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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航秘密:中国海军抗击海盗百日纪实 [转帖]


  护航秘密:中国海军抗击海盗百日纪实

  来源:南方周末  2009-03-26 15:41:35  作者:姚忆江 实习生 卢丽涛

  今天是中国海军赴索马里护航整整三个月的日子,他们即将完成使命,返回祖国。而第二批护航舰队拟于4月初再次出征。

  ■ 一百一十余次直面海盗袭击,如何兵不血刃?

  ■ 海盗袭击多变,护航策略如何大调整?

  ■ 军舰靠岸补给,如何避免恐怖袭击?

  ■ 随舰士兵,如何饮食起居?如何斗志不坠?

  兵不血刃

  “感谢中国海军,……我们现已安全。”

  这只是中国军舰一百多次直面险境中的一次。

  “我船正遭到多艘海盗快艇围堵,请求立即支援!请求立即支援!”一阵急促的英语呼救声,从中国海军护航编队“武汉”舰驾驶室国际海事公用电台里突然传来,时间显示为1月29日上午9时30分。

  中国海军舰队“武汉”舰正航行在前往曼德海峡东口途中,计划为“裕固河”号等中国商船实施伴随护航任务。

  求救信号是希腊商船“ELENIG”号上发出的,距离“武汉”舰24海里。

  “调整航向,直升机准备起飞!”编队指挥员杜景臣立即作出救援部署,同时指示观测通讯部门不间断保持和遇险商船的联系。

  “呜……”尖利的战斗警报拉响,全舰官兵立即进入一级战斗部署,各个战位值班人员迅速监控和进入备战状态。“武汉”舰启动两台燃气轮机,高速向遇险商船开进。

  几分钟后,舰载直升机搭载着特战队员和两名摄像取证人员,飞往事发海域查明情况,伺机组织解救。

  23分钟后:9时58分,舰载直升机已飞临商船上空,机载监视系统清晰显示出3艘海盗快艇正从不同方位快速接近希腊商船,并对其实施围堵。

  快艇并没有退却之意,直升机开始下降飞行高度,并在商船周围持续盘旋和近距离观察,这是对海盗发出的警告。

  “武汉”舰驾驶室里,指挥员杜景臣果断下令:“发射警示信号弹。”

  机长孙自武迅速摁下发射按钮,3枚信号弹在空中炸响。此举果然奏效:围堵希腊商船的海盗快艇见状立即停止了抵近,并转向逐渐远离商船,消失无踪。

  10时35分,“武汉”舰驾驶室里传来了希腊商船船长激动而又颤抖的声音:“感谢中国海军,……我们现已安全。”

  如果呼救发生在夜晚,编队会迅速转入应召支援部署,先进的夜视、雷达、光电、红外系统全面启动,通过红外设备锁定,然后在夜海中高速驶向遇险船只,并使用闪光弹来震慑海盗。“编队在从未对目标进行直瞄射击的情况下,完成了对所有被护商船的保护,也未发生过误伤的情况。”在接受随舰记者采访时,指挥员杜景臣说,其间中国海军对一百一十多艘可疑船只进行了驱离、警告,迫退了近百起这样的袭击,一般未及出手,海盗就望风而逃。而特制闪光弹和震爆弹,成为震慑海盗船只的利器。

  据了解,截至3月中旬,3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军护航编队共完成了27批104艘船只的护航任务,成功解救3艘外国商船。

  

   护航策略大调整

  “看到商船在边上,就有一种成就感,尤其是商船主桅上都挂上了五星红旗的时候。”

  远航三月间,“针对各国海军军舰护航的局面,海盗调整了袭击战略。”海军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章岳兴介绍。“过去海盗都是零星、分散式作战,现在开始协调集中了,而且注意信息的搜集,并用先进的设备武装自己;过去海盗一般是先上船,然后再对船员实施武力威胁,现在则注重火力威胁,而且是采用边攻击边武力威胁的方式。”

  随编队执行任务的深圳海事局副处长陶维功提醒:“进入3月份后,亚丁湾航道迎来新一轮海运高峰期。过往商船应尽量申请军舰护航。”

  商业船舶加入编队,对护航的效率提出了要求。“海军舰队通过及时与交通运输部沟通、协商,拿出了一套提高护航效率的方案。”章岳兴坦言。

  效率提高的“法宝”是:过去,船队申请护航后,由交通运输部汇总确定数量,然后再向海军集中申请,这样的结果是,每次护航船舶的数量少、效率低。现在采取定期航班式申请方式,效率大大提高。

  这种固定班期的护航,就像定点开行的铁路列车、民航航班,商船要根据护航的班期安排自己的行程。“海口”舰胡伟华表示,为减少被护商船等待时间,为更多的船只提供护航,我海军护航编队以分组护航的方式,可以同时相向、全程独立地为两批商船护航。

  在亚丁湾,中国商船的大编队已不鲜见,有时又有来自德国、新加坡和塞浦路斯的外国商船要求加入。船队绵延10公里,蔚为壮观。

  据了解,编队在执行护航任务中,除了伴随护航(将一定数量的商船集中在指定地点,由军舰伴随通过危险海区)、区域护航(军舰在高风险海区巡航,随时对受到海盗进攻的商船提供保护)、随船护卫(派遣武装小组登船护航)三种基本护航方式外,还有应召支持、慑制海盗、解救船舶三种行动方式。“看到商船在边上,就有一种成就感,尤其是商船主桅上都挂上了五星红旗的时候。”一位护航海军战士说。

  “针对商船外籍船员多的情况,舰队还开放了中文和英文的甚高频指挥协调信道,并采用卫星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送护航方案,与商船保持不间断通信。”编队指挥所的葛丛波大校说,这样可以及时获取像希腊商船“ELENIG”号的求救信号,保障护航组织指挥及时准确。

  
  站在甲板上,面朝大海,没有春暖花开,只有海风、海鸟,除了海还是海。随舰官兵,从来都是只记日期、不管星期,“记星期有什么用呢?即使周末放个假,也是无处可去。”一位舰上士兵告诉随行记者。

  每天的站位和枯燥的航行,变成了生活中的常态。面对长时间连续航行、不间断高度戒备、长期处于封闭空间等困难,海上自持能力倒成了最重要的战斗力。“武汉号”指控技师兼班长张建清说,士兵每天都进行高强度体能训练,舰上也备有跑步机,保证锻炼量。

  舰上远航经验丰富的官兵还提醒记者,印度洋涌浪比较大,很容易晕船并患上胃病,所以需要加强锻炼不断适应。

  舰上的饮食与营养方面的保障亦颇受关注。“海军护航军人食品丰富,每天都有巧克力、水果。”“海口”舰政委刘健忠介绍说,“海口”舰在营养方面对官兵推出了“五个一”,即每天一杯牛奶、一个鸡蛋、一罐饮料、一块巧克力、一份水果。“舰上士兵午、晚餐一般是四菜一汤,菜谱一周制定一次,根据需要可进行调整,并且一般情况下,每周还要加餐一次。”“海口”舰士兵餐厅负责人称,士兵们再也不像以往那样,盼着加菜加餐了。“微山湖号”综合补给舰是稳固的物资后盾,副舰长邵杰芳说,所备物品足够几个月之用,青菜叶三个月时间都不会变黄。

  据了解,补给物品中有许多源自海南的特产,有本地的鸡、羊等,同时还携带了大量榨菜、啤酒、果汁、方便面等。2009年2月1日,“武汉”舰还出动直升机通过垂直补给,从中国商船“新非洲”号为护航编队补充了新鲜蔬菜和水果。

  护航途中,几乎所有官兵都剃成光头——只为节省洗头的水。为了节约淡水资源,每人三天只使用5升左右的水,吃饭、洗漱都靠它。“如此长距离的航行,如何保持旺盛的斗志与昂扬的精神状态,确实是一个挑战。”“海口号”教导员张向晖说,“海口号”特地备了30台笔记本电脑,官兵们不当班的时候可以通过听音乐、看电影,甚至打游戏进行放松。

  护航途中,偶有不可预料的小事故。2月1日,护航船舶“欢达”号的船员操作中左手被天窗砸下,导致食指第一关节完全扭断。舰队紧急用小艇输送医疗人员对伤员进行了救治。

  

  2月21日清晨,“微山湖”舰悄然停靠也门亚丁港码头。码头上,数辆满载干货和桶装水的重型卡车早已列队等候,等待物资检验检疫完毕。

  这是中国护航舰队连续航行17000海里和60天不靠港之后的第一次补给,已经破了中国海军的纪录。

  此次护航补给主要以“微山湖”舰伴随补给为主,岸基保障为辅,而靠岸补给是军舰安全性最弱之时。

  2000年,美海军驱逐舰“科尔”号在也门亚丁港补给时,曾遭恐怖分子袭击,这艘性能优良的“宙斯盾”战舰,被装载着炸药的小艇炸出了一个大洞,并造成十七名舰员死亡。

  战争的诡异就在于,一切低概率事件在作战中都不能被绝对排除。

  为确保补给安全,中国政府和海军先遣组与也门政府协调,派出多艘海上巡逻艇担负海上警戒,用集装箱在码头上设置一个相对封闭的隔离带,入口处安排警察昼夜巡逻。

  “微山湖”号补给舰则24小时保持高度戒备,并加强了对舰员的管理和对值更人员的巡查。

  这次补给的物资,由海军有关供给部门和国家外交部、交通运输部有关人员组成的先遣组先期抵达亚丁港,协调也门驻华机构和中远集团西亚公司按商业化模式采购。主要包括柴油和淡水等液货,同时还补给了禽肉、蔬菜、水果等四大类三十余种干货,共计数千吨。

  880多人、两个月的生活物资,即便是日夜不停地补给还是需要三四天时间,“微山湖”号综合补给舰对人员科学分组,实施多点同时补给,采取吊车转运的方式吊运干货,同时两台大功率抽水机昼夜不停加注淡水,阿曼籍油船“海湾雄狮”号则在一舷补给柴油……“微山湖”号终于在三天内完成了在亚丁港的补给,驶向远洋。

  建立境外海军基地?

  “可能性不大,现实性不强,目前也不具备操作性。”

  在国外商用港口进行综合补给,是中国海军在海外执行非战争军事行动后勤保障模式的一次有益尝试,却让境外媒体竞相猜测。

  当中国的军事专家还在建言到国外设立海军基地之时,美国《世界论坛报》发表评论文章称,中国已经或者正在马尔代夫、缅甸、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等地建立军舰和商船可以共用的港口。印度媒体甚至描述得惟妙惟肖,中国在巴基斯坦和马尔代夫建设海军基地并打算用来驻扎海军,壮大在印度洋军事存在。

  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国强研究员直言,“建立基地问题的考虑,在目前形势下,可能性不大,现实性不强,目前也不具备操作性。”他说,中国是个内向型的、战略防御性国家,从自然、地理、结构上,或者在大国责任、义务、所具备的条件上,和美国战略出发点不一样,中国在其他国家设立军事基地是不现实的,与国情不符。“但我们要建立大海洋观,致力于近海、远海的海洋发展事业。”李国强说,“中国传统就是重陆轻海,海洋观念始终很薄弱,新世纪海洋越来越重要,陆地资源日益枯竭,海洋开发也日趋激烈。目前维护中国远洋权益,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局势需要情况下,来履行中国义务是有必要的。”

  谁接下一棒?

  第二批护航舰队将于4月初出航,随行名额竞争激烈,众多官兵主动请缨。

  已经三个月了,远离故土的中国军舰长时间处于高负荷运行状态,今后该怎么办?

  “护航行动的持续时间取决于索马里政局及社会稳定与否,短时间内很难结束。”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参谋长张德顺将军表示,海军已经对护航任务作出长期规划,护航将呈长期化、规模化趋势。

  关于舰艇护航是否形成机制、何时轮换,哪些舰艇和哪些官兵如何进行轮换?他透露,原则上,海军编队护航每批次时限为四个月左右,为了保证后续任务的连贯性和有效性,部分骨干专业人员可能在第二批任务中继续留守。

  海军方面已在做长远打算,包括如何应对舰艇可能出现的临时故障抢修问题以及4月以后印度洋进入季风活跃期时舰艇的避风问题。

  据悉,第二批护航舰队将于4月初出航,随行名额竞争激烈,众多官兵主动请缨。

  根据接近军方的人士推测,“广州”号导弹驱逐舰(舷号168)可能作为第二批护航首舰出征。不久前,“广州”号就代表中国海军参加巴基斯坦卡拉奇附近海域的军事演习,舰上搭载一架直升机和10名海军特战队员。参演课目主要有海上搜救、反海盗行动、编队防御,直升机和特战队员将参加部分课目演练。

  “这样的安排也是为借鉴外军有益经验,加强与各国海军的沟通协调能力,共同应对海上新威胁、新挑战做准备。”上述人士说。“海权跟着商业的航线走。”在一百多年前,海权论的创始人马汉就发出这样的声音,中国海军护航行动依然需要继续。

  今天是中国海军赴索马里护航整整三个月的日子,他们即将完成使命,返回祖国。而第二批护航舰队拟于4月初再次出征。

  ■ 一百一十余次直面海盗袭击,如何兵不血刃?

  ■ 海盗袭击多变,护航策略如何大调整?

  ■ 军舰靠岸补给,如何避免恐怖袭击?

  ■ 随舰士兵,如何饮食起居?如何斗志不坠?

  兵不血刃

  “感谢中国海军,……我们现已安全。”

  这只是中国军舰一百多次直面险境中的一次。

  “我船正遭到多艘海盗快艇围堵,请求立即支援!请求立即支援!”一阵急促的英语呼救声,从中国海军护航编队“武汉”舰驾驶室国际海事公用电台里突然传来,时间显示为1月29日上午9时30分。

  中国海军舰队“武汉”舰正航行在前往曼德海峡东口途中,计划为“裕固河”号等中国商船实施伴随护航任务。

  求救信号是希腊商船“ELENIG”号上发出的,距离“武汉”舰24海里。

  “调整航向,直升机准备起飞!”编队指挥员杜景臣立即作出救援部署,同时指示观测通讯部门不间断保持和遇险商船的联系。

  “呜……”尖利的战斗警报拉响,全舰官兵立即进入一级战斗部署,各个战位值班人员迅速监控和进入备战状态。“武汉”舰启动两台燃气轮机,高速向遇险商船开进。

  几分钟后,舰载直升机搭载着特战队员和两名摄像取证人员,飞往事发海域查明情况,伺机组织解救。

  23分钟后:9时58分,舰载直升机已飞临商船上空,机载监视系统清晰显示出3艘海盗快艇正从不同方位快速接近希腊商船,并对其实施围堵。

  快艇并没有退却之意,直升机开始下降飞行高度,并在商船周围持续盘旋和近距离观察,这是对海盗发出的警告。

  “武汉”舰驾驶室里,指挥员杜景臣果断下令:“发射警示信号弹。”

  机长孙自武迅速摁下发射按钮,3枚信号弹在空中炸响。此举果然奏效:围堵希腊商船的海盗快艇见状立即停止了抵近,并转向逐渐远离商船,消失无踪。

  10时35分,“武汉”舰驾驶室里传来了希腊商船船长激动而又颤抖的声音:“感谢中国海军,……我们现已安全。”

  如果呼救发生在夜晚,编队会迅速转入应召支援部署,先进的夜视、雷达、光电、红外系统全面启动,通过红外设备锁定,然后在夜海中高速驶向遇险船只,并使用闪光弹来震慑海盗。“编队在从未对目标进行直瞄射击的情况下,完成了对所有被护商船的保护,也未发生过误伤的情况。”在接受随舰记者采访时,指挥员杜景臣说,其间中国海军对一百一十多艘可疑船只进行了驱离、警告,迫退了近百起这样的袭击,一般未及出手,海盗就望风而逃。而特制闪光弹和震爆弹,成为震慑海盗船只的利器。

  据了解,截至3月中旬,3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军护航编队共完成了27批104艘船只的护航任务,成功解救3艘外国商船。

