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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gin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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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色惨案直逼死亡底线巧合还是阴谋？
孟川撰写2015-01-02 02:14:56
上海外滩跨年踩踏事件已过去两日，北京时间1月2日上午，中共官方公布了首批32位外滩跨年踩踏事件遇难者名单。截至目前，该事件已致36人死亡，47人受伤，重伤员尚未脱离生命危险。当死神还未走远之时，一个话题悄然占据这一悲剧话题榜中心——35人死亡编制。高度重合的数字究竟是巧合，还是阴谋？事件又将如何追责？截至多维记者发稿前，官方尚未对此给予回应。
2014年的跨年夜，上海外滩发生踩踏惨剧。上海官方当日通报的伤亡数据为35人死42人伤，这一数据与此前大陆网络盛传的“中共官场潜规则”巧合重叠，“称凡重大安全事故死亡35人以上，当地官员一把手就地免职。”在网络的放大镜下，魔数与魔术成了“35”前后几个数字的代称。事发当晚，相关救治医院紧急抢救遇难者的报道见诸各媒体头条，同时这也成为了“死亡编制”论支持者的一例佐证。有评论称，从现场画面来看，事故现场人山人海，很多目击者称倒下的人很多，还有被挤压受伤的，上海方面这次动用了四个医院，这些医院都是实力比较大的医院，如果人数不是特别多，不需要这么多医院同时参与救治。也有人说关于事故中死亡人数以37人为界限。
这一观点旋即得到支持，“至于伤者的数字，我不好评论，因为，我在医院工作几十年，清楚一个大都市医院的接诊能力，42人伤？如果仅仅42人伤，把他们全部送到一个医院就可以了，根本不会把几个大都市医院弄得乱轰轰手忙足乱。”一名自称医务工作人员的网民表示。随后，一份发生在大陆近二十年间的38起重大安全事故伤亡数据曝光，颇具“说服力”：1993年4月，辽宁省大石桥市列车与大客车相撞，35人死亡；1997年5月，深圳黄田机场空难，35人死亡(33旅客，2空勤)；2004年8月，山西临汾矿难，35人死亡；2009年9月，河南平顶山矿难，35人死亡；2010年6月，福建广西四川洪灾致，35人死亡；2010年8月，甘肃天水陇南暴雨，34人死亡；2010年9月，广东洪水地质灾害，34人死亡……

上海市公安局官方于12月31日晚23：32发布微博播报外滩实时消息称：“外滩迎新场面壮观虽然人多，但秩序还算有序，希望在现场的童鞋们配合民警和武警蜀黍的指挥，平安跨新年外滩已近饱和，蜀黍建议择地前往跨年。”

事发现场

神秘的35人死亡数据在线，让人联想到网络流传的“你懂的”的这句话，究竟是巧合还是另有玄机？有大陆官方背景的微信公共号“政知局”特此刊文，文章题目观点明确《辟谣，别再传神秘的35人“红线”了》，踩踏事件发生后，“听说重大事故死亡人数都不会超过35人”、“一次事故死亡人数超过35个人，市委书记将撤职”等说法在网上再次流传。早在3年多前，时任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新闻发言人的黄毅就对网上“重大安全责任事故死亡人数有一个神秘的35人‘红线’”说法，作出过澄清。
2011年8月4日上午，黄毅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有网友提问：网上有传言，重大安全责任事故死亡人数有一个神秘的“35”人“红线”，超出部分就该计算为“失踪人员”，然后是伤者情绪稳定，当地政府官员积极救灾等捷报。请问你对此有何看法呢？“据我了解，没有所谓的神秘‘红线’。”黄毅表示，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在界定事故的等级时，一般是以死亡人数来计算。比如，一次死亡3到9个人的为较大事故，10到29人的为重大事故，30人以上的为特别重大事故。除此之外，也考虑事故的直接经济损失，以及受伤人员的数量。黄毅还解释了死亡人数计算中的一些细节：有些事故发生之后，在遇难人员遗体还没有全部找到的时候，一般是作为失踪，找到遗体之后，再计入死亡人数。所以，不存在以35人红线的问题。

