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复制链接]

从教育家到职业革命家：毛泽东的老师-方维夏 [转帖]

方维夏（1879—1936），又名绪光，肖国，号竹雅，平江县长寿街人。自幼随父读书，聪颖、活泼、伶俐，深得父亲疼爱。后因父早逝，十四岁辍学在家，一面耕田种土，一面自学，不久考入湖南中路师范学堂简易科学习。1898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南优级师范，并接受了梁启超、谭嗣同等改良派的先进思想，参加变法维新活动。后“百日维新”流产，他转而走上“教育救国”之路。毕业后，任巴陵、临湘、平江、华容四县合办的“联中”教师。他联络好友，在家乡长寿街创办高等小学校（现“维夏中学”）。他团结“联中”爱国师生声讨沙俄侵略行为，并计划组织拒俄义勇队赴东北打击沙俄侵略者。受革命思潮感染，他迅速走上救国救民革命道路，1904年，参加了爱国团体——华兴会，次年东渡扶桑，在东京农业大学留学并参加了中国同盟会。

1910年，方维夏学成回国，发动和领导家乡灾民开展闹粮斗争。

1911—1918年应留日好友湖南中路师范（1912年改为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孔绍绶之邀，在该校担任学监主任兼教农业、博物等课。政治上他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和卖国行为，工作上积极编写教科书和教学。他接触了毛泽东（1913年～1918年夏在湖南一师从事学习和早期革命活动），并建立起良好师生关系。毛泽东尊敬方老师。方器重毛泽东非凡的胆略和特殊的领导与组织才能，并积极支持他早期革命活动。1919年军阀张敬尧统治湖南时，一师校舍被军队占驻，方维夏和校长孔绍绶愤而辞职，积极投入毛泽东发动和领导 “驱张运动”中。驱张之后，谭延闿任湖南省督军兼省长，享有崇高声誉的方维夏被聘为省长公署教育科长、湖南省教育学会会长。任职期间，他设法安排爱国青年李六如等在长沙教书，以壮大革命力量。1920年8月，毛泽东等发起筹办文化书社，方维夏投资铜元七千八百元，作为“文化书社”活动费，他是总社36名社员之一。同年与毛泽东、何叔衡等发起组织了俄罗斯研究会，研究俄国十月革命，发行俄罗斯杂志，提倡留俄勤工俭学，积极宣传列宁主义。1922年，方维夏任省参议员，他伸张正义，主持公道，支持工人运动。1924年，身为中国国民党老党员“孙文学说”忠实信徒的方维夏，受毛泽东影响，由中共湘区委员会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实现了他人生根本转折。不久被党组织派往“湘军”开辟统一战线工作。他兴办军校“湘军讲武堂”，既担任政治部主任，又兼任政治教官，推动对旧军队改造，培养军事骨干，传播革命思想。1926年秋，方维夏投身北伐战争，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湘军”整编而成）第五师党代表，参加了进军江西，攻打南昌战斗。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方维夏随军北伐转战到了南京。在风口浪尖上，为了稳定军心，他团结将士，在第二军发起了“倒蒋”运动，把部队带到武汉。

1927年，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挽救中国革命，周恩来通知他在七月底以前赶到南昌。方维夏接受党组织要求，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第一师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南昌起义，他向贺龙建议将二十军一些不可靠的连长撤换，改由中国共产党员担任连指挥员，贺龙采纳了这一意见。南昌起义后，方随起义军转战广东潮汕地区，并参加了当年12月由张太雷、叶挺、叶剑英领导的“广州起义”。1928年，方维夏出席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受党组织派遣，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31年，方维夏从苏联回国，先后任闽西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总务厅厅长，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之后，服从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决定，前往湘赣省苏担任教育部长兼司法部长。期间，创办列宁初级小学700多所，工农夜校800所，并办有《红色湘赣》、《湘赣斗争》等报刊13种。为满足苏区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他积极开展“识字运动”，亲自动手造纸，主编油印“识字课本”，一心一意扑在苏区教育工作上。

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主力红军撤离苏区，开始了举世闻名长征。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大规模进攻。井冈山下，赣水两岸，血流成河。根据地被分割成十几小块，时任赣南特委宣传部长方维夏和上级党的联系被切断，只好跟随红四团转移到湘南，开展游击战争。在桂东、资兴、遂川等地与国民党军多次作战。因战斗失利，部队损失较大，红四团退至桂东东边山整休。不久，团长李宗保、团政委旷珠权下山作战，遭到江西省保安团和桂东县铲共义勇队的进攻，损失惨重，部队分割成几十个小股。李、旷叛变投敌。在部队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方维夏挺身而出，代理赣南特委书记，收集、整顿红四团余部，将队伍带至东边山，消灭了盘踞在这里反动武装，红旗插遍了上庄、下庄、青洞、泥塘一带的山岭村庄。随后，方维夏与罗荣所率的桂东游击队会合，采取突然袭击和打游击战的战术策略，在普乐油罗口消灭挨户团郭猛部的一个排，在小江打垮何忠汉的两个连，在上樟隘口打死铲共义勇队近百人。

1935年4月下旬，蔡会文、游世雄率领从中央根据地突围的部分工农红军进入桂东东边山，与方维夏所率部队会合，合并成立“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队！”革命烽火越烧越旺。湘、粤、赣三省反动军阀胆颤心惊，三省出动教导团、铲共团、保安团的兵力联合“进剿”，采取搜山、砍山、烧山、并村移民、联保连坐、经济封锁、招抚诱降等手段，妄图将红军游击队消灭。

面对着几十倍于我的敌人，1936年湘粤赣边区游击队为保存革命力量，决定化整为零避实就虚转移。高烧、昏迷和患吐血病的方维夏固执要求留下来，蔡会文拗不过，安排了两位警卫员照顾方，然后踏上了转移征途。

4月，方维夏夫妇及警卫员小张、小杨在桂东普乐下庄被敌围困。敌人加紧“清剿”，方维夏等人在被围的仙背山粮食给养困难，靠啃树皮度日。又遭蚊虫叮咬，疮疤满身。体弱的方维夏身染重病。两个警卫员不得不化装成砍柴孩子，冒着危险轮流下山，找医弄药，接触到了原认识的地方游击队员黄犹斌，终于得到药品。后黄犹斌被东平乡（现为沙田镇、东洛乡、普乐乡）反动乡长郭英汾“保安队”发觉，贪生怕死黄犹斌在威逼利诱下出卖了方维夏。4月21日，被收买的黄犹斌，黄甘古、郭先古三人按照郭英汾所设之计来到仙背山，以送粮为名进驻方维夏驻地，并说所居之地不安全，提议往深山转移，并借打厂棚理由支走警卫员，当晚，黄犹斌杀死警卫员。次日，以试枪为由，将正在煮早饭的方维夏夫妇枪杀。

方维夏被暗杀的噩耗，半年以后才传到陕北毛泽东那里。闻讯后，毛泽东痛心疾首对已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担任教育部部长的徐特立说：方先生是我的好老师，好同志啊，了不起呀……

方维夏牺牲后，他的学生方暨南于1948年在平江他的家乡修建了一座衣冠冢，并刻碑纪念。杀害他的凶手之一——黄犹斌被桂东人民政府处决。新中国成立后，中共桂东县委、县人民政府对该县城中心的一条主要街道命名为维夏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共平江县委、县政府对方维夏在家乡兴办的学校命名为“维夏中学”，并雕塑了一尊铜像以示纪念。

梁启超三拒红颜知己 [转帖]

国学大师梁启超自小聪明，17岁参加乡试，成了举人。当时主持乡试的考官、清末著名维新派人士李瑞棼，对梁启超的才华极为赏识，当即请人做媒，将堂妹李惠仙许配给他。

1898年6月，光绪皇帝下诏变法，参与维新变法的梁启超，由此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然而，好景不长，百日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匆匆逃亡日本，李惠仙只得避居澳门。第二年秋天，梁启超将家人接到了日本。

不久，28岁的梁启超应康有为之召，前去美国檀香山办理保皇事宜，在那里邂逅了美丽大方的何惠珍。当时，梁启超在擅香山演讲，何惠珍为其担任翻译，两人配合默契，演讲活动盛况空前。此时，何惠珍对才华横溢的梁启超暗生情愫，活动过后，向他表白了爱慕之情：“今生今世，我之心唯有先生……

“不行，我家中已经有妻子了。”梁启超明确地拒绝了她。

初遭拒绝，何惠珍不仅没有气馁，反而为梁启超的忠贞感到快慰。事后，为博取梁启超的好感，她动员父亲为康、梁保皇之事捐了一笔款，并托人设宴向梁启超交接捐款事宜。席间，梁启超又一次见到何惠珍。这次，何惠珍提出一个让梁启超心惊的要求：“我情愿下嫁梁先生做小。”晚上，回到寓所的梁启超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知道，何惠珍毕业于美国名牌大学，她作出这样的决定，其痴情实在令人感动。他们在事业上，确实可以相互扶持，可是，他和妻子李惠仙这些年来一直相濡以沫，感情深厚，怎能让妻子伤心？为此，他异常苦闷。于是，他连夜给身在日本的妻子写了一封信：“余归寓后，愈益思念惠珍，由敬重之心，生出爱恋之念来，几乎不能自持……不知惠仙闻此事将笑我乎，抑或恼我乎？”梁启超心想，妻子接信后，定会生出一些醋意来，大骂他一顿，这样，他发热的头脑也好冷静一下。

很快，妻子回信了。梁启超打开信后，愣住了，妻子给他寄来了《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竟然乐意成全他的婚事。李惠仙说：“我远在日本，不能照顾，先生身边若有个情投意合的何小姐照顾，岂不更好？”

梁启超在妻子的宽容面前惭愧万分，将妻子的信转给何惠珍。何惠珍一看，欣喜地笑了，说道：“惠仙姐贤德，我就向她学习，我们就做先生身边的娥皇、女英吧。”

梁启超却提笔为何惠珍写了一首诗：“一夫一妻世界会，我与浏阳实创之(“浏阳”指谭嗣同)。尊重公权割私爱，须将身做后人师。”聪慧的何惠珍马上明白了梁启超的意思，她眼泪汪汪地拿着梁启超赠给她的一张自题诗词的小像，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梁启超。“惠珍是一位多才多情的好女子，可惜……”梁启超叹了一口气，把何惠珍亲手织的一把小扇寄给妻子，让其代为保管。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我想得到惠珍的帮助，驰骋世界，但理想与现实的条件，又万万不能……”

1924年9月，李惠仙因病逝世，梁启超身边少了一个理解、支持他的人，顿感悲痛万分。痴心不改的何惠珍，听到李惠仙病逝的消息，急忙找到梁启超，一面劝慰其节哀，一面寻机重续前缘。没想到，梁启超以“年迈不想再婚”为由，第三次婉拒了她。何惠珍心有不甘，多次上门，梁启超都避而不见，万般无奈的何惠珍只好挥泪告别……

梁实秋先生评价梁启超时曾说，梁(启超)先生学问是第一，道德人品是第一，他是名副其实的大师。

摘自《宿迁日报》胤凌/文

长征中女性如何应对爱情、生育？ [转帖]

　　长征中的女性也有七情六欲，她们中很多人已婚又正值育龄。遍查红色革命根据地的史料，均没有发现关于避孕和节育的记载。两万五千里长征，女性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呢？法制晚报摘选徐焰、马祥林《重解长征之谜》文章内容，为我们揭开这一幕的历史画面。

　　战争本身并没有性别。从西方的圣女贞德到东方的花木兰，世界上的任何一场战争也没有让女人走开过，女人总是以各种方式参与战争。

　　70年前红军的长征是一个时空广袤的大舞台，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四支队伍中，都有女红军的出色表现。

　　中央红军：女性参加长征要体检男女两性之比为2700:1

　　　　中央红军离开红都瑞金西进的时候，共有8.6万多人，随队而行的女红军有32人，男性和女性的比例约为2700:1。

　　这32位女红军都是有案可稽的，她们是：蔡畅、邓颖超、康克清、贺子珍、刘英、刘群先、李坚真、李伯钊、钱希均、陈慧清、廖似光、谢飞、周越华、邓六金、金维映、危拱之、王泉媛、李桂英、甘棠、危秀英、谢小梅、钟月林、吴富莲、杨厚珍、肖月华、李建华、曾玉、刘彩香、丘一（益）涵、吴仲廉、彭儒、黄长娇。