  
护航策略大调整

  “看到商船在边上,就有一种成就感,尤其是商船主桅上都挂上了五星红旗的时候。”

  远航三月间,“针对各国海军军舰护航的局面,海盗调整了袭击战略。”海军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章岳兴介绍。“过去海盗都是零星、分散式作战,现在开始协调集中了,而且注意信息的搜集,并用先进的设备武装自己;过去海盗一般是先上船,然后再对船员实施武力威胁,现在则注重火力威胁,而且是采用边攻击边武力威胁的方式。”

  随编队执行任务的深圳海事局副处长陶维功提醒:“进入3月份后,亚丁湾航道迎来新一轮海运高峰期。过往商船应尽量申请军舰护航。”

  商业船舶加入编队,对护航的效率提出了要求。“海军舰队通过及时与交通运输部沟通、协商,拿出了一套提高护航效率的方案。”章岳兴坦言。

  效率提高的“法宝”是:过去,船队申请护航后,由交通运输部汇总确定数量,然后再向海军集中申请,这样的结果是,每次护航船舶的数量少、效率低。现在采取定期航班式申请方式,效率大大提高。

  这种固定班期的护航,就像定点开行的铁路列车、民航航班,商船要根据护航的班期安排自己的行程。“海口”舰胡伟华表示,为减少被护商船等待时间,为更多的船只提供护航,我海军护航编队以分组护航的方式,可以同时相向、全程独立地为两批商船护航。

  在亚丁湾,中国商船的大编队已不鲜见,有时又有来自德国、新加坡和塞浦路斯的外国商船要求加入。船队绵延10公里,蔚为壮观。

  据了解,编队在执行护航任务中,除了伴随护航(将一定数量的商船集中在指定地点,由军舰伴随通过危险海区)、区域护航(军舰在高风险海区巡航,随时对受到海盗进攻的商船提供保护)、随船护卫(派遣武装小组登船护航)三种基本护航方式外,还有应召支持、慑制海盗、解救船舶三种行动方式。“看到商船在边上,就有一种成就感,尤其是商船主桅上都挂上了五星红旗的时候。”一位护航海军战士说。

  “针对商船外籍船员多的情况,舰队还开放了中文和英文的甚高频指挥协调信道,并采用卫星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送护航方案,与商船保持不间断通信。”编队指挥所的葛丛波大校说,这样可以及时获取像希腊商船“ELENIG”号的求救信号,保障护航组织指挥及时准确。

  解密海上生活

  青菜叶三个月时间都不会变黄,三天只用5升水,30台笔记本电脑供娱乐。

  亚丁湾,是一个高温、高盐、高湿海域,对人员和装备的消耗非常厉害。

  站在甲板上,面朝大海,没有春暖花开,只有海风、海鸟,除了海还是海。随舰官兵,从来都是只记日期、不管星期,“记星期有什么用呢?即使周末放个假,也是无处可去。”一位舰上士兵告诉随行记者。

  每天的站位和枯燥的航行,变成了生活中的常态。面对长时间连续航行、不间断高度戒备、长期处于封闭空间等困难,海上自持能力倒成了最重要的战斗力。“武汉号”指控技师兼班长张建清说,士兵每天都进行高强度体能训练,舰上也备有跑步机,保证锻炼量。

  舰上远航经验丰富的官兵还提醒记者,印度洋涌浪比较大,很容易晕船并患上胃病,所以需要加强锻炼不断适应。

  舰上的饮食与营养方面的保障亦颇受关注。“海军护航军人食品丰富,每天都有巧克力、水果。”“海口”舰政委刘健忠介绍说,“海口”舰在营养方面对官兵推出了“五个一”,即每天一杯牛奶、一个鸡蛋、一罐饮料、一块巧克力、一份水果。“舰上士兵午、晚餐一般是四菜一汤,菜谱一周制定一次,根据需要可进行调整,并且一般情况下,每周还要加餐一次。”“海口”舰士兵餐厅负责人称,士兵们再也不像以往那样,盼着加菜加餐了。“微山湖号”综合补给舰是稳固的物资后盾,副舰长邵杰芳说,所备物品足够几个月之用,青菜叶三个月时间都不会变黄。

  据了解,补给物品中有许多源自海南的特产,有本地的鸡、羊等,同时还携带了大量榨菜、啤酒、果汁、方便面等。2009年2月1日,“武汉”舰还出动直升机通过垂直补给,从中国商船“新非洲”号为护航编队补充了新鲜蔬菜和水果。

  护航途中,几乎所有官兵都剃成光头——只为节省洗头的水。为了节约淡水资源,每人三天只使用5升左右的水,吃饭、洗漱都靠它。“如此长距离的航行,如何保持旺盛的斗志与昂扬的精神状态,确实是一个挑战。”“海口号”教导员张向晖说,“海口号”特地备了30台笔记本电脑,官兵们不当班的时候可以通过听音乐、看电影,甚至打游戏进行放松。

  护航途中,偶有不可预料的小事故。2月1日,护航船舶“欢达”号的船员操作中左手被天窗砸下,导致食指第一关节完全扭断。舰队紧急用小艇输送医疗人员对伤员进行了救治。

 
  2月21日清晨,“微山湖”舰悄然停靠也门亚丁港码头。码头上,数辆满载干货和桶装水的重型卡车早已列队等候,等待物资检验检疫完毕。

  这是中国护航舰队连续航行17000海里和60天不靠港之后的第一次补给,已经破了中国海军的纪录。

  此次护航补给主要以“微山湖”舰伴随补给为主,岸基保障为辅,而靠岸补给是军舰安全性最弱之时。

  2000年,美海军驱逐舰“科尔”号在也门亚丁港补给时,曾遭恐怖分子袭击,这艘性能优良的“宙斯盾”战舰,被装载着炸药的小艇炸出了一个大洞,并造成十七名舰员死亡。

  战争的诡异就在于,一切低概率事件在作战中都不能被绝对排除。

  为确保补给安全,中国政府和海军先遣组与也门政府协调,派出多艘海上巡逻艇担负海上警戒,用集装箱在码头上设置一个相对封闭的隔离带,入口处安排警察昼夜巡逻。

  “微山湖”号补给舰则24小时保持高度戒备,并加强了对舰员的管理和对值更人员的巡查。

  这次补给的物资,由海军有关供给部门和国家外交部、交通运输部有关人员组成的先遣组先期抵达亚丁港,协调也门驻华机构和中远集团西亚公司按商业化模式采购。主要包括柴油和淡水等液货,同时还补给了禽肉、蔬菜、水果等四大类三十余种干货,共计数千吨。

  880多人、两个月的生活物资,即便是日夜不停地补给还是需要三四天时间,“微山湖”号综合补给舰对人员科学分组,实施多点同时补给,采取吊车转运的方式吊运干货,同时两台大功率抽水机昼夜不停加注淡水,阿曼籍油船“海湾雄狮”号则在一舷补给柴油……“微山湖”号终于在三天内完成了在亚丁港的补给,驶向远洋。

  建立境外海军基地?

  “可能性不大,现实性不强,目前也不具备操作性。”

  在国外商用港口进行综合补给,是中国海军在海外执行非战争军事行动后勤保障模式的一次有益尝试,却让境外媒体竞相猜测。

  当中国的军事专家还在建言到国外设立海军基地之时,美国《世界论坛报》发表评论文章称,中国已经或者正在马尔代夫、缅甸、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等地建立军舰和商船可以共用的港口。印度媒体甚至描述得惟妙惟肖,中国在巴基斯坦和马尔代夫建设海军基地并打算用来驻扎海军,壮大在印度洋军事存在。

  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国强研究员直言,“建立基地问题的考虑,在目前形势下,可能性不大,现实性不强,目前也不具备操作性。”他说,中国是个内向型的、战略防御性国家,从自然、地理、结构上,或者在大国责任、义务、所具备的条件上,和美国战略出发点不一样,中国在其他国家设立军事基地是不现实的,与国情不符。“但我们要建立大海洋观,致力于近海、远海的海洋发展事业。”李国强说,“中国传统就是重陆轻海,海洋观念始终很薄弱,新世纪海洋越来越重要,陆地资源日益枯竭,海洋开发也日趋激烈。目前维护中国远洋权益,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局势需要情况下,来履行中国义务是有必要的。”

  谁接下一棒?

  第二批护航舰队将于4月初出航,随行名额竞争激烈,众多官兵主动请缨。

  已经三个月了,远离故土的中国军舰长时间处于高负荷运行状态,今后该怎么办?

  “护航行动的持续时间取决于索马里政局及社会稳定与否,短时间内很难结束。”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参谋长张德顺将军表示,海军已经对护航任务作出长期规划,护航将呈长期化、规模化趋势。

  关于舰艇护航是否形成机制、何时轮换,哪些舰艇和哪些官兵如何进行轮换?他透露,原则上,海军编队护航每批次时限为四个月左右,为了保证后续任务的连贯性和有效性,部分骨干专业人员可能在第二批任务中继续留守。

  海军方面已在做长远打算,包括如何应对舰艇可能出现的临时故障抢修问题以及4月以后印度洋进入季风活跃期时舰艇的避风问题。

  据悉,第二批护航舰队将于4月初出航,随行名额竞争激烈,众多官兵主动请缨。

  根据接近军方的人士推测,“广州”号导弹驱逐舰(舷号168)可能作为第二批护航首舰出征。不久前,“广州”号就代表中国海军参加巴基斯坦卡拉奇附近海域的军事演习,舰上搭载一架直升机和10名海军特战队员。参演课目主要有海上搜救、反海盗行动、编队防御,直升机和特战队员将参加部分课目演练。

  “这样的安排也是为借鉴外军有益经验,加强与各国海军的沟通协调能力,共同应对海上新威胁、新挑战做准备。”上述人士说。“海权跟着商业的航线走。”在一百多年前,海权论的创始人马汉就发出这样的声音,中国海军护航行动依然需要继续。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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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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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646楼 发表于: 2009-08-18

孙文逝世后:国民党分裂的历史回顾[转帖]


  
  【资料来源:维基百科】

  中国国民党(原名罗马化:Kuomintang;简称国民党、KMT,英文亦可直译作“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为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所创建的中国原生政党。其前身依次为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及中华革命党。

  中国国民党从1928年北伐成功起,至中华民国政府因国共内战退守台湾后,直到李登辉执政时期结束为止,一直是中华民国的执政党。2000年中华民国总统选举败选之后,该党首次成为在野党,但仍是中华民国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主要政党。直到2008年,再透过总统选举重新回到执政党地位。

  中国国民党成立以来,发生几次分裂:

  孙中山逝世后,各派对待共产党上发生严重分歧。

  1925年11月23日,邹鲁、谢持、林森、张继等12名反对容共的国民党右派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在西山碧云寺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史称西山会议。会后,他们在上海另立中央,形成西山会议派。

  1927年4月,蒋中正带领国民革命军北伐到达南京,与武汉的汪精卫党中央因处理中国共产党问题而起短暂分裂,另立国民政府。史称宁汉分裂。后来汪精卫亦清共,4月宣布迁回南京,史称宁汉合流(亦称宁汉复合)。

  1938年,汪精卫以国民党中央副总裁身份,带着周佛海等一帮国民党亲日派大员,逃到越南河内。

  1939年他在上海秘密召开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

  1949年底中国国民党再次分裂,退守台湾的仍名为中国国民党,留在中国大陆的国民党左派人士建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并成为中国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党派”之一,和目前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无主从关系。

  1993年,因统独争议,黑金疑云,以及对当时党主席李登辉的诸多不满与其台独路线的不认同,中国国民党的党内非主流派,与以中国国民党新生代为主的党内次级团体“新国民党连线”另行组成“新党”,以王建煊、赵少康等为首。

  2000年,前民选台湾省长宋楚瑜因政策路线岐异,与当时中国国民党党主席李登辉分道扬镳,自行参加中华民国总统大选,后因泛蓝分裂选举失利,部份党员退出中国国民党,另行组建“亲民党”。

  2001年,部份主张台湾本土化的党员,在遭开除的前党主席李登辉与前内政部长黄主文等人的带领下另外组成“台湾团结联盟”。


  付:【中国国民党大事记】
  1894年:兴中会成立。
  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
  1912年:国民党成立。
  1914年:中华革命党成立。
  1919年: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
  1923年:开始“联俄容共”,与苏联及中国共产党合作(即“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蒋中正为黄埔军校校长,中国国民党开始培养军事武装实力。
  1925年:孙中山逝世。
  1926年:蒋中正率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
  1927年:进行清党,结束“联俄容共”(即“第一次国共分裂”),成立南京国民政府。
  1928年:北伐结束,成为全中华民国的执政党。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
  1937年:八年抗战爆发。
  1938年:蒋中正推选为中国国民党总裁。
  1945年:八年抗战胜利。
  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亦可视作“第二次国共分裂”)。
  1947年:中华民国行宪,举行国大代表与立法委员选举
  1948年:时任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中正竞选中华民国首任总统选举,当选。
  1949年:国共内战失利,中国国民党率领国民政府退守台湾。
  1954年:国民党总裁蒋中正与陈诚竞选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当选。
  1960年:国民党总裁蒋中正与陈诚竞选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当选。
  1966年:国民党总裁蒋中正与严家淦竞选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当选。
  1972年:国民党总裁蒋中正与严家淦竞选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当选。
  1975年:蒋中正逝世,严家淦继任总统。
  1976年:中国国民党增设党主席一职,蒋经国当选为首任党主席。
  1978年:时国民党主席蒋经国与谢东闵竞选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当选。
  1984年:时国民党主席蒋经国与李登辉竞选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当选。
  1988年:蒋经国逝世,李登辉继任总统。
  1988年7月:李登辉当选为中国国民党党主席。
  1990年:时国民党主席李登辉与李元簇竞选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当选。
  1996年:时国民党主席李登辉与连战搭档竞选中华民国首任民选正副总统,当选。
  2000年:连战与萧万长搭档竞选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落选。
  2001年:举行首次党主席党员直选,连战当选为首任直选党主席。
  2004年:时国民党主席连战与宋楚瑜搭档竞选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落选。
  2005年: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出访中国大陆,为1949年后首位踏上中国大陆的中国国民党主席。
  【八德大楼: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所在,位于台北市中仑。】
  2005年7月:马英九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
  2007年2月:马英九因特别费案起诉辞去中国国民党主席并由第一副主席吴伯雄代理。
  2007年4月:中国国民党主席补选,吴伯雄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主席。
  2008年1月:立委选举取得超过七成席次,加上泛蓝盟友则超过四分之三席次。
  2008年3月22日:马英九与萧万长当选中华民国总统及副总统。
  2008年4月12日:萧万长与胡锦涛于博鳌亚洲论坛会面并举行会谈。
  2008年5月20日:马英九与萧万长就职中华民国总统及副总统。
  2008年5月26日:中国国民党党
主席吴伯雄出访中国大陆,为1949年后首位踏上中国大陆的中华民国执政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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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籍“日本兵”成深山“野人”不知二战结束[转帖]


台籍“日本兵”成深山“野人”不知二战结束

在台湾,有一群特殊的台籍“日本兵”,他们没有日本国籍,却在“二战”期间被日本送到海外去看管盟军战俘。这些台籍“日本兵”身心备受折磨,甚至被迫虐杀俘虏。战后,他们同样沦为战犯,有的被处以绞刑,有的被判入狱。他们中的一些人长期滞留在日本抗争,串连散落各地的同伴向日本政府求偿,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拒绝。

要么杀人 要么被杀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把在战场上俘虏的盟军官兵送到海外集中关押。后来,随着战俘数量的不断增多,日军看管的人手越来越紧张,便开始从当时日本的殖民地台湾招募年轻人到海外,担任看管盟军俘虏的监视员,台籍“日本兵”由此而来。1942年前后,上千名年轻人从台湾各地被分批送到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协助日军看管盟军战俘。在日军的逼迫下,台籍“日本兵”被迫对盟军战俘实施“高压政策”,甚至枪杀行动不便或患病的战俘。

