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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765楼 发表于: 2009-08-19

天命汗努尔哈赤的辽沈弊政 [转帖]


后金占领辽阳和广宁之后,控制了汉人聚居地辽河东西广大地域。女真族正式成为这里的统治民族。此时,摆在后金统治者面前的新课题是:对辽东汉民采取什么政策,才能巩固其统治。努尔哈赤曾为反抗明朝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政策而起兵反明,在夺取辽东统治权后,又对辽东汉人实行了民族压迫政策。民族压迫政策是剥削制度下的产物。各民族的统治阶级都施行民族压迫政策。因为只要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不能消除,民族对民族的压迫就就会存在。后金汗努尔哈赤自然不能例外。他为着加强对辽东汉人的统治,一面谕令收养汉人、勿妄杀掠,一面又经常滥施淫威,措施失当,制定了一些错误的政策。

第一,强令“剃发”。汉族和女真族既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又在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心理素质和服装发式等方面有所不同。努尔哈赤每攻占一个汉人聚居的地方,就下令“剃发”。后金汗袭破抚顺,李永芳剃发投降。努尔哈赤以“剃发”作为汉人降顺后金的标志。但强令“剃发”,改变汉族人民的民族习俗,侮辱汉族的民族尊严,必然引起了汉族人民不满。如镇江汉人不“剃发”、拒降顺,努尔哈赤派武尔古岱额附、李永芳福将率兵前往镇压。他们先宣布“汗谕”,对拒绝“剃发”投降的汉人进行威胁利诱,随后驱骑挥刀,将拒不“剃发”归降的男人惨杀,并俘获其妻子一千余人。努尔哈赤名将这些俘获人口,分赏给官兵为奴。强迫汉人“剃发”,引起激烈反抗。这一点,清太祖努尔哈赤却不如金太祖阿骨打。

努尔哈赤对辽东人民还不放心,令女真人与汉人在村屯同住,粮食同吃,牲口草料同喂,以加强对汉民的监视和控制。致使许多汉人田宅被强占,粮食被掠夺,人身受凌辱,妻女遭奸污,造成民族隔阂。他为防范汉人,又下令禁止汉人制造、买卖、携带和收藏弓箭、撒袋、腰刀等武器。他甚至连死心踏地降顺后金的李永芳也不相信,怀疑李私通汉人。李永芳遭到后金汗的呵斥,其诸子也被大贝勒代善捆绑看禁。先是,一些辽东汉人为挣脱明朝黑暗统治,相率逃入建州,自后金实施民族压迫政策,许多汉人宁肯自缢而死,也不愿“剃发”降顺。据朝鲜史书记载:“开元城中最多节义之人,兵才及城,人争缢死,屋无虚梁,木无空枝,至有一家全节,五、六岁儿亦有缢死者。”

第二,大量迁民。努尔哈赤为对辽东汉民加强控制,防止叛逃,曾多次下令迁徒辽民。如天启元年即天命六年(1621)十一月十八日,努尔哈赤派阿敏贝勒带兵五千,前往镇江,强令镇江、宽奠、叆河、汤山、镇东、镇西、新城等地居民,在寒冬时节,携妻抱子迁往萨尔浒等地,并将孤山堡以南凤凰地区房舍全部纵火烧毁。又如翌年正月二十四日后金占领光宁,二月初四努尔哈赤即强迫广宁等九卫居渡过辽河,迁往辽东。锦州二卫的人口迁往辽阳,右屯卫迁往金州、复州,义州二卫迁往盖州、威宁营,广宁四卫迁往沈阳,蒲河和奉集堡。除这二次大规模地迁徒人口外,零星迁移,经常不断。如天启四年即天命九年(1624),命将辽西大黑山堡人民搬移至虎皮驿。

被迁地区的汉人,头一天得到迁移汗令,第二天就被驱赶上路。西起大凌河东迄鸭绿江,南自金州北至蒲河,河西居民前往河东,城镇居民迁往村屯,扶老携幼,扫地出门,城郭空虚,田地抛荒,哭声震野,背井离乡。稍有眷恋者,即惨遭屠杀。仅大贝勒代善在义州一次就杀死三千人。被驱赶的移民,男子遭鞭挞,妻女遭凌辱,老弱填沟壑,童婴弃路旁;白天忍饥饿赶路,寒夜露宿荒郊。他们被迁往陌生的村屯,无亲无友,无房无粮。命大户同大家合,小户同小家合,“房合住,粮合吃,天合耕”。这既扰乱了辽民的安定生活,又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被迁居的汉人,或为“记丁授田”的民户,或为“按丁编庄”的壮丁。无论是前者或后者,都被降作后金的农奴。

辽民被迁之后,生活苦不堪言。辽西被迫迁移的汉人,如锦州城一万三千七百八十口,其中男六千一百五十人;右屯卫一万七千七百二十八口,其中男九千零七十四人。共计三万一千五百一十二口,其中男一万五千二百二十四人。他们后来被强迫安插在青苔峪河复州、金州等地。以每丁给田六日计,上述男丁共应授田十万日。努尔哈赤没有田地授与,命他们同当地居民合耕,这种政策的结果是,即剥削了被迁徒辽民的田地,又掠夺了当地居民的土地。实际上,大量迁居的汉人,耕无田,住无房,寒无衣,食无粮。他们“连年苦累不堪”,生活悲苦到了极点。

第三,清查粮食。后金本来粮食就不足,大量迁民后出现粮荒。努尔哈赤为筹措粮食,除派夫役搬运明仓粮谷外,还派人清查辽民的粮食。他下令汉人要如实申报所有粮谷的数量,然后按人口定量。他不许汉人私卖粮食,要底价卖给汗的官衙。汉人缺粮食,向官仓购买,每升银一两。粮食极为短缺,如杀耀州乔姓,得粮十三石一升,分给驻据当地的蒙古男丁,每人只得半升。辽民因缺粮食,饿死的人很多。粮食不足始终是努尔哈赤最头痛的问题之一。为解决粮食问题,天启四年即天命九年(1624)正月,努尔哈赤再命普遍清查粮食。对汉人的粮食,逐村逐户清查,全部进行登记,委派诸申看守。规定:凡每口有粮五升,或每口虽有粮三、四升但有牲畜的人,算作“有粮人”,每口有粮三、四升而并无牲畜的人,算作“无粮人”。努尔哈赤命将“无粮人”收为阿哈。不久,下令将各地查送的“无粮人”全部杀死。屠杀“无粮人”可能是因为没有余粮养活这批人,或借以警告隐匿余粮不报的人。然而,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这都是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

第四,征发差役。后金向辽民征发繁苛的差役、筑城、修堡、煮盐、夫役、运输,不一而足。以金、复、海、盖四州为例。后金占领辽东不久,盖州出牛车运送贡赋盐一万斤到辽阳。天启二年即天命七年(1622)春,金州、复州每十名男丁中,出二人修城。又命金、复、海、盖等州卫,派夫役、出牛车运粮。先是,明朝存粮在“右屯八十余万”石。后金军打败王华贞,夺得右屯粮仓。努尔哈赤下令征派牛一万头、车一万辆,每十名男丁中出一人,前往右屯卫运粮。被征的牛,命烙上印记,将牛的颜色、大小及牛主姓名填写上交备查。但许多牛或死于路上,或被抢占,或以赢弱顶替肥壮。牛主即耽误农作,又损失重大。一年后仍命饲养公差牛一万头。征发差役不仅耽误春耕,也影响秋收。盖州要在收成季节出男丁三千一百七十人,牛一千零三十二头,修筑盖州城。但工程未竣,又派这些男丁和牛车到复州去收割庄稼。辽民的劳力、耕牛、车辆在春耕和秋收时被大量征发,妨碍了生产,引起不满。

第五,抢占田地,后金军进入辽沈地区,。满族贵族、八旗官兵等,分占田地,建立田庄。努尔哈赤汗谕:“计丁授田”,将许多所谓“无主之田”,按丁均分,每丁授粮田五日、棉田一日。大量汉民田地,被分而占。努尔哈赤汗谕设立田庄。每男丁十三人,牛七头,编为一庄。备御以上,给庄田一所。而官将实占田庄,“多至五十余所”。努尔哈赤汗谕辽西汉民移至辽东,同辽东汉民“同耕”,汉人占汉人之田。后金强占土地政策,使得满族贵族与八旗官兵,占有大量辽河流域的沃土。这对后来清军入关,圈占畿辅田地,以及八旗驻防占田,都有直接的影响。

第六,诛戮众生。后金进入辽沈地区后,由于占地、移民、剃发、苛役等,引起辽东汉人不满,起而反抗,遭到屠杀。至于攻陷城池之后,陷开原“城中士卒尽被杀”,下铁岭“士卒尽杀之”,事属战仇怨结,屠戮为快,过杀失当,另作他论。但努尔哈赤重满抑汉之策,实属偏激。其子皇太极对“夕太祖诛戮汉人,抚养满洲”,亦觉不当,略作前鉴。其时,据史载:“闻十三站等处,杀辽人之不顺者,又执少壮、夺妻子,是以啸聚林莽山谷间。”被执、被夺者,设法出逃。努尔哈赤始定严惩逃人法:“谕凡逃人已经离家,被执者处死,其未行者,虽首告勿论。”而未逃幸存之文士生员,多被收在后金汗、八大贝勒包衣下,或在满洲各级额真下为奴。《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记述:先是,乙丑年十月(即天命十年,天启五年),太祖令察出明绅衿,尽行处死。谓种种可恶,皆在此辈,遂悉诛之。其时诸生隐匿得脱者,约三百人。至是考试,分别优劣,得二百人。凡在皇上包衣下,八贝勒等包衣下,及满洲、蒙古家为奴者,尽皆拔出。

上述可见,其时屠辽之酷烈。

上述列举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地区后,强令“剃发”、大量迁民、清查粮食、征发差役、抢占田地和诛戮众生等六项弊政,搅得辽民倾家荡产,颠沛流离,衣食无助,愤不欲生。女真各级额真及军卒杂居汉人村屯,又逞威福,占田宅,索粮谷,辱妻女。广大辽东汉人不堪忍受女真贵族的威逼、驱掠、焚劫、杀戮,纷纷起来通过各种形式,反抗后金汗努尔哈赤的残暴统治。

对于后金来说,辽东人民的反抗斗争是努尔哈赤错误辽沈政策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天命汗在进入辽沈地区之后,不仅未能及时制订出行之有效的缓和女真族和汉族之间的民族矛盾的积极政策,反而进一步激化了这种矛盾。努尔哈赤用一种新的民族剥削代替另一种民族剥削,用一个新的民族压迫代替另一个民族压迫。种种弊政,破坏了辽东地区的社会安宁和生产秩序,使得人丁锐减,庐舍残破,田园荒芜,饿殍塞路,百业凋零,粮价腾贵,民不宁居,社会混乱。六大弊政的出现和愈演愈烈从某种程度上,不能不说是努尔哈赤缺乏长远战略眼光的表现。从手头现有的资料来看,我很难了解努尔哈赤在制订这些政策时的真实想法,或许他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由于夹杂了过多狭隘的民族感情,不能对当前所面临的统治形势作出正确判断?还是后金诸贝勒大臣中缺乏在关键时刻为努尔哈赤出谋划策的谋士,没能制止天命汗一意孤行?或者是其他鲜为人知的原因造成这种情况的出现。明王朝后期经营辽东的失败换来的是萨尔浒的惨痛失败,大大缩短了朱明王朝的覆灭。而努尔哈赤的辽沈弊政,使的后金在维护其在辽沈地区的统治地位而疲于奔命,应接不暇,严重削弱后金的国力,为后金汗努尔哈赤兵败宁远,埋下了伏笔。

辽东汉民以逃亡、投毒、暴动等多种形式,抵制后金的错误政策,反抗后金的残暴统治

首先是逃亡。辽民难以忍受后金贵族的盘剥和奴役,为图生存,成户、成村、成地区地逃亡。《满文老档;太祖》中记载大量实事。如连山关汉民男四十人,女二十人,驱赶马车十八匹,牛五头、骡四头和驴二头,集体逃亡。夹山河村二十户居民,男女共八十人,仅耕田七日,无法生活,把喂养的猪、鸡、狗宰杀后放在框子里,密议逃亡,但被告密捕捉定罪。红草岛附近五村汉人,用秫秸秆编成筏子渡河逃亡。李永芳哀叹道:沿海一带汉民想杀女真人,逃往明朝。据《满文老档;太祖》记载,有的辽民诱请后金驻守台堡官兵到家里饮酒,醺醉杀死,然后弃家逃亡。到天启五年即天命十年(1625),因闹粮荒,社会秩序混乱,逃亡的人更多。努尔哈赤命在城门设锣,逃人出城要敲锣传报,以派兵追捕。尽管如此,“逃亡之人,络绎接踵”。

