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复制链接]

生命的手势 [转帖]

　　这是我丈夫斌给我上的最后一课，这一课没有一句话语，仅仅只是一个手势，那么苍凉的一个手势。
　　斌是一位教师，在大学执教6年。1991年在一次例行检查中发现了肝癌。这个噩耗几乎把我们作家击倒民。以后的日子，我们为生命出征，跑遍了一海、北京的每一个大医院，与病魔整整抗争了一年。可是，癌细胞还是不可抗拒地吞噬了他的全身，生命危在旦夕。我们撤回武汉，在生他养他的地方作最后的固守。这段日子，每分每秒，我都守护在他身边，寸步不离。
　　一个周末的傍晚，斌的同事——武汉城建学院的老师们，前来医院探望他，几度昏迷又醒来的斌，显得格外兴奋。
　　热切的关怀和慰问之后，大家围在斌的床前漫不经心地讲一些学校的趣事。气氛轻松、诙谐。我知道，老师们是在竭力以笑来安慰斌。斌也在笑，他笑得虽然吃力，但很开心。只有两位年轻的女教师，在笑声里逃到走廊上去抹眼泪。我的心被这阵阵笑声割成了碎片。我在心底里感谢老师们苦心经营，带给斌的那份为数不多的快乐。
　　说笑间，斌的眼睛从老师们的身上一一凝视，扫过。这是他朝夕相处共事6年的亲密战友啊。泪水在他深陷的眼眶里打转……突然，斌的两只噙满了泪水的眼睛牢牢盯在童老师胸前，一动不动。接着他又用尽全力从被子里抽出那只尚能动弹的左手，费力地招呼童老师过去。童老师愣愣地站到斌的床前，神情凛然。斌的左手努力向童老师胸前伸去，宽大的衣袖随着手臂的上举滑落下来，枯瘦如柴的臂膀裸露在空中……苍白无力的手指，颤抖着，好像要去抓握什么。我赶忙上前托住斌的手，童老师也急忙俯下身去。
　　老师们都怔怔地注视着这一幕。病房里，一片寂静，只有斌急促的喘息声。涔涔汗水在他的额上流淌。
　　在我的帮助下，斌吃力地欠起身子，终于，那只手触摸到了童老师夹克衫上那枚红色的小商标。此时，斌的两眼放射出一种奇异的光芒，似乎要把所有的生命力都聚集在这两眼中，要看出那枚商标的灵魂来。
　　老师们大惑不解，童老师愣了，半大才惘然又带几分自嘲地笑着说：“哦，次品……这是冒牌的次品……”他边说边不停地拉扯着自己的衣襟。“哗——”病房里爆发出一阵哄笑。童老师满脸羞红，为他这件冒牌的夹克衫。
　　斌没有笑，他望着老师们，目光茫然得像一个孩子。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他那僵在空中的手扳回被窝里去。
　　老师们走后，我俯在斌的耳边轻声问斌，是不是想要一件档次好点的夹克衫。不料，斌的反应和回答，让我尴尬又羞愧到了极点。
　　他听了我的问话，先是一声长长的喟叹，接着是紧蹙着眉摇头。他那不被人理解的沮丧神情，吓得我不敢再冒失地提问。
　　一阵疼痛袭来，斌又昏迷过去。我却陷落在深深的悲哀里，我的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眷顾的到底是什么呢?享受着健康生命的人和即将告别生命的人，想法是多么不同啊!即使彼此那么相爱着的人，心灵也无法接近。
　　夜幕降临，一轮圆月挂在窗外的枝头。再度醒来的斌似乎感觉到了，我的不安和伤心。他嚅动着嘴唇，却说不出一句话来，我把左手摊放在他的面前，用右手轻轻握住他的手指，帮助他慢慢地划着。这是我们最后交流的惟一方式。
　　“横，竖，撇，捺……”我凭着肌肤的感觉，连蒙带猜地复述着。一笔又一笔，斌的指尖颤抖着，额头沁满了汗珠。一遍又一遍，写写停停，不知是第几百几十几遍，我只记得是三天以后的清晨，斌一觉醒来，用尽全力和智慧在我的手上清晰地划出两个字来。
　　当我跳起来大声喊出“校徽”二字的时候，我的心激动得差点晕过去。我紧紧地拥抱斌，泪水在我俩的脸上横流。哦，“校徽”。你让一个生命垂危的人，倾注了怎样的力量来凝视你，抚摸你，书写你!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恍惚中我听见了斌在痛苦地呻吟。这些日子，斌常痛得死去活来，但他咬紧牙关，一声不吭，这是他的性格，一个不轻言屈服的人。可今天，他竟叫出声来，我预感到生命的尽头来临了。我和另一位老师慌忙为他穿衣，这是一件早就准备好了的，他最喜爱的白色T恤衫。当我把一枚校徽别在他胸前的时候，我发现他眼睛里闪过一个兴奋的亮点。他不再那么扭动了，身子渐渐平静下来……我们几个人就那么默默地围在他的床边，没一会儿，他就静静地闭上了眼睛……
　　十年来，斌那个僵在空中的手势一直定格在我的面前，那样苍白、凄凉，又是那么凝重、庄严。这就是我的先生斌给我人生的最后一课，它书写在我的手掌，也写在我的心里，它叫我感到一个教师的神圣和至高无上，以致，在以后的日子里，无论生活多么艰难，经济多么拮据，我都固守在教师岗位上，不言退却。

　　摘自《深圳青年》

董卓之死,貂蝉是器[转帖]

　　　　作者：王宇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貂蝉生于战乱的三国时期,有着闭月之雅称,玲珑之美赞,是中国四大美女之一。自古说:红颜多薄命。与其他“祸国”的红颜一样,三国中的貂蝉也是悲哀的。当时,为政治献身时她正值妙龄少女,正憧憬自己美好的将来时却成为了政治和权力场上的牺牲品,成为了那些所谓政客、忠义报国之辈手中的一粒棋子。生逢于东汉政权岌岌可危的乱世之中,她没有任何的选择。如果说美丽不是一种错误,那么董卓的死她又要承担什么责任呢？只能怪她的美丽生不逢时。在封建思想统治下的社会中,她成为男人利益的牺牲品,美丽就是一种错误。有歌为证“为报答司徒大义深恩,拼舍着如花似玉身,错过了豆蔻年华,辜负了锦绣青春。”

　　东汉末期,董卓挟天子以令诸侯,涂炭生灵。下到百姓苍生,上到官僚政客,都对他痛恨不已。司徒王允更是一心想为民除害,但又无计可施。一天晚间,他执杖信步来到后园,正为无计可除董卓而仰天垂泪,忽听有人在牡丹亭旁长吁短叹。王允过去一看,原来是府中歌伎貂蝉。貂蝉自幼被王允收养于府中,学习歌舞,美丽而聪慧,王允待若亲女。那时的貂蝉正值青春年少之时,王允还以为她在为儿女私情而在此长叹。后问及原因,方知她是蒙王允养育之恩,不知如何报效。王允见貂蝉有如此想报答自己之心,计上心来。随后,便把貂蝉请到画阁中,向她流泪跪拜说:“汉家天下全寄托在您的身上了！奸臣董卓,阴谋篡位;朝中文武,束手无策。董卓有一义儿,姓吕名布,骁勇无比。两人联合更是无人奈何之。但据我观察,董、吕二人皆为好色之徒。以此弱点为契机,便可除老贼。我要用连环计定可成就大事。先将你许嫁吕布,然后献给董卓。你便从中找机会离间他二人反目成仇,让吕布杀掉董卓,为国家除掉大患。不知您同意否？”貂蝉见状,当即表示甘愿献身实施“连环计”。

　　于是,一出连环计便改变了三国的历史。第二日,王允便搜集了家中的藏宝数颗,请良匠打制一顶金冠,派人秘送吕布。吕布受冠大喜,即亲到王允宅致谢。酒至半酣,王允叫貂蝉盛妆而出,与吕布相见。当时,吕布就为貂蝉的美貌所倾倒,再加上几分酒意,与貂蝉眉来眼去。王允见状,赶忙对吕布说:“我小女如何？”吕布说;“甚是美。”于是,王允又说:“如将军喜欢,送予将军如何？”吕布大喜过望,拜谢而回,盼望王允将貂蝉早日送进府中。

　　王允见吕布已为貂蝉的美貌所倾倒,便故意安排貂蝉与董卓见面。几天后,刚好是董卓生日,王允以为董卓庆祝生日为由,请他到家中赴宴。王允又唤貂蝉出来以歌舞助兴。董卓很快便为貂蝉绝妙的舞姿和娇美的容颜所陶醉,称赏不已。王允乘机便说:“这是我家歌伎貂蝉。我想将她献给太师,不知太师肯收留否？”董卓闻言大喜,再三称谢。席散后,王允即将貂蝉送到董卓住处,然后亲送董卓到府中。吕布见状很是生气,当时就问既然早已将貂蝉送予自己,又何以送予太师。

　　此时王允又骗吕布说:太师已经带貂蝉回去与你完婚。

　　于是次日清晨,吕布便到相府打探消息。董卓侍妾告诉吕布:“昨夜太师与新人共眠,至今未起。”吕布闻言大怒。随后几日,吕布见到董卓虽不敢言语,但对董卓的行为很是怀恨在心。一日,吕布执戟随董卓一同入朝议事,吕布趁董卓与献帝交谈的机会,策马径到相府来见貂蝉。貂蝉请吕布至后园凤仪亭互诉衷肠。见到吕布的貂蝉假装泪汪汪地对吕布诉苦。她对吕布说:“自初见将军,我即暗暗以身相许。谁想太师起不良之心,强行将我占有。自入相府,我即痛不欲生,只因未与将军一诀,故忍辱偷生至今日。今日既已与您相见,我当死于君前,以明我志！”说完后,就将手攀曲栏,假装往一旁的荷花池里跳,吕布见状慌忙将貂蝉抱住。

　　董卓在殿上好大一会儿没见到吕布,心中很是怀疑,因为之前曾见到吕布在寝宫外偷窥过貂蝉,于是忙辞了献帝,登车回府。寻入后园,见吕布正与貂蝉在风仪亭下共话。画戟倚在一边。董卓勃然大怒,大喝一声。吕布忽见董卓来到,慌忙便跑,董卓抢过画戟,挺着赶来。董卓体胖赶不上,便怒而掷戟刺吕布,未中,却将戟刺进旁边的梁柱上,吕布由此夺门而逃。

　　董卓回后堂便怒不可遏地向貂蝉盘问此事:“你为何要与吕布私通？”貂蝉流泪说:“吕布早已对我居心不良,只是太师不曾觉察而已。今日我在后园看花,吕布突然而至,我见其对妾动手动脚,便欲投荷池自尽,却被这厮抱住。正在生死之间,幸亏太师赶到救了性命。”董卓又思量吕布能助我成就一番大业,而貂蝉只一女子而已,为一女子而失去骁勇善战的吕布实在不值。于是对貂蝉说:“我想将你赐给吕布,何如？”貂蝉闻言大惊,哭道:“妾宁死不辱！”边说边抽下壁上的宝剑就要自杀,董卓见状,便又心软了下来，打消了将貂禅送与吕布的主意。

　　第二日,董卓就带着貂蝉还坞,百官都来拜送他。当车远去时,吕布凝望着貂蝉与董卓的背影,无奈而痛恨。这时王允刚好在他身边,故装作很惊讶的样子说道:“这么长时间,太师怎么还未将貂蝉送给将军？”吕布恨恨地说:“已被老贼占为己有了！”王允佯装不信,吕布便将前事一一说给王允听。王允听罢,半晌不语,良久才说:“想不到太师做出此等禽兽之行！”此后,王允便将吕布请到家中商议此事。商议间,王允故意用言语激吕布说:“太师淫我之女,夺将军之妻,实为可耻。然而我是老朽无能之辈,无所谓;可惜将军盖世英雄,亦受此污辱！”吕布听罢顿时怒气冲天,拍案大叫:“誓杀董贼,以雪我耻！”王允见时机成熟,便说:“将军若扶持汉室,便是忠臣,当流芳百世;若助董卓,便是反臣,当遗臭万年。”吕布乃匹夫之勇,听罢即拔刀刺臂出血,誓杀董卓。王允立刻跪谢说:“大汉天下,全仰仗将军了！”

　　随即,王允就将司隶校尉黄琬等人请来与吕布共商诛董卓之策。最后决定请当初为董卓劝降吕布的李肃奉献帝诏书请董卓入朝议事。同时让吕布奉献帝密诏,带领众兵伏于朝门之内,待董卓入朝之时将他诛杀。

　　李肃按计划行事,吕布慨然依计而行。董卓即排驾回朝,群臣迎接于道。到北掖门,董卓所带军兵尽被挡在门外,只让董卓及其车夫进入宫内。这时,吕布见董卓一人进来,便领兵一拥而上,还没等董卓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便将董卓刺死于殿门前。随后,王允、吕布等又派人擒杀董卓死党李儒等人,同时派军将董卓家里几百口全部抄斩。

　　这是貂蝉的故事,至于她后来的下场如何,后人不得而知。她的故事与西施很相似,但又与西施不同。她是从小就被义父司徒王允作为棋子而训练出来的。从王允不认识貂蝉就可以看出,因为她是一粒棋子,等到用到的时候主人才会想起她。而这时的貂蝉刚好可以作为瓦解董卓、吕布父子俩的权势与力量这个黄金组合的工具。因此,她为了报王允的恩就甘愿献出了自己宝贵的青春,也让世人欣赏了一场“凤仪亭父子大醋战”,两个男人丑态尽显。是她改变了三国的历史,为这段历史增添了精彩的一页。

　　从整个故事可以发现,貂蝉绝非人们所说的祸水。而令董、吕二人最终发展到不顾父子情义,相互反目的地步是他们本身的色欲。这两个男人不顾廉耻,为了美色而争风吃醋,以致到了相互残杀的境地。

　　试想,如果不是这两个人贪恋美色,貂蝉也不会闹得祸水的下场。如果把董、吕二人换成关羽、张飞,女主角貂蝉不换,还会出现像董卓提戟掷吕布那样的丑事么？王允的离间计还会成功么？所以说,从公平的角度来讲,貂蝉并非祸水。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一件事的成与败,是要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来决定的。一个是在幕后指使、老谋深算的王允;一个是倾城倾国,楚楚动人的貂蝉;一个是贪恋美色、杀父夺娇的吕布,此三人缺一不可。单有貂蝉一人,既无人指使她混入敌方,又无人为她吃醋,三国时期也不会上演这样一段精彩的剧目。因此,引起这段惊心动魄的父子大战的并不是貂蝉一个人,而主要是董、吕二人的色欲。说俗点,如果他们两人都能以大局为重,在色欲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就算貂蝉再楚楚动人,二人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那么王允的计谋也不会得成。

　　貂婵在这个故事中始终是一位热血女子,是极勇敢、聪明的。身为一个女子,她没有任何地位,而且还时刻不忘王司徒的养育之恩。从这点说,她是有情有义的。只是她所用的手段比男子特殊一点,因为她不具有持刀杀董卓的能力。她所具有的只有美色,当时她也是身不由己,这点从王允对貂蝉说出自己的计划时就可看出。

　　从整个故事来说,貂婵只是王允用来诛杀董卓的武器而已。作为政治纷争的牺牲品,她比西施更不幸。她本来是一位不懂任何世事的少女,对于世事的许多东西都没有尝试过,就让她身陷这样的###中。这对女人来说是最大的不幸！她为了报恩将自己的幸福断送了。所以说,她是一名受害者！又哪能谈得上是害了男人的祸水。其实,他们过分的色欲是真正害他们的罪魁祸首。

　　在一个君主专制的古代中国,这样一个美丽不可方物的可人儿不可能按照“出价最高者得”的市场经济规则来配置,而是按照“暴力最强者得”的规则来配置。也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决定自己的终身大事,也不是谁的钱多谁就可以得到美女,而是谁拥有最高的权位、谁拥有最强的暴力谁就可以得到美色。也就是所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因此,貂蝉如此天姿绝色的民间女子只不过是受命施计颠覆王权的一粒棋子,她也是在无奈之时被王允送到董卓府,成为离间董卓与吕布父子的红颜祸水,而非是除害董卓之人,她的行为并非自己的意愿。

　　古代的男人表面上看起来英勇强悍,但实际上凡事惧怕承担自己的过错,他们如果成就一番自己的事业,就会为自己表功颂德;但是,一旦失败,就会怪这些所谓的红颜,就责怪她们长得太过于美丽而迷惑他们。这就是男人的借口,他们从来都没有想到是自己的错。尤其是所谓的“英雄”,仿佛犯了天大的罪过也无关英雄,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以“英雄难过美人关”的借口来为自己开脱罪过。红颜有错,而英雄无过,于是一切的矛头全都指向红颜。红颜惟有睁着无辜的双眸而无力辩解。她们惟有一死,才能平息人们心中的愤恨。外貌是天生的,是生下来就不能改变的事实,如果那些红颜早知自己会落得如此下场,当初她们出生时也会宁愿不要这般美貌吧！

　　千百年来的封建压迫让女人丧失了所有的权利和地位,所谓的“三从四德”不过是为了满足男人们大男子主义优越感的产物而已,而红颜更是深受其害。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演变中,又有多少红颜成为君王手中替罪的羔羊,又有多少女人为此惨死其中。她们只是权贵手中的玩物,是男人掩饰自己过错的盾牌。从第一个将罪过往红颜身上推、第一个说出“红颜祸水”这四个字的人开始,就注定了红颜的悲惨命运。并非红颜自己愿意“薄命”、并非红颜真的“薄命”、并非真的“天妒红颜”，而是因为在权力和统治面前，她们没有任何选择和回旋的余地。同样，貂蝉也是在没有任何准备时，就参与了这场###。

　　再者,难道说只要哪个皇帝宠幸哪个美人时这个国家就亡了,这也太不合情理了吧！唐王李世民在面对美色时照样开创了盛唐繁荣的局面。刘禅宫廷中没有绝世佳丽,不照样亡国？还成了亡国奴、阶下囚！亡不亡国根本不关美人的事,只能怪他们自己,明君自然是明君,昏君自然是昏君,自己没能力却要把责任全推到美人身上。由此而知,董卓的死,并非是貂蝉所为。
 

半日闲 [转帖]

　　　　作者：耕斋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明·冯梦龙

　　有贵人游僧舍，酒酣，诵唐人诗云:“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僧闻而笑之。贵人问僧何笑，僧曰:“尊官得半日闲，老僧却忙了三日。”

　　传世名著《三言》的作者冯梦龙，虽饱读诗书，仕途却相当不顺。他明万历二年出生，但直到崇祯三年五十七岁时才补为贡生，到福建寿宁当了四年知县，即告老回家了。由于长期在底层生活，所以冯梦龙对民生之艰辛，有切身的体会。你看他写一个贵人到寺庙游览，酒足饭饱之后，还要吟咏唐诗假作斯文。却碰到老和尚不客气:“你是偷得浮生半日闲了，我们却为接待你，足足忙碌了三天啦！”

　　人总觉得自己所感，别人也会身受。故贵人出游，看到地洁路畅，总是心情愉悦，免不了会对僚属的工作来一番褒奖。殊不知，为了此行，一路早已清场。可能不远处，就是车堵人拥、狼藉一片，只是蒙得贵人“眼不见为净”罢了
 