　　经过组织批准的名单只有30人。这就意味着她们之中有两位并不是经组织批准参加长征的，而是自己偷偷去的。这两个人中，可以肯定有一个是曾玉，另一位就说法不一，无从考证了。

　　那么，究竟符合什么条件的女性才能参加长征呢？

　　当时中央内部规定了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共产党员，思想政治上绝对可靠；第二必须有独立工作的能力，会做群众工作；第三身体强壮，能适应艰苦的环境。符合前两个条件的女性，就会接到去苏区医院体检的通知。

　　共有100多位女红军成为拿到体检通知的幸运儿。但经过医生一番严格的扣诊、听诊、验血、照X光等一系列检查，身体最终合格的只有20人。另外没有经过体检、或者说不需要经过体检就直接列入名单的10位女性，是中央苏区党政军领导的配偶。

何用择时[转帖]

　　　　作者：耕斋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国史补》唐·李肇

　　玄宗在东都，宫中有怪。明日召宰相，欲西幸。裴耀卿、张九龄谏曰:“百姓场圃未毕，请候冬间。”时李林甫初拜相，窃知上意。及罢退，佯为蹇步，独留奏事。乃言:“二京，陛下东西宫也。将欲驾幸，何用择时？设有妨于刈获，独免过路赋税。臣请宣示有司，即日西幸。”上大悦。自此驾幸长安。旬日，耀卿、九龄俱罢。

　　唐玄宗早年颇有作为，后来却沉迷酒色，不理朝政，成了一代昏君。引发其颓变的原因很多，宠用奸相李林甫，据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李林甫这个人不通经书，但“明练吏事”，溜须拍马却很有一套。

　　一次唐玄宗住在东都洛阳，疑神疑鬼以为宫中有怪，想搬往西京长安去住。宰相裴耀卿、张九龄上谏说:“老百姓收割打场还没结束，请等到冬天再搬迁吧。”其时李林甫刚刚升任宰相，觉察到皇上的心思，下朝后，故意装作脚扭伤，单独留在后面对玄宗说:“二京虽然相隔有一段路，但对陛下说来就好比隔壁的东宫西宫。您想搬住到哪里，根本用不着选择时间？如果会妨害收割，只要免除沿途百姓的赋税就可以了。这件事情交给臣子我来落实，马上可以搬迁。”皇上听了十分高兴，搬到长安不久，就免掉了裴耀卿、张九龄两人的职务。

　　不光会邀宠，李林甫整人也很有心机，与其同时为相的李适之，就栽在了他的圈套中。一次李林甫对李适之说:“华山下面有金矿哩，开采后国力可大大强盛，但皇上却不晓得此事。”李适之信以为真，兴冲冲地向玄宗去汇报了。第二天，玄宗问李林甫有没有此事。李回答道:“我早就知道这事了，但华山是王气所在之处，不能随便开采，所以我不敢上奏。”玄宗听后，从此不要看李适之了，并对朝臣宣布:“以后你们有事，应先向李林甫汇报，不要草率上奏。”李林甫就此掐断了同僚的言路，自己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重臣，也把唐玄宗推上了孤家寡人的绝路。

　　察言观色，以投主子之所好，这是小人邀宠的惯技。曾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的墙上看到过狱警所刷的标语:“长官看不到、想不到、听不到、做不到的，我们要替长官看到、想到、听到、做到。”想不到法西斯匪徒应知应会的，千余年前的封建奴才李林甫早就做到了。

党内民主缺失与中共八大路线中断 [转帖]

　　【核心提示】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是党在全国执政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代表大会，也是一次民主的盛会。唯其民主，八大才制定出了正确的路线，为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但在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后，被誉为“改革开放路线前奏曲”的八大路线却被正式中止。中国社会发展进入近20年的停滞状态。发展的机遇为何与中国擦肩而过？今天我们回顾这段曲折的历史，发现党内民主的缺失是导致八大路线中止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凤凰卫视2009年5月4日《腾飞中国》节目

　　八大后党内民主缺失的表现及其影响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这是党总结八十多年的历史经验得出的科学结论。党内民主在八大后很长一段时期内遭到了严重破坏，集中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的家长制现象开始滋长。建国后，在党和国家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面前，党内部份同志包括毛泽东本人开始骄傲起来。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专断，听不得不同声音的家长制作风开始盛行。尽管毛泽东的意见都是通过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的，但由于毛泽东在党的历史上曾多次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毛泽东的个人威望在建国后更是如日中天，他作出的决定都能获得其他领导人的赞同，即使有不同意见者，他们也大都从自身来寻找原因。正如后来薄一波回忆的“毛主席威望高，大家都敬仰他，他怎么说，大家就跟着怎么做。”这使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成了上下级关系。

　　这种以“集体领导的外表掩盖个人专断的实质”的状况，反过来又强化了毛泽东的个人意志，使他认为真理总在自己手上，固执己见，反反冒进、发动大跃进乃至文化大革命，从而在“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还认为自己是在维护马克思主义。

　　二：对党内不同意见采取上纲上线的批评，党员乃至党的重要领导人的民主权利受到侵害。早在1955年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把邓子恢主张稳步前进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意见错误地批判为“右倾保守”，这就开了一个建国后把党内不同意见和正常争论，错上路线斗争之纲的先河，也违备了毛泽东本人提出的对党内不同意见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的“三不原则”，给党内政治生活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在八届三中全会闭幕那天，毛泽东批评反冒进是“右倾”，是“促退”。在南宁会议上他又尖锐地批评了中央一些领导人实事求是地纠正经济建设急燥冒进倾向的反冒进“错误”，他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50米远了。”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又主观判断冒进是马克思主义，反冒进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毛泽东背离了党内不同意见只能以理服人的民主原则

　　在这段时期，中央其他领导人在与毛泽东意见相左时，或碍于形势，或出于维护党内团结、维护党的领袖威望的考虑，往往作自我批评、自我检讨。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真实的情况是难于反对”。

　　三：民主集中制渐被侵蚀、集体领导原则遭到破坏。五十年代中后期，党内的民主生活开始由正常走向不正常，民主集中制渐被侵蚀。对此，我们可以通过一场冒进与反冒进之争来了解党的集体领导原则是如何被步步破坏，而作为八大主路线之一的经济建设方针又是如何被终止的。

　　从1955年底到1958年上半年，中央领导人在建设速度问题上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分歧。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主张加快速度，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急于求成思想和以周恩来、陈云等为代表的主张稳步前进、均衡发展的思想。这场分歧集中体现为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之争上。在这场争论的前半段即从1955年底到1957年八届三中全会的这段时间里，集体的意志得到了体现。周恩来等提出的“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反对冒进的思想和做法遏制住了盲目冒进势头，保证了我国经济在1956年、1957年的继续发展。直至此时，反冒进在党内得到了大多数领导人的认同。这次反冒进，是“我们党依靠集体领导和集体智慧，成功地避免了一次可能出现的重大失误而载入党的史册的”。

　　尽管毛泽东对反冒进是不赞成的，但此时他服从了中央政治局大多数人的意见，说明这时党内的民主生活是正常的。1957年下半年以后，毛泽东开始批判反冒进。在八届三中全会闭幕的那天，毛泽东对反冒进进行了摸底性的公平批评。他说：反冒进，是“右倾”，是“促退”。随后，毛泽东又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彻底批判反冒进。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接连不断、声色俱厉地批评反冒进，使会议气氛异常紧张。接着在2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主张反冒进的中央领导人陈云、李先念等都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各自在反冒进中所犯“错误”的责任。在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接着反反冒进，指出：反冒进是不尊重唯物论，也不尊重辩证法，不讲全面，不抓本质和主流。

　　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对反冒进及代表党中央大多数的主张反冒进的中央领导人的批判，实际上否定了党中央领导集体的经验和智慧，也实际上破坏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这就很难不助长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发展。同时，1958年毛泽东还多次指出：以后只能反右倾保守，不能反冒进。作这样的一种政治规定，进一步抑制了党内民主，导致了“左”的气氛弥漫全国。

　　在这场半年多的批评反冒进中，毛泽东背离了他曾经一再倡导的对于党内的不同意见只能以理服人，而不能以势压服的民主原则了。他的一系列批评“不仅有事实不充分，论据不足的地方，而且言之过重，上纲过高”。过重过激的批评言辞使得被批评的其他中央领导人欲辨不能，造成了党内生活中的“一言堂”。对“反冒进”的批评标志着建国以后党内民主生活开始由正常或比较正常向不正常转变。由此，党的集体领导原则遭到了破坏，党内民主受到了严重影响；八大稳健的经济建议方针被迫中止，党和国家经历了随后一系列的曲折。

宋美龄婚前在沪职业生涯 第一份工作是教师[转帖]

英语教师、审查英语进口电影、儿童劳工工作委员会秘书

1917年夏天，宋美龄结束了在美国的留学生活，于当年8月只身返回上海。她回到上海的初期，一心渴望出去工作，可是由于其父宋耀如的坚决反对，宋美龄在上海家中曾度过一段苦恼的家居生活。直到1918年5月宋耀如在上海病逝，宋美龄才有了与外界接触的机会。当然，这一切都得益于二姐宋庆龄在母亲倪桂珍面前的进言。

第一份职业:基督教女青年会英语教师

宋美龄的第一份职业，是到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当英语教师。这是母亲接受一位友人的建议才得以实现的。当宋母公开放出话来，要为宋美龄找工作时，上海许多学校对宋美龄都有兴趣。一些学校甚至愿出优厚的薪水聘用她。但都被倪桂珍谢绝了，她唯一看中的是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

宋美龄在基督教女青年会讲课很优秀。当年她在威尔斯利女子大学读书时，就经常当众朗读英文课文，所以她当教员并不怯场。当时前来青年会听课的都是上海妇女界有名的大家闺秀，还有一些高官的女儿或夫人。

她不但每周两天到基督教女青年会讲英语课，同时还参加一些由基督教女青年会组织的社交活动。

第二份职业:审查英语进口电影

宋美龄本来想在基督教女青年会这样继续教书，可是不久有一位在青年会听过宋美龄讲课的高官夫人，向上海市社会局推荐了她。原来上海要成立一个电影审查机构，缺少了解西方电影的人才，所以提名由宋美龄担任。

宋美龄对上海市社会局派官员来考察她感到意外。当来人询问起她在美国求学期间是否喜欢看电影时，宋美龄猜不出前来考察她的官员的来意，但她仍然坦率地承认:电影是我最喜欢的，我在皮德蒙特读中学的时候，就喜欢看电影，可惜那里很少有看电影的机会。后来我到波士顿郊区的威尔斯利小镇，那里有一家电影院，这样就可以随时看美国电影了。

负责考察的官员告诉宋美龄:中国电影现在也开始寻求发展之路了，上海更是中国电影发展的重要基地，所以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具有全国指导意义的机构，将来会是政府的一个组成部门。它的任务是专门审查全国各地电影制片公司拍摄的各种电影，有声片和无声片都需要审查，总之，民国政府开始重视电影了。当时的电影审查机构急需一个既熟悉美国电影，同时也会英语的工作人员，而宋美龄刚好符合这一条件。

1919年3月，宋美龄进入电影审查委员会供职。

宋美龄的主要任务是为委员会审查外国电影的英文翻译，专门协助电影审查专员对所有英语进口片的观看和审查。这样一来，她只能把基督教女青年会的英语教师当作副职，而把全部身心倾注于审查委员会中。名不见经传的宋美龄从基督教女青年会这个不被社会注目的民间团体，一跃到上海电影界人士备受关注的审查委员会任职，在所有人眼里是一个奇迹。有些人甚至认为宋美龄进入电影系统，与当时正在上海的孙中山有关。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孙中山从来没有插手妻妹的工作问题。

第三份职业:儿童劳工工作委员会秘书

就在宋美龄供职电影审查委员会半年后，上海市参议会内的一批同盟会友人，开始注意和了解她的情况，极力主张聘请她来上海市参议会任职。在他们看来，聘用宋美龄至少有两个益处:一是她的到来可以密切与已经前往广州的孙中山的联系；二是当时上海像宋美龄这样优秀的英语翻译人才确实罕见。

