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的深圳河泮 [复制链接]

据不完全的统计，从68到76的八年中,在红楼的校友队伍里,有超过100多人以步行、游水、坐船、买通行证等等方法到达了香港,然后申请联合国提供的难民身份证到了外国,从新开始生活！(其中以美加英澳州等国最多人去)

由于70年代时的极左路线和政策，把逃港的人宣布为“叛国投敌”，使他们自动地获得了可申请“政治庇护”以免回国受迫-害的难民身份，只要有人担保，就可以获准移民出国，据香港人民入境事务处透露，76年前有超过60多万人以这种签证离港。直到76年后，才改称为“非法探亲”。同样的如同8*9年的那场运动一样，有近20万的在美留学生也自动地获得了美国移民局发放的六*四绿卡，他们当中百分之90是高干子弟，红二代、官二代、富三代的子女，现在他们都入了籍，实现了美国梦！

       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有将近100万名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在江门，由于毗邻港澳，在生活艰难的时候，选择了逃港这条路的人也不少。毛泽东年代城市青年无事可做，一千八百万人被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名誉赶往农村劳动改造，但是邓小平却以改革开放，将中国三亿农民进城务工搞建设！一千八百万知青个人的不幸，带来了整个一代城市人的灾难。三亿农民工进城，换来了农村的真空，这是历史的雷同与攷合吗？

1992年邓小平南巡图片回顾

[font=Arial  ]        当年听过这么样的说法：   我爱祖国，可是祖国爱我吗？        如今看到，我们多少人做到了：   即使祖国不爱我，我爱祖国也无冤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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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逃港》内容简介：共产主义曾经描绘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宏伟壮丽的图景，它曾承诺不仅将给社会带来平等、公正，而且将创造出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为人民群众带来比资本主义更为丰富的物质财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20世纪之后。社会主义无论在亚洲还是欧洲，都取得了广泛的胜利。

