部小说的名字“斯泰尔斯庄园”命名的宅第过的。早餐时，她曾跟她丈夫发生过争吵，原因大概是为他要去萨里郡戈达明（Godalming,Surry）看南希，并和她一起度周末。丈夫离开后几个小时，晚上九点四十五分左右，她写了一张便条给她秘书，说她要去约克郡，取消一切她原有的约定。此前，她曾上楼吻了睡梦中的女儿。随后，她就驾了她的黑色莫里斯·考里运动车离开。此后就消失了，再也没有人见到过她。

　　更让人担心的是到了第二天早上仍不见她回来。后来，她的车在离斯泰尔斯数英里一条公路的沟渠旁被发现，她丈夫要去和她情妇度周末的那家旅馆就在此地附近。她这辆被遗弃的车，上面盖了一层厚霜，车灯还亮着。车内有一本过期的驾驶证，一袭裘皮大衣和一只小手提箱，里面放了两件衣服。

　　第二天，各报对女作家的失踪作了报道之后，立即引起轰动。由于反响强烈，当时的内政大臣威廉·乔因森-希克斯（William　Joynson-Hicks）命令警方尽快破案。连另外两位著名侦探小说家——在作品中创造出大侦探歇洛克·福尔摩斯形象的柯南·道尔和创造出彼得·温姆西勋爵形象的多萝西·利·塞耶斯（Dorothy　L　Sayers,1893-1957）也加入到寻找失踪女作家的行列。柯南·道尔想从阿加莎遗弃了的一只手套入手进行研究，塞耶斯则去考察她失踪的现场，后来就此写出了犯罪小说《非常死亡》（Unnatural　Death）。

　　对于克里斯蒂失踪的原因，有多种猜忌。一种看法认为她是由于母亲的死亡和丈夫的不忠，心理严重受压抑，最后精神崩溃，或者完全丧失意识，或者已经自杀身亡。报上有不少此类说法。女作家出走前写的几封信又容易让人把猜测引向另一个极端。虽然她给她妹夫的信只是说她是要去约克郡度假，但她给当地一位主要警官的信却说她为她的安全而担忧。于是，人们认为她可能已经被杀，甚至怀疑她丈夫杀了她。另外，尽管有的人相信她是真的患了“记忆缺失”症，才身不由己地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但大部分公众对她的反应是负面的，认为这是一桩精心设计的炒作，有作家著文解释，说炒作的目的是要让人相信事情真的发生了，为的是报复她丈夫的通奸行为，使他在公众面前陷入尴尬境地。也有人批评警方，说因为她，耗费了多少纳税人的钱。在离她丢弃汽车的四分之一英里处有一口池子叫“静塘”（Silent　Pool），克里斯蒂曾经在她的一本书中写到过，书中的一个人物就掉进这池子中。人们怀疑作家也可能在这里跳水自杀。警方立即打捞，但是毫无结果。于是转而发动一万五千名志愿者去郊外和周边地区搜寻。警方在报上刊登了阿加莎的照片，许诺以前所未有的金额来奖励找到她的人，并在英国历史上第一次派出一架小型飞机，在郊外低空飞驶，查核志愿者们的搜寻进程。

　　当志愿者们得知阿奇博尔德·克里斯蒂长期以来对妻子不忠时，他们就把她的失踪怀疑到他头上。他家的电话暗地里被装了窃听器，他无论去到哪儿，都有人跟踪他。于是，涉嫌的丈夫便公开表示：“只要让我知道我的妻子在哪里，我乐意支付五百英镑。”消息越来越轰动，却仍然始终不见女作家的踪影。

　　直到十一天后的12月14日，在英格兰北部约克郡哈罗盖特矿泉疗养地的水疗旅馆（Harrogate　Hydropathic　Hotel）见到这位女作家，这时才弄清，她在12月3日星期五这天乘上火车消失之后，于第二天星期六早晨住进了这家旅馆，登记的是与丈夫的情妇同一个姓的名字，来自开普敦（Cape　Town）的“特蕾莎·尼尔女士”（Mrs　Teresa　Neele）。女作家不但绝口不谈自己失踪的十一天里是怎么回事，有几位住在旅馆里的客人认出她后，她还笑言，否认自己就是报上所说的那个一直没有找到的名作家。最后，有人出了个主意，说设法带她丈夫来指认。可是当她丈夫来到旅馆时，克里斯蒂竟惊呼说：“想不到我的兄弟也来了。”

　　克里斯蒂夫妇立即被隔离。有几位医生被请来，他们对她做了检查，诊断她是“记忆缺失”症。阿加莎自己也说，她是“记忆缺失”，现在正在回想因母亲去世而失却的记忆。但是人们不相信，而对她失踪的原因仍旧颇多猜测。甚至已经过去几十年，她的失踪，还一直困惑着研究人员，一次次希望解开其中的秘密。

