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复制链接]

 查韦斯赞国产手机：中国技术 美卫星截不到[转帖]

5月10日，查韦斯在电视节目里公开推广国产手机Vergatario。

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的每周电视秀“你好总统”，一直是他嬉笑怒骂指点江山的舞台，不过在刚刚过去的这一期节目中，查韦斯为委内瑞拉第一款国产手机Vergatario做起了广告，他甚至向国民宣称，这款仅价值15美元的手机将畅销全世界。5月13日，该款手机开始在委国内销售。

在5月10日的“你好总统”节目中，查韦斯罕见地为国产手机做起了广告。“这款手机不仅在委内瑞拉销售，很快就能够畅销全世界。”查韦斯说。作为首批用户，查韦斯告诉国民，他10日当天拿到手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的母亲打了个电话，祝贺母亲节。查韦斯表示，自己将把这部手机当成母亲节礼物转送给母亲。

委内瑞拉的国产手机价值15美元，具备照相、上网、游戏、收音机以及MP3等功能。不过最让查韦斯兴奋的还不是这些。“我今天还拿这款手机给菲德尔·卡斯特罗打了电话，美国卫星不能拦截和记录到我们的通话，也不能确定是谁、从什么地方打了电话。”查韦斯在节目中说。

这款可能是全球最便宜的手机，是由委内瑞拉西部城市蓬托菲霍的国有企业生产的，蓬托菲霍距首都加拉加斯330公里。中国的中兴公司在这家企业中拥有15%的股份，而生产手机的技术和工艺均来自中国。

生产和推广廉价手机，是总统查韦斯宣布降低国民生活成本的决策之一。目前在委内瑞拉手机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是诺基亚、摩托罗拉等公司的产品。

第一批生产出的一万部委内瑞拉手机，主要被用于奖励先进工作者。而公开销售从5月13日开始。为了满足消费者需求，手机的第二条生产线将于10月在首都加拉加斯建立。据预测，到年底手机产量将达到60万部。有分析人士认为，该款廉价手机将迅速抢占拉美市场。

不过，对于这款15美元手机，西方媒体有不通看法。英国《卫报》在报道相关消息时认为，这样的价格远低于生产成本，委内瑞拉政府的补贴帮助生产商维持了这样低廉的价格

为张钦礼所作的申诉和补记——焦裕禄身后鲜为人知的一桩大冤案-1[转帖]

作者(陈健)按语：下边是我七年前为河南省兰考县县长张钦礼的冤案写的一篇申诉报告。它曾被上网、下载、刊用、收入香港出版的《法制大手笔》一书中。张钦礼已经过世五年，最近某某人又玩出以往的伎俩，作文肆意诬陷张钦礼和否定四十年前过世的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碌。现在，我在张钦礼的申诉一文之后，加了补记，是对某某人的批驳。同时，我也必须把申诉和补记一起发出，因为不看申诉，看补记中的有些问题，就不容易看明白。

陈健 2009年1月 为张钦礼所做的申诉——焦裕禄身后鲜为人知的一桩大冤案

前言：

我为张钦礼写的申诉报告，是粉碎四人帮后清查三种人中出现的一大冤案。这场运动在全国不少省市严重违法乱纪和扩大化。二十多年前我作为新华社记者，曾写过内参直送耀邦同志。1982年1月，中央出台9号文件，它的精神是正确对待文革中犯错误的同志。这个文件只发到了省一级，就被中央一位大权威发现收回了，并说二十年以后再说。

我五年前写的这份申诉报告，是交由我所在的党组织转给中央的，思想和文字都有局限，我年近八旬，也无力再作大的改动。为了能使张钦礼一案作为个案先予解决，也为了说明这一冤案的实质性问题，但又不便开宗明义说出真相，在无可奈何中，只好拉长时间跨度，从一九五七年反右时张钦礼受迫害写起，写到清查三种人时他受迫害的必然性。由于这一冤案发生在河南兰考县，牵连出六十年代新华社记者所写的优秀的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生前提拔重用的一批干部，都一网打尽，有些干部死在狱中。张钦礼一生对党忠心耿耿，却一生屡遭迫害，周总理曾三次解救他，也没能改变他的命运。这的确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

今年第三期《炎黄春秋》刊出了上海市的作家、教授座谈《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一书的发言摘要。其中的一位教授、文学评论家说：“从当年中央苏区的清查AB团……到文革后的清查三种人，我感到有一个共同的逻辑。”就是说，把清查工作严重违法乱纪和扩大化也挂上了极左路线的链条上；另一位学者把这部作品称之为“文学的解密时代的开始。”我这篇申诉报告，不是文学作品，但它是第一个通过张钦礼和兰考县这一典型，系统地对清查工作中的违法乱纪所作的“解密”申诉。它一经上网反映十分强烈，香港《中国焦点》的主编杨俊林先生，在深圳一位朋友那里看到这份申诉报告，立即拿去全文发表，并配发了社论。我要求杨先生把这期刊物寄给河南省委，一位副书记反馈给杨先生的信息是：这位新华社记者写的申诉报告，把河南几十年来路线斗争的轮廓理清了。

张钦礼冤狱十三年，出狱后于2004年5月7日过世，在弥留时看到了《中国焦点》这期刊物。张钦礼和他的家人在不幸中感到了一丝欣慰。兰考十万群众为他上下几代战斗过的故乡：举行了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囚徒荣归”的葬礼，一些群众哭昏在灵车前送往医院抢救。

群众为他平反。

我们夫妇送他的挽联是：苍天有眼欲落泪，万民有口皆是碑。

陈健 2007年4月6日

（一）

从一九五七年就受极左路线迫害的原河南省兰考县县长张钦礼，原以为粉碎四人帮后他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整的“积怨”可以做个了断。没料到长期整他的某些当权者上下联手却把他投入监狱。

六十年代，新华社记者曾写过《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通讯，引起极大的社会反响。当时中央各部委、各大行政区党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人民解放军各兵种党委以及无从统计的党组织，作出决定，发出号召，向焦裕禄同志学习。通讯中多处写了张钦礼的事迹，以及他与焦裕禄不寻常的关系，称他俩为“亲密战友”。实际上，通讯的作者之一周原先期去兰考采访焦裕禄的时候，就发现张钦礼的先进事迹已在兰考广为流传。

张钦礼是兰考人，他的父亲在大革命时期曾参加过由吴芝圃（解放后任河南省省长、省委书记）领导的著名的濉（县）、杞（县）、太（康）农民起义运动，和吴芝圃相识。起义失败后，回兰考和妻子一起组织领导农民打游击、打鬼子。张钦礼从小跟随父母，受到革命的熏陶，四三年参加地下党的活动，四五年入党，五四年任兰考县县长，对兰考的历史，兰考的一草一木都了如指掌，对兰考的群众有很深的感情。

兰考是黄河边上的一个沙城县，黄河多次在这里决口。一九五八年以前的兰考，虽说还是豫东老灾区的穷县之一，但群众并不缺吃少穿。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反而使兰考更穷了，几万群众饿死，大批饥民外出逃生。新华社记者写的焦裕禄的事迹都是真实的，但当时的兰考不是自然灾害而是人祸。具体情况我后面再谈。

张钦礼的全部不幸在于他说真话。说真话即实事求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耀邦同志说过，我们实事求是不起。张钦礼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我是新华社的一名老记者，一九四九年开始在新华社河南分社采访，几十年来，目睹了长期的极左路线对河南广大干部群众的迫害和摧残。张钦礼是千千万万受迫害的干部中极具代表性的典型。要从张钦礼判刑定案的内容一一驳斥，很难道明冤情的实质。我必须按照时间顺序，记述张钦礼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极左路线的迫害下苦苦挣扎到一步步沉陷囹圄。

张钦礼三次陷入绝境时，周总理三次接见并解救了他，但这也都没能改变张钦礼的命运。现在，我没有能力和手段，在更高的层面上获得材料，全面探个究竟，我只能写我所知道的有关张钦礼和相关的一些冤情。

（二）

河南省反右派时，和别的省不一样，它从五七年反到五八年（五八年叫补划右派），河南文件上的右派，八万也好九万也好，和实际上的右派数字或按右派待遇而“不在册”的右派数字相差很大。改正右派时，这部分“不在册”者的情况最难办也最惨。有一点可以肯定，河南右派人数，居全国各省之冠。

兰考县不到一千脱产干部却划了三百六十六名右派，原因是省委组织部部长赵文甫来到兰考，正碰上一张大字报引发的风波。风波的起因是县委组织部部长孙跃堂霸占了一名现役军人的未婚妻，和原来农村的妻子离了婚。不久那位军人复员回来，孙跃堂怕他“惹事生非”，捏造罪名将他打入监狱。五七年反右时，开始叫帮助党整风，几个知情者在县委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揭露了这件事情的真相，随即就有二百多名干部在这张大字报上签名。后来转入反右时，这些签名者该不该划右派？划多少？县委会内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赵文甫一锤定音：“全划。”张钦礼在整风阶段，是支持这张大字报的，他万万没有料到一夜之间形势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对这二百多名干部的结论他不能接受，为他们大声疾呼，鸣冤叫屈，说他们都是好同志，揭发的问题也是事实。赵文甫批评他是典型的右派言论。

这里要特别提一提负责全省反右派之一的赵文甫，他和以后张钦礼的冤案有直接的关系。据当时省办公厅干部易平告诉我，起先全省划的右派没有后来的那么多，赵文甫到下边巡视一番，回到省里右派增加一倍，原因就是赵文甫的指导思想：凡是在大字报上签名者一律划为右派——不论是发起者还是追随者。

开封地区负责反右斗争之一的是地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秦一飞，考虑到孙跃堂有错误（我认为是犯罪），不便在兰考继续工作，但因“引蛇出洞”有功，原职原薪调到邻近的东明任职。张钦礼没有戴右派帽子，是因为当时是抓群众的右派，他是县长，受到“降级内部控制使用”的处分。

张钦礼的灾难由此开始。以后不管他遭遇如何，事实也一再证明他是正确的，但他却无法摆脱作为党内“异端”的阴影。

二十年后，当河南省的右派改正时，数以千计万计的右派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有人饿死，有人病死，有人在监狱里蹲死。但是，党纪国法都保护赵文甫、秦一飞、孙耀堂等人，连道义良心都不受谴责。那时党内有一种普遍的说法：路线问题不能追究个人责任。差不多就在改正右派的同时，张钦礼不仅没有撤销反右时受到的处分，并在遭受了长期的迫害后，又因清查工作的扩大化，被地区秦一飞，周化民，省里的戴苏理、赵文甫送进监狱。这些人又负责清查工作。

（三）

大跃进时，河南省像一匹脱疆的野马、一个疯子。它执行中央关于“高指标、高产量、高征购”的极左政策特别出格，后来群众遭难也特别严重。一九五八年秋，省里召开地、县秋粮征购大会，报了三天，层层加码，也报不出省里要求的征购数字。张钦礼在大会上发言了，他说他没有见过红薯亩产二十万斤，小麦亩产五千斤，芝麻杆能炸出油。他说他不仅报不出来，其他地县报出的数字都是假的。他批评省委带头搞浮夸，并指名道姓批评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吴芝圃并没有因为和张钦礼的父亲是老战友而“关照他”。省委立即组织对张钦礼的批判斗争，并取消参加大会的资格，押送兰考接受群众的批斗。从五八年秋冬批到五九年庐山会议后，都没有批倒他。张钦礼并不具有能言善辩的口才，他只不过用事实反驳就足够了。他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查看一年，降了三级，送农村劳动改造。

河南抓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比右派多几倍，有些人在批斗时打伤致残住进医院；平反时这些同志要求中央派人来才肯出院。我记得来了一位副总理。这是稍后的事。

张钦礼住在地头看庄稼用的草庵里，到村里吃派饭。一天夜里，县委书记程约俊来草庵看张钦礼，还带来两瓶白酒，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张说，这个时候你敢来看我，不怕风险吗？程说，你对兰考麦子的估产是正确的，我是胡说，也是出于无奈。程向张承认自己有私心有错误。不几天，上边派来一位郑某任兰考县委书记，把程约俊撤了，并命令张钦礼立即来县委揭发批斗程约俊。郑对张说，兰考右倾的总根子在程，他先把你抛出来，是舍车保帅，你只要彻底揭发他，对你的处分可以重新考虑从轻。张钦礼心想，老程一向勤恳老实，赶在风头上说了错话，知错改错仍是好同志，把他揭出来，兰考的班子就完了。尽管对张钦礼威逼利诱，轮番轰炸，他一句话不说，一个字不揭。一天夜里，他留下四句打油诗跑了。打油诗是：“玉树折断换木桩，赤心怎肯害忠良，做人做事讲实情，说谎没有好下场。”

五九年冬、六〇年春，大批群众偷偷外出逃荒要饭，这是政府不允许的，抓回来要挨批挨斗受惩罚。有人宁可在家饿死也不敢外出讨饭。群众并不避违张钦礼，他到群众家吃派饭时吃的就是群众偷偷讨来的发馊发霉的“百家饭。那时群众含泪对张钦礼说，等他们的日子过好了，要煮只老母机给他补补身子。不久，村口路边经常出现饿死的尸体，从外地讨饭回来的群众向他反映，说信阳地区有的村庄人都饿死光了。后来揭发出信阳饿死百万人，震动全党。

张钦礼再也沉默不住了。夜里在草庵中用黑布遮住煤油灯，开始给周总理写信。他是用农民惯用的顺口溜写的，大意是：我受委屈事小，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我不怕再遭横祸，现在向总理反映河南的实情。他说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等省委领导压制民主，堵塞言路，不让人讲话。许多抵制浮夸风、共产风的好干部好党员横遭批斗，开除党籍；好多群众逃荒要饭，有的饿死，听说信阳的群众饿死很多，这使他这个当县长的彻夜难眠。他指责河南省委犯了掠夺农民的错误，呼求总理快来救救河南人民。写完信的时间是一九六零年十月二十八日。

他把这封信揣在怀里，不敢贸然从邮局里发出。他的顾虑不是没有根据的。后来揭发出信阳饿死人的大悲剧，是因为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封锁了各条反映真实情况的通道，仅邮局就截住一万两千封反映饥饿和饿死人的信件，而吴芝圃与秘书长戴苏理又千方百计包庇路宪文。固始县的县委书记杨守绩冒着杀身之祸，绕过路宪文和各种障碍，把固始县征购透底饿死人的情况写信给省委；有一个村的支部，二十三个党员饿死了二十个，余下三个写了血书，千难万难送到省委，呼求省委快快派人来救救村上的群众。以上这些信件都被戴苏理扣下，并要查处严办。

后来真相败露，中央的李先念，中南局的书记陶铸、王任重等在吴芝圃、戴苏理的陪同下来到信阳，当着这些领导的面，吴芝圃倒打一耙，企图把饿死人的责任推给因敢说实话敢开仓放粮救济饥民而倍受他们和陆宪文迫害的专员张树藩。张树藩想为自己辩解，刚说几句就被中南局的陶铸制止了。为了杀人灭口，领导同志来信阳的第二天，吴芝圃、戴苏理不经过任何部门，任何法律手续，来到固始，召开万人大会，宣布县委书记杨守绩是反革命分子，当场逮捕判刑。我记述一九九八年《百年潮》第六期张树藩遗作：《信阳事件的教训》中的一段情况，是想说明：戴苏理对张钦礼以后的命运是关键人物，再就是当真理和邪恶正在较量还没有结果的情况下，深陷绝境的张钦礼，决心为民请命，赴京向周总理反映河南兰考的实情，需要怎样的勇气和胆识啊！

一天夜里，一群饥民来到张钦礼的草庵里，为他准备路上吃的干粮，偷偷把他送到火车站，千叮咛，万嘱托，叫他到北京见不到周总理，打不赢这场官司就别回来。

几经周折，周总理先看到张钦礼的信，并立即接见他。总理第一句话就说：“你是全国两千多个县中，第一个向我反映真实情况的县长。”看着衣服破旧，面黄肌瘦的张钦礼，总理叫工作人员先带他去吃饭，张钦礼说：“总理，不用麻烦了，我来时乡亲们给我带的干粮还没有吃完，我知道你很忙，现在只想和你多说说话。”总理叫他拿出干粮，看看群众都吃些什么，张钦礼从一个布袋中掏出一个菜团子，总理说：“给我尝尝！”伸手接时不慎掉到地上摔成碎渣，总理弯腰拾一块放到嘴里，大声说：“我这个总理没当好。”说着流了泪，张钦礼在一旁也泣不成声。

后来中组部的同志告诉张钦礼，吴芝圃已经停职反省，中央派刘建勋接替他，叫他回河南找刘建勋。

张钦礼在省委大门口遇到已经停职的吴芝圃，吴问张：“你爹现在可好？”张说：“我爹不好，饿得浮肿。”吴芝圃一时语塞，稍后又问：“你有什么事？”张说：“我去北京告你去了，现在来见刘建勋。”

刘建勋为张钦礼准备了简单的饭菜，又斟满了两杯酒，举杯说：“我代表省委正式给你平反。”张也举杯，两人一饮而尽。张放下酒杯说：“这饭菜我不能吃，兰考的群众正在挨饿要饭……”说时哭了。

他回到兰考，把三年劳改中补发的1264元工资，全部捐给县救灾办公室。

（四）

张钦礼在北京见到周总理回来，震惊了省、地、县的某些领导，但他们都保持沉默。这时主持兰考县委工作的副书记王金碧，他办有两千多基层干部参加的“民主补课”学习班，由于上面的口气有些松动，已经放走差不多了，还有140多名，他坚持他们都是“敌人”不能放。这场大冤案是由信阳饿死百万人引起的。是谁向毛主席汇报了信阳的问题，我不能推测，只知道毛主席作出了错误的决断，认为：信阳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基层民主革命不彻底，需要组织力量“民主补课”。一时间，大批基层干部被集中起来“民主补课”，实际上都当成敌人，失去自由，批斗审讯，逼使他们交待如何向农民征购透底，致使农民逃荒要饭和饿死的惨状。实际上是把一个错误路线造成的恶果，推给基层干部。我并不是说，基层组织中没有坏干部，哪一级党政组织中没有好干部坏干部呢？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不少基层干部在这些类似监狱和集中营的地方被斗死饿死。我不知道全国全省集中了多少干部，只知道信阳地区就集中了县、社、队干部二十多万，兰考一个小县就集中了两

千多。张钦礼劝王金碧放出剩下的一百四十多人，他对王说，真正的罪魁祸首吴芝圃都停职反省了（实际上吴原职原薪调中南局任书记处书记），你再不放人，饿死了你要负人命责任，王才放人。这些人被关押半年多，出来时蓬头垢面，衣服褴褛，饿得不死不活，他们互相搀扶着才能走出牢门，有人饿得站不起来，爬着出来，有位姓程的队干部，爬到回家的半路，还是饿死在路边。全国有多少基层干部受到这样的摧残？至今没有一个数目，没有一个说法。

王金碧不仅很左，他不顾群众的死活，命令村干部为他划出一块自留地，打的粮食，养的鸡鸭送到他家。群众对他意见很大。此时的张钦礼，已经证明是一位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受到群众拥护，受到周总理表扬的好县长，接替王金碧已是顺理成章的事。上级不这么看，匆匆忙忙又调来一个因贪污粮票在群众中影响十分恶劣的刘某任县委副书记，协助王金碧工作。也许有人会问，刘建勋为什么不说一句话？他刚刚在广西解决了饿死人的问题后，临危授命又来河南解决同样的问题。他深知河南人事关系复杂，都没有敢让他的夫人——一位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北京大学的地下党员出来工作，让她在家休养。此时他不可能介入一个县级干部的升降问题。幸好，不久焦裕禄来到兰考县。

1962年冬，焦裕禄调到兰考任县委书记。由于当时的各种局限，这篇通讯并没有挑开兰考问题的实质。焦裕禄面临的不是自然灾害带来的无法想象的困境，而是人祸使千千万万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状态下的生灵：因大办钢铁把树砍了大半，风沙再起，形成新的沙丘群；以粮为纲，适宜在沙地种植的花生、芝麻、西瓜等连种子都没有了，而这些经济作物又占全年收入的三分之一；七千多头牲畜饿死病死六千多；大跃进前，年产近两亿近的粮食，这时下降到只有七千万斤，人口负增加十几万，几万群众饿死，大批饥民偷偷外出逃生……干部队伍被伤害得更惨，五七年三分之一被打成右派，五八年因反对浮夸风、共产风和受张钦礼株连的有二分之一的干部受到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处罚。前面提到的那件涉及两千多基层干部的大冤案，几乎使基层组织瘫痪。

焦裕禄是带着中央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的精神来到兰考的，他做了什么？这很重要。首先，他没有和主持县委工作的王金碧结合，而是和一贬再贬的张钦礼一见如故，一拍即合，成为亲密的战友，这对以后张钦礼和兰考这一大冤案有着直接间接的关系。焦裕禄的仕途之道不是“新官上任三把火”，让上级看看他在短期内的政绩，他办的第一件事就是亲自带领干部去火车站把处在饥饿状态下的数以千计万计的饥民送上火车外出逃生，这在当时是不允许的，过去不允许，重提阶级斗争更不允许；更大胆的是，根据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要把前两年有些地方借给农民的“保命田”全部收回。焦裕禄认为，对于最贫穷的村子的群众，当前仍是“保命”问题，不能收回；当他了解了到张钦礼虽然平了反，但县委还给他留有“尾巴”时，极为愤慨，宣布为张钦礼彻底平反，怕以后再有反复，还发了红头文件；对那些抵制共产风、浮夸风的干部，焦裕禄说这是兰考的精英，恢复原职原薪，有的提拔重用，还有的越级提升。焦裕禄还提倡魏征精神，要直言敢谏、不怕说真话。

兰考有四个村子，在那样贫困、饥饿甚至于饿死人的年代，支部书记带领群众寻求各式各样的生存门路，使群众少受煎熬活了下来，这在当时就是最大的业绩。焦裕禄把他们看得无比珍贵，封他们为四杆旗（村）。他们是：“秦寨的决心”、“双杨树的道路”、“赵垛楼的干劲”、“韩村的精神”。

焦裕禄听说有两个来自广东和湖南的技术员魏建章、朱里楚正在兰考搞农桐间作实验。由于这项科研成果适宜在沙地试验推广，所以他们选在兰考。他们住在一片沙地的两间草房里（也算实验室），吃的又是粗粮野菜，加上风沙干旱，使这两位南方的年轻人，口鼻流血，大便拉不下来，多次生出撤走的念头。焦裕禄立即通知粮店全部供应他们大米。现在说起来觉得可笑，可在当时不仅是饥饿的年代，也是知识和知识分子被贬值的年代。，一个厅局级干部是没有资格供应全部细粮的。焦裕禄向两位刚走出大学大门、对一项课题研究还没有出成果的年轻技术员，提供超级别的细粮待遇，这不仅是向极左思想挑战，也是向特权思想挑战。后来这项研究成果不仅在兰考、在豫东在全国部分沙地大面积推广，联合国都派官员来豫东考察。这是后事，那时焦裕禄已经去世几年了。

正是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的积累形成了兰考不同思想倾向的干部对焦裕禄不同看法。他的前任，在他刚来不久就向省委写诬告材料，说他一到兰考就申请了60元的救济款，并捏造了焦裕禄写的申请报告。特别是从新华社发表焦裕禄事迹的通讯到粉碎四人帮河南的清查工作，地县一些干部的斗争，几乎都围绕着对焦裕禄这一典型形象的看法上而生出许多是是非非。

焦裕禄解放后大部分时间在大工厂工作，他不知道极左路线，特别是三面红旗大办钢铁对农村工作破坏这么严重，幸而他遇见张钦礼，使他很快了解了真实的情况和症结所在，并得到他的鼎立相助。

假若焦裕禄仍然是一个大企业里默默无闻的处级干部，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零三个月，也许他的才智、胆量、奉献精神和与生俱来的人道主义精神，不会在兰考这个特定环境中，撞击出如此耀眼的火花，达到光辉的顶点。当然，如果没有张钦礼对焦裕禄怀着那么深深的敬意和难以忘却这段情谊，也不会在焦裕禄去世后，能如此详实地把那些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事迹，向世人倾吐。