其次是投毒。投放毒药暗杀后金统治者,是比逃亡更为积极的反抗斗争形式。后金占领辽阳刚两个月,就发现汉人向努尔哈赤驻城的各井投下毒药。不久,在水、盐和猪肉里都发现了毒药。努尔哈赤指令诸申和士兵,不吃当天杀猪的肉,饮水和食盐要警惕中毒,甚至对蔬菜和鸡鸭也要注意,并命令将文书下达至村领催。为避免中毒,命店主将姓名可在石、木上,立在店前,购买食物的诸申,需记住店主的姓名,以便中毒后追查。投毒的斗争遍及各地,努尔哈赤谕示诸贝勒:各地都给诸申投毒。甚至努尔哈赤到海州巡视,在衙门宴会时,有八名汉人向井中投放毒药,可能是设计毒害后金汗努尔哈赤的。但他们在投毒时被八旗士兵捉获,惨遭杀害。

再次是袭杀。袭击和杀伤后金官兵,比投毒更直接地打击了女真军事贵族。在古河、马家寨、镇江、长山岛、双山、、复州、平顶山等地的汉民,手执棍棒,聚众抵抗,袭击后金士兵,杀死后金官吏。

努尔哈赤在文书中称: 古河的人,杀我派去的官员而叛。马家寨的人杀我派去的官员而叛。镇江的人,逮捕我任命的佟游击,送与明因而叛。长山岛的人,逮捕我派遣的官员,送往广宁。双山的人,约期带来那边的兵,杀了我的人。岫岩的人叛乱,被魏秀才告发。复州的人叛变,约期带来明国的船。平顶山的人,杀我四十人而叛。

这份文书说明,辽民反抗后金统治的斗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为防止后金官兵被个别地袭杀,努尔哈赤命令官兵不许单独行动,必须十人结队而行,否则要受到惩罚。但这并不能阻遏辽民一浪高过一浪地反抗后金统治者的斗争。

最后,就是暴动了。辽民的暴动给与后金统治者以最沉重的打击。辽民暴动自后金军占领辽阳开始。后金军夺占辽阳,派一将领坐在西门,见状貌似汉人,即点视军卒加以杀戮。然而,辽民不能忍受这种残酷的暴行,勇敢者奋起反抗。《明史纪事始末》,“补遗”记载:

有诸生父子六人,知必死,持刀突而出,毙其帅,诸子持梃共击杀二十余人。仓卒出不意,百姓趁乱走出,五六百人结队南行,建州不之追。

继辽阳之后,反抗后金的暴动如火如荼。在托兰山,百余人举行暴动;在长岛,莽古尔泰率兵二千镇压;在岫岩,暴动失败后被俘者达六千七百人;在镇江,仅镇压后被俘虏的者更大一万二千人。

在辽河以东,复州城的抗暴斗争声势浩大。天启三年即天命八年(1623年)六月,复州城民无法容忍后金剃发、占房、查粮、差役等虐政,一万余男人举城暴动。努尔哈赤派次子代善,第十子德格类等率兵两万人前往,将复州城人民的暴动残酷地镇压下去。复州城男子当中,除病弱者和儿童外,全部杀死,并将妇女和儿童掳走,分给各牛录为奴。复州城房舍驻兵,粮充军食。

在辽河以西,除“辽民、难民入关至百万”和大量迁徒河东以外,所余人民在大小凌河、锦州、义州和广宁等地掀起反抗后金的暴动。其中以十三山军民的反抗斗争最为壮烈。数以万计的辽民据十三山以自保,绝不“剃发”降顺。努尔哈赤派兵围攻数次不克,李永芳再率军仰攻,被“山顶飞石打下”。这些反抗者久被围困,誓死不降后金,“有七百人黑夜潜偷下山至海边,渡上觉华岛,婴孩都害死。问其何以害死,曰‘恐儿啼贼来追赶也’!”宁肯扼杀婴儿,也不投降后金。这是努尔哈赤对辽民政策失败的血泪见证。

努尔哈赤对辽民的种种错误政策,激起了辽东的农民、矿工、生员、市民,从辽阳到金州,自广宁至镇江,在城镇,在村屯,以逃亡、投毒、袭杀和暴动等形式,进行反对后金统治者的斗争。这场斗争的主体是汉族劳动人民,其中也包括女真的奴隶和农奴。辽东汉民反抗斗争得一个结果是,既削弱了后金的国力,又教育了宁远的军民——为免遭八旗贵族铁蹄的蹂躏,只有拼死抵御后金军的南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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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败之日的日本人 [转帖]


    上

  中国軍 が敗れて 牡丹江の林口付近まで 追い 詰められた。そのとき 十一人の女性兵士が、負傷者を肩に負い 放歌高吟 しながら 牡丹江 に身を投じ自決した、日本軍の注意を ひきつけ、主力の撤退を 助けた。

  这是从日本番町书房《关东军与开拓团》一书中摘录的,对中国军队一次失利的描述,翻译过来就是“战败的中国军队被追赶到牡丹江畔林口附近,此时,(中国军队中的)11名女战士背负伤员,高声唱着歌,投入牡丹江中自尽而死。(她们的行动)吸引了日本军队的注意力,帮助了主力的撤退。”

  作者没有说明这次战斗的时间,但是对比中日史料,我认为此处所描述的,应该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一师1938年在乌斯河畔的战斗,史称“八女投江”(这里日方记载是11人,与中方记载不同)。

  在八年的抗战中,我国军民曾饱尝失败的痛苦,那种最后时分的惨烈场面,又何止一个“八女投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战败,是为中国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一幕。苦战八年的中国军民欣喜若狂,集团军总司令冯治安将军挂上腰鼓冲到街上的庆祝人群中边敲边舞,动作癫狂,直到泪流满面……

  冯将军的失态可以理解,1937年7月7日,正是他所部的三十七师在卢沟桥奋起抵抗,揭开了这次救亡战争的序幕。这一打,就是八年,佟麟阁、赵登禹,多少好兄弟战死沙场,他前任的集团军总司令官张自忠将军也是在湖北战场壮烈殉国。

  我想,很多中国人都会想知道——那些横行一时的日本“太君”,当此战败之时,他们当时的表现和经历又是怎样。

  接触过一些侵华战争中的日本老兵,但是,谈起战败投降那一刻,他们中的很多人却讳莫如深。

  最初认为这是他们“顽固”的一种表现。然而,慢慢发现,他们不肯谈,有的并不是顽固,里面也有些难以说清的东西。

  认识一个叫松元的日本老者,八十多岁了,依然身手灵活。我到日本的时候,需要装电话,还得到过他的帮忙。2002年,在京都的一位中日友好雄鹰会的成员伊藤老先生去世,我去参加了他的葬礼。葬礼上,松元表现得极是伤心,下来后我问起他和伊藤的关系。

  日本战败的时候,松元从被苏军押往西伯利亚的日军队伍中逃出来,想逃到当时称为“关东州”的大连寻机乘船回国。路上遇到同样逃出来的伊藤,两个人风餐露宿,靠吃山中的野果和橡子才活下来。

  这样,**知道松元当年是关东军中的日军军官,于是问他有没有和苏军作过战。松元苦笑一声,说还在行军战争就结束,一枪没放整个部队就投降了。他接到命令后随联队长到苏军司令部洽降,苏联人还用葡萄酒和大列巴面包招待他。

  那,我随口问,既然如此你何必还要逃呢?

  问完,却是半天没有回答。萨奇怪地转头去看,却见松元站在那里,二目微闭,身体僵硬,不自觉地变成了一个类似立正的姿势。

  好久,松元才极为艰难地开口道:“这没有什么好说的。”

  随后,就闭紧了嘴巴,嘴角向上抿,脸上的肌肉绷得极紧。以我经验,这是一个典型的表示拒绝的身体语言。这让我感到很是惊讶——难道他当时是为了什么“武士道”的精神才逃走的?

  细看去,却见他的鬓角,竟然淌出了点点汗迹,而他的眼神分明带了一种难言的——恐惧。

  对,就是恐惧,一种隔了几十年依然在瞳仁里面闪烁的恐惧。

  这时,主持葬礼的南部先生在我肩膀上拍了拍,摆摆手,示意我不要再问了。

  葬礼结束后,我坐南部的车走,在车里逮了个机会问他——为什么不让我问松元那个问题?

  南部似早就想到我有此一问,点点头,说:“松元从来不谈他战败时候的事情,你这样问,随后低声说,有很多那个时候的事是我们不愿意回忆的。”

  “你们?那么,南部先生当时也在中国的东北?”

  南部先生点点头:“我在西伯利亚的俘虏营干了六年苦力,对不起,我那时也是关东军。”

  “那么,所谓不愿意回忆的事情,是哪些事情?能举个例子吗?是觉得投降丢脸吗?”最后一句是我的采访策略。

  南部先生看了我一眼,说:“不……是。”他把车停在路边,停了片刻,对我讲了他在战败时候的经历。

  那时,南部还是一个“初年兵”,他们向苏军投降之后,苏军收缴了日军的武器,然后让他们行军到附近的一个村子,列队坐在空场上。

  然后……然后就是枪声。四百个日本兵,被打死了两百多名,每一个都是脑后中枪。

  南部当时坐在队列里,看着一个苏联兵提着一支转盘机枪,从后面走到前面来,枪口还在冒烟。而后,苏联军官下令剩下的日本兵挖坑埋葬死者,回营房吃饭。南部记得当时被打死的日本兵,都是队列后排的,一排一排地打,不分军官和士兵……

  “你们没有反抗或者逃跑?”我忍不住问(没问他武士道精神呢?)。

  “败了,什么都没有了,就看着别人来杀,一点儿反抗和逃跑的心都没有。心里很平静,好像被杀是很正常的事情。”南部慢慢说道,“那时候就是用枪对着我的头要打,我也不会想跑。”

  一瞬间,我想起了南京草鞋峡被俘和遭到屠杀的中国军人——有人曾经责怪他们那样多的人,为何不起来反抗就被屠杀,甚至有人说那是因为中国人懦弱……

  末了,南部苦笑一声:“你知道苏联人为什么杀我们吗?”

  日军中有人密谋反抗?苏军报复?立威?几个答案都被否定了。

  原来答案很简单,苏联人在这里只准备了150个人的饭,可是来的俘虏有400人。怎么办呢?再做250人的饭?还是让俘虏从400变成150?

  显然后一个办法省事得多……

  南部后面说的话在日本现在这一代人中很少能听到了,他说:“我去过南京的纪念馆,这是——因果。”

  我问他:“松元就是因为这样的事情,才逃走的?”

