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复制链接]

修建圆明园的腐败丑闻[转帖]

　　雷颐

　　圆明园是著名的皇家园林，自雍正帝以后，园居渐成宫廷风尚，尤其咸丰帝更是常年在此，几乎以此为宫。无奈圆明园被英法侵略军焚毁时，正值太平

　　天国和捻军等农民起义军风起云涌之际，清廷统治岌岌可危，当然顾不得重修这座废园。但几年之后，太平天国和捻军刚被镇压下去，便渐起修园之声，引起清廷内部的激烈争论。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一座花园的修与否，最终却引发了晚清政坛的一场轩然大波。

　　1861年秋，咸丰皇帝在热河病死后，慈禧与恭亲王奕訢联手发动“辛酉政变”，推翻顾命制度，确立太后垂帘亲王辅政体制。奕訢由于在政变中厥功至伟，被授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权柄赫赫。由于奕訢总揽朝中大权，不久便与权势欲极强的慈禧产生矛盾，明争暗斗，终于势同水火。1865年春，经过精心筹划之后，慈禧突然下诏痛责奕訢，明令“恭亲王著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此诏一出，却引起不少王公大巨、地方大员的强烈反对。无奈尚未掌握全权的慈禧只好退让，召见奕訢，当面训诫后就发谕旨决定奕訢“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但免去其“议政王”。经此羞辱打击，奕訢的权势与威望受到重创。

　　奕訢当然不愿就此罢休，一直寻机报复。1868年9月，深受慈禧宠信，一贯恣意妄为、不可一世的大太监安德海知道奢华成性的慈禧一直想修复圆明园，于是指使御使德泰奏请修复圆明园，讨好慈禧。由于修园需款甚巨，安德海同时又指使内务府库守贵祥拟出筹款章程，“请于京外各地方，按户、按亩、按村鳞次收捐”。此议一出，奕訢等人坚决反对，认为“侈端将启”，加饷派饷更会使“民怨沸腾”，“动摇邦本”，“丧心病狂，莫此为甚”。在奕訢的坚持下，德泰、贵祥二人受到革职和发落黑龙江披甲为奴的严厉处分。但安德海并未因此而稍有收敛，且于1869年秋违反祖制以为太后置办龙衣为名出京南下，为山东巡抚丁宝桢执杀。慈禧闻讯大惊，不过碍于祖制，又有慈安太后、同治帝、奕訢及一些王公大臣的联合施压，只得接受既成事实，但却气急败坏，大病一场。

　　慈禧病愈之后，内务府人员又以太后休养为名，重提修园之议。内务府人员长期力主修园一是为了讨好慈禧太后，更是为了从中得利。晚清政治腐败，贪污成风，国家的大型工程项目，更成为有关人员大捞一把的好机会，所以有关方面总是千方百计以各种名目争取兴办各种项目，以中饱私囊。内务府人员这次吸取了前番德泰、贵祥的教训，采取了长期游说、引诱性喜游乐的同治帝的办法，终使同治帝在1873年秋以颐养太后为名，发布重修圆明园的上谕，并要“王公以下京外大小官员量力报效捐修”。

　　内务府立即行动起来，赶忙雇佣民工，清理旧园，同时命令南方一些省份立即采办大件木材三千件，限期报送北京。慈禧当然更是忙碌起来，多次召见有关人员，甚至审议一些具体方案。对此，反对者依然不少，不过“帝师”李鸿藻苦谏毫无效果，御使游百川上疏恳请缓修反被革职。同治帝还严告群臣，有奏请缓修者一定严惩。奕訢开始还声言反对，后见如此阵势，深知此次难以阻止，便三缄其口，反而首先“报效”工银二万两，表示支持。

　　1874年3月7日，圆明园正式开工重修。不过，此时修园的时机的确非常不好。法国正加紧侵略越南，直接威胁到中国的西南边疆；日本开始发动侵略我国台湾的战争；新疆又爆发阿古柏叛乱，左宗棠率军西征日夜为难以保障的庞大军需发愁。此时重修圆明园，根本就拨不出款来。

　　正在内务府为修园经费一直无着发愁之时，一个名叫李光昭的“候补知府”声称愿为修园报效30万元的木材应急。他与内务府有关人员互相勾结，经内务府出面奏请后，他便打着“奉旨采办”名义南下办理此事，而且胆大妄为私刻了“奉旨采运圆明园木值李衔”的关防。他到香港向一位法国商人购买，签订了购买三船价值54 250元的木材，先付定洋10元货到天津即付款的合同。李光昭回到北京后，却向内务府谎报自己购买了价值30万元的木材“报效”。货船到天津后，同治帝闻讯大喜，急令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免税放行，迅速运京。不想李光昭根本无力付款，便称木材尺寸与原议不合，拒绝提货付款。法商当然不干，由法国驻天津领事出面，照会天津海关和天津道李光昭私自废约有意欺诈，令其付款并赔偿法商损失。李鸿章本就不赞成此时修园，急忙将此情况奏报同治帝。同治帝大怒，责令将李光昭先行革职后交李鸿章严厉查办。由于李光昭私自以“圆明园李监督代大清皇帝”的身份与外商立约，此案险成外商与“大清皇帝”之间的诉讼，几乎要引发一场严重的外交纠纷。

　　强烈反对修园、但不敢公开反对的李鸿章，知道此案是阻止修园的难得机会，所以他在上朝廷的奏折中，对李光昭诈骗细节的介绍不厌其详，桩桩件件，不容怀疑，皇帝读后能不龙颜大怒？李光昭诈骗案的消息迅速传开，舆情大哗。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環与其他一些王公大臣联名上疏，痛陈修园之巨弊，恳请急停。一些御史也上折参奏内务府大臣与李光昭狼狈为奸、中饱私囊的种种违法事例。在这种情势下，同治帝不得不决定发旨停修，事情到此似已结束。

　　然而就在当天军机大臣拟就停修谕旨之时，内廷忽然发下一道同治帝朱谕，列举恭亲王种种罪状，革去一切差使，降为不入八分辅国公(清代宗室封爵共分和硕亲王、世子、多罗郡王等共十四等，“不入八分辅国公”为第十等，奕訢的爵位由第一等降为第十等)，交宗人府严议。9月10日又下一道朱谕，将对奕訢的处分改为革去亲王世袭罔替，降为郡王，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其子革去贝勒郡王衔。同时，以“朋比谋为不轨”的罪名将醇王、文祥、李鸿藻等十名力主停修的王公大臣尽行革职。但就在第二天，即9月11日，慈禧突然在弘德殿慰谕奕訢，表示“十年以来，无恭王何以有今日，皇帝少未更事，昨谕著即撤消”。同时懿旨赏还奕訢及其子爵秩。这一“夺”一“还”，其实都是慈禧在幕后操纵，意在再次向朝廷内外表明奕訢等王公大臣都可被她玩弄于股掌之中，她已大权在握，她的权威不容轻觑，更不容侵犯。

　　至此，历时半年的“修园之争”虽以“停修”而结束，但由此引发的政坛风波却进一步加强了慈禧太后的权威，再次严重削弱了恭亲王奕訢的权势。是否重修圆明园本来是个工程问题，但在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中，这种“工程问题”往往会演变成为“政治问题”。这当然是“工程”的不幸，但利用“工程”达到政治目的，却是这种政治体制使然。

　　　（摘自《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

金银馔器[转帖]

　　
　　作者：耕斋 分类：历史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冷斋夜话》宋·惠洪

　　王荆公居钟山，特与金华俞秀老过故人家饮，饮罢少坐水亭，顾水际沙间有馔器数件，皆黄白物，意吏卒窃之，故使人问司之者。乃小儿适聚于此食枣栗，食尽弃之而去。文公谓秀老曰:“士欲任大事，阅富贵，如群儿作息乃可耳。”

　　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庆历二年登进士第，宋神宗熙宁三年拜相，推行新法。因遭反对派的攻击，熙宁七年王被罢相，次年复拜相，一年后再辞相位，退居江宁(即今南京)，潜心于学术研究和诗歌创作。宋哲宗上台后，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王安石忧郁病死。王曾被封为荆国公，去世后谥“文”，故史称王荆公或王文公。

　　王安石居江宁时，自称“晚年门下多佳客”，俞紫芝便是其最赏识之人。俞原籍浙江金华，字秀老，寓居扬州，笃信佛教，得其心法，终身不仕不娶。

　　却说在南京钟山谪居的王安石，一次约了俞秀老一起到一位朋友家喝酒，饮毕在临江的一座亭子内歇息。王放眼望去，只见岸边沙滩上有几件餐具，都是金银器皿，心想会不会是衙门里的仆役偷出来的呢？于是当即派人去问管事的官员。答复是刚才有一群孩子聚在沙滩上吃甜枣板栗，吃好后，把盛具扔在这里就走掉了。王安石不由对俞感慨:“读书人想担重任干大事，就应当像这些孩子那样，视富贵如敝屣才可嗬！”

　　小孩不知金银的价值，所以吃光枣栗就把盛具扔掉了。而大人是明白金银之珍贵的，王安石却认为有志向的读书人应向孩子们学习。王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人类如何认识自身和外物的严肃话题。

　　金银原本的使用价值有限，不过当当装饰品，做做器皿而已，只有当它们成了一般等价物，也即成为货币以后，世人才对其趋之若鹜。所以列宁曾风趣地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商品生产不存在了，“那时也许我们会用黄金修建公共厕所哩”！

　　而人之所以贵，从某种角度讲，也在于旁人乃至社会的认可。至尊若皇帝，如被扒了龙袍，也是平民一个。

　　宋人朱彧《萍洲可谈》中记有王安石的一件轶事，说王退居江宁住在山上时，经常拄着拐杖到一张姓老农家串门。王安石每次来时，都叫其“张公”，而老农则称王“相公”。一天，王安石忽然悟到，不禁大笑着说:“我当了这么多年宰相，只不过与你仅有一个字的不同罢了。”

　　王安石身居高位，却自奉至俭，宋史说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北宋著名诗人黄庭坚虽不赞同变法，但对王的人品仍有极高的评价:“予尝熟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
 

见识美国总统保镖[转帖]

　　李旭

　　　　美国白宫

　　恐怖袭击、谋杀、勒索、绑架……这个世界似乎越来越不安全。在这个危险不断增多的世界，私人保镖正在发挥警察和军队无法发挥的优

　　势。目前在伊拉克，受雇于私人公司且为美国工作的保护专家就有18万人，比驻伊美军的总数还多。本文作者从事保镖职业二十多年，饱尝了其中的酸甜苦辣;他又曾一个人跑到美国去学保镖，期间了解了不少总统保镖的内幕。

　　“现在的袭击武器太不可思议了。”迈克说，“你知道，曾经有人用一个携带肉毒毒素和炭疽菌的打火机刺杀克林顿，那些家伙用的玩意儿比你在007电影里看到的还古怪。”

　　炭疽菌的拼写是“anthrax”，我在学校寄来的那大篇资料里看到过。“9·11”之后，美国政府的一些重要部门相继收到携带炭疽菌的信件，还曾有人感染炭疽菌丧生，美国参议院的一幢办公大楼为此封闭了三个月。

　　“后来怎样了？”我问。

　　迈克说：“防御的办法同样不可思议，五角大楼用昆虫来探测生化武器，它们的感觉要比人类更灵敏。”

　　历史上美国有四位总统被暗杀：林肯(1865年)、加菲尔德(1881年)、麦金莱(1901年)、肯尼迪(1963年)；五位总统任职期间曾经被刺但幸免于难：杰克逊(1835年)、罗斯福(1933年)、杜鲁门(1950年)、福特(1975年)、里根(1981年)。布什父子也收到过一堆恐吓信。在美国的四十多届总统里，有遇刺经历的就有11人，几乎占了1/4。

　　“你知道吗？这11人中的7个都是靠保镖捡回了命。1950年，有两个刺客配合着对杜鲁门发动袭击。他们的诡计被保镖发现了，一场混战当即展开。最后，杜鲁门毫发无损，他的保镖却一死两伤。”至于福特总统的保镖、白宫侍卫长狄克·恺撒更是身先士卒。恺撒长得和福特很像，每次福特坐“空军一号”出国下飞机时，先从舱门里走出来的肯定是恺撒。看花了眼的记者经常把恺撒当成福特猛拍一通。后来，有人问恺撒，你就不害怕袭击者把你当成福特开了枪？恺撒面无表情地回答：“I hope so”(我希望如此)。

　　里根的保镖曾说，袭击发生时，军人、警察都弯着身子寻找掩体，保镖们则用自己的身体护住总统及总统周围的人，这是因为军人、警察和保镖们接受的训练不同,保镖的训练中包括挡子弹。但是，就算挡子弹是训练后的本能反应，保镖也依然是最勇敢的人。因为有时候，刺客未必会按照保镖培训里的预想方式出现，刺客甚至不一定是人。

　　1901年9月6日上午，威廉·麦金莱到布法罗市泛美博览会发表演说。演说结束后，人群一拥而上，将麦金莱团团围住。人群中有一个人心怀杀机，他右手拿着一把微型双响短筒手枪，上面蒙着一块手帕，这个人就是利昂·切奥尔格茨。他是一个公认的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杀死一个统治者就会成为名人。

　　在麦金莱之前，尽管已经有两名美国总统死于暗杀，但显然并没能引起政府对总统安全的重视。麦金莱此行，身边仅带了三个保镖。在枪声响起的那一瞬，三个保镖立即向总统身边靠拢，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刺客向总统腹部连开两枪。第一枪击中总统的背心纽扣，第二枪穿过肚子，损毁了肾脏。八天之后，麦金莱死于坏疽。枪击发生后，三名保镖中的其中之一艾尔兰向媒体坦言，总统的随行人员丝毫没有预料到总统会遭遇枪击，所以并没有安排过多的保镖来保障总统的安全。