　　1979年，美国华纳兄弟电影公司根据她的这一事件拍摄了一部影片《阿加莎》，由著名电影明星瓦内莎·雷德格雷夫扮演女作家一角。影片把主要的故事情节集中在伊斯坦布尔一家土耳其最早的欧洲式旅馆“佩拉帕拉斯大饭店”（Pera　Palas　Hotel）。这家旅馆是为适应著名“东方快车”旅客的住宿而于1892年建造的。“东方快车”（Orient　Express）为欧洲第一辆横贯大陆的列车，从法国的加莱发车，途经巴黎、第戎、洛桑、米兰、威尼斯、的里雅斯特、萨格里布、贝尔格莱德、索非亚，最后到达伊斯坦布尔；1883年开始运行，30年代是它的黄金时代，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大导演阿尔弗里敦·希区柯克、大明星格莱特·嘉宝等名人都曾入住这家旅馆。阿加莎·克里斯蒂经常去伊斯坦布尔，尤其是20-30年代，都入住这家旅馆，她最著名的侦探小说《东方快车谋杀案》就是1934年在“佩拉帕拉斯大饭店”的411号房间写的。

　　在影片《阿加莎》首映前夕，作为宣传的一部分，电影公司请来著名的好莱坞灵媒塔玛拉·兰德（Tamara　Rand）在旅馆的411号房间举行“降灵会”，希求她与三年前去世的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亡灵对话。塔玛拉·兰德以能够“通灵”而闻名，在她的诸多奇异的事迹中，最有名的是1981年1月6日，她在迪克·莫里斯（Dick　Maurice）主持的拉斯维加斯电视节目中预言，说在3月的晚些时候，美国的罗纳德·里根总统将有生命危险，届时会有一个名字首字母“J.H.”的金发年轻人要向他开枪射击。果然，1981年3月30日，有个精神病人，一个叫约翰·欣克利（John　Hinckley,Jr,1955-.）的金发年轻人企图暗杀里根，向他开了一枪。

　　经佩拉帕拉斯大饭店的安排，1979年3月7日，土耳其的记者们和饭店的工作人员都聚合在411房间，让身在洛杉矶的塔玛拉·兰德和这里的工作人员们电话连线，希望解开克里斯蒂失踪之谜。降灵会实况通过卫星在美国电视转播。

　　“降灵会”开始后不一会儿，兰德就声称，克里斯蒂的阴魂已经附入她的躯体。随后，她开始用一种她从来不懂、后来才学的土耳其文字书写，她甚至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笔迹来写。最先写出的是“Mesrutiyet　Caddesi”两个词，那是佩拉帕拉斯大饭店所在的街道名。接着她说自己看到一座有“佩拉帕拉斯”标记的漂亮大厦，还说在她自己产生阿加莎·克里斯蒂走进这座大厦，上了扶梯，进了411房间的幻象。在克里斯蒂进这房间后，兰德说她看到克里斯蒂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将一把钥匙藏在地板下面。

　　于是，工作人员立即将411房间里的地板全部撬开，最后，果然在房门和墙壁间的角落里，找到一把已经生锈的小钥匙。兰德声言，用这把钥匙，可以打开克里斯蒂的日记，来揭开克里斯蒂失踪之谜。

　　钥匙的发现让各媒体狂喜了一阵子，以为可以马上解开这些年困惑全国人的秘密了。但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因为旅馆方面和电影公司就钥匙该向旅馆方支付金额问题达不成一致的协议，因而无法将这把开启日记的钥匙带往英国去试开。实际上，这把钥匙从来没有离开过旅馆的办公室，至今还留在那里，作为解答女作家失踪之谜的最后希望。而1987年在411房间又找到一把钥匙，使事情更加复杂化了。

　　2006年秋，医生出身的作家安德鲁·诺曼（Andrew　Norman）出版了一部题为《已完成的画像》（The　Finished　Portrait）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传。在这部书中，诺曼研究了女作家的病史，认为她失踪的十一天里实际上都是处于一种“神游状态”，他宣称，是他，第一个据此获得了与此事的各个环节均相符合的解释。

　　诺曼最初学的是动物生理学，后来研究医学，1983年前做一名普通开业医生，现在是一位著名传记作家，著有《希特勒传》、《柯南·道尔传》等。

　　诺曼声言，对于这个一直困惑了警方和克里斯蒂迷们的问题，关键不在于是谁，而在于为什么会有这事（why-dunnit,rather　than　a　who-dunnit）。他说，根据他的研究，阿加莎·克里斯蒂当时是处于一种十分罕见、但现在已经渐渐被人们了解的“神游”的精神状态，用专业性的话语来说，叫“心因性迷睡”（psychogenic　trance）。那是由创伤或抑郁引起的，并不是只有克里斯蒂一人，1995年，著名的英国作家和喜剧演员斯蒂芬·弗赖伊（Stephen　John　Fry,1957-）原来还有循环性精神病，这年因与同事关系恶化，在伦敦西端（WestEnd）的一次演出中，离开剧场，迷失了好几天，还曾企图自杀，后来放弃了自杀的念头，不曾对家人和朋友留下一言片语，在神游状态中跨海离开英国，最后到了比利时的布鲁日（Bruges）才恢复意识。诺曼说，斯蒂芬·弗赖伊“那些天的这种神游状态十分符合克里斯蒂在哈罗盖特水疗旅馆时表现出的症状。”诺曼在《已完成的画像》进一步指出，克里斯蒂在入住那家水疗旅馆时，用了一个新的名字特蕾莎·尼尔，而且没有认出报纸上的照片是她自己，即是她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抑郁症之后陷入心因性记忆缺失的表征；“我相信她有自杀倾向，她的情绪非常低落，她后来在自传体小说《未完成的画像》（Unfinished　Portrait）通过西莉亚这个人物对此做了描述。”

