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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密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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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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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870楼 发表于: 2009-08-22


军阀密谋焚烧孙中山遗体****[转帖]


    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为国耗尽毕生精力,于1925年3月12日病逝于北京。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其遗体先在协和医院进行防腐处理之后,于1925年3月19日移至中央社稷坛大殿安放,以作公祭。据说,在移送过程中,并没有使用杠夫,而是由当时在京的孙中山亲属和国民党中央主要负责人孙科、宋子文、孔祥熙、汪精卫、于右任、张继、陈树人等,分组轮流抬运。

  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始建于明永乐19年,是明清两代帝王祭祀祈祷丰年的场所。在决定作为一代伟人孙中山的公祭场地时,曾进行了大规模的搭建。在公园大门、社稷坛石门和拜殿门口都搭建了素雅的三彩牌楼,并适当地配有彩绸彩球。灵堂上扎了灵龛,灵龛的圈门上雕出了抱厦,探出五佛冠式的挑,挑上悬着长短彩绸、绣球,显得格外庄严肃穆。

  灵龛内停放着孙中山先生的灵柩,柩盖上覆以青天白日旗,柩前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大幅遗像。上端悬匾“有志竟成”,两旁挂联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灵龛两旁摆着青松翠柏、鲜花。

  中央公园公祭之后,经治丧处黄开文、许世英、李烈钧、戴天仇等互相协商之后,定于4月2日上午11时举殡,暂安于香山碧云寺的金刚宝塔内,待南京中山陵完工后,再正式奉安。但不想孙中山遗体在碧云寺暂放期间,竟多次遭到奉系军阀势力的威胁。

  当时的国家局势非常混乱,各大军阀之间,为了争夺地片,明争暗斗,经常大打出手。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奉军的胜利而告终,张作霖带兵入京,再次插手北京政权。

  1927年“4·12”之后,奉系军阀张作霖和直鲁军阀张宗昌,在与蒋介石的争斗中节节败退,他们不说自技不如人,却把仇狠转嫁孙中山先生的身上。9月18日,混世魔王——直鲁军阀张宗昌到北京开会,竟以:“南军屡屡告捷,是因为孙中山先生停灵的地方风水太好”为由,向张作霖提议“焚烧孙中山遗体以绝后患”。绿林出身的张作霖也是一个迷信风水的人,听了张宗昌的建议后,表示同意,幸亏杨宇霆从旁劝止,才暂时作罢。随后,杨宇霆秘密通知守灵处,建议尽快转移先生遗体。

  对于处在奉系军阀控制下的北京,远在广东的国民党势力鞭长莫及,而在碧云寺守护孙中山灵柩的只有几名卫士。在面对先生遗体遭遇不测,守灵士兵求援无望的情况下,时任香山守灵处主任的李荣决定把孙中山先生的遗体转移到山洞里。在行动之前,李荣向协和医院的潘医生要了一些防腐药水,又从中法中学取回了孙中山最初使用的美式小棺,一切准备妥当后,于12月25日深夜,几个卫士将孙张山先生的遗体从玻璃棺中移出,用药棉裹好,放入那口美式小棺,秘密藏于水泉山洞。

  1928年4月,南京政府发动第二次北伐。6月4日张作霖的奉军退出北京,国民党军队进驻。6月7日夜里,守灵卫士把孙中山遗体从水泉山洞取回,重新换入大棺放回碧云寺灵堂中。

  1929年春,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园落成。

  5月22日,在碧云寺举行了遗体改殓仪式。改殓前协和医院史蒂芬在孙中山遗体上遍洒贵重的防腐药物,头发上施以特制发膏,用象牙梳理整齐。遗容上擦上特制的橄榄油。随后,宋庆龄、孙科、陈淑英、戴恩赛、林森等将遗体从楠木棺中抬起,更换殓衣。先将孙中山周身裹上白绸,外穿蓝色缎袍,套上黑马褂,戴上白手套,脚穿丝袜,足登朝日鞋,头戴大礼帽。随后,孙中山遗体奉移到美式铜棺中。

  5月26日,北平30万人衔哀恭送孙中山先生灵榇南下,至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安葬。

  6月1日,在南京中山陵举行了奉安大典。孙中山灵榇安置墓穴正中后,宋庆龄亲手将墓门“敬谨严扃”。
  

 

 

[此帖子已被 luo 在 2009-8-22 16:17:17 编辑过]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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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871楼 发表于: 2009-08-22

美国介入越南战争根本原因是中了毛泽东的圈套[转帖]


今天的美国政要精英们一说到越南战争,几乎全部心照不宣地避免提及毛泽东。而整天绞尽脑汁标新立异的中国历史学者“精英”们虽然连“一个章子怡顶一万个孔夫子”这样的匪疑所思的命题都能挖空心思想得出来,但在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和毛泽东的关系这个问题上却对美国人非常“体贴入微”、“为尊者讳”,绝不在这个方向上做任何研究和发掘。中外“学者”们在此空前一致,千方百计抹杀美国在越南战争的失败与毛泽东的关系——否认了美国在越南战争的失败是毛泽东的杰作,自然也就否认了美国改变对华战略、尼克松访华是毛泽东的胜利这一历史事实。这样一来就可以让普通人以为整个中美关系的历史性变化、中国战略环境根本性改善等等全是美国单方面的恩赐,与毛泽东没什么关系。历史就这样伪造出来了。

1959年中苏分裂。中国结束了向苏联“一边倒”,从此对美苏“谁也不向”。但只要中国不够强大,中国在冷战中就始终处于夹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夹缝中受欺负的地位:“向美国‘一边倒’,苏联要收拾你。向苏联‘一边倒’,美国要收拾你。谁也不向,两家一起收拾你”。在一般人看来,当时的中国实在是毫无希望:外有强敌,内乏粮草,压力空前巨大,处境极端艰难。中国既没有力量对抗苏联,更没有力量对抗美国,又没有办法劝说美苏改弦易辙改变对中国的敌对态度。别忘了俾斯麦的名言:“当代的重大政治问题不是用说空话和多数派决议所能决定的,而必须用铁和血来解决。”在如此绝望的情况下,中国除了屈服投降还有别的出路吗?

历史结果是:13年后的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从敌对走向缓和,从联苏反华走向联华制苏。中国的“谁也不向,两家一起收拾你”的处境被彻底扭转,从被前后夹击走向左右逢源。对中国的封锁禁运包围孤立从此土崩瓦解。世界政治格局从两极走向“三国演义”,整个冷战局势彻底改观了。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是怎么来的?是天上突然自己掉了个大馅饼,让中国白拣了个大便宜吗?是美国突然良心发现,洗心革面痛改前非,从此跟中国讲友好亲善了吗?是中国运气太好,啥也没干世道就突然之间变好了吗? 如果当真如此,那这个世界就是个童话世界。然而童话不是现实。现实中的这一切变化都不是偶然的,更不是白来的,而是一场惊心动魄空前绝后大较量的结果。

尼克松为什么访华?因为美国改变了对华战略。美国为什么改变对华战略?因为第一,美国终于认识到真正威胁美国利益的不是中国;第二,美国有求于毛泽东——帮助美国“体面地撤出越南”。美国为什么会改变对中国的认识,为什么会有求于毛泽东?因为美国陷入了越南战争的泥潭。美国为什么会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因为当时美国认为越南事关美国的核心利益。为什么当时美国认为越南事关美国的核心利益?第一,中苏论战。第二,援越抗美——中苏论战使美国认为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威胁,援越抗美使美国认为越南是中国破坏美国利益的突破口。结论:美国必需在越南跟毛泽东较量。在越南取胜就等于打败了毛泽东,就保住了美国的核心利益。

判断历史,真正有价值的是当时的事实,而不是“事后诸葛亮”们的信口开河。判断美国当年卷入越南战争的真正目的,看看当年美国政要的们为美国卷入越南战争辩护时的各种讲话、宣言、文件、决定等等白纸黑字的事实就够了。好在这些资料基本都已解密,花不了太大功夫就能查出来。

且看如下事实:

1959年,中苏分裂。越共中央委员会决定武装统一越南。
1960年,“中苏论战”爆发。

1960年,中国出版发行《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外电纷纷报道评论。10月17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表题为《毛想使美国成为一只“纸老虎”》的文章,称:“毛泽东夺取世界的计划在要赤色中国人民学习的一本新书中作了概括的说明。”

1960年11月19日,毛泽东公开接见并宴请古巴游击战英雄格瓦拉。顿时,“激进的赤色中国试图用游击战征服世界”的“中国威胁论”风靡一时。
1960年12月,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中国政府立即予以承认。

1961年,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将“大规模报复战略”改为“灵活反应战略”,要求部下研究毛泽东著作,尤其是游击战的理论。肯尼迪亲自阅读毛泽东有关游击战争的著作,以求能找出破解以弱胜强人民战争的策略和方法。他常对他的妻子杰奎琳说,毛泽东把军人与人民的关系比作鱼儿与水的关系,多么巧妙。杰奎琳听后哈哈大笑。(1965年1月,毛泽东会见《西行漫记》作者斯诺时说:“美国总统肯尼迪为了对付亚非拉的新兴力量,提出了特种战争和局部战争。有消息说,他也看我写的军事文章,这可能是真的。”同年7月26日,程思远陪同归国的李宗仁见毛泽东时,也告诉毛泽东,肯尼迪生前在他的办公桌上摆着一部《毛泽东选集》,看来是要人们研究中国。) 肯尼迪任命号称“冷战斗士”的腊斯克为国务卿。腊斯克经常把毛泽东、胡志明比作希特勒,把越南比作1947年的希腊,把和平抗议者比作对纳粹德国的绥靖分子。

1961年1月28日,肯尼迪刚就职一个星期就向其高级顾问们表示他对越南问题有了危机感和紧迫感。不久,美国国务院通知驻西贡使馆:白宫已把在南越的“反叛乱”确定为美国对外政策最优先的事务之一。4月29日,肯尼迪批准在南越建立一个作战发展与试验中心,用以发展反越共的新技术。5月,美国派遣特种部队和军事顾问到南越,同时向南越提供财政支持帮助西贡政权推行“战略村”计划。“特种战争”爆发。

1961年9月9日,肯尼迪在对NBC电视台晚间新闻节目主持人切特•亨特利和戴维•布林克利说:“中国的领土是如此之大,就像一个巨大的庞然之物一样,屹立在边境之外,如果南越倒向他们,那将比较会为他们在马来亚开展游击战争提供有利的地理条件,而且,也会给人们造成深刻的印象,即东南亚的发展趋势将掌握在中国和****人的手中。”美国驻苏大使汤普森给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声称:“中国人正在提倡以更好战更咄咄逼人的政策反对西方,特别是美国。”“我们肯定不应站到中国人一边,同苏联人相比,他们倡导一种至少在短期内对我们更危险的政策”。

1961年11月下旬,一个由中央情报局、国务院情报处、陆海空参谋长、所有美国情报委员会成员组成的国家情报特别评估委员会,对中国的外交意图做了仔细的剖析,认为:“一旦形势适宜,北京就会以常规政治战争形式,支持当地的游击战争和恐怖行动,或充当后盾和幕后操纵者。”

1961年11月3日,美国国务院智囊班子——政策规划委员会主任罗斯托(Rostow, Walt W.)和泰勒给肯尼迪的报告中认为:“南越的失陷将导致共产主义的极度扩张,使东南亚和马来群岛的其他国家处于共产主义的控制之下,其战略影响特别是在亚洲的影响将是非常严重的;如果美国军事力量没有实质性的介入,阻止南越失陷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1962年1月2日,罗斯托宣布,中苏分裂显然是“史无前例的事件”,美国应该支持共产阵营中铁托那样的右倾分子,而不支持中国那样的“左倾分子”。
1962年2月,“美国驻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在西贡成立,直接统一指挥南越吴庭艳军队和美国“特种部队”作战。
1962年3月26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共产主义问题研究所所长布热金斯基在《新共和》周刊上发表文章《和平交战的政策——我们如何能从共产主义的不团结中得到好处》,建议美国政府:因为“中国****人对美国的极端敌视”,所以应该“把友好和敌视区别对待的政策应用于中国”,“至少在现阶段继续排斥中国”。

美国中央情报局1963年1月14日的备忘录中指出,“因为北京的尚武和强烈反西方的路线,一个单独在中国领导下的亚洲共产集团对美国的远东安全利益有严重影响。”

1963年10月5日,前美国驻苏联大使凯南在《星期六晚邮报》发表文章《我们能同莫斯科交易吗?》称:“中国人的立场是不顾死活的,不负责任的,对谁都是危险的(包括中国自己在内)。苏联的立场却表明它开始认识到****和非****国家在具体的有限的一些方面可以有共同利益。”

1963年12月13日,美国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在旧金山联邦俱乐部发表演说《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宣布:“中国是一个‘敌视西方、威胁邻国的激烈的敌对力量’,美国在远东面临的‘最大麻烦’的问题就是中国”;“苏联在核时代的现实面前似乎认识到某些利益——特别是生死存亡的利益——是全人类一致的。但是,北平(即北京)却仍然坚持正统形式的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强调暴力革命,即使将使世界文明遭到毁灭的危险也在所不惜。它不承认什么超越意识形态的界线的共同利益。”“美国对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要中国不对‘自由世界和邻国进行颠覆或发动侵略’,这需要在中国周围建立一个包围圈来‘遏制’中国”。

1964年3月2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的备忘录宣称:“就美国的安全利益而言,阻止南越的丧失是头等重要的大事。”

1964年3月26日,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声称:“中国****人的利益是十分明显的。每当苏联发出警训式的调子时,他们就会公开谴责莫斯科,指责他们已背叛了革命的事业。他们将美国视为一只纸老虎,并坚持认为,在自由世界的核防务和常规防务面前,通过缓慢而卓有成效的运动,越南就可以进行其‘解放和统一’的革命斗争。因此,北京似乎认为,他们已经发现了一个绝好的时机,运用越南作为试验品来展现自己的新战略。北京认为,越南的胜利将为中国的论点提供有力的佐证,为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意识形态斗争服务。”

1964年8月,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国家评估委员的报告结论如下:“南越和老挝落入****人之手中,将会极为严重地削弱美国在远东的地位。造成这一结果的特殊原因是,长期以来,美国已经引人注目地公开承担了义务,要阻止****人强占这两个国家。失败于此,将对美国的威望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害,并且,在遏制共产主义在其它地区的扩散方面,美国意志的可信度和能力也将受到严重的贬低。我们的敌人将会为此受到鼓励,而在其它国家中,以更大的规模向****人靠拢的倾向,将会出现快速增长的势头。” “除了北越会因为实现了国内目标而感受到直接的欢欣鼓舞外,中国的****人也会受惠无穷。这不仅使他们早已引人注目的自信心得到了进一步的助长,而且,也使他们作为共产主义世界领袖的威望得到了提高。北京的理论认为,未发达国家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美国是一只虚张声势的纸老虎,地区性的暴动和起义不会导致国际间的大战,可以毫无风险地走向最终的胜利。他们早已将南越视为这些理论的试验场,并大造舆论。相比于苏联比较谨慎的姿态而言,南越和老挝的最后结果,将更为显著地支持了北京咄咄逼人的进攻性战略立常就某种程度而言,这种结果对世界各地不发达国家出现更为积极的革命运动,将无疑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1964年12月,约翰逊指定的政策研究小组特别报告称:“如果我们不采取足以在军事上击败北越甚至****中国的军事行动,则我们不能保证非****的南越能继续存在下去。”

1965年2月,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致总统的备忘录说:“****中国声明,南越的冲突是他们认为正在向全球蔓延的‘解放战争’”。“我坚信,如果允许****北越统治东南亚,必将给美国和自由世界带来灾难性后果。”“我还认为,应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回击河内和越共的侵略”,甚至不惜“冒大规模扩大战争的风险”。“以谈判为掩护把东南亚拱手让给****北越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我不认为我们可以从那里退出,因为我们有条约,因为我们已经发表了许多言论。我认为抽身而退会使我们在全世界大失脸面,一想到世人的舆论我就不寒而栗。”

1965年2月,美国开始大规模地轰炸越南北方。3月8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越南南方岘港登陆。美军在越人数短短数月之后已达22万。(1966年达38万。1967年达42万。1968年达52万。)“特种战争”变为“局部战争”。

1965年5月13日,约翰逊说:“****中国希望战争继续下去,不管盟友支付什么代价”。约翰逊讲话后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报告说,“南越是东南亚反共斗争的基石,是中共理论的决定性考验的对象。”

1965年8月,约翰逊在同高级幕僚们讨论是否增派10万美国战斗部队、从而接过地面战争的主要责任时说,若不如此,世界各国会说美国是纸老虎,其威望将受到无可挽救的打击,“最严重的打击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无法打败一小批游击队”。

威廉 邦迪在1967年5月说,越南战争在“亚洲人”的眼里是一块试金石,美国的失败或软弱将使他们丧魂落魄。

美国前驻南越大使亨利 洛奇在一篇题为《我们在越南能够获胜》的文章中指出:“在越南的斗争,是战后反共斗争的一个重要环节。如果北越胜利,中国的做法就会被证明是正确的,苏联也会被迫采取更好战的立场,盟国将不再相信美国的保证,国内也将要退出世界而实行固守‘美国堡垒’的战略。美国只要坚持下去,是能够胜利的。”

美国参议员盖耳麦吉在国会辩论越南问题时发言说,“南越如丢失,柬、泰、马、印(尼)、菲也将丢失;美国“已投下过多的资金,不能前功尽弃”。“现在指挥中心正在转移到北京,它的手法是‘最讨厌、最肮脏、最难得出定局的游击战’,因此,“必须在东亚划一条坚定的界线并坚守之”。

《纽约时报》军事编辑汉斯鲍德温说:“哪怕是中共以最大的力量打击我们,我们也能在南越和老挝打赢一场朝鲜式的战争”。

1965年11月7日,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给美国总统的备忘录说:“中国是威胁到我国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的一个主要国家,其组织整个亚洲反对我们的可能性虽然较小,但威胁性极大”“……长期以来,有三条防线在竭力遏制中国(另外有苏联在北方和西北方“遏制”中国):一、日本—朝鲜防线;二、印度—巴基斯坦防线;三、东南亚防线。”“对遏制中国之事,美国仍需继续给予关注,投入金钱,有时还需牺牲美国人的生命。”