焦裕禄的素材大部分来自张钦礼，没有张钦礼，焦裕禄这位真正的共和国的优秀儿子，就会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张钦礼说过，焦裕禄来兰考是反左的。这话现在听起来多么简单，但在极左路线肆虐的年代，农民饿死在屋里都没有逃出去寻个生路的自由。“救群众于水火，解干部于倒悬”，这就是焦裕禄这一形象震撼人心的力量。焦裕禄和张钦礼都具有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这不仅是中国的传统美德，也是全人类公认的道德标准。许多共产党人，包括许多领导干部缺少的恰恰就是这种精神。在现实生活中本来就有好干部坏干部，有品质高尚的干部有品质恶劣的干部，并非前者都源于毛泽东思想，后者都推给资产阶级。新华社记者的通讯，把焦裕禄这一形象，提炼成“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焦距没有对准。如果真是这样，后来就不会因他而使许多干部群众付出巨大代价。

凡是在极左路线、特别是大跃进中像疯子一样的干部，在三年困难饥饿年代，大都持消极态度，甚至于放弃领导，兰考如此，全省亦然。他们对群众逃荒要饭、或者一天供应几两原粮、维持不死不活的生存状态无动于衷。前面提到的副书记刘某，他在群众饥饿的时候贪污粮票，当焦裕禄多次昏倒在风里雨里、为了怕增加群众负担，走了一天，忍受着肝部疼痛，不肯在群众家吃顿饭的时候，他和其他县领导却躲进县医院小病大养吃小灶。在这类干部心里，路线斗争反复无常，说不定那一天他们又是正确的，焦裕禄张钦礼又要倒大霉。说也奇怪，现实生活往往对他们的判断惊人的灵验。

焦裕禄来兰考的时间，是在饥饿年代后期和文化大革命之前。这两个时期都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两座险峰，两峰之间有个低谷——极左路线的低潮期。当时，虽然毛主席重提阶级斗争，因为当时饥饿的情况没有根本好转，就我所知，下边很难执行。这就给焦裕禄一点时间、一点空间的活动环境。使他能在这一小片天地里医治极左路线带来的创伤，施展人道主义精神。焦裕禄在兰考只有一年零三个月，没有人知道他来兰考已是癌症晚期。他死在水利工地。兰考人说他是累死的。如果焦裕禄不是早逝，他在文革中会和张钦礼有同样的命运；如果新华社不在他逝世后写了他的事迹，张钦礼又在这些事迹中占了一席地位出了名，使张长期和这般“左爷”们的潜在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进一步激化，张钦礼也许会是另一种命运。

张钦礼对焦裕禄通讯的三名作者，特别是穆青，长期独享这篇通讯的荣誉，对兰考这一大冤案不闻不问，无动于衷，极为愤慨。

（五）

焦裕禄去世后的两个月，四清运动开始了，真是“冤家路窄”，地委派来宣传部长秦一飞任团长、某局周化民为副团长、包括两千多名团员在内的四清工作队。周化民在反右运动中，是地区直属机关抓右派的负责人。我们将会看到这两位“左爷”的出色配合。他们一到兰考，就全面夺权。当时四清运动的主要对象是大小队干部，而秦一飞、周化民的四清对象首先是县委县直机关干部。再具体地说，首先对准张钦礼。他被清查批斗了半年多，什么问题也没有查出。但是，周化民却不让张钦礼等解脱出来工作。这时新华社记者来兰考采访焦裕禄，按照惯例新闻干事刘俊生要请示当时有实权的周化民，并请他介绍焦裕禄的事迹。周说，我不了解焦裕禄，叫张钦礼介绍。我在这里说明这个情况，是有人说新华社记者到兰考采访焦裕禄时，只找张钦礼，不找周化民。这正说明，当时兰考领导干部中对焦裕禄有不同的看法。而秦一飞、周化民到兰考把焦裕禄调整配备好的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他重用提拔的一批干部，一网打尽，都成了“四不清”对象。

一九六六年二月七日新华社发表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长篇通讯。通讯发表前，周原把定稿先拿到开封地委经多位领导审查，没有人对事实提出异议；后又到兰考，在县委常委会内逐字逐句念完通过，周化民也参加了会议，也没有提出不同意见；秦一飞没有参加会议，周原又把通讯送他审阅，他对事实也无异议，只是说对焦裕禄评价太高，周原说如何评价新华社负责。这时兰考正在召开二千多人的三级干部大会，县委宣传部长卓兴隆在大会上念了一遍通讯，全场一片哭声，都说焦书记的先进事迹写得远远不够。我写这几行审查过程的文字，同样是有人在这个问题上造谣生事。

这篇通讯像一颗精神原子弹爆炸了，周化民气急败坏地说：“早知道采访焦裕禄的周原是个摘帽右派，当初就该把他轰出兰考。”四清运动进入尾声，四清对象还没有解放，按照当时中央精神，四清工作组应该全部撤走。兰考却例外，不知什么人指示：四清工作队就地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秦一飞、周化民一变成为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当权者，还没有解放的四清对象也立即转变为文化大革命的对象，像以往一样，首先拿张钦礼开刀。有人说周化民是焦裕禄的当然接班人，我下边写的就是周化民等如何往死里整治焦裕禄提拔重用的一批干部，直至把他们打进监狱。

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道命令，就是《人民日报》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秦、周给张钦礼戴上两顶帽子：一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二是“五七年的漏网右派”，给他打上花脸，当牛鬼蛇神拉到兰考大街上一天游斗数次。运动来得如此突然、凶猛，张钦礼还没有弄清什么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先被秦、周二位扣上“反对”的帽子，至于“五七年的漏网右派”，那是周化民、秦一飞手中的紧箍咒，随时随地都可以给张钦礼套上。前边说过，反右斗争时，张钦礼受到了“降级内部控制使用”的处分。在这些“左爷”的眼里，张钦礼始终是“异端”，是有“前科”的人。

焦裕禄生前树立的四杆旗（村）的干部和群众以及其他的干部和群众，知道张钦礼十七年中屡遭迫害，现在并没有因为焦裕禄通讯的发表而幸免于难。于是，他们来到县委，造了秦一飞、周化民的反，支持了张钦礼。这个反造的好，造的对，为什么同情张钦礼的群众不能造反于施暴者。这时以四杆旗的干部群众为主立即成立了“保卫焦裕禄司令部”，宣称：“捍卫焦裕禄精神，继承焦裕禄未竟的事业。”秦一飞、周化民也成立了“卫东林司令部”，誓言是：“誓死捍卫毛泽东林彪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因为秦一飞、周化民大权在握，是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加上开封军分区受地委领导，介入文化大革命后在兰考一直支持秦一飞、周化民和他们支持的“卫东林司令部”，张钦礼虽有群众支持，也难逃厄运。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日，张钦礼被游斗了一百多次后，连同县委七名常委、十个公社党委书记、四杆旗的干部群众一千二百多人，全部投入监狱；全县六千多名党员有四千名被开除党籍，农村被开除党籍的党员大都在焦裕禄生前树立的先进基层组织中；他们几乎把焦裕禄纪念馆砸毁，把馆内全国捐赠的几万册书籍和宣传焦裕禄事迹的有关资料付之一炬；焦裕禄墓前的碑文涂抹得看不清字文，新华社记者写的那篇通讯被列为禁书；除三害工地上的一切设备也都被砸烂；把焦裕禄生前调整好的能带领群众除三害的各级领导班子和在他的精神感召下培植的一切积极力量一网打尽。

秦一飞、周化民这样做并非偶然。远在焦裕禄通讯发表时，全国几百名记者、作家云集兰考，参观学习者不计其数。因为通讯中多处写了张钦礼，他经常被采访

者包围，询问有关焦裕禄的种种工作生活细节。作为兰考一把手的周化民很少露面。张钦礼很警觉，写了一张纸条塞到周原手里，我当时也在兰考采访，也看到这张纸条，大意是：有一股冷风在阴暗处流动，但它暂时还抵挡不住来自北京的东风。张钦礼在最风光的时候，都心存惊惧。

焦裕禄的骨灰由郑州迁回兰考那天，有几万农民自发到火车站迎接，那哭声真是惊天地泣鬼神，而秦一飞、周化民命令他们带来的两千多名四清工作队员都不准到车站，秦一飞也没有去。

焦裕禄来到兰考，并没有批评谁指责谁，只是他的所作所为深深地刺痛了“左爷”们的神经，使他们心里不是滋味。他们等待时机下手，现在时机来了。他们不光要清除死去的焦裕禄精神，还要扼杀活着的焦裕禄精神的继承者。把张钦礼作为这一仗的突破口，极具爆破力，不仅他是焦裕禄精神的代表，还因为可以新账旧账一块算，置他于死地。
 

（六）

张钦礼在狱中耳朵被打聋，牙被打掉，手被打残，腰被打伤；他们有时候还把他拉出去游斗，两手朝后捆绑，从卡车上猛推下来，摔得鼻青脸肿，满身流血；他们还用一条凉席，把他卷住捆起来，头朝下倒竖在地上，然后猛地倒下，反复多次，惨不忍睹。张钦礼在监狱里一百六十八天，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据说兰考有位老贫农跑到北京天安门前长跪不起，为张钦礼喊冤，引起了警卫的注意，惊动了中南海，周总理知道张钦礼正遭受迫害，指示当时河南省军区司令员张树芝，要保证安全于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六日某时，把张钦礼送到他面前。因为是夏天，张钦礼在狱中只穿了一条又脏又破的短裤，半夜从狱中拉出上了吉普车，他以为是对立面要枪毙他，车到城外，他吵闹不愿走，说死也要死在生他养他的兰考这片土地上。几个解放军说，你再拖时间，明早我们几个都要掉脑袋。先期从河南到北京的省委书记处书记纪登奎看到张钦礼，立即命人拿来一套军装给他穿上，才带他去见周总理。总理看到张钦礼半晌说不出话来。八年前他见到的是一位饿得面黄肌瘦为民请命的县长张钦礼，现在见到的是一位步履艰难、鼻青脸肿（不是军装遮住还是遍体鳞伤）刚刚出狱的“囚犯”张钦礼。总理马上命身边的工作人员，先把张钦礼送到医院检查身体，治伤治病。

张钦礼从北京回来，周总理对他有三条指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领导的要紧跟；部队是国家的长城，他们支左介入地方，要好好配合；回去成立革委会，抓革命促生产，由大乱走向大治。

张钦礼回到兰考被委任为兰考县革委会主任，这是他从抗日战争到现在第一次成了兰考的第一把手。他首先从监狱中放出被秦、周逮捕的一千二百多名干部群众，恢复了四千名党员的党籍，整修了焦裕禄纪念馆，然后着手继续实施焦裕禄生前制定的除三害（风沙、内劳、盐碱）规划。他带领群众，利用黄河水引黄淤灌出十几万亩盐碱地为良田，制定了奖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条例。以上这一切，日后，都成了张钦礼再次被逮捕判刑的依据。

当时，省委副书记王新说：张钦礼在兰考搞刘少奇的生产党，派人到兰考批斗他。王新原来是河南军区政委。部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他成了省委二把手，他派到兰考的干部，批斗张钦礼个把月，又撤了张钦礼革委会主任的职务，把他送到信阳大别山软禁起来。

这是一九七一年初，林彪一号军令发布不久。张钦礼在信阳并没有投入监狱，在一个单位挂了个虚职，由押送他的几个人日夜监管，实际上是软禁。后来，张钦礼才知道押送监管他的几个人中，有一名是省公安厅副厅长。张钦礼到信阳后，他们数次查抄张钦礼在兰考的家，高音喇叭对着家门口，历数他的种种“罪状”。最后，他们竟然把宣传车开到了张钦礼的家门口，堵着门口叫喊他的“罪状”，张钦礼的老母亲—— 一位为了革命出生**的老前辈，经受不起这样的折磨，活活被气死。张钦礼倍受刁难才允许回家安葬老母亲。秦、周二人为此还出了一期“敌情简报”报告给王新。为了使张钦礼不与外界接触，又把他送到了深山里一个叫灵山寺的古庙里几个月。张钦礼在大别山被软禁了五百四十多天，直到发生了林彪事件。

周总理于一九七二年六月七日再次指示张树芝，在三天内把张钦礼和领导修建红旗渠的林县县委书记杨贵送到北京交给他。周总理一见到他俩就哭了，一旁的工作人员立即递给总理一块手绢。周总理再三追问王新等人：为什么要迫害他们？一个在平原治沙治碱很有成绩；一个在山区治山治水很有成绩，为什么要迫害他们？

张钦礼从北京回来，被提升为开封地委副书记兼兰考县委书记。杨贵被提升为公安部副部长。但张钦礼很少去开封主持地委工作，主要时间精力放在兰考，因为他要实现和焦裕禄一起制定的除三害规划。

林彪事件以后，王新很快被捕。捕前在批斗他的会议上，周总理指示张钦礼、杨贵必须参加。张钦礼这时才知道王新是林彪的死党。张钦礼不理解的是，他与林彪并不沾边，和王新也不认识。秦一飞、周化民的旗帜上还写着：誓死捍卫毛泽东林彪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只捍卫焦裕禄的精神。更为荒唐的是，粉碎“四人帮”后，他被定罪判刑的前提条件和主要罪行是：文革中紧跟林彪四人帮。

张钦礼曾多次对我说过，他始终不理解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直到现在他甚至于也不明白，他这一生坎坷遭遇的根子在哪里？为什么会是这样？

这里需要交代一个背景。文革开始不久，毛主席巡视大江南北时说：大局已定二七必胜。“二七”是指河南郑州的“二七公社”造反派组织，在开封则叫“八二四”。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下午一点半，周总理在北京京西宾馆代表中央接见并指示河南支左部队要支持保护河南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郑州的“二七公社”、开封的“八、二四”。新华社当天播发了新闻，中央广播电台当天广播，《人民日报》第二天一版头条刊出。当时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书记处书记登奎首先表态支持这两个造反派组织。“卫焦司令部”声明支持开封的“八、二四”，张钦礼自然而然地成为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成为文革后的清查对象。

河南有成千上万的老干部在周总理指示后，纷纷贴出大字报支持“二七公社”和“八、二四”。说句老实话，当时在一些老干部心里，能相信的只有总理了。

张钦礼第三次被周总理解救后，特别是王新被捕，他深感问题复杂，眼前一片迷雾。他请求总理帮助他调离河南。他回忆当时的心情时说：“我在河南工作有一种身在险境苦挣扎的感觉，不知道哪一天摔得粉身碎骨，这不是已经摔了三次了吗？虽不是粉身碎骨，也折腾得少皮没毛，死去活来。运动一来，他们凑水和泥，说你是圆的团团，说你是长的拽拽，说你落后保守，工作没跟上，这些话都不论斤两，轻的批判斗争，重的撤职罢官、开除党籍，甚至蹲监坐牢。官大一级，压死泰山，他们都是上级，都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招牌，都有理，就我没有理。俗话说，树移死，人移活，免得低头不见抬头见，老成见老印象，运动一来都起新作用。”总理接受了张钦礼的申请，答应一定帮助他。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张钦礼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接着是总理病逝，接着是粉碎四人帮，接着是河南的大清查……

文革八年，张钦礼和秦、周在兰考各支持一个对立的群众组织，大方向都是“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这是中央的决定。双方在这两个口号下都说过错话，犯过错误，办过错事，谁也无权清算对方。双方斗争的实质，用张钦礼的话说：是捍卫和砍倒焦裕禄这面旗帜为焦点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这句话说的是实际情况，即使说错了，也不犯法。张钦礼的判决书上写：张犯在兰考捏造了一个所谓“两线一点”的反革命谬论，致使周化民同志遭到残酷迫害。说到周化民遭到迫害，和张钦礼比较是小巫见大巫。张钦礼被总理解救翻身后，他不能完全控制他所支持的群众组织不批斗秦一飞、周化民，但他们始终受到兰考支左部队的保护，是有限度的。秦、周在文革中既没有进过监狱，也没有遭过软禁。

粉碎“四人帮”后，周化民因镇压“卫焦司令部”和张钦礼有功，被提升为商丘地委书记管政法，不知为什么此时的兰考县却划归商丘管辖，这样，兰考的清查工作，就由周化民一手运作了。周化民清查张钦礼得到当时省委戴苏理和赵文甫的支持。前边我说过，五七年反右时张钦礼敢为一张大字报上的二百多名右派鸣冤叫屈全省出名，赵文甫是知道的。一九六零年戴苏理对张钦礼去北京向总理反映河南的实情，并指责省委掠夺农民一事恨之入骨。最近，在中央工作的杨贵同志告诉我：“最后给张钦礼定案的就是戴苏理。”杨贵在文革中，任公安部副部长时，曾作为中央特派员多次来河南视查，对戴苏理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十分了解。当时的戴苏理已经由信阳事件时的秘书长提升为省委书记，赵文甫则由抓“右派”时的组织部部长提升为主管政法的省委副书记。他俩负责河南的清查工作。张钦礼被捕前，戴苏理把他叫到省委，逼他揭发刘建勋、纪登奎。张钦礼说：“刘、纪在上层活动我不了解，文革八年，我只在兰考和秦一飞、周化民斗争，揭发他俩如何迫害我，我有材料。”戴苏理威胁说：“你不揭发刘建勋、纪登奎，就是没有站过来，站不过来矛盾的性质就转化了。”

几天后，张钦礼于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六日被逮捕。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河南日报》一版刊登一条新闻，大标题是：中共河南省委决定依法惩办反革命分子张钦礼。且不说这个标题之荒唐之违法，但它说明一个问题，张钦礼一案由秦一飞、周化民提供“罪状”，省委决定。省委是谁？是戴苏理、赵文甫。

张钦礼在治黄淤灌的工地上被捕。当刑警给他戴上手铐时，他放开嗓门，对着蜂涌而上的几百民工高喊着：“苍天有眼，焦书记在天有灵，兰考所发生的一切，他都看到了，今天是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六日，记住这个日子，这是个暗无天日、人妖颠倒的日子……”开始，工地上一片哭声，稍后，大家冷静下来，他们立即推出了张传岭、阎协崇、史占卿三位代表，为张钦礼送行。三人跑回家拿了些吃的，赶到郑州监狱外面等候。当张钦礼带着手铐从刑车上被架出来时，三人哭着涌上去，要塞给张钦礼一些油饼花生仁。刑警拦住不让他们靠近，他们苦苦哀求着：“老县长跟着我们过穷日子落下了毛病，一饿就流虚汗，支撑不住会昏倒不醒人事，有口吃的就能挺过去，兰考的人谁都知道他这个病啊！”刑警允许了。随后，三人在狱墙外面转圈，他们哭着转着，转着哭着，也不知道转了多少圈、流了多少泪……

张钦礼在狱中关押了一年多，直到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张钦礼有期徒刑十三年。张钦礼不服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因张钦礼一案和“焦卫司令部”组织所涉及的清查对象有四千多人，其中一百二十人判刑，四千人开除党籍。在这四千人当中或开除公职，或开除党籍，或降级下放，或兼而有之。

张钦礼的主要罪名：

一、逮捕时的罪名是“扒开黄河大堤淹兰考人民”，指的是用黄河水淤灌二十六万亩碱地为良田；

二、判刑的前提和主要罪行是“文革中紧跟林彪四人帮和反党乱军”；

三、迫害老干部。指的是秦一飞、周化民；

四、刑满释放证上写：“张犯因文化革命煽动罪”被判刑。“煽动”指的是“四杆旗（村）”的干部群众到县委造了秦一飞、周化民的反，支持了张钦礼。

焦裕禄生前树立的四杆旗的干部命运更惨。文革中，他们随着张钦礼起伏多变的命运而沉浮而最终惨遭迫害。

秦寨的支部书记赵新贞，第一次从狱中出来，直奔九孔闸工地。不知情的妻子挎着篮子去监狱给丈夫送饭，半路听说周总理派人把老县长救出来了，赵新贞也出狱去了工地，她转身往家跑，把喜讯告诉了婆婆。婆婆命她用架子车拉她去工地，赵新贞看见媳妇拉着老娘来了，“扑通”跪在地上，哭着说：“儿不孝，让娘担惊受怕！”他娘说：“你踩着焦书记的脚印，跟着老县长，娘不担惊，不害怕，你出来了就没事了，好好干吧，娘走了。”工地上的民工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哭成了一团。

赵新贞被判刑十年，他在狱中得了“水肿病”（老百姓叫气鼓病），肚子浮水，后来浑身肿得不能动弹，第十个年头，才允许保外就医，出来就死了。

双杨树的支部书记王发祥因“罪证”不足不能宣判，在隔离室审查十年，第十个年头死在隔离室。

赵垛楼的支部书记李运祥判刑六年，在狱中瘫痪，刑满出狱不久就死了。

韩村的支部书记杨素兰是位女性，闻讯逃跑了。她在外受尽千辛万苦流浪了四年，捡了一条命。

他们在文革中既没有杀人放火，也没有组织人马武斗。当焦裕禄的墓碑展览馆遭破坏时，他们自带干粮、铺盖，吃住在墓地，日夜看守，免造破坏，他们最大的罪状就是：反革命分子张钦礼的保皇派；他们是农民，进城造秦一飞，周化民的反，就是反革命。他们在狱中都受尽酷刑。同案的一百二十多人中，有人因受不了酷刑，把口袋里仅有的几毛钱交了党费自杀了。

文革前夕，在秦、周的操纵下，曾泡制出一份材料，说新华社写的通讯焦裕禄是一株大毒草，到处散发。当时的省长王维群组织开封师范学院师生四人，由杨捍东任组长到兰考调查，主要核实通讯中素材的真伪。杨等在兰考三十三天，走访县、社、队干部二百多，记录了十三本原始资料，由杨捍东执笔写出调查报告，证实通讯中的材料都是真实的。文革中杨捍东来兰考串连，正碰上部队介入兰考，他当夜就被抓捕入狱，后又陪张钦礼在全县轮回批斗四十天，被折磨得九死一生。整个文革期间，他的命运就和张钦礼的战船一起沉浮。从被捕到判刑所有审讯的主要内容就是他为什么要搞那份调查，陷害县委书记周化民。他在狱中受尽酷刑。清查时，被判刑五年。刑满释放后，在兰考一个小村种几亩地维持生活。他现已六旬，曾数度上诉中央，述说他的冤情，但都杳无音讯。

兰考文化大革命的结果，和兰考文化大革命开始第一次把张钦礼投入监狱所涉及的人员姓名、数量几乎相同相等，等于说，斗争了八年，又回到了当初。不过斗争双方的命运却有了天壤之别。如果更精确计算，应该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斗争了二十多年，同样的原班人马、对立的双方，一方的人却步步高升，而张钦礼从一九五七年的“控制使用”到一九五八年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再到文革中被投入监狱，粉碎四人帮后成为一名“囚犯”。由此看来，兰考的文化大革命不是这派和那派之间的派性斗争，而是十七年斗争的继续，是上上下下一批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能得心应手的“左爷们”向焦裕禄、张钦礼等优秀干部的大反扑。这些“左爷们”的权势根深蒂固，盘根错节，他们也可能在斗争对手时擦伤一点皮肉，但动不了根本，一有机会他们必然置张钦礼于死地。

如果顺着这一问题深究一下，还能悟出党内惯性的逻辑思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上下的当权者以为五七年又来了，先把十七年被他们整下去的牛鬼蛇神和那些还没有戴上帽子而在他们心目中也属于“异端”的人揪了出来；当运动陡然转向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又把对立的双方捆在一起戕害；粉碎四人帮落实政策时，却把二者分开了：所有大小当权者，官复原职，补发了工资，满足他们所有的要求，包括他们子女的要求。而耀邦同志领导的对十七年的冤假错案的改正者（还不叫平反），按当时总管财政大权的官员说，“要钱没一文，要命有一条。”为什么那些被大小当权者苦害了二十多年尚能活下来的同志，为他们落实各项政策，特别是补发工资，难道不是首先应该考虑的吗？如果说，当时财政有困难，补发当权者的工资就不困难了吗？实际上，十七年被历次政治运动命定为各类反革命的同志，大都是中国的文化精英、政治精英，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政治上至今仍然是我们社会的弱势群体。所以说，文化大革命是十七年极左路线的延续和发展，而且发展到登峰造极。