　　后来美国密勤局针对爆炸和近距离射击，想出了“三层护卫的同心圆保护理论”，最中心的是针对总统的个人保护和保护小组的阵形；第二层包括身着制服的警察、岗哨、障碍物等；第三层更加隐秘，即屋顶的监视岗、反袭击小组、外围控制点等，在周围较大范围里活动。我们常可以在电视里看到，总统出行时，总有些人和他寸步不离，这些人可能就是贴身保镖，负责近身防卫。还有一些保镖则不会被镜头拍到，他们躲在稍远地方，对总统所在环境进行监视，这种监视24小时不间断。

　　按照和总统距离的远近，总统保镖被划分成四种。第一种被称作“树后保镖”，负责远程监视，在沿途布置好安全工作；第二种则被叫作“窗下保镖”，他们会在总统的办公室、居所外进行防范，不管刮风下雨。福特当总统时，每当天气不好，就会派人给自己的“窗下保镖”送咖啡、三明治和一些补充热量的小点心。第三种是“楼梯保镖”，他们一般负责屋内的安全。第四种就是“贴身保镖”，总统到哪里，他们就要跟到哪里，就像总统的影子。

　　保镖总是神情冷峻，不苟言笑，哪怕他们出现在滑稽舞会上。他们透过墨镜，观察着人群的一举一动，尤其是离总统最近的那几排人，在保镖的逼视下，很少有人能藏得住心事。假如你发现有个保镖正注视着你，那你最好不要做诸如将手放进口袋的“突兀”动作，否则保镖会快速地过来控制你，并会不露声色地命令你把手从口袋里慢慢拿出来，并对你进行检查。

　　总统要住宾馆，保镖不仅要对宾馆的工作人员进行检查，还要化验宾馆的水质和空气。在总统抵达饭店前的四小时，保镖们还要再进行一次大检查，之后便会将总统房间附近封锁起来，禁止任何人靠近。如果有行李要运到总统房里，保镖就会用X光机对其进行检查。

　　壮观的保镖行动现场

　　必要的时候，保镖还会要求总统出行时穿好防弹背心。总统若步行，保镖就会排兵布阵，摆出各种阵形的保护网，一名保镖走在前面“开路”，数名保镖伴随总统左右，另有一些保镖跟在总统身后。保镖的腰上挂着通讯工具，手里不能拿任何东西以免影响工作，除非是保护需要的，如防弹公文包之类。

　　保镖最担心的就是总统的即兴出行，一见人群围上来，就兴冲冲地开始演讲，把保镖晾在一边；途中看到吸引人的商店，也会立刻叫停汽车。对这种好冒险的总统，如果会带来太大危险的话，保镖就应该严肃地告诉总统，他最好改变计划。

　　注意观察的话就会发现，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出行时，会有专人帮他牵着小狗。那多半不是他的宠物，而是他的特殊“保镖”。经过训练的警犬可以在半个小时内将一个剧院“嗅干净”。

　　特驾课对保镖非常重要，很多袭击都发生在公路上，保镖必须用出色的驾驶技巧摆脱危险。总统司机需要具备在冰天雪地里开快车进行甩尾的能力，要学会如何让两辆高速行驶的汽车始终保持一米的间距，并要学习如何用一只手熟练地操纵汽车。因为袭击发生时，司机可能需要一边开车，一边使用武器。当袭击者发动攻击时，最常见到的保镖反应有三种：一种立即开枪；一种是借助特殊工具挡开子弹；一种是迅速将总统推到车里，带到安全地方。

　　美国总统的专车是经过改装的林肯轿车——车身长21英尺、功率为340马力的防弹汽车。车的重量可以和重型坦克相提并论，其车轮、玻璃窗、车身都装着厚厚的防弹板。总统所坐位置的顶部材料则是防弹玻璃，车顶可以打开，也可以再覆盖一层乙烯板，乙烯板有阻燃性。

　　总统车里一定有保镖，为方便保镖活动，专车后面缓冲器的位置比一般车的位置要低，这是为了给保镖的踏板腾出空间。总统的座位和司机的座位是分开的。总统座室的空间很大，设有三个折叠起来的座椅，这些椅子全部放下能坐六人。值得一提的是，椅子的方向不是冲着总统，而是冲着车的后玻璃。这样设计也许是为了方便观察车后情况。

　　车可以起到一定的防护作用，也可以用来反击。专车里有急救箱和各种救护工具。万一车被炸毁，保镖也可以利用这些工具，从车里帮助总统逃生。同时，车内还配有小型冲锋枪和催泪弹，加上保镖们随身携带的枪支，既可以应付单独的袭击者，也可以应付一定规模的袭击。

　　肯尼迪是在林肯轿车上遇害的，但他坐的是辆敞篷车，一枚子弹直击他的前额，他当场死亡。经常有政治家抱怨在车里没办法发表讲话，为了避免总统以演讲为借口，要求坐敞篷车，安保人员特地在总统专车上装上了一种特殊的声音装置。在关上所有车窗车门的情况下，坐在车里的人可以听到车外的声音，如果车里的人愿意，外面的人也可以听到他的声音。为了保护总统的安全，安保人员还使用了障眼法。他们准备了三辆和总统专车一模一样的车，连车牌都一样。知道总统坐在哪辆车上的，只有总统的贴身保镖。

　　保镖的车也不逊色。它的轮胎被加厚，以应对超负荷的行驶。车身两侧、后侧都设有踏板。车的后门经过改装，方便保镖在车高速行驶时依然能上下自如。即使坐在车里，保镖也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车子便按照保镖的需求被加以改造，车里的座位和车窗按照一定角度设计，保镖们不用做额外动作，就可以通过打开的车窗看到车四周以及天空的景象。在保镖的车里，除了通讯器材和一些必备武器外，还有警笛、警灯，遇到紧急情况，在交通拥堵的大城市，这两样东西会大派用场。

　　总统坐的车要由总统保镖驾驶，一般坐在司机旁边的是保镖小组的组长，他负责指挥保护小组的行动，并且随时与指挥中心取得联系。

　　每次在总统车队出发前几分钟，就会有穿着凯夫拉防弹衣的人先将一辆车开走。他们要本着“宁可错一千，不可放一个”的精神，在总统车队要经过的路段搜寻可疑物。他们会检查私人邮箱、停错位的汽车以及任何看起来让人不安的东西。一旦发现炸弹，车上的炸弹专家就会先将炸弹转移到特制的容器里，然后用一个绰号“破坏者”的小工具，将炸弹引爆。如果炸弹很大，就会调来爆炸物运输车。这种车是总统车队的必备车，但外形上和那些精致的小轿车却格格不入，有如西点博物馆里那些笨重的大炮。此外，在总统车队来之前，他们还要根据总统停留的地点，对周边建筑进行大检查。

　　美国密勤局每年都要针对那些有可能对总统安全构成威胁的人建立档案。保镖每次出行前，都要翻开档案，根据出行路线，对档案中的人进行梳理，将其中的“重点”人物找出来，把他们的相片、背景资料打印成册，发给同伴，保证大家都记住这些人的脸。白宫的保镖只要发现某个档案上的危险人物突然离开，就会立刻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上司。

　　对美国的总统保镖来说，最芜杂的工作莫过于在总统出国旅行期间提供保护了。

　　白宫是最能让保镖感到安全的地方之一，所以保护总统的策略之一就是“带着白宫走”。密勤局里有不少技术型保镖，他们在总统即将下榻的饭店装上一些设施，确保总统在饭店工作起来就像在白宫一样安全、熟悉。这些设施包括高频电台、电话交换机、X光机、防窃听工具、防放射性工具等。

　　1986年，里根要到日本去参加七国首脑会议，偏偏在赴会前，他下令对利比亚进行突袭，惹恼了利比亚当局，也让里根的保镖急出了一身冷汗。里根前脚上了“空军一号”，他的保镖就接到了中央情报局的提醒，说利比亚方面已经召集了中东22个恐怖组织骨干开会，要给里根些颜色看看，还派出了多名杀手潜入日本。尽管此前，保镖们已经为里根的这次出行做好了周密准备，但利比亚的这些威胁毕竟是突发状况。

　　“空军一号”上的保镖迅速和已前往日本的美国保镖取得联系，告诉他们，利比亚的杀手打算在“空军一号”即将降落的羽田机场发动袭击。

　　正在日本的美国总统保镖听说此况，个个如临大敌，希望日本方面能提供帮助。他们和日本当局的交涉非常成功，日本的安保人员给了美国保镖们极大支持。“空军一号”盘旋到羽田机场上方时，日本开启了“周波数带变换器”，使机场附近的所有无线电设施都发生电波变异。就算恐怖分子已经埋伏好，在这种情况下，也别想找到“空军一号”的位置。开会期间，二百多名美国保镖将里根下榻的东京大仓饭店封锁得结结实实，该饭店方圆三公里内禁止任何飞行物通过。

　　我们在电视上看美国总统外出访问的片断，也能看出哪个家伙是他的保镖，但被我们看出来的保镖还只是总统随行保镖中的一小部分。1992年老布什出访新加坡时，就带了数百名保镖，他们还从美国运来了两块巨大的可以移动的防弹玻璃屏风，装在老布什卧室和起居室的落地窗外，以防止狙击手的袭击。

　　下毒，是很多袭击者青睐的方法，保镖们需要掌握一定的毒物知识。几乎所有国家领导人的厨房，都是安保工作的重点，所有菜肴原料在进入厨房前都要经过复杂的监测程序，而烹调完的食品也会被放在特制的保温瓶里，并牢牢地打上铅封，送到总统所在的地方。总统的厨师就是总统饮食上的安全保镖，他们会跟总统一起出行，并为总统检查食物，还会提醒总统不要吃那些不安全的东西。保镖必须掌握关于饮食不当的急救方法。

　　迈克的话让我受益匪浅：“作为一个保镖，你不能表现出你的强悍，你的外表、风度、举止都要尽可能融入你所处的环境中，不可以体现出来。许多保镖都有叉腰抱手的习惯，因为这样做可以让自己看起来更凶狠、更有威慑力。叉腰抱手的姿势有挑衅意味，也太张扬了，而挑衅和张扬都是做保镖的大忌。”

　　“记住，千万别让人看出你像保镖，这非常危险。那些打算干掉总统的人，会首先把保镖干掉。”

　　布什在参观马里兰空军基地时，天下起雨。由于风太大，他刚刚撑起的伞被吹翻了，他顶着雨，摆弄了好一阵子伞，都没弄好。尽管如此，也没见他的保镖有哪个腾出手来帮他撑伞。保镖不是保姆，保镖的两只手必须时刻准备好迎接危险。为此，他们可以眼睁睁地看着一把年纪的总统淋雨而没有任何不安。

　　每次总统外出，他的身边总有一个拿黑皮包的人。这个和总统形影不离的人可不是保镖，而是随行武官。他的黑皮包里装的可是天大的秘密：美国核武器使用手册、核战爆发时总统的秘密疏散地点、美国遭受核攻击后的广播程序、国家最高机密的确认密码、总统下令从海、陆、空三地发射导弹的密码。它还有个绰号是“足球”，武官在“足球”在，且“足球”一定不会离开总统的视野。里根在1981年遇刺时，随从武官不会管里根的生命，而是扑倒在地，将“足球”死死地压在身下。小布什当总统时，有人好奇地打听“足球”到底装了什么，负责保护“足球”的武官面无表情地告诉这个好奇者：“我告诉完你答案，就必须杀掉你。”

　　什么是保镖最常见的武器？我和迈克聊了半天，得出的结论不是枪，而是墨镜。有禁止带枪的国家，但没听说哪个国家禁止戴墨镜。眼睛是心灵之窗，墨镜就相当于给这窗户上加了道窗帘。不要小看墨镜，保镖身上的神秘色彩有相当一部分都来自于它，它让保镖看起来非常冷峻。戴墨镜不是为引人注目，于保镖来说，墨镜一可以保护自己，二可以震慑敌人。墨镜可以阻断眼神的交流，让人看来深不可测，可以震慑住一些心存歹意的人。保镖可以透过墨镜盯着任何一个人看，外人却摸不清保镖到底在看谁。再加上做贼心虚，袭击者也不敢轻举妄动。保镖依靠墨镜，打的是心理战。

　　保镖未必都生活在“明枪暗箭夹击”的危险中，而每个称职的保镖都一定生活在“假想危险”里，他要有足够的智慧处理好和周围人的关系，要有足够坚强的内心去应对高强度、高压力、高风险的生活。普通人可以靠一些嗜好来缓解压力，最常见的就如抽烟、喝酒；但保镖不可以。

　　　　（摘自《中国第一保镖》，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8年10月版

邓小平为何从未回故乡 [转帖]

　　从15岁离开广安开始，直到1997 年驾鹤西去，78 年间，小平的脚就再没有踏上过故乡的土地，令人唏嘘感慨。对此，本报记者特意采访了邓小平故里管理局局长马福。作为邓小平研究的专家，马福根据相关资料回答了记者的疑问。

　　邓小平三请“不回家”

　　1978 年2 月，邓小平到四川视察工作。时任广安县委办公室主任的邓欲治来到成都汇报，对邓小平说：“全县百万人民都盼望邓副主席回广安检查指示工作。”站在一旁的卓琳接过话说：“他很忙。你们这么远来看我们，回去向县委和百万父老兄弟姊妹表示感谢。”这时，邓小平没有说话。