直接阉割：揭秘希特勒究竟是怎样处置同性恋的 [转帖]

希特勒对德国的同性恋者做了什么，地球人未必知道。

脑切除手术和阉割――这是希特勒把抓住的同性恋者们关进集中营后，同性恋者要出来时做的选择。

纳粹的集中营里面不但有犹太人、政治犯这些我们知道的受害者，还有数以万计的同性恋者们。

1933年1月柏林文化丧钟敲响之后，在纳粹所列的“血统玷污者”的名单中不仅包括犹太人，也包括吉普赛人、”“莱茵兰的私生子”、精神病患者和同性恋者。纳粹之所以反同性恋，主要是基于其种族主义的野蛮：德国人应大量生孩子，以建立雅利安人统治的千年帝国。

尽管希特勒的纳粹主义狂热是建立在同性恋基础之上的：忠实于元首、身体崇拜、青年运动员、男孩子组合、崇拜阳刚之气，所有男人无论哪个等级都可以互相拥抱。到今天，这种习气在军队、警察、某些体育运动团体和童子军中依然存在，认为做爱就是干革命，这对那些右派人士来说，肯定是有刺激性和性快感的，就像有些人在耶稣像的十字架前手淫一样。

抛开其他因素，就说纳粹军服吧，纳粹的制服非常性感，充满了男性美和性感的剪裁和线条。男性美在德国官方形象长时间铭刻在外国人的脑海之中，这种现象或多或少是被同性恋引领的。

柏林会的记录片更是把这种彰现男性美和力量之美、体育之美结合的接近完美的电影。

这些都是在希特勒授意之下干的，但希特勒还是要坚决清除掉同性恋。

德国柏林曾经是同性恋的城市甚至是同性恋的天堂，在1930年代初相对宽松的社会气氛中，柏林与伦敦、巴黎并列为欧洲同性恋的三大首府。纳粹当时估计德国的男同性恋者在100万到200万之间，即7％到10％的德国男性是同性恋。人数多，机会多，选择多，在这样的城市里，勾搭、打炮、卖淫、嫖娼是太容易的事儿。

反同性恋的纳粹本身也无法与同性恋划清界限。

同性恋在纳粹里面也不乏其人，身为同性恋者的冲锋队长罗姆开始还积极为同性恋者说话。专门监视柏林同性恋的特别警察局的领导人约瑟夫迈辛格尔就是一个做过阉割术的同性恋者；灌输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和信念的“希特勒青年团”是同性恋倾向活跃的社团之一；执行反同性恋任务的党卫军也不断有同性恋事件发生。

希特勒把罗姆清洗之后，就对同性恋的态度强硬起来，干将就是党卫军领袖希姆莱。他强调同性恋的危险在于，说它会导致性别失衡，妨碍血统纯洁，使公民放弃生育的责任等等。“几个世纪甚至几千年来，日耳曼人特别是德国人都是由男人统治的。但是这个男人国家，因同性恋问题正在走向自我毁灭。”希姆莱建立了中央登记处，将所有的已知同性恋者登记在册，许多人被送进集中营。但只是抓来是不够的。希姆莱很快发现，这些人被放出去以后，仍然故我。唯一有效的办法是把他们“除掉”。

不要以为集中营里都是男人，关进去之后更好互相勾搭。

在集中营里面，绿色三角是刑事犯，蓝色三角是流亡者，茨冈人是黑色三角，政治犯一般是红色三角，同性恋者是粉红色三角――粉红色是小姑娘常常用来嘲笑男性的颜色。

在纳粹关押、折磨同性恋者的集中营中，同性恋行为也很常见。那么多的男人特别是同性恋者集中在一个拥挤而幽闭的空间内增加了同性恋的威胁，对有此习惯的囚犯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监控方式，如规定睡觉时手必须放在被子上面等等，但如果集中营世界中的党卫军、各管区的“领导”以及从囚犯（包括同性恋囚犯）中选出的头头、监工等人，执法犯法，凭借权力要求犯人提供性服务，那就无法控制了。这些人或原来就是同性恋者，或是在集中营特殊环境中滋生了同性恋倾向。

同性恋者之间是不团结的，就是同伴遭到侮辱和不公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感站出来说话。政治犯更像一个男人，敢于斗争。不斗争都不可怕，为了保命；有些同性恋在集中营为了保命，还会像妓女一样讨好主管这个队伍的小头目或者纳粹，争风吃醋、谄媚奴颜、一幅可怜虫。

让人心生同情和心酸的是有一对爱人同时被抓进集中营，彼此不能交谈，担心被人高密，就只能站在窗前，盯着玻璃，用玻璃的反射看有没有人，两个人才能匆匆交谈几句。

为了活下来，不得不向各类“领导”提供性服务，特别是苏联和波兰的男青年，他们在其主人面前表现得特别乖巧柔媚，以获得一些特殊赠品和特别关照，如一碗汤之类。法律越是禁止同性恋，掌权者的享受同性恋的欲望就越强，冠冕堂皇的政策无法制止、甚至怂恿着隐秘的放纵。这当然不是正常的同性恋，而是完全的屈就和顺从：他们因为同性恋而被抓进来后又不得不屈辱地迎合各级领导的性虐待。同性恋长期被视为性变态，其实真正使这种性取向“变态”的，是极权政治对公民生活的扭曲。

这些关在集中营的同性恋和其他人一样很少有人活着出去的，要出去一是选择阉割和脑切除手术。这些出去的同性恋者一般都陷入一种沉默，不再提及集中营里发生的一切，几十年后仍然是这样沉

二战胜利后，同性恋者们作为被迫害者的身份却一直不被承认，因此无法享受公民自由。史学家吉勒德·科斯科维奇指出：“证据表明，同盟占领军把被关押的同性恋按照传统的惩戒制度对待，视他们为性犯罪，认为他们在纳粹统治下受的惩罚是罪有应得，解放后，他们应继续服刑。”某些同性恋者还要回到监狱去，接受根据“175”法律条款的判决，且其刑期还不扣除他们在集中营的年月。

在另外一些国家，让异性恋者尴尬的是，在战斗中表现英的英雄里面也有同性恋，开始他们都被尊敬为英雄，但随着对同性恋的歧视，这些同性恋的战斗英雄就被马上抛弃，身上没有钱，只能做苦力。

这个“175”法律被废黜还不到十年，可见纳粹的力量和社会对同性恋的歧视。

在纪念集中营受害者的活动上，同性恋者还是被排除在外，那些受害者反过来做了歧视同性恋的帮凶，不承认集中营有同性恋受害者的存在。觉得承认同性恋是集中营的受害者玷污了他们！

真的幸运，我们没有生活在那个时候，那是一个最黑暗最丑陋的年代。

 以死抗争----“文革”文人自杀方式的意蕴[转帖]　　

　　　　　　　　　 ● 张绪山

　　在人类历史上，“死”所包含的生物学意义是没有差别的，其本质即生命赖以寄托的生物体（肉体）活动的结束。但个体之人作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待“死”的态度是受社会价值观支配的，如中国历史上，“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慷慨激昂的赴死方式，体现着儒家传统的生死观。“自杀”作为一种受明确意识支配的特殊的死亡方式，尤其是自杀前的心理活动及其行为表现，既反映个体之人的价值观，也往往具有丰富的社会文化意义。一个时代自杀行为表现出的统一性，颇能展现这个时代特有的心理状态，反映这个特定时代存在的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矛盾。所以，剖析一个时代的自杀行为，可以使人们看到这种行为背后凝聚的不可化解的深层的矛盾纠葛。“文革”中人们习以为常的知识分子的死亡模式，为人们提供了诊断当时社会病理的一个视角。
　　 实例一：傅雷之死。1966 年 9月3日傅雷夫妇在遭受红卫兵的搜家和侮辱后双双自缢身亡。傅雷在留下的遗书中写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是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在遗书中，死者虽然满腹冤屈和无辜感，但仍然有意识地突出自己的“原罪”和最高权力控制者的正确性。
　　实例二：翦伯赞之死。翦伯赞是著名的红色史学家，1968 年 12 月 19　日在遭受野蛮逼供后，翦伯赞与其夫人一起服用大量“速可眠”离开人世。翦伯赞死后，人们从他穿着的中山装左右口袋里，搜出两张字条，一张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去（出）这样的例证，还可以举出很多。这是文革时期 来，走了这条绝路。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另一张则写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这种以口号明志的方式，比傅雷的遗书更具时代特点和代表性，但三呼“万岁”之举，更鲜明地体现着中国历史传统的连续性。
　　实例三：邓拓之死。邓拓早年参加革命，是中**内负盛名的才子。他死前的遗书写道：“许多工农兵作者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我对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他对妻儿的遗书中写道：“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们够苦了”，“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这遗书展现了一位书生对妻子温情的一面，但也像一位基督教徒在忏悔自己的罪过，很有教徒那种“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去由他打”的情怀，显露出一位教徒对无所不能、至仁至圣的万能上帝的虔诚。
　　实例四：张志新之死。1975 年 4 月 4　日张志新被枪杀。行刑前她的手被死死地扣在手铐里，已经无法留下文字痕迹，且喉管已被割断，口中无法发出声音，所以后人无法了解她走向死亡前会有何种举动。但后人留下了对她的描述：她从囚车上走下来，一双秀丽的眼睛很快地扫过刑场，从容地向前迈了几步，面向着东方。……她高昂起头，迎风而立。风好像理解了她的心意，把飘落在脸颊上的一绺黑发吹到耳后。她满意了，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就要告别这个世界了，她多想高唱国际歌，表达一个共产党员对共产主义的至死不渝。她多想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像无数先烈那样英勇就义。这是不是后人的主观想象？恐怕不是。如果她不是早已被割断喉管，想必会有那样的反应。 “革命”文艺作品塑造的英雄就义前的典型形象也是现实中确实存在的现象，就像人们在兴奋时要高呼“毛主席万岁”一样， 是那个时代特有的风景。
　　 站在当今的视角，以历 史学家的理性回眸这一幕幕公式化的行动，我们明确 地感觉到，这些简单化、程式化的图景的背后，隐藏着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内容。最明显也最直接的问题是，文革时期的许多文化人为何在自杀和被杀前会有高呼“万岁”的行为？是不是几千年皇权专制传统使中国人“呼万岁”的习惯变成了文化基因？难道他们真的不明白，正是他们顶礼膜拜、三呼“万岁”的人给他们带来灭顶之灾？他们真的由衷爱戴这位“文革”的始作俑者，以致除了以“呼万岁”的这样的方式，无以表达自己卑微、虔敬的崇拜之情？抑或这些曾经极为发达的头脑此时已经失去了昔日锐利的批判之锋，除了阿谀、谄媚外没有其他方式表明自己的“忠诚”？
　　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中对翦伯赞之死和遗书分析道：“翦伯赞的自杀和字条，又像个死结打在我的心口，一直想解开，又一直解不开。对此，我请教了许多人。解释也是各种各样。翦伯赞的死，是对以暴力做后盾的中国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无声抗议，更是对眼下这个以暴力为前导的 ‘文革 ’的激烈反抗。而手书的 ‘三呼万岁 ’又是什么呢？———是以此明其心志，为子女后代着想？是对文革发动者的靠拢，在以死对抗的同时，表示心的和解？抑或是一种 ‘我死你活’、‘我长眠、你万岁 ’ 的暗示性诅咒？我总觉得……他的手书 ‘万岁 ’一定有着更为隐蔽和复杂的内容。”　
　　章氏作为亲历文革灾难的人，对“文革”知识分子的心态有直感的把握。她所指出的三点象征意义———明其心志，为子女后代着想；以死对抗的同时，表示心的和解；暗示性诅咒———这些自然不无道理。但我认为，为子女后代着想的成分居多，明志的成分为少；抗议的意涵居多，和解的成分为少；诅咒的成分居多，服膺的成分为少。
　　对于　1957 年的反右和　1966 年开始的“文革”，读书人的“腹诽”自然不能形诸文字，但不可能没有。我们不妨读一读一位大难不死的过来人的文字。丛维熙在《走向混沌》中描述他被整得妻离子散之际路过天安门城楼时的怨愤心情：“我有心无心地向天安门投望了一眼。毛主席的画像依然像往常一样，对我微微而笑，庄重而慈祥。他或许没有想到在 1957 年的弹指之间，多少家庭像一颗颗原子核似的破裂，昔日那些在烽火中追随红旗东征西杀的中华儿女，正在和平岁月中，被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的流弹击毙！而诙谐地用 ‘阳谋’二字解释这一切的，不是别人，而正是你———毛泽东。……许多知识分子的命运的悲剧，正深藏在你那嘴边慈爱的笑纹中呢！”这虽是后来在稍微宽松的环境中写下的回忆文字，但无疑是受难者当时的真实心情。难道这种感受是丛维熙一人所独有的吗？
　　按理说，人要死了，没有什么可怕的了，是可以无所顾忌地宣泄自己的愤懑之情的。常言道，死都不怕，还怕什么。然而，在一个睥睨历代帝王、练就了炉火纯青权谋之术、威力无所不在的政治偶像的权威之下，就是死前的义愤之词，也会为子孙后代酿成牢狱之灾，乃至杀身之祸。试看一例。萧乾自杀未成而勉强活下来，妻子转告他说，人们对他所留下的遗书中未有任何愤激之词表示不解。萧乾的解释是：“从我本心，当然是想把气出够了再死。然而，我不能图一时痛快，而害了你们啊。现在我 才明白，三十年代苏联肃反扩大化时，那些含冤而死的老布尔什维克，为什么在被处极刑之前，还喊 ‘斯大林万岁！ ’因为他们得替撇下的老婆孩子作想呀。”很显然，像萧乾这样的文化人并非要与当权者表示“心的和解”。
　　读过《彭德怀自述》的人想必会记得：自庐山会议以后即已落难的彭德怀在文革中遭到非人的对待，专案组拷问彭为何在抗日战争时期发动“百团大战”，彭反问：你们为何不看看毛主席对“百团大战”的评价？当时毛在给彭的电报中确实积极肯定了“百团大战”，并问这样的战役能否再组织一两次，给日军以更大打击。但是，事过境迁，人事两非，难道骁勇善战的彭大将军真不明白，现在正在置他于死地者是何许人耶？非也。然而他还是抬出毛的话来为自己力争，将他的话作为尚方宝剑为自己争取一点生存空间。这种做法和文革中那些自杀的书生在遗书中写下的 “万岁”可谓异曲同工。所不同的是，彭毕竟是条血性汉子，几十年出生入 死的经历早已使他不再惧怕死亡，加之他晚年已无家小，所以在生命的最后的时刻，他敢于对拿药给他吃的医务人员怒吼：“我不吃毛泽东的药！”这是那些有家累的书生们所不及的。可见，无论是执政集团以外的软弱的书生，还是集团内曾握有重权的不同政见者，都不可能在遭受残酷迫害的时候与施虐者“和解”，更不用说真心向他靠拢或为他祝福。
　　然而，不和解的书生们在结束自己最珍贵的生命时，竟然不得不为施难者表达形式上的祝福、祈祷，这种奇怪的现象究竟说明了什么？显然，自杀行为的背后当然有传统儒士极为珍视的　“可杀不可辱”的气节在发生作用，是对一个巨大的恐怖机器做最后的无可选择的抵抗。但问题决非仅止于此。我们不妨设想：如果文革时期的中国有一个任何公民（包括公共权力的实际控制者）都不能凌驾于其上、而必须服从其评判的公共评判制度，那么，文革中的文化人是否还会在蒙冤受屈的情况下，向掌握最高权力的施难者摇尾乞怜，以至“三呼万岁”呢？我想答案是很显然的。
　　然而，这样的一种制度结构在什么样的前提条件下才能出现，并得以维持而不被实际的权力控制者所破坏呢？显然，除了大致均衡的政治力量，这种结构是无法维持的。这种政治力量体现为代表集团意志的政党，以及各政党可以凭借的权力制衡的国家制度。没有其他政治力量可以制衡的政治集团，无论其最初的理想如何具有民主倾向，其结局都无法克服其领袖的独裁，尤其是在掌握国家政权的情况下。领袖独裁的必然后果是，领袖个人在整个政治集团的特殊地位日益突出，以致整个政治集团本身也不得不为其所控制和摆布，沦为其为所欲为的工具。这一点在刘少奇这位命运大起大落的重要人物身上表明的最为明显。1967 年 8 月 5　日，刘少奇遭到殴打后，愤怒至极，从身上掏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说：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然而，在没有权力制衡的国家制度中，宪法抵挡不了“红宝书”，这就是连这位国家主席也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可以肯定，刘少奇在蒙受屈辱及落难以后一定思考过，是什么东西造成了他眼前的这种局面？他自己是否也曾为这个局面出过力？当年庐山会议上彭大将军为遭受苦难的国民鼓与呼而受到错误对待时他和他的战友们为何不拿出宪法为真理在握的彭德怀提供保护？西方世界的人们在反思纳粹德国对待犹太人的暴行时，对自己当时的袖手旁观表现出深深的忏悔，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当罪恶之鞭抽在别人之身你无动于衷时，你要意识到，这同一根罪恶之鞭迟早也会落在你的头上，而那时你的求助是不能指望得到人们的响应的。我们具有悠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传统的民众，是否想到过这一点并从中汲取血的教训？
　　实际上，政治领袖在政权建立后走向独裁，在历史上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个人品质问题。夺取政权前整个集团所面临的生死攸关的压力使政治领袖还不敢过分独断，否则就会造成集团内部的分裂。然而，政权建立后使政治领袖自我约束的条件和环境不复存在，如不对其权力及时加以限制，必然造成领袖的专制独裁。这是千古不易的规律。一旦领袖个人权威凌驾于整个政治集团之上，形成个人独裁局面，无论是国家制度还是集团规章都将化为乌有。这个过程，套用文革时期流行的一个政治术语，“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旦领袖走向独裁、成为整个政治集团本身也无法控制的力量，政治集团内部的个人将无法以制度来维护个人权利，而处在这个集团之外的人民，则必然沦为独裁者手中随意扭捏的玩物。在这样的环境中，那些可怜兮兮的书生除了五体投地，三呼“万岁”，表达形式上的忠诚外，还能有何作为？　
　
　　　（责任编辑　　 萧　 徐）
　　　　炎黄春秋 2009 年第 3 期　　 81
　　

台籍日本兵忆当年虐俘 被迫杀人自认造孽 [转帖]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大批台湾青年被日本军队征召到南洋战场担任看管盟军俘虏的监视员，日本投降后他们反变成战俘，不是被判刑就是送上绞刑台。柯景星当年和其它台籍监视员被军法庭判处死刑，罪名是“处决战俘”。在日籍军曹杉田鹤雄承认“台籍监视员是奉命行事”后他逃过一死。年近九旬的他向媒体转述了当年的经历和心境。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87岁的他，每次回忆60多年前的往事时仍双手颤抖:“造孽啊，我从没想到这辈子会开枪杀人”，但站在后面的军曹一手拿刀、一手拿枪，恐吓“再不开枪，连你们都杀”，“我除了闭上眼睛扣扳机，又能怎样…”