邓小平办特区幕后：追寻大逃港事件真相

http://book.sina.com.cn  2011年03月09日 10:33  新浪读书

　　文章摘自《看历史(3月刊)》
　　作者：看历史杂志   出版社：成都传媒集团
　　本书简介：《国家历史》是中国第一本以历史为切入点的新闻杂志。2007年9月9日创刊，成都传媒集团出品。全国各大城市报亭、书店有售。经新闻总署批准2010年4月更名《看历史》，黑色的眼睛，发现彩色的历史。而2011年3月刊则……[连载内容]
　　口述 | 陈秉安 整理 | 杨东晓　　逃港的事情，宝安县的老百姓在以前是不愿说或者不屑说的，进入 21世纪，回答我同样的问题时，他们的声音就 响亮了：“逃港又怎样？”“改革开放是从我们宝安县搞起来的。”他们敢于为自己辩护了。　　1982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深圳特区报》工作，当时，深圳已经被设立为经济特区了。我听到当地(宝安县) 的人常说：“改革开放最初是在我们民间先搞起来的”，采访和调查中又听说民间的开放同建国三十多年来宝安 县的几次大的逃港事件有关。我很惊讶，以前只知道特区是邓小平要办的，原来邓小平的决心后面，还有一幕大 戏。我就决心弄出个究竟，开始一点点地进行调查。　　木讷与恐惧事情的进展却并不顺利，因为那时候，逃港这件事还是禁区。1988年我开始调查时，被调查的人往往都否认宝安 县发生过逃港事件。当年，当地的人因为逃港普遍被压制过，有的还被关起来、被狗咬伤过、甚至被边防军打伤 过。这些往事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主流意识中，是不能放到案上说的。　　但是在私下里、饭桌上，大树下，我发现他们相互之间却经常谈逃港经历的酸甜苦辣。但当我再去找他们时，发 现我手中的纸和笔，他们又不说话了。这些说法和现象很触动我。　　我认识宝安县万丰村的经济带头人潘强恩董事长，他倒是说得很明白，他说，改革开放是我们用血写出来的，没 有大逃港，哪有改革开放啦，“我们死了多少人哪，淹死的，打死的，狗咬死的，枪毙的，都有，在我们村里就 有。”　　于是，我通过潘强恩董事长的关系，来到万丰村。他安排我住在村里，我在那里住了四天，想见见逃港者和他们 的家人。但是，一般男的不敢出来说话，只有一些妇女出来应付我。后来经过潘强恩的再三动员，才来了六七个 女人，她们的男人都是逃港的，有的从山上掉下来，有的在海里淹死了。　　我们在公司的会议室见面，当时的农民企业家办公室很简陋，就是一间农舍，地是泥土地，踩得多了，都是黑色 的。有的妇女牵着孩子来，孩子们还很小，全是孤儿寡母的，很可怜。那些没了父亲的孩子还不懂事，满屋子跑 。这些受访的妇人很迟钝。对我的询问没有什么热情，问一句答一句。　　虽然潘强恩对她们进行了动员，但她们看上去还是很木讷，谈不出什么内容来。看来，她们对这件事没有多少认 识，只是因为潘总交待了，来完成一下任务罢了。　　当时这种不敢讲话的现象很普遍，不光万丰村。我去沙井镇了解渔民冲-击派出所的事件时，村民听说记者来了， 也都很紧张，谁都不答话。1979年，刚搞改革开放时，这里的农民以为“改革开放”就是可以自由去香港了，要 出海，结果派出所把船没收了。渔民就冲*击派出所要抢回渔船，还要抓出封船的人。但是在潘强恩介绍情况之前 ，沙井镇没有人承认这里发生过冲击派出所事件，所有逃港者的家属都说，这里没有逃港的人，没有抢船的事， 好像啥都没发生过。　　我也曾彷徨过。单位的领导好意地劝我：“不要碰这个事了，引火烧身哪，你还年轻，正事不管，管这些干嘛？ ”　　我采访的那些村子的领导也认为，你搞这个干啥，(这些事)绊我们脚的，都过去了，不要再纠缠旧事了，不是都 要求我们向前看了吗？　　因为我是党报的记者，村里人往往不好意思直接拒绝，一般都回答说没这个事情，干部就说，陈记者，我了解一 下再向你汇报。可是后来我多次把电话打去，他们又敷衍推托了，最有代表性的话就是那句：朝前看嘛。　　