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光美谈严慰冰案说起[转帖]
严慰冰案，是指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因怀疑丈夫有外遇（怀疑的主要对象，是林彪的夫人叶群），自１９６０年３月至１９６６年１月六年间，共投寄数十封匿名信（其中绝大部分是寄给林彪一家的），以罕有的下流语句，辱骂林彪一家。严案于１９６６年春告破，严随即被隔离审查。关押近十三年后，于１９７８年１２月被释放，旋即被大陆主流媒体称许为反林英雄，那些匿名信，被誉为“又如匕首，又如利刃狠狠地砸在林彪、叶群的心窝里！林彪气得暴跳如雷，坐立不安。叶群则又哭又闹，满地打滚”。〔１〕
一边倒的舆论，总算在近来有了些变化。
今年一月，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王光美访谈录》提及，当访问人黄峥问“能不能请您顺便说一下您所知道的严慰冰同志写匿名信的情况”时，王如是说：
“王光美：严慰冰同志写匿名信这件事，我原来一点也不知道。叶群固然很坏，但我觉得严慰冰同志采取这种方式实在不好，有问题可以向组织上反映嘛！而且，她反对叶群可又要把这事往别人头上栽，这不是挑拨吗？她在有的匿名信上署名'王光’，信里说'咱俩是同学，谁也知道谁’，还把发信地址故意写作'按院胡同 ’。按院胡同是我母亲办的洁如托儿所的地址。这不是有意让人以为写信人是王光美吗？我原先完全蒙在鼓里，好几年都不知道，一直到破案，才大吃一惊。” 〔２〕
王光美女士说“叶群固然很坏”，坏在什么地方？没有说明。看来，王对叶群也不过是不得不虚晃一枪罢了，矛头所向，其实是指责严：“她反对叶群，可又要把这件事往别人头上栽，这不是挑拨吗？”“这不是有意让人以为写信人是王光美吗？”
应该感谢王光美女士！这么多年了，终于有一位具一定影响力的知情人士，站出来说了这么一些公道话！
事情本来可以就这么告一段落。不料，在座的刘源却又接过了他母亲的话头：
“刘源：还有的信署名'黄玫’。南方人黄、王的读音不分，也是有意让人往王光美身上联想。匿名信还挑拨叶群和女儿豆豆的关系，说豆豆不是叶群亲生的。这也罢了，可是在给豆豆的匿名信里竟说：你没发现你和刘家的平平长得特别像吗？弄得豆豆疑神疑鬼，常往我们家跑，看平平的长相，还抱着平平哭，闹自杀。有一年在北戴河，一天我正同老虎打乒乓球、说话，公安部罗瑞卿部长走过来，表情特严肃，对老虎说：'回去告诉你爸爸妈妈，又发现两封信，还没破案。’老虎马上就回去了。老虎是林彪的儿子林立果的小名。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３〕
很容易意会到的是，刘源说以上话的本意，更多的是出自于对林家下一代的同情。惟未知是否因当时年龄还小，今天的记忆已不准确，刘源的话，却不难被有心的读者挑出一连串的毛病。
１．黄玫，是严慰冰江苏无锡老家张泾的一小山名。严慰冰１９６０年代写有长诗《于立鹤》（顺便说，这诗写得很蹩脚），〔４〕即提到此山。严以此山作为自己的化名，不一定就是影射王光美。
２．据知情者称，严的匿名信并非说林豆豆不是叶群所出，而应是暗指林豆豆的亲生父亲不是林彪。
３．据知情者称，林豆豆和刘少奇前妻王前所生女儿刘涛是师大女附中的同学，惟文革前林家与刘家并无私交。住在中南海外的林豆豆，从来没有踏足过中南海内的刘家，“还抱着平平哭”，也就无从谈起。
４．严慰冰最早的一封匿名信，投寄于１９６０年３月，此际罗瑞卿已不是公安部部长。据知情者透露，匿名信曾寄给当时正在清华读书的林豆豆（林曾在清华短期就读，后因不适应转至北大读文科），豆豆未敢告之父母，将信悄悄交予林办秘书处置。秘书直接上报予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肖即告之时任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的罗瑞卿。严针对林家的信，都是投寄到林家住处或有关场所，应是林办工作人员或林的家人先收到信再上报，断无倒过来罗先发现信再告之林家之理。
５．假设如刘源所言，罗瑞卿将此事（况且尚未破案！）告之不谙世事的两个小孩，又叫林立果转告其父母，有违做人的基本准则，有违常理。而更重要的是，据知情者透露，为免体弱多病的林彪受到刺激，叶群、林家儿女及林办工作人员案发后从来没有将匿名信一事告之过林彪。