　　1986 年，邓小平回成都过年。正月初五上午8 点，他在金牛宾馆接见当时的广安县委书记罗国兴、副县长王洪峻以及办公室主任王仁全。

　　罗国兴在跟邓小平道别前，提出请他回家乡看看的想法，小平身边的陪同人员王震说，小平工作特别忙，没时间回家。小平没有再一言不发：“请你们回去代我们向家乡人民问好。”

　　下午3点，邓小平安排夫人卓琳跟他们再次座谈。座谈结束后，罗国兴再次向卓琳提出请邓小平回家乡看看的要求，卓琳回答：“我们回到了成都，就等于回到了家。”

　　上世纪80代末，自贡灯展在北京北海公园举行。邓小平在船上观看，一旁采访的四川电视台记者郑兴光也是广安人，他问小平，这么多年，就没想过回乡看看吗？小平摇头说：我怕。

　　小平心里“怕回家”

　　马福介绍，一个人从15岁离家后，一直未曾回过故乡，换作一般人确实很难理解，但放在邓小平身上，似乎又变得可以理解。

　　第一个原因便是“怕”。据毛毛 (邓榕)所著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介绍：“我们姊妹几个都很想回家乡看看，可他就是不让。后来父亲告诉我，我们一回去，就会兴师动众，骚扰地方。”

　　其实小平是想回家的。1986年，他在成都与阔别67载的幺舅淡以兴相见时说：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儿时的美好回忆仅成记忆了。淡老人问他为啥不回乡看看，小平说，“我记得离家时，广安只有60万人口，现在有100多万人了，惊动不起呦！”

　　第二个原因便是“忙”。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党政军各类事务都要管，抽不开身，即使想回家也是“有心无力”。

　　第三个原因便是回家一趟“难”。未通高速前，从广安到最近的大城市重庆要一天时间，而且路况较差，加上老人身体欠佳，回家的愿望一直没遂愿。特派记者 谷岳飞(四川广安报道)

广安百姓的传说
　　成都到广安280公里。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奔驰，坐在记者身边的是位40多岁的女士，家就在广安。记者问她是否知道小平同志生前没有回过广安的原因，她说：“听老人们讲，小平同志的属相是‘龙’，他是从广安经渠江到嘉陵江，再到长江进入大海的，‘龙’归大海是不回头的。不过这只是传说而已。”
　　记者在乘出租车前往招待所的路上，和司机曹先生聊了起来。说到小平同志为什么没回家乡，他的说法更离奇。“说是小平同志的祖母戴氏在世时曾救济过一位风水先生，风水先生为了报答他的祖母，便在离邓家不远的佛手山，给她家选了一块墓地，‘可以让邓家出一个大人物，但这个大人物不能回家’。”对于这些说法，他们自己也认为“未必真实”。

　　牌坊村探究竟
　　广安市向北7公里，是小平同志故里——协兴镇牌坊村。
　　在邓小平故居陈列馆，记者看到新修订的牌坊村《邓氏家族分谱》。族谱记载，邓家原籍江西吉安府庐陵县，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邓家先祖邓鹤轩以兵部员外郎之职入蜀，安家广安。到邓小平的父亲这一代，邓家已经在广安繁衍了18代子孙。
　　邓小平故居管理局局长马福告诉记者，据邓家族谱记载，邓家有过辉煌的族史，迁入此地后邓家第十二世孙邓时敏，1745年官至大理寺正卿。告老还乡后，被清政府授予通奉大夫。为表彰他的德行，嘉庆皇帝下旨为其家乡赐造了“神道碑”和“德政坊”。牌坊村因此得名。
 

守卫梵蒂冈的瑞士雇佣兵[转帖]

　　彭永清

　　　　瑞士卫兵成为梵蒂冈教皇的警卫队始于16世纪初。1505年6月，当时的罗马教皇尤里奥二世将在欧洲各地以骁勇善战闻名的200名强壮的瑞士雇佣兵带到罗马，并正式决定让他们来守卫梵蒂冈。以前，虽然瑞士雇佣兵也曾执行过守

　　卫梵蒂冈的任务，但都只是临时性的。因此，瑞士卫兵作为梵蒂冈常驻部队执行任务，是从教皇尤里奥二世开始的。第二年，也就是1506年的1月22日夜里，受教皇邀请的瑞士雇佣兵到达梵蒂冈，受到站在圣彼得罗大教堂门口的教皇的亲自迎接。

　　数年后，这支卫兵队救了教皇的命。那是一位以胆小多疑而优柔寡断著称的教皇——克列门斯七世。1527年5月，神圣罗马帝国卡尔五世率领军队侵入罗马，对罗马城实施大肆破坏和杀戮。教皇克列门斯七世让卫兵守住皇宫，并且下令打开秘密通道，逃到圣安杰罗城去避难。那时，为了保卫教皇的生命安全，许多卫兵因此牺牲，本来189人的卫兵队最后只剩下42人。

　　此次事件发生20年后，教皇保罗三世被瑞士卫兵队不顾生命危险保护教皇的忠诚行为所感动，不仅重建卫兵队，而且还将卫兵人数增至225人。1571年，奥斯曼帝国军队登上了威尼斯共和国统治下的塞浦路斯岛，他们迅速占领了首都尼科西亚和港口城市法马古斯塔，教皇皮奥五世为了保护威尼斯，派遣瑞士卫兵队前往基布罗斯岛增援。在后来的几个月时间里，由瑞士卫兵队组成的基督教联合舰队还参加了著名的“勒班陀海战” ，与奥斯曼帝国军队展开了殊死战斗。这次海战，最终以联合舰队获胜，并最终结束了欧洲的伊斯兰化。

　　但是，这些忠诚无二、值得信赖的瑞士卫兵，也曾经举起过反对教皇的旗帜。事件发生在1878年，当时正值前教皇去世，而由红衣主教吉奥阿基诺·维琴佐·佩奇当选新教皇，成为利奥十三世。在这期间，虽然瑞士卫兵队出色地完成了警卫任务，但却没有得到新教皇的慰劳金，因此，他们感到不满。

　　这次抗议，有30名卫兵和几名校官参与。他们用莱福枪袭击关有两名卫兵的监狱，并与教皇宪兵队发生冲突，使教皇利奥十三世处于被动地位：如果不平息这一冲突，教皇利奥十三世不仅要向卫队支付慰劳金，而且还得让出前教皇皮奥九世苦心经营了三十多年的教皇领地，这样就会使教皇内部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然而，虽然新教皇利奥十三世准备了大量的红酒准备犒劳卫兵队，并想以此平息“叛乱”卫兵们心中的怒火，但却遭到卫兵队的拒绝。此后的三天里，利奥十三世进行了彻底反省，并通过法国红衣主教传达他的意思：只要卫兵队放下武器，将给他们发放慰劳金。

　　新任卫兵队长的鲁朋上校，随即对瑞士卫兵队进行了改组。具有热血忠诚气质的他，制定了严格的卫兵制度，将非瑞士籍卫兵悉数赶出卫兵队，其中包括与意大利女子结婚并且居住在意大利的瑞士卫兵的后代。此前，瑞士卫兵队曾因队中混杂着非日尔曼籍卫兵而被一些人嘲笑，还遭到居住在梵蒂冈周边的居民的冷嘲热讽，但是，自从鲁朋上校将这支卫兵队彻底改编后，就再也听不到这样的嘲笑声了。

　　而且，鲁朋上校还重新启用了由米开朗基罗设计的，蓝、红和橙色相间的军服。这种军服于16世纪使用。法国文豪弗雷德里克·司汤达称其为“奇装异服”，哲学家和史学家泰纳则称其为“歌剧服装”。同时，鲁朋上校废除了自19世纪以来一直沿用的围兜，取而代之的是名为 “黑水晶”的半圆形围兜，并且用羽毛装饰在上面。

　　可以这么说，鲁朋上校是瑞士卫兵队的第二创始人。他成功地改编了卫兵队，并彻底地执行了教皇皮奥十世所规定的制度：严密规定那些需要警戒的场所，卫兵人数定为130人，每人手执长戟，由军官带领，卫兵队长则由上校担任。但从1970年开始，由于教皇保罗六世废除了教皇骑兵队和宫殿卫兵队等，并将保护教皇的任务交给了瑞士卫兵队，因此说，瑞士卫兵队的制度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

　　卫兵队的任务之一是跟随教皇到各地访问。约翰尼·保罗二世也好，现任教皇本笃十六世也好，都是带着卫兵队访问各地。在教皇本笃十六世访问意大利南部的巴里市时，随行的瑞士卫兵受到前所未有的注目，因为，与教皇同时出现在飞机上的瑞士卫兵，身穿的并非与前教皇保罗二世同行时所穿的便服，而是礼服。

　　不只如此，聚集在机场的人们，包括意大利当地的警察都感到惊奇，这些保护教皇的瑞士卫兵，竟然个个手执长戟，卫兵队事先并没有通知意大利警方他们将手执长戟护卫教皇。

　　以前，瑞士卫兵要达到的条件是：身高在1.74米以上、年龄在30岁以下，并且已经在瑞士服完兵役、受意大利文化影响很深的独身男子、出身于提契诺州以外的瑞士人。然而，现在对出身地的限制条件已经废除。虽然有规定，在下达命令时必须使用德语，但是到兵营去视察时，仍然可以听到德语以外的语言，如法语和意大利语等。

　　而且，对于独身这一条件也有所改变。上世纪70年代初，在罗伯特上校临近结束40年的卫兵队队长职务时，教皇方面就同意，不仅校官可以结婚，而且普通士兵都可以结婚。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必须留在卫兵队。当时的卫兵队的日志上这么写着：这个规定的受益者是班长海因茨·福洛。他有幸在梵蒂冈的圣·马丁教堂举行婚礼。

　　作为现存的最古老的军队，瑞士卫兵队与创立时大不相同。虽然他们在16世纪时作为教皇军，有过与奥斯曼军队交战的历史，但现在他们并不携带实战武器。他们手持的长戟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装饰，并不是为了实际作战。这种长久以来形成的习惯，即使在1981年约翰尼·保罗二世遭到暗杀袭击未遂事件后，仍然没有改变。不过，这件事发生后，每当教皇出现在众多信徒面前时，瑞士卫兵就会随身携带催泪喷雾器，以此为教皇充当警卫。

　　　（摘自 《世界文化》2008年第10期

与虎谋皮[转帖]

　　
　　作者：耕斋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与虎谋皮》配图《太平广记钞》明·冯梦龙

　　杨国忠之子暄，举明经，礼部侍郎达奚珣考之，不及格，将黜落，惧国忠而未敢定。时驾在华清宫，珣子抚为会昌尉，珣遽以书报抚，令候国忠，具言其状。抚既至国忠私第，五鼓初起，列火满门。国忠方乘马趋朝，抚因谒于烛下。国忠谓其子必在选中，向抚微笑，意色甚欢。抚乃白曰:“奉大人命，相君之子试不中，然不敢黜退。”国忠却立大呼曰:“我儿何虑不富贵，岂籍一名，为鼠辈所卖耶！”不顾，乘马而去。抚惶骇，遽奔告于珣曰:“国忠恃势倨贵，奈何校其曲直？”因致暄上第。

　　这篇短文情节跌宕，有人物，有场景，有悬念，简直可拍成一部电视剧。

　　你看依靠妹妹杨贵妃爬上去的大唐奸相杨国忠多少飞扬跋扈，其子杨暄参加“明经”科举考试不及格，主考官达奚珣因惧怕杨的淫威而不敢作主发榜。听说皇上住在华清宫，估计杨也在那边，达奚珣就赶紧写信要儿子会昌尉达奚抚就近向杨请示。达奚抚天不亮就赶到了杨国忠下榻的府第，正碰上杨要去上早朝，只见军鼓声中，手执火把的兵士分列两边，护卫着杨乘马而出。达奚抚在烛光下拜见杨，杨国忠估计自己的儿子这次必中，他是来报喜的，不禁展颜而笑。想不到达奚抚竟说:“父亲说杨暄没有考上，特叫我来请示怎么办？”杨国忠闻言大怒:“我的儿子难道还怕不能富贵，要靠你们这些小人来恩赐一个名份？”说完，不理达奚抚，策马而去。达奚抚吓坏了，赶紧回来对父亲说:“杨国忠仗势凌人，怎么能叫他来判定此事的是非呢？”达奚珣没有办法，只好在榜上加上了杨暄的名字。

　　在这里，我们除了识见奸臣的骄横外，还看到了士大夫的软弱: 既想匡扶正义，又不敢得罪权贵。就像主考官达奚珣那样，明明理在自己手里，权也在自己手里，却不敢“依法行政”，把不及格的杨暄刷下，而要去向他的老子杨国忠汇报，说白了，无疑于“与虎谋皮”。

　　仔细想想，这算什么套路呢？想拍马屁吗，那你干脆把杨暄“破格录取”得了；想公平公正吗，那就“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不及格就不放榜。世上那有这样的好事，美名自己担，恶人要人家爹老子做，难怪杨国忠不能接受这样的买卖；后辈如我，也要笑话达奚氏父子的糊涂！

西施亡吴,不足为据 [转帖]

　　 　　作者：王宇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千百年来,人们都认为西施是导致吴国灭亡的主要原因,这似乎已成为一种不可改变的历史定论。但是有两点可以动摇这个结论:一是吴王夫差好大喜功,连年穷兵黩武,大肆挥霍,掏空了吴国国库;二是越王勾践忍辱复仇的决心之大。如果这两个条件缺一个的话,恐怕再有几个西施也难以亡吴。

　　春秋末年,强大的吴国攻打越国,结果越军因寡不敌众而大败。越国国王勾践向吴国国王夫差乞降。吴王夫差不听大夫伍子胥“杀掉勾践,以绝后患”的劝告,却采纳被越王买通的权臣的主张,允许越国投降。把勾践夫妇和越国大夫范蠡囚禁在姑苏虎丘,当夫差的马夫。在这期间,勾践受尽吴王的百般刁难,忍辱偷生,在吴王面前百依百顺。三年后,吴王认为他们没有什么隐患,觉得他们已真心臣服,就把他们放回了越国。

