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 [复制链接]

　　邓让反对者回家睡觉去，他自己却又走出家门，跑到京西的首都钢铁公司。他显然觉得有必要在北京再“点一把火”。那是5月20日，他在那个繁花似锦的院子里走来走去，眼睛却盯着院子外面的世界。“对我说的话，有人顶，有人拖，有人是真心地办。”他对首钢和北京市委的负责人说。又说改革形势有若“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然后批评国务院制定的经济增长计划：“我们有些同志满足于6%。满足6%，就等于第二个台阶要第一个台阶去补才补得上，迈第三步那就更难了。”他伸出右手，一指一点，尖锐地说：“看样子，如果我们始终保持百分之六的速度，就是停顿，就是后退，不是前进，不是发展。”这老人当时神色严峻，就连最熟悉他的那些人都不免惊讶：他那种平和宽厚的长者之风怎么没有了？看来他是不达目的不罢休了。有个记者觉得他还有些话没有说出来，写道：“他要为他身后铺好两条’铁轨‘，把第三代领导人推上这个’铁轨‘。你的列车只能在我这个轨道上开，离开这个轨道就要翻车。”
　　在经过36个月的等待、观察和权衡之后，江泽民拿定主意把中国带到什么地方去。他要宣布他的决定，选择的地方还是中共中央党校。6月9日，他在明媚的阳光中来到万寿山脚下，走进这个由灰色高墙围起来的大院子，好几百人在等待他。他不戴帽子，昂着宽阔的额头，径直从口袋里掏出那份后来产生了极大影响的讲稿，这是他征求了无数人的意见写成的。“他又来了，”一个教员说，“不知道这次说什么。”在过去的三年中，新任总书记顶着狂风暴雨，蹒跚而行，发表了十几次重要演说，做出几十个重要决定。现在，他打算站出来了，既是向邓小平，也是向亿万中国人表明，他是一个可以推动改革开放大业的总书记。在某些关键环节上，他甚至决定，不仅要跟上邓小平的步伐，而且还要走得更快一点，所以说出下面这段话：
　　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总得最后确定一种大多数同志赞同的比较科学的提法，以利于进一步统一全国的认识和行动，以利于加快新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建立。我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
　　他胸有成竹，声音洪亮，没有犹疑。那些不久以前还在说“市场经济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颓然无语，只是低头看自己的脚尖。可是，那些备受压抑、噤若寒蝉的经济学家们抬起头来了；那些惶惶不可终日，打开门就担心警察拿着手铐站在面前的私营企业主们抬起头来了；那些只能按照政府定价把粮食棉花卖给政府、一肚子怨气的农民抬起头来了；那些费尽心机向外国人解释什么叫“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对外经济贸易部的官员们，抬起头来了。

　　老实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弹性很大的词，可以最大限度地容纳意识形态的两极——既包括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也包括了经济自由化的冲动。尽管如此，人们还是相信：共产党的世界里出现了一个新的幽灵。“多不容易呀！多不容易呀！”史文银这一天在稿纸上写道，“你我鬓发都花白了呀！”龙永图也在发出大致相同的感叹。这个个子不高、戴个黑边眼镜、一副书生模样的“谈判首席代表”，自从1987年开始，就和外国人没完没了地纠缠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那时候还叫关贸总协定）的问题。他展开三寸不烂之舌，一会儿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一会儿说“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说了一年又一年，外国人还是不明白怎么回事，不断地问：“你们讲了那么多，请你们回答一个问题，尊敬的中国代表，你们中国是不是准备搞市场经济？”其实这位“中国代表”自己也不明白，只知道“市场经济”是个鸿沟，把中国和世界分割开，有时候他有一点跃跃欲试的感觉，觉得就要跨过去了，比如1987年和1988年，有时候又被无可奈何的情绪笼罩着，觉得那“是不可逾越的”，比如1990年和1991年。多年以后，他有一次回想那些场面，还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大家都说我们已经谈判十年了，实际上我们用六年的时间只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承认我们中国是在搞市场经济。”
　　从表面上看，形势在1992年的逆转，仅仅是由于一个伟人的行动，然则实际的情形要复杂得多，就像我们在前边提到的，杰出人物之所以杰出，乃是因为他的背后有着广泛的社会情绪。邓小平有一次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看来这中间不仅包含着感情，而且还包含着洞察力和世界观。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人是因为违背民意而变得杰出的。一个能够体察民心的人，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伟人。7月的一天，邓小平接到一封信，上面有几百个人的签名，都是大学生，有北京大学的，有清华大学的，还有另外十几所大学的。学生们在信里向他问好，祝他身体健康，还说他们衷心拥护他的“南方谈话”。邓小平一生接到百姓来信无数，但是我们考虑到1989年的事件，可以认为，此信的意义不同寻常。
　　不仅仅是大学生，还有那些被大学生叫做“老师”和“前辈”的老人，现在也都开心得像孩子似的。我们不妨看一下名单：有杜润生、于光远、秦川、孙长江、林子力、童大林、马家驹、吴敬琏、吴明瑜、董辅礽、吴象。当大学生们在给邓小平的信上签名时，这些人走进东长安街上的国际饭店，站在灯光柔和的会议大厅里，互致问候，手拉手，拥抱，拍拍头，笑声朗朗。他们已经有整整三年没有这样笑过了。这一次是世界观察研究所做东，请他们来研究一个共产党人从未涉及过的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吴明瑜穿一身灰色猎装，像是要让自己更年轻些。于光远兴奋得两眼放光，脸红得连他自己都感到发烫。吴敬琏匆匆中断在美国的访问赶回来，手表上的美国时间还没有拨回来呢。“没有什么比这个市场经济研讨会更重要了。”他说。童大林似乎比吴敬琏还要着急，比于光远还要兴奋，他走进来，一边用手解开上衣纽扣，一边大声说：“终于等到这一天啦！”马家驹冷冷地说了一句话，就把过去三年的理论风云道破了：“三年绕了一个大圈，又回到了十三大。”