台籍战俘监视员到海外日军战俘营后,刚开始的两年,战俘营依靠俘虏养猪、种菜,生活还能自给自足。到了战争末期,盟军常常搞大规模轰炸,日军物资运输遭封锁,配粮少,监视员和俘虏总饿肚子,加上疟疾肆虐,不少战俘和监视员病死。另外,监视员还要监督俘虏修机场、伐木、开路,若有战俘逃跑,监视员难逃严厉处罚。

日军战败后,谎称有2000多名盟军战俘在移送过程中病死。实际上,这些战俘大多被日军秘密处决。

深山“野人”不知战争结束

台籍战俘监视员被强征至海外后,常被迫虐俘、杀人,身心备受煎熬。他们当中也有人不甘被奴役,想方设法逃出了日军的魔掌。据台籍战俘监视员王建祥老人回忆,他们每天都在奔逃中躲避燃烧弹,和疟疾等疾病斗争,很多同伴或被炸死,或因营养不良而染病倒地。没有油、火柴,他们就用石头互撞火花、竹片相锯摩擦取火,或是用军用望远镜聚日光引燃火药,并保存炭木余温,以便“薪火相传”。

“逃难者”就像被大群猎犬追逐的野兔,一有风吹草动就赶紧躲起来。漫长的“野人”生活让他们掌握了很多求生的技能,用破蚊帐捞鱼,自创猎具捕食鸟兽等。不过因为缺少盐,几乎每个人都患了病。

更可悲的是,长期流落丛林沼地的台籍战俘监视员,一直不知道战争已经结束,有人在深山里待了十几年,才被搜山的菲律宾军人发现,得以“重见天日”。

带着虐俘和战俘的双重标记

侥幸脱逃的台籍战俘监视员下场悲惨,那些苦熬到战争结束的监视员同样没有好日子过。战后,盟军以虐待、杀戮战俘等罪名,将台籍战俘监视员送上了法庭,有人被处绞刑,有人被判监禁。另外,近一半监视员未等到战争结束,就被盟军反攻的炮火炸死,或因病客死他乡。

台籍战俘监视员被送到盟军监狱里服刑,有的被迫扛石头、木头,顶着烈日跑步,不时遭受鞭打。

令台籍战俘监视员寒心的是,日本政府对他们态度冷漠。部分台籍战俘监视员到日本寻求帮助,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拒绝,日本方面甚至指称,虐待盟军战俘是台籍监视员的个人行为,和日军无关。回到台湾后,这些人因带着虐俘和战俘的双重标记,长时间受到监控,只能在社会底层勉强谋生。

据报道,一些台籍战俘监视员长期滞留在日本抗争,串连散落各地的同伴向日本政府求偿,甚至上诉到日本最高法院。日本司法部以违宪为由,裁定台籍“日本兵”终身不得求偿。一些台籍战俘监视员当年的军饷,以及存在日本邮局里的存款,也都无从追索。

据披露,一些台籍战俘监视员和日本战俘一起在盟军监狱服刑,被释放后随日本战俘到达日本横浜,随即被隔离,其中的日籍官兵受到了热烈欢迎,台籍监视员却进了东京的监狱,补服刑期。原来,日本在1952年修改了“国籍法”,居住在日本的台湾人和朝鲜人丧失日本国籍。这也造成军属的抚恤、索赔,统统将台籍“日本兵”排除在外。

战后60多年来,台籍“日本兵”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很少受到关注。据台湾媒体报道,岛内仍健在的台籍战俘监视员已寥寥无几,如果不及早“抢救”这段历史,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段历史可能消失。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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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石到底是什么,和因缘有什么联系? [转帖]


  三生石在与飞来峰相连接的莲花峰东麓,是“西湖十六遗迹”之一。该石高约10米,宽2米多,峭拔玲珑。石上刻有“三生石”三个碗口大小的篆书及《唐 圆泽和尚 三生石迹》的碑文,记述“三生石”之由来。石上多唐、宋时的题词石刻,大多已不可辨认,只有元至正元年(1341年)秋九月太史杨瑀、翰林张翥等人的题词仍清晰可见。

 

  宋朝的大诗人、大文学家苏东坡曾经写过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僧圆泽传》,这个故事发生于唐朝 ,距离苏东坡的年代并不远,而且人事时地物都记载得很详尽,相信是个真实的故事。

  原文是文言文,采故事体,文章也浅白,所以并不难懂,我把原文附在下面,加上我自己的分段标点:

  僧 圆 泽 传

  洛师惠林寺,故光禄卿李登居第。禄山陷东都,登以居守死之。

  子源,少时以贵游子,豪侈善歌闻于时,及登死,悲愤自誓,不仕、不娶、不食肉,居寺中五十余年。

  寺有僧圆泽,富而知音,源与之游,甚密,促膝交语竟日,人莫能测。

  一日相约游青城峨嵋山,源欲自荆州沂峡,泽欲取长安斜谷路,源不可,曰:“行止固不由人。”遂自荆州路。

  舟次南浦,见妇人锦裆负瓮而汲者,泽望而泣:“吾不欲由此者,为是也。”

  源惊问之,泽曰:“妇人姓王氏,吾当为之子,孕三岁矣!吾不来,故不得乳。今既见,无可逃者,公当以符咒助我速生。三日浴儿时,愿公临我,以笑为信。后十三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当与公相见。”

  源悲悔,而为具沐浴易服,至暮,泽亡而妇乳。三日往视之,儿见源果笑,具以告王氏,出家财,葬泽山下。

  遂不果行,反寺中,问其徒,则既有治命矣!

  后十三年,自洛适吴,赴其约。至约所,闻葛洪川畔,有牧童,扣牛角而歌之曰:“三生石上旧精魂,赏月吟风莫要论;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长存。”

  呼问:“泽公健否?”

  答曰:“李公真信士。然俗缘未尽,慎勿相近,惟勤修不堕,乃复相见。”又歌曰:“身前身后事茫茫,欲话因缘恐断肠;吴越山川寻己遍,却回烟棹上瞿塘。”

  遂去不知所之。

  后三年,李德裕奏源忠臣子,笃孝。拜谏议大夫,不就。竟死寺中,年八十。

  一 个 浪 漫 的 传 说

  这真是一个动人的故事。它写朋友的真情、写人的本性、写生命的精魂,历经两朝而不改变,读来令人动容。

  它的大意是说,富家子弟李源,因为父亲在变乱中死去而体悟人生无常,发誓不做官、不娶妻、不吃肉食,把自己的家捐献出来改建惠林寺,并住在寺里修行。

  寺里的住持圆泽禅师,很会经营寺产,而且很懂音乐,李源和他成了要好的朋友,常常坐着谈心,一谈就是一整天,没有人知道他们在谈什么。

  有一天,他们相约共游四川的青城山和峨嵋山,李源想走水路从湖北沿江而上,圆泽却主张由陆路取道长安斜谷入川。李源不同意。圆泽只好依他,感叹地说:“一个人的命运真是由不得自己呀!”

  于是一起走水路,到了南浦,船靠在岸边,看到一个穿花缎衣裤的妇人正到河边取水,圆泽看着就流下了泪来,对李源说:“我不愿意走水路就是怕见到她呀!”李源吃惊地问他原因,他说:“她姓王,我注定要做她的儿子,因为我不肯来,所以她怀孕了三年还生不下来,现在既然遇到了,就不能再逃避。现在请你用符咒帮我速去投生,三天以后洗澡的时候,请你来王家看我,我以一笑作为证明。十三年后的中秋夜,你来杭州的天竺寺外,我一定来和你见面。”

  李源一方面悲痛后悔,一方面为他洗澡更衣,到黄昏的时候,圆泽就死了,河边看见的妇人也随之生产了。

  三天以后李源去看婴儿,婴儿见到李源果真微笑,李源便把一切告诉王氏,王家便拿钱把圆泽埋葬在山下。

  李源再也没有心思去游山,就回到惠林寺,寺里的徒弟才说出圆泽早就写好了遗书。

  十三年后,李源从洛阳到杭州西湖天竺寺,去赴圆泽的约会,到寺外忽然听到葛洪川畔传来牧童拍着牛角的歌声:

  我是过了三世的昔人的魂魄,
  赏月吟风的往事早已过去了;
  惭愧让你跑这么远来探访我,
  我的身体虽变了心性却长在。

  李源听了,知道是旧人,忍不住问道:

  “泽公,你还好吗?”

  牧童说:“李公真守信约,可惜我的俗缘未了,不能和你再亲近,我们只有努力修行不堕落,将来还有会面的日子。”随即又唱了一首歌:

  身前身后的事情非常渺茫,
  想说出因缘又怕心情忧伤;
  吴越的山川我已经走遍了,
  再把船头掉转到瞿塘去吧!

  牧童掉头而去,从此不知道他往哪里去了。

  再过三年,大臣李德裕启奏皇上,推荐李源是忠臣的儿子又很孝顺,请给予官职。于是皇帝封李源为谏议大夫,但这时的李源早已彻悟,看破了世情,不肯就职,后来在寺里死去,活到八十岁。

  真 有 三 生 石 吗?

  圆泽禅师和李源的故事流传得很广,到了今天,在杭州西湖天竺寺外,还留下来一块大石头,据说就是当年他们隔世相会的地方,称为“三生石”。

  “三生石”一直是中国极有名的石头,可以和女娲补天所剩下的那一块玩石相媲美,后来发展成中国人对生前与后世的信念,不但许多朋友以三生石作为肝胆相照的依据,更多的情侣则在三生石上写下他们的誓言,“缘订三生”的俗话就是这样来的。

  前面说过,这个故事很可能是真实的,但不管它是不是真实,至少是反映了中国人对于生命永恒的看法、真性不朽的看法。透过了这种“轮回”与“转世”的观念,中国人建立了深刻的伦理、生命、哲学,乃至于整个宇宙的理念,而这正是佛教的一种入世观照和慧解。

  我们常说“七世夫妻”,常说“不是冤家不聚头”,常说“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常说“缘订三生,永浴爱河”……甚至于在生气的时候咬牙说:“我死了也不会放过你!”在歉意的时候红着脸说:“我下辈子做牛做马来报答你!”在失败灰心丧志的时候会说:“前辈子造了什么孽呀!”看到别人夫妻失和时会说:“真是前世的冤家!”

  这种观念在中国是无孔不入的,民间妇女杀鸡杀鸭时会念着:“做鸡做鸭无了时,希望你下辈子去做有钱人的儿子。”乃至连死刑犯临刑时也会大吼一声:“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所以,“三生石”应该是有的。

  其实,轮回与转世都是佛教的基本观念,佛教里认为有生就有死,有情欲就有轮回,有因缘就有果报,所以生生世世做朋友是可能的,永生永世做爱侣也是可能的,当然,一再的做仇敌也是可能的……但生生世世,永生永世就永处缠缚,不得解脱,唯有放下一切才能超出轮回的束缚。

  在《出曜经》里有一首谒,很能点出生死轮回的本质:

  伐树不尽根,虽伐犹复生;
  伐爱不尽本,数数复生苦。
  犹如自造箭,还自伤其身;
  内箭亦如是,爱箭伤众生。

  在这里,爱作欲解,没有善恶之分,被仇恨的箭所射固然受伤,被爱情的箭射中也是痛苦的,一再的箭就带来不断的伤,生生世世地转下去。

  另外,在《圆觉经》里有两段讲轮回,讲得更透彻:

  "一切众生,从无始际,由有种种恩爱贪欲,故有轮回,若诸世界一切种性,卵生、胎生、湿生、化生,皆因淫欲而正性命。当知轮回,爱为根本。由有诸欲,助发爱性,且故能令生死相续。欲因爱生,命因欲有,众生爱命,还依欲本。爱欲为因,爱命为果。”

  "一切世界,始终生灭,前后有无,聚散起止,念念相续,循环往复,种种取舍,皆是轮回。未出轮回,而辨圆觉;彼圆觉性,即同流转;若免轮回,无有是处。譬如动目,能摇湛水,又如定眼,犹回转火,云驶月运,舟行岸移,亦复如是。”

  可见,轮回的不只是人,整个世界都在轮回。我们看不见云了,不表示云消失了,是因为云离开我们的视线;我们看不见月亮,不表示没有月亮,而是它运行到背面去了;同样的,我们的船一开动,两岸的风景就随着移动,世界的一切也就这样了。人的一生就像行船,出发、靠岸,船(本性)是不变的,但岸(身体)在变,风景(经历)就随之不同了。

  这种对轮回的譬喻,真是优美极了。


  缘订三生

  圆泽禅师和李源的故事流传得很广,这块在杭州西湖天竺寺外的大石头,据说就是当年他们隔世相会的地方,称为“三生石”。

  中国古代最著名的爱情——宝黛的爱情就是从三生石畔的前生开始的——“只因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绛珠仙草一株,时有赤瑕宫神瑛侍者, 日以甘露灌溉……”

  “三生石”一直是中国极有名的石头,可以和女娲补天所剩下的那一块玩石相媲美,后来发展成中国人对生前与后世的信念,不但许多朋友以三生石作为肝胆相照的依据,更多的情侣则在三生石上写下他们的誓言,“缘订三生”的俗话就是这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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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接管庐山美庐官邸始末 [转帖]


 1949年5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3军第129师第385团在渡江战役中,一举从湖北广济县(现武穴市田家镇渡口)打过长江,24日接管了江西重镇九江防务。那时,我是团政治处宣传队队员。
  同日,团政治处主任郭文声率2营5连接管庐山牯岭防务。25日,政治处宣传股干事郎惠林带领宣传队的董秋波和我登上牯岭,执行
郭文声主任下达的查封蒋介石美庐官邸任务。我们把盖着长方形大红关防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29师封”的封条,郑重地贴在美庐官邸玄关门上。

  美庐是一栋精美的英式别墅,曾是蒋介石、宋美龄在庐山的旧居,也是蒋介石的夏都官邸,国民党党政军大员经常云集在这里举行各种重要会议,在我国现代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查封美庐的那一天正下雨,然而丝毫没有影响胜利者的豪情。我们挺胸昂首跨进了庭院,只见大门右侧的岗亭空空荡荡,用滕竹制作的两乘滑竿,整齐的依靠在甬道尽头右侧的墙壁上。显然,那是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上下山的代步工具。踏入玄关,过道右侧是他们的卧室,宽敞明亮,地面铺着大红地毯,上面龙凤图案十分显眼。阳光照射处,紧紧地并列着两张大型弹簧软床,床侧各置一小型木柜。与卧室相对,过道左侧是作战室。墙壁上嵌着悬挂军事地图的设施,室内中央摆放着一张很大的长桌。

  楼上一间室内,摆着一张普通的写字桌,上面放着一盒卡片,大小如名片。卡片左下角印着“宋美龄印”字样的红色印章,这是宋美龄写给身边工作人员交办事项的凭证。卫生间里的梳妆台上,整齐有序地摆放着美容、美发、美肤用品,大大小小的瓶瓶罐罐有20多个。

  这里的一景一物,都完好无损、原封未动地保留着。毕竟,它见证了一段令中国人难以忘却的历史。5月31日,第43军第156师接管南昌和九江防务,我们离开了庐山牯岭。

(《团结报》4.21刘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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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东路事件:中国“鸡冠”被摘走近80年 [转帖]


张学良一生中做过两件震惊中外的事。一件是“西安事变”,另一件就是他28岁那年发起“中东路事件”,最终导致中国版图上的“鸡冠”被苏联摘走了近80年

张学良90岁那年用了5个月的时间,在台北北投寓所以及亚都饭店,向华裔史学家、口述史的主要推动人物唐德刚讲述了自己的一生,这一生用他的口述历史表现出来,只有7万多字,因为他说“从21岁到36岁,这就是我的生命”。在这7万多字中,他留给自己28岁那年惊天动地的一桩“中东路事件”只有139个字。

“改旗易帜”后的张学良,于1929年7月做出一件具有国际影响的重大事件,这一事件的不幸结果是,张学良惨败,不得不与苏联签订《伯力协定》,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之间夹角地带最东端的黑瞎子岛被苏军占领。此后,在任何一部20 万分之一的地图上,这块能清晰地看到的大黑瞎子岛开始了79年的漫长回归征途。