无独有偶，《人民日报》也对这类传闻进行过辟谣。2012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题为《30人以上死亡为特别重大安全事故》的报道。文章亦重申安全事故等级分级规定，只要造成30人以上死亡的事故，均构成特别重大事故，不存在“35”或“36”这样的特定数字。其实，据多维记者梳理信息显示，网传2009年9月，河南平顶山矿难35人死亡，据查询，有相关报道显示，河南平顶山矿难死亡人数上升至67人；网传甘肃天水陇南暴雨34人死亡，据查询，甘肃陇南、天水暴雨造成42人死亡13人失踪；网传广东洪水地质灾害，34人死亡，据查询，相关新闻显示“广东茂名‘9•21’洪灾遇难人数增至70人”，此处暂不一一列举类似数据，但仍然可以发现这份“红线”数据单的真实性是有待-考-证的。
然而，伴随着悲剧来临，这样的消息频频出现，个中原因引人深思。其中，舆论场内的讨伐声中不乏有评论公开质疑政府的公信力。在人云亦云的网络世界，将政府公信力作为主因虽难显公正，但从此次外滩踩踏事件来看，相关管理部门确是民众首要追责的对象。官媒新华社冲在最前线，新华社1月1日晚间刊发一篇“追问”踩踏事件的报道连发三问，质疑有关部门的风险预防策略是否充分、安全管理手段是否到位、应急控制措施是否及时。报道称，虽然事故原因还没查明公布，但“相关管理部门难辞其咎”。1,200多警力如何维持几十万人的秩序？虽然警方已经在微博上称外滩平安夜已经饱和，建议民众择地前往跨年，但“如果有市民没有收到相关通知，警方有没有组织警力控制人流的继续涌入”？
同时，一篇《媒体十问上海踩踏:应急措施是否及时将如何追责》的文章出现在官方网站及各大门户网站的首页位置，事发时外滩人流量多大？灯光秀转场是否及时通知？交通为何没有管制限流？踩踏是否由“撒钱”引发？特大城市缘何出现踩踏？盘古智库城镇化首席研究员易鹏表示，30多条鲜活的生命没能看到2015年，是用生命对中国城市管理水平敲响了警钟：对中国不少大城市而言，硬件建设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的水平，但在城市软件管理水平还差距很大。
上海外滩踩踏事件发生的同时，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同样有人在欢庆新年到来。与网民拍摄的上海外滩人群密如蚂蚁、聚成“一锅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纽约街道每隔一段就竖起隔离栏和防护带，并对人流流向实施明确规定，照片显示，纽约时代广场人流众多，但警戒严备下显得井然有序。对比之下，不少网民对上海这一特大城市出现踩踏事故表示震惊，在他们看来，一线城市的管理水平应该比较先进，缘何出现如此重大的人员伤亡？正如上海市委书记韩正2014年11月25日接受采访时所言，作为一个特大城市的运行和管理，由无数个细节组成。这个城市运行的每一个细节，必须执行精细化的管理。与此同时，面对诸多疑问，当务之急是梳理调查之后，政府应尽可能详细的给予遇难者家属及公众们客观而公正的回应。

(孟川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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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震怒上海官场承高压将生变
麦垛撰写2015-01-07 01:13:58
北京时间2014年12月31日发生的上海群众聚焦踩踏事件仍未平息，并有可能导致上海政坛的巨幅波动。1月6日晚，中央召开全国案例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国务院副总理马凯指称，迎新年之夜上海市外滩发生群众聚集踩踏事件，导致36人死亡，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中国旅游局方面亦作出表态，没有组织的活动，当地政府仍然要对安全负责。
分析认为，基于中央层面的这一严厉表态，不出意外将启动问责机制。这也就预示着，上海政坛或将因为此次严重突发事件出现人事方面的调整。相似的情况也曾发生于2008年的山西，当时的襄汾溃坝事故导致277人遇难，本来前途无量的政治明星孟学农引咎辞职。虽然此次事件严重程度不及当时，但造成的社会影响却与之不相上下。上海官场会因之出现怎样的变化，值得关注。2014年12月31日晚发生的上海外滩陈毅广场踩踏事件致36人死亡，49人受伤。据媒体最新报道，截至6日上午11点，已有29人经诊治后出院，20人继续在院治疗，重伤员减至4人，其中1人生命体征尚不平稳，仍在全力抢救治疗中。
北京时间1月6日下午，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召开。会议全面部署了当前和2015年安全生产工作，尤其对“春节”前后和“两会”期间的安全生产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在讲话中指出，迎新年之夜上海市外滩发生群众聚集踩踏事件，导致36人死亡，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会议指出，近日，一些地方先后发生多起消防火灾、建筑施工、气体燃爆等重大事故，特别是上海外滩群众踩踏事件，虽然不是生产安全事故，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社会反响强烈，教训十分惨痛。

