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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密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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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神的美丽与哀愁 [转帖]


    作者:杨闻宇 分类:历史 出版社:崇文书局

  如果要在美女群落中找出一个最是语焉不详的女人,人们很可能会选中甄妃。曹操与两个儿子曹丕、曹植,在文学史上被称为“三曹”,三人俱是如雷贯耳式的人物。父子三人同追甄妃,足见甄妃在那个动乱时世里是个很了不起的女人了。

  《世说新语》中载:太祖(曹操)下邺,文帝(曹丕)先入袁尚府,有妇人被发垢面垂涕,立绍妻刘后。文帝问之,刘答:“是熙妻。”使人揽发,以巾拭面,姿貌绝伦。既过,刘谓甄曰:“不复死矣!”遂见纳。

  从曹丕在袁尚府内“使人揽发,以巾拭面”的一连串行动可以看出,他很有可能就是直奔着觅取甄妃而杀过来的,找到了甄妃,目的既达,他也就不再胡乱杀人了。据传,就在甄妃被曹丕带走之后,随后赶到袁尚府第的曹操叹息了一声:“我就是为这个女人才打这场仗的啊!”他的这句话令后人揣摸不透,文韬武略的曹操,究竟是为了讨个儿媳还是为给自己纳一宠妾,这才大动干戈的呢?甄妃小曹操29岁,可比曹丕还大3岁哩,做父亲的爱此小妾,为子的又不嫌其长,可见这个女人是极具魅力的。好在曹操是非等闲辈,他襟怀云水,没有像董卓与义子吕布那样,为夺一个女人而彼此翻脸,掷戟相拼。再者,吕布只是个临时认下的政治干儿,曹丕可是个真米实粬的亲儿子。

  甄妃之美丽,连小曹丕5岁的弟弟曹植也亟欲染指。对于到手的尤物,曹丕可没有其父那么大度。他又很清楚,兄弟之间,谁能将父亲的王位最后弄到手里,甄妃最后就是谁的(曹操有一度曾想立曹植为太子)。兄弟二人斗法斗智,最后是曹丕夺得了继承人的地位。王位到了兄长手里,弟弟还敢觊觎这个“嫂嫂”么?“美的事物是永恒的喜悦”(英·济慈语),爱情的力量(包括单相思),可使人将生死置之度外,曹植其人,更是如此。

  帝王们都是暴殄天物的高手。在皇室内,他们能将女性之腰玩细,谓之柳腰,将其双足玩小,称曰金莲;宫内从无“离婚”一说,却又常见一个“废”字,不高兴了就将其报废,幽囚、赐死,仅是不同的报废方式。曹丕将甄妃用了数年之后,“遣使赐死”(《三国志》),“赐死”的因由,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美是灼目而短暂的,越是美丽的女人,越易于招致残忍、悲惨的收局。在这个女人香消玉殒之后,曹丕却别出心裁,将其用过的枕奁赐予了悒郁终日的曹植。那个生时为曹丕所拥有的女人,曹丕竟用她死亡之后留于枕上的余温、奁间的香泽去“慰藉”曹植那颗破碎、落寞的灵魂,这不是恩赐,而是残酷地向一个尚在流血的伤口上撒盐。由此可以推知,曹植对甄妃的日日夜夜的希冀与追慕,曹丕是了然于胸的(甄妃之死,也可能从这里埋下了伏线)。香魂已灭而赠去枕奁,从精神领地上,等于是赠去了一杯用甄妃血泪拌和着的毒酒,这远不限于是一种无情而剧烈的精神侮弄……

  甄妃,这曹植美学冥想之惟一对象。绝望地向往着、思念着甄妃的曹植是太痛苦了,美在向往她的人的心里,比在那拥有她的人的眼里,会闪动更其动人的光芒。曹植很可能是面对着斯枕斯奁,才写下了一篇《洛神赋》,此赋流传一千七百余年,在中国文坛上属于久传不衰的名篇。赋中的洛神是神还是人?若是人,会是甄妃其人吗?后世之人论说纷纭。

