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复制链接]

蒋介石鞠躬拜寿 流氓大亨黄金荣的最后结局[转帖]

　　黄金荣，字锦镛，乳名和尚。原籍浙江余姚，1868年生。年幼时在上海城隍庙萃华堂裱画店做学徒。1892年进法租界捕房当包探，后升为华人督察长，为上海滩三大亨之首。1927年4月组织中华共进会，参与四一二政变。后被蒋介石委为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抗战期间在上海曾与日伪有所接洽，但未落水做汉奸。全国解放后，因年老多病留居上海。

　　1949年上海解放之际，赫赫有名的青帮头子、流氓三大亨之首黄金荣，既未逃台湾，也未去香港，却出人意料地留居上海。他住在龙门路钧培里老宅，深居简出，安度残年。早晨上茶馆，晚上上澡堂，即苏北人所谓“早晨皮包水，晚上水包皮”是也，有时则到他昔日的产业“大世界”门口扫马路，接受劳动改造，就这样默默无闻地过了三年，死了。

　　上海解放那一年，黄金荣已经82岁，垂垂老矣，体弱多病，自称废人一个，知道自己来日无多，所以下定决心不走，留在上海。他担心，如果真的去台湾或香港，说不定半路上就会送命，与其死在海上，不如死在上海。这是他留在上海的一个主要原因。何况，“曾经沧海难为水”，他这一辈子，总是以不变应万变，居然屡屡化险为夷。当初八一三日本人打进来时，大亨们无不争先恐后逃往后方，别人不说，三大亨之一的杜月笙先飞香港，再奔重庆，算是在后方“抗战”；张啸林干脆落水做了汉奸，结果被人一枪打死。唯有麻皮金荣笃悠悠待在上海，日本人和汪精卫又能把他怎么样呢？国民党卷土重来，那更不用说了，他虽然不及后来居上的杜月笙风光一时，但也没有像杜那样被蒋经国“斩”过。1947年他做八十岁大寿时，蒋介石特地来黄家花园祝寿，恭恭敬敬向他磕了一个头。这次，共产党得了天下，他也大着胆子依例办事，对人说：“听天由命罢，反正只有老命一条，随共产党把我怎么样。我这把年纪了，共产党总得讲点人道……”杜月笙从香港来信，要他去那里会合，共商大计，他像吃了秤砣，铁了心不肯动弹。

　　其实，黄金荣心里已有底，估计共产党不会为难他。黄的老友、曾任淞沪警备司令的杨虎，解放前夕与中共地下党建立了联系，他根据地下党要稳住帮会头子的指示，积极做黄金荣工作，争取黄留在上海，将功赎罪，这对解放初期上海社会秩序的稳定，震慑帮会残余势力，会有极大的作用。杨虎对他说：“共产党的领袖知道你，只要你不再做坏事，可以既往不咎，不来捉你。”并且将一张某领导人写的条子交给黄，要其在解放后交给上海的负责人。黄的心腹龚天健和孙子黄起明亲眼看到过这张条子。

　　章士钊夫人也带来过共产党方面的口信：只要在解放后拥护共产党，不再和人民为敌，我们一定都能按“既往不咎”的政策办事，希望你留在上海，不要轻举妄动。黄金荣瞻前顾后，权衡利弊，也觉得留在上海才是上策。

　　黄家花园的“四教厅”。

　　定下心来后，黄金荣叫人写出一份国民党财产的报告和四百多名青洪帮头目的花名册，交给共产党作参考，作为将功赎罪的表示，又告诫门徒收敛一些，为自己留条后路，接着命人将黄家花园（今桂林公园）“四教厅”内蒋介石亲笔题写的“文行忠行”匾额摘下砸碎，以示弃暗投明，改邪归正之意。八年抗战中，黄将这块匾额深埋于地下，等待着蒋介石的“胜利”归来，现在他是不敢做这个梦了。

　上海解放初期，百废待举，头绪繁多，军管会考虑到帮会势力和黄金荣实际情况，决定采取“继续作恶者从严，将功赎罪者从宽”的政策，区别对待，更好更快地瓦解、消灭帮会残余势力。对黄本人，则有一个具体的评估：

　　（1）肯定黄过去的罪恶，确为帝国主义豢养之恶霸；

　　（2）但黄近年来已不作恶，解放后向政府低头认罪，残废衰老；

　　（3）对反动帮会势力应采斗争瓦解策略，对黄本人可采宽大政策。

　　这实际上是放黄金荣一条生路，让其走改过自新之路。

　　当时，上海市民对政府不杀黄金荣，让其“逍遥法外”，很想不通，纷纷致书有关部门，大声疾呼要求从严惩办。军管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对此作了不少解释工作，并且曾经召开过市民座谈会，宣传党和政府的有关政策。

　　一天下午，两辆吉普车开到钧培里黄宅门口，军管会委派的军代表杜宣，带领十余名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奉命前来对黄金荣训话，宣布政策。黄见政府不逮捕他，稍为放心，一再表白说：“我黄金荣在上海滩，几十年来，做尽坏事，贩卖毒品，贩卖人口，杀人绑票做过，贵军没有杀我，是贵军的宽大……”

　　黄金荣因年纪大了，牙齿脱落，口音不清，嘟哝的这几句话，还得由旁边的徒弟一句句翻译，才能听懂。他身穿白色纺绸褂裤，颤巍巍地站立着，由他的两个徒弟搀扶。接着，他又从怀里掏出蒋介石赠给他的那块金挂表交给杜，说是上交给政府处理。在这块表的盖子上刻有：“金荣夫子大人惠存，蒋中正敬赠”字样。

　　杜宣最后说：“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只要老老实实不再进行一切不利于人民的活动，过去的罪恶，我们可以从宽处理。”

　　黄金荣唯唯诺诺，不敢多吭一声，仿佛不知所措。杜宣继续告诫他：“今后一定要老老实实，如发现你再做欺压人民，违背人民政府的行为，那就要从严法办了。”

　　这时黄才不断地鞠躬，连声说：“保证不再做坏事……”

　　此后，黄金荣蛰居于家中，不过问外务，人民政府允许他照常经营“大世界”、“共舞台”、“大舞台”等，但他哪里还敢出头露面，统统交给门徒分管。早晨“皮包水”，晚上“水包皮”之外，偶尔到离家不远的“大世界”门口扫马路，接受劳动改造。当时上海几家报纸，都在显著地位刊登了黄金荣扫街的照片。

　　1951年黄金荣在“大世界”门口扫马路，接受劳动改造。

　　1950年底肃反运动开始后，杀黄呼声又起，黄金荣感到十分恐惧，更加忧心忡忡。随着运动的深入，这种恐惧感愈来愈深，无法排遣，但又无可奈何。不久，上海市人民政府委派盛丕华、梅达君和方行三同志为代表，召见黄金荣，向他宣布既往政策不变，但希望他能写“悔过书”公开登报，进一步向人民交代，低头认罪。

　　据方老回忆，盛丕华时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梅达君为市政协副秘书长，他则担任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召见黄谈话的地点，记得是在市政协的一间会议室。当时，政协还设在和平饭店内办公。盛丕华解放前就同黄金荣熟悉，所以处理黄金荣的事情，基本上他都出面参加，这样较易稳定黄的情绪，使他不至于过于恐慌，甚至无法谈话。

　　1951年5月上旬的一天，黄金荣由他的门生、舟山同乡会会长陈翊庭和孙子黄擎宇陪同，应召前来。盛丕华首先说：“人代会上有些代表提出控诉，要求政府处理你。你生平罪恶甚大，但解放前几年未曾作恶，解放后尚能安分守己，且年已86岁（原文如此，应为84岁——作者注）可由你先向人民表白罪行，再凭处理。”

　　方行接着说：“人民的控诉是正确的，人民政府未曾处理你，并不是说你没有罪恶，你应主动向人民交代。可用悔过书在各报刊刊出，内容是承认自己罪恶，拥护政府法令，规劝已捕党徒真诚坦白，立功自新；未捕党徒应向政府立功自新，以求得人民的宽大。”

　　黄金荣听后，重弹老调，承认自己罪恶重大，愿真诚向人民请罪，求得政府宽大处理，并着重表示：“我决不指使和包庇党徒做坏事，如有指使包庇党徒为非作歹，或知情不报，愿受政府的严厉处分。”

　　黄金荣回来后，嘱秘书龚天健执笔，代为起草悔过书。他小时候仅在私塾读过几年书，后来进裱画店当学徒，再后来就考进巡捕房做事，杀人越货自然是老手，但捏笔杆子却极少。龚根据黄金荣的口授大意，整理成文，讨论两次，念了一遍之后，由黄本人哆哆嗦嗦在末尾签上了大名。

　　这份写在宣纸上的“悔过书”手卷，迄今保存完好，现藏于上海市档案馆，惟悔过书原件题名“自述悔过书”，于5月20日在《文汇报》、《新闻报》发表时，才改名为“黄金荣自白书”。

　　“自述悔过书”写好后，黄金荣又亲自送到外滩中央银行大楼军管会处，由军管会首长粟裕和副市长盛丕华接见训话。据陪同黄去的陈翊庭回忆说，他们退出下楼后，陈忽发现携带的用物遗忘在楼上，于是叫黄在门口等待，他匆匆上楼去取。及陈再次下楼时，黄已不在，各处遍找无着。原来，黄恐生变故，急不可待的独自一人回去了。

　　在悔过书中，黄金荣简述自己的生平，历数自己的历史罪行，自称要“自首坦白”、“立功赎罪”、“重新做人”云云，最后还说：“我敢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人民立誓，我因为年纪大了（今年84岁），有许多事，已经记忆不清，话也许说得不适当，但是我的懊悔惭愧与感激的心，是真诚的！是绝不虚伪的！”

　但查诸原件，黄的悔过书却有两份，且都有他的亲笔签名，一份与公开发表者基本一致；另一份则出入较大，多有隐恶扬美，文过饰非之处，但对了解黄的某些历史经历也有参考价值，不妨简单地介绍一下。

　　黄在这份从未公开披露过的悔过书中，自称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支持者，说：“孙中山先生在上海革命是我保护的，中山先生到北京去的时候，我保护送他上车，临走的时候，中山先生对我说，上海的革命同志要我保护，所以后来我认得了许多革命分子，像胡汉民与汪精卫他们就在革命军打制造局的时候认识的。”又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慈善家”，八一三日本人打来上海的时候，难民很多，米粮恐慌，虞洽卿办了一批洋米，“由我出面代为救济、筹款”。到了“孤岛”沦陷时，他也没有落水做汉奸，说：“日本人时常来与我商量，要我出来做事，我总说年纪大了，不能做什么事，回绝他们。”总之，尽量为自己涂脂抹粉，然亦无可厚非。

　　另一方面，黄金荣又处处诿过他人，推卸自己的历史罪责，说：“到抗战胜利后，我也没有做过什么事情，但是听说我的门生，仍借我的名义，在外面招摇，干不好的事，因为年纪很大，也顾不了这许多。不过这种事情，是怪我过去太卖情面，收了好多门主，现在想想这种不好的情形实在错误。”

　　悔过书公开见报后，远在香港的杜月笙异常敏感。他不知道这位老兄弟会说些什么，于是叫万墨林快去找来当地报纸，他要仔细看一看。

　　这时，杜月笙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他半躺在床上，接过报纸，便看见万墨林已经用红笔钩出了标题：“黄金荣自白书”，刚想接下去看，胸中却感到有些闷气，脸色立时显得苍白。万墨林见状，马上接过报纸读了一遍。

　　杜月笙微闭双眼，仔细听着，但未发一言。少顷，他睁开眼睛，说：“依再读一遍。”

　　万墨林坐在床边，又从头读起，当读至1927年四一二这一段时，杜月笙仿佛非常紧张，叫“停”了几次，叫万墨林慢慢读。听罢，杜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口气，说：“我懂了，我懂了。”

　　原来，黄金荣写的这份自白书，述及四一二这一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将镇压工人运动的总头子蒋介石及虞洽卿、张啸林等人都点了名，独独没有提到当时最“风光”的杜月笙。

　　杜月笙知道，这决不是黄金荣故意隐瞒事实，为他两肋插刀，这个老于世故的把兄卖他还来不及呢！无疑，其中必定另有蹊跷，最大的可能，就是中共在发出某种信息，既往不咎，欢迎他回大陆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杜月笙是何等样人，自然心中有数，所以才会发出“我懂了，我懂了！”的独白。

　　自此以后，杜月笙的思想起了一些变化，至少一再拒绝了蒋介石邀他去台，而时时萌动回大陆的念头。黄金荣即使死了，也是死在上海，死在故乡，叶落归根啊。

　　黄金荣的自白书，竟然会对杜月笙起到这么一个作用，恐怕是黄本人始料不及的吧。事实恐怕也是如此，黄金荣第一份自白书交上去后，竟未获通过，修改数遍，直到军管会点头，才重新誊抄了一份，就是公开见报的那一份。

　　而那时，潘汉年等人对杜月笙的统战工作，正紧锣密鼓，黄金荣的自白书无疑是重要一环。

　　但在上海，黄金荣的日子很不好过，至少他自己感到生命正在逐渐枯萎。

　　悔过书公开登报后，广大市民不仅不予认同，反而更加激愤。黄金荣惊恐万分，闭门不出，整日里提心吊胆，只好抱着“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念头，坐在家里准备束手待“毙”。身体状况也愈加差劲，坐在太师椅里，臃肿的身子几乎站不起来，站起来也挪不开步子。加上媳妇李志清卷款逃往香港后，家中的开销都成了问题，惊怕之外，加上气急，使他本已衰弱不堪的身体和精神防线受到沉重打击。这样拖了近两年，他终于一病不起，再也没有爬起来。

　　1953年6月20日上午，黄金荣进入弥留状态，由附近的永川医院派一名护士前来，给他注射强心针，但亦无效，于当天上午停止了呼吸，终年86岁。

　　据当地公安分局在黄死后报告：“查黄金荣现年86岁，上海著名的大流氓，收有门徒万众，本区大世界、共舞台、荣金大戏院皆是他的产业，当他于20日死时，大世界经理杭石君即报告分局云南南路派出所，并申请更换大世界负责人姓名，以后便由黄金荣的得意门徒陈福康为主办理丧事，计有马筱峰、陈荣富、陈昌良（荣金大戏院经理）、沈茂贞、汤融、严兴林、毛政纪、顾德昌、钱福林、陆正崇、朱文伟、陈益亭、王世昌、庄海宁、杭石君、陈荣炳等17人前来销声匿迹地看不出动静地治丧。尸体于22日移往丽园殡仪馆入殓，当晚在钧培里一号黄金荣住宅中，备有九桌酒席，治丧过程中除上述得意门徒17人前来外，别无其他动静。”

　　黄金荣死的那天，有人在复兴公园后门的一块黑板上，写了“黄金荣倒了”五个大字，令人寻味。

中国各朝代名称的由来[转帖]

    我国历史悠久，朝代更零星纷繁。每朝的创建者要首手办的第一件事就是确立国号（朝代名称）。国号就是一个国家的称号。《史记·五帝本纪》：“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

    朝代的名称是由什么决定呢？大致有五个来由：由部族、部落联盟的名称而来，来自创建者原有卦号、爵位；源于创建者原始所或政权统治的区域；源于宗族关系；寓意吉祥。

具体说：

    夏：据传禹曾受卦于夏伯，因用以称其政权为“夏”。另据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说，禹的儿子启西迁大夏（山西南部汾浍一带）后，才称“夏”。

    商：相传商（今河南商丘南）的始祖契曾帮助禹治水有功而受卦于商，以后就以“商”来称其部落（或部族）。汤灭夏后，就以“商”作为国名。后盘庚迁殷（今河南安阳西北）后，又以“殷”或“殷商”并称。

    周：周部落到古公亶父时，迁居于周原（今陕西岐山）。武王灭殷以后，就以“周”为朝代名。周前期建都于镐（今陕西西安西南），后来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因在镐的东方，就有“西周”和“东周”的称号。