消息传到宋美龄耳朵里，她极为反感。一是因为她对在上海电影审查委员会供职已经很满足，不想在短时期内频繁地变更职业；二是她已经听说了坊间对自己工作后的种种猜测。她那时既想有崭露头角的机会，又不想成为众矢之的，所以对参议会派来商量此事的人明确表示了无意进入参议会的意思。可是，宋家人却不赞成宋美龄的主意，表现较为明显的是她的大姐宋霭龄。她是力主宋美龄进入政界的主要力量。宋霭龄认为三妹进入上海参议会可能会改变将来的命运。

宋美龄对此盛情难却。她认为如果听信大姐的劝告进入上海参议会，她就必须在基督教女青年会和电影审查委员会中至少辞去一职，不然她就无法安排自己的时间。

尽管宋美龄有适可而止的意思，但是宋霭龄仍然有意提携妹妹更上一层楼，于是便将事情的缘由说出来。原来是参议会一位朋友在一次外事活动中，亲眼看到宋美龄为一位军事官员做译员。宋美龄的英语翻译水平让外国客人赞叹不已。那位友人认为像宋美龄这样优秀的人才在电影审查委员会供职是屈才使用，所以极力主张调宋美龄进参议会，因为当时上海参议会正缺少一位英语译员。

上海参议会中有许多美国人担任要职，当时要下设一个儿童劳工工作委员会，主要工作职责是救助中国社会底层贫困儿童。至于参议会为什么一定要请宋美龄兼职，就是因为这个工委会经常要会见外国人，英语译员显得格外重要。

宋美龄得知这一消息以后，忽然动了心。她对儿童和劳工的工作十分关心，她在美国读大学的时候，就喜欢研究世界儿童和妇女的现状。而宋美龄当年在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毕业论文，就是以妇女儿童社会地位得到改善为主题的。最后宋美龄同意辞去电影审查委员会专职译员的工作，进了上海参议会。

1919年秋天，宋美龄正式出任上海儿童劳工工作委员会的执行秘书，工作变得更加繁忙了。

1920年夏天，宋美龄辞去了包括上海参议会儿童劳工秘书在内的所有职业，一个人只身悄然前行广州。在那里，宋美龄见到了后来改变她一生命运的蒋介石。

(摘选自《文史博览》，作者窦应泰)

中药贩子的 三种生存之道[转帖]

长期以来，形形色色的中药贩子游走在全国各地的中药市场上，甚至将来路不明的中药饮片推销给一些中医诊所或无照经营的黑诊所。近日，记者调查后发现，由于推销方式和目标客户的不同，中药贩子可以分成3个层次：而在这其中，老郭、老谷、孙大明的不同经历正反映了中药贩子的“三个世界”。
老郭：“我只负责卖假药”

3月28日中午，在北京昌平区小汤山镇的一个普通小院里，老郭带着两个小工在太阳底下晾晒中药。院子不大，几十平方米的地方，地上 铺满了五颜六色的中草药。一边翻晒中药，老郭一边告诫两个小工要把药材中的蛆虫和杂质挑出来。

50岁出头的老郭是山东菏泽人，用他的话说，自己是中药行当里的“元老”。 20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去了安徽亳州的中药材市场，并由此加入了贩卖中药饮片的队伍。 “刚入道的新人一般都跑东北和广东，只有像我这样的元老级人物，才能在北京站住脚。因为北京管理的比较严，一般人不敢来。但北京有全国最大的中药市场，虽然风险大，但利润更大。 ”老郭说，“我主要针对一些小的个体诊所，大的医院要求必须要有药品检验证书和销售许可证，所以进不去，小诊所不看证书，只问价格，只要拿着药材清单和诊所接触，生意就不用愁。 ”老郭告诉记者，目前，他主要给10家诊所送药，每个月的销售额有60万元左右。“我们的行规是：不负责给客户开具发票，不负责提供药材检验证明，不负责药品质量。”老郭告诉记者，中药制假比较普遍，且真假难辨，“我不负责造假，我只负责卖药。 ”

老谷：“制假贩假是绝活”

经老郭介绍，记者见到了一位叫老谷的山东人，和老郭不同，老谷干的技术活儿——中药造假。

老谷告诉记者，“中药造假，最常见的就是用一些廉价的药材或者其他物品来代替真正的药品，或者通过一些手段，制造出外形与药材相似几乎难以分辨的假药。 ”

老谷说，天麻是比较贵重的中药材，可以用麻薯或土豆来代替；用老鼠皮、羊皮、鹿皮等包裹鹿角粉、猪血粉、蛋清等物质伪制鹿茸等。 “凡是与一些中药材外形相似的东西，都能用来制成假药。 ”老谷说。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目前，一些名贵药材产量的急剧萎缩，催生了造假现象的大量出现。据了解，在我国，麝在1988年的时候还有200万只，到1995年统计时全国就只剩下不到5万只。穿山甲的甲壳以前1年国内可以产200多吨，现在就只产两三吨。正是这些珍贵药材的稀少，吸引了一些不法分子对这些中药进行造假以赚取高额利润。

孙大明：“向大医院进军”

和以上两种中药贩子经营的目标不同，第三种中药贩子是以“中医药销售代表”等身份向国营正规的医疗机构伪装虚开药品销售清单，以便拿到高额的回扣。

3月28日下午，记者见到了孙大明。孙大明主要贩卖中药饮片（注：中药材原料经切、炒、炙、磨粉等加工后的成品）。 10年的中药贩子生涯，令孙大明有了一笔可观的积蓄。 2008年春节后，他正式结束自己中药贩子的“潜伏”状态，在北京昌平区成立了自己的中药材经销处。

和老郭专跑小诊所不同的是，孙大明的客户主要是国有大医院及一些有一定规模的中医专科医院。据其透露，现在，他主要是给北京、天津、石家庄等地的中医医院送药，“由我供货的这些医院基本上每月都能卖掉几十万元的中药饮片，给这些医院供货的不只我一个，每家医院大都同时和七八个经销商合作。 ”

按照国家发改委物价司关于中药销售的价格规定，中药零售价差最多不能超过15%，“但是，就北京而言，目前一付中药的零售价格大约在五六十元左右，也有超过百元的。如果按照医院进购价格算，这样的一付中药，成本不会超过10元钱，其利润之高可想而知。 ”孙大明告诉记者，就算药品等级合格、药价核算合理、各种手续俱全，一付中药的利润也在300%以上。

“如果你是医院的药材采购人员，我敢保证，你给医院购进一万元的中药饮片，自己也能挣一万元。 ”孙大明称，一般情况下，药品采购员会有两份价格清单，一份给自己，另一份高出真实价格50%的清单给医院。当采购员单位按照“假清单”返款时，多出去的药款就会打到采购员的账户上。
（摘自《中国经济周刊》第15期作者崔晓林）

陈炯明与孙中山：原则者输给投机者 [转帖]

陈炯明

　　　陈炯明与孙中山决裂的“炮轰总统府”事件让他背上了叛徒的名声．然而，如果说，孙中山是一位不择手段的成功者，那么陈炯明就是一位坚持原则的失败者。也许，坚持原则者总是容易输给不择手段者，道德主义者总是容易输给功利主义者，理想主义者总是容易输给机会主义者。

　　
　　陈炯明

　　这是为陈炯明翻案的文章。

　　陈的旧案，其实轮不到、也不必等我来翻。海外康白石（高宗鲁）的《陈炯明传》（香港文艺书屋1978年版），已大体写出陈炯明的本来面目；陈定炎（陈炯明之子）与高宗鲁合著的《一宗现代史实大翻案———陈炯明与孙中山、蒋介石的恩怨真相》（香港吴兴记书报社1997年版），更在史料和见解上有力地重新树立起陈炯明的正面形象。大陆段云章、倪俊明和沈晓敏编辑的《陈炯明集》、《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历有争议的陈炯明》，也已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翻陈炯明的案，可以说是一件既简单又复杂的工作。在情理上，在纯学术层面，是简单的；而在政治上，在意识形态层面，却是复杂的。因为重评陈炯明，无法绕开孙中山，对陈多肯定一分，就必然要对孙多否定一分。而长期以来，在国民党的正统史学中，孙中山是“国父”，是革命开山，反孙即反党，叛党即叛国（当年声讨陈的传记就名为《陈炯明叛国史》）。因此，在党化史学盛行的时候，在孙中山政治神话的笼罩下，陈炯明的政治形象就长期被遮蔽，被歪曲，被抹杀，就被定型为“总理叛徒”，就难以被历史宣告无罪。

　　正是出于这一背景，《一宗现代史实大翻案》就不仅是一份陈炯明的辩护辞。阅读此书，最可见孙、陈政治毁誉的形成，最可见政治势力对历史编写的扭曲，也最可见“胜则为王，败则为寇”这句话的精辟。考虑到一般读者难得见到此书，故以下略述我的读后感，并以此表达我对这位近代岭南志士的敬意。

　　孙、陈的政见冲突

　　1922年陈炯明与孙中山决裂，并有所谓“炮轰总统府”事件，是民国史上的大关节，促使孙中山此后转向联苏容共的政策，由此更改变了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走向。

　　大体说来，孙、陈之争起于政见的冲突，在北方隔岸观火的胡适当时即明白指出：“孙文与陈炯明的冲突是一种主张上的冲突。陈氏主张广东自治，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孙氏主张用广东作根据，做到统一的中华民国。这两个主张都是可以成立的。但孙氏使他的主张，迷了他的眼光，不惜倒行逆施以求达他的目的。于是有八年联安福部的政策，于是有十一年联张作霖的政策。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孙氏还要依赖海军，用炮击广州城的话来威吓广州的人民……”（《这一周》之十）。

　　孙、陈之间，孰是孰非？陈的意图，是立足于“联省自治”，再进而通过和平制宪，“仿照美国联邦制度，成立中华合众国”（据《历有争议的陈炯明》，页484）；这与孙的“武力统一”，并模仿苏俄政治和军事制度的做法，正成强烈的对照。至少，陈的路线代表了二十年代中国政治的另一种选择，代表了现代史上一条未走的路。其中是非得失，这里不拟细论。至于他们交恶的始末，也按下不表。我只想交代陈炯明政治生涯中的几个片断：

　　1920年陈在闽南时，列宁密使波特波夫曾访问他，表示苏俄可将储存在海参崴的军械供给粤军使用，陈以为革命不应依赖外力，遂婉拒之（《大翻案》，页193-194）。当时苏联更属意的合作对象是陈炯明，假使他积极争取，还轮得到孙中山吗？而国民党后来正是依赖苏联的军援，才得以击溃陈炯明部，并北伐成功的啊。

　　1922年底至1923年初，孙中山联络西南军阀，沿西江而下进攻陈炯明主政的广州。其时广州方面财源枯竭，军心动摇，前方将领多要求开禁驰赌，以赌税维系经济（《史事编年》，页715-716），而陈断然表示：“粤军可倒，赌不可开！”（陈演生编著、黄居素增订《陈竞存先生年谱》）假如陈不执意坚持他一贯的禁赌政策，其部属又何至于穷极哗变，致为外敌所乘呢？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方面欲联络中国各系势力以求合作，日人影佐与陈商谈多次，陈以归还东北为先决条件，日方表示：“君但肯出面，一切均可商谈，归还东三省亦不成问题！”陈要求日方出具书面文件，终以日方不能应诺而作罢。以后影佐以个人身份赠与支票八万元，陈面辞不获，事后就在支票上画叉勾销，命手下送还影佐（康白石《陈炯明传》，页99）。如果他稍假以辞色，就算不能藉日本之力东山再起，临终前也不至于生计潦倒啊。

　　由此可见，陈的旧属称他“宁牺牲其凭藉军事力量，而不背其对民众夙昔之诺言，虽顾目的，更择手段”（陈演生《陈竞存先生年谱·编后语》），亦不尽是阿私之言吧。

　　孙视“政治为一种技术”

　　我们且对照孙中山的行事：

　　为了扳倒袁世凯，孙中山1914年致函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希望日本帮助中国革新，“可开放中国全国之市场，以惠日本之工商，日本不啻独占贸易上之利益，日本制造品销入中国者免税，中国原料输入日本者亦免税。”次年更致函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提出中日合作盟约十一条。

　　为了筹集北伐军费，孙1921年与美商乔治香克签订合同：香克在美为孙政府发行公债一亿金元（约合当时中国币二亿元），而未来由香克所组织开发的中国工业，生产纯利的三分之一、购买材料款项的百分之二十五皆归其所有。这实际上将使香克垄断中国的商务让予权。