为什么要打这一仗

少帅下定决心,一定要打这一仗。时间是1929年7月。

老帅张作霖在一年前的1928年6月刚刚被莫明其妙地炸死,新上任的少帅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开始了他对东北的统治,上任不久,张学良宣布服从南京国民政府,并于7月1日向国民政府发出《绝不妨碍统一电》,易帜之举从形式上完成了中国的统一。不久,张学良即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陆海空军副司令,这时候他才28岁。

少帅希望能通过这场战争把掌握在苏联人手中的铁路权、电话权和电报权统统收回中国。此时离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刚胜利时向全世界宣布的“沙皇俄国从中国掠夺的土地全部归还给中国”,已经过去了10年。

列宁在苏维埃执政后,提出将放弃沙皇政府强加于中国的一切条约,放弃势力范围,租界、租借地割地。其中就包括《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这两个违反国际法、没有生效的条约,因此俄罗斯应当无条件归还其继续非法占领的中国领土,黑瞎子岛和银龙岛在内的90多个大小岛屿就在其中。

但是直到1929年,已经是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在这块1689年签订《尼布楚条约》时明确了属于中国的领土上,仍在继承老沙皇俄国的衣钵,行使着对东清铁路、电话电报、矿产森林等的各项权利。并没有像苏维埃政府宣布的那样,把中国的领土还给中国。“东清铁路、电报电话权都是当年不平等条约的产物,理应归还中国。沙俄和苏联对东北的特权都是非法的,苏联对于中国领土的承诺并没有兑现,斯大林他们继续着老沙俄的特权。”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介绍南京国民政府“革命外交”时期的这一国际背景。1928年6月,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时任外交部长的王正廷在南京发动了一场以修订不平等条约为中心的“革命外交”,将列强在华特权分为五类,革命外交将分为五期进行,包括恢复关税自主权、取消治外法权、收回租界、收回租借地,以及收回铁路利权、内河航行权、沿海贸易权等。

拥护统一的张少帅,当然要向苏联方向讨还山河。“我认为张学良站在爱国立场上的这一要求,没有什么不对的”,杨天石说,“只是他太自不量力,一场惨败,导致了《伯力协定》这样的后果”。

败于“自不量力”

“我跟俄国人打仗,是很自不量力呀”,1990年春天张学良向唐德刚作口述时,也是这么给自己下的定论,年轻气盛的张学良当时“很想施展一下子”。

于是张学良从7月开始驱逐中东铁路苏联职员,查封哈尔滨市内的苏联商业机构,7月18日苏联政府宣布对华断交,中苏边境吉林段开始集结苏军。

这一仗开始打赢了,在中国的满洲里和扎赉诺尔地区开战的1929年7月至11月,东北军由于准备充分,取得了不少胜利,但却都不可能是根本性的,而苏联也明白这是一场不能输掉的战争。于是,正如张学良所说“换来了加伦”。

加伦来了以后,“打得那个惨呐,有一个旅整个全灭了,是一个姓韩的当旅长,整个全灭呀,团长自杀的自杀,阵亡的阵亡,全军覆灭,都没有了。”

加伦号称“远东军魂”,他曾与中国有些渊源,前几年北伐时蒋介石的俄国军事顾问就是他。尽管东北军的军备在中国数一数二,但怎能与苏军装备相比,苏联军舰发出40发炮弹,由商船改装而来的东北海军才发射一枚炮弹,战争就是从这时开始发生历史性变化的。

张学良回忆中所说的韩旅长叫韩光第,他的第17旅全军覆没;另位旅长梁忠甲的15旅,在满洲里全部被俘,而苏方的崔可夫将军一直把梁忠甲当成了张学良,并在回忆录中说自己俘虏了张学良;海拉尔失陷后,哈尔滨、黑瞎子岛也随之被俄国人占领。当时国内所有的能力只是声援,正忙于对付新军阀的蒋介石对张学良毫无助力。到了11月下旬,扎赉诺尔、满洲里、海拉尔已被苏军攻陷。

张学良不得不在11月26日,一个冰天雪地的日子里要求停战。张学良派出蔡运升与苏联谈判。12月20日,“ 中东路事件”以中方接受苏方提出的恢复中东铁路中苏共管的原状、双方释放被俘人员而宣告结束。结果是铁路没抢回来,苏军后撤到黑瞎子岛后,就驻下不走了。

苏军强占黑瞎子岛

黑瞎子岛有个满语名字叫摩乌珠岛,是“马头”的意思,但它的位置在中国金鸡版图的鸡头上方,这里是雄鸡最早看到日出的地方。在夏季,半夜三点多就能看到红日在江中冉冉升起。抚远这块三角洲因为生态良好而有黑熊活动所以被当地人称为“黑瞎子岛”,这块紧邻苏联哈巴罗夫斯克的地带正好是扼守黑龙江—乌苏里江的通航锁钥,所以它的战略地位从沙皇时期起,就一直为俄国人所关注,即使是《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中割走了中国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是黑瞎子岛在乌苏里江以西和黑龙江以南,仍属中国所有。1929年的苏联政府同样不会忽视它的战略意义,这一切都体现在停战后的《伯力协定》中。

美国再一次在中国的国际事务中充当调停人,对于《伯力协定》的签订,南京方面一直持反对态度,蒋介石本人也是不同意的。杨天石介绍说,宋霭龄曾经劝蒋介石,让他承认了这个协定,以便苏联能把蒋经国送回中国,但蒋介石没有答应。 1920年12月20日,张学良在美方的调停下与苏联签署了《伯力协定》,对此协定国民政府并不承认,并称以张学良为首的地方代表无权参与国与国之间的谈判,这是一项超越了东北军代表权限的谈判。

然而为了停战,协定还是签订了,它恢复了战前苏联在中东铁路上拥有的权益,以换取苏联军队撤出东北。但苏联并没有按照协定撤出东北,而是在重新获得了铁路权益后强占了水上关隘黑瞎子岛。这一占就是79年。

在极左的年代,张学良的“中东路事件”一直没有得到全面客观的评价,他始终被认为是“利己与扩张

”,杨天石说,从本质上分析,张学良是为了扩张势力,树立自己的威信,但他的行为本身是符合爱国潮流的。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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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皇帝一份错字连篇的诏书:使恭亲王俯地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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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中是同治帝的手书,这样的笔体要是被康熙看见一定会臊红了脸暴跳如雷。

  同治写这个的时候可不会害臊,这是在同治四年,他不过是个10岁的孩子。

  这份诏书是下给他的亲叔叔恭亲王奕䜣的。

  其中讲到:

  根据蔡寿祺的弹劾,恭亲王奕䜣自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敖”,“以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多取巧”,旁边还补注了一笔“满口胡谈乱道”。

  一生气,错别字可冒出了不少。

  比如即(及)早,嗣(似)此,以(倚)仗,挟致(制)等等,暧昧知(之)事的“暧昧”还涂了黑疙瘩。

  最后用很过瘾的语气训斥道:

  恭亲王著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事,不准干预公事!方是朕保全之至意,特谕!

  一个孩子,因为一个小官的弹劾,怎么就会对亲叔叔发这么大的火?

  小孩子家家,怎么会懂什么贪墨、徇情、物议?这是他妈妈慈禧在借着他的皇帝身份发飙呢!

  这一年,太平天国已经被镇压,清廷的注意力又转回到内部权争中来,权势益重的恭亲王已经成为慈禧揽权的障碍,所以借着蔡寿祺的弹劾,利用小同治的皇权,来了一次风云雷电的突然打击。

  效果怎样呢?

  过了不久,同治又颁了一道上谕,描述了这样的情形:

  恭亲王“因谢恩召见,伏地痛哭,无以自容,当经面加训诫,该王深自引咎,颇知愧悔”。

  胡子一大把的年纪了,还是先帝咸丰的亲弟弟,皇上的亲叔叔,朝廷行政一把手,却跪在地上嚎啕大哭,自我批评,认真反省,而且这样的情形还被以上谕的形式公开宣告,这侮辱实在是完全的女人手腕。

  不过见了这道诏书,却可以想像到这样的情形:

  一个10岁的孩子被他妈监督着,握着朱笔费力地书写,他那严酷的妈妈厉声道:

  给我写!恭亲王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还有,究属事出有因暧昧之事难以悬揣……

  这孩子必定是怯怯的,非常想问一问给自己听写的妈妈:

  暧昧两个字怎么写?

  到底是不敢,只好硬着头皮写:是出有因,谙媚知事难以悬揣……

  慈禧一巴掌拍在孩子后脑上:暧昧两个字错啦!

  10岁就要写这么高级的文章,这皇帝不可能不是知识分子啊!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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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大典上的外国人:突然冒出一个美国上校[转帖]


2009年05月11日 13:32解放日报

苏联来的代表团差点赶不上开国大典

赶来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的苏联文学家艺术家代表团是10月1日的上午才乘火车到达北京,差一点就赶不上了。

周恩来总理和中苏友协会长宋庆龄、副会长刘少奇到前门车站欢迎。团长是苏联著名作家、苏联作协总书记法捷耶夫,代表团中还有著名作家西蒙诺夫与好些有名的艺术家及高级干部,全团约有40多人。当时,因为客观环境和条件的限制,未能邀请外国的政府代表团或政党代表团参加。这个苏联的民间代表团,与已经在京的朝鲜人民代表团,加上一个来解放区访问的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斯巴诺,是有幸出席开国大典的仅有的外国人了。苏联的代表团刚刚安顿下来,下午就兴奋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据担任翻译的师哲回忆,开国大典后的10月2日或3日中午,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了苏联文学家艺术家代表团全体成员。这该算是毛泽东在建国后接见的第一个外国代表团。毛泽东和代表团寒暄、问好。毛泽东对法捷耶夫、西蒙诺夫说,我们解放区在很困难的条件下,也出过你们的作品;我们的干部和战士,从你们的作品中受到了鼓舞。我们建国后,再印你们的书,就将会印得好一些了。

毛泽东作了长篇的精彩讲话,会见延续了两个钟头。在师哲的回忆录里,对毛泽东的讲话作了这样的记述———

毛泽东说:人家一直叫我“土匪”,前一个时期才不这么叫了。人家一直叫“剿匪”,现在也不这么叫了。我这个“土匪”的名字丢得时间并不长。

他回顾了中国革命的历程,中国人民劳动大众、中国革命在近百年来所走过的艰苦道路,所坚持的轰轰烈烈、前仆后继、顽强不屈的革命精神。

他说,这是一条坎坷不平、曲曲折折的道路,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49年彻底的解放,走了一百多年。中国的劳动人民,革命的进步分子、先驱者,抛头颅、洒热血,终于找到了真正有力的战斗武器———马列主义,吸取了十月革命的经验,推翻了压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资本家势力。中国人民在解放斗争中所遇到的既有外来侵略者,也有中国统治者。

他还说,20世纪以来世界爆发的革命事件很多,最重要的就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说,中国革命胜利了,“这只是中国人民在长征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和应做的事情还是很多很多的,只要不骄傲自满,坚定信心,团结一致,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将会是较快的。”

他还说,中国具有的优势之一,“就是她有苏联这样一个好近邻,所以中国不是孤立无援的”。

他的讲话生动活泼,有声有色,使代表团中许多人听到动情之处都激动地流出了眼泪,师哲形容说,“出现了罕见的动人的场面”。

毛泽东建议他们到前线去看看,也许能遇到一两次像样的战役,但特大规模的战役不会有了。

法捷耶夫因工作的关系,要早日回国,未能到前线;西蒙诺夫留了下来,随四野南下到前线。毛泽东亲自做了安排,甚至让他到了歼灭白崇禧集团的衡宝战役、广西战役前线。西蒙诺夫后来所完成的作品《战斗着的中国》,就是描述他随军南下的所见所闻和体会。

 

怎么突然冒出一个美国上校在拍摄开国大典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着麦克风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当开国大典的第一项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典礼正在进行之时,负责警戒和保卫开国大典安全的公安人员发现了异常情况:一个穿军装的美国军官正站在原美国驻北平总领事馆的门口,频频地进行拍摄。这美国军官虽说离天安门城楼的主会场较远,但离受阅部队很近。受阅解放军部队的战车师、骑兵师、炮兵师、步兵师等都列着整齐的队形一字儿摆开,集结在天安门东面长安街上。正好离东交民巷的美国总领事馆比较接近。

公安人员认为这个美国军官不享有外交官待遇,只是居住在东交民巷的侨民,并没有办理拍摄开国大典的申请,更谈不上得到批准。

对此异常情况怎么办?要不要对其采取行动?

公安人员立即将此情况向指挥部作了紧急报告。位于天安门城楼下黄房子里的指挥中心得到报告,很快就弄清楚了这个美国军人的身份:此人是原美国驻北平总领事馆武官戴维·包瑞德上校是个中国通。此人在抗战后期曾经作为组长率领美军观察组到过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都有过交往,对我党我军有过友好的态度,原来是主张美国政府也要援助中共的史迪威将军的部下。如今参加开国大典的好些高级干部彭真、陈毅等都曾在延安见过这个高个子美国上校军官。

怎么办?

考虑到这些复杂的情况,指挥中心不敢对这个非法拍摄者采取安全行动,就立即用紧急电话报告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总指挥聂荣臻。

聂荣臻接了电话,觉得这涉及外交事宜,需请示毛泽东,就走到城楼前侧栏杆旁的毛泽东面前,小声地报告了情况。

毛泽东听了说:“哦,是包上校呀,我认识他。”

聂荣臻小声地问:“阅兵能让他随便照吗?没收他的胶卷吧。”

毛泽东仍然望着广场上欢呼的人海,想了想,说:“这样不好吧。让他照,不管他。我们这是公开的嘛,让他给我们当个义务宣传员吧。”

聂荣臻就嘱咐有关人员不予置理,但继续观察,看此人往后有没有违规的举动。后来据公安人员报告,包瑞德上校从容地继续拍照,比较守规矩,没有远离美国总领事馆的门口附近。

其实,开国大典的前一天,9月30日,包瑞德已经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拍摄了一些照片。其中有一张是从天安门正面拍摄的毛泽东巨幅画像。据说,这张照片后来在美国被报刊发表了,但细心的包瑞德发觉:这张照片与10月1日开国大典及以后的天安门正面的毛泽东画像怎么会有一点不同?

这当然是包瑞德无法弄明白的。原来,10月1日凌晨,周恩来到天安门检查的时候,发现城楼正中高悬的毛泽东画像是根据毛泽东自己选定的照片放大而绘制的。这是解放区老百姓很熟悉的一张照片。著名画家周令钊在绘制时,在画像的下方二尺余宽的一条白边上写了毛泽东的亲笔题词“人民的胜利”。

周恩来验收时,觉得主席不会这么不谦虚,还自己为自己题词,就指示赶快将这几个字涂掉。

这时离开国大典只有不到半天了。画师们奉命赶到现场,拆画框已经来不及了,就临时决定用颜色刷子将下面二尺余宽的白边和题字都涂成中山装的颜色。涂好之后,看了又看,觉得有点欠协调,又在中山装上添画了一个扣子。

包瑞德在9月30日所拍的那张照片,就成了很难得的绝版。

苏联摄影师拍摄的开国大典纪录片不慎被火烧了

这是几个麻黄头发蓝眼睛的苏联人。

他们可以随意地在天安门城楼上拍摄所有的人。人们注意到,连毛泽东、朱德等中央最高领导人都让他们随意拍摄,还随他们的指令作一些配合。在地面,还有一部小吉普协助他们。在天安门东侧视野最广的位置,还为他们搭了专用的高台。他们的拍摄条件,令在那高台后面颇远的美国总领事馆门前的包瑞德上校都羡慕不已。

指挥部得知他们拍的是彩色影片的电影。当时指挥部里几乎没有人看过什么彩色电影,都觉得很神秘。

这是斯大林派来的纪录电影摄影师。那是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主动热情提出来的。这次他们拍摄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得到了主人破例提供的各种拍摄方便条件。

他们的干劲很大,跑上跑下,开国大典那一天,从头到尾一直开着摄影机拍摄,机器一直响着连续而均匀的嗒嗒声。他们从毛泽东讲话、升国旗、阅兵、游行,一直拍到晚上五颜六色的礼花在夜空中闪烁,才兴高采烈地抱着几十个沉甸甸的胶片盒子,回到下榻的东华门大街的翠明庄宾馆里。这个宾馆在北平解放初是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招待所。他们的这些珍贵的底片都堆放在宾馆的一个房间里。

胶片是易燃品,偏偏开国大典后没几天,这个堆放胶片的房间起了火灾!