　　当勾践回国后,就立志要向吴国报复,恢复自己的威信。他卧薪尝胆,励精图治。想尽办法要削弱吴国的国力。范蠡按照越王勾践的要求,在民间寻觅美女。勾践欲采用美人计的方法来达到其政治目的。担任这个历史重要任务的美女不仅要有美丽的容貌,而且还要有常人没有的胆量,要聪明、机智。范蠡到民间几经挑选,最后决定让西施和郑旦担此重任。当范蠡初次见西施时,就被西施的美貌所吸引;而西施对这位年少英雄、气度不凡的将军也是一见钟情。范蠡在赏识西施的美貌和才识的同时,就把事情的原委向西施道明。当时,西施就被范蠡对国家的忠心和热情所打动,表示愿意冒死前往吴国,早日拯救国家。

　　于是,她们受到了越王勾践的亲自接见,并命人教她们歌舞、各种礼仪和化妆,让人为她们讲解历史、时局和权谋。勾践还亲自给西施面授机宜。勾践把神圣的政治任务交给她们,交待了三件大事:沉溺夫差于酒色之中,荒其国政;怂恿夫差对外用兵,耗其国力;离间夫差和伍子胥的关系,想尽办法陷害吴王身边的忠臣。

　　当时,西施带着亡国之痛,怀着爱国主义情怀,肩负着救越国百姓于水火之中的政治使命来到吴国。她用尽浑身解数让吴王对她宠爱有加,言听计从。

　　她不仅貌美如花,而且机智勇敢,懂得如何讨得吴王的欢心。吴王为她建了馆娃宫,在馆娃宫附近修了玩花池、玩月池、吴王井、琴台,还有采香径、锦帆径和打猎用的长洲苑等;还修了响屐廊,就是在地上凿一个大坑,把一口大缸放进坑里,然后在上面铺上木板,再铺平。西施时常穿着屐在上面走,锤铺有声,所以夫差称这种屐叫响屐。

　　自西施到了吴王的身边,吴王就整日沉溺于酒色中,不顾国家安危。春天来了,他带着西施就到采香径、玩花池游玩;夏天时,他们就在洞庭的南湾避暑,享受自然的“空调”。南湾有十多里长,两面环山,吴王将此处取名为“消暑湾”,并令人在附近凿了一个方圆八丈的白石池子,引来清泉,让西施在泉中洗浴,起名为“香水溪”;秋天两人一起攀登灵岩山,看灵石,赏秋叶;到冬天下雪的时候,夫差与西施披着狐皮大衣,令十多个嫔妃拉车寻梅,全然不顾嫔妃们汗流浃背,每次都要尽兴后方才返回。那时,夫差已彻底沉溺于美色之中,也顾不得朝政社稷,他带着西施挖空心思地玩乐,可见当时西施受到了吴王多少的宠爱。吴王夫差把万千宠爱集于西施一身,而西施从未忘记自己的使命,她时刻想着怎样让吴王高兴,怎样让吴王把更多的心思放在自己身上,好让吴王成为无道之君,荒废国事。对付吴王不仅是西施一个人,她身边也有一个得力的助手伯嚭。伯嚭是吴国的大夫,深得吴王宠信,为人奸诈贪婪。越国利用他的这一弱点,经常给他送些金银珠宝,有时也给他送美女,为了得到更多的好处,他不惜出卖国家,与西施一道说越国的好话。

　　自从西施来到身边,吴王就忘记了国事,整日住在姑苏台,与西施一年四季享乐游玩。朝中大臣有劝谏的,都被他或训斥、或驱逐、或罢官,于是大家渐渐也就不敢说了。只有老臣伍子胥,见吴王如此无道,就在姑苏台下进谏劝阻,但吴王还是不理。伍子胥觉得吴王如此势必祸国,劝谏又不听,于是称有病不再上朝。吴国的国力从此日渐衰弱。

　　而此时的越国,在勾践的综合整顿之下,国力日益增强,军队也已训练有素。吴王夫差感到威胁,想要征伐越国,被伯嚭大夫巧言阻挠。

　　到春秋末期,吴国与齐国关系恶化,吴王想要首先攻打齐国。但足智多谋的老臣伍子胥极力进谏首先要攻打吴国最大的心腹大患越国。如果攻打齐国,会耗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势必对吴国不利。但伯嚭大夫却力主攻打齐国,并保证出师必捷。

　　这时,贪婪的吴国大夫伯嚭很受吴王的信任,一向与伍子胥有矛盾的他置国家安危于不顾,一心想离间吴王与伍子胥间的关系。结果吴王将伍子胥赐死,提拔伯嚭大夫为相国,还要给越国增加封地,被勾践谢绝了。公元前482年夏初,越国趁国力强盛之际,攻打国力日益衰弱的吴国,大获全胜。

　　从吴国灭亡的那刻起,很多人都认定西施是亡吴的最大祸害。这种说法未免太过偏激。西施只是一个弱女子,她有何神通能灭得了吴国？吴国之所以被灭,最重要的原因是越国方面。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奋发图强、励精图治、深得民心。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同仇敌忾,从而一举灭吴。再者,夫差沉溺于酒色之中,不理朝政,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他自己。在这个过程中,西施只是在充当一个被人玩弄的工具罢了。她不过是加速了吴国的灭亡,没有西施吴国照样还会灭亡。罗隐有诗辩西施之冤云:家国兴亡自有时,时人何苦咎西施！如果西施是亡吴的罪魁祸首,那么当时越国的灭亡又该怪谁呢？

　　所以说,“红颜祸水”并非真理,只能怪她们出现在了一个昏庸无能的君王身边。那些帝王本身品性不端,才会导致亡国。可笑的是,千百年来这多少“祸国”的罪名都统统加到了“红颜”的头上。又有多少自诩爱国志士义愤填膺地唾骂女子祸国。人们就这么冠冕堂皇地把这顶沉沉的帽子压给了那些弱不禁风、柔弱无骨的女流之辈身上。这样的定论对她们实在是很不公平,如果她们不在那时出现,当时的国家就不会灭亡了吗？

　　再则,吴国的灭亡还与当时国内的朝纲有关。试想,当时吴国有两个大臣,一个是伍子胥,一个是伯嚭。在对待西施这件事情上,伯嚭极力支持,伍子胥坚决反对,两大臣如此不和谐,吴国难道还会存在很久吗？

　　在这一过程中,西施始终是一个无辜之人,她为了国家的安危、为了救越国的百姓于水火之中、为了两个男人的花言巧语以其柔弱之肩承担了助越灭吴的重任,成就千古第一美人计。而那两个男人范蠡和勾践,一个是西施的情人,一个是西施的越王,两个七尺须眉却要靠女人来复国,这也太荒唐了。但当时的西施义不容辞地担当了这个重任,带着幻想、带着责任的西施成功了,可后来呢？“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谋臣亡。”很多人是不愿接受这个现实的,他们不愿意让西施最后死于非命。于是有多情人就幻想着是范蠡带着西施泛游五湖,经商致富,两人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去了。可是历史是残酷的,西施实际上是被沉水而死的。女人就是这样被男人玩弄于股掌之上,需要的时候可以是巾帼英雄,也可以是替罪羔羊、红颜祸水。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总喜欢把国家的胜、败、兴、衰与一个弱女子拉上关系。

　　俗话说:冲冠一怒为红颜。红颜不仅是中国男人争夺的对象,也是他们玩弄的对象。他们已经习惯了把责任推给女人来承担。比如说,仗打败了,便叫女人去“和亲”;国家亡了,就拿女人来“顶罪”。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根本没什么道理。要知道在中国古代,国家的政治军事大权可一直是掌握在男人手里的。女人即便要破坏、要捣乱,又能起多大作用呢？又有多少可能呢？正所谓:“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这些被剥夺了参政议政权利、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女人,如何能担得起天下兴亡、国家成败的责任？

　　这些红颜们,她们惟一的错误就是长得太漂亮,可这也算是罪过吗？帝王身边的女子是否就不能生得如花似玉？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帝王身边的女子自然须得闭月羞花、沉鱼落雁,而这会不会因此而影响国政并不是取决于女子的美丽程度,而是与帝王自身的修养、品性直接挂钩。在古代那些有名的贤王名相身边难道就没有漂亮的女人相伴吗？所以说,帝王爱美女令国家灭亡,错并不在女子。女子只是一个替代品,她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更决定不了一个国家的兴衰。最主要的错误在于那些昏庸的男人,他们身为君王应该以国事为重,不该沉溺于美色不能自拔,最后导致国家灭亡。

　　“红颜祸水”是中国历史上一种比较奇怪的现象。在当时,一方面是男尊女卑,另一方面却把国家衰亡这样大的事情归罪于女人,使无辜的女人为昏庸的男人背黑锅,卷入男人争权夺利的漩涡,成为男权的工具。这也未免太可笑了吧！从所有历史事实来论证,西施并不能误国。

芭比和她的帝国 [转帖]

　　
　　尤物诞生

　　芭比之母露丝·汉德勒出生在丹佛，父母是波兰人。她的家虽然很贫寒却充满了浓浓的爱，这种成长环境赋予了她童心与幻想，成为她设计芭比的灵感源泉。

　　出于对电影的好奇，露丝19岁时只身来到好莱坞学习了工业设计。1942年，她和丈夫在一间车库里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取名“美泰”，公司起初设计木制画框，后来为儿童娱乐室设计和制造家具。一天，她看见女儿芭芭拉正和小伙伴玩剪纸娃娃，这些剪纸娃娃不是当时美国市场上常见的胖乎乎的类似秀兰·邓波儿的小娃娃，而是一个个有着各自“职业”和“身份”的成年娃娃。看到孩子们痴迷的样子，一个前所未有的想法在露丝的脑海里诞生了：让玩具娃娃成熟起来。

　　芭比诞生前，大多数玩具走的都是“幼稚路线”。就在露丝苦思冥想怎样让娃娃“成熟”的时候，她在德国看到了一种叫“丽莉”的娃娃--身穿华丽衣裙，成熟性感，衣着暴露。这与露丝想把玩具“成熟化”的想法不谋而合。但公司的男员工认为丽莉的衣着太过暴露，是满足男人幻想的尤物，并不适合孩子玩。于是露丝想方没法将孩子们的需要和成人美结合起来，为此她请来专业服装设计师为娃娃没计服装，并把女儿芭芭拉的昵称“芭比”给了这款可爱的娃娃。1958年，美泰公司获得了芭比的专利权。1959年3月9日，芭比在美国玩具博览会上首次亮相。从此，这种娃娃改变了一个时代。

　　优雅的历史

　　芭比娃娃首次亮相时，身着黑白条纹的泳装，戴着太阳镜，穿着高跟鞋，从此树立了“时髦宝贝”的形象。今天，她虽然已经50岁了，却依然站在时尚的最前沿。从摇滚歌星、运动员、大学生到总统候选人，50年来芭比娃娃被设计过500多次，拥有45个国籍，穿戴过几十个民族的服饰，拥有1O亿套时装和同样数量的鞋，还有兄弟、姐妹、朋友、房子、家具、玩具、宠物和各种精美首饰，而且人们总能从芭比的新造型中捕捉到时尚元素。

　　60年代：芭比鲜艳的妆容和全新的发型反映了时尚潮流。“上班女郎”芭比身穿最新款的红色商务套装、手拿带有时装插图的公文包，干练洒脱。“迷人夜晚”复古芭比穿着有不对称褶子的绚丽晚装，正是摩洛哥王妃格蕾丝·凯莉在1956年的《生活》杂志上的扮相。 “红衣女郎”芭比头戴筒状女帽，高贵典雅，活脱脱一个迷你版的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

　　在尽显女性魅力的同时，芭比也显露出那个时代少女活跃、勇敢的一面--她穿上“野餐套装”去钓鱼。稍后几年，她有了一套可自由组合的运动型套装，1961年，她又有了自己的跑车。

　　这时期还出现了可以弯曲双腿、会眨眼睛且拥有三套假发的“睡公主”芭比，挑战男性的“太空小姐”芭比，会说话和会跳扭扭舞的芭比，还有留着披肩长发的“魔法变色”芭比--她的头发可从金黄色变成赤红的火焰色，还可从黑色变成红宝石色，并且配有相应的饰带。

　　70年代：她穿起了价格实惠的成套衣服--“最畅销套装”面世。她还得到一艘摩托艇，一些马匹、露营装备、游泳池和健身房，开始了各种体育运动。

　　当朋友肯和克莉丝蒂出现时，他们开始了狂欢和首次度假旅行--在马里布海滩上待了几周，所有的马里布系列芭比娃娃都被晒成了健康的肤色，戴着太阳镜，披着海滩浴巾。70年代最后一次大创新在1975年出现。自由活动的芭比是系列中灵活度最高的：长大的思奇帕（芭比的妹妹）是个合二为一的设计，只需将娃娃的左臂向上转动，她就能从儿童成长为少女。这款娃娃在芭比狂热者中刮起一阵旋风，人们在瞬间体会到了长大的乐趣。

　　80年代：1980年全球掀起滑旱冰热，芭比也不甘落后。她蹬上了溜冰鞋，穿上闪亮的黑色绸缎短裤出现在大家眼前。第二年，芭比的背部装了一个特殊机关，使她能够眨巴双眼，尽现魅力。、1982年，芭比穿上牛仔服，配以毛线衫，在迪斯科舞会上掀起旋风。她还穿上了可以随意修改的“混合式时装”，成为当时的流行元素。