    秦：据《史记》记载，本为古部落，其首领非子为周孝王羊马有成绩，被周孝王赐姓为“嬴”，并赐给了一小块土地（今甘肃天水县，另说是陇西谷名）。后来襄又救周有功被封为诸侯，秦始皇统一六国，始建秦国。

    汉：项羽封刘邦为汉王，以后刘邦击败项羽，统一中国，国号称“汉”。汉朝前期都长安，后期都洛阳，故从都城上有“西汉”和“东汉”，从时间上有“前汉”和“后汉”之分。

    魏：汉献帝曾封曹操为“魏公”、“魏王”爵位，曹丕代汉后便称“魏”。以皇室姓曹，历史上又称“曹魏”。

    蜀：刘务以四川为活动地区，蜀指四川，其政权帮称“蜀”。历史上也称“蜀汉”。汉指东汉的继续。

    吴：孙权活动于长江下游一带，历史上曾建吴国，曹魏曾封孙权为“吴王”，故史称“孙吴”；又以地位在东，也称“东吴”。

    晋：司马昭逼魏帝卦他为“晋公”，灭蜀后进爵为晋王。后来他的儿子司炎继承他的爵位，逼令魏帝退位，自立为皇帝，国号“晋”。

    隋：隋文帝杨坚之父杨忠，曾被北周封为“随国公”。隋文帝后袭用此卦爵，称为“随朝”。他认为随有走的意思，恐不祥改为“隋”。

    唐：唐高祖李渊的祖父李虎，佐周有功，被追卦为“唐国公”，爵位传至李渊。太原起兵后，李渊称“唐王”，后废杨侑建唐朝。

    辽：辽原称“契丹”，改“辽是因居于辽河上游之故。

    宋：后周恭帝继位后，命赵匡胤为归德节度史，归德军驻宋州（今河南商丘），赵匡胤为宋州节度使。故陈桥兵变后，发迹在宋州，国号曰“宋”。

    西夏：拓拔思恭占据夏州（今山西横山县），建国时以夏州得名，称“大夏”。因其在西方，宋人称“西夏”。

    金：金都城上京会宁（今黑龙江阿城南），位于按出虎水（今阿什河），相传其水产金，女真语“金”为“按出虎”。

    元：据《元史》记载：“元”的命名，是元世祖忽必烈定的。是取《易经》上“大哉乾元”句中的“元”，有大、首等意思。但也有人认为与蒙古人的风俗与图腾有关，有的认为与佛教有关。

    明：朱元璋是元末起义军之一，是继承郭子兴而发展起来的，郭子兴属于白莲教组织。白莲教宣称“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将要到来”，借以鼓舞人民反对黑暗的元朝统治。所以又称“光明教”。白莲教的首领韩山童称“明王”（他的儿子韩林儿称“小明王”），都体现其教义宗旨。朱元璋不仅曾经信仰白莲教，而且承认自己是白莲教起义军的一支（他曾为小明王左副元帅）。朱元璋取得政权后，国号称“明”。

    清：满族是女真族的一支。女真族在北宋时建立金国。明末女真势力复强，重建金国（后金）。后金为了向外扩展，割断了同明朝的臣属关系，清太宗皇太极把“女真”改为“满州”，把“金”改为“清”。在宋时女真人受制于契丹人，他代针对“辽”字在契丹语中是 “铁”的意思，因此命名“金”，表示比铁更坚强有力，可以压倒“辽”。“金”改“清”的原因，史学家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是皇太极要避免引起尖锐的矛盾。

蒋介石用毛选“改造”国民党[转帖]

　　介石虚心：学习共产党“改造”国民党
　　蒋介石自幼熟读《孙子兵法》他懂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道理。他经常与蒋经国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共产党究竟怎样治党？蒋经国毕竟长期留苏当过联共布党员，做过党的基层工作，甚至其共产党的党龄超过国民党。他对共产党的理论、政策、工作方针是熟悉的。尤其是他非常注意中共的延安整风，他对国共两党的差距也一清二楚。他认真地向蒋介石建议：“不妨认真研究共产党延安整风的文件，特别是毛泽东的一些著作”。于是蒋介石通过公开或秘密的手段搞到一批中共的整风文件和毛泽东的著作。
　　非常有趣的是蒋介石愈是认真研讨毛泽东的一些著作，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整风文献后，愈发对国民党的腐败深恶痛绝，大加申斥，同时却又对他的老对手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毫不掩饰地表示欣赏。一位美国学者曾写道：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和精神道德极为赞赏，而他所称道的共产党的优点，恰好是国民党所缺乏的。
　　他认为，共产党不仅认认真真地研究和讨论问题，而且踏踏实实地完成任务。蒋介石曾说过：共产党“不容有一丝含糊笼统的观念，绝不允许哗众取宠，半途而废。”所以蒋介石承认共产党的特点就是坚持“科学的方法”。他认为，共产党的科学方法及组织性、纪律性与精神道德是通过延安整风运动慢慢教育培养的。
　　因此，他也希望他的部下仿造这一运动，所以国民党在“改造”之时，虽然仍顽固坚持反共立场，但其改造的内容乃至有关文件所用的术语，都会使人想到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整风运动和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原则。
　　所以后来台湾有人戏称：六十年代大陆方面广泛评选“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居然不评蒋介石实在有失公允，蒋介石才是真正最早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
　　由于蒋介石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整风对中国共产党的强大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他十分重视延安整风的经验。为了搞好国民党的“改造”，蒋介石把研究延安整风作为国民党“改造”的内容之一。蒋介石下令翻印了延安整风的有关文献，作为国民党“改造”的参考学习材料。尽管有许多人极力反对，但蒋介石力排众议，申言为了“打败共产党”必须研究和使用共产党的方法。国民党的《本党改造纲要》与同一时期的其它文件大量吸收了中国共产党延安整风的基本原则，有的直接使用了共产党用过的术语，有的则以别的术语来表述这些基本原则。
　　在思想“改造”方面，蒋介石认为，要通过政治训练，使党员认清国民党的本质属性。蒋认为：“本党组织涣散，纪律废驰，尚不及一个普通政党”，原因在于党员的“党性”观念淡薄，放弃了国民党的“传统精神”。为此，国民党成立了中央干部训练委员会，主持“训练工作，即在教育党员，训练党员”。党的高中级干部由蒋介石直接领导的革命实践研究院培训，共办训练班20期。基层干部则实行巡回训练，“受训的基层干部达12000人”。蒋介石根据中国共产党延安整风的经验，也把研究国民党党史作为政治训练的主要内容。根据蒋介石的意见，国民党成立的中央党史委员会。《本党改造纲要》还明确规定：“每一党员要研究本党的历史与革命理论。”
　　蒋介石下决心要在改造中整饬“党籍党德”
　　重建国民党的组织是国民党“改造”的最重要内容。重建国民党组织依据的是列宁主义原则，也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的经验。在组织原则方面，规定“本党采取民主集中制，由选举产生干部，以讨论决定政策，个人服从组织，组织决定一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在组织系统方面，设立中央、省、县（市）、区委会和基层小组。“小组为党的基本组织”，党员必须参加小组，其党籍方能有效。为重建国民党组织，国民党规定，从1951年1月4日至23日，以20天时间重新登记党员，凡在限期内未参加党员登记者，一律撤销党籍。同时，《国民党改造纲要》第一次对国民党的性质和党员成份作了规定。规定国民党为“革命民主政党”，其成份“以青年、知识分子及工农生产者等广大劳动民众为社会基础，结合其爱国的革命分子为党的构成分子。”《纲要》要求党员“在生活上与行动上与民众打成一片，深入民众，深入农村”。“改造”运动其间，中央改造委员会颁布了《农民运动指导方案》、《劳工运动指导方案》等一系列文件，要求青年、劳工、妇女、农民运动全面铺开，吸收工农知识分子入党。经“改造”，到1952年8月，国民党党员构成中，“农工分子”占49.31%，高中以上“知识分子”占 29.77%，25岁青年占35.29%。党员人数由400万降至28万。
　　鉴于党内腐败是国民党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蒋介石下决心要在改造中整饬“党籍党德”。《本党改造纲要》规定，本党淘汰腐恶分子，原有党员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彻底整肃：“有叛国通敌行为者；有跨党变节之行为者；有毁纪反党之行为者；有贪污渎职之行为者；生活腐化，劣迹显著者；放弃职守，不负责任者；信仰动摇，工作弛废者；作不正当经营，以取暴利为目的者”。整肃采取检举、审议、核定、制裁的程序进行。党员整肃以类似于延安整风的方式进行，即经遣责错误，评议（包括调查、自我批评、评议）与处理三个阶段。两年多的改造、整肃是毫不留情的。以国民党六届中委为例，在全部六届中委589人中，除6**亡，296人归队外，其余287人全部开除党籍；处理党员违纪案126人，其中116人被开除党籍。在整肃的同时，《本党改造纲要》专刊《党的作风》一章规定：“每一党员应守党的岗位，体察民众之心理，争取民众之信任”，“每一党员应建立为民众服务之观念，在生活上行动上与民众打成一片，深入民众”，“宣传党的政纲、政策。并将民众之情绪与要求反映于党内，使党的政策能代表民众的利益”。“每一党员应以实事求是之工作精神，应用科学方法，使党的政策获得实际之效果。”“党员应破除派系成见，戒绝相互倾轧之恶习，以检讨求团结，以批评求进步，将意志集中于党，将力量贡献于党。”同时，要求党的干部必须是“接近青年及劳动民众，并能为其利益而奋斗者”；“有大公无私之革命精神者”； “有刻苦耐劳之生活习惯者”。
　　“改造”运动是国民党发展史上重要的转折点
　　改造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制定常务制度，使党的动作走上程序化道路。《本党改造纲要》规定，国民党各级干部要改正侧重于个人领导的习气，实行原则领导、一元化领导和民主领导。要“组织决定政策，以政策领导政治”。“党员应参加组织活动，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命令，执行党的决议。”与此相适应，还规定党的纪律以及对党员违纪行为的惩处办法。在党政关系上，也制定了相应的制度，规定改变过去“党直接领导政府”的方式，实行以主义制定政策，透过“民意机关在政府服务之党员，依法定程序构成法令与政令”。“党对于政府及民意机关中服务之党员，应从政策上领导，而不得对其法定职权予以干涉”。同时也规定，在中央民间机关中建立党团或党部，政策制定前，应由党团讨论，政府决策有关问题，均须提政治小组讨论，“以增进党政联系并谋贯彻本党有关政治决策诸问题”。
　　国民党在进行自身改造的同时，还把广泛进行社会调查，开展青、工、农、妇运动作为改造的重要内容，在开展上述诸方面活动时，强调要执行“群众路线”，党员与工、农在生活上一致，要打破“关门作风”克服“个人主义、官僚主义、帮派关系”，“刻苦勤奋，深入下层”，“团结群众，教育群众，影响群众，信赖群众”，“工作为群众表率”，“应持服务精神”。
　　为了保持对军人的严密控制，国民党军队中重建了政治工作部。蒋介石认为，没有政工人员，对军官就没有监督和检查，于是什么样的贪污腐败的事情都发生了。
　　为了总结国民党“改造”运动的成果和进一步确立蒋氏父子权力核心地位，1952年10月10日至20日，国民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台北阳明山召开，“七大”选出32名中央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及16名候补中央委员，根据蒋介石提名，通过48人为中央评议委员。11月1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改造委员会举行交接典礼，宣告国民党“改造”运动结束。国民党“改造”整顿了国民党各级组织，实行了一些新的措施和制度，加强了党组织对党员的约束力，提拔了一批有才干的官员，促进了领导层的新陈代谢，使国民党的组织状况和工作作风都较大陆时期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也确实提高了国民党的执政能力。这些，不但对于国民党退台初期的混乱政局起了一定的稳定作用，同时，对台湾的经济发展也起到促进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民党“改造”运动成了国民党发展史上起死回生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闲话明朝的皇帝与大臣[转帖]

    也许是因为朱元彰的基因遗传，如果把前朝前代的那些变态皇帝剔除在外，仅与历史上的“正常人皇帝”相比，明朝出现了一个堪称历朝历代故事最多、传奇最多、个性化最强的“皇帝群”，他们性格上或刚烈或温仁，或儒雅或暴虐，或刚愎或偏才，总之这是一个充满人性的皇帝世界，基本上每个角色现在回看都栩栩如生、可歌可泣可思可叹。一般而言，皇帝只接触到诸臣工以及后宫佳丽、奴仆之辈，而臣工是皇权帝命的主要执行者，“明代皇帝”这一人群的文化个性大致可以从其与臣子即官僚集团的交往中笼统知一大概。

    与前一个汉人统治的朝代宋朝相比，明代皇帝与官僚阶层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一个完全不同的面目，从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小富即安的局面一转而为纵横江河诸习、笼罩神州万里的大朝廷局面，在皇帝不再象南宋那样总是脱不了某种田舍翁的小家子气，在官僚则也不再象南宋那样“总把杭州作汴州”地沉醉于靡靡之乐舞中不可自拔。宋初以文立国秉持文人当政，但到南宋则流于老庄与啬夫之间，既善逃避又常贪鄙，既习于柔弱又失之讷愚，以至到最后民间血脉代替帝王与官僚成为抗元的唯一主力。与宋相比，总体上明代的皇帝和官僚在立身、言行、治平等方面都显得更加雍容大气、更加不疾不徐、更加沉静自信，他们似乎可称作“更正宗”的皇帝和大臣一族。

    明帝王与臣子的关系颇具特色。历史上不乏帝王与官僚阶层的博弈乃至斗争，但纵观有明一代这几乎成为了政治生活的泰半主题，给后人留下皇帝拿官僚集团没办法、官僚集团也拿皇帝没办法的印象。说起皇帝对官僚集团的控制之力，则可以后期崇祯在执政困境中狂杀大臣为例证，大臣动辄得咎，而一得咎则非死即伤，或剐或斩，惨烈无比。

    如果说“伴君如伴虎”可拿明朝作为一个案例集中区域，那“伴臣如伴狼”同样是明朝的一大特色。说起官僚集团干预皇权之力，则可以万历一朝立储一事为例证，或大或小的官员直接而彻底地干预皇帝立太子这一在其他朝代具有“核心皇权”性质的领域，我们很难想象在宋朝或清朝出现这样大规模的官员公开讨论皇帝立储问题的情况。总之，明朝在帝王与臣僚的关系史上独树一帜，官员骂皇帝的规模前所未有，皇帝杀重臣的事更保持住了历史记录。

    文人即官僚，官僚即文人，“学而优则仕”是中国儒家文化左右下的封建统治历史的一大特色。在宋朝有不杀言官的祖训，两宋皇帝尊重大臣的独特方式是少动干戈、罕见杀虐，至多眼不见心不烦，贬谪他乡了事。当然这也纵容了宋朝高级官僚的不法行为。须知在宋朝对高级官僚在事实上实行的“废除死刑”制度的背景下，既然没有必定的杀头风险，更谈不上出剥皮楦草的惨事和丑事，则窝案、串案、机群犯案自然层出不穷。

    很明显明代对大臣处理起来最不客气。明代从来不对臣子作“免杀承诺”，从朱元彰到崇祯一头一尾两个皇帝都是杀大臣杀出瘾的代表人物，在杀头之外，甚至还创造性地用“打屁股”来惩罚大臣，而且只要大臣惹皇帝不高兴了可以说打就打毫不需要说明理由。但这并不能由此必然得出明代皇帝变得太不尊重大臣的结论，最终结论复杂难明，但总体看明代还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延续了宋朝尊重文人官僚集团的传统，在很多情况下皇帝更为慷慨地赋予大臣权力。

    明代的内阁从仁宗开始就获得了一种新的参政认可，他们可以通过某种制度化的形式对皇帝的决定进行反驳乃至拒绝执行，在仁宗、宣宗以后这一惯例逐步成形，并且几乎成为贯串明朝大半历史的一个传统。在以前朝代的历史中，确实有过大臣对皇帝的决定以讨价还价的形式进行反驳的记录，但大多凭大臣的威望、人格、意志而行，最终结果各异，从来不能象明代这样就此建立起一种几乎是制度性的惯例。当然真正执行起来也有例外，一种情况是遇上了特别强势的皇帝，比如嘉靖、崇祯这样的好杀品种，另一种情况是遇上了特别强势的太监，比如王振、刘谨、魏忠贤这样的。不过大多数情况下皇帝对这一惯例给自己带来的限制还是忍受和克制的。