国务院副总理马凯

对于舆论中猛烈的责问批评，有声音认为，此次事件有很大的偶然性，政府只应承担有限责任。但中央方面显然并不同意此种看法。马凯表态前后，中国国家旅游局副局长杜一力在国家旅游局官网发表署名文章指出，尽管外滩跨年没有组织活动，但公共事件的责任主体已明确为各级政府，没有组织的活动，当地政府仍然要对安全负责。杜一力在文中表示，因为没有组织活动，所在地政府和上级政府以及主管部门责任意识会下意识地放松，但是法律并没有免责。政府不组织，还是会有群众性的活动出现，这种没有组织者的群众活动，政府仍然要承担责任，这是一些政府尚不自觉自知的责任。
观察人士普遍认为，此次中央方面的表态极为严厉，不同寻常，或许释放出将要问责相关负责单位和责任人的信号。其主要原因或许在于，即将到来的春运及两会一向是事故易发频发时间段，因此也是中国各地政府交通安全管理能力的一次大考，稍有疏忽就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安全事故和群体性事件。当然，另一方面的考虑则是有可能转化为对政府的不满。就此来说，不排除中央方面以此为例，追责相关部门，以此警醒各地政府和交通管理部门的可能。值得一提的是，类似的事件也曾发生在胡-锦-涛执政时期的2008年。山西襄汾县新塔矿业有限公司的尾矿库发生溃坝事故；宽约600米，长约3公里泥石流将下游的一个农贸集市和两个村子的部分房子冲垮，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事故，最终死亡277人，4人失踪。9月14日，上任仅8个月的山西省省长孟学农第二次引咎辞职。当时的孟学农被普遍视为前途无量的政治明星，并且与时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关系密切。因此，孟学农的主动辞职被视为开创了中国主动问责和引咎辞职的官场先例，并使他本人赢得了广泛声誉。
分析人士认为，虽然此次上海踩踏事件严重程度不及山西溃坝事故，但是其造成的社会影响力却与之不相上下。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山西本来就是一个矿灾频发的省份，因此“晋官难当”；而上海则以国际化大都市闻名，被中央寄予厚望。上海政坛此次是否也会因此出现较高级别官员人事调整，值得关注。

(麦垛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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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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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问责？如何交代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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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1-11

自觉调节生活
感悟正道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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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63楼发表于: 2015-01-08

上海踩踏事故本身存在政府重大失职行为，而事故发生后上海当局的种种做法更加恶劣，引起社会各界的更大谴责，包括：严密封锁消息、限制媒体报道，公然将群众敬献的鲜花丢弃，逮捕网上“造谣者”，拒不提供事件真相，软禁家属，以尸体作要挟逼迫家属签约，头七仅让家属在现场祭拜5分钟等等，反映的是权力的傲慢和专横，对这样的恶劣行径，高层如不查处，不仅失信于民，也会失威于上海帮，让上海那帮人对中央更加不买账，继续搞他们的独立王国。问责韩正。杨雄辞职！

网友:风云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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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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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64楼发表于: 2015-01-11

林丹单飞不过是开后门商业开发相应制度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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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林丹在商业开发上“单飞”的传闻已经流传了两个月之久，前天，李永波和林丹首次就“单飞”表态。根据双方协商结果，林丹在代表国家队训练和比赛时须穿李宁的服装，球拍和球鞋可以是尤尼克斯，但不能露出标识。不过李永波也特别强调，林丹只是个特例，其他队员不能效仿林丹的这种“个人商签”模式。
    林丹单飞事件看似圆满解决，但纵观中国体坛，运动员和运动队之间，因为利益上的分配不均发生的冲突并不鲜见。现行的举国体制，几乎将体制内的运动员、尤其是优秀运动员所有的利益与权益都“一网打尽”。林丹单飞事件能否成为“改革的一块试验田”，还需拭目以待。
    林丹签下个人亿元大合同
    李永波强调这只是林丹才有的特例
    许多球迷都注意到，丹麦羽毛球公开赛，林丹穿上了新赞助商尤尼克斯的外套。此外，在亚运会上，林丹便已经拿着有明显尤尼克斯标志的球拍挥拍上阵了。再往前追述，去年世锦赛上，夺冠后的林丹则是“不经意”地用一条毛巾盖住了李宁的标志。
    对球迷来说，这些或许只是微不足道的花絮新闻，但对中国羽毛球队来说，这却可能是一件里程碑式的事件。
    据称，林丹与尤尼克斯的合同长达十年，费用过亿。但众所周知，中国羽毛球队的赞助商是李宁。作为队中的最大牌，林丹“移情别恋”，不仅是对李宁公司的一个重大挑战，也是对中国现行体育赞助商体系的一个重大挑战。
    此事最终能够圆满解决，得益于李宁的大度。李永波称，李宁公司在谈判过程中给了国家队和林丹足够的包容，“尤其要感谢李宁先生，他也是优秀运动员出身，能理解林丹有了今天的成绩后，希望个人利益最大化。”
    不过李永波也特别强调，林丹只是特例，因为“后者对中国羽毛球的贡献无人替代”，其他队员无权效仿。
    运动员试图单飞林丹并非个例
    田亮孙杨姚明都曾遇到这个难题
    事实上，体制内的运动员在商业开发上尝试进行“单飞”，林丹并非第一个。很多人可能会很自然地联想到当年的田亮和如今的孙杨。
    2004年雅典奥运会之后，风光无限的田亮试图在商业开发上“自己说了算”。随后国家游泳管理中心召开新闻通气会，宣布对奥运跳水冠军田亮作出除名决定。
    不仅是田亮，2011年上海世锦赛期间，孙杨穿了一件361°的衣服出席了新闻发布会，国家游泳管理中心副主任尚修堂当时就提出了批评：“国家队的运动服赞助商是耐克，你不能与361、362什么的签约，必须与国家队保持一致。”