兰考的文化大革命整个颠倒了。

张钦礼也许永远翻不了案，因为堆积在他上空的阴霾太浓重。他用正确撞击错误，在错误的年代他也被历史颠倒了。他现在年近八旬，健康状况亦如他的命运都快走到尽头。

为张钦礼所作的申诉和补记——焦裕禄身后鲜为人知的一桩大冤案-2[转帖]

（七）

我现在记述的卓兴隆，是大跃进时在兰考抵制浮夸风、共产风的一位优秀的基层干部。他不仅被焦裕禄欣赏器重，从公社提拔到县里任“除三害”办公室主任兼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还被文革中去兰考视察工作的中央商业部部长姚依林看中，认为卓是个人才，建议陪同他的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提拔重用他。后任商丘地区柘城县县委书记。周化民抓住他在兰考支持张钦礼、支持《卫焦司令部》、宣传焦裕禄精神，用钝刀子割肉的办法，一点点把他割死。他的死触目惊心，我曾为他写过内参，内参不知通过何种渠道，在河南广为流传。这是十年前的事。

卓兴隆不仅是焦裕禄和张钦礼的得力助手，他还是焦裕禄提倡农桐间作的狂热推广者，在兰考如此，到柘城由于大面积推广农桐间作，促进农林大发展，商丘地区也推广了柘城的经验。文革期间中央有关部门曾在商丘召开过全国绿化和农桐间作会议，我参加了这个会议，也专门采访过卓兴隆，为《人民日报》采写组织过整版商丘地区农桐间作的文稿。卓兴隆只读过小学，但很聪明，很有悟性。他受焦裕禄的影响，不但爱泡桐 ，也懂得尊重知识，用心读书，练一手毛笔字，加强一个中层领导干部的文化素养。焦裕禄逝世后，曾写过三四千字的怀念文章登在《人民日报》上。他发明一种土办法专治桐树上的“布袋虫”，商丘地区的农民至今还流传着：“看见布袋虫，想起卓兴隆。”他因为喜欢泡桐，临终前写了一首小诗《桐花赞》：“桐花啊！桐花，你串串粉红，圣洁溢清，你胜过八月的桂，腊月的梅；桐树啊，桐树，你木质洁白，昂首挡风，所有的诗都该把妳赞颂。”

河南清查工作开始时，商丘地区两任党委书记孙玉尊、李景堂都保卓兴隆，并在群众大会上宣布：卓兴隆在文革中没有实质性的问题，继续留任。后来，主管政法的书记周化民，先把卓兴隆从县委书记拉下来，任地区水利局副局长，不久，又拉下当一般干部，最后，又开除了他的党籍。卓兴隆咽不下这口气，再加上种种压力最终因肝癌英年早逝。得知卓兴隆病逝，兰考的群众乘满六辆卡车，在商丘市卓兴隆的平房前搭个大灵棚，供兰考、柘城和商丘地区的群众吊唁。许多群众带着干粮从农村来到卓兴隆灵前日夜守灵。有人嚎啕大哭，有人捶胸顿足，离休的水利局局长王昭奇半瘫痪，他边爬边哭在灵前叫喊：“老卓，你死得冤啊！”当卓兴隆的灵车开住公墓经过市区大街时，后边跟的大车小车洋车土车有二里长，街两旁的行人止住脚步，目瞪口呆地看着商丘地区解放以来从未见来的如此悲壮隆重的送葬队伍。有人问死者是哪一级干部？地区电视台有位大胆者自愿为这个葬礼拍了录像。由于警察干涉，很多更动人的群众场面没有拍下来。

卓兴隆开除党籍一事，他生前没有告诉妻儿老小，怕影响他们对党的看法。丧事过后，他的女儿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他病中写的申诉书和《桐花赞》。申诉书上说：他本来没有什么问题，突然之间逐步升级，原因是六十年代他同开封地委个别领导（指周化民从地委来兰考搞四清——作者注），在宣传焦裕禄的问题上，发生原则分歧，他现在借清查之名置他于死地。他在申诉书中要求：公正审查他的问题、平反、恢复党籍。

焦裕禄在兰考虽只有一年多，他的人格力量不仅在群众中产生巨大影响，同时也影响了张钦礼卓兴隆等一批干部。卓兴隆在柘城任县委书记时，颇有焦裕禄的风范，连他的葬礼都如此悲壮，如此轰动。

周化民第一次把张钦礼投入监狱时，卓兴隆跑了，没逮住；第二次张钦礼被软禁大别山时，卓兴隆已经离开兰考去了柘城。不从六十年代宣传焦裕禄时他俩的斗争时间算起，从文革开始，到周化民去商丘任职，他们已经七八年没有见面来往，况且，卓兴隆这时已经是他属下的一位优秀的县委书记，即便如此，周化民也不会放过。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他的《导端的权利》一书中说：“宗教和政权结合，会变成法西斯。”极左思想也是周化民、戴苏理等人的宗教信念，一旦这种信念和权力结合，使他们变得特别偏执，特别残忍。
 

（八）

张钦礼在郑州监狱受审后给他的老伴儿刘秀芝写了一首顺口溜：

“秀芝，秀芝，革命的老伴，他们今天提审我，编造谎言一大片，逼我签字我不签，当场把脸翻，拳打脚踢，砸镣带拷，法西斯暴徒真凶残。秀芝，秀芝，革命的老伴，今天是四月二十九日星期天，他们提审我到中午十二点，牢房落了锁，我在门前站，一站站到一点半，我犯了饿伤症，冷汗湿衣衫，头昏眼花，栽倒在铁门前，几乎一栽要长眠……”

张钦礼后来转到新安县监狱。一天，监狱来了一位领导，他很想目睹一下这位曾被周总理三次解救、河南家喻户晓、焦裕禄亲密战友的“尊容”。提审张钦礼的两名监管人员很想讨好这位上级，满足他的好奇心。他们喝令张钦礼跪下，张钦礼站在这位上级面前，不动声色，不理不搭。张钦礼说：“他们打掉了我的门牙，顺口流血，砸上十八斤的死刑脚镣。还故意往脚脖子上砸，一锤下去，砸掉一块肉耷拉下来。我忍住满腔怒火，不吱声，不下跪！”

一九八四年正月十六日，按照当地民间习俗是个灯节。新安监狱在这天举行灯谜会，出了一百道题目，根据谜语的易难，猜中者奖励糖果若干。张钦礼从头到尾浏览过一遍后，选了一道最难的题目，它是“青绵绿袍一英雄，绳捆锁绑下狱中，各种刑法都用尽，临死又用大火烘，谁能猜出其中意，赏他太白酒三盅。”张钦礼解答：“英雄家住许昌城，阳春三月破土生，阳光雨露身躯壮，草木一秋问斩刑。英雄一生遭残害，冤气不消冲天宫，玉帝准了他的本，带领儿郞下凡中，不知带兵有多少，车载斗量数不清，各个身穿白战袍，新式武器尼古丁，谁敢与他来交战，管叫你破家产、丧性命，新被褥烧个大窟窿。不是西，不是东，烟叶便是他的名。英雄虽死英名在，烟草公司留其名。”

张钦礼狱中猜谜，激怒了上至省城下至新安，说他借题发挥，眼中无法，对自己判刑不满。省里派人来追查，轮番对张钦礼审讯批斗七天，命他逐句解释。他解释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最后不了了之。他得了二斤糖果，全部分给了犯人。他回到囚室，，躺到床上，闭目细想，那冤气和怨气真是直冲天宫。不一会竟然入睡，冥冥中感到耀邦同志来到河南，轮番轰炸嘎然而止，是耀邦同志有指示。继周总理之后第四次解救了他。这是他在回忆录中写的一件事。我查了一下报纸，灯谜节的前几天，耀邦同志确实来过河南，新安监狱的犯人能够听到有线广播。我不知道张钦礼说的“指示”是否有无，但在张钦礼强烈的愤懑和期盼中产生的幻觉是可能的。

他爱人刘秀芝也是老干部老党员，解放前坐过国民党的监狱，为了掩护张钦礼，差一点国民党活埋。因为张钦礼是一县之长，怕影响不好，总是限制提拔使用她。张钦礼判刑时，刘秀芝是县供销社的干部，月工资只有四十六元，要养活五个孩子和她自己，每月探监时还要为张钦礼带吃的。张钦礼先在郑州监狱服刑，后又改到新安县。新安县离兰考七百里。每年除夕这天，刘秀芝带一块揉好的白面和一碗肉馅，从兰考乘火车到郑州，再转乘长途汽车到新安，再步行几里天黑赶到监狱。看着丈夫吃完她包的饺子，为的是让张钦礼得到些许安慰，熬过漫长的十三年铁窗生涯。几十年来，为了张钦礼，数不清的威逼恐吓，批判斗争，她只有一句话：“钦礼是个好党员好干部。”在难以想象的困苦和坎坷中，她教育儿女们发奋成才的事迹可以写一本大书。她有一个儿子在外语学院毕业后，东渡日本留学，研究日本文学，成为大学教授，但他向往日益崛起的祖国，毅然回国办教育；她的其它子女们都是很有成就的私人企业家。张钦礼一家上下几代，都是共和国肌体里最活跃最健康的细胞，这种细胞受到无端的侵袭，坏细胞就会滋生蔓延。

张钦礼在新安监狱服刑时，兰考的干部、群众、勤杂人员、小商小贩及机关食堂的炊事员等，他们很不容易凑够路费，费了很多周折，去新安探望张钦礼。东坝头是一个很穷的小村，全村人凑钱，选出了两位代表，买了几斤糖果，去探望张钦礼。他俩对张钦礼说：“全村的人都知道你在这里坐牢，选县长时，全村有二十六人投了你的票。”有四名在不同地方以爆玉米为生的兰考农民，相约在同一时间去探望张钦礼。他们能为他带的礼物就是各自买了两个烧饼，每个烧饼里夹两根油条。监管人员问他们要介绍信，他们说没有，又问他们和张犯是什么亲戚关系，他们说也没有任何关系。“那你们为什么来探望他？”监管人员不准他们进来。四位农民一起跪在监狱门口，不走也不起来。他们说，张钦礼是他们的老县长，他为兰考人民坐监狱，他在兰考时，他们不会向他跪下，现在跪下是向他行大礼。这位监管人员被感动了，把张钦礼叫了出来。张钦礼看到这四位素不相识的农民，每人手中捧着两个夹油条的烧饼，也立即向他们跪下。五个人说不出一句话，只是相对痛哭。在一旁的那位监管人员也泣不成声。

张钦礼成为共和国监狱里的一名“囚犯”，这是我国司法的黑暗和耻辱。

我这篇申诉，是写张钦礼和有关人的冤情，不是写他的先进事迹。全面写他的自传将由香港一家出版社出版。我只说两件事，可以看出张钦礼在最风光时和在监狱时所表现出的品格和风貌。文革中张钦礼第一次被总理解救，成为兰考一把手的时候，省里、地区给兰考两辆吉普车，张钦礼转手卖了，为什么？当时兰考有七千七百多个生产小队，还有四十二个小队七千群众的口粮不足。张钦礼用卖车的资金，为这些小队各打一眼机井，每眼机井配一台八匹马力的柴油机，又派技术员指导这些小队各整出一百亩旱涝保收田，争取一年千斤粮，万斤菜。机井柴油机旱天浇地，不浇地时磨面、扎花、打油搞副业，让群众手中有些零用钱。按当时的低标准叫一年翻身。四十二个生产小队果然一年翻身了。

前边说过，刘建勋陪姚依林来兰考视察工作时，各人都带有自己的小车、随员。张钦礼每天却挤进刘建勋的车子里。刘问他，省里地区不是给兰考两辆吉普车吗？你为什么不用？张说：“都卖了，”“什么？你具体说清楚，”刘建勋在惊讶中带着温怒。张钦礼把四十二个生产小队的事说了一遍，最后说：“建勋同志，学习焦裕禄不能只挂在嘴上，我一个县委书记坐上小汽车开到吃不饱肚子的群众面前，我脸上发烧，心里不是滋味，群众当面不敢说什么，背地里捣共产党的脊梁骨。”刘建勋连声说：“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姚依林激动得大声说：“应该通报表扬，应该通报表扬，我回北京立即向总理汇报，让他对兰考的事放心。”

另一件事发生在新安县监狱。一天，监管人员通知犯人去公社医院检查身体，半路碰见一条公路被夜间暴雨冲断，来往车辆受阻，行人多有不便，时有伤人翻车事情发生。张钦礼从医院回到监狱，给新安县的县长写了一封信，请他快快派民工来修路。这封信先后给两名监管人员请他们转交，他们都喝令道：“张钦礼！你知道自己的身份吗？你是一个囚犯。”张钦礼壮壮胆子找到监狱张钧祥政委，张看看信，点点头，立即派人送到新安县。送信人回来说：“县长看完信感动得直掉泪，说张钦礼都到这个份上了，还关心群众利益，我们还能说什么，走！他扛起铁锨，带领干部民工直奔冲断的公路上。”据说是三天三夜修好了公路。几天后，一名监管人员对张钦礼说，那天检查身体你只想着修路的事，没有检查就回来了，我再带你去一次，张说，我没有病不去了，那位同志说，不检查身体出去放放风也好，这是张政委的意思。张钦礼和他一起来到修好的公路上，平平坦坦，车水马龙，张钦礼好激动，一下子忘记了自己的“身份”，跳到路边的一个土堆上，向行人大叫：“新安县的县长是个好县长，他能为群众办实事。”我倒觉得这位县长很伟大，他不唯书、不唯上，不管来自什么人的建议，即使是一名“囚犯”，只要对群众有利，就诚恳采纳，身先力行。可惜我没有记下这位县长的大名，但我知道张钦礼写这封信的时间是1985年7月15日，一查便知。这就是张钦礼。
 

（九）

河南清查工作严重违法乱纪和扩大化的问题，二十年前我就写过内参。因为事关重大，我带着稿子来北京总社，内参部叫我只能手抄一份真接送耀邦同志。河南省清查工作是保守派清查造反派，完全不考虑毛主席、周总理当年曾支持造反派的事实。即便没有这个事实，也应该是所有群众组织联合起来清查坏人。因为，下边的文化大革命很复杂，情况各异，更不同于中央。一派清一派，等于用派性指导清查工作，必然导致冤假错案。

河南的清查工作，它涉及的人数，开除党员的人数，对干部判刑的人数，占全国百分之六七十。全国在清查工作中，据说，有十三万党员开除党籍，河南省就占了十万零七千名。对干部的审判，全部秘密进行，不开庭，审讯时，既不出示人证物证又不准本人上诉（个别上诉也无用）。有人根本没有起诉书，有的没有罪行材料。张钦礼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被判刑的，他对所有的指控都不承认。审讯人员对他说，法律服从政治，我这里是过个手续，你在申辩，要加判。有人对主管清查工作的赵文甫说：“某某不能够判刑！”他说：“先判了再说，错了以后再改。”赵文甫深知中国的冤假错案难改，即便改了，个人也不负任何责任，这是历史的经验。

整个文革期间戴苏理基本都在台上，支持派性，和年迈多病正在受冤受审的妻子（她曾任地区专员、省妇联主任）离了婚，和一名年轻漂亮的女教员结了婚。人们无权指责他喜新厌旧，却有权指责他左得失去人性，并在领导了一场大规模的清查工作后，又荣升为辽宁省委第一把手。

耀邦同志主政时，曾当面指示当时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杨析宗解决河南清查工作中扩大化和违法乱纪的问题，杨虽作过努力，因阻力太大，终无结果。焦裕禄通讯作者之一周原曾给杨析宗写过信，保张钦礼监外就医。杨在信上批示：相信一个老共产党员的保证。其实，也只是提早半年释放。

耀邦同志逝世前，曾出台过一个文件，大意是：文革中的斗争，是中央的事，不要过于涉及下边的同志。这个文件到省里就压下了。凡是偷偷传抄这个文件精神的干部，有的被开除党籍公职，有的逮捕法办。兰考县委副书记王启德，已经开除党籍，降级下放，因为偷偷传抄这个文件精神被逮捕法办，判刑三年，出狱后患癌症死了。实际上他在狱中已是癌症后期。这位在焦裕禄时代被提拔跟着苦干、文革中跟着张钦礼几进几出监狱之门的硬汉子，最后也没能虎口余生。

河南省一些党、政、军离休的老领导、老红军、中央委员，如周总理曾两次指示找到张钦礼送到北京的河南省军区司令员张树芝、还有省长王维群等，曾联名上书党中央，指名道姓批评戴苏理、赵文甫在领导清查工作中的违法乱纪和扩大化问题。王维群已经过世，他在弥留时的遗言，是恳求中央为河南这些老干部平反。

我在整理这份材料时，脑中时时出现如下观点：长期的极左路线和人事制度的弊端，在我们生活中大量存在是非曲直不分，好人坏人不辨。这两种痼疾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中，互相纠结，恶性发作，把整个国家民族推向破产的边缘，推向险恶的顶峰。当我们从边缘上被拉回，从顶峰上跌落下来时，整个国家遍体鳞伤。我们只把摔伤的皮肉包扎下，没有探究痼疾的根源。耀邦同志领导的平反冤假错案和真理标准的讨论，像矗立在改革开放大门两边的两座丰碑，它警示后人：不要再制造新的冤假错案，不要一个人说了算数；前者是法制问题，后者是体制问题，都是根本问题。

  补记：张钦礼已经过世五年了，最近某某人一变过去的提法，说文革中张钦礼首先扯起造反的大旗，夺了县委县政府的党、政、财大权，搞打砸抢，他判刑是罪有应得；同时提出：新华社的通讯“把焦裕禄到兰考花费精力最大、用的时间最长、费的心血最多的事情丢掉没写”。什么事情呢？“抓阶级斗争”。且不说这“精力”、“心血”、用什么尺子能丈量出来。其目的却和过去一样：否定焦裕禄，否定大通讯，张钦礼永无翻身之日，证明秦一飞、周化民是正确的，当然，也证明自己是正确的。

(1) 兰考对我并不陌生。七年前，我是为张钦礼写冤情，有些情况没有写进去。多少年来，有人对张钦礼和这篇通讯肆意歪曲和诽谤。我在这里想做些说明。我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通讯的作者之一周原的爱人。由于周原在劳改中积累多种宿疾，老来身体多病不能提笔。我曾根据当年他在兰考采写焦裕禄的采访笔记和口述写过详细的采写经过，交由新华社党组织。

这篇通讯发表后，因为影响很大，新华社又围绕这篇通讯发表了一百三十多篇新闻、通讯和文章。我参加了这一战役性的报导，有些重要新闻、通讯是我采写的。那时我在兰考两月有余，深入到生产队和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中，了解了很多通讯中难以写进的材料，特别是张钦礼的先进事迹，他比焦裕禄的要多得多，因为张家几代人都战斗在兰考。我本打算有关焦裕禄的报道结束以后写张钦礼，接着四清运动、接着又是文化大革命……。

文革中，这篇通讯被秦一飞、周化民宣判为《修正主义的大毒草》，理由是没写阶级斗争，并出资印发至全国。这篇由三人署名的通讯，这时“罪名”都集中在周原身上，因为他是摘帽右派，使他受到残酷的迫害。他偷跑到兰考，兰考的群众一家一户轮流把他保护起来。由于农民口粮有限，干部是定量供应粮票，所以我必须经常偷偷去兰考为周原送粮票和换洗衣服。兰考的文化大革命我太了解了。张钦礼被周化民投入监狱，折磨得奄奄一息时，周总理指定专人在指定的日期把他送到北京，此时，我正在兰考。兰考不少的干部群众知道这个消息，也知道当天夜里把张钦礼从监狱中抢出来必有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我和许多兰考人这天夜里整宿没有合眼。

(2) 这篇通讯没有写阶级斗争，作者们把身家性命都押上了。并不是“偶然”碰上张钦礼并由张钦礼安排“他的人”向记者介绍了焦裕禄抓生产的事迹。好像“歪打正着”，使这篇通讯“侥幸”保留至今仍有存在的价值。记者们冒着极大的风险不写阶级斗争，主要原因一是焦裕禄在兰考主要抓了生产，四十年后的今天，当时的地委书记张申向凤凰卫视的记者谈话时也认同这一点。通讯中大量写了焦裕禄生产活动和对嗷嗷待哺的群众的无限同情和关怀，也没有人（包括某某人）提出过任何异议。这正是这篇通讯的主要内容。另外，从建国到文革结束，一直贯彻了一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全国饿死的和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整死的人大概是几千万吧。人人恐惧阶级斗争、厌恶阶级斗争。一个资深记者，应该知道群众需要什么，痛恨什么，他们懂得根据采访的主次材料取舍提炼，这是一个写作人的基本常识。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写作的人敢这样写，要冒着批斗、坐监之罪的。穆青尝试着把通讯拿给彭真审查，竟意外的通过批准了。不仅记者们松了一口气，连参与编辑此稿的编辑们也松了一口气。穆青这才命周原立即带着稿子去兰考审查。

焦裕禄为什么敢在毛主席重提阶级斗争时把主要精力用来抓生产？我在申述报告中写过，那些在大跃进中像疯子一样的干部，三年饥饿年代，或甩手不干、或多吃多占、或住进医院小病大养吃小灶，对农民群众在没有任何副食供应的情况下，每天靠国家供应几两原粮，维持着不死不活的生存状态无动于衷。兰考的县级领导干部中，这三种情况都有，全省亦然。焦裕禄看到这种现象却十分难过。他首先想到的和要做的头等大事，就是使饥饿中的群众填饱肚子。这样，他有意无意地就和一条极左路线造成的恶果相撞击。当时国家也穷，不能靠国家多给一粒粮食，必须生产自救。考虑到农民经过大跃进的日夜奋斗而无果，接着是三年的饥荒，群众体质很差。他一方面把成千上万的饥民送上火车外出逃生，同时在全县提出：“不能干一天干半天，不能挖一锨挖半锨”的口号，而他自己又身先力行。群众在他的感召下，用“蚕啃桑叶”的精神，开展生产自救。一些外出逃生的群众也被吸引返乡。焦裕禄和张钦礼此时是从人性的角度来抓生产的。

张钦礼是县长，按照党内分工主要抓生产。因为一个政治运动接着一个政治运动，而他又一贬再贬，长期被“控制”使用，他一直想成立一个“除三害”办公室，终不能如愿。焦裕禄来到兰考，立即采纳了张钦礼的建议，成立了“除三害”办公室，并一眼识别卓兴隆是个人才，从公社调到“除三害”办公室任主任并兼宣传部副部长。焦裕禄到兰考，可以说在抓生产上，他和张钦礼、卓兴隆形成了“三驾马车”。焦裕禄有不少个性化的闪光的语言，其中就有：“吃别人嚼过的馍没有味道”、“干部不领水牛掉井”。他在兰考一年零三个月，他和张钦礼、卓兴隆领导的120人的调查队，行程五千里，查清了全县大小风口、大小沙丘、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洞以及全县的千河万流，都编了号、绘了图，他们又共同制定出详细的“除三害”规划。焦裕禄在兰考这一年中，摘掉了连年吃国家救济粮的帽子，达到了自供自给。这篇通讯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也没有实写（我说的是“实”写）焦裕禄到兰考改变了兰考面貌。通讯中所指的改变是“三害”，并非指兰考县。一个农业县的改变，需要综合因素，是一个系列工程。焦裕禄在兰考做的是除三害的基础工作，这也是张钦礼长期想做却无能为力的。焦裕禄不知道自己害的是癌症，他是长期打算，他要把除三害的工作放在一个更科学更扎实的基础上。焦病故后一年多，张钦社向新华社记者介绍焦裕禄的事迹时，很难把当前的工作和这项基础工作以及在这项基础工作上制定的规划截然分开。农业生产不仅有周期性，更有连续性，这也是有人长期攻击张钦礼把一年的成绩算在焦裕禄身上，为他涂脂沫粉的一项罪状。张钦礼很委屈但不辨解。