    由此而起，在大臣这一层，明代的政局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首先对这一系列针对皇权的惯例体系的保护逐步成为明代官僚集团具有一致性的目标，他们将这一惯例上升为某种道义形式，以前赴后继的默契方式共同对付皇帝的威胁，从这个角度看他们似乎具有强大的集体主义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其次官僚群体的参与意识与文人身份极好地融化为一体，政治斗争往往以舆论战的方式展开，内阁高级官僚直接间接地分别影响控制不同的大小官员，以他们为棋子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且他们在辩论中同时附带着过种可能出现的与辩论主题完全不相干的攻击活动，附带着辨别敌我的组织甄别活动，值得钦佩的是他们在数百年前竟然就达到了鲁迅先生“以笔为戈矛、投枪”的斗争境界；最后就是在权力分享领域反复延续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律，在王振、严嵩、张居正、刘谨、魏忠贤等强人时代之间总是以一个群龙无首的分散过度期作为衔接，其中各色官员人等的博弈活动就象实验室里的化学反应一样复杂无序。

    与宋、清两朝不同的是，明代的内阁有着鲜明的议政色彩和准制度性的权力分享保障，在事实上明朝很多时期内的国家大事是由皇帝、太监和内阁的“三权分立”所决定的，其中内阁切实地体现出鼎立之一足的特征，对皇帝、太监（往往代行批示细节的皇权）也起到了一定的钳制和对抗效应。明代内阁与清代内阁里的“奴才”阁臣具有本质的不同，后者只有绝对服从和执行君命的份，而前者可以名正言顺地抗君命而不遵。所以夸张点讲，明代尤其是明中前期，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堪称最有可能孕育出民主议会制度的时期，虽然这种可能性在延续千余年的儒家文化思想面前是如此之小，但是毕竟这一具有极薄弱的“小议会”功能的组织形式不仅具备了某种责权利结构，而且在明朝的国家政事活动中多次发生过与其相近时期类似西方议会与君主之间的那些冲突。

    比如一个最典型的领域就是财政经济方面，和西方历史所表现的相类似，明朝的皇帝在用钱、征税方面经常受到内阁的制约，两者之间也不断发生着各种不同形式的对立。但是相对同时期的西欧英、法诸国的发展历程，出现于明朝上层统治结构中的资本主义民主议会形态的可能性最终还是因为种种原因而胎死腹中。如果探究其中缘故，应该和西方历史上的议会构成与明朝内阁构成的巨大差异有关。一边是由封建领主、宗教人物、皇族、国外利益代表等构成的具有多样化、实体化和政治经济实力的诸多方面人士，一边是寥寥数人、权由君授、随时可贬可杀的文弱书生，其与皇帝对抗的资本、力度实在太不可比，这也是根本无从奢论明代内阁转向议会形态的主要原因吧。

 中国幸有周恩来[转帖]

　　尼克松在《领袖们》一书中说：“我1972年访问中国期间，周恩来无以伦比的品格是我得到的最深刻印象之一，并对他产生了极大的敬意。‘恩来’译成英文是‘恩惠降临’之意，这个名字很能概括他的风度和气质。他待人很谦虚，但沉着坚定。他优雅的举止，直率而从容的姿态，都显示出巨大的魅力和泰然自若的风度。在个人交往和政治关系中，他都忠实地遵循着中国人古老的信条：决不‘伤人情面’。”

　　1972年2月22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周总理一早去钓鱼台国宾馆看望尼克松，当周总理下车正欲脱大衣之际，尼克松快步走到周总理身后，亲自为周总理脱大衣，此时正是美国晚上收看新闻的黄金时间，次日美国报纸发表评论说：“尼克松亲自为周总理脱大衣等于发表了一遍很好的竞选演说”。结果尼克松果然连任成功。

　　中国幸有周恩来

　　让我们一起听听国内外名人对周总理的评价：

　　□联合国前秘书长哈马啥尔德于1955年在北京会见过周总理后说过一句广为流传的话：“与周恩来相比，我们简直就是野蛮人。”

　　□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加诺说：“毛主席真幸运，有周恩来这样一位总理，我要是有周恩来这样一位总理就好了。”

　　□建国前，斯大林和米高扬也说过：“你们在筹建政府方面不会有麻烦，因为你们有现成的一位总理，周恩来。你们到哪里去找这样好的总理呢？”

　　□苏联总理柯西金在会见日本创价协会会长池田大作时说：“请你转告周总理，周总理是绝顶聪明的人，只要他在世一天，我们是不会进攻的，也不可能进攻的。”

　　□英国前外交大臣艾登对美国记者说：“你们早晚会知道，周恩来可不是平凡的人。”

　　□苏联前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对西方记者说：“你们认为我是难以对付的话，那你们就等着与周恩来打交道吧。”

　　□原政协副主席钱学森说：“许多党外人士说，我们是认识周恩来才认识共产党的，相信周恩来才相信共产党的。”

　　□原国家主席李先念说：“中国共产党因为有周恩来而增添了光辉，中国人民因为有周恩来而增强了自豪感。”

　　□著名作家冰心老人说：“周恩来总理是十亿中国人民心目中的第一位完人。”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中国如果没有毛泽东就可能不会燃起革命之火；如果没有周恩来，就会烧成灰烬。”

　　□陈云、彭真、宋庆龄、叶剑英、罗瑞卿、余秋里、谷牧说：“没有周总理，‘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

　　□谷牧说：“这位伟人对中国的贡献无论如何评价都不过分。”

　　□李宗仁说：“周恩来高瞻远瞩，立地生辉，抛开国共两党各自的信仰不说，仅以有这样的杰出领袖人物来看，共产党的胜利，也是天经地义的，顺乎情理！”

　　□阎锡山说：“周恩来乃神才也！周恩来先生的确是个大人才，我在国民党里没见过，国民党里没有这样的人才。”

　　□张治中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情怀，他那广泛团结人的思想是国人学习的楷模。”

　　□冯玉祥说：“与周恩来相比，我知道的东西太少了！”他对周恩来的印象更是浓缩成一句肺腑之言：“极精明细密，殊可敬可佩也。”

　　□著名地质专家李四光曾说：“周恩来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胸怀宽阔，不计恩怨，广交朋友，用人唯贤，关心体贴，无微不至，为中国共产党团结了一大批人。”

　　□印度印中友协会长说：“世界上的领导人，能多一些像周总理的，世界和平就有希望了。”

　　□肯尼迪夫人杰奎琳说：“全世界我只崇拜一个人，那就是周恩来。”

　　□西哈努克夫人莫尼克公主也说过：“周恩来是我唯一的偶像！”

难以置信的二战史料[转帖]

　　1.第一个在战场上死亡的德国军人，杀死他的是日本人（中国，1937）。第一个在战场上死亡的美国军人，杀死他的是苏联人（芬兰，1940）。美国战争阵亡名单中除了巴克利中将外，军衔最高的是莱斯利，麦克奈尔少将，杀死他的是美国陆军航空队。

　　2.战争中最年轻的美国军人是在海军服役的卡尔文。格拉汉姆，当时只有12岁。在后方养伤时被发现慌报年龄被军方起诉（后被美国国会平反）

　　3.日本袭击珍珠港时，美国的海军司令的姓名是辛克斯（cincus，英文中和sinkus发音相同，意为”击沉我们”）。美陆军第45步兵师的吉祥物是纳粹的万字饰。而希特勒的私人专列的名字是”美国”（amerika），以上三点很快被各自“纠正”。

　　4.美国陆军航空队的阵亡率要高与海军陆战队。而一个航空兵完成回后方所需要的30个任务中阵亡的可能性为71％。

　　5.一般的说，飞行员没有”水平一般”这样的说法。你要么是个王牌要么活该倒霉。例如日本的王牌飞行员西泽广义击落了80多架飞机，但他死在货机里。

　　6.通常的说，战斗机所装的弹药中每5发中有一发是曳光弹以方便瞄准目标。这显然是个错误。曳光弹在长距离上有不同普通子弹的弹道特性，所以如果你的曳光弹击中目标，说明你射出的其他80％的子弹都打空了。更糟糕的是，曳光弹让你的目标知道他被哪个方向攻击。最糟糕还不是以上所说，如果你把曳光弹都装在弹仓尾部，那无异于告诉你的敌人你何时没子弹，你肯定不想那么做的。所以放弃使用曳光弹的部队发现他们命中率和损失率分别上升和下降了两倍。

　　7.当盟军部队开至莱因河畔时，上到温斯顿。丘吉尔，巴顿将军下至普通一兵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无一例外都是撒尿，其中以上两位名人还留影为念。

　　8.德国的me－264轰炸机能够轰炸纽约，但后者缺乏有价值的目标。

　　9.德国的u－120号潜艇的沉没原因是艇上一个抽水马桶操作失灵。

　　10.在诺曼底登陆战役中第一批被俘的”德国人”是几个朝鲜人，他们最初被日军拉壮丁，后来苏军俘虏了他们后他们开始在苏军服役，再后来德国人俘虏了他们，使得他们又进入了德军服役直到他们被美军俘虏。

　　11.在一阵猛烈的火力准备后美国和加拿大的三万五千士兵登上了基斯卡岛，交火中有21名士兵死亡！！。如果岛上有日本人，这个伤亡数字可能会更多。

　　12. 德海军某U艇盯上了一艘单独航行的盟军军火运输船，用鱼雷击中了她，运输船发生大爆炸，船上的轻重物资满天飞。德军U艇洋洋得意地浮出水面观看战果，这时一辆被炸上天的M4坦克从天而降，正好砸在潜艇上，使它成为二战中唯一一艘被坦克击沉的潜艇。

　　13. 欧洲某海湾，德海军的布雷艇每周一、三、五来布雷，英海军扫雷艇每周二、四、六来扫雷。有一天英国人厌烦了没去扫雷，想看看明天会发生什么事。结果第二天德军布雷艇撞中自己上次布下的水雷沉没。英国人把德国人救了上来，德军艇长破口大骂：“你们怎么能这样不负责任？这在我们海军里是绝不允许的！”

直把杭州作汴州—漫谈宋高宗[转帖]