麦克纳马拉在回忆录《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中承认:“艾森豪威尔政府全盘继承了杜鲁门政府的观点,即共产主义在印度支那的胜利将威胁到美国的安全。”“一九五四年四月,艾森豪威尔总统发表了他著名的预见,如果印度支那落入****人手中,其它东南亚国家也会‘紧随其后’,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

“我们——当然包括我——只能相当肤浅地理解中国的动机,错误地认为,那些好斗的言词中包含着建立地区性霸权的意图。同样,对于胡志明领导的运动,我们也完全忽视其民族主义的色彩,而将其首先视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其次才把他当作一位越南的民族主义者。”

“中国和北越的激烈言词使我们认为:他们将追求一个地区性的霸权。”
“****中国声明,南越的冲突是他们认为正在向全球蔓延的‘解放战争’”。

“撤离也意味着,美国在整个世界中的威望一落千丈,而****人对其它东南业国家的压力,则大大加强了。最后,撤离还将意味着,全世界与西方为敌的势力将倍受鼓舞,他们也会效仿越南的做法,尝试进行暴动的滋味。”

“没有人愿意讨论退出越南。我们认为那将使我们遏制共产主义在东南亚蔓延的堤坝出现巨大的裂口,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我全文引述这些段落是因为现在回头来看,它们集中体现了当时我们头脑中一种完全不正确的想法:‘中国威胁’我国的安全。”
“迪安•腊斯克、沃尔特 罗斯托和世界上许多地缘政治学家至今仍回答说值得。他们断言:如果没有美国对越南的干涉,****霸权——苏联和中国——将会在东南亚进一步扩张,包括控制印尼、泰国,甚至可能还有印度。”

1965年4月18日前美国国务院顾问汉斯 摩根索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在越南我们是在欺骗自己》说,美国试图在外围对中国实行军事遏制、结果必然导致中美战争,那时美国的核力量和海空优势都不会起决定作用,势必要派几百万地面部队到亚洲去。这将是美国最大的悲剧。美国必须适应中国在亚洲的政治和文化优势;在越南达成一个保全面子的协议;同苏联暗中合作来扶植一个“铁托式”的北越或全越政府。

1967年总统顾问阿贝•福塔斯声称,从南越撤军“这是给中国****人在世界上扩大影响的一剂补药,是我们在亚洲多米诺骨牌前的全面撤退。”

美国著名的专栏作家华尔特 李普曼著文说:“根据所谓多米诺骨牌的理论,如果美国在同中国共产主义对抗的时候显示出自己是一只纸老虎,而不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就会丧失亚洲各国人民对它的尊敬和支持。自从2月以来的3个月中,我们越来越大力地运用这个理论。结果是什么呢?同预期恰恰相反:今天美国不仅是孤立的,而且遭到亚洲每个主要国家越来越大的反对。”“亚洲人民中间的所有这种日益增长的反美情绪的根源是什么呢?这个根源就是:他们认为我们在越南进行的战争是一个富有的、强大的、白种人的西方国家对一个软弱而贫穷的亚洲国家进行的战争,是西方白种人对亚洲非白种人进行的战争。”“我们可以随意大谈我们如何为越南人的自由而战斗。但是,对亚洲各国人民来说,这显然主要是一场美国人对一个亚洲国家人民进行的战争。”

所有这些事实确凿无疑地证明美国当初卷入越南战争确实就是冲着毛泽东中国来的,就是要和毛泽东“单挑”。也就是说,美国之所以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完完全全是因为毛泽东——“中苏论战”使美国认定中国是比苏联更危险的敌人,“援越抗美”使美国认定中国的的确确正在通过“人民战争”挖美国的墙角。二者合起来就使美国精英认定:美国的最高国家利益在越南的丛林中。结果:美国倾举国之力“奋不顾身”地冲进了越南战争的泥潭。

(哈哈哈,太搞笑了。Wmr518)

美国几十万大军陷在东南亚的沼泽水网山川丛林中尽情地、无止无休地耀武扬威却又无法自拔。苏联则趁机大举扩张。60年代末,苏联军事力量已经与美国不相上下,在全球到处挖美国墙脚。1967年,苏军进驻中东。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勃列日涅夫提出了咄咄逼人的“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和“国际主义义务论”。美国精英们此时此刻突然如梦方醒,恍然大悟:坏了,上当了,上了毛泽东的大当了。原来美国真正的要害利益不是在东南亚的烂泥潭里,而是在中东和欧洲;真正威胁美国利益的不是“好战”的中国,而是美国以为“可以有共同利益”的苏联。美国敢情被毛泽东诱进了越南战争的沼泽地白挨揍,如同老牛掉进井里——有力没处使,进不得退不得,眼睁睁看着苏联坐大而无可奈何。如果还不顾一切继续在越南硬抗到底,就等于自我了断,把世界霸权拱手让给苏联。不管是谁当美国总统,借他八个胆他也不敢走到这一步。

1969年尼克松上台后宣布美国从越南撤军,使战争“越南化”,通过谈判取得“体面的撤退”——不再说“打赢”而说“体面的撤退”,这实际已经是认栽了:如果能打赢还用得着谈判吗?还有什么样的撤退能比凯旋而归更“体面”呢?所谓“体面的撤退”真正含义是:不管你南越是死是活,反正我美国得走人了。我走后你南越有本事就靠自己活下去,没本事就听天由命。我真正关心的是别一垮一大片,弄得我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只要美国脱身后只垮掉一个南越,那就谢天谢地,就算“体面的撤退”了。而要实现这“体面的撤退”,就只得求毛泽东:得绕人处且绕人,千万别我前脚走你后脚乘胜追击,来个横扫东南亚。“解铃还需系铃人”,我美国当初因为你毛泽东才掉进了越南战争的泥潭,现在只好求你毛泽东高抬贵手,让我“体面”地从这泥潭里爬出来,好全力以赴去跟苏联争个高低。


美国既然有求于毛泽东,那就不得不满足毛泽东开出的价码。最终结果:
一.美国得出结论:不要在军事上大规模卷入亚洲大陆。

二.美国重新检讨对华政策。放弃敌视中国的立场。放弃“以冷战为纲”的对华政策和理论思维方式。总统亲自出马改善对华关系。承认中国大陆的政权(从想方设法推翻的准战争状态到不承认,从不承认到最终承认)。原则上停止了直接颠覆、骚扰中国的行为,停止了对流亡的西藏叛乱分子的援助。

三.美国承认“一个中国”。承认台湾属于中国。同意废除与台湾签定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1980年1月1日正式废除),停止了海军在台湾海峡的巡逻,美军撤离台湾。

四.美国解除了对中国长达二十多年的全面经济封锁禁运和外交孤立政策。

五.美国承认中国的政治大国地位。支持恢复中国的联合国席位和常任理事国地位。

六.美国采取联合华制苏的战略——这意味着美国不仅实际承认了中国大陆的政权,承认了中国的大国地位,而且更进一步,承认中国已从“前苏联阵营的一员”上升为世界力量中的“一极”,即世界政治力量的格局开始从“美苏两极世界”演变为“美、中、苏”三极的“新三国演义”(如果仅仅把中国看成世界上一个普通的大国,何须如此大费周折?)


所有这一切都在毛泽东和尼克松、周恩来与基辛格的会谈、《上海公报》和而后的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得到了体现和证实。这一切都是战胜国才能得到的东西——这才是毛泽东进行中苏论战和援越抗美要达到的真正的战略目标,才是毛泽东自建国以来一直孜孜以求的东西:使中国从美苏两大阵营的两面夹击中突出重围,彻底摆脱美苏冷战的支配,变“谁也不向、两家一块收拾你”为“谁也不向、两家一块巴结你”,使中国的战略处境从“前后夹攻”转为“左右逢源”。也就是说,根本改善中国的战略处境,捍卫中国最根本的民族利益。

今天要问越南战争的失败者是谁,几乎众口一词会说是美国——美国自己都不否认美国输掉了越南战争。但如果要问越南战争的胜利者是谁,那答案就各式各样了。有说是北越的,有说是苏联的,就是少有说是中国的——如今中国的“精英”对“越南战争胜利者”这顶桂冠似乎毫无兴趣,那当然怪不得别人要贪天之功为己有。然而历史自有其逻辑。美国卷入越南战争是冲着毛泽东中国去的,毛泽东又从头奉陪到尾。美国失败了,越南战争的真正胜利者舍毛泽东其谁?

这个胜利是毛泽东误打误撞凭侥幸得来的吗?如果真是这样,那美国这个世界头号超级大国也太徒有其名了,居然稀里糊涂就破了自己号称“建国二百年从无败仗”的历史记录,轻而易举就把有史以来头一个“战胜美国”的胜利桂冠拱手送给了毛泽东。世界上哪有这种美事?!这一切都是毛泽东精心策划巧妙运筹的结果,是毛泽东跟美国斗智斗勇斗力、反复较量的结果。

如前所述,冷战期间中国最根本的民族利益是摆脱冷战,打破美苏对中国的围攻。要打破美苏对中国的围攻,关键在于美国——中苏是为了美国而闹翻的:对美国对中国民族利益的侵犯,毛泽东主张坚持斗争,苏联主张中国做牺牲以适应苏联的冷战需要——中苏分裂使毛泽东可以不必再顾忌苏联,完全按照自己的判断对付美国:要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围攻,就必须使美国放弃对中国的敌视。要使美国放弃对中国的敌视,就必须记住俾斯麦的名言:“当代的重大政治问题不是用说空话和多数派决议所能决定的,而必须用铁和血来解决。”也就是说,必须让美国吃个史无前例的大败仗,使美国自己得出结论:跟中国敌对没有好处,不得不有求于中国。

然而要让世界头号超级大国、号称“建国二百年从未打过败仗”的美国吃个史无前例的大败仗谈何容易?当年的德国办不到。身为超级大国的苏联办不到。处于美苏两强的前后夹攻、处于三年经济困难中的中国哪有这个力量办到?怪不得国内外当时几乎所有的“精英”都认为毛泽东是“发疯”。(中国今天的“精英”们不还在如此喋喋不休地鹦鹉学舌吗?)所有这些“精英”都是“智叟”级人物,有知识,懂逻辑,会算计,但算来算去怎么算也算不出毛泽东有任何胜利的希望——当然这也不算多丢脸:从井岗山到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所有给毛泽东“算命”的“精英”“智叟”们哪次没得出过同样结论?所以他们这一次算不出毛泽东能以弱胜强、扭转乾坤也不算太低能。

————节选自《毛泽东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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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的特种部队很特别[转帖]


  
  朱江明
  
特种部队是朝鲜为假想敌准备的一把开山斧,虽然经常因为伪装出问题而行动受阻。。。囧
  朝鲜发射一颗卫星,震动的是全世界。日本高调宣布要拦截运载火箭,当然最后也没有实际行动。

  美国强硬派参议员提议将朝鲜重新纳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之列,发射卫星的火箭可以送卫星上太空,运送个核弹头也不是什么难事。

  国际社会对朝鲜的行为反应如此过激,是因为发射卫星成功标志着朝鲜掌握了一种新战略武器,足以影响东亚乃至世界的战略格局。朝鲜战争结束后,朝鲜就没有放弃过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战略意图,在朝鲜国内奉行的“先军政治”也是这个原因。但由于经济问题和连年封锁,朝鲜的军事装备并不先进,最多达到国际60年代中期的水平。在拥有核武器及战略运载工具前,朝鲜还有秘密“战略武器”,特种部队才是高悬在假想敌韩国头上的一把利斧。

  世界最大 自成体系

  朝鲜军队师从前苏联的军队体制,早期注重大兵团作战。在朝鲜战争初期,利用苏联援助的苏制武器曾进行过很典型的装甲突击作战,并在美军介入前取得很大的成功。后来由于实力相差过于悬殊,北朝鲜军队很快节节败退。停战协议签订后,朝鲜有感于美韩联军的空中及海上优势是自己无法战胜的,因此开始积极准备特种作战,希望利用非常规作战手段抵消对方的装备优势。

  为了这个伟大的目标,朝鲜建立了一支地球上最大规模的特种部队。据简氏军事的推测,朝鲜特种部队的总人数高达8.8万,占陆军比例的9%,也就是说朝鲜陆军士兵中每100个人中有9个是特种部队。

  一般人认为特种部队应该是百里挑一的精锐,而朝鲜却是十里挑一。其实这也不能说有问题,因为朝鲜的特种作战理论跟欧美系和苏联系都不太一样。一般而言,欧美系往往把特种部队当作侦查的眼线或敌后的别动队使用,赋予特种部队比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比如美国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在阿富汗典型的活动模式就是在敌后开展群众工作,发展亲美政治倾向的派系武装力量,然后引导美国空中力量打击塔利班部队,再指挥亲美部族武装力量地面进剿。这种模式对特种部队本人的素质有较高要求,往往除了单兵技术过硬外,还要掌握活动地区的主要语言,熟悉当地民族习惯和地理环境。此外,还会要求相关人员接受过谍报及化妆侦查的训练。

  前苏联系的特种部队主要以精锐突击兵的模式存在,往往执行前出侦查或对定点目标的破袭任务,因此对单兵技能的要求比较高,且往往携带比较强大的单兵火力。当年苏军特种部队发起对阿富汗总统府的强攻就是典型的敌区硬目标破袭。如果说美军的特种部队类似手术刀,苏军特种部队就类似鱼肠剑。

  朝鲜与这两个派系都不太一样,完全是一把开山斧。朝鲜的特种作战思想接近于苏联,但往往把特种部队当作强力突击部队使用,甚至在朝鲜本部的想定中,三八线附近的一些硬据点突击也交由特种部队。而大部分国家对于这种前线目标的突袭很少会运用特种部队,往往是装甲步兵的任务。为什么朝鲜在运用特种部队的方法上如此特立独行呢?首先是地理环境造成的,朝鲜半岛山地较多,大兵团很难展开,装甲部队的应用因此受到了限制。其次由于停战协议的规定,三八线附近设立了非军事区,在三八线附近不得部署重型武器。朝鲜采取的是攻势战略,一旦爆发战争肯定会是攻击方,为了保持突然袭击的优势必须在远程火力进攻的同时发动地面突击,此时部署在三八线附近的特种部队能够更快地反应,因此将其作为攻坚力量使用也就不足为奇。  

  斗志十足 不善潜伏

  由于外界对朝鲜情况很难了解,朝鲜这支庞大的特种部队更加神秘非常。外界军事媒体对朝鲜特种部队普遍的印象是装备落后但是战斗意志很强,单兵技能过硬,而对其战斗力如何却众说纷纭,很难有个结论性的评估。虽然真实情况如何不可知,但我们仍可通过朝鲜特种部队的一些战例去分析其作战能力。

  1968年1月21日,当时,朝鲜派遣了由“124军部队”所属特战敢死队31人,暗中穿越军事分界线透入韩国,直扑汉城青瓦台总统府,意图攻入后杀死当时的韩国总统朴正熙。在行进途中被韩国地方警察识破,进而爆发枪战,朝鲜特工除一人重伤外全数阵亡。从这个战例来看,朝鲜特种部队无论是单兵素质还是战斗意志都不差,但特种作战本来就是以成败论英雄的事情。照常理来说,执行这种敌后袭击总统府最可行的计划是派遣特工人员进入首都,然后在己方地下组织的接应下行事,直接武装渗透中途被发现的概率太大。即便是渗透成功刺杀总统最好的地点也并非强攻守卫森严的总统府,而是在其上下班途中袭击车队。朝鲜特种部队之所以选了一个最难以成功的办法和地点下手并非不知道这个道理,而是说明朝鲜情报机关对韩国首都的渗透并不成功,在韩国境内并无坚实的安全藏身地点,也没有可靠的情报网。想化妆潜伏而后行动根本办不到,只能选择强行攻坚这种最笨的办法。与之类似的战例还发生在1996年,朝鲜利用小型潜艇对韩国进行海上渗透。但是很快被韩国方面发现,枪战后朝鲜特工全军覆没。

  从这两次著名的朝韩特工战来看,虽然韩国的政治形势远不如朝鲜紧张,但朝鲜对韩国的渗透也不太成功,基本没有培养起很好的地下活动网络,特工人员入境后缺乏当地眼线的支援,也缺乏准确的情报。

  1997年发生的朝鲜某高官叛逃事件更加可以看出朝鲜特种部队存在的一些问题。1997年2月12日,朝鲜劳动党一高官利用在国外访问之机会,忽然进入某国首都的韩国大使馆要求政治庇护。由于此人系朝鲜国家领导人级别的高级官员,此事件立刻变成了轰动世界的爆炸性新闻。朝鲜方面自然不甘心让此人顺利离开该国首都前往汉城,马上召集了在某国首都的全部特工人员,一时间该国首都几乎所有的朝鲜冷面馆子都挂上了暂停营业的招牌。平壤方面发出指令,要求特种部队在其离开使馆前往机场途中下手,将其武力劫持回国或者击毙。一时间韩国使馆附近忽然出现了很多陌生人,第三国当然不希望朝鲜特工在其境内玩武装突袭的活动,首先派出装甲车辆包围韩国使馆,避免不愉快事件发生,同时派出安全人员擒拿准备行动的朝鲜007。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该国安全人员看来,朝鲜007实在太好辨认了。不光安全人员能看出来,连附近的记者也能很准确地辨认出谁是007。香港某电视台的女记者就随便拿着麦克风找了个朝鲜007来专访,搞得人家非常不好意思。为什么这么好认呢?看见穿西装配运动鞋的怪异装束男子,尤其是在使馆区附近徘徊流连的抓回去肯定没错,200多名朝鲜007就这样被礼送出境。经过外交斡旋,该朝鲜叛逃高官也最终到达韩国。

  从上面的案例可以看出,这几十年来,朝鲜民众与外界几乎毫无接触,因此无论气质还是穿着打扮都很难以融入外国的背景中。即便是与之同文同种的韩国,想要潜伏下来不被发现也很难,更别提日本之类的东亚国家。特种部队作战胜利的最大保障并不在于武器有多先进,单兵的作战能力有多强,而在于作战的突然性。朝鲜特种部队最缺乏的恰恰就是在敌区伪装的能力,因此每次想干点什么都会提前被发现。随着经济实力与外界差距加大,这种情况将会愈发严重。所以外界普遍认为强大的朝鲜特种部队,恐怕在实际战斗中未必能发挥出超强的作战能力来。所谓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朝鲜特种部队要想做到在发动进攻前不暴露并不容易,这样以轻步兵攻击敌硬目标的成功概率实在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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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外国人进入的西藏察隅[转帖]