　　与此同时，跨国界芭比集体亮相，从南美洲、西班牙等许多地方向人们发出问候。

　　这期间，芭比的职业也更加多元化。麦当劳服务员、照顾病童的医生、宇航员、军官、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大使……芭比成为一个代表多种文化融合的女性，致力于促进国际沟通，展现了芭比知性美的新形象。

　　90年代：玩具版芭比和收藏版芭比的生产线一分为二。美泰公司为收藏者特别制作了经典版复制品，使错过了某个时代的芭比爱好者可以不留遗憾。公司还在1993年首度让旗下设计师依个人所氏尽情发挥，并在包装盒里附上个人卡当案和照片，以便让收藏者认识这群装扮笆比的“魔术师”。

　　21世纪初：收藏芭比的热潮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一版又一版收藏芭比出现，最酷的当属芭比和肯的哈雷·戴维森摩托车系列：他们穿起哈雷摩托服，成为摩托车上的摇滚少年。2004年周年纪念期间，芭比再次掀起典雅旋风：身着漂亮的“天鹅绒”与“淡雅紫水晶”服装，尽显“维也纳歌剧舞会”的高贵魅力。

　　梦想的玫瑰帝国

　　一路走来，芭比并不寂寞。她拥有小狗、鹦鹉、熊猫、斑马等35种宠物，还有许许多多的兄弟姐妹及朋友。他们同绕芭比形成了一个玫瑰色的梦想帝国，袖珍而庞大。

　　1964年，芭比有了一个孩子气十足的妹妹思奇帕。她身高22厘米，穿着一件红白相问的泳衣，一头直直的长发披在肩上，清纯的刘海和扁鼻子上的雀斑令她俏皮可爱。1966年，笆比的双胞胎弟弟妹妹陶德和图迪诞生，一度广受欢迎，却在70年代初悄然退出了芭比系列。在热闹的芭比家族中还有许多表姐妹，最出名的是1966年诞生的表妹法蓝西。她身高28厘米，虽然不如芭比性感，但厚厚的刘海和乌黑的大眼睛使她看起来天真妩媚。1967年，黑皮肤的法蓝西加入了芭比世界，她是芭比家族的首位黑人娃娃。她的脸庞鼓鼓的，黑色的皮肤健康而富有光泽；她的身体可以自由转动，腿也可以弯曲，给人们带来更多的乐趣。芭比的朋友也各有特点：她的男朋友肯诞生于1961年，这个帅气的男孩身高33厘米，留着金色的头发，酷似当红好莱坞偶像明星；芭比的第一个好朋友蜜琪于1964年面世，虽相貌平平，身材却和芭比一模一样，这让许多芭比迷们松了口气--她全身上下的衣服都可以向芭比借来穿。芭比家族的朋友数不胜数，一个充满梦想与乐趣，充满亲情、友情与爱情的玫瑰帝国，就这样一天天壮大起来。

　　不只是玩偶

　　对于千百万芭比娃娃爱好者来说，这个玲珑性感的尤物决不可等同于任何其他娃娃类玩具。一方面她美得不可思议，是“千面女郎”。她不仅拥有娇美的容颜、多变的发型、苗条的身材，还凝聚了众多服装设计大师的灵感，反映了时尚的流行风向。不知有多少人对她一见钟情，痴迷一生：也不知有多少人彻底打破了以往认为芭比只是玩具的粗浅印象而加入收藏者的行列。另一方面她又离我们如此之近，因为她和任何一个小女孩一样有着自己的喜好。在芭比的帝国里，我们可以找到与自己或拥有相同国籍，或穿戴相同的民族服饰，或从事相同职业，或爱好、品位相同，或有着同一款挎包和发夹甚至同样笑声的芭比娃娃，同她们一起“享受”生活。特别是步入互联网时代后。芭比告别了只会换发型、服装的形象，我们可以在电脑上对自己心中的芭比进行设计和教育。

　　自1959年诞生之日起，芭比就随着时尚和生活方式的潮流，不断地演绎着一个个健康向上、青春靓丽的形象。但在广受欢迎的同时，芭比也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有人说芭比娃娃过于“性感”、过于“完美”，为小女孩设置了不可实现的目标，最终结果是伤害了她们的自尊心，使她们对自己的容貌和身材感到自卑。也有人批评她宣扬不切实际的女性身体形象，导致模仿芭比的女性患上厌食症。但无论怎样，在过去的50年里，芭比娃娃一直风靡世界，而且无论是家庭、朋友还是服装，她总能跟随世界的变化而变化，带领女孩们去扮演各种角色，成就对梦想的追求。正如露丝在自传里所说：“我创造芭比娃娃，就是想通过这种玩具的诞生，让所有女孩子都意识到她们能够成为梦想成为的任何一种人。她可以成为女性消费的一部分，我为此感到骄傲。

　　《读者》2009年第09期

日本裕仁天皇承认低估中国，后悔侵华！ [转帖]

裕仁，谥号昭和天皇，日本第124代天皇(1926～1989年在位)，今明仁天皇的父亲。裕仁在中日战争期间，后悔与中国开战，并抱怨日军主帅低估了中国的军力，以致日军长期久攻不下而终告战败。二战时期昭和天皇裕仁的一名侍从的日记日前被公开，这位侍从当时日夜伴随裕仁左右，他在日记中披露了日皇侵华时的心路历程。

已故的小仓库次曾任昭和天皇侍从，其后担任东京都立大学法经系主任，他在二次大战时期所写的长达600页的日记副本被发现，并刊登在去年出版的《文艺春秋》4月号上，其中记载了昭和天皇裕仁自1939年至1945年日本战败期间，未曾对公众发表的言论，包括他曾说“满洲事变(‘9·18’事变) 令人饱尝痛苦”。

日本在1931年对中国发动首场战事，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并在该处建立伪满洲国，于1937年全面侵华。3年后，即1940年，日皇已开始暗地埋怨日方的军事专家，低估了中国的军力：“每个人都对战争判断错误……特别是陆军的专责部门……应尽快结束战事，并在未来10年重整国防军力。”但如火如荼的战事已一发不可收拾。

1941年，裕仁甚至暗自批评当时首相近卫文麿：“大东亚战争开始前我已十分忧心，近卫在任时，好像毫无准备便带领我们进入战争，东条(英机) 接任后我们才真的准备好。”其后一年，他开始担心与日本签订中立协定的前苏联会加入战争，助中国一臂之力：“我不想与中国开战，因为我实在害怕苏联的强大军力。”

偷袭珍珠港后，美国加入战事，成为中国一方的同盟国，日军形势岌岌可危，日皇又开始懊悔，他说：“开始一场战争前必须深思熟虑，开战以后便难以中断……决定何时结束战争十分重要。”但眼见战事已不能回转，便又补充说：“一旦开始了，便要进行到底。”

一年后，裕仁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并放弃皇位，让美国进驻日本。后来因美国对前苏联的种种政治因素考虑，天皇的名位得以恢复，裕仁于1989年逝世。

前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对领袖的评价[转帖]

　　　　作者：丁抒

　　1957年，大多数人在鸣放中是就事论事，泛泛而谈的很少；直接将矛头 指向毛泽东本人的虽然不多，但亦有人在。

　　前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对毛个人的修养、品质抨击了一番：

　　「凡是执国政治者，必要是公平正直，绝无偏见，明察秋毫，谨慎将事，精诚坦白，亦不装假，豁达大度，为国家而不为名利。并有功成身退者，如美国华盛顿然。伟大的毛主席，不是如华盛顿然，而是与德国的俾斯麦、日本的伊藤博文相似。政治修养上热而不淡，疾而不舒，燥而不宁，察而不周；自然为党见与感情所沸动，生出浪潮，喜功好大，难以制止。」

　　「好好的一个优良的国家，纯朴的民情，去搞俄式的清算斗争，三反五反，弄到中国八年来混乱不清，天天忙于镇压肃反，已不成为国家政治。」

　　陈铭枢还说：

　　「光荣的、伟大的毛主席，还没有搞清楚历史文化和国本的地位、民性的风格，硬去尊夷，闹了一些甚么总路线的 新名词，无产阶级专政的甚么经验……这些多馀的新名词，在愚民 的苏联用得著，在文化高度的中国不会有人重视。」

　　在毛泽东尚在世时便对毛作如是批评，尤其直指毛欠缺政治修养，可以说只有陈氏一人，陈因此而被一棍子打倒，实属必然。

　　七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发文：《陈铭枢公然诬蔑毛主席》，说他 「狂妄无耻」、「是一个包藏祸心、丧心病狂、忘恩负义的反动份 子。」

　　从此陈铭枢这个人就在政坛消失。

曾卧薪尝胆！蒋介石在日本低三下四的军营生活[转帖]

蒋介石的循规蹈矩和明哲保身，帮助他顺利地渡过了几年的预备学校生涯。1910年冬，蒋介石在振武学校毕业，遂按惯例被派赴日本高田陆军第十三师团野炮兵第十九联队为士官候补生。

当时蒋介石23岁，据入伍资料显示，身高169.4公分，体重是59.2公斤。初入伍是二等兵，处于连队最低层。按日本“武士道”的规矩，下级必须绝对服从上级。二等兵之上是一等兵、下士、中士、曹长、特务员，然后是正式军官，都要层层服从和伺候，稍不如意，就会受到斥责，甚至挨打。可以说，蒋介石刚入伍时，上面官阶累累，压迫重重。日子过得苦不堪言，但是迫于无奈，只能忍气吞气，逆来顺受，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蒋在适当时候会毫不留恋地离开这里的。

高田是本州西北部新浑县的一个镇，是日本寒冷多雪的地方，冬天有的地方雪深丈余，环境极其恶劣。蒋介石生在中国南方，长在江南水乡，对温和湿润的气候已经习惯，所以蒋介石对高田这种寒冷多雪的生存条件是极度不适应的。

日本军中的生活，只能用清苦二字来形容。蒋介石刚到连队，每天清晨起来除了迅速收拾好自己的服装被褥外，还得向长官尽“忠诚”，干些打洗脸水和擦皮鞋等低三下四的活儿，待遇极其低下。

其中，最重要的军事任务是洗刷拖炮的马匹，因为当时的主要动力是马匹。炮车等这些笨重的机械全凭马匹牲畜来运输转移，所以对马匹的照料要求是很高的。

蒋介石每每洗了脸后，官长就带他到马厩去擦马，要从马蹄、马腿擦到马背，经过马背擦到马头、马尾。这马的每一个关节、每一部肌肉，都要用手掌尽力的摩擦。这样大概经过一小时，将马的浑身擦热了，马的血脉流通了，而蒋介石也早已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了。等到马擦完了之后，再将它牵到厩外雪地里马槽去饮水和喂料。直到马喂好了，才能回营房去吃早饭。到了傍晚，再要同样地到马厩去擦马一次，然后才吃晚饭，蒋介石就这样咬着牙齿坚持着。

以“粗粮”著称的日本军队伙食在质和量方面，也都让蒋介石大吃一惊。每人每餐只许吃一碗米饭，每星期要吃几餐麦饭。菜的方面有时是三片咸萝卜，有时是一块咸鱼，只有星期日才能吃到一点豆腐青菜和肉片。无论你吃饱吃不饱，都是不允许有回头饭的。

蒋介石在入伍最初的半月之内，仅凭这点杂食肯定是吃不饱的，再加上任务繁重，所以肚子里常常饥饿。白天毫无办法，只有到了晚上才能到军营里的酒保俱乐部买饼干充饥。但是饼干也是有限量的，不能任意购买的，每次最多是两三片，而且去迟了还买不到，饼干的质料又非常粗糙，在平时蒋介石的家里和学堂里，虽然贫困，也不致于吃这些垃圾食物。可是这会所有的粗粮杂面都成了美味佳肴，在津津有味的“品尝”美食之后，蒋介石总是一副得到很好满足的模样。大概过了两周的时间，蒋介石试着不吃这些糟粕饼干，没想到奇迹发生了，他竟感不到饥饿了。他已经适应了。

地位的高低悬殊，低三下四，忍辱负重，生活的清贫不堪，环境的极其恶劣，水土不服，这就是蒋介石在高田军营生活的真实写照。或许这种恶劣的生存条件在当时的许多人看来，不算是相当的糟糕，尤其是把这些情况与中国的饥饿和政治腐朽加以对比的时候。蒋介石当时好像也并没有意识到这种生存条件的低劣和清苦，对起居饮食也并不在意，相反，他持有年轻人固有的热情和为理想奋斗不息的精神动力，积极在调整自己，磨炼自己，为自己打气加油。

大雪纷扬，天气寒冷，蒋介石也像不少日本人那样，用雪擦身和洗冷水澡。蒋介石认为经过这段时间的锻炼，身体开始强健起来。他自己说到：“好的身体，天生我的只有三分，其余七分全靠锻炼。”任务繁重卑微，人不如马，蒋介石在耻辱中磨炼自身意志，以苦作乐，达到了较高的思想境界。

到后来蒋介石回忆这段经历时也不否认这是他生平最大的学业。“到如今仍觉以苦为乐，不畏艰险的精神，完全得力于此”，后来蒋介石在《与隆山军事报训词》中说到：“在初入伍的时候，大家都感觉吃得不够，但到一个月后，习惯成自然，就都不感觉不足了。这种限制食量的办法，从前我们云南讲武堂也曾试行过，据调查的结果，在食量没有限制之前，学生患病的很多，等到实行食量限制三个月后，患病的人数反而没有了。”对于蒋介石的这些话不可全信，当然也不可不信，它毕竟反映出蒋介石在高田生活的几分真实和蒋介石“修身养性”的艰苦历程。