　　资性朗悟，博学强记，读书日诵千余言，挽弓至一石五斗—没错，这样一个文武全才，英姿勃发的年轻人说的就是南宋高宗皇帝赵构。
　　赵构第一次在历史这方大舞台上露面很是激越慷慨：“靖康元年春正月，金人犯京师，军于城西北，遣使入城，邀亲王、宰臣议和军中。”“钦宗召帝谕指，帝慷慨请行。遂命少宰张邦昌为计议使，与帝俱。金帅斡离不留之军中旬日，帝意气闲暇。二月，会京畿宣抚司都统制姚平仲夜袭金人砦不克，金人见责，邦昌恐惧涕泣，帝不为动，斡离不异之，更请肃王。”从这段描述可以看出，大敌当前，年轻的赵构还是很有勇气和骨气的。可从其中我们也隐约可以看出来，他的那位宝贝哥哥—只当了一年多皇帝的赵桓对他似乎不怎么待见。明知弟弟在金营里面，还允许将领们去偷营，这不是把他往死路上赶吗。好在赵构命大福大—其实说来还是那句话—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出了这档子事，赵构还很镇定，这使得金人心生疑惑—在他们看来这些长在深宫里，只知声色犬马，锦衣玉食的王子哥儿在这样的情况面前早应该是吓得屁滚尿流了。而如果真是亲王的话，也太不把他当回事了。所以他们认为这个亲王是冒牌货，即使不是冒牌货分量也不足。他们倒是猜对了，因为赵构虽是九王爷，可是在王室里地位确实不高，因为他是庶出，而且徽宗对他老妈感情也不深厚。因此金人要求换人—因祸得福啊，赵构得以逃出生天。从以后赵构的表现来看，我想在这次作人质的过程中，他深刻的认识到了两点。第一就是他看到了金朝兵威之强盛，使得他那点在深宫里养成的不知深浅的“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壮志豪情深受打击，也第一次深刻的体会到了现实军事政治斗争的残酷。其二是他可能也因此对老爸老哥有了很深的成见，并体会到了帝王家里亲情的凉薄—这也可能是他以后对国耻家仇不那么刻骨铭心的一个原因。
　　过了不久，金兵第二次围汴京—他又摊上了一个和上次一样的苦命差事—去金朝议和。这次是金人指名道姓要他去的，可能是经过上一次他的表现，金国人觉得在宋室里面还就他有点出息，所以要先抓过来。哪知我们的九王爷又一次因祸得福，还因为这一趟“出差”从此踏上了延续宋室香火，保存国祚的中兴之路。
　　谈论赵构，我们还是从这里说起—他是南宋的第一个皇帝。在中国历史上，一共有三个中原王朝因为内乱或外族的入侵被迫南渡，它们分别是晋朝、宋朝和明朝。在宋之前，是晋室的衣冠南渡。据史载高宗听说杨万里的诗里把他比成晋元帝，非常不高兴。有些对赵构不感冒的人会说，晋元帝再怎么不济。也不比你赵构差—毕竟人家没有向北方称过臣。但我们还是需客观的承认，高宗无论是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力，还是对王朝的建设和发展，高宗都是要远远超过晋元帝的。毕竟宋室南渡时的情况是要比晋元帝在建康称帝时的情况艰难许多。这是因为当时金朝已经灭了北宋，并派兵对高宗处处紧逼，而他身边兵马很少，情况实在紧促。而晋元帝称帝时在南方已经经营了近十年，基础已经比较牢靠，同时北方很长一段时间陷在混乱之中，对南方的威胁比较小。其次是赵构即位时才20岁，没有任何的政治军事经验，而司马睿登基时已经41岁，在地方从政也有了20年左右。第三是司马睿有王导这样在江南根基深厚，深孚众望的人辅导，而赵构却缺少这样好的条件。第四是，终南宋一朝，无论是从国祚的长久、皇权的威望、军队的控制、王朝最后的结局方式这些方面来考虑，南宋都是要强于东晋的。有些人会提出在晋元帝有王敦的叛乱—其实，高宗朝开始时不也有苗刘叛乱？当然，这样的可比性毕竟不大，因为历史环境不同，高宗和元帝的享国时间也有巨大的差异。
　　既然说到了王朝的南渡，我们不妨继续谈一下南宋和南明的情况。高宗被赶到南边时，身边亲兵仅一千余人，然而他通过各种方法，迅速调集兵马防守住了江淮，同时建立了南宋的根基。相比于明代，有明一代对南方的经营是远过于北宋的，南京六部九卿设置齐全，官僚机构完备，且左良玉和四镇军事实力强大。而观于甲申以后，南明竟不能守，史可法虽然一代忠勇，令人欷歔，但是在调停部署上近乎昏聩，四镇顷刻土崩瓦解。与南宋相比，真是天差地别。以此论之，宋高宗虽然在恢复中原方面深受后人诟病，但也不能算一个昏君。
　　终宋高宗一生，我们都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坚定的“和平主义者”。在绍兴八年之前，南宋既和既战，对“和”的追求并不那么彻底。这里面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赵构登基不久，需要一面旗帜，一个信念来团结广大的抗战军民。如果这个时候一味求和，无疑会凉了广大将士们的心—人家还不如拥护张邦昌呢。第二就是历朝历代无不是以忠孝治天下，现在父兄被人挟持到东北打猎去了，你却一门心思求和的话，于国是不忠，于家是不孝，那么得国就有些名不正言不顺了。第三是金国那个时候压根就不承认你这个“流动”政府，他们先后立了张邦昌和刘豫，对赵构这个小孩子是必欲擒之而后快。所以，在前期金宋两朝是打打杀杀的闹了好一阵子。后来金国人发现自己一时是灭不了这个小朝廷的，而这时宋高宗的地位也渐渐稳固了，再不必羞答答的表示自己的“和平愿景”。
　　到这里似乎可以进入人们熟悉的主题了—那就是八百多年来在这位君王世界里最为后世叹息、诘责和痛恨的两个议题：和与战，忠与奸。
　　小时候接触的第一本书就是《说岳全传》—一本章回体演义性质的小说，具体的样子记不得太清了。因为那时没读书，是爷爷一回一回说给我听的。在这本书里—知道了那个历史上最具悲剧性的英雄—岳飞。
　　谈宋高宗，就绕不过岳飞—绕不过岳飞的为人、功业以及这对君臣之间的关系。
　　几百年来，岳飞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文化符号和精神图腾。历史上有两个这样的武将对我们的历史产生过这般影响，一个是关羽，一个就是岳飞。关羽取义，岳飞取忠。不管王朝怎样变迁，这两个人都受到当政者的热烈追捧—而且两个人都成神话了—被封了“神”。尤其是岳飞，当年还是冤死在自己尽忠的统治者手里—这样的反差真是让人唏嘘不已。
　　根据史料，我们来总结一下岳飞：文武双全，不贪财，不好色，为人耿直，坚持原则，对国家和君王赤胆忠心。但也有一些小缺点，那就是有时爱使小性子，说话办事没有足够灵活性。当然瑕不掩瑜，千百年来人们敬爱岳飞，是因为他一直是站在广大被异族压迫的老百姓一边，他所从事的是一项抵抗外来侵略和民族解放的伟大而正义的工作。所以不管岁月如何变迁，对岳飞的“崇拜”还将延续下去。
　　当然，我们也认识到，我们了解的岳飞—一方面来自民间的众口相传，最主要的还是来自一些史籍资料，尤其宋史。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宋史受到史学界的肯定，但是其中关于岳飞的传记资料主要来源岳珂撰写的私传《鄂王行实编年》。一般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岳珂的《鄂王行实编年》对其祖有许多的溢美过誉的地方。这也可以理解，毕竟“遗老吊故国山河，商妇话当年车马”。比如拿岳飞的功业来说吧，我们熟悉的朱仙镇大捷在《鄂王行实编年》之前的史料中就不曾有记载—当然我这样说也不是否定这次大捷的存在，只是存在疑问罢了。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下金史—金史因为底本好，客观性更强，史学界一般认为它比宋史要好。在金史中还是有一些关于岳飞的败绩记载，他的一些战绩也没有今天我们了解的那么辉煌。还有孝宗上台不久为了北伐的需要，给岳飞平了反。但在其后不久（乾道二年）再下诏评定中兴十三处战功中（这次不用担心功绩故意被尘封吧），岳飞却榜上无名，这只说明他的杀敌功绩被拂去若干年的垢腻沉积之后，在宋朝人之前，面孔依然比较陌生。岳飞是中兴四名将里面最年轻的，也是提拔最快的，而且他的地位和功绩在当时就受到了肯定，我想这些大家都是没有异议的。写这些话，想说明的是即使我们非常尊敬这位爱国将领，但我们也无须把他的功业无限的夸大—因为岳飞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他的地位和战绩，而在于他那足可以穿越历史长空，流芳千古的节操和铮铮铁骨。
　　应该说，宋高宗于岳飞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高宗识人的本事还是不错的，他对李纲和张浚的评价还都准确，后来选的皇太子也是正确的那个）。岳飞是在常年的抵抗作战中，被宋高宗所赏识，并一步一步从一个中低级军官提拔为位高权重的高级将领。我们看到，自建炎四年（即绍兴元年）岳飞第一次见高宗，到绍兴六年的这段时间，宋高宗与岳飞的关系都很融洽，是君臣两人关系史上的黄金期。其后宋高宗就慢慢对岳飞心生不满，直至最后下定决心除掉他。其间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关系的破裂—或者说是高宗对岳飞的印象急转直下呢？
　　先来看看宋高宗与岳飞的关系，在早期，应该说宋高宗对岳飞有知遇之恩，而岳飞则事君以忠—如果这种君臣大义能够维持下去，那也真是一段千古佳话。我们还可以看到，不但在国事上，就是在个人感情上，两个人的关系一度都很不错。比如岳飞有好酒酗酒的毛病，高宗就劝他戒酒。岳飞有眼疾，高宗就好几次亲派御医去给他治病。还有高宗对相马之术深有研究，所以他有时还和岳飞轻松的论论马。这些都显示他们不但有君臣之义，还有朋友之情。
　　其实，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对于刚登基时的高宗来说，如果他也需要一位朋友的话，那岳飞可能是最合适的了。首先，君王的朋友，可能里面或多或少的有政治意图在里面—每个人可能都这样。对于高宗来说，他需要一个朋友，更需要一个有能力的嫡系将领。因为他那时可算是匹马渡江，手里的兵马基本上都是临时拼凑的—本来嘛，他自己从未带过兵。而岳飞恰好可以充当这样一个角色，有人会认为张俊是高宗在任河北兵马大元帅的时候带出来的。事实是在之前张俊就带兵许久了，并不是高宗一手提拔的。而岳飞则几乎是高宗一手培养的，要说嫡系，岳飞才是他的嫡系将领。第二，高宗就比岳飞小四岁，是当时所有大臣将领里与之年纪相差最小的（其他除刘锜外，都比他大15岁以上），不存在代沟的问题。这肯定使他有亲切感，对于孤家寡人的高宗来说，这种感觉很重要。他是君王，他更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何况他那时才二十多岁—这本是一个很容易冲动也很需要友情的年龄。第三，在岳飞面前高宗不但有亲切感，应该还有安全感。你想高宗以前在深宫里锦衣玉食，估计一点重活都没干过，当了皇帝后，整天被吓得到处乱跑。可岳飞呢，比他大不了几岁，年纪轻轻就要带兵打仗，冲锋陷阵，干的可是有了今天就没明天的营生。可即便如此，他照样慷慨激昂，以天下为己任—他的斗志和热情一定感染了高宗，让他感觉有希望，有安全感。第四，岳飞是那种耿直忠厚的人，这样的人在开始阶段，一般都讨人喜欢—尤其是君王，谁不希望大臣将领们少些花花肠子啊—可是如果太少了，日子一久，估计自己也不喜欢—人性使然。第五，最为可贵难得的是，岳飞不但武艺好，谙熟兵法，而且还不是那种只知道带兵打仗的赳赳武夫。他的文才还非常的好，还有更令他惊喜的是岳飞的书法也很不错—书法这高雅艺术，可是老赵家的传统手艺啊。和他老爸一样，赵构是一个很有艺术修养的君主，他善诗词，尤工书画（想来有趣，在高宗，岳飞，秦桧这个南宋早期的“铿锵三人行”里，虽然后来充满血腥的斗争，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长—那就是书法，这也和大宋的国策及文化政策有紧密联系吧）。所以君臣之间在国事之余，还可以就兴趣爱好切磋一下。
　　之所以写这么一大段，主要是试图从另外的角度来审视赵构和岳飞这对历史上有名的君臣关系。个人觉得，在历史分析的时候，有必要加入人性分析。因为随着岁月的流逝，环境和文化这些都会变，不变的是人性。而且历史的主角是人—是人就有自己的喜怒哀乐这些情感—即使贵为君王也不例外。
　　写了君臣两人的关系，接着可以讨论这段历史上最有名的公案—高宗为什么要杀岳飞了。
　　第一个原因广为人知，即绍兴七年三月，宋廷解除了“中兴四将”之一的刘光世的兵权，高宗本来答应将刘光世率领的淮西军队拨给岳飞指挥。可是在张浚和秦桧的提醒下，高宗临时变卦，拒绝将淮西军队交给岳飞。对高宗的出尔反尔，岳飞十分愤慨，一怒之下，他竟然离开本军驻地鄂州，以为母守孝为名上了庐山。在封建王朝，未经皇帝允许脱离岗位可称得上狂妄悖逆的大罪。在高宗看来，这种行为分明是要挟君主，但当时金兵的威胁尚在，解除岳飞兵权的时机并不成熟，因此高宗不得不再三下诏，对岳飞好言抚慰，敦促其下山。六月，岳飞返朝，向高宗请罪，高宗表示对其宽恕的同时，引用太祖“犯吾法者，惟有剑耳”的话以示警告。从这里可以看出岳飞是个有点小脾气的人—可是，即使“使气”也得看对象啊，而且还要当皇帝的三次下诏来请，同时君王在这种事情上有自己的想法很正常，岳飞也算博古通今，这一点应该知道的。可岳飞不但为这个的事情发脾气，还要当皇帝的多次折节来求，也可见岳飞认为自己和皇帝是有“交情”的—一般的臣子何敢有这样的举动？
　　第二就是关于岳飞向高宗建议“立储”的事情。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是在之前已经有大臣提过这样的建议了，并得到了高宗的嘉许，为什么岳飞一提出来他就不高兴。二是立储“正资宗之名”—历史上就有是以高宗名义还是以钦宗名义立的争论。我们在这里暂讨论是以高宗自己名义立，那无论从哪个方面考虑，高宗有猜忌愤怒之心都是可以理解的。首先从老赵家的传统来说，是深忌手握重兵的武将干涉朝政的—尤其是立储这样的大事。其次，在高宗还只有三十岁的时候提出这个问题，他一般会朝两个方面想：一、谁不想立自己的儿子继承这份大家业啊，现在我没儿子你却提出来，分明是认为我不能生了吧。第二，即使不是第一种考虑，那么立储，还不就是为了安定人心，为出现万一的情况做准备？难道我三十岁就会有什么不测？如果是一般的大臣还好，那样只会使高宗心里不舒服，可能还要表面上称赞几句。可以岳飞的特殊位置，加上两人关系还一度那么融洽，提这样的问题，就不简单是恼怒的情绪，还使得高宗很难堪—任何一个男人面对这样的问题都会心怀恨意的（何况他还是一国之君）,哪怕他再忠诚，再怎么替自己着想。
　　第三是关于议和的事情，本来对于国家政策，有宋一朝，武将都只有执行的份，可是岳飞不但不同意，而且公然反对，态度还非常坚决：“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谋国不善，恐贻后世讥议。”—这样的话很重了，对于一心致力于“宋金友好”事业的高宗来说是很难接受的。
　　第四是关于岳飞两次赴淮西的军事支援行动，动作似乎都慢了一些。这是高宗台面上要杀岳飞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关于这个事情有比较大争论，但个人认为在这个军事行动中，张俊需要负主要责任，但岳飞也是有一定责任的。
　　第五是宋金议和金国提出的条件，以前我觉得这个原因很可笑，很简单—能战方能言和，赵构也算是头脑正常的人，怎么会把敌方提出的无理条件认真的执行，这不是自毁长城吗。其实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这时宋朝基本上实现了以战促和，双边大体上处于战略相持阶段，而且宋朝也不只有岳飞你一个能征善战的将领啊。从另外一个事件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这个理由是正当的：1207年，南宋伐金失败，宋朝被迫将主持伐金的宰相韩侂胄杀害，并将其头颅送往金国谢罪。杀掉主战派，以为和谈信用—这是金国人提出的条件，应该是很正常的。我们还可以往下看一下历史：1161年，金主完颜亮侵宋，宋金两国翻脸，高宗禅位之后，第二年便从孝宗所请，为岳飞平反。这或多或少也反映了岳飞是和谈的一个牺牲品—当然，原因不只这一个，里面还有高宗的个人感情在里面。
　　至于说岳飞北伐为迎还二帝的想法触怒了高宗是经不起推敲的。第一是杀岳飞时徽宗已经去世多年，而钦宗呢，即使回来也根本就不会形成威胁。主要是因钦宗乃亡国之君，且当皇帝还没有两年，根基浅，没声望。那时南宋全是高宗带出来的人马，没一点钦宗的势力，谁那么蠢会去讨好一个啥都没有的过气前皇帝。
　　至于杀岳飞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谋反”，这个就不讨论了，一是历史上的“莫须有”已经给出了答案。另外，我们看到在秦桧死后，高宗还是给许多秦桧制造的冤假错案平了反，可就是不给岳飞平，可是几年之后，孝宗为了北伐向他请示关于为岳飞平反的事情，他还是答应了。从这里可以看出，一是岳飞确实是被冤杀的，否则真是谋反，如果被证实了，在历朝历代都是灭族的大罪，何谈平反？另外就是先前不予平反，后来形势变了，又同意平反，可见其中有私人的感情因素在里面—正所谓宠之越深，恨之越切。只是可怜岳飞，他的生和他的死都是统治者政治棋盘里的一颗棋子罢了。
　　我们说岳飞冤死这应该是没什么争议的，可历史为什么偏偏会选择他呢。我们知道岳飞接近士大夫，又清廉自好，颇得军心，能答出“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命，天下当太平”这样的话，显示出他是一个有远大志向的人物。而雄心与野心常常是一回事，高宗对他逐步加重疑虑是很正常的了。我们了解宋高宗与岳飞关系，是否可以想到另外一对也很有名的君臣关系呢—雍正与年羹尧。岳飞与年羹尧都是文武双全，为国之栋梁，也都是皇帝的嫡系人马，一度和皇帝的私人关系也都非常好，为皇帝所倚重，也都有大功于社稷。可最后两人都被自己效命的皇帝所杀，只是年羹尧没那么冤—毕竟他实在是飞扬跋扈了一些—而岳飞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都复杂许多。
　　至于杀岳飞的是宋高宗还是秦桧—只能说他们都是主要凶手，不存在秦桧矫诏杀岳飞的事情--秦桧死后，有人攻击他，高宗诏曰：“讲和之策，断自朕志，秦桧但能赞朕而已，岂以其存亡而渝定议耶？近者无知之辈，鼓倡浮言，以惑众听，至有伪撰诏命，召用旧臣，抗章公车，妄议边事，朕甚骇之。自今有此，当重置典宪。”当年在岳飞案中，万俟禼对岳云的判决都只是“徙三年”，可高宗最后却改为“依军法施行”，即腰斩于市。从这里看出，对岳案宋高宗绝对知情，杀岳飞绝对是出于他的真心—同时也可以看出他这时对岳飞确实非常怨恨。
　　但为什么宋高宗那么热衷于议和呢，北伐有什么不好呢，万千将士浴血疆场去替你夺江山，成就你恢复和中兴的千古美名，实在是好事啊。
　　事情没那么简单，赵构也不会想的那么简单。
　　首先，南宋建国以来，一直处在战争状态之中，国力疲弱，财政状况很不好。一般情况下文官都只能发额定一半左右的薪俸。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我们客观的说，南宋那时确实也是需要休养生息了。
　　其次，一直到绍兴议和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军队都在将领手里，而不是朝廷手里。对于自己控制不了军队的苦果，宋高宗是亲身体验过的。刚登基不久就发生了建州兵变，接着是苗刘兵变，绍兴七年又发生了淮西兵变。一支自己尚且控制不了的军队，还谈何北伐呢。
　　第三，宋朝的祖制是抑武扬文，而当时的军队—看看他们的称呼—岳家军，韩家军、吴家军就知道是什么性质，这样的现状对于宋高宗来说只能以议和来换取时间来进行内部整顿。
　　第四，南朝的北伐—这使宋高宗不得不想起东晋这个同样南渡的王朝—一直是处在统军大将的威胁治下。最后刘裕北伐还把它的命给革了—作为王朝的统治者，面临同样的情形，他不得不做自己认为稳妥的考虑和安排。
　　第五，在国力没有允许以及军权没有牢牢抓在自己手里的时候，北伐的胜负对自己都不是什么好事。胜了的话，可能是给别人作嫁衣裳—一不留神人家就学着你赵家祖宗来一场“黄袍加身”。败了的话，那么江山就岌岌可危。
　　所以，宋高宗热爱和平的思想行为对于他来说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的。
　　既然谈到了议和，那么就有必要请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和平使者—绍兴年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秦桧先生登场了。
　　我们知道，议和就像谈生意签合同。两个陌生人签合同都需要中介机构，何况是两个完全不同，厮杀了十来年，有着血海深仇的国家—国家之间谈生意，自然谈的是大买卖。可那时既没网络，也没军事热线和首脑热线什么的。要把买卖谈成就需要有双方都信得过的经纪公司或者经纪人，双方选来选去，最后选中了秦桧学士。
　　秦学士现在看来也是青史留名的响当当的一号人物了—在中国历史上的知名度绝对进了前十五。这很不简单啊，中华文明五千余年，有多少出类拔萃的人物啊—可见热爱和平还是有“回报”的。
　　秦桧在历史上的第一次登台表演和他后来的搭档赵构一样很是精彩，那就是既爱国又英明。写到这里，觉得后来赵构选他做搭档实在是有理由的—他们是走过同样道路的人啊。都是在金国进修过，提高了认识的人—只是时间有长短罢了。
　　我们现在谈论秦桧，说他是史上第一奸佞，还普遍认为他是一个奸细—眼下有不少给这位相爷翻案的呼声，那我们来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人。
　　如果只是因为秦桧主和就把他当成奸臣和奸细，那也太把几百年来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智商看低了。南宋一朝，有那么多的主和人士，可没几个被认为是奸臣的。本来也是嘛，和与战都是一种国家的外交政策，谈不上对错—如果一定要分出一个对错，那就是该和的和，该战的战，这就是对的了。这个还放在一边，问题还要看这个和平是出于一种怎样的目的，通过怎样的手段，付出怎样的代价所得来的。
　　在被金人掳去前，秦桧是一个有见识的忠臣—这也是一些人认为冤枉了秦桧的一个理由。但我们也认识到，一个人以前是好人，并不见得他一直都是好人。一个人以前是清官，并不见得他后来也会是清官。一个人因为某些“学习进修”的经历，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会发生变化，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我们没看到一些犯事的高官他们前期是何等的廉洁奉公，可到后来还不照样贪污腐败，样样都来。可见随着环境的改变，历练的增加，思想觉悟会提高，人也是会变的。
　　秦相爷就属于那种思想与时俱进的人。他在大金国呆了三年多，经历颇为丰富，打交道的人都是大金政府的头面人物。因此他应该对大金国的情况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了解，所以他归国后制定国策应该有他的道理。
　　秦桧“逃回”故国后，就一直不遗余力的推销他的和平政策。和平是好东西，谁都喜欢它—又有谁喜欢那种颠沛流离，狼烟四起的生活啊。而且他做得很成功，一方面宋高宗成了他的铁杆盟友，另一方面在他执政期间，基本上把主战派给打压下去了。
　　