　　现在这些人都已知道，《解放日报》上所谓“换脑筋”的说法，也不是编辑的发明，而是邓小平在首都钢铁公司说过的话。他们相信，把这几个字送给那些曾经批判和压制他们的人是最合适不过了。大家都说，“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高潮已经不可避免地到来了”。像孙长江、于光远这些人，都是在1978年的那场思想解放高潮中的先锋人物，现在他们说，以“市场经济”为中心的理论大讨论，可以与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相提并论。“谁以不变而自居，谁就会被生机勃勃的市场经济所淘汰。”童大林说，“中国没有别的出路，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大踏步地走向现代化市场经济。”他停下来，看看左右。大家都注意到，他说的是“现代化市场经济”。关于这个词，这几个月来一直是见仁见智，有人说应该叫做“计划指导下的市场经济”，有人说还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更好些。如前边提到的，江泽民选择了一个包容性最强的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在童大林显然是希望把这个招牌也拿掉。他喝了口水，正要往下说。吴敬琏便接上了话茬：“将市场经济确定为中国改革的大目标，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情。”他主张大家一起来清理“左”的理论家造成的严重混乱。此人身材瘦小，嗓音高亢尖利，有个绰号叫“吴市场”，因为他是中国最早为“市场经济”疾呼的人，可是直到这些天，他才真有了言无不尽的感觉。“十年间理论上’左‘倾回潮有两次”，他总结道，一次是1982-1983年，当时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另一次是90年代最初的两年，批“社会主义改革的市场取向论”。政府的方针绕来绕去，就是不敢提“市场经济”四个字，“咬文嚼字的结果，导致了改革的停顿，经济的滑坡，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也许是为了证明吴敬琏所言不虚，于光远当场拿出一张《人民日报》，向大家展示，那是1990年12月的，刊登着一篇文章，覆盖了整整一版。他抬起头，用嘲弄的口吻一字一字地念着其中用红笔勾出来的一段：“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这老人在整个80年代异常活跃，但是到了90年代就深居简出，不露行迹了。现在，他身着浅蓝色T恤衫，一头白发晃来晃去，就像蓝天上飘着的一片白云。他宣布“中国长达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行将结束”，还说应该赶快建立一所“市场经济学院”。一大群老人都说完了，轮到年轻的经济学博士。“单一的公有制永远搞不了市场经济，”樊纲说，“市场经济必然要打破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这话在当时没有引起回应，也许没有人注意到，但更可能是注意到了却都觉得暂时不说为妙，不料这话题在五年以后竟又引出新一轮争论。

　　值得回味的是，尽管中国人认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已经13年，但是看来“是”与“非”的标准还是来自权威。邓小平说了，江泽民接着说，江泽民说了，所有人都跟着说。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在他的办公室里对一个记者说：“现在提出’市场经济‘已经是时候了。”他的上级、国家体改委主任陈锦华也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一部划时代的理论，它不仅可以拯救我们的经济体制，而且还会拯救我们的社会体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电视台、《现代人报》、《工人日报》、《农民日报》，全都跟上来说市场经济的好话。中国新闻社的一个记者翻阅《经济日报》，发现它在两个月里发表了20多篇有关市场经济的文章，不禁叹道：“真可谓释疑解惑排难去忧。”英若诚对经济一窍不通，他当过文化部副部长，演戏在行，却说不清市场经济的来龙去脉，不过，这并不影响他的联想：“经济理论界已出现绿洲，文艺理论没有理由成为荒漠。”
　　这个夏天，中国人的想象力似乎在一夜之间爆发出来。“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就可以把地球撑起来！”一个作家在自己的电脑上写道，“我们要说：给中国一个支点，她一定能把地球上这片尚不丰腴的土地撑起来，推向繁荣和富裕。这个支点就是市场经济！”吴敬琏一向以严谨着称，现在也像作家一样浪漫起来。“重头戏还在后头！”他有点夸张地说。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当他们兴致勃勃地说着这些话的时候，深圳那边，有什么事情正在酝酿，而且很快就要上演了。那可真的是一场“重头戏”。