刘源是好心说了过头话。接下来更糟糕的是，访问人黄峥自己又加了一段似评非评、似注非注的东西：
“黄峥：这个匿名信案好多年都破不了。破案的过程很巧合。据说在１９６６年春天的一个下午，严慰冰、叶群都在王府井百货大楼出国人员服务部买东西。严慰冰同志眼睛近视，不小心踩了一个人的脚。那人大发脾气，口里不住地骂骂咧咧。两人吵了起来。严慰冰一看，原来那人是叶群。一气之下，严慰冰直奔军委总政治部，向总政负责同志反映叶群这种蛮横无理的态度。严慰冰是上海人，说话有口音，气头上说话又快。那位负责同志实在听不懂她的话。就要她把事情经过写一写。严慰冰就写了。事后，那位负责同志真的拿了严慰冰写的东西去向林彪反映。林彪、叶群一看，觉得这字面熟，就交给了公安部。公安部经过笔迹鉴定，确定严慰冰就是匿名信的作者。严慰冰于１９６６年４月正式逮捕，１９６７年２月送秦城监狱关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平反。至于严慰冰同志为什么要写匿名信，陆定一同志认为她是精神有毛病。陆定一同志说：'她本来没有精神病。１９５２年'三反’'五反’时，上面派人背着我在中宣部找'大老虎’，他们企图把严慰冰和徐特立（当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儿媳打成'大老虎’……这样的刺激，使严慰冰害了精神病。我去了一趟苏联回来，她经常与我吵架，后来又开始写匿名信骂林彪和叶群，信寄到林彪家里，有的寄给林彪本人，有的寄给叶群，有的寄给林豆豆。林彪到哪里，她就寄到哪里，５年时间写了几十封，并且都是背着我写的，我一点都不知道。’'严慰冰有精神病这件事，许多人不相信。因为除与我吵架和写匿名信外，其他事情上她都很正常。但她确实有精神病。为此我专门请教过北京一家医院的精神科主任。了解到确实有这么一种精神病症状：在许多事情上表现很正常，在某些事情上却不正常。严慰冰的这种病的原因是由于受到迫害。’”〔５〕
有人说，黄峥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研究员。惟根据以上文字可以断定，这位研究员对以上所谓破案经过绘形绘色的描述，名为“据说”，实则道听途说，并没有经过自己切实的研究过滤。
１．据可靠的知情人士透露，严案侦破的关键，是公安人员通过信件上的邮戳，分析了匿名信投寄的地点分布、时间密度及到达这些投寄点的路径，从而缩窄了隐藏甚深的嫌疑人的范围。绝非是黄峥所言的“巧合”。
２．依据目前的公开资料，林彪至少自１９６５年下半年即在苏州休息养病。偶尔外出活动的范围，从未超出华东地区（１９６５年１２月初到上海参加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及１９６６年２月２０日视察济南军区），此期间，叶群除自１９６５年９月部分时间到江苏太仓参加四清及１１月底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的一两天时间外，从未离开过林彪身边。直到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０日林彪在杭州陪同毛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之后，叶方随林回京（林参加刘少奇在京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整个１９６６年春天，叶群都在华东，如何又能在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现身？
３．所谓“王府井百货大楼出国人员服务部”，即百货大楼的四楼七号房。对外用“出国人员服务部”名义，实际接待的除当时极为稀罕的个别公派出国人员外，平时主要服务对象为国家级领导人及其家属，即所谓 “四副（党、国家副主席、副总理、副委员长）两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一元帅”。假设（仅仅是假设而已！）叶群那年春天果真在此间出现过，又岂能不知进来这里的是些什么人物？何以能为被人不小心踩了一脚就喋喋不休失了身份？再说，七号房内免不了遍布警卫及工作人员，岂会任由两位贵客吵骂而袖手旁观不加劝止？