这种讳莫如深的现象一直到90年代初，都没有改观。　　大约到了21世纪初，对大逃港事件，当地人在私下谈论得多起来了。除了当地的个别领导，乡镇书记这一级的干 部，还不敢放开同我谈逃港的问题外，当地农民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忌讳了。有的还把我请到屋里去，请我喝茶， 边喝边谈。原因很简单，经过十几年的经济发展，老百姓的民主意识提高了，腰杆子也硬了。从农村改革，土地 承包，办三来一补工厂，出租房屋，宝安县的农民富得流油。以前怕村干部管他们，罚他们的工分，现在他们怕 谁呀？凭自己的两只手干活，凭自己的本事办厂经营，农民不怕了。所以敢说话了。　　沙井镇抢船事件发生在1979年。我是1990年代到沙井马鞍山村调查这一事件的，这是我在《大逃港》的第二集中 想写的一个章节。群众*冲击派出所之后，公安局派人来把大队支书抓了，准确地说，是他自己找上门去说，你们 把我抓了吧。他被关了十多年。我通过熟人找到了派出所的同志带我到马鞍山去。他被释放后开了个小杂货铺， 我们见到他时，他正在收拾杂货。派出所同志说老陈啊，记者找你了。我握住他的手，这时我明显感到他的手一 直在发抖。他还是怕，怕民警，这种恐惧是忘不了的，已经成为条件反射了。十多年的牢狱让他付出的太多了， 太惨重了。　　我还是叫他陈支书，我说“陈支书，你是条好汉，我们记得你。你帮了村子的人。”他的眼就红了。　　陈支书很木讷，说不出很多话，他反复地跟我说一句话“跑了那么多人，我犯了错误”，我注意到他一直说自己 犯了错误，没有说过自己犯罪。他只是担起了这份责任，也讲不出大道理，只是说党好，这么久了还派人来看他 (指我来采访他)。　　我问他“为什么要策划外逃”，他说不是策划，他没策划，是老百姓自己要跑的。“他们(村民)都想这么搞( 逃港)，你不能看着他们受苦嘛。都是同村的人，乡里乡亲的。”他又说：“他们要走就只好让他们走，担子只 好我来担噢”。陈支书还是当年那个语气。　　如果说写第一本《大逃港》时，我的采访像挤牙膏，那么现在时代变了，逃港者的顾虑在逐渐减少，能主动提供 一些意想不到的资料了。　　改革开放与不再逃港逃港者真正敢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已经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了。　　那时改革开放给深圳宝安带来的富裕，使他们有一种自豪感。“改革开放是我们最先搞起来的”，就是这些伸直 了腰杆子，在有了经济地位后，也要求明确自己的政治地位的普通农民“喊”出来的话。　　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确是同这些逃港的农民很有关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改革开放前，全国每年只允许50个人去香港，分到宝安县，连一个名额都没有，但宝安县至少有20万人的亲人在 香港。有的是父母，有的是丈夫、儿女。所以老百姓就只有“逃”　　当地的县委，就只好搞一些“土政策”，划出十四个公社的范围，允许老百姓去香港做些生意，也允许逃过港的 人带物资回来，并允许他们回来办工厂，解决农民就业的问题。　　60年代，逃港者回乡主要是带食品，猪油、面粉这些生活必需品，后来慢慢地开始带回来糖果、时装、香烟，能 够提高生活品质的东西。到了70年代末，“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在香港已经成为小老板的逃港 者，纷纷回到宝安来开办来料加工厂，比如胶花厂，把塑料的叶、花瓣，一片片地成箱从香港运过来，再用这边 便宜的人工，把它们组装成花束。　　这些由逃港者们带过来的小型企业，你说是工厂也行，说是车间也行，就是内地“引进”的第一批外资。就是说 ，在1978年12月安徽省的小岗村农民要求“包产到户”之前，宝安县的农民早已经在搞“引进外资”办三来一补 企业和养鸡养鸭养鱼出口香港了。