蒋介石在日本军营生活的一年时间，对军营的许多生活细节都格外注意。在蒋介石看来，日本军营的许多习惯都是独具魅力的，与中国军队内部的纪律涣散、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形成鲜明对比。给蒋介石印象极为深刻的是日本军队里的精神教育极其严格，兵营内的纪律以及日学生活的每一方面，都充满了紧张感。譬如，军队长官检查寝室、讲堂的时候，一进门，必先察看室内的四角是否整洁，再看门的背面是否有尘土，并带着白手套在门的横木上擦拭，如果手套上沾上尘埃，即使内务整洁也必须重新作过。然后再检查痰盂，不仅要察看其是否清洁，而且连痰盂中所盛的水量都要合乎规定--限定其容量三分之一，这种常识是他们一般士兵人人都知道的，也是人人都能按此切实做到的。

这些琐事，一般人看起来以为无关宏旨，但在蒋介石看来这可能就是日本军事教育成功的秘诀所在。他们施教，凡是越细微、越容易为人忽略的事情，就越加注意。对于细微之处尚且如此，其他一切教育军事之大事，就可想而知了。

另外，日本人全国上下无论什么人，早晚一定洗冷水脸，全国已为一种普遍的习惯。如果有人不如此，旁人一定对其有看法，甚至以为这人不爱国。常常冷水洗脸，可以使人精神奋发，头脑清醒，又可以使人皮肤强健，不受风寒，所以这种习惯事情虽小，益处却极大。

与此相类似，日本人除洗冷水脸之外，普通人家一般每天都吃冷饭。比较富裕的人家早晚烧两次饭，两热一冷，穷人家，就早晨烧一次，两冷一热，这些生活其实也是一种军事化的训练。事实上，日本军营是既在训练中实行军队硬式训练，又注重精神上的塑造和磨炼，做到身体与意志的一体化。

还有日军的“治军如治家”和大力提倡废物利用，都让蒋介石敏感的目光给捕捉到了，并且引起强烈的心灵震动，蒋介石对此久久不能忘怀。他将这些耳闻目睹的经历加以总结、提炼和升华，最后蒋介石总结为几条：

由我在日本联队一年中所过的生活和所得的经验，使我想到一个国家要想军队精强，必有几个要素不能缺少。第一，军队官兵须认为服从国家的命令是军人天经地义的义务。因之，他乃能严守纪律，执行命令。如果他不知服从法令，严守纪律，那结果肯定是一盘散沙。这样没有纪律的官兵，临到作战，没有不失败的道理。

第二，是政治训练和强调信仰的重要。凡是一个军队的官兵能够勇敢坚强，就是他对于政治与伦理的认识彻底。尤其是要使他对本国历史地理有正确理解，从而增强其对国家的责任心。各国军队决死之精神之所以养成，可以说就是这种政治训练的功效。军队里面一般士兵有了这种政治训练和信仰，他到了战场上，能够不惜牺牲，不怕危险，能够忠勇奋斗，达成使命。

第三，士兵在军队培养出来的军事技能和思想毅力，有助于整个军队素质和效率的提高，有助于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和内部互助功能。发生在军队里的事情，一般情况下凭着自身的力量完全可以解决。退役之后，这些士兵在军部里养成的刚毅的作风和出众的技能，在社会上也产生相当的影响。他们会感染各自生活的小范围内的群众，从而有利于整个民族的意志坚定和行动高效。换句话说，军队精神在社会组织中的普及化是显著的，并且直接推动日本这个民族的现代化。

从上述意义上说，蒋介石在日本军队中的阅历，实际上也是对日本大和民族的细致入微的体察。一般说来，军队所具备的应有形态，往往汇集了一个民族的方方面面的特性。日本军队的生活内容就反映出日本民族的严纪律、高效率、苦意志、增团体的特性。所以这一时期的蒋介石对日本军队的点点滴滴都是抱着惊诧和羡慕的心态去学习的。

对于日本的“武士道”精神，蒋介石尤怀有羡慕与赞赏之情，不仅在日本军营时如此，在他回国之后也是如此。不过，另一方面，大胆地推测一下，当蒋介石崛起之后，代表着一派势力，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与日本军队发生面对面的冲突时，也会因为这一阶段的羡慕和崇拜而形成一种畏惧、恐怕的心理，表现出信心不足，即这种心理状态带来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事实上，在高田的兵营生活时期，蒋介石就是这样一边把精神用之于“吸收日本”，把身体用之于“军事训练”，一边关心着国内局势的演变和趋向，时刻留意来自海洋彼岸的消息。

外交战争：乔冠华说得联合国秘书长脸红脖子粗[转帖]

　　
　　1973年10月23日，中国代表团挫败了美苏企图操纵联合国提案的阴谋，图中发言者为乔冠华，第二排左数第一位是周南
　　著名外交家周南有着丰富多彩的外交生涯。从进入外交部到跟随周总理、陈毅外长出访亚非国家，从派驻联合国为国家利益折冲樽俎到就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肩负起参与收回香港的历史重任，亲眼目睹邓小平同志为香港回归所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本文将一一描述他所亲历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瞬间。

　　将军本色是诗人

　　“高饶事件”以后，中央内定陈老总当外交部长。20年代末，陈毅在井冈山上对毛泽东说：“将来革命成功了，你让我去当外交部长吧！”毛泽东笑着说：“行，今天就一言为定了！”1958年2月11日，毛泽东免去周恩来兼任的外交部长职务，任命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兼任外交部部长。记得他上任那天，我们科级以上干部到外交部礼堂开会，他对大家说：“小平同志找我谈了一次话，代表中央让我当外长。毛主席让我当外交部长，我这个人讲话容易走火，我说不搞，但还是一定要我干。那我就搞吧。这是党对我的莫大信任。但是，同志哥哟！你们可要记住：巴黎和会上克里蒙梭逼着顾维钧签字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是代表站起来的伟大的中国人民的，谁想再欺侮我们，都要坚决顶回去！莫要学李鸿章，也莫要学法门寺里的那个贾桂，在洋大人面前奴颜卑膝，总像是矮了一截，挺不起腰杆子。”他挥洒自如地讲了一些话，还鼓励了大家一通。

　　再讲讲我随周总理和陈老总的代表团出访缅甸和印度等国的事。早在两年前，陈老总就写过那首很有名的《赠缅甸友人》：

　　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

　　这首诗是从宋代李之仪的《卜算子》演化出来的：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这一次，中缅边境条约也基本上谈得差不多了，所以大家很高兴。在仰光正好赶上泼水节，缅甸总理邀请我们大家参加。周总理、陈老总都换上了缅甸的衣服，戴着小沿帽，穿着“沙龙”。很热嘛，少男少女上街，拿着水，彼此泼来泼去。周总理和陈老总一边泼一边哈哈大笑。陈老总一面叫道：“好凉快！好凉快！”一面同周总理一道，端起水盆朝缅甸的青年们泼去，非常高兴。

　　刚肠迅雷发叱咤

　　1965年9月29日，陈老总从外地返回北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他一一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坦率地表明了中国人民不怕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压迫、挑衅、进攻的坚强决心。日本记者问到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情况。陈老总说，“中国爆炸了两个原子弹，我知道，你也知道。第三个原子弹可能也要爆炸，何时爆炸，请你等着看公报好了。”那时，赫鲁晓夫讽刺我们，说：中国人连裤子都穿不上，还要花钱搞原子弹。陈老总就说，我们宁可不穿裤子，也要搞原子弹。

　　在回答另一个带有挑衅性的问题时，他咆哮了，他大声说：“如果美帝国主义决心要把侵略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欢迎他们明天就来。让印度反动派、英帝国主义者、日本军国主义者也跟他们一起来吧，让现代修正主义者也在北面配合他们吧，最后我们还是会胜利的。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不会准许他们的领导作出这样罪恶的决定。究竟是美帝国主义灭亡，还是全世界人民灭亡﹖肯定是美帝国主义灭亡、全世界人民大翻身。中国有一句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16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或许我没有这种幸运能看到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我的儿子会看到，他们也会坚决打下去。请记者不要以为我是个好战分子，是美帝国主义穷凶极恶，欺人太甚。它欺负中国人、朝鲜人、越南人、高棉人、老挝人、印度尼西亚人、刚果人、多米尼加人，连它的盟友法国也受它的欺侮。受它欺侮的人起来反对它，变为中国的朋友，这是美国造成的。”

　　这一席话引起外界很大震动。后来，他对部里的一些干部说：“古人云，‘文王一怒而安天下’，我陈毅没有什么大本事。但是巴黎和会上克里蒙梭逼着顾维钧签字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句话陈毅说过不止一遍。当时，上海有人主张“中国应该做美苏的桥梁”。陈毅听后十分反感，他还和毛泽东谈到这件事，毛泽东非常尖刻地讥讽挖苦：“这话的意思就是要中国人脑壳朝地，背拱起来，让美国人从中国人背上走到苏联去，让苏联人从中国人背上走到美国去。我们能这样干吗？”陈毅说：“主席挖苦得对，谁愿意干谁去干，我这个外交部长是不干的。巴黎和会上克里孟梭逼着顾维钧签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布什“巧”遇乔老爷

　　1971年，我们头一次到联合国去，轰动了整个纽约，来采访的记者多得很。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去的时候都穿着中山装，美国报刊还说，中国代表团大概都要举着小红书，身穿“毛装”，列排进入联合国。

　　当中最有意思的就是老布什，当时他还没当总统，正好是美国常驻联合国的代表。我们去的前几个星期，他还根据国务院的指示，拼命地拉票反对我们，无论如何不让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但是呢，我们已经进去了，那时基辛格也访华了，双方不能老是僵在那里，怎么办呢？据说他跟联合国秘书处礼宾官事先打听好了，中国代表团几时几点到联合国总部。然后他有意识地在大会厅的自动电梯前边的走廊上跟一个人随便聊天。等乔冠华一行经过的时候，假装“偶然”碰见了，然后握手表示欢迎。

　　老布什当时态度一下子就变了。大概过了两三个星期，就请我们，乔冠华啊，黄华啊，我们几个外交官哪，有外交身份的人到纽约州北边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叫Green－wich的小镇他的别墅家里，那是很漂亮的一个地方。他很热情，老婆孩子都请出来，一块聊天，一块吃饭。他在联合国那段期间，多次主动提出来要中国代表团请他吃饭。

　　那些天，美国媒体用大量报道掀起了一个“中国热”，甚至还刊登了代表团成员穿中山装的照片，说中国代表团某人是“美男子”，等等。有一批盐湖城的大学生还找到我，说他们学校里在模拟联合国辩论，希望我讲一讲中国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立场。

　　乔冠华“舌战”马立克

　　1973年10月，正好安理会讨论中东问题。据说这次安理会，苏联跟美国事先碰过头，而且跟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也商量好了，不发言了，开会后就直接对草案进行表决。那个草案是关于中东问题的，带有妥协性的。我们原则上并不大赞成，因此我们想讲讲我们的立场。

　　所以会开了以后，乔冠华就要求发言。每个代表席前都有一个玻璃水杯子，用来喝凉水。那时候，要发言就用铅笔敲敲杯子。我们刚要发言，苏联代表马立克就“当当当”敲起来了，他坐在我们对面。他说我们已经商量了不发言，直接表决，现在中国代表要发言，不合适。乔冠华火了，他也跟着敲。两个人一块敲玻璃缸子，然后乔冠华就叫：“我抗议。在安理会上要求发言是中国作为常任理事国的正当权利，任何人都不能剥夺这个权利。”

　　会场乱了怎么办呢？安理会主席轮值的是澳大利亚代表，他马上说休会，请乔冠华到主席办公室，安理会旁边的一间小房，去商量怎么办。我记得当时美国代表斯卡里说，我们美国代表团并不反对中国代表发言。乔冠华去了还是表示抗议，我们必须要讲。主席就妥协了，他说这样吧，下午开会，你第一个发言。然后代表团回去吃中饭。乔冠华一边吃饭就一边讲，不行，今天下午我们得好好说几句。他在原来稿子基础上加上一段话“我知道马立克先生有话要讲，可以等一等嘛！没有关系，如果你手里有真理，迟一点讲，或是慢点讲，这不要紧嘛！要有点风格嘛，你有话是可以讲的，也有地方可以讲，可以在这里讲。不要着急嘛，我同马立克认识了几十年，怎么你这个老脾气还没有改﹖我希望把你的脾气改一改好不好﹖”还有一句厉害的话：“联合国演变到目前这种状况，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为什么要联合国呢？有美苏两国的共同统治再加上一个秘书长不就够了吗？”

　　乔冠华在会上一讲，秘书长瓦尔德海姆脸一下子就红了。因为这是讲秘书长嘛，乔冠华的意思就是讽刺一下你秘书长事先跟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商量好了，不许大家讲话了。然后他就接着讲他对这个问题的立场，虽然我们不赞成这个内容，但是考虑到当事国的意见，我们不投反对票，不参加投票。后来，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代表都认为我们做得对，替他们出了气。

　　不参加投票是中国去了以后我们的“发明”，原来投票方式只有3种：赞成、反对、弃权。后来我们表示根本不屑于参加投票，连弃权都不屑于，但也不能反对的时候就不参加会议。安理会15个成员国表决完了，主席就宣布谁谁谁几票赞成，几票反对，还有1票不参加。后来有些发展中国家也学了这一手，不退场，但是不参加投票，意思是介乎弃权与反对之间。

　　茅台酒里的发言稿

　　1974年4月，邓小平参加第六届特别联大。那年春天，我正好回国休假。

　　定下来之后，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写发言稿，他就叫乔冠华主持。乔冠华要我陪他，还带上当时外交部国际司的主管凌青，到小平同志住的地方。小平同志很简朴，那间房子还没我家会客室大呢，放了几个沙发。他从楼上下来，对乔冠华讲：“老乔啊，这次我去不光要讲经济问题，还要讲一讲主席‘三个世界’的思想。”