　　安德鲁·诺曼深信自己已经解开了阿加莎·克里斯蒂失踪之谜。但是有人仍觉得她的失踪另有深层的秘密在。谁知道谜底到底是否已经解开？

蒋介石麾下“八大金刚”的命运[转帖]

　　民国年间，一批风云人物被冠上了外号，桂系三巨头，川军四巨头，黄埔三杰四凶，还有一批将官也是，著名的有冯玉祥的十三太保，西北军五虎，唐生智手下哼哈二将，蒋介石更多，有八大金刚，三巨头等等。今天想写一写的，就是八大金刚。

　　八大金刚第一位的是何应钦，此君当之无愧，老同盟会员，黄埔军校总教官，长期是蒋手下的二号人物，历任陆海空三军总参谋长，军政部长，后来签定的《塘沽协定》，被指为卖国贼，亲日派，但依旧权柄在握，声势不改，直到到台湾后，才退出了决策层，安然过上了平淡生活。何本人没怎么带过兵，一直在大本营主持，抗战结束后作为中国地区总受降官接受了日本的投降。何与蒋的关系，可以用互相利用为形容，何两次对蒋生出异心，一是联桂让蒋第一次下野，二是西安事变准备武力讨伐，按常理蒋早就该清除异己，但蒋没有，因为何手下有国民党内很大一部分实力，蒋不得不借助，这也是何一直身居高位的原因。何深懂养生之道，待人宽和，提的起放的下，俊杰人物。也因此高寿，活到九十七岁，是国民党内长寿者之一。

　　第二位应该是陈诚，这个浙江人，炮兵出身，东征中三炮定敌，大得蒋的欢心，后来与谭祥结婚，和蒋成了干亲家，更的蒋的重视，主持十一师时，联合李默庵，肖乾等驱走师长，在讨唐和中原大战中表现优异，在其后的围剿红军中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隐隐形成与何抗衡的实力，这是出于蒋的默许，蒋也想在党内找一股实力牵制何，陈自然是最好的人选，也因此陈诚形成的土木系，一跃成为国民党的横跨军政的强大的力量，其十八军，也成为中央军五大王牌之一。陈日益得蒋的器重，庐山军官训练团一直担任副团长，抗战后指挥了四次武汉会战，之后长期担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为重庆屏护。内战时主持东北，败，去了台湾，数年经营，为蒋准备了良好的后路，也因此变为国民党二号人物，65年死，英雄早逝，举台湾悲。陈此人没有什么天赋，做事以勤稳著称，十分注重军人仪表，无论何时何地均精神不已，为人有胆识，曾在敌机轰炸时安然站立，历半小时之久。综观此人，实英雄也。
　　第三位是顾祝同，此人和何类似，除了在北伐带兵，其后都在行营本部工作，西安事变后受蒋命瓦解张杨部队，完成的十分漂亮。抗战时主持第三战区，也有声有色，其间皖南事变的发生，从此为国人千夫所指。内战中主持国防部，负责蒋的军事进攻计划，深的蒋的信任，可惜手下有中共的地下党，因此失败连连。此后去了台湾，依旧是重要人物，87年死，也是国民党的长寿者。顾为人小心谨慎，锋芒不外露，有军中圣人的称号。胸中有沟壑，是成大事的人，其一生好追花逐柳，可谓英雄仗剑，美人相依。

　　第四位是刘峙，刘峙的生平从他的外号即可看出，北伐时是福将，中原大战的常胜将军，抗日战争是长腿将军，到了内战时，主持徐州，为蠢猪将军。公正的说，刘在早期的军事生涯是很辉煌的，不管运气如何好，但能把吴孙打的没了脾气还是有一点能耐的，不象现在所公认那么不堪，或许是年岁过长，没有了拼劲，因此在后来的作战中一败再败，总之说来，刘在八大金刚中，打仗的才能是排在倒数的。其实他内战的蠢猪将军并不合适，中原突围或许有判断失误，但淮海战役刘几乎没有指挥过部队，上有蒋顾，下有杜，他自知不是这块料，没有插手部队指挥，但后来也成了替罪羊，没有去台湾，流落印尼，当小学教师度日，后来回到台湾，已是物是人非，唏嘘而已。刘素有贪婪名声，敛财有方，后来的结局并不美满，看来为人莫贪为好.