  下

  南部摇了摇头,说,这样的事情当时很多,不算什么,他不会那样胆小……被送到西伯利亚的日本人,苏联人说死了六万,实际上失踪的有六十多万。他是军官,看到的或许不仅这些……他从来不说为什么从苏联人那里逃跑的,我还是今天,才第一次听到他说作过洽降的军使呢。

  战败的时候,到底是看到了什么,经历了什么,让日本关东军军官的松元决定逃跑和一直恐惧到几十年之后呢?至今,于我依然是一个谜。

  实际上,日军战败之时的情状,在很多回忆中还是可以看到的。

  比如,日军战败时在黑龙江省方正县的王绍德是日军战败的目击者,当时19岁,他的回忆或可作为一点历史的记录。

  当时,王所在的方正县赵炮屯有一个日本人开拓团(日本政府组织的一种武装移民屯垦组织),人称鬼子营。王绍德给其中的日本人增田作长工。1945年8月,苏军在抗日联军余部引导下向日本关东军发动总攻,日军全线溃退。赵炮屯的日本开拓团一片混乱,当此地的日本人发现上级没有通知他们就离开了的时候,一场惨剧发生了。

  当时,王正在和朋友吃饭,忽听“鬼子营”方向传来咚咚咚仿佛劈柴拌敲油桶的声音。王心中一寒 ,“这不是枪声么?”王扔下饭碗就往“鬼子营”跑。

  王绍德向那里跑,是因为他和增田的妹妹秀子有一段特殊交往。1945年夏天,平时对他这个长工比较好的秀子,有一次在田间和王面对面坐着,瞅了一阵以后低声说:“绍德,日本快垮台了,6个国家打3个国家,我们国的回不去了,我要嫁给你。”王也想到了日本有这一天,但没想到来得这样快,他觉得秀子人不错,但是娶了她又觉得类似汉奸,于是推托说:“我有老婆了,咱们做朋友吧。”秀子发急说:“有老婆不怕,我当小的。”王说:“养活不起。”秀子攥住他的胳膊说: “我能干活,什么活都能干,不用你养活。”王还是拒绝了。

  事实上日本战败的时候,有些日本女性的确依靠嫁给当地的中国人得以活了下来,

  此时听到枪声,王对秀子还是比较惦念,也觉得她可怜,于是立刻跑去看发生了什么事。他冲进“鬼子营”,只见各家都关死了门,像是走了。匆忙中他推开一家相识的日本人家门,只见被子、褥子在床上铺得很整齐,母女两个人头朝里枕着枕头仰面躺着。一个母亲、一个孩子,都穿着崭新的衣服,一条白毛巾盖在头上,只有殷红的嘴唇和冷冰冰的鼻孔露在外面。

  王吓了一跳,一边想她们是不是服毒自尽了,一边去扒拉她们的脚,想不到脚动头也跟着动,才发现她们已经死去多时了,脑后和枕头上淤着冰盘大的血迹。原来是被枪打的,子弹从眼眶打进去,从脑后出去。

  震惊的王绍德跑到第二家打开门,这家有一个三十多岁的母亲和三个孩子,也是他很熟悉的。结果看到这个母亲倒在炕中间,三个孩子在她身边横躺竖卧,白毛巾丢在一边,显然曾经拼死反抗。

  他们日本人在杀自己人!王绍德在他的回忆中写道:“不用说,是日本人自己打死了自己。他们怎么这么残忍,我真不敢相信。日本兵、日本特务屠杀中国人我看见过,我相信,难道日本开拓团……连自己的同胞都不放过吗?”

  “王的,”王绍德踉踉跄跄地冲出门,三个持枪的日本人迎面叫住他。

  这几个人他都认得,两个是五十多岁的老头子,一个是十六七岁的少年,他们的眼珠子通红,枪口还冒着烟。然后,是一段令人难忘的对话。

  那个少年把枪扔给王,问他:“王的,是朋友不是?”

  王很害怕,应付道:“是,朋友!”

  那少年把衣服拽开,指着胸口,冲王绍德喊:“是朋友,朝这儿打!”

  王绍德吃了一惊,看这两个日本老头血红的眼睛,他扔回了枪,不干。那少年冲上来揪着衣襟吼:“大人,孩子,统统死了,我们心不好受哇!”

  王问:“是你们杀死他们的?”

  “是!”两个日本老头直认不讳。

  “你们自己为什么要杀死自己?!”王绍德愤怒地问他们,扔下他们想到秀子家住的第三排第二家去救人。

  “不许动!”那少年举起枪,刚才还“朋友朋友”地速求一死,此时却凶相毕露,吼道,“她们也统统地死了,你去要抢东西,抢东西死了死了地!”

  面对这些疯子,王绍德在枪口下,只好慢慢地退出屯去。他看到屯子里的十几个日本男人,都在提着枪四处搜索,敲豆油桶似的枪声一直响个不停。

  王绍德离开以后,枪声忽然激烈起来。他打听一下,才知道是附近太平山屯的保安队(大排队)反正了。日本男人都趴在土墙上和保安队对射,有一个没死的女人也来取枪还击。打了一个多钟头,最终日本一边只剩下了一个老头、那个少年和那个女人。那个老头打死了少年和女人,自杀了,整个“鬼子营”大火烧了一天一夜。

  方正“鬼子营”的日本人,除了一个到宝兴探亲的女子以外全部死光。

  几十年后读这段文字,那种疯狂依然仿佛触手可及。

  在当时日本老兵的回忆中,这种类似的疯狂随处可见,但也有些例外。比如,在广岛曾经听到一个日本“衣”兵团老兵渡边淳的讲演,按照他的说法,在战败前,他也是和其他的日军一样疯狂。

  当时,渡边的部队驻扎在山东武定,当地经常有抗日军队活动,渡边的部队,每天的事情,就是忙着作战。但是,战场形势的变化,即便封锁,也不可能完全瞒过所有人。渡边和他同伍的日军,也暗中谈论过日本如果战败会怎样这类的话题,最终结果无非是自杀或者潜伏下来抵抗这两种而已。

  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渡边的部队上下哗然,服从还是继续打下去,军官们争论不休。但渡边等士兵心里,却只有对未来的绝望担心。

  与同伍的士兵谈了半天,依然烦闷的渡边走出炮楼,在田埂上一边走,一边抽烟,但心情始终如是。

  据点旁边,是一个中国人的村子,渡边忽然鬼使神差地走进村子,走到一家中国人门前。

  这家中国人,他是记得的,几个月以前,他曾和另外几个日本士兵到这家“征集粮秣”。当他们要把这家人的粮食全部装上大车拉走时,那家的老汉死死拉住最后一袋粮食不放,口中叫骂,是渡边上来一脚将他踢倒才把粮食夺下来。日本兵用刺刀对这那个老汉的胸口,而倒在地上的老汉,依然对渡边怒目而视。老汉的儿子用力拉着他的手臂,一边对日本兵叩头求饶。

  那一次渡边他们并没有杀掉这个老者,因为当时日军下令不要在驻地的村庄随意杀人,以免更失民心。但是,渡边对那个一直怒目而视的老汉,却印象深刻,觉得他是个“好汉”。

  这次,渡边就笔直地走到了这个老汉的家门前。

  非常巧,那老汉正坐在自家门前吸着旱烟,看到渡边走来,冷冷地转过头去,把脊背甩过来不去理他。

  渡边以立正的姿态站在老汉身后,许久不知道该说什么。

  老汉始终没有回过身来。

  最终,渡边鼓足勇气,对老汉说:“我们打败了。”

  老汉微微侧过头来,眼里有些疑惑,有些戒备。看到老汉仿佛没有听明白,渡边尽量慢地说:“我们,日本,打败了,你们,中国,打胜了。”

  说完,他很紧张(渡边没有说他为什么紧张)。

  那老汉似乎最终听懂了,转过头来,看着渡边,也是慢慢地说:“哦,你们打败了啊……”他的身体慢慢放松,填上一袋烟,看了看渡边,说:“那你就可以回去了啊。”

  渡边说,他惊讶地看到那老者的目光竟是十分平和。

  那老者又重复了一句:“那你就可以回家去了啊。”

  渡边说,那一刻,他仿佛心头被重重地一撞,一时百感交集。

  他更惊讶的是,听明白老人那句话里“家”的意思,自己的眼里竟然有了泪。

  渡边在演讲中这样说:“直到很久以后,**明白——在那一刻,我,又重新成了一个人。”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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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荒唐的人肉治病起源何处? [转帖]

 

知白守黑

古代人吃人并非一个新鲜的话题,战争时没有军粮,人会吃人,遇到灾荒之年,人会相食,这些吃人多以填胞肚皮为目的。当然,令百姓咬牙切齿的贪官污吏就地正法后,人们也往往会赶到刑场上,从他的身上割点肉、挖个心、沾些血来吃,借以解除心头之恨。然而,真正在民间普遍推广的,则是人肉治病,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割股疗亲”。那么,古代的中国人相信人肉能治病,这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灵感呢?
鲁迅在他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中写到狂人的害怕:“这几天是退一步想,假使那老头子不是刽子手扮的,真是医生,也仍然是吃人的人。他们的祖师李时珍做的“本草什么”上,明明写着人肉可以煎吃;他还能说自己不吃人么?”这里的“本草什么”显然是指的《本草纲目》,鲁迅是学过医的,对《本草纲目》不应该陌生,他把李时珍和吃人这么一联系,让很多人误以为人肉治病是李时珍开出的药方。
《本草纲目》的确记载了人肉治病的药方,但李时珍说得明白,这个药方并非他本人发明,而是从古代的药书中收集而来,开具药方的其实另有他人。其中记述道:“〔时珍曰〕张杲《医说》言,唐开元中,明州人陈藏器着《本草拾遗》,载人肉疗羸瘵。自此闾阎有病此者,多相效割股”。这里一目了然地看出,唐代的陈藏器是开出人肉治病第一方的人。
明代吴昆所编著的《医方考》支持了这一观点。他在这部书卷三《虚损劳瘵门第十八股肉属性》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同类固不可食,亏体岂曰事亲?且俞、扁、淳、华,上世神良之医也,未闻用人肉以治疾,而闵损、曾参之孝,亦未尝割股,所以来要名之行者,藏器其作之矣”。由此看出,吴昆考察出古代的所有名医都没有人肉治疾的药方,陈藏器就是开具割股治疾药方的第一人,吴昆还对陈藏器的这个荒唐的药方致人伤残一事,给予了坚定的批评。
陈藏器何须人也?陈藏器,大约出生在687年,死于757年,唐朝明州人。他在713年至741年的开元年间,曾担任京兆府三原县的县尉。他认为《神农本草经》虽然已有前人进行了补集,但遗逸仍然很多,因此他汇集前人遗漏的药物,于739年(开元二十七年)撰写了《本草拾遗》。这部书虽然早已佚失,但古代很多的药学名著引用了不少这部书的药方,其中就有人肉治疾的药方。虽然这部书的一些药方至今仍为中医界所应用,不过,人肉治疾的药方早已被医学界丢到了历史的垃圾堆。
对人肉治疾追根溯源到此处,把炮制药方的罪魁祸首定格为陈藏器其人,显然是不公平的,因为陈藏器并不是古代什么名医,他只是一个散落药方的收集者,说他第一个开具了人肉治疾的药方,是立不住脚的。那么,他收集这个药方的根据是什么呢?诸多医学书籍都把人肉治疾之事凝固聚焦在陈藏器身上,尚未发现有医书探索这个药方的起源。
明代吴昆的《医方考》曾说,割股之事,古昔有之。这说明人肉治疾早已存在于民间,陈藏器收集此方是有根据的。此前的历史文字记载虽然直接看不到人肉治疾四个字,但之前唐代著名佛教学者释道世的著作《法苑珠林》却已有人体治疾的记述,这似乎就是人肉治疾的药方源头。因为治病时吃人肉、喝人血、涂人髓,这只是形式上的不同,其核心仍然是吃人能治病。
释道世(约7世纪),字玄恽,生卒年月不详,祖藉伊阙(今河南伊川),京兆人,西明寺沙门,他于唐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年)撰成《法苑珠林》,费时十年。这部书的《病苦篇第九十五》一共有瞻病部、医疗部等六部,让人一看就是医学的范畴。
《法苑珠林》引用了一部佛经的故事,这部佛经就是《弥勒所问本愿经》。其中引用的佛陀十大弟子之一阿难与佛的一段对话,两次涉及到人体治疾之事。佛对阿难说“乃往过世时有太子,号曰所现。端正姝好,从园观出,道见一人得病困笃,见已有哀伤之心,问于病人:以何等药得疗卿病。病者答曰:唯王身血得疗我病。尔时太子即以利刀刺身出血以与病者。又往过世有王太子,号曰莲华王。端正姝好,从园观出,道见一人身体病疠,见已哀念问于病者:以得何药疗于汝病?病者答曰:得王身髓以涂我身,其病乃愈。是时太子即破身骨,以得其髓,持与病者。
《弥勒所问本愿经》是由西晋时期伟大译经家竺法护翻译的经书,虽然没有直接提到人肉治疾,但却清楚地记载了人的血髓可以治病,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竺法护又称昙摩罗刹,月氏国人,世居敦煌郡,八岁出家,礼印高僧为师,随师姓“竺”。晋武帝时诸多经书还流传在西域,未能传布于中国。竺法护发愤立志弘法,他通达西域三十六国语言,熟谙印度、西域各国的字体、发音等,穷其一生心力从事译经大业,《弥勒所问本愿经》只是其中的一部。
这部经书提到人的血髓能治病,应该与《本草纲目》所记载的人牙、人胆、人血、人骨、人肉和人的毛发能治病一脉相承,是人肉治病的原始起源。因为聪明的中国人自古至今都喜欢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既然经书上说人的血髓能治病,为什么不试试人的牙、人的胆、人的心、人的肉呢?
由此可以推断,人肉治病的药方起源于国外经书所载的血髓治疾,西晋时期传到内地流行民间并得到创新,到了唐代由陈藏器从民间收集整理入书,民间孝字当头普遍推广人肉治病,明代李时珍进行了批判性的继承,鲁迅的《狂人日记》则让更多的现代人知道了古代有这么一个惨无人道的药方。
狂人曾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时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不堪回首的是,善良的古代人为了赢得孝子贤妇的美名,不知道有多少人割了肉、抽了血、剔了骨、挖了眼,最后自己身体致残而孝敬的人也不治而终,这种愚昧、残忍、荒唐、与医学相违背的骗术,披着儒家孝道的外衣,不知害死了多少人?而这种仁义大旗之下的人肉治病竟然起源于普度众生、慈悲为怀的佛教,真是不可思议。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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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解之谜:世界七大谜团的前世今生[转帖]