秦一飞、周化民否定焦裕禄的理由，就是焦的精神没有变物质；新华社宣传焦裕禄给兰考捅个大窟窿；张钦礼捏造了一个“假典型”。

文革中，周总理第一次从监狱中，第二次从软禁在大别山的张钦礼救了出来，每次都指示他“回去要下大力气抓革命促生产，由大乱走向大治。” 张钦礼每次倒霉时，当年跟着焦裕禄、焦过世后又跟着张钦礼的一些各级领导干部和群众，也倒霉或投入监狱。张钦礼解救后有了权把他们解救出来，带领他们甩开手脚日夜在工地奋战。春节时，很多干部群众干到除夕之夜，初一早上又去了工地。张钦礼前后两次在兰考掌权，按照他和焦裕禄 生前制定的“除三害”规划，引黄淤灌出二十六万亩沙荒盐碱地为良田；种植了五六十万亩农桐间作地（区）；建立了六十个县、社工厂，填补了兰考历史上没有工业的空白。仅县办的十六个工厂，年产值四千多万元，税利八百多万元。粮食产量由焦裕禄来时的年产七千多万斤增加到三亿两千多万斤，人均八百斤，是解放后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仅酒厂年创利税二百万。兰考也由老缺粮县，到一九七五年，已上缴给国家三千万斤粮，一百万斤皮棉，八十万斤油料。就连当年来兰考视察工作的商业部部长姚依林，看到兰考在文革的混乱中，竟如此生气勃勃，十分兴奋。他不经意地对张钦礼说，大庆缺少副食，黑龙江省过年只能给他们五百头生猪。张钦礼立即派当时的副书记杨捍东给大庆送去一千头生猪、六十吨粉丝、一百二十吨酒。张钦礼说，不能让铁人的大庆工人缺肉菜。有些基础设施，兰考人至今还在受惠。张钦礼经常说“人家大乱我们大干。”

周化民这时在干什么？他抓住张钦礼制定的一份奖励劳动模范的文件报告给省委二把手王新（有实权的支左部队），说张钦礼在兰考搞“刘少奇的生产党”。搞奖金挂帅，搞物资刺激，把群众往邪路上领，这就是我在申诉报告中叙述的张钦礼第二次受到迫害，软禁到大别山。

秦一飞、周化民在兰考否定焦裕禄、迫害张钦礼、卓兴隆的斗争究竟是什么性质？谁对谁非，一目了然。长期以来，有人在这个问题上，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顽固地站在秦一飞、周化民的立场上，对待兰考这一场涉及几千干部群众政治命运的大搏斗。

某某人在有关的所有文章中，都说新华社记者在兰考只采访张钦礼或者说由张钦礼“安排他的人”谈焦裕禄。新华社记者去一个陌生的地方采访，没有任何偏见。周原去兰考首先是请周化民介绍焦裕禄的事迹，他不谈，他让张钦礼谈。他不谈并不是因为他不了解焦裕禄，他带了两千多人的四清工作团，在兰考抓了半年多的阶级斗争，他怎么会不了解焦裕禄在兰考一年多的时间里做了什么呢？只是他和焦裕禄、张钦礼走的是两条道。他并不看重生产，他和秦一飞是抓阶级斗争的老手，而新华社的记者当时恰恰需要有针对性地、像焦裕禄这样积极奋进、勇抓生产、体贴群众疾苦的典型。

焦裕禄这篇通讯中，因为没有写阶级斗争，而是写了焦、张联手抓生产，写了焦、张的人性情怀而为千百万读者赞扬、感动。这篇通讯当时所以有这么大的影响是时代的呼唤，正如张钦礼的葬礼有十万群众参加一样，也是时代的呼唤。

某某人有关系在兰考县委的机密档案中，摘抄焦裕禄在某某党委会议上关于阶级斗争的片段讲话，却举不出一个例子说明焦裕禄在实际工作中如何抓阶级斗争。我也相信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焦裕禄不可能不在这个问题上说些套话、废话、空话，正如新华社记者在活学活用的年代，不可能不在新闻报导中写些套话、废话、空话一样。关键在于焦裕禄实质上做了什么，新华社记者在通讯中实质上写了什么。这种套话、废话、空话的遗风，到现在不是也没有断了香火吗?

一个主要抓阶级斗争的打手，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无怪乎秦一飞、周化民说张钦礼捏造了一个“假典型”。因为张钦礼等人介绍的焦裕禄和秦、周是对立的。多少年来，某某人终于不用拐弯抹角说出了真心话：否定焦裕禄，否定写焦裕禄的通讯。

先期去兰考采访焦裕禄的周原无数次说过：“如果我在兰考采访焦裕禄时，有一个人告诉我焦裕禄如何如何抓阶级斗争，我扭头就走，用不着周化民轰我。”

周原劳改四年后回到河南分社，并没有立即采写稿子，他一头扎进豫北黄河故道老灾区几个县，调查研究七个月，摸灾情，主要摸干部队伍的思想状态和精神状态。在一场狂热的大跃进过后，面对饥饿的灾民和被破坏的生产条件，干部普遍持消极态度，很多基层干部多吃多占（主要是粮票和口粮）。他想在灾区最穷的地方找出积极的典型，反差大更具震撼力量。他没有找到。相对来说他最后找到了比较富裕的七里营公社刘庄大队，采写了支部书记史来贺。七里营公社很有名，毛主席来这里视察过，史来贺也因此在全省出名。《河南日报》也多有报导，大都从人民公社优越性做文章。周原有针对性地写了史来贺的廉洁奉公、积极领导群众生产，安排好群众生活，特别是把多余的粮、棉、油卖给国家，不去农贸集市卖大价，史来贺知道那时国家也穷。这篇长通讯一没有写阶级斗争，二没有写人民公社优越性。它登在《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并配有社论。这使史来贺一下子名闻全国。他后来成为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多次参加国庆大典、参加由中央领导主持的中外记者招待会。

刘庄也有四清运动（是中央党校派去的工作组），文革中造反派也批斗史来贺，却没有一个人和一个口号提出使史来贺闻名全国的这篇通讯没有写阶级斗争。

周原带着同样的指导思想，向路过河南分社去陕西分社的副社长穆青汇报了豫北老灾区的情况和他的指导思想。那时史来贺的通讯刚发表不久，穆青立即命他去豫东老灾区（穆青的家在豫东）物色线索、物色典型。有人问，焦裕禄的通讯和史来贺的通讯为什么遭遇不一样？因为焦裕禄这篇通讯一诞生就碰到了一个强大的抓阶级斗争的阵势或者说对立面。四十年来这场斗争仍在继续。这场斗争说白了很简单，焦裕禄、张钦礼、卓兴隆等一批干部，为了让群众能吃饱穿暖，有个最起码的生存条件，拼命抓生产。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就对张钦礼说过：“你们这批干部，从工地上被捕，从监狱中出来，连家都不回就直奔工地，不要命啦！”秦一飞、周化民从四清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再到粉碎四人帮后清查三种人，一路过来就是抓的阶级斗争。斗争对象也是当年跟着焦裕禄、焦过世后跟着张钦礼的这批干部，连基层干部和农民大致都这样分了界限。什么叫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就是挥舞着一柄极左的利剑，大杀大砍，是整人的、伤人的斗争。焦裕禄当年在兰考主要做的是这些工作吗？

我一九四九年在河南分社任记者直到粉碎四人帮后离开。我摸着一条规律，越穷的地方，文化教育越落后，极左思想越容易在这些地方肆虐，一些积极的事物和优秀的人物，很难在这里生存立足。

(3) 某某人在有关的文章中都说：张钦礼在文革中首先扯起造反的大旗，搞打砸墙，夺了县委、县政府的党、政、财大权，得到四人帮的支持，他坐牢判刑是罪有应得。这个问题我在前边的申诉报告中已基本说清，现在再进一步点明。

河南省委1966年12月决定在县一级开展文化大革命。大中城市开展早几个月。一些外地的红卫兵来兰考串连。那时兰考的四清运动还没有结束，张钦礼等大批干部被剥夺的一切权利也没有解放。秦一飞、周化民借助外地红卫兵的时机，提早在兰考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由领导四清运动，转入领导文化大革命，这种转变不知经过谁的批准。我知道河南省委不会批准。当时中央决定所有派驻各地的四清工作队全部撤走。秦、周当时的所做所为都是违抗中央和省委精神的。

首先，秦一飞、周化民借助外地红卫兵并以他们的名义编造了一份新华社记者写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是修正主义的大毒草，理由是没有定阶级斗争，并出资印发至全国各地。接着成立的三个战斗队：一是揪斗张钦礼；二是砸烂焦裕禄展览馆；三是揪斗通讯的三名作者。到北京揪斗穆青不那么容易，因为总社已经军管。周原是河南分社的记者，离兰考最近，又是摘帽右派，是周化民心目中的“阶级异已”。他派出揪斗作者的战斗队和新华社河南分社的造反派配合，残酷地迫害周原（我另有文章作过叙述）对张钦礼的迫害，我在申诉报告中也详细的写了，但在对张的一百多场的批斗中，都逼他承认他为新华社记者提供的焦裕禄的材料都是“捏造”的。

当时在兰考的另一件大事，是1967年1月28日夜，受开封地委领导的开封军分区由副司令员李地山领导介入兰考文化大革命，当夜就开始在全县大逮捕，到2月13日共逮捕1260人，兰考的监狱和周围几个县的监狱都塞满了兰考的“犯人”，这时的兰考，一片腥风血雨，城乡路上到处是披枷带锁、五花大绑的干部、农民……直到1967年7月26日张钦礼在狱中100多天，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时，由周总理指定河南军区负责人把他送到北京总理面前为止。几十年来，某某人都把支持张钦礼的周总理说成是四人帮的支持。

兰考的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创造了全省乃至全国的三个第一：一是焦裕禄过世两个月，只有一千脱产的党政干部的小县，竟派出2400多人的四清工作团，从县委、县直到公社大队全面夺权；二是四清工作团转入领导文化大革命，斗争对象也是四清的对象；三是部队夜间介入兰考支左，在同一时间内在全县大逮捕，并血腥镇压被捕者。

(4) 某某人说，通讯的作者们在兰考只采访张钦礼，只采访了三天就写出这篇通讯，根据何在？先期去兰考采访的周原，不仅广泛地采访了最了解焦裕禄的干部，甚至《河南日报》驻开封地区的记者薛庆安都向他提供了四杆旗这样重要的素材；他在生产队吃住在农民家里，广泛听取了农民口中的焦裕禄。有些精彩的细节是农民提供的。周原从郑州到开封向穆青等总社来的同志，详细回报了焦裕禄的事迹后，穆青等这才去了兰考。

(5) 张钦礼的葬礼如此壮烈、轰动，河南的省、地、县各级党政领导，默认了这个自发性的群众葬礼，还不说明一切吗？

现在，张钦礼的坟墓周围，有来自山东、河北、河南、主要是兰考人立的石碑、大理石碑有四十多块，成了一片碑林。每块碑上都刻有几百人、上千人的名字。那些诬陷张钦礼几十年的人，见过几个共产党人有这么悲壮的葬礼、这么多群众的爱戴。

张钦礼弥留时，焦裕禄的大儿子焦国庆去医院看望他，因为过度悲伤，血压升高住进医院，没能参加葬礼；焦裕禄的大女儿焦守凤在追悼会上一定要和张钦礼的子女们站在一起，表示自己是张的女儿，后因哭昏在灵前送医院抢救；焦裕禄的小女儿焦守云在张钦礼病危时来北京活动，也见到了某些要人，他们都说，清查运动中的问题是某某权威定案，现在不能解决。守云给张钦礼的子女的信上说：“没有张叔叔，就没有我们一家的今天，这个世道能多些善良的人该多好啊……”。

焦裕禄夫人和她的孩子们背道而驰。她是被人当枪使。使枪的人认为和她结盟陷害张钦礼最具说服力。她的子女们现在有些都是地方、部队的中层领导干部，却视张钦礼为父辈，关心他的命运，坚信“张叔叔的冤案终会大白于天下。”

(6) 某某人谎称张钦礼和焦裕禄不合作，他举例说张钦礼拒绝参加焦裕禄的葬礼。实际上在焦裕禄葬礼那天，河南省政府在民权县召开一个沙区造林会议，张钦礼是县长，又主抓除三害，必须参加。在葬礼现场，县委宣传部长卓兴隆写了一幅挽联挂在灵堂两侧：“挥泪继承壮士志，誓将遗愿化宏图”。地委一位领导看见了，喝令拿下并说：焦裕禄并不是什么“壮士”，你们也化不了“宏图”。卓兴隆拿下挽联去找张钦礼，张说：“挂上，我负责任”。说罢才急匆匆赶到邻近的民权县参加会议。会议由省长王唯群主持。张钦礼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向全省的救灾干部和省里的负责人，声泪俱下地讲述了焦裕禄在兰考除三害累死在工地上的事迹……

某某人为了进一步说明张钦礼和焦裕禄不合作，焦裕禄来兰考后，要求上级调走张钦礼，以证明张钦礼“咬群”。相反，是地委想调张钦礼到某县当县长，被焦裕禄顶住了。焦说：“他是本地人，熟悉情况，对我帮助很大，不能调走。”焦提出调走副书记孟照芝。孟就是某某人的继父，这是当时县委许多同志都知道的。

(7) “张钦礼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不是张钦礼自封，这是作者们根据他俩的关系所做的评价；

(8) 《人民日报》从来没有先于新华社写过焦裕禄的任何事迹。

(9) 张钦礼葬礼期间，某某人就住在兰考人大宾馆，他目睹了葬礼的全过程。不知是因为心虚，还是不甘心诬陷张钦礼几十年，当张钦礼的家人和亲朋好友还没有从悲痛中解脱出来，他急忙忙蒙骗《百年潮》的同志，继续在该刊上发表文章侮辱张钦礼，说张为了想在兰考当一把手，不惜造谣说谎（驳斥他举出的说谎一例要用很多文字，不值一驳）。某某人的家就在兰考，继父是兰考的县级干部，他明明知道张钦礼不被重用是因为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受迫害受处分，长期被“控制”使用。张钦礼一九五四年就当县长，以他的家庭背景、他的资历、他的工作能力、他和群众之间的鱼水之情，不要说当一个县的一把手，就是当一个地区的一把手也绰绰有余。做人还有个做人的底线，在张钦礼那样的葬礼过后，在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受尽极左路线的迫害而刚刚入土时，还要往他身上捅刀子。无怪乎焦裕禄的小女儿焦守云发出了撕裂人心的感叹：“这个世道能多些善良的人该多好啊！”

(10) 张钦礼二次遇难软禁大别山时，他最要好的战友王志新从汉口偷偷来看他，劝他带着老婆孩子回家种地，也比现在的日子好过，张钦礼拒绝了。他说，入党宣誓时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现在还没有实现，不能当逃兵。其实，张钦礼并不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连邓小平都说他也搞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张钦礼的文化水平不高，我想他也没有读过马列主义的原著，加上兰考又是个穷县，他心目中的共产主义朴素、简单、实际。他经常挂在嘴边的理想信念就是“让干部安安生生领着群众搞生产，让群众有吃有穿，住上宽敞亮堂的瓦房，无忧无虑的过日子，为什么达到这个目的这么难！”不管是什么主义，张钦礼的这一信念是他和焦裕禄来兰考不谋而合的思想基础。抓生产不是为了显示“政绩”往上爬，而是为了提高群众的生活质量。张钦礼无数次对我说过：“焦裕禄是我所见过的对群众的饥饿和贫困最有同情心和怜悯心的人”。

(11) “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这是周原根据他所掌握的焦裕禄的材料，概括提炼出的两句话，成了这篇通讯的思想灵魂。有人说，这两句话现在过时了，我不认为。这两句话是对各级党政官员说的，不是对普通群众说的。不仅在贫困饥饿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在现今贪污腐败成风、追求个人名位不择手段、大部分群众还不富裕、大批群众失业的历史条件下，仍有现实意义。

（12）最后我想说的，是某某人说谎造谣的本事已经使人难以想像，他辱骂诬陷张钦礼的书，竟拿到兰考兜售。一位与张案没有丝毫关系的小学女教员何巧真，偶然看到这本书，发现捎带着连她也没放过。她不是“囚徒”，不怕他，就来到北京西城区以“造谣诬陷罪”把他和出书的出版社告上法庭。这位小学教员面对的是“大人物” 、“大出版社”，不知经历了多少艰难坎坷，打赢了这场官司，这位倒霉的“大人物”，输了官司却“失踪了”。这是兰考县的同志告诉我的简单经过。随后，月工资只有四百元的女教员带着几岁的小女儿，在法院附近一个小旅社住下，每天去法院门口“堵截”这位失败者。一年以后，某某人终于出现，并于2007年5月30日在《中国青年报》第七版和这家出版社同时向何巧真登出赔礼道歉的声明。

七年前，我写给我所在的党组织关于张钦礼的冤案时，因为文字太长，前面附了一封简短扼要的信，在这封信上，下边的话都说到了，但点的还不透，我写道，焦裕禄到兰考碰到的不是自然灾害而主要是人祸，新华社把他定格在‘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里，焦聚不准。他到兰考是救群众于水火，解干部于倒悬，他是典型的人道主义者，要是从这个角度诠释焦裕禄更会具有久远的历史价值。话又说回来，如果当时真写“人祸”写“人道主义”，通讯也发不出来。直到现在，我每每翻阅这篇通讯时，依然是止不住热泪，因为它实质上写的是人性、是人道主义精神。这也是这篇通讯的真正魅力所在。

要说明的问题太多，要批驳的问题也太多。就此停笔。从现在起，有关张钦礼和兰考一案的事情我一字不写了。我年已八旬有余，老伴周原在劳改中积蓄多种疾病，现在生活不能自理，我要照顾他。我还有其他的事情在行将告别人世时做完。

 祭坛血魂: 大跃进伟大创举---查例假，摸月经！ [转帖]

作者： 余习广

3.2 查例假，摸月经！

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岁月里，东方红公社的“共产主义新生事物”，竟然煽起了更多干部大搞“共产主义伟大创举”的新激情。一时间，“妇女赤膊赛诗会”、 “妇女赤膊演讲赛”、 “佘赛花赤膊炼钢炉”、 “樊梨花赤膊挑炭队”……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东方红公社的干部们搞出“伟大创举”，灯塔公社的干部更是挖空心思，花样翻新，竟然“发明”出“检查月经”的“共产主义劳动制度”！

女人从少女时代来月经，一直到更年期止。因其月月经血定期来潮，其间不得从事重体力劳动和房事，故亦称之为“例假”。 平江县各人民公社条例中，也明确了妇女“例假”休息的原则。

大跃进声称“解放了妇女劳动力”，“男女都一样”。但是，大跃进不能不让妇女来月经，来了月经还是得休息。而每个女人的月经期不一样，就是同一个女人，其月经期也不一定稳定。

人民公社的干部们，开始为妇女月经期的问题而烦恼。大跃进任务重，妇女今天你请假，明天她休息。当时，好些公社规定：“装病偷懒的一律不得请假”，大多数干部对于病患社员就是一句话：“装病偷懒，明天出工”。但女人月经例假还是得让她们休息吧？一个连队妇女上百号，指导员、连长哪里搞得清哪个妇女哪天是她的例假期？有没有借着例假装病偷懒的？

平江县几个公社的干部，都曾为这个问题向上请示，而不得要领。

灯塔公社三和大队的干部想出了绝招：在全县率先建立起月经登记薄！到期按规定休假三天。

灯塔公社一营二连连长和指导员还是不爽。一些妇女声称：“月经期不稳”，经常和干部们吵吵闹闹要求请假。连长和指导员专门咂摸了好多天，终于开了窍：来没来月经，一查就知道嘛！这两个家伙，为找到“加强共产主义劳动制度的新创举而兴高采烈。当晚，二人在连部干部小灶炒菜加餐，饮酒庆贺。

于是，灯塔公社一营二连发布新规定：建立妇女月经登记薄，“对期的准假三天，不对期的进行检查。”检查的执行人，为该连主要负责人。

这一天，女社员李月莲的经期对不上，比上个月提前了好几天。李玉良连长和指导员按照规定开始询问：“李月莲你是真的还是假哦？”李月莲一脸通红小声说：“这个事还有得假吗？”

“那不行，你说来了月经，哪个晓得嘛。这样吧，按照新规定，你就脱了裤子，让我检查检查吧！”

李月莲一直是队上的积极分子，思想觉悟一直很高，平时口口声声听共产党的话。但是，共产主义觉悟再高，她也不愿意脱了裤子，让人家摸她这个大姑娘一把的程度。她脸红脖子粗地表示坚决不行。

李玉良走上前来说：“这样吧，照顾照顾积极分子，你不脱裤子，让我摸一把。”他一手拉住李月莲，一手伸进她的裤裆中。果然摸到一手血。李连长“哈哈”一笑，批准了她三天假。

李玉良连长和指导员“摸一把”的“先进经验”，在干部们吃夜餐的时候，你一口酒，我一块肉，淫声浪语中传播开来。很快，一些大队干部开始了“摸一把，查月经”。继灯塔公社之后，红旗公社、拥江公社、红色公社、东风公社的一些地方，凡妇女月经不对，干部必查！

对此，我询问过当地的几位过来人：为什么妇女为了三天的例假期，竟然就肯让干部摸一把？人们告诉我：那年头，社员被干部们整的死去活来的，哪里还有人格和羞耻啊？你是想不到的，在那种天天没日没夜地苦战中，人们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够找到休息的机会！不要说摸一把，歇三天了，好些年轻漂亮的大姑娘，为了安排个轻松点的活计，晚上还得陪着干部睡一夜呢！

1958年11月28日，在“平江县人民公社社队干部会议”上，灯塔公社营长、连长、工作干部共166人与会。在讨论发言时，《会议简报》第4期刊登：《灯塔公社干部作风排队》中这样写道：

（7）摸月经。三和大队建立了月经登记薄。四营二连妇女李月莲，不久时间报了二次月经。连长李玉良说她是假货，竟用手去摸。

（8）打赤膊。合胜大队在修水利中,发动社员打赤膊竞赛,男社员打了,就逼妇女打赤膊.他们说”谁不打赤膊,谁就生产没劲头.”参加修水利的2个妇女都打赤膊上阵了。

县委书记朱文轩在平江县委扩干会议上《关于一九五八年工作总结的报告》中，代表县委检讨说，我们的干部作风存在问题，“有的月经来了，不能出工，干部恶劣地喊要他脱裤子检查。”

肖远江:我是公社的”饿死鬼” [转帖]

作者：余习广

　　无论你是凡夫俗子,还是豪杰伟人, 人生一世,总有一些让人不能忘怀的记忆.而公社化以来,跟随我人生大半辈子的绰号饿死鬼",成为我永生的心痛!

　　1960年上半年,我在小学读五年级。当时人民公社体制下,我和社员们一起吃食堂.我的口粮标准,是每天老称八两。十六两为一斤,八两就是现在的五两。

　 这八两是这样安排的:早三两,中二两,晚三两,即新称早1两9,
中午1两4,晚上1两9。菜呢,餐餐是萝卜咸菜,一年四季吃不上一块猪肉,一年三百六十天,见不着一点油星子.

　　饥肠辘辘的肚子,一餐不饱,餐餐不饱,一天不饱,天天不饱。渐渐地,浮肿,干瘦,饿死人的事发生了.一开始,人们还惊天动地,慢慢地,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

　　
饥饿难当,人人都不得不想办法。为了活命,绝大多数人的办法,就是偷。先是偷青,一边干活一边偷吃地里的庄稼,不管他是生是熟,是叶子还是梗子,也不管他被干部逮着往死里揍,人们向是发了疯似的偷!往口里,往家里......

　　
一天放学回家,太阳还没下山,社员都下地里干活去了,院子里空阔静谧,不见人影.我偷偷跑到大队部楼上。目的想要偷点吃的.尽管社员们九死一生,大队干部却个个吃得油头粉面.我想,大队部一定能够找到吃的.

