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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佬呀！中国硬了未？

心飞扬：

恩明：东海風云再起！
        南海風云未完，东海波浪又起，日本韩国又学越南菲律宾在东海争分界线争石油天然气,看来东海風云又起,我们的祖国巳四面受敌，看来决战是难免的了,迟早会到来！
        完全认同太极之友君的观点,中国应该强硬起来才会不被人欺,和平,和谈根本无效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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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缺少的不是智慧，是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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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认同这样的观点！
我们缺失的恰恰是智慧，不要说战略头脑，连简单常识，简单认知也有问题。
就是王子有历史思维。

多谢河山兄: 我的观点与众不同而已。

引用第600楼河山于2012-03-12 22:51发表的  :
大佬呀！中国硬了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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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佬呀！中国硬了未？

河山友，够硬未啊？还有四、五架正在上海建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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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军方对歼-20试飞叫好 明年即可服役

引用第600楼河山于2012-03-12 22:51发表的  : 大佬呀！中国硬了未？ 河山友：歼-20和苏联、美国的四代机有得比呢！硬末？

就凭这个所谓隐形战机，叫做强硬。那我们抗美援朝就不用打，我们凭什么强硬？井冈山就更不用提！
这是一种机械思维，没有理性的认识。
正所谓三军未动，粮草先行。中国有粮有草？我们天空飞的是什么飞机？空军还飞不飞苏27？工业生产情况？生产的是什么产品？比较一下过去，就知道什么叫自废武功。连武功都自废了，怎么强硬？

网址：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04469495.html
中国空军现在有多少俄制的苏27和苏30战机在服役？ 2009-7-3 06:33 提问者： 惯着你 | 浏览次数：5389次
目前我只知道中国空军的主力战机是俄制的苏27和苏30，那么它们具体有多少架在服役中？如果各位不知道具体数字，那就告诉我它们分别占我国空军战机的百分之多少也行我来帮他解答 输入内容已经达到长度限制还能输入 9999 字插入图片删除图片插入地图删除地图插入视频视频地图不登录也可以回答
参考资料：提交回答取消
       2009-7-3 13:08 满意回答 我就跟你说说 买了多少架吧
   在1990年首次向俄国订购26架苏27SK飞机并于1995年再订购26架，在1996年还签署了转移生产许可证的协议，由中国军事订购人在本土自行生产200架苏-27。朱铬基总理97年3月24日抵达莫斯科访问，并于26日正式签署从俄国采购苏30战斗机及最终引进生产线的协议，这包括分别签署的以20亿美元购买60架和18亿美元购买40架苏－30MK成品战机。后又续签28架MK战机。我的天啊！我们真是钱花在刀口上，还有，199年中国同俄方签署150架苏－30MKK战斗机，分四批购买，包括中国可以有270架的自产权。这里150架战机俄方2005年前完成交付中国，这其中有50架为海军专门生产的苏－30MKK11。   今年俄已向中国交付24架苏－30MKK2后，中国军方又向俄罗斯订购24架苏－30MKK2。   而中国自产的200架苏－27SK在前一段时间停产前，只安装了95架。   所以中国到目前为止一共拥有苏式系列战斗机（各种型号）总共273左右。
   歼11算吗？国产的27版~
   如果在算上11B 11 那么总算在370架左右 出去前端时间首批退役的24架。。。。

今天，温家宝答记者问

[温家宝]：是的，这些年我多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说已经比较全面和具体了。如果问我为什么关注这件事情，我出于责任感。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