民国暗杀何其多？ [转帖]

    中国似乎是一个有暗杀传统的国家，但几乎所有著名的刺客都在司马迁的《刺客本纪》里面了，换句话说，在秦一统以后，刺杀或有耳闻，但已经不能对历史产生特别大的作用。造成刺杀日渐式微原因，我分析了一下，一是觉得在冷兵器时代，刺杀一个人起码要在一臂距离当中，所以对刺客的武功要求极高，但即使再高成功率也是极低，而且即使成功，刺客一般也很难全身而退，国家统一，燕赵已无，慷慨悲歌之士也雨打风吹去了。所以人才难得。（当然有射箭可能，但一般用于两军对垒当中，太平时候，硬弓肯定不如匕首好隐藏。至于暗器，呵呵，武侠里的事情吧，现实中鲜有听说）。一是国家已然很大，但资讯并不发达，刺客认不认得要刺杀对象且还难说，被刺一方也能常迅速掩盖事实，使刺杀效果并不能最大化。还有就是刺杀毕竟属于阴谋，除了象三国孙策被许贡门人刺杀这类属于仇杀情况，很多如烛影斧声这类事情，也不会写入信史，只剩一个道听途说去丰富你的茶余饭后了，至于事实是什么，鬼知道。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刺杀已经大多不是以弱刺强，被暗杀的更多的是政治失意之人如前代之君，失意王子或下台官员。属于追打落水狗，也无什么道义可言了。
    但晚清民国之际，暗杀事件忽然空前密集起来，这一方面要拜火器发展起来，虽一般人，只要会扣动扳机，扔得出炸弹都可以去刺杀。晚清帝国毕竟已久，革命党只如燎原星火，以微弱之力抗击强权，也只有针对个人去搞肉体消灭搞搞暗杀。所以暗杀盛行，许多留日学生日夜研究日本的倒幕维新历史，恰恰这个时间也是日本暗杀最盛行的时候。如17名水户藩、萨摩藩武士刺杀樱田门大老井伊直弼。另外日本这个时期搞暗杀的也都并非无名之辈。著名如高杉晋作、伊藤博文、木户孝允、久坂玄瑞、坂本龙马都搞过暗杀。其中坂本龙马刺杀胜海舟，自己最终也被人刺杀（有说是新选组）。这些都给那些留日的中国热血青年一个启发。许多学子陆续回国，也就踏上了暗杀不归路。至于暗杀到底给灭清带来多大后果。这个很难讲。从本质上来说，并没有撼动帝国基础。因为实际大人物被刺杀的毕竟不多，而孙中山等人发动的若干行动犹如蚂蚁攻击大象。给自己同志带的损失可能更大。但从暗杀带来的恐怖效应，及革命志士杀身成仁带来的社会震动却给帝国麻木的神经触动不小。渐渐共和理念随着铁与血渗入社会民众信念当中。中国人素有梁山情节。慢慢也就开始同情革命了，从同情到支持到参加，历程并不遥远。
    这里着重要说的是徐锡麟刺杀恩铭案，恩铭其人也算是满人中的干员，任安徽巡抚，大力推行新政，并大胆采用严复等新人，政绩里面，尤其于教育方面最为显著，创办了许多学堂。为人比较注重感情，所以对前上司俞廉三推荐的他的表侄徐锡麟十分信任和提携，结果反被其刺杀，临死前大喊“糊涂啊糊涂！”　徐锡麟革命勇气可嘉但枪法实在不怎么样，打恩铭六枪没有打死，还是另一个革命党人陈伯平打的一枪才致命。后来审讯徐锡麟，藩司冯煦愤问“抚台是你的恩师，你怎的这么没有心肝？”　徐锡麟答　：“恩铭对我的确好，但那是私惠。而我杀他，是为天下的公愤。”是不是公愤且说，但革命党人“大义灭亲”的势头赫然如现，叫今天的思维去想，至亲至信之人尤可杀之，况天下不相识其他所谓敌人。中国人内斗，兄弟相残一节在接下来的时间接连不断。逝者如斯，是该反省这一个“杀心”究竟从何而起了。随便说下，是徐锡麟之弟徐柱被捕交代出了秋瑾。
    革命党人的暗杀习惯并没有随着满清灭亡而收手，而愈演愈烈，暗杀成了民国的习惯，无论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暗杀成了消灭政敌最直接的方式，不但如此，更恶劣的是，彼时新闻发达，暗杀完人还要栽赃他人以操控舆论。今天史料新出不少，许多以为已成铁案的再被翻开，由此发现真正是没有人干净了。陈其美密令蒋介石刺杀陶成章，因为陶成章批评孙中山，多年后蒋日记披露道：“余之诛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意。然而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余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也。”为孙中山辩解。后陈其美亦被暗杀。说是由袁世凯指使，由张宗昌找陈的随员所为。姑妄听之吧。
     世凯刺杀宋教仁案今天看也颇费思量，但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二次革命由此而发，中国人已不为政见费口舌了而直接见于武力。那一边西南军阀陆荣廷的儿子据说也是被袁世凯毒杀了，历史的荒唐就在这里，杀一个人以为平事端，结果而引起更多人被杀。或者事情其实恰恰是反的，杀一个人就是为了搞起事端，而有些人正好火中取粟。所以我们很是纳闷袁世凯一世枭雄，不应该这么短视啊。
暗杀远远没有结束，因为暗杀邓铿，孙中山和陈炯明干了一仗并打跑了陈炯明。陈炯明的儿子现在翻案说，这个事该是孙中山干的。所以也是姑妄听之吧。接着廖仲恺被刺，胡汉民涉嫌，讨到便宜是资历当时并不算老的蒋介石。由暗杀扩到阴谋，由杀一个人扩到屠杀。其实是很轻易过度，民国的初期其实就是在这样的戾气当中，接着中山舰事件、上海四一二清党。与之相对的是之前湖南等地农运清算，清党后的军事起义。党争变成了军事全面对抗。至于老军阀之间的刀光剑影已形成司空见惯。整个国家，屠杀变成常态，暗杀也多不胜数。从杀政要到民间复仇（如施剑翘刺孙传芳）。甚至形成如王亚樵这样的具有“暗杀大王”名头的闻人。蒋介石亦被其刺杀，但不幸的结果是汪精卫替了这几枪。汪最终也因这旧枪伤而死。
    比起这些暗杀更可为可怕的是政府暗杀。这局实在失尽民心，如刺史量才、李公朴、闻一多。李、闻案据说为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主使，意在邀功于蒋。却不知道，坏掉的是整个政府的信誉。国民党失国退至台湾，尤还发生刺杀江南案。实在是劣行。如今民进党陈水扁选举的那两个子弹。很得国民党传统之神韵啊。
    与之比较，共产党早期尤还组织锄奸队，如杀顾顺章。但整体来说，并不擅此道，或者说，其实有比暗杀更有效的方式。这个，我们知道就不说了。
    刺杀是省便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但背后是对生命的绝对轻视。这个行为放在今天是恐怖主义，而另一个层面，则是面对问题所呈现出心智的怯弱和拙劣。是的，这个问题我讲的有点绝对了，但最近美国发生谋杀堕胎医生的事情，美国总统奥巴马是怎么说的，他说：无论美国在解决像堕胎这类棘手问题上的分歧有多大，都不应该用这样凶残的暴力手段解决。
    一直以来，我们的是非观教育是有问题的，从小我们对于影视作品中的正反派人物结局，所关心的往往只是“他死掉没有”。我们对于生命是轻视的。民国暗杀之多，以至整个民国行政陷入一个下作、残酷的流血循环当中。所以上节我赞许晚清肃亲王保全一样搞刺杀的汪精卫一事。当暴厌充斥心头，失去了从容和理智，那一份原谅之心将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啊。

第2次鸦片战争中有错的不只是英法,中国也有错[转帖]

　   圆明园被说成是人民的“耻辱”，每到危机时刻就要往事重提。但我问过许多人，当年英法联军以什么理由或者说是以什么借口烧毁圆明园，却没有多少人答得上来。

　　 被人们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那场战争，借用塞缪尔·亨廷顿的话来说，本质上是一场文明的冲突。当时满清政府与英法两国激烈交涉的主要焦点是 “公使驻京”一项，被清方列为谈判中的“第一要事”。至于在今天被人们所看重的“利益”，如开放外贸口岸、允许外国人内地旅游、协定关税、保护传教士、赔款、领事裁判权等等，对于手操生死予夺大权的皇帝来说，都是可以随意处置的小事一桩，双方很快就在这些小事上达成了协议。后来，皇帝还提出以向西方商人全免关税等更多优惠来换取英法两国取消“公使驻京”的要求。

　　 按照传统观念，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所有国家都是中国的藩属，所有人见到皇帝都必须磕头表示臣服。但这一观念必须得到夷狄们的认同，所以，中国传统外交主题就是让夷狄们前来磕头，并由此建立了一套被费正清称为“朝贡体系”的完整外交模式，也可以更形象的称之为“磕头外交”。公使驻京必然导致觐见皇上，而对皇上不行跪拜之礼将在事实上促使“天下一统”观念的破产。除此之外，公使长驻北京，又被看作是类同古代的“监国”，按照满清政府当时的理解，驻京外国公使可以在京城里任意收税，干涉政令，拆迁民居衙署，建立高楼，布署各类武器，总之是如同太上皇似的为所欲为。中国沦为外夷监守，自然万不可行。

　　当时英方提出递交国书一项，只是按照西方的国际法惯例行事，并没有考虑到满清政府的特殊国情。当满清政府提出见皇帝需要磕头时，被他们以国家之间一律平等的理由加以拒绝。他们毫不理解磕头一事维系着满清政府统治合法性的公开证明，就像皇帝弄不明白选票就是西方政府合法统治的公开证明一样。他们反而怀疑皇帝拒不接受国书里面包藏着巨大的阴谋，更加顽固坚持要亲递国书。

　　直到战后，满清政府才明白过来，这只是西方各国的通常作法，并没有特别要为难皇帝的意思，而且英法联军虽然在谈判中坚持要亲递国书，却并没有打算为此事开战。双方背后都没有阴谋。如此看来，这场战争的真正原因就是奉行 “磕头外交”的满清政府与奉行国际法准则的英法两国在国与国之间行为方式上的冲突。

　　按照现在的认识，中英双方出现的种种争端，在国与国之间关系中是十分正常的，应该通过双边协商、谈判来加以解决，而标榜 “鲜血凝成”、“同志加兄弟”、“巴依巴依”似的国家关系才是荒谬绝伦的。但满清王朝尽管在第一次中英战争中惨败，仍然拒不承认英国的平等地位，拒绝与之谈判与协商。叶名琛在广州对英方谈判修约的要求一概拒绝回答，甚至连英方谈判代表的面也不见。而英方代表在中国沿海到处递交信件，甚至北上白河，要求与中方谈判，又都被推至广州，英方自然感到被戏弄一场。有中国历史学家蒋廷黻就此写道：“总而言之，外人简直无门可入。他们知道要修改条约，只有战争一条路了”。当后来英国驻广州领事及香港总督不幸由巴夏礼、包令这样的强硬人物充任之后，他们便不顾英国外交部一再告诫，积极挑起事端。事情闹到伦敦以后，巴麦尊内阁面临的任务已不是决定大英帝国是否应该对华开战，而是大英帝国是否应该支持其在远东的代表未得到许可便已发动的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

　　通州谈判破裂之后，按照事先的部署，清方当场拘禁了以巴夏礼为首的英法谈判使团共39人，押送北京，以“叛逆罪”投入大牢。给巴夏礼等人定下的罪名，再好不过的说明了满清王朝所坚持的“天下一统”观念之荒谬。英法联军对中国的进攻并没有被看成是侵略、入侵或是战争，而是被当作是“叛乱”；满清政府对英法开战则被理直气壮的宣布为“剿夷”、“讨逆”。

　　满清政府一直把巴夏礼看着英法联军的最高统帅，根据“擒贼先擒王”的传统计谋，他们在通州谈判另外怀有的一个目的就是诱擒巴夏礼，期望巴夏礼就擒之后，英法联军群龙无首，必定自乱，然后乘机大举进剿，稳操胜券。当天中午，英法联军4000人就与清军精锐僧格林沁部近万人在通州张家湾交战，结果清军惨败。数日后双方在通州八里桥再次交战，英法联军约6000人大败清军精锐约30000人。皇帝闻讯后如惊弓之鸟，厚颜无耻的宣布 “朕今亲统六师，直抵通州，以伸天讨而张挞伐”，然后从圆明园仓皇出逃，从此再也不敢回到北京。

　　那些被逮捕的英法谈判代表则被解押到北京交刑部审问。这些西方外交官在监狱中受到了残酷的心理折磨，满清政府通知巴夏礼等人中国决心死战，他们将被立即处死，给两小时写遗书。待巴夏礼等人写完遗书之后，又说将处死日期改在第二天，而第二天又没有行刑。行刑日期一拖再拖。满清政府对他们施加巨大心理压力的目的，是想迫使他们屈服之后再在狱中与之重开谈判。

　　尽管巴夏礼等人最后并没有被处死，但一个月后当满清政府被迫释放他们的时候，在被监禁的39人当中，已有21人被虐待致死。英法两国被彻底激怒，为了报复，英国专使额尔金准备烧毁紫禁城，后来为了照顾满清王朝脸面（当时英法正与清方谈判 《北京条约》），才另外选择了圆明园。1860年10月18日，英军第一师约3500人奉命放火焚烧了圆明园。

　　在焚毁圆明园的前几天，英法联军要求清方交出北京安定门“代为看守”。英法联军分四批入城，并将司令部设在国子监。英法联军列队入城之时，清军士兵夹道跪迎，北京居民观者如市，这一场面后来被痛斥为“麻木”，通常也被好心的隐去。