太平洋战争日本俘虏有不少是盟军，因需要人看守，大量征调台湾和韩国的殖民地青年担任战俘监视员，台湾的监视员派到菲律宾及婆罗洲、沙劳越。

柯景星当年只有17岁，日人要求台籍监视员要取日本名，他的日名叫河村星辉，派到沙劳越首府古晋的战俘营看守3000多名战俘，有英军、澳洲士兵和少数印度人。

柯景星说，初期俘虏种菜养猪自给自足；到了战争末期，盟军大规模轰炸，物资运输遭封锁，配粮少，监视员和俘虏常饿肚子，加上疟疾，不少战俘病死。监视员要监督俘虏修筑机场、伐木开路，若有战俘偷跑，监视员会受到严厉处罚。

日军战败后，柯景星等十多名监视员在日籍军曹杉田鹤雄带领下，押送46名战俘到婆罗乃，杉田鹤雄逼他们处决战俘，他鼓起勇气说“国际公约不能虐杀战俘”，但杉田鹤雄拿刀、枪恐吓“不处决战俘，连你们都杀”，他们只得被迫开枪。

他说，当初两千多名俘虏，在移送过程中死亡，日军声称是病死，但事后查出全都是遭处决。战后大审，柯景星逃过一死，但仍有7名监视员被判绞首。

柯景星说，被判刑的台籍战犯至少有173人，他们被送到马努斯岛服刑。澳大利亚军人为了报复，要他们扛石头、木头，顶着烈日跑步，不时鞭打他们，“不过，比起日本军人对待战俘，宽厚多了”。

他说，服刑七年后台籍战犯陆续遣送回日本，日本政府依国籍法，将他们视为台湾人，甚至指称虐待俘虏是台籍监视员行为，和日军无关。

不过，老人说，“回到台湾，带着战犯的标记，长时间受到监控，只能在社会底层勉强谋生。”

 思想随时代而变，文章得风气之先——梁启超宪政思想初探[转帖]

或者，在大多数人看来，梁启超作为清末民初的显赫人物，其之“暴得大名”，大抵不过是因为他追随其老师“康大圣人”导演了那一场短命的“百日维新”的缘故。即使要承认当旧学术迅速式微、新学术草创时，他所作出并为自己 “百科全书”式的无可伦比的天才学人的地位所奠定的在哲学、佛学、史学、先秦诸子学、文学等传统的领域的成就，也决不会想到他的什么法学上成就的。或者，一谈到梁启超与法学的关系，脑子里便条件反射般地想到——且只能想到——短命的“百日维新”，而不能稍进跬步。事实上，笔者也一度停留在这样的认识水平上，但在拜读任公诸论后，却自感井底之蛙，实在是可笑可叹。

任公之于中国现代法学，实在不仅是热忱的实践，其于理论上的建树，学术之广博，影响之深远，也实在可当彼时第一人之称的。而其在法理学、宪法学、行政法学乃至国际法学上之建树，也实是彼时当之无愧的的最高水平。其中，他所作的《中国国会制度私议》、《各国宪法异同论》等有关宪政建设诸文，高瞻远见，为我国百年宪政史是留下了极浓极厚的大写意的一笔的。

笔者不才，愿略列文如下，以就教于方家。

一、引言:梁启超之生平简介及开题略述

生于耕读传世之家的任公自幼便习读中国传统儒学，其于《三十自述》中曾言到，自己四岁习四书五经，六岁后“五经卒业”，九岁“能缀千言”，十二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的经历。可谓一时神童。1890年十七岁，入万木草堂师从康有为习陆（九渊）王（阳明）心学、史学和西学。同时览阅西方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书籍，并对容闳、严复等翻译的西方社会科学和外国传教士傅兰雅、李提摩太译的历史著作反复研习，同时亦学习了其师康有为运用西学批判中国封建文化政治的方法。1894年6月，他随康有为入京参加会试。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次年中国战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发动“公车上书”，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等要求，名动一时。7月，《中外纪闻》在京创刊，梁启超作为“康门高弟”，当然地成为这一维新刊物的主要撰稿人。稍后的维新团体“强学会”成立时，梁更是担任书记之职，一度成为康有为维新活动的倚之为臂膀的得力干将。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东渡扶桑，协助康有为组织保皇会，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杂志，并通过以上刊物积极上撰写多篇文章和专著，全方位地向时人推介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先进政治法律理论和思想，猛烈地抨击了清王朝的腐朽黑暗，深刻地批判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伦理道德，为资产阶级正宪政思想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所谓“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

912年回国后，梁启超也一直置身于当时参政议政的潮流的最前沿。中间他虽然也几度宣布退出政坛，并也最终返回到学术的象牙塔中。但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期间他也是自觉不自觉地被卷入到20世纪初那场激烈的思想和社会动荡中。

当然，从整个思想体系来看，梁启超并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宪政理论系统，然而这并不妨碍其宪政思想的创见性。事实上，他用《新民说》、《少年中国说》、《中国不亡论》诸名篇，在前“五四“的一代青少年心中，埋下的个人自主的观念和对国家民族的情感所带来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因此，研究梁启超的宪政思想，无疑对研究我国百年宪政史具有了另一层意义。

另外，从本土资源论的角度出发，我们要追求宪政，首先需要的也必然是回到一国本土的历史资源去搜寻一些根源，此时，选择身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诸变，并作为其时一代“青年导师”的梁启超，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依稀记得保罗·雷兰在《中国的现代化:从1800年到现在的反思》中说，清末的变革是一个有根本意义的变革，由于其在政治，教育，军队等方面有了实质性的变化，社会有了质的改变。本文基于这样的出发点，希图通过对梁启超宪政思想的考察，摸清我国宪政思想上的一些脉络，并力求能在拙文中挖掘到一些梁的宪政思想对我国目前的宪政仍有助益的可宝贵的养分。

如此，则予愿足矣！

二:宪政的一般原理及梁启超宪政观大略

既然谈到梁启超的宪政思想，那么首先要弄明白的一个问题是何为宪政？

一般的看法认为:宪政就是宪法的政治，宪法是宪政的前提，宪政则是宪法的生命，宪法是静态的宪政，而宪政则是动态的宪法。宪法的内容直接决定宪政的内容，立宪的目的就是宪政的目的；没有宪法就谈不上宪政，而离开了宪政，宪法则成了一纸空文。总之宪政应当是一种“拿宪法规定国家体制、政权组织以及政府和人民相互之间权利义务关系而使政府和人民都在这些规定之下，享受应该享受的权利，负担应负担的义务。无论谁都不允许违反和超越这些规定而自由行动的这样一种政治形态。” 可见，宪政首先与宪法密不可分。那么有了宪法是否便意味着宪政的当然产生，宪法和宪政是否孪生呢？

陈独秀说不， “挂了共和招牌”，有了宪法，并不等于实行了“宪政”。当然对于相关的问题，任公也自有其思考的内容。

在《立宪法议》他曾经如此说道:“宪法何物也？立论出何令，更何法，百变而不许离其宗也”。他认为宪法作为“国家法律之根本大典” ，是一国其他法律产生的依据，为“一切国家法度之根源” ，是一国内社团个人共同的最高的行为准则，具有无上的权威。“无宪法不足以为国” 。据此他还将世界各国所施行的政治制度分为两种，“一曰宪法之政（亦名宪政之政）二曰无宪法之政(亦名专制之政) ”

可见，梁启超的宪政观，首先是将宪法作为政治法来看的，他积极鼓吹宪政，显然也正是希图发挥宪法的政治法功能来限制君权，充分的开拓民权。

虽然梁启超一直是以君主立宪制积极鼓吹者的面孔出现的，但对于绝对的封建专制制度，他却是深恶痛绝之，他指出，在这样的专制制度下，君主“使治人者有权，而受制者无权，收人者自主之权，而归诸一人”“议一人独相天下人之利” ，是最可痛恨的民贼专制政体，“使我数千年历史以脓血充塞，数万里土地为虎狼堀穴数百兆人民向地狱过活，有拂人性藐视国法，盗公产等十大罪状，是我辈之公敌也，大仇也。因此我辈实不可复生息于专制政体之下因此他专门指出，欲君权有限，不可不用民权，欲官权有限，更不可不用民权，宪法和民权，二者不可分离，此实不易之理，而万国经验而得之也。”

众所周知，现代宪政的理想是人民主权、法治国家，在制度设计上存在着两种基本思路，一是以绝对的个人权利限制政府权力的洛克模式，其二是以普遍的公共意志支配政府意旨的卢梭模式。从笔者对梁启超的考察来看，就他所接触的范围和个人的倾向而言，他更愿意选择——事实上，从他学说的主张上和一度的保皇运动来看，也是如此——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虽然日本模式可能在当时更受保守派的欢迎，但日本模式在梁启超看来过于集权，缺乏理想的空间），笔者私下谓之修正了的“卢梭模式”。

此外，梁启超对宪法的稳定性也给予了强烈的关注。他指出:“宪法与寻常法律异，宜有永久之性质，非可以朝令而暮改，此人人所同知也。” 事实上，从临时约法起，无论是革命党还是北洋军阀一系对宪法都缺乏必要的尊重。从革命党为限制袁世凯而特别将原先的总统制改为内阁负责制，到之后袁世凯、曹锟诸人掌政，期间宪法更迭频繁。有鉴于此，梁启超痛心疾首道:“大抵一制度之颁，行之平均不盈半年，旋即有反对之新制度起而推翻之，使全国国民彷徨迷惑，莫知是从，政府威信扫地尽矣。”

三、梁启超的理论之源泉

从梁启超的一生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其一为戊戌变法失败之前，这一阶段他主要是追随康有为并随其积极鼓吹各种改制的学说，其思想还基本上在康有为思想大树的阴影笼罩之下，尚未形成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其二为变法失败后东渡扶桑，积极学习翻译西方政治法律学说时期，这一时期是其思考和独立思想形成和发展的时期，也可以说是他一生的黄金时期；其三是大概20世纪20年代及其后他远离政治，潜心学术的时期。本文主要考察的是其前两个时期。

1、“康有为时代”的改制儒学

据其在《三十自述》中言“四五岁就王父及母膝下授四子书、《诗经》，夜则就睡王父榻，日与言古豪杰哲人嘉言懿行，而尤喜举亡宋亡明国难之事，津津道之。六岁后，受中国略史。五经卒业。其爱国民族之心已初步萌发。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十二岁应广州学院试”，中秀才，“补博士弟子员”。十七应广东乡试，中举，榜列第八。而初读《史记》《纲鉴易知录》，成民主大业之心益发坚定。其后受业于康有为，对其一生更是有着重大的影响。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在戊戌变法之前，作为“康圣人”的得意门生，“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 。这时候的梁启超作为康有为的附庸，还很少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主张，他鼓吹变法，批判守旧的理论武器仍然还停留在康有为鼓吹的“三世说”、“改制论”，并没有突破传统文化主义的视野。

2、“梁启超时代”所受泰西学说的影响

东渡前，梁启超虽也曾接触过一些当时有关的西方学说。如在《三十自述》一文中，他曾写道，在他中举的第二年（1890年）春天，他去北京会试，下第。经过上海时，购得徐继畲编著的《瀛寰志略》和上海制造局译的一些西书。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 。而在万木草堂学习期间，康有为为其诸弟子指定的业课中，《春秋公羊传》和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等今经文学典籍固然重要，而许多西学书籍也是必读的，其中包括江南制造局翻译的西方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容闳、严复译的社会科学和外国传教士傅兰雅、李提摩太译的历史著作等。梁启超不但在这里读到了当时译出的西书，而且还从老师康有为学习了运用西学批判中国的封建文化和政治。而1884年康有为展示给梁启超、陈千秋等少数几个得意弟子看的《大同书》初稿《人类公理》，其中提出的破国界、去产界的大同理想，包含着西方空想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深刻地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和极端的不平等制度，也使梁启超受益匪浅。

当然，梁启超对泰西政治法律学说营养的汲取和吸收，更重要的是集中在变法失败后流亡海外时期。东渡后，梁启超“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不谈伪经，不甚谈改制，而是致力于对传统封建主义旧文化的批判和西方资产阶级新思想的传播，这一时期开始进入史家所谓之“梁启超时代”。而他对泰西学说的景仰和学习也正于这一时期达到顶峰。

在《<饮冰室文集>原序》一文中他甚至如此说道，“末学肤受如鄙人者，偶有论述，不过演师友之口说，拾西哲余唾，寄他人之脑之舌于我笔端而已。”虽有些过谦的嫌疑，却也恰好验证了他内心深处对西方政治法律学说的取向及受影响的程度了。

当然囿于当时其所能接触到的和其思想所能接受的，据笔者的观察，与大多数刚刚“开眼看世界”的仁人志士相似，他所接受的西方政治学说，大致仍不外乎以下几种:

其一，为社会达尔文主义

自严复翻译赫胥黎《天演论》时，由于理解上的偏差。赫胥黎在该书中大量引用的其论敌“社会达尔文主义”代言人斯宾塞的观点被严复作为正文译出，在当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而斯宾塞将生物进化的观点运用到人类社会之中，并用“最适者生存”代替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更是受到了当时人们的信任。与其师友康有为，谭嗣同等一样，梁启超对严复所翻译的《天演论》一度推崇备至，并盛赞进化论的始祖达尔文道“前人以为黄金世界在于昔时，而末世日以堕落，自达尔文出，然后知地球人类，乃至一切事物，皆循进化之公理，日赴于文明。前人以为天赋人权，人生而皆有自然应得之权利，及达尔文出，然后知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非图自强，则决不足以自立。”（《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因此，他坚信“世道必进，后胜于今”（严复《天演论按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并以此作为其变法改革的理论基础。

其二，为卢梭的契约论

众所周知，现代宪政的理想是人民主权、法治国家，在制度设计上存在着两种基本思路——以绝对的个人权利限制政府权力的洛克的思路和以普遍的公共意志支配政府意旨的卢梭的思路。由于视野诸因素的影响，相对而言，梁启超对卢梭的契约论更情有独衷。他盛赞卢梭的民约论“如旱地起一霹雳，如暗界放一光明” ，许其是“法国大革命之原动力”“全世界之原动力” ，而“最适于今日之中国”者 。他接受卢梭的思想，认为，“政府之所以成立，其原理何在乎？曰:在民约。”

在《卢梭学案》中他如此写道:“凡两人或数人欲共为一事，而彼此皆有平等之自由权，则非共立一约不能也。审如是，则一国中人人相交之际，无论欲为何事，皆当由契约手段亦明矣，人人交际既不可不由契约，则邦国之设立，其必由契约，又岂待知者而决乎？”在契约论的国家起源说的基础，他进而认为“政府者，代民以任群治者也，故欲求政府所当尽之义务，与其所当应得之权利，皆不可不以此原理为断。” 因此既然封建制度下的法律都是帝王们自己私下随意废立，是“起于命令”而非“生于契约”，那么它的合法性基础自然也就崩塌了。

其三，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

诚然，梁启超对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是十分欣赏的。然而他对其却并非全盘接受。在写于1911年的《新中国建设问题》中，他列举了六种所谓“虚君共和”和“民主共和”政体，认为美国所采取的政体最合孟德斯鸠的学说。然而却认为这种政体，“惟美国人能运用之，而他国人决不能运用。我国而贸然欲效之，非惟不能致治，而必至于酿乱”，并因此借用西方资产阶级倡导的“三权分立”原则，结合我国情况，创造出了他自己独具特色的“三权分立说”，即由国会行使立法权，由国务大臣行使行政权，由独立审判厅行使司法权。他把统一“三权“的统治权称为“体”，当然，“体”是不可分的。而由国会、国务大臣、审判厅分别行使的“三权”称为“用”，这“用”是可分的，即所谓“三权之体皆莞于君主”。这就是说，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的“体”是完全相同的，君主立宪里的“君主”同君主专制里的“君主”一样，享有最高的权利。所不同是“用”，即在三权使用上，立宪政体对君主有某些限制罢了。并因此为其君主立宪说立论。

四、梁启超有关宪政建设的各具体架构的初步理想

1、 关于政党政治

初期的梁启超极为迷信政党政治的效用，他认为政党政治与宪政的实现有着密切的联系，政党可以起到“增进国民程度的作用”。他认为“在专制政体下，决无容政党发生之余地。政体既归于立宪，则无论其国体为君主，为共和，则非籍政党不能运用……非真立宪之国，不能有真政党，然非有真政党之国，，亦不能真立宪。二者互相为因，互相为果” 。为此，在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再到民国初年，数十年间，梁启超一直在为建立像西方那样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党政治身体力行，努力奋斗。然而事与愿违。戊戌变法103天的短命使他的这个理想还没付诸实践就成为泡影；辛亥后，他意图于袁世凯来建立政党政治，却迎来洪宪的复辟；终于将袁世凯气死推翻了，他又希望通过段祺瑞来再造共和，结果段和袁几乎如出一辙，不但共和变成了泡影，而且军阀混战，政治失序，社会动乱，民不聊生。严酷的现实，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的背离，使梁启超陷入了无限的悔恨和痛苦之中。1918年冬天，他明确宣称:“旧式的代议政治不宜于中国。” 他甚至还牵强附会地提出，要以中国封建社会的“民本主义”去矫正欧美代议制度的“流弊”。就连组党结社，他也十分反感，主张离之越远越好。1927年，他的很多朋友劝他组建新的政党，他均婉言谢绝。在致儿女们的信中讲:“我实在讨厌政党生活，一提起来便头痛。” 这样的一种政治心态，最终使梁启超下定决心远离政治，转向在思想文化方面做一些开启民智的最基础性的工作。

2、 有关报业与言论自由的思想

1895年，他在维新变法思想指导下，投身于异常活跃的办报活动，为了提倡新学，开通风气，协助康有为创办了《中外纪闻》，后又主笔《时务报》，他认为“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希望通过广泛介绍世界和国内的新事物、新思想、新学识，以改变闭关锁国，夜郎自大，阻挠变法的旧习，改变政治腐败，学问闭塞的现状，改变清王朝壅塞的状态，以使“风气渐开，百废渐举，国体渐立，人才渐出，”以救亡图存，免除外侮。及至戊戌政变之后，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对变法的失败进行了反思。在他看来，变法之所以失败，主要在于人民的愚昧落后和不觉醒，欲新国，必先新民，于是，开启民智，振发民气，培养民德，成为他办报为文的首要目的，先后创刊了《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广泛地介绍西方的政治、哲学、经济、教育和文艺，宣扬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和民权思想。

3 、私权自治

梁启超对政府公权力的界限十分注意，他认为公权力没有得到很好的界定，“其政府权限不定“，“虽民政之国”“人民终不得自由”。 要保障公民活动的自由而不受干涉，必须实行一定的私权自治，对公权力所能涉及的公民的自由要有所限制。

为此，他认为“然则其政府之权限当如何？曰:凡人民之行事，有侵他人之自由权者，则政府干涉之，苟非尔者，则一任民之自由，政府宜勿过问也。” 对于公民不侵犯公众权益的行动，政府不应该干涉。

诚然，这也是完全符合现代宪政研究者的关于对公权节制，私权有限自治的主张的。

4、关于政体的选择

在《新中国建设问题》中，梁启超列举了以下五种政体:

“第一种，人民公举大统领而大统领掌行政实权之共和政体。”如美国。

“第二种，国会公举大统领而大统领无责任之共和政体。”如法国。

“第三种，人民选举终身大统领之共和政体。”如罗马奥古斯丁时代、法国两拿破仑时代。

“第四种，不置首长之共和政体。”如瑞士联邦。

“ 第五种，虚戴君主之共和政体。”如英国。

并对以上五种政体进行了比照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他认为:美国式政体“选举大统领，竞争极剧”的情景不适合中国，而法国式政体“内阁更迭之耸人耳目”也是有害的，而第三种“名虽共和，实则最剧之专制”，诚不可取，第四种虽“非独裁机关”，然“然议长与其他六人职权实平等”的情景又是不利于决断的，因此他认为，英国式的“虚戴君主之共和政体”“虽未敢称为最良之政体，而就现行诸种政体比较之，则圆妙无出其右者矣”，坚定了其关于君主立宪的决心。

5、梁的三权分立法

梁启超借用西方资产阶级倡导的“三权分立”原则，结合我国情况，创造了他自己的三权分立说，即由国会行使立法权，由国务大臣行使行政权，由独立审判厅行使司法权。

他把统一“三权”的统治权称为“体”，这是不可分的。由国会、国务大臣、审判厅分别行使“三权”称为“用”，这是可分的，即所谓“三权之体皆莞于君主”。这就是说，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的“体”是完全相同的，君主立宪里的“君主”同君主专制里的“君主”一样，享有最高的权利。所不同的是“用”，即在三权使用上，立宪政体对君主有某些限制罢了。

6、有关议会与选举制度

梁启超一向十分重视在宪政中最具形式化和最具有民主象征性的议会及选举制度。他认为:法律上“国会者，为限制机关以与主动机关相对峙。” 强调了国会作为国家立法机关和监督职能。政治上“国会者，代表全国人民之势力者也。” ，是民意机构。

在组织上，梁启超主张学习英国，实行两院制。同时又有所改良，以左院对上院，右院对下院。而左院与英国之贵族上院又有所区别。右院则“平等代表全国国民，故必以人民所选举之议员组织而成。”

当然议会制度中最重要的是选举制度。在这一点上，梁启超将各国选举制度一分为二，一是普通选举和限制选举。而“普通选举者，谓一切人民皆有选举权也；限制选举者，谓以法律指定若干条件，必合于此条件，或不及于此条件，乃得有选举权也” ，并以财产为其区别。而对于中国究竟的选择，梁启超认为，限制选举制是一种极其有害的制度，特别是以财产作为限制的标准的限制选举，他认为“财产与选举决不容有特别的关系” ，因为“财产与政治能力，决非常能相一致” 。实行财产为界限的限制选举制，“使大多数人，不能感国家与己身之利害关系，则将流于少数政治，其反于立宪之本意甚明” 。另外，对于间接选举和直接选举的利弊，梁启超也做了分析。一方面，他认为直接选举能反映多数人意见，故能热心负责的投票，所以直接选举优于间接选举。而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由于“第二选举人地位较高，交通较广，对于议员候选人较易周知”“能鉴别被选人之才能性行，择最良者而举之” ，故而间接选举较之直接选举更能“组织最良之国会”。

五、总结

诚然，就“五百年一兴替”的专制集权政体而言，民主宪政政体的建立，实在是人类历史不可阻挡的潮流。百年以来，关于其具体模式的选择，则有着各种各样的主张和学说，有着令人惊叹的智慧的撞击，有着应和着整个时代的声音乃至提前于整个时代的呐喊。

我们生活在一个剧变的转型时代。我们目睹了古老传统法文化的碎裂以及传统法文化创造性转化的艰难，我们得在一个全球一体化以及思想多元化的世界中寻求我们自己的法治之路。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如本雅明说的:It is only for the sake of those without hope is give to us.

而对于梁启超，虽然我们在宪政的建设之路上未必都认同他当年的思想，然而，他对自己所追求的思想的执著，他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一生的精神，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政治责任感，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和理论家的人格，诚可为我等所学习，他如流星般在20世纪政治史的黑暗的夜空中所划出的耀眼光辉，斯可光照千秋。

“军政、训政、宪政”三部曲：孙中山设计的政治路线图[转帖]

“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理论是孙中山设计的政治路线图。1923年1月29日，孙中山于《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上发表《中国革命史》一文，称:“从事革命者，于破坏敌人势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于国民建设能力之养成，此革命方略之所以必要也。余之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

鉴于辛亥革命后中国不仅没有走向民主共和的道路，却相反走向了军事强人政治，国家因经内战四分五裂的经验，他认为其原因就在于“由军政时期一蹴而至宪政时期，绝不予革命政府以训练人民之时间，又绝不予人民以养成自治能力之时间，于是第一流弊，在旧污未能荡涤，新治无由进行。第二流弊，在粉饰旧污，以为新治。第三流弊，在发扬旧污，压抑新治。更端言之，第一为民治不能实现，第二为假民治之名，行专制之实。第三，则并民治之名而去之也。”军政时期即“以党建国”的暴力革命时期，训政时期即“以党治国”时期，宪政时期即“还政于民”时期。

1924年孙中山发表了《国民政府建国大纲》，集中阐述了他三阶段的政治主张:“在军政时期，一切制度悉隶于军政之下。政府一面用兵力扫除国内之障碍；一面宣传主义以开化全国之人心，而促进国家之统一”；“凡一省完全底定之日，则为训政开始之时，而军政停止之日”；“在训政时期，政府当派曾经训练、考试合格之员，到各县协助人民筹备自治。其程度以全县人口调查清楚，全县土地测量完竣，全县警卫办理妥善，四境纵横之道路修筑成功；而其人民曾受四权使用之训练，而完毕其国民之义务，誓行革命之主义者得选举县官，以执行一县之政事；得选举议员，以议立一县之法律，始成为一完全自治之县。一完全自治之县，其国民有直接选举官员之权，有直接罢免官员之权，有直接创制法律之权，有直接复决法律之权”；“凡一省全数之县皆达完全自治者，则为宪政开始时期，国民代表会得选举省长，为本省自治之监督。至于该省内之国家行政，则省长受中央之指挥”，“全国有过半数省分达至宪政开始时期，即全省之地方自治完全成立时期，则开国民大会决定宪法而颁布之”；“宪法颁布之后，中央统治权则归于国民大会行使之，即国民大会对于中央政府官员有选举权，有罢免权；对于中央法律有创制权，有复决权”；“宪法颁布之日，即为宪政告成之时，而全国国民则依宪法行全国大选举。国民政府则于选举完毕之后三个月解职，而授政于民选之政府，是为建国之大功告成。”

以上的这段话明确表明了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的演进标准，即国民政府用武力完全占领一个省，即该省进入训政阶段；在此阶段，政府派员训练、协助人民建立一个自治的县，并直接选举县级官员；当一个省所有的县完全自治后，即该省就进入宪政阶段，可以选举省长；当全国有一半的省进入宪政阶段后，即全国进入宪政阶段，颁布宪法，由人民选举新的中央政府，而国民政府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就此解职。孙中山并没有给出三阶段的具体时间表，而是提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标准。

1928年10月，随着张学良的东北易帜，中国至少在名义上统一于青天白日旗下。国民党中央常委会根据《国民政府建国大纲》，通过并公布了《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宣布中华民国由“军政”时期进入“训政”时期。《训政纲领》要点为:

1、中华民国于训政期间，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

2、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付托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

3、同时，由国民党训练国民逐渐推行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

4、国民政府总揽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种治权，但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要受国民党中执委政治会议指导监督。

这些规定成为训政时期国民党当局党政关系的最高原则。国民党元老胡汉民认为国民党就是“训政保姆”:“国民在政治的知识与经验的幼稚上，实等于初生之婴儿；中国国民党者，即产生此婴儿之母；既产之矣，则保养之，教育之，方尽革命之责；而训政之目的，即以保养、教养此主人之成年而还之政，为其全部之根本精神。”针对指责国民党是“**”的言论，胡汉民进行了反驳:“于建国治国之过程中，本党始终以政权之保姆自任。其精神与目的，完全归宿于三民主义之具体的实现。不明斯义者，往往以本党之训政主义，比附于**之阶级专政论，此大谬也！”

但反对者并没有停止批评，胡适于1929年5月发表了《人权与约法》一文，要求“快快制定约法以确定法治基础”；“快快制定约法以保障人权”，强调训政不能没有法治。1931年2月，国民党高层内部为是否制定训政期间的约法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立法院长胡汉民反对制定约法，他认为孙中山的遗教和著作就是训政期间的最高纲领，没有必要新制定一部约法；而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则极力主张制定约法，冲突以蒋中正拘押胡汉民，罢免其立法院长而结束。几天后，3月2日，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临时会议议决:国民会议决制定约法，推吴敬恒、李煜瀛、王宠惠、于右任、丁惟汾、蔡元培、叶楚伧、邵元冲、刘芦隐、孔祥熙、邵力子为约法起草委员。同年5月1日，中央全体执监委员临时会议通过约法草案，国民政府于是年6月1日正式公布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约法的产生竟然是蒋中正运用非程序手段的结果，这真是中国式的幽默。

《约法》分为“总纲”、“人民之权利义务”、“训政纲领”、“国民生计”、“国民教育”、“中央与地方之权限”、“政府之组织”、“附则”共八章八十九条，其核心第三章“训政纲领”明确规定“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其职权由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之”，“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由国民政府训导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种治权由国民政府行使之”。《约法》肯定了人民的“权利”、“自由”，第二章“人民之权利义务”规定:“国民无男女种族宗教阶级之区别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人民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人民之住所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搜索或封锢”，人民有信仰宗教、迁徙、通信通电秘密、结社集会、发表言论或刊行著作、请愿等自由，“非依法律不得停止或限制之”。

这是国民政府发布的第一部宪法性文件，明确了以党代政原则，国民党最高权力机构即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政府由党直接组织，中央所有政府机构领导官员皆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法律的制定、修正和解释权，一切立法原则的决定权，均由党的机构执掌，党的决议具有法律效力；国家行政决策权亦属党的机构，中央政府本身无权决定重大问题，一切听命于党的机构，政府为**的工具。但同时，约法也明确保障了人民的宗教、结社、言论、请愿、秘密通信的权利和自由，比起此前的《训政纲领》是一大进步。

在以党治国的运行机制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的地位和作用起到了党与国之间的桥梁作用，它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与国民政府成员组成，“政治会议为全国训政之发动与指导机关，……对于党为其隶属机关，但非处理党务之机关；对于政府，为其根本大计与政策方案的发源之机关，但非政府本身机关之一。换言之，政治会议实际上总握训政时期一切根本方针之抉择权，为党与政府间唯一之连锁。”

虽然这部约法的核心是以党治国，但它也开宗明义声称:“国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建设中华民国，既由军政时期入于训政时期，允宜公布约法共同遵守，以期促成宪政，授政于民选之政府。”说明国民党在理论上承认宪政是自己的政治目标，训政是为达到宪政的一种过渡政治。早在1929年，国民党就宣布了训政期限为6年，这决定了训政是一个有着时间限制的过渡阶段。

尽管国民党以“训政保姆”自任，但训政伊始，国民党的训政理论就遭到了强烈攻击，反对“**”、“以党治国”，要求“还政于民”的批评声不绝于耳。《约法》公布不久，就发生了918事变，为了抗日救亡，团结全中国最广大的人士成了必然的选择，而早日实行宪政似乎就成了最好的道路。国民党中央的高层也出现了支持“结束训政，实行宪政”的要求。早在1931年10月，孙科提出了“速开党禁，实行民治”的主张。1932年4月，刚上任不久的立法院长孙科发表了《抗日救国纲领草案》，提出“于最近期间，筹备宪政之开始”，并要求开放党禁，遭到了时任行政院长汪精卫、监察院长于右任的公开反对。于是这三位国民政府的院长进行了公开点名的辩论，引发了一场关于宪政与训政的全社会的大辩论，大大推动了国民党的宪政步伐。同年12月20日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第三次大会决议，通过孙科等提案:积极进行地方自治工作，并于1935年3月召开国民大会，议决宪法，从速起草宪法草案。1933年1月，立法院指定了以孙科为首的宪法起草委员会，正式开始了宪法草拟工作，次年10月，宪法草案于立法院二读通过。1935年10月，国民党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宣言提出:“开宪治，修内政，以立民国确实巩固之基础”，“国民大会须于二十五年（即1936年）以内召集之，宪法草案并须悉心修订，俾益臻于完善”。随后的12月4日，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决议第二年5月5日宣布宪法草案，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10月10日前代表选举完毕。1936年4月23日，国民党中常委通过了《宪法草案修正原则》，及《国民大会组织法》、《代表选举法修改原则》，1936年5月5日，国民政府准时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这份宪草因此又称之为《五五宪草》。

《五五宪草》分为“总纲”、“人民之权利义务”、“国民大会”、“中央政府”、“地方制度”、“国民经济”、“国民教育”、“宪法之实施和修改”共八章，其特点为

1、保障人民之自由权利:因制定于抗日战争爆发之前，鉴于当时之宪政运动，是集中国力以救国的运动，因此对于人民的自由权利，采取间接保障制度，有关条文，多有“非依法律不得限制之”的规定；

2、行使政权之国民大会:遵照权能划分的理论，规定国民大会之职权，为选举、罢免政府重要官员，创制、复决法律，修改宪法，宪法赋予之其它职权等六项之多，足以收政权机关合理控制治权的实效。

3、行使治权之总统与五院:规定总统及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四院，皆对国民大会负责；行政院院长对总统负责，“政府有能，人民有权”；行政院与立法院之关系，互相平等。

4、均权主义与地方制度:对于中央与地方权限规定:实行县自治，“凡事务有因地制宜之性质者，划为地方自治事项。”

5、国民经济与教育:将国民经济与教育两大问题，各列专章，共有二十三条，为实现民生主义的必要措施。

1936年5月14日，国民政府公布《国民大会组织法》和《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其中规定:“国大”代表总数为1，200名。选举分为区域选举、职业选举、特种选举三种。区域代表和职业代表的候选人，分别由各县之乡长、镇长、坊长和机关职员推选，最后由国民党政府指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按:共计140人)为“当然代表”。至于选民资格则规定:年满20岁的中华民国国民，“经公民宣誓者，才有选举代表之权。”由于中日关系又趋于紧张，华北地区的国大代表未能及时选出，国民大会无法按时召开。同年12月12日，爆发“西安事变”，国内形势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因此1937年2月20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议决国民大会定于本年11月12日召开。

1937年4月，立法院又对《国民大会组织法》和《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进行了修改，鉴于人们的反对，取消了由国民党政府指定候选人的办法，但同时却又规定:另设“指定代表”240人，国民党候补中、监委员(按:共计68人)也得为“当然代表”。这样，“当然代表”、“指定代表”、“特种选举代表”总计达600多人，占代表总数的40%，其余的则为区域和职业的两种“民选”代表。至1937年夏，除河北、察哈尔、北平、天津、东北、台湾等地或被日本占领，或“华北自治”情形特殊以外，其余各地的国大代表选举均已完成，然而正在此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大会无法按时召开，自此中国的宪政之路被严重阻断，中国进入了战时状态。

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理论充满了争议，支持者认为这是中国民主化的必由道路，中国人由于缺乏民主经验，空有宪法之名，但无法有效履行宪法，反而会被某一政治集团或强人利用。孙中山认为:“不经训政时代，则大多数之人民久经束缚，虽骤被解放，初不了知其活动之方式，非墨守其放弃责任之故习，即为人利用陷于反革命而不自知。”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孙中山才设想出了这一理论。而胡汉民的“训政保姆论”更是这一理论的生动形象的阐释。反对者以胡适为代表:“我们可以明白中山先生的主张训政，只是因为他根本不信任中国人民参政的能力”；“人民需要的训练是宪法之下的公民生活。政府与党部诸公需要的训练是法治之下的政治生活。‘先知先觉’的政府诸公必须自己先用宪法来训练自己，裁制自己，然后可以希望训练国民走上共和的大路”；“绝少数的人把持政治的权利是永不会使民众得着现代政治的训练的。最有效的政治训练，是逐渐放开政权，使人民亲身参加政治里得到一点政治训练。说句老实话，学游泳的人必须先下水，学弹琴的人必须先有琴弹。宪政是宪政的最好训练。”

追寻汉末士魂[转帖]

　　■袁济喜

　　东汉末年，中国士大夫经受了炼狱的煎熬。公元166年与公元169年至176年，在中国的东汉末年，曾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士人与官僚、外戚相结合，反对祸国殃民的宦官最后遭致残酷迫害的事件，史称“党锢之祸”。读《后汉书·党锢列传》与《世说新语》等史籍，迄今仍能感受到东汉士大夫在那风雨

　　如晦，鸡鸣不已的岁月中凸现出来的凄美士魂。追寻往昔，令人叹扼。

　　登车揽辔

　　春秋战国以来，社会处于剧烈变革之中，原先的政治格局被打破，许多上层贵族骄奢淫逸，昏聩无能，不能应付日益变动的社会关系，处于下层的士一跃成为政坛的活跃人物。当时的士与君主的关系不仅是君臣关系，还有师友关系等，其人格是相对独立的。到了汉代社会，天下一统，君臣之序分明，士不能再像战国时代那样游说于各国之间，也不可能再聚徒讲学，说东道西了。西汉著名文人东方朔在其赋作《答客难》中，对当时士人地位的转折作过精辟的分析。在西汉末年的农民起义中，士一度又恢复了先秦时代的地位。随着东汉时代士人的日益强盛，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具备的忧患意识也日渐成熟，它们以自觉的道德追求为己任，积极参与到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去。

　　东汉王朝与西汉相比，由于一开始就倚靠的是世家大族，不像西汉开国君臣靠的是一些下层官吏与屠沽负贩、吹箫引车之徒。光武帝加强专制统治中另一个措施就是加强皇帝个人的权力，这样势必依靠宦官与皇族的力量，最后导致这两批人的内讧。在宦官与外戚的车轮大战般的内讧中，东汉王朝一步一步地走向了灭亡。在这场政治斗争中，不少同情外戚的官僚士族与当时太学生也被卷了进去。鲁迅先生说：“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对于士大夫来说，当然是极度鄙视这些宦官的。东汉末年士大夫与宦官的斗争，不仅是政治上的斗争，而且具有了人性中善与恶、文化与反文化较量的意义。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在他的《日知录·两汉风俗条》中论及后汉的“党锢之祸”时说得很透彻：

　　西汉时自从汉武帝表彰六经，倡导儒学以来，虽然经师很多，学的人也不少，但儒学的真谛并未被弘扬，许多人只是将儒学作为功名利禄的工具，所以汉末王莽篡权时，许多人竞相上书祝贺，颂扬王莽的功德。光武帝建立东汉后，鉴于这种状况，于是加强了教化，尊崇节义，考察名实，所任用的人，都是以经明行修著称的人，风气为之一变。等到东汉末年时，朝政昏黑，国事日非，而那些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正如诗经中所说的“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自夏商周三代以来，风俗之美，还没有超过这一时期的。(据原文今译)

　　顾炎武认为东汉末年那些敢于和宦官的邪恶势力作斗争受到禁锢与迫害的党人(即官僚士大夫与京中的太学生)，他们在斗争中体现出来的英勇无畏、舍生取义的行为是受到儒学教化作用的结果，这一点与西汉的官僚士大夫只会背诵经义、洁言污行的举动是截然不同的。