　　不久前，主席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卡翁达问，你看现在世界形势怎么样啊？主席说，我看现在有“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是两个超级大国；处于中间的是一些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他们既欺负发展中国家，又受到两个超级大国压迫，所以这个是可以争取的；“第三世界”是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小平同志就说要把“三个世界”这个思想向全世界讲清楚。

　　当天晚上乔冠华就把我拉到他家里去。他说，咱们俩研究研究这段话怎么说。我记得就是在他史家胡同那个院里，那时他已经跟章含之结婚了。他拿出一瓶茅台，一边抽烟，一边喝着茅台，还吃着花生。一瓶茅台，两个人就咕嘟光了。当时已经是夜里11点多，快到12点了。章含之还说了一句：“嘿哟，你们一瓶茅台都搞完了，还没谈完呢？”

　　当时乔冠华找我去写稿子，喝几杯酒，谈谈苏东坡、辛稼轩。因为有些共同爱好，我跟他关系也不错。他搞什么政治上的派别我坚决不参加，但是每次我们碰到一起总要喝几杯茅台，谈诗论文。

　　那天晚上和乔冠华大体谈出一个思路。第二天又找外交部的写手写了一段，然后跟经济那部分拼起来，写成了稿子送到小平同志那里去。邓小平就召集乔冠华和几个有关人员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小平同志讲：“这稿子我看了，大体上还是可以用的，但是还有个缺点。就是缺少一段话，缺少一个思想。”要讲什么呢？他抽着烟，缓缓地踱着步子说，“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什么叫超级大国？超级大国就是到处对别国进行侵略、干涉、控制、颠覆和掠夺，谋求世界霸权的帝国主国家。”

　　后来有一段更精彩的新话，“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因为当时外国有一个舆论，中国将来强大了也可能如何如何。苏联常驻代表马立克在巴拿马会上伸出3个手指头，表示有3个“超级大国”嘛。邓小平这段话记录下来，就成为讲话的结束语。讲话稿按照小平同志的指示修改后，送给毛主席审阅。毛主席批上了“好，赞同”几个大字。

　　在讨论讲话稿时，我还记得有意思的一个事，小平同志抽的烟是普通的熊猫牌，乔冠华坐在他对面，也抽烟，他拿出一个铁盒子，555牌的。他是外长嘛，一些驻外大使回国休假，就给他带点烟，那都是好烟。小平同志就看了他几眼，后来他憋不住了：“老乔，你抽的是什么烟？好烟啊，拿出来大家共一共嘛。”乔冠华这才给他送去。

　　后来我正好回国休假完了，也该回去了，正好跟邓小平、乔冠华他们一个专机，经过巴黎到纽约。后来到巴黎，邓小平就想起他在法国勤工俭学，要大使馆准备点牛角面包。他说，周总理啊，聂帅啊，我们几个当年都一块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要带给他们尝尝法国的牛角面包。当时中国还没有改革开放，根本还没有卖。小平同志对这些老同志的战友情意很深厚。

　　邓小平那次讲话影响很大，我在会场上还看他讲话。因为讲台比较高，他个儿比较矮，临时还跟会议负责人商量，给他临时找了一个木头台阶垫上，他就站在上面讲。特别是讲到那一段话时，底下响起非常热烈的鼓掌声，讲完回到座位上，很多国家代表排着队去和他握手。有些代表向我们表示听了讲话很受感动，很受鼓舞。

慈禧如何驻颜：用人奶与珍珠粉混合美容[转帖]

清代晚期实际上的女皇——慈禧太后十分讲究养生驻颜，且取得了相当的效果，以至于年六十时，红颜未衰，望之若四十许。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慈禧曾感叹地说：“人为什么要老呢？倘若永葆青春，该多么好啊！”客观地说，慈禧太后不仅酷爱铅华，追求外表之美，而且深谙中医药在养颜抗衰老方面的奇功异效，懂得养生方可驻颜、驻颜贵在养生的道理，并且不惜工本地追求养生驻颜之道。

慈禧在化妆美容方面非常奢侈。她每天早上起床后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花相当长的时间化妆，晚间休息前要往脸上抹花汁、蛋清等物以保养皮肤。她几十年不间断地用人乳和珍珠粉美容，即使坐轿外出，也要在轿子里涂脂抹粉。

从清宫医案看，慈禧太后虽然养尊处优，但那种“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嗜好却影响了她的健康。她年轻时月经不调，后来又患了痔疮、面部轻度神经痉挛，经常精神不安，失眠健忘，夜间多梦，以及胃肠消化不良等多种病症。为达养生驻颜之目的，慈禧指使太医院为其拟订了形形色色的养生方剂，并于1880年至1882年间下诏诸督抚为其荐医治病，全国诸督抚都参与了荐医献药活动。

“老佛爷”所用方剂达三十大类之多。这些方药集中表现在补肾健脾两大方面。这是因为，肾为先天之本、生命之根，肾气虚弱，则根本不固，未老先衰；脾为后天之本，脾虚生化无源，则百病丛生，容颜枯槁。

在慈禧一生所喜用的众多抗老驻颜药剂中，首推她亲自赐名的“清宫玉容葆春酒”。慈禧不仅长期不间断地服用，还常常作为上好礼品赐给一些皇亲国戚。

“清宫玉容葆春酒”，顾名思义，常服之能使人面容似玉，青春永葆。这种“葆春酒”由滋补药物同低度御酒组成，是一种甘平温和的上好补酒，女士饮之，能医治气血亏损、神倦乏力、少寐多梦、月经不调、皮肤干燥、关节痛疼，以及未老先衰诸症。男士饮之，可以滋补肝肾，益精明目，安神解郁，养阴润燥。

经过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清宫医案专家们的潜心考证、研究，此酒确有临床效果，现已由河南省林河酒厂按清宫传统配方生产出清宫玉容葆春酒，销往海内外市场，深受人们的青睐。据说，北京一位八旬老人服了半年玉容葆春酒，脸色变得红润，头发颜色有所加深。

噙化人参，培补元气，是慈禧太后的又一抗老驻颜之术。中医学认为，机体的生命活动，赖以气、血的相辅相成，气血调和则精神旺盛，体质强健，容颜娇艳，百病不生。调理气血，对女性来说尤为重要。

据清宫医案专家介绍，清宫应用人参的经验相当丰富。长期服用人参者，一般每日一钱左右。人参作为补益强身药，除了配在补剂中应用外，还以人参配成成药，或以人参配伍其他药物当茶饮。当时，宫廷不仅用东北人参，也用山东人参、高丽参，以及西洋人参。如光绪帝素体气阴两虚，御医们便常用西洋参配伍其他药物，制成“保元代茶饮”、“益气养胃健脾代茶饮”、“益气和肝健脾代茶饮”等。

乾隆帝和慈禧太后等常喜欢吃的“八仙糕”、“八珍糕”，皆以人参为主要药物。据嘉庆朝《御药房人参总档》记载，当时的华妃娘娘、董妃和孝固伦公主及二阿哥等，都常在成药或汤剂中结合病情，加用各类人参，以增强补益作用。

据光绪年间《慈禧太后人参底簿》载：西太后“自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起，至二十七年九月十八日，计三百三十一天，共用噙化人参二斤一两一钱”，即每日一钱，按月包好，天天服用。西太后用药底簿并载有光绪帝向西太后请安时，检查人参是否够用等情况。慈禧太后还时常把自己服用的人参赏赐给自己的心腹享用。慈禧享年73岁，或当得益于此。

由于帝王后妃们喜欢美容驻颜，并乐此不疲，所以太医院的御医们除了为帝王后妃防治疾病和日常保健外，还在美容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以满足帝王后妃的需要。清宫外治医方中，美容方子占有一定的比例，如《清宫外治医方精华》各论中就专列外治美容方达32首，另外，还有部分兼具美容作用的医方散在于其他各类方剂中。

这些外治美容方药涉及肌肤美容、牙齿美容和须发美容等诸多方面，可供现代中医医疗及美容借鉴。

  历代名臣的离奇死亡[转帖]

　　史荣昕　蒋焱兰

　　中国有着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在皇权体制下的名臣们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忠臣们为辅助君王恪尽职守、造福天下而青史留名，但他们往往命运多舛。本文述说了在中国历史上很有代表性的名臣，他们的人生归宿虽然并不能完全代表中国封建社会群臣的全貌，但却足以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中国历史风云的变迁和人性的善恶，更

　　能体会到中国历史是如何被打造出来的。

　　伍子胥：

　　好心遭恶报的活“标本”

　　伍子胥的父亲伍奢在楚国做太傅，当时与他一起当朝为官的费无忌是个心术不正的小人。他为了讨好楚平王，把本来要给太子建迎娶的秦国美女转而献给了楚平王。费无忌做完这事有些后怕，他担心太子建日后继位报复自己，于是便向楚平王诬告太子建谋反。伍奢为人很正直，他对楚平王说：“大王，不是谁的话都能听的，说太子谋反好像不合情理，他可是您定下来的接班人，有谋反的必要吗？”

　　费无忌却从中调唆，楚平王刚得了美女，处处听费无忌的，便把伍奢关进了监牢。费无忌又说了：“大王您可别忘了，老伍可还有两个儿子呀，如果不把他们杀掉，将来他们肯定要找您的麻烦。大王可以拿他们的父亲做人质，召他们回来斩草除根。”楚平王便派人去召伍子胥和他的哥哥伍尚，说只要他们回来就放了伍奢。

　　伍尚得知消息后，想立即赶回去。伍子胥说：“哥呀，只要我们哥俩一到都城，就会一起被杀。我们不如一起投奔到别的国家，借助他们的力量为父亲报仇。”伍尚说：“我也知道回去救不了父亲，但我要陪父亲一起死，不能让人家说伍家的儿子不孝。你赶快逃吧，以后为我和父亲报仇。”说完就走了。不久，楚平王便把伍奢和伍尚给杀了。

　　伍子胥由宋国辗转跑到了吴国都城，见到了公子光。他看出来公子光怀有野心，想杀掉吴王僚自己当老大。要想早日借吴国的力量摆平楚国，必须帮助公子光当上国王。于是伍子胥就把一个叫专诸的勇士推荐给了公子光，让他帮助公子光刺杀吴王僚夺取王位。有了伍子胥的帮助，公子光的政变成功了，他登上了王位，即吴王阖闾。

　　吴王阖闾当然忘不了伍子胥的帮助，让他参与国家政事。伍子胥帮助吴王改革政治，发展生产，操练兵马，励精图治，加强国力，并向阖闾推荐精通兵法的孙武为兵马大元帅。他与孙武统观全局，为阖闾制定了“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的争霸方略。

　　吴王阖闾九年（前506），伍子胥与孙武等率大军攻破楚国郢都（今湖北江陵纪南城）。这时，楚平王已经死了，伍子胥派人挖掘了楚平王的坟墓，把楚平王的尸体拖出来，狠狠地鞭笞了300下才住手。

　　摆平了西方的强敌之后，吴国东边的近邻越国强大起来了。越国和吴国素来有仇，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在一次和越国的战斗中负伤而死。两年后，吴王夫差带兵伐越，大败越军。越王勾践带着5000残兵败将退到会稽山，派大夫文种带着厚礼去请和，请求允许越作为吴的属国。伍子胥看出这是越国的缓兵之计，因此劝夫差不要答应越国的请求。但夫差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认为越国已经被打服了，就答应议和，率军回国了。

　　伍子胥气得说：“今后越国用10年的时间休养生息、聚敛财物，再用10年的时间对它的臣民进行教化并加以训练，这样20年之后，吴国就要被吃掉了！”

　　此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表面上在夫差面前点头哈腰，暗地里却不断地发展自己的力量。而吴王夫差一点儿也没有察觉，一心想向北攻占齐国。伍子胥多次劝说吴王注意勾践，但吴王夫差仍不以为然。

　　此后4年，吴王准备攻打齐国。越王勾践采用子贡的谋略率领军队援助吴国，并用宝物贿赂宰相伯。伯便一个劲儿地在吴王面前替越王说好话。宰相伯说：“大王，伍子胥可是个危险分子，我们必须防备他造反作乱。上次大王准备攻打齐国，他极力阻拦，还说大王是个糊涂的人，希望用吴国打败仗来说明他是对的。如今大王要亲率军队讨伐齐国，伍子胥却躲在家里装病，恐怕他很快就要造反了。另外我发现他趁出使齐国时，把儿子托付给齐国人鲍牧。这样的人大王应该尽早采取措施啊！”

　　吴王夫差说：“是啊，这家伙鬼点子挺多的，我也早就怀疑他了。”于是，吴王派人给伍子胥送去一把剑，说：“你就用这把剑自裁吧！省得你看什么都不顺眼。”

　　伍子胥接过宝剑，仰天长叹道：“大王啊，我曾经辅佐你父亲成为诸侯中的霸主；当年是我在先王面前冒死保举你。你当了吴王后，要把吴国分一部分给我，我都没要。没想到今天你听信了奸臣挑拨要处死我，我死不瞑目啊！”临死前，他告诉手下人说：“我死后，你们要在我的坟上种上梓树，长大了可以给他们做棺材；把我的眼珠挖下来挂在吴国国都的东门上，我要亲眼看到越国灭掉吴国。”说完挥剑自杀了。

　　后来的事就像伍子胥料想的那样。公元前478年，越王勾践率兵一举歼灭吴军主力，围困姑苏达三月之久。夫差派人请和，勾践不允许，夫差不得不自杀。自杀前，他掩上脸说：“唉！我实在没脸面去见伍子胥啊！”

　　寇准：

　　客死他乡的北宋“脊梁”