４．一个巴掌拍不响。退一万步说，两人果真吵了起来，你严慰冰就没有责任？据文革中群众组织的批判材料“揭发”，严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严“一次到'黑七号’来，不报姓名，警卫人员不认识她，不准她上楼。这下子惹恼了这个'部长太太’，回去向旧市委大发脾气。旧市委赶紧向百货大楼挂电话，把警卫员训斥一顿。此后，……成了'黑七号’的常客。她把'黑七号’看成是自己的私有，什么地方她也要去，就连库房也要进去转几转”。〔６〕群众组织的材料，未必可以全信。但空穴来风，事出有因，严之霸道及横蛮无理，不也就跃然纸上？！
５．再退一万步说，假设两人果真吵了一架。这么一件芝麻绿豆小事，叶群也没有“仗势欺人”去中宣部告严，严怎么就非得要到总政去告叶？叶群不仅是主持军委工作的军委副主席的夫人，且更是中央常委、中央副主席的夫人，本人１９６５年已是军委办公厅党委常委，相当于军一级干部，且组织关系不归总政而属总参党委管理。谅你总政“负责同志”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去接纳严的投诉。
６．又假设总政“那位负责同志”真的接纳了严的投诉。１９６６年春天，林彪远在离北京两千里之外的苏州，这位“负责同志”无论怎么认真负责，惟其是否“真的”可能因为这么一件屁大的事，专程从北京跑到苏州，“拿了严慰冰写的东西去向林彪反映”？叶群当时是“林彪同志办公室主任”，见林的一切事宜都得通过她（据知情者透露，即使在四清现场，叶群也要人架设了直线电话，可随时与苏州及北京联系），这位 “负责同志”要代人告叶的状去见林彪，又如何通得过事无巨细都要管的“林办主任”本人这一关？
７．据林办工作人员公开的说法，至少是自１９６０年代初以后，林彪自己从来不看文件，每天只是“听”不超过半小时的要事与文件摘要汇报。严慰冰的匿名信，家人及工作人员从未向林本人透露过半点风声，既然连文件都不看且又不知情，林怎么可能亲自看过匿名信，且“觉得这字面熟”？
如此说来，一言以蔽之，黄峥的“巧合”说引出的一番“破案”经过，纯属向壁虚构而已。
值得仔细分析一下的，倒是黄峥所转述的陆定一对其妻的判断。
陆定一说，严慰冰之所以要写匿名信，是精神有毛病。这总比二十多年前严的亲属称严此举动是出自于对叶群、林彪的“无产阶级义愤”，向事实真相进了一大步，值得肯定。陆定一说：“严慰冰的这种病的原因，是由于受到迫害”，“她本来没有精神病。１９５２年'三反’'五反’时，上面派人背着我在中宣部找'大老虎’，他们企图把严慰冰和徐特立（当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儿媳打成'大老虎’……这样的刺激，使严慰冰害了精神病。”
经查证，陆定一自延安时期的１９４４年起，已是中宣部部长。１９５２年９月，突然被降为副部长，中宣部工作，暂由胡乔木副部长主持。降职的原因，陆至死也弄不清个所以然。时接替陆的，是习仲勋。那么，陆说的所派之人，指的是胡还是习？胡、习又受谁所派？
１９５４年７月，陆定一重新担任中宣部部长。１９５６年中共“八大”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１９５９年４月起，任国务院副总理。１９６２年９月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此其时，应没有谁再敢“迫害”陆夫人了罢！
惟自１９６３年下半年始，毛泽东接二连三地严厉批评了陆定一所主管部门的工作。其中批得最痛快淋漓而又令陆出了一身冷汗的，是关于文化艺术的两个《批示》：“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陆定一自此也就走了下坡路。到１９６６年３月，毛甚至声言“打倒阎王，解放小鬼！”阎王者，陆定一是也！〔７〕
１９６６年４月２８日，公安部会同中宣部将严慰冰隔离。具体经办人，是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和中宣部副部长张子意。两天后，４月３０日，杨、张奉命从北京到陆定一正在逗留的安徽合肥，向其告之严案一事。５月８日，陆定一回京，随即被软禁。