第6部分 盛世无英雄



　　张也的甜美歌喉中荡漾着的那个“新时代”，可以说是从股票市场的跌宕和康柏华所经受的磨难开始的。康柏华这个倒霉的上海男人，在股票市场上亏损6500元以后，连续15天陷入苦闷悔恨的精神炼狱中，唉声叹气，神情恍惚，要么不说话，要么说些叫人听不懂的话，终于不能自拔，在199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二悬梁自尽，于是成了次日报纸新闻版上让人伤感的故事。从这以后直到6月9日，党的领导人反复阐述的“社会主义”，跟1989年、1990年和1991年的那个“社会主义”已有很大不同。“意识形态第一”的观念以及种种道德的感召，都烟消云散，埋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追名逐利的欲望，一下子爆发出来。媒体一如既往地大吹大擂，只不过现在不再说毛泽东时代的人们如何高尚，而是一再证明金钱对人的激励作用乃是道德不能替代的。湖北省有个县委书记名叫何亚斌，在自己名片的背面印上当地的主要产品：“茶叶、烟叶、木材、黄磷、电石、乙炔炭黑”，还有“优质高品位风化磷矿十二亿吨”和“古海生物化石”。四川有个名叫张宇林的人，常给党报写评论，这一次他写道：“谁来重奖邓小平？”北京的李谷一跑到河南一座小城南阳去打官司，说《声屏周报》和一个名叫汤生午的记者侵害了她的名誉权，必须拿18000元来赔偿。像康柏华那样的普通人，既没有成就，也没有名誉，只有梦想在燃烧，于是买卖股票成了他们改变命运的最重要的机会。报纸用了很多叫人丧胆的词汇描述康柏华之死：“血的事实”、“血祭”、“新中国大陆股市第一位殉难者”。奇怪的是，人们不为所动，《投资者》杂志还公布了一对夫妻的私房话：
　　“明天再跌怎么办？”
　　“既然是市场，价格总会有升有跌的。”
　　“好，听你的。把电视打开吧，看看’开心今宵夜‘。”
　　这杂志的主编还嫌不够，又怂恿他的读者：“其人其事，其情其景，会激发您奋勇投入其中，还是畏而退避三舍？选择吧！”这可不是林子祥和叶倩文唱的“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里面没有浪漫，没有似水的柔情，只有纯粹利益的角逐，但是它照样可以驱使人们把巨大的情感投入其中。

　　那个夏天，在股票市场上选择勇往直前的大约有150万人，和全中国12亿人比较，还不多，但这些人已经把上海和深圳这两座城市搅得天翻地覆。股票市场上一夜暴富的机会的确比现在多，一个穷困潦倒的上海人炒股成了“杨百万”的故事，借助于报纸、电视台和普通人的嘴，广为传播。“大款”是80年代兴起的词，但那时候人们说起这些人，只是在说一个遥远的故事，与己无关。现在不同了，人们谈论富人时，眼睛里全都闪烁着艳羡的光芒，一点也不掩饰自己内心的欲望。
　　让老百姓从腰包里往外掏钱这样的事，伟大人物的号召或者专家的怂恿是很难奏效的，但若仅从时间的先后上看，邓小平的南方视察与这年夏天的股市波澜的确存在着某种因果联系。1月19日，邓到达深圳的那个早上，上海贴出海报，宣布“股票认购证”开始发行，所有银行、信用社和证券公司的门前都卖，可是没有人理睬。看到报纸上刊登的大幅广告——“一次购买，全年使用”，人们说：“报纸这样卖力推销，肯定不是好东西。”一个老太太70岁了，眼睛一花，把股票认购证当成存款单买回家，花了3000块，受尽儿子和媳妇的奚落。再早几年，深圳第一个公开发行的股票“深发展”上市的时候，也是无人问津的，不得不由政府官员带头购买，其情形有如他们在危难时刻高喊“共产党员跟我来”。看来深圳市的领导人抓住了一个有决定意义的机会。他们对邓小平说了这件事，邓说：“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好了放开，错了纠正。”这话看似中立，实则有极大的煽动性，不然，田纪云也不会在几天后到证交所视察时开口就说：“股票是个好东西！”深圳也不会在邓刚刚离开，就把说了好几个月的“新股上市”付诸行动。
　　1992年2月28日，深圳股市第一次进入国际市场，从这天起，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都可以同步看到这里的股市行情。那时候中国还没有证监委，刘鸿儒只是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已经在这证交所里投入他的激情和智慧。上午9时，他侧耳倾听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市的钟声，眼看着蓝色电子显示屏上出现海外投资者的第一次叫价，激动不已，可惜没有成交。大家不甘心，等啊等，心急火燎，过了48分钟，第一笔终于成交了——南玻A股2000股，很小的一次交易，但震耳的喝彩声还是在他周围响起来。“今天是深圳股市走向世界的第一天，”他对身边的记者说，“给我们拍张照片留作纪念吧！”大家拥过去合影，有十几个人，都是笑逐颜开。那时候像他们这样激动的人并不多，大多数人站在旁边看着，纷纷说：“这些人不是有病吧？”