　　我们现在读《世说新语》、《后汉书》等典籍中，发现那些最能打动人的便是士大夫阶层以天下为己任，不避时难的气概，虽是古籍中三言两语的记载，也可以见出中古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豪气与精神。《世说新语》卷一《德行》篇载：“陈仲举(蕃)言为士则，行当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后汉纪》卷二十二载：“汝南人范滂……后为太尉黄琼所辟，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陈蕃、李膺、范滂都是当时士林中的领袖人物，中国士大夫阶层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与人格追求，在他们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已经呈现出一种群体的自觉意识，“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寥寥数语，将这些仁人志士的高风亮节传神写照，它较之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萎顿，有天壤之别。

　　《世说新语》本是魏晋风度的写照，编写者是刘宋时的刘义庆，注释者是齐梁时的刘孝标，当时是一个所谓风教陵夷、崇尚虚无的时代，但即使在这种年代，汉末士大夫的高风亮节依然为南朝人所景仰，其道德感召力是无法抗拒的。《世说新语》的第一篇就是《德行篇》，记载的是汉末士大夫的精神风采。胡适有一篇文章叫《领袖人才的来源》，其中就十分推崇汉魏士大夫的风度气概。他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士大夫’，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范型式的领袖人物。他们的高下优劣，总都逃不出他们所受的教育训练的势力。某种范型的训育自然产生某种范型的领袖。”他认为东汉士大夫的气概风范，源于汉代实行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贵族教育。

　　在东汉末年大厦将倾、风雨欲来之际，士大夫与官僚阶层勇敢地肩荷起“澄清天下”的责任。比如李膺在第一次党锢之祸受迫害遇赦后，再度被起用为司隶校尉，虽屡经挫折，但刚直之性不改。依然执法严明，公然不避权宦。宦官张让之弟张朔为野王令时作恶多端，一听到李膺复起为司隶校尉，知道大势不好，于是躲到兄长的家中，李膺得知后，亲自率领吏卒抓住张朔，立即处斩。张让到皇帝面前告御状，桓帝责问李膺为什么先斩后奏？李膺理直气壮地说：“过去春秋时晋文公抓卫成公回到京师，《春秋》上不以为非。《礼记》上说，公族有罪，虽然天子宽宥，办案的官员可以依法不从，孔子为鲁国司寇时，七日就杀了少正卯，现在我到任已经一旬有余，即使陛下要杀了我，也望宽限五日，等我杀了那些元凶，再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桓帝听后也说不出什么，只好对张让说，这是你弟弟罪有应得，不能专怪司隶。后来那些宦官，即使遇到休假也不敢外出，桓帝奇怪地问其原因，众宦官叩头流泪说道：“畏李校尉。”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中曾比较唐代与明代士大夫与宦官作斗争时，其勇气远远不能与东汉的官僚士大夫相提并论。

　　令人感动的是,汉末士大夫往往以“同志”为荣。如《后汉书·刘陶传》云：“陶为人居简，不修小节，所与交友，必也同志。好尚或殊，富贵不求合；情趣苟同，贫贱不易意。”这是说刘陶所交的都是志同道合之士，不以富贵势利推行为交易的准则。《后汉书·贾彪传》载：“延熹元年党事起，太尉陈蕃争之不能得，朝廷寒心，莫敢复言，彪谓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祸不解。”于是贾彪奋然去游说外戚窦武，冒死上书皇帝，使第一次党锢之祸始得平息。当时还有一种会葬的仪式，最能将名士召集到一起。它在悲愤的气氛中将同志之心相沟通，而与朝廷的黑暗相抗争。前太尉黄琼，虽然因病家居两年，但他始终没有忘怀国是，临死之前，给桓帝上书，要求皇帝从宦官专政中醒悟过来，无奈皇帝执迷不悟，黄琼最后饮恨而亡。死后，四方名士争往会葬。在低沉悲愤的挽歌之中，人们素衣白冠，会聚一起，多至六千人。这种会葬，无疑是对朝廷的抗争。名士郭泰在第二次党锢之祸起来后，不久郁郁死去。年仅四十二。四方之士千余人皆来会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有人曾问范滂，郭泰是什么人，范滂这样回答道：“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此外非我所能知呢！”范滂对郭泰的评价，其实正可以说汉末士大夫已有春秋战国时代士的独立人格精神，也下启人们所赞美的魏晋风度之先河。

　　值得一提的是，后汉那些士人决没有宋代之后中国读书人那种迂腐的头巾气，而是犹存古代燕赵慷慨悲歌之士遗风。比如李膺亲率士兵，逮捕恶棍，就地正法时的豪气，还有黄浮杀宦官子弟、暴尸街头时的刚烈性格。再如衮州刺史第五种上书弹劾宦官单超之弟单匡贪污受贿，反受单超报复，将他流放到朔方，原来朔方太守董援，乃是单超的外孙，第五种到了朔方，哪里还会有活路？幸亏这宦官的阴毒心计为第五种原来在高密为官时的下属孙斌所侦知，于是孙斌率侠客数人，星夜追到第五种一行，当即杀死押送的吏卒，将第五种藏于孙斌友人之家，免去了宦官的毒手。

　　其实中国古代最早的士与侠是不可分的。汪涌豪教授的《中国游侠史》考证了中国西周时代的士大都是指武士。他们平常为卿大夫的家臣，统御百姓，战时则执干戈保卫家园，并无严格的文武区别。顾颉刚先生认为后世武士所以转化为文士，主要是在春秋之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日渐以道德之教为本，甚至羞言军旅之事。于是战国时期，出现了儒侠分流，“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不过儒侠并没有那么严格的畛域，儒侠从内在精神来说，应该是相通的，这就是追求正义、公平，舍身忘死，孔子所倡导的那些士的人格追求，其实也是侠所遵守的，如“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杀身成仁，可以说是儒侠都追求的道德境界。据说孔子弟子中就有所谓漆雕氏之儒，有侠义之气，在当时诸侯中很有影响。故近代国学家章太炎作《儒侠》一文，认为侠出于儒，他说：“世有大儒，固举侠士而并包之。徒以感慨奋厉，矜一节以自雄，其称名有民于儒焉耳。”章太炎认为像孔子弟子漆雕氏这样的儒，神色坚毅，不避权门，以气为重，正是侠义精神的表现。

　　东汉桓帝死后，幼年的汉灵帝继位。这是一个更为昏聩的皇帝，他离不开宦官。当时由窦太后临朝，外戚窦武掌握政权，他同陈蕃合作，起用被禁锢的党人。窦武与陈蕃本打算消灭宦官的势力，但事机泄露，窦武兵败被杀，陈蕃等也被捕杀。在宦官的操纵下，汉灵帝大兴党狱，杀李膺、范滂等一百多人，禁锢六七百人，太学生被捕一千余人。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

　　魂归何处

　　其实，这种惨烈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从深层的历史原因来说，有其必然性。在中国社会演变出现波折的时候，知识分子往往甘愿充当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殉道角色，这是一种性格悲剧。当两次党锢之祸的腥风血雨弥漫一时，士人的悲歌也就分外高厉激昂。

　　范滂第一次出狱时，南阳士大夫迎之者千人有车数百辆之多，当是时，天下皆美党人而秽浊朝廷。景毅让其弟子做李膺的门徒，当他发现党锢名单上没有自己时慨叹道，本来我就是让弟子以李膺为师的，岂可因漏名而侥幸？于是自己上书辞去官职，回归故里。党人张俭在被宦官追捕时，许多人受到牵累，为之招来杀身之祸，但这些**而无怨。陈留人孔褒，是孔圣的后裔，与张俭是至交，张俭逃到他家，孔褒外出，弟弟孔融在家。张俭很沮丧，孔融见状就笑着说，兄虽不在，难道我就不能做主吗？于是留张俭住了几天。郡吏闻风前来追捕时，张俭已经离去，于是郡吏将孔融孔褒一起带走。孔融首先认罪，说是兄长不在时是我擅作主张，由我承当！孔褒则说，张俭来找的是我，弟本不知，我当坐罪！郡吏不能定案，又把孔母叫来讯问。孔母则说妾夫已殁，妾为一家之主。家事处分，应由家长承担。郡吏见他一门争死，案子难以定谳，于是申报朝廷，那些宦官仍不放过孔家后裔，竟让皇帝下诏处死孔褒。孔融经此大难而名声大振，后为建安七子之一。

　　鲁迅早年也曾慨叹中国少有敢于吊抚叛客的战士，但是在汉末年代，这种吊抚叛客的侠义风尚还是很浓的。在生死面前，人性的考验显得分外严峻，而唯有胸中有浩然之气的正义之士，才能将生死置之度外。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指出评论《世说新语》中记载的嵇康就义情景指出：“这是一班在文化衰堕时期替人类冒险争取真实人生真实道德的殉道者。他们殉道时何等的勇敢，从容而美丽。”汉末党人在邪恶与强暴面前展现出来的凛然正气与不屈精神，应该说是嵇康的先导。范滂在第一次党锢之祸入狱时，狱吏对他说，犯官按规矩应祭皋陶。皋陶传说是大舜时的法官，以执法公正严明著称。然而，在权阉当道人妖颠倒之时，哪还有什么法度可言？范滂正义凛然地说，皋陶为古时直臣，如果知道我无罪，当代诉天帝，如果不能的话，祭了又有什么用？其他入狱的官僚听了范滂的话之后，一起罢祭。在审讯中，宦官头目王甫诘问范滂为何诽谤朝政，勾结党徒？范滂应声答道，孔子说，见善如不及，见恶如探汤，士大夫在世当使善恶分明，扬善去恶。现在朝廷将正人君子说成朋党，难道善反为恶，恶反为善吗？说得王甫哑口无言，只好将案子上报皇帝。

　　第二次“党锢之祸”兴起后，范滂首当其冲。当督邮吴导奉命前往逮捕范滂，经过范滂暂居的居羌县时，内心悲哀无奈，在驿舍中哭泣，恰好被范滂听到，他闻声而悟，这位官员一定是因为要抓我感到为难而哭，于是马上到县中自首。县令郭揖，见到这位名士后大惊，立即拿出印绶，要与范滂一起逃亡，对他说，天下之大，什么地方不可容身？为什么一定要去自首？范滂激昂地说，我死之后，才可以使更多的人免祸，岂可因罪而连累你？何况老母年岁已高，我如果逃亡，不是要连累老母吗？于是县令只好派人迎来范滂的老母，与之诀别。范滂哭着对老母说，弟弟素来孝敬，能奉养老母。愿母亲勿为我而伤悲，就当儿生病而死罢了。这位老夫人也是一位烈性妇女，她含泪对儿子说，你现在已与李膺杜密这些名士齐名，既已成名，就当舍身取义，若又想求长寿，天下事恐怕没有这样两全的呢！范滂长跪聆受老母的教诲。转身又对儿子悲愤地说，我欲叫你们为恶，恶不可为，我要让你们学善，这就是我的下场！路旁听者无不为之流下眼泪。于是范滂与家人诀别后，随督邮吴导入狱，不久被宦官在狱中拷打而死。范滂，以他的就义，为自己的人生信念写下了最后的一笔，这种求仁得仁的气度令人感慨，“他们殉道时何等的勇敢，从容而美丽。”(宗白华语)他以其生命的实践，控诉了在人妖颠倒的年代之中，正直的人无路可走的悲剧。自古以来，中国传统的人生教育都是福善祸淫，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两汉的天人感应论更是宣传这一套价值观念。然而党锢之祸中范滂揭示的人生悲剧却宣告这种学说的虚妄。正是有了“党锢之祸”，才逼使汉末的士人对社会人生展开了重新思考，血色士风，在汉末的人生迷途上写下了悲壮而无奈的一笔。林语堂《中国人》一书对此评论道：

　　汉末前后，中国的文人学士们并非对世事麻木不仁。事实上，政治批评在这个时期是最激烈的。当时文人学士的首要人物及太学生有三千多人，他们积极参与时政的议论，对国家政策或皇亲国戚们的行径作了坚韧无畏的抨击，甚至敢于对宦官太监乃至皇帝表示不满。然而没有宪法保障，这个运动被宦官镇压下去了。二三百个学士，有的是全家，都被处死，流放，或监禁。这是在公元前166年至169年发生的事，史称“党锢之祸”。这次镇压如此彻底，如此广泛，整个运动即刻夭折，它的影响也持续了一百多年。从此开始了对消极避世的崇拜和对女人、诗、道家神秘主义的狂热追求。

　　林语堂的分析，指出了汉魏之际士人道路变迁的原因。公元184年开始的黄巾农民起义发生后，汉灵帝害怕党人与黄巾军相勾连，于是下诏赦免党人。当时宦官由于作恶太多，害怕农民起义军对他们的打击，有些暗作内应，有些试图投降，倒是原先的党人如卢植等人还在替朝廷卖命。经常说“张常侍(张让)是我的父亲，赵常侍(赵忠)是我的母亲”的汉灵帝这才觉得那些阉竖是靠不住的，他斥责宦官说，你们总说党人想造反，该杀该禁锢，现在党人给国家出力，你们反倒和黄巾通情，该杀不该杀？汉灵帝转而想到士族，然而士族对皇权业已失去信心，他们既恨

　　宦官，更怕农民起义。纷纷组织自己的武装，等待割据时机的到来。公元189年，汉灵帝死去，皇子刘辩继位。何太后临朝，何进掌朝政。出身屠户的何进目光短浅，他企图依靠地方豪强董卓杀宦官，宦官们孤注一掷，先杀死何进，于是就像人们熟知的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开始描写的一样，早已恨透宦官的豪强士族的代表袁绍、袁术兄弟与曹操等人联合起来，杀死宦官两千多人，宦官势力至此全部被消灭。董卓进京后，逐走袁绍，废皇太子刘辩，杀何太后，立汉献帝，而豪强与世族的势力则在地方割据中日益发展起来，东汉王朝也就名存实亡了，从此，中国历史上开始了将近四百年的动荡。汉末士魂，融入魏晋风度之中，正如我在《魏晋风度与现代人生》一文中所说，这种新型人生观与精神观既是对于旧的道路的转变，也是对于新的人生观的追寻，魂归何处，这是中国士人永恒的人文追寻，也是士人不泯精神的薪火相传。
 

杜聿明率部出征[转帖]

　　　　作者：郭胜伟 出版社：中**史出版社

　　杜聿明：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国民党中将军衔。1933年3月，杜聿明和关麟征奉命率第二十五师北上，参加长城抗战。在古北口战役中，关麟征负伤后，杜聿明代理师长，全师与日军血战三昼夜，以伤亡四千余人的代价，给日军以沉重打击。1937年8月，淞沪抗战爆发后，杜聿明率装甲兵团第一营开赴上海，参加对日军作战。同年12月，装甲兵团的战车第一营留在南京，参加了南京保卫战。1938年1月，装甲兵团扩编为装甲师，番号为陆军第二〇〇师，杜聿明任中将师长。同年12月，第二〇〇师扩编为新编第十一军，杜聿明任副军长。1939年1月，新编第十一军又扩编出陆军第五军，杜聿明升任第五军军长。该军是当时国民党军队中唯一的机械化军，下辖第二〇〇师（师长戴安澜）、荣誉第一师（师长郑洞国）和新编第二十二师（师长邱清泉）。1939年11月，日军进攻广西，企图切断广西至越南的国际交通线，封锁盟军对国民党政府的物资援助。为阻止日军北进，杜聿明于1939年11月奉命率第五军参加桂南会战。在昆仑关战役中，他指挥所部三个师，与日军浴血奋战，曾三次从日军手中夺回昆仑关，取得昆仑关战役的重大胜利。是役共歼灭日军六千余人，击毙日军前线指挥官、第五师团第十二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取得了昆仑关战役的重大胜利。1941年2月，杜聿明作为“中国缅甸印度马来西亚考察团”团员，前往缅、印、马三国考察，为出兵缅甸，打通滇缅公路作准备。1942年3月，根据中英两国政府签订的协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以杜聿明的第五军、甘丽初的第六军和张轸的第六十六军组成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开入缅甸对日军作战。杜聿明任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副司令长官，代行司令长官职权。从3月中旬到4月初，杜聿明指挥第五军和第六军在东爪、毛奇、斯瓦河南北两岸抗击日军进攻，在同古保卫战中，第五军第二〇〇师在师长戴安澜的指挥下，与日军浴血奋战11昼夜，共歼敌5000余人，在中国远征军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4月初，杜聿明又参加指挥了仁安羌等战役。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定胜利完成这次攻坚任务，

　　痛歼日寇，收复昆仑关！”

　　在我们人类发展的历史上，1939年秋，那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多事之秋。

　　在欧洲，德国于9月1日入侵波兰。两天后，英法两国宣布对德开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由于国际关系在战争中的巨大变化，中国的抗日战争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此时的中国战场正处于战略相持阶段，中日两军在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等地激烈拼杀，日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惨重的伤亡。

　　同年，9月13日，日军大本营作战部长富永恭次少将提议，可以乘英法对德作战，没有精力顾及远东殖民地的时机，派兵力迂回中国南方，攻占钦州、南宁，切断中国与法属越南之间的运输通道。

　　而这条隐藏在深山密林之中的运输线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十分重要。来自国际的援助和中国政府在国外购买的大量军备物资从这条运输线源源输入国内，这是我国抗日作战能力的保障之一。封锁了这条运输线，我国将蒙受巨大损失。

　　与此同时，日军情报部门了解到：国民党军只有少数部队在广西钦州湾一带海岸线布防，有利于沿钦县、防城、合浦一线实施突然强力登陆，而后占领南宁以北50公里处的战略要地昆仑关。该地群山环抱，地势险峻，昆仑关与高峰隘互为犄角。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欲夺南宁，必夺此关。南宁是华南军事重镇，通往广东、湖南、贵州、云南，控制越南，屏蔽岭西，乃兵家必争之地。日本奈良（中国唐朝）时期，唐政府便在此设经略使，以后元、明代均在此建节，足见其地位之重要。

　　富永恭次的提议很快在日本内阁会议上通过。10月16日，日军大本营在华日军的最高指挥机关“中国派遣军”总部下达作战命令：“第五师团、第二十八师团、台湾旅团与海军协同，攻占钦州、南宁、镇南关、九州。”

　　日本驻广州的第二十一军司令官安藤利吉接到命令后，立即着手实施各项准备工作。在组织陆军作战准备的同时，与近藤新竹中将的海军第五舰队、山县正乡少将的海军第三联合航空队进行了协同。安藤下令进攻部队于11月10日前到达海南岛南部的三亚港。

　　日军进攻钦州湾的行动被美、英两国的情报系统得知，并迅速通报给中国政府。11月9日，驻守广西地区的中国军队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将军下令，驻敌计划登陆的钦州湾附近的四十六军一七五师、黄固新的十九师和独立一、二团进入迎战准备。

　　11月16日，只见日军的部队以70艘舰船组成了一个庞大的船队，为达成战斗的突然性，日军冒着强风从三亚出港，驶向钦州湾。日军的舰船在狂涛恶流中翻沉7艘，这些船上的士兵多数被大海吞没。6时整，日本航空母舰上第一批攻击机起飞，在对中国守军阵地实施了长达两小时的狂轰滥炸后，今村均第五师团的第二十一旅团在钦州湾内的朱屋、茅岭、典屋屯海面一带，台湾旅团在钦州东岸的榄屋地区相继登陆，建立滩头阵地。