  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后,东线我军撤回了原来的实际控制线,但察隅地区没有撤,牢牢的在我军手里!这恐怕是当年东线唯一收复的领土。

察隅自然保护区
  保护区1985年建立,为西藏自治区省级自然保护区。位于西藏自治区东南边缘察隅县境内,地处青藏高原的东南边缘。总面积为101400公顷。主要保护对象为森林生态系统及树种种质资源。
  保护区属喜马拉雅山山地,区内沟谷纵横交错,海拔1500~3000米。由于地势向南倾斜,印度洋的西南季风沿沟谷能直接伸入,气温较高,降水量也很丰富,年降水量变化在700~1000毫米之间,年均温变动于11~15℃,形成温暖潮湿的气候。因此,察隅地区素有西藏“江南”之称,鲜明的江南色彩到处可见。优越的自然条件为察隅地区的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成为青藏高原上不可多得的一块宝地。
  
  察隅县地处西藏东南部、林芝地区东部的伯舒拉岭地带,为西藏自治区的边境县之一。面积31659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3.5万亩,森林面积864万亩。总人口近2.5万。辖6个乡,23个村民委员会。
  察隅藏语意为“人居住地”。吐蕃时期这里就有了官衙建制。公元1371年帕竹政权的释迦坚赞当政后,宗址设在科麦。清代设科麦县。民主改革前为西藏噶厦政府所辖,此处设立的桑昂曲宗归朵麦基巧领辖。1960年改设桑昂曲宗县,县府驻下察隅的赤通拉卡。1966年5月改称察隅县,县府迁至吉公。
  该县属喜马拉雅山与横断山过渡地带的藏东南高山峡谷区。地势北高南低,起伏很大,垂直高差悬珠。谷地海拔南部边缘只有1400米,而5000米以上的山峰有10多座,最高峰为6740米的梅里雪山。全县平均海拔2300米。属喜马拉雅山南翼工热带湿润气候区。四季温和,降水充沛,日照充足,无霜期长。年日照时数为1615.6小时。年无霜期200天以上。年降水量793.9毫米。自然灾害王要有地震、洪水、泥石流、干旱、虫灾等。
  已发现的矿种有银、铅、铁、铜、锌、锑、云母等。主要野生动植物有虎、豹、熊、小熊猫、獐子、羚羊、藏麻黄、海南粗榧、天麻、贝母、知母、三七等。主要林木有云南松、华山松、云杉、冷杉、桦木、檀木、樟木、楠木等。
  察隅县经济为农牧业经济。农作物主要有青棵、小麦、水稻、玉米、油菜、花生等。主要饲养牦牛、犏牛、绵羊、山羊等。木材蓄积量为1.15亿立方米。
  工业主要由交通运输业、电力、加工业构成。
  民主改革后修建了与川藏公路相连的公路。目前洞嘎公路由吉公向西经八一镇可直达拉萨,向北可通昌都、成都等地。
  名特产品主要有广柑、桔子、甘蔗、藏式木碗、木盒、竹编盒、木制马鞍等。
  吉公地处海拔2326米。邮电、银行、学校、医院等社会服务设施齐全。
  察隅县是僜人的主要分布区。僜人有自己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但没有文字,多使用结绳或刻木记事的方法。僜人以农业生产为主,播种分点播和撒播两种方式。男子一般穿无袖长衣(长达臀部以下),女子穿有袖的短上衣(仅遮胸部)和裙子。男女都用大披肩和挎包。婚姻制主要是父权制下的一夫一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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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沉湖因"忧惧变革" [转帖]


  
  王国维在1927年的自杀扑朔迷离,“殉清”说一直占据主流。就在王国维自杀同一年,梁启超也对这个世界陷入绝望,在家书里一再言及“前途有光明没有?”……绝望的理由是“尤其可怕者是利用工人鼓动工潮,车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饭,结果闹到中产阶级不能自存”

  摘自:《历史不忍细看》编著:文欢

  导读:

  王国维在1927年的自杀扑朔迷离,“殉清”说一直占据主流。然而,就在王国维自杀的同一年,梁启超也对这个世界几乎陷入了深深的绝望,在家书里一再言及“前途有光明没有呢?还是绝对的没有”……绝望的理由,则是“尤其可怕者是利用工人鼓动工潮,现在汉口、九江大大小小铺子什有九不能开张,车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饭,结果闹到中产阶级不能自存”、“ 最糟的是鼓动工潮,将社会上最坏的地痞流氓一翻,翻过来做政治上的支配者,安分守己的工人们的饭碗都被那些不做工的流氓打烂了”、“ 所谓工会、农会等等,整天价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没收财产等更是家常茶饭”……
  

  王国维

  从梁启超家书看王国维之死

  作者:黄波

  王国维之死,曾被称为“中国文化史世纪之谜”,解读者众,以至有人还专门编了一本《王国维之死》的专著,但迄今也没有一个以足够的证据和雄辩的推理作支撑,让所有关心、讨论这一事件的人都心悦诚服的看法。不过,在20世纪至21世纪的转换年头,蔡仲德先生连续写了4篇文章,论定王国维之死是为了“殉清”,他说:“ 我并不否认王国维的死因中含有其他因素。但我认为,生活不幸(长子之丧、挚友之绝等)、悲剧人生观、性格矛盾、思想冲突等等也许都对其死不无影响,却都不是促使他非死不可的现实的、直接的、决定性的原因;陈寅恪提出的‘殉文化’说可谓言之成理,却无法说明王国维为何经此‘数十年’(指中国文化之消沉沦丧已数十年)不死而到1927年**?又为何遗书有‘再辱’之语?唯有‘殉清’说才足以回答这些问题,才是促使他自沉的现实的、直接的、决定性的原因。”

  “殉清说”并不新鲜,罗继祖教授(罗振玉之孙)主编的那本《王国维之死》,在罗列诸家之说时,就曾以“编者按”的形式,对这些解读逐一批驳,而申明己论:王国维之死系“殉清”。不过,相形之下,蔡仲德先生的4篇文章显得更为有力更有声势,所以,蔡文一出,关于王国维之死的议论遽然消歇,仿佛这个“中国文化史的世纪之谜”已经被解开,王国维铁定是为“殉清”而死无疑了。

  细读蔡先生的4篇大作,个人觉得,其有力处在于用反证的形式,指出了“殉清说 ”以外的各种论点之难以自圆其说处,但是对自己的论点,却并未提出非常有力的论据。所以,“殉清说”恐怕也很难经得住和蔡先生文章类似的追问:如果王国维之死确是为了殉清,他为什么不在清王朝覆亡之**?如果是因为在1927年自感复辟无望才绝望自杀,那么1924年,冯玉祥发动兵变,逼清室出宫,当此之际王国维的这种绝望应该是最深的,那时他为什么不自杀?……

  应该承认,王国维与清室有着某种精神维系,他的死也肯定与清室有关,但把“殉清 ”认定为“促使他自沉的现实的、直接的、决定性的原因”,实在难以服人。很难想象,一个对中国历代王朝更替史烂熟于心,而又曾接受西方哲学美学洗礼的人,会对一个他眼中的又一轮历史循环寄寓生命之重。

  考究这么多年来关于王国维之死的争论,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几乎都局限于就王国维论王国维,其他的旁证却被忽略了,而由于王国维本人留下的资料不足征,众说纷纭就毫不足怪了。我们为什么不考察一下在王国维自杀前后的背景里,和王国维相似的知识分子的境遇和心态变化呢?近读丁文江、赵丰田编的《梁启超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书中收录了1927年梁启超给女儿梁令娴的家书多封,家书中既有对时局的分析,更有心境的流露。梁启超和王国维同属于一代知识分子,在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梁启超的这几封直陈心境的家书,也许对我们了解包括王国维在内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心态不无助益吧。

  下面引用梁启超家书中的原文(括弧内为梁氏自加),不下是非对错之判断。

  1927年 1月2日,“时局变迁极可忧,北军阀末日已到,不成问题了。北京政府命运谁也不敢作半年的保险,但**的局面谁也不能往光明上看。尤其可怕者是利用工人鼓动工潮,现在汉口、九江大大小小铺子什有九不能开张,车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饭,结果闹到中产阶级不能自存,(我想他们到了北京时,我除了为党派观念所逼不能不亡命外,大约还可以勉强住下去,因为我们家里的工人老郭、老吴、唐五三位,大约还不至和我们捣乱。你二叔那边只怕非二叔亲自买菜,二婶亲自煮饭不可了。)而正当的工人也全部失业。放火容易救火难,党人们正不知何以善其后也。现在军阀游魂尚在,我们殊不愿对党人宣战,待彼辈统一后,终不能不为多数人自由与彼辈一拼耳。”

  1月18日,“思永来信所讲的政治谭,这种心理无怪其然,连我都有点如此,何况你们青年呢?打倒万恶的军阀,不能不算他们的功劳,我们想做而做不到,人家做了当然赞成,但前途有光明没有呢?还是绝对的没有。他们最糟的是鼓动工潮,将社会上最坏的地痞流氓一翻,翻过来做政治上的支配者,安分守己的工人们的饭碗都被那些不做工的流氓打烂了。商业更不用说,现在汉口、武昌的商店,几乎全部倒闭。失业工人骤增数万,而所谓总工会者每月抽勒十余万元供宣传费(养党人),有业工人之怨恨日增一日,一般商民更不用说。”

  3月21日,“今日下午消息很紧,恐怕北京的变化意外迅速,朋友多劝我早为避地之计(上海那边如黄炎培及东南大学稳健教授都要逃难),因为暴烈分子定要和我过不去,是显而易见的。更恐北京有变后,京、津交通断绝,那时便欲避不能。我现在正在斟酌中。”

  5 月5日,“受病的总根源,在把社会上最下层的人翻过来,握最高主权。我所谓上层下层者,并非指富贵贫贱等阶级而言,乃指人的品格而言。贫贱而好的人,当然我们该极端欢迎他。今也不然,握权者都是向来最凶恶阴险龌龊的分子,质言之,强盗、小偷、土棍、流氓之类,个个得意,善良之人都变了俎上肉。……总而言之,所谓工会、农会等等,整天价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没收财产等更是家常茶饭。而在这种会中(完全拿来报私怨,他们打的是‘打倒土豪劣绅’旗号,其实真的土豪劣绅,早已变做党人了,被打者只是无告的良民。)主持的人,都是社会上最恶劣分子,(报上所说几次妇女裸体,的确的确是真的,诸如此类之举动,真举不胜举。)半年以来的两湖,最近两个月的江西(今年年底两湖人非全数饿死不可,因为田已全部没有人耕,工商业更连根拔尽。)凡是稍为安分守己的人,简直是不容有生存之余地。”

  6月15日,也就是王国维自沉后13天,梁启超致书梁令娴,谈及王国维,“静安先生自杀的动机,如他遗嘱上所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遭此世变,义无再辱。’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才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还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捶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

  细研梁启超写于1927年的这几封家书,窃以为,其中至少透出了三个耐人寻味的消息:一是对时局的悲观和绝望。像梁启超这样的知识分子本来对北洋军阀不抱好感,可是对北洋政府倒台后的时局走向却很不乐观;二是深刻地预感到了一个在他们以往经验之外的新的社会即将到来;三是对个人命运的深深的忧惧。回头看王国维的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寥寥十六字,其中意味不正和梁启超家书中透出的相同吗?其实这毫不奇怪,梁启超、王国维那一代知识分子,本来就有着大致相似的文化背景。

  前人论述王国维之死,也看到了从遗书中透出的“内心的恐惧”,但是,王国维所感到恐惧的究竟是什么呢?值得探究。是因为眼看清室覆亡而且复辟无望而恐惧吗?笔者以为,这种论调未免过于看低了王国维,这样一个学贯中西的人,他会把一个王朝的存亡兴废看得如此重要吗?但他的确又充满了忧惧,个人以为,他所忧惧的并不是政治之变革,而是社会之变革。政治变革只是朝政之变化,政权之更替,很多时候只与“肉食者”有关,而社会变革显然更为深广,它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也是社会的,文化的,而且一旦飓风飙起,所有人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上引梁启超家书中,已经把这种社会变革的“乱象”和影响描述得淋漓尽致了。对梁启超等人来说,谁来当总统,谁接掌政权,也许都还可以忍受,和他抗争,但“车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饭”,“社会上最坏的地痞流氓一翻,翻过来做政治上的支配者”,“整天价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没收财产等更是家常茶饭”等等,却无疑是逸出他们经验之外的,他们不仅不能接受,甚至有一种欲抗争而不能的感觉——两种文化系统的人,差不多等于“秀才遇见兵”了。对即将刮起的社会变革飓风,连久经战阵、政治阅历丰厚的梁启超都要仓皇“走避”,何况是一介书生王国维?

  随着时局的一天天变化,梁启超、王国维已经意识到一个为他们所全然陌生的社会将不可抗拒地降临,他们在其中会居于何种位置呢?不幸的是,1927 年,又发生了湖南著名学者叶德辉被处死的事件。梁启超家书中提到了两位学者,其实湖北籍学者王葆心的死是误传,他死于1944年,但包括王葆心在内的不少学者在那个时代曾遭受折辱,则是无可怀疑之事实,所以才会有王葆心被难的误传。梁启超家书中还遗漏了一个人,1927年,章太炎在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的通缉“著名学阀”的呈文中,名列第一,其家产也被浙江军政府籍没。以章太炎的声望和地位,这显然是更加轰传士林更加刺激人心的事件。过去人们讨论类似事件对王国维的影响的时候,因为叶德辉其人名誉向来不好,用梁启超的话说,“有自取之道”,而王国维因为没有劣迹,所以本来应该没有恐惧的理由。但如果能对那一时代的社会状况有了较深的体察,在叶德辉、章太炎等学者的遭际之下,王国维的“物伤其类”之情就有了一个合理的落脚点。从叶德辉、章太炎等事件中,王国维是否以为,即将到来的社会不仅为自己所陌生,而且带有某种反文化的性质?

  导致王国维最终决定自沉的原因颇多,如蔡仲德先生所说,生活不幸、悲剧人生观、性格矛盾、思想冲突等等都可能是细故之一,和清室的精神维系也不容否认。说到他和清室的关系,仔细体味王国维诗词,他之所以从情感上倾向于清室,毋宁说更多出于一个人道主义者的同情和关怀,因为袁世凯从清室手中取得政权的手段不正,复由于北京政变推翻优待条件,王国维都认为这是对“弱小者 ”的欺凌,为他这样的笃实君子所不取。但这些林林总总,都不应该是最致命的。套用蔡仲德先生的句式,我关于王国维之死的结论是:“我并不否认王国维的死因中含有其他因素。但我认为,生活不幸(长子之丧、挚友之绝等)、悲剧人生观、性格矛盾、思想冲突等等也许都对其死不无影响,却都不是促使他非死不可的现实的、直接的、决定性的原因。唯有‘忧惧社会变革’说才足以回答这些问题,才是促使他自沉的现实的、直接的、决定性的原因。”

  其实,这种“忧惧社会变革说”也是卑之无甚高论,因为如果取“文化”的广义,从本质上讲,它和陈寅恪先生的“殉文化说”、叶嘉莹教授的“新旧文化激变中的悲剧人物说”并无区别。

  “看花终古少年多,只恐少年非属我。”性格忧郁而又深受叔本华哲学影响的王国维在一个新的社会即将来临之时选择了自沉,这总让人想起奥地利作家茨威格。也许这有些比拟不伦,但我却禁不住总要这么想,想起茨威格夫妇自杀前写下的那段震撼人心的遗言:

  在我自己的语言所通行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沦亡和我精神上的故乡欧洲业已自我毁灭之后,我再也没有地方可以从头开始重建我的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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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斤澜何以在反右风暴中“漏网” [转帖]


 在林斤澜(1923~2009)的同辈作家中,和他关系密切的有不少右派:汪曾祺、邓友梅、刘绍棠、从维熙、邵燕祥、王蒙……可林斤澜不是。

在部长家里保持沉默

  林斤澜说:1957年新春,毛泽东作国务报告,要求民主人士帮党整风,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大家传得很热闹
,也兴奋,觉得****不容易,胸怀开阔,高瞻远瞩。知识分子热血沸腾,为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叫好。

  一个星期天,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杨述突然把林斤澜、刘绍棠、邓友梅、从维熙叫到自己的家里。他们四人有些好奇:宣传部长为什么在星期天把他们叫到自己家里去呢?