  
  古罗马考古发现的克娄巴特拉的头像

  1、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的宫殿
  2000多年来,肯定有足够的关于这位历史上最有魅力的女王的传说和神话。直到1996年,海洋考古学家弗兰克。戈迪奥才在亚历山大东港发现了克娄巴特拉女王沉没的安蒂亚霍多斯岛。

  “奢侈豪华、与众不同、色彩绚丽”,戈迪奥这样描绘这座充满了托勒密王朝末代女王悲惨命运的水下宫殿。戈迪奥不仅发现了克娄巴特拉和凯撒所生的儿子凯撒里翁的玄武岩上身雕像,而且还发现了安东尼自杀的地点:安东尼是克娄巴特拉的最后一位情人和丈夫,当他的死敌渥大维占领了亚历山大后,他可能逃到一个狭长的半岛上。据说公元前30年,安东尼就在这个岛上拔剑自刎,悲伤的克娄巴特拉与篮子中的眼镜蛇握手了……


    2、亚特兰蒂斯城在哪里
  2300多年以来,这个充满了传奇色彩的城市之国一直激发着人类的想象力。根据传说,亚特兰蒂斯城的城墙和宫殿都是用黄金筑成的,并且在公元前11500年沉没在大海中。这个神话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他在《克利梯阿斯篇》和《蒂迈乌斯篇》中第一次提到亚特兰蒂斯城。根据柏拉图的记载,是地震让亚特兰蒂斯沉入大海。柏拉图把这个高度发达的富庶国家描述成“被隔开的水域和士地环绕着”——也就是被环形的运河所环绕。从此,热衷于研究亚特兰蒂斯城的人们在地球上发现了50多个可能是该城遗址的地方:在大西洋、在黑海、在亚速尔群岛、在桑托林岛和克里特岛,甚至在北海中的德国赫尔果兰岛。目前人们仍在继续寻找。


  3、水晶头颅会说话?
  1924年,一位英国考古学家17岁的女儿安娜。米歇尔—赫奇斯在英属洪都拉斯(今伯利兹)的玛雅城市卢班图姆发现了这只水晶头颅。它至少有3600年的历史,是用一块水晶凿成的。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精致、并且唯—一只下颚骨可以活动的水晶头颅。根据人们今天对水晶结构的了解,这只头颅根本就不能存在:它的制造违反了水晶的自然属性。即使利用最现代的技术手段也制造不出这样的水晶头颅,因为在加工过程中水晶会碎成1000多块。20世纪70年代初期,惠普公司在反复研究后认定,这只水晶头颅可能经过了300到800年不停的打磨才达到现在这样精确和光滑。
  迄今为止,人们共发现了21只水晶头颅。科学家们估计,以前水晶头颅可能是被当作祭祀用品。而观察者们一再说,他们在水晶头颅里看到了祭祀的场景。
  有关玛雅的传说还谈到了13只相同的水晶头颅。如果把它们放在一起,它们就能说话、唱歌。

 

  4、帕伦克“铭文庙”的神秘墓碑
  使用我们称为墨迹方法的途径,冯.德尼肯把帕伦克玛雅遗迹碑铭庙石棺上的图像解释为戴着天线和氧气面罩的宇航员正通过望远镜凝视,控制着一枚火箭。玛雅考古学家倾向于把这一场景放在玛雅宇宙观里来解释:平衡于生与死之间的国王,在走向来世的旅途中壮观的碑铭庙,帕伦克的统治者帕卡尔最后的安息之处。帕卡尔之墓与其著名的石棺盖被发现于从金字塔顶通向塔内的一列台阶的底部。
  1949年,考古学家阿尔韦托.鲁斯在墨西哥帕伦克“铭文庙”的最上层平台发现了一个通向坟墓的台阶。他发现了一个3.8米长、2.2米宽、带有神秘装饰图案的石板。50年来,专家们对这个图案的意义争吵不休。它展示了一个祭台上的玛雅少年吗?是一个遭到原台巨型怪物复仇的人?还是一个从脖子上长出玉米新生命的谷神?作家埃里希.冯.德尼肯基甚至从中看到了一个宇航员。只有一点是肯定的:帕伦克墓的死者是玛雅侯爵帕卡尔,他死于公元7世纪。根据传说,他死时“呼出了一口热气”。

 

  5、这是“诺亚方舟”吗
  你要用柏木造一只方舟,舟内建造一些舱房,内外都涂上沥青。你要从一切有血肉的生物中,各带一对,即一公一母,进入方舟,与你一同生活”,上帝用这几句话命令诺亚造一艘船,用它来拯救他的全家和动物免遭大洪水的淹没。在150天的大水之后,诺亚方舟停靠在今天土耳其东部的亚拉腊山上。
  1949年,人们在亚拉腊山西北翼5000米高处测绘地形时发现了一个罕见的石头形成物。这个形成物像个船身,其183米的长度和《圣经》中记载的诺亚方舟的规格大致吻合。它在研究界引起了“方舟热”。80年代,业余考古学家罗恩.怀亚特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研究,并根据这个物体上的大量线痕来证明它就是诺亚方舟。它的形成“只是”因为地陷还是更多地涉及科学家们今天所说的“亚拉腊山反常”?现在也许只有通过地质卫星的照片才能展示清楚。大洪水的神话继续流传。


  
  6、星象盘
  在德国内布拉附近的米特尔贝格山发现的星象盘是直径为32厘米的青铜盘,重达两公斤,有3600年的历史。它价值1500万欧元。3年前,两个盗墓贼发现了这只星象盘并试图将其卖掉。今年2月,它在瑞土巴塞尔被查封。内布拉的星象盘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这只出土文物就像英国著名的巨石阵和埃及的金字塔一样重要”,德国考古学家哈拉尔德。梅勒博士说。
  这只星象盘是在252米高的米特尔贝格山的顶峰上的一堵环形的围墙里发现的。“我们不知道它是侯爵的坟墓还是存放圣物的地方”,梅勒猜测道。对于天文学家沃尔夫哈德.施洛瑟来说,这只星象盘是有关宇宙的最古老的表现形式。“很有可能是当时祭司用这只星象盘来预测下一次月食的发生。他一定是拿着这个铜盘站在那个小丘上。月亮一旦位于昂星团上方,几天后就会出现月食。”在过去长达1000年的时间里,在米特尔贝格山这只星象盘的出土地方有可能被用作天文观测台。目前,这个星象盘已经存放在哈雷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立博物馆里。

 

  7、恐龙陨石坑
  恐龙是地球上出现过的最大的陆地脊椎动物。它们突然灭绝的谜团看来已经被慢慢地揭开。原因可能是因为6500万年前有一颗小行星撞到了墨西哥尤卡坦半岛上。美国最近的计算机模拟也表明了这一点。直到12年前,这个巨大的陨石坑才被发现。从2001年12月起,德国波茨坦地理研究中心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这个天体可能以相当于100亿颗原子弹的冲击力在地球表面撞出了几公里深的裂缝。撞击的碎片纷纷散落,引起了强烈地震、海啸、大洪水和大火灾。这次碰撞产生的大量灰尘和气体混合到大气中,遮天蔽日,使气候出现反常。先是大火,再是冰川期,接下来又是难以忍受的炎热。这场生态灾难造成了植物群和动物群的灭绝,其中包括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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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寒而栗:笼罩明朝三十余年的一条魔咒 [转帖]


明朝有一位十分奇怪的皇帝,他是朝野公认的皇储,却从没当过一天太子。十七年的王储生涯中,他的头上只有一个亲王头衔,直到继承皇位的前一天,他依然是个亲王。这个皇帝就是大懒鬼万历的父亲——隆庆帝朱载垕。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尴尬的局面,是因为他的父亲嘉靖的心里始终有一条让他不寒而栗的魔咒——二龙不相见。

“二龙不相见”的发明人是明朝有名的方士陶仲文。他本叫曲真,与嘉靖信任的另一个方士邵元节是好朋友。有次,嘉靖去给父亲上坟,邵元节有病在身,就让他代为陪同。不知是陶仲文运气好,还是坐了时光飞船到达未来,在走到卫辉的时候,他信誓旦旦做出了预言:今天有火光之灾。嘉靖半信半疑,结果当晚行宫就发生大火。嘉靖那个佩服呀,一口气封了他个“寻封神霄保国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后来还做了部长级的礼部尚书。

皇帝这么卖力地封他,他也十分卖力地回报,整天起早贪黑地掐指头算命。嘉靖十三年八月,皇长子朱载基刚刚出生两个月就病死。当嘉靖还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时,陶仲文把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告诉了他,就是上一段提到的“二龙不相见”。大概意思就是嘉靖是条真龙,太子是条潜龙,二龙最好不要见面,否则其中一条龙肯定会倒霉。嘉靖原本就是个超级迷信的人,从十五岁即位起身边就一堆半仙、真人、法王,整天想着祥瑞、仙丹。如今听到陶真人这么说,顿时害怕了。当两年之后,他再次有了朱载壑、朱载垕、朱载圳时,欣喜之余,他再次想起了“二龙不相见”。长子夭折不过才三年,记忆犹新的他决定少见这几个孩子,而且也不封太子,虽然冷酷了点,但毕竟自己和儿子的命最重要。

大臣们不知道他的苦衷,早立储君是国家大事,决不能拖延,所以他们纷纷上书要嘉靖早下命令。嘉靖开始还抗得住,后来奏疏堆得有一人高了,他实在受不了,只好封朱载壑为太子,但他的“父爱”也仅此而已。此后朱载壑一天天长大,按常规已经过了上学读书的年龄,嘉靖同志就像后爹一样不闻不问,任由大臣们对自己喷口水。

如果事情照此发展,没准朱载壑能成为明朝第一个文盲皇帝。可惜,上天没给他这个机会,因为嘉靖的母亲出面了。老太太苦口婆心找儿子长谈,一次不行两次,时间久了,嘉靖只得投降,允许儿子出阁讲学。这一年,朱载壑已经14岁。太子出阁不同于凡人进学堂,有一套十分讲究且程序繁杂的礼节仪式,而且作为老子的嘉靖必须出场。就在仪式刚刚结束后,朱载壑即病倒,没多久就死了。魔咒,果然是条魔咒!嘉靖事后一次次地想起陶仲文的话,悔恨之余,他回复陶仲文的奏章时写道:早从卿劝,岂便有此!