“文革”的错误指的是……？
而封建的影响？

今天，中国政坛发生了不大也不小的地震。

引用第608楼河山于2012-03-15 21:46发表的  :
今天，中国政坛发生了不大也不小的地震。

河山兄：在一个人治的社会，政坛地震仍是兵家常事，因为皇帝乃个都想做。毛泽东时代见得多了。

薄熙来当然不是毛泽东，中共也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但是类似土壤，当被利用作达至政治目的时，会否变质和异化？这是重庆唱红值得忐忑之处。至于打黑，政府对付黑社会，彰显公义，保护人民免受胁迫，乃应有之义，举世皆然。重庆打黑力度强横，“歼灭”黑帮组织数量之多、打击涉黑官员官位之高，大长正义之气，大灭黑帮威风，使得重庆治安大为改善，市民称善。不过，薄熙来和王立军在重庆打黑，基本上以搞运动的架势进行，尽显行政机关霸道一面。另外，有迹象显示，重庆打了大批黑社会组织，却冒出了另一批黑帮，而打黑所得数以千亿元计金钱的去向，也备受质疑，新黑帮与当权者的关系和所涉及利益，也与当权者千丝万缕，所以，重庆打黑最终得益的是什么人，王立军事件和薄熙来受牵连，或许折射出一些“内幕”。另外，内地有学者分析，重庆打黑不在法律规范下进行，有“黑打”之嫌，即是把打黑转化成管理控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事务的一种方法。还有是重庆打黑，基本上先定目标，再讲证据，随意性很大，过程不透明，权力是否运用得当，是一大疑问。再就是，为涉嫌黑帮分子辩护的北京律师李庄，因而失去律师资格、被控伪造证据和妨害作证罪成，坐牢1年半，一案未了，李庄还被控侵吞一名当事人50万元人民币等，显示重庆当局对李庄的迫害，是要对法律界发出警告。薄熙来谈及此事时，讲得声色俱厉，理直气壮。重庆打黑真象，可见一斑。至于共富，政府推行福利政策，低下阶层得到实益，不会有人抗拒，不过，所需资金何来？重庆打黑几年，从黑帮得到大量资金，这些资金，部分被用作推行共富政策，目前，举世认为做得较好福利的北欧国家，财政来源靠税收，进行财富再分配；重庆共富，本质上与罗宾汉式劫富济贫，并无不同，但是这种方式不可能持久，政策也不可能持续。薄熙来主政重庆4年，其治渝模式可以归结借助民众对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的不满，以“唱红、打黑、共富”操作的“重庆模式”，受到左派拥戴，但其强化国家机器、发动社会运动、脱离法治轨道等方式，也引发较大争议，甚至被批评为文革回潮、开历史倒车。所谓重庆模式，是否涉及中共路线之争，以目前所知，无法判别，不过，无论薄熙来4年来给重庆带来多少转变，但是他的做法所带来潜在危险，必须警惕。关键不在重庆改变多少 问题在会否开历史倒车
因为薄熙来所推动政策，有重大缺陷：他在推行人治而非法治，他在强化政权而非民权，他以一党之尊凌驾公民社会。历史上，不乏野心家曾经以类似模式取得权力，最终使社会、国家陷于万劫不复境地。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如是，希特勒如是。我们不是以薄熙来比拟毛泽东和希特勒，只是要指出，“重庆模式”有这样的潜在危险。总理温家宝前日（14日）在记者会上讲到“不政改，经济成果还有可能得不偿失，文革悲剧还有可能重临”，温总力陈政治体制改革之紧迫性，结合重庆模式和王立军、薄熙来出事，温总所流露焦虑感，有了最佳脚注。温总这次讲政治体制改革，其中特别提到“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从薄熙来的重庆事变，看来知道温总在说些什么了。
(宇文 编辑)