  杨述先让大家品尝水果,问了一些表面上的事,才落到正事上。这正事无他,也就是“鸣放”,中心主题是一句话:“青年作家要带头鸣放。”

  四人从杨述家出来,在长安街与王府井垂直处傻了一会儿。为什么呢?宣传部长与他们身份距离太远,召他们到家鼓励“鸣放”,因此事出特别,他们弄不清底细。林斤澜那天基本保持沉默,他不但觉得这事太特别,弄不清底细,而且觉得这事蹊跷。各自回家之前,林斤澜说了一句:“大家自己考虑吧。”很快,“鸣放”在全国如火如荼。

差点被当成枪杆使

  北京市文联不甘落后,秘书长田家几乎天天开会。

  一天开会时,林斤澜发现工人小说家赵坚坐在对面神情不对。果然,他抖抖索索地掏出一封信,推过来给林斤澜。信是福建省一个剧团寄来的,这个剧团要改编排练林斤澜的小说《台湾姑娘》,问北京作协有什么意见。这是一封很正常的信。可是,林斤澜看到了不正常的情况,那就是信的上方有一行田家的批示:“此人正在审查中”。

  林斤澜当时非常愤怒。这是什么话!当年并不是没有审查,经常审查。可是,田家在这样的信上批上这样的字眼,就是把正常审查当作政治事件了!林斤澜觉得非常冤枉。他站了起来,去了厕所。

  他想到了赵坚这个人,他与田家有矛盾,他们要打倒田家,便拿林斤澜当枪使,点林斤澜的火,进攻田家。

  林斤澜从厕所里出来,把信原路推回,说了这样一句话:“这封信不是给我的。”赵坚愕然,可也无话可说。谁知田家都看在眼里,后来他对人说:“我等林斤澜放炮,可他什么也没有说。”

  会议结束,林斤澜便向“鸣放”小组长请假,说自己家里有事,明后天就不来了。林斤澜后来说,文联的什么“鸣放”,实是人事斗争,“家里有事”,实是托辞。

  1958年3月,“反右倾”将要开始,田家在《北京文学》上批评林斤澜的小说“不是无产阶级的‘人生哲学’”,这让林斤澜又哆嗦了一段时日。

  庐山会议之后“反右倾”,田家莫名其妙被当作“白旗”拔掉了,“发配”陕西,“文化大革命”中被整死了。

不写“后记”不写“序”

  林斤澜说:我十多岁就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人间世故还是见过的,我写过一篇散文《籀》,拆开了就是“个个留一手”。从那次评论文章一直到“文革”,我只写了一篇小说,“文革”十年,我完全搁笔,一个字都没写。我在“文革”前出的集子,统统没有“序”,也没有“后记”,不请人写,自己也不写,就这么秃着,免得被揪。

  历次运动,我基本上都是平安度过的,我还真没有揭发过谁。绝对没有为表态批判过谁——不仅是反右,所有运动,包括“文革”,我都没有。当时写文章,或因响应号召,靠拢组织;或因认识不清,上当无奈,都可原谅,都应由时代去负重要责任。

  反右时,不止一只眼盯住我,我的压力确实不小。他们要我必须表态。《北京文艺》的编辑周雁如是好心人,我就好好跟她说:“我的确跟邓友梅、刘绍棠很密切。正因为密切,我就不能一般表态,要写得深刻一点。允许我好好想,好好考虑。”周雁如就放松了。我就想:对不起,跟你打太极拳了。我就是拖,拖。我知道,新的政治风浪很快就会过来。果然,大跃进来了,《北京文艺》改头换面,满纸歌颂了。

(《青年周末》第16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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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专题:回到1919-1 [转帖]


  
  “救国”宣传单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专学校3000多人在天安门前集会,随后举行示威游行。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得到了各地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国,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反帝爱国运动。这是当时北京大学学生的游行队伍(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回到1919

  2009-05-05 09:17:00 来源: 内蒙古晨报

  傅国涌

  90年来,对于“五四”的纪念与表述,大多停留在意识形态的论争,极少有学者愿意从社会层面去认知那个时代的精神遗存。原本内蕴丰厚,值得再三解读的所谓“五四精神”,多年以来,被简略在爱国与卖国的二元表达之间。

  “五四”不仅仅是德先生、赛先生、费小姐的粉墨登场,“五四”也不仅仅是一曲简单的爱国主义赞歌。“五四”之复杂,如同一个热闹的舞台,也如同一个各种新思潮和新主义的试验地。文学革命、学生运动、罢市罢工、抵制日货以及新式知识分子的种种社会和政治活动,使“五四”之年成为一个意蕴丰富的历史切片,而“五四”所呈现出来的种种话题,至今仍有历史回响。

  沿时间向度向前追溯90年,1919年5月4日发生的事情,远没有如今天这般排列得如此清楚,也许并没有承载那么多后人附加在它身上的意义。五四运动也并非一个孤立的学生运动,它有自己的前因后果。

  得从“二十一条”说起

  1915年1月18日,违反正常的外交途径,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与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私人会晤之时,提交了几页纸写文件,文件用纸上,印有兵舰和机关枪水印。日置益要求袁世凯:要“绝对保密,否则要负一切严重后果之责”。文件内容,便是对中国人自尊心伤害超过任何坚船利炮的“二十一条”。按照条约,中国几乎尽在日本掌控之中。

  袁世凯意识到非同小可,当天晚上随即召集国务卿徐世昌、外交总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陆军总长段祺瑞、税务督办梁士诒,商量日本要求。

  经过了4天的连续会议,这些军阀和官员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做法,决定利用新闻界来争取道义上的支持。24日,美使芮恩施通过自己的渠道得知了“二十一条”大概。同一天,北京的报纸率先登出了日本要求的消息。

  中国政府想利用外国的设想未能实现,那些外国人关心的只是本国在中国的利益。但是中国的公众舆论在这一时期第一次有了发言的机会,知识分子通过报刊所表达出来的民族屈辱感的心声,全国上下到处可闻。中国国民抵制日货的行动也在那个时期蓬勃发展起来。政府虽然迫于日本的压力,屡下禁令,但是屡禁不止。这一运动一直延续到4年之后的五四运动。

  “二十一条”迅速传到国外

  《中国学生月刊》——当时留美学生的声音主要通过这个杂志传达出来,在这份杂志的3月号上,几乎用了所有的篇幅来讨论“二十一条”。中国留学生群情激奋,正如其中的一篇社论说的那样:“我们必须依照民族的最高利益去行动,如果有必要的话,不惜牺牲性命。”

  胡适没有跟随这种潮流,他那时候正担任《中国学生月刊》的编辑。他写了一封《给全体中国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号召大家保持“爱国的清醒头脑”。胡适说,作为学生,当时的任务“就是读书”“好好准备自己”,“等到我们的国家克服这个危机以后——我们深信她必能克服这个危机——好去帮助她进步”。胡适给自己招来一片骂声,立刻有文章反驳胡适的建议不是什么“爱国的清醒”,而是“不爱国的糊涂”,甚至多了一个称呼:“卖国贼”。

  但是胡适对自己的判断充满信心。半年后,胡适写道:“新潮之来不可止”,预言即将到来的文学革命。而他自己在一年之后则做了这场革命的领导者。

  “二十一条”签订之后,在留学生归国的热潮当中,因为参与反袁“二次革命”失败,流亡到日本的陈独秀在1915年夏天回到了上海。9月15日,他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来改名为《新青年》。

  在那篇脍炙人口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陈独秀给当时的青年们提出了6条行为原则: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这份杂志让远在美国的胡适感到耳目一新,他把自己关于文学革命的想法寄给了陈独秀。然后,以《文学改良刍议》的标题发表在《新青年》上,谁也没有想到,这篇语气平和的文章,竟然在那个时代掀起了巨浪狂风,成为白话文运动的第一炮。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出掌北大之后,把陈独秀拉进了北大的阵营,胡适也“如今我们回来了”。在进入北大之前,陈独秀已经和易白沙、吴虞等人形成了反儒教的观点,并且把自己的信条归结成两条:德先生和赛先生。

  “新”“旧”短兵相接

  很多人惊讶于蔡元培出掌北大之后对于北大大刀阔斧的改革,每一项措施几乎都是一步到位。不过,即使蔡元培这样的老资历,也存在压力,这压力来自当时林纾所代表的保守势力。

  早在民国初造之时,许多出身于清室的军政要人即使在进入民国体制之后,仍然公开表示效忠清朝。1914年,社会上帝制复辟的气息空前浓厚。当时,两种不同的帝制派同时出现,一种是主张拥戴袁世凯做新皇帝的袁党,另一种则是主张清朝复辟的前清遗老。

  袁世凯对于这种复辟的主张采取了纵容态度。对于袁世凯称帝最积极的,是他的儿子袁克定和以杨度为首的“筹安六君子”。

  1915年12月,袁世凯在各种“请愿团”的“敦促”之下,正式下令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改总统府为新华宫。袁世凯终于当上了皇帝。袁世凯称帝,开了历史倒车。各地反袁势力纷纷揭竿而起。1916年3月23日,袁世凯为了保住自己的总统地位,不得不宣布废除帝制。短命的洪宪帝制,前后只存在了83天。6月6日,袁世凯死了,黎元洪继任总统,但是实际权力则掌握在内阁总理段祺瑞手中。而段祺瑞的参谋长徐树铮,正是林纾小说《荆生》中“伟丈夫”的原型。

  新思想与旧势力,开始短兵相接了。

  大幕开启

  1916年10月,寺内正毅继大隈重信出任日本首相,当时日本经济正经历着空前的战时繁荣。其财政大臣胜田提出“菊分根”政策,其目的是通过贷款和投资的方式在中国建立经济根基,并使中国殖民化。从1917年1月到1918年9月,这项政策使日本向段祺瑞政府提供了巨额的“西原借款”。

  在“二十一条”谈判中曾经力主对日本强硬的段祺瑞,开始越来越倾向日本。从1918年的3月到5月这段时间,在得到段祺瑞的许可后,中日就《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协定》进行谈判。根据协定,中国政府允许日本有权在北满洲和外蒙古驻军,允许日本使用中国的军事地图,为中国海军和陆军配备日本教官,此外日本还得到了一些其他的权力。虽然谈判是在严加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但是消息还是传了出去。

  5月5日,中国留日学生不顾日本警察的干涉,举行了一次集会,会上做出决议,所有留日学生5月20日集体回国。在第二天的另外一次集会上,46名中国学生被日本警察逮捕,这激起了中国学生更大的愤怒。他们返回日本,声称条约因其军事性质不能公开。没有哪个归国而来的留学生理会这个指令。少年中国学会就是在这一时期成立的。

  5月21日,北京许多大学,包括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政法专门学校等高校的2000多名学生,举行了示威游行,抗议与日本签订军事协定。上午9点,学生们聚集在新华门总统府的会客室前,要求会见总统。冯国璋派北京市长等人接见学生,劝说他们回校,但是没有奏效。最后冯国璋会见了13个学生代表,并承诺不会做出违背中国利益的事情,学生们才开始散去。这次的学生代表,如段锡朋、许德珩等人,翌年都成了五四学生运动的领导者。

  那时候,巴黎和会还没有召开,但五四之幕已经开启。舒缓的历史河流,经历了数年的酝酿,又一次迎来了激流勇进的时刻。

  回到真实的“五四”

  一个时代的幽暗和光亮,只有进入到社会的不同层面,才有可能看得更清楚。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五四”的认识,大多是从政治史出发,或者是从思想史出发的,很少从社会层面去认识那个时代,了解那个时代不同人群的生存境况,和他们的所思所想,他们的追求,从而展开一幅幅更逼近历史原貌的画面。

  历史不是纸上写成的,历史只是已逝去的生活。尤其是在“五四”那样一个大时代,许多不同的侧面都值得我们去关注,那原本是一个有着无数的不确定性、无数的可能性的时代。

  “五四”最大的特征就是它的多元和开放性,众声喧哗,没有权威,否定偶像,各种思潮、价值相互冲撞,相互融合,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生机和活力,那个时代的人,特别是受过新式教育的年轻人,很少有唯唯诺诺的,都是有棱有角的。“五四”的中国诚然是一个很不完美的社会,否则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这一幕幕闹剧也就不可能接踵登场,这些闹剧背后都有深层的社会原因。一个没有经历过启蒙运动洗礼的古老民族,即使把皇帝赶下了龙廷,也没有在一夜之间获得自我更新,新生的共和制度建立在沙土之上,而不是磐石之上。但是,千年王权的终结,旧权威的消解,迎来了一个可以独立思考、自由追求的时代。

  至于女性解放,一方面不断有北大向女生开放、女青年进入银行和百货业等新闻出现,一方面贞操问题成为知识分子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女性为反抗包办婚姻而自杀的消息也时有所闻,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1919年11月湖南长沙的赵五贞自杀,青年毛泽东就在当地的《大公报》《女界钟》等媒体连续发表了十篇评论,为恋爱自由、婚姻自由大声疾呼,甚至喊出了“赵女士万岁”的口号。

  这些解放的后面,本质的解放应该是社会解放。只有社会解放了,个性解放、女性解放才不至于成为空话。而社会的自我解放也意味着每个人自己解放自己,而不是某个救世主来为你做主,来解放你。这应该是“五四”的核心命题,德先生、赛先生也好,娜拉出走也好,打倒孔家店也好,这些讨论都是社会自我解放的一部分。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五四”已出现了公民社会的雏形,经过晚清以来几代人的努力,从王权的枷锁下渐渐挣脱出来的社会已拥有一定的自主力量。“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也是从臣民向公民转型的一代,他们的公民意识,社会责任感,比如对弱势群体的关切,应该放在对国家命运的这个大尺度上来看待。

  作为一个新兴的阶层,“五四”时代引领社会潮流的知识分子,和另一个几乎同时出现的实业家阶层,如同历史的两个轮子,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正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社会解放不仅仅是通过知识获得解放,也是通过经济的发展获得解放。以往我们对“五四”的认识有个误区,以为“五四”不强调私有产权,其实,那个时代的人们拥有创办私有企业、银行的权利,有从事商业、追求财富的权利。不少实业家在致力于发展自己企业的同时,一样关心社会,热衷公益。荣氏兄弟有一句名言,“爱国之心,未敢后人”。在“五四”学生运动激荡的背后,正是有着社会的后援力量,除了教育界、新闻界,离不开实业界的支持。1922年在上海召开的“国是会议”,就是由上海总商会与江苏省教育会联手推动,那个时候具有相当自主性的两大阶层,已成为社会的支柱,军阀占据政治舞台的中心,他们则在社会舞台上做自己的努力,国家与社会相当程度上的分离,社会才会产生自己独立的意愿。这是“五四”之所以成为“五四”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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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年5月4日,北京十三所学校的三千多名学生,在天安门集会,要求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会后游行示威,五四运动就此爆发。

  回到1919 :众声喧哗的原汁“五四”

  中国财经网 2009年04月22日

  “五四”不仅是德先生、赛先生、费小姐交替登场的舞台,更是一个各种新思潮和新主义的试验地

  90年来,对于“五四”的纪念与表述,大多停留在意识形态的论争,极少有学者愿意从社会层面去认知那个时代的精神遗存。原本内蕴丰厚,值得再三解读的所谓“五四精神”,多年以来,被简略在爱国与卖国的二元表达之间。

  “五四”不仅仅是德先生、赛先生、费小姐的粉墨登场,“五四”也不仅仅是一曲简单的爱国主义赞歌。“五四”之复杂,如同一个热闹的舞台,也如同一个各种新思潮和新主义的试验地。文学革命、学生运动、罢市罢工、抵制日货以及新式知识分子的种种社会和政治活动,使“五四”之年成为一个意蕴丰富的历史切片,而“五四”所呈现出来的种种话题,至今仍有历史回响。

  真实的社会生活是参差不齐的,一个时代的幽暗和光亮,只有真正深入到社会的不同肌理,才有可能看得更清楚。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新闻周刊》试图从具体而微的角度,选取那个年代的一些社会新闻,用我们的视角,展现那不大为人所关注的另一种社会图景,还原一个更为真切的“五四”。

  五四之幕如何开启?

  后人给“五四运动”赋予的意义越多,那场运动在今天看起来就越发地面目模糊。“五四运动”并非一个孤立的学生运动,它有自己的前因后果

  文/陈远

  后人给“五四运动”赋予的意义越多,那场运动在今天看起来就越发地面目模糊。沿时间向度向前追溯90年,1919年5月4日发生的事情,远没有如今天这般排列得如此清楚,也许并没有承载那么多后人附加在它身上的意义。

  人们常常习惯于把某个时间的节点作为划时代的标志,却忽略历史的延续性。比如看一看民国初建之时的政要名单就会发现,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张勋、张作霖等等,无一不是晚清政局中的要角。

  同样,五四运动也并非一个孤立的学生运动,有自己的前因后果。

  在这样的语境之下,探讨五四之幕如何开启,才显得顺理成章。

  1

  得从“二十一条”说起。

  1915年1月18日,一个阴暗寒冷的傍晚,违反正常的外交途径,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与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私人会晤之时,提交了几页纸写文件,文件用纸上,印有兵舰和机关枪水印。日置益要求袁世凯:要“绝对保密,否则要负一切严重后果之责”。

  文件内容,便是对中国人自尊心伤害超过任何坚船利炮的“二十一条”。按照条约,中国几乎尽在日本掌控之中。

  袁世凯意识到非同小可,当天晚上随即召集国务卿徐世昌、外交总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陆军总长段祺瑞、税务督办梁士诒,商量日本要求。

  经过了4天的连续会议,这些习惯于舞枪弄棒的军阀和官员,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做法,决定利用新闻界来争取道义上的支持。

  24日,美使芮恩施通过自己的渠道得知了“二十一条”大概。同一天,北京的报纸率先登出了日本要求的消息。

  中国政府想利用外国的设想未能实现,那些外国人关心的只是本国在中国的利益。但是中国的公众舆论在这一时期第一次有了发言的机会,知识分子通过报刊所表达出来的民族屈辱感的心声,全国上下到处可闻。

  日置益在与新任外交总长陆徵祥第三次会见时,责备中国政府一反惯例,不但不压制舆论,反而利用这种舆论。陆对这种指责的回答是:“现在已不再是满洲人统治的时代了,中国人已经享有新闻自由。”这当然是谎话,只是用来作为对付日本人的理由,只是看上去是冠冕堂皇的。

  中国国民抵制日货的行动也在那个时期蓬勃发展起来。政府虽然迫于日本的压力,屡下禁令,但是屡禁不止。这一运动一直延续到4年之后的五四运动,并且引发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一场最后对簿公堂的商战。建立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近代出版的先驱,从建立之初便一直有日本股份。在当时的形势下,商务为了自己的形象,于1919年1月14日在《申报》刊出广告,申明“已将外国人股份全数收回”。但中华书局在进行宣传时,一方面强调自己是纯正的华商股份,一方面指摘商务含有日本股份。一时间,商务和中华两家出版大鳄之间,剑拔弩张,是为这大时代背景中的小插曲。

  袁世凯政府虽然力图周旋,但是依然不能抵抗日本的压力。5月7日,日置益向外交部提出最后通牒,限令中国政府5月9日6时之前做出答复。8日,袁世凯召集黎元洪、徐世昌以及各部总长召开会议,决定接受日本要求。9日夜,外交部照会日置益,承认日本的最后通牒。

  5月7日和9日,很快就被命名为“国耻纪念日”。之后五四运动的两个口号:“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在此时已经埋下了伏笔。

  而在这一时期负责和日本人打交道的三个官员:章宗祥、曹汝霖、陆徵祥,则成了几年之后学生运动的矛头所指。

  2

  “二十一条”的消息迅速传到了国外。

  《中国学生月刊》——当时留美学生的声音主要通过这个杂志传达出来,在这份杂志的3月号上,几乎用了所有的篇幅来讨论“二十一条”。

  中国留学生群情激奋,正如其中的一篇社论说的那样:“我们必须依照民族的最高利益去行动,如果有必要的话不惜牺牲性命。……中国需要人才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为迫切……因而我们的职责十分明确:返回祖国!”甚至有些学生想在暑假期间到美国军部主办的军事营地去受训。