　　还是为了北伐，孙1922年与“日华林矿工业公司”签约：日方供给新式长枪二万枝、子弹五百万发及野炮若干，并资助五百万日元，而赢得海南岛及广东沿海岛屿的开发权，以及厦门以南的捕鱼权。

　　孙与日、美之间的这些密约，因故都未实现（以上参《大翻案》，页293-294、页389-401），但他不惜作“浮士德式的交易”，不惜牺牲一国利益以谋求一党利益的动机，是显而易见的。孙1922年下令舰队炮轰广州城区，1924年火烧西关血洗商团，更使广州人民遭受苦难（参《大翻案》，页377-389）。

　　跟孙中山相比，陈炯明太拘泥原则；跟陈炯明相比，孙中山太不择手段。对于孙的这一点，吴佩孚曾有言：“余信政治之要谛在于道德，而孙先生似认为政治为一种技术。”

　　孙去世后，梁启超有更清晰的批评：“我对于孙君所最不满的一件事，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这句话也许有人觉得迂阔不切事情，但我始终认为政治家道德所必要的。因为不择手段的理论一倡，人人都藉口于‘一时过渡的手段’，结果可以把目的扔向一边，所谓‘本来目的’倒反变成装饰品了。”（《孙文之价值》）陈之所以英雄末路，也就在于他太讲原则吧。

　　陈炯明等的政治原则

　　在此，还要另外补说一点：当时坚持不与外国势力合作的实力派军阀，并不仅陈炯明一人。

　　吴佩孚1922年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得胜，势力盛极一时，苏联特使越飞在南下会见孙中山以前，实际上更希望跟吴合作，但为吴所拒绝；吴 1924年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兵败，日本领事劝他抛弃旧主曹锟，与段祺瑞修好，吴却表示：“关于个人一时之成败，本不在念中，此为我不能擅背曹而结段之原因，故宁为玉碎不为望瓦全也。”等到他为国民党所败，退避蜀中，日本要人仍专程拜访他，愿提供一百万元、十万步枪、两千机关枪及五百钢炮，以支持他重出江湖，但他回答：“过去我曾有枪不止十万，有钱不止百万，可见成败并非枪炮与金钱。我如愿引外援借外债，何必待到今日！中国的事应该由中国人自了。”（参李洁《茫茫烟蔓寻何处———吴佩孚遗址考》；郭世佑、邓文初《民族主义的裂变———以孙中山与苏俄关系为中心的分析》）可知吴与陈皆始胜终败，而且皆败于苏联支持下的国民党，实与他们恪守原则大有干系。

　　郭松龄1925年起兵反奉，欲推倒张作霖，日本方面事前曾与郭接洽，表示可助其一臂之力，条件是满足日本在南满的特权，但为郭断然拒绝。结果，正由于日军介入，郭功亏一篑，而张作霖才得以挽狂澜于既倒（参何柱国《郭松龄反奉失败原因之我见》）。

　　即使是凭藉日本势力起家的张作霖，行事也仍有他的底线。据说在他统治东北时期，大事不糊涂，与日人虚与委蛇，始终未缔结损害国家主权的正式协议；1928年日本警告他不得返回东北，但他决意离京返奉，才被炸死在皇姑屯车站（参沈云龙《有关张作霖的史料》）。

　　吴、郭、张诸人所行，可算陈炯明的翻版。何以旧军阀尚能遵守相当的政治原则，而革命党反而在手段上肆无忌惮呢？我想，孙中山那样的革命家，或自信他的目标更远大、理想更崇高，自以为非常之人，可行非常之事，故更勇于投机，乃至为陈炯明所不肯为。越是以政治理想自负者，其不择手段的勇气也越大，“中原代有英雄出，各苦生民数十年”，此之谓欤！

　　陈炯明非一介武夫

　　陈炯明并不是一介武夫。他跟吴佩孚一样是秀才出身，又就读新式的广东法政学堂，以最优等生毕业，比之吴佩孚更多了新知识的洗礼。他后来以文人治军，仍有其独立思想，此其所以终不能盲从孙总统也。

　　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素来敬重陈炯明，孙、陈分裂后，他写了一封万言长信给陈，举孙、陈、汪（精卫）为当世党人三大领袖，希望陈与孙能和好如初。陈复函有谓：“……共和建国，主权在民。民之能力，直接间接不能为组织国家之分子，则主权不能行使。由小数黠者久假不归，虽百年以往，无真正共和之可言。……老百姓不出，如民治何？假托武力，愈革愈糟，前车可鉴……”这不仅说中了孙中山的要害，说中了国民党的要害，不也说中了百年以来的历史吗？

　　稍后陈炯明彻底失势下台，避居香江，1927年完成《中国统一刍议》，系统提出其建国方略，虽已无济于实际，但仍不失为光明正大之论。

　　他批评国民党的政治路线：“夫既曰国民，不应为一党之包办，不应仰苏俄之接济，尤不应受第三国际之指挥。否则冒国民之名，行党人私通外国之实，民国虽可欺，决不为之负责。”这既是指责当时的国民党，也是指责过去的孙中山。

　　针对**则说：“夫**，实与民主政治根本不能相容……若震惊苏俄专政之成功，则历史帝王之专政，何尝非绝大成功。今必欲尤而效之，则革君主而为民主，日以民权强聒吾民者，殊为多事也。”这是说，如因为新专制有效率就效法新专制，那又何必推翻同样有效率的旧专制呢！

　　又说：“即以革命党论，亦无一党独尊之必要。盖革命目的，原非排斥异己，独霸一时。如有异党之为革命，或非革命，而其行动不为本党之破坏者，何妨并行而不悖。若必以狭隘之态度处之，一若版权所有，不准翻印，未免示人以不广；且谁为真赝，尚待条件证明。”以垄断版权比拟国民党的一党独大，是很可玩味的形容。

　　陈炯明又批评党化教育：“中国向无宗教束缚，方幸为欧美所不及，国民党何故违背真理，以一党之信仰，作宗教式之宣传，尚为未足；并此教育独立之机关，亦必入寇而摧残之，是亦何为者！”

　　以上这些批判，正与胡适为首的“新月派”对国民党独裁的批评遥相呼应，而且，在写作时间上还比胡适为早呢。

　　陈炯明1933年病逝于香港，各方哀挽无数，其中有这样两副挽联：

　　“好权不好利，好俭不好奢，叔世才难，如公有几；叛情不叛理，叛党不叛国，谤满天下，名亦随之。”

　　“天下事岂有定乎，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大丈夫当如是耳，孙不能屈，袁不能降。”

　　所谓“叛情不叛理，叛党不叛国”，所谓“大丈夫当如是耳，孙不能屈，袁不能降”，我以为最能见其人的意气和光彩。

　　总体而言，陈炯明在政治上终归于失败，但不失为荣誉的失败。他以革命功臣而终成国民党的叛徒，恰可比十九世纪日本西乡隆盛，以维新元勋，而终成明治政府的乱党。当时为逆为寇，然倏忽百年，尘埃渐落，功罪重论，他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失败的英雄。

　　曾看到一篇台湾陈文茜的访谈，题为《只问历史的人》，在她心目中，民进党早期的领袖许信良是真正的政治英雄，而后来的民进党已丧失了理想精神，“这个年代，已经太缺少不计自己利害、不论自己位子，只问历史的人。”其实，不计利害，只问是非，不计地位，只问历史，这样的政治人物在任何时代都是稀有的，若求之于近世，陈炯明庶几近之乎？

　　如果说，孙中山是一位不择手段的成功者，那么陈炯明就是一位坚持原则的失败者。也许，坚持原则者总是容易输给不择手段者，道德主义者总是容易输给功利主义者，理想主义者总是容易输给机会主义者。

　　陈炯明读法政学堂时，因为严译《天演论》的影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流行一时，故他取字“竞存”，正与胡适名“适”字“适之”的用意不约而同。可是，就像胡的自由主义终究不合时宜一样，陈的政治道德也不能让他立足于弱肉强食的政治世界。胡适不“适”，竞存不“存”，这是现代中国的悲剧；但在那个泥沙俱下、群魔乱舞的时代，也是无可避免的悲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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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迷情：李莲英如此伺候慈禧太后洗澡 [转帖]

在很多传说和野史里面，慈禧都被描绘成一个贪婪、自私而淫荡的女人。之前帮助慈禧画像的那个美国的卡尔小姐，在宫里不但没有好好安分守己，更是胡说八道一大堆。她说慈禧是一个和李莲英一个浴盆洗澡的怪物，而且光绪皇帝也明摆着要和这个外国女人有一腿，因为他总是试图去亲吻这个外国来的洋女人。这样的书籍到了社会上，当然会让那对以前根本不了解的人产生误解。对此，我爷爷非常愤怒，说这个美国女人简直就是胡说八道。

但是慈禧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后来我看到过慈禧身边侍女说的一些话，也求证了家里的长辈，这才清楚：虽然说旗人的女子是天足，但是也和汉人一样，对于脚也要隐蔽的。洗脚、换袜子都不能让外人看见。当媳妇的都是关上屋门，睡觉前洗脚，儿子年岁大了，妈妈洗脚，也不能让儿子看见，更不用说光着脚走出闺门了。爷爷也曾经听隆裕说过这样的话：很多人都胡说八道，说老太后和李莲英怎么怎么，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老太后为了显示自己的教养，为了显示自己的高贵，也为了显示自己的尊严，对于一些事情是非常在意的，向来不许太监沾手。有人瞎编，说老太后腿疼，把脚放在椅子上，伸着腿让李莲英给按摩，这纯粹是胡说。再说，宫里戒备森严，老太后身边随时有宫女陪伴，如果有这样的事情，老太后也早就羞臊死了。老太后从年轻开始守寡，年轻的时候都没有什么事，何况年老了呢？

听完爷爷描述隆裕当初说的话，我心里感到很塌实。毕竟事关自己长辈的声誉问题，所以我对这些很在意。如果卡尔小姐描述的事情是由在慈禧身边伺候的人说出来的，即便是隆裕这么说，我都有可能相信，而来自美国的卡尔小姐作为当时宫里的一个客人，不仅没有机会在慈禧身边伺候，也没有资格随便走动，怎么会传出慈禧和太监一起洗澡的说法呢？她说慈禧和李莲英在一个澡盆洗澡，很显然是胡说八道。因为在慈禧洗澡的时候，不是每个人都能在场的，即便卡尔小姐作为宫里的贵客，那个年代的妇女洗澡，也不可能让人围观。除非是卡尔小姐亲自伺候慈禧太后洗澡，她才能真正看到慈禧是怎么样洗澡的。但是如果卡尔小姐在场的话，慈禧又怎么能开放到和太监在一个盆子洗澡而被人围观呢？很显然，说谎的是那个卡尔。她为了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胡编乱造而已。

一位在慈禧身边伺候过的宫女也就慈禧洗澡的问题回答过一些人。她说：伺候老太后洗澡和洗脚，专有四个贴身的丫头。洗脚两个，洗澡是四个。平常她们也干点零活，但专职是沐浴。这些丫头也是经过训练的。怎样用毛巾热敷膝盖啊，怎样搓脚心的涌泉穴啊，有一套专门的技术。洗脚时，老太后往椅子上一歪，嘴里不停地与底下人说闲话，享受着洗脚人的搓揉，这是她老人家最松散舒适的时候，宫女常常在这个时间里得到意想不到的赏赐。脚洗完后，如果需要剪脚指甲，两个洗脚的宫女中一个点起手提式羊角灯来，单腿跪下，手持着灯，另一个也单腿跪下，把老太后的脚抱在怀里细心地剪。这之前还要有个“请剪子”的过程。在老太后的屋子里有严格的规定，不许摸刀子、剪子。如果需要用，必须要事先请示。伺候洗脚的宫女向内寝的人轻轻说句“请剪子”。侍寝的转禀老太后，老太后说：用吧，还在原地方。这时侍寝的才敢拿出剪子来交给洗脚的宫女。完毕后，洗脚的宫女请跪安退出，这才完事。差不多天天如此。那么既然有这么多宫女伺候慈禧洗澡，慈禧又怎么能开放到和一个太监一起洗澡呢？况且作为太监来说，因为自身的问题，他又怎么能把自己的缺陷暴露在外人眼里呢？很显然，是不可能的。