５月１８日，林彪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称：“毛主席还健在，他们就背叛，他们阳奉阴违，他们是野心家，他们搞鬼，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的老婆就是一个。他说他不知道他老婆的事！怎么能不知道？”〔８〕
以上为中央文件的原文。但我们不知道它到底是林彪当时所讲的原话，还是事后经人整理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讲话的文本是迟至当年９月才以中央文件形式发出）。目前已公开的林彪讲话，绝大部分是别人事前代拟或事后经人整理的，这篇讲话，也不例外。故而单凭这篇讲话，难以判断此时的林彪对匿名信一事到底知道了多少？
除却上述讲话之外，有关林彪对陆、严及有关匿名信一案所涉的讲话、批示、甚至什么“处女证明”等等，传闻甚广，不一而足。但从未见到中央正式文件有所提及或引述，故而，皆可视之为街谈巷议，不足为凭。
５月２４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的说明》，内中提及：
“陆定一同志的妻子严慰冰，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现已查明，严慰冰在一九六○年三月到一九六六年一月的六年期间，连续写了几十封反党反革命的匿名信，其中百分之九十是集中攻击和辱骂毛泽东同志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和他的一家。这些信中充满了刻骨的反动阶级仇恨。
“大量的材料证明，陆定一同严慰冰的反革命案件是有密切牵连的。在严慰冰的卧室内书桌上放着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五日写的一封匿名信的四页底稿和寄给叶群同志的信封，时间达一年零两个月之久，陆定一不可能不知道。而且严慰冰写反革命匿名信达六年之久，在写的时候，陆定一几乎全都在家。当陆定一被告之严慰冰犯了反革命罪行时，陆不仅不表示愤慨，还想诳说严患有神经偏执症为严开脱。陆定一在这个反革命案件中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专案审查委员会将加以彻底查究。”〔９〕
６月２７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通报、解释彭罗陆杨问题时谈及严案：
“陆定一的问题。首先是从陆的老婆严慰冰反革命案件上暴露的。严慰冰是严朴的女儿。严朴在大革命时期参加了革命，很早就离开了家，他家是个大地主。抗战时期，严朴的老婆带了女儿到延安找严朴，严朴没有见他们。严朴是个好同志，现在已经死了。严慰冰的反革命案件，二年前就发现了，当时我们怀疑陆定一是否知道她的反革命活动。这事是交给彭真去处理的，因为这是一个具体案件，我们没有直接去处理。两年以来，严慰冰的反革命活动越来越猖獗，她探听中央负责同志和林彪同志的行踪，林彪同志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住在那里，这些事我们都不太清楚，但是她都打听得清清楚楚。严慰冰跟着陆定一，参与很多党内机密，知道很多事。几个月前，要彭真把严慰冰的材料告诉陆定一。而陆定一回去却把情况全部告诉了严慰冰，并用多种方法包庇严。最近已把严慰冰这个反革命分子逮捕了。根据各种材料判断，陆定一是知道严的情况的，陆、严是合谋的，许多事陆定一如果不告诉严慰冰，严是无法知道的。”〔１０〕
刘少奇说严案“两年前就发现了”，“发现了”是个什么概念？令人有些费解。刘是说两年前就已知道是严干的，而彭真却不去处理，以至“严慰冰的反革命活动越来越猖獗”，还是两年前发现了匿名信而彭未去积极破案？从字面上看，刘似乎说的是前者，那就更令人费解——当时彭真怎么敢那么做？！
不过，目前所能看到的刘少奇这个讲话，大抵仅是文革中群众组织的版本。群众组织的东西，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就是了。