奇闻！黄帝曾孙的女儿为何嫁给一条狗 [转帖]

传说中，帝喾(音“库”)是继黄帝之后一个非常重要的帝王。

相传帝喾是黄帝的曾孙，因在高辛领有封地，所以被称为高辛氏。三十岁那年，他接了颛顼的班，成为华夏部落联盟的领导人。

帝喾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后来的商朝、周朝都到他这里来寻根。帝喾简直就是帝王的宝库，后世王朝的开国者一旦搞不清楚自己家族的来路，就要到他这里来看看。当然，他们要寻的不是帝喾，因为那样的话他们就是同根了；他们找的是帝喾的妻子。

跟黄帝一样，帝喾也有很多的妻子。帝喾的元妃叫姜(音“原”)。据《史记·周本纪》记载，这姜传说为邰(音“台”)氏部落之女，她生的儿子弃是周朝国君的先祖。不过，对于弃的出生，他的爸爸帝喾是一点忙都没帮上。相传姜在郊外玩耍时，不慎踩上了一个巨人的脚印，回到家就怀孕了，然后生下一子。“未婚先有子”的姜几次弃婴，而且扔的地方极其缺德，不是荒郊野外就是冰天雪地。但这个孩子命大，最后居然让鸟兽给养活了。所以他的名字就叫“弃”—弃婴。后来，弃当了主管农业的官“后稷(音“际”)”，周族就把弃的妈妈姜认祖归宗了。

帝喾的第二个妻子叫简狄。据《史记·殷本纪》记载，简狄是有(音“松”)氏的女子，她生的儿子契是商朝国君的先祖。但这个契也跟他爸爸帝喾没关系。据说是在某个春日，简狄带着两个妹妹到河里洗澡，恰巧有春归的燕子飞过。其中一只叼着鸟蛋的燕子，可能是受了河里三个女子的惊吓，鸟蛋一下子掉了下来。简狄仗着自己是部落领导的妻子，独霸了这枚鸟蛋。她可能以为这鸟蛋像鸡蛋一样有营养，最后竟然给吞吃了，结果怀上了一个大胖小子。据说契长大后因为帮助尧舜治国有功，被分封在了商，并被赐“子”姓。契的商族后代慢慢发达起来，最终灭掉了夏朝。改朝换代之后，商族人认为祖先契品行高尚，契的妈妈简狄也不是与帝喾发生肉体关系而生的儿子，本领高强、人格高贵，于是就把简狄作为始祖。帝喾如有在天之灵，应该是很难过的，因为商族人从不认他，而是一直认为自己是玄鸟(其实就是燕子)的后代，并把玄鸟作为神鸟、图腾，后世有“玄鸟生商”的说法。

帝喾的第三个妻子就更不得了。她是陈丰氏的女子，叫庆都。庆都直接就把圣人帝尧生了出来。庆都怀尧，也没用帝喾受累。据说她是在黄河边上瞎溜达时，一条浑身赤红的巨龙突然从天而降。龙腾掀起的大风被庆都吸到了肚子里，她觉得不太对劲，后来才知道怀孕了。十四个月后，庆都产下一子，取名放勋(尧是他死后的谥号)。大概是放勋来路有些怪异，所以他的长相也异于常人，相传他的眉毛色彩缤纷，有“尧眉八彩”的说法。

庆都不仅自己怀孩子，而且还自己生孩子、带孩子。据《帝王世纪》载，尧并不随父亲帝喾姓姬，而是姓伊。这是因为庆都生放勋时，并没与帝喾生活在一起，而是住在三阿之南，寄居在一个叫伊长孺的家里。如此说来，尧是伊家的后代可能性反而大些。

帝喾的另一个叫常仪的次妃名气不太大，但她生儿子挚的经历也挺神，据说是因为做梦时吞了太阳而受孕。常仪虽然在帝喾的妻子中排名在后，但他生儿子的时间早，所以挚是帝喾儿子中的长子。挚曾经一度接替帝喾当了领导人，但他才智比较平庸，干了九年也没啥成就。而他的弟弟放勋却在自己受封的地界上搞得红红火火。挚自知不是弟弟的对手，就心甘情愿把一把手的位子让给了弟弟放勋。这样华夏历史上才出了一代圣君帝尧。

据说帝喾还十分喜欢异族的女人。他的祖先黄帝当年打败蚩(音“吃”)尤后，把蚩尤部落中表现好的人都移民到了一个叫邹屠的地方。帝喾听说邹屠氏的女子都有特异功能，能够行不踩地、游不沾水，个个都是“风行者”、“水上漂”。帝喾有些好奇，就又娶了邹屠氏的一个女子为妃。不曾想，这位妃子的生育本领比帝喾原来那四位还要奇妙。她怀孕也是要靠做梦吞日，但难能可贵的是，她可以老做同样一个梦。据传说，她一连做了八个梦，吃进去了八个太阳，产下了八个儿子。这很像是后羿射日的生育版。

帝喾除了有这么多著名而神奇的妻子外，还有一个神乎其神的女儿。《后汉书·南蛮传》记录了这个光怪陆离的传说。

帝喾执政时，华夏族的四周都是些尚未开化的少数民族。其中位于中原西部的犬戎部落时常东侵。帝喾几次率军征伐，却总是打不过。万般无奈之下，帝喾只好向天下招募能人，许诺谁能拿下犬戎首领吴将军的项上人头，就奖励他黄金千斤、封邑万户，外搭一个妻子。