此外，更早一些，2003年初，经过中国篮协授权、印有姚明形象的可口可乐易拉罐出现在中国市场，而当时姚明已经与百事公司签约。于是姚明就可口可乐公司涉嫌侵犯其肖像权事件正式向法院递交诉讼书。不过双方最终达成庭外和解，姚明撤回了诉讼。这起官司最终没有成为推动中国运动员个人商业权益改革的契机。

   特例只是一种变相的“开后门”
    应用制度化来确保各方利益
    其实谁都知道，那些顶级的体育明星往往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但在国际体坛，很少有人敢强行地无偿占有这些商业利益，而是更倾向于以合作商业开发的方式来获得“双赢”。
    例如EA公司出品的《NBA live》系列游戏，在其中的几款作品中，由于没能获得乔丹本人的授权，只能按照乔丹的个人特点制造出一位被命名为“Player”的无肖像球员，不敢擅自使用乔丹的肖像，否则等待着他们的将是严厉的经济惩罚。
    与国际体坛相比，中国现行的举国体制几乎将运动员，尤其是优秀运动员所有的利益与权益都“一网打尽”。这种借“举国体制”之名行侵权之实的行为，非但不具有合理性，在法律上也站不住脚。
    如何来处理这种情况呢？其实一些职业化程度较高的项目已经给出了回答。比如女子网球项目近年来实施“单飞”的过程中，采取了运动员与相关部门签约的做法。相关部门可以分享到一定比例的商业收入，但与此同时，也必须赋予运动员充分的自主权。
    回到林丹的“单飞”，如果真是一种大胆的改革，那么应该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国家队赞助商的利益如何保证？运动员自主商业开发的边界在哪里？国家队对运动员的约束性又体现在何处？……总之，用制度化规范化的方式来确保各方利益。
    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特例不应该只是针对某个运动员，而应该是针对所有的运动员群体，否则，便不是进步，而只是一种变相的“开后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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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江之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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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登海南东山岭20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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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晶晶超市低调扫货

郭晶晶超市低调扫货

据香港媒体报道，跳水公主郭晶晶与霍启刚结婚后，很快为霍家添丁，虽然晶晶升级人母更为贵气，但一向不追求名牌的晶晶，早前被媒体拍到街边买童装，尽显持家本色。日前又被拍到，晶晶再出动到超市扫货，不知是不是为了避开传媒耳目，这次选择到人流较少的码港。

怕被人认出的晶晶，全程戴黑超在逛超市，不一会就挑选了一大堆货品去排队付款，晶晶更亲自拿着大袋战利品走出，然后由司机接载离开。凡事都亲力亲为，难怪老公霍启刚这么爱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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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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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毛泽东巨额稿酬

司马昭

　　几年前，一篇关于毛泽东巨额稿酬的文章在网络中疯传，引起了很多人的议论，也让一贫如洗的我眼红了很久：还是做领袖好啊，不但“面子”风光，“里子”也实惠；同时又十分感叹：难怪主席衣钵会由邓总设计师继承，原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早在1976年以前就开始实践了。

　　几年来，这篇文章就这么平安无事地流传，直至最近，也就是毛泽东主席的儿媳邵华女士去世几个月之后，才有一篇反驳和辟谣的文章出来。出来反驳和辟谣的，是毛泽东当年的管家吴连登。

　　话既然说出来，那就应该认真听，老司我一向认为，只要说的在理儿，即便说话人的身份不那么合适那也应该接受。但是，仔细拜读了这篇同样在网络上疯传的《“毛泽东亿元稿费”谣传的真相——访毛泽东管家吴连登》，我反而想起，并更加深刻地理解了那句老话：名不正，则言不顺。
　　以下为正文，共分两篇：名不正篇和言不顺篇。