　　可是春天还没过去，就没有人再说那些热衷于股票的人“有病”了。人心已然大变。大家知道了康柏华之死，反倒是责备多于同情。有个人说：“今天来一个自缢，明天来一个服毒，不把正常的股市给坑了？”大多数人没有这么冷酷，但也一致同意康的心理过于脆弱，这是发财路上的大忌。是啊，他已经忍受了15天啦，假如他不是寻了短见，而是咬紧牙关硬挺着，再过9天，到5月21日，股市就会一飞冲天，他也就梦想成真了。
　　此前我们谈到上海和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开创之初，全都在艰难中挣扎，巴望着解开身上的约束，这是1991年的事。到了1992年5月中旬，情况并没有好多少。政府还控制着股票价格，所有股票都戴着一顶“最高涨幅”的帽子。也有人说，这不是“帽子”，而是一个“潘多拉的盒子”。5月21日，“盒子”终于打开了。上海证交所的股票价格全面放开。这一天对于上海的价值，有如2月28日对于深圳。这意味着政府对股票价格不再横加干预，听由股民哄抬或者打压。消息提前16个小时传出，好像一阵风吹过这座城市，把持续了好几个月的沉闷气息吹散了。市民亢奋起来，从每一个角落涌出，汇聚到证券公司。股市已经收盘，但这依然不能阻止人群的膨胀。毫无疑问，明天是个好日子，无论天气还是人气，都是如此。午夜时分，人群没有散去的征兆，只等着太阳升起的时候股票大涨。一个记者到处跑了一圈，回来趴在灯下，挥笔写下一句：“上海有几万人正在街头熬过长夜。”四川中路的海通证券公司门口，一个花甲老人向人群发表演说：“这回该狠狠搏一记了。小阿弟们，机会错过不会再来了！我年轻的时候白相股票，常常是三日两头不吃饭的。”全城30家证券交易点门口，这时候都已人山人海，有人干脆扛来躺椅。发表演讲的，朗读报纸的，扎堆儿交流经验教训的，一片沸腾。一位老者牵着三尺女童路过这里，自语道：“真像’文化大革命‘。”女童仰望爷爷，好奇地问：“什么叫’文化大革命‘？”
　　是有点像“文化大革命”，不过只是形似，若说其中神韵，完全是两回事。60年代中国人心中只有一个“与人奋斗”的念头，现在则充满了发财的欲望。有人连夜驱车跑到杭州，把这180公里的沪杭公路弄得通宵车水马龙。那时候只有杭州能“异地委托买卖”上海股票，这些人深夜赶路，显然不是为了去看西子湖畔的桃红柳绿，而是为了追赶次日第一时间的股票交易。到达杭州的时候已是黎明，朦胧晓色中，却见浙江省证券公司门前早有一条由人组成的长龙。这座秀丽恬静的城市现在也和上海一样，躁动地等待着这个朝霞满天的早晨。

　　开盘后的气氛果然不同凡响。摆脱了控制的股票价格，就像摆脱了约束的人心世情，扶摇直上。新股老股携手并进，两天涨了134%。到这个星期五收市的时候，上海股市出现诞生以来的第一个奇观：面值100元的“豫园附票”以10009元收盘。西方世界有个股市奇迹，说的是微软公司股票从这时起，十年涨了33倍；可这“奇迹”哪里比得上当日小小“豫园”——五天涨了100倍再加9元！
　　送走春天，迎来夏天。上海股民的大家庭里每天增加1万人，有30万人了，大家全都像过年一样快乐，但是当初给股票价格摘“帽子”的那些官员现在胆怯了。他们在出奇制胜以后，不肯乘胜前进，反而忧心忡忡起来：人们后来都说这些官员昏庸无能，其实这是过于苛求。让政府官员领导股票，本来就是勉为其难。50年代初共产党取缔股票市场的时候，他们中大多数不是没有出生，就是还在襁褓中。他们的股票知识，并不比茅盾《子夜》的读者更多。他们被那“潘多拉盒子”里面跑出来的“疯狂”、“嫉妒”和“罪恶”吓坏了，正在想办法把它们塞回去。
　　6月1日，上海证交所率领它的20多家“会员”，浩浩荡荡开进“文化广场”。这广场其实是个大剧场，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没有座位，空空荡荡：政府叫股民们都到这里来，告诉他们，股民太多了，而股市委托代理点太少，实在挤不下，所以才在这里开辟新的交易柜台。这想法不错，但是官员们却又自作聪明，要所有柜台只挂“委托卖出”的招牌。换句话说，这叫“只许卖不许买”。9点刚到，广场上已是人山人海。大多数人一看就觉得苗头不对：政府只许“做空”，这股价还有不跌的？人人心中乱成一团，广场秩序就更乱了。大家前拥后挤，全都喊着要卖，还不到30分钟，就把隔离栏杆冲得七零八落。几个官员赶到当场，一看大势不好，赶快宣布暂停营业。那时候政府就是这样来“领导”股市的，也没有人说他们瞎指挥。什么“政策面”、“基本面”一类的说法，也是好几年以后才由股评家的专业术语变做老百姓的口头禅。
　　“文化广场”这一暂停就是七天，等到再次开门的时候，至少有八个柜台可以“小额买入”了。以后两个月，广场的委托柜台慢慢多起来。到了这时，谁都看懂了，政府的办法虽然雷厉风行，其实也是有一搭没一搭，既不肯让股票暴涨也不肯让股票暴跌。于是人心稍定，都说这广场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证券大集”，也不再争相抛售。不过，最惊心动魄的“证券大集”已经南下，转移到深圳去了。