据说帝喾养了一只神犬，五彩皮毛，名叫盘瓠(音“户”)。盘瓠不仅通人意，而且懂人语。听到有如此重赏，立即奔向犬戎阵营，留在吴将军身边做了卧底。等吴将军放松警惕后，盘瓠伺机咬下了他的脑袋，回到帝喾这里来邀功请赏。

帝喾身边的大臣哪里见过这等神奇的事情，顿时都傻了。仔细检查那个人头，的确是吴将军的。帝喾这时也没了主意，如果按照合同办事，一条狗怎么给它封爵，更没法嫁给它一个黄花大姑娘了。于是，准备喂它些好吃的东西也就算了。

不曾想，一个不知道是帝喾哪个妃子生的女儿听说了这件事，她认为帝王既然作出了承诺，就不应该反悔。现在既然没有一个女子愿意嫁给一条狗，她愿意首创“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先例。帝喾也没有别的招儿，可能也觉得自己身边这些妃子、女儿精神都不太正常，就把女儿许配给了盘瓠。这是《后汉书》的说法。

另外一种说法是，盘瓠见帝喾反悔，不干了，它突然发出人的声音说：“你把我放在金钟里面，过七天七夜(是公历的一周)我就能变成人！”帝喾按要求把盘瓠放到了金钟里。但帝喾有一个女儿好奇心特别重，还没到七天，她就跑过来看。这时，盘瓠的身子已经变成人形了，但头还没变成“人模”，依然是“狗样”。公主坏了大事，只好嫁给了“人身狗面”的盘瓠。

盘瓠得到这位公主后，背着她逃进了中原以南的崇山峻岭中。这对奇妙夫妻活动的地方都是没有人迹的地方，住的地方是山洞。在这样的环境中，衣冠楚楚已经毫无必要，于是公主也脱掉了衣服，整天光着身子与盘瓠在山里疯疯癫癫、奔来跑去，成为世界文明化进程中第一位追求环保主义的女性。

帝喾很想念自己的女儿，曾经多次派人去大山里寻找。但只要搜山队一出动，不是风雨大作就是地动山摇，根本就进不去。

帝喾的这位女儿有着超强的生育能力，《后汉书》上说“经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如果公主算人的话，那么她三年最多只能生育三次，这就意味着她每次生育平均都要达到四胞胎，这可不是说着玩的。

盘瓠死后，他后代生活的地方还是没有外人，所以这六男六女的兄妹便只好“极近亲繁殖”。他们削木皮、织杂草为衣，而且用有色的植物把这些材料浸染成五颜六色。这些人在做好的衣服上都留一个尾巴，大概是纪念盘瓠的狗尾。

后来，帝喾这位疯疯癫癫的女儿回到了中原，把这番艰苦的生活对父亲说了。帝喾马上派人把这些外孙、外孙女接了回来。但是，盘瓠这些身穿奇装异服的后代，因为自小生活在封闭的环境中，与华夏族已经完全迥异，他们习惯翻山越岭，却不会走一马平川，甚至连交流的语言也完全不同。没办法，帝喾只好尊重他们的生活习惯，把中原之南的一大片山地湖泽赏赐给他们，这些人从此在那里繁衍，被称为蛮夷。

史书所记的这些事情虽然荒诞，但目的是想说明中国南方的各少数民族，其实都是帝喾女儿的后代。

至今，在中国南方的瑶、畲(音“奢”)等少数民族中还流传着关于盘瓠的传说，保存有《祖图》(即狗皇史图)和《狗皇歌》，信奉“狗”当始祖，“石狗”成为图腾标志。

垃圾里藏特级机密[转帖]

1970年，苏联研制了一种新型的远距离轰炸机。这种轰炸机在军事斗争中的威慑作用越大，越让美国军方坐立不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工作者们四处活动，挖空心思刺探苏联轰炸机的情报。经过艰难搜寻，他们已经掌握了有关轰炸机的不少情况，但对其航程和炸弹的载重量却毫无所获。他们知道，要测出航程和炸弹的载重量，首先应弄清用于制造飞机的合金。可这种特殊的合金属是苏联的特级机密，中央情报局耗费了大量钱财，动用了众多人力，此事依然是个难解之谜，让这帮世界上著名的情报老手一连几个月费尽心机，也无可奈何，深感头痛。