陆、严分别自１９６６年４、５月被隔离、关押。严于１９６７年２月，陆于１９６８年４月分别被移送到秦城监狱。１９７５年１１月１２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陆定一问题。会议给陆定一定了三条罪状：一、阶级异己分子；二、反党分子；三、内奸嫌疑。会议决定将陆永远开除党籍，释放出狱，离京回原籍，每月发２００元生活费养起来。决议经毛泽东批准，作为中共中央１９７５年第２５号文件，下发全国。但由于陆拒绝在决议上签字，未能出狱。直到１９７８年１２月，陆、严两人方被解放。〔１１〕
屈指算来，陆、严被囚禁几近十三年，其中１９７１年“９·１３”事件后七年。要说“迫害”，这后七年的“迫害“账，无论如何也算不到林彪、叶群头上的了，那么，算在谁的头上？
还是让我们回到黄峥所转述的陆定一的话上来吧。
陆定一说：“我去了一趟苏联回来，她经常与我吵架”，“严慰冰有精神病这件事，许多人不相信，因为除与我吵架和写匿名信外，其他事情上她都很正常”。
据《陆定一传》，陆是１９５２年底从苏联回到北京的。以陆本人的说法，自此严就经常与他吵架。吵架是否事实，又为什么吵架，本与外人无涉，但这样经常性的吵架，是否就是“神经偏执症”的症状之一？我们觉得应该深究的是，文革前陆定一权倾一时，既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又是国务院副总理，恰恰其时，经常与他吵架的严慰冰，却是他的向中央备案的机要秘书！〔１２〕换言之，陆定一须阅看、经办的一切重要机密文件，首先必须经严之手！陆以一个患有神经偏执症者，充当此等重任，陆自己是否昏了头？
严慰冰于１９３０年代到延安。与她几乎同时参加中共革命的知识女性，不少先后与革命的领导者结缘。青年时代的热忱，无庸否定，她们当中，也应不乏优秀分子。但无可否认这一群体中个别人的性格中固有的一些缺陷，不仅没有在革命的过程中得以脱胎换骨的改造，反而在革命胜利后随着夫君地位的显著变化而放大，如睚眦必报，如喜怒无常，如撒泼放刁，如对权力的强烈欲望。
王光美女士在访谈中提及她的《桃园经验》，还有点儿津津乐道，引为自豪。其实，《桃园经验》使一大批普通干部、群众受到伤害，遗憾的是，王似到今日也未能觉悟。如萧喜东先生所言：
“在刘少奇集中优势兵力、'大兵团作战’的批示下，河北省的四清区域一压再压，最后缩减为一个地区只搞一个县，全省总共才搞了十个县，而工作队竟达十万人。桃园大队有２１７户人家，桃园工作组有２０多人。王光美后来蹲点的几个地方，工作队数量层层加码。新城县有人口二十八万人，竟去了一万四千多名工作队员。王光美蹲点的高镇大队共３１６户人家，工作队员曾多达８６人。……如此数量众多的城市官僚精英从天而降，虽然号称是来发动群众，但难免在实际上搞包办代替。据调查资料认为，王光美在四清中的包办代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管大会小会都由工作队一手导演，把广大群众置于观众地位。发言稿由工作队起草，物色'演员’，进行排练，预演，然后出场，每个人的表情也都是由工作队指点，演出前的讲话稿必须经王光美修改。在定兴县四清时，王光美导演了一场斗争王树海的大会，会场专门搭起了一间导演室，王光美坐在幕后，指挥全场，会议的每一个主持会议的人都要通过一个布帘向她请示，王光美还派专人从北京接来她的两个孩子观看她的这场表演，让她们'受教育’。会上当场逮捕王树海，会后王光美到处介绍，把这一招宣扬为'杀鸡给猴看’。”〔１３〕
长达百页的《桃园经验》即《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１９６４年９月１日由刘少奇代表中央批转全国。王在访谈中引用刘少奇的话，是“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的。〔１４〕
更有甚者，刘少奇在不久后的《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中，指责江苏省委通知各地、市、县委“认真学习和研究”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的一篇讲话，刘训斥道，江的讲话“是不值得学习的”，而“中央”“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要县以上各级党委和工作队员学习河北抚宁工作队的经验总结，学习王光美同志的报告，……”。〔１５〕
这么说来，刘少奇也是一时昏了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