痛定思痛,嘉靖从此严格遵守“二龙不相见”,对剩下的两个儿子裕王朱载垕和景王朱载圳长期漠不关心。上学他不管,结婚他也不管,能拖一天是一天。不仅如此,两个儿子想见他这个爹一面比见神仙还难。即便是见了面,他也少有言语,好像怕儿子们跟他借钱似的。就这样,作为皇储的朱载垕尴尬无奈地生活在那条咒语的阴影下,直到1566年嘉靖皇帝驾崩,他还是个亲王。这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裕王朱载垕登基称帝,彻底为“二龙不相见”这条魔咒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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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惊天大案:80年代导弹图纸失窃案始末[转帖]


  翻开共和国的航天史册,从“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的乐曲响彻太空,到“神州5号”载人航天飞船的遨游宇宙,悠悠数载中国的航天人撰写下傲人的篇章。然而,多年前一次运载火箭发射行动险遭夭折却鲜为人知,如今,这起惊天大案――“8291”案件已伴随岁月的流逝,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鲜为人知的导弹图纸失窃案

  40岁以上的人们一定还记得20世纪60年代曾上演过一部由田华、王心刚主演的反特故事片《秘密图纸》。影片中公安人员同敌特斗智斗勇,使秘密图纸完璧归赵的惊险情节,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也发生过一起类似的案件……


  绝密文件被盗,火箭推迟发射

  1982年7月6日,我国北方海滨城市D市的海军某部招待所秘密进驻了一批极其重要的客人,他们是来自“8291”工程指挥部的有关领导、专家及部分工程技术人员。所谓“8291”工程,是指经我国军事科学部门长期开发研制,预定于1982年9月1日由潜艇从水下向南太平洋海域发射运载火箭的行动代号。这项工程只待9月1日中央军委一声令下,我国的第一枚水下发射运载火箭就将如出水蛟龙,横空飞跃,直向南太平洋深处。届时,整个世界将会为之震动。

  阵阵海风没有吹凉夏日的酷热。7月6日夜,国防科工委的知名火箭专家丁总工程师下榻在海军招待所,用过晚餐,他匆匆走进客房的洗浴间,以流水冲去夏日的燥热和一路风尘。十几分钟后,当他走出洗浴间时,愕然发现,原本放置在床头柜上的大号公文包居然不见了。公文包中装有7份至关重要的“8291”工程绝密文件,它事关这次发射行动能否如期进行。


  一石激起千层浪。得知此情,负责工程保卫工作的首长即刻下令:立即封锁招待所,迅即展开搜查行动。但警卫战士和保卫干部查遍了招待所的里里外外,却没有发现有任何可疑人物或可疑迹象。

  与此同时,工程指挥部立即将案情向北京作了报告。


  案惊中央!张爱萍将军立刻电令:工程暂停。不惜一切代价,迅速破案。


  翌晨,遵照国防部和公安部指令,D市公安局的骨干侦查人员会同“工程”保卫人员一起对现场进行勘验。


  随后,公安部、中央军委保卫局的侦破专家相继抵达D市。在了解发案现场的详细情况后,召开了紧急的案情分析会。


  与会的大多数专家认为:这起关系着国家重大机密的特大案件,应该具有浓重的政治背景和较长时间的预谋,从发案时间和作案手法来看,境外潜入的间谍作案或熟悉内部工程情况的工作人员作案的可能性要大一些。也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8291”工程是国家极其机密的工程,一旦某个国家获知了工程的进展情况,并已窃取了情报,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该项工程的保密工作是相当到位的。综合来自各方面可靠的监控情况分析,美国、苏联、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对我正在进行的“8291”工程似乎一无所知,至于那些地处我国“鸡”型版图首部半岛的临近国家,从其国内形势、经济能力和技术实力等方面,都距染指这项工程还有相当的距离。


  不少人认为不能排除有关内部人员作案的可能。理由是:70年代末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虽已决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但台湾敌对势力的残余、“四人帮”的忠实追随者以及那些对改革开放心怀不满、居心叵测的人,伺机进行破坏的现象依然存在,致使我们在现代化建设中要时刻提高警惕,绝不能麻痹大意。然而,问题在于:内部人为什么要窃取这几份文件?为什么要从排气小窗进入室内且毫不在意留下了掌纹等痕迹?对此,与会者疑惑不解。


  就在案情分析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疑窦也越来越多时,D市公安局局长居然抛出了一个大胆的见解:“8291”案件系普通盗贼所为,不存在任何政治背景。面对众人的质询,该局长直言,最先提出这一看法的是D市西区公安分局长王吉章同志。王吉章是刑警出身,从警三十多年,参与侦破过数以百计的各类案件,在刑事侦查方面颇有建树,他认为:事情很简单,小偷潜入客房只是奔钱财而去,看到床头柜上有一个鼓鼓囊囊的大公文包,就随手拎走了,根本就不知道包里究竟装的是什么。


  虽然有许多人对此持有异议,但王吉章的见解,无疑给扑朔迷离的案件侦破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连环盗窃案件,显露蛛丝马迹


  1982年7月31日,D市西区付家庄公安派出所接到报案,距离付家庄海水浴场不远的煤矿工人疗养院三疗区的6个房间被盗,案犯窃走现金七百余元,全国粮票二百余斤,辽宁省地方粮票一百多斤以及一些疗养人员随身的日常用品。在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实施的粮票制度尚未取消,普通工人的月薪也只有三五十元,此案的涉案金额不算很小,所以,派出所当即立案,并立即上报公安分局。


  此时,西区公安分局局长王吉章已征得市局领导的首肯,根据“8291”案件的案情特点,在自己的辖区作出了相应的部署和安排。所以,当疗养院失窃案发生后,按照王吉章的部署,前往付家庄派出所“蹲点”的分局刑警郭德文与派出所外勤小杜当即赶到案发现场。在那里,他们发现了一个残缺的呈波浪形的水湿鞋迹,并从一个房间的门框上边缘提取了一只左手掌纹印。


  现场的勘验结果表明:案犯是撬开屋门上端距地面两米多高的横格窗户潜入室内的,这一情形与“8291”案件案犯的作案手法极其相似,因为“8291” 案件现场的墙壁、窗框等部位也留有多处擦痕和攀缘掌痕,二者之间可能有着某种关联。于是,王吉章决定亲自负责这宗普通的入室盗窃案。


  半个月后,依然在付家庄海滨浴场,依然在煤矿工人疗养院三疗区,居然再次发生了入室盗窃案。


  此次是住在三疗区68号房间的煤炭工业部一位副司长的物品被盗。案犯入室盗窃了一条北京产人参牌过滤嘴香烟、一部高级照相机和一些日常用品。


  西区分局刑警郭德文会同刑警队技侦人员在现场找到一张案犯用唾液粘贴在房门玻璃上的16开白纸,经化验,得知案犯的血型为O型。


  王吉章局长再次调阅了“7?31”煤矿工人疗养院入室盗窃案的案卷,与刚刚发生的盗窃案作了比较,认为二者无论是作案方式还是窃取的物品,都有许多相似之处,尤其是作案地点惊人的一致,所以,可以肯定两起案件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或许系同一个人所为。更重要的是,从这两宗案件中似乎可以窥见 “8291”工程案的蛛丝马迹。


  浴场流氓被捉,案犯意外落网


  1982年8月15日,刑警郭德文和付家庄派出所外勤小杜在海滨浴场巡逻时,抓获了一名在女厕所外偷窥的绰号叫“干豆腐”的流氓。在抓捕过程中,该人甘冒被枪击的危险而拼命挣脱的失常行为以及其身上携带的两盒在D市少见的北京产人参牌香烟,引起了西区公安分局的高度注意。


  于是,局长王吉章将目标锁定在“干豆腐”身上。一方面,他责成刑警队调阅D市一个多月来发生的所有入室盗窃案件的卷宗,串案进行排查分析;另一方面,决定亲自突击提审“干豆腐”。


  依据刑警队报送的各个现场勘察的材料,王吉章分析认定:D市“7?31”、“8?14”煤矿工人疗养院发生的两起入室盗窃案,邻区两家宾馆在一个月内先后 9次发生的照相机、手表、现金等物品被盗案,无论是从作案手段还是现场搜集的血型、掌印等证据上看,皆系“干豆腐”一人所为。


  审讯中,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干豆腐”供认不讳,承认D市“7?31”、“8?14”煤矿工人疗养院发生的两起以及邻区两家宾馆发生的累计逾万元的盗窃案均是他一人所为,并且,如实地交代了作案过程和其中的细节。


  表面上看来,案子似乎应该划上了圆满的句号,但是,王吉章根据多年的刑侦经验和职业敏感认识到“干豆腐”的案子并没有结束,他的思维触角油然伸向“8291”工程案。


  8月19日,D市公安局党组经研究并经请示有关部门,同意西区公安分局直接涉足侦查“8291”工程案,并决定将“干豆腐”入室盗窃案与“8291”工程案进行串案侦查。西区公安分局立即召开并案、串案分析会。


  王吉章根据现场勘验和技术鉴定的结果,详细地分析了“8291”工程案与煤矿工人疗养院、邻区两个宾馆的盗窃案案犯在作案手法、目的等方面的共同点。刑警郭德文介绍了“干豆腐”的基本情况:


  “干豆腐”名叫刘迎福,年25岁,家住D市富国街,系市第二电机厂工人。刘迎福在工厂当过消防队员,受过专门的攀高训练。此人身材颀长,机敏灵活,具备攀缘登高作案的能力,而且,他家距“8291”工程案的案发现场不远,7月6日那天恰巧是第二电机厂的厂休日,所以,刘迎福具备充分的踩点和作案时间……


  是夜,王吉章亲自对刘迎福进行了突击预审。审讯进行得格外顺利,在无可辩驳的事实和神圣的法律面前,刘迎福低下了罪恶的头颅,如实交代了盗窃国防绝密文件的经过。


  原来,刘迎福从学生时代就常干一些偷鸡摸狗的勾当,他个子较高,但手无缚鸡之力,因为长得白净,同学就送他个“大豆腐”的绰号。后来他越长越细,就由 “大豆腐”变成了“干豆腐”。中学毕业后分配到D市第二电机厂工作,依旧好逸恶劳。7月6日那天是第二电机厂的厂休日。下午,无所事事的“干豆腐”随便溜达到了距家不远的海军某部招待所。他看着进进出出的海军军官,恶念陡生:“都说海军军官工资高、待遇好,他们一定很有钱。今晚没事儿,就去偷他们。”夜深人静之时,“干豆腐”越墙进入招待所,他躲在一栋别墅的窗前,从窗帘的缝隙中,看到一位身材高大的“首长”将一只鼓鼓囊囊的大皮包放在床头柜上,然后脱下衣服,转身进了洗浴间。垂涎着包内“财物”的刘迎福,觉得机不可失,他凭借担任消防员时学到的攀缘技巧,轻松地进入室内,拎起那只大皮包,原路退回,随即逃之夭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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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不能休江青的原因[转帖]


   1976年毛泽东的身体每况愈下。随着身体时好时坏,他的情绪也随之变化,变得急躁,容易发火。
  这天上午,毛泽东提出去大厅里坐坐。小孟扶着他穿过十几米长的宽宽走廊,来到了会客厅。坐在大厅里,毛泽东提出要看看当天的大参考报。小孟赶紧把报纸拿来,又给主席换上看书报用的眼镜,然后搬过一把小沙发椅子,坐在主席对面,用手举着报纸给主席看。
  这是习惯的做法。因为毛泽东的手抖得厉害,所以自己看书看报时,就让小张或小孟给他举着。小孟一边举着报纸,一边注意着主席的目光所及,随时调整着位置。不知是累了还是疏忽,上升的速度超过了主席阅读的速度。“啪”的一声,毛泽东用手把报纸打掉在地。小孟吓了一跳,赶紧从地上捡起报纸,连忙说:“主席,对不起,是我不好,您别生气。”“滚出去。”毛泽东大声地吼着,脸也涨得通红。
  小孟当然没就此“滚”出。她知道,这是主席心情烦躁的表现,他常常喜怒无常,一点儿的事情,就使他激动。晚年的毛泽东,内心世界更是矛盾重重,各种心态交替出现。
  这天,毛泽东又在那里似睡非睡地靠在沙发上发呆,右手的拇指还在不停地弹着食指。心里装不下事的小孟,终于压抑不住好奇,轻声地问:“主席,您怎么啦?是不是身体不舒服?还是有什么事?”
  毛泽东把微闭的眼睛睁开,苦笑着回答:“要说不舒服,这段时间是天天不舒服,许多事情,身不由己噢。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看来,我的本钱已不多啰。”
  在十几分钟的沉默之后,毛泽东突然对小孟说:“孟夫子,你看我发愣,觉得奇怪?我自己也觉得奇怪。我这个人,不愿在回忆中过日子。可最近,不知怎么的,一闭上眼,往事便不由得全来了,你说怪不怪?”
  “主席,我听人家说过,只有在现实生活中不痛快的人,才爱回忆往事呢。”这脱口而出的话,尽管在毛泽东的脸上没有现出不高兴的神态,但小孟隐约地感到了不妥,突然停住了话头。
  看小孟突然不讲了,毛泽东蛮有兴趣地说:“孟夫子,讲得不错嘛,我还想听下去呢。”
  听到主席的肯定,小孟就和毛泽东探讨起来:“主席,我觉得您除了身体不好之外,其他方面都挺好的。您这个人就是怪,不爱治病,有病哪能不治呢?我要是您,我就赶快治好病,整天都会高高兴兴的。”
  “整天都会高高兴兴,那是你小孟,我的孟夫子噢。”
  “您是主席呀,您什么办不到啊。您忘了,决定华国锋当总理,您也不用商量,只在床上躺了两天,就决定了。”毛泽东被小孟的坦率感染了,竟然哈哈大笑起来。
  毛泽东忽然沉默了一会儿,便又接着说起来:“有人说,我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言过其实,说过了头嘛。不用说一句顶一万句,就算一句顶一句,有时也办不到。我说要把有的人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硬是撵不动,分不开嘛!”
  听到这里,小孟知道主席是在讲江青了,这是小孟始料不及的。突然,毛泽东向小孟提出个意想不到的问题,语调依然那样缓慢而平和:
  “孟夫子,如果全国人民都知道了我和江青离婚的消息会怎么样?”
  好像并不等小孟回答,接着便自问自答了:“孟夫子,你是答不上来的。离婚,我到哪里去起诉哟。离婚,总要办个手续吧。到那时,不知道是法官听我的,还是我听法官的,那可能要大大热闹一番。”
  这是小孟自进中南海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听主席主动谈江青。(摘自《走进毛泽东最后岁月》 中**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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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良玉:古代惟一载入正史的女元帅 [转帖]