中国高腐败与高增长共存之迷？

随便让一个人列出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腐败永远名列前茅。但尽管贪污腐败现象猖獗，中国经济仍持续增长。魏德安(Andrew Wedeman)是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University of Nebraska-Lincoln)的教授，15年来一直研究中国的腐败问题。他在新书《双重悖论：中国的迅速增长与腐败加剧》(Double Paradox: Rapid Growth and Rising Corruption in China)中解释了中国的腐败与经济增长何以能够并存。《华尔街日报》记者前不久采访了魏德安，他谈到了中国的腐败现象与别国的不同之处以及该现象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潜在影响。《华尔街日报》：腐败现象一般来说都是与经济的低速增长相伴而生，但中国却不符合这个模式？魏德安：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初实施经济改革后，腐败现象愈演愈烈，而同时中国经济增长率却远高于世界平均经济增长水平。于是中国也就成了一个谜：为何日益猖獗的腐败现象没有造成其经济增速下降？更令人不解的是，中国的腐败现象与别国一些最严重的掠夺式腐败有类似之处，而那些国家猖獗的腐败问题已对国民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华尔街日报》：您能谈谈韩国、台湾地区和日本的“发展型腐败”与中国“掠夺式腐败”之间的区别吗？魏德安：“亚洲四小龙”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肮脏的秘密就是，它们都是建立在腐败基础上的发展型国家。也就是说，资金从商业领域流入执政党手里，然后执政党再将其分配给在政治上坚定支持自己的人和选民，以打造稳固的执政联盟。中国的情况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共产党不依赖私营行业的资金支持。韩国、台湾地区和日本在经济发展上取得成功，少不了非法钱财的支持，而中国的腐败问题则符合腐败的标准定义，即滥用公共权力以谋私利。《华尔街日报》：您的意思是，中国实施经济改革为腐败在更大范围的滋生创造了新机会？魏德安：中国的经济改革说到底，就是产权从国家向市场转移的问题。这些资产的名义价值常常远低于它们的市场价值。因此，如果买家能以政府设定的低价拿到这笔资产，那么只要将资产控制权转售给第三方，就可以获得暴利。由于存在巨额暴利，所以政府官员在把国有资产控制权转给第三方时有着强大的索贿动力，而买家也愿意从预期暴利中拿出一部分，作为回扣返给政府官员。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发布的179个国家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与经济增长率。《华尔街日报》：腐败是否刺激了中国的经济增长？魏德安：腐败远远没有刺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而是借经济的快速增长得以滋生。从根本上说，腐败官员掠夺了改革所创造的部分利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可能激励他们支持经济改革。但我认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市场化的政治动力并不来自官员对腐败收入的欲望。《华尔街日报》：但从长远看，大多数专家认为腐败会削弱中国经济，你认为最坏的情况是什么呢？魏德安：从长远看，腐败会伤害中国经济，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有害影响。如果中国共产党不能遏制腐败，则可能开始破坏中国经济状况。我不确定是否会发生最坏的情况。有关中国遍地腐败的种种炒作常常忘记了一点，即虽然中国的腐败程度比全球平均水平更严重，但它还不至于到我们或可称之为“腐败危机”的地步。我的感觉是，如果腐败不加以控制，它会开始拖累经济增长率，尤其是在资产转移规模下降和总体经济增长率放缓的情况下。但腐败这一个因素还不足以将经济推入崩溃。《华尔街日报》：你更为乐观，你的理由是？魏德安：和其他人相比，我对中国的反腐败之战更有信心，原因并不是这场战役能大幅减少腐败现象，而是因为它成功防止中国腐败问题严重恶化。无论是看因腐败而被起诉的人数，还是国外专家估计的中国腐败严重程度，你会发现近十年来中国腐败程度大概都在同一水平。《华尔街日报》：今年是胡锦涛和温家宝领导的本届政府最后一年任期，你如何评价他们在反腐败方面取得的成绩？魏德安：功过参半。他们正在打一场反腐败的攻坚战。在改革初期，法律结构和制度刚刚恢复。调查员和检察官常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打击腐败，并常常仓促跟进。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甚至末期，中国才拥有了基本的反腐败能力。这些制度在继续改进，但仍有大幅提高的空间，尤其是在打击高层腐败方面。在胡温二人的领导下，一批官高权重的官员遭到了起诉和指控。这表明他们将反腐败之战引入高层的部分决心。但我没有见到证据表明反腐败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华尔街日报》：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因打击腐败而崭露头角。如今他已被免职，他曾经的得力干将王立军也正在接受调查，你对此案的看法是什么？魏德安：这真是一滩浑水。在薄熙来和王立军到重庆之前，重庆显然是一个有组织犯罪和腐败高发的地区。虽然表面上看薄熙来和王立军打击了一大批不法分子及其同伙，但还远远不清楚他们是一视同仁地打击所有不法分子，还是采取了打一派拉一派的做法。如果说薄熙来-王立军事件能说明一些问题的话，那就是在中国控制腐败之复杂和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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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611楼：
611楼其中有这么一段：
因为薄熙来所推动政策，有重大缺陷：他在推行人治而非法治，他在强化政权而非民权，他以一党之尊凌驾公民社会。历史上，不乏野心家曾经以类似模式取得权力，最终使社会、国家陷于万劫不复境地。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如是，希特勒如是。我们不是以薄熙来比拟毛泽东和希特勒，只是要指出，“重庆模式”有这样的潜在危险。总理温家宝前日（14日）在记者会上讲到“不政改，经济成果还有可能得不偿失，文革悲剧还有可能重临”，温总力陈政治体制改革之紧迫性，结合重庆模式和王立军、薄熙来出事，温总所流露焦虑感，有了最佳脚注。温总这次讲政治体制改革，其中特别提到“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从薄熙来的重庆事变，看来知道温总在说些什么了。
上面这段又有这么一句话：
“不政改，经济成果还有可能得不偿失，文革悲剧还有可能重临”
我想问，难道文 革不是政改？