　　皇帝的屈辱后来也被说成是人民的屈辱，圆明园成了人民和国家屈辱的象征。西方公使向皇帝磕头或不向皇帝磕头与中国人民有何相干？皇帝为了他所认为的屈辱而不惜一战，却是以国家的利益及人民的生命为代价，除了使他本人遭受到更大的屈辱之外，还使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最终丧失了150万平方公里领土，那是中国为了“以夷制夷”而向俄罗斯付出的代价，这样惨痛的损失永远也无法弥补（150万平方公里占现在中国领土的16%，不知现在台湾省的历史课本在涉及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章节中是重点突出后来变成了一个红色国家的俄罗斯在那次战争中的罪行还是客观、全面地叙述英法与俄罗斯那次的罪行？——楼主评点）。最让人不解的是，如此被人焚毁的圆明园更进一步被贴上了爱国主义的醒目标识，当成了道德批判及政治动员永远新鲜的题材，尽管它只是皇帝们荒淫无耻、寻欢作乐之地。
　　

徽商子弟眼中的太平天国：积尸横路血肉淋漓[转帖]

　　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徽商所受的冲击可谓创深痛巨。关于徽商在战争期间的损失、境遇及其对徽州社会的影响等，尚未作过全面的清理，而对于民间文献中相关资料的整理也远没有展开。从这个意义上看，近年发现的文献《记事珠》，为研究太平天国时期徽商及东南地区的社会史，提供了新的史料。

　　●从《记事珠》的记载来看，太平天国运动之前，不少徽商子弟在杭州过着诗酒陶情、琴书养志的悠闲生活

　　杭州是徽商最早取得“商籍”的地区。所谓商籍，是在科举份额中专门拨给两浙盐商的一类名额，以便浙商子弟能在杭州就近参加考试。早在明代，便有大批旅居杭州的徽商子弟就读于紫阳、崇文书院，书院采用“舫会”和“遥课”两种会课方式。书院的生活是这般的惬意，不少徽商子弟在杭州过着诗酒陶情、琴书养志的悠闲生活……

　　笔者手藏的未刊稿本《记事珠》1册，全书近二万字，字迹峻逸，内容是咸丰庚申和辛酉年间(1860-1861年)的日记。日记作者程秉钊(1838—1893)，自号“臧拜轩主人”，是出自徽州府绩溪县的典当商子弟，光绪十六年(1890年)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后来成为著名的学者。而在撰写日记时，则寓居杭州，肄业于崇文书院。崇文书院最早称紫阳崇文会，为明代万历年间两浙巡盐御史叶永盛所建，以祀朱子，故尊曰紫阳；又以湖船会文之故，又称崇文会。崇文书院和创于康熙年间的紫阳书院一样，都是由徽州盐商赈资捐建并助膏火，而肄诵其间者，也主要是新安商籍子弟。从《记事珠》的记载来看，程秉钊的日常活动，除了读书、教授诸生外，就是泛湖饮茶，沽酒买醉。在残雪迷离、湖船载月的西子湖畔，坐卧笑谈，随意所适，过从的都是周遭的监生士子、同心良友……

　　●《记事珠》描述了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杭城民众流离于干戈之间的惨状

　　不过，美景不常，咸同兵燹(xiǎn)很快改变了此种安逸的生活。先是听到桑梓故里遭太平军攻击，咸丰十年二月初四(1860年2月25日)，程秉钊听说太平军于初一日攻陷绩溪，他在日记中写了“疑骇之至！”四个字。翌日，他又具体得知太平军是从宁国突袭绩溪，令当地人猝不及备。想到自己家族中有人是办团练的，“且有富名，想必不能免祸”。而八旬祖母，也因鸿音顿杳而未知凶吉如何，“思之心胆俱寒也”。此后，谣言纷纷，人心动摇，因“杭州省垣饷薄兵单，战守未固”，主人颇为恐惧，但亦无可奈何，只能与朋友“以醇酒解闷”。及至二月十五日(3月7日)，局势似乎稍有和缓，读书人马上又故态复萌，“访书贾邱春生钺，登吴山，与手民倪清泉瀹(yuè）茗……”。

　　其实，就在臧拜轩主人四处寻访书贾、手民(排字工人)，登山瀹茗的当天，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已率本部人马六七千人，冒清军旗帜号衣，由庙西(妙西)趋武康，日夜向杭州进发，危险正悄悄临近。……两天之后，李秀成率军至杭州，攻武林、钱塘等门。二月二十七日(3月19日)，守军尽溃，杭州城市第一次陷落。程秉钊记载了杭城民众流离于干戈之间的惨状：

　　(二月十九日，3月11日)方城未闭时，城中民仓皇奔走，出凤山、候潮两门者，趾相接也。妇女坐肩舆出城，人索番银五六元或三四元不等，必饱舆夫之欲而后肯行，舆甫出城，即委其人于路而去。时江之涘百舟争渡，雨逾大，风逾狂，舟小人多，覆于水者不可胜计，男妇老幼，悲啼宛转于洪涛巨浪中，旁观者伤心惨目，然俱自顾不遑，莫能救也。其幸而未溺者，率先扬帆去。岸上之人，千百倍于舟，舟既不能遍渡，严城已锢，且不得归，雨打风摇，衣裙尽湿，僵立江岸，色如死灰，哀呼之声，若猿啼狖啸，骇人心魂。呜呼！国家承平二百年，武林城中，无此异变也。是役也，事起仓卒，故惊惶之状倍越寻常，计死于践踏者半，死于江涛者十之二，死于困顿者十之一，而安稳渡江者则仅十之四耳。

　　风雨飘摇之中，天灾人祸交相为虐，人们颠连于阴阳二界进退失据……透过这段文字，乱离兵燹之中芸芸众生填乎沟壑的场景历历如绘，风声雨声水浪声哀呼声声声入耳，令人恍若身临其境，曩(nǎng)昔生离死别之愁惨，命悬一线的急迫，迄今读来仍攫人魂魄。

　　●《记事珠》翔实记录了战乱时期发生在杭城内外的大小事件

　　日记翔实记录了战乱时期发生在杭城内外的大小事件，如城内复胜勇与杭州百姓因争市而交恶的详细经过，杭城失陷前后委巷列廛间的混乱情形，以及一般民众时穷境困、朝不虑夕的心理恐惧，等等。作者对自己与太平军应对周旋的沧桑阅历，也有详细的叙述。此外，他还生动地描摹了劫后杭州城的惨景：“积尸横路，血肉淋漓，秽气熏蒸，不可逼视。人家墙扉洞然，无一完善者……。”昔日的繁华街市，化作迷目榛荒、鬼火狐鸣之墟，令人唏嘘感喟，触怀兴悲。当时，“官兵远来无饷，颇有掠物者”，再加上土匪的乘机掳掠，初六日(3月27日)，主人决计外迁……

　　逃出危城的臧拜轩主人，似乎顿感沧桑历尽、如释重负。三月二十四日(4月14日)，当他泊靖江新开港口，眼见帆樯不断，橹桨如织，不禁吟道：“人似枯鱼穿网出，船如奔马渡江来。”

　　太平天国时期，江南糜烂，故而许多人借船唇马背逃往江北。而对于来自绩溪的徽商子弟而言，江北显然具有特殊的意义。半个多世纪以后，出自绩溪茶商世家的胡适先生，在述及本县商业网络时就曾指出：“通州自是仁里程所创。”也就是说，仁里(位于今绩溪县城所在的华阳镇西南)程氏商人在南通一带的商业中具有很大的势力。而程秉钊的父亲及兄弟亲戚，也都活跃于通州一带。过江之后，程秉钊对于时局仍是梦寐萦念，时时惊心。《记事珠》中常见这方面的记录，如大营溃败，逃兵焚掠，移居迁避，……各种各样的警信讹言，不时腾喧众口，扰人心绪。有时，他甚至会“夜梦江南荡平”，想必倏然惊觉，转添惆怅。

历史上康生是如何迎合毛泽东的[转帖]

　　毛泽东是一位政治家诗人，对于所创作的有望传诸后世的作品，素来严谨而看重。康生是中共高层少数几位通晓诗词与书法的领导人，在金石字画的鉴赏和诗词书法的造诣上，虽不如行家里手，却能凭借特有的政治敏感，洞见领袖的心态，对毛泽东诗词及其墨迹的种种做派，真是将政治权谋与艺术欣赏结合得天衣无缝——仿佛是诗家的艺术共鸣，其实乃权臣的机巧逢迎。毛泽东信用其人，固主要在于康生对其政治路线的迎合，而诗词书法则又成为一种独特的媒介。

　　最初的文字

　　目前所能见到的康生关于毛泽东诗词及其墨迹的最初的文字，可能是这样一则题记（原文无标点，为引者所加）：

　　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三日晨八时毛泽东同志寝室开会，见案头有宣纸三叠，墨迹犹新。展视之，乃泽东同志近书词稿三首……今经手书，尤为珍贵，真可谓光腾万丈，笔扫千军矣。自思如能请而得之，加以装潢，传之后世，诚社会主义文坛一大胜事也。会议十二时毕，我乃持此三稿，向泽东同志请曰：“我甚爱此，可否惠我？”泽东接稿，熟视后说：“三词尚未定稿，先拿去看看吧。”我既获许，快甚，持之急出，顿觉中南海之晚秋景色，真“胜似春光”矣。

　　也许有人会以为这只是不供发表的题记，只是表达康生的内心感受而已。其实不然。在逐渐成为执掌意识形态领域大权的政要之后，康生确实通过种种运作，将毛泽东诗词及其墨迹的发表弄成“社会主义文坛的一大胜事”。

　　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作于这年6月下旬和7月上旬的《七律·到韶山》、《七律·登庐山》，在与会者中传抄。9月1日，毛泽东致信《诗刊》主编臧克家等人，寄去这两首七律，“如以为可，可上诗刊”，其动因在批判彭德怀：“近日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界反华反共分子以及我国无产阶级内部，党的内部，过去混进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投机分子，他们里应外合，一起猖狂进攻……我这两首诗，也是答复那些忘八蛋的。”9月7日，毛泽东就这两首诗的修改致信胡乔木，更明确地指出：“主题为了反右倾鼓干劲的，是为了惩治反党、反总路线、反大跃进、反人民公社的。”康生对这些内情无疑全然知晓，因而对毛泽东欲借助诗词作为政治斗争利器之心态了如指掌。由此可见，这则写于1959年10月下旬的题记，将毛泽东书写自作诗词视为“社会主义文坛一大胜事”，正是在这个历史大背景下鼓吹个人崇拜的使然。

　　“反修”中述而不作，却另有一功

　　随着“三面红旗”的式微，毛泽东自60年代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反对赫鲁晓夫的“现代修正主义”（简称“反修”）。康生相机被委以重任，在钓鱼台主持中央写作班子撰写“反修”檄文。毛泽东则以其独特的方式——赋诗填词来表达政治家的诉求，从而形成继30年代中期创作长征诗词之后的第二个创作高峰。通晓诗词的康生于此虽近乎“述而不作”，即另有一功。

　　1961年10月下旬，郭沫若在观看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后赋七律一首，并于11月初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毛泽东于11月17日写“一从大地起风雷”的唱和之作。次年1月6日，郭沫若在广州读到康生抄示的和作。毛泽东在唱和相隔整整50天之后，方经由康生抄示郭沫若，可以想见，康生对毛泽东借助一出戏和一首诗来做出一篇“反修”大文章的意图十分明了。毛泽东后来曾公开表示：“郭沫若原诗针对唐僧。应针对白骨精。唐僧是不觉悟的人，被欺骗了。我的和诗是驳郭老的。”得到康生的抄示，郭沫若当天即以毛诗原韵再唱和，以“僧受折磨知悔恨”的诗句表示完全接受毛泽东的批评，并请康生转呈毛泽东。1月12日，毛泽东亲笔致信康生，内中一段是：“八日惠书收到，极高兴。请告郭沫若同志，他的和诗好，不要‘千刀当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遗憾的是，康生的信未见披露，故无法知晓这位毛泽东的高级信使究竟在信中说了哪些令毛泽东“极高兴”的话。

　　1963年1月这个向“现代修正主义”发起反攻的紧要时刻，毛泽东于8日费去整整一个夜间的功夫，写下“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唱和之作。1964年1月下旬，毛泽东应英译者的要求，对刚刚出版的《毛泽东诗词》中的若干词句作了解释，其中最为详细的当推压轴之作《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飞鸣镝”指我们的进攻。“正西风落叶下长安”，虫子怕秋冬。形势变得很快，那时是“百丈冰”，而现在正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了。从去年起，我们进攻，九月开始写文章，一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你要慢，我就要快，反其道而行之。你想活一万年？没有那么长。我要马上见高低，争个明白，不容许搪塞。但其实时间在我们这边，“只争朝夕”，我们也没有那么急。

　　如果说由康生主持的中央写作班子撰写的“九评”是“反修”的重磅炮弹，那么毛泽东的这首《满江红》大概可以称之为发动反攻的进军号了。这年12月26日恰值毛泽东70寿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由郭沫若题签的简体直排本《毛泽东诗词》，文物出版社出版由康生题签的繁体直排本《毛泽东诗词三十七首》。此前，毛泽东于12月6日致信秘书田家英：

　　今天或明天开会讨论诗词问题，我现在再有所删节改正，请康生同志主持，提出意见，交我酌定为盼！

　　在毛泽东亲笔列出的参加座谈会的22位人员名单里，既有朱德、邓小平、彭真这样的政要，又有郭沫若、袁水拍、臧克家这样的诗人，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毛泽东明确指定“请康生同志主持”，足见其倚重。是的，在政治和艺术两个方面均能使毛有知音之感者，舍康生其谁乎？

　　对毛泽东诗词墨迹的种种作派

　　在康生的指令下，1964年1月4日，《人民日报》及全国各大报刊，在头版的大半个版面刊登毛泽东《诗词十首》，同时配发毛泽东的大幅照片。与此同时，第2版配发郭沫若撰写的《“百万雄师过大江”——读毛主席新发表的诗词〈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在此后的4个月里，郭沫若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相继发表了另外9篇诠释其余9首新发表的毛泽东诗词的文章。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在多篇诠释文字中披露康生的相关材料，甚至在诠释《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一文中全篇征引康生1959年7月5日与毛泽东等同游仙人洞后所作《朱履曲》，称之为“绘形绘声的妙曲”。

　　康生还别出心裁地指令《光明日报》在这年春节以头版头条刊登《采桑子·重阳》的墨迹。这正是1959年10月“请而得之”的三首词稿中的一首。同版还刊出郭沫若的诠释文字。以此为发端，在康生的指令下，连续三个春节，《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毛泽东诗词墨迹，是时配发郭沫若的诠释文字。

　　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墨迹，配有毛泽东的大幅照片。其时康生已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是权倾一时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唯一顾问。

　　“反修”导向“文革”，而“文革”赖以发动的先决条件之一便是“更多的个人崇拜”。康生通过异乎寻常地宣传毛泽东诗词及其墨迹来推进个人崇拜的潮头，得以“稳坐钓鱼台”。

　　1975年12月，“文革”风潮已如强弩之末，康生在称病多年后死去，竟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盖棺之论而获善终。（1980年10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开除康生党籍并撤销原《悼词》）

　　1977年9月，为纪念毛泽东逝世一周年，文物出版社出版收有15幅手稿的《毛泽东诗词墨迹选》，封面题签则由康生的字迹集成。这大概是这位权奸所能享得的最后“哀荣”罢。

清末民初北京八旗子弟的生活[转帖]

　　八旗子弟大家都知道啦，所谓八旗24固山，内务府三旗，三山两面。不务农，不经商，不工作，还可以每年从满清政府拿铁薪水的特权阶层。一个月发一次工资，最低的步兵1。5两白银，骑兵3两白银，护军，前锋4两白银，到了校尉就是60两白银了。另外一个季度发一次通州仓库里面的陈米，一个骑兵是4石8斗。这还不算，在北京郊区每个旗丁还有30亩土地，是不用交纳任何税费地。一般是雇佣汉族佃农耕种。这下行啦，每天闲待着还领着不错的工资。满清政府的年收入一半都干了这个。闲着没有事情就生孩子呗。到了宣统时候，统计光北京城里就有八旗旗丁236771人，占了全城人口的3分之1。没有工作的全靠当特权阶级吃丰厚的劳保过日子。其实到了乾隆48年北京满清宗亲的男丁就已经有8000多人了，数量远远超过了被大家所诟病的明朝宗室。