　　
大队部是一座四合院,解放前是一家财主的老宅。这时,连个人影子也没有.我逐间搜索,好不容易在一间屋里,发现了一个小粮仓.粮仓没上锁,里面有荞麦和小麦,这是干部开小灶的私货。

　　这大荒的日子,居然在这里存有比金子还贵的荞麦和小麦,这是是上天要救助我？

　　我欣喜若狂,匆匆跑到家里,拿个筲箕,匆匆回来,把荞麦、小麦挖了一筲箕,端着它,慌慌张张下楼梯.

　　谁知一脚踏空,连人带筲箕一起掉到楼下.幸喜,下面有堆煤灰,不但人没伤,连麦子也没掉一粒.我双臂紧抱着筲箕,笔直落立在煤灰上面。

　　我偷盗成功.在那个时候,父母也不问粮食的来历,救命要紧!一家人美满了好几天.

　　
但是上苍再没有赐予我这样的机会了,饿得实在受不了,唯一的办法,是跟着父亲,上山挖蕨根、土茯苓、剥梧桐树皮充饥.这些东西咽下去容易,屙出来可就难了,肛门涨得流血.母亲只好用棍子,一点一点地帮我把粪渣撬出来,我痛得呼爹叫娘,我妈累得汗流浃背。

　　一天,看到生产队牛栏屋上存放着一大堆绿豆壳,我开始打它的主意。我想:豆角籽好吃,豆角皮也能吃;绿豆好吃,绿豆壳也应当能吃。

　　我用箩筐挑一担绿豆壳回家.我先用晒簟,把绿豆壳晒干,再上磨磨粉,可磨呀磨,一担绿豆壳没磨出半升粉。

　　下到锅里作粑吃,越搅越稀,一尝,太涩了,比吃药还难吃.

　　我正准备倒掉,父亲一脚踏进来,说:“让我吃吧!”他三两下把糊糊吃光了.

　　世界上有许多罪难受,最难受的罪,当数饥饿.

　　那时候,饿肚子不是一天、两天的时间,也不是一月、两月,大跃进是几年的漫长日子.

　　有句古话叫做“衣食足，知荣辱；仓廪实，知礼节”;有句成语叫“饥不择食”.一个人饥饿到极点,一天到晚只想着肚子的时候,什么蠢事也干得出来。

　　
一天,我看到公共食堂的沟坑里堆放着很多烂蕃薯,蚊子嗡嗡的叫.拾起一个看,大头烂了,但薯端还好,我用刀削去烂的,留下好的.再看,上面有些麻麻点点,一尝,带点苦味,也有点酒味,但比蕨根、糠粑之类容易吃得多.

　　我喜得美滋滋的,用刀削去烂的,留下好的,一连吃了二十多个.肚子吃饱了,可一回家里,人也中毒昏倒了。

　　整整一天一夜,我无声无息,爹以为我死了,把木匠请进家里,正式做了一副小棺椁.我被放进棺椁里,正钉棺材钉,要盖棺定论的时候,我突然醒来了,直呼头痛。

　　**复生,这是件奇事,全大队的人都跑来看究竟.

　　他们见我似乎活过来了,一个个又惊又喜.有人瞋怪说:“你这个饿死鬼,烂红薯也呷得的么,这回没死,是老天保佑你。”

　　从此,饿死鬼长,饿死鬼短,在全生产队、全大队,甚至全公社都传开了。

　　从这时候起,“饿死鬼”的诨号就到了我的身上:“饿死鬼,烂红薯好吃吗？”“饿死鬼,你见到了阎王吗？”……

　　其实,我这个“饿死鬼”不该醒来,应该埋掉,因为后来我干了一件大缺德的事——天地不容的事,我居然害死了自己亲生的父亲!

　　
由于偷盗成风、作物刚熟,就被偷吃了,大队召开民兵紧急会议,作出决定:挨家挨户把所有的灶全部铲掉.今后哪家再冒烟火,就把人抓来斗争。灶没有了,莫说偷公家的作物,就是到山上采来野菜野果,也无法熟食了。

　　这时候,大饥荒真正来临了。

　　几千年来,人间流传着一句话,叫作灭绝烟火,这是一句恶毒的咒语,是骂人屋里无烟无火,人都死光了。真没料到,这句咒语在这时验证了。

　　不久,很多人患水肿病了,一病不起,不起就死.

　　所谓民不聊生、饿殍遍野,也就是在这时候出现了。

　　父亲像大多数人一样,患了水肿病.公社得病人太多了.

　　
怎样治疗水肿病?干部们想出个“好”办法,要那些水肿病者,身着棉袄,走进一间四面封闭,里面烧着炭火,烧着一大锅开水的屋里去蒸水肿病。水肿病么,顾名思义,一定是人身上水多而肿,只要蒸出一身汗来,尽了体内的水分就会消肿的。

　　这天,正是烈日炎炎,父亲穿着棉袄,跟一群患水肿病的人,走进了那间屋.一进屋,干部就将门锁上,怕屋里的人受不了往外跑。

　　没过多久,我听到屋里一片叫喊声:“快开门,热死了……闭气啊……出气不赢啊……”门被捶得震天响。

　　
大约半个小时,干部将门开了.打开门,水肿病者夺门而出,一个个水淋淋、汗漓漓的,棉袄也在滴水。凡是在屋里蒸了水肿病的,都可以到干部手里领一张票.凭着这张票,就能到公共食堂领来一份油炸粑。

　　虽然又蒸又补,但父亲的水肿病并没有消,而且日趋严重,后来终于起不了床。他不能走到公共食堂吃饭了,要我把他那份饭端回来,坐在床上吃。

　　
公共食堂开始放“卫星饭”——把米炒了又蒸,蒸了又炒,几蒸几炒,一斤大米居然可以蒸出数倍的饭来。那饭稍一冷却,你咬一口,就明明显显地现出两排牙齿印。这样,食堂说是还按标准吃,但社员吃到肚子里的粮食,还不到原先的一半!

　　
每回,我站到公共食堂领饭窗口,总能看到炊事员一个麻利的动作:用竹刀沿饭钵周围划个圈,整钵饭便一粒不沾地倒进我的大碗里,那钵子坯印,犹如刚从模具里倒出来的产品,挨一下,就能现出痕迹来。

　　天啊,我饿呀!我饿得慌呀!除了大打折扣的早三两、午二两、晚三两外,再没有任何可补充的食物了。我多么想在父亲的这份饭上,吃上一口呀!可这该死的钵子坯印,是绝对挨不得的。

　　一回,不知是炊事员划饭的技术没到位,还是蒸卫星饭的技术停了下来,反正饭倒进我碗里,饭坯都散开了。

　　这回,我端着饭边走边想,饭坯散开了,抓个饭团吃,爹未必知道!

　　主意打定,当我走到萧家祠堂墙角旁的时候,我这“饿死鬼”的魔爪终于伸进了饭碗,抓起一个饭团放入口中,像鸬鹚吞鱼一样,囫囵一下,到了肚子里。

　　吃后,我心里很慌,生怕我父亲怀疑。然而,当父亲接过饭碗时,他并没有问饭坯散的原因,他跟往常一样狼吞虎咽地吃了,然后把碗放到床柜上,一句话也没说。

　　经过这次启迪,我这“饿死鬼”茅塞顿开.

　　以后,每回给父亲领饭回家,路过萧家祠堂墙角旁,我－贼眼顾盼流转,见前后无人,一只魔爪便故意将饭坯弄散,从中抓个饭团放入口中。

　　一连七天,父亲没看出一点破绽.照常接饭,照常吃饭,又照常将碗放到床柜上.

　　到第八天黄昏,天色骤然变,狂风大作,大雨滂沱,屋前的一棵白杨树连根翻倒.

　　这时,我猛然听到父亲大叫:“信宝,饭!饭!饭……”我匆匆跑进房里,见他脸色与往常不同,眼睛瞪着床柜上的空碗,双手紧抓着被子。

　　我慌慌张张跑到公共食堂，将父亲的饭连同自已的那份一起端回,想喂给父亲吃,然而父亲刚吃上一口,就闭上了眼睛。

　　
霎间,我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扑在父亲身上嘶喊:“爹!爹爹!”。可父亲再不能回答我了,我痛哭,我悔恨,但无论怎样痛哭,怎样悔恨,父亲再也不会醒来。天啊,我这“饿死鬼”的血口,竟吃掉了自己亲生父亲的救命粮!

　　自此以后,几十年来,一想到父亲的死,我就痛悔自责不已。每逢清明节,我更是倍感伤心,总要哭倒在父亲的坟前,不知底细的妈,还认为我是个很孝顺的儿子。

　　父亲死后不久,我考入了一所重点中学。据一位老师告诉我,我考试的作文写得好。

　　其实,那篇作文不是我构思出来的,只因完小毕业时,我背熟了老师为我们应考而写的一篇范文,叫做”可爱的家乡”.而考试时的作文题是:”跃进中的家乡”。

　　我还记得,那篇作文的结尾是这样的:“跃进中的家乡啊,你不用笔墨,就是一首壮丽的诗篇,你不用颜色,就是一幅绚丽的画图!”阅卷的老师,怎不欣赏这生花妙笔呢!

　　实际上,应当这样写呀:跃进中的家乡啊,你不用笔墨,就是一首饿殍载道的悲歌,你不用颜色,就是一副哀鸿遍野的地狱图!

注:肖远江,肖瑞怡之网名和化名,小名信宝.文革年代因上书毛泽东,批评毛的国策和路线,被打成反革命.后平反.其事迹见我主编的"文化大革命上书集".

道貌岸然的儒学宗师[转帖]

　　　　作者：周大江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元帝即位前，当世名儒萧望之是太子太傅，对元帝的影响非常大；元帝即位之后，他以前将军辅政，是首辅史高的副手。

　　此人一生都在投机。

　　在昭帝朝，大将军长史丙吉很欣赏萧望之的才学，向首辅霍光竭力举荐他。其时霍光刚刚平息了一起未遂的政变，正在风声鹤唳的余悸之中，对自身的安全非常警惕。进见他的官员百姓，都要提前先搜身，以防不测。

　　其实这样的安全措施原本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萧望之却想在这个问题上做做文章，引起霍光的注意。他在进见霍光时，坚持拒绝搜身，与卫兵相持不下。霍光听说后，让卫兵把他放了进去。

　　见到霍光，萧望之便来了一段“逆耳忠言”，对霍光说：“将军以功德辅幼主，将以流大化，致于治平，是以天下之士延颈企踵，争愿自効，以辅高明，今士见者皆先露索挟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礼，致白屋之意。”

　　其实萧望之的本意，是想借周公求贤若渴的典故（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来比喻霍光，做出一副“刚直”的样子，别出心裁地拍拍这位当朝首辅的马屁。

　　但他却没想到，这一次弄巧成拙地拍到了马腿上。霍光对此非常反感，从此不再搭理他。三年后，与他一同被丙吉举荐的人都已经飞黄腾达，而他却一点儿动静也没有。

　　霍光死后，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夏天，京师长安遭受暴雨冰雹之灾。萧望之便抓住这个时机，上书请求宣帝接见，声称要当面为天子“口陈灾异之意。”

　　宣帝在民间时便听说过萧望之的大名，便派人接见他，还特别叮嘱，让他在进言时“无有所讳” 。

　　“以天变推演人事”向来是儒家经学的看家本事。萧望之通过对长安雨雹的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样的天灾是“一姓擅势之所致”，暗讽霍氏专权。

　　宣帝本来就想利用儒生来打击霍氏专权，便任命他为“谒者”，负责传达皇帝的旨意，时常代表宣帝接见贤良直言之士。没过多久，他便逐渐成为宣帝身边最主要的人事参谋。

　　选派熟习政务的博士或谏大夫充实地方政府的力量，是朝廷当时的一项重大人事政策。萧望之也被外派为平原郡（今山东省平原县）太守。

　　但他想留在帝国的中央，不想到地方去，于是便给宣帝上了一道奏疏，批评这个政策是“忧其末而忘其本”，还冠冕堂皇地说，“朝无诤臣则不知过，国无达士则不闻善，”建议宣帝，“选明经术，温故知新，通于几微谋虑之士以为内臣，与参政事。”

　　宣帝以为他仅仅是嫌平原郡离京师太远，便把他召回朝廷，暂时代理少府一职。就在萧望之重回朝廷后不久，西域地区便发生了一件大事。

　　冯奉世奉命持节护送大宛诸国使者回国，途中接到报告，西域莎车国（在今新疆莎车一带）发生政变，西汉朝廷扶植的原任国王和朝廷的使者双双被害。

　　冯奉世担心莎车国从此坐大，威胁西疆安全；但事情紧急，根本来不及向朝廷请旨。于是，他便自作主张，以所持之节，从西域诸国征兵1万5千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下了莎车城。“莎车王自杀，传其首诣长安。诸国悉平，威振西域” 。

　　消息传回长安，丞相和将军们都认为“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土之赏。”

　　但萧望之独不然。他认为冯奉世“擅矫制违命，发诸国兵，虽有功效，不可以为后法。”宣帝竟然依从了他的意见，没有封赏冯奉世。

　　其实这是自命不凡的萧望之看到冯奉世立下了不世奇功，担心他取代自己在宣帝心中的地位，便故意打击人家，以“防”患于未然。

　　宣帝确实也认为萧望之“经明持重，论议有余，材任宰相，欲详试其政事，复以为左冯翊”。

　　西汉王朝把京畿地区分为3个行政区,即京兆尹、左冯翊和右扶风，合称“三辅”。“三辅”地区的行政区名称分别与其最高行政长官的官职名称相同。

　　萧望之并不理解宣帝的良苦用心，以为自己是被“贬”为地方官，对这个任命非常不满意，便矫情地提出要辞职。

　　宣帝爱才心切，派人给他做思想工作，明确告诉他，这次外派是为了考查他治理地方的才能，以便日后重用。萧望之这才接受任命，在左冯翊任上干了3年便升任大鸿胪，位列九卿。韩延寿接任左冯翊。

　　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御史大夫丙吉升任丞相。萧望之便再获升迁，递补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负责监察百官。

　　但就在此时，另一颗悄然升起的政治明星发出来的光芒，显然触动了萧望之的神经。此人便是左冯翊韩延寿。

　　接替萧望之任左冯翊之前，韩延寿先后在淮阳、颍川、东郡三地做过太守。所任之处，他都用最长不超过3年的时间，便迅速使之“大治”。他在宣帝朝地方大员中的名声，仅次于“天下第一太守”黄霸。

　　韩延寿身边的一个小官吏向萧望之“告发”说，韩延寿在东郡在太守任上，曾经挪用千余万公款私放高利贷。

　　萧望之如获至宝，赶紧向丙吉报告。丙吉大概看出了其中的玄机，便敷衍他道：朝廷这几年已经接连多次大赦天下(说明正在实行宽政)，像这种事情没有必要再追究。

　　但萧望之却不肯善罢甘休。他借口派人去东郡调查其他事情，“顺便”了解了一下韩延寿的情况。

　　韩延寿毕竟在朝廷做官的时间不长，远不及萧望之那么谙熟于宫廷政治的手腕。他显然被萧望之的举动弄得有点儿乱了方寸，也安排人调查萧望之任左冯翊期间挪用朝廷祭祀经费放高利贷的事情。

　　仅仅掌握了一份当事人的口供之后，在没有任何“铁证”的情况下，韩延寿便迫不及待地一边上书弹劾萧望之，一边向宫中警卫部门发出公文，禁止他入朝。

　　萧望之终于抓住这个致命的把柄，给宣帝上书说：我曾经接到对韩延寿犯罪的举报，因御史大夫职责所系，不可能不过问；但如今却被他挟持，不能入朝进见。

　　宣帝震怒，下令彻查他们双方的问题。

　　这么一来，韩延寿就被动了。他手头并没有多少对萧望之不利的证据；但萧望之却把韩延寿的“黑材料”准备得非常充分——毕竟人家是吃这碗饭的。

　　韩延寿在东郡期间的“乡射”、“都试”、“讲武”等等一系列原本非常经典的政事，都被萧望之说成是“上僭不道”，言下之意是说他妄行天子仪仗；还把他“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约誓明”说成是用公款私置属吏，言下之意是说他私结同党，图谋不轨。

　　上述罪名如果成立，样样都是死罪。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避免宣帝生疑，萧望之表白道：我自己此前曾经被韩延寿弹劾过，如今又反过来弹劾他，百官一定会认为我是在报复他。因此，请求陛下将此案提交丞相、九卿和博士公议。

　　萧望之这一招，看似险棋，实则十拿九稳，因为他有如下3层“安全保障”：

　　第1层，丞相丙吉不可能发表对萧望之不利的意见。理由有三：

　　其一，丙吉在前些年与赵广汉的冲突中，时任丞相司直的萧望之率先站出来竭力反对后者，并致其死。丙吉等于欠了他一个人情。

　　其二，此时的丙吉已近垂暮之年。在他退休或去世后，如无意外，当由御史大夫萧望之继任，他不会贸然得罪自己的继任者；否则，无异于给自己的晚年和子孙后代制造麻烦。

　　其三，即使丙吉想支持韩延寿，手头也没有有力的证据。

　　第2层，除了丞相之外，萧望之更不必担心其他人敢站出来反对。理由同样有三：

　　其一，萧望之身为御史大夫，掌管百官监察，多数人不敢得罪他。

　　其二，即便有个别人提出反对意见，但他萧望之手头有准备充分的“黑材料”，完全可以“以证据说话”，轻松驳斥之。

　　其三，萧望之身在朝中为官，韩延寿却不在。按人之常情，如无特殊的原因，通常不会有人当着一个人的面去支持另一个不在场的人。

　　第3层，在前两层保障之下，朝廷必然会形成对韩延寿不利的舆论，而这样的舆论必然会进一步引发宣帝对韩延寿的愤怒，从而在短时间内下令处死他。退一万步说，即使宣帝事后冷静下来，有所悔悟，但对业已形成的公论，也不好随便推翻。

　　有了以上3层安全保障，事态的发展就不可能超出萧望之的预期。宣帝“果然”要求三公及九卿公议；公卿们的意见“果然”是众口一词地力挺萧望之。

　　这样的结果如同一滴黑漆掉在了洁白的锦帛之上，显得分外刺眼，令人反感。宣帝对此极其厌恶，判处韩延寿斩首弃市。

　　数千名男女老少和官员百姓，从四面八方赶到韩延寿的受刑地——渭城（在今陕西咸阳市西北），簇拥在他的囚车周围，争相给这位昔日的父母官献上好酒和烤肉。

　　韩延寿不忍拒绝，每个人敬的酒他都喝，总共喝了一石多。

　　他请前来送行的旧部分头感谢百姓们说：有劳大家远送，我韩延寿今天虽死无所恨了!

　　“百姓莫不流涕。”

　　临死之前，韩延寿一切都明白了，但一切都晚了。他告诫自己的三个儿子以自己为戒，韩氏子孙世代都不要再做官。

　　成功狙击冯奉世和韩延寿两位重量级宿敌之后，春风得意的萧望之，欲望空前膨胀，开始愈发急迫地死盯着丞相的位置。

　　他想把丙吉拉下马，好让自己顶上去，于是便向宣帝上书说，“百姓或乏困，盗贼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职。三公非其人，则三光为之不明，今首岁日月少光，咎在臣等。”

　　这些话表面上是自谦，但明眼人一看便知是在攻击丙吉。但他低估了丙吉在宣帝心中的份量。

　　宣帝出生才数月，便遭遇了“江充巫蛊事件”，虽然得以幸存，但仍收押在诏狱中。当时的典狱长丙吉冒死把他保护了下来，在狱中供养到5岁。虽然对宣帝有救命再生之恩，但丙吉却始终守口如瓶，只字未提。后来还是一个及其偶然的机会，宣帝才获知全部内情。

　　萧望之这一次显然失算。宣帝为此很不愉快，派人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顿。

　　其后不久，又有丞相司直（协助丞相掌管监察）繁延寿上书举报萧望之所犯之罪四宗：

　　其一，慢侮老丞相丙吉。

　　其二，经常指使下属官员驾着自家车马，去杜陵老家为他办私事。

　　其三，让幕僚穿着官服为他老婆的马车开道。

　　其四，指使幕僚替他做买卖，还让人家自己掏腰包，拿出10万3千钱来作为经营利润。

　　宣帝将萧望之贬为太子太傅，与原任太子太傅黄霸对调。仅仅数月之后，丙吉去世，刚刚上任的御史大夫黄霸升任丞相。

　　元帝即位后，史高位居首辅，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分管皇帝秘书处），主持中央日常事务。萧望之虽然只是史高副手，但显然更得元帝的信任。

　　史、萧二人向来不和。早在宣帝朝，弘恭、石显便与史高暗中结成同盟，在朝议中常常与萧望之一派的意见相左。元帝即位之初，萧望之便向元帝建议防止宦官和外戚参与朝廷机要。元帝不听。两派的矛盾更加不可调和，很快升格为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曾任太子太傅的萧望之曾经成功地使元帝迷信儒学才是唯一正确的“王道”，彻底排斥法家刑名之学的“霸道”，放弃西汉王朝“以霸、王道杂之”的传统治国理念。以至于这位新皇帝竟然不知道“谒者召致廷尉”的术语，便是“派廷尉将某某人逮捕入狱”的意思。

　　恭弘、石显二人在史高的暗中支持下，诬告萧望之、周堪、刘更生（后更名为刘向）三人在宣帝朝便结为朋党、诋毁大臣、离间皇亲，企图专擅朝政，建议对他们“谒者召致廷尉。”

　　元帝误以为不过是让廷尉去过问一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让他们不要太忘乎所以；于是便不假思索地批准了弘恭、石显二人的意见。

　　事隔多日，元帝因故要召见周堪生和刘更生，这才知道他们早已经被逮捕入狱（时称“系狱”）。

　　元帝大吃一惊，愤怒地责问弘恭、石显：你们不是说只让廷尉去过问一下吗？为什么要逮捕入狱呢？

　　二人赶紧免冠叩头谢罪。

　　元帝倒也没有深究，便让石显去通知将萧望之等人无罪释放，继续供职。

　　这时候，史高站了出来。

　　他向元帝进言道：陛下刚刚即位，还没有形成“德政”之名；如果让天下人知道陛下为了自己的师傅而朝令夕改，影响不好；不如顺水推舟赦免其罪。

　　元帝只好采纳了他的意见。

　　问题在于赦免其罪并不等于无罪。因此，萧望之的官是做不成了，便稀里糊涂地被免职回家，周、刘二人也被免为庶人。

　　元帝被弘、石二人这么一戏弄之后，竟然没有丝毫的警惕，反而对他们宠信有加。这样的表现看上去令人匪夷所思，实质上，是元帝“平衡法”的必然结果。

　　萧望之稀里糊涂被罢官之后几个月，元帝越想越不对劲，便又下诏重新起用他，赐以关内侯、给事中，位次将军，每月初一、十五两次入朝进见。

　　这显然是在为萧望之的东山再起铺平道路。元帝的本意是要任命他当丞相。

　　但就在这个关节眼上，萧望之却操之过急，指使儿子王伋上书，要为自己###。自己的处境刚刚有点儿启色，立足尚未稳，未经周密谋划和冷静评估，便冒冒失失地“反守为攻”，焉有不败之理？

　　元帝指示有关人员立案调查。

　　承办官员后来上书说，此前对萧望之的处罚，都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并没有人冤枉他；他不但不认真反省，反而指使儿子上书颠倒是非。这样做实在有失大臣之体，是对天子的大不敬，请求逮捕他。

　　不用说，这些官员早已经被史高或弘恭、石显二人“搞掂”了。

　　紧接着，弘恭、石显便趁热打铁地向元帝进谗言：萧望之在此前辅政期间，就企图排斥许嘉和史高，以达到专权擅朝的目的；如今幸蒙陛下圣恩，对他免于处罚，还重新给他赐爵封邑，允许他参与朝政。但他自以帝师自居，非但不感恩反省，反而心怀怨气，指使儿子上书，企图归错于陛下；如果不把他抓到监狱里杀杀其威风，恐怕陛下今后对他再好，他也不会领情。