　　《投资者》杂志如此这般地描述当时的深圳：“沸腾了，整个城市在股票的旺火热浪之中。”8月的第一周，上海人挥手告别“文化广场”，匆匆赶来这里，租下闹市中心上海宾馆的整整一层楼；还有一群北京人，在帝豪酒店安营扎寨；还有一群黑龙江人、辽宁人和吉林人，他们驻扎的天池宾馆，距离证券公司只有几步。几个小时的工夫，这些人就把深圳街头所有带“股”字的书全都买光了，就像蝗虫席卷一片正在生长的麦田。他们通晓“移动平均线”、“RSI、”M顶“、”W底“这些术语，有些人还手持一台小型股票行情显示器，或者一部装置股市技术分析软件的电脑，那时候这些都是新鲜玩意儿，所以当他们得意洋洋地宣告”股民不出门，全知股价情“时，别人都挺羡慕。
　　可是说归说，实际的情形却又两样：那几天是没有人能够”不出门“的。全城21个证券营业所，个个门前人山人海。人们排着队，昼夜不散，但最引人注目的东西却不是人，而是人群中的一张纸。它一次又一次地传到每人手中，又由后来者接过去，纸上密密地写着人名。其实，人的名字也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每个人名前边的序号。这种把人编成号码的办法乃是百姓自发创造，并由众人选举的”龙头“付诸实行。按照规定，”龙头“每隔两小时点名一次——不是叫人名，只是叫序号，比如”三六五号“，或者”五六三号“，闻者立即答”到“，无论昼夜，不得间断，倘若两声之后没有”到“的回应，”龙头“当即将该号码连同人名一并划去。
　　现在20岁以上的中国人，全都经历过”排队的年代“，70年代以前他们缺粮食，缺棉花，缺钢铁，缺煤，缺电，夏天缺西瓜，冬天缺青菜，一年四季都缺豆腐粉丝花生油。80年代他们不缺吃的了，可是缺彩电冰箱洗衣机……紧缺的感受让他们在购买商品时既疯狂又有耐心，既有激情又有韧性，也让人人精通了排队的艺术。现在，他们要用这种精神和这种艺术去抢购新的短缺商品——股票认购券。”有了认购券，就是有了钱啊！“排队的人们把这话连同号码一块传递着，以为发财的时刻就要到来。他们想破脑袋也不会想到，在前边等着他们的除了那些”新股“之外还有什么。
　　1992年新股发行的数量早已确定，但怎么卖出去却让政府颇费踌躇。新股票只有几种，而想要买的人却有150万，不用说，这是”狼多肉少“的局面。一群官员组成的证券市场领导小组煞费苦心，弄出四个办法，让《金融早报》公布出去，由民众讨论：谁都知道这种讨论不会有结果？政府本想平衡各方利益，可是股民想要赚钱，证券发行商想从中渔利，银行职工想着”近水楼台先得月“，连警察也想乘机捞一票。就这样扯了两个月。还是不能平衡。问题回到领导小组。这导致领导小组犯了一个错误：把1991年的老办法捡回来再用，其核心环节是发售”新股抽签表“。简单地说，你要想买到新股票，就要参加抽签；要想参加抽签，就要买到”新股认购表“；要想买到”认购表“，须得手持身份证到指定的地点去排队。一个证买十张表，十张表中一个签。

　　8月7日，此令颁布。股票市场还没涨，进入深圳的车船票价先涨了：原来25元的现在100元，原来30元的现在200元。进出深圳的绿色通道，有进无出。有边防证的人理直气壮向前挤，来自河南驻马店的吕庆才没有证，踌躇再三，忽听武警一声喝：“是去买股票的吧？证丢了？给一百块钱弟兄们吃个饭就行啦。”他知道不放下买路钱是过不去了，就说：“二十吧，不都是咱们国家土地嘛。”“最少八十，”两个兵娃说，“要不别想过。”
　　深圳大街上，人越来越多，宣传车到处跑，高音喇叭的声音也越来越大，男女老少排成的队伍浩浩荡荡，有如神龙不见首尾。走在街上的人看到队伍，便站进去，站着的人看见有人进来，便赶紧宣布纪律。紧张的气氛弥漫在队伍上空，令所有人既浮躁，又规矩。一个记者观察了一个下午，到傍晚终于得出结论：全城21个窗口，每个窗口至少排着2万人，“四十多万人保持着安分守己的场面。一切都显得虔诚、公平而义严肃，令人感动”。
　　他还没有算上这些人背后的那些人呢。根据《牛熊大搏杀》这本书里的记载，排队的人大都肩负着亲朋的希望。一张车票带过来的不是一个人，因为他一下车就会直奔邮局，那里有一个庞大的“军团”在等他：“瞧吧，这大包小包都是身份证，”一个年轻的邮差说，“我们这邮局快成了伊拉克港口了，每天有几百个包裹朝我们这里狂轰滥炸。”一位从北京来的记者看到一袋装满身份证的包裹，有17。5公斤，不禁惊呆了。
　　“我们称过的，”邮政小姐说，“800个身份证1公斤，你算算吧，这一包有多少个。”
　　夜幕降临，人们开始疲倦，开始饥饿，有人要去小便，有人希望能坐在地上休息片刻。送饭送水的来了，还有送座椅送凉席的，有人试图换换班，队伍开始骚动，点名声越来越频繁，喊“到”声越来越无力，争吵声越来越高亢。有人急中生智，拿来绳子，让男男女女全都紧紧抓住绳子甚至将绳子绕在手腕上，就如狂风暴雨中紧握着一条生命线。一种出自人之本能的欲望、执着和坚韧不拔，在午夜的空气中凝聚，安全感却在一点点地消失。这时候，离“抽签表”的发售还有40个小时呢。