　　从太平天国起义，到8国联军。满清政府财政困难，又要镇压起义，又要赔款给外国。把八旗旗丁的俸禄减到原来的70%，米减到原来的20%，加上物价上涨。八旗旗丁的生活开始困难了，他们开始借债过日子，买郊区的土地，典当房子。有个顺口溜说：今晚的月儿怎么这么高？骑白马，挎腰刀，腰刀快，切白菜，白菜老，切皮袄，皮袄厚，剁羊肉，羊肉肥，剁蟊贼。光着脚丫上八旗，没马褂干着急，当了裤子买炕席，豆汁饭就萝卜皮，看你着急不着急？这个就是清朝的皇家卫队，健锐营的八旗旗丁。

　　至于现在很多人自以为是满族，实际上就是包衣阿哈而已。内务府3旗，王府佐领5旗。包衣就是满语的奴才，奴隶的意思，而且还是世袭的，比如曹雪芹就是正白旗包衣。他们可以当官但是不能免去奴才的身份，有可能当了部长，可是如果主人需要，还要回到主人家里做工，当吹鼓手。实际上就是奴隶制度或者氏族社会的残余。大多数包衣是抢来做奴隶的的汉族人。包衣在数量上是远远超过八旗旗丁的。真正的满族八旗没有多少人。当年康熙时每年不堪忍受的包衣自杀上报的就有2000多人，还有殉葬的，可是现在很多人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什么纪晓兰，刘庸在满清特权阶级看来也不过就是包衣奴才。

　　民国的时候由于没有啥子技能八旗旗丁很多的生活不好，但是礼节还是足的，有一次在澡堂子里，两家旗人碰上了，不停的打千，请安，人多呀，所以也是没完没了。其中一个多日没有吃饭了，澡堂子里又闷热竟然晕到了。北京的汉族管这个叫猫弯腰吓唬狗，俩人在胡同里互相打千，哪个动作像极了要捡砖头的样子。旁边的狗狗一看以为是要捡砖头打他吓的赶快跑了。

　　到了清朝末年，每天王府都要办酒席，那些八旗旗丁就跑到门口等着拿剩饭，手里提着椭圆形的饭盒，把剩饭一样一样考究的放在里面的每一个盘子里。虽说是穷讲究，但我觉得起码菜不会串味。八旗旗丁好吃，基本上是前几天就吃完了薪水，下多半个月就是棒子面粥啦，但是一些人还不忘摆谱，什么准备个有油的擦嘴布，吃完棒子面粥了，用油布擦擦嘴，一出去，人家一问吃什么啦，一说猪肉粉条。多有面子。手里包几个窝头，但是手上端块点心，满街的人一看，也是很有面子地。小说那五，就很形象呀，那五都穷成那样了，还很讲究，窝头大了，不吃。咸菜切粗了，难以下咽。

　　那些八旗贵族也是不灵了，按照清朝法律，他们就是杀人，也不会判死罪。北京的行政，司法都不可以干涉他们，无论做什么。每年还有成千上万两白银的固定收入。有了特权什么买卖人口，强买强卖，卖官等等，和伸就不用提了，比如清末有个级别很低级的皇族，从前才是个年薪200多两白银的奕诓，到1911年清朝完蛋的时候，他自己就私藏了1亿两白银的家财。那也不行，北京有个著名的王府，老亲王叫魁斌，他在1915年死了。有两个儿子，叫中拴，中铭。开始卖了在西郊的别墅，跑到天津赌博，2天就输完了。又卖了王府的500多间房子，还不够又卖了仆人用的40多间房子。到了1924年开始卖车子，衣服，古董。最后没有办法了把祖坟的地1000多亩坟地也卖了。到了1931年，实在没的卖了，哥俩偷偷跑去挖了自己的祖坟，卖陪葬品，应为分赃不均，告到了县城法院，都被判了刑。他们的3个儿子就靠摆地摊混日子了。

　　庆亲王在清朝也是军机大臣，总理大臣，钱多了。民国了，他和儿子做过农工商大臣的载振，跑到了天津把钱存进了外国银行。1915年庆亲王死了，载振三兄弟每天，吸大烟，赌博，到后来把王府卖给了日本人当华北行政委员会。载振靠卖房子，古玩，维持，到1948年病死了。他三弟1921年花光了所有财产，靠两个儿子拣破烂生活，1925年在没钱看病中死了。这样的多了哪个蒲仪的伴读在满洲国当过蒲仪侍从武官的家伙，也是卖房卖东西，混日子。抗战结素后，跑回了北京拣破烂。

　　还有投靠日本人的，就不讲了。

　　到了1907年以后八旗旗丁已经无法生活了，没有工作技能又好面子。买房子，买小孩的，甚至自杀的。到了民国八旗旗丁衣食无着，饥寒交迫死在大马路上的事情连报纸都懒的登了。光上三旗陷入贫困的就有10多万户，一些人吃光家产后，就去要饭流浪。有的还把希望寄托在宣统身上，有个叫桂顺的生病了，还给蒲仪写信说：叩禀我主宣统大皇帝，奴才镶黄旗爱新觉罗桂顺无衣无食，叩求我主宣统大皇帝恩赐钱财，别无多禀，奴才桂顺叩求。但结果可想而之啦，别说蒲仪自己都靠施舍过日子，就是有钱北京30000多满清皇族也都不咋样呀。还管的过来？还是有很多八旗旗丁终于走上了自力更生的道路，许多就当了警察，就是巡警。更多的是做茶房，裱糊匠，拉洋车，摆小摊，小贩，磨刀，唱戏，跑龙套。说起唱戏，1931年9月18日，少帅张学良就在北京前门外粮食店街的中和剧院和他的红颜知己赵4小姐在看梅兰芳的戏宇宙锋呢。

　　为了减轻负担很多人迁到了郊区，北洋政府，民国政府是歧视八旗旗丁地，经常骂他们，臭人，破人，还有老爷骑马你骑[旗]人。在就业，经商，上学上压制他们，本来八旗旗丁就不会什么这下就更完蛋了，所以纷纷改变民族，冒充汉族。比如爱新觉罗改成金，瓜尔佳改成关，他他拉改成唐等等。到宣统2年1910年，北京城里还有60。6%的人口是满族，蒙古族。到了1949年几乎全给改了只有31000人了。新中国建立后，实行新的优待少数民族的民族政策，他们连同包衣们又都变回和变成了满族。

落架的凤凰：史上唯一卖身为奴的公主[转帖]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只有皇帝的女儿才能称之为公主，因此，人们将公主也称为天之骄女。其身份地位不仅令一般平常女子望尘莫及，即便是王公重臣的大家闺秀也难以望其项背。然而，每当朝代更替、国破家亡的苦难来临之际，这些平日里贵不可言的公主便会首当其冲地成为这些苦难最大的受害者。许多公主不得不自尽身亡，以维护皇室的尊严和清白，而那些坚持活下去的公主，其不幸的遭遇则种种各异，离奇的程度超出后世人们的想象，也超出史家记录的范围，因此，对于后世的人们所能了解的并不多。痛苦就像千百年前的滔滔江水，早在人们注目之前悄然流逝，永远沉寂。但历史确也记载下来一位公主身不由己、卖身为奴的前尘往事，那便是西晋惠帝司马衷的次女临海公主曾有过这样一段噩梦般的经历。

    晋惠帝的生有四个女儿，长女河东公主、次女临海公主、三女始平公主及小女哀献皇女。其中，次女临海公主的命运最为不幸。

    临海公主原被封为清河公主，容貌美丽，风姿绰约，是晋惠帝最疼爱的女儿。当时，皇后贾南风死后，晋王朝的皇后宝座出现空缺。司马衷虽是**，但名义上还是皇帝，皇后乃国体所系，于是摄政王司马伦便派自己的亲信孙秀主持选后事宜。平南将军孙与孙秀是同族本家，认为机不可失，便向孙秀推荐自己的外孙女、折臂三公之家羊玄之的女儿羊献容，得到司马伦的首肯。公元300年11月甲子日，羊献容被立为晋惠帝的第二任皇后。

    这个可怜的皇后，一开始就身不由己的陷入了权力斗争的漩涡中，几次面临生死考验。十年之间，先后四次被废，又四次复立，并险些被诬丧命，她的这段西晋皇后史，恰好是西晋“八王之乱”历史的注脚，是天下苍生生灵涂炭的缩影，也是西晋走向覆亡的见证。

    就在司马氏家族乱纷纷互相攻伐之际，羊献容生下了她与晋惠帝司马衷的女儿临海公主。由于特殊的政治背景，她一出生，就决定了要比普通人经受更多的风雨洗礼。

    晋怀帝永嘉五年，即公元311年，匈奴后人创立的汉赵帝国开始攻打西晋，同年六月，攻陷洛阳。西晋行将灭亡，洛阳城更是大乱，皇族纷纷逃难．临海公主途中与母亲羊献容等家人及姐妹失散。一名乡村野夫发现了落难的清河公主，他并不知道公主的真实身份，竞为几文钱将她转卖给吴兴县的大户人家钱温作奴婢。

    钱温有一个女儿，从小娇生惯养，为人自私专横，尤其对身边的家僮侍婢。更是颐指气使，非打即骂。钱温买得公主后，便将她送给爱女当丫头。公主一生中最苦难最卑微的生活便由此开始了。

    临海公主生得仪表端庄，因为身上带着皇室血统，一步一颦都极有韵致，那是一种非小家碧玉所能及的气度。这很使钱女妒忌，她套问公主被卖之前的身份，公主都避而不谈。

    钱女对公主相当冷酷。动不动就差她做一个小姑娘难以做的事情，稍有不慎就用鞭子抽打。由于临海公主听不懂吴地方言，被钱女认为是有意怠慢，便更遭毒手。因此小公主得观察她的脸色，只要钱女一皱眉，公主整个人就像掉进冰窟里。专门用来抽打她的鞭子上，每沾着她高贵的血液。她每天不得不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干着超过她承受能力的杂役，甚至被发怒的主人关在黑房间里，连续几天不给吃喝。几次昏死过去，公主孤苦伶仃，举目无亲，只能把眼泪吞下肚去。她心想，从前做皇女的时光再如何繁华，终究也是一场过眼烟云。这个世界再也不是她拥有的美丽的童话了，她认了命。

    公元317年，晋元帝司马睿在江南恢复了晋朝，史称东晋。清河公主听到这一消息，仿佛在黑暗中抓着了一线希望。钱女差她外出购买脂粉时，她乘人不备，逃出火坑，历尽千辛万苦，到达都城，求见当朝天子。然而门口的卫士见她衣衫褴褛，一身奴婢打扮，不相信她就是前任晋惠帝的女儿。在她苦苦哀求之后，卫士将信将疑，终于同意向上禀报。

    在晋元帝面前，公主涕泪惧下，陈诉了这些年来的颠沛流离及所遭受的种种苦难。晋元帝感叹皇家女儿的不幸，更愤怒钱温及其女儿如此虐待公主。他命人押来钱温及其女儿，打**牢。不久．晋元帝改封清河公主为临海公主，下嫁宗正曹统。公主的生活，终于云开雾散。她作为公主曾被卖身为奴的经历也堪称史之唯一。

    再说，皇后羊献容在混乱之中，与女儿冲散，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女儿渐渐走远，空余思念了。她情知无法逃脱，反倒镇定自若，在弘信宫里正襟危坐，保持皇后的威仪，她很快成了汉赵中山王刘曜的俘虏。刘曜被羊献容的风姿逸韵、如花美貌所吸引，更惊奇于她的身世离奇和过人智慧。他当晚就在后宫奸污了羊献容，这也是胜利者的一方对失败者的一方所具有的心理优势。另一方面，魏晋以来，“五胡”已在中原定居数代，深受中原氏族风气同化，帝王贵族都以纳士族高门女子为荣。羊献容世代公侯，又有皇后之尊，刘曜对她十分着迷，宠爱到了极致，竟至废掉自己的王妃卜氏，封羊献容为嫡妻王妃，恩宠倍加。刘曜性情暴躁，心狠手辣，唯对羊献容百依百顺，言听计从。成为赵国皇帝后，便又封她为皇后。羊献容成为历史上唯一的两国皇后，也算有了圆满的归宿。而她的女儿临海公主，也成了历史上唯一一位卖身为奴的公主。母女二人的离奇身世，无不令后人感慨万千。

    临海公主归宗后，十分希望晋元帝尽早恢复中原，解救自己的母亲羊献容以及成千上万仍陷入苦难中的姐妹，但司马睿属于皇室的疏族，素无名望，并无恢复中原之志，而又害怕有人以北伐的名义建立功业，威胁他的统治，仅仅满足、偏安于江南一隅。而一些沽名钓鱼者，又常拿北伐作为在朝廷中争权夺利的筹码，并不真心北伐，以致统一的机会尽失，致使南北中国长期处于大分裂之中。每读史至此，莫不痛心疾首！

叶永烈：越南人眼中的邓小平[转帖] 

　　　　一转眼，中越之间那场不愉快的战争，已经过去整整三十年。

　　在越南，我发现越南人对于邓小平，有着极其错综复杂的心情：三十年前的那场自卫反击战争，是邓小平决策的，越南人心知肚明。然而，今天越南的“革新开放”方针，又是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那里借鉴而来的，越南人崇敬邓小平。

　　中越两国是世界上如今仅存的四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越南、朝鲜、古巴）中的两个，而且都先后走上了改革（越南叫“革新”）之路：中国在邓小平领导下，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实行改革开放，对越南产生极大的震撼和影响。一九八六年，越共“六大”决定进行革新开放。

　　在越南，我处处感受到越南人民对胡志明主席的崇敬之情。胡志明是越南共产党、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越南人民军的缔造者，是越南伟大的抗法、抗美战争的领导者。胡志明主席与毛泽东主席缔结了越南与中国两国的深厚友谊。胡志明主席的诗“越中友谊深，同志加兄弟”，曾经传颂一时。在毛泽东主席的主持下，中国人民不仅先后参加了越南的抗法、抗美战争，而且从一九五○年到一九七六年，给予越南二百亿美元的援助。

　　在越南芒街一家类似于中国友谊商店的对外商场里，我见到毛泽东主席和胡志明主席的合影。当我举起照相机，一位小女孩跑了过来，在照片前伸出手指，做了个“V”字。咔嚓一声，我拍下了一帧非常满意的照片。

　　历史走过曲折的路。胡志明主席在一九六九年不幸去世之后，继任者黎笋不仅思想保守，拒绝改革，导致越南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而且走上亲苏反华的道路，导致中越之间发生那场不该发生的战争。黎笋在一九八五年七月去世之后，长征担任越共中央总书记，力主革新。在长征主持下，一九八六年召开了历史性的越共“六大”，从此越南走上革新开放之路，并逐步与中国改善关系。

　　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苏共解散、东欧易帜，给了越共内部“亲苏反华”派以致命的打击。就在这一年，越南与中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越南从学习苏联转为注重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当年，越南就出版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书，收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诸多讲话。一九九二年，越文版《邓小平文选》出版。从此，中国与越南重建两党、两国的友好关系。

　　我很高兴在越南见到挂着胡志明与邓小平的合影，立即拍了下来。

　　中国与越南，山连山，水连水。越南是很值得一看的国家，就连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也把越南称为“一生中必须看一次的地方”。

　　越南是美丽的国家。

　　越南有着足以与桂林山水媲美的下龙湾“海上桂林”；

　　越南有着头戴斗笠、身材苗条、穿着越式旗袍俏丽的京族姑娘；

　　越南有着丰盛的、出口量占世界第二的大米；

　　越南有着淡黄、浅绿、蔚蓝、粉红的靓丽的法国风格建筑……

　　长长的越南国土呈S字形，两端宽而中间窄，极像越南妇女常用的挑担，中间的山脉是扁担，而两端是南北青翠肥沃的平原———北方是红河平原，南方是湄公河平原。

　　越南又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

　　越南是中国的南方邻国。对于中国人而言，越南值得一看，还在于中越两国国情相近。

　　越南是一个饱受战争苦难的国家，在二十世纪经历了三场战争。越南与美国的战争持续了八年，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三年，以美军的失败而告终。好在美国也承认自己在越南进行了一场失败而又错误的战争，我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曾经拍摄了为越战失败而建立的纪念碑，表现陷入越南泥潭、浑身水湿的困倦的美国军队。