  美是艺术家在心灵的重创中,由混沌的世界塑造出来的不好思议的东西,这就决定了恨爱交织而成的文字,最有穿透力。倘是没有枕奁的极度刺激,《洛神赋》能问世吗?绝好的诗文,能将后人引入精微、玄妙、绝美的意境,而这等诗文的形成,分明又不是偶然的,《洛神赋》的出现,进一步揭示了这一艺术奥秘。司马迁于痛苦中完成的《史记》,曹雪芹“泪尽而终”时写下的《红楼梦》,或前或后,与《洛神赋》的形成皆有相似之处。既然说到曹植之赋,这里也无妨提一下李煜之词。李煜之受人责难,由其亡国,这个亡国之君又格外引人注目,则因他写出了美妙超群的词作。而李煜之词的成功之处,又几乎无不闪烁着后宫爱情生活的光点。艺术之源流与女人、与爱情、与人生的跌宕,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上天赋予女性以娇美与温柔,而战争与强权又为男人提供了攫取美、亵渎美、摧残美的机遇与借口。逐权者几乎没有一个不好色的,逐权又猎色,是题中应有之义。世称美色为尤物,尤物可以引发人类战争,而战争又完全剥夺了“尤物”们关于爱情的权力,原因很简单,“尤物”终归是物,而脱离了“人”的范畴。不管怎么看,甄妃之生也罢死也罢,能同时燃烧好几个非同寻常的男性的灵魂,而最后迸射出的火星儿又能从一位异性身上化成上好的文字,这实在是一种令人惊讶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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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名人美食家[转帖]


  在中国悠久的饮食文化中,很多名人赢得了“美食家”的美称。
  杜甫 他在诗歌里,从宫廷大餐到农家小酌都有生动描写。《阌乡姜七少府设脍,戏赠长歌》中关于吃生鱼片的情形,《病后遇过王倚饮赠歌》中的家常便饭,《赠卫八处士》中战争年代的简单宵夜……不用说,他是一位超级美食家。

  
苏轼 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具盛名的美食家,因为他发明过一味广受欢迎的佳肴:东坡肉。苏轼喜欢的菜肴材料还有各种鱼,其中最有名的是关于河豚,有诗云“正是河豚欲上时。”苏轼晚年兴趣转向素食,尤其是蔬菜、水果。在广东海南期间,遍尝南国各种水果,尤其是荔枝,“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李渔 李渔的美食家修养,可以从《闲情偶寄》中的《饮馔部》看出来。《饮馔部》分三节,蔬食、谷食、肉食,也就是说,从蔬菜、米面到水陆空禽、鸟兽鱼虾,美食所需各种材料的制作、食用,他都研究到了,而且往往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袁枚 33岁辞官后,他在南京购置“随园”,在诗酒悠闲中度过一生。这期间,他撰写了系统论述烹饪技术和南北菜点的重要著作——《随园食单》。全书详细记述了我国从14世纪至18世纪流行的300多种南北菜肴点心,从选料到品尝都有所涉及。袁枚虽然著有烹饪专书,但是,他本人奉行“君子远庖厨”的古训,并不下厨操刀。

(《人民政协报》4.17 安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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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天皇结局充满“日本式悲剧情调” [转帖]

 


孝明天皇死因不明

孝明天皇是明治天皇的父亲。他于1867年1月30日突然去世,死时年仅36岁。

当时日本的维新革命运动正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刻,而在孝明天皇的身边,也围绕着各种敌对的政治势力。因此,年富力强的孝明天皇突然死亡,当时便引起了种种议论,史学家们也根据当时的病情记录和朝臣日记进行深入探讨,试图搞清楚他的真正死因。

有人认为,孝明天皇死于天花。因为自1月15日天皇发烧后,不几天便出现了典型的天花症状:发高烧,神志不清,不能进食,并不时呕吐,浑身都是油性痘疮。1月19日和22日,皇宫御医两次确认孝明天皇得的是天花。

还有人认为,孝明天皇是在天花治愈后被人毒死的。理由是:到1月29日,天皇已熬过了天花症的折磨,基本上恢复了健康,痘疮不再流脓,并开始干燥,也能进食了。但到1月30日,天皇的病情却突然恶化,晚11点钟时,上吐下泻,七窍流血而亡。因此,京城内外很快就出现了天皇被毒杀的传言。许多日本学者认为,孝明天皇可能吃了砒霜,从当时宫中的情况来分析,毒死孝明天皇的人可能就是曾任孝明天皇枢密顾问的公卿岩仓具视。因为岩仓具视是维新派,要推翻幕府统治,而孝明天皇主张保留幕府。