这样，生活改善了，老百姓也不往香港跑了。这就是特区的先声！　　宝安县的这些“对外开放”的土政策，60年代得到了陶铸的支持，70年代得到习仲勋的支持。1978年的7月，习仲 勋来到了宝安县的中英街，观摩这些由逃港者办起来的胶花工厂，这时的胶花厂已经在使用工缴费、计件工资这 样的劳动付酬方式了。带他去的是“冒险”在宝安县搞改革开放“土政策”的县委书记方苞，习仲勋不但没有批 评方苞，还肯定和支持了宝安县委大胆搞起来的“土政策”，并叫方苞打报告交省委讨论。1979年3月，广东省委 正式以《关于发展边防经济的若干规定》批准了宝安县的做法。后来，习仲勋去北京向邓小平汇报工作，才决定 在宝安县创办深圳经济特区。　　这些事情，宝安县的老百姓在以前是不愿说或者不屑说的，更不愿把办深圳经济特区，搞改革开放同宝安县的外 逃联系起来对外人说。1990年代中期后，一部分比较担心的企业小老板，还反问我“你问这个搞什么事情？”进 入 21世纪，回答我同样的问题时，他们的声音就响亮了：“逃港又怎样？”“改革开放是从我们宝安县搞起来的 。”他们敢于为自己辩护了。　　有一个在《大逃港》中没有写过的故事，很能说明问题：　　我在采访中发现，1987年，深圳发生了一桩很大的逃港未遂事件：有人制造谣言说英国女王到了香港，凡去了香 港的人都可以特赦，成为香港公民。于是，五六万人冲击特区防线。　　后来我在调查中得知，这次与宝安县已经富裕起来的农民无关，逃港者不是宝安人，而是惠东、惠阳、揭阳县的 老百姓。这与土地承包后农村剩余了大量劳力有关。 当时深圳市政府很紧张，调动了上千武警在路上堵。　　这件事我一直在追踪，我要找出谣言是怎样起来的。追到惠阳县良井镇，我找出了谣言的“制造者”，是一个普 通的农民，名叫魏汉辉。才弄清了这次事件的来龙去脉。　　那个煽动的人叫魏汉辉。开个小店，拖着拖鞋、穿个短裤、光着脊梁，说客家话。他说原由是这样的：他的老表( 他的一位亲戚)看电视，新闻中说英国女王要到香港来，老表就说女王以前来香港时还搞过特赦啦。　　不料他们二人的对话被正在屋外做活的木工瓦工听去了。工匠一回家就把这段对话放大了。于是在两天之内，出 现了五六万人的冲关行动。我曾经怀疑，在当时没有手机和互联网的情况下，只是通过人际传播，就是再快，也 不可能煽动起几万人啊？后来才发现，谣言传出去的第二天正好是赶集的日子。谣言是通过赶集的群众传开的。 因为土地承包后，大批劳动力闲置，都盼望搞一个出路，一旦听到风吹草动，就像一点火星掉在干柴堆上，煽动 出几万人的冲关事件。　　事情过去多年之后，我再次来到魏汉辉住的惠东县良井村。发现这个原来十分穷困的小村庄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许多家庭都盖了新房。魏汉辉现在也没开店了，常在外跑生意。我问他是否还记得当年那件事情，他坦然自若地 说，日子过得这么安乐，你让谁跑谁也不跑了。他有个荔枝园，园中一群土鸡在悠闲地跑来跑去。　　《大逃港》在国内出版之后，在海外引起了广泛反响。香港中和书局迅速在香港出版了这本书，向海外发行。不 少海外的华人报纸、刊物摘载了书中章节。最近我也收到不少来自国外的信件，其中有一封是美国旧金山著名的 原电视台主持人汪伦先生的，很有代表性，他说： “我们当年就是逃港者。这是一段不应该被忘却的历史。可是 长期以来，没有人记录它，再过一些年，很可能会被人遗忘了。谢谢你为留下历史做了一件好事！我们周围的朋 友最近也正在热议这件事说，你书能够出来了，说明大陆真是开放了，进步了。我们都很激动！”　　汪先生还想把在海外的当年的外逃者组织起来，大家经常在一起叙叙这段难忘的经历，作家张抗抗也向他们进言 ：“你们可以把这段历史写下来，很有价值啊。”最近，汪先生组织了现居旧金山、夏威夷等地的华人，想搞一 个逃港者网站。这些当年的逃港者说：这段经历不写下来我们不甘心。他们鼓励我写《大逃港》的续本，他们说 ，“我们一定为你提供更多的资料。”(编辑：点儿)