　　战斗最初在新十九师第五十六团防守的钦州湾西岸企沙、龙汀打响。当远征军全部进入阵地时，日军已有20余艘舰船的士兵抢上岸滩，遂即展开猛烈攻势。日军在与守军激战不到3小时后便突破了防御。至10时，日军已有三个师团和海军陆战队一个师突破国民党军的海岸防线，守军于16日晚败退出钦州城防。日军随即分三路纵队，沿钦州至南宁公路向北挺进。远征军一七五师、新十九师在沿途组织了顽强的阻击，但没能阻止住日军的推进。

　　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也止不住一阵惊慌，急忙电告蒋介石：

　　今晨敌第五师团等附飞机百余架、舰艇五十余艘，于钦县、防城登陆，旨在占领南宁，现距登陆根据地达20公里，我第四十六军新编第十九师正与敌苦战，余情续报。

　　蒋介石脸上的肌肉抽了抽，他知道南宁地位的重要，立即严令必须确保昆仑关，准备与日军在此长期争夺。

　　白崇禧开口点将：“除非委员长调杜聿明的第五军，附近没有有力部队。”

　　蒋介石心疼地抽了一口气，第五军是国民党唯一一支机械化部队，不到万不得已，他舍不得拿出来啊。

　　白崇禧也不松口：“都说第五军厉害，我们也想见识见识，战事严峻，该让第五军出来力撑危局了。”

　　“好吧。”蒋介石吐了一口气，他也知道此战事关重大，必须掏血本了。

　　铁流如注，自杜聿明接到蒋介石命令，驻在衡山的第五军星夜兼程，千里行军，雄师浩荡，赶赴战场。

　　百姓们沿途争相观看，从未见过如此雄壮威武的中国军队，士兵一律头戴钢盔，坦克、装甲车、炮车衔尾而接，绵延几十里，委实振奋人心。

　　现在的第五军，早已经不是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张治中所率领的那支第五军了，也不是稍后薛岳统领的那支由第九十二、九十三师组成的第五军了，而是从形式到内容完全焕然一新、由新编第十一军改称的第五军了。该军下辖第二〇〇师、荣誉第一师、新编第二十二师。虽然都是刚刚组建的新部队，却是兵精将勇、装备优良。在当时被认为是中央军嫡系部队中的后起之秀。

　　第二〇〇师师长杜聿明刚刚担任第五军军长。他本是步兵科出身，但转入第二〇〇师后，却虚心求教，不耻下问，所以很快就由外行变成了内行，国民党随军记者也评论说：“他虽非机械专科出身，而研讨机械知识，极有心得，治军之暇，仍手不释卷，将来学问之造诣，兴事之成功，无可限量矣。”

　　跟随着部队的开进，坐在吉普车里的杜聿明微闭双目，想着不久前他的恩师徐庭瑶对他的叮嘱：“光亭（杜聿明字），第五军久负盛名，被军界称为‘四大主力’，但那是你的前任张治中的荣誉，和我们这支第五军无关啊，对于这一点你必须十分清醒。所以，你的荣誉只能是从头做起，就是从全力打好每一仗开始。”

　　徐庭瑶叹了口气。尽管他是军界前辈，战功卓著，但因为是粤军出身，与蒋介石就是隔着一层，因此在军界一直不得志，郁郁寡欢。他希望通过杜聿明来证实他的价值，所以期待殷殷：

　　“现在的第五军是养在深闺无人识，今朝终于亮相于战场了。这第一仗，对于第五军今后的声誉、地位以及老弟的前途都至关重要，切记，切记。”

　　言犹在耳，杜聿###里憋足了一鼓劲，他一定要用战场上的辉煌战绩和出色的指挥来证明自己有能力，证明今天的第五军，已经超过了以往的第五军。眼下，就是要加快推进速度，先敌抢占南宁和昆仑关等战略要点，争取战略上的主动，回报蒋校长对自己的信任。

　　南宁以北全系高程1000米以上的大明山余脉逐渐扩散出来的丘陵山包，其中高程在300－500米的小高地遍布各处，高地上皆是茂密的灌木丛林，沼泽与小河夹杂其间，是地形复杂的山岳丛林地带。从南宁出来的公路有两条，一条是南宁向东北，经二塘、三塘、四塘、五塘、六塘、七塘、八塘、九塘（均为村名，分布公路两侧）到离南宁50公里的昆仑关的宾宁公路。其外围东面两公里有653高地，西面两公里有445、411高地，居高临下拱卫昆仑关。另一条是从南宁往北20公里，经高峰隘，再至武鸣的武宁公路，均为南宁重要门户。

　　日军于11月24日上午开始强攻南宁城防。首先在大批飞机支援下强渡邕江，于上午10时到达北岸，即向城内守军展开攻势，两军在高等法院一带和地区街巷激战6小时，守军被迫撤离城区，日军将南宁城区完全控制。

　　眼看杜聿明的第五军就要进入南宁了，但却功亏一篑，日军已经抢先破城，一举突入市区，占领了南宁。

　　此时，杜聿明奉命后，即令第二〇〇师戴安澜部以步兵两个团为先遣部队，迅速向南宁前进。该师第六〇〇团首先出发。11月23日桂南日本侵略军渡过郁江，24日攻陷南宁。杜聿明的第六〇〇团于23日始抵二塘附近。24日该团即与敌人在头塘、二塘之间遭遇，激战两日，该团团长、团附均阵亡，副团长文模负重伤，由第一营营长吴福代团长职务，奉命转移于大高峰坳及甘圩一带，阻击敌人继续北进。此时，第二〇〇师主力，亦用汽车输送渐次到达大高峰坳及甘圩地域。为防止敌人继续北犯，提前在七、八塘地域占领阵地，组织防御，协助友军战斗，并任主力集结掩护，该师第五九八团在八塘附近与北犯之敌激战一周，毙敌甚众。战至12月3日晚，因高峰坳方面战况不利，且第二〇〇师血战旬日，伤亡亦大，亟待整顿补充。所以奉命向宾阳以北邹圩附近地区转移阵地。

　　12月4日，日军已经逼近桂南战略要地昆仑关。此时，军主力荣誉第一师、新编第二十二师、军直属团均到达迁江附近地区，奉令在宾阳、樟木间及其以北地区占领阵地，做好了阻击拒日军北进的战斗准备。

　　军长杜聿明率领部队占领防御地域以后，一方面组织进行作战部署，同时，向重庆最高统帅部建议：“目前侵占南宁之敌，其兵力尚不及两师，上次趁我兵力分散，虽侥幸成功，但因交通阻塞，除少数山炮外，其他重兵器及机械化部队均无使用，而补充尤为困难。现我军所处情况则适与相反，故此时我军正宜抓住敌孤军深入，后援未济之时，集结优势兵力，配合地方民众，迅速反攻，以击破侵略之敌而恢复国际之重要交通……”

　　由于日军推进迅速，蒋介石一时乱了方寸，担心第五军与敌过于接近，损失太重，连忙关照白崇禧，要他爱惜使用第五军，“不可急求速胜，慎重处之。”并建议第五军放弃昆仑关，退到南宁120公里的大塘地区集积，伺机反攻。

　　“既如此，为什么还让第五军来？”白崇禧气呼呼地驱车来到杜聿明指挥所。“中央军真是金枝玉叶啊，一点磕碰都不能。”他发着牢骚。

　　决心挫敌锐气，一战成名，为国立功的杜聿明，立刻激动起来，急忙向蒋介石发报，要求坚守住昆仑关，积极反攻南宁。

　　蒋介石心里有苦难言，恨道：白崇禧太阴险了，他是想利用杜聿明求战心切的情绪，消耗第五军的实力。

　　陈诚在一旁劝道：“杜聿明是校长的高足，第五军如果能在广西扬威，也让白崇禧长长见识，不要总讽刺我们‘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好吧，就按白崇禧、杜聿明的意思去安排吧，但对攻击的部署一定要详细筹划，周密组织。”蒋介石依然不放心地嘱咐道。

　　但是，就在蒋介石发出这封电报的同时，日军乘国民党军犹豫之际，又抢先一步夺占了昆仑关。

　　白崇禧自从接昆仑关被日军占领的消息后，一直竭力克制内心的焦急，冷静思索着将要面对的复杂局势。

　　白崇禧是桂系将领，在广西多年，深知这里的地理，昆仑关位于南宁东北45公里的昆仑山顶，是南宁的天然屏障和控制南宁至宾阳公路的要冲。它以其易守难攻被称为“天险”，又因其战略地位之重要成为古往今来兵家必争之地。

　　4日深夜，白崇禧仍在桂南地图前苦苦沉思。机要参谋送来重庆统帅部密电。蒋介石考虑日军初犯桂南，兵锋正锐，指示他慎重应敌，不可企求速胜。

　　避敌锋芒固然是用兵古训，白崇禧想，但南宁得失事关中国西南国际交通线安危，日军目前在桂南兵力不多，且比较分散，如果这时能够迅速集中远征军队优势兵力，乘敌人立足未稳，后续部队还没有到达之机主动反攻，收复南宁是完全有可能的。

　　这个想法像火一样烧灼着白崇禧，他在屋里来回踱步。他想，虽然统帅部已经有了一种保守用兵的倾向，但应该出于大局，据理力争一下。慎重起见，白崇禧分别打电话给第三十八集团军司令徐庭瑶和第五军军长杜聿明，问他们对桂南战局的看法。没想到两位将军的意见与他不谋而合！

　　白崇禧心中有了底，立即口授一份给蒋介石的电报，建议反攻南宁。12月5日在焦急的等待中渡过，6日，白崇禧接到急电，蒋介石在柳州召开军事会议，要他赶往柳州。白崇禧这才松了一口气，忙驱车赶往柳州。

　　会议地点设在机械化兵军校，白崇禧赶到时，蒋介石率其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总统待从室主任张治中及第四战区张发奎等已经先乘飞机到达。

　　参加柳州军事会议的有四十多名师长以上将领，蒋介石让大家先说对桂南局势的意见，正在第五军军长杜聿明慷慨陈词大说反攻时，忽听军校周围响起尖厉的防空警报声。杜聿明停止讲话，张治中示意蒋介石暂蔽，蒋却纹丝不动，催杜聿明：“继续说下去，说下去！”

　　杜聿明正要继续发言，只听敌机隆隆由远而近。众将领忙扶蒋介石躲到离会议室不远的防空工事内，还不及安排停当，只听轰隆一声巨响，一枚重磅炸弹在工事几十余米处爆炸。掀起的泥土烟尘泼了工事内人们一脸一身。

　　日军飞机狂炸滥扫一通飞走了，蒋介石抖落着满身泥土灰尘，恨恨地骂道：“娘希匹，欺人太甚！”

　　柳州军事会议决定集中广西部队进行“桂南会战”，以昆仑关地区为主战场，向进犯广西的日军发起反攻，收复南宁。同时，蒋介石让白崇禧立即制定作战方案并迅速组织实施。

　　白崇禧有一个极精干的参谋班子，很快就拿出一套详细的作战计划。首先是将驻广西的部队分为东、西、北三路。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瑶统领北路，指挥第五军、第九十九军，作为主攻部队，重点攻打昆仑关之敌，然后在东、西两路部队配合下收复南宁。

　　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蔡廷锴指挥东路的四十六军及部分地方武装，在敌后进行游击袭扰，破坏邕江南岸及邕钦公路交通线。

　　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夏威为西路指挥官，其第一纵队负责攻击高峰隘，吸引日军主力；第二纵队负责防止南宁之敌增援昆仑关。

　　制定作战方案后，白崇禧立即在迁江长官部召开军事会议，明确各部队的作战任务，争取夺回昆仑关、高峰隘，进而收复南宁。根据白崇禧的作战部署，第五军的任务就是负责攻占昆仑关。

　　所有人都把眼睛转向了杜聿明。因为这是一块最难啃的骨头。根据以往中央军的作风，杜聿明肯定要找出一些推诿的理由。但是杜聿明却没动声色，他认为好钢就得用在刀刃上，第五军就是要在啃硬骨头中展现自己的战斗力，这样才能说明自己比别的部队强，书写新一代第五军的辉煌历史。

　　就在中国军队秘密进行作战准备时，占领昆仑关的日军也在夜以继日地抢修工事。他们在关口周围的高地上筑起碉堡群，设置起层层火力网，准备对这个战略要地进行长期踞守，并做好应对中国军队反攻这里的准备。

　　防守昆仑关一带的日军部队是第五师团的中村正雄二十一旅团，昆仑关上坚守的是这个旅团的第二十一联队。联队长三木吉之助大佐看到坚固的工事体系为昆仑关险上加险，十分得意，对部下说，用中国人的话来说：“这叫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但是，三木领会这句话有些太绝对了，因为这个“关”开与不开，关键取决于“万夫”的作战能力。而眼前他所面对的正是国民党军最精锐的第五军。

　　第五军是直属军委会的部队，人员素质好装备精良。这是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初期建起来的第一支机械化部队。军队下辖3个师，郑洞国荣誉第一师、戴安澜二〇〇师、邱清泉新编第二十二师。这支部队一直被作为“嫡系”加以爱护。此时全军上下得到担任主攻的光荣任务，无不摩拳擦掌，准备势与日本鬼子一拼高低。
 

不该摔碎的绿珠 [转帖]

　　　　作者：杨闻宇 出版社：崇文书局

　　对美色的掠夺与攫取，并不限于宫廷与王室之内，或买或夺，在官场上下是有普遍性的。财势愈大，攫夺时愈显有力。杜牧《题桃花夫人庙》的末句为“可怜金谷坠楼人”，便是个广为人知的殉情悲剧。

　　西晋的石崇，在荆州刺史任上时，搜刮民脂，劫掠客商，聚敛了大量不义之财，他与晋武帝的舅舅王恺斗富，王恺竟然斗不过他。石崇修建了富丽堂皇的金谷园，买来了众多姿容秀丽的乐伎，靡昼靡夜，灯红酒绿，打发着淫逸的日月。宾客满堂时，他就命乐伎上前劝酒，客人倘是不饮，他就立即下令，让男仆将劝酒之伎拖出门外，砍下头颅；及至为了饮一杯酒，有一次竟有三个美女相继被砍倒在血泊之中。石崇认为美女是活的玩物，玩得不如意，不过瘾，就可以随意地打碎、废弃或是扔掉。这是富人最卑劣的一种根性，比兽性有过之而无不及。

　　乐伎之中有个绿珠，是石崇用三斛珍珠换到手的，绿珠美艳异常，又善吹笛，石崇对之钟爱有加，置于金谷别馆。别馆藏娇的石崇，在财富上斗败王恺之后，又忍不住要向外炫耀自家的绿珠盖世无双。这个天下首富到处称赞自己手里的绿珠，绿珠的芳名就极为响亮。世上一切娇贵之物皆处易于毁灭的劫数之内。女性之娇贵于先，且又在名望上不断升级，势必要毁弃于后。

　　孙秀是西晋皇胄司马伦（赵王）的佞幸，风闻了绿珠的媚丽可人之后，就派人前去石崇处索要。石崇对前来索要绿珠的使者说：我这里所有的美妾，你可以任意挑选，而“绿珠吾所爱，不可得也”。恰在这时，司马伦又夺得了皇位，趁此形势，孙秀就矫诏下令，派兵去收捕石崇。收捕的理由，很可能是诬石崇对新皇上怀有二心，蓄有异谋。

　　石崇正在高楼上饮酒作乐。在围得铁桶似的兵戈面前，石崇叹息着对绿珠说道：“我今为尔得罪！”绿珠含泪表示，她愿意死在他前面，说罢，当即刚烈地坠下高楼，摔死在花草丛中。石崇及母、兄、妻子等共15人皆被诛杀。在这个世界上，女人越美，魅力越大，她本身也就越是值钱。三斛珍珠换绿珠，绿珠一碎，为石崇所带来的几乎是集体性的家破人亡。

　　绿珠之殉情，如果说她真与石崇有深挚的感情，我倒想问问：秀媚的女子面对一个对自己的同行姊妹恣意蹂躏、无情残害的野兽一样的暴徒，值得去爱，而且直爱得不惜为之去献出生命吗？就算有这样的情分，这情分能算是真正的爱情吗？如果说绿珠之献身，无所谓爱，仅限于报答知遇之恩，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女为悦己者容尚无不可，以“士为知己者死”的方式去献出自己青春的生命，显然不值。也就是说，绿珠徒有其表，在智识上是先天不足。

　　智识之增，读书乃一条重要渠道。古往今来，美丽的女性大抵是不读书的。上帝赐给了她娇好的姿色，这姿色天然地占尽风头，即使处于穷乡僻壤，也有价值连城的潜在值。她们在太多的社会诱惑面前眼花缭乱，用不着去读书，也没有静下心来读书的客观条件。也就是说，美貌于女性是一种天赋的资本，而这些资本又直接地、本能地拒绝理性与才能的介入。

　　绿珠其人，我怀疑她就是个特别招人注目的绣花枕头，知道简单地报恩，却不懂得什么是爱情，被财势的巨掌枉然地从金谷园的高楼上摔了下去。她之跳楼，纵非一时冲动，也属于傻气得不行。绿珠之美，仅限于姿容表象，内在的档次很为有限。杜牧的“可怜金谷坠楼人”，这“可怜”二字里，或许含有可悲可叹的意味于其间。然而，话又说回来，当此之际，你不让绿珠去跳楼，“绿珠绿珠奈若何”，又让她怎么办呢？进到孙秀那权势更烜赫的府第里去充当玩物吗？美如有大小之分，绿珠之美，仅属小美。

　　人的青春是短暂的，女性之美貌一旦陷入金钱与权力组成的巨大漩涡，整个青春的进程则更其短暂。

康熙35子为何难立遗嘱？至死未有传位诏书 [转帖]

由于孝庄皇太后和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的努力，顺治帝崩后，年仅8岁的玄烨顺利登位，建立了康熙朝，并成为功绩赫赫的一代英主。

康熙六年，玄烨14岁，开始亲政。如果说康熙皇帝在亲政前无所作为，他的治国天才是由于自己的年幼和四大臣的牵制掣肘而无法发挥，那么在亲政后，玄烨的旷世奇才便迅速显示和爆发出来。他先是用计铲除了顾命四大臣之一的鳌拜集团，夺回朝中大权，然后平定“三藩”，统一西南。接着派靖海将军施琅出兵台湾，收降郑克，统一台湾地区。再接下来，于康熙二十八年，在击败沙俄侵略军的基础上，同俄国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东段边界。康熙三十五年至三十六年，三次亲征噶尔丹，统一漠北及新疆东部地区。五十九年，进兵安藏，驱逐策妄阿拉布坦的叛乱势力，并派驻藏大臣，册封达赖喇嘛为**的宗教领袖。六十一年，进军乌鲁木齐，为后代最后勘定新疆奠定了基础……整个康熙朝，大清帝国的版图已是东起库页岛，西跨葱岭，北连西伯利亚，南达南沙群岛的连绵疆域。康熙在位期间，为清王朝的全盛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开创了大清王朝统治下延及于整个十八世纪的所谓“康乾盛世”。康熙由此以一个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的杰出才能和辉煌伟业，被后人冠以“一代英主”和“康熙大帝”的敬畏称号。