几十本胶片几乎全烧光化成了烟。好不容易抢出来几本残片也残碎不堪,无法再用。这几个年轻人在宾馆前失声跺脚痛哭。

天啊!开国大典只能有一次呀……

据说,他们回国后受到了斯大林严厉的斥责与处分。

那个美国武官包瑞德听说他所羡慕的那些胶片全烧了,吃惊地耸了耸肩膀,极为惋惜地长长叹了一口气。

周恩来听说底片都给火烧了,在“啊”了一声之后,难受得有好几分钟都沉默着没有说话。

唯一感到幸运的是,我们自己从延安来的经历了战火考验的摄影师,拍摄了一部黑白纪录片,里面保存了开国大典的珍贵场面。

接着,斯大林又派了一个著名导演格拉西莫夫来重拍。周恩来有了教训,这回让中国电影工作者与苏联人合拍,由总政派出懂艺术的黄镇将军担任顾问,这就是中苏两国合拍的大型纪录片《解放了的中国》。

这部影片获得了斯大林奖金。

(陈敦德;摘自《崛起在1949:开国外交纪实》,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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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梁启超捉刀写报告[转帖]


新发现的梁启超手稿坐实了梁启超为出洋大臣起草考察报告的说法。图为手稿局部。上为梁启超致端方信,信末有梁的签名。下为《请定外交政策密折》。手稿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

梁启超为清廷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捉刀代笔,草拟奏折,大概是清末立宪史上最有趣的故事了。梁启超以通缉犯身份,流亡海外,却直接介入最高层的政治决策,不能不令人咄咄称奇。

对于这样一桩关系重大的事件,正传野史中虽然不乏记录,后世研究者也多有立论阐发,但流行的说法并没有得到文献印证。真相究竟如何,并不清楚。

陶菊隐的说法

民国著名报人陶菊隐在《六君子传》中绘声绘色地叙述道:

这几位先生(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戴鸿慈、端方、载泽、尚其亨、李盛铎),叫他们考察目迷五色的海外繁华或有余,要叫他们考察宪政,则可谓“用非其才”。幸而前清有一风气,官越做得大,事体越清闲,自有手下人为之撑腰垫背。五大臣带了若干参赞、随员,其中最有力的一个就是后来大大有名的湖南凤凰人熊希龄。

……(熊希龄)想再找一个替他垫背的,想来想去,想到同乡人杨度的身上,乃向五大臣上了个条陈:“我们匆忙到外国,不久又匆忙回来,不易搜集材料。纵然搜集了材料,而各国国情不尽与我国相适合,不易整理就绪。依着希龄的见解,不如物色一个对宪政有深切研究的人物,叫他厘定方案,我们回国时即以之为蓝本,润色之而出奏。”

那几位大臣对此无成见,只要自己不动手,无论哪一个做枪手都成。关于枪手的人选问题,熊以为我国精通宪政的有二人,一为梁启超,一为杨度。梁是朝廷的罪人,杨则无所谓,不如先找杨再说。他的上司说:“好,这件事就交给你办。你到东京辛苦一趟,先和杨度接洽。”

熊立刻乘船到东京,见了杨度说:“皙子(杨度字皙子),你的机会到了!我请你帮忙,同时我却替你帮了一次大忙。”杨向他投着一道惊疑的眼光,他却汩汩滔滔地说了一切经过,并且说:“五大臣做躯壳,你替他们装上一道灵魂。当他们在火轮上看海鸥,在外国看跑马、赛狗的时候,正是你闭户著作的时候。他们逛得厌了,你的大作也就完成了。”

杨想了一想,这正是“借尸还魂”的机会,便欣然应允了。等到熊由日本返国覆命的时候,杨又把枪手的责任分一半给梁任公,他自觉学问渊博不及梁,行文之流畅亦有所不及,便把难题目交给梁做,这个题目就是《世界各国宪政之比较》。他自己拣了两个比较轻松的题目,一为《宪政大纲应吸收各国之所长》,一为《实施宪政程序》。……

且说五大臣倦游归国时,枪手的草稿未到,急得他们搔首顿脚。又是熊出主意,要他们以“考察东南民气,并征集名流意见”为由,在上海饮酒看花,一面派急足到东京催促枪手交卷。卷到了,五大臣打马进京,根据梁杨的蓝本奏请立宪。丙午年(光绪卅二年)七月,经过御前会议,清廷乃下“预备立宪”之诏。

《六君子传》194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1981年改名《筹安会“六君子”传》修订再版。1957年陶菊隐新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陆续发行,这段极富戏剧性的描述再度出现。此书2006年又由海南出版社重印,文字一仍其旧。

由于陶著流传广,影响大,这一说法被不少作者袭用。细究其言,陶说其实有不少错误。一个最基本的史实是,由于启程之日遭到革命党人的炸弹袭击,五大臣改为分两批先后出洋,在海外考察也有国别的分工,归来的时间自非一律。当戴鸿慈与端方1906年7月21日回到上海时,载泽与尚其亨已经北上(李盛铎已留任驻比利时出使大臣),五大臣并无聚会上海、一同坐候考察报告从日本送来的机缘。

梁启超年谱的记载

不过,陶菊隐的叙述并非全无根据。以资料翔实丰赡著称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油印本,1936刊),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项下有记:

日俄战役停止后,清宗室中的开明分子,因鉴日本以变法强国,多有维新的倾向,其中尤以端方主张最力,所以才有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事。当日端方频以书札与先生往还,计秋冬间先生为若辈(编者注:端方等人)代草考察宪政,奏请立宪,并赦免党人,请定国是一类的奏折,逾二十余万言。

这里的记载,与陶菊隐的说法有所印证。

有趣的是,1983年《长编初稿》经过修订后正式出版,易名为《梁启超年谱长编》,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项下增加了一条:

六月,清政府派出考察政治的五大臣分两批回到北京。七月初九日(8月28日),清政府特召开御前会议,通过了实际上是由先生起草的《考察各国宪政报告》。

后两句显然有取自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的痕迹。《史话》称:

一九〇六年八月 (阴历七月),清政府举行御前会议,同意了事实上是由“大逆不道”的梁启超起草而仅仅由五大臣出面提出来的“考察宪政”的报告,颁布了“预备立宪”的诏旨。

由此可以看出陶著深入史学界的情形。

经由《梁启超年谱长编》的传播,梁启超代五大臣所作《考察各国宪政报告》曾经清御前会议通过一说,也由野史传言变为信史确论。

这么重要的文件难道全部丢失了?

按照陶菊隐的说法,代五大臣作考察报告的是杨度和梁启超。两人文章的题目分别为:杨作《宪政大纲应吸收各国之所长》与《实施宪政程序》,梁作《世界各国宪政之比较》。

然而,遍翻已经公布的宫中档案(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和各种杨度文集、梁启超文集,并未见到陶菊隐言之凿凿的三篇文章。至于《梁启超年谱长编》所称由梁氏起草的《考察各国宪政报告》,同样不见只字。

惟独李华兴与吴嘉勋合编的《梁启超选集》中有《代五大臣考察宪政报告》一篇,但此题目显非原有,且文章起首即明言:“窃职恭读上谕,有特派重臣游历各国考察政治之盛举。”揣摩其中通篇以“职”自称的下属口吻,即便认作代拟,所代之人也只能是熊希龄一类随从官员,决非钦派出洋的五大臣。

当然也可这样解释:杨度与梁启超提供的只是草稿,五大臣上奏时已改了名称。但究竟哪份奏折可以指认为杨、梁所拟,或与这些题目沾得上边,凭现在公开的资料,很难落实。

也不能排除清宫档案有缺失的可能。只是,如此关键、重要的文件竟会全部遗失,于情于理,无法让人相信。

梁启超信中透露绝大秘密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节录过梁启超致友人徐佛苏的一封信。徐曾参加黄兴创办的华兴会,倾向革命;此时已改弦更张,服膺君主立宪,与梁启超交情深厚,为其所信任。在这封信中,梁启超透露了一个绝大秘密:

尔来送生活(编者注:即“度过生活”)于海上者二十余日,其间履陆地者,不过三十余小时。公闻当亦大讶其行踪之诡秘耶。……

近所代人作之文,凡二十万言内外,因钞誊不便,今仅抄得两篇,呈上一阅,阅后望即掷返。此事不知能小有影响否,望如云霓也。(诸文中除此两文外,尚有请定国是一折亦为最要者,现副本未抄成,迟日当以请教。)

信末又特别交代徐氏:

此文请万勿示一人,阅毕望即用书留(编者注:日语“挂号信”)寄返。

可见其机密程度之高。

1929年梁启超逝世后,徐佛苏向编纂梁启超年谱的丁文江等人提供资料时,在信后加了一段跋语:

此函系乙巳年(编者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发,所谓此文万勿示人者,系梁先生代清室某大臣所作之考查宪政之奏议也。

原信未标日期。年谱编者据徐佛苏跋语将此信系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

尽管我们现在无法知道梁抄给徐看的两篇奏折的题目与内容,但他所拟奏稿中,有《请定国是》一折,则可确定无疑了。而徐佛苏所言“清室某大臣”,在前引《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倾向于认为是端方,应该说也探出了底细。

戴鸿慈与梁启超有直接联系

五大臣之一戴鸿慈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有直接联系。光绪三十三年二月三十日(1907年4月12日),时任清廷法部尚书的戴鸿慈为法部与大理院权限事,致书请教梁启超。《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抄录了此信。戴函云:

客腊(编者注:去年腊月)杪手发一函,敬问起居,并道谢感德,想邀察鉴。本日托汇丰银行转致一电,请教司法省行政事宜,与大理院审判之权限,诚恐电文简略,两署所以轇轕不清(编者注:轇轕音jiāoɡé,纠缠不清)之故,执事未洞悉内容,故谨为足下详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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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军之将的纪念地 [转帖]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以北大约二十多公里处,有一座小小的市镇,它的名字叫滑铁卢。像比利时以及欧洲其他国家的许许多多小市镇一样,滑铁卢镇古朴而又宁静,并无多少特色,只是它掩映在一大片茂密幽深的树林之中,似乎透露出些许神秘和苍凉。这种神秘和苍凉感绝非人们的错觉,而是一种朦朦胧胧而又实实在在的感受。真的,如今,无论什么人来到这里,只要他粗懂历史,便会不由自主地陷入对历史的深思,会不约而同地想到一场战争,那就是滑铁卢之战,也会想到一个人,那就是拿破仑。
  1815年6月18日,以拿破仑为统帅的法国军队为一方,以英国人威灵顿公爵为统帅的欧洲联军为另一方,在这里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决战。这场决战持续了大约12个小时,双方投入的兵力共约14万人,战局几经反复,厮杀异常激烈,田野一片血红。第二天清晨,一只皇家信鸽衔着报捷信飞进了伦敦的白金汉宫,欧洲各国的君主们此时此刻总算松了一口气,他们终于知道自己成了赢家,而那位不可一世的法国皇帝拿破仑最终成了输家。这一战,不仅夺光了拿破仑的本钱,彻底结束了他的军事生涯和政治生命,也改变了欧洲的历史进程,而这一大片堆满了六万多具战死将士尸骨的土地也因此而永远载入史册。滑铁卢从此成了一代又一代人凭吊的古战场,“滑铁卢”这三个字甚至变成了“失败”乃至“惨败”的同义词而流传下来。
  在人们的心目中,拿破仑身上更多的是悲剧色彩。人们来到滑铁卢,自然而然地想到拿破仑,想到拿破仑就是在这里度过了也许是他一生中最残酷的一天一夜。
  在滑铁卢南面不远的一条大路旁,有一座两层的白色小楼房,至今这座小楼前还挂着一面法兰西国旗,拿破仑就是在这里指挥这一战役的。如今这座楼房已经成为拿破仑纪念馆,走进这个普普通通的小院,花园中那棵古老的橡树依然挺立,依然根深叶茂,但拿破仑已经永远离开了这座他一生征战中最后住过的楼房,离开了他的最后一个指挥部。他未必知道,如今就是在这个小院中的一座低矮的小屋里,堆满了法国阵亡将士的尸骨,这也许是对拿破仑、对这场战争的最好的纪念。小屋的门上还写着这样两句话:“时刻保卫皇帝,永远保卫祖国。”
  这座拿破仑纪念馆距滑铁卢镇尚有一段路程,威灵顿公爵当年的总参谋部就设在滑铁卢镇上,那也是一座两层的小楼。对于前来凭吊古战场的各国游客来说,寻找威灵顿将军的住处要方便得多。然而奇怪的是,游客中对于这位得胜的将军感兴趣的人实在是少得可怜,而且许多人竟然不知道威灵顿为何许人。尽管战争之后,威灵顿本人不仅加官晋爵,而且还在这片战场一带得到了大片大片的封地,子子孙孙皆可世袭,然而自此以后,前来滑铁卢的人却只知有拿破仑,不知有威灵顿,这着实是桩耐人寻味的怪事。在滑铁卢,除了成灵顿公爵住过的这幢小楼也是欧洲联军的统帅部之外,走遍当年这个战场的人看不到一处关于这位凯旋将军的纪念地,也没有他的纪念雕像。相反,滑铁卢镇的入口处倒竖立着一尊拿破仑铜像,这座雕像虽然并不很大,但它坐落在一根石柱之上,自然显得很高,颇有点凛然不可侵犯的气概。这位雕像上的法国皇帝,两只手臂交叉着放在胸前,头上戴着一顶近卫军帽,身体略微侧斜,两眼直视前方,那神态既潇洒又自信,俨然一副目空一切的胜利者姿态。凡是到滑铁卢来参观的人,大多都要在这座雕像前拍张照片留做纪念,看到那些蜂拥而上争先恐后拍照的游客,我心中不免要想,滑铁卢原来是一处败军之将的纪念地。
  滑铁卢镇上有许多出售纪念品的小商店,这些纪念品几乎都与拿破仑有关。我曾经两次前往滑铁卢,自然浏览过那些形形色色的纪念品小商店,可是我从未看见过哪一张图片或哪一枚纪念章上带有威灵顿的名字,而拿破仑的纪念像章却随处可见。自然,威灵顿这个名字还是可以看见可以听到的,那是在滑铁卢战争纪念馆里,那里有许多图片、实物以及音像制品,它们向游客们再现了这场大战的经过,其中自然要提到交战双方军队的统帅。许多游客就是在这里才第一次得知拿破仑在滑铁卢碰到的对手原来是个英国人,他的名字叫威灵顿。在这里,我不由得记起雨果的一句话:“滑铁卢是一场第一流的战争,得胜的却是第二流的将军。”
  纪念馆中最值得一看的应该是著名画家路易·杜穆兰创作的全景画《滑铁卢之战》。这幅全景画描绘的是1815年6月18日下午4时的战斗场面,那应该是这场大战最为激烈的时刻。观画的人似乎置身于九死一生的战场上。人们站立在这幅画前,仿佛听到震耳欲聋的火炮声,看到那场你死我活的殊死拼杀。
  不过,滑铁卢战场上最高大、最醒目、也最有意义的纪念物还是狮子山。1826年,荷兰人用3.2万立方的土石在滑铁卢镇旁边堆起了一座圆形土丘,它高达数十米,顺着修砌起来的226级石阶,人们可以一直登上土丘的顶端。那上面有一头威风凛凛的雄狮,它的右前爪紧紧地抓住一只象征着世界的铁球,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南方的法兰西,于威严中透出一股肃杀之气。这头雄狮重达18吨,据说是用缴获的法国军队的枪炮熔铸而成的。雄狮铸就并安放在土丘上之后,当地人便自然而然地把土丘呼为狮子山,而且从此这座狮子山便成为滑铁卢古战场的标志。
  狮子山的这头雄狮当初是作为“镇国之宝”安放在这里的。它的前爪不是抓着地球吗?那意思就是说,世界已经牢牢地掌握在我的手中了,你拿破仑休想东山再起,法国人休想再越此地一步。看来,这头雄狮是用来威慑法国人,尤其是威慑拿破仑的。
  80年代末的一个秋天的下午,我曾经来到滑铁卢古战场。在阴沉沉的天空下我前后左右兜了一个大圈子,最后登上了这座狮子山。我站立在呼啸的冷风中对着这头雄狮注视良久,它的确威严冷峻,气派非凡。不知为什么,我忽然觉得,这头本是用来对付拿破仑的雄狮,似乎就是拿破仑。曾经在滑铁卢战场上交锋的双方营垒中的人,也许只有拿破仑有资格称得上是一头雄狮。
  10年后的一个夏天的中午,我再一次来到了滑铁卢,这一次是与我的妻子一起来的。我们在骄阳下凝视着这头雄狮。妻子是第一次前来滑铁卢,自然也是第一次亲眼看见这头雄狮。于是我问她:“你看到这头雄狮,想到了什么?”
  “自然想到了拿破仑。”她不假思索地回答。
  看来,与我有着相同感受的也许大有人在。拿破仑自然远不是完人,如何评介这位法兰西皇帝,这是历史学家们的事情。他有其残忍,暴戾乃至卑劣的一面,然而在世人的眼里,他仍然是一位英雄。在滑铁卢战场上,拿破仑是个彻底的失败者,可是他的名字连同他的气概以及他的影响远远地压倒了他的对手,从而永远地留在了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在滑铁卢,拿破仑无处不在,这头雄狮可以说是最好的证明,当初铸造这头雄狮的那些人,大概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竟会有这样的结果吧。