那个宫女说起慈禧洗澡的事情来，也说这和时令有密切关系。如果天热，洗得勤点，夏天差不多要天天洗，冬天隔两三天洗一回，都是在晚上，宫里白天没有洗澡的。洗澡的时间，一般在传晚膳后一个多小时，在宫门上锁以前。因为需要太监抬澡盆、担水，连洗澡用的毛巾、香皂、爽身香水都由太监捧两个托盘进来。太监把东西放下就走开，不许在寝宫逗留。司沐的四个宫女全部一样的穿着，一样的打扮，连辫根、辫穗全一样。由掌事儿领着向上请跪安，这叫“告进”。算是当差开始。在老太后屋里当差，不管干多脏的活，头上脚下都要打扮得很利落，所以这四个宫女，也是新鞋新袜。太监把澡盆等送到廊子底下，托盘由宫女接过来，屋里铺好油布，抬进澡盆注入温水，然后请老太后宽衣。这个时候，除非伺候慈禧洗澡的人，别的人是根本没办法进入的。这就又说明一个问题，即便是慈禧身边最亲的人，要看到慈禧洗澡，也是万万不能的，更别说一个太监了。所以由此推断，来自美国的画家卡尔小姐确实是一个大话精，是一个编造故事的高手。

因为我后来特别注意关于慈禧的报道，所以也看到过很多这方面的问题。后来看到在慈禧身边曾经伺候过慈禧的宫女荣儿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可以证明慈禧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民国以来，有好多的人问我，说李莲英值夜，听到老太后在屋里咳嗽，他怕惊动老太后，就跪着爬进了寝宫，给老太后倒碗水喝，使得老太后很感动。那么说老太后不就成了孤寡户了吗？没人答理没人瞧，夜里咳嗽，连碗水全喝不上，那还称什么皇家太后呢？这些胡讲乱吣的话，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还有人问我，说慈禧太后爱听杨小楼的戏，主要是喜欢杨小楼的武功，让太监把他装进食盒里，抬到寝宫里去。这更是没影的事。老太后、皇后好比两只凤凰，我们宫女好比一群麻雀，整天围着凤凰转，最少也有十几只麻雀在后边跟着。这是制度、是规矩，抬进一个大活人来，往哪里放啊！这都是哪儿的事！我还不知道对我们宫女会瞎编些什么呢？所以我除去对诚心诚意想知道点宫廷故事的人以外，我闭口不讲宫里的事。”

北齐，开国皇帝的“病态兽行” [转帖]

　　南北朝时代，北齐的政治势力始终比较强大。北齐建立，开国皇帝高洋年仅20岁。可是，他死的时候，时年仅31岁。短短十年间，高洋简直判若两人。前期，整顿吏治，巩固边防，还算有些作为；后期，忽然变得颠三倒四，荒淫残暴，像个重症精神病。说起那些禽兽行经来，他真像一只披着人皮的狼。难怪柏杨先生指责北齐皇室，是禽兽家族呢。（下图：北齐开国皇帝高洋，据说是半个“精神病”）

　　　　高洋凶性发作时，对亲娘也一样看待，有一次曾把他母亲娄太后坐的小矮凳（胡床）推翻，使老太婆跌伤。又有一次他大发脾气，宣称要把母亲嫁给鲜卑家奴。高洋到岳母家，一箭射中岳母的面颊，吼叫说：“我喝醉了连亲娘都不认识，你算什么东西。”再把已满脸流血的岳母打一百鞭。高洋把平日经常规劝他的两个弟弟高浚和高涣，囚到地窖铁笼之中，高洋亲自去看他们，纵声高歌，命二人相和，二人既惧又悲，唱出歌声，声音颤抖。高洋听了，居然流下了眼泪，然后，提起铁矛，朝二人猛刺。卫士们群矛齐下，两个弟弟用手抓住铁矛挣扎，号哭震天，不久就被刺成一团肉酱。最后连同铁笼，一块儿烧毁。高洋最后做的一件事是，把北魏帝国元姓皇族，全部屠杀，婴儿们则抛到空中，用铁矛承接，一一刺穿。

　　高洋非常宠爱一位妓女出身的薛贵嫔，又跟她的姊姊私通。有一天，到她姊姊家吃酒，姊姊求高洋给她父亲一个大官，高洋大怒，命卫士把她悬挂起来，用锯锯死。又有一天，忽然想起来薛贵嫔曾经跟别的男人睡过觉，又把她杀掉，把血淋淋的人头藏到怀里参加宴会，在宴会高潮时掏出来抛到桌子上，全席大惊失色。高洋又把她的尸体肢解，用腿骨做一个琵琶，一面弹一面唱：“佳人难再得。”出葬时，高洋跟随在后面，蓬头垢面，大声哭号。（下图：北齐高洋陵墓中的陶佣和壁画）

　　　　北齐后宫的女人，只有一个没有受到他的欺侮，那就是皇后李氏。李氏是汉人，才色俱美，高洋为太原公时娶她为妻，当上皇帝后立她为皇后，高洋对后妃虽喜怒无常，厌烦了就杀掉，但对李氏却以礼相待；至于对李氏的母亲和姐姐，他就另眼相看了。一次酒后，高洋闯进岳母家中，见岳母一副养尊处优的样子，发起无名之火。他从随从手里拿过弓箭，一箭射中岳母的脸，并对流血如注的岳母说：“我打过母后，还没有打过你，这不公平，我还要打你一顿才好。”于是又命令手下抽了岳母一百马鞭才罢休。

　　李皇后的姐姐是魏亲王元昂的妻子，长得香艳迷人。高洋早就对她垂涎欲滴。为了得到李姐，高洋想将她纳入宫中当三昭仪，但又怕她留恋丈夫，便心生一计，找个借口，召元昂进宫，用乱箭射死。李姐设置灵堂，祭奠元昂，高洋假装前往祭祀。欲火攻心的高洋就在元昂灵前把李姐奸污了。

　　北齐皇宫附近的一户李姓居民，起床后忽然发现，有人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奸污自己的女儿。小女痛苦地哀嚎着，施暴者却哈哈大笑，这个人，正是北齐皇帝——高洋！

　　到了30岁，高洋已经不能吃饭了，每天只靠几碗酒度日，最后终于死在昏醉之中。

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元凶疑遭中情局灭口  [转帖]

　　　　劳登县凶杀案发生的地点以及两位受害人威廉·班尼特（左下）其妻辛西娅（右上）

　　美国弗吉尼亚州劳登县新近发生了一起引起轰动的杀人案件。 一对退休的老年夫妇，在晨练时遭到袭击，一死一重伤。这起看似平常的杀人事件，却引发美国人在网络上的大讨论——遇害的老人威廉·班尼特，到底是谁？犯罪分子作案手法法为何如此高超？他的死为何惊动了美国政府、中央情报局？随着一个个疑团不断被解开，10年前一段历史的真相，也渐露端倪。

　　“寻常夫妇”遭遇不寻常暗杀

　　3月22日清晨5时38分，弗吉尼亚州劳登县警察局内，一阵急促的报警电话在寂静的警察局内响起。值班警察刚拿起话筒，报案者慌张的声音就传到耳边：“我是住在石溪河畔区的居民。有一辆两侧没有窗户，车身没有字样的无牌白色小货车在我家附近出没，这车走走停停，已经沿着滨河路来回跑了两趟了。我看见车上至少有3个黑衣壮汉，挺像是2002年的公路大街连环杀手，你们赶紧过来看看吧！”

　　接到报案，几名值班警员迅速驾车抵达现场——滨河公园，但白色小货车却不见踪影。他们不敢大意，开始下车徒步搜索。

　　惊人的一幕让在场的几位警员呆住了。一名身穿黑灰色运动服的男子，躺在血泊中，已经没有任何知觉！沿着血迹，警员们很快在林地里发现了第二名受害者——一名浑身血迹的妇女，已经深度昏迷，但还有呼吸。不久，医疗直升机、刑侦警车、鉴证警车纷纷抵达出事地点。

　　通过指纹比对，鉴定人员在持枪申请的资料库中，发现了遇害者的身份——死者为现年59岁的威廉·班尼特，重伤者是他55岁的妻子辛西娅。他们是劳登县的居民，就住在离遇害地点不过1英里的一幢房子里。

　　劳登县的治安状况一向良好，已经多年没有发生过重大命案，班尼特夫妇的遇害引起了整个社区的异常关注。居民们很踊跃地为警方提供线索。原来，这对夫妇几年前才到劳登县定居，他们与普通的退休老人没什么区别，不过特别喜欢锻炼，每天清晨都会慢跑很长的一段距离。

　　一位邻居说：“他们很友善，也非常有修养，总是主动跟我们打招呼，也很喜欢参加社区活动。不过，他们从来不提自己以前的职业，在社区活动中也不怎么说话。”

　　看起来案情并不复杂，侦破工作却让当地警方陷入困境。用警察局长史蒂汶·辛普森的话来说：“作案者手段相当专业，没有在现场留下任何可用的线索！从遇害者遭受的重创力度来看，犯罪分子就是想通过狠力弄死受害者。从下手的狠劲儿来看，犯罪分子对受害者肯定怀有很深的恨意，或者说意图十分明显。这是我从警20年来遇到的最棘手的案件。”

　　劳登县警方随后抽调了13名警官组成专案组调查此案，还悬赏21000美元征求破案线索。但他们将破案的最大希望，寄托在重伤的辛西娅身上，希望她能快点好起来，接受询问并提供线索。

　　然而蹊跷的事发生了。案发第二天，美国联邦调查局华盛顿分局的高级特工、国防情报局的军官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等大人物，纷纷驾临劳登县，他们不但要走了劳登县警察局搜集到的现场证据，还封锁了班尼特夫妇的家，禁止包括劳登县警察在内的执法人员入内。气愤不已的劳登县警察局局长跟他们交涉，只得到了这么个回答：“不该问的别问！”

　　4月7日，当医院宣布辛西娅脱离危险，几天后就可以接受警方询问时，联邦调查局总部突然给劳登县警察局打来电话，宣布联邦特工将接管辛西娅的保卫权，询问一事必须交由联邦调查局特工进行。此后，劳登县警察局像是接到了封口令，不再就此案发表任何言论，就连地方报纸《劳登独立报》对此案的系列跟踪报道也戛然而止。种种现象让当地居民统一了认识：这对“寻常夫妇”不寻常。

　　疑遭中情局灭口

　　劳登县警察局和当地媒体虽然被“封口”，但各种传闻却在全美不胫而走。4月3日开始，《外交政策》、《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大型媒体迅速进行跟踪报道，有关班尼特遇害原因的传言愈发盛行。

　　一种说法是班尼特夫妇“误撞”犯罪集团毒品交易现场，惨遭误杀。一些当地居民分析，虽然当地的治安状况一直很好，但滨河公园一带也曾有贩毒团伙出没，凌晨往往是他们惯常的交易时间。习惯凌晨跑步健身的班尼特夫妇很可能打扰了犯罪分子的“好事”，遭到报复。但对此，劳登县警察表示，现场勘测的结果“不太像与犯罪团伙作案”有关。

　　随后，班尼特夫妇的身份很快成为各种揣测的焦点。媒体经过调查发现，班尼特是美国陆军的退役中校，长期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一直干到2000年，此后仍与中情局保持着密切关系。面对媒体的追问，中情局发言人乔治·利特尔被迫承认，班尼特确实是中情局的“合同雇员”，但合同期在2000年之后就中断了。出于“保密纪律”的要求，班尼特在中情局的工作性质与具体内容则“不能透露”。

　　纸包不住火，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很快就查出，直到遇害前，班尼特与中情局的关系仍然“密不可分”——他还曾为伊拉克军队提供情报训练。“这是一块很有油水的大肥肉，不知道班尼特是怎么搞到的。”一位与中情局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拉克战争结束后，训练伊拉克新军的费用堪称天文数字，很多人都想咬一口。班尼特弄到的训练项目很大也很多，虽然他为人低调，但赚钱多了还是会咬手。他的死，很可能是利益之争导致。”对此，中情局尴尬地回应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班尼特先生遇害与他曾在中情局工作有关。”然而，这一表态让更多分析人士将案情与中情局联系到一起。