　　8月8日中午，街头聚众已超过80万人。疲倦和焦躁的人们终于不能支撑紧张的气氛。像排队者的组织一样，冲击者也组织起来，瞄着前面的位置发起攻击。队伍外面的人们掐指一算，一共才卖500万张表啊！这意味着排在后面的人根本买不到，于是全都加入了冲击者的行列。排队的人严守自己的位置，就像守着自己的财产和生命。蓝天下，骄阳中，卷过来，卷过去，像潮水一样翻滚着。绳子早就丢了，即使没丢也没有人去抓了，能依靠的东西只有自己的身体了。人们挽起手臂，抱紧腰肢，没有了年龄和性别，没有了羞涩和陌生，也没有了爱和恨，几十万人就这样连成一体，被欲望、激情、烦躁、恐惧和令人窒息的汗臭包围着。很多人已经20个小时滴水不沾，粒米不进，男人的叫骂，女人的抽泣，孩子的呼号，老人的喘息……这情景原本是预告大难临头的，可是无人退缩。那些素不相识的人们还在相互勉励呢：“坚持就是胜利！”
　　政府预感要出事，于是提前派出警察，接着军队也出动了。中午12点，军警迈着整齐的步伐，一路小跑开进来，手里拿着警棍，组成一道人墙，把冲击者赶到外面去。队伍里的人摇摇晃晃地站稳脚跟，恢复了自信，可是喘息未定就发现有了新的麻烦：他们的后援团都被赶走了，白天不能送饭，晚上不能送衣，烈日下不能送水，暴雨中不能撑伞，只把一大堆身份证留下来让他们背着。然而还有更加令人难忍的事情：谁要是离开队伍去一趟厕所，就再也别想回来！一个男人说了一句“管天管地，还管我拉屎放屁”，就去了厕所。警察的确管不着他“拉屎放屁”，却拒绝他再回到队伍中。因为去了一趟厕所就丢掉位置的人肯定不止这一个，但大多数人终于坚持到晚上，借助夜幕的掩护，再加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人们就在饭盒和报纸里拉屎，在矿泉水瓶里撒尿。有的人找不到这些东西，就往地上一蹲。然后，天亮了，太阳出来了，温度无情地升高，受尽折磨的人群平添新的折磨。一个在现场感受到这种折磨的记者说：“整个深圳的味道都变了。”
　　然而人们还在不断拥过来，到了这天太阳落下去的时候，小城的街道上，已经站着100万人。

　　8月9日清晨，大多数人已经坚持了48小时，早已精疲力竭。曙光又一次出来了，泼在身上，那么毒辣，让人头晕目眩，可是人们全都打起精神，揉揉眼睛，眺望一个方向。一辆辆运钞车开过来，车上装着“认购表”，还有手持长枪、头戴钢盔的武装警察守卫。照往常的情景，这会让人们安静下来，但是今天不行了。出售表格的窗口打开的那个瞬间，前边人声鼎沸，后面蜂拥向前，万众一心，人群一浪高过一浪。那些小窗口，就像滔滔海浪中的一叶小舟，风雨飘摇。一个记者赶到红岭路去采访，看到一个女人大喊大叫冲进去，“就像疯了一样，随即被更加疯狂的人群淹没了”。无数只疯狂的脚踩着这女人的身体向前冲，还好，还有没疯的人。几个警察冲进去，把她从人们的脚下拉出来。他正在替这女人庆幸，一抬头，看见“那些买到了表的人正在冲出来，一位男子一头跌在树荫下，呕吐不止”，显然是一天没吃没喝，所以只是哇哇干呕，什么也吐不出来，通红的脸憋得惨白。又一个小伙子冲了出来，又叫又笑，仰天灌下三瓶水，颓然靠在路边果皮箱上，手上拿着一小叠表，呆呆地看着继续向前的人群，良久不动，就像傻了一样。“人人都忘了什么是人格、道德和自尊了，”这记者形容当时情形，“这一天的深圳，除了表格，好像什么都不存在了。”一个年轻的女人，王文军，航天部驻在这里的一个职员，和十个同事一起从人群中逃出，回到办公室里，身心俱疲。三天前，这些人每人一条绳子，把五六十个身份证和一大捆纸币绑在身上，拼着性命挤到现在，大家来不及倾吐满腔苦水，开始清点战果。王没有料到，十几个姐妹只有她一人买到十张表，其余都是空手而归。大家解开胸襟，从贴着前胸的地方拿出身份证和钱，全都渗透汗水——就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一张一张揭开，擦干，面面相觑，突然哇哇大哭。
　　售表窗口里的气氛并不比外面轻松。空调大开着，还是很闷，递进来的钱全都湿透了，点钞机失灵了，营业员不得不把纸币一张张摊在桌上，用卫生纸擦干。自从拆开箱子清点认购表的数量开始，大家就在拼命忍着内心的激动，一边卖一边左顾右盼，频频观察别人的脸色和举动。监督人员倒是寸步不离的，可也都是心不在焉。人人心怀鬼胎。“因为每个人都有大把的身份证锁在抽屉里，几万几十万的私人现金也早早放进自己的金库了。”一个营业员后来坦白说，“我们职工都心照不宣，按兵不动。”眼见那几个监督人员提进几个黑皮包来，制服庄严，神态肃穆。经理胆子小，又和这些人素不相识，但却看出那些手提箱里装的全是现钞。一阵短暂的沉默，一个家伙不再肃穆，笑一笑，提上一个黑色公文箱。这边一大堆人霍然起身，他们等的就是有人开头。“你敢我们还不敢？”于是个个转身，拿出一把身份证和一捆钱，谁都怕自己拿少了，转眼间表格就被席卷一空。新聘来的外地保安员只买150张，是最少的。分完了表，女人们有些害怕，男人们商量对策。经理给大家打气：“哪个点上没私分？查谁？”于是大家心里稍安，捂着包走出来。外面还有挤成一堆的人群，一阵被蒸发起来的腐臭味扑鼻而来，像在地狱一般。“看着这些男男女女，我打心眼里可怜他们。我捂着包，揪着一个同事，打的士回家了。”