  摘自《世界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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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1984:窃听风暴结束了吗? [转帖]


章立凡

一个多月来,告密的话题从纸媒到网络持续发酵,令人想起2006年的奥斯卡获奖电影《窃听风暴》(又译《他人的生活》);这部电影选择了1984年作为时代背景,又使人想到乔治.奥威尔的著名小说《1984》。

《1984》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主人公温斯顿的住所的每一层楼,都有一幅画着很大脸庞的招贴画凝视着。你不论走到哪里,画面中的眼光总是跟着你。下面的文字说明是:“老大哥在看着你”。

无独有偶,《窃听风暴》画面中1984年的东柏林,每一次开头字幕出现的是“公开化无处不在”。这个“公开化”,意味着公民的隐私完全暴露在当局的视野中。秘密警察监控着全东德的百姓,他们的任务就是窥探“他人的生活”中任何一个细节,收集情报并分化瓦解可疑的组织。

作为冷战时期情报战的前沿阵地,东德在前苏联情报部门的帮助下,于1950年4月组建了秘密警察机构“斯塔西”(stasi),它是前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中最强大和最有效率的情报机构。这位“老大哥”“无处不在”,东德1600万人中,有600万人被其建立了秘密档案,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

据披露:“斯塔西”1959年大约有1.3万人,1973年为5.3万人,1989年达到了9.1万人,东德每180人中就有一人从事情报工作。作为正式编制的补充,还有10.9万到20万的签约情报人员。当时苏联安全部门的工作人员为48万人,与全国人口的比例为1:595;捷克情报部门人数为1.8万人,与全国人口的比例为1:867;罗马尼亚为1:1553,波兰为1:1574。

1989年“柏林墙”突然倒坍后,前东德国家安全部部长埃里希·米尔克指挥秘密警察们销毁档案。由于数量太多且没有足够的碎纸机,米尔克下令用手工撕毁。经昼夜奋战,4500多万张A4纸被撕成6亿多个碎片,装在16350个袋子里,准备运到一个采石场焚毁。这时,民众冲入了“斯塔西”总部,大部分文件被保存下来。这批档案如果横排,可长达180公里。

1990年德国统一后,国会对处理这批档案颇费踌躇。一些议员认为,档案的内容太具爆炸性,建议烧毁;另一些人则出于社会安全的考虑,主张封藏若干年或经处理后部分公开。在大量受害者的坚持和来自前东德的议员们推动下,国会终于通过法案,解密了这批秘密档案,每个被迫害者都可以去查阅自己的卷宗。

解密法案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冲击波,受害者们发现:除了警察和官员外,告密者中还有好友、近邻,甚至最亲近的丈夫、妻子、父母、子女。每天都有历史创疤在媒体上揭开,面对旧体制的黑暗与恐怖,人们先是震惊,然后陷入精神崩溃,大量家庭因之解体,还有人因无法面对被自己出卖的亲人而自杀,社会濒于休克状态。被揭露的专业或业余线民遍布各行各业,其中不少人曾是最受尊敬的东德人士,一些政治家、大学校长、主教、作家、艺术家、体育明星、教师等,顷刻间名誉扫地,不得不退隐江湖,其中包括东德基督教民主党领袖、第一位非共产党总理麦西尔。

女议员维拉发现,案卷中一份报告详尽描绘了自己私生活的细枝末节,线民就是与她生育了两个孩子的丈夫,两人因此离婚。人权活动家帕皮斯从档案中得知,警方有计划地摧毁他的婚姻和家庭,鼓动他的儿子反对他,以教育机会和金钱利诱他的妻子离婚,甚至使用了“美男计”。秘密警察曾派女人去勾引主教艾格特,用匿名信散布他鸡奸男童的谣言,还指使医生假造病情,提供抑制精神的药品以破坏其健康……

德意志民族以思维缜密和勤勉敬业著称,“斯塔西”继承了这一传统,将自己的工作彻底“科学化”。每个公民都可能成为假想的“敌对势力”,私人空间被肆无忌惮地入侵,搜集到的所谓“情报”几乎无所不包:从男女间的调情话语,到每星期倒几次垃圾、工具存放何处,买了何种口味的香肠等等;摄像机被安装在公共厕所,逐日检查其中的图像。无所不用其极的监控手段,文牍主义的无聊和弱智,透露出极权体制的极度不自信,完全陷入了病态的恐惧中。

自1991年以来的16年间,德国官员以“智力拼图”的方式,手工处理了350袋档案碎片。按照这个速度,要几个世纪才能处理完全部档案。2007年,德国政府决定斥资630万欧元,利用新开发的软件技术将这些碎片拼凑起来。软件的设计者声称,如果进展顺利,工作将在5至6年内完成。

在公民的人权得到切实保障之前,“1984”不会结束。一个集体共犯全民互害的体制,其创造者是人,执行者也是人。历史深处的个人罪孽,不会因体制的消亡而免责;在历史的审判面前,宽恕当然是必要的;但灵魂的罪错,要先有忏悔才谈得上救赎。惧怕揭开历史创疤,将责任推给体制,都是没有担当的懦夫。

2009年5月4日 风雨读书楼
《财经》杂志 2009年第10期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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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思归的海外寓公[转帖]


    作者:李永铭 范小方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李宗仁的“副总统”一职被台湾当局罢免后,他做起了“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寓公,生活渐渐平淡下来。除了星期天儿孙们来看望时享受天伦之乐外,平日只能靠读书看报打发日子。因为语言不通,他不能融入美国社会。1956年以后,他从纽约搬到新泽西的一所很简易的房子去住。这时他已雇不起厨师、管家,也招待不起客人住了。儿孙们也不大经常来看他了,客人越来越少,没有什么人和他开心地交谈,他只好在读书看报中度过漫长而寂寞的日子。这种生活对于习惯了繁忙的政治、军事生活的李宗仁来说,自然感到百无聊赖和难耐的孤独。

  李宗仁自嘲自己在美国一直过着“厅长生涯”(厅即客厅)。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再加上经济上并不宽裕,语言又有障碍,因此,李宗仁每天出入小楼内外,除了搓麻将打牌,就是泡在客厅里看些华文报纸。195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的一些大学兴起了一股口述史学热。哥伦比亚大学派唐德刚博士负责《李宗仁###》的采编与撰写工作。从1958年以后的五六年间,唐博士经常到李家访谈,与李商讨相关细节,这也多少排遣了李宗仁的寂寞时光。当###脱稿后,李宗仁就又多了一项打发日子的“工作”——阅读自己的###。

  寓居美国的李宗仁每天都在关注着大洋彼岸的中国的变化。报纸报道大陆的建设,尤其是广西的矿山的开发,使其感叹“共产党真了不起”。新中国的几件大事也使他感到振奋:其一,中国人民志愿军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赶回“三八线”以南,显示了中国军队的威力;其二,中印边界反击战中,把入侵者赶出边界,将所俘人、枪退给印度;其三,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他说,我们统治中国多年,连一部像样的自行车都造不出来,我们不得不服输。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亚非20多个国家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4月23日,在8个国家的代表团总联席会议上,周恩来发表了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声明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强烈反响。

  李宗仁在报上看到周恩来的声明,深感兴奋。他认为,周恩来的声明,为解决台湾问题指出了正确的途径,凡属爱国之士,均应竭诚拥护,并为促其实现而共同努力。同年8月,李宗仁在美国发表了《对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一文,表达了一个炎黄子孙渴望祖国统一、民族振兴的心愿。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百废俱兴,建设规模之大和成就之速,实为史无前例。我国百余年来战乱频仍,民穷财尽。今日幸得有此和平建设的机会,这是国家从贫穷落后迈向繁荣富强的历史转折。”他指出,蒋介石在台湾侈谈“反攻复国”实为不切实际的滥调,认为台湾问题的正确解决只有两条路可循:一是国共和谈自行解决,二是美国撤走第七舰队,保证台湾地区实行非军事化。在建议中他还表示,个人恩怨,早已置之度外;惟愿中国日臻富强,世界永葆和平,别无他求。

  这个《建议》引起的反响是强烈的。台湾骂他“为###张目”,香港有人说他“年岁高而糊涂了”。而周恩来看到这个消息后马上敏锐地意识到:这是自1949年以来,李宗仁在政治立场上的首次重大转变。

  1962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维护领土完整,对印度的挑衅进行了自卫反击。帝国主义颠倒黑白,借此进行猖狂的反华活动。针对当时的时局,李宗仁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对中印边界问题的进一步探讨》一文,指出:自古以来西藏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尼赫鲁派兵入侵中国边境又拒绝与中国谈判划界,其动机无非是想利用边界问题解决内部困难和想利用中印冲突来争取美援。美国朝野抨击中国对西藏行使主权,这样对美国毫无裨益,徒伤中国人的感情,宜三思之。

  1963年夏,李宗仁在接受意大利米兰《欧洲周报》记者奥古斯托·玛赛丽采访时坦言:“我不是共产党,甚至也不喜欢共产党,但是我不否认今天共产党为中国所做的事情。我宁愿继续做一个诚实的人和可怜的政治家,但我不能不说实话,中国从来没有像现在组织得这样好。……我像蒋介石和国民党一样,是一个失败者。唯一的区别是,我完全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作为个人来说,我无关紧要,我不能妨碍中国的前途和她的进步。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正在诞生。”

  1964年2月,中法建交。李宗仁于2月12日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劝告美国政府效法戴高乐政府调整对华政策,以期奠定东亚和平。从1950年代中期以后十来年李宗仁的言行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已经有了质的转变,由长期坚持###立场转到心系祖国,渴望祖国统一富强。促使他转变思想的原因,一是他内心固有的爱国情感,二是新中国的稳定发展和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还有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1956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百业兴旺,前途一片光明。当年1月,周恩来在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时鼓励海外知识分子为国家建设和统一作出贡献。2月,全国政协全体会议号召台湾同胞和一切从大陆跑到台湾和海外的人员,站到爱国主义的旗帜下来,同祖国人民一起为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此时居住在香港的一直是李宗仁的智囊人物的程思远先生流露出有返回祖国的意向。1956年4月28日,程思远回到首都北京,受到周恩来的亲自接见。周恩来对程思远说,我们国家当前的对内对外政策,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按照这一方针,我们主张爱国一家,团结对外,以诚相见。希望海外知识分子要充分了解祖国发展的情况,我们国家是大有可为的。谈到李宗仁时,周恩来说,李宗仁先生去年发表了一个声明,反对搞“台湾托管”,反对“###”,主张台湾问题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这是李先生身在海外心怀祖国的表现。我们欢迎李先生在他认为方便的时候回来看看。

  程思远怀着兴奋的心情把回国经过写信告诉了李宗仁,并转达了周恩来的话,这在李宗仁的内心中激起了难以平静的波澜。1957年秋,程思远的女儿程月如去美国留学,每逢周末,她都到李宗仁家做客。见到自己旧部的女儿,李宗仁十分愉快。他写信给程思远说:“一晤月如,如见亲人,一种思乡怀旧之情,顿时浮现心头,久久不能平息。”不久,李又写信给程说他保存着一些文物,希望能献给祖国,实际上是在试探中共对他的态度。当程思远1959年国庆期间第二次到北京时,他向周恩来汇报了几年来李宗仁的动态。周恩来说:“德邻先生出于爱国热忱,要向国家捐献一些文物,政府表示赞赏。至于他有叶落归根的意愿,希望他到欧洲先同你谈谈,然后再做决定。”

  1960年秋,李宗仁为对欧洲之行进行部署,特让夫人郭德洁到香港和程思远商量。为了摆脱美蒋特务的盯梢,商定会面的地点在瑞士的苏黎世。经过长期的商量与筹划,1963年5月14日,李宗仁遵照周恩来深谋远虑的安排,离美赴欧旅游。当他从纽约机场一上飞机,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两名高级侦探就形影不离地跟踪上了。但在四个多月的旅游期间,两名侦探弄得筋疲力尽,并没有发现李宗仁任何可疑行动。到了苏黎世,两名侦探便跑到日内瓦寻欢作乐去了。这时,程思远赶来与李宗仁会晤。两人见面之顷,千言万语一时涌上心头,不知从何说起,毕竟十四年没见面了。两人在一家僻静的咖啡馆坐下,彼此畅谈阔别后的情形。李宗仁说,树高千尺,叶落归根。人到晚年,更思念祖国。程思远向他转达周恩来对他的问候和“四可”的意见:第一,李先生可以回来祖国定居;第二,可以回来,也可以再去美国;第三,可以在欧洲暂住一个时期再定行止;第四,回来以后可再回去,如果愿意回来,可以再回来。总之,来去自由,不加拘束。李宗仁听完就说:我只要一可,回到祖国定居,安度晚年。12月22日,他又如期返回美国。1965年3月间,毛泽东根据国内外形势,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周恩来于是开始筹备迎接李宗仁先生回国的工作。4月22日,李宗仁到纽约郊区华克城移民局申办出境旅游签证,说要去欧洲小住,为期三个月。他对外界说是因为夫人郭德洁有病,已不能做饭了。为着吃饭方便计,他们恐怕只能搬到瑞士开餐馆的“舅爷”家附近去住,好就近在餐馆寄食。移民局知道他两年前去过欧洲,并且在圣诞节前赶回美国,因此很快为他办了签证手续。

  6月13日,李宗仁再次离美飞欧。23日,郭德洁处理完余下的事情后,也飞抵瑞士。这将是他们回国的第一程。程思远接到李赴欧的电报后,第五次上北京听取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领导向他传达周恩来对李宗仁回国一事所作的具体指示(当时周在非洲访问)。