秦良玉(1574-1648),字贞素,四川忠州(今重庆忠县)人,明末民族英雄、女将军军事家、抗清名将,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花木兰”,也是在中国历史上唯一正式被列入“国家编制”的女将军,她代夫出征,北上抗清,战功卓著,《明史》专门用了一个章节《秦良玉传》来记录她。

  比武招亲成土司夫人

  秦良玉是一个秀外惠中的女子,因此择偶眼光非常高。当时,忠州纨绔子弟曹皋看上了秦良玉,被秦断然拒绝,后来曹皋加害于她,以秦良玉支持抗税斗争之名将其打入大牢。

  出狱后,秦良玉在家中搞了一次比武招亲,曹皋也来应征,自然不是对手。在这次招亲中,秦良玉相中了石石主土司马千乘。

  马千乘并不是苗人,祖籍陕西抚风,因祖上建立了战功,被封为石石主宣抚使,官职世代沿袭,最后传到了马千乘身上。马秦两家联姻,无疑是典型的政治婚姻。但因石石主地处偏远,民风剽悍,时有叛乱兴起。所以宣抚使最重要的责任就是训练兵马,维护安定。秦良玉嫁到马家,便有了用武之地,她立足于为国报效的远大眼光,协助丈夫精心练兵,为丈夫施展一身的文韬武略。而马千乘也并不反对妻子参与军事,夫唱妇随。

  威镇四方的“白杆兵”

  除练兵了得,秦良玉还是一位“武器专家”。在秦良玉手下,有一支数千人马、手持白杆长枪的精锐部队——“白杆兵”。

  所谓“白杆兵”,就是以持白杆长矛为主的部队,这种白杆长矛是秦良玉根据当地的地势特点而创制的武器,它用结实的白木做成长杆,上配带刃的钩,下配坚硬的铁环,作战时,钩可砍可拉,环则可作锤击武器,必要时,数十杆长矛钩环相接,便可作为越山攀墙的工具,悬崖峭壁瞬间可攀,非常适宜于山地作战。马千乘就靠着这支数千人马的白杆兵,威镇四方,使石石主一带长年太平无事。

  万历二十六年,秦良玉作为女将军,第一次参与了实战。这一年,播州宣抚使杨应龙勾结当地九个生苗部落举旗反叛,播州在现在贵州省遵义一带,地势险峻,山高水险,叛军依仗着天然屏障,猖獗一时。朝廷派遣李化龙总督四川、贵州、湖广各路官军,合力进剿。马千乘与秦良玉率领三千白杆兵也在其中。几经交战,叛军无力招架,退守播州,城外设下五道关卡,分别是邓坎、桑木、乌江、河渡和娄山关。

 攻打邓坎,秦良玉带领五百白杆兵为主力,此战中,秦良玉在战阵中生擒敌将杨朝栋,攻克邓坎。接着又顺利地拿下了桑木、乌江、河渡三关,直达播州外的娄山关。为攻克娄山关,马千乘、秦良玉并骑奔敌,在正面吸引敌军注意,而命其他白杆兵将士从关卡两侧的悬崖处,凭着白杆长矛首尾相接,攀越上关,对敌军形成合围。叛军大败,娄山关也被攻克。娄山既失,播州无险可守,被官军收复,杨应龙全家自焚而死,叛乱平息。明廷朝议,白杆兵“为南川路战功第一”。

  这一战,秦良玉名声大振。但是,在班师凯旋的路上,由于天气炎热,马千乘染上了暑疫。回到石石主后,又因接待不恭,得罪了内监邱乘云,被设罪投入狱中。在狱中,得不到治疗调养,马千乘病重而死。马千乘死后,朝廷鉴于秦良玉作战有功,文武兼长,所以授命她继任了丈夫的官职。

  崇祯亲题四首赞美诗

  明朝天启七年,明熹宗天启皇帝驾崩,明思宗崇祯皇帝入承大统。此时,清兵入侵,明朝廷诏令天下诸军“救急”,秦良玉接旨后,带领她的白杆兵日夜兼程赶往京师,并取出自己的全部家产作为军饷。她的部队与清兵在京师外围相遇,还没来得及安营扎寨,就开始了激烈厮杀。

  年已55岁的秦良玉手舞白杆枪,威风凛凛,锋刃所过之处,清兵不是人头落地就是手脚分家;见主帅如此英勇,白杆兵将士无不以一当十,打得清兵落荒而逃。很快,秦良玉乘胜追击,接连收复失地,解救了京城之围。崇祯皇帝听到捷报后,派特使犒军,并在平台召见秦良玉,赐一品服、彩币羊酒。

  在这次召见中,崇祯皇帝亲自赋诗四首,赐给了秦良玉,以示褒奖。

  皇帝亲题的四首赞美诗,给予了秦良玉极高的评价,这实在是一件难得的殊荣,秦良玉叩谢圣恩后,班师回石石主。这一次,是秦良玉戎马生涯中,获得的最显赫的荣耀。但对于大明王朝来说,却是彻底败亡的开始。这次北京之战,崇祯皇帝在褒奖秦良玉的同时,杀死了辽东督师袁崇焕,使得明廷再无一人能够负担起抵抗清兵的重任。

古稀之年驰骋疆场

  崇祯十三年,起义军张献忠部进入四川一带,秦良玉率领白杆兵连战连捷:解太平之围,扼张献忠部将罗汝才于巫山,斩东山虎于谭家坪,使张献忠的军队吃了不少苦头。然而,面对着潮水般的义军,英勇善战的秦玉良也只能哀叹“大厦将倾,一木难支”。

  崇祯十七年春,张献忠兵围夔州。秦良玉率军驰援,因寡不敌众,全军溃败。不久,四川全省被张献忠占领,秦良玉退守石石主。这时的石石主孤立无援,如同汪洋大海中的小舟,随时有被吞没的危险。秦良玉对自己的部众说道:“吾兄弟二人皆死王事,吾以一孱妇蒙国恩二十年,今不幸至此,其敢以余年事逆贼哉!”并下令:“有从贼者,族无赦!”分兵镇守四境。张献忠对四川各地土司都成功招降,却“独无敢至石石主者”。

  此时,李自成的大顺军攻陷北京,崇祯皇帝自缢煤山,随后,清兵入关。南明朝廷与大顺、大西军开始了联合抵抗清军的战斗。

  1646年,在福州称帝的南明隆武皇帝为秦良玉加“太子太保”衔,封“忠贞侯”,挂“太子太保总镇关防”印,奉诏抗清。74岁的秦良玉决定再次驰骋疆场,但不久便传来郑芝龙叛明,隆武帝遇难的消息,未能成行。

  第二年端午节,秦良玉在阅兵之后,刚一下马,便“身倾,遂殁”,享年75岁。这位“鸳鸯袖里握兵符”的女将军结束了自己传奇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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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下乡知青的安置费有多少 [转帖]


  城镇知识青年在农村没有任何生活基础,下乡后会在住房、口粮等方面遇到各种具体问题,国家在知青下乡时拨付一定安置费用,并采用一些补助措施,都是为了使知青能比较顺利地渡过生活上的难关,尽快在农村稳定下来。

  插队知青与兵团(国营农场)知青的所有制形式不同,安置经费的数额与拨付途径始终各有成规。

  “文化大革命”前,国家有关部门已就安置经费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制度。1968年底上山下乡运动一下子掀起高潮。在国家没有及时就安置经费与物资补助做出统一规定以前,各省市已参照“文革”前的旧例制定了本地的补助标准。如江苏省南京市规定,城镇知青单身插队、插场(指到农场)的,安置费平均每人220元;成户插队的平均每人130元。主要用于建房,其余用于学习材料、旅运、生活补助、生产、生活用具、合作医疗等。城镇回乡人员的旅运费由动员地区发给,安家落户确有困难的,由安置地区酌情补助,平均每人40元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关于下乡上山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1969年2月13日。。南京市规定的安置费标准,略低于“文革”前的国家规定。吉林省规定,对下乡插队知青,每人拨安置费250元;对插场知青,每人拨安置费400元《吉林省劳动志》,1992年铅印本,第80页。。湖北省规定,对下乡插队知青,每人拨安置费230元《武汉劳动志》,1991年铅印本,第290页。。两省分处南北,故插队知青的安置费略有差异,但是都沿用了“文革”前的旧章。这应是多数省、市、自治区的做法。

  1969年国务院召开的跨省、区安置协作会议上,对知识青年安置的开支标准,制定出几条原则。同年,在全国计划座谈会期间征求了意见。尽管这些原则的具体内容不详,但从后来出台的正式文件可以得知,不过是“文革”前旧制的翻版。1970年8月,财政部综合各省、市、区的意见,根据一年多来运动的进展状况,经与主管部门研究,对安置费的开支项目和标准,作出统一规定:国家拨付的安置费,主要用于城镇下乡人员的建房补助、生活补助、工具购置补助、旅运费和学习材料费等。安置费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计算,平均每人不超过下列标准:

  单身插队、插场的,南方每人230元,北方每人250元。

  成户插队、插场的,南方每人130元,北方每人150元。

  参加新建生产队、新建扩建国营农场和集体所有制“五七”农场的劳动力,每人400元(含部分建设资金)。

  家居城镇回乡落户的,每人补助50元。

  不难看出,除进入国营农场(包括生产建设兵团)知青的安置费由从前的1000元至250元改为一律固定在400元外,有关插队知青的安置费标准与“文革”前规定如出一辙。

  同时,对知识青年跨省安置的路费、到高寒地区插队的冬装费重新做了规定:组织跨省、跨大区下乡的,每人分别另加路费20元、40元,从关内跨省到高寒地区插队的,每人补助冬装费30元(到国营农场的,由本人自理)财政部:《关于安置经费的开支标准和供应渠道的试行意见》,1970年8月20日。。

  安置经费属国家专款专用,由各省、市、自治区财政部门按照已经下乡的人数,规定的开支标准和实际花钱进度,分期分批地进行拨付。除动员地区使用小部分外,其余归安置地区县、社统一掌握使用,不发给个人,不准挪作他用。并提出,在一个省、市、自治区范围内,最好按照不同地区的经济条件,规定几个不同的补助标准,不要平均分配。

  安置费中动员地区使用部分又称动员费,主要用作知青下乡时的交通费、途中食宿补助、困难补助等。各地标准不一,约在15—35元左右。安置地区使用的部分主要用于建房,以及购置小农具和家具,粮、油、医药等生活补助。生活补助原则上为一年如福州市知青,安置费每人230元,其中动员费35元,分到安置地区的经费为195元,用于下乡第一年的生活补助,购买农具、家具,建房,医疗,以及生活困难补助等(见国务院知青办调查组:《福建省上杭县古田公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情况调查》,1979年5月17日)。又如武汉市知青,安置费每人230元,其中动员费(交通费和衣被补助费)15元留市,其余215元由省拨接收地区,交生产队掌握使用(见《武汉劳动志》,1991年铅印本,第290页)。。