　　卖表格的人都跑了，买表格的人还被蒙在鼓里。后面的人更猛烈地往前涌，前面的人更猛烈地往外涌，如同海浪撞击着岩石，让人恐惧。现在轮到警察疯狂了。喊叫、咒骂甚至拳头都没有用，情急中挥舞警棍。一个河南口音冲着警棍高叫：“这儿也是共产党啊！怎么敢这么无法无天哪！老百姓不是人哪！”一个香港人看到这场面，先是笑：“中国人有这么高的投资热情啊！”接着就哭了：“怎么能用皮带去对付这些热情的投资者呢？”记者们把照相机镜头从人群移到警察身上。“不动手这场面怎么收拾呀，老天！”一个警察赶紧解释，“我嗓子都喊哑了，衣服湿透了，没有用啊？人那么多那么疯狂，简直像一群野牛。”闹市中心那些豪华商店的老板们，现在全都抱怨那些外地来的男女：“这些混蛋，以为深圳遍地是黄金啦。”说实在的，要说这些人有什么过错，充其量不过如此。
　　稍有功名加身或者权势在握的人转而谋财，有好几个月的历史了。到这年夏天，经商之风已经蔚为壮观。人们不约而同地用“大海”来描述“市场经济”，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把经商称为“下海”。没有谁会忘记这个激动人心的季节。此前他们对商人的说法不一，但几乎没有人会把自己与商人联系在一起。此后他们投身商界，有些人将成就大事，另外一些人则一事无成。他们都非等闲之辈，平生目睹中国的无穷变幻，也经历了无数挫折和成功，早就看破红尘，可是这一年“下海”对于他们价值观念的冲击最大、影响最深。他们不是辞职就是改行，不是当了董事长，就是当了总经理，再不就是公司顾问或者文化个体户，有一个人还成了一个养着60条种狗、180条玩赏狗的养狗场场长。
　　我们不妨看一下“下海”者的名单：有薄熙成，他是党的元老薄一波的儿子、北京市旅游局局长；有邵长权，他原来是辽宁省省委政策研究室的一个处长；有李宁，他是“体操王子”，奥运会金牌的获得者；有两个“林黛玉”——越剧演员王文娟和电视连续剧的演员陈晓旭；有一个“贾宝玉”——越剧演员赵志刚；有黄婉秋，她是刘三姐的扮演者、30年前是中国人心中清纯善良的偶像，三年前是桂林市文化局副局长；有茅善玉，沪剧明星，上海人称其“小周璇”；有崔万增，北京林业大学外语系党总支书记、副研究员；有朱逢博，上海轻音乐团团长；有阎惠昌，中央民族乐团首席指挥；有刘晓庆，一个既刻苦又招摇的女演员；有程浦林，青年话剧院的编剧；有张海迪，一个双腿瘫痪、一向以教育青年树立崇高理想为己任的山东女青年；有申军谊、吴玉华、李娜、韦唯、张暴默、盖丽丽、阎青、解晓东、解晓卫、那英、安冬、景冈山、赵新军，这都是当时最走红的歌手；有黄宗英，一个多愁善感而又雄心勃勃的报告文学作家；有陆文夫，住在江南水乡苏州的一个恬静从容、喜食精美菜肴的作家；有《人到中年》的作者谌容和她的儿女们；还有王朔，一个满嘴油腔滑调，被人叫做“天才”、“鬼才”、“小痞子”、“二流子”、“流氓”、“文盲”，但却拥有无数读者的邪门作家。