　　名不正篇

　　一．吴连登不是亲历者
　　吴连登虽然以知情人的身份出现，但吴连登在文中承认“他的稿费我没有管过”。岂止没管过，从文章叙述的内容来看，吴连登甚至都很难算得上是一个“知情人”——吴连登知道的东西实在是太少了。

　　吴连登：郑长秋曾给我讲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1972年的一天，身着军装的张玉凤坐着华沙轿车，来到中办特会室，说明主席处需要八千元钱，实际上是江青要的，而且都还要新票。郑长秋就对张玉凤说：“我们一道去银行取吧。”
　　……
　　接着，一个电话打到了中办政治部查询有关情况，得到“不知道”的回答后，又拨通了汪东兴的秘书孙守明的电话，这才真相大白。而此时，郑长秋和张玉凤已在这家银行被客客气气地“软禁”了两个来小时。可见，当时要取出毛泽东的稿费并非易事。
　　吴连登说这个故事，是用来证明汪东兴“对稿费的管理也抓得非常紧”。这却恰恰证明吴连登所知有限。
　　吴连登身为为毛泽东的管家，按他的说法：“我给毛主席管家的那12年，主要是管他的工资和全家的开销”。就是这样一个管家，却连江青的日常支出都不知道，还要从郑长秋处听说！
　　在该文中，吴连登亲历的部分仅占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而且都是旁枝末节，证明不了任何问题，关键内容均以“郑长秋告诉我”、“汪东兴告诉我”的形式，转述郑长秋、汪东兴的话。这种转述是缺乏说服力的，至少法庭上是不承认其有法律效力的。因为，没有任何人证，没有任何物证，也没有任何书证，可以证明汪东兴、郑长秋曾经对吴连登说过什么，或者证明吴连登在转述的时候准确无误，没有曲解汪东兴和郑长秋的原意。
　　如果汪东兴、郑长秋已经故去，吴连登的这种转述或许对历史研究还有一点点参考意义，在直接证人汪东兴、郑长秋还健在的情况下，吴连登的这种转述连一丝一毫的意义都没有。
　　如果汪东兴真的像吴连登所说的那样，认为“毛泽东亿元稿酬说”是背离事实的，那么以汪东兴的阅历及其对毛泽东的感情，不可能不意识到这种说法会对毛泽东的声誉造成伤害。况且，“毛泽东亿元稿酬说”本身就把汪东兴牵连其中。在该说法中，汪东兴不是与周恩来、张玉凤一起，是三个知情人之一吗？
　　所以，如果“毛泽东亿元稿酬说”是造谣，那么无论于公于私，汪东兴都应该出来辟谣。可是，这么长时间了，汪东兴出来澄清过吗？没有，汪兴东一言未发。

　　二．吴连登不是当事人
　　当“毛泽东亿元稿酬说”甚嚣尘上的时候，毛泽东直系亲属、“毛泽东亿元稿酬说”中的当事人，无一站出来澄清辟谣。这包括：毛泽东女儿李敏、李讷，毛泽东的儿媳绍华将军、毛泽东孙子毛新宇博士。其中，李敏、李讷在“毛泽东亿元稿酬说”中曾接受过中办拨与的200万元购买房屋。
　　无论如何，李敏、李讷作为当事人，是不是拿了200万买房子，知道的应该比吴连登更清楚；
　　无论如何，邵华、毛新宇作为直系亲属，听到、看到的的应该比吴连登更多。
　　无论如何，如果“毛泽东亿元稿酬说”是假的，李敏、李讷、邵华、毛新宇这些当事人所受的伤害应该比吴连登更多，更直接。
　　然而，为什么这些当事人都不站出来说话？