　　元帝犹豫不决地说：萧太傅的脾气向来刚烈，他怎么可能让狱吏收监？

　　二人劝道：他这次犯的错，不过是说话有些过火，不是什么大罪，想必他不会有什么想不通的。

　　元帝便答应了。

　　弘恭、石显将皇帝的诏令密封好，交给谒者（宫中传令官），敕令其亲自交到萧望之手中；同时，令太常(九卿之首，主管祭祀)紧急调动执金吾（负责督察京师及附近地区治安）的部队迅速包围萧府，故意制造紧张氛围。

　　摆出这样的架势，分明是要给萧望之做出一个假象：他这次犯了很严重的大罪。萧望之果然上当，当真就要自杀。但萧夫人劝阻了他，认为这不像是皇上的本意。

　　萧望之一时拿不定主意，便向正巧在场的门生朱云征求意见。这位朱云是出了名的“轻死重义”之士，年轻时便时常与各路豪侠相往来，40多岁了才拜萧望之为师，学习《论语》。他反过来劝老师自杀以保名节。

　　这下弄得萧望之没有了台阶下，不自杀都不行了。

　　萧望之的死讯传来，元帝闻之大惊，两手一拍，撕心裂肺地喊道：先前我就担心他不肯就捕，这回果然冤杀了我的恩师！

　　正好遇到太官进御膳。元帝痛悔不已，为之却食，“哀恸左右”。

　　悲恸之余，他便把石显等人召来，把他们狠狠斥责了一番。

　　——这位书生皇帝显然并没有察觉出此事背后的阴谋。

　　石显等人还是和上次一样免冠、叩头、谢罪。

　　过了好半天，元帝的情绪慢慢平静了下来。他想了想，事已至此，再骂他们也于事无补，于是便不了了之。

受人摆布的代总统[转帖]

　　　　作者：李永铭 范小方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在李宗仁就任副总统的这一年，国共两党军事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且这种变化还在继续之中。1948年10月，也就是长春解放的关键时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针对蒋介石集团面临土崩瓦解的恶劣情势，向马歇尔主持的国务院提出了五点建议，其中第二项即“是否可建议委员长退休，让位于李宗仁”，并悄悄地进行和谈活动，以期借此迫蒋下台。

　　不久，白崇禧忽然从汉口发出“亥敬”电(亥代12月；敬代24日)，呼吁蒋介石与###恢复和谈。电云：“望乘京沪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争取时间。”30日，白又向蒋发出“亥全”电，重申前电主张。

　　蒋介石面临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各条战线上的致命挫折，不得不开始从财产转移、人事安排等方面作下野准备。

　　这年除夕，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设晚宴，邀请国民党中央常委和其他军政要员吃“团圆饭”。他以低沉的语调说：“现在局面严重，党内有人主张和谈，我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不能不有所表示。现拟好一篇文告，准备在元旦发表。”并不时地用探询的目光看看李宗仁，而李宗仁却不动声色。蒋介石大为恼火，待张群把《文告》读完后，便直接询问坐在右旁的李宗仁对《文告》有什么意见。李回答说：“我与总统并无不同意见。”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声称“引退”。其实蒋介石并没有下野的准备。司徒雷登看到蒋发表《文告》后，迟迟不肯下台，非常焦急。1月17日，司徒雷登秘密前往李宗仁在傅厚岗的官邸，研究他们的燃眉之急。司徒雷登还没有落座，就气急败坏地说：“蒋介石先生也太不识时务了。作为一个绅士，我简直为他这种厚颜无耻的行为感到羞惭。《文告》发表半个多月，可他还是赖在总统的位置上，不肯滚蛋。”李宗仁很清楚，美国政府的这种态度，为自己登上国民政府总统的宝座，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但他却采取“欲擒先纵”的策略，故意显得对于此事不十分热心。他说：“大使先生对中国的局势十分关怀，这是国人所共知的。至于蒋介石总统的进退，也只看局势的发展，听其自然。”1月21日，蒋介石在各方面的压力下，凄然地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李对这个“代”字极为不满，声称“名不正，便不就职”。白崇禧也说：“要做就做真皇帝，切不要做假皇帝！”但法律权威的结论是：“蒋先生辞职未经国民代表大会批准，李副总统继任总统也必须由国民代表大会追认，在法律手续未尽之前，李先生只是代行总统职权。”

　　李宗仁无可奈何，于1月22日就任代总统。他发表文告说：蒋介石“轸望国家之艰危，顾恤人民之痛苦，促成和平之早日实现，决然引退，宗仁依据《###宪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代行总统职权……决本和平建国之方针，为###自由而努力”。这时李宗仁的最大愿望，就是企图与共产党两分天下，隔江而治。因此，他一上台，就积极进行“和谈”活动，以延缓国民党政权的垂亡。同时，整顿军队，加强实力，与中国人民解放军隔江对峙，分庭抗礼。然而，这仅仅是他个人的如意算盘。蒋介石下野之前，已准备放弃大陆，退保台湾。“引退”后，他在溪口建立电台7座，控制国民党的军政事务。

　　李宗仁上台的当天，为了表明企求“和平”的诚意，电邀李济深、章伯钧等共同策进和平运动；同时指示行政院作出决议，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钟天心为和谈代表。23日，他听到###广播关于和谈四条声明后，于第二天又指示行政院办理“七大和平措施”。27日，李宗仁致电###中央毛泽东主席，请迅速指定和谈代表与谈判地点，并谓南京“政府业已承认，以贵方所提的‘八项条件’作为和谈的基础”。

　　在这期间，李宗仁为落实其所谓“七大和平措施”，释放“###”，曾先后以“代电”和亲笔信指令参谋总长顾祝同负责释放张学良、杨虎城，而顾祝同却把这一事推给陈诚、张群。他只好又派程思远专程到台湾与陈诚面商此事。陈与顾祝同一样，采取顾左右而言他的策略，对程思远说：“蒋先生的事你是了解的，像囚禁张学良这件事，他从来不使别人过问，所以我也不闻不问。”程知道释放无望，便返回上海。

　　不久，人民解放军经过淮海战役后，已逐渐迫近长江北岸。2月，国民政府国防部召开江防紧急会议，李宗仁等主张将主力自南京向长江上下游延伸，江阴以下江面辽阔，不易强渡，可不必用重兵防守。而掌握实权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声言此方案大违总裁意旨，要将主力集中于江阴以下，以上海为据点，集中防守。并说：“这是总裁的方案，我必须执行。”有的人认为这是自杀政策，在战略及战术上均属下策，与其争辩。汤却说：“我不管别人，总裁吩咐怎么做便怎么做！”说着，把文件一推便冲出会场，扬长而去。李宗仁望着何应钦、顾祝同说：“这局面如何收拾？”

　　在经济方面，李宗仁接过来的也是一个完全崩溃的乱摊子。原国库里的全部银元、黄金、美钞，蒋介石早已密令运往台湾。为了维持军政开支，李宗仁曾命行政院指示财政部，从台湾运回一部分银元、金钞备用，但负保存责任的陈诚，奉蒋暗示，竟充耳不闻，无言抗命。这样，李宗仁主持的国民政府便大量印发原已一文不值的“金圆券”，致使币价贬值一日千里，金融市场完全崩溃。

　　面对这种局面，李宗仁打算“致力促蒋出国”，企望掌握实权。在这之前，张治中与司徒雷登在南京有过多次接触。他们都感到“蒋在溪口操纵一切，实为南京政府进行和谈的障碍”，主张“劝蒋出国一行，以便李宗仁得以集中政府权力，推行其企求和平的政策”。后来，张治中和李宗仁也商讨过此事，都表示同意。因此，3月3日，张治中和吴忠信乘飞机抵奉化，来到溪口。蒋介石同他们寒暄几句后，就气急败坏地说：“你们是来劝我出国的，报纸已经登出来了。他们迫我下野是可以的，要迫我亡命就不可以。下野后，我是个普通国民，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这里是我的家乡！”几句话就把张、吴的口封住了。

　　李宗仁看到促蒋出国不成，便着手改组内阁。正好这时，孙科提出辞职。李宗仁与白崇禧等商讨后，推举何应钦为行政院长组阁。何于23日就职，第二天，召集行政院政务会议，重新指定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等为和谈代表，并推张治中为首席代表，成立代表团。4月1日，代表团飞抵北平，住在六国饭店。当晚，###中央副主席、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设宴招待。随后，张治中等一面与李济深等接触，一面与林伯渠、叶剑英、聂荣臻、李维汉等联系及访谈，主要就战犯问题和渡江问题，一再交换意见。但是，李宗仁的主观愿望，还是坚持解放军不渡江，让南京政府盘踞半壁江山，徐图后计。这样，不得不将正式和谈时间推延。直到13日晚9时，才在中南海勤政殿正式举行了第一次和谈会议。###首席代表周恩来提出了《国内和平协定》。黄绍竑等将《协定》最后修改案带回南京后，住在溪口的蒋介石行使了最终否决权。李宗仁接着在备战和谈的第二次会议上作了悲愤激昂的讲话。他告诉黄绍竑说：“你回北平告诉张文白，叫他向###代表团力争，取消逮捕战犯这一条，我愿意以国民政府代总统的身份到北平去负荆请罪；内战罪责，由我一人承担，但不要再追究国民政府所属的军政人员过去的罪过。其他各条款，我们都愿承认，并认真执行……”实际上，掌握桂系军权的白崇禧已做出“只要###坚持渡江便不能接纳和议”的决定。这对李宗仁又是一个制约，他不可能批准代表团在《协定》上签字。

　　4月20日午夜，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出的在和平协定上签字的最后期限已经到了。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联合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这时，李宗仁更加慌了手脚，一筹莫展。第二天，只好会同白崇禧等飞往杭州，与幕后操纵局势的蒋介石会晤。行前，他与白商议，要同蒋介石“摊牌”：在###大军渡江以后，蒋、李只能择一负责领导政府，要么蒋复职，李出洋；要么蒋出国，让李拥有指挥军政的全部权力。可是，当李宗仁一到杭州，蒋介石就拿出一份电稿说：“这是一份通电，准备由我们两人联名发出，声明共产党毫无诚意，和谈已经破裂，中国国民党政府昭告内外，将继续作战到底。”他不料蒋有此一手，就转弯抹角地说：“我是为和谈而来的，如果继续作战，最好还是总裁复职。”蒋那时注意到美国人的态度，无意复职，便拍着李宗仁的肩膀说：“和谈由你负责，战争也由你负责。请你勉为其难，毋萌退志。”李宗仁无可奈何，悻悻然飞回南京。

　　李宗仁返抵南京的当晚，城里已经是一片败退景象。他想到屡屡遭到蒋介石的暗算，不觉百感丛生，即与左右亲信商议，决定同蒋分道扬镳，各行其是。第二天，他乘“追云”号专机飞离南京，未去广州，而是飞往桂林。接连数晚，李宗仁与广西军政要员聚于私邸谈论时局。他们认为，失败已经注定，蒋介石必然凭借优势的海空军，退保台湾一隅，建立一个小朝廷。到那时，我们在大陆全部溃败，恐怕想进入台湾谋一枝之栖也不可能。一些军政头目联名向李宗仁提出：“广西省内尚和平稳定，桂籍军队亦尚有二三十万人，据险而守，与###作有条件的和谈。”然而，李宗仁要与蒋介石分道扬镳，必须得到白崇禧的支持。4月18日，他派程思远专程去武汉，接白崇禧到桂林商事。白一见程思远，就指责李宗仁“庸而好自用”，一误再误，“是一个扶不起来的人”，经程苦劝，才同意回桂林。蒋介石见李、白之间已出现裂痕，便使出惯用的手法，拉拢白崇禧，分化桂系。后来，在白崇禧等人的压力下，李宗仁被迫前往广州。5月21日，他发表《告全国###》，重申“戡乱”到底的决心，号召“###到底”，在政治上又一次与蒋介石同流合污；在军事上，提出把汤恩伯部调往大庾岭一线，与解放军决一雌雄的部署。结果，上海解放，长沙起义，国民党军也按蒋的指示将通往广州的关卡全部放弃。蒋介石与李宗仁的关系又一次恶化。

　　9月中旬的一天，李宗仁特地打电话约蒋介石单独谈话。二人坐定之后，李宗仁对蒋介石说的第一句话便是：“今天我是以国家元首的地位来对你谈话。”他首先搬出国家的最高名器，就是要压制蒋的妄自尊大的心理，而服服帖帖地静听李对他的指斥。 李宗仁把蒋过去的过失和罪恶一件件地数给他听，并说：“你过去每把事弄糟了，总是把责任和过失推到别人身上。例如东北剿共的失败，徐蚌会战的全军覆没，你说是军队不听你指挥；又如发行金圆券，引起全国经济恐慌，人民破产，自杀成群，你不躬自反省，反责备人民不拥护你的经济政策；再如你纵容特务，滥捕学生及爱国人士，引起舆论指摘，你不自疚，反说是本党同志不听你话所使然……凡此种种，真不胜枚举！”他接着说：“你此番已是第三次引退，你当时曾对张治中、居正、阎锡山、吴忠信各人一再声明，五年之内决不过问政治。此话无非暗示我可放手去做，改弦更张，不受你的牵制。但事实上你所作所为却完全相反。不仅在溪口架设七座无线电台，擅自指挥军队，且密令京沪卫戍司令汤恩伯亲至杭州逮捕浙江省主席陈仪，并擅派周碞接替。嗣到台湾之后，复命汤恩伯到福建挟持福建省主席朱绍良离闽，擅派汤氏代理福建省主席兼绥靖主任。凡此皆属自毁诺言、目无政府的荒唐行为！”蒋介石默坐听李历数其过失时，面色极为紧张尴尬。当李有所责问时，他只是支支吾吾，讷讷不能出口。最后竟含笑向李宗仁道歉，请他原谅。李宗仁言语已尽，不再多言，起身告辞，蒋也跟随下楼，送李登车而别。蒋、李终于割袍断义，再未晤面。

　　11月间，白崇禧所指挥的华中部队彻底溃败，李宗仁在政治上赖以生存的条件也就随之而消失。11月20日上午，他以胃病复发为由，从南宁乘专机飞往香港，当天就住进太和医院。此后，他又严辞蒋介石派出的几伙说客的劝告，于12月5日携其夫人郭德洁、长子李幼邻、次子李志圣及下属和秘书等十余人由香港飞往美国，医治胃溃疡。在李宗仁出国后的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大陆已经基本解放，回大陆已不可能，而去台湾无异于自投罗网，“恐欲求张汉卿第二也不可得了”。无奈他只有在美国暂居下来。

　　李宗仁赴美不归，还占据着“代总统”的名位，这让急需名正言顺地复职重当“总统”的蒋介石非常不满。台湾“监察院”、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一次次地致电李宗仁，促其返台，都被李宗仁一一借口回绝。1950年2月21日，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再电李宗仁，限其三日内返台，否则放弃“总统”职务，如不照办，则由蒋复职。3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宣布“复职”。李宗仁立即在纽约举行记者会公开指责蒋复职是违宪之举。其实李与蒋打交道数十年，明知斥责无济于事，但他偏要做出“总统”的样子，不过是想保持一点尊严罢了。

　　蒋介石在台复位，李宗仁决定定居美国，但他们的争斗仍在继续。当李闻知蒋欲做终身“总统”时，特于1954年1月致函蒋介石：

　　迩者，总统六年任期届满，正是吾侪还政谢罪之时，岂意私心恋栈，竟欲令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违法选举第二届正副总统，舆论哗然，国际侧目。中外人士，均认为此种选举，违法乱纪，决不可行。深望深长考虑，以免蹈袁世凯、曹锟之覆辙。

　　蒋介石对李的信不予理睬，他讨厌李在美国指手画脚，说三道四，于是指示“监察院”提出“弹劾副总统李宗仁违法失职案”，然后经“国民大会”投票表决，罢免了李宗仁的“副总统”职务。从此，李宗仁成了流落异乡的一介平民，与蒋介石的最后一丝联系也断绝了。

穿梭于贫困地区的“健康快车” 铁轨上的医院[转帖]

中国农村有数百万名白内障患者，因为贫困和医疗资源不平衡而无法得到治疗。 “健康快车”专为这一特殊群体而设立，是建在火车上的眼科医院。

早晨7点40分，东风镇双龙村60岁的村民熊泽祥，在护士的带领下，摸索着来到检查室。熊泽祥患白内障多年，去年双眼失明。他正等待着一次手术。不过，这里不是医院，而是四节火车车厢。车内有顶级的白内障手术设备和来自北京的医学博士。这四节车厢被称作“健康快车”。它们挂在机车后端，穿梭于中国贫困地区，免费为各地贫困白内障患者进行手术，已逾十年。

车厢被分割为两个手术间和一个在中间的消毒室。两套专门治疗白内障的超声乳化设备分立两旁。每个手术台前，都有一位医生、两位助手。消毒室有一位护士。

列车窗外，弥漫着燃烧垃圾的刺鼻味道，偶尔有大型货车轰隆隆开过运送粮食——列车停靠的地点，是四川省资阳市国家贮备粮库的铁路盲端。

熊泽祥说，2009年2月初，一张宣传单从镇医院发到各个生产队，通知免费做白内障检查，“筛选上的免费手术”。 “老百姓之间就传开了，3月21日我们就到市人民医院检查。 ”他说。

到市人民医院前，镇上的医生先进行一次粗筛。熊泽祥有幸入选。他等了三个月后终于登上了这“趟”列车。这一天要进行手术的有34位患者，大都是他同村或邻近同乡，所经过的筛选过程大致相同。

第一台手术从开始到结束，一共不到20分钟。医务人员一旦走出手术间，所有衣服都必须重新消毒更新。为了节省经费，这些医生和护士每天早上8点一进入手术间，就会把一天的任务量连续完成，然后再吃午饭，这通常要到下午两点。

助理护士把第一台手术用过的刀具推到隔壁的消毒室，再回到手术室打开一套新工具，做术前准备。此时，第二个病人已经被搀扶着坐到手术间。同样的工序和叮嘱。车厢里只有手推车滑过地面的声音。

今年38岁的主治医生侯宪如博士是北大人民医院眼科的副主任医师，和他一同上车服务的主治医师曲进锋，在北大人民医院获得博士学位。护士宗彤在北大人民医院工作十几年，是综合手术室的护士。其他的助手都来自资阳市人民医院。

北大人民医院是“健康快车”的长期合作单位，其眼科医护人员很多都上车多次。“健康快车”是1997年由香港市民捐款筹建捐献的，到现在已有4组机车。目前由专门的基金会负责筹款，由卫生部协调，每年到三个地方停靠并进行手术，每个地点驻扎三个月。一般情况下，来自北京的医护人员会跟车一年，只有中途更换地点时可以回京休整两周。

这些医护人员在原单位保留基本工资，健康快车基金会每月每人提供4000元补助。每一个地点平均进行1100例手术。 “按照这个工作量，我们如果在医院，收入差不多是这个的四倍。”医生侯宪如说，“这个都无所谓了，这个事是有成就感的。 ”

作为助手，当地医生可以在北京主治医师的指导下进行几台手术。资阳人民医院是二甲医院，在当地排名第二。乡村医疗点对白内障束手无策。 “健康快车”来之前，甚至需要专门有人到村里对基层医生培训如何判别白内障。

这组列车的运行需要多部门配合，涉及当地铁路、公安、卫生等多部门。每年年底，健康快车办公室会根据地方申报，确定第二年服务地点名单，经过实地考察，确定最终路线。多年运作下来，有了现在的流程，车上一位车长，从北京带来两位医生和两位护士、一位电工。其他人员都由停靠地调配。

北京各医院的年轻医生把能上车工作看作一次机会——在本院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达到如此多的手术实例训练。对于各停靠地的医院助手，则将上车当作最好的进修机会。 “手术中间，我们会教他们一些东西。 ”侯宪如说。

几年前，“健康快车”去广西河池。桂林当地的医生自费坐火车到“健康快车”的停靠地。“那些医生都扒在窗边看手术。”车长董淑珍说。当年，车上所用的超声乳化设备更是为边远医院未曾见过。

据卫生部统计，中国白内障患者每年增加50万。“怎么做都做不过来，所以能把当地医疗水平带起来才真的有用。 ”董淑珍说。现在列车每到一处，都会选取当地医院眼科方面的人员上车做助手。按照“健康快车”的规定，每到一站，需要当地医院提供医护人员共9人作为助手。截至2008年底，“健康快车”到过83站，各地助理医护人员参与人数接近800人。“健康快车”也在四川等地建立了14个培训中心。

“健康快车”的全部费用，都由基金会募款。据基金会项目主任刘英霞介绍，2008年大陆地区筹款接近4000万。截至2008年底，已超过8万名患者在“健康快车”上复明。（摘自《中国新闻周刊》第16期作者杨时李赫然）

豆腐渣战舰坏事 [转帖]

　　　　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

　　——忽必烈两次出征日本失败
　　朱 翔

　　日本广泛流传着这样的传奇故事：“神风”在元朝时期曾两度施威摧毁蒙古入侵者的船舰，将日本从危难之中解救出来。此后数百年中，日本人一直对“神风”顶礼膜拜，兴起了大规模拜神的活动。然而，最新的科学发现却否定了这个传奇故事。近期发表在英国《新科学家》周刊的一项考古新发现指出：拙劣的造船工艺和船体设计是导致蒙古舰队葬身鱼腹的主要原因。

　　公元1274年，忽必烈第一次远征日本，遇上台风，日本人称是“神风”救了他们。

　　历史记载，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元世祖忽必烈命风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立，以900艘战船，1.5万名士兵，远征日本。元军在战争开始阶段取得了很多辉煌战果。

　　井上靖这样记载：蒙古于“公元1274年10月初，占领了对马、壹岐两岛，继而侵入肥前松浦郡……使日军处于不利，不得不暂时退却到大宰府附近。元军虽然赶走了日军，但不在陆地宿营，夜间仍回船舰。当元军回到船舰后，恰遇当夜有暴风雨，元舰沉没两百余只，所余元军撤退，日本才免于难。”

　　台风乍起之时，当时由于不熟悉地形，元军停泊在博多湾口的舰队一片混乱，不是互相碰撞而倾翻，就是被大浪打沉。午夜后，台风渐停，但暴雨又降，加上漆黑一片，落海的兵卒根本无法相救。忻都怕日军乘机来袭，下令冒雨撤军回国。此役，元军死亡兵卒达1.35万人。日本史书则称之为“文水之役”。

　　第二天即10月22日早，日军在大宰府水城列阵，但不见元军进攻，派出侦察人员始知博多海面已无元军船只，元军撤退了。日本朝野对突如其来的台风赶走元军十分惊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拜神活动，称为“神风”。

　　至元十八年（1281年），忽必烈第二次东征日本，两个月之后，又是一场巨大的台风让元军惨败。

　　当时，忽必烈“以日本杀使臣为由，结集南宋新附军10万人组成一支大军远征日本。兵分两路，洪茶丘、忻都率蒙古、高丽、汉军4万，从高丽渡海；阿塔海、范文虎、李庭率新附军乘海船900艘，从庆元、定海启航”。高丽国王为元朝“提供了1万军队，1500名水手，900只船和大批粮食”。然而，日本守军已有前次抗击蒙古的经验，他们在箱崎、今津等处沿岸构筑防御工事，并以精锐部队开进志贺岛，与东征元军进行激烈战斗。

　　元军因内部高丽、汉、蒙古统帅之间的矛盾而不能协调作战。这样，“蒙古军在毫无荫蔽的前提下，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双方对峙达两个月之久，蒙古军队没有看到胜利的希望。两个月之后，一场巨大的台风袭击了库树海岸，蒙古军再次企图撤入海上，但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

　　“在此次台风袭击下，蒙古东路军损失1/3，江南军损失一半，一些靠近海岸的士兵被日本人屠杀或溺死。”汉文史料也记载，由于元军战船“缚舰为城”，因而在“波如山”的台风袭击下“震撼击撞，舟坏且尽。军士号呼溺死海中如麻”。蒙古人第二次东征日本又以惨败而告终。