1977年11月11日，邓小平在广州市视察时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应校友们的请求现上传此文件》

1992年邓小平南巡图片回顾

1992年邓小平南巡图片回顾

好帖，值得顶！

      两条路线、両种思想、各种势力的斗争历来都是十分尖锐的、复杂的，现在不也是如此吗？人就是在复杂的斗争中前进，社会就是在不断的斗争中发展！

优秀文章，支持！谢谢前辈的浏览和点评！

揭秘《东方风来满眼春》发表背后的故事          

　“这么重要的思想不宣传不报道，那邓小平他老人家来广东干什么?我们豁出去了”
       1992年1月23日，邓小平一行即将离开深圳，前往珠海。　　自从邓小平一行于1月19日抵达深圳，几天来，邓小平南巡的消息在港澳和海外媒体上不胫而走，但风暴眼中的深圳，却悄无声息，没有任何公开报道。时任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吴松营感到，“好像邓小平从没有来过一样”。　　一时间，社会上猜测和谣言四起，说邓小平在南方批评北京了。吴松营向时任中共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和副书记厉有为提议，发消息正面回应，以平息谣言。　　早餐之后，他跟着李灏到深圳迎宾馆桂园别墅向邓办主任王瑞林汇报。王瑞林听闻后表示：邓小平马上会出来，可直接向他请示。　　198*9年11月的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后，邓小平辞去一切党和国家领导职务，完全退休。此后，他要求对他的活动不再作公开宣传报道，这已成为惯例。　　这天早上，邓小平心情很好，早饭比在家还吃得多些。他走出来后，李灏迎上去请示。邓小平耳朵有点背，没听清，在一旁的女儿邓榕凑在他耳边，大声重复了一遍。　　邓小平“啊”了一声，略停一下，摆摆手：“不破这个例。”　　珠海：别无选择　　破例的是时任珠海市市委书记兼市长梁广大。　　1月23日早上9点半，梁广大乘坐拱北海关新下水的902号缉私船，等候在深圳蛇口码头。　　40分钟后，邓小平的车队抵达。那一天，邓小平穿的是一件灰白夹克，看起来精神很不错。　　1984年1月，邓小平曾来深圳、珠海经济特区视察，时任珠海市市长的梁广大全程陪同，这使得他成为唯一两次陪同邓小平视察的特区领导人。时隔8年，再次见到邓小平，梁广大感觉非常亲切。20年后，梁广大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起这次见面，仍然历历在目。　　就在邓小平和送行的李灏等人告别之际，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把梁广大拉到一边说：“老人家在深圳这四天里好像很想说话，但是没有完全讲出来。一会儿到了船上，我们俩分工向老人家汇报一下工作。我汇报省里的情况，你汇报特区的情况，把问题都端出来，各不超过15分钟，多听听老人家的意见。”　　在902号缉私船前舱，谢非、梁广大、邓榕和王瑞林紧紧围绕邓小平坐下。谢非和梁广大将当时广东省和珠海经济特区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向邓小平和盘托出。　　他们的汇报，引发出了邓小平早已深思熟虑的思考。两个小时的海上行程中，邓小平毫不留情地批驳时弊，发表了一系列石破天惊的讲话。船在珠海九州港码头靠岸了，他还在滔滔不绝地说着话。　　梁广大深感，这些讲话事关中共*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他专程让人到澳门买了6个进口原装的小型录音机，他自己随身带一个，时任珠海市副市长雷于蓝也带了一个，另外4个让随行干部随身携带。　　为确保万无一失，梁广大还专门嘱咐邓小平准备前往视察的亚仿、江海电子、生物制药厂等企业的老总，让他们也去澳门买了新录音机，全程录音。　　“1988年，已经卸任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出了一本书，名为《1999，不战而胜》，结果不到1999年，苏联就垮台了，东欧也发生了巨变，西方社会认定中国迟早会步他们后尘;国内对广东省和经济特区的误解和指责也很多。”梁广大说，“汽车开到山坡上，忽然没有油了。怎么办?其实当时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选择。因为，一松油门就会掉进万丈深渊，所以，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往上开。”　　梁广大完全知道发表报道的风险，但他感到自己别无选择。“一定要让世界听到小平同志的声音，一定要让国际社会知道，小平同志的身体非常健康，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不可逆转。”　　