****究竟如何,已难以彻底查清。总之,孝明天皇死后,他年仅16岁的儿子睦仁亲王即位,是为明治天皇。岩仓具视、三条实美等人控制了京都朝廷的实权,维新派以新天皇为旗帜,向腐朽的幕府发动最后的攻击,终于使日本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明治天皇忧郁而终

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的胜利,使明治天皇获得了“明治大帝”的称号。

但这位“明治大帝”注定难以活得长久。早在1904年日俄战争时,他便患了糖尿病,到1906年1月底开始并发肾脏病。

1909年10月,明治维新的“股肱之臣”、最野蛮的侵略者伊藤博文在哈尔滨车站被朝鲜爱国志士击毙。他的暴死,对明治天皇的打击非常剧烈,使其病情急剧恶化。天皇身边的人突然发现,明治天皇老了许多。

1911年,日本社会党的几名激进分子决心刺杀天皇。案件侦破后,社会党12名主要领导人被日本当局处决。国际上很多人为此严厉指责日本司法程序不公。明治天皇受这件事打击,觉得活着毫无趣味,开始拒绝治疗。

这样一来,他的病情迅速恶化,到了1912年7月14日,明治天皇开始卧床不起,出现昏睡现象。5天后,明治天皇的精神也恍惚起来。经日本全国最优秀的医生诊断,确认明治天皇得的是“尿毒症”。日本政府害怕明治天皇的死讯如果突然传出,会引起社会动荡,便开始在报刊上发布天皇的病情公告。

对于日本国民来说,这犹如晴天霹雳。他们成群结队聚集在皇宫外的广场上,或者在神社、寺院中,为天皇祈祷。然而,7月30日零时43分,明治天皇还是死去了,终年61岁。

对日本人来说,辉煌的“明治时代”就此终结。皇太子嘉仁含泪在皇宫的偏殿举行了登基典礼。这就是大正天皇。

大正天皇发疯而死

大正天皇出生于1879年8月31日。出生时,因为难产,他已近乎假死状态,生下时竟不会哭,接着又患了脑膜炎。这给他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大正天皇即位后,繁忙的国务令其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出现了连续发作的脑血栓形成症。此病导致他步履蹒跚,行走困难,双手发抖,记忆力和辨别能力明显衰退。1919年夏季,在检阅一年一度的秋季陆海军演习时,他不可思议地走下检阅台,亲手打开一个士兵的背包,看看里面装了一些什么物品。在参加议会开幕式时,他居然把要宣读的诏书卷成一个小纸筒,像看望远镜那样向议员席位眺望。日本政府害怕公布他的病情会引起政局动荡,故秘而不宣,开始商量让皇太子代替天皇履行某些职责。

同年,日本政府决定,让皇太子当“摄政王”,逼大正天皇交出印玺。大正天皇虽然“头脑不正常”,但对权力还很执着,居然不肯交。后来,是他的侍从长乘他不在时才将印玺拿走了。

大正天皇引退后,被安排到叶山行宫疗养。皇后和侍卫们想尽办法逗他开心,卫队们经常在行宫的前院演唱军歌,或者举行兔跳、蒙眼竞走、倒立竞赛、爬越障碍等技艺表演。届时,大正天皇在几名侍从的搀扶下,安坐在摆放于庭院中间的御座上,笑眯眯地看着卫士们的表演,还不时哈哈大笑。

但他的病情仍旧没有好转,1926年12月25日凌晨1时25分,大正天皇终于病逝,终年48岁。已经当了5年摄政王的皇太子正式称帝,是为裕仁天皇。

裕仁天皇结肠被切

在中国及亚洲其他许多国家人的眼中,裕仁是最凶恶的战犯。他的“政绩”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超出了自己的爷爷“明治大帝”。然而,在近代日本历史上,裕仁的结局却是历代天皇中最“完美”的,丝毫也没有樱花那样“绚烂一时,不免凋落”的“日本式悲剧情调”。

逃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后,裕仁身体健康,依旧享受国家元首般的尊崇。1984年1月,皇宫内举办了一次大型音乐会,以庆祝天皇和皇后结婚60周年的“钻石婚”。门德尔松的《婚礼进行曲》使儿孙满堂的天皇夫妇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之中。