一个天高云淡的日子，一架苏联商业班机在维也纳某机场徐徐降落。一位身着深蓝色西服的美国男子随乘客们走下舷梯。他叫沃克。

沃克表面上若无其事，漫不经心，心里却时刻装着他的“职业道德”，四处扫视的目光里透出一种训练有素的敏锐洞察力。

乘客们陆续走下飞机。机场地勤人员按惯例上飞机打扫卫生，以便飞机干干净净地返航。沃克并没有随乘客急急忙忙地涌向出港口。他故意将随身携带的一个旅行包撕破，包里的东西散落地下。他将东西拾起，重新塞进包里，再蹲在舷梯旁慢慢修理旅行包，故意磨蹭时间，心里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这时，一位地勤小姐提着一大包从飞机上清扫的垃圾走下舷梯。沃克双手一摊，装出一副无奈的样子对小姐说：“哦，你看我有多倒楣，我旅行包破了，小姐能帮帮我吗？”小姐热情地走过去，十分礼貌地说：“当然。”小姐找来根绳子帮他把旅行包的破口系上，一个人为的“困难”很快解决。沃克装着颇为感激地说：“小姐，我该怎么感谢你呢？……这样吧，我帮你顺便把这袋垃圾送到垃圾站，反正我有车，很方便的。”小姐摇摇头，说：“不不，这是我的职责，怎么可以劳驾你呢？”沃克说：“难道帮乘客修理旅行包也是你的职责吗？”小姐说：“不过……”沃克说：“不过什么？难道你怕我把这袋垃圾夹在面包里给吃了吗？”小姐哈哈大笑，终于同意了：“你不仅乐于助人，还很幽默，那就谢谢先生了。”

沃克提起垃圾袋，朝出港口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给小姐抛了个秋波：“你真漂亮！祝你好运！”小姐望着沃克的背影，还在十分感激地向他挥手作别。然而，谁能想到，这位善良的小姐已经向这位“友好”的先生献上了一桩特级机密！沃克是绝不会把垃圾送到垃圾站的，因为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职业间谍。他把这袋别人看来分文不值的垃圾如获至宝地放进汽车后备箱里，吹着口哨，风驰电掣地驶向他的住处。

沃克锁上门，关上窗，迫不及待地把垃圾倒在洁净的地毯上，仔细地翻找。他用职业间谍的眼光，在寻找垃圾中可能有价值的东西。垃圾里有旧报纸、破杂志、水果皮、餐巾纸，还有一个空瓶子、一块夹馅面包的碎皮、一个碎盘子，甚至乘客的呕吐物，肮脏不堪，气味刺鼻。

沃克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小的丢弃物，耐心地找着，像在清理一堆宝物。突然，他的眼睛一亮：垃圾堆里竟然还有一个弯曲的挂衣钩！他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和激动，连呼：“OK！OK！”他马上意识到这个挂衣钩的非凡价值。训练有素的沃克知道，制造机翼时切削下来的碎屑，经过重新熔炼后，往往制成飞机上的一种特殊的挂衣钩。他小心翼翼地用一张棕色的纸将挂衣钩包起来，装进一个小包里，迅速驾车奔向火车站，将小包寄存在车站的一个柜子里。然后，以他间谍的手段和他的“下线”取得联络。

很快，一个神秘人物出现在火车站热闹的人群里，神不知鬼不觉地取走了小包。几天后，这个不寻常的挂衣钩作为急件秘密送往华盛顿中央情报局总部。在总部走廊边的一间小办公室里，挂衣钩隆重地展现在一群情报高级官员和专家面前，他们顿时欣喜万分。经过光谱分析和化学试验，专家们摸清了制造挂衣钩用的合金材料，再经过研究计算，特型飞机的航程和炸弹载重量便一清二楚了。

一个从垃圾堆里发掘出来的挂衣钩，就这样成了破译特级军事机密的“钥匙”。

摘自《海外文摘》尤青/文

文革第一号造反派聂元梓的过去与现在[转帖]

　　　　中国第一造反派人物、鼎鼎大名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牵头作者聂元梓仍然活着。聂元梓今年80岁。人们对她1966年“文革”发动期那张冲击北京大学领导者和北京市委工作部门头头的大字报，记忆犹在。这张大字报得到了毛泽东主席亲自支持，当年是奔走相告的头条新闻。两年后(1968年7月27日)，毛主席宣布派工、军宣队进驻北京高校。聂元梓和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这“五大领袖”随即一起下台，失去了领导各自高校“文革”运动的权力。

　　第一张大字报作者的早年经历

　　聂元梓出身河南滑县世代中医兼地主的家庭。其父是同情辛亥革命，后来又同情、支持共产党革命的知识分子。父亲同情支持革命，跟聂元梓的大哥聂真很有关系。聂真早年就读于北京中法大学，是滑县共产党的先行者、滑县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聂真生于1907年，今年94岁，头脑清楚，记忆力尚好，离休时是正部级干部。聂氏兄弟姐妹七人，四男三女。生于1921年的聂元梓是最小的，也是从小受父母兄姐娇惯的一个。聂元梓的四个哥哥两个姐姐，除二哥是参加革命、未入共产党的医学专家，其他都是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先后参加了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的革命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大哥参与领导的滑县共产党县委创立后，在其父母支持掩护和物资支援下，曾长期在他家办公。抗战开始，他家更成了过往八路军人员的家，管住宿、吃饭、医疗，还有经费的支援。敌人占据家乡后，母亲曾遭逮捕，狱中坚强不屈。随后父母都去抗日根据地，参加了革命工作。耳濡目染之下，七七事变后，只念了两年初中的少年聂元梓，便跟随二姐和姐夫，到了山西太原，在共产党人薄一波实际主持的牺牲救国同盟会办的学兵队，接受军训。八月，她正式参加工作。16岁的聂元梓，首次参加的便是党的地下情报工作，领导人是老资格的革命家王世英和刘贯一。王世英当时任北方局情报部长，那时迫切需要办一份地下情报刊物，来为中共最高领导层，及时提供战时情报。王世英选派刘贯一当这份刊物的主编，让聂家姐妹来做刘贯一的助手。他们三人在一个小院，组成个工作“家庭”。刘假扮“姐夫”，刘和姐姐出去跑情报。聂元梓留在家里守摊，将编好的文稿刻钢板，写蜡纸，印刷。这份油印情报小刊，范围极小，总共印5份，专供中共中央毛、刘、周、朱、彭(德怀)5位阅读参考。