2月13日，梁广大约请香港《文汇报》《大公报》和澳门的《澳门日报》的社长来珠海，精心挑选了20多幅邓小平视察珠海的照片，希望他们刊登，以支持特区发展，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　　第二天，这三家港澳媒体用头版或整版发表了这些照片。这是关于邓小平南巡最早的大篇幅图片报道。　　2月21日，《珠海特区报》头版以《巨大的鼓舞，亲切的关怀——小平同志视察珠海经济特区》为题，刊发了邓小平视察珠海的大幅照片，并配有千字通讯《邓伯伯，您好!》。这是境内关于邓小平南巡的最早报道。　　深圳：两句话的报道　　珠海的报道出来之前，深圳方面对邓小平南巡只有两句话的隐晦报道。　　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是1985年才调到深圳工作的，邓小平1984年来经济特区视察时他还在北京工作。据他回忆，他到深圳后，年年都请邓小平来深圳视察，邓小平都没来。但1992年，“不请自来”。　　接到的通知上说，邓小平是来广东“休息”的。来之前，邓办先遣组交代了多项注意事项：不听汇报、不作报告、不予报道，等等。　　1月19日，邓小平一行抵达深圳。当晚，邓办主任王瑞林和广东深圳两级领导在深圳迎宾馆6楼开碰头会，王瑞林提出，邓小平在武昌作短暂停留时，就有重要谈话，深圳市委要指定专人作详细记录，否则将会造成历史的重大损失。　　会上决定，由吴松营负责作记录。他深感责任重大，会后找到《深圳特区报》副总编、深圳方面随同邓小平南巡的唯一文字记者陈锡添，要求他一起来作记录工作。　　在后来的许多照片里，都能看到他们，站在邓小平身后，西服的左上角别着小小的孺子牛图案的红色圆形标志。有时候，他们需要蹲在邓小平座位后面，把笔记本摊在膝盖上，奋笔疾书，唯恐漏掉一句话、一个字。　　但这样还是不能确保记录的完整。因为，在路上时，只有盛市主要领导能陪同邓小平在中巴车里;邓小平的四川口音很重，他们有时一下子听不明白。　　经请示邓办，录音机被允许携带，又调来深圳市委宣传部四川籍的工作人员凌泳。为了防止录音设备出故障，还从深圳广播电台调来了一位政治可靠的技术员。　　此后，邓小平在深圳的每一天，都是这样的：每天早上出发时，吴松营把经过检查处于良好状态的录音机交给李灏，回到迎宾馆再取回来，先交由凌泳录成文字，他和陈锡添再结合笔记，整理成文字稿，最后送给王瑞林审核。每天晚上，都工作到12点以后。　　邓小平南巡虽是保密的，但并未严格戒严和清场，使得行程实际上处于半公开状态。深谙邓小平性情的王瑞林特地嘱咐警卫人员，放宽松点，尽量让邓小平同群众见面。因此，很快，邓小平在深圳的消息不胫而走。　　1月20日中午，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外宣处处长、市政府新闻发言人黄新华接到香港无线电视台的电话，称接到很多观众电话报料，说邓小平在深圳，希望他们予以证实。黄新华请示吴松营后，给予了答复。　　于是，当天中午1时，香港无线电视台插播了一条重要新闻，播放了记者采访黄新华的电话录音。　　记者：邓小平是不是在深圳视察?　　黄新华：深圳经济特区是邓小平同志亲自倡导建立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经常来深圳走走看看，视察工作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当时主要负责跟海外记者联络，跟很多记者都是老相识了，我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黄新华笑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但我这么回答也应该不会受什么处分，我又没有说小平同志来了。”　　随后几天，许多家里能收看香港无线电视台的同事和朋友对黄新华说，看到电视台的报道了，认为他的回答很巧妙。　　为此吴松营特地到市委副书记厉有为处“请罪”，但厉有为神色轻松，并未责怪。　　邓小平一行离开深圳前，吴松营听见邓榕对李灏说：“这几天香港的股票升得很多啊。”对邓小平的一言一行格外关注的他观察到，邓小平听了笑眯眯的。　　“香港的报道，让邓小平也看到很好的反溃他知道改革是民心所向。”吴松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吸取皇甫平的教训　　但除了这两句话之外，深圳方面再无任何声音。如何才能突破禁令呢?　　《深圳特区报》总编辑王荣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一次与陈锡添聊天时，他提出，可以采取评论的形式。“既没有被开除党籍的风险，也能达到宣传报道的目的。”这一想法得到社长区汇文和编委会的赞同。　　深圳市委宣传部也很支持。“这么重要的思想不宣传不报道，那老人家来深圳干什么?我们豁出去了!”