  胡适没有跟随这种潮流,他那时候正担任《中国学生月刊》的编辑。胡适写了一封《给全体中国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号召大家保持“爱国的清醒头脑”。胡适说,作为学生,当时的任务“就是读书”“好好准备自己”,“等到我们的国家克服这个危机以后——我们深信她必能克服这个危机——好去帮助她进步”。胡适甚至说:“或者,如果必要的话,去使她从死亡里复活过来。”

  胡适给自己招来一片骂声。立刻有文章反驳胡适的建议不是什么“爱国的清醒”,而是“不爱国的糊涂”。胡适身边的同学更加直接地给了他一个称呼:“卖国贼”。

  但是胡适对自己的判断充满信心。半年后,胡适写道:“新潮之来不可止”,预言即将到来的文学革命。而他自己在一年之后则做了这场革命的领导者。

  “二十一条”签订之后,在留学生归国的热潮当中,因为参与反袁“二次革命”失败,流亡到日本的陈独秀在1915年夏天回到了上海。9月15日,他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来改名为《新青年》。

  在那篇脍炙人口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陈独秀给当时的青年们提出了6条行为原则: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这份杂志让远在美国的胡适感到耳目一新,他把自己关于文学革命的想法寄给了陈独秀。然后,以《文学改良刍议》的标题发表在《新青年》上,谁也没有想到,这篇语气平和的文章,竟然在那个时代掀起了巨浪狂风,成为白话文运动的第一炮。

  不过,正像陈独秀后来总结的那样:(胡)态度太平和了,若照他这个态度做去,文学革命至少还须经过十年的讨论与尝试。但陈独秀的勇气恰好补救了这个太持重的缺点……当日若没有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精神,文学革命的运动决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

  其时,陈独秀的主要活动还主要集中在上海。国内外新知识分子的头面人物如吴稚晖、胡适、李大钊、刘半农等人之间的联系还不是十分密切。

  这一切,到了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之后才有了改变。蔡元培出掌北大之后,把陈独秀拉进了北大的阵营,胡适也“如今我们回来了”。在进入北大之前,陈独秀已经和易白沙、吴虞等人形成了反儒教的观点,并且把自己的信条归结成两条:德先生和赛先生。

  蔡元培担纲北大之后,北大呈现出了新气象。1918年冬天,一帮既有新思想又有活动能力的学生创办了一份《新潮》杂志。那帮学生,如罗家伦、傅斯年等人,后来大多数成了五四运动的带头人。

  3

  很多人惊讶于蔡元培出掌北大之后对于北大大刀阔斧的改革,每一项措施几乎都是一步到位。这跟蔡元培的资历有很大的关系,不过,即使蔡元培这样的老资历,也存在压力。他的压力来自保守主义阵营。

  林纾是当时保守派最有影响的代表。林纾虽然不懂英文,但是凭借助手的帮助,翻译了大量的欧美小说,《茶花女》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一部,“可怜一部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但是林纾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反对与其说主动出击,倒不如说是被动应战。

  新文化阵营中的人们干劲十足,但是觉得缺少关注。他们需要一个靶子。

  林纾被他们选中。

  1918年3月15日,钱玄同化名“王敬轩”,以旧派文人的口吻写了一封致《新青年》编者的信,信中对林纾充满褒扬之辞,并对《新青年》做出批评。随后,刘半农对此信做出答复,逐一反驳,极尽刻薄。

  林纾开始还手。1919年2月和3月,林纾在上海的《新申报》发表两篇短篇小说,影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其中的一篇《荆生》,被写入历史教材。林纾从此成了反面人物。不过,林纾后来在报纸撰文,承认那两篇故事具有侮辱性,并向蔡元培等人道歉。这种态度受到了新文化阵营中陈独秀的赞扬。

  1919年3月18日,林纾还给蔡元培写过一封后来广为人知的信,指责北大“覆孔孟、铲伦常”。同一天,蔡元培给林纾回了一封长信,后来被人广泛征引。在那封信中,蔡元培说:“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

  但是纵览蔡元培回信的原文就会发现,即使是蔡元培,在面对旧阵营指责的时候,也有闪烁其词的地方。比如他否认或缩小新文化运动的教授们所提倡的东西。对此,周策纵先生在其名著《五四运动》中分析:在那种环境下,即在落后的军阀政府统治下和在保守势力大规模的进攻面前,蔡的答复最重要的目的是使大学免受政府的干涉。

  4

  一个林纾不会让蔡元培产生如此的顾虑。让蔡元培感受到压力的,是当时林纾所代表的保守势力。

  早在民国初造之时,许多出身于清室的军政要人即使在进入民国体制之后,仍然公开表示效忠清朝。比如新疆都督袁大化拒绝废除顶戴,自称为都督兼巡抚部院;甘肃都督赵惟熙不但自己保留辫子,还禁止他属下的人民剪掉辫子;冯国璋任禁卫军军统时,因恐“两宫触目生悲”,下令禁止北京南苑人民悬挂国旗;最有名的,当属张勋的辫子军……如此等等。

  1914年,社会上帝制复辟的气息空前浓厚。当时,两种不同的帝制派同时出现,一种是主张拥戴袁世凯做新皇帝的袁党,另一种则是主张清朝复辟的前清遗老。

  袁世凯对于这种复辟的主张采取了纵容态度。对于袁世凯称帝最积极的,是他的儿子袁克定和以杨度为首的“筹安六君子”。

  1915年初,梁启超收到袁克定的请帖,请他到汤山参加春宴。梁启超到达之后,发现只有主人和杨度一个客人在场,不免感到惊讶。袁克定对此的解释是:“今天没有邀请外客,我们好随便聊天。”进入话题之后,袁克定似有意又似无意地问梁:“进来舆论都说共和制度不适合国情,卓如先生有何高见?”这一问来得突然,让梁启超感觉到了袁氏父子帝制自为的企图,半晌才回答:“我生平只研究政体而很少研究国体。”

  6月,梁启超到南京拜访冯国璋,冯是同时和梁与袁来往密切的人物,梁启超企图通过冯国璋打探袁世凯的真实意图。6月27日,两人同时到了北京,冯国璋一连三次谒见袁世凯,每次谈到帝制问题,袁世凯都坚决地予以否认。

  但是在之后的12月31日,袁世凯在各种“请愿团”的“敦促”之下,正式下令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改总统府为新华宫。袁世凯终于当上了皇帝。

  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精英层面,共和体制已经深入人心。这种现象与底层社会渴望“皇帝”的心理形成鲜明对比,正好符合余英时先生关于“大传统”与“小传统”相交激荡的历史断论。

  袁世凯称帝,开了历史倒车。各地反袁势力纷纷揭竿而起。1916年3月23日,袁世凯为了保住自己的总统地位,不得不宣布废除帝制。短命的洪宪帝制,前后只存在了83天。

  虽然保住了总统地位,但袁世凯大势已去,6月6日,袁世凯死了,临终前,他给自己写了一副挽联:“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像是为自己辩护。有好事史家认为,在当时日本对中国步步紧逼的情势下,袁世凯帝制自为,是想通过称帝集结中国当时散乱的权力布局,以达到与日本抗衡的目的。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但是实际权力则掌握在内阁总理段祺瑞手中。而段祺瑞的参谋长徐树铮,正是林纾小说《荆生》中“伟丈夫”的原型。

  新思想与旧势力,开始短兵相接了。

  5

  1916年10月,寺内正毅继大隈重信出任日本首相,当时日本经济正经历着空前的战时繁荣。其财政大臣胜田提出“菊分根”政策,其目的是通过贷款和投资的方式在中国建立经济根基,并使中国殖民化。从1917年1月到1918年9月,这项政策使日本向段祺瑞政府提供了巨额的“西原借款”。

  昔日老袁,今日小段。段祺瑞与袁世凯,脱胎于同一个政治母体。

  在“二十一条”谈判中曾经力主对日本强硬的段祺瑞,开始越来越倾向日本。从1918年的3月到5月这段时间,在得到段祺瑞的许可后,中日就《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协定》进行谈判。根据协定,中国政府允许日本有权在北满洲和外蒙古驻军,允许日本使用中国的军事地图,为中国海军和陆军配备日本教官,此外日本还得到了一些其他的权力。虽然谈判是在严加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但是消息还是传了出去。

  5月5日,中国留日学生不顾日本警察的干涉,举行了一次集会,会上做出决议,所有留日学生5月20日集体回国。在第二天的另外一次集会上,46名中国学生被日本警察逮捕,这激起了中国学生更大的愤怒。他们返回日本,声称条约因其军事性质不能公开。没有哪个归国而来的留学生理会这个指令。少年中国学会就是在这一时期成立的。

  5月21日,北京许多大学,包括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政法专门学校等高校的2000多名学生,举行了示威游行,抗议与日本签订军事协定。上午9点,学生们聚集在新华门总统府的会客室前,要求会见总统。冯国璋派北京市长等人接见学生,劝说他们回校,但是没有奏效。最后冯国璋会见了13个学生代表,并承诺不会做出违背中国利益的事情,学生们才开始散去。这次的学生代表,如段锡朋、许德珩等人,翌年都成了五四学生运动的领导者。

  那时候,巴黎和会还没有召开,但五四之幕已经开启。舒缓的历史河流,经历了数年的酝酿,又一次迎来了激流勇进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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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家楼上空的火光

  1919年5月4日,三千多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前集合并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巴黎和会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被捕学生被释放

  梁漱溟反对以“国民公意”或事物本身的正义性为借口,走上背离法治、任意采用非法手段的道路。他的让痛打“卖国贼”的学生接受法庭的审判的观点,在当时被人们视之为冒天下大不韪的迂腐之见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李杨 ☆傅艺明

  被堵在东交民巷西口的3000余名热血沸腾的青年学生,在烈日下已经等了很久,“虽无厌倦之容,难免愤恨之态”。这是1919年5月4日的下午,学生游行队伍由天安门出东华门,行至东交民巷西口受阻。

  4月底,中国在巴黎和会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新潮社、国民杂志社等学生团体纷纷召开会议,决定在5月7日,就是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最后通牒的4周年纪念那天,举行示威大游行。然而,从巴黎不断传来的消息,已使学生们等不到这一天了。

  5月4日下午学生们齐聚天安门,两点半左右开始游行。他们挥舞着小旗,上面写着“还我青岛”“拒签和约”“抵制日货”“打倒卖国贼”的口号,向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区进发。

  在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中,有一位威武的山东青年扛着大旗走在最前面,不时带领大家一起振臂高呼,偶尔又暂缓脚步,与身边的几位同学低声交谈。他,便是游行总指挥、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

  东交民巷本是学生游行的目的地,学生们本想向美、英、法等国公使递交“说帖”,表明誓死收回山东权益的民意。不巧,5月4日这一天正好是星期日,各国公使都不在。后来,在北大就读的罗家伦等几位学生代表,只好将“说帖”留在了美国公使馆。

  接着,学生要求穿越使馆区游行,但捕房不让通过,说除非大总统同意才能入内。1901年,清政府被迫与八国联军签订了《辛丑和约》,规定这个地方为中国人不得随意通行的使馆区。于是,东交民巷成了“国中之国”。

  巡捕打电话与总统府交涉,往返磋商不得要领。此时,三千学生在狭窄的东交民巷西口已等了很长时间,他们变得懊恼而愤怒。忽然,人群中有人大喊:“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去!”

  曹汝霖在段祺瑞执政时曾任外交总长,当时任交通总长,曾参与向日本大借款,又是“二十一条”谈判的参与者。而陆宗舆、章宗祥同为“二十一条”谈判的当事者,此二人都曾留学日本,又都出任过驻日公使。因此,曹、章、陆三人一向被视为著名的亲日分子。

  学生决定改道向曹汝霖家去。在此紧要关头,负总指挥责任的傅斯年,担心发生意外,极力劝阻同学不要激动,不要去。但喧嚣愤怒的浪声,使年仅23岁的傅斯年无法控制局势,于是他便自举大旗率众前往赵家楼曹汝霖住宅。

  打进曹宅

  游行大队退出东交民巷,掉转向北,沿户部街、东长安街,到东单牌楼和石大人胡同,浩浩荡荡,扬起一路灰尘。学生们高喊口号,散发事先印好的传单。传单主要是两份宣言,一份是文言的,一份是白话的。前者由当时北京大学学生许德珩起草,后者则是到公使馆送“说帖”的学生代表罗家伦起草的。大约下午4点半左右,队伍到达了离外交部不远的曹汝霖住宅。

  曹宅位于赵家楼胡同,但其建筑并非楼房。根据曹汝霖本人的回忆,当时曹宅分为东西两个院落,西院是中式房屋(包括大门及门房),东院则是一排西式平房,曹住东院。

  当日中午,曹汝霖、章宗祥正应总统徐世昌之邀在总统府参加宴会。席间,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来电,说天安门外有学生手执白旗标语,为和会失败,攻击曹总长诸位,请诸位暂留公府,不要回家。但曹、章二人并未重视这一劝告。

  下午3时许,曹、章回到赵家楼曹宅,警察厅派来三四十名警察守卫。不久,陆军部航空司长丁士源和一个叫中江丑吉的日本记者也来了。

  4点半左右,愤怒的学生到达曹宅,大叫“卖国贼!卖国贼!”许多学生都向窗口和墙头抛掷石头和白旗子。曹的父亲患半身不遂,这时正坐在廊下,由一婢一僮服侍。一块石头飞来,由婢女挡住,打在她的背上,曹的父亲未被掷中。

  学生要冲进曹宅,可大门已关。这时,有学生爬上一个不太高的围墙,打破窗口玻璃,跳进曹宅。然后陆续有学生进去,并从里面把大门打开。此后,大群学生涌进曹宅。

  打进曹宅后,学生满以为曹、章等人正在客厅开会,不料,客厅和书房都找不到人。激动的学生便把客厅、书房的花瓶瓷器等物捣毁在地。接着,学生又跑到曹的两个女儿的卧室,两女不在,就拆下铁床的柱子和零件,转到曹汝霖妻子的卧房。曹妻锁了房门,学生便用铁柱撞开房门,问曹在何处。曹妻答,他在总统府吃饭未归。学生便把所有镜框家具完全打碎,把首饰等物抛掷在地,用脚踩碎。

  随后他们又走到曹汝霖父亲的房里,打开橱门见有燕窝银耳之类,取出匣子摔了满地。曹父说,这都是人家送的,舍不得用,就送给你们好了,何必暴殄天物?但学生们还是践踏得粉碎而去。

  放火、殴人与“烈士”

  曹汝霖仓促间躲进一个小屋,章宗祥、丁士源和日本记者中江丑吉在仆人引导下躲进地下锅炉房。混乱中,学生没有发现曹汝霖藏身的箱子间,直到警察总监吴炳湘赶到,抓了学生,曹才从里面出来。

  其间,北京高师学生匡互生取出随身携带的火柴,决定放火。匡的这一举动被北大学生段锡朋发现,段阻止匡说:“我负不了责任!”段是北大的学生领袖,而北大又是学运中坚,因此,段和游行总指挥傅斯年一样,自认为是要对此次活动负责的。匡互生毅然回答:“谁要你负责!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结果仍旧放了火。

  当时,除了段锡朋以外,还有一些同学,特别是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认为放火殴人是超出理性的行为,对此颇有非议。

  章宗祥等在锅炉房听到上面放火,即跑出来,向后门奔走。章身着礼服,学生们以为他就是曹汝霖,把他包围起来打了一顿,忽然有人说“打错了”,大家便一哄而散。这时,中江丑吉和曹家的佣人,把章宗祥抬出去,停在一间杂货店里。忽然,群众中有人又叫“刚才并没有打错”,大家又去杂货店把章宗祥拖回曹宅继续打。

  此前,一些学生刚看过章宗祥的照片。北京高师5月3日晚开过一个会,议决用猛烈的方法惩戒曾经签字“二十一条”的当事者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当时有一位同盟会老同志曾秘密地将章宗祥的照片交给他们,因为曹、陆的相片在大栅栏等处的照相馆时常看见,而章则任驻日公使,面貌不甚熟悉。

  混乱中,学生看见起了火,又听见有人大叫“曹汝霖已经给打死了”,很多人可能害怕做得有些太过分了,纷纷散去。此后,军警前来捉人,32个学生被押去警察厅。

  章宗祥被警察送进同仁医院,此后两天没有大小便,医生说他命在旦夕。学生们担心,这一次有放火殴伤等重大情节,政府又抓了学生,如果用学生抵命怎么办?