发动文革热衷斗争的毛泽东悲凉心态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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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接见红卫兵 　　"大字本"古籍是1972年10月至1975年6月，按毛泽东的要求校点注释的古代历史文献当时，王守稼、吴乾兑、许道勋、董进泉和本文作者参加了"大字本"的注释，参加注释工作的还有复旦大学历史系、中文系的几位专家。这批大字本已于1993年5月以《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为书名，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共86篇，包括史传、政论、辞赋、诗词、散曲等体裁。前后有三种版本形式，字体都比较大，从正文四宋、注文小四宋，发展到正文三宋或二宋、注文四宋或三宋，最后成为特制的三十六磅长宋字体(正文、注文同)。这些文献都是毛泽东根据他当时关心和考虑的问题，通过专门途径布置校点注释的，不少篇目正文前有提要，也是按毛泽东的意图写的(前期无提要的篇目则写在第一条注释中)，可以从一个侧面研究、探讨毛泽东所关注和思考的问题。由于毛泽东在特殊政治背景下健康情况不佳和心境不宁，他在晚年还选读了大批古典辞赋诗词，以寄托自己的感情。因此，也可从这些作品探寻他思想深处的感情世界。这批大字本当时印制的数量极少，多时不过20几份，一般只有5至7份。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分析研究这些古典文献，可以在深层次上探讨"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心态和相关的许多问题。近十多年来发表的有关毛泽东晚年与"文革"的背景材料，为进行这种探讨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大字本"是研究晚年毛泽东的直接或间接的第一手材料。虽然这些文献是人人都能查阅到的公开材料，但当它们和一位关系到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伟大历史人物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活动相联系时，其所包含的内容和意义，就超出了它们的本来价值和原有意义，而具有重要文献的价值。 　　前后近4年共86篇的大字本，按时期和内容划分，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1972年10月至1973年7月为历史传记借鉴期。这期间共选注了《晋书》、《旧唐书》、《三国志》、《史记》、《旧五代史》(按时间顺序排列)等史书的23篇传记(1974年11月还布置注释过《后汉书》中的《李固传》和《黄琼传》，不在此阶段)。另有屈原的《天问》、柳宗元的《天对》两篇古典哲学文献。(2)1973年8月5日至1974年7月为"法家著作"注释期。这期间共选注了自先秦至近代的"法家著作"共26篇，包括了《商君书》、《韩非子》、《荀子》、晁错、柳宗元、刘禹锡、王安石、李贽、王夫之、章炳麟等人的著作。(3)1974年5月10日至1975年6月14日为辞赋诗词阅读期。这期间共校点注释了包括庾信、谢庄、谢惠连、江淹、白居易、王安石、陆游、张孝祥、陈亮、辛弃疾、张元干、蒋捷、萨都剌、洪皓、汤显祖等人的辞赋、诗词、散曲共35篇。这三个阶段大体相衔接，又有所区别。结合这三个阶段的历史背景，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在他生命的最后4年(不含1975年6月以后的一年多时间)中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当时某些政治行动和方针政策的"历史触发点"，以及他在黄昏岁月的复杂的心态。 　　下面，对这三阶段的大字本逐一进行粗浅的分析。 　　大字本是在1971年林彪叛逃自我爆炸的"九·一三"事件一年后的产物本文的背景材料主要取自邢崇智、廖盖隆等主编的《毛泽东研究事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版)一书中的《毛泽东传略》、《事件》、《会议》、《人物》等部分。个别背景材料另行注明，一般不再注明。。被毛泽东指定并写进党章为接班人的林彪叛逃灭亡，对毛泽东是极为沉重的打击。据说，林彪出逃后，毛泽东一连两天两夜没有入睡。后来又大病一场(1972年1月突然休克)，虽然抢救了过来，身体却从此垮了。尽管在以后不久，传达了毛泽东1966年7月8日在"西方的一个山洞"毛泽东故乡湘潭韶山冲附近的"滴水洞"。里写给江青的一封信，说明毛泽东当初曾对林彪表示过担心，但这并没有能完全解释清楚他何以把如此危险的人物指定为接班人。这一事件，使毛泽东从"文革"以来紧张的国内事务中分心达一年之久。 　　然而毛泽东不愧是经历过大风浪、意志坚强的伟大人物。"九·一三"事件的沉重打击，使他终于能静下心来反省一下"文化大革命"和相关的许多问题。作为这种反省的结果，一是在1971年10月3日，毛泽东决定撤消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二是在11月14日毛泽东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成员时，为"二月逆流"平反。在此背景下，周恩来得以在"文革"以来这一短暂的波谷时期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情况开始有所好转，社会经济得到一定发展，政治上强调对干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等等。 　　毛泽东受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和他的思维特点之一，是借助历史进行反省，在现实中反思，从历史中启示。