吴松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春节刚过，两篇由陈锡添执笔的评论送审时，时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广慧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能不能搞个大生产方式，抽调各单位人手，组织一个写作组，发挥集体智慧?　　2月12日，经深圳市委批准，学习宣传邓小平重要谈话精神写作组成立。写作组由杨广慧挂帅，《深圳特区报》副总编王初文为组长，成员包括《深圳特区报》的陈锡添、钱汉江，以及市委办公厅的于德江、宣传部理论处的刘明如等人。　　小组成员入住深圳迎宾馆桂园别墅，全脱产封闭写作，持续23个昼夜。　　在一次市委常委会上，杨广慧提出了谁来审稿的问题。“要是常委审完书记审，稿子很可能就发不出来了。我提议，我是宣传部长，由我来定稿，实在拿不定再讨论。”杨广慧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大家一听都很高兴，这是一个烫手山芋埃”　　那段时间，杨广慧白天到宣传部上班，晚上来宾馆工作。每篇稿子都经过集体讨论，最后由他签发。　　杨广慧对稿子的要求很严格，要求不能出现一个废字，字字都要像钉子一样，钉死在文里。　　他坦承，采取系列评论的形式，多少是受了1991年皇甫平评论的影响。　　1991年，邓小平在上海过春节，也多次发表与深圳类似的谈话。上海《解放日报》以皇甫平之名，陆续发表了4篇评论文章，宣扬改革开放。结果，引致北京一些媒体的围攻，甚至有学者称之为“批邓”。　　考虑到这一教训，深圳做了一些特殊的安排。　　2月18日，吴松营让市委宣传部新闻处通知香港《文汇报》驻深圳记者站站长林以栋来一趟。　　《深圳特区报》创刊之时，因为印刷厂还未建成，每次出刊前，都是拿到香港，由《文汇报》帮助排版、印刷，双方建立了很好的交情。　　吴松营问林以栋，《深圳特区报》即将发表传达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的系列文章，是否需要转载?林以栋当即高兴地表示：要，要!双方商定，《深圳特区报》每定稿一篇，就由报社总编室给香港《文汇报》发传真。　　2月20日，“猴年新春八评”第一评《扭住中心不放》见报，并预告了后七评。香港《文汇报》在头版重要位置同步转载，并且在按语里称：《深圳特区报》的编辑部文章原汁原味地传递了邓公南方谈话精神。　　“八评”一出，洛阳纸贵。　　香港《大公报》也开始同步转载。日本共同社、英国BBC广播公司等都通过各种关系索要“八评”的传真稿。　　北京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也开始有选择地转载。　　2月26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专门让办公室致电特区报社，要求将已发表的3篇评论传真给他，以便他开会时用。其时，第4篇评论已于当天发表，第5篇的小样也已出来。于是报社将4篇评论和一篇小样一起传到邹家华办公室。　　发表《东方风来满眼春》　　但地方媒体评论的影响，毕竟有限。　　吴松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心里最想做的，还是通讯报道，因为它真实直接，影响力大。他找来《深圳特区报》社长区汇文商量。　　《深圳特区报》也早有此想法。事实上，早在“八评”写作之前，编委会就已在筹划写长篇通讯了。“这么重要的新闻，不报道是报社的失职。”时任《深圳特区报》副总编、编委会成员王初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编委会确定，通讯由社长区汇文亲自抓，陈锡添来写。“八评”的稿子一写完，陈锡添立刻就开始做补充采访了。　　中共中央2号文件的到来，使文章有了直接的理论依据和高度。　　2号文件是中央根据邓小平南方讲话整理而成，从2月28日开始，逐步下发全党。杨广慧记得，深圳市委曾召开了一个扩大会议，传达2号文件，但不能记录，连传阅都不行，念完就完了。　　吴松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3月22日，深圳市委宣传部一位干部专门从北京带回了一份2号文件的复印件。他如获至宝，第二天，即将复印件交给区汇文，告诉他：就按此文件精神把关，同时文件要绝对保密，不能传第二个人。　　王初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曾看见区汇文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对照2号文件，一字一句地核对陈锡添的稿子。　　发表时机尤为重要。吴松营在党委宣传部门工作多年，深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新闻报道，不是哪家地方报纸可以抢先发稿的。《珠海特区报》的通讯受到上级批评，对深圳也是一个警示。　　