清代历史上，康熙除了文治武功堪称最杰出的皇帝外，还有三个之最。这便是后宫的女人最多，其中有名号的后妃就有55位，其他侍奉的无名号的女人则不计其数。其次是子女最多，一生共有子35人，女20人，共计55人。再一个是在位最长。从顺治十八年(1661年)即位，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驾崩，共在位61年。

纪录片《圆明园》剧照：愤怒而失望的康熙

按照中国人的风俗和生活准则，多子、长寿被视为人生难得的福气，但在康熙朝却变成了一种灾难。康熙生前已成年的儿子就有近20个，而每个儿子都渴望自己能接过父皇的宝座过几天皇帝瘾，并且每人都有这种希望和可能。但康熙帝却在宝座上居然61年不下来，这就不能不让儿子们心焦和气愤甚至对他产生了仇恨。而这时的康熙又偏偏在立太子的问题上，立了废，废了立，反复无常，狡黠多变，又使儿子们在希望与绝望，绝望与希望中加深了矛盾并引发了一场混战。当这种父子之间、兄弟之间的矛盾与混战交织而来时，一代英主康熙大帝也无可奈何，只有倒地恸哭的招数了。

就在康熙在废立太子的问题上反复无常，父子、兄弟间的矛盾与仇恨近似一锅粥地错乱交织了半个多世纪后的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本朝历史终于出现了一个明朗的兆头和缓解矛盾的可能。这个兆头，就是皇十四子允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

自康熙即位以来，蒙古族准噶尔部落的势力发展迅速，并逐渐走上了与清王朝为敌的道路。到康熙五十年以后，这个部落已控制了今内蒙古西部、青海、新疆、**一线极为广大的地域，并威胁到陕西、甘肃、四川、云南一带地区。平定准噶尔之叛，保持清王朝的领土完整和尊严，已成为当时最为首要和重大的政治、军事任务。就清王朝而言，由于这一任务的非同小可和情况复杂，必须委派一个在政治、军事上都较为成熟的人在前线镇守，以便掌握全局。而在当时尚未立太子的情况下，任何一位皇子担当这一重任，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这个意义不仅仅表现出对一个皇子能力的信任，更重要的是，满族是以马上得天下的民族，一向对战功极为推崇，如果此时哪位皇子能挂帅出征，无疑是一次建立功业的绝好机会，从而可以借此树起服众压雄的威望。

纪录片《圆明园》剧照：精心算计的雍正

在这种无人可及的威望中，继承大统，荣登皇位，自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个肩负国家重任与个人前途命运的担子，极幸运地落在了时年30岁的皇十四子允的肩上。

早在允挂帅出征的前一年年底，康熙就对混战中的众皇子和参与皇子之间夺位阴谋的臣僚颁布了一道分量极重的诏书，表示自己已经对悬而未决的立太子问题有所考虑，并言词咄咄地声称：“我一定选择一个坚固可靠之人为你们做主，并让你们倾心悦服。”事隔不久的次年，他便委派允以抚远大将军的名号率队出征。这两件事连在一起，无疑是做了更加明确的暗示。不仅如此，允在出征前，康熙亲自为他举行了十分隆重、规模宏大的送行仪式，封允为“大将军王”称号，并特许使用王所用的旗帜。

从满清立国开始，所有的皇子，分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四个不同的等级，以亲王最高，贝子最低。而此时在诸皇子中年岁较小的允，其爵位仅是一个最低的贝子。出征前的一番任命和恩准，无疑是康熙向众人宣布，尚是贝子的允已经享受了王的待遇，若一旦将来真要立为太子，可不必一级级地晋升爵位，一切都顺理成章地操作了。康熙的这一连串动作，使所有的人都心照不宣，暗自领悟。允以及暗中拥戴允的臣僚更是心中有数，喜不自禁。允带着一个辉煌的梦想出征了。

纪录片《圆明园》剧照：当时尚年幼的乾隆，据该剧采纳的一种说法，康熙是欣赏孙子乾隆，而把帝位传给了雍正，好让他死后传位乾隆。因而也开创了又一个掌位60年的“英主”，以及所谓的“康雍乾盛世”。

踌躇满志的允率部出征后，不负父望，经过四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收复**的胜利。而后在康熙的指令下，与准噶尔部进行和平谈判，并很快达成了一致的协议。到了康熙六十一年，西部战争基本得到平息。正当允大功告成，威望倍增，欲带着那个辉煌的梦想，班师回京，顺利地当太子时，本朝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将他的梦打得粉碎。康熙皇帝突然驾崩，皇四子胤神秘地继承了大位，始称雍正皇帝。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初七，康熙驾临京城郊外的畅春园。初八，有旨传出：皇帝偶然受了风寒，当天已经出汗。由于龙体欠安，从初十到十五，将为冬至的祭祀大典进行“斋戒”，一应奏章都不必送来。皇帝的“斋戒”和独居静休，本是一件正常的事，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格外关注。但就在这看似平静的宫廷生活中，有一个人却极敏锐地看到了平静的背后那可能改朝换代的非凡时刻的到来——此人就是皇四子胤。

还在各位皇子围绕皇位的继承问题而结交朝臣、培植私党并闹得矛盾重重，沸沸扬扬之时，皇四子胤却显得老练、持重，他的言行也未引起父皇和兄弟们的格外看重和猜疑。在父皇和众皇子的眼中，这位四贝勒好像是一位颇为安分守己对皇位没有多大兴趣的人。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所有的人都看错了。他的一切做法只不过是来自门下谋士戴铎的告诫：“父皇英明，做儿子的就很难。太张扬外露，势必会引起父皇的疑心。若一点也不显山露水，又会被父皇和众兄弟看不起，从而弃之不顾。故此，两者之间的分寸，势必要把握得恰当。”

纪录片《圆明园》剧照：雍正，该剧演员的选择都根据历史画像认真挑选，力求神型具似

极端聪明老辣的胤，在听了戴铎的告诫后，一直在露与不露之间悄悄地做着文章。他没有像其他皇子那样明火执仗地结交朝臣、培植私党，而是暗中结交了两个重要人物，隆科多和年羹尧。隆科多是当朝皇后的胞兄，官拜步兵统领，掌管京城的戍卫。年羹尧则是四川巡抚，在与准噶尔作战的西线战场拥有一支精锐军队。结交这两个人的目的是，一旦京师有变，由隆科多控制。若西征中的允有变，年羹尧可派兵与之抗衡，迫使允无法用武力达到争位的目的。皇四子胤算是一位真正能审时度势，并悟透了权力争斗原则的天才。就在康熙患病畅春园，而众皇子尚处在梦中的关键时刻，长期蛰伏的胤却要引弩待发了。

从九日到十二日，胤或明或暗地不断派人入宫探视父皇的病情。当他得知父皇的病越来越重时，便开始在暗中做各种应急和夺位的准备。到十三日凌晨，康熙的病情已处于十分危急的状态。一直在皇帝身边担负侍卫任务的隆科多，忙派人传达诏命，令允祉、允、允等七位皇子火速赶到畅春园。胤也在诏令之内，但不知什么原因，将近中午方匆忙赶到。

此时，畅春园内的空气异常紧张，康熙帝早已昏迷不醒，赶来的皇子们都未能和父亲说上一句话。所有的皇子都为父皇的病情感到突然、惶恐，甚至感到内心焦躁不安。眼前太子尚未确立，而最有可能成为太子的皇十四子允又远在西北。一旦父皇突然驾崩而不留下一句话，那局面将如何收拾？

纪录片《圆明园》剧照：夺下“皇脉”的雍正乾隆父子

太阳渐渐落了下去，夜幕笼罩了畅春园。尽管宫里宫外都亮起了灯盏，但随着凄厉的北风一阵紧似一阵的啸叫，每个人都感觉一股股阴森森的鬼气迎面扑来，令人惊恐不已、胆战心寒。这样僵持到戌刻(晚十点左右)，一个小太监从康熙的内寝惊惶失措地冲了出来，嘴巴哆嗦着说不出一句话。此时的众人便箭一样一齐向内寝冲去。众皇子围住病榻，俯首细看，只见父皇嘴巴微微张着，眼睛似睁非睁，早已气绝身亡。

突然，隆科多用略带不安和沙哑的声音向众皇子宣布：“皇上遗诏，命皇四子继承大统。”

遗诏？！犹如晴天一个霹雳，几乎所有的皇子都惊得跳了起来，纷纷瞪大了血色的眼睛问道：“遗诏何在？！”隆科多望望众人，镇定了一下那颗怦怦跳动的心答道：“是口诏。”众皇子恍然大悟，什么都明白了。口诏就是没有真凭实据的口头遗诏，而口头遗诏怎么说怎么是了。

一切都已晚了。就在畅春园最后决定各位皇子命运的非凡时刻，手握京师卫戍兵权的隆科多，已严密地控制了北京。凡是可能与胤为敌的皇子及王公大臣，都已处于他的监视和控制之中。与此同时，胤又手写密书，派心腹星夜兼程送给四川巡抚年羹尧，令他火速率领精锐之师以奉皇帝密诏的名义，接近允的兵营。一旦这位皇十四子有反常举动，将予以搏杀，能歼之则歼，不能歼则牵制其兵力，使其无法杀回京师……就在这一切布置妥当之后，胤与隆科多等在康熙驾崩的当晚，装载遗体回京，同时封锁了皇宫，不许其他皇子进入。后来又经过一连七天的秘密筹划，皇四子胤正式登基坐殿了，这便是历史上的雍正皇帝。

雍正登基后，尽管仍潜伏着各种威胁，但他公开要做的第一件大事，自然是对先皇葬仪的办理。

早在康熙十五年，康熙皇帝就下旨在昌瑞山顺治孝东陵东南一里左右的地方兴建自己的寿寝。经过6年的紧张施工，到康熙二十年营建完成。初葬孝诚、孝昭皇后，二十八年葬孝懿皇后。康熙的寿寝，尽管秉承了孝陵的建筑格局和规则，但由于康熙朝在经济上的日趋繁荣，综合国力的明显加强，因而较之顺治的孝陵，其布局更加严谨集中，建筑水平有明显提高，工艺更趋精美。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康熙的梓宫被安奉在景山寿皇殿。雍正元年二月十七日，当朝臣僚恭拟康熙皇帝的陵名九字进呈雍正，雍正亲自刺破手指，以指血圈定“景陵”二字，于是康熙陵寝定名为景陵。至三月二十七日，康熙的梓宫由寿皇殿发引，四月初二日梓宫抵达陵区，暂安放于景陵隆恩殿。九月初一葬于景陵地宫。随康熙葬的还有孝恭仁皇后(雍正生母)、敬敏皇贵妃。

揭秘康熙遗诏真假雍正继位是阴谋吗？

关于雍正的继位问题，近代以来已有越来越多的史学家认为雍正是正常继位。

雍正继位是阴谋吗

《康熙皇帝遗诏》(上图)共有4份，其中两份在大陆、两份在台湾地区(翁广解／摄)

在金庸的《书剑恩仇录》、梁羽生的《弹指惊雷》、二月河的《康熙大帝》等不同时期发表、出版的文学作品里，能够见到雍正将康熙遗诏“传位十四子”改为“传位于四子”、雍正用手掐死病中的康熙等传奇。2005年1月20日，《新民晚报》文化版刊登了一篇题为《“康熙传位遗诏是伪造的”》的报道，报料人金恒源自称是“圣祖康熙第八世孙、抚远大将军胤祯嫡孙”，他认为正在上海档案馆外滩新馆举行的《中国档案文献遗产珍品展》中的康熙传位遗诏是假的。各地媒介纷纷转载此文，影响巨大。

道光秘密立储档案(下图)是我国现存惟一由皇帝亲笔所书关于皇帝承袭传位的立储档案。(翁广解／摄)

从2005年1月延续到2005年3月底的珍品展，展出了129件中国档案文献遗产珍品，分为唐、元、明、清、民国5大部分，时间跨度达1200多年，分别来自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和二十余家地方各级档案馆。主办这样大规模的展览主要是为申报“世界文献遗产”作准备工作，同时也让社会公众增强对档案工作的认识和理解。除了本次展览中增加的上海展品外，从各地调来的展品均已入选《中国档案遗产名录》，是我国档案中的精品。

“世界文献遗产”是继“世界文化遗产”和“世界自然遗产”之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2年启动的一个文献保护项目，又称“世界记忆工程”或《世界记忆名录》。其内容涉及档案馆、图书馆保存的各种介质的珍贵档案、文件。我国馆藏的清代内阁秘本档案、纳西东巴古籍和我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等3件档案已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国家档案局局长、中央档案馆馆长毛福民和此次活动承办方上海市档案局的冯绍霆均表示，在新中国的文化展览历史上，这样大规模的珍品集体展出还属首次。康熙传位遗诏也因为卷入了一段历史公案而倍受瞩目，据记者了解，收藏康熙传位遗诏的单位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在记者现场采访中，上海档案局宣传负责人不同意这一报道，同时向记者提供了一篇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高换婷写的《从康熙皇帝遗诏看诸皇子储位之争》，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在畅春园的北边，有一个小型花园，这是康熙的第四个儿子胤禛的居所。康熙一生偏爱牡丹，这个花园就以牡丹而著名。1722年3月25日，胤禛邀请父亲欣赏牡丹。康熙在牡丹丛中第一次看见了自己的孙子，12岁的弘历。

记者在展览现场看到康熙传位遗诏是用汉、满、蒙三种文字书写的，其中写明“雍亲王皇四子胤礻真，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有关雍正(胤礻真)继位的问题，一直是清史研究中的谜案之一。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11月13日，卧床已久的康熙患病急剧恶化，戌刻(晚7时至9时)逝世于京西畅春园，终年69岁。根据康熙皇帝遗诏，7天后皇四子胤礻真即位，即雍正皇帝。但遗诏公布之后，在朝廷内部、诸子之间引起轩然大波，对其真假产生了质疑。一种观点认为康熙钦定雍正，雍正合法继承了皇位；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雍正在康熙病逝前后精心策划了篡位阴谋，夺取了皇位。雍正皇帝是合法继位还是阴谋篡位，成为惊动朝野之间的一大疑案。在几百年里，不仅是史学界专家们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也成为街头巷尾的谈资和民间文艺的一部分。

在2004年第3期的上海《史林》杂志上，金恒源撰文《雍正帝篡位说新证》从几个方面论证自己的观点：现存遗诏满文部分均无由皇四子继位的明确记载，也没有“雍亲王皇四子胤礻真，人品贵重”这最重要的一句话。雍正在当了7年皇帝之后，突然举出证据：康熙在临终这一天的凌晨1至3点间“急召”胤礻真，在胤礻真到达畅春园之前的早上7点左右，康熙已将7位皇子及隆科多急召入宫，宣布了“皇四子人品贵重……著继皇帝位”的决定。金恒源认为，如果这件事情属实，以胤礻真的一贯为人和即位合法性斗争的惨烈程度，胤礻真断无可能把如此重要的信息拖延到7年以后再作宣布。

所以，答案只有一个，“八人同受面谕”一说完全是雍正、张廷玉等人编造的伪证。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精通满文的清史专家李学智也指出，史语所保存着康熙六十一年11月13日至12月28日的满文《上谕档册》共75件，其中有一件内容如下：“康熙六十一年11月14日诸阿哥等奏：恭阅尚书隆科多撰书《遗诏》。奉旨：是。著交内务府、翰林院会同撰写。”可见，康熙去世时胤礻真、隆科多并没有拿出遗诏来，是隆科多抢先“口述”了由皇四子“继承大统，即皇帝位”的康熙“遗言”。而且在康熙去世的第二天，又是隆科多一人在雍正命令下独自起草了遗诏，16日宫内宣读的遗诏虽然是内务府、翰林院会同撰写，但底本却出自隆科多之手。

弘历的出现极大地安慰了这个老人脆弱的精神世界。祖孙三人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相会的这个花园，就是日后闻名于世的圆明园。由牡丹促成的这次聚会，影响了清帝国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就在这年的冬天，康熙在自己的离宫——畅春园悄然死去。继承帝位的人就是他的第四个儿子胤禛，弘历的生父。当时北京城里更多的人相信：老皇帝因为喜欢自己的孙子弘历，才将帝位传给了雍正。

除了金恒源的质疑，雍正篡位的故事早已在民间演绎得活灵活现，高换婷曾归纳出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康熙帝弥留之际，想传位于皇十四子允礻题，便叫隆科多(雍正帝的舅舅)传旨，召回皇十四子。但因讲话舌头謇塞，当说到“十”字时，停了一会儿，方说出“四子”二字。这样一来，隆科多便钻了空子。故意大声喊道：“皇上有旨，诸皇子到园，不必进内，单召皇四子见驾。”就这样，皇四子胤礻真，继承了皇位。第二种说法是：康熙皇帝本意是想把皇位传给十四子允礻题，所以诏书里写了“传位十四子”的字祥。而胤礻真在舅舅的帮助下，偷偷把“十”字改写成“于”字。于是诏书里“传位十四子”变成了“传位于四子”，所以皇四子胤礻真便成了皇帝。第三种说法是康熙遗诏是康熙皇帝死后，胤礻真即位后几天公布的，这期间胤礻真有可能篡改了遗诏的内容。

研究清史多年的高换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一反驳了这些观点，尤其是流传甚广的第二种观点。

第一，清朝对皇子的称呼，一般不会直呼四子、十四子等，而是在这些称呼之前冠于“皇”字，称他们为皇四子、皇十四子。按照这一习惯，遗诏应写成“传位皇十四子”。那么如果将其中的“十”字改成“於”，就念不通了。

第二，清代“于”、“於”二字是不通用的，传位给谁，应该用“於”字，用“于”字也是说不通的。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从当时文书制度来看，也不能令人信服。清代的文书，特别是清代前期的文书，都是满、汉文合璧的。康熙帝的遗诏，不用满文，只用汉文书写是不可能的。而用满文和汉文两种文字写成的遗诏，汉文可以篡改，那么满文是不容易改的。

所以说第二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孙中山为何愿意忍痛向日本“租让满洲”  [转帖]

不少日文资料都提到，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曾同意将满洲租借给日本。对于此事的真伪，日本学者山本四郎、久保田文次、藤井异三等人已作过很深人的研究，特别是藤井异三，多年来孜孜兀兀，发现了不少重要材料。本文将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作者本人发现的材料，对这一问题?