3年后,裕仁在他86岁的生日宴会上感到身体不适,只好中途退席。事后来到医院进行全面检查,被确诊患上了胰腺癌。9月22日,宫内厅医院为裕仁做了历代天皇从未做过的剖腹手术,切除了一段结肠。从此裕仁的身体便衰弱下去,国事行为只能交由皇太子明仁亲王代行。

一年之后的9月,裕仁开始大量吐血,病情急剧恶化。日本政府动用了一切力量进行抢救,仅输血就达到了3万毫升。在勉强维持了3个月后,裕仁的心脏终于于1989年1月7日6时33分停止了跳动,享年88岁。

摘自《日本皇宫100年内幕》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冯瑞云 黄尊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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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在1921[转帖]


  
  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

  陈独秀在1921

  孔庆东

  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在论述七大的工作方针时讲过,“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

  一年365天,发生着数不清的琐事和要闻、密谋和公务、噩耗和喜讯。但是当这365天过去之后,能够留在人们记忆中的,也许只有那么一件两件事情。有的年份,甚至连一件事也没有留下,就像火车呼啸掠过一个不起眼的小站,转瞬就消失在人们的脑后了。

  那么,关于公元1921年,你能想起、你能记起什么呢?

  现在的中国人,如果他对于那遥远的1921年只记得一件事,那十个人会有九个说:中国****成立。

  1921年7月23日,中国****举行了开天辟地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在讨论党的基本任务和原则时,发生了一些分歧和争论。但在选举中央领导人时,毛泽东等十几位代表一致推选他们心目中的领袖作为中国****的中央局书记,这个众望所归的人就是——陈独秀。

  陈独秀(1880-1942),本名庆同,字仲甫,安徽安庆(原怀宁)人。距他家几十里外有一座独秀山,因此,1914年他发表两篇文章时分别署名“独秀山民”和“独秀”,从此,“陈独秀”就成了尽人皆知的名字。

  他不满两岁时,父亲死于瘟疫。幼年的陈独秀,在严厉的祖父和要强的母亲的督导下,不仅打下了传统文化的扎实基础,而且养成了独立不羁的坚毅性格。祖父打他时,他瞪着眼睛,一声不哭。气得祖父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

  陈独秀长大成人后,没有杀过人。他晚年说:“我一生最痛恨的就是杀人放火者。”但陈独秀却成为让那些杀人放火者切齿痛恨的革命党领袖。陈独秀在他们眼中,不止是凶恶强盗,简直是洪水猛兽。就是这样一个让旧世界痛恨、让新世界仰慕的人,在他42岁这一年,成为中国****的开山领袖。

  然而令人惊奇的是,这位中共首任书记,却没有参加中共一大。这在世界各国的政党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1921年,是中国混乱而又痛苦的一年,也是陈独秀紧张而又充实的一年。

  1921年,中国仅史书明确记载的地震就达10次。此外,水灾、旱灾、火灾、雪灾、鼠疫,此起彼伏。匪盗和兵乱蜂起,军阀混战,杀得尸横遍野。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不断侵我国土,杀我人民。天灾人祸,内忧外患,整个社会处于大动荡、大混乱的状态。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到处是自发的农民起义、工人罢工。这个像星云一般纷乱扰攘的民族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精神核心,它将把这团星云凝聚成一个巨大而有序的天体,运转在自己选定的轨道上。

  然而在车如流水马如龙的世界第六大城市上海,许多醉生梦死的人们还在过着颓废而麻木的日子。中国的灾难仿佛离这个中国的第一大都市很远。

  1921年7月1日,上海夏令配克影戏园首映了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阎瑞生》,影片讲述赌输的阎瑞生将身携财宝的妓女王莲英骗至郊外,夺财害命,后来被捕伏法的故事。这个故事本是一件真实的新闻,影片风靡上海,轰动一时。市民们把这种悲惨的社会现象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没有人想到,一群南腔北调之人正要会聚到上海,立志彻底改变中国社会的黑暗现实。

  就在这一年炎热的夏天,本该去上海参加中共一大的陈独秀,正在炎热的广州,满腔热忱地大办教育。热火朝天的局面刚刚打开,陈独秀想要趁热打铁,不愿为开会而离开。他指派包惠僧携带他的意见去上海出席。陈独秀是个喜欢实干的人,年轻时主办过被誉为“《苏报》第二”的《国民日日报》,参加过志在推翻清王朝的暗杀团,创建过比同盟会还要早的岳王会。特别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创办《新青年》,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发动文学革命,可谓是身经百战,功勋累累。当中共一大结束后,包惠僧告诉他当选了中央局书记时,陈独秀笑道:“谁当都一样。”