　　美国考古学家对打捞上来的蒙古战舰残骸进行了仔细研究，发现蒙古战舰粗制滥造，质量低劣。

　　虽然，在古代文献中确实能够找到关于那两场日本沿海台风的记载，然而根据现存证据，研究人员并无法判断出那场风暴的具体强度，以及风暴与蒙古舰队的沉没究竟有多大关系。美国得克萨斯州农业机械大学的考古学家兰德尔·佐佐木对1981年从高岛附近海底打捞上来的700多块蒙古战舰残骸进行了仔细研究和分析。

　　佐佐木表示：“很多蒙古战舰龙骨上的铆钉过于密集，甚至有时在同一个地方有五六个铆钉。这说明，这些肋材在造船时曾反复使用，而且很多龙骨本身质量就很低劣。”

　　据汉文史料记载，至元十一年（1274年）正月，忽必烈命令高丽王造舰900艘，其中大舰可载千石或四千石者300艘，由金方庆负责建造；拔都鲁轻疾舟(快速舰)300艘，汲水小船300艘，由洪茶丘负责建造。并规定于正月十五日动工，限期完成。六月，900艘军舰完工。

　　当时，造船业发达的中国江南及沿海地区尚未被忽必烈完全征服，部分地区仍在南宋军队的控制之下。所以，忽必烈不得不将造船的任务交给技术较为落后的高丽人。一方面，高丽对于造船很反感，认为元朝出兵日本肯定会要求高丽参战，这必将给高丽人带来沉重的负担。另一方面，让造船技术落后的高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实属难事。高丽人只得在匆忙间敷衍了事，这些舰船的质量也就可想而知了。

　　至元十八年（1281年），蒙古军队的大多数战舰都是平底河船，采用了当时较为流行的水密隔舱设计，而此种战舰的结构并不适于航海作战。所谓水密隔舱，就是用隔舱板把船舱分成互不相通的一个一个舱区，舱数一般为8或13个。它大约发明于唐代，宋以后被普遍采用。虽然该结构便于船上分舱，有利于元军在航海途中进行军需品的管理和装卸，但是舱板结构取代了加设肋骨的工艺，简化了主体结构，削弱了船舶整体的横向强度。佐佐木指出：“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在高岛附近海域发现V字形远洋船的龙骨，我们可以想象那种为内河航运而设计的船遭遇海中大风浪时将会出现何种混乱的情形。”

　　佐佐木还发现：战舰残骸的碎片没有一块超过3米，大多数碎片都在10厘米到1米之间。他据此推测，蒙古战船可能采用了类似新安古船的一种“鱼鳞式”船壳结构形式。其船壳板之间不是平接，而是搭接的。这种结构在巨浪的拍击之下容易碎裂。佐佐木表示，对沉船遗址的现有研究只是冰山一角，他希望能够借助声呐和雷达，得以更深入地了解当时蒙古的造船技艺，进而破解沉船真相。

　　还有研究认为，除了舰队拖后腿之外，蒙古人的后勤和装备也比不上日本人。

　　若论吃苦耐劳，当时的蒙古战士无人可敌，必要时他们可以靠吃生马肉、喝马血维持生命。蒙古人作战时机动性第一，一般只带很少的给养，军队的给养主要通过掠夺战争地区的平民解决。可是在这两次战争中蒙古人偏偏无法发挥自己的特长，他们一直未能突入内地居民区，自不可能有平民供他们掠夺。

　　此外，日本人的武器也优于蒙古人。当时日本的冶炼和刀具制作技术世界一流，日本战刀的性能只有北印度和西亚出产的大马士革钢刀可以媲美。古代最优良的钢按性能排列依次为：大马士革钢(铸造花纹钢)、日本钢(暗光花纹钢)、马来钢(焊接花纹钢)。中国最好的钢(镔铁)其实也是一种焊接花纹钢，不过性能没有马来钢那样出色。日本除了具有好钢之外，其战刀的优良性能还来自其独特的后期淬火工艺。日本刀制造成本低廉，使得普通民众都可拥有一把好刀，而蒙古军队使用的质量较差的镔铁刀，很多大刀在对砍时刀刃卷曲。

　　在两次战争中的八年间隙期间，日本人似乎还改进了他们的弓箭。第二次入侵时，蒙古人发现日本人使用的弓箭的射程和穿透力都有很大的提高，已与蒙古强弓不相上下。从保留至今的图画看，日本人的长弓与当时最先进的英格兰长弓有几分相似，长约1.5米。由于日本人本来就很矮小，画面上的日本弓箭手看上去就好像比他们所持的弓还短。

“宦官弄权”其实是皇上精心布的局 [转帖]

　　　　作者：周大江 分类：历史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元帝有一个习惯，在下达的每道重要诏书中，都会首先自责一番，让人误以为他成天都在为国事忧心忡忡。不仅如此，他还会故作开明地要求社会各界对自己的问题畅所欲言，勿有所讳。

　　石显这样的人在朝中挖空心思求人之短以制之，朝臣们人人自危，自顾尚且不及，哪里还能顾得上“匡谏主过”？

　　因此，石显的专权其实不过是他与元帝之间的默契。元帝纵容他在前台上窜下跳，自己便可以躲到后宫去畅享艺术与女色的盛宴。

　　简直是神仙过的日子。

　　在音乐与女色的双重激情之下，元帝的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他便索性委政于石显，借口说石显这样的阉宦，没有了男人的欲望和俗世纷扰，便会集中心思勤恳秉公地干好主子交办的工作。

　　元帝深知给人“用人不当”的错觉总比说他“失德”要强得多；更重要的是，他成功地给人留下了“柔仁好儒”的印象——原本是好人，可惜心太软。

　　出于帝王“驭下”的本能，元帝当然也不可能把自己的底细直接了当地交代给石显。他需要做的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适当给石显一点儿潜在的危机感也没有什么不好，至少可以使自己始终处于主动地位——取尔首级，如囊中探物，你小子只能乖乖给老子办差；你可以适当胡作非为，但量你也不敢有更大的非分之想。

　　这种危机感像悬在石显头顶的一柄利剑，使他无论多么得意都不敢在主子面前过于放肆。

　　这一招儿确实管用。石显一边弄权，一边还得用心献媚，向主子证明自己的清白与忠心。他做贼心虚，“自知擅权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纳用左右耳目，有以间己。”

　　但这类问题根本难不倒石显，他很快便想出一招妙计，可以让元帝明白，如果有人在说自己的坏话，都是居心叵测的###。

　　某日，元帝派他出宫去办事。他事先便向元帝请示说：今天出去要跑好几个地方，担心回来太晚，宫门关闭了，可不可以陛下特许，届时可以麻烦门卫给行个方便？

　　元帝当然满口答应。

　　于是，石显故意等到宫门关闭后再回来，然后以皇帝的诏命要求门卫把宫门打开放他进去。

　　第二天，果然有人上书告他的状，说他“矫诏开宫门”。元帝接到这个报告后，便笑着把它给石显看。

　　石显假装被吓得半死，可怜巴巴地哭着说：陛下亲信小臣，时常让小臣办差，其他人都很嫉妒，一心想陷害小臣。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诚不能以一躯称快万众，任天下之怨，臣愿归枢机职，受后宫扫除之役，死无所恨，唯陛下哀怜裁幸，以此全活小臣。”

　　元帝听后，“以为然而怜之，数劳勉显，加厚赏赐，赏赐及赂遗资一万万。”

　　从此，再没人敢随意举报石显，都以为他的言行代表着皇帝的旨意。

　　萧望之是当世名儒，石显一直担心把他弄死之后会受到天下儒生的攻击，便暗中结交谏大夫贡禹，对他“礼事之甚备”，还向元帝竭力举荐他做御史大夫。

　　于是朝野上下的清流言官都对他的为人刮目相看，不再以为他当初杀萧望之是出于什么私心。

　　或许元帝早把石显的这点儿伎俩和心思看得通体透明。不过话又说回来，即使石显对此心知肚明，也必须得揣着明白装糊涂，继续做出更加胆战心惊如履薄冰的样子，否则就会离死不远了。

　　这是基本的“为臣之道”：一个臣子，如果让主子知道你看透了他的心思，不杀你才怪呢。　

化郁闷为食量 好色的埃及末代国王被撑死？ [转帖]

　　在与动脉硬化等各种疾病搏斗了9年之后，埃及末代国王福阿德·法鲁克的女儿法伍齐娅近日在瑞士洛桑的医院去世，享年84岁。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当即指示埃及驻日内瓦领事馆，向死者家属转达他“最诚挚的哀悼”，并命领馆资助将法伍齐娅的遗体运回埃及厚葬。在海外流亡多年之后，日夜企盼回故乡的法伍齐娅终于得以魂归故里，被安葬在2003年去世的她姐姐的墓旁。抚今追昔，不少埃及人又回忆起了50年前那段血与火的岁月以及那个仓皇出逃的末代国王法鲁克。

　　带走了38箱金银财宝

　　1952年，是埃及现代历史的转折点。这一年7月23日，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起义，逮捕了埃及军队里的全部高级军官，控制了军队，然后指挥军队占领政府大楼、警察局等地，控制了整个开罗。

　　当革命风起云涌之际，32岁的法鲁克国王正在避暑胜地亚历山大休假，他本指望英国干预，但昔日的主子竟翻脸不认人。7月26日，法鲁克在亚历山大的“冬宫”被包围，不得不签字退位，象征性地将王位让给6个月大的儿子艾哈迈德，结束了自己16年的末代帝王生涯。法鲁克自知前途无望，当晚，他偷偷地将38箱金银财宝装上快艇，带上子女趁着夜色逃往希腊，然后又到了意大利罗马等地。

　　经常一声不吭地吃东西

　　在埃及历史上，法鲁克王朝是一个腐败无能的王朝。法鲁克国王本人虽然写得一手好字，也重视教育，成立了一些老的技校，但治国无道，连当时的大臣都私下里说他昏庸。

　　法鲁克好色，喜欢美女，他当政期间，埃及经常流传着他又要结婚的消息。他刚流亡罗马时，看到大街上的金发美女，竟然如入无人之境一般走上前去求婚，连自己是落难国王的身份都忘记了。

　　除了喜欢女人和赛车外，法鲁克还有一些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嗜好：爱吃，吃得邪乎；爱偷，偷得不顾身份；爱收藏，对中意的东西不惜重金。

　　昔日一呼百应，如今却流亡他国，法鲁克一时之间难以适应这种巨大的反差。流亡的前几年，他定居在罗马郊外的一处别墅。当时，人们看到最多的就是他每天呆在房间里，对着墙壁吃东西，一声不吭。“化郁闷为食量”，使得本来就身材矮胖、膀大腰圆的法鲁克体重猛增，在流亡的第一年，体重就增至300磅。当时他只有33岁，可看起来却比实际年龄要老得多。到了40岁时，法鲁克又胖了一圈，更不爱动了。他整天把自己关在一间黑暗的房间里，边看电视，边一个接一个地吃巧克力。

备受礼遇的多情老人[转帖]

　　　　作者：李永铭 范小方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当历史定格在1965年7月20日上午11点时，在首都北京机场，一架专机徐徐停稳，这时舷梯上走下一位特殊的客人，他就是栖身海外十六年的原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先生。看到机场上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李宗仁百感交集，禁不住热泪盈眶。周恩来、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郭沫若、叶剑英、傅作义、李四光等党和国家、政协、军队的领导人在机场迎接，李宗仁的昔日老友和部下卢汉、邵力子、黄绍竑、刘斐、屈武、刘仲容以及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廖耀湘等，还有末代皇帝溥仪，也都到机场欢迎他的归来。中国封建王朝的末代皇帝与###的最后一位代总统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大家庭里相互握手，这是多么富有历史意义的一幕啊！

　　李宗仁在机场大厅欢迎仪式上宣读了《归国声明》，他说：“在国内外一片大好形势中，我已从海外回到人民祖国的怀抱里来了。……我以海外待罪之身，感于我国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之下，国家蒸蒸日上，……凡是在海外的中国人都深深为此感到荣幸。我本人尤为兴奋，毅然从海外回到国内，……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亟盼海外友好乘时奋起拥护祖国，幡然归来，尤未为晚。”他还寄语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同志，“凛于民族大义，也与我采取同一步伐，毅然回到祖国怀抱，团结抗美，一致对外，为完成国家最后统一作出有用的贡献”。李宗仁回国后，先是被安排住在北京饭店，后来搬进了一个院落。到京当晚，周恩来总理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设宴欢迎李宗仁、郭德洁夫妇。此后的一段时间，李宗仁不是被中###政领导人、各###党派、团体和旧友宴请，就是被安排在北京地区参观。

　　7月26日上午，毛泽东，中共中央主席；李宗仁，原###代总统，两位历史人物的手握到了一起。宾主的交谈幽默而愉快。当李宗仁谈到海外的许多人都怀念伟大的祖国，都渴望回来时，毛泽东说：“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的，我们都欢迎，他们回来，我们都以礼相待。”

　　毛泽东还说：“你在声明中没有骂蒋介石，这很好。将来蒋如果愿意回来，我们更高兴，更欢迎。”

　　最后，毛泽东建议李宗仁到全国各地去看一看。

　　9月26日下午3时，李宗仁在全国政协礼堂三楼举行盛大中外记者招待会，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名记者出席。在招待会上，李宗仁畅谈了他回国两个多月来的观感，并发表了对当前时局的看法。他说，自回国以来，他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烈欢迎，优礼相待，开诚相见，关怀备至。他对此内心感动，毕生难忘。他认为，目前我国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不仅为百年来所未有，且为中国史无前例的新气象。孙中山先生所创立的革命三###义理想已完全实现，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大道上向前迈进。事实上已超过孙先生当年的理想。

　　李宗仁说：“一百多年来中国受尽了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欺侮。帝国主义者说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一盘散沙。但是现在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六亿五千万人民已经完全觉醒，团结得像一家人，显示出空前无比的威力。现在我们不是‘病夫’了，而是巨人了！我这个75岁的老人也感到很自豪。”

　　有记者问：“李先生是不是马列主义者？”

　　李宗仁回答说：“我不是马列主义者，而是个爱国主义者。”

　　10月1日国庆节，李宗仁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

　　此后，李宗仁夫妇在中央###部同志陪同下到各地参观，还重游了广州、广西故地。每到一处都受到当地党政领导同志的热情接待和周到安排。李宗仁目睹了祖国发展的情况后，感慨万千。他说：“百闻不如一见，新中国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

　　正当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兴致盎然地在广西故地重游时，死神却一步步向郭德洁逼近。1966年3月21日，郭德洁因乳腺癌晚期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享年60岁。老年丧妻，对李宗仁打击很大，他的情绪一直十分低落，有时睹物思人，悲情满怀。考虑到李宗仁孑然一身，生活不便，程思远和民革中央秘书尹冰彦酝酿着给他再找个伴儿。

　　经过一番查访再加上事有巧合，一个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当护士的27岁的胡友松走进了李宗仁晚年的生活。交往一段时间之后，胡友松被李宗仁的传奇人生和人格魅力所吸引，逐渐产生了对李宗仁的爱慕之情。在周恩来和国务院有关同志的关心下，7月26日，76岁的李宗仁和27岁的胡友松在北京西总布胡同5号举行婚礼，结成了轰动一时的老少配。婚后老夫少妻的生活过得甜蜜美满。

　　这时，“###”已经开始了。对于“###”，起初李宗仁认为这既然是毛泽东发动的，肯定自有他的道理，因为毛泽东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伟人，伟人自有伟人的高明之处，他所指挥的事情是不容怀疑的。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一连串事情，着实让李宗仁感到迷惑和不安。

　　在“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下，李宗仁的几个旧友黄绍竑、黄琪翔、刘斐等人及其家人都受到了红卫兵的冲击和凌辱。黄绍竑被红卫兵抽打罚跪后，不堪受辱，自杀身亡。李宗仁得知这一消息，不禁感到心寒。他有一种预感：厄运很快就会降临李公馆！他想去找章士钊一起去见毛主席问问为什么发动###。章士钊说：万万不可，我们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还是谨慎为好。李宗仁的预感终于发生了。一天，他和胡友松坐车出门理发之后去医院买些药，结果遭受意外，胡友松差点儿被红卫兵从车上揪出来，说要“打倒资产阶级的少奶奶”，吓得他们再也不敢随便上街。还有一次，6个红卫兵冲进了李公馆，经过李宗仁的耐心说教，倒也相安无事。

　　这些事让周恩来知道后，决定对党外的###进步人士采取特别的保护措施。9月19日，李宗仁夫妇被秘密送往解放军301医院保护起来。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他们都用了化名，李宗仁叫李敬之，胡友松叫唐伟。301医院里还住着章士钊、张治中、程潜、傅作义、何香凝等人，不过大家并不能随便走动或任意交往。在那段动荡的日子里，这些高级###人士在这里度过了一段特殊的时光。李宗仁每天除了看报、听广播、浇花之外，剩余的大部分时间就是给胡友松讲故事，讲他在南征北战中如何出生**，讲他与蒋介石的恩恩怨怨，讲他寓居海外如何思念故土，讲他与家人的悲欢离合……

　　对于李宗仁来说，“###”的发动，使他制定的一项计划被迫搁浅。回国后，李宗仁备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礼遇，他对共产党不计前嫌的宽宏与大度十分感激。另外，通过参观，他看到新中国正在蒸蒸日上，甚为振奋。因此，他想给祖国出把力，通过自己的影响再召回一些留在海外的朋友，让他们也和自己一样回到祖国的怀抱，来共同从事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事业。他把这些人列了一个名单，其中有留居港澳的桂系上层人士黄旭初、夏威等，有卜居美国的吴尚鹰、甘介侯和住在墨西哥的毛邦初等人。李宗仁将这些人的名单给周恩来看了，周说，除了甘介侯之外，其他的人我们都欢迎。为此，李宗仁还为黄旭初和夏威汇去了回大陆的路费，并托尹冰彦向吴尚鹰、毛邦初寄去了问候和邀请的信函。可这一切都因“###”的到来而被迫搁浅了。

　　1966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的庆典，毛泽东要在天安门城楼亲自接见红卫兵。李宗仁（请柬上写的是李敬之）再次受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出席观礼和接见活动。周恩来问起李宗仁的生活和身体情况，李宗仁一边感谢，一边动情地说：“多谢总理。总理，你也要多保重身体啊！”毛泽东接见过红卫兵后，特意同李宗仁握手，对李说：“请多保重身体，共产党不会忘记你的！”

　　1968年以后，随着年事渐高，再加上###中的一些不顺心的事，李宗仁的身体每况愈下。4月，李得了肺炎。住院期间，发现大便出血，开始以为是痔疮破裂，漫不经心。8月初，大便时大量出血，才重新入院检查，结果确诊为直肠癌。于是进行割治切除，手术后恢复良好。9月下旬出院，迁居西总布胡同休养。

　　9月29日，李宗仁在家中收到了国务院送来的两张请柬，是以周恩来的名义发来的。一张是让他9月30日下午6时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庆十九周年国宴；另一张是请他到天安门城楼参加10月1日的国庆观礼活动。

　　看到请柬，李宗仁十分高兴，因为这是国家给他的无上荣耀啊！可是胡友松很担心，怕他身体受不了，劝说道：“德公，这两场活动，你就别参加了。我们让人把您的身体情况向总理说清楚就是了。” “万万不可，总理请的，我一定要去。”李宗仁态度坚决。

　　9月30日晚，李宗仁如期出席了国庆宴会，但不到两个小时就感到腹痛难忍，浑身发冷，体力不支，只好提前回家。第二天，他没能参加观礼活动，而是再度被送进医院，并且这一去就再也没能回来。日后周恩来对程思远说，当时发给李先生两张请柬，一是出席宴会，一是上天安门，原只是要他10月1日到天安门亮相一下，立刻回家休息，不必参加国宴。可是那个指示没有能够清楚地贯彻下去。1969年1月17日，李宗仁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把胡友松和尹冰彦叫到自己身边交代了一些后事。他躺在病榻上，面庞清瘦，神智倒是十分清醒。他说：“我的日子不会再有多久了，我能够回来死在自己的国家里，这是了却我一件最大的心愿……回来以后，本想在台湾问题上做些工作，现在什么都来不及了。台湾是要统一的，可惜我看不见了。这是我没有了却的一桩心事。那些书（指李带回的很多线装书，如《二十四史》 《四库备要》等等）送给广西图书馆，书画送给政府。还有几瓶酒（历经二百多年的法国白兰地和英国威士忌），我想把它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

　　李宗仁又单独向胡友松交代了一些后事，末了他说：“我去了以后，没有别的要求，只要记得清明节别忘了给我扫墓，让世人知道，李宗仁还有这么一位年轻貌美的妻子……”

　　交代完这些后事，他又让尹冰彦把程思远叫来。程思远来到医院，李宗仁口述请他代笔写了一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信，信中说：“我在1965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条路是走对了的。这些年来，我亲眼看到我们祖国的潜力是举世无匹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深深地感到，能成为中国人民的一分子是一个无比的光荣。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时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士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目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的怀抱。”

　　1969年1月30日午夜的钟声刚刚响过，时针指向凌晨零时50分，李宗仁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位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颇有影响的政治人物终于走完了自己七十八年的生命旅程。

　　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周恩来在李宗仁的遗体旁默立了好长时间，然后对大家说，他看了李先生写给主席和他的信。李先生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台儿庄，一是回国。他说，李先生的信是一个历史文件。
 

备受礼遇的多情老人[转帖]

　　　　作者：李永铭 范小方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当历史定格在1965年7月20日上午11点时，在首都北京机场，一架专机徐徐停稳，这时舷梯上走下一位特殊的客人，他就是栖身海外十六年的原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先生。看到机场上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李宗仁百感交集，禁不住热泪盈眶。周恩来、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郭沫若、叶剑英、傅作义、李四光等党和国家、政协、军队的领导人在机场迎接，李宗仁的昔日老友和部下卢汉、邵力子、黄绍竑、刘斐、屈武、刘仲容以及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廖耀湘等，还有末代皇帝溥仪，也都到机场欢迎他的归来。中国封建王朝的末代皇帝与###的最后一位代总统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大家庭里相互握手，这是多么富有历史意义的一幕啊！

　　李宗仁在机场大厅欢迎仪式上宣读了《归国声明》，他说：“在国内外一片大好形势中，我已从海外回到人民祖国的怀抱里来了。……我以海外待罪之身，感于我国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之下，国家蒸蒸日上，……凡是在海外的中国人都深深为此感到荣幸。我本人尤为兴奋，毅然从海外回到国内，……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亟盼海外友好乘时奋起拥护祖国，幡然归来，尤未为晚。”他还寄语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同志，“凛于民族大义，也与我采取同一步伐，毅然回到祖国怀抱，团结抗美，一致对外，为完成国家最后统一作出有用的贡献”。李宗仁回国后，先是被安排住在北京饭店，后来搬进了一个院落。到京当晚，周恩来总理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设宴欢迎李宗仁、郭德洁夫妇。此后的一段时间，李宗仁不是被中###政领导人、各###党派、团体和旧友宴请，就是被安排在北京地区参观。

　　7月26日上午，毛泽东，中共中央主席；李宗仁，原###代总统，两位历史人物的手握到了一起。宾主的交谈幽默而愉快。当李宗仁谈到海外的许多人都怀念伟大的祖国，都渴望回来时，毛泽东说：“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的，我们都欢迎，他们回来，我们都以礼相待。”

　　毛泽东还说：“你在声明中没有骂蒋介石，这很好。将来蒋如果愿意回来，我们更高兴，更欢迎。”

　　最后，毛泽东建议李宗仁到全国各地去看一看。

　　9月26日下午3时，李宗仁在全国政协礼堂三楼举行盛大中外记者招待会，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名记者出席。在招待会上，李宗仁畅谈了他回国两个多月来的观感，并发表了对当前时局的看法。他说，自回国以来，他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烈欢迎，优礼相待，开诚相见，关怀备至。他对此内心感动，毕生难忘。他认为，目前我国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不仅为百年来所未有，且为中国史无前例的新气象。孙中山先生所创立的革命三###义理想已完全实现，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大道上向前迈进。事实上已超过孙先生当年的理想。

　　李宗仁说：“一百多年来中国受尽了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欺侮。帝国主义者说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一盘散沙。但是现在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六亿五千万人民已经完全觉醒，团结得像一家人，显示出空前无比的威力。现在我们不是‘病夫’了，而是巨人了！我这个75岁的老人也感到很自豪。”