　　寇准出生在关中道渭河边一个贫苦的农民家中。他17岁时父亲就死了，自幼跟着母亲饱受人世间的艰辛。19岁那年，寇准赶赴开封参加宋太宗亲自主持的全国会试。在殿试大堂下，年轻的寇准面对太宗的提问，对答如流，显示了卓越的才华。皇帝非常欣赏他的才识和刚直的性格，便破格录取了他，那时他还不足20岁。

　　寇准被宋太宗录取后的第二年，就去四川巴东县当了知县。寇准到了那儿不到半年，巴东县就政通人和、百业兴旺。老百姓亲切地称年轻的寇知县为“寇巴东”。

　　宋太宗非常器重寇准，提升他为尚书虞部郎中、枢密院直学士，主持官员的考核与选拔工作，把组织人事的大权放心地交给了寇准。寇准不畏强权，公正不阿。无形之中，得罪了很多权贵。一天，他骑着马匆匆赶去办事，突然，街旁闪出一人拦住他的马，连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此事很快传到了太宗耳里。太宗非常生气，训斥道：“我听说有人喊你‘万岁’了？”寇准连忙说：“陛下，这一定是有人陷害我……”太宗气还没消，说道：“哼！听说你当时还挺高兴的，明天你就到青川去吧！”

　　寇准离开京城还不到一年，朝廷里就乱成了一锅粥。太宗一道圣旨，又将寇准召回京城，拜为参知政事。面对烂摊子，寇准抡起了改革大斧。这使许多当权者的利益受到损害。很快，以冯拯等人为首的守旧派结成了反对阵营，把朝廷搅得终日不宁。此时，太宗皇帝年龄已经大了，过早地出现了老年痴呆的迹象，他听信谗言，将寇准贬为邓州刺史。

　　寇准被贬到邓州后两年，赵恒当了皇帝。权衡再三后，真宗皇帝任用寇准为宰相，寇准又一次回到了宋王朝的权力中心。

　　公元1004年，北方辽军大举南侵，一天之内就有五次告急文书飞到朝廷。真宗皇帝大为震惊，满朝文武大臣都十分害怕，皇帝身旁一帮投降派主张向南京逃跑，向成都逃跑。寇准站出来对着投降派愤怒地说：“谁再为陛下出南迁的歪点子，谁就是大宋朝的千古罪人。辽军没什么了不得的，如果陛下御驾亲征，一定会把辽军打回老家去的。”

　　真宗皇帝听了寇准的话点头说：“你说得对，我御驾亲征，一定要把辽国人打回老家去！”

　　宋军在寇准的指挥下，连获大胜。在澶州前线，胆小的真宗就是不敢过黄河，寇准又极力劝说：“陛下，过吧！背水一战，想当年，楚霸王项羽把船都砸漏了……”

　　真宗说：“我知道……不过，书上写的不能全信，可别把我那龙船给砸了！”

　　寇准把真宗带到了黄河北岸。在两军对峙的战场，真宗皇帝如从天而降出现在澶州北城楼上。宋军官兵远远望见黄龙御旗，顿时欢呼声回荡在数十里外，辽军一听宋朝皇帝来了，斗志一下子就垮了。寇准指挥宋军乘势进攻，辽军仓皇逃窜，主帅中箭身亡，官兵大半被俘。从那之后，宋辽息兵，双方签订了睦邻友好的“澶渊之盟”。

　　那些曾主张逃跑的大臣们，忌恨寇准的功绩，又怕寇准问他们的罪。他们相互勾结，要把寇准赶下台。他们向真宗进谗言说：“陛下，历来战争就像赌博一样。寇准让陛下上前线，实际上是把陛下作为赌注。万一仗打败了，陛下还有性命吗？”对寇准本来就有猜忌的真宗，不由得怒火万丈，撤了寇准的宰相职务，让他到陕州去当了知州。这年寇准45岁。

　　13年后，58岁的寇准再次被真宗诏回朝廷任宰相。这时的北宋王朝，已是千疮百孔。真宗皇帝得了脑血栓后，刘皇后把持了朝政，她的兄弟鱼肉百姓，干了很多坏事。寇准不畏强权，把刘皇后的兄弟处死，为老百姓除了个大害。刘皇后由此对寇准恨之入骨，她和近臣丁谓内外勾结，多次诬陷寇准，使真宗又一次把寇准贬到相州去当刺史。可刘皇后心里还是不踏实。等到真宗去世后，刘皇后便将寇准一贬再贬，从河南相州的刺史贬为湖南道州的司马，再贬到广东雷州的司户参军，流放到远离朝廷的荒野之地。

　　寇准63岁时，病死在雷州司户参军的岗位上。临死时他还往窗外看呢，儿子说：“父亲，您就别看了，朝廷早把您给忘了！”寇准说：“我是看天晴了没有，雨都下了好几天了，老百姓的庄稼别淹了！”

　　40多年的宦海生涯，寇准从“寇巴东”到枢密院直学士、堂堂宰相。这一生历尽坎坷，最后从高处不胜寒的相位被贬到小小的司户参军。但他刚直的性格，为民请命的精神，却流芳千古……

　　陈化成：

　　一身抵得百万兵的“廉将”

　　陈化成小时候就熟习水性，精通武艺，智勇过人。28岁时，加入清军水师。道光十年（1830）升为福建水师提督，带领水师进驻厦门。虽然陈化成位列福建省水师的最高军事长官，但他的生活却非常俭朴，在一间很小的普通民居里他一住就是10年，吃饭也很简单，大鱼大肉很少吃，喝酒时也就是炒一盘花生米。人们称他为“廉将”，也有人叫他“怜将”。意思是当了这么大的干部，却不知道享受，太可怜了！他巡阅台湾时，虽然带了很多将士，但对各地文武官员的“馈送”，一概不接受，受到百姓们的爱戴。

　　道光二十年（1840），陈化成调任江南提督。当时的两江总督是牛鉴，他得知陈化成生活很是俭朴，还以为他的工资不够花呢，便令军需处每10日送给他250两白银，陈化成每次都拒绝接受。

　　吴淞口位于黄浦江与吴淞江汇入长江的出口处，是保卫上海和长江门户的首要阵地。陈化成积极备战，大力加强阵地防御。

　　道光二十一年（1841）冬，他疏通了宝山顺通河，将挑出之土，修筑土城，加高海塘。他还积极倡议在上海设立铸炮厂，自造新炮，以供急用。他还从福建带来勇敢善战的亲兵1000人，分别驻守吴淞口、上海两处，并从中挑出富有作战经验的军官到各营去当教练。陈化成在吴淞口深得士卒的拥戴，连侵略者都很怕他，他们说：“不怕江南百万兵，只怕江南陈化成。”

　　道光二十二年（1842）四月，27艘英国军舰，在长江口外的鸡骨礁附近集结，并闯入吴淞口内测量水道。五月初八清晨6时，英国军舰开始进犯吴淞口。还没等敌人的军舰全部泊定，陈化成就发布了开炮的命令，英军的第二号战舰“布朗底”号被炮火打中，一名军官和几名水手当场毙命。就这样，双方展开了两个半小时的激烈炮战。清军在陈化成等的指挥下，士气十分高涨，“火力不但猛烈，而且也很准确”，英军旗舰被炮火打得伤痕累累，连侵略军也不得不叹服：“自从和中国军队交手以来，中国人的炮火就数这次最猛烈了。”

　　战斗从天刚放亮打到中午，陈化成一直在帐外挥旗发炮，与侵略军对击。但守小沙背的王志元却一炮不发；守东炮台的崔吉瑞也在那里看热闹；而牛鉴见炮战获胜，率兵教场观战，英舰击毁教场将台，牛鉴十分惊恐，急忙命令陈化成退兵，陈化成不答应，他便混在士兵中，向太仓方向溃逃了。英军看到这个情况，决定由海军陆战队在运河内登陆，全力包抄西炮台；英舰炮火也合力向西炮台阵地轰击。

　　就这样，陈化成带领亲兵数十人，坚持守卫在孤立无援的西炮台阵地。炮兵牺牲了，他就补上去，亲点火药，向英军开炮。炮震得手受伤了，他还坚持指挥抬枪队、鸟枪队，向登岸侵略军射击。英军的炮弹轰伤了他的脚部，他仍然手执红旗，指挥施放大炮，岿然屹立。

　　登陆的英军扑了过来，陈化成身中洋枪7弹。当时他的身边仅有3人，陈化成对武进士刘国标说：“我不行了，你要砍掉我的脑袋，把我的身体扔到沟中。”说完就死去了。这次吴淞要塞保卫战，共击毁敌舰8艘，歼灭侵略军600余人。

　　陈化成的遗体，后来收敛在嘉定的关帝庙里。吴淞的百姓画了两张他的遗像，一张赠送给他的子孙，一张留在吴淞作纪念。下葬那一天，几万名老百姓赶来哭奠，杀牛祭祀，并在路边设置香案，一时哭声震天动地。上海人民在吴淞和上海城中，建起了陈化成纪念堂，并且塑像供奉，每年到了陈化成的生日时，人们纷纷前往凭吊追念，无不肃然起敬。

　　（ 摘自《宦海悲歌》， 新华出版社 2008年9月版

三年困难时期谁喝了2000吨茅台? [转帖]

　　
　　1959-1961年茅酒产量为2079吨。其中，1960年茅台酒产量高达912吨。这个产量直到1975年才被超过。

　　而人祸天灾期间，1959年在仁怀县对浮肿病人每天补粮1两（16两制）、黄豆2两、菜油3钱的情况下。1960年12月27日，县委书记徐肇玉在关于安排生活意见中透露，茅酒原料1960年底到下年6月要安排360万斤。据仁怀当时民主人士周梦生回忆：建国前，当地政府旱涝灾害，粮食减产，米珠薪桂，为了民食，政府下令全县严禁煮酒熬糖，禁令森严，就是下了窖的沙也不准翻烤，已烤存的酒不许出售。禁期有时长达一年。

　　1960年茅台酒原料告急，贵州省粮食厅从全省各地调来原粮支援，下面是调来数字：遵义11万斤、毕节29万斤、铜仁10万斤、黔东南12万斤、贵阳7万斤、湄潭1万斤、习水10万斤、铜梓10万斤、正安1万斤、赤水4万斤、务川1万斤、熄峰1万斤、仁怀20万斤，共计117万斤。这样还不够，中央粮食部又从四川江津调来70万斤，才保证了当年的生产。

　　从调入粮食的地区资料来看，上述地区中的铜仁1960年属于全国8大旱区之一。1960年初，铜仁地区思南、余庆、印江三县相继断粮，农民成万成万地死去。活下来的人本指望用野菜熬到秋，不料当年天旱，夏收无着，更多的饥民死去了。

　　遵义地区：1959年冬，遵义、湄潭就因严重缺粮出现“非正常死亡”，湄潭县1960年4月共死亡12.2万人，占全县农村总人口的20%左右；死亡绝户2938户，离家逃荒的4737人，孤儿4735人。在抢粮运动中被活活打死的1324人，关押死的200余人，打伤致残的175人。遵义县仅在1960年内就饿死71800多人。遵义地区成了人间地狱，农民成批成批地饿死，有的地方全家全家地死绝，成堆成堆地埋人。

　　分别强行调出10万斤粮食的铜梓县到1960年底人口负增长121.32‰，全县人口在1959～1960年，一年间减少41734人；习水县三年减少人口42624人，死绝499户以上。

　　毕节地区成了活地狱，地委书记孟子明是个土皇帝，1959年在毕节地区大搞所谓“捉鬼拿粮”，制造了全省闻名的‘金沙事件’（金沙县严重死人事件），使无数贫下中农家破人亡，“非正常死亡”5.5万人，全县死了大约1/4。在灾荒结束后，金沙县另有遗孤3191人需要安排，一万余人患三病（小儿营养不良、妇女子宫脱垂、水肿等）；到1965年全县五缺户（缺衣服、被子、房子、粮食、钱等）占总户数一半。

　　1960年春贵州省检察院将遵义分院报告的饿死人、人吃人的情况写进简报，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反映；省委闻知，下令即刻收回，可晚了一步，北京还是知道了“遵义事件”。

　　4月间，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帅孟奇打电话要贵州省委监委汇报遵义死人的情况。可省/委/书/记李景膺却将监委写的报告收去，未交到中央。

　　7月3日，李景膺向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汇报“遵义事件”，说遵义大批人饿死“主要责任在于县、市委。”“第一，他们……以粗暴的办 法扣发口粮，大搞反瞒产运动。第二，他们报喜不报忧……第三，对人民生命漠不关心。第四，混进干部队伍里的坏分子、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富裕中农乘机进行破坏，残害人民。此外，从遵义地委来说，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他没提到天灾。可见贵州1960年春严重的非正常死亡不是天灾造成的。可是，当李景膺亲自去遵义处理遵义事件时，只是将几个县委书记撤职了事，而将遵义地委书/记李苏波上调到省里，当了省计委副主任。

　　1960年6月，民政部召开全国民政厅、局长会议前，省民政厅统计了贵州的死人数字，准备向北京报告。李景膺见了大发雷霆，说“谁叫你们报的？这么大的数字还得了！”“你们把这些数字反映出去，被台湾、香港特务机关得到，就等于给台湾、香港的特务机关送了情报。

　　你们赶快把这些材料烧掉。”直到年底，公安部要贵州省公安厅报告死人数字，省公安厅报告说人口比一年前减少了一百零几万，省委未及制止，贵州的真实情况才得以外传，中央特派谢富治率检查团前去检查。但那些“革命圣地”的冤魂却再也不能复生了！

　　据人口学学者的研究，在困难时期，贵州全省饿死了约174.6万，占灾前全省总人口的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