  当然,作为辛亥革命的老将,作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作为中国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的开创人,对于当选书记,陈独秀应该是有“舍我其谁也”的绝对自信的。

  1920年12月29日,离1921年只有几十个小时的时候,陈独秀到达广州。应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的热诚邀请,陈独秀出任广东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陈独秀行前向陈炯明提出了三个先决条件:(1)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2)以广东全省收入的1/10拨作教育经费;(3)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的学说作同一趋势。

  到达广州后,陈独秀住在距江边不远的泰康路附近的回龙里九曲巷11号,门口贴了一张纸,上书三个大字:看云楼。

  不过陈独秀很少有时间看云,倒是广州的各界名流云集上门来看他。广州的青年听说陈独秀驾临,都想一睹这位五四主帅的风采。各校的校长纷纷拜访,陈独秀来者不拒,请者不辞,连日发表文章,四处演讲,广州掀起了一场“陈旋风”。

  陈独秀办事雷厉风行,决心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观,在广东进行一场彻底的教育改革。

  他创办了“宣讲员养成所”,培养具有共产主义理论知识的人才,为广东的革命运动培养了一批宝贵的干部。

  他提倡男女同校,为女子求学大开方便之门。

  他创立了“注音字母教导团”,规范国语教学,在广东地区大力普及国语。

  他开办工人夜校,向工人讲授国文、算术、历史、地理,还有阶级斗争、群众运动等。

  他还开办了俄语学校,引导学生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

  陈独秀的到来,对于广东的革命形势是一个推动。广东的无政府主义势力本来比较强大,1921年3月,陈独秀重建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把拒不改变立场的无政府主义者清除出去,由陈独秀自己和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人负责。陈独秀是原北大的文科学长,另外几人也都是北大毕业,包惠僧笑谓:“广州小组成了北大派了。”

  陈独秀在广州各界的演讲,广泛地涉及教育改革、军队改革、青年运动、工人运动、妇女解放、文化建设、人生追求以及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等。此时的陈独秀,正在热烈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他的演讲,如雷电,如狂飙,不仅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且深深触动了广州的顽固保守势力。于是,一场对陈独秀的围攻开始了。

  那些仇恨陈独秀的人首先给陈独秀加上了一个吓人的罪名,说他“废德仇孝”。广州城谣言四起,纷纷传说陈独秀把“万恶淫为首,百行孝为先”改成了“万恶孝为首,百行淫为先”。接下去又诬蔑陈独秀主张“讨父”和“共产公妻”。一时间,人身攻击,人格侮辱,纷至沓来。守旧势力嚣张地叫喊:“我们要把陈独秀赶出广东。”他们还把陈独秀的名字改为“陈独兽”或“陈毒蝎”。

  一天,陈炯明在宴会上半真半假地问陈独秀:“外间说你组织什么‘讨父团’,真有此事吗?”

  陈独秀大声答道:“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一团体,我连参加的资格也没有,因为我自己便是一个从小就没有父亲的孩子。”

  陈独秀对父母是十分孝顺的,对子女则要求严格。他的长子陈延年、次子陈乔年,离开家乡到陈独秀所在的上海后,陈独秀每月给兄弟俩的钱只够维持他们的最低生活。兄弟俩白天做工,晚上自学,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炼出了豪迈的气概和过人的胆略,后来都成为中国****杰出的领袖人物。陈延年于1927年7月的一个深夜,被国民党在上海龙华监狱用乱刀砍死,年仅29岁。不到一年,1928年6月,陈乔年也在这里受尽酷刑后,被国民党杀害,年仅26岁。

  陈独秀虽然受到顽固势力的大肆攻击,但他凛然不为所动。一面回击,一面继续进行教育改革。陈炯明也表示继续支持陈独秀。但作为全国思想界“火车头”的陈独秀,却不是广州一地所能久留的。