　　言不顺篇

　　一．“中办特会室”是唯一管理毛泽东稿费的单位吗？

　　吴连登一直强调郑长秋是管理毛泽东稿费的人。

　　“管他稿费的，是个名叫郑长秋的同志，今年82岁了。他从1952年9月直到1986年离休，一直在中央办公厅专职负责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特别财务，叫‘中办特会室’。出纳为老红军战士钟子山，专职保存财务票据。对毛主席稿费的收入、支出及究竟有多少，他们最有发言权。他们非常准确地告诉我，到毛主席1976年9月9日逝世为止，即老人家临终前全部稿费共计为124万元人民币。到1983年底，郑长秋退休前转交下任时，毛主席的全部稿费共计为157万多元。原因是存款利息上调了，稿费比原来多出了33万。”
　　我们姑且认为“中办特会室”曾经管理过毛泽东的稿费，也姑且认为“中办特会室”管理的稿费共计为124万元人民币——毕竟我们没有亲耳听到当事人郑长秋的证词——但这并不能证明“中办特会室”就是唯一管理毛泽东稿费的单位。
　　实际上，以往关于毛泽东稿费的报道，均提到：毛泽东高达七千多万的稿费，是用“中共中央中南海第一党小组”的名义存放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而且文中特别提到：毛泽东稿费多少，以什么名义存放，当时只有周恩来、汪东兴、张玉凤三人知道。
　　我的问题有三个：
　　1.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是否曾经有一个叫做“中共中央中南海第一党小组”的户头？
　　2.如果有，这个户头里面存放的是不是毛泽东稿酬？
　　3.如果是，这笔费用的数字是多大？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吴连登完全回避了这个问题。实际上，以吴连登当年的身份和地位，是根本没有资格谈论这个问题的。有资格谈论这个问题的周总理已经故去了，但汪东兴和张玉凤不是还健在吗？
　　扯的远一点。我虽然钱不多，但至少有五个帐号，五张银行卡。不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这是连傻瓜都知道的事情。

　　二．文革中毛泽东真的没有拿过稿费吗？
　　关于这个问题，吴连登从两个角度来解释，第一个角度，是引述郑长秋的话。

　　我曾专门就这个事问过郑长秋，他非常确切地说，文革期间他所在的“中办特会室”，没有收到过毛主席的任何稿费。也就是说，在文革中，毛主席再版的所有著作，没有接受过任何的稿费。
　　
如前所述，在我们不能确定“中办特会室”是唯一存放毛泽东稿费的单位的前提下，郑长秋的话证明不了任何问题。即便郑长秋讲的是实话，也只能证明“中办特会室”和郑长秋在文革期间没有收到过毛泽东的稿费，却不能证明其他单位和人员没有收到过毛泽东的稿费。
　　第二个角度，是吴连登自己的逻辑和推理。

　　有人说，在文革中全国都没有稿费了，就毛主席一人还有稿费，好像他在搞特权，以权谋私，拿了亿元稿费，这完全是弥天大谎、胡说八道。毛主席一生最痛恨腐败、反对特权，。我举个例子。上世纪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全国吃的东西非常紧张。毛主席跟大家一样，好长时间里，鸡鸭鱼肉统统没有吃过。他每月吃的粮食，那时候也只有18斤粮票。他多次对我们说，我是个普通的市民，一样实行凭票、凭证供应，如布票、棉花票、糖果票、工业卷等。我们要和老百姓一样，不管有什么困难，一起共度难关。文革中既然已经明确取消了稿酬，他不会也不可能一个人搞特权，接受那样天文数字的稿费！
　　
　　关于这个角度，吴连登的逻辑很明白，共有两层：
　　第一层，毛主席是反对特权的，从来不搞特殊。证据是，“上世纪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毛泽东“鸡鸭鱼肉统统没有吃过”、“他每月吃的粮食，那时候也只有18斤粮票。”。
　　第二层，毛主席既然是反特权的，就肯定不会“搞特殊”拿稿费。
　　关于这种逻辑，首先，我认为，吴连登可能真的见过毛泽东吃糠咽菜，也可能真的听过毛泽东说类似“痛恨腐败、反对特权”的话，但这并不能这证明毛泽东真的就是“痛恨腐败、反对特权”，或者毛泽东就不搞特权。
　　在逻辑层面上，一个人说什么，和一个人做什么，这是两码事。对包括吴连登在内的很多人来说，毛泽东是言出必践、道德高尚的领袖；但对另外很多人来说，毛泽东却是说一套做一套、食言而肥的阴谋家。不幸的是，能够证明后者观点的毛的不良信用记录，俯拾即是、众所周知。比如，58反右。
　　在事实层面上，毛泽东也是承认过自己搞过特权的。毛泽东不是对王海容、唐闻生说过吗：“走后门的人有成百万，包括你们在内，我也是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

　　其次，吴连登用来证明“毛主席反对特权、不搞特殊”的证据从根本上就是伪证。
　　《毛泽东遗物事典》是一本由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编辑、红旗出版社于1996年11月出版的“红色”读物。在这本由汪东兴、张玉凤、徐涛、吴旭君、吴连登、周福明做顾问的读物里，有这样的内容：