  6月28日,程思远到了苏黎世,与李宗仁夫妇会合。为了不致暴露目标,他们住在郊区。但是嗅觉灵敏的美蒋特务还是探知了李宗仁的意图。他们派人拿着白崇禧发给李宗仁的劝其“保全晚节”的电报,到苏黎世阻止李宗仁回国。倘若劝阻不成,不惜采用暗杀的故伎。李宗仁原打算等次子李志圣赶到后一起回国,忽然接到紧急通知,要他们务必于7月13日下午2时前离开苏黎世飞往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这样,台湾来人就没有遇到李宗仁。蒋介石又密令其驻卡拉奇的特务机构暗杀李宗仁一行。这时,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基斯坦###共和国的特命全权大使,也收到了从北京发出的急电。国务院的领导同志指令:要万无一失地保证李宗仁一行的生命安全。大使馆与巴基斯坦官方联系,得到巴总统的支持。3日凌晨,李宗仁所乘坐的道格拉斯式客机在卡拉奇国际机场刚一降落,一辆巴基斯坦保安部的警车,立即把他们接到了中国大使馆。蒋介石的暗杀阴谋破产了。

  在李宗仁到达卡拉奇的第二天,也就是7月14日,香港《快报》在头条位置发表了彩色标题新闻《李宗仁将返大陆》。

  7月17日夜,在巴方的密切配合下,中国驻巴大使丁国钰陪同李宗仁和程思远,将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一架飞往广州的波音707客机的头等舱全部包下来,零时13分,飞机从卡拉奇机场起飞,在夜色中向中国的领空飞去……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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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路线显奇功:赫鲁晓夫在大清洗中靠斯大林妻子而飞黄腾达[转帖]


 
  在以后的年代里,我居然还活着,而大多数和我同辈的人,学院里的同班同学,在党组织里一起工作的朋友,都被当成人民的敌人而丢掉了脑袋。我时常问自己,我是怎么幸免的?我想娜佳的汇报有助于斯大林决定对我的态度。我把它叫做我的彩票。由于她,斯大林才信任我的。

  
  尼基塔·赫鲁晓夫不仅是一位在联合国大会上敲鞋子的苏联领导人。他谴责斯大林,释放数以百万计受害者。他努力减缓冷战紧张气氛的笨拙尝试引发了柏林与古巴两次危机。他的一生为我们勾勒了苏联时代的整体画卷。《赫鲁晓夫全传》([美]威廉·陶伯曼著王跃进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是关于赫鲁晓夫的第一部全面而综合的传记,资料来源于俄罗斯与乌克兰新近披露的档案材料以及作者的大量采访。

  得到了斯大林的赏识

  赫鲁晓夫在大恐怖中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还飞黄腾达。大屠杀不是他发起的,也不是他能控制的。发起大屠杀的是斯大林和他最亲密的盟友——维耶契斯拉夫·莫洛托夫、拉扎尔·卡冈诺维奇以及克里姆·伏罗希洛夫,秘密警察头目杰里克·雅戈达、尼古拉·叶佐夫与拉夫伦蒂·贝利亚操纵着专政机器。直到30年代末,赫鲁晓夫还不是斯大林核心集团的成员。但是他也负有严重的责任。甚至像罗伊·迈德乌德夫这样充满同情心的传记作家也没有发现任何线索可以证明赫鲁晓夫“曾经反对过斯大林的做法,或是采取过什么努力去保护莫斯科共产党和苏联的官员免遭杀戮”。在恐怖最高潮的时候,赫鲁晓夫发表了充满暴力、令人毛骨悚然的演讲,号召“民众”起来加入到政治迫害中。作为莫斯科党委书记,他自己就批准逮捕过很多他自己的同事,并把他们送到了他后来所说的绞肉机里。

  对赫鲁晓夫的行为该作如何解释呢?与其他很多人一样,赫鲁晓夫认为他正在建设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了实现这一辉煌的目标,采取任何最严酷的手段都是正当的。直到1935年,或是1936年,像赫鲁晓夫这样的人还是有可能相信斯大林的。从此以后,他们不相信斯大林也来不及了。他和其他像他这样的人已经深陷其中。抵制的代价只能是死亡。拯救自己的性命和家人的唯一办法就是对斯大林这位强力领导人顶礼膜拜。

  这就是赫鲁晓夫可能采取的保全方式。令人奇怪的是,他从来也没有承认过,相反,在当政期间和回忆录中,他都采取了欺人与自欺的做法。他从来没有完全承认自己在大恐怖中的共犯关系,他坚持认为自己信任斯大林,相信斯大林所认为的敌人有罪。在斯大林去世前他一直否认自己了解所发生的一切,不过当仔细考察他的全部生活时,我们可以发现,关于他这段历史的回忆录与他的否认不符。

  有很充分的政治理由说明赫鲁晓夫与大恐怖脱不了干系。此外,他自己的个人负罪感是如此深重,以致他不敢承认,甚至是对他自己。抛开所有这些不谈,还有一个原因可以说明他对斯大林的忠诚及其后的闭口不言:尽管20世纪30年代是他的很多爱国者最为惨痛的时代,但却是他最为辉煌的岁月。

  斯大林的妻子:赫鲁晓夫的幸运“彩票”

  当赫鲁晓夫来到莫斯科时,苏联正在开始一场新的“自上而下的革命”。新经济政策遭到了废弃。1927-1928年冬天后,当农民要求更好的政策以交换他们剩余的谷物时,斯大林决定将他们驱赶到国家能够控制的集体农庄里。

  接下来就是针对农民的全面战争,包括强制没收农民的土地、驱逐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来到西伯利亚、从纵火到武装暴动的农民抗议以及随之而来的饥荒。伴随着农业集体化而来的是全面强制征集的工业化。

  所有这些动荡引起了人们对政策的新的疑惑。1932年8月,前莫斯科区委书记米哈伊尔·里奥廷指责斯大林正在践踏国家,呼吁“尽可能快地……用武力推翻”他和他的集团。斯大林要求处死里奥廷,但是政治局成员都表示反对。

  对斯大林的怀疑还体现在中央委员会的投票结果上。选票上写有所有候选人的名单,投票人表达不同意见的方式就是划去所有他反对的候选人。这样得到反对票最少的候选人就是最受欢迎的党的领导人。赫鲁晓夫说,投票本应该是秘密进行的,但是卡冈诺维奇却私下里“指导我们这些刚来莫斯科的新人应如何对待候选人的投票”。卡冈诺维奇想确保“斯大林不会比其他任何一个政治局成员得到更少的赞成票,如果真的出现针对斯大林的反对票的话”。

  赫鲁晓夫后来声称对卡冈诺维奇的做法感到不安。他还发现斯大林本人的投票方式很引人注目:“他在代表们中间走一圈,来到每个人面前,拿走他们的选票,甚至连看都不看他们一眼,然后走到投票箱前将选票投入。”赫鲁晓夫当时不知道的是,他说他到斯大林死后才发现,反对斯大林的选票不是当时宣布的少数几张,而是多达160张,或者甚至是260张。

  在总共1225名代表中有如此多的人投反对票,这让斯大林意识到人们对他的不忠是普遍的。随后有1108名代表大会代表因为反革命罪被逮捕,后被处决。在30年代结束前,第十七届党代表大会选举的中央委员会71名委员与68名候补委员中有大约70%也被当作“人民的敌人”而遭消灭。

  然而1934年2月正是赫鲁晓夫从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一跃而成为正式委员的时期。他自己后来解释说:“斯大林是一个聪明的人。他知道谁可能在第十七届党代表大会上投了他的反对票。只有那些列宁时期的干部才会投票反对他。他不可能相信赫鲁晓夫,或是像赫鲁晓夫这样的年轻干部会投他的反对票,这些年轻干部都是在斯大林的提拔下成长起来的,都对斯大林敬若神明。”

  然而,为赫鲁晓夫赢得飞速晋升的并不只是他幼稚的崇拜,还有他对斯大林事业随时表现出来的坚定支持。

  1929年秋天,工业学院成为反斯大林情绪的堡垒。工业学院内“充满着右派分子”,赫鲁晓夫坚持认为,“他们控制了党组织”。在得以进入工业学院后,赫鲁晓夫就帮助清洗那时的右派分子。

  1929年秋天,这种斗争渐趋白热化。1930年5月25日,鲍曼区的党委官员提醒卡冈诺维奇和《真理报》注意工业学院内出现的右派阴谋。当天晚上,赫鲁晓夫宿舍的电话铃声响了,有人想见他。

  电话是列夫·麦赫利斯打来的,麦赫利斯曾经做过斯大林的政治秘书,当时是《真理报》的编辑。赫鲁晓夫说,麦赫利斯派了一辆车将他接到了《真理报》办公室。在那里麦赫利斯给赫鲁晓夫念了一封从工业学院写来的信,控告某些人在选举一个右派代表团去参加鲍曼地区党代会中所采取的政治手腕与非法行为。麦赫利斯要求赫鲁晓夫在信件上签字表示支持。赫鲁晓夫说,他犹豫了,因为他“没有参与信件的起草”,也“根本不知道是谁写的”,但是他还是签了字。“第二天,《真理报》在通讯栏中刊登了这封信。这真像是一声晴天霹雳,学院立即陷入一片混乱。在党组干部召集的会议上,参加鲍曼地区会议的学院代表全部被取消资格。”

  这起事件是一次考验。不管赫鲁晓夫在签字前是否真的犹豫过(还是他在很久以后针对当时的需要,考虑后才这么说的),反正他通过了此次考验。工业学院党组书记A·列夫恰金谴责《真理报》的声明是“彻头彻尾的错误”。两天后,赫鲁晓夫接替列夫恰金成为学院党组书记。

  在赫鲁晓夫的领导下,党组会议很少讨论教学问题。相反,他们致力于惩罚被指控为右派分子的人,将他们清除出工业学院与共产党组织。他们运用各种方法逼迫被指控者承认自己有罪。赫鲁晓夫相信那些谣言与诽谤,但是对被指控者出于自卫而勇敢地说出来的让人心痛的辩解却充耳不闻。多年以后,他还坚持说这些措施(与接下来的血腥大清洗还是有所区别的)是根据“党组织的讨论与投票”作出的。

  赫鲁晓夫坚持清除“政治异端分子”的做法不久就为他在党组会议上赢得了大家的推崇。成为鲍曼区党委书记后,赫鲁晓夫猜想斯大林肯定一直在关注着他的进步。

  让他相信这一点的是在工业学院学习的娜杰日达·阿里露耶娃。斯大林的妻子在学院里没有公开她的身份,但是赫鲁晓夫在成为党组书记后不久就知道了。他对她极为欣赏,她“从来不滥用和斯大林的关系”,从来不“因为是斯大林的妻子而享受什么优待”。后来,在成为卡冈诺维奇的副手后,赫鲁晓夫被邀请到斯大林的乡间别墅里做客,斯大林说起了赫鲁晓夫很多在工业学院里的活动细节,这让他大吃一惊。

  赫鲁晓夫后来说:“我始终一言不发:我不知道是高兴还是担忧。我暗自想:‘他怎么会知道这一切的呢?’但是当时我看到他露出了微笑。直到此时我才明白娜杰日达·阿里露耶娃可能详细地向他汇报了我们党组织里的生活,并以积极的方式介绍了我作为党组书记所发挥的作用。”

  再后来,当大恐怖夺去了那么多人的生命,而赫鲁晓夫却得以幸免时,他再次想到了阿里露耶娃:

  在以后的年代里,我居然还活着,而大多数和我同辈的人,学院里的同班同学,在党组织里一起工作的朋友,都被当成人民的敌人而丢掉了脑袋。我时常问自己,我是怎么幸免的?我确实忠诚于党,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那些牺牲了的同志也是忠于党的,而且他们也为维护斯大林总路线的斗争作出了贡献。我为什么逃脱了他们的那种不幸命运呢?我想部分原因在于,娜佳的汇报有助于斯大林决定对我的态度。我把它叫做我的彩票。当斯大林通过娜杰日达·阿里露耶娃观察我的活动时,我抽得了一张幸运的彩票。由于她,斯大林才信任我的。

  在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中,他多次表现出对阿里露耶娃的仰慕。这很好理解,特别是当他听到她可怕的死亡消息时。在1932年纪念革命十五周年时,有报道说斯大林和他的妻子在克里姆林宫的宴会上发生了争吵。据说斯大林痛斥了她,并将燃着的烟头扔到了她的脸上,当天夜里,当听到她丈夫正在他莫斯科郊外的乡间别墅与别的女人睡觉后,她开枪自杀了。

  摘自:《赫鲁晓夫全传》([美]威廉·陶伯曼/著 王跃进/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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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妹妖媚,成帝昏庸[转帖]


    作者:王宇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赵飞燕与汉成帝的故事无人不晓。千百年来,人们都认为是赵氏姐妹用妖媚来迷惑成帝,导致国衰民弱。赵飞燕也因此落下了狐狸精的骂名。事实是这样吗?赵飞燕真的是十恶不赦的罪人吗?虽然她称不上贤妃,但还不至于因为她而导致国衰民弱,她只不过是其中的受害者。成帝昏庸无道,整天沉于女色,不理朝政。这是不容改变的事实。成帝的昏庸就如同三国中的刘禅,如果说赵飞燕是祸国殃民的千古罪人,那么三国中的刘禅怎么也能使国家灭亡呢?

  赵飞燕原名宜生,是汉代著名的舞蹈家,因其舞姿轻盈如燕飞凤舞,故人们称其为“飞燕”。

  赵飞燕的出身其实是很悲惨的。她从小就受过很多苦。出生后便被父母丢弃,三天后仍然活着,父母也觉得奇怪,就开始哺育她。稍大后,父母相继去世,她便同妹妹一同流落长安,沦为官婢。后来幸运的是,她们凭着当时的名气被送入阳阿公主府,就开始学习歌舞。赵飞燕不仅长得漂亮、身材迷人,而且在歌舞方面天赋极高。在公主府她弹得一手好琴,舞姿更是出众迷人,一时之间名满长安。

  后来,与汉成帝的相见彻底地改变了她的一生。那次,汉成帝经过阳阿公主家,公主盛宴款待汉成帝,唤出几名美女歌舞助兴。汉成帝见其中有一个清尘脱俗的女子,歌声清脆,舞姿优美,汉成帝为此意荡神摇,便决定将她招回宫中,让她成为昭阳殿的新主人。

  从此,赵飞燕在宫中就深受成帝的宠爱,没过多久她又把妹妹赵合德推荐给汉成帝做婕妤。

  自从赵合德进宫后,汉成帝便渐渐把心思转移到了她身上。赵合德不仅有美貌,肌肤雪白、光滑,而且性情温柔,更有魅力。汉成帝称赵合德的怀抱是“温柔乡”,并感叹说:“吾老是乡矣,不能效武皇帝求白云乡也。”

  自赵合德进宫后,后宫便展开了一场新旧之争。赵氏姐妹自诩年轻貌美,自然是最终的胜利者。其结果就是许皇后被废,皇后位置空缺,于是赵飞燕闹着让汉成帝立她为后。可是汉成帝册立赵飞燕为后的想法遭到了皇太后王政君的阻拦。后由皇太后姐姐王君侠的儿子淳于长从中斡旋,在赵合德的帮助下,赵飞燕很顺利地坐上了皇后的位置。

  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赵飞燕被立为皇后,同时晋赵合德为昭仪,把昭阳殿赐给她居住。汉成帝为了取悦新皇后,令工匠在皇宫太液池建造了一艘华丽的御船,叫“合宫舟”。

  自赵飞燕做了皇后,就与成帝整日饮酒欢歌。那次,汉成帝带着赵飞燕一同泛舟赏景。赵飞燕穿着南越所贡云英紫裙、碧琼轻绡,一面轻歌《归凤送远》之曲,一面翩翩起舞,汉成帝令侍郎冯无方吹笙配飞燕歌舞。舟至中流,狂风骤起,而当时的赵飞燕身轻如燕,狂风险些将她吹倒,冯无方奉成帝之命救护,扔掉乐器,拽住皇后的两只脚不肯松手,飞燕则继续歌舞。从此之后,便有了“飞燕能做掌上舞”的佳话。

  当时,汉成帝年迈,但仍旧没能得一子,如此下去大汉江山就会无人继承,这让朝堂上下很是忧心。赵氏姐妹专宠十余年,久无子息,且始终没有生育的征兆。赵飞燕知道,要想做永久的皇后,就必须生下一子,继承帝业。因此她焦灼地盼望着有个孩子。为了增加生育的机会,她常趁汉成帝夜宿赵合德处,秽乱宫廷,招引一些少年侍郎、宫奴与她奸宿,最后,还是没能怀上孕。这令她们姐妹俩很是焦虑,如此下去肯定会危及到她的位置。

  她们自己不能生育,为了永远得到成帝的宠幸,极力排斥其他的妃嫔生育。宫中有个叫曹伟能的女官怀上汉成帝的孩子,临产时赵合德命中黄门田客拿着皇帝诏书毒死曹姬,取走婴儿。那个婴儿被别人抚养了几天,即被取走,死于非命。

  成帝后期一位许美人也怀上了帝王的孩子,为了保护孩子的安全,汉成帝暗中派御医去探视,又赐三粒名贵的养身丸药做保胎之用。许美人生了儿子后,赵合德得知大闹一场,随后又胁迫汉成帝亲手掐死了自己的孩子。

  公元前7年3月,汉成帝因为酒色侵骨,暴死在赵合德的怀中。孝元王太后与大司马王莽“治问皇帝起居发病状”,赵合德畏罪自杀。

  赵飞燕因为帮助成帝的侄儿刘欣即位,新帝感恩,仍旧尊她为皇太后。6年后,哀帝逝世,大司马王莽以赵飞燕杀害皇子之罪迫其自尽。

  因此,她们也被后来学者赐于“红颜祸水”之说,但这究竟是谁的错呢?