  陈独秀到广州,同时也把《新青年》的编辑部带到了“看云楼”。创刊于1915年的《新青年》,是中国20世纪最著名、最重要的一份杂志。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就是以《新青年》为主阵地,掀起一场改造中华民族命运的文化革新运动的。然而到了1921年,《新青年》内部出现了较大的分歧,胡适不满《新青年》越来越鲜明的共产主义色彩,要求陈独秀改变宗旨,否则就停办,或者另办一个哲学文学刊物。陈独秀当然既不会改变宗旨,也不会放弃《新青年》不办。于是,他同意胡适等人另外去办刊物。从此,陈独秀与胡适等实用主义者在思想上分道扬镳,《新青年》成为更加激进的共产主义刊物。

  1921年的上半年,陈独秀还三战区声白,用共产主义理论驳倒了无政府主义的宣传。

  1921年1月19日,陈独秀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作了《社会主义批评》的演讲,指出无政府主义要求离开制度和法律的人人绝对自由的幻想是“走不通的路”,“非致撞得头破额裂不可”。这篇演讲词见报后,立即遭到中国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区声白的反对。区声白三次致信陈独秀辩论,陈独秀三次回信批驳。这六封信以《讨论无政府主义》的总标题,一并刊登在《新青年》第9卷第4号上。陈独秀指出,“绝对自由”,实际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它将使中国一事无成,最后仍然是一盘散沙。

  好像是为了庆祝这次论战的胜利,就在1921年8月1日,《新青年》刊登这次论战的同一天,在嘉兴南湖的那只画舫上,陈独秀被推选为中国****中央局书记。这只画舫,几十年后,成为中国比诺亚方舟还要尊贵的圣物。

  同在8月1日这一天,一份鸳鸯蝴蝶派的小报《晶报》上发表了一篇小说——《一个被强盗捉去的新文化运动者底成绩》,嘲笑新文化运动者手无缚鸡之力,只会打电报、发传单,根本没有实际改造社会的能力。这些鸳鸯蝴蝶派的才子们不知道,新文化运动者中最激进的一部分已经凝聚成一个钢铁般的组织,不但要去捉强盗,将来,连他们这些鸳鸯蝴蝶的风花雪月之事,也要管一管了。

  刚刚成立的中国****,千头万绪,需要党的书记回去主持。陈独秀遂以胃病为由,向陈炯明辞职。正在前线作战的陈炯明真诚挽留,回电说陈独秀“贞固有为,风深倚重”,表示“一切障碍,我当能为委员长扫除之”。陈独秀只好请假回到上海,到10月底,才正式辞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之职。

  7、8、9三个月,正是中国的多事季节。内蒙古地震,绥远地震,青海地震,四川地震,长江溃堤,黄河决口,人畜死伤无数,哀鸿遍野。8月5日,就连上海也出现罕见的风雨大潮,潮水溢出马路,天津路、浙江路一带水深二尺,浦东一带水深三尺。7月28日,湘鄂大战爆发,举国震动。8月10日,湘直大战又开始,吴佩孚两次密令决堤,水淹湘军,结果成千上万的百姓被淹死,灾区纵横数百里。面对连树皮都已吃尽的灾民,中国政府无能为力,美国总统哈定呼吁美国人民救济中国灾民,但那也只是一句空话。中国,迫切等待着一群英雄的降临。

  就在这个季节,回到上海的陈独秀,兴致勃勃地投身书记的角色,开始了繁忙的工作。不料,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不把他这位中央局书记放在眼里,以“钦差大臣”的姿态,事事都要干预中国****。陈独秀大发雷霆,他以中国****人特有的傲骨说:“摆什么资格,不要国际帮助,我们也可以独立干革命。”他拒绝与马林会晤,还打算要求共产国际撤换马林的职务。就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一个突发事件改变了局面。

  1921年10月4日下午,法租界巡捕房在一户打麻将的人家抓到了“王坦甫”等5个涉嫌出版《新青年》的人。巡捕房见没有抓到陈独秀,就又留下了几个便衣,抓到了接踵而来的上海法学院院长褚辅成和《觉悟》的主编邵力子。褚辅成一见到那个“王坦甫”,张口便问:“仲甫,怎么回事,到你家就被带到这儿来了?”巡捕房的头头一听,喜出望外,原来这个自称“王坦甫”的人,就是陈独秀。

  陈独秀一生五次被捕,这是第三次。

  陈独秀第一次被捕,是在1913年夏天的“二次革命”中。逮捕他的龚振鹏已经出了枪决他的布告。经过社会名流的营救,陈独秀幸免于难。

  陈独秀第二次被捕,是在五四运动中的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的新世界游乐场亲自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被早有准备的北洋政府的军警捕获,关押了将近100天,经过李大钊、孙中山以及各方舆论的呼吁营救,被保释出狱。