　　1961年4月26日，几位工作人员会同厨师为毛泽东精心订制了一份西菜、两菜汤菜谱。从保存下来的西餐菜谱来看，内容尽管谈不上十分丰富，但己比较周到的照顾到了毛泽东的饮食喜好。这份菜谱包括七大西菜系列，即鱼虾类、鸡类、鸭类、猪肉、羊肉类、牛肉类、汤类……。
　　毛泽东喜欢吃鱼虾，西餐中鱼虾的制作方法也丰富多彩，而且风味独特。1961年4月制订的西餐菜谱中包括下列这些异国风味的鱼虾：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菠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等。（第94页，60年代初用的西餐菜谱，饮食起居篇）
　　
　　1961年4月是一个什么样的时期？按官方说法，1959年、1960年、1961年为“三年自然灾害”。按老百姓的说法，我问过一个过来人，70多岁了，他说：“61年正是最困难的时候，什么都吃不上，到63年的时候才好点呢！”。
　　吴连登自己做顾问的书打了吴连登自己的脸。自相矛盾的说法，那个是正确的？毛泽东到底在那个时期是不是真的“每月吃的粮食，那时候也只有18斤粮票”？是不是真的“鸡鸭鱼肉统统没有吃过”？
　　幸运的是，《毛泽东遗物事典》在“饮食起居”篇“60年代初用的西餐菜谱”一章里是有物证的，这份物证以照片的形式载于《毛泽东遗物事典》第95页。这份物证，就是一份1961年4月26日毛泽东的菜单。
　　以《毛泽东遗物事典》里的事实为基础，套用吴连登的这个逻辑，我们可以这样推理：因为毛泽东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是吃鸡鸭鱼肉的，所以毛泽东是搞特权的；因为毛泽东是搞特权的，所以文革的时候他肯定会“接受那样天文数字的稿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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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部消息,资料珍贵,值得阅读!

2015-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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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69楼发表于: 2015-01-21

牛泪观察：韩正能否成功脱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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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泪发表于：2015-01-21 00:43

上海公布了对上海踩踏事件的处理结果，共11人受到处理，其中黄埔区委书记周伟被撤，黄埔区长彭崧被撤，黄埔副区长周正被撤，黄埔副区长吴承党内严重警告、行政降级，黄埔区公安局副局长陈琪被撤，上海市公安局指挥部副主任陈昌俊行政记大过。
这样的处理力度和处理速度，都创造了内地类似安全事故的处理纪录。一般情况下，类似死伤数字的案件，在国内都需要至少两个月到半年的调查周期，对涉案高级官员的处理也常常以记过等方式轻描淡写进行。但是韩正这次在上海采用了完全不一样的加速、顶格处理模式,是这次事件调查处理报告的最大看点。
自案件发生以来，一直承受巨大政治和舆论重压的上海市委显然是想尽快给事情一个了断，好尽快从政治和舆论重压中脱身。所以在处理上述案件同时，上海市纪委还对踩踏夜当晚在外滩附近高档餐厅用餐的官员进行了通报，并表示会按照“习八条”精神进行党纪政纪处理，而在此前，当媒体刚刚揭发出此事，上海市纪委的态度还相当模糊。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上海踩踏事件发生后，习中央并没有像往常牵头成立调查组，而是把调查处理及善后工作完全交给上海操办。但在中央层面，猛棍重击却从未有须臾停止。先是副总理马凯用“社会影响极其恶劣”来定性此案，后又传出李克强总理为之震怒，在一天内曾四次打电话给韩正，直斥此案“是人为严重渎职造成惨剧，是人祸”。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事情调查与追责处理阶段则一直冷眼审视，保持沉默，在调查报告出台前几天到云南去视察地震灾后重建，和当年青岛油气管道爆炸案发生后即刻奔赴现场救难形成了明显反差。
在北京高层的巨大政治压力下，上海在事件调查和追责处理上显然不敢掉以轻心。自踩踏事件发生以来，市委书记韩正就一直在一线处理应对，特别是针对中央高层的敲打追问和厉声斥责，韩正每次都表示会“深刻反思事件沉痛教训”并严肃追责处理。在中共-党内政治新常态已然成型、高层权力格局正在深度调整的敏感时刻，作为在黄浦江边受命镇守的大将，身为政治局委员和上海市委书记的韩正显然只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和最现代开放的特大城市，上海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城市管理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作为有着特殊政治色彩的政治城市，上海自八九天安门事件爆发以来对于中共高层政治格局的重构也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所有这些因素叠加，使得上海新年夜踩踏事件，几乎成为了上海和韩正不能承受之重。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事件的调查处理上，除了事发地黄埔区的主要领导，还没有更高级的市级官员受到追责处分，不知道对这样的处理结果，媒体舆论会不会放过，中央高层会不会放过。老牛得到的内部消息说，这个调查处理结果，是在呈报中央同意之后才由上海方面对外发布。若如此，韩正应该已经从事件重压下成功脱身。
生命可贵，愿逝者安息！特大城市的公共安全治理，本身就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大难题，在缺乏应对经验的中国，就更是越来越严峻的问题。希望上海和中国其他城市的管理者们都要从这次踩踏事件中汲取惨痛教训，为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负起责任，不要再让类似悲剧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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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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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70楼发表于: 2015-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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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踩踏事件每位遇难者获赔80万