  为了管好用好安置费,国家还制定了“财务公开,民主管理,群众监督”的原则。要求下拨到生产大队的安置费,由党支部和革委会领导下的“三结合”小组负责进行监督;安置经费要单独立账,专款专用,严格收支手续。对于安置经费的收支情况,要定期公布,接受贫下中农和下乡知识青年审查监督中央安置办公室、财政部军管会、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军代表:《关于加强安置经费管理使用的通知》,1970年6月23日。。

  加入生产建设兵团(国营农场)的知识青年,按国家规定每人安置费平均400元,跨省、区者分别远近增补旅费20、40元,其安置费的用途与插队知青有别,除用于支付旅费、发放津贴费、伙食费、购置个人物品外,建房费统一纳入兵团(国营农场)基建计划以甘肃省农建11师为例,自1964—1969年的6年间,国家共拨给安置费2496万元,其中60%用于基建,15%—20%用于生产,20%—25%用于安置。见《甘肃省志?农垦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4页。。在各兵团,国家拨付的知青建房投资是列入行政用房计划合并下达的。因此,即使国家拨付的知青建房费不能及时到位,因各兵团均领有巨额基建投资,所以并不至于妨碍知青住房的建设进度。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为例,1969年共接收知青5万余人,应拨付安置费2000万元以上,实际只拨款1152万元。尽管安置费未如期兑现,加入兵团的知识青年基本都有房住,原因是“国家给兵团基建投资中安排了一部分连队用房”何岚、史卫民:《漠南情》,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24页。。兵团(国营农场)知识青年安置费用中占很大一部分的建房费,因与国家下拨的基建投资混在一起而难以理清。不过,虽然他们的住房质量普遍较差,毕竟还都有房住,比起许多插队知青因没有房子住,而不得不借农民房、住牲口棚或分散住到农民家中的情景,实在是强了许多。

  除拨付安置经费,在日用品供应、口粮供应、食油供应方面也做出相应规定。

  日用品供应。“文革”期间,生活日用品匮乏,购买棉布、棉花等物均需票证,限量供应。为了照顾下乡知青,各地都免票供应一定数量的棉花、棉布、蚊帐等物资。如四川省1968年规定,凡下乡知青每人免票供应棉絮一床,棉花2市斤,棉布23市尺,单人纱布蚊帐一床,由商业部门设置专柜,凭上山下乡光荣证优先供应《自贡市劳动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9页。。

  口粮供应。插队知青,原则上由国家供应一年,或由下乡青年到农村的第二个月起,一直到接上当季或下季的粮食分配时止,由当地粮食部门,按照他们所在生产队一般社员的实际吃粮水平(包括公社生产队分配的口粮、超产奖励粮和自留地收获粮的粮食总平均数)和国家统销价格,从统销粮中安排供应。

  食油供应。也按当地城镇居民食油标准供应一年,或从到达接收地的第二个月起,一直到接上当季或下季的食油分配时止。

  下乡知青到国营农场(生产建设兵团)落户的,食粮食油按所在场职工和家属的标准供应参见粮食部:《关于城市下乡青年粮油供应工作的几项规定》,1964年3月20日。“文革”初继续沿用该规定。。

  上述措施表明,国家为开展这场运动确实殚尽心思,而且花费巨大财力。1967—1972年,全国共动员了747万城镇知青上山下乡,支出经费约在17—18亿元左右官方统计前后略有差异。据1973年7月国务院知青办《知识青年下乡经费使用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文称,从1962年到1972年,国家共拨付城镇知识青年下乡经费25亿元,实际开支21亿元,结余4亿元。另据1981年3月国务院知青办《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第86—89页:同期中央财政拨款25亿元,实际开支19 9亿元。“文革”前城镇下乡知青129万人,按每人安置经费230元估算,约开支3亿元。扣除这部分,即为1967年到1972年间开支的经费。。然而,支出巨额经费,并没有解决下乡知青的安置问题。由于对知青经费管理松弛,相当一部分钱被农村基层干部贪污挪用;另外,插队知青的安置费标准偏低,使插队知青没房住的问题变得突出起来。这些问题动摇了知识青年留在农村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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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人误解千年的王朝:南宋真的积弱积贫吗? [转帖]


关于南宋,千百年来人们很少给予什么正面评价。

这确实是一个充满争议的王朝,只存在了短短的一百多年不说,统治地带也只有可怜的的江南一隅,怪不得有人甚至质疑为什么把南宋作为中华民族的正朔。更要命的是,一百多年中南宋君臣也没给人留下什么好印象,第一任老板赵构就伙同秦桧构陷杀害良将岳飞,让后人想起来牙根儿都痒痒,后来又冒出一个坏得不能再坏的贾似道,断送了一片大好河山,可以说,在南宋的朝堂上丢人丢大发了。

然而,南宋王朝是否像一些人所宣扬的那样“积弱积贫”呢?换言之,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南宋真的连鸡肋都不如吗?

衡量一个朝代先进抑或落后,重要抑或轻微,不是以疆域或人口作为主要依据,而是看其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怎样的足迹。

事实上,南宋时期经济非但不落后,还较之前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12世纪中后期,南宋的经济总量已接近当时世界的一半,拥有百万人口的临安城繁华程度更不是同时期欧洲那些陷于水深火热的城市可以比拟,而在我们的四大发明中,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三项均是在南宋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也正是这一项项技术的应用,使航海技术跨入了海洋时代,远洋的商船有6层桅杆,4层甲板,12张大帆,可以装载1000多人,航行于世界各地,令世界各国的人民惊叹不已。南宋有着太多太多的第一,周必大用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刻印了自己的著作,成为历史记载中实际应用活字印刷的第一人,人们耳熟能详的宋慈编著的《洗冤集录》是世界上第一部司法检验专著,不仅奠定了中国古代法医学的基础,而且对后来的世界法医学产生了广泛影响。


也许有人会把南宋的灭亡归因于军事技术的落后,这显然小瞧了八九个世纪以前人们的智慧,南宋绍兴年间,作为地方守臣的陈规,在抗金战争中发明了用长竹竿制枪筒以喷射火焰的“火枪”,这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原始管形火器,此后,南宋人又发明了使用弹丸的“突火枪”。而且,自始至终南宋都不缺少忠臣良将,这里面既有脍炙人口的岳武穆、韩世忠、文天祥、陆秀夫,也有“愿假十年,手掣全蜀之地,还之朝廷”的抗蒙名将余玠,余玠不仅在入川不久即取得对蒙36战全胜的佳绩,构筑的防御工事在其死后依然让蒙古大军望而却步,这不能不是一个奇迹。当时与南宋并立的有西夏、金朝、大理等力量,但能与蒙元铁骑抗衡到最后的唯有这个看似很脆弱的南宋,要知道,成吉思汗的子孙当时在整个欧亚大陆上是鲜有敌手的,而南宋之所以能在重压下孤独地坚持四十多年,恐怕也不能说是幸运之神在眷顾。

至于南宋人在文化艺术上的成就,更是足以和任何一个朝代匹敌。这是一个诗词书画齐绽放的时代,这是一个哲学家思想家云集争鸣的时代。岳飞、辛弃疾的词就不必说了,看看张孝祥的《六州歌头》吧,“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渺神京。干羽方怀远,静烽燧,且休兵。冠盖使,纷驰骛,若为情?”个中灼热真情又怎能不让人扼腕?南宋人在诗歌和小说上的造诣同样不容忽视,前者的代表人物当推陆游、杨万里,其中许多诗篇至今仍为人们传颂,关于小说,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明清时期演绎的一部部传奇,但其根基在南宋时就已经打下。

其实,这些还都是次要的,南宋对后世最突出的成就还是程朱理学。始皇帝一统中国后,儒学的发展便在曲折中前行,虽然经历在汉武时期的提倡与发扬,但一时并没有达到新的高度,这一局面到了南宋得到显著改观,程朱理学的出现不仅对孔孟的主张进行了深化,使得佛、儒、道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交融,更为重要的是,理学关于忠、仁、义、礼的诸多诠释,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把人们的思想凝聚到一起,在民众之间形成一种强大的向心力。

南宋虽然小,但并不弱,赵构及其后代虽然昏庸,但南宋老百姓并不怯懦。自宋太祖赵匡胤始,便奉行文治的国策,而士子大夫们在进入权力阶层,取得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不曾有过的荣耀与地位后,更是竭力维持江山社稷的稳固,于是也就有了崖山海战后那惨烈的一幕,陆秀夫抱着八岁的小皇帝跳入大海,数万将士尾随蹈海,而这也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最悲壮的一幕,以前和之后朝代换了一个又一个,君王来了一茬又一茬,但没有哪个朝代会有如此多的臣子选择这样的殉葬,三百多年后,曾经强大无比的大明王朝最后一个统治者崇祯帝在煤山自尽时,陪在身边的只有一个宦官。无怪乎邓广铭先生曾这样评说:“两宋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南宋的灭亡,不仅是一个时代的终结,更代表着一种文明和生产关系的逝去,此后虽然在明朝华夏文明和科学技术再次走在世界前列,但这不过是昙花一现罢了。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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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灭人欲”的明朝为何会盛行色情文学[转帖]


  明朝皇帝的龙椅安稳之后,便将理学奉为独尊之位,人们讲的是理学,用的也是理学,那时的空气里可能也弥漫着理学的气息。可是,事情奇怪得很,偏偏就是在这个“灭人欲”的明朝,却是一个色情文学大量出现并成为流行文学的时代。

  在中国的历史中,明朝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朝代。在那个朝代里,有好些本是相对立的东西,却都能平安地裹在一个叫做明朝的大袍子里相安共容。

  明朝皇帝的龙椅安稳之后,便将宋朝时“格物”出来的新儒学——理学奉为独尊之位。明永乐年间饶州儒士朱季友给“周、程、张、朱之学”提了一点不同意见,算是学术上的商榷,明成祖知道后龙颜大怒,下旨“命有司声罪杖遣,悉焚其著书,曰:‘无误后人。’”朱棣的这一句话便开了明清两朝以程朱理学禁黜异端的先河,从此理学成了唯一的学问,其他都成为异端邪说而受到查禁(《禁书•文字狱》,王彬著,中国工人出版社)。而明朝的科举“考试大纲”规定得更是严格,必须从朱熹所编定的“四书”中出题,对其理解和运用也必须遵循程朱的注疏。

  “考试大纲”看起来无关紧要,但那可是一根有力的指挥棒,它指挥和规范着儒生们的脑子,进而控制社会思想和观念。所以,在明朝时指导人们行动的思想就是以讲述“存天理,灭人欲”为主的理学。现在想来这种想法实在是有点儿荒唐,人欲岂是能灭的?虽然古圣贤说“无欲则刚”,但人要真的没有了欲望,什么样的想法都没有了,那结果恐怕不是“刚”,相反则可能是软得不能再软,唾沫吐到脸上也一定会等它自己干掉的。当然,倘要深入地想一想,这个“一存、一灭”的理论,倒也充满了浪漫的理想主义色彩,人的欲望都灭掉了,只存一个“天理”在心中,那可真是一个大同世界呢!也许正因为如此,明朝的理论家们在不断地扩充和挖掘着“存天理、灭人欲”的深刻内涵,社会管理者们,也就是牧民的官员们,则是精心地把理论家们的研究成果转变成社会规则,牧养着万姓子民。

  在这样的朝代里,讲的是理学,用的也是理学,那时的空气里可能也弥漫着理学的气息,文艺自然也不可能仅仅是“为艺术而艺术”,超然于世外的,也一定是理学思想指导下的文艺,是弘扬着理学精义的文艺。可是,事情奇怪得很,偏偏就是在这个“灭人欲”的明朝,却是一个色情文学大量出现并成为流行文学的时代,而且还出现了色情绘画,即春宫画。