　　经过不懈追查，《外交政策》杂志首先发现了班尼特一个更惊人的身份——他正是1999年科索沃战争中，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的主要责任人！此消息一出，美国民众闹翻了天，“阴谋论”的传言席卷了全美各大网络。网民们七嘴八舌——“显然是中国人来寻仇，杀了班尼特和他的妻子！”“傻瓜，应该考虑塞尔维亚人复仇的可能性，他们比中国人寻仇可能性大多了”；更有调侃者称“当年班尼特用老照片误炸中国大使馆，现在很可能有一伙犯罪分子试图暗杀黑社会老大，结果用错照片误杀了班尼特夫妇”。然而，绝大多数的网民都把怀疑的目光投向了中情局，他们认为，班尼特大半生都在为中情局工作，被“中情局高层灭口”的可能性最大。

　　班尼特神秘遇害牵出10年前历史

　　1999年3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开始入侵南联盟。当时，退役陆军中校班尼特，因为“标示目标情报技能了得”，被中央情报局相中，当上美军的轰炸目标制定官，也因此成为北约78天空袭行动的核心人物之一。

　　同年5月，北约空袭行动进入尾声，南联盟虽遭受重创，但军队士气却越发高涨；在南联盟内部，米洛舍维奇仍主持大局，国内秩序稳定。这种情况无疑让北约的处境很难堪。一天，中情局接到了美国空军高官的电话，称美军准备轰炸南联盟的补给与采购局总部，要求中情局人员马上标出所要空袭的目标方位。这一任务，落实到班尼特的头上。中央情报局的上级还给了班尼特一个南联盟补给与采购局总部的地址和一张地图。班尼特按图索骥，在地图上标出了一个“×”。不久，画着“×”的地图被送到了北约战斗指挥中心——标“×”的位置将成为北约军队的轰炸目标。

　　5月7日深夜（北京时间5月8日晨），空袭警报再次在贝尔格莱德城区响起。硝烟过后，人们发现，被轰炸的不是南联盟的政府部门，而是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在破碎而摇摇欲坠的大使馆楼中，3名中国记者不幸遇难，20多人受伤！这一事件很快震惊了全世界。

　　随着中国人民在世界各地对北约示威抗议的声浪不断高涨，美国总统克林顿终于给中情局下令：必须彻查此事，找出“需要为此事负责的人”。

　　2000年4月，也就是在中国使馆被轰炸整整11个月后，美国《洛杉矶时报》刊登报道说：“美国中情局就误炸中国使馆一事终于做出了正式处分：1名高级官员遭解聘，6人受处分。”

　　但是美国国务院继续坚称，该事件是“误炸”，错误源于中情局所使用的一张旧地图，该地图“没有显示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已经搬到贝尔格莱德新城，并且与南联盟补给与采购局总部所在地处于平行的一条街上。”他们也正式向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通报了中情局的处理决定：“ 负责目标选定的官员被开除或处分……特别是那个在袭击目标上打‘×’的人，被勒令离开中情局。”但他们拒绝透露受处分人的姓名和具体情况。

　　而恰恰在10年之后的3月，劳登县的杀人案，终于揭开了答案——这个在地图上打“×”，而被中情局声称“开除”的人，就是班尼特。

　　班尼特之死不能带走一切

　　尽管十年来言之凿凿，美国政府“误炸”的狡辩却从未让人信服。其实，号称遭到开除的班尼特直到遇害前仍为中情局效力，并且还获得了“巨大的好处”。

　　这一凶杀案让更多美国人怀疑，班尼特在中国大使馆地址上画“×”，并非无意的犯错。不少军事分析家提出，“旧地图”一说，根本是无稽之谈。首先，身为世界最强大的情报机构，中情局不可能使用几年前的地图；其次，作为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其大使馆位置的移动，中情局的记录不可能忽略；再次，班尼特标的轰炸目标，为何没有得到情报人员的认真核实，只让他一个人拍板？

　　政治评论家普遍认为，当时美军曾获得不准确情报，怀疑中国“暗助”南联盟。情报称，美军F—117隐形战机在南联盟上空被击落，是“中国使馆秘密雷达”的功劳。并且，南联盟领导人“可能隐身中国使馆的地下室内指挥作战”。

　　尽管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些情报都是无中生有，但中情局和五角大楼“鹰派”当时决定，要向中国下黑手，让人“故意犯错”，标出中国大使馆的位置。

　　对此，美国国际行动中心华盛顿办事处负责人马尔科姆·坎依曾分析，袭击中国使馆是一个大阴谋，是美国发出的警告信号——不许任何人挡美国和北约的路，否则我们也会轰炸你的国土！

　　究竟班尼特是遭遇黑帮误杀，还是被中情局灭口，目前仍无定论。但是，众多的事实证明了一点，作为知情者的班尼特，是当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使馆事件中可怜的牺牲品。

　　（稿源：摘自《环球人物》）
 

为何陈胜早造反失败 刘邦晚造反得天下 [转帖]

把造反进行到底

在我国的历史上每到一个朝代的末期，就成了造反家的乐园。奇怪就是没人愿意开这个头，一旦有人跨出第一步，第二、第三、第四等等就如雨后春笋全都冒出来了。陈胜一带头造反，屁股后面就跟出一长列名单来。

估计嬴政最喜欢看到这种场面，自己的敌人全都露出水面，也不用自己费尽心机地去抓，去搜。对于那些搞地下工作的，你逮他们还真费劲，更说不定哪天一不小心就扔个石头、标枪什么的来个“误中副车”，搞得自己也是整天提心吊胆的。你们全造反多好，大家刀对刀、枪对枪，小弟对小弟地互砍！可惜，那帮敢造反的好像没个傻瓜，都知道嬴政这人咱斗不过，我就躲着，有本事就把我搜出来！大家就这么一直憋着，憋到嬴政死，憋到陈胜这厮给放了第一把火。机会来了！当时每个人都这么想！

张耳、陈余俩人都是魏国人，读过不少书，是当时有名的知识分子。但这俩人一直都是坚定的反秦地下组织成员，连嬴政都听过俩人的名字，所以是全国通缉此二人。幸好当时条件的限制，政府想抓两个四处游荡的人还是比较困难的。因此，张耳、陈余没事就四处晃荡宣传抗秦的思想，播撒革命的种子。等到陈胜起来造反时，张耳、陈余觉得这可是天赐良机啊，就幸冲冲地跑来投靠。而陈胜对这两个人还是很尊敬的，最后派他们随同自己的手下武臣前往赵地接管那里的造反事业，并希望他们能多打点儿地盘出来。后来周文兵败关中，武臣在张耳、陈余的鼓动之下，拥兵自立为赵王。后大将李良叛乱率兵攻进王宫杀害武臣。张耳、陈余又带兵反攻李良。李良一看自己打不过，就带齐人马投降了章邯。但赵王已被杀，国家不能没个头吧，两个人一商量，决定立赵国王室后裔为王，就在民间找了个叫赵歇的，对众人说这是当年的赵王的后代，我们应立他为王。于是，这位赵歇成了赵王。

狄城人田儋在齐地自立为王。田儋是原齐国王族，这个家族可有不少人才，毕竟是战国时代的豪门贵族，虽然齐被灭国了，但他们一直都希望自己有一天东山再起。这时，陈胜起来暴动，并派部将周市占据原先魏国的土地，并准备进军齐地。齐境内一时风声鹤唳，秦国在此地本来就统治比较薄弱，很快秦国在此地统治秩序开始崩溃。田儋看到机会来临，带领宗族子弟起兵自立为齐王，并出兵袭击周市，周市无法抵挡，只好退回魏地。田儋则向东方进攻，很快就占有了原先齐国的大部分领土。

武臣手下的部将韩广被派到燕地，当地的反抗组织就拥立他为燕王，宣布独立。

占据魏地的陈胜部将周市，一看天下都在闹革命、搞独立，也蠢蠢欲动，但由于出身卑微，就立魏宗室弟子魏咎为魏王，自己则做了宰相，脱离了陈胜集团。

陈胜部将秦嘉联合当地的部落贵族长老立景驹为楚王。在陈胜死后，景驹的声名逐渐高涨，楚地的造反小团队纷纷去投奔他。就连刘邦也觉得自己一人混不下去，带人去投奔楚王景驹，大树底下才好乘凉！

还有许多没有割地称王的小股造反队伍，如张良、黥布、项梁项羽、刘邦等等众多小集团。正所谓，“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整个关东地区基本上又恢复了嬴政统一前的情景！下面我将重点介绍其中的两支造反队伍，因为只有他们才杀入了最后的决赛！

可以看出，最早造反的往往最早完蛋，陈胜、吴广造反最早，成了众矢之的，早早的被瓦解，而跟着他们造反的人后来都割据一方，成了新的造反势力。似乎历史上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像后来的隋末起义，先起义者最早离开历史舞台，反倒是李渊父子拿到了天下；黄巢起义的受益者也不是黄巢，而是跟着他起义的那帮人。所以，历史是死的，而我们人是活的，读史不能读死史，而要连贯起来看就很有意思，也很有收获。第一个吃螃蟹往往不能吃出螃蟹的味道，也不能很好的享受吃螃蟹的乐趣，所以不要去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扯远了，书归正传，接着往下看。

名门之后:项梁、项羽

这两个人大家肯定都听过，尤其是后面那位项羽名气都盖过了我们本卷的主人公刘邦了！不知道多少小女生看到他和虞姬的故事而哭的稀里哗啦。在世人眼里项羽是个很傻很可爱的人，基本上谁都能头头是道地说上几点项羽怎么失败什么的！但我却很欣赏项羽，在他身上看到了另一种传统的精神文化，在后面我们会分析到，也正是这种文化最后导致他的失败，这里暂且不提。

项梁是项羽的叔叔，而项梁又是项燕的小儿子。那项燕又是谁呢？他在当时、当地可是大大的名人，可能现在不怎么出名了。在嬴政统一六国时，项燕出场了。

现在我给大家大概讲一下这段历史。其实之前秦楚交战多次，楚国王室的主力部队早已被秦军击溃，所以嬴政就有点儿掉以轻心了，觉得灭楚已不在话下。就在楚国危难之际，项燕临危受命联合其他地区部落的增援部队，组成联军，击败了灭楚的秦军。关东六国大震，嬴政大惊！

秦国不得以派出老将王翦倾全国之力，来和这位项燕决战。而王翦面对这位一战而成名的项燕也没有正面作战，而是采取坚壁清野的战术来消耗他的实力。项燕真的了不起了，能把秦国逼到这份上，能让它动用全国的军队来对付自己，能把名将王翦逼得不敢和自己面对面的砍杀，真的很了不起了！虽然最后他失败了，没有挽救楚国被灭的命运，还把自己的小命给搭上了，他已经做了自己该做的！

楚国国土太过庞大，很多地方独立性比较强，这次联军就是这些地方临时拼凑起来的，在组织上松散，大家一看风声不对，就纷纷自行撤退，项燕也是无可奈何！楚国灭亡，已经不是人力所能挽回的！

项燕虽死，但留下了很好的名声。陈胜用过一次，打着他的旗号招兵买马收拢人心；而项梁直接对外宣称自己就是他的儿子，我要为他报仇、我要继承父志恢复楚国……但到底是不是真的，现在的我们也不知道了。史料没有记载，太史公也只说个“据说”！反正不管怎么说，跟人说道多了，很多人都相信了项梁。头上顶个好老爸的名声真的很管用，再加上项梁为人也不错，也很有能力，来到吴中地区后很受当地人的拥护，而项梁也是蓄意结交当地的有钱有势的人，不管做什么只要有钱有人什么都好办，况且造反更需要这些东西，慢慢就成了当地反抗地下组织的头头。

项羽是项梁的侄子，他的事我们太熟悉了！说他从小不喜欢读书，交他剑术也是学了几天就不想学了；交他兵法，也是如此，学了点儿大概就不想学了。让我们现在看来这孩子也太不学无术了，不能踏踏实实地学点儿东西。长大后，身材很是壮实个子又高，据说放到现在也有1米85左右，在当时可是比较罕见的，天生就是一副猛将的模样。后来有一次，和刘邦一样也碰上次始皇巡游，脱口说了句“我可以取代他！”这句话经常被人们拿来和刘邦说道 “大丈夫当如此也！”相比较，面对同样的场景两个人说出不同的话，也可看出点这两位老对手的一些品性。项羽是豪气冲天，带有一种使命感的感叹；刘邦则是一种对权势的艳羡，一种追求！