熟读中国古籍，通晓中国历史，一直是他进行思考、形成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九·一三"事件后的反思也是如此。1972年10月1日布置注释的《晋书》中的谢安、谢玄、桓伊、刘牢之传，就带有反思的特定意义。这四个历史人物均与公元383年东晋与前秦的淝水之战有关。淝水之战是一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东晋的胜利是和当时统治集团内部"群臣辑睦，内外同心"《资治通鉴》卷104《晋纪》26。分不开的。当时执掌朝政的司徒谢安、广陵相谢玄、淮南太守桓伊、北府兵著名将领刘牢之等人，由于文武融洽，内部团结，虽然军事上处于劣势，却能打败南侵的苻坚大军。毛泽东显然是用《晋书》史传昭示当时领导层，"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是毛泽东在"九·一三"事件后力图促成上层团结一致的一片苦心的表现。 　　1972年底，毛泽东对包括天与宗教在内的社会、自然、宇宙的大问题发生兴趣。先是在12月8日布置了《旧唐书·傅奕传》的注释，又在12月31日，布置了屈原的《天问》和柳宗元的《天对》的注释。傅奕是唐初反佛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天问》是战国时期楚国大诗人屈原在被放逐以后"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王逸注语)时，提出的有关宇宙、自然、历史的一系列问题的一篇奇文。唐代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柳宗元对《天问》作了历史上唯一的回答，写出了《天对》这篇宏文。林彪爆炸后，毛泽东冷静下来，在1972年的岁末也在思考有关历史、自然、宇宙的永恒的哲学问题。这是毛泽东当时心境与心态在思维择向上的反映。它曲折地反映了毛泽东对当时政治形势和国家前途的忧虑，也反映了毛泽东对当时干部和群众思想动向的担心。除这个大的政治思想氛围外，我还认为，它与"文革"当时有关的具体触发点有关。这就是《人民日报》社的王若水在1971年10月5日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信中说："今年8月1日，总理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人民日报》等单位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左'的不批透，右的也会抬头。我很同意总理这个提法。"见《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306页；参阅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精装本)，第525-526页。同这一背景有关，《人民日报》1972年10月14日发表的批极左思潮的文章，11月30日周恩来同意中联部、外交部11月28日关于召开外事会议、批判林彪极左思潮的请示报告，还有10月6日《光明日报》发表的关于基础理论和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文章，这些都涉及到林彪是极"左"还是极右的性质问题。这些问题上升到理论，涉及以历史观、自然观和宇宙观的基本问题。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极左本质，使他们必须认定林彪是极右；而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以"左"的思想为指导的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也不可能有别的选择。"文化大革命"是"左"的错误的产物。批判极左思潮发展下去，必然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因而他只许批极右，不允许批极左，这样就势必作出林彪集团是极右而非极左的结论。因此，毛泽东在1972年12月17日夜与张春桥、姚文元的谈话中指出："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是极'左'，还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见《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306页；参阅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精装本)，第525-526页。毛泽东读《旧唐书·傅奕传》和《天问》、《天对》，是从批判唯心论、形而上学的宏观视角，试图回答面临的现实政治问题，让中央有关人员都看看这些文章，想想这个问题。 　　几乎是同时，1972年12月31日，毛泽东出于某种考虑("防止修正主义")，要求高级干部好好读点书，不要只武不文。注释《三国志·吴书·吕蒙传》即本此意。吕蒙本是武将，因善于读书而有成："蒙始就学，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三国志·吴书·吕蒙传》注引《江表传》。1973年7月布置的《晋书·刘元海载记》所说"随(何)、陆(贾)无武，绛(周勃)、灌(婴)无文"和《史记》中的陆贾、灌婴、黥布(传中提到随何)、周勃等人的传记，都是出于这个目的而标注的。以后毛泽东在接见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时曾引用了"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这句话，而且说要把"鄙"字改成"恨"字。他希望能造就出一批文武兼备的人才来。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