  就在这个时候,北大有一位叫郭钦光的同学,刚巧死了。郭原本有肺病,在5月4日那一天,可能跑得太用力了,吐血加重,不久便去世。学生怕章宗祥同他们打官司,北大学生狄君武提议,大家定下一个策略,硬说郭钦光是5月4日那天被曹家仆人打死的。于是,郭钦光成了“五四”运动中唯一的“烈士”,“受各处追悼会之无数鲜花美酒吊祭,和挽章哀辞的追悼”。上海还有一位女士当众痛哭郭烈士。

  “郭君那一天因为走路过多,身体过劳而使肺病加重乃是确实的,这是我们应该同情他,但是把他造成‘五四’的烈士,全国亦以烈士待之,多少未免有点滑稽。”罗家伦事后撰文如是说。

  万人诺诺,一士谔谔

  迫于压力,政府于5月7日上午释放了全部被捕学生。北大校长蔡元培和该校全体学生,在北大红楼前迎接被捕同学返校。北京高师被捕学生返校情景更为热烈。学生刚到校门口,就被欢迎的同学和邻近的居民围住。他们一下车,就给戴上大红花,把他们一个个抬起来,高高举起。

  就在大家为学生齐声喝彩的时候,正在北大任教的梁漱溟,给众人泼了一盆冷水,可谓万人诺诺,一士谔谔。

  梁漱溟在报上发表题为《论学生事件》的文章,他说:“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绝不能说我们所作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我们民众的举动,就犯法也可以使得。”因此,他说:“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厅去提起公诉,学生去遵判服罪。”

  梁漱溟反对以“国民公意”或事物本身的正义性为借口,走上背离法治、任意采用非法手段的道路。让“五四”痛打“卖国贼”的学生接受法庭的审判,在当时被人们视之为冒天下大不韪的迂腐之见,反对梁漱溟的意见很快占了上风。

  北京《晨报》刊发文章《学生事件和国家法律问题》,认为法律应该为正义事业服务。文章说:“我们人类现在既已承认学生运动是合乎正义的,国家和法律也应该跟着我们人类往一条路上走。那些道德上承认,法律上不承认的话,是野蛮时代的法律,专以维持秩序作目的的……这种法律观,单是救济人治之弊的,在现在的国家内,实在没有什么功用。”

  《国民公报》发表署名陆才甫的文章《学生无罪》。报社社长蓝公武也发表题为《评梁漱溟君之学生事件论》的文章,认为群众的正义行动可以侵犯个人自由。蓝公武在“五四”运动以后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在1949年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兼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委员。蓝公武在文章中说,“梁君说无论什么人,有他的自由,不许他人侵犯,这话本来极是。可是侵犯人的,要是出于群众的行动,那就不能有这样的说法了。法国在欧战初起的时候有个极有名的社会党领袖,因为主张平和,被群众打死,后来并没有发生法律上的问题。这种事情实例不知有多少。”

  多数人迷茫了……

  倒是当时非常活跃的学生代表罗家伦,此后迅速进入反思,内心中不无矛盾和冲突:“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读了几年书,而去年一年以来,忽而暴徒化,忽而策士化,忽而监视,忽而被谤,忽而亡命……”一年后,1920年5月,在胡适的安排下,罗家伦与段锡朋等人一起赴美留学。

  而游行总指挥傅斯年则更加迅速地与“五四”绝缘了。5月4日那天,大家本来要推选他担任学生联合会的临时主席,但傅斯年对暴力行动有些疑虑和不满,在随后的辩论中,忽然有一个浙江籍的陶姓学生打了他一拳,自此以后,“五四”运动和傅斯年便不再发生关系了。

  (本文参考了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彭明《五四运动史》、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袁伟时《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萃与解读》、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陈明珠《五四健将——罗家伦传》、焦润明《傅斯年传》、王为松《傅斯年印象》、郑大华《梁漱溟传》以及相关老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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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专题:回到1919-4 [转帖]

 

李超之死 演变成学界的公共事件

  一个普通女生之死,何以“小题大做”,进而演变成学界的公共事件?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李杨 ☆傅艺明

  1919年11月25日,星期二。下午1点,胡适终于开始动笔写作《李超传》。

  李超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3个月前病逝于法国医院。

  女学生体**于肺病,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稀罕的是,这桩普通的死亡事件竟然演变成了公共事件,全国知晓。

  李超其人

  女生死后不久,胡适收到一包李超生前的书信,是朋友为她清理遗物时发现的。这些信稿已被李超的朋友分类编辑过,他们希望北大教授胡适对这位女学生的不幸辞世写点什么,以便在追悼会上宣读分发。

  读了李超的书信,胡适产生了为这个女子作传的想法。从11月12日起,他几次三番将“作《李超传》”的计划写在自己的日程表上,但动笔却一拖再拖,直到追悼会前5天,终于一气呵成。

  李超是广西梧州金紫庄人,父母双亡,姊妹3个。父有一妾,李超是跟随她长大的。李家是一个大家,家产不菲,但女儿均无继承权,所以过继了一个侄儿,继承香火。

  李超到20岁时,在家中的处境开始艰难起来。因为过继的嗣兄才是家产的真正继承人,才有权支配家产。李超的两个姐姐都已出嫁,嗣兄也已结婚,为了早日尽享家产,嗣兄最怕李超读书不嫁,还要靠家产生活。

  也正应了他们的担心,这个倔强的妹子偏不肯早早出嫁,要用家中银钱供自己读书求学。于是,李超成了哥嫂的眼中钉。

  其时,李超的教育程度已不算低。她幼年随做官的胞叔识字,10岁后接受家塾教育,学习经史,民国初年就读于梧州女子师范,毕业后于1915年和同伴组织了一个女子国文专修馆,1年后解散。

  家庭生活的烦闷,使李超产生了去外地求学的想法。1918年6月,李超只身来到北京,9月入女高师旁听,后改为正科生,第二年冬天被校医院确诊为肺病,先入首善医院调养,濒危时转入法国医院,于1919年8月16日下午病逝。

  胡适为可怜女子作传

  李超死时二十三四岁。据李超同乡的记述,在北京的短短一年间,特别是从生病到去世期间,李超“时露抑郁”,同学同乡都“莫知其故”。胡适认为,李超病由心生,“她本来体质不强,又事事不能如她的心愿,故容易致病”。至于“抑郁”的原因,胡适给出的解释是:学费。

  胡适认为,“旧家庭的黑暗,历历都可想见”,李超外出求学的重要动机,是避免高压的婚姻。但在胡适看来,李超的问题,首先是家庭财产继承制度导致的经济问题,家中有钱却无法支配,使她一直在殚精竭虑地四处借款。所以胡适说,李超的根本问题,就是女子不能算为后嗣的大问题。

  《李超传》主要是围绕李超家庭成员之间的经济利益组织材料。嗣兄百般阻挠李超离家,在信中以乡间惯例、乡党非议等理由威吓,被胡适称为“高压的家族制度之一篇绝妙口供”,背后的用心却是财产的考虑。李超病死后,丧事由同乡料理,棺材一直停在北京一座破庙里不知如何处置,而其兄来信却说她“至死不悔,死有余辜”,更加揭示了经济利益视野下家庭成员的残忍面目。

  胡适替这个“可怜女子作传,竟做了六七千字,要算中国传记里一篇长传”。胡适为什么要下这么大工夫,为这个素不相识的女子作传呢?胡适自己的解释是,“因为她的一生遭遇可以用做无量数中国女子的写照,可以用做中国家庭制度的研究资料,可以用做研究中国女子问题的起点,可以算做中国女权史上的一个重要牺牲者。”

  名流齐聚追悼会

  追悼会的发起,后来成了女高师和北京大学的共同行动,进而成为北京学界的一个公共事件。发起人名单中,有蔡元培、胡适、李大钊等知名学者,有罗家伦、康白情、张国焘、黄日葵等北大学生,也有女界名流吴弱男等。

  当时正在北大就读的邓中夏,以“大壑”为笔名,为长沙《大公报》撰写了《李超女士追悼会纪略》的报道。他在报道中说:“先前李超的为人,没人晓得。后来死了,她的书信给她的朋友瞧见了,才惊骇起来,发起追悼会,京里一般有思想的人,更为注意。”

  追悼会于11月30日下午,在女高师如期举行。会场坐得满满的,男女来宾千余人。会场前方摆放着李超留短发、穿学生装的遗像,像框上方是蔡元培的手书横幅“不可夺志”。胡适写的《李超传》,也在会场上散发。

  蔡元培、蒋梦麟、陈独秀、李大钊、胡适、梁漱溟等社会名流均到场发表演说。邓中夏描述他们的演说是,“均淋漓尽致,全场感动,满座恻然,无不叹旧家庭之残暴,表同情于奋斗之女青年。”

  胡适和梁漱溟等人主要着眼于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问题。胡适谴责了女子不能继承财产和有女不为有后的男尊女卑制度。梁漱溟认为,问题在于妇女的自身觉悟。他在追悼会的演讲中说,“现在重要在怎么使妇女界感觉她们自身种种问题,有了迫切的要求,自然会寻觅路子去解决。”

  蔡元培、朱执信等人则从李超之死,广泛讨论女子教育问题。为了解决女子上学的经费问题,蔡元培提出,个人的所有财产都不该承袭,都要归国家,做教育经费,因为承袭财产是资产阶级保存自己财产的一种方式。如果遗产归公,不仅像李超这样的人不会死,那些做苦工的穷女人,也可以受到应有的教育。他从这个角度提出了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公则。

  到会的男女青年学生也纷纷发表演说。邓中夏采写的报道说,北大学生黄日葵等多人,“均极沉痛”。其中以女高师国文部的两位女同学的演说,最为引人注目:“李女士受家庭专制之苦,如此其烈,而未向同学道过只字者,全以女士尚有两种旧观念未能打破,即‘家丑不能外扬’与‘以穷困为耻’之观念是也。吾辈女青年对于旧家庭之压迫,不可再抱家丑不外扬之陈腐观念,宜即宣于大众……”

  的确,在整个事件中,李超本人是沉默的。一个远离家乡的弱女子,告贷无门,而且碍于自尊又不愿家丑外扬,贫病交加,被迫而死。但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妇女的觉醒,在风起云涌的妇女报刊中,揭露女性的不公正待遇和批判旧家庭的声音日隆,女性在报刊上揭发家庭罪恶的文章甚至成了一种类型。

  这次追悼会收到挽联约千余副,其中蔡元培的挽联是:求学者如此其难,愿在校诸君,勿辜负好机会;守钱虏害事非浅,舍生计革命,不能开新纪元。

  追悼会从下午两点一直开到5点,实际上成了妇女问题的演讲大会。

  (本文参考了杨念群《新史学》第一卷、刘志琴《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二卷、彭明《五四运动史》、袁伟时《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萃与解读》、曹伯言《胡适日记全编(三)》以及相关老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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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贩”的非正常死亡

  在抵制日货的浪潮中,如果说学生的倡导是单纯出于满腔热血,那么商人的回应则要复杂得多:一部分人消极对待的商人,多少有些被裹挟的意味;而另一部分积极响应者,除了爱国热情以外,不无利用的成分

  本刊记者/张鹭

  1919年的一个夏日,在经济和名誉同时破产之后,以卖东洋杂货为生的苏州小商贩王国才陷入绝望。在妻子的守护下,他眼带泪珠、满怀愧疚地度过自己30多年人生旅程的最后时刻。

  致命的凶器是三包高磷含量的火柴头,它们被王国才当作药丸悄悄服下。之后,他蒙被而卧,呜呜咽咽地向妻子表达了自己的歉意,没有给妻子留下任何施救机会。

  “王国才”之死

  这个贫穷的家庭位于苏州玄妙观后一条名叫牛角浜的小巷里。绕过几家拆字摊、铁器店,就能看到一家旧货店,旧货店的楼上就是王国才一家租住的地方。玄妙观所在的观前街,相当于老北京的天桥,是一个集小吃、杂货、杂耍的传统集市。

  在很长时间内,居住于苏州市中心繁华地带的地理优势,并没能为王国才的人生带来任何机遇。他之前在一间米行学徒,其间娶了媳妇——账房先生的女儿。他的运气不够好,刚刚3年学徒期满、就要拿到3块钱的月薪时,店主破产,他也因此失业,从此只能靠打短工和妻子做女工维持生计。

  同学宋捷三的指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任职于一家洋行的宋捷三认识一家东洋号家,对方是个杂货商,专门从日本贩一些小孩玩具和学堂用品之类来苏州,再招一些本地小贩摆摊卖掉。在宋的担保下,王国才以免交保证金的特殊待遇批了20块钱货物,在玄妙观山门口租了个地方摆起了摊。

  定价从廉,加上为人和气,让王国才的生意非常红火。一个月平均算来,至少能赚到10多块钱。妻子这时也换了个新工作:专门糊一种纸匣,每天除去材料之外,也可以得到工钱二三角。

  至此,过去的一切不顺利,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直到有一天,他的小摊被卷入一件改变历史的大事:因为日本人欺侮中国,夺我青岛,北京学生率先走上街头,引得全国人心激愤,一致抵制日货。

  谨小慎微的王国才没读过多少书,连个字条也看不明白,无法理解这么大的一个风潮。风潮之中,起初每天还有几个人来光顾,后来一天天减少,终至无人问津。妻子糊纸匣的工作也受了影响,为了省钱,王国才在东洋号家曾批发了三四十块钱五彩的包装纸囤在家里,这样一来,这些花血本批来的纸也不能用了。

  “王国才”是个虚拟人物,事实上他存在于小说之中。小说的作者、清末民初文坛的著名翻译家、小说家和出版人包天笑,套用了俄国作家赫尔岑同名小说的名字来命名这篇作品:《谁之罪》。

  小说发表在包天笑主持的《小说画报》第21期上,出版时间是1919年9月1日。在后记里,作者强调,“我做这篇小说,确是纪实”。

  抵制日货

  “风潮一天激烈一天,不多久就从北京而上海,由上海而内地。苏州地方一向跟着上海走,便有学生成群结队在街上游行。”

  苏州学生对北京“五四”的呼应,与包天笑描述的一样快。据《五四运动在江苏》一书记载,早在5月6日和5月7日两天,东吴大学、省立一师、工专、农专、医专以及桃坞、英华、晏成、萃英中学等学校就分别建立了学生自治会。

  5月9日下午,苏州学界就举行了环城游行,高呼口号,散发传单,鼓动民众。第二天,苏州学生联合会成立,议决以宣传、讲演、调查国货、抵制日货为急务,联络各地商会切实倡导,公电吁请各地学界共策进行。

  到了5月28日,苏州学生全体罢课,学生们在国旗下宣誓完毕后,再次掀起了一场万人规模的游行。他们从体育场出发,到察院场口,然后分路回校。所持标语旗,都插于玄妙观,伴供众览。玄妙观成了一片“惩办卖国贼”“还我青岛”等旗帜的海洋。

  在包天笑的小说中,这样一个下午,“王国才”听到消息,许多爱国学生要到各家店子里搜查日本货。他急急忙忙把摊子收起来,东西还没收好,就遇到了游行到玄妙观的学生。

  看见王的摊子上全是日货,激发了学生们的义愤。有人嚷着说,“这是卖国奴,专替东洋人销货色”,“应该把他的东西全数烧掉了”。“王国才”瞪着眼睛,张着口,一句话都说不出,只是身子乱颤。一个学生提议,到他的家里去搜搜。

  一群人跟着“王国才”从玄妙观山门口,涌到牛角浜。到了门口,家里人惊慌失措,以为他犯了什么罪,捉人来了。幸亏有几个明白事理的学生安慰说,“你们切勿惊慌,我们是来搜查日货的,绝不来惊扰你们。”学生们搜查半天,把他妻子糊纸匣子用的纸料搜了出来,一调查是日货,七手八脚地搬到玄妙观后面的空场上烧掉了。

  在1919年的现实中,此时,几乎整个苏州城都在接受学生们的思想洗礼。东吴大学迅速形成了爱国学生讲演团,分头在热闹场所演讲。第二工业专科学校学生,自编自演了一出亡国惨剧新戏,将“朝鲜灭国惨史”编入,借以惊醒国人。

  东吴大学各科学生除积极宣传外,还带头不用日货,各人将自有之日本货物,一律毁尽,并对天立誓,今后不再购买日货。苏州的报社,拒登日人之广告。所有各街巷口之日人广告,一律被学生等拆除撕毁,并换贴“劝用国货、抵制日货”等种种印刷字样。

  商人的义与利

  家里被学生们搜查后,“王国才”又急、又羞、又恨、又气,从家里走出来,随时能感受到路人的指指点点,“这是卖日本货的朋友”。

  他被烧掉的货物都是从东洋号家赊来的,现在两手空空,无法面对热心为自己担保的同学宋捷三。“当此米珠薪桂,每天的吃用是要的,而且又担了个卖东洋货不爱国的恶名誉”,两相叠加,让他不堪重负,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包天笑并未把王的死归因于抵制日货运动,“你说‘王国才’的死,是人家害了他吗?人家何尝害他,也是光明磊落,一国国民到此地步应有的举动。”

  苏州这场光明磊落的举动,在6月6日那一天,从抵制日货升级为全城罢市。看到苏州商会对于罢市的迟疑,苏州全体学生在这天一次次排队到商会请愿,商会领袖则表示要邀集各业董事会商后方能决定。

  据《申报》报道,6月7日,学生们说,如不允8日开会议决罢市,则情愿“饿腹终夜,在此不散”。商会会长无奈同意次日开会,下午5时一律罢市。

  8日一早,学生们便开始分队挨户劝说商家罢市,“凡学生所到之处,商店即相率闭门”。苏州罢市发生时,“如有心存观望之商店,不受学生劝告,即众口詈之为冷血动物,非使其自悟闭门不止”。

  然而,学生们强大的动员能力并没有使得罢市完全实现。6月10日的《新闻报》报道,苏州各商店米店、酱园、南货店等虽在照常营业,然皆半掩其门。饭店则开门者居多数,酒店仍在暗中营业。

  10月的《新闻报》也刊登了这样一则报道:江苏省一个县的学生调查队发现,一家商店里的火柴有问题,它的外包装上印有“中华民国万岁”的字样,而实际上却是日本火柴,学生们当场销毁了这批商品。

  为此,学生们不得不在商人动摇之际表示警告,或忠告商家“保持人格、坚持到底”;或晚间在各店板门上用粉笔大书警告文字;甚至“易服潜行”,将油印传单数万份塞进各商店的门缝,要求商家继续罢市。

  “那些洋广货业、转运业、出口业以及与外国人有关的服务业等,往往会因为抵制日货运动而遭受直接损失,反对之情不难理解。而对那些与外商竞争较激烈的行业而言,抵货运动的另一面是国货的发展机会。”复旦大学副教授冯筱才,倾向于用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不同行业和地域对抵制日货的不同态度,“运动中抵货态度最为积极的是国货的生产厂家,如上海、无锡、武进、南通、江阴等地,国人经营的纺织工厂较多,因此这些地方的抵货运动便远较苏州、扬州、镇江等地为热烈”。

  冯注意到,“五四”时期,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与上海厚生纱厂老板等,都表示愿意出巨款支持学生运动,而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也与上海学生多有联络。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老板简照南之子简日林,日后回忆说,“每一次发生反帝运动以后,我们的业务就蓬勃起来,也一再地把我们从危机中挽救出来。”

  经济学家俞宁颇在1931年指出,由于日本输华货品多为我国自行供应不足的日用品,如棉织品、糖、煤、纸、木、面粉、鱼等,无一非我国重要之必需品,所以抵制日货仅能限于一时热度,而不能持久。

  根据1933年日本研究会《抵制日货之考察》的研究,正因为有实际的困难,所以每次抵制日货行动结束后,中国商人均大量购进日货。日货销量前后相加并不会有太大的降低。民众的消费欲望由于短时间被压制,突然的爆发可能会导致更大的增长。据俞宁颇统计,从1907年至1929年的23年中,日本对华输出额最高的年份分别是1925年及1919年,两年都是抵制日货运动发生的年份。 ★

  (本文参考了《五四运动在江苏》《五四运动在苏州东吴大学》《苏州史志资料选辑》《罢市与抵货运动中的江浙商人》《跌荡一百年》《承继谴责遗风的通俗社会小说》《鸳鸯蝴蝶:〈礼拜六〉派作品选》、《广陵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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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被格外照顾的人力车夫

  中国新闻网

  对人力车夫的关注,似在追寻着一条从人道主义到劳工神圣,再到民粹主义的潮流路线

  本刊记者/韩永

  1913年秋冬时分某天,鲁迅在大街上看到几个壮汉围殴一名人力车夫,当晚在日记中愤然写下:“季世人性都如野狗,可叹!”