  这第三次被捕,陈独秀估计如果在家中搜到马林的信,起码要判刑七八年。他自己对坐牢是不在乎的,他早在五四时就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研究室与监狱》。文章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陈独秀作了最坏的打算。他嘱咐一同被捕的包惠僧说:“惠僧,你是没有事的,顶多我坐牢。你出去后,还是早一点回武汉工作。”

  10月5日,法租界会审公堂指控“陈独秀编辑过激书籍,有过激行为,被侦处查实,已搜出此类书籍甚多,因此有害租界治安”。

  陈独秀见事情不太严重,首先为一同被捕的其他4人开脱,说他们都是来打牌的客人,“有事我负责,和客人无关。”马林为陈独秀请来了律师,要求延期审讯,取保候审。

  10月6日,上海《申报》刊登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胡适得知后,请蔡元培与法国使馆联系设法营救陈独秀。胡适用安徽话骂道:“法国人真不要脸!”

  中国****内部,张太雷和李达商量后,请孙中山出面。孙中山致电法租界领事,请他们释放陈独秀。

  10月19日,法租界会审公堂再审陈独秀等人,问陈独秀:“报纸讲你在广东主张公妻,你是否有此主张?”

  陈独秀气愤地答道:“这是绝对造谣。”

  7天后,10月26日,陈独秀被宣布释放,罚款100元。李达、张太雷、张国焘和一些刚从莫斯科回来的青年团员雇了一辆汽车,开到会审公堂。陈独秀上车时,几位青年团员用俄语唱起了《国际歌》。

  这次有惊无险的被捕,使陈独秀与马林的关系得到了缓和。陈独秀感谢马林的积极援救,表示愿意多听共产国际的意见。马林充分领教了陈独秀的刚毅倔犟之后,也放下了架子,说:“中国的事主要是中国党中央负责领导,我只和最高负责人保持联系,提供一些政策上的建议。”

  在激流澎湃的1921年,身为中国****中央局书记的陈独秀,也仍然是书生本色。他没有故作深沉的官架子,像个小伙子一样,与人辩论动不动就面红耳赤,敲桌子打板凳,不讲究什么“领袖风度”。

  1921年,陈独秀写的最后一篇文章是《〈西游记〉新叙》。陈独秀从白话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指出《西游记》和《水浒传》、《金瓶梅》具有同样的价值。陈独秀的学问是十分渊博的。他是文字学专家,在汉语词义研究、古音学研究和汉字改革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陈独秀又是杰出的文章家和书法家。也许,专心从事学术,他会成为一代学术大师。但是中国的1921年,呼唤着一个强有力的先锋队,来拯救这片四分五裂、多灾多难的山河。迎着这个呼唤,走来了骨头和鲁迅一样硬朗的陈独秀。他把一批散布在神州各地的文化先驱集合起来,攥成了一只高高举起的拳头。从这一年开始,中国人看见了曙光。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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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15个民族的最后结局[转帖]

 

  一.匈奴部分:以匈奴为代表

  二:东胡部分:以鲜卑、契丹、蒙古为代表

  三:突厥部分:以突厥为代表

  四:通古斯部分:以满洲为代表

  五:羌藏部分:羌族,吐蕃

  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少数民族都是由这五部分演化而来的

匈奴:主体在东汉时期被汉人消灭,剩余部分西逃至欧洲,与马扎尔人融合,构成今天的匈牙利人。

  东胡:秦时被匈奴灭亡,之后分成两大部分:乌桓和鲜卑

  乌桓:被曹魏消灭

  鲜卑:主体被汉族同化,剩余的演化为柔然

  柔然:被突厥击败,分化为室韦(蒙古)和契丹

  契丹:主体被女真族和汉族同化,剩余的西逃到中亚,与当地人融合,成为中亚人的一部分。

  蒙古:为先秦时东胡的一部分,由鲜卑演化而来,一直生存到现在

  突厥:有可能是匈奴的一个分支,后灭亡了柔然,其自身的主体被回鹘人和汉族人所灭,剩余的向西逃窜,形成了今天的土耳其人。

  回鹘:主体由丁零人构成,融入了铁勒和高车人的一部分,在唐朝时期,将突厥主体灭亡。回鹘生存到现在,即使今天的维吾尔族。

  女真:来自肃慎,后为女真,为满洲,一直生存到现在,即今天的满族人。

  党项:羌族的一部分。后被蒙古人灭亡。

  羌:一直生存到今天

  氐:匈奴一部分,后被汉族融化。

  吐蕃:也就是今天的藏族,是古代羌族的一部分

  羯:匈奴的一部分,在公元4世纪被汉人冉闵一次性屠杀20万人,导致羯族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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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最经典的八句话 [转帖]


  

  最含蓄的一句话:“啊,大丈夫就应当这个样子!”