　　有记者问：“李先生是不是马列主义者？”

　　李宗仁回答说：“我不是马列主义者，而是个爱国主义者。”

　　10月1日国庆节，李宗仁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

　　此后，李宗仁夫妇在中央###部同志陪同下到各地参观，还重游了广州、广西故地。每到一处都受到当地党政领导同志的热情接待和周到安排。李宗仁目睹了祖国发展的情况后，感慨万千。他说：“百闻不如一见，新中国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

　　正当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兴致盎然地在广西故地重游时，死神却一步步向郭德洁逼近。1966年3月21日，郭德洁因乳腺癌晚期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享年60岁。老年丧妻，对李宗仁打击很大，他的情绪一直十分低落，有时睹物思人，悲情满怀。考虑到李宗仁孑然一身，生活不便，程思远和民革中央秘书尹冰彦酝酿着给他再找个伴儿。

　　经过一番查访再加上事有巧合，一个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当护士的27岁的胡友松走进了李宗仁晚年的生活。交往一段时间之后，胡友松被李宗仁的传奇人生和人格魅力所吸引，逐渐产生了对李宗仁的爱慕之情。在周恩来和国务院有关同志的关心下，7月26日，76岁的李宗仁和27岁的胡友松在北京西总布胡同5号举行婚礼，结成了轰动一时的老少配。婚后老夫少妻的生活过得甜蜜美满。

　　这时，“###”已经开始了。对于“###”，起初李宗仁认为这既然是毛泽东发动的，肯定自有他的道理，因为毛泽东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伟人，伟人自有伟人的高明之处，他所指挥的事情是不容怀疑的。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一连串事情，着实让李宗仁感到迷惑和不安。

　　在“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下，李宗仁的几个旧友黄绍竑、黄琪翔、刘斐等人及其家人都受到了红卫兵的冲击和凌辱。黄绍竑被红卫兵抽打罚跪后，不堪受辱，自杀身亡。李宗仁得知这一消息，不禁感到心寒。他有一种预感：厄运很快就会降临李公馆！他想去找章士钊一起去见毛主席问问为什么发动###。章士钊说：万万不可，我们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还是谨慎为好。李宗仁的预感终于发生了。一天，他和胡友松坐车出门理发之后去医院买些药，结果遭受意外，胡友松差点儿被红卫兵从车上揪出来，说要“打倒资产阶级的少奶奶”，吓得他们再也不敢随便上街。还有一次，6个红卫兵冲进了李公馆，经过李宗仁的耐心说教，倒也相安无事。

　　这些事让周恩来知道后，决定对党外的###进步人士采取特别的保护措施。9月19日，李宗仁夫妇被秘密送往解放军301医院保护起来。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他们都用了化名，李宗仁叫李敬之，胡友松叫唐伟。301医院里还住着章士钊、张治中、程潜、傅作义、何香凝等人，不过大家并不能随便走动或任意交往。在那段动荡的日子里，这些高级###人士在这里度过了一段特殊的时光。李宗仁每天除了看报、听广播、浇花之外，剩余的大部分时间就是给胡友松讲故事，讲他在南征北战中如何出生**，讲他与蒋介石的恩恩怨怨，讲他寓居海外如何思念故土，讲他与家人的悲欢离合……

　　对于李宗仁来说，“###”的发动，使他制定的一项计划被迫搁浅。回国后，李宗仁备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礼遇，他对共产党不计前嫌的宽宏与大度十分感激。另外，通过参观，他看到新中国正在蒸蒸日上，甚为振奋。因此，他想给祖国出把力，通过自己的影响再召回一些留在海外的朋友，让他们也和自己一样回到祖国的怀抱，来共同从事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事业。他把这些人列了一个名单，其中有留居港澳的桂系上层人士黄旭初、夏威等，有卜居美国的吴尚鹰、甘介侯和住在墨西哥的毛邦初等人。李宗仁将这些人的名单给周恩来看了，周说，除了甘介侯之外，其他的人我们都欢迎。为此，李宗仁还为黄旭初和夏威汇去了回大陆的路费，并托尹冰彦向吴尚鹰、毛邦初寄去了问候和邀请的信函。可这一切都因“###”的到来而被迫搁浅了。

　　1966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的庆典，毛泽东要在天安门城楼亲自接见红卫兵。李宗仁（请柬上写的是李敬之）再次受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出席观礼和接见活动。周恩来问起李宗仁的生活和身体情况，李宗仁一边感谢，一边动情地说：“多谢总理。总理，你也要多保重身体啊！”毛泽东接见过红卫兵后，特意同李宗仁握手，对李说：“请多保重身体，共产党不会忘记你的！”

　　1968年以后，随着年事渐高，再加上###中的一些不顺心的事，李宗仁的身体每况愈下。4月，李得了肺炎。住院期间，发现大便出血，开始以为是痔疮破裂，漫不经心。8月初，大便时大量出血，才重新入院检查，结果确诊为直肠癌。于是进行割治切除，手术后恢复良好。9月下旬出院，迁居西总布胡同休养。

　　9月29日，李宗仁在家中收到了国务院送来的两张请柬，是以周恩来的名义发来的。一张是让他9月30日下午6时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庆十九周年国宴；另一张是请他到天安门城楼参加10月1日的国庆观礼活动。

　　看到请柬，李宗仁十分高兴，因为这是国家给他的无上荣耀啊！可是胡友松很担心，怕他身体受不了，劝说道：“德公，这两场活动，你就别参加了。我们让人把您的身体情况向总理说清楚就是了。” “万万不可，总理请的，我一定要去。”李宗仁态度坚决。

　　9月30日晚，李宗仁如期出席了国庆宴会，但不到两个小时就感到腹痛难忍，浑身发冷，体力不支，只好提前回家。第二天，他没能参加观礼活动，而是再度被送进医院，并且这一去就再也没能回来。日后周恩来对程思远说，当时发给李先生两张请柬，一是出席宴会，一是上天安门，原只是要他10月1日到天安门亮相一下，立刻回家休息，不必参加国宴。可是那个指示没有能够清楚地贯彻下去。1969年1月17日，李宗仁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把胡友松和尹冰彦叫到自己身边交代了一些后事。他躺在病榻上，面庞清瘦，神智倒是十分清醒。他说：“我的日子不会再有多久了，我能够回来死在自己的国家里，这是了却我一件最大的心愿……回来以后，本想在台湾问题上做些工作，现在什么都来不及了。台湾是要统一的，可惜我看不见了。这是我没有了却的一桩心事。那些书（指李带回的很多线装书，如《二十四史》 《四库备要》等等）送给广西图书馆，书画送给政府。还有几瓶酒（历经二百多年的法国白兰地和英国威士忌），我想把它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

　　李宗仁又单独向胡友松交代了一些后事，末了他说：“我去了以后，没有别的要求，只要记得清明节别忘了给我扫墓，让世人知道，李宗仁还有这么一位年轻貌美的妻子……”

　　交代完这些后事，他又让尹冰彦把程思远叫来。程思远来到医院，李宗仁口述请他代笔写了一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信，信中说：“我在1965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条路是走对了的。这些年来，我亲眼看到我们祖国的潜力是举世无匹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深深地感到，能成为中国人民的一分子是一个无比的光荣。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时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士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目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的怀抱。”

　　1969年1月30日午夜的钟声刚刚响过，时针指向凌晨零时50分，李宗仁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位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颇有影响的政治人物终于走完了自己七十八年的生命旅程。

　　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周恩来在李宗仁的遗体旁默立了好长时间，然后对大家说，他看了李先生写给主席和他的信。李先生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台儿庄，一是回国。他说，李先生的信是一个历史文件。
 

外交活动中的祝酒词风波 [转帖]

《外交人生：我的回忆和感悟》（中信出版社）一书中，在李鹏总理身边工作了10年之久的前资深外交官吕聪敏回忆了外交活动中的几次祝酒词风波。现摘编如下。

1990年8月11日，李鹏总理应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邀请访问新加坡。访问中的一个插曲一度引起舆论关注。

李光耀祝酒词中正面评价的语言固然不少，但其中有涉及中国主权和内政，令中方难以接受。李光耀把台湾与韩国、新加坡同称为亚洲“新型工业国家”。

在事先发现李光耀讲稿中的问题后，经请示李鹏总理，我会同外交部亚洲司负责同志与新加坡方面进行交涉，要求修改讲稿。我方提出，如李光耀不愿意修改，那么双方干脆都不讲话。

李光耀当即决定取消上述不妥的内容。晚宴虽推迟30分钟，但双方在现场的讲话和交谈中，气氛仍是很好的。

1996年4月，李鹏正式访问法国。在这样一次重要的访问中，同样发生了令客人难以容忍的事件，这又是一次“祝酒词风波”。欢迎宴会上东道主法国总理朱佩的祝酒词，据说是法国外交部起草、经总理办公室官员和朱佩本人修改审定的。出人意料的是，讲稿塞进了无端指责中国不重视人权的内容。

当我方事先拿到朱佩讲稿发现上述问题时，经报告李鹏总理和钱其琛外长，蔡方柏大使和我立即赶赴总统府，找对我友好的总统外事顾问进行交涉，请其立即出面协调，加以解决。

这位朋友非常重视，立即报告总统并与朱佩处进行沟通。经过一番交锋，最后双方商定均即席讲话，主要讲友好、讲合作，不涉及对方内政。一场风波散去，会谈开始。

为了弥补法方的“过失”，缓和访问的气氛，希拉克作出特殊安排，除原定的次日中午设宴款待李鹏外，还亲自与李鹏共同主持100座空客飞机合作生产协议签字仪式。希拉克夫人也专为李鹏总理的夫人朱琳女士举行午宴。至此，“祝酒词风波”过去，宾主皆大欢喜。

事后，一些法国政界人士和著名记者说，“晚宴事件”是朱佩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自以为中方不会作出“过分”反应。一个时期以来，法社会党的一些头面人物强烈要求朱佩在李鹏访法时表达法国对中国人权的关注，加之30多个所谓民意团体呼吁法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压。

当时朱佩本人正处于民意支持低迷的困难境地，以为公开谈及人权问题，可以提高自己的声望，改善政治处境，结果应验了中国人常说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995年10月，应马耳他总理阿达米的邀请，李鹏总理对马耳他进行正式访问。李鹏同鲍尼基总统和阿达米的会谈均顺利进行，但问题也出在祝酒词上。

阿达米事先准备的长达3页的祝酒词，讲到他两次访华的深刻印象，也高度评价两国关系的积极变化，但又莫名其妙地塞进一段关于中国国内情况的话，妄评中国的政治改革和人权状况。

宴会前30分钟我拿到了这份祝酒词，立即报告李鹏总理和罗干秘书长，总理要求我和于武真大使尽快找到对中国比较了解的马耳他副总理兼外长德·马科。

这位外长当时已在宴会现场迎候客人。我们急匆匆带着讲稿在现场找到他，指出问题所在，要求立即修改，否则中国总理不便出发。当时宴会时间已到，中国总理迟迟不来，人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德·马科先生说，修改讲话稿来不及了。此时，李总理和代表团的车队已在宾馆集结，正等待我和于大使交涉的结果。

在时间十分急迫的情况下，我和于大使感到如继续僵持下去，宴会将无法举行。责任固然不在我方，但我们的总理迟迟不到可能使不知实情的人对我方产生误解。于是，我当即向德·马科提出取消书面讲话的方案。对方辩解说，讲稿已发至新闻界，难以收回。我明确表示，稿件是标明生效时间的，媒体必须照此发稿。现场讲了才能算数，这是新闻常识，请马方立即另发通知原稿作废。马方最后不得不同意我方意见。 5分钟后，李鹏总理到达。

一场风波过去，中马之间的合作依旧。马方朋友事后得知风波的实情，感慨地说，任何一个国家的尊严都是神圣的。

汉族人的明朝是如何被清朝搞臭的[转帖]

如今许多人对于明朝历史有许多偏激的看法，却忽视了历史永远是胜利者编写的，在中国历史上文字狱最为严重的一个时期清朝，其编篡的一部所谓《明史》，为了自身的统治需要，清朝编的《明史》里面充满了对前朝的政治阴谋。时光虽然过去了三百年，但是善良的人们经过长期的愚民统治已经麻木的淡忘了诸如“扬州大屠杀80万，嘉定大屠杀，江阴大屠杀……”或许再过若干年还会淡忘了“南京大屠杀”！

　　　　如今的影视和文学作品，对占据汉室江山250年的满清统治者，从清朝前期进行疯狂屠杀的刽子手，到清朝中期的大兴文字狱禁锢人民思想的伪君子，乃至清末的丧权辱国、祸国殃民、卖国求荣的昏君，个个摇身一变成了所谓“圣君乃至千古一帝！”，然而对于汉家皇帝却极尽“妖魔化”，真是颠倒黑白！

　　　　关注历史和文学的国人会发现距离我们最近的汉室正统——明朝，自从被满清和满遗武侠小说家金某人诋毁开始，经过这些“辫子文化”的丑化，反而成了最遥远、最陌生和最黑暗的朝代。历来满遗对于大明的抵毁大致有如下几种，但是经过仔细推敲便是站不住脚的。
　　 　 一、抵毁明太祖画像。

　　　　 一幅出自清人手笔的画像简直把明太祖画成了外星人，然而依据却是清朝编的所谓一部《太祖皇帝本记》。谁都知道明太祖的老婆马皇后当年可是义军统帅的女儿，难道眼睛瞎了非要嫁给当时正在当小头目的外星人老朱吗？要知道在历史上他们的感情是很好的，再说明太祖的后代个个雄姿英发，按照血统论明太祖最起马也应该是个正常相貌吧，怎么会像外星人呢？为免不太现实吧！
　

二、抵毁明太祖不是汉族人而是所谓“回族人”。

　　　　 真是荒谬之极！所谓理由是引用一些牵强附会、强词夺理、毫无史实根据的慌言来抵毁我们汉民族的英雄，一经推敲便是站不住脚的。众所周知，朱元璋信佛教当过和尚是不争的事实，明朝是个百家争鸣、思想开放的时代，明朝的民族政策是“因俗而治”。明朝皇帝除了信佛还有信奉道教和天主教的呢，明朝还修建过天主教堂呢，满遗怎么不说大明天子是欧洲人呢！明太祖是地地道道的汉族人，有正史可查，这种说法显然是自揭满清入主中原的狭隘胸襟与自卑心理。有一句话叫做“当猴子爬高了，红红的屁股就露出来了，便不雅观了！”，满遗你不要说你的老祖宗还是印地安人呢。

　　 三、满遗一味抵毁明太祖杀功臣却绝然不提杀的大都是贪官污吏。

　　　　 明太祖出自贫寒之家，从小对贪官污吏恨之入骨，明太祖的治国理想就是把新生的大明国建成一个吏制清明、天下同福的社会。然而在明朝建国伊始，跟随他打天下的一部分人就渐渐的腐化了。于是明太祖以刚猛治国、铁面无私，惩治了一大批贪官污吏，甚至包括了他的亲戚也毫不例外。这些措施使得明朝的国本更加稳固，所以应该说明太祖为明朝开创长达三百年的江山社稷打好了基础，为明朝统治的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

　　 　　四、满清编“凤阳花鼓”抵毁大明。

　　　　 众所周知的“凤阳花鼓”出自清朝早期，此曲开篇便唱：“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试问明朝时期谁敢在大街上唱这首歌！难道不怕掉脑袋吗？ 显然是在满清入关后被改了曲词名，并得到清朝统治者的指使和鼓励，由一些乞丐在街头巷尾，乃至全国各地相互传唱，用意抵毁明朝以达到满清统治者坐稳江山的险恶目的。
　　 　
　　 　 　五，抵毁明成祖是所谓“朝鲜人”。

　　　　 理由是明成祖的妈好像是朝鲜向大明进贡的妃子。据史学界考证明成祖的母亲是碽妃（汉人），就算明成祖他老妈是朝鲜人，她嫁给了明太祖也就是嫁到了中国，已经是中国的媳妇了，他儿子也就应该名正言顺是中国人，我想指出的是康熙的老婆和奶奶都是蒙古人呢，照这么说满清血脉还是蒙古族呢，清朝岂非蒙古国！？
　　

　　 六、抵毁明成祖派郑和七下西洋是为了找建文帝。

　　　　 试想明成祖这么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动用二万多人的大部队明目张胆的去海上找建文帝就不怕打草惊蛇吗！又如，明成祖起先已经宣布建文帝已经焚死，还进行了国葬，找他还有何用，岂不自相矛盾！再如，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已是在宣德年间了，谎言不攻自破。
　　

　　 七、诬蔑说大明天子英年早逝是因为淫荡。

　　　 　据考证明朝皇帝尊崇道教（如武当山就是明朝的皇家道教建筑群，是明朝皇帝的家庙，其中真武大帝铜像就是按照明成祖本人塑造的），故明朝皇帝有崇信道教炼丹药的习惯，因此大都死于过量服用丹药的铅中毒而早逝。至少没有清朝得梅毒死的皇帝淫荡。
　　

八、抵毁明武宗正德皇帝一下江南是所谓淫荡。

明朝正德皇帝仅一次巡视江南就被骂成所谓淫荡，清朝乾隆六下江南四处嫖娼、两度废后却被标榜成所谓风流。真是可笑之极！其实乾隆才是真淫荡的十全人。

　　 九、诬蔑说明武宗建“豹房”是所谓淫荡。

　　　　 据考“豹房”其实只是明朝皇帝的皇家动物院而已，明武宗喜欢养豹、马、象和其他动物，明武宗经常在此给豹喂食和避暑，“豹房”因此而得名。“豹房”的功能其实和清朝皇帝的“避暑山庄”性质一样，康熙建的“畅春园”才是实足的淫窝。
　　

　　 　 十、满遗借明神宗不上朝来诬蔑大明天子荒政。

　　　 　最喜欢在此事上做文章的当属满遗武侠小说家金某人。该满遗绝口不提万历皇帝不上朝是因为明朝已经建立一套完备的内阁首辅制度，皇帝不必事必躬亲，而且当时明神宗经过“非君”浪潮后和内阁对着干，后来明朝的这套先进的内阁制度被西方广泛学习，首辅就是现在首相的原形，明神宗就像现在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有谁听说伊丽莎白天天上朝开会？试问万历皇帝如果荒政会援朝抗日击败丰臣秀吉统治下尚处于强势的日本吗！？确切的说万历时代是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时代。
　　
　　 　　 十一、抵毁明宪宗爱上一个比他大二十岁的女人。

　　　　 试问爱情还有年龄限制吗！？人家喜欢谁是人家的事。这恰恰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明代的爱情观已经很开放，似乎更接近现在。历史上真正一夫一妻制的皇帝也发生在明朝：弘治皇帝。反观康熙的性启蒙老师苏麻喇姑（一个92年不曾洗过澡的老女人）和搞同性恋的宣统皇帝，从未碰过可怜的婉容皇后，害得婉容皇后与车夫搞在一起（可见车夫腰力确实不错），怎么不见有人诋毁过？
　　

　　 十二、污蔑嘉靖皇帝“壬寅宫变”是因为荒淫。

嘉靖皇帝信奉道教，他提倡道家“无为而大治”的思想，是明朝的中兴之主，他虽然不上朝，但是仍牢牢掌控着大明朝的权力。发生在嘉靖朝的宫女谋杀皇帝事件，史称“壬寅宫变”，这个事件其实是后宫嫔妃们争风吃醋、争权夺利的政治结果（如清朝西太后慈禧干掉东太后慈安一样），然而却被无耻夸大成所谓荒淫，这是完全不附合史实的。

　　
　 十三、一味妖魔化明朝的宦官势力。

　　　　 明太祖在建国伊始就制定了宦官不得干预朝政的法令。太监并不是明朝的首创，各朝各代都有，明朝也有好的太监，如阮安、郑和、张敏、冯保、田义、王承恩等等。明朝的司礼监是皇帝的秘书机构，外朝的内阁与内廷的司礼监构成了明朝完备的内阁首辅制度，锦衣卫是明朝的军事单位，是皇帝的御林军。明朝的东厂机构是皇家直属特务机构，是现代情报和安全机关的始祖，比英国的007情报机构要早了近500年。

　十四、诬蔑明朝晚期的太监竟有十万之众。

　　　　 简直是夸夸其谈，紫禁城如果能够容纳十万名太监，哪有那么多的房子让他们住？何况还有明朝的大内御林军和宫女呢！试想新中国的五十国庆阅兵参加人数也只不过十万人，如果明末真有十万名太监那整个故宫不都站满了人吗！显然是胡说八道，**想想都会明白的道理，按理性的角度去分析明末确切的太监数字不会超过一万，十万名的数字是包括了各个中央直属机构公务员的人数（包括锦衣卫、东厂）。

　　 　　 十五、诬蔑明朝崇祯帝国库藏银。

　　　　 这经过仔细推敲也是站不住脚的，众所周知明末经过连年天灾，明朝陷于连年两线同时作战之中，苦于腹背受敌，国库必然空虚，军饷亏欠严重。于是崇祯帝夜不能眠，四处借钱筹集军饷。试问如果国库有钱他还需要四处奔走去借吗，他傻呀！甚至还借不到，杯水车薪！我认为国库里如果真有银子也一定是崇祯帝刚筹来的钱来不及发放，匪军已经包围并攻陷京城了。

十六、污蔑崇祯皇帝中反间计冤杀袁崇焕。

“崇祯中反间计冤杀袁崇焕”这种说法是自清朝乾隆为袁崇焕平反后才有的，可见其中充满了敌国乾隆的政治阴谋。要知道乾隆编《四库全书》其实是毁书禁书的过程，可见乾隆的险恶用心。试问袁崇焕如不是后金奸细为什么要杀毛文龙，令后金无后顾之忧？《窃明》一书已有定论。

十七、诬蔑说明朝实行禁海、闭关锁国。

　　　　 试问明朝如果实行禁海还有郑和的大航海吗！明朝如果闭关锁国还能引进红夷大炮提倡西学东渐并在全国各地修建天主教堂吗！明朝的海禁也是因为抗击倭寇而进行暂时的海禁。整个明朝中后期是中国思想最开放的时代，市民文化活跃、百家争鸣，俨然是一个资本主义制度萌芽状态下的社会。

　　 十八、污蔑明朝的疆域只到所谓长城一线。

明朝前期在打败、招降了元朝太师哈纳出后，继承了元朝在东北的领土和统治权（包括现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到奴尔哈赤造反前，东北一直是明朝的疆域，奴尔哈赤的父祖及其本人都曾经是明朝任命的地方官吏。东北是在奴尔哈赤造反后才与明朝版图逐渐脱幅的。奴尔哈赤的性质其实和安禄山是一样的，只不过成王败寇罢了！现在的中国领土是人民解放军奠定的，中国的领土历朝历代都有贡献，并不是清以前就不是中国的领土。每个朝代前期的领土都比较大、后期都会缩小，但是清末的领土无疑是最小和最丧权辱国的。

　　　 纵上所述，由于明朝是中国最后一个汉族皇朝，满清统治者可从来没有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卖国求荣，司空见惯，为了维护自己对汉族的统治，极力抵毁大明之能事，把明朝抹黑了清朝就显得白了，满清统治者作为落后的游牧民族奴役先进民族的目的就能名正言顺了，满清统治者对入关后的一系列大屠杀罪行就能抹消了。然而湮没在历史烟尘中的大明王朝不仅有着十七位帝王的传奇人生，有着三百年的江山社稷，有着幅员辽阔的国土，有着卷帙浩繁的《永乐大典》，有着华丽的紫禁城以及雄伟的万里长城，更有着天下无敌的庞大舰队……与大汉与大唐王朝相比，大明王朝从未嫁一个公主和亲番夷，其曾经的强盛与辉煌从未逊色于任何一个朝代。然而，因为满清王朝的无情抹煞，大明王朝的光芒许久都沉埋在历史的沙尘中，成为距离我们最遥远的历史。但历史终究是历史，它的兴衰与荣辱、它的谜团与疑案终究是要大白于天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