  此时,鲁迅对这一事件的关注点还是在“如野狗”的“人性”上,对身处弱势的人力车夫着墨不多。时间向后推移6年,鲁迅在大冬天搭车赶路,途中擦到一位老妇的衣服,她应声倒地,鲁迅劝车夫不要多事,继续赶路。车夫却毫不理会,搀她走向附近的巡警分驻所。鲁迅顿觉这个“满身灰尘的背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

  对这个耳熟能详的《一件小事》,后来有人提出质疑,说向来以“改造国民性”为己任的鲁迅,难道真的会“仰视”一个国民性十足的车夫?该质疑提供了一个分析路径,就是“倘要论此,还要顾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个社会状态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新文化运动对人力车夫的集中关注。

  一

  1917年2月,李大钊在《甲寅》发表《可怜之人力车夫》。在武汉工程大学法商学院副教授刘秋阳看来,这是新文化运动对人力车夫关注的开始。刘秋阳曾对这一时期的人力车夫做过细致研究,并撰有两篇与此相关的文章:《人力车夫与五四运动》和《中共领袖与人力车夫》。

  李大钊在这篇文章中,首先指出了这一职业的两个“命门”:一、“以理言之,则以人类为牺牲,乃最背乎人道主义”; 二、“以利言之,则驱尔许之劳力,掷于不生产之职业,乃见讥于经济原理。”这一既不符合人道主义又不符合经济原理的职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工厂不兴,市民坐困,迫之不得不归于此途”,“宁为牛马于通衢,犹胜转死于沟洫”。

  人道主义和经济原理,都是从西方贩运过来的名词。前者事关平等,后者事关效率。有论者认为,倘从今天的眼光看,这两者都不是问题:前者说的是分工,当无贵贱之分,后者说的是服务业,虽是“不生产之职业”,但为生产创造了条件,显然并非“见讥于经济原理”。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严昌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新文化运动中很多写人力车夫的作品,特别是前期的作品,多是为了表达一种同情,其感性的成分多过理性的成分。严昌洪也曾对这一时期的人力车夫有过深入的研究,并结集而作《近代人力车夫群体意识探析》。

  李大钊之后的几篇有关人力车夫的作品,就颇能看出其中的同情之意。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刊发了两首白话诗,题目都叫《人力车夫》,一篇是沈尹默的,一篇是胡适的。沈尹默在写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后,提到了人力车夫:“车夫单衣已破,他却汗珠儿颗颗往下堕。”胡适则遇到一位少年车夫,年方十六,却已拉车三年,不禁“心中酸悲”,有心不坐,对方却说:“你老的好心肠,饱不了我的饿肚皮。”在“半日没有生意,又寒又饥”的小车夫面前,胡适坐又不忍,不坐也不忍,其同情心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

  这种对人力车夫不可抑制的同情心,是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对下层民众关怀的一个缩影。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说,这种关注来源于当时对“人”的发现。这种关注有三个重点,一是对妇女的发现,二是对儿童的发现,三是对下层民众的发现。“这些以前都是不被发现的(群体),不认同他们作为‘人’的价值,”钱理群说。

  这些新的发现,与当时西方的进步观念大量涌入中国有关。自清末特别是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的大量知识分子开始走出去,大口地呼吸国外的新鲜空气,带回来一筐筐“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这些思想的核心,就是对人的关怀,对人平等的关怀。钱理群说:“鲁迅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小的时候,下层人就像花草一样。现在才认识到,他们也是人,一个独立的人。”

  而在下层民众中,人力车夫不仅很有代表性,而且是显而易见的代表。根据当时对人力车夫的调查,其全年拉车总收入平均94元左右,扣除向车行缴纳的车租25元和车夫个人消费的33元,一年一个车夫平均可向家里供给36元左右。这仅够维持一个成年人一年的消费。但根据甘博和北平社会调查所的调查,当时北京的人力车夫家庭人口数平均为4.37人左右。按照当时比较流行的折算成成年人的办法,则一个车夫的成年人口平均可达到3.89人。也就是说,车夫的收入仅够支付半个家庭的生活成本,另外的一半则要靠其他的收入来源。在其他的收入来源非常困乏的现实下,人力车夫家庭大多过着收不抵支的日子。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出现了一种被陈独秀称为一大“特色”的现象:“十二三岁的小孩子,六十几岁的老头子,都上街拉车”。

  人力车夫受到密集的关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些人天天出现在大街上,是最显眼不过的下层民众了。作为当时的一种主要交通方式,人力车也是知识分子代步的主要工具。旅途漫漫,加之知识分子问东问西的天性,人力车夫遂成为这些知识分子了解最多的下层民众。知识分子的“博爱”情怀,于是全都事无巨细地流淌到人力车夫身上。

  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对人力车夫的关注,还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同情,尚没有上升到“神圣”的高度。

  二

  但这时,“劳工神圣”的思潮已经悄然潜入,并被1918年蔡元培的一个演讲充分地激发出来。

  1918年11月16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公报传出的第5天,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在天安门外专门为庆祝协约国胜利搭建的演讲场地上,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演讲的内容不足300字,但因其显赫的地位和影响力,已足以产生类似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传播效应。他以演讲惯用的排比句,让整个演讲听起来气势磅礴。

  这篇演讲的一个背景是,中国虽被列入战胜国之列,但实际的贡献只有在法国参战的15万劳工。在举国对战胜国的称谓寄予厚望的情况下,劳工的价值被赋予了“民族救星”的扩张定义。

  当时国人对协约国战胜的欣喜,梁启超曾用“普天同庆”来形容。陈独秀在《克林德碑》一文中,对“同庆”的场面有过这样的描述:“旌旗满街,电彩照耀,鼓乐喧阗,好不热闹;东交民巷以及天安门左近,游人拥挤不堪。”教育部下达号令:11月14日全国高校放假一天。北京大学则在此基础上再加两天,老师和学生都上街“提灯游行”,同时在天安门广场轮流演讲。“每人限讲5分钟”。时值北风凛冽,在声嘶力竭下,讲员的喉咙“不到5分钟已发哑声”。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志田撰文表示,在美国时任总统威尔逊“十四条”的感召下,国人似乎期望将过去几十年所受之屈辱,借助这一次战胜一举解决。

  为解决军人和劳工的善后问题而发起的募捐也在进行。欧战协济会中国委员会会长顾林在《劝捐缘起》中说:“(中国)对于欧战,迄未能大有为力之处”,而此等捐助与派兵派工人等相类,“均足使外邦视中国民族,同起敬爱之心,”因而应“倍加尽力”。

  但蔡元培所说之“劳工”,已将其含义扩大。他说:“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智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教员、著作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

  对劳工的这一扩张性解释,虽有将劳工与不劳而获者对立起来的意思,却并没有太多改变劳工在人们头脑中的固有含义。此后与劳工有关的大多作品,还是将目光瞄准下层的工人。只是他们的形象较之以前被俯视的地位,已经大为改观了:在同情之外,已经多了些歌颂的意味。

  基于上面的理由,虽然这一时期对劳工的关注渐有扩大之趋势,比如周作人有《两个扫雪的人》、刘半农有《铁匠》等作品问世,但知识分子目力所及的劳工代表,仍非人力车夫莫属。

  上文提到的鲁迅的《一件小事》,堪为这一时期的代表。有论者认为,如果仅从自省的角度分析,车夫搀扶老妇这一寻常行为让作者陡生高大的感觉,不仅略显突兀,也过于矫情。但如果把它放到“劳工神圣”的大背景下,再考虑鲁迅新文化运动主将的身份,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但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严昌洪认为,知识分子参照劳工反观自己,仍是这一时期作品的一个共性,但还是离不开“劳工神圣”这一大的背景。

  三

  对协约国战胜的欢欣鼓舞,并没有在巴黎和会上换来对中国外交权益的保护。当在巴黎和会上受辱的消息传回国内后,从停战公报传出之日起持续半年的民族热望,最终演变成极度的失望。这种情绪和过去几年迅速渗透的新文化精神发酵,酝酿出了“五四运动”这一坛绵延百年而余味犹存的烈酒。

  对劳工群体的关注,也由此进入一个与社会主义革命紧密相连的阶段。

  “五四”向革命转舵的一个背景,是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对中国的“背叛”,基本上结束了美国此前在华前所未有的美好时光,而“革命的新贵”苏俄则展现出不容人不接近的吸引力。北京大学教授罗志田在其《“六个月乐观”的幻灭:五四前夕士人心态与政治》一文中说:“美国的背叛凸显了‘公理战胜’的虚幻;日本基本已成潜在的敌人;英国在退缩;法国时常独立。而新俄所奉行的‘主义’本来自西方,在很大程度上又表现出对西方文明的否定,这样的思想最符合西方分裂后中国思想界的民族主义情绪,遂出现‘从威尔逊到列宁’的转变。”

  1919年12月1日,陈独秀在《晨报》发表《告北京劳动界》一文。文中,他指出劳动界有三件特别痛苦的事,其中两件与人力车夫有关,一是“满街灰尘和不洁的饭水,简直是车夫苦力的催命符”;二是“十一二岁小孩子、五六十岁老头子,也靠拉车糊口”。他虽然在文中说,“并不是要想大家像欧美劳动界那样有力量的运动,只盼望大家有自身所处的是什么境遇、并且有努力改善这种境遇的觉悟”。但他已对这一群体的组织工作有了初步的规划:“北京的车夫有两三万人,是要在车行车厂之外另行组织。”

  到了1920年,革命的气氛已经热火朝天。在1920年12月1日发行的《新青年》上,刊登了一篇柯庆施的《劳动专政》,提出“国家政府法律不必废除”,只需“由劳动者执政权”即可。一个月后的《新青年》,又刊登了一篇H.M.的《劳工神圣颂》。文中将劳工比作“神”,“他(指劳工)与神灵一样,在地面上走动,为人类祝福,不贪、不吝、忍耐、克己、勤勉、勇敢,为人制造面包。他与神是一样的宽容”。与之前的文章不同,这篇文章喊出了“万物的所有权,属于劳动者”的宣言,甚至“资本家的头,资本家的命,资本家的恋爱,都是徒在空屋子里的那些命贱的劳动者生产出来的”,“劳动者对于那个头、那条命,那样的恋爱,都可以主张所有权的。”

  北大教授钱理群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此时对劳工的关注,已经有些“民粹主义”的味道。

  对人力车夫的革命宣传骤然增加。《新闻报》1919年6月3日的一篇报道,描述了人力车夫抢阅由北京学生联合会创办的《五七日刊》的场景:“车夫工人争相传诵,甚至销罄之后,尚纷索不止”。1919年7月3日出版的《时报》,也对汉口人力车夫争购《学生日刊》的场景有类似的描述:“忽有苦力多人,争相购取。其中有不识字者,遂央人讲解,彼等俯首静听,有闻之泪下者,有长吁短叹者,又有听毕不忍去者。”

  与理论宣传同步推进的,还有一些贴身的动员。毛泽东在长沙开办人力车夫夜校,他先在黑板上写一个“工”字,再在旁边写一个“人”字,再把“人”与“工”合起来构成一个“天”字。他告诉人力车夫,工人如果团结起来,就能顶天立地。

  对人力车夫的关注也开始越过文学作品的范畴,向社会学领域扩展。李冰心、朱天一的《人力车问题》、疑始的《人力车夫生命问题》、周海之的《我对于改良人力车的意见》纷纷发表,并最终引发了社会学届对人力车夫的大规模调查,最有代表性的是李景汉在1924年所做的《北京人力车夫现状的调查》。

  但在对人力车夫的动员上,早期的中共似乎遇到了“雷声大、雨点小”的困境。这些“购报踊跃”的人力车夫一旦论起罢工来,却又显得瞻前顾后。武汉工程大学法商学院副教授刘秋阳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及的一个故事,颇能说明问题:当时一个学生领袖,在人力车夫间动员罢工,被警察获悉,一些人力车被没收。后来,有些人力车夫竟然找上学校,要这位学生领袖做出赔偿。

  毛泽东在1926年3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就指出,人力车夫“不及产业工人的集中和在生产上的重要”。武汉工程大学法商学院副教授刘秋阳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分析,这主要是与人力车夫文化程度偏低、生活长期自由散漫有关。中共成立初期将“成立产业工会”确定为其基本任务之一,在刘秋阳看来,这一方面是因为产业工人在“五四”运动中表现突出,另一方面,也与以人力车夫为代表的苦力工人群体在此次运动中表现不佳有关。 ★

  (本文参考了《新青年》第四、五、六、七、八卷,《晨报》1918年12月—1919年12月,罗志田《“六个月乐观”的幻灭:五四前夕士人心态与政治》,叶曙明《重返五四现场》,刘秋阳《人力车夫与五四运动》与《中共领袖与人力车夫》,李景汉:《北京人力车夫现状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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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梦断“新村主义”

  周作人太以自己为一个启蒙者了,这造成了他一生的悲剧。而这也是五四时期,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心结

  本刊记者/孙冉

  人们对于周作人的了解远远不及对他的兄长鲁迅,反而更多地纠结在为何兄弟反目、周作人做了汉奸等问题上。

  文化学者止庵感叹,是周作人太把自己作为一个启蒙者了,这造成了他一生的悲剧。而这也是五四时期,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心结。

  为了拯救国民性,唤醒国民的冷漠麻木,鲁迅弃医从文;而周作人在日本找到了“新村主义”,他预感到了社会要大变,但他希望以非暴力的方式,通过唤起人心的善来变革。

  周作**于文革初期,他一生的思想都没离开“新村主义”。从早期的宗教般狂热,到中期被诟病的空想,再到晚年他自己也反复批判。其中的纠结,可想而之。

  钱理群说,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已经去了五代,现在的西部志愿者是第六代,五四时候是第一代。

  发现新村:“人的生活”

  周作人赴日留学主要受了鲁迅的影响。同在日本的那几年,兄弟二人一直合力翻译小说。周作人对那段日子的记述并不如意:“住在一间狭促的房间里,气闷得狠,不想工作,因此一次鲁迅忽然激愤起来,挥起他的老拳,在我头上打了几下”。

  独自在日的两年,周作人翻译数量明显下降,却找到了让自己着迷的事情。

  1910年,日本白桦派文学团体登场。白桦派代表人物武者小路实笃说“白桦运动是探讨个人应当怎样生活”。这似乎说到了周作人心里。

  同年,白桦派的思想阵地《白桦》杂志开始宣传新村主义,之后,他们又创办了《新村》。新村主义提倡“人的生活”,即新村的生活,认为,“新村提倡协力的共同生活。一方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一方面也尽了各人对于各人自己的义务;赞美协力,又赞美个性;发展共同的精神,又发展自由的精神,幻想以这样的新村为实验园地,进而推广到全世界”。

  1918年12月,白桦派的“新村运动”从宫崎县的深山中开始,周作人同样很早就参与了运动。

  同年十二月号《新村》发表了武者小路实笃的文章,其中就提到周作人订阅《新村》的事:“一位支那人,从支那订阅《新村》,这使我们愉快!支那人啊!在支那建立新村支部吧!”

  很快,1918年12月15日《新青年》第五卷第6号上,发表了周作人一篇标志性文章——《人的文学》。

  许多研究周作人的学者都把这篇文章定义为周一生思想形成的源头,文章中的观点受白桦派影响很深。

  文章分3部分,第3部分才谈文学,之前都是在谈正当的人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而正当的生活,就是通过“新村”来展示。所谓人的生活,就是“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

  这是周作人对人道主义的解释,白桦派武者小路实笃对于人道主义的理解始于托尔斯泰,如今又传递到了周作人。

  文化学者止庵对“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理解是:社会不是集体决定一切,而是集体里的每个个人都是独立的分子。而彼此都承认对方的独立,你尊重我我尊重你。而不是大家都听一个人的,更不是因为大家参加了集体而丧失了个人的存在。

  这与之后的“集体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其实有很大不同。

  体现在“新村”则是,强调的不是个人修行,是集体生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希望由小集体变成大集体,由大集体变成全社会。

  周作人很早就有对民变的忧虑。他生在1885年,正值中法战争爆发。他15岁时发生了义和团运动。这些来自民间的破坏力量让他身有感触。

  他深刻预感到社会即将大变,除了依靠武力斗争,他希望通过一种温和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依靠一种不流血非暴力,焕发每个人内心的善来解决社会的积弊。

  而这也是那个时代,所有执着于“新村主义”的人们的同样信念。

  周作人一直想亲身去日本的新村看看,而在他去日本之前,就在1919年4月出版的《新青年》6卷3号上发表了《日本的新村》一文。这是中国关于日本新村运动的最初介绍。

  直到同年7月,他才遂了这个心愿。

  后来在一篇题为《访日本新村记》的文章中,周作人这样描述初踏上新村所在地——位于九州东南部宫崎县的日向时的感受:

  种下许多甘薯,在草地上同吃了麦饭,回到寓所,虽然很困倦,但精神却极愉快,觉得30余年来未曾经过充实的生活。

  其实周作人只在新村待了三四天,他并不了解,那时的日本新村,主要靠武者小路实笃的稿费在维持。周围的村民看来了一堆怪人,纷纷把物价提起来了,连买个鸡蛋都不便宜。即使这十几人每天劳作,依然无法做到自食其力。

  新村的许多现实局限性很早就出现了,但当时的周作人已陷入要将新村推广至全世界的巨大热情中。

  实践中的疑虑

  无论如何,周作人有了自己的“乌托邦”。他回国后,马上成为中国“新村运动”最积极的鼓吹者与组织者。周作人以空前的热情与干劲,到处作报告,写文章。仅一年间,他就写出了七八篇关于新村的文章,迅速掀起一阵“新村热”。

  在所有的文章或演说中,周作人反复强调一点,即新村的理想,简单地说就是人的生活。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却又完全发展自己个性”“物质的方面是安全的生活,精神的方面是自由的发展”,也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生活。

  1920年2月,周作人在自己位于北京西直门八道湾十一号的家宅办起了新村支部。他在《新青年》上发布启事:“凡有关于新村的各种事务,均请直接通信接洽。又如有欲往日向,实地考察村中情形者,本支部极愿介绍,并代办旅行的手续。”