　　聂元梓1953年已经定级为12级干部，算是党的高级干部了。但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聂元梓的家庭生活遇见挫折，她的爱人生活作风犯了错误，这时她已是3个孩子的母亲，这给她的情绪以不小的打击。他们终于办了离婚手续。聂元梓想换个环境，到北京去工作。1959年，她将孩子们分别在北京的父母家和天津的姐姐家做了安置。经过她大哥向北大校长陆平介绍，聂元梓于1960年6月调北京大学经济系当副主任。

　　聂元梓在北大讲演

　　“文革”初期聂元梓充当的角色

　　1966年6月1日毛主席批准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牵头写的那张冲击校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使聂成为毛泽东亲自支持、树立的、执行他的“对反动派造反有理”革命路线的一个角色，一面造反的旗帜。从这天起，聂元梓在“文革”发动时期所充当的角色，已经定下来了。广播了这张大字报后，聂元梓着实有点儿受宠若惊。那张大字报结尾，她添加的一小段文字和“保卫毛泽东思想”等三句口号，正是她心里的话。

　　1966年8月上旬，中共中央召开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这是一次推进“文革”的会议。聂元梓再次获殊荣，她和北大教员张恩慈、杨克明一起列席此会，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们。正是在这次接见中，毛主席要他们回校组织文化革命委员会。更重要的是，毛主席公布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一开头就写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写得何等的好啊!”高度评价他支持的那第一张造反的大字报。同时毛泽东的大字报，也尖锐批评了主持中央常委工作的刘少奇等人派工作组到各高校去，在五十多天里，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的“错误路线”。这样一来，在工作组失势、北大校园经历了一段空白日子后，八届十一中全会一结束，由当时“中央文革”分管高校运动的副组长王任重指导，聂元梓正式受命成立“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筹备组织。9月11日，经过选举，她正式当上了“校文革”主任。

　　1967~1968年的聂元梓

　　1967年夏末，聂元梓第一次对“文革”前途感到不可捉摸，也失去热情和信心。她认为好些老干部都被作为走资派打倒了，群众组织也分裂了，局势混乱没个停，“文革”肯定搞糟了。但她的观点仍然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被有的人“破坏”了，她指的是中央文革中的人和谢富治。由此她去找战争年代一位女友商量，想找个退路。那个女友对她说：你要听毛主席的呢!毛主席没叫你下台，你怎么能随意下来呢!你要是不听他的指示，他可有办法整你的!尽管这样，聂还是在8月份有周总理出席，“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接见会上，提出了她的辞职请求，还提出了解散北京大学“校文革”的意见。江青首先起来发言表示反对。她说：“过去你死保‘校文革’，现在人家一攻，你要求解散‘校文革’，你不干了，不行。”

　　聂元梓在延安时就见过江青，但彼此并不熟。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在人大会堂接见聂之后，某天江青邀聂上她住地共进晚餐。那回江青真是向她交心，讲了刘少奇夫妇的坏话，讲了外界不知的她搞京剧改革，彭真如何“刁难”她。她的目的是以心换心，将聂收为心腹走卒。她嘱咐聂，以后有事可以直接打电话找她。但聂怎么做的呢?成立“校文革”，有事她按组织程序直接找当时分工管高校“文革”的“文革小组”另一副组长王任重，这是聂得罪江之始。不久江青扳倒了王任重，1966年11月中旬，派人将聂弄到中央文革记者站变相软禁数天，并要聂交出成立“校文革”期间，王任重有关的材料。

　　1967年，聂元梓辞职未获批准，1968年，她领导的北大“校文革”仍坚持“除隐患”，反康生、谢富治。她和林彪、江青、康生这些上层人物的矛盾更趋激化，他们在对聂元梓剥夺自由，审查、批斗、关禁闭、劳改5年之后，1973年3月，聂元梓又被戴上“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帽子，开除党籍，监督劳动。“四人帮”在台上，聂元梓被监管8年。

　　1978年4月聂元梓被逮捕；1983年以“反革命”罪判刑17年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

　　1977年2月14日，北大校党委传达北京市委负责人指示精神，其中有几个不能翻：文化大革命不能翻，对17年的两个估计不能翻，最后一个“不能翻”是“聂(元梓)案”不能翻。

　　1978年初，北大校党委已经更换成新的校党委。聂元梓曾给新任党委书记写信，说她愿检查自己的错误。希望党重新审查她的问题，改正“四人帮”对她的错误处理。

　　1978年4月8日，北大校党委向北京市委报送的《对聂元梓审查及处理意见的报告》中提出“将聂元梓定为反革命分子，清除出党，并建议依法惩办”。这预示着对聂元梓，将“绳之以法”。同年4月19日，她被逮捕，在看守所关押5年。