2015-01-21 10:51:18

据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博@上海黄浦消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办法》，黄浦区政府对遇难人员家属和受伤人员负有依法履行救助、抚慰的法定义务。陆媒财新网就此报道称，1月21日，本着“依法依规、合情合理、实事求是、一视同仁”的原则，黄浦区政府会同有关社会组织共同研究制定了外滩拥挤踩踏事件遇难人员家属救助方案。对此次事件遇难人员家属的救助抚慰金确定为人民币80万元。其中，50万为政府救助抚慰金，30万为社会帮扶金。此外，伤残人员的救助抚慰金额，将根据伤员救治、伤情和伤残鉴定等具体情况另行确定。

踩踏事件暴露了中国第一大城市的管理缺位

2014年12月31日夜，当全世界都在迎接新年之时，中国上海却以一场惨剧迎来了2015年。当夜23时35分左右，上海外滩的陈毅广场发生拥挤踩踏，导致36人死亡，47人受伤。根据上海市公布的首批32位遇难者名单，年龄最大的37岁，最小仅12岁，遇难者平均年龄仅22岁；男性11名，女性21名。伤亡者中不乏高校学生和儿童。几十个年轻鲜活的生命在新年前夜逝去，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悲剧。这一惨剧发生在中国经济实力第一强、办过世博会、见惯大场面的上海市，的确让人感到不应该。上海素有“地方政府强势但管理有序”的名声，再加上近年经济实力迅速上升、两大国际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如火如荼，可能不少人早已开始俯视香港了。不过，“12·31”踩踏事件一下子让上海的城市管理水平现出了原形。距离上海外滩新年发生的踩踏事件21天之隔，上海市政府对外公布了踩踏事件调查报告，以“事件”代替了“事故”。此外，调查报告称这次事件的主要责任在黄浦区政府，黄浦区包括区委书记和区长在内的11名官员受到记过、撤职等处分。上海市副市长周波在记者会上代表市委市政府再次致歉。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调查报告发出后，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刊发评论称之为外滩悲剧，政府责任不能因“群众自发”豁免。有分析人士称，就算前期工作做得不够，在现场的秩序维护和应急预警也不该缺位。很遗憾，就媒体报道、目击者反馈的信息来看，上海的相关部门并没做好相关的工作，在踩踏事件发生前后，安防应对工作显得相对滞后。

(高晟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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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文章，支持！

2015-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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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71楼发表于: 2015-01-27

梁振英给英国高官吃闭门羹伦敦震惊

2015-01-25 17:42:29 (本帖选自微信)

英国外交国务大臣施维尔本月访问香港期间，被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拒见，英国外交界对此表示不满。这是1997年以来，英国高官第一次在香港无法获得与港府主要负责官员会面的机会。

据香港《南华早报》1月25日报道，施维尔（Hugo Swire）是作为英国中国内地和香港事务级别最高的外交官员本月抵达香港的。他此行的目的主要是讨论香港的政改问题。但他到港之后，不仅没有见到梁振英，也没有见到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只同特区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香港立法会主席曾钰成及在港商会等人见面，并与多名建制派及反对派立法会议员就香港政改商讨长达数小时。英国一名匿名官员指出，施维尔在港的遭遇引起一些英国外交人士不满。“这太令人吃惊了，这种级别的官员在港访问受到如此冷遇前所未闻。”施维尔在返回英国后对议会议员说，北京担心他的到访可能令“占中”游行死灰复燃，“在中国看来，现在是非常敏感的时间”。

梁振英拒绝会晤英国外交官

而对于拒见英方高官，港府发言人称，这是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会面时间，“当时间和情况允许时，高层官员会与外国到访官员见面”。英方解释称，施维尔这次访问香港的主要目的是在香港示威活动结束后，港府宣布展开第二轮政改咨询的时候，到港表示对于英国在港商业活动的支持，同时表达英国希望继续与中国保持好关系，展开全方位的对话。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指出，施维尔称在香港与反对派议员会面时劝他们支持通过政改方案。他说，“完美的民主”并不存在，建议立法会善用机会，先实行民主再争取进一步完善。在英国被国会议员问到香港的高度自治有没有被侵蚀时，施维尔说，香港的高度自治仍然健全，香港“一国两制”是持续发展的。香港和经常到香港的英国法官都认为，香港司法制度健全。“中英联合声明”正在香港基本法下实践中，全部正常运行。
(武忆恩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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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文章，支持！

2015-0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