好了，话题好像跑远了，以后我们会逐渐分析到两个人的不同性格因素。

叔侄俩人慢慢就在吴中地区站稳了脚跟。就连秦国派往此地的郡守都对项梁客客气气的。秦国所施行的郡县制，看起来是高度集权，其实基层权利基本上在地方上的有识之士手里，尤其是远离中央的地区，当地的行政首脑必须倚重这些人，否则就很难把各种行政命令贯彻到基层上去。这也算是法家所创郡县制的弱点所在吧，理论上是好的，可惜忽略了当时中国客观的经济条件和交通状况等因素，实行起来要打折扣的！就是到现在，这种郡县制度的弊端依然存在，中央的命令如果都能顺利得到各级政府的执行，今日的中国将更加繁荣。好了，还是让我们回到秦末的那段历史！

此地郡守很倚重项梁，这样对上对下都有好处，自己也能平平安安地当好这一任地方官。他越是这样，反而项梁的影响力也越大，整个吴中地区人们都知道郡守大人都对这位项梁公子礼让三分。

没过多久，陈胜、吴广发动武装暴动，造反风潮也很快波及到会稽郡。面对郡内情势的急剧恶化，这位郡守还是一个比较“明智”的人，他一看造反声势这么大，造反反的就是他这种人，为了保住性命或者如果做得好还能保住官位，不如站到农民军这边，这样大家成了自己人，也不用害怕哪天杀到这里来闹革命，说不定还能混个诸侯干干，越想越兴奋。再怎么干，也得手下有人吧，没人支持怎么行呢！于是又像往常一样，把项梁请来商量大事。

面对这混乱的时局，项梁早已觉察到自己的机会来了，也暗中开始作准备。一天，这位郡守来邀请自己去吃饭，项梁当然是欣然而至，毕竟在没撕破脸之前，这位还是不能得罪的。两个人仍旧像从前一样，喝酒吃肉，就目前的时事热点再作一番评论之类！郡守一看两个人喝得也差不多了，不能就这么一直喝下去啊，请你来是谈事的，我钱再多也不能平白请你喝酒吃肉吧！那个，兄弟啊，先别喝了，老哥这有事跟你商量下，你看这天下眼看就要又乱了，咱北边的叛乱眼看就要来到咱这了，我想咱也不能坐以待毙啊，老哥我是想发表个什么独立宣言之类的，表示会坚决拥护陈胜义军。到时，我弄这事时，你可得要支持我啊！项梁早就觉得不对劲了，一看原来是这么回事，心想老子本来就是要造反，再退一步说就算要支持也不会找你这个朝廷命官。不过这还真是个机会啊！于是就像电影演的，先假装答应他，然后说自己要上厕所之类，出来找到在外等候的项羽，没办法，估计项梁觉得还是自己侄子能砍人，怕自己打不过吧！叔侄俩回去就把这郡守给杀了。由于俩人很受当地人的支持，也没发生什么骚乱，大家很快就承认了项梁的统治，就这样项梁也算是创下了第一份政治资本，加入了当时的光荣的造反行列。这一年项羽才24岁！

项梁控制会稽后，并没有急于向外扩展，抢占地盘，而是积聚力量，储备粮草，知道粮食的重要性，连饭都供应不上，谁来投靠你，谁替你卖命！另一方面充分利用老子项燕的名气，大搞宣传攻势，弄得整个楚地人尽皆知，都知道当年那位项将军的后代跑出来要闹独立了！不过这招还是蛮有用的，实在是没法考证这人到底是不是项燕的儿子，又没DNA技术支持。所以很多人还是相信的，毕竟也算是个精神上的希望吧！于是，有不少人来投奔他们。像陈婴、英布等等大大小小的造反小团队都先后归附项梁的旗下。令他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实力暴涨。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楚地已经出了个楚王景驹了，怎么又跑出个什么项梁来，跟我争楚地的老大地位。双方当然是互相看着不顺眼了！

看着不顺眼那就准备开打呗！毕竟没人愿意下野，失去权位。双方都在等机会，等各绝佳的机会把对方砍死！不过，项梁毕竟头上顶了个项燕的头环，从名正言顺来讲更容易被楚地的百姓接受；而那个景驹是谁啊！没听过，在名气上是无法比得上项燕的。明星的号召力在有时还是很大的，尤其是项燕这种“国际明星”！

没多久，陈胜兵败被杀。项梁立马指责景驹后面的支持者秦嘉说，咱老大陈胜兵败直到现在还没啥消息，你小子不救援不说，居然还背叛他，更绝的是还立了个楚王。真是个大逆不道的畜生啊，你这种人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我要为陈胜老大清除你这个社会败类。同时项梁还呼吁楚地人民要抛弃这个背信弃义的统治者，把他们赶下台去！

秦嘉和景驹一看都这样了也是开口大骂，双方边骂边打，可惜秦嘉他们打不过项羽，兵溃被杀。项梁收编了投降的军队。至此楚地全归项梁控制，逐渐成为抗秦的最为庞大的一股力量。

刘邦也造反

说了这么多事，介绍了这么多人，终于轮到我们的主人公刘邦了！但又不能不写，不能不介绍，一台好的戏剧需要好些演员来配合，主角要有还不能只有一个，配角就更多了，这样才精彩才让人值得回味。历史就是一出大戏，我尽量将其写的好看。

好了还是让我们再回到陈胜起义的那一刻。这时的刘邦还在大山里当他的山大王，虽说生活没有自己当公务员时的稳定潇洒，但最起码自己的小命能保住了，虽说还不时想起自己的老婆孩子！至于将来的事将来再说吧。而且隔三岔五的不时有几个人来投奔自己，最后居然也聚集了几百号人。

这时，陈胜吴广的起义风暴逐渐波及到周围附近的郡县。沛县当然也不列外。这位沛县县令和上面那位秦朝的政府官员一样，生怕自己也被人们当成革命的对象，慌忙召集萧何等一帮手下商量对策，想自己也混个造反王当当，这样大家都是自己人了，就可以避免被农民军给咔嚓了。(真是墙倒众人推啊，没有丝毫政治立场！)可是萧何等人却不同意，理由就是您不是本地人，只是一“空降兵”，要造反，本地人也不会带你玩的，更不会服你的，更别说造反这种九死一生的大事！

缅甸东北部有几个国中之国，其领导集体都是中国人。[转帖]

　　这个地方位于缅甸东北部的禅绑，面积5万多平方公里。即缅甸第一、第二、第四特区。这三个特区表面名义上是缅甸政府的特区，但实际上是三个独立的政权，都有自己独立的军队。包括政权设置和施政纲领与中国的大陆共产党一样！官方语言和文字是汉字汉语。那里的人都能说汉语！人民币是那里最主要的流通货币。手机信号是中国移动和网通的，电话区号是云南的。高度自治，有意思吧！但是这几个小政权还很脆弱！因为大缅族主义，缅甸军政府一直想吃掉他们。作为中国人我们有义务支持这个华人政权。
　　这三个地区的人民在人民在以彭家声主席、鲍友祥主席、林民贤主席为核心的特区政府领导下为争取民族平等同缅甸政府军对抗十几年，打的缅军丢盔卸甲，（缅军打仗不行，欺负这些少数民族老百姓在行,06年缅甸政府军的士兵竟为抢100元人民币打死一个华裔儿童）最后于90年代初与缅甸军政府达成和解协议，结束战争。现在这三个特区正在同中国发展经济，建设自己特色的高度自治的独立特区政权。
　　那里生活着果敢（即汉族）佤族等民族，那里在一百多年前原属于清政府果敢县，邦桑县等管辖，后来英国殖民者占领的缅甸，对缅甸实行殖民统治，并强迫清政府签定不平等条约，将这些地方（缅甸第一、第二、第四特区）划归英属印度的缅甸殖民地。后来1960年代中缅两国确定边界条约。致使原先血脉相连的中国人被划分到两个国家。70年代后缅甸发生排华运动，那里的汉民族为了避免缅族的迫害，争取民族平等，改称“果敢族”。（即果断勇敢的意思）英帝国主义为了赚取巨额的利润和毒害殖民地和中国人民的身体和精神素质在那里传播栽植罂粟。以后上百年来，军阀、土司混战，内战延绵，勤劳憨厚的果敢各民族同胞在混战中，被引诱欺骗利用，导致多少果敢优秀儿女成为了混战无谓的牺牲品。在抗日战争中果敢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为打击日本侵略军作出可巨大的牺牲。
　　近年来这三个特区分别响应中国和联合国要求于2002年，2005年杜绝了罂粟的种植。这些地区的人民在人民在以彭家声主席、鲍友祥主席、林民贤主席为首的特区政府领导下始走前人不敢走的道路，毅然将一百多年前由英帝国主义播撒在果敢的罂粟给彻底禁绝了。由于这三个地区的禁种罂粟措施，使得中国减轻了毒品对国民侵害深度，消除了中国毒品来源的主要渠道。使中国的禁毒工作有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为中国及世界的禁毒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的果敢、邦康等地在完成了禁种罂粟的艰巨任务后，正在朝着发展生产、改善提高人民生活的方而努力奋进！
　　因为那里的距离缅甸内地路程远，交通不便，因而经济文化同中国云南联系较为密切。对中国的经济文化非常依赖。汉语是那里的通用语言。那里的人大部分都能说较为流利的普通话。那里的政治制度与中国极为相
　　似，如县级官员有县长、县委书记等。人民币是那里最主要的流通货币。最重要和最可贵的是那里的人民依然保持并宏扬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几乎所有的记者采访这三个特区的主要领导，他们均表示禁种罂粟以后特别需要国际社会的援助，而这些援助之中最重要的援助是教育。现在那里的孩子70%没有上过学那30%也仅仅是当地官员们的孩子！那些失学的孩子都会汉语可是不认识汉字。所以我呼吁商务部对外援助司能够关注一下缅北的这三个特区（缅甸第一、第二、第四特区）的学龄儿童教育情况能够在现代汉语教材（这些地区的学校教材与中国国内相同）和师资力量等方面给缅北三个特区予以援助！在缅北三个特区学生们的课外读物很少，是不是可以发动国内的同学把自己的曾经学过的图书捐献给这些地区的儿童呢！佤邦主席鲍有祥说他们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教育第二才是供电，可以见得他们是多么渴望得到好一点的教育啊！那里的人民以前除了种大烟外没有什么技术，甚至连铺石头路也要请中国工人来做，希望中国政府能派出一些技术人士来教育那里的人民！现在那里正在搞替代种植，但是替代种植（如橡胶树是6年）的收益期较长，暂时老百姓的生活还是有很多困难。而且即便到达收益期也不能马上见效，因为农产品的加工需要技术，需要知识！然而这些都是那里的人民所没有的。所以国际社会教育援助就是所有援助中的重中之重。
　　其实帮助缅北三个特区就是帮助我们中国自己。这句话您一想就是这样，帮助这些烟民让他走新的生活，放弃罂粟种植，那么是不是就提前进化了我们这个社会，让毒源里边的毒品无法进入到这个地方，让更多的人社会更洁净，让更少的人去犯罪和注射毒品传播艾滋病的这种，我觉得就是我们帮助他们等于帮助我们自己，并且不但帮助我们中国，还帮助了整个世界净化整个世界。
　　强烈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对外援助司能够在教育方面大力援助缅北三个特区，提高了境外教师的现代汉语教育教学水平，使得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得以发扬光大。增强了海外华侨华人对祖国的认同感！大家如果有兴趣到果敢和佤邦去看看吧！那里的旅游资源以及景色也是不错的

乾隆、刘墉、和珅、纪晓岚的真实关系 [转帖]

乾隆、刘墉、和珅、纪晓岚（纪昀）是这些年来电视荧屏上经常出现的“欢喜冤家”，或是乾隆、刘墉、和珅一组，或是乾隆、纪晓岚、和珅一组。
历史上，他们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
　　
刘墉与乾隆

　　关于刘墉与乾隆的关系，民间有很多传说，比如说刘墉是皇太后的干儿子，那么就是乾隆的干兄弟了。还有“和珅使坏，刘墉参万岁”的传说，这个传说还被编入了传统相声《官场斗》。总之，把刘墉说成是连皇帝都不怕，连皇帝都敢捉弄的角色。当然，这些事没有什么根据，也不可能发生，只是反映了老百姓的一种良好愿望。那么，历史上的刘墉与乾隆的关系究竟怎样？