　　1983年3月16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定罪的部分写道：“本庭确认，被告人聂元梓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参与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的阴谋活动，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干部、群众，已构成反革命煽动罪、诬告陷害罪。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根据被告人聂元梓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适用法律的规定和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三十八条及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判决如下：判处被告人聂元梓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这份判决书还写道：“被告人聂元梓供认了部分事实，但不承认是犯罪。”聂元梓不服判决，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高级法院受理后，请看守所转告聂写上诉的补充材料。当她的上诉补充材料写好，高级法院委托中级法院已经送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定书》。

　　1983年7月27日，聂元梓被送到北京市远郊县一监牢服刑。送她去的看守对监狱负责人介绍：这个女犯人，各方面表现还好，就是不认罪。

　　入狱不久，聂对监狱长说：“我的案件不是你们判的，你们只是执行单位。一个旅馆还有旅馆的规矩。我是老干部、老共产党员坐自己人的监牢，你们放心，我会自觉遵守监狱的纪律、规定，服从管理。至于我的案件，有机会我会向你们汇报，我是冤案，我不是反革命……”

　　聂元梓为什么不认罪呢?1986年，她向上写的一份申诉书是这样为自己辩护的：

　　“我的错误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的路线中发生的错误。但没有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阴谋活动。20世纪80年代审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表明，他们的阴谋活动没有一件事和我有牵连。我与他们没有帮派关系。我也没有打、砸、抢行为。没有触犯刑律，因此不应以《刑法》处理。

　　“我在‘文革’初期是有错误的，对错误我将向党永远检讨下去，彻底改正。但我的问题应以事实为根据，实事求是地解决，才能真正汲取教训，达到教育犯错误者和广大干部、群众的目的。

　　“我坚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也坚信我的问题也一定会得到解决。我请求党中央尽早正确地解决我的问题，不致使自己的同志以及家属几十年内都遭受不白之冤。”

　　1984年，聂元梓因患多种疾病，病情加重，于年末，被送回北京“保外就医”。1986年11月，监狱通知聂元梓，她被“假释”了。1987年，她得到一张选民证。

　　聂元梓觉得自己被判刑冤枉，出狱后病情稍好转她就一边往上写申诉书，一边四处打听，这案子是怎样判下来的?她的孩子一再找法院打听。这个问题引起人们思考。“文革”造成这样大的灾难，第一个造反人聂元梓是个象征，是带头积极执行极“左”错误路线的象征，犯上作乱的象征。再也不能许可破坏社会安定、乱国家、乱政权的事情发生了，这是历史经验教训。对这样的造反人实施惩戒，有其必然性。

　　今日聂元梓

　　数年前，我认识聂元梓之前，先认识了原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聂真同志。与他闲聊起来，才知道他的小妹就是聂元梓。聂真告诉我，他妹妹已出狱，用了别人给她取的化名在做生意。我有研究“文革”的兴趣，遂去拜访聂元梓。聂元梓的住址，后边有个“宫”字。我凭主观想像，以为聂元梓做生意发财了，一定是住在“宫”一类的宾馆里做大生意。见面出我预料，原来这“宫”不过是借住的她亲戚单位一处宿舍楼的地名。她只有两间小屋，房子相当老旧。聂说她做生意不过是找点事情做，几年下来，到现在没赚到钱，乘公共汽车费、电话费倒是贴进了不少。聂还告诉我，她出狱后一无生活费，二无医药费，三无住房。这些年是靠亲友接济，维持着最简朴的生活。但是聂显得很不在意的样子。她说出狱后她差点儿病死。她不想死，也用不起贵重药，硬是靠自己练身、练腿脚，从病床上走下来了。“文革”以来，将近30年，戴着”反革命”帽子，受监管，劳改，干重体力活儿，坐牢，最难熬的日子毕竟挺过来了。

　　这十多年，她一直过着居无定所，看病缺钱，颇不安宁的生活。1999年起，生活有了政府补贴，医疗也有保障，她的日子可以较稳定地过，只是住房还悬着，暂时还没有解决。

　　而今的聂元梓，体态臃肿，患有心脏病、腰椎骨严重错位等多种疾病。后一种病，是20世纪70年代在江西鲤鱼洲挑河泥跌了跤，没有条件及时治疗而留下的，随着年岁增长，第五腰椎骨已经错位二分之一以上。经常疼痛难忍。如不及时治疗，身体有瘫痪的危险。然而因有心脏病，不能轻易动手术。她经常上午步行加搭乘公共汽车，去医院打针、取药，她觉得这对锻炼身体反而有益，心态大体是平静的。她的日常起居完全自理，安于简朴生活。每天的饭食是馒头、稀粥、青菜、豆腐之类，全仗自己采购、烹制，有客人来，则添加一点炒鸡蛋、肉丸子、粉丝汤，一派河南乡土风味。

　　她不再诉说自己“案件”的平反改正。她说，“相信历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