  赵氏姐妹的身世是可怜的。卑微的出身、从小苦难的生活,使她们没有三从四德的教养和修养。她们是由江都冗王的郡主与冯万金私通所生。母亲不要她们,生父又早逝,两姐妹只得终日破衣烂衫、流落街头,吃尽了苦头。后来,机缘巧合,被成帝的姐姐阳阿公主带回了府,以歌舞伎的身份在府中学习歌舞,直至被成帝带回宫。这似乎对她们来说是幸运的,但却以“红颜祸水”的罪名使她们家喻户晓。对于拥有如此悲惨身世的赵氏姐妹,要她们做一个母仪天下、深明大义、温婉贤惠的皇后实在是难上加难。对她们来说,要想在后宫稳住脚,只有用非常手段。在复杂的帝王之家,她们只会考虑如何生活下去、如何过得更好。成帝不考虑实际,立这样的女人为后,还能责怪赵氏姐妹吗?

  再则,赵飞燕也没犯什么大错误,她惟一不对的地方就是背着成帝与他人私通,主要为了怀孕生子。在那个时期是母以子贵,当年许皇后就是因为没有子嗣,失去宠爱后便轻易被废。许皇后的遭遇令赵飞燕深深恐惧,在无奈之下她才想出与别人私通。

  此外,关于赵合德与成帝纵欲并不是她能决定的,只能怪成帝太过于淫荡,好酒好色,这是谁也无法改变的事实。而赵合德又有何罪呢?或许赵氏姐妹犯的最大过错便是逼成帝杀死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可是成帝的儿子是死在成帝手上的。在那个时代,皇帝拥有最高的权力,不受任何人的威逼、胁迫,赵合德只是成帝后宫众多妃子中的一个,她自己根本没有权力逼迫成帝做任何事。这也只能怪成帝一心只想哄美人开心,不考虑骨肉亲情、社稷后嗣,做出如此之事来。赵合德在整个事件中起的只是一个导火线的作用。成帝对赵氏姐妹的迷恋已经超出常人所想,要不他也不会亲手掐死自己的儿子来博得美人的欢心,这样荒唐之事在历史上的所有帝王之家是很少有的。

  一直以来,很多学者都认为汉成帝是被赵氏姐妹用妖媚之术害死的;然而,从历史事实来考虑也并非如此。一切事实表明,如果没有了成帝为她们撑腰,她们又有何能耐入宫,又有何本事来蛊惑汉成帝。掌权的王莽乐意看到赵飞燕姐妹胡闹,底线是不威胁到他们的政治利益。从政治立场上说,赵飞燕姐妹不但是外戚王莽夺取刘汉政权的工具,而且还是王莽篡权的替罪羊。就她两人而言,由于出身卑微又貌美如花,被其他妃子妒忌而采取的自保行为也是正常的行为。她二人的一生虽然也被某些封建时代的历史学家扣上“淫荡”的恶名,归于红颜祸水一类,但她们从来也没有干预过朝政,也未谗害过朝臣。只有毒杀有孕宫妃、断绝皇嗣,才是她们对于汉成帝刘骜犯下的罪过,然而这不仅归罪她们俩,也怪成帝的昏庸无能。如果赵氏姐妹不在此时出现,也许不会造成成帝没有子嗣,王莽也不会乘机夺取刘汉政权。

  “成帝善修容仪,升车正立,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临朝渊默,尊严若神,可谓穆穆有天子之容者矣。博览古今,容受直辞,公卿奏议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堪乎酒色,赵氏乱内,外家擅朝,言之可为於邑!”这是古人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描述。在他们看来,成帝根本没有错,所有的错只在赵氏姐妹身上。

  据记载,汉成帝是太子时就是一个出了名的好色之徒,凡事有因必有果。如果历史上没有赵飞燕,假如出现一个王飞燕、李飞燕之类的美女,试想汉朝的江山也会不保。而且即使在成帝身边有贤德的许皇后,还有被太后赞之为“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的贤惠的妃子,一样也不能规劝和阻止成帝被祸水所浸。由此可见,美女纵然不是祸水,倘若君主要有了好色之心,那么美女就变成了祸水!就像人们对毒品的态度一样,毒品本身只是一种药品,只不过人们不加节制地滥用,就会使一种普通的药品变成害人的毒品。

  古代的中国是男权当道的社会,女人没有任何社会地位。于是,男人们努力维系绝对的精神优越感,俨然是女人一生献身的偶像和精神主宰。无奈精神上的怯懦使他们不敢正视自身灭国丧家的失败,同时又无力拂逆对情欲的渴求。因此,他们一方面乐此不疲地追求美色;另一方面,当他们沉浸美色不能自拔而导致政权丧失时,又会毫不犹豫地把一切过错推给女人。

  中国是一个不习惯忏悔、反省的国家。“不迁怒,不二过”,就是在大圣人孔子的三千弟子中,除了颜回,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做到。不思反省自身,只会将责任推脱给女人,这样做的结果也只能够掩盖自己一时的无能,用来宽慰自尊心的失落。

  西方国家就懂得如何辩证地看待美色。在《罗马事史》中两国为了争夺美女海伦不惜人力物力血战十余年,外国人也没有把这位绝色美女称为“红颜祸水”,反而把她当作美、爱和性的完美统一;那个让英国爱德华国王不爱江山只爱美人而为之逊位的美国寡妇,她也不被看作是“红颜祸水”,反而被看作是爱情至上的现代灰姑娘;而中国则不同,女人没有地位不说,假如事业成功了,自然把功归于仁人志士;而事情一旦失败,就会把全部责任推给她们。

  也难怪,在那个社会里,无论是什么地位的女人都是没有任何资格在男人面前说话的。他们把责任推给女人也是很容易行得通的,因为男人不仅侵占了她们的地位,也废掉了她们说话的权利。女人在那个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里,则是一个失语的部落,根本就没有为自己辩白的权利。

  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致使各国对待美色的方式也不同。西方人对美色是坦然无畏,甚至是敬慕慑服的。而中国人对美色同样充满欲望,同时对这种欲望也充满恐惧,表现出一种欲拒还迎的虚伪和矫饰。

  事实上,在中国的封建时代,在男权当道的社会中,任何一个政权的灭亡除了历史固有的原因外,其最主要的责任在于当时昏庸的君王。即使有女人在一旁挑唆君王,他们也不应该对女子言听计从,这只能说他们昏庸,而昏君亡国是在所难免。所以,只有那些不懂得历史的人,只有那些见识短浅的人,才认为那些红颜们该负国家灭亡的历史责任。由此可见,并不是赵氏姐妹妖媚,而是成帝昏庸所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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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污挪用:文革中下乡知青巨额安置费失效原因[转帖]

 

城镇知识青年在农村没有任何生活基础,下乡后会在住房、口粮等方面遇到各种具体问题,国家在知青下乡时拨付一定安置费用,并采用一些补助措施,都是为了使知青能比较顺利地渡过生活上的难关,尽快在农村稳定下来。

插队知青与兵团(国营农场)知青的所有制形式不同,安置经费的数额与拨付途径始终各有成规。

“文化大革命”前,国家有关部门已就安置经费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制度。1968年底上山下乡运动一下子掀起高潮。在国家没有及时就安置经费与物资补助做出统一规定以前,各省市已参照“文革”前的旧例制定了本地的补助标准。如江苏省南京市规定,城镇知青单身插队、插场(指到农场)的,安置费平均每人220元;成户插队的平均每人130元。主要用于建房,其余用于学习材料、旅运、生活补助、生产、生活用具、合作医疗等。城镇回乡人员的旅运费由动员地区发给,安家落户确有困难的,由安置地区酌情补助,平均每人40元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关于下乡上山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1969年2月13日。。南京市规定的安置费标准,略低于“文革”前的国家规定。吉林省规定,对下乡插队知青,每人拨安置费250元;对插场知青,每人拨安置费400元《吉林省劳动志》,1992年铅印本,第80页。。湖北省规定,对下乡插队知青,每人拨安置费230元《武汉劳动志》,1991年铅印本,第290页。。两省分处南北,故插队知青的安置费略有差异,但是都沿用了“文革”前的旧章。这应是多数省、市、自治区的做法。

1969年国务院召开的跨省、区安置协作会议上,对知识青年安置的开支标准,制定出几条原则。同年,在全国计划座谈会期间征求了意见。尽管这些原则的具体内容不详,但从后来出台的正式文件可以得知,不过是“文革”前旧制的翻版。1970年8月,财政部综合各省、市、区的意见,根据一年多来运动的进展状况,经与主管部门研究,对安置费的开支项目和标准,作出统一规定:国家拨付的安置费,主要用于城镇下乡人员的建房补助、生活补助、工具购置补助、旅运费和学习材料费等。安置费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计算,平均每人不超过下列标准:

单身插队、插场的,南方每人230元,北方每人250元。

成户插队、插场的,南方每人130元,北方每人150元。

参加新建生产队、新建扩建国营农场和集体所有制“五七”农场的劳动力,每人400元(含部分建设资金)。

家居城镇回乡落户的,每人补助50元。

不难看出,除进入国营农场(包括生产建设兵团)知青的安置费由从前的1000元至250元改为一律固定在400元外,有关插队知青的安置费标准与“文革”前规定如出一辙。

同时,对知识青年跨省安置的路费、到高寒地区插队的冬装费重新做了规定:组织跨省、跨大区下乡的,每人分别另加路费20元、40元,从关内跨省到高寒地区插队的,每人补助冬装费30元(到国营农场的,由本人自理)财政部:《关于安置经费的开支标准和供应渠道的试行意见》,1970年8月20日。。


安置经费属国家专款专用,由各省、市、自治区财政部门按照已经下乡的人数,规定的开支标准和实际花钱进度,分期分批地进行拨付。除动员地区使用小部分外,其余归安置地区县、社统一掌握使用,不发给个人,不准挪作他用。并提出,在一个省、市、自治区范围内,最好按照不同地区的经济条件,规定几个不同的补助标准,不要平均分配。

安置费中动员地区使用部分又称动员费,主要用作知青下乡时的交通费、途中食宿补助、困难补助等。各地标准不一,约在15—35元左右。安置地区使用的部分主要用于建房,以及购置小农具和家具,粮、油、医药等生活补助。生活补助原则上为一年如福州市知青,安置费每人230元,其中动员费35元,分到安置地区的经费为195元,用于下乡第一年的生活补助,购买农具、家具,建房,医疗,以及生活困难补助等(见国务院知青办调查组:《福建省上杭县古田公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情况调查》,1979年5月17日)。又如武汉市知青,安置费每人230元,其中动员费(交通费和衣被补助费)15元留市,其余215元由省拨接收地区,交生产队掌握使用(见《武汉劳动志》,1991年铅印本,第290页)。。

为了管好用好安置费,国家还制定了“财务公开,民主管理,群众监督”的原则。要求下拨到生产大队的安置费,由党支部和革委会领导下的“三结合”小组负责进行监督;安置经费要单独立账,专款专用,严格收支手续。对于安置经费的收支情况,要定期公布,接受贫下中农和下乡知识青年审查监督中央安置办公室、财政部军管会、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军代表:《关于加强安置经费管理使用的通知》,1970年6月23日。。

加入生产建设兵团(国营农场)的知识青年,按国家规定每人安置费平均400元,跨省、区者分别远近增补旅费20、40元,其安置费的用途与插队知青有别,除用于支付旅费、发放津贴费、伙食费、购置个人物品外,建房费统一纳入兵团(国营农场)基建计划以甘肃省农建11师为例,自1964—1969年的6年间,国家共拨给安置费2496万元,其中60%用于基建,15%—20%用于生产,20%—25%用于安置。见《甘肃省志?农垦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4页。。在各兵团,国家拨付的知青建房投资是列入行政用房计划合并下达的。因此,即使国家拨付的知青建房费不能及时到位,因各兵团均领有巨额基建投资,所以并不至于妨碍知青住房的建设进度。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为例,1969年共接收知青5万余人,应拨付安置费2000万元以上,实际只拨款1152万元。尽管安置费未如期兑现,加入兵团的知识青年基本都有房住,原因是“国家给兵团基建投资中安排了一部分连队用房”何岚、史卫民:《漠南情》,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24页。。兵团(国营农场)知识青年安置费用中占很大一部分的建房费,因与国家下拨的基建投资混在一起而难以理清。不过,虽然他们的住房质量普遍较差,毕竟还都有房住,比起许多插队知青因没有房子住,而不得不借农民房、住牲口棚或分散住到农民家中的情景,实在是强了许多。

除拨付安置经费,在日用品供应、口粮供应、食油供应方面也做出相应规定。

日用品供应。“文革”期间,生活日用品匮乏,购买棉布、棉花等物均需票证,限量供应。为了照顾下乡知青,各地都免票供应一定数量的棉花、棉布、蚊帐等物资。如四川省1968年规定,凡下乡知青每人免票供应棉絮一床,棉花2市斤,棉布23市尺,单人纱布蚊帐一床,由商业部门设置专柜,凭上山下乡光荣证优先供应《自贡市劳动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9页。。

口粮供应。插队知青,原则上由国家供应一年,或由下乡青年到农村的第二个月起,一直到接上当季或下季的粮食分配时止,由当地粮食部门,按照他们所在生产队一般社员的实际吃粮水平(包括公社生产队分配的口粮、超产奖励粮和自留地收获粮的粮食总平均数)和国家统销价格,从统销粮中安排供应。

食油供应。也按当地城镇居民食油标准供应一年,或从到达接收地的第二个月起,一直到接上当季或下季的食油分配时止。


下乡知青到国营农场(生产建设兵团)落户的,食粮食油按所在场职工和家属的标准供应参见粮食部:《关于城市下乡青年粮油供应工作的几项规定》,1964年3月20日。“文革”初继续沿用该规定。。

上述措施表明,国家为开展这场运动确实殚尽心思,而且花费巨大财力。1967—1972年,全国共动员了747万城镇知青上山下乡,支出经费约在17—18亿元左右官方统计前后略有差异。据1973年7月国务院知青办《知识青年下乡经费使用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文称,从1962年到1972年,国家共拨付城镇知识青年下乡经费25亿元,实际开支21亿元,结余4亿元。另据1981年3月国务院知青办《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第86—89页:同期中央财政拨款25亿元,实际开支19.9亿元。“文革”前城镇下乡知青129万人,按每人安置经费230元估算,约开支3亿元。扣除这部分,即为1967年到1972年间开支的经费。。然而,支出巨额经费,并没有解决下乡知青的安置问题。由于对知青经费管理松弛,相当一部分钱被农村基层干部贪污挪用;另外,插队知青的安置费标准偏低,使插队知青没房住的问题变得突出起来。这些问题动摇了知识青年留在农村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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