　　1992年，王朔34岁，还长着一张娃娃脸，面相和善，说话刻薄。不论人家把他说成什么，他始终埋头写作。迄今为止，他写了100万字的小说和200万字的剧本。他的作品总有几分流气，洒脱不羁，充满了对主流道德观念的蔑视，就像他在童年时代偷唱片、打群架、在大街上勾搭女孩子一样。他写得很投入，不分昼夜，忍饥挨饿，这些事情他都干过，把自己的手指头都磨掉了皮。但是到了1992年，他不打算再这样玩命写作了。他组建了一个民间影视创作机构，叫“海马影视创作室”，自称是“中国第一家”，后来人家一查，还真是前无古人。他自任总干事，又网罗了不少人。苏雷、葛小刚、末都、魏人、莫言、苏童、刘恒、刘震云，这些人都和他凑到一起。当时全中国埋头苦干的作家不少，有几万人；投笔从商的作家也不少，有几百人。聚集在“海马”的这些人是另外一种：在成名的人当中，他们的思想最活跃，禀性最自由；在思想活跃、禀性自由的人当中，他们最有名。这些人每天不分昼夜地聚在一起，山呼海啸般地“侃大山”，每个人都为自己工作标明价格，众人集合而成的作品拿去出卖，讨价还价。第一个是《渴望》，卖给100多家电视台；第二个是《编辑部的故事》，不如《渴望》那么值钱，可也卖了200万。拿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不算多，不过在当时却着实把中国文坛吓了一跳，立时掀起一阵既愤怒又嫉妒的浪潮。这也难怪，王朔毕竟是中国文人中第一个拿着自己的作品当街叫卖的人，也是中国文人中第一个不是写文学，而是在流水线上组装文学的人。江苏省达胜皮鞋厂的厂长，一个号称“皮鞋大王”的高个子中年人，有一天说起这个圆脸作家：“这小子做小说，就跟我做皮鞋一样。”
　　要说做小说像做皮鞋，肯定是夸张了。不过，如果我们能回到1992年，就会看到“明码标价”的风尚笼罩了艺术，甚至笼罩了艺人，也是不假。根据当时媒体上的说法，这些人的出场价格也是浮动的，随行就市，与今日明星的价格相比，实在不多：韦唯5000-7000元；刘欢和李玲玉一样，都是5万元，又有人说他们和那英、杭天琪同价，15000千元；张行和田震，4000-5000元；孙国庆和范琳琳，3000-4000元；解晓东和蔡国庆，3500元；毛阿敏的最高纪录是4万元；巩俐在香港主演一部电影的片酬是60万元。这些都是未经证实的，但并不妨碍它们在普通中国人的心里激起感情波澜。那时候城里一个教授一年的收入不到2000元，连明星嘴里的一首歌都不如，难免眼红。所以歌手“走穴”虽然成风，但都是悄悄地来，悄悄地走，可不像后来的明星那样招摇过市，后面还乱哄哄地跟着一群群娱乐记者。喜欢到处张扬的人倒是有个刘晓庆，这女人既漂亮又聪明，是“百花奖”和“金鸡奖”的“双料影后”，又是荧屏和生意场的“双料明星”，还会唱黄梅戏，写自传，能吃苦，也会享受，做事不遗余力，到处惹是生非。那一年，她扬言要写一部书，说说自己“怎样从一个女演员成为亿万富翁”。她的奋斗经历那时候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但如果真能让人悟出什么，那就是，你能看到一个演员在舞台上的角色和在真实生活中的角色有多大距离。她的成功之路源于她在银幕上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其实这些和她本人风马牛不相及。她最惹人注意的性格是她的肆无忌惮和敢作敢为。这一点让她富有魅力，也让她在十年以后走向监狱之门2002年刘晓庆因涉嫌偷税被拘留。。还有一个人，京剧演员厉慧良，不像刘晓庆那样擅惹风波，却也引起一场争论，有人说他提高了艺术的价值，有人说他贬低了艺术的价值。起因是他公开了自己的一笔“意外之财”。他到天津青年京剧团教人家排练《截江夺斗》，40分钟的折子戏，一招一式全都教会，然后要了1万元。他在报纸上为自己的收入辩护，言辞大义凛然，其实还是底气不足。不过，编辑既然把这当作新闻发表，就表明这种复杂微妙的心态在当时是有代表性的。

　　那时候“万元户”给人的感觉是个大财主。中国人进入90年代好几年了，可收入还不高。这一年，平均每个农民的收入只有784元，城市人比农民强得多，但也只有1826元。上海人收入最高，2156元，接下来就数上西藏了，它还排在广东、北京和天津的前边呢。1992年的西藏人均收入3022元，广东2829元，北京2756元，天津2681元。大多数人还是觉得身边的穷人比富人多。当然遥远的地方穷人更多，那一年全中国还有7000万人全年的收入不足200元，有3000万人全年的收入不足150元，这些人全都住城里人一辈子也不去的地方，一辈子也不会到城里去。编辑们在报纸上公布他们的贫困和闭塞，就像描述富人的生活一样，用意明显：鼓励人们多挣钱。
　　如果你在1992年拥有3000元的年收入，你就超过了所有大中城市就业者的中等水平；如果是4000元，你就属于10%的高收入者之列了。“高收入消费群体”还没出现，不过，大城市的商场里已经有专为高收入者准备的柜台。法国皮尔·卡丹公司那时候已在中国开设了50家分店，还说要再开设50家。京城东郊的燕莎友谊商城在这年夏天开张，由绛红色大理石和铬合金构筑，一派欧美风尚，又与外国使馆区比邻而居，不过，在商城里面徘徊的大多是中国人。几个月后，洋溢着一派日本风格的赛特购物中心也营业了，这商场由日本八佰伴集团管理，有点东京银座的味道。老板是日本人，叫和田一夫。他说他已感到“中国时代的浓烈气氛”。
　　另外一个地方，北京惠新东街4号，气氛不那么热烈，但却是消费者心中的圣地。它在京城北边城乡接合的地方，门上挂着“出国人员服务公司”的招牌，其实是个免税商店。外面看上去像个机关的办公楼，里面没有通常商店里都有的柜台，但却有着规模庞大的橱窗和展台，琳琅满目，全都是普通中国人看不到的外国货，可惜不接受人民币。有松下29英寸“三超画王”，每台1046美元；东芝双门电冰箱，406美元；韩国大林摩托车，1963美元；好易通电子词典，116美元；意大利皮鞋，89美元；美国不粘锅，10.6美元；荷兰食品加工器，118美元；葡萄牙咖啡壶，72美元……那时候中国的免税商店不多，这是其中最大的一家，那些从国外回来的中国人——留学生、官员、工人、海员，每天都从全国各地涌到这里来，把政府给予他们的免税指标折合成美元，或者转手倒卖给那些兜里有钱、却没有出国机会的人。没有办法买到免税商品的中国人，也有机会获得高档的消费品。完税之后的“劳力士”手表是2万美元一块，端端正正地摆在上海荣光钟表店里。《纽约时报》记者尼古拉·D。克里斯托弗不相信这在中国能遇到买主，就去询问。“肯定会有买主，”表店助理经理石光辉一边回答，一边用不屑的眼光在这美国人手腕上的塑料电子表上扫过去，“中国有的是有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