　　摘自：《从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后史事发微》 作者：杨天石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导读：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孙中山为何却急于与日本政府商议“租让满洲”事宜？

　　孙中山为何愿以忍痛“租让满洲”

　　日本国会图书馆所藏森恪1912年2月3日下午6时致益田孝特电云:

　　中国财政穷乏，在年底(当系指旧历年关而言—笔者)以前如无一千五百万元，即难以作战，而革命政府亦将陷于混乱。现因汉冶萍公司之五百万元借款业已成立，故又以招商局为担保，向我国邮船会社及英、德、美国等进交涉，拟再借款一千万元。此项借款，如在五日之内仍无实现之希望，则万事休矣;孙、黄即可能与哀世凯缔结和议，将政权转让与袁。关于租借满洲，孙文已表应允。日本为防止革命军瓦解，如能在汉冶萍公司五百万元借款之外再借与一千万元，则孙等与袁世凯之和议即可中止，而孙文或黄兴即可赴日订立关于满洲之密约。如借款不能到手，则军队大有解散之虞。南京动摇，孙文必遭变故。故我国如有决心断然实行满洲之事，即请在四日之内以电报示知，续借一千万元。如是，即可使其中止与袁世凯之和议。

　　森恪，( 1882-1932 )，日本大阪人。1901年被三井物产公司派到上海支店，任实习生，不久升职员，先后在上海、长沙、汉口、天津、北京等地活动，成为三井财阀的中国事务专家。益田孝(1848 ~ 1938)，三井财阀的总头目。明治维新时期在横滨经商。1572年由井上.馨推荐，进人大藏省任职。1872年以后任三井物产公司理事长，对三井财阀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武昌起义后，由于帝国主义把持中国海关等原因，中国革命党人处于严重的财政危机之中。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更急需一笔巨款以支持浩大的军费开支，并筹划北伐。1912年月1月上旬，黄兴致电日本政界元老井上馨，要求日方提供援助。另一元老山县有朋从并上处得知消息后，立即批示益田孝，乘此机会，与革命党人订立密约，使东二省为日本所有。益田孝将这一任务交给了森恪，森恪即开始为此奔走。1月下旬，签订汉冶萍中日合办草约，规定集股三千万元，中日各半，由公司转借五百万元给临时政府，作为购买武器与军火之用。2月2日，森恪又亲赴南京，与孙中山谈判。此前，黄兴正在和日本邮船株式会社上海支店长伊东米次郎及美国人司戴德、德国捷成洋行等磋商，拟以招商局为抵押，借款一千万元，尚未成功。森洛获悉后，即在3日和孙中山会谈时，以提供一千万元借款为饵，诱使孙中山同意租借满洲。本电即发于会谈之后。据森恪记述，本电初稿由他用中文起草，曾经孙中山及胡汉民修改。根据本电，可见南京临时政府财政困窘和需款北伐的情况，它说明孙中山、黄兴等人并不是一个心眼地想和袁世凯议和，只要财政上有办法，议和即可中止。

　　森恪2月3月的电报比较简略。2月8日，他有一封致益田孝的长函，详细汇报了和孙中山会谈的情况。据该函，当时在场的有南京临时政府秘书长胡汉民、日人宫崎滔天、山田纯三郎等人。会谈中，森格转达了元老桂太郎的意见:

　　如阁下所知，如今世界为黄种人与白种人之战场，为制止白人势力先锋俄国之南下，确保日本存在之安全与东洋和平，日本认为有以日本之力量保全满洲之必要。为此，日本已不惜以国运为赌注，牺牲多数人之生命与财产。当俄国仍图南下、德人占据青岛之际，满洲终必假日本之手予以保全。以今日之大势论，仅赖中国政府单独之力保全满洲，虽阁下恐亦难以确信，而以日本之立场观之，更不能不深感一任中国政府独自维持之危险至极。事实已很明白，满洲仅赖中国政府之力已不能保全，此已为贵我双方之所共认，故可断言:满洲之命运业已定矣。可以预料，革命政府之前途必有诸多困难，基于地理上、历史上之特殊立场，如无日本之特殊援助，则其成功之可能实甚渺茫。

　　倘阁下决心舍弃命运已定之满洲，一任日本势力发展，以此换取日本之特殊援助，完成革命大业，则日本必将立即采取必要手段以满足其要求。为保全满洲，日本已不惜进行第二次战争。当今之际，阁下如能默默合作，则(日本)国家悬系已久之大问题可得解决，避免第二次战争，以小努力取得大利益。不知阁下决心如何?若阁下所思与鄙人一致，望速裁断。

　　森恪表示，这是桂太郎透露给益田孝的秘密意旨。倘孙中山有意实行，则可由孙中山或黄兴中的一人秘密赴日，日本将派军舰迎接，然后转去京都，和从东京来的桂太郎会谈，缔结关于满洲的密约.

　　听了森恪的陈述后，孙中山表示:

　　何曾料到，桂公已有此决心?长久以来，自身为中国苦虑，为黄种人心忧。为东洋和平计，满洲无论如何亦须保留于东洋人手中。因此，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但日本疏远余等，不相接近。当余发难之时，曾申请在日本立足，而日本官宪不允余入境。在此情形下，余以日本政治家并无包容余等之度量，因而离日转依美国。然由于地理上、人种上之关系，中国如无日本之同情与支援，即将一事无成，此乃运命仪关，故余为如何取得日本之同情而煞费苦心，其结果，日本有志人士为革命改府尽力者日渐增多，而日本改府迄今仍无转变表示，是以余等为日本政府之态度如何而日夜心忧。

　　孙中山又表示:

　　上述桂公之意，若在余自欧洲归国途中，甚或在到达香港时获悉，则余当即绕道日本，决定此一问题。然今日时机已失，事已迟矣。盖当时凡革命军之事，俱可依本人与黄兴之方针而定，今则不然。如今各省赞同余等主张者，自动举起革命之旗，加人余等行列，余等既缺兵权，又缺财权，故在贯彻主张时不能无所顾虑，凡大事必须由众议决定。其尤要者，最近革命政府之财政匾乏已达极点，缺少财源，无以供应军队，几陷于完全破产之境地。倘近数日内，无足够之资金以解燃眉之急，则军队恐将解散，而革命政府亦将面临瓦解之命运。在此严重时刻，倘余等数日间不能露面，恐将产生余等穷极逃走之流言。基于以上实情，在旧年年末以前，不论采取何种手段，亦须筹得足以维持军队之资金。之所以断然实行汉冶萍日中合办，以取得五百万元资金者为此，此次又苦心焦虑，欲以招商局为担保，筹措一千万元借款者，亦为此。然而，虽经种种筹划，而时光荏苒，交涉迄无结果。一面，军费之困穷日益严重，于军队解散、革命政府崩溃之前，作为最后之手段，唯有与袁世凯缔订和议，以防天下大乱，而后徐谋军费供应，策划再举，以武力扫除北京势力，拟定革新天下之方案。近来已频频与北方就和议进行交涉，谈判已渐趋成熟，双方条件大体一致，只要南方决心一下，南北休战言和，合为一体，随时均可实现。然余等对于获得财源，仍怀一线希望。倘或有幸，此刻能获得防止军队解散之足够经费，余等即可延缓与袁议和，俊年关过后再进一步筹借资金，而后继续排袁，仍按原计划，坚决以武力消除南北之异端，斩断他日内乱祸根，树立完全之共和政体，此即余等之设想。但据迄今为止之经过情形看来，获得财源，仍无希望。倘或不幸，在五天之内，即至9日，旧历年关之前，意欲筹得之一千五百万元经费，如仍无成功之希望，则万事休矣。只好在革命政府未倒之前，掌握机先，达成南北和议，将政权一时让与袁世凯，除此别无他策。而政权一旦转入袁氏手中，其后事态如何演变，实难遵料，而与日木签订密约之类，恐将无望。

　　谈话最后，孙中山虽然再一次声称“时机已失”，但又表示，日本政府如确能“火速提供资金援助”，“余或黄兴中之一人可赴日本会见桂公，就满洲问题与革命政府之前途，共商大计。”

　　这次谈话具体地透露了孙中山的困窘处境。当时，南京附近集中了数万军队，庞大的军费和军队哗变的担忧已经压得孙中山等喘不过气来。正如他在致章太炎信中所说:“(南京军队)每日到陆军部取饷者数十起”，“年内无巨宗之收入，将且立碚”。“无论和战如何，军人无术使之裹腹。前敌之将士，犹时有哗溃之势”。二者所述，完全吻合。这段谈话也告诉我们，孙中山与袁世凯的和谈实非得已，租让满洲主要是为了获得“排袁”必需的经费，孙中山的理想还是“以武力清扫北京势力”，“消灭南北之异端，斩断他日内乱祸根，树立完全之共和政体”。

　　2月3日会谈之后，森恪因与安徽铜官山矿业代表会见，离开南京，前往上海。5日，孙中山致电森恪，希望迅速得到日方关于一千万元贷款的回答。同日下午3时，森恪致电益田孝:“满洲。焦急等待对我等3日南京特急电之回答。”02月6日，森恪得益田孝复电称:“绝密。满洲使彼等极为满意。正经由正确之渠道解决财政问题。彼等将于今日会晤总理大臣。”森恪接电后，于当夜致电孙中山:“满洲事，尊意当可满足。东京来电云，款事正在极力筹措中。与袁世凯之和议，在东京表明某种意向之前，望延期。尊意如何，盼急电复.”在森恪的电报还没有到达南京的时候，孙中山又于6日下午5时致电森恪:“与袁世凯之和议延期至9日，望在此前给予确切答复。”8日，益田孝再次复电森恪:“与袁世凯议和事，不容他人置嚎;但可明告孙、黄：予等怀有深切同情。予等祈愿孙、黄能在有利地位上进行妥协。”电报声称:关于汉冶萍借款，当争取于明日汇款二百五十万元;铜官山(借款)亦可在明日给予确答;招商局借款如能成立，亦当努力敦促尽快汇款。关于满洲问题，电报指示森恪劝告孙、黄，来一人到日本签订密约.并说，果能实现，“将进一步获得更大的同情”。2月11日凌晨1时55分，森恪再次致电益田孝:

　　顷据孙、黄所见，招商局借款之前途，难关尚多，颇费时日，故已不能依靠，目前军队大有解散之虞。在旧历年关以前，除汉阳铁厂之五百万元借款外，尚须另行筹措一千万元，是乃绝不可少之需要。如此项款额不能到手，彼等即不可能离开南京。彼等业已答应租借满洲，要求在十天以内提供一千万元。如能承诺，则黄兴可即日前往日本，以签订秘密合同，究应如何办理，希火速给予明确回答。兹事干系甚大，万望全力以赴。

　　招商局借款，即2月3日森恪电所述邮船会社借款，这一借款，本已于6日签订草约，但由于英国的介入，突生障碍，以租让满洲获取借款便成了孙中山和黄兴的希望所在。

　　此电发出后，没有任何回音。其原因，据南京会谈的参加者山田纯三郎回忆，在于陆军大臣石本新六的反对。

　　按照日本军部的扩张主义分子的观点，在中日、日俄两次战争中，满洲是日本人为之抛洒珍贵的鲜血的地方，理应享有一切权益，而无须以金钱收买。同日，隆裕认可清帝退位优待条件，决定清帝下诏退位。

　　还在孙中山归国之前，南北和议即已开始。孙中山于I911年12月25日归国后，和议继续进行，但同时也在积极准备北伐。I912年1月上旬，孙中山组织了六路军队北伐，但是，各路均无很大进展，其原因之一就在于缺少经费。黄兴曾在《复张睿书》中表示:“援滦兵可即日出发，惟苦于无饷无械，不能多派。”又称:“派军舰去烟台与援滦同一事，以海军以烟台为根据地也。派人去天津之说，亦是要事，惟刻苦无款耳。”由此可见，北伐计划受制于经费的状况。北伐既无从进行，于是孙中山、黄兴等人又寄希望于和谈，但是和谈也并不顺利。1月19日，袁世凯提出，由清廷授与他组织临时政府的全权，临时政府设在天津。20日，孙中山致电伍廷芳，表示:“清帝退位，政权同时消灭，不得私授其臣民”。对此，袁拒不接受。孙中山再次倾向于以战争解决问题.29日，南京临时政府所辖各军在清江浦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北伐.与森恪的谈判正是在这一情况下举行的，它表现了孙中山为取得北伐经费而作出的巨大牺牲和努力.

　　由于谈判未成，孙中山只能接受他不愿意并力图避免的现实，山田纯三郎回忆说:“孙先生方面，既无打倒袁世凯的武器，又无资金”，“不得不含泪同意南北妥协，最终让位于袁世凯”。山田的有关回忆，由于事隔多年，情节上有不准确的地方，但这一段叙述是符合事实的.

陪君弈棋 [转帖]

　　　　作者：耕斋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鱼千里斋随笔》李渔叔

　　弈棋似为(曾文正)公所深嗜，日记中屡见之。然技殊不高，衡以今日棋艺，当不过五六级耳。旧传公在祁门时，皖垣有弈手名噪甚，幕客建议令人赉金币聘至。公与之对弈，受六子，局未半，裂公棋为数片，每片皆仅得活，局遂不终，所谓中押败也。公恚甚，拂袖起不复出，明日，馈五十金，命送客归。

　　曾文正公国藩，作为清朝的中兴大臣，戎马倥偬，日理万机，上上下下都要摆平，其涵养和胸襟，是深得史家称许的。曾本人也对“修身养性”的儒学极为推崇，其家书和日记中，谈得最多的，也是这方面的内容。

　　但人之性情，总不能一味压抑，即使像曾国藩这样的“克己”者，公务时矜持，休闲放松了，也会“露出马脚”。

　　曾喜欢走围棋，特别是到了晚年，每天午饭后，都要下两局，自称是“养心棋”。 据说有好事者专门问过曾的幕僚:“首长天天下棋，技术一定很有长进吧？”那下属倒也实话实说:“中堂年高望重，那个敢真的与他较量。他只赢不输，还不自知，棋子是越下越臭了。”

　　陪领导玩儿，包括打网球、下象棋……从来就不是一个轻松活。你赢了，他恨你欺君妄上；你输了，他说你应付了事；只有费尽心机，让他“险胜”，才算搔到了痒处。传说曾国藩驻军祁门时，幕僚们得知安徽当地有一个棋手名气很大，便建议曾花钱聘来。曾国藩和他对弈时，那人客气地礼让六子。棋局还没过半，对方已将曾的棋子分割成数片，虽然每片都乘两口气刚刚能活，但棋子是走不下去了。曾国藩中盘告输，气极了，拂袖而去，第二天，给了五十元钱，把那人打发走了。

　　我颇怀疑这是幕僚们耍的花招，自己不敢得罪上司，却让一个外聘者来戏弄曾国藩。看到平时道貌岸然的中堂大人，也有沉不住气的时候，这班僚属一定在那里私下窃笑。

慈禧拉拢老罗斯福退还半数赔款 [转帖]

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1908年签署法案，退还了庚子赔款一千多万美元，退还的赔款主要用于支持中国官派留美学生，由此，也诞生了中国第一代留学生。庚子赔款的退还，与慈禧的外交努力分不开。

慈禧向各国领袖赠照片

八国联军侵华以后，慈禧历尽艰难才回到北京。此时，她对西方国家的重视程度大大加深。有人建议她让西方国家通过她的画像来认识自己，从而改变外界把她当成一个落后、守旧、凶恶的老太婆的看法。慈禧接受了这个建议，而且她对自己的相貌很自信，认为自己的肖像画远不如照片真实，所以就向各国驻京公使和各国领袖送去了自己的照片。美国使馆也获赠了两张慈禧太后的大幅照片，其中一张特意送给了罗斯福。

罗斯福不仅通过照片一睹了慈禧真面目，他还见过慈禧的“芳容”。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召开世界博览会，中国参展物品中有一件特殊的展品，那就是由美国女画家凯瑟琳·卡尔所绘的慈禧太后的画像。画像宽6英尺，长10英尺，上有题款，框架配有精雕的图案。在画像中，慈禧身穿冬季朝袍，披一件珠翠披肩，头上珠宝饰物，雍容华贵。在博览会上，很多人争睹中国神秘太后的真实风采。

博览会后，清朝特使特意把画像作为中国政府的礼物送给了罗斯福。慈禧的好意让美国总统很震惊，罗斯福特意在白宫举行了庄重的仪式接受了画像，后来还把这幅慈禧的画像交由美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慈禧盛情接待罗斯福女儿

慈禧的好意感动了美国总统。到了罗斯福第二次当选为美国总统时，他特意派自己的爱女艾丽斯于1905年前往中国旅游，并拜访慈禧太后。

不过当时中国的老百姓并不欢迎艾丽斯，广州街头甚至出现了一张《龟仔抬美人》的漫画，号召中国轿夫拒抬美国总统的女儿。漫画上还注明，如果你来抬，就是一个衰仔、败类。漫画登上了香港的《世界公益报》，结果引起了美国领事馆的抗议，迫使清政府逮捕了不少人。港英政府也把两名编辑驱逐出境。

慈禧太后对于罗斯福总统的女儿却很欢迎，专门接见了艾丽斯。

慈禧太后和艾丽斯亲切地握手，聊着天。但是，突然不知何故，慈禧太后痛骂起艾丽斯的翻译——前驻美钦差大臣伍廷芳。看到伍廷芳跪在地上万分畏惧，偶尔才敢抬起头来，艾丽斯觉得很奇怪。回国后，艾丽斯和她的父亲罗斯福还特意讨论慈禧太后为何突然发怒，结果两个人的认识是：慈禧很可能在向艾丽斯展示她“骑在男人头上”的威严。

艾丽斯结婚慈禧送礼

1906年，艾丽斯要在白宫举行婚礼，罗斯福准备为之举办白宫中最奢华最隆重的一次婚礼。这个消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连续几天美国各大报纸的版面几乎全被白宫婚礼的新闻所占满。这个消息甚至通过清政府的外交人员，惊动了大洋彼岸的慈禧，她决定送一份特殊的礼品。

1906年2月17日，西奥多·罗斯福在白宫为女儿艾丽斯举行了婚礼。

考虑到中国的丝织品在西方素有美名，慈禧特意让人准备了一大箱名贵的丝绸衣物和锦缎，专程送到了白宫。艾丽斯打开箱子后，看到如此精美的礼物，非常高兴。这份礼品在当时各国领袖馈赠的珠宝、貂皮等礼品中显得既贵重，又别有特色，艾丽斯很是喜欢。

在2月17日举行的豪华盛大婚礼中，新娘艾丽斯穿着的长裙就拖着长达18英尺的锦缎。当时，艾丽斯手捧一束系着白飘带的白兰花，飘带波浪似地拖曳下来，配上长裙，极为妩媚动人。

罗斯福投桃报李退还庚子赔款

1907年12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向国会提出咨文，罗斯福的咨文要求国会授权退还中国庚子赔款，作为中国人的教育费用。在他的努力下，这项提案在国会顺利通过。

1908年，美国正式宣布退还“庚子赔款”的半数，计1160余万美元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虽然说，这些退还的赔款仍然含有美国政府特定的目的，但是能够在各国中率先归还这笔不义之财的一部分，在当时的世界还是开了先河的。

退还的庚子赔款用途

1908年10月28日，中、美两国政府草拟了派遣留美学生规程：自退款的第一年起，清朝政府在最初的四年内，每年至少应派留美学生一百人。如第四年派足四百人，则自第五年起，每年至少派五十人赴美，直到退款用完为止。并责成清廷外务部在北京建立一所留美训练学校。

1909年6月，清廷专设“游美学务处”(清华大学雏形)，负责考选学生出国留学。8月，内务府将皇室赐园——清华园拨给学务处，作为游美肄业馆的馆址。学务处在史家胡同招考了第一批学生。1911年建立清华留美预备校，人称“赔款学校”(Indemnity College)，其教育宗旨为“造就中国领袖人才之试验学校”，到1929年，共计派遣留美学生1279人。

20世纪30年代，美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同时，美国在中国建立了十二所教会大学，其中包括赫赫有名的燕京大学(解放后并入北京大学)。

慈禧看似简单的外交手段，拉进了与罗斯福的关系，也直接促进了庚款兴学，这是近代中美关系上一件值得肯定的事情。 摘自《老年日报》朱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