  一时间,因新村而到来的人络绎不绝。有意思的是,“新村运动”最坚决的支持者竟然是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的早期领导人——从年长一辈的李大钊,到年轻一代的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等。

  1920年4月7日,尚在北京大学做临时员工的毛泽东曾拜访过周作人,求教“新村主义”。彼时,毛泽东起草完建设新村的计划书,并拟于在湖南长沙岳麓山实施这一计划。

  时年25岁的毛泽东是这样设计他的理想社会的——以农业、手工业为基础,以和谐为特征,共同劳动、共同学习、财产公有、平均分配,人人皆有实现其梦想的权利。遗憾的是,它还没来得及付诸实施,就在当时严酷的现实环境中夭折了。

  毛泽东曾发表文章说“我数年来的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 最后终于找到了新村。

  1920年“新村”热之际,还出现了“北京共读互助团”。是想帮助北京的青年,实行半工半读主义,实现教育和职业合一的理想。这一组织更广泛地得到了一拨北大老师的支持,如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周作人也为其募款。

  可惜工读互助团的路也不好走,那时的北京工厂并不多,半工无法维持半读。

  李大钊提出:“可以在乡下购点廉价地皮,先从农作入手。”其实几乎是转向新村了。周作人也说:“他们对于打破现在这种经济状态的方法,便只有实行宣传推广新村的一条路。”

  当年做得最接近“新村主义”的其实是王拱璧在河南西华县孝武营建的“青年村”。存在于1920到1926年,其理想是建立一个人人有劳动,家家有地种,贫富有饭吃,男女有权柄的农村乐园。

  王拱璧的做法虽然受到了“五四运动”中波涛汹涌的“新村主义”的影响,但更多来自不满北洋政府统治、拒绝官治的一种被动的建设农村的应对。

  而胡适对周作人“新村主义”的热情并不以为然。胡适于1920年1月,先后在天津和唐山发表题《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的演讲,对周作人的理论进行批判。

  胡适指出,“新村主义”的实质是孟子所宣扬的穷则独善其身的个人主义,同山林隐逸的生活是根本相同的,是一种消极避世的思想;他们不满于现社会,却又无可奈何,只想跳出这个社会去寻一种超出现社会的理想生活。

  胡适主张的改造社会也非革命式的,他寄了很大的希望在政府身上,更重要的是,他赞同知识分子应该积极加入政府,参与实际的政治操作。而且,他时常以政府的“诤友”自居。

  相较之下,胡适多了一些脚踏实地,周作人则多了一些空想的成分。

  鲁迅对于周作人的做法也有不同意见,1919年8月13日,鲁迅给钱玄同信中说,“关于《新村》的事,两面都登也无聊”“不是什么大文章,不必各处登载的”。

  鲁迅关于新村的评论仅能找到这一句,足见到他态度的消极。

  新村余波

  1920年12月后,“新村主义”逐渐沉寂了。“新村主义”的理想依然美好,但苦于无法实践下去。毛泽东的设想只是计划,王拱璧苦心经营的“青年村”遭到土匪的洗劫而夭折。

  1920年12月17日,周作人发表《新村的讨论》,这是他最后宣传新村的文字。文中已经开始透露着失望的情绪,周作人在文中承认“新村不易普及,但强调这是最与我的理想适合的社会改造的一种方法,并希望它将来的实现”。

  对于新村的言论有了变化,杂志上出现了对于“新村主义”的专题讨论。一些人认为“粪土上决计不能盖造一所花园”,奉劝“力谋新村实现的诸君应做的一件大事——毁灭旧社会,不然新村终归是理想的, 与实际的改造无干”。

  而周作人在经历了这一年高密度的关于“新村主义”的宣传后,他的思想体系似乎是完善了,随即,他变得更加关注从新村中引申出的关于精神统一的问题。

  1922年3月开始,京沪两地先后出现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会宣言》和《非宗教大同盟公电及同盟》。背后是****,意在取缔宗教,一时响应者甚众,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皆在其列。

  毛泽东在五四接受了各种思潮的影响。除了军阀和帝国主义是他坚决反对的,他的头脑里斥充了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及空想社会主义等各种思想。

  很快,毛泽东就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但“新村主义”的影响一直都未离去。建国以后,他认真思考了新的社会构想。毛泽东曾构想过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结合的人民公社,被陈伯达在北京大学讲了出来,传了出去,成了当时中国农村的“新事物”,写进了宪法。

  从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初试供给制,到“五七指示”,也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是毛泽东关于新村思想在实践上的反映。

  而晚期的周作人对于“新村主义”,更多是批判。晚年更讲:“新村的理想现在看来是难以实现的,可是那时创始者的热心毅力是相当可以佩服的。《访日本新村记》是一篇极其幼稚的文章,处处现出宗教的兴奋来。”一度,他连《人的文学》也认为是幼稚的。

  晚年的周作人要请人们“且到寒斋吃苦茶”,将世事冷漠关在门外,开始闭户读书,俨然真的成了“隐士”。但他一直在后院种地,并要求家里人要劳动。他其实一直都在实践新村的精神。 ★

  (本文参考止庵著《周作人传》、钱理群著《周作人传》、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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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皇陵中的秘密:天皇可能是中国后裔 [转帖]


  
  仁德天皇陵位于日本大阪市南面的卫星城界市,建于5世纪初日本仁德年间。


  日本皇家陵墓一直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日本宫内厅把日本近900个皇室古墓列为禁地,令考古学家无法探究天皇身世之谜。

  许多年来,日本考古学界一直想对天皇家族的古墓进行考古研究,但始终遭到宫内厅的拒绝,理由是“皇室古墓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禁地”,外人进入将打扰已故天皇灵魂安息。

  天皇古墓有三大秘密

  天皇古墓中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令考古学家如此神往呢?

  第一个秘密是丰富的宝藏。据悉,除了天皇遗骸,皇陵中可能还埋藏了大量珍贵文物,例如镶嵌黄金的宝剑、翡翠宝石、精心制作的冠冕、用黏土雕塑而成的小雕像、精美的老虎和龙的壁画、还有来自中国和朝鲜的神圣镜子。

  第二个秘密是部分天皇古墓的“身份”。不少考古学家质疑说,很多在十九世纪被划归皇陵的古墓幷非真正的皇家陵墓。他们还指出,宫内厅早已知道这一点,但一直没有公开承认。

  第三个也是最大的秘密是皇陵中可能有日本皇室起源的证据。日本历史对天皇祖先的记载非常模糊,据说第一位天皇神武天皇在公元前660年即位,是日本神道教中“天照大神”的后裔,而考古学上最早可考的天皇是第十代的崇神天皇。

  推测:天皇可能来自中国朝鲜

  日本天皇血脉到底是起源于中国?还是朝鲜?还是亚洲的某个游牧民族?长期以来,由于日本皇室被神化、关于皇室的史料记载充满断层,日本皇陵又严禁外人进入,天皇的“身世”始终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谜团。

  日本历史对天皇祖先的记载语焉不详,只说第一位天皇神武天皇,在公元前660年即位,是“天照大神”的后裔,仅有年表而欠缺实际事件记载,一直到第十代的崇神天皇,才有实际文物支持。日本早期历史一片空白,令日本以至外国历史学家都认为日本天皇的祖先根本不是本地人,而是外来的中国人或朝鲜人。中国也一直有这样的传说:神武天皇可能就是当年秦始皇派遣出海求仙药的徐福。

  由于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邻近日本,在上古时已有大批人渡海移居日本,繁衍至今而成为现代日本人。1970年代,日本学者鸟越宪三郎指日本人源自云南。英国《泰晤士报》在以前的一篇报道中,揣测日本政府严禁学者调查天皇皇陵,就是怕发掘出天皇是来自中国或朝鲜半岛的证据。

  皇室的尴尬

  日本历史对天皇祖先的记载非常模糊,只说第一位天皇神武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一直到第10代的崇神天皇的身份才有实际文物支持。以至于包括日本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历史学家都认为,日本天皇的祖先根本不是本地人,而是中国人或朝鲜人。

  其实,不光学者怀疑,就连日本天皇本人也有所疑问。明仁天皇过68岁生日(2001年)时就曾谈起自己的先祖,他说:“就我而言,我感觉自己与朝鲜半岛有某种亲切感。据日本编年史记载,桓武天皇(日本第50代天皇)的母亲是古代朝鲜百济王国一位国王的家族中人。”

  日本考古协会的专家和其他一些学者也一直在恳求官方开放部分皇陵,以“验明正身”。但专门负责打理日本皇室一切事务----当然也包括皇陵的日本宫内厅曾以担心打扰已故天皇灵魂安息为由,一直拒绝向公众开放天皇陵墓。英国《泰晤士报》甚至认为,日本政府严禁学者调查天皇皇陵,可能就是怕发掘出天皇是来自中国或朝鲜半岛的证据。

  而且令日本皇室和宫内厅感到尴尬的是:当初指定某一个陵(主要是指早期天皇陵)就是天皇陵时很匆忙,很多指定有误,而且修建年代无法确定,还有的无法确定陵内下葬人的真实身份。也就是说,很可能悉心供奉的所谓天皇魂灵实际是属于某个王公贵族甚至普通人的。继体天皇(日本第26代天皇)陵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宫内厅在日本历代天皇陵要览中认为继体天皇陵是位于太田茶臼山的古坟,而学者则普遍认为继体天皇陵墓是位于日本高月市的一座古坟。

  日本名胜古迹:仁德天皇陵

  世界上最大的三大皇陵----中国的秦始皇陵、埃及金字塔中的库夫皇陵以及日本的仁德天皇陵,以其古老、宏大、壮观闻名于世。其中,日本仁德天皇陵又以其面积最大而居于三者之首。

  仁德天皇陵位于日本大阪市南面的卫星城界市,建于5世纪初日本仁德年间。陵墓前方后圆,全长为486米,最宽处即方形边长306米,高36米,圆形直径 249米,包括3条宽阔的护陵壕在内,总面积为46.4万平方米,这与总面积近25万平方的中国骊山秦始皇陵(陵墓本身面积,不包括外围)、 5.29万平方米的埃及最大的金字塔库夫皇陵相比,可以说遥遥领先了。

  该陵的四周和壕沟都铺满用泥土烧制而成的圆形土器,前半部是放置尸体的石棺室,石室长206米,宽80米;棺里的随葬品有当时日本皇族才拥有的铜镜、玉器,还有日本武士金刀,各种名贵首饰,而其中最有研究价值的却是用粘土烧制而成的战马、舞女、帆船等,这些制品虽然不如中国兵马俑等文物精美,但酷似中国的随葬品。

  一些学者鉴定,此陵的建造和随葬品的制作运用了不少中国的建筑和制作技术。据专家们推算,当时建设这样庞大的皇陵,若每天用一千个劳动力要干足四年才能完成,有的史学家推断,当时仁德天皇动用了180万劳工。

  仁德天皇是日本第16代天皇,就是《宋书》里所说的那位倭国大王赞。他是一位日本历史上颇有作为的皇帝,公元5世纪初登位后,组织了一系列规模较大的水田开发和治水灌溉工程,还开发了大阪河内大平原,他还多次派使节来中国与当时的宋朝廷进行各种交流。

  仁德天皇在位期间是日本经济和文化的兴盛期,仁德天皇陵是他在位时建造的。该陵已成为日本著名的游览点。

  陵墓与大和盛衰

  据了解,日本最大型及最重要的陵墓就是包括124位日本天皇在内的896个皇室坟地。

  这些皇室坟地中,古坟大多利用天然地形造坟,建于山顶、山腰位置。根据古坟堆土的形式,有圆坟,方坟,前方后圆坟,上圆下方坟等等的区别。其中以前方后圆坟的规模最为雄伟,形状也十分优美,再加上它是国外没有而日本独具的形式,所以可以把它称为日本高冢式古坟的代表。

  根据古坟外形的发展演变,一般又可分为前、中、后三期。有趣的是,它恰好同日本国家开始统一、大和朝廷昌盛、最后走向衰亡这一过程相一致。

  早期古坟主要以圆形、山形为主。5世纪以后是古坟的中期,此时古坟结构以前方后圆为主,这一时期,高冢林立,形象地反映着当时大和政权的兴盛和大王的权威。仁德天皇陵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

  6世纪以后,随着薄葬思想和佛教的盛行,古坟规模逐渐缩小,平安时代末期开始,天皇驾崩后改为火葬,骨灰、头发、牙齿、手臂等存放在寺院的方形堂、多宝塔和石塔里。自第118代后水尾天皇后,再次改为土葬,陵墓的形状变为圆形或上圆下方。(来源:星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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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的意外事件[转帖]

 

    1964年10月13日,中国三天。
  此时此刻的罗布泊天高云淡,茫茫大漠上荒无人烟,只有阵阵凉风掀动着层层沙浪,不时向高高耸立的原子弹托架涌来。
  担任试验场总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上将,正在忙碌指挥着。此时,一份意外的秘密情报火急地送到他手上:侦察员发现,有一支一两百人的杂色队伍,突然出现在早已禁控的试爆区附近,而且鬼鬼祟祟地向试爆区靠近。情报中有一组伊尔侦察机从800米高空拍摄的照片。将军打开一看,不由得惊呆了——一望无际的沙漠中,一堆未燃尽的枯柴,发出火光和细烟;一些马蹄痕和人工凿出来的深水坑,清晰可辨……
  “不好,有意外!”张爱萍心中一震,不用细细思量,抓起电话就发出紧急命
  令:“马上调查!”
  时间一分分过去了,各个小分队几乎查遍了整个原子弹预定命中区域,结果没有任何发现。核基地各方面的专家开会研究,一致认为起爆时间不能变,应派人进入戈壁,在起爆前将人救出。周恩来总理听了张爱萍的汇报后也指示:这里绝不能成为第二个广岛!
  “把搜索范围扩大到辐射区域,一定要找到神秘人群!”张爱萍又下了一道秘密电令,他神经紧绷,双眼盯住远处的沙漠……
  侦察机又一次腾空而起,几支小分队也携带着电台、干粮和水,向更广阔的荒漠挺进。
  这群人马到底在哪里?累得筋疲力尽的官兵疑问重重,决心查个水落石出。终于,其中一支小分队在3号目标区意外地发现了一顶破帐篷,周围零乱地丢弃着一些干柴和破损的刀鞘。
  发报员迅速把这一情况报告给试验场总指挥部,同时,飞机也很快将物证送回。专家们分析判断后认为,这伙人马极有可能是早已销声匿迹的“马匪”。现场的气氛顿时凝重了起来:难道当年马步芳、马鸿逵的部队,真的像当地老百姓说的那样,还残留在茫茫戈壁?
  与此同时,在核爆现场掩蔽部巡逻的警卫连官兵,意外地发现沙漠中一男一女正骑着马追捕黄羊。警卫连官兵误以为牧民闯入核禁区,立即上前追赶,让他们远离核爆试验区,以免误伤。
  谁知,两人一见士兵驱车追来,便策马飞奔而去。当警卫连追至一沙丘时,埋伏在沙丘顶上的十多名持枪人突然出现。他们个个穿戴破烂,面容肮脏,发乱如蓬。
  队长忙用手势通知大家做好战斗准备。不料,这一行动惹恼了持枪人,领头的一个向他们扑来。紧急之下,队长下令开枪,对方头领当场被击毙,其余人见状四散逃去。
  大家刚想冲上去,没想到隐藏在沙丘中的另一群悍匪又向他们扑了过来,大有为死去的同伴复仇之势。枪声又响了,那群土匪只好落荒而逃。
  带回来的俘虏一审问,令张爱萍大吃一惊。
  原来,1949年秋,随着兰州战役的胜利,人民解放军长驱西进,迅速解放青海、河西走廊等地,向新疆挺进。在我军强大的威慑下,不堪一击的“马匪”纷纷溃散。一些小股残匪无处可逃,只好逃往戈壁大漠。
  这批逃窜到原子弹试验区的“马匪”,就是当年从新疆楼兰和甘肃酒泉一带进入大漠的,其中还有五六个妇女。十几年来,他们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在茫茫大漠中盲目地游荡,过着野人般的生活。他们在常人无法生存的条件下终于生存下来,并开始繁衍后代。终于有一天,他们游弋到原子弹试爆区。当这群“马匪”看到大漠深处高高耸立的塔架时,知晓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地方。于是就回旋在附近,白天逃得远远的,隐藏在沙漠里,晚上纷纷跑出来找食物,甚至到辐射区找我军放置的试验动物。日子长了,他们便放心在此“安家”,打算长期住下来。
  看着俘虏惊恐不安的样子,张爱萍长叹一口气。战争已经结束十多年了,这群“马匪”也早已受到了应有的教训。他打听清楚“马匪”的巢穴,命令小分队火速赶往那里,将所有的人员都带出来。
  在匪首的帐篷内,分队长诚恳地告诉对方,明天这里将进行核试验。匪首接受了我军的建议,但却提出向相反方向撤退。为表示诚意,经过请示,我方同意。一昼夜的急行军后,众人已疲惫不堪,基地终于派来了接应的直升机和汽车。无论是小分队还是“马匪”,都一片欢呼。
  “情况”解决了,人们如释重负。10月16日下午3时,蘑菇云在这片神秘之地如期升空,撼天动地的巨响传遍罗布泊上空,也令这群“马匪”骇然。
  4时15分,在北京中南海的周恩来听完张爱萍关于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报告,心中异常兴奋。他问:“你们核实了没有?”
  “核实了!”
  “好,好,主席和北京的同志知道了,会非常高兴的。”周恩来笑道,然后又问,“上次报告的那群神秘人找到没有?”
  “找到了,是一群当年失散在罗布泊的‘马匪’,我们已经在起爆前把他们迁往了安全地带。”张爱萍说。
  “好,好!不论是****还是国民党,我们都不能把人拿去做试验啊!”周恩来感慨道。
  二十多年后,相关资料解密,世界人民都盛赞中国在这一事件上的人道主义精神。在美国学者撰写的《中国原子弹的制造》一书中,作者敬佩地写道:“基地派出的小分队总共花了3天时间,跑遍了试验场区周围的200个‘马匪’隐居处,并将他们一一带回安全地带。”
  1991年,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反映这一传奇故事的电影《飞越绝境》,在海峡两岸引起轰动。《国防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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