  具有中国第一“色情小说”之称的《金瓶梅》,现在已得到了艺术上的肯定,但其色情描写流传之广,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之大,是没有哪一部小说能与之相比的,在当代,贾平凹的《废都》中仍可看到它的影子。除此以外,现在还能看到,创作、刻印、流行于明朝的色情小说还有《剪灯新话》、《欢喜冤家》、《宜春香质》、《如意君传》、《情史》和《隋炀帝艳史》等十二三种。这些作品中,不论创作的主旨如何,但都有大量的、露骨的“床上戏”。除此之外,那些较为隐晦但仍以描写男女之情为主的才子佳人小说,就更是多得难以计数。除了文字上的东西,明朝春宫画的出现和流行,也并不亚于色情文学,据汉学家高罗佩考证,明朝时的春宫画在其鼎盛时,印刷时使用了五色套印,其水平之高,画面之美,至今令人叹为观止(《中国古代性文化》刘达临著)。这些色情文学,在四五百年之后的今天还能见到,足见当时的印数之多,流行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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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给张闻天的信 [转帖]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

给张闻天的信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日)

闻天同志: 
   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那样四方八面,勤劳艰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讲完没两天,你就心烦意乱,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被人们缠住脱不得身。自作自受,怨得谁人?我认为你是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老的疟疾原虫远未去掉,现在又发寒热症了。昔人咏疟疾词(这首曲子,调名《叨叨令》)云:“冷来时冷的在冰凌上卧,热来时热的在蒸笼里坐,痛时节痛的天灵破,战时节战的牙关挫。真个是害杀人也么哥,真个是害杀人也么哥,真个是寒来暑往人难过。”同志,是不是?如果是,那就好了。你这个人很需要大病一场。昭明文选 〔2〕第二十四卷,枚乘〔3〕《七发》,末云:“此亦天下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你害的病,与楚太子相似。如有兴趣,可以一读枚乘的七发,真是一篇妙文。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如是乎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武文合璧,相得益彰。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愿借你同志之箸,为你同志筹之。两个字,曰:“痛改”。承你看得起我,打来几次电话,想到我处一谈。我愿意谈,近日有些忙,请待来日。先用此信,达我悃忱。   
     毛 泽 东
  八月二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
长。一九五九年八月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被错误地定为所谓
“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成员。一九八一年
六月二十七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
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2〕 指南朝梁昭明太子肖统组织编选的《文选》,收载自秦至
南朝梁诗文词赋七百余篇,是现存我国古代第一部质量较好的诗文
选集。        
  〔3〕 枚乘,西汉辞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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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谈田家英受审查的主要原因[转帖]


  陈伯达谈田家英受审查的主要原因

  文革风暴到来的前夕,田家英突然受审查并随之自杀身亡。据陈伯达说,田是陈推荐予毛的,中共建国后陈、田一起共事多年,后来关系不甚融洽。本书透露了田家英受审查的主要原因:

  “六十条的草案在广州会议上通过以后,没有几天,田家英跑来找我,本来他也参加了文件的讨论,可是这时却忽然对我说,六十条搞得不好,应该重新另起草一个文件。我一听就批评他:你这个人才糟糕呢,中央刚刚讨论通过了文件,你怎么就这样说话?我的批评很严厉,他听了很窘促。这就是他跟我发生矛盾的原因。他当时想转移话题,说广州离香港很近,我们要能去香港看看多好呀!我听了觉得很奇怪,问他为什么想去香港。他说他有个哥哥大概现在在香港。我于是问他是怎么回事,他才说他有个哥哥过去曾在中央社工作过。我没有再说话,因为田家英是我推荐给毛主席的,我应对他的政治情况负责,他有这么重要的社会关系,过去却没有告诉我,我当然有意见。这次谈话虽然不愉快,但我觉得事情既然已经过去了,就算了,后来也没有跟毛主席谈起过,回北京后,我有时候去琉璃厂旧书店买书,还是约上他一起去。

  “直到有一次在北戴河,我去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很不高兴地对我说,你知道田家英说你什么吗?我愣住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毛主席把江青叫来,对江青说:你把田家英说陈伯达的话跟陈伯达说说。他有意见不跟我当面讲,要去跟江青讲,想通过江青影响毛主席,这就使关系难恢复了。但不管怎样,田家英毕竟是我推荐的,我也不好否定自己的推荐,所以我没有在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面前议论他。他后来受审查,我事前并不知道,是中央在会上宣布后才知道的。”

  田家英文革前夕受审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央认为他隐瞒了海外的重要社会关系并与之有联系,以致泄露了党内的重大机密。这样的怀疑是否有事实根据,是否妥当,姑且勿论,惟田受审查,是毛泽东同意的,文革后对此事的处置经过多有不实之词,指责为陈伯达、王力、戚本禹所为,有违事实,有欠公平。

  摘自《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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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龙潭三杰:钱壮飞、李克农、胡底[转帖]


这是一群神秘的人,他们无处不在,胜利了不能宣扬,失败了无法解释。他们都是最天才的演员,永远隐藏着自己的真实面孔。

  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重要负责人被捕,如果他把机密和盘托出,几天后的大上海将是一片腥风血雨……

  中共地下组织“天字号”人物被捕,他不仅供出地下联络站的地址,而且要把中共中央一网打尽。

  1931年4月24日,汉口新市场游艺厅,舞台上魔术大师化广奇,正在表演拿手戏法,台下掌声让他颇为得意,然而他并没注意,就在一个昏暗角落里,还有一双特殊的眼睛。当晚,化广奇被当场逮捕,迅速押解到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行营。身为侦缉处处长的蔡孟坚大喜过望,因为他已得知,这个魔术师的真实身份是中央特科的“天字号”人物黎明,当然黎明是他的化名,他的真名叫顾顺章。

  蔡孟坚很清楚,这个其貌不扬的魔术师掌握着中央一切核心机密,熟知所有领导人的化名及秘密住址。让他没想到的是,眼前的顾顺章很快供出了中共在武汉的地下联络站,并且要面见蒋总司令,把共产党的全部秘密说出来。

  4月25日晚,顾顺章被秘密送上一艘货轮,连夜押送南京。与此同时,蔡孟坚连续向南京国民党中央调查科发了五封绝密电报。几小时后,一个机要员把一份标有“绝密”字样的卷宗送到机要秘书钱壮飞手中。

  钱壮飞翻开卷宗,里面是一封绝密电报,发电地址是武汉行营,标明徐恩曾亲译。而此刻的徐恩增正在上海度周末,接下来的一小时内,机要员一共送来五份绝密电报,全部来自武汉,全都标明“徐恩曾亲译”。

  按惯例,钱壮飞必须把这些密电呈交徐恩曾亲自批示,但这位机要秘书却没这么做,因为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共中央特科情报员。钱壮飞全权负责组建中央调查科庞大的特务队伍,他借机安置大量中共人员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其中包括胡底和李克农。李克农、胡底分别安插在上海、天津,而钱壮飞留守南京总部,三人遥相呼应,成为打入国民党要害部门的铁三角,这就是被周恩来称道的“龙潭三杰”。

  位于南京中央饭店一侧的“正元实业社”,在30年代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大本营”。各级特务机关的机密文件先要汇集到此,然后再发往各地。而所有函件,都由钱壮飞代为处理。

  这五封密电究竟藏着什么秘密?钱壮飞掏出密码本,开始逐一破译。

  电报一:**政治局委员,负责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黎明,业已于昨日下午在汉口汉江关码头被捕。电报二:“黎明已归顺中央,说有消灭**中央的重大计划,欲面陈蒋总司令。”电报三:“何长官电请陈部长,速报蒋总司令,调军舰一艘即赴汉口,以便押解黎明赴宁。”电报四:“虑事关十万火急,汉口方面已征招商局客货轮一艘。即刻解押黎明赴南京。”电报五:“调查科驻武汉特派员蔡孟坚将于明日飞抵南京,向钧座秉报。”

  此刻,上海中共中央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一个人的手中!如果顾顺章把这一切和盘托出,几天后的大上海将是一片腥风血雨。更可怕的是,党中央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还一无所知。

  押运顾顺章的货轮几小时前已经起航,大约30个小时后,最迟后天4月27日上午到达南京,加上半天的紧急部属,4月28日就有可能进行大搜捕,现在已接近4月25日子夜,情报最迟必须在26日傍晚前送交上海李克农,否则即使得到消息也根本没时间转移。

  钱壮飞意识到,自己离开南京,就意味着身份的彻底暴露。这一切会不会都是对手的试探呢?自己的身份顾顺章是知道的,但为什么电报上却只字未提?在事情没弄清楚之前,还不能轻举妄动。钱壮飞先派女婿刘杞夫连夜赶往上海通知李克农。

  送走刘杞夫,钱壮飞再次回到正元实业社,这时机要员再次送来一封加急密电,钱壮飞立刻进行翻译。电报六:切勿让钧座以外人知道,否则将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机关一网打尽的计划会落空。

  钱壮飞意识到自己必须离开南京了,电报中所说的徐恩曾以外的人,不是自己又是指谁呢?钱壮飞迅速把六封密电恢复原状,放在徐恩曾办公桌上。随后,他快步赶往隔壁中央饭店四楼的“长江通讯社”,他必须通知安插在这里的工作人员转移。时间太早,通讯社空无一人。钱壮飞用小刀把办公桌上的地图划出一个十字,暗示切断一切联系迅速撤离。

  第二天清晨,钱壮飞赶到火车站,跳上了南京开往上海的列车,而与此同时,先行出发到达上海的刘杞夫,终于在一家小旅馆内找到了李克农。

  此时此刻,先行乘飞机到达南京的蔡孟坚会同顾顺章一行,迅速赶到南京的“正元实业社”,在办公室刚看过电报的徐恩曾焦急地等待钱壮飞,事情结果让他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他视同心腹,甚至连个人隐私都不背的秘书竟是卧底?

 此刻的钱壮飞又在哪呢?早在前天傍晚,他已到达上海,为防万一,钱壮飞没在上海站下车,他绕道进入市区,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

  徐恩曾知道消息已走漏,他以最快速度召集大批军警特务赶往上海,一场大搜捕即将开始。

  4月27日夜,上海。时间异常紧迫,明天也许就会全城搜捕,在短短数小时内,必须把整个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全部转移,必须抢在徐恩曾之前。就在这时,身在天津的胡底也收到了李克农发来的电报。电文:胡底,克潮病笃。这是三人约定的暗号,克即李克农,潮即钱潮,是钱壮飞的化名,病笃即病重,意为情况危急。胡底明白,接信迅速离开天津。

  4月28日清晨,一场大搜捕开始了,大批军警和特务冲进了上海中共几十处秘密机关,但结果却大失所望。

  当这个惊险瞬间最终成为历史,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当时幸免于难的中共要人的名字:周恩来、瞿秋白、王明、博古、邓颖超、邓小平、陈云、陈赓、聂荣臻……从此之后,党中央从上海转移到江西苏区,周恩来后来曾多次回忆说,如果没有龙潭三杰,我们早就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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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最恨衣锦还乡[转帖]


周秉德在一书中曾谈到,我的伯父周恩来和她的爸爸周恩寿最大的遗憾之一,就是在有生之年没能回淮安老家看看,而其原因是“伯伯在时,伯伯不准”。
周恩寿曾不止一次向周恩来提出回家看看的请求。有一回,周恩寿被周恩来叫到中南海西花厅观赏盛开的海棠花,周恩寿乘着周恩来兴致很高的机会委婉地说:“哥哥,听尔辉来信说,驸马巷老家的房子太破旧,尤其是你住过的房子,再不修就要倒塌了。淮安县委已经说了,要帮着把房子修葺一次,先把住在里面的几户人搬出来。要不要我回去一次,看看怎么修? ”

周恩来随即明确回答说:“不用了。淮安县委来人,我已经给他们讲过了。院里的住户不需搬迁,我们的房子,尤其是我住过的房子,要塌就让塌掉,塌平了最好,不许翻盖维修,更不允许搞什么纪念馆组织群众参观。我平生最恨的就是封建主义的那一套: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只要活着,就不许搞。 ”

周恩寿说:“你是总理,你回去有光宗耀祖之嫌,我平民百姓一个,难道也不能回去看看吗? ”

周恩来没有退让:“不能,就因为你是周恩来的弟弟!你想想,如果你回去,县委能不派人接待你陪同你吗?明摆着要给地方的同志增加负担。添麻烦的事,你又何必去做呢? ”

韩素音在其所著的 《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一书中认为:“周恩来没有回淮安,因为他明白,他如果回去,他的各门亲戚马上会得到地方官员青睐和特殊照顾……这是难以避免的。 ”“尽管他在那里的童年生活并不愉快,但是他并不怨恨那里的房屋,也不讨厌淮安。他只是不想让他家获得任何特权。 ” (摘自《人物周报》第1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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