　　其实，美国人是继法国人之后，陷进越南泥潭的。法国殖民者在一八八五年入侵越南，然后又法国占领高棉、寮国，把三国都沦为殖民地，统称“法属印度支那”。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占领了越南。一九四五年八月，在日本投降后第三天，胡志明率领八百名越南解放军进入河内，占领了河内。九月二日胡志明在河内宣布成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法国仍企图统治越南，派出军队进入越南。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九日，胡志明主席代表越南民主共和国向法国宣战，从此开始了八年艰苦的抗法战争。

　　一九五四年五月一日至七日，越军发起总攻，击落、击毁法军飞机六十二架。弹尽粮绝的法国军队向越南解放军投降。法军指挥官卡斯特里准将及其全部参谋人员都被越南解放军俘获。越南人民军获得奠边府战役的巨大胜利。

　　越南在二十世纪对法国、美国所进行的两场“八年抗战”，是反对殖民主义的正义斗争，得到了兄弟的中国人民的全力支持。众多的中国战士的鲜血洒在越南反法、反美的战斗中。然而，在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至三月十六日，中国与越南这“山连山、水连水”的友好邻邦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战争。

　　我记得，当时在中越战争中失去一条腿的一位战士，有很好的歌喉。当他坐着轮椅在上海一所大学演唱《血染的风采》时，一位大学生尖锐地问他：“中国和越南毕竟是兄弟。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和越南一定会友好。到了那时候，你作何感想？”那位歌手一时竟然答不上来……

　　中越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毕竟化解了一时的龃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中越边境还能偶然听见零星的冷枪声，但是如今，我却踏上了越南的热土。

　　在芒街街头，我见到并排挂着越南国旗和越南共产党党旗。越南共产党是越南的执政党，诞生于一九三○年二月三日，同年十月改名为印度支那共产党。一九五一年二月，改名为越南劳动党。一九七六年十二月，重新恢复最初的名字，即越南共产党。

　　大约是地处中越边境的缘故，芒街许多商店的招牌上除了写越文之外，还写着中文。芒街的这家宾馆，既写越文，也写英文“HOTEL”，还写中文“皇侠宾馆”四字，来了个“越、英、中”三结合！

　　中国游客大批进入越南，占越南的外国游客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在街上，我见到一辆大巴，上面并排挂着中国和越南的国旗，象征着中越友好。我当即把镜头对准了这两面红色、黄星的国旗。

　　芒街的中心，流淌着一条歌龙河。河上架着一座大桥。据当地朋友告知，这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的中国”援建的。我注意到，他在提到中国时，前面加上了“毛泽东”。在越南人民心目中，毛泽东就像胡伯伯（越南人通常称胡志明主席为“胡伯伯）一样，是中越友谊的缔造者。从一九五○年到一九七六年，中国给越南的援助总共达二百亿美元。中国的援越抗美物资，直到一九九八年，越南还在使用着。

文革造反派陈里宁反刘少奇事件始末[转帖]

　　2009年06月18日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陈里宁事件始末：他真的是个精神病

　　陈里宁的出名，成了那个疯狂年代的催化剂。北京各大单位的造反派把陈里宁当成一个“左”的标志和政治筹码，他走到哪里，就说明哪里的造反更坚决

　　王广宇这些年一直在寻找一个沉默的疯子。

　　这个疯子曾经大名鼎鼎，却在后来的岁月里被湮没。

　　人们最初知道这个疯子，是在1967年天津人民话剧院排演的话剧《新时代狂人》里。当时，“文革”中造反派声势日隆，话剧团把路线斗争搬上舞台。话剧在北京友谊宾馆剧场连演数日，反响热烈。

　　话剧讲述了一个受“政治迫害”的人，被关在精神病院，他的名字叫陈里宁。要不是他自始至终反对一个人，也不会一夜成名，并在此后遭受“过山车”般的命运。

　　“文革”初期，随着刘少奇被全面批斗，造反派急需一把来自群众的投枪。受到斯大林曾把不同政见者投入精神病院的启发，红卫兵们开始翻查来自精神病院的以往病例。

　　于是，他们发现了陈里宁，因为这个疯子反对刘少奇。

　　之后，陈里宁被冠以反刘少奇的英雄而迅速蹿红，没人在乎他是不是真疯。

　　新生和逆转

　　1933年，陈里宁出生于南京。父亲是国民党宪兵，建国后，全家被遣返回湖南湘潭老家。

　　20岁的时候，陈里宁的命运出现逆转。

　　当时，他还是个初三的学生。一天，班主任找他单独谈话，说湘潭市委要从学生里调工作干部，学校认为他去比较合适。他那时已经是共青团员，去市委工作对他们一家来说，是个无上的光荣。

　　在那个年代，每个人都试图获得崭新的身份认同。而出身却是每个人与生俱来、挥之不去的标签。

　　带着对新生的感恩，陈里宁在市委埋头苦干，工作能力和文字水平提升很快。当时中共湘潭市委常委开会，他负责记录、整理，工作完成得又快又好。组织上特别信任他，有时市委一把手的报告都由他来起草。

　　1954年，陈里宁入党。一切似乎都在光明和平稳中上升。

　　直到有一天，陈里宁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内部文件——《关于清理要害部门的指示》。指示说，要害部门的工作人员，凡是亲属中有国民党军统、宪兵、特务的，统统清理。

　　这个文件，宛如当头棒喝，让陈里宁对于新社会的所有激情和干劲都烟消云散。他的父亲是国民党宪兵，历史反革命加现行罪犯，被判了15年徒刑；祖母在土改中跳水自杀；姨夫是国民党警察局长，开国之初就被枪毙。

　　这个指示简直就像是为陈里宁量身定制的。他的身份背景怎么看都不适合在要害部门工作，属于被清理的典型。这成了陈里宁心里自此挥之不去的阴霾。

　　其实当时党组织对他未必有什么看法，但敏感的陈里宁却忍不住疑神疑鬼，老觉得组织在监视自己。

　　在沉重的心理阴影下，陈里宁渐渐变得不思茶饭，夜不成眠，常常做噩梦惊醒，最终成了精神病。

　　飞越疯人院

　　1963年，陈里宁被送进精神病院。两年后，陈里宁出院，但仍然很不正常，见人就说反刘少奇的话，说刘少奇品质恶劣，出访印尼是给中国丢脸，同时还逐条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列出50多条错误。当时刘少奇是国家主席。湘潭市委开始左右为难，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疯人。

　　这个时候，陈里宁自己已经把“反刘”的事情捅到了中央。他到处散布反对刘少奇的言论，还不断地给湖南省委和中央写信，批判刘少奇。当时，分管公安部的副总理罗瑞卿见信后，批复这件事要深究。

　　不久，陈里宁被投入北京秦城监狱。

　　到北京后，陈里宁的精神病又发作了几次。最后一次犯病他被送往红卫医院，就是现在的安定医院。这时已经是1966年12月，“刘少奇的问题”已经基本公开。

　　社会上到处都是造反派和保守派的争斗。陈里宁的主治医生金弘敏和护士王志都属于红卫医院的造反派，他们同情陈里宁因反刘少奇被关进监狱，鼓励陈里宁给中央文革小组写信。

　　与此同时，红卫兵小将们也正在寻找陈里宁这样的人。红卫兵们发现，在斯大林时代，苏联的克格勃曾经把不同政见者投入精神病院。受到这个启发，红卫兵们开始涌向精神病院，寻找那些“受迫害”的不同政见者。

　　就这样，陈里宁被“打捞”出来。他的经历，太符合红卫兵们对于“迫害”的一切想象。而比起别的案例，陈里宁在平时神志清醒，谈话又有条理，这让红卫兵小将们对“迫害”的判断更加坚定。

　　发现陈里宁的当天，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和红卫医院的红旗战斗队，联合起来造了红卫医院党委的反，当晚夺权之后，清华大学红卫兵的负责人朱起鸣起草了一份给中央文革小组的报告，称精神病院里有不少被迫害的政治犯。

　　报告到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手里，王力随即批示要派人展开调查，并在全国范围内清理政治迫害事件。

　　1967年，“刘少奇的问题”被公开。中央文革小组开始组织、搜集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和人。陈里宁的时代来了。

　　1月7日下午，得知确有此人此事之后，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王力和戚本禹前往红卫医院，当场宣布解放陈里宁。

　　据中央文革办事组(即办公室)的成员王广宇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戚本禹当天回来就连连称赞陈里宁了不起，60年代初就认识到刘少奇是个修正主义，打算把陈里宁从精神病院接出来，写批判刘少奇的文章。

　　第二天，王广宇被派往红卫医院，解救陈里宁。按照戚本禹的指示，陈里宁出院后，被安排到《人民日报》招待所，专心写作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在王广宇的印象里，陈里宁是个好“笔杆子”，手快，动辄就是两三万字。

　　但陈里宁写的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却不合戚本禹的要求，最终也没能发表。

　　做不了造反派的“笔杆子”，陈里宁又被安排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编辑关于刘少奇的材料。

　　此时，陈里宁的“事迹”已经出名。造反派给他出版了一本宣传册子，16开本，名字叫《新时代狂人日记》，印了数万册，散发到各地。书里摘编了陈里宁1960年代初写的日记和一些文章，内容都是批判刘少奇的，说明这个人早就看出来刘少奇是个“修正主义者”，先知先觉。

　　一时间，陈里宁成了新闻人物。

　　清华的“造反派”来看望他，并邀请他到清华大学作报告。经戚本禹的同意，陈里宁被接到清华大学大礼堂作报告。

　　陈里宁对批判刘少奇的材料早已烂熟于心，演讲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现场气氛十分火爆。清华的大礼堂被慕名而来的学生挤得满满当当，可仍有许多革命热情高涨的年轻人不能涌入，最后只得拿来高音喇叭，好让坐在草坪上的人也听得清楚。

　　这场声势浩大的报告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中央和地方上的各机关都派人来请他作报告，历史所为此还专门成立了接待办公室。《新时代狂人日记》不断再版，全国各地翻印的数量更是不计其数。陈里宁的报告录音带也流传于全国各地，甚至包括农村。

　　也就在这时，天津人艺编演的话剧《新时代的狂人》宣扬了陈里宁的“事迹”，在各地纷纷上演。短短几个月，陈里宁红遍全国，他甚至收到了来自北京大学和内蒙古的求婚信。

　　无处安置的棋子

　　陈里宁的出名，成了那个疯狂年代的催化剂。北京各大单位的造反派把陈里宁当成一个“左”的标志和政治筹码，他走到哪里，就说明哪里的造反更坚决。

　　那时，造反派也有好多派别，那些没有请到陈里宁的派别，开始对陈里宁反感起来。他们开始质疑陈里宁是不是真的反对刘少奇。他作的报告越多，反对派的批判也就越猛烈。

　　反对者发现，陈里宁也反毛主席，涂改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不利消息很快传开。中央文革小组对此很重视，戚本禹特别安排王广宇去查陈里宁的档案。

　　王广宇发现，陈里宁批改马恩列斯毛的著作非常混乱，他把恩格斯、毛泽东的名字改成“陈里宁”，在正文中把“辩证唯物主义”替换成“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改成“工人阶级”，或者替换一些连接词，似乎这样就成为他自己的著作了。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这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行为。

　　一手策划出陈里宁这个“英雄”的戚本禹，此时也沉不住气了。他先是限制陈里宁作报告，发现局势失控，难以奏效之后，又将陈里宁调离北京，让他远离斗争的漩涡。1967年4月，陈里宁化名李明，以《光明日报》记者的身份到保定地区徐水县调研。临行前，王广宇反复交待陈里宁，不要参加农村的运动和活动，不要出去作报告，特别是绝对不能暴露身份。

　　陈里宁显然很重视组织的重新重用。下乡不到一周，就寄回一两万字的汇报材料，后来又连续寄了两次汇报材料。可陈里宁发现，调研材料寄出后石沉大海，没有回音。于是他给中央文革小组写信，信中陈里宁小心翼翼地询问组织是否满意他的调研。王广宇无暇翻看他的材料，只是回信鼓励他，继续认真调研。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陈里宁陆续写了将近20万字的汇报材料和信件。

　　1967年7月，一个女学生看到他毛巾上写着“陈里宁”的字样，陈里宁的身份暴露了。

　　消息迅速传遍了徐水这个小地方。当地领导慕名前来拜访，盛情邀请他来作报告。陈里宁又开始活跃起来，来请他作报告的人络绎不绝。戚本禹得到消息以后大为恼火，只好把他接回北京。

　　据王广宇的回忆，陈里宁回来之后，自己也知道犯了错误，情绪又变得很紧张，总觉得自己心中有愧，对不起戚本禹的爱护，精神越发不稳定，经常喃喃自语，“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

　　狂人的时代

　　陈里宁回到北京的消息不胫而走，针对他的斗争硝烟又起。

　　当时社会上针对陈里宁的问题已经很对立，一派认为他是坚定的左派，而另一派则认为，他是反革命，篡改毛主席著作。唯独没有人认为他是个精神病。

　　局势已经超出了戚本禹等人的控制。戚本禹不得不考虑找个疗养院把陈里宁控制起来。好不容易确定下来一家疗养院，不想陈里宁却死活不去，而且要求马上回湖南。而当时湖南正处在激烈的派别斗争中，陈里宁若是回去，必定又成为被两派斗争利用的棋子。

　　1967年8月25日晚，批判陈里宁“假反刘少奇，真反毛主席”的大字报一夜间贴满北京城。戚本禹试图散发传单，号召不要因陈里宁影响大联合的方式来平息两派愈演愈烈的争斗。10月21日，负责公安系统的副总理谢富治和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召集有关单位的造反派代表开会，会上对陈里宁的事件作了权威定性：陈里宁反对刘少奇，但他也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作了很多攻击。陈里宁“混乱”的成分多，“反动”的分量少。

　　这一天，陈里宁重新回到了监狱。有红卫兵甚至想冲进监狱揪斗这个“时代狂人”。

　　不久，王广宇被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四人帮给他的罪名之一就是参与包庇“反革命分子”陈里宁翻案活动。因为“陈里宁事件”，王广宇遭受了7年的囹圄之灾，直至1975年获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王广宇获得平反并进了《红旗》杂志社，杂志社后来改名《求是》杂志。

　　热潮退却，没有人再去关注陈里宁的身后事。

　　此后许多年，王广宇都一直试图寻找那个被时代改变的疯子，但陈里宁的下落却始终不得而知。王广宇对陈里宁的感情很复杂。在他看来，时代改变了那个疯子的命运，而那个疯子又改变了他的命运。

　　2007年，湖南的一位女士找到王广宇。她说自己是陈里宁的妹妹，叫陈里如，她想知道他的哥哥在“文革”中究竟做了什么。

　　这位女士给王广宇带来了陈里宁后来的消息。1982年，陈里宁获得平反，到那时，他已经在监狱里被关了14年零4个月。此后，有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呼吁，对陈里宁作出精神鉴定。

　　公安部对陈里宁的问题进行了复查，确认陈里宁确实患有精神分裂症，丧失责任能力，不追究其刑事责任，恢复党籍，恢复工作和原工资待遇。陈里宁回到长沙，开始过正常人的生活，在简陋的居所里，读书看报，每天散步，还考虑个人问题，开始征婚。他还记得以前有人向他求婚，于是给那些人回信。

　　陈里如向王广宇打听哥哥在“文革”期间的印象。王广宇只记得陈里宁每次见面时总觉得自己犯了错误，紧张而又惶恐。

　　王广宇问，那些曾经的往事还重要吗？

　　陈里如说，“很重要，因为我的哥哥已经死了。”

　　(感谢《求是》杂志社编辑雷声宏为本文提供资料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