　　上文已经说过，刘墉是大学士刘统勋的儿子，他前期在官场中的荣辱进退很大程度上与其父的遭际有关。而刘统勋是乾隆皇帝颇为信任的股肱之臣，所以，总的看，这个时期乾隆对刘墉还是比较关照的。刘墉被外放做安徽和江苏学政，乾隆都有诗相赠，可见关注与期许。后来，刘墉因阳曲知县段成功亏空案被判斩决，乾隆也是看在刘统勋的面子上从轻发落并重新起用。

　　当然，刘墉作为官场中人，自己也很注意搞好和乾隆的关系。乾隆四十二年秋天，当时任江苏学政的刘墉向乾隆皇帝奏请自行刊刻乾隆的《御制新乐府》、《全韵诗》，使之在江苏全省流布，并建议敕发各直省刊刻。这一建议自然让乾隆皇帝觉得很舒服，此后一段时间里，刘墉的官职也升迁很快。

　　刘墉入朝为官后，虽然多次因懒于任事、行事模棱受到乾隆皇帝申饬，但官位还算平稳。据说，乾隆六十年禅位于嘉庆时发生过一件“争大宝”之事。据当时一位参加过禅位大典的朝鲜官员给其国君的报告说，临当受贺时，乾隆皇帝不肯交出印玺，刘墉于是制止群臣向新皇帝道贺，自己入内向太上皇乾隆追索大宝。“半日力争，卒得大宝而出，始行贺礼”。如果此记载属实，则证明刘墉在大事上依旧保持着“劲直”之风，并非一味模棱。同时也隐约看出，做了很长时间上书房总师傅的刘墉，与新君嘉庆的关系似乎更密切些。

刘墉与和珅
　　刘墉与和珅的关系，总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习惯于把二人的关系描述为忠奸对立、水火难容。的确，刘墉并不阿附和珅，而基本采取的是独善其身的做法。朝鲜书状官徐有闻说，“和珅专权数十年，内外诸臣，无不趋走，惟王杰、刘墉、董诰、朱珪、纪昀、铁保、玉保等诸人，终不依附。”但通过前文的分析已经可以知道，当刘墉入京任职之后，他首先是调整了自己的为官处事策略，变刚直方正为滑稽模棱，所以不可能和权势遮天的和珅做针锋相对的对抗。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乾隆帝“龙驭上宾”之后，已是体仁阁大学士的刘墉却积极参加了对和珅的处理，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乾隆帝死后的次日，嘉庆帝即夺和珅军机大臣、九门提督等职务，并复刘墉上书房总师傅一职，入内当值，以供随时咨询。随后，各省督抚及给事中，纷纷上章弹劾和珅，要求将和珅处以凌迟。不过，刘墉等人建议，和珅虽然罪大恶极，但是毕竟担任过先朝的大臣，不得不为先帝留下面子，请从次律，即赐令自尽，保其全尸。
　　为防止有人借和珅案打击报复，避免案件扩大化，刘墉等人又及时向嘉庆帝建言，妥善做好善后事宜。结果，在处死和珅的第二天，嘉庆帝发布上谕，申明和珅一案已经办结，借以安抚人心。
　　和珅之案结束后，刘墉受赠太子太保，可见嘉庆帝对他的肯定。和珅之案的处理，颇得时人的称赞。由此也可见，刘墉并未因公务而泄私愤，而是充分体现了一位群臣领袖应有的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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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墉和纪昀
　　如果说刘墉与和珅处于对立面的话，那么，他与纪昀的关系则相当融洽。纪昀出自刘墉之父刘统勋的门下，两人有师兄、师弟之谊。大学士英和在其《恩福堂笔记》中记载，纪昀与刘墉关系极好，纪昀才思敏捷，刘墉字写得很好，故纪昀常请刘墉为自己写对联。比如“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是纪昀非常喜欢的诗句，生前他曾将此诗作为自挽联。纪昀去世后，刘墉即将其写下来，作为挽联相赠。
　　刘墉与纪昀都好收藏砚台，两人也时相赠送唱和。乾隆五十七年（1792），刘墉赠给正任都御史的纪昀一方砚台，还特意在上面题识：纪昀喜欢我的黻（fú）文砚，因而我把它送给他，而书之以铭文，“石理缜密石骨刚，赠都御史写奏章，此翁此砚真相当”。这在当时被传为佳话。蒋师瀹（ｙｕè）也题此砚说：

　　城南多少贵人居，歌舞繁华锦不如。
　　谁见空斋评砚史，白头相对两尚书。
　　嘉庆八年（1803），刘墉又曾送给纪昀砚一方，称：“送上古砚一方，领取韩稿一部。砚
　　乃朴茂沉郁之格，譬之文格，为如此也。”纪昀也记载到：刘墉送我砚一方，左侧有“鹤山”字，认为是宋代的东西，但我并不以为然。但刘墉又说，“专诸巷所依托，不过苏黄米蔡数家耳。彼乌知宋有魏了翁哉？”大意是说，仿照宋代的古董，一般都宣称是苏东坡、米芾等人的东西，怎么会假冒魏了翁的名号呢？纪昀承认，刘墉所言，“是或一说矣”。
　　嘉庆九年，刘墉去世之前，还给纪昀送过砚，纪昀在砚上题词说，“余与石庵（刘墉）皆好蓄砚，每互相赠送。亦互相攘夺，虽至爱不能割，然彼此均恬不为意也。太平卿相，不以声色货利相矜，而惟以此事为笑乐，殆亦后来之佳话欤？”
　　除了写诗赠砚，两人还经常在一起畅谈佛法。可见两人感情之深，私交之好

毛泽东告诫江青“不要由你组阁”  [转帖]

作者：叶永烈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一计未成，江青再生一计。

10月18日夜，在钓鱼台十七号楼，江青又约见了王海容、唐闻生，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刚从长沙回来的王洪文在侧。

江青知道，丹麦首相后天飞往长沙时，将由王海容、唐闻生陪同。她要王海容、唐闻生作为“直线电话”，再为她向毛泽东传话。

1980年11月26日上午，特别法庭审问王洪文的记录中有这么一段：

问：“你从长沙回到北京以后，都向谁传达了去长沙的情况？”

答：“回来后即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讲了去长沙的情况。在传达过程中，江青又通知了王海容和唐闻生来参加。”

王洪文还说，他去长沙，“实际上是阻挠邓小平出来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江青要王海容、唐闻生转告毛泽东：“国务院的领导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联，周恩来在医院并不真正养病，邓小平和周恩来、叶剑英他们都是一起的，周是后台。……”

王海容、唐闻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翌日——19日，便向周恩来原原本本作了汇报。

20日，丹麦首相哈特林夫妇从北京飞往长沙，王海容、唐闻生同行。

接待外宾毕，王海容、唐闻生留了下来。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转达了周恩来的意见，也转告了江青的话。

毛泽东要王海容、唐闻生回北京转告周恩来、王洪文：

“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还要王海容、唐闻生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叫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江青在17日发起挑战，在18日、20日连遭失败——不论是王洪文回来，还是王海容、唐闻生回来，都传达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坚决支持。

就在这时候，江青又遭到一次打击：

钓鱼台十八号楼是接待外国元首的国宾楼。1972年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从各地选来了一些丹青大师的国画，悬挂在楼里，单调的墙面有了清新高雅的点缀，显得生动活泼多了。江青经常出入十八号楼，那些大幅山水画和精致的花鸟小品，江青不会视而不见，也决不会轻易赏心悦目，不挑毛病的。不久前她还为江苏老画家陈大羽画的一只公鸡大动肝火，这幅画成了她大批黑画的导火线。江青的举动搞得悬挂国画的几家大宾馆惶惶不可终日，画家们如大祸临头。

终于，厄运降临到十八号楼的国画上。

10月间，江青突然要摄影记者###为她放大摄影作品。摄影师按照影展的规格，放大了七十八张不同尺寸的照片，并且根据以前的规定收取了江青一千零五元的制作费。因为影展除了有一笔门票收入外，各报刊都要选用照片，还要支付作者稿费，所以江青完全可以用这几笔收入支付照片制作费。可是摄影师将照片送给江青才知道，放大照片是为了取而代之十八号楼的国画。这种别出心裁的展览欲，令人啼笑皆非。

江青见照片，兴奋地说：“将这些牡丹、月季、海棠……还有这个石榴，换上去!11月5日有两个国家总统要来访问中国，要抓紧时间换上去。外面都在批黑画，我们这里是国家级宾馆还能再挂这些资产阶级情调的画？我最讨厌一成不变，老一套！”

这席话符合江青的个性。她就是借反对墨守成规，使得文艺界百花雕零，文艺家纷纷倒台。如今她又反对国家级宾馆的“墨守成规”。

她的十三张二十英寸花卉照片很快取代了国画，挂在主厅里。

照片只挂了三天，就神出鬼没地不见了。等人们发现时，十三张国画已经原封不动地回到了老地方。

原以为江青要气得发疯，负责警卫的人心惊胆颤找到江青时，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江青正在十号楼用自己的照片招待政治局的委员们，大照片摊了一长桌，见警卫处来人，笑眯眯地说：“这些照片是我为委员们准备的，他们喜欢我照的照片。这次随他们挑，喜欢什么就拿什么。”江青这番话，令人惊奇，好像她根本不知道她的“国际影展”已经宣告破产！

其实她在掩饰自己的愤怒和难堪，勉强保持表面的镇静，以显示她大度、不与人计较的风度。

江青不是一个能够容忍反对她的人，这次怎么变了？大家议论纷纷，这事情变化得太蹊跷，除非毛泽东才能制止江青。果然，这个反对她的人不是别人，就是毛泽东！也只有毛泽东才能有效阻止江青无限扩大的欲望。毛泽东虽然远在千里之外，可是江青在北京的一举一动都瞒不过他，当他知道江青又在“照片搭台，政治唱戏”，气得训她：你有什么权利可以随便换下国宾馆的画，挂上自己的作品？夜郎自大，这样要不得！统统取下来！

江青毕竟是江青，没有几天，她发疯般地从楼里抱出剩余的照片，奔到院子里，将憋了许久的委屈、痛苦、失意和愤怒统统发泄了出来，化为熊熊烈火。那价值一千多元的照片终于成了一堆焦黑的废纸，随风纷纷扬扬在钓鱼台的草地上翻滚、飘动。等警卫人员发现，冲过来抢救照片，照片已经化为灰烬。（注：顾保孜：《样板戏出台内幕》，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4年版。）

尽管这只是小事一桩，却也深刻反映出毛泽东对于江青那膨胀的权欲的强烈反感。

此后不久，江青再遭惨败。

那是11月12日，邓小平飞抵长沙。同行的有王海容、唐闻生。

毛泽东一见邓小平，就幽默地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

邓小平笑道：“主席也知道了。”邓小平所指的，是10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赞扬道：“好！”

邓小平说：“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

毛泽东又道：“我赞成你！”

邓小平说：“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她们都不高兴。”毛泽东所说“她们”，指的是在座的王海容、唐闻生。

邓小平说：“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毛泽东道：“这个好。”

邓小平谈及了自己：“最近关于我的工作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点。”

邓小平说的是毛泽东提议他担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说：“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啰。”

也就在这一天，江青托王海容、唐闻生带了一封信给毛泽东。江青在信中提出，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迟群当###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来培养。她依然在“组阁”。

毛泽东在江青的信上，写下了那著名的“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的批示。

据汪东兴回忆，毛泽东在写这一批示时，正值他在侧。毛泽东写到“至嘱”之后，搁笔问汪东兴，对江青还有什么意见？

汪东兴答道：“她没有自知之明。”

于是，毛泽东又提笔，加上那句：“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毛泽东的批示，给江青泼了一盆冷水。

11月19日，江青又给毛泽东写了那表面上是“检讨”、实际上是要官的那封信。翌日，毛泽东在长沙复江青一短函，话说得直截了当：

江青：

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毛泽东

1974年11月20日

李固、黄琼都是东汉人，李固曾任荆州刺史、泰山太守，黄琼则曾任尚书令、太尉、司空，李固《遗黄琼书》是中国古文名篇。“峣峣者易缺，皎皎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便出于此文。黄琼曾称病不愿入朝做官，后来由于公卿推荐才前往京城。李固素来敬慕黄琼，写了与黄琼书。信中既批评了名士的孤傲，也指出名士往往“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毛泽东劝江青读李固给黄琼书，意在告诫她要谦虚谨慎，力戒孤傲，而且在“盛名”之下要意识到“其实难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