“珠海报道挨批评了，成了新闻禁区。只能等中央、省委报纸先发消息，哪怕它只发了豆腐块文章，咱们立刻就发。”杨广慧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3月22日，《南方日报》发表了通讯《邓小平在“先科”人中间》。这篇千字短文，并没有在社会上引起太大关注，但在深圳看来，省委机关报实际上已经带头“破例”，他们的长篇通讯推出的时机到了。　　3月25日上午，杨广慧拍了板：“发吧。稿子我就不看了，你们社里把关。但一定要注意把小平同志写成人，不要写成神。”　　他们清楚，这样重大题材的报道，根本不是一个地方党委宣传部门有权力来审的。“当时，市委书记李灏已经上北京开两会了，难道要再报到北京?那只有不发了。”吴松营解释。　　3月26日，一万多字的《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在《深圳特区报》头版刊出。　　“当时觉得坐牢杀头肯定不会那么严重，但双开是有可能的，也做好了这方面的心理准备。”吴松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东方风来满眼春》发表之后，深圳很平静，用吴松营的话来说，是一种“令人焦虑的平静”。　　国内多家地方报纸相继转载，但，北京没有任何消息。　　北京：《光明日报》转载　　直到3月30日。　　其实3月28日，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张常海从《深圳特区报》上看到此文，已经决定转载了。“很全面，写得也好，能传达邓大人讲话，当时就决定发了，没想那么多。”现年82岁的张常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是他第一次向媒体披露这段往事。　　张常海特地派《光明日报》驻深圳记者站站长易运文去打听，说是经省市领导同意发的。编委会讨论之后，一致同意转载。　　28日，易运文于从《深圳特区报》拿到了《东方风来满眼春》的报样，给北京总部发了传真。　　原本29日就能见刊，但时任《光明日报》总编室副主任、现任《光明日报》副总编辑的何东平认为，传真报样的照片不够清晰。　　“要登，就大大方方地登出来。因为我们坚信转载是正确的，符合中央对南巡讲话的态度。”在光明日报社的办公室里，何东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于是，易运文立刻去《深圳特区报》挑选了照片，一张是邓小平的大幅半身照，一张是邓小平视察的全景图。正好有同事要去北京出差，便由他乘坐29日的航班将照片带到北京。　　3月30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全文转载此文。　　何东平特地从电脑上调出了当时的报纸，指给记者看。头版一共8栏，此报道占了5栏。“连标题都做了美化，用图画做了装饰，这在当时是非常少见的，可见对这篇报道的重视。”　　见报当天早上，10点钟左右，张常海去中宣部开碰头会，受到批评。　　“领导问：你请示了吗?我说：转载有什么错吗?我一个总编辑，连转载一篇文章的权力都没有吗?他不说话，后来批评《光明日报》无组织、无纪律。”张常海笑着回忆。　　就在这时，新华社总编辑接到了社里的电话。接完电话，他与主持会议的负责人低声耳语两句，负责人随即宣布散会。　　邓小平的办公桌上每天会按时摆放3份报纸：《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张常海后来才知道，这一天早上，邓小平刚好看见《光明日报》转载的《东方风来满眼春》，非常高兴。　　“立刻让邓办打电话给新华社，要求新华社发通稿。”张常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一个小时后，上午11点，深圳电视台接到中央电视台通知，要求调邓小平在深圳的电视资料。　　当晚，新华社全文转载《东方风来满眼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之后全文播放，并配上邓小平视察的画面。　　3月31日，《人民日报》以及全国几乎所有报纸都在头版转载了这篇报道。　　4月1日，即将访日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会见日本驻华记者时，被问及对《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文的评价，江泽民肯定地回答：“现在发表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的报道，可以使全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他的谈话精神，以便全面地贯彻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