  这是刘邦赞叹秦始皇的话。刘邦还是平民的时候,一次,出差到咸阳,正碰见秦始皇出巡,其威仪盛势让这个热血青年赞叹不已。刘邦的赞叹尽管含而不露,但显然话里有话,表面看他是赞叹秦始皇,可实际上抒发的却是自己远大的抱负。看来,有城府的刘邦和直性子人说的话,味道确实不一样。

  最正经的一句话:“天下未定,连年苦战,成败还不可知,为什么要把宫殿建造得这么豪华?”

  这是刘邦训斥萧何的话。刘邦为什么训斥萧何呢?原来,萧何负责建造未央宫,把宫殿建的富丽堂皇,刘邦觉得太奢华了,所以,不免动起“怒”来。但听了萧何“非壮丽不足以表达天子的尊重与庄严”的解释后,马上转怒为喜。显然,他的“训斥”无非是一些领导惯用的伎俩:做秀。他骨子里巴不得如此呢。

  最无赖的一句话:“我爹就是你爹,如果你烹杀你的爹,请分我一杯羹!”

  这是刘邦对项羽说的话。在楚汉战争相持阶段,有一次,项羽把刘邦的父亲抓来当人质,对刘邦说:“你现在如果不投降,我就**你爹。”但刘邦丝毫不为所动,一副无所谓的口气把项羽气得半死。如此的“隐忍”,真是前无古人,活脱脱的死猪不怕开水烫。

  最虚伪的一句话:“贼射中了我的脚指!”

  这是刘邦自言自语的话。有一次,项羽提出要与刘邦单挑独斗,刘邦指着项羽历数了他十条罪状,项羽大怒,用暗伏的弩箭射中了刘邦的胸部,但刘邦却握着自己的脚说了这句话。他之所以这么做,显然是为了不使项羽知道他受了重伤。如此的心机,怨不得项羽斗不过他!

  最感人的一句话:“我的军中粮食很多,并不缺乏,我不愿意让民众破费。”

  这是刘邦对秦地老百姓说的话。刘邦先于诸侯到了霸上后,废除秦法,安抚民心,将约法三章告谕众民,秦地的老百姓很高兴,争先恐后拿着牛羊酒食,献给刘邦,但刘邦不接受,他的这番话感动得秦地老百姓惟恐刘邦不做秦王。看来,刘邦带兵打仗不怎么样,可笼络人心倒有一套!

  最精辟的一句话:“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这就是他被我所擒的原因所在。”

  这是刘邦对大臣们说的话。取得了天下的刘邦和大臣们讨论得到天下的原因,刘邦认为自己成功的关键在于会使用人才;在谈到项羽的失败时,他的这句话也说到了点子上。确实啊,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光杆司令怎么能打天下呢!刘邦用人上的这种自觉,确实比项羽高过一头。

  最动情的一句话:“游子悲故乡,我虽然以关中为首都,常住在那,但万年以后,我的魂魄仍然乐于思念故乡!”

  这是刘邦回到家乡沛县,与父老兄弟团聚时说的话。这句话最能体现刘邦人性的一面。此时此刻,恣意畅饮,谈笑取乐,回述从前旧事,瞻望漫漫人生,人的本性回归到了真实的自我,这时候的刘邦和从前那个喝酒欠帐的刘邦似乎没什么两样,但语气虽然诚恳,毕竟流露的是高高在上。

  最得意的一句话:“早先,您说我是无赖,不能治产业,现在我的产业和我二哥刘仲比,谁的多?”

  这是刘邦对他父亲说的话。年轻时的刘邦,不愿意干庄稼活,游手好闲,可能没少挨老爹的骂。如今当皇帝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份产业确实值得炫耀,不知刘太公听了儿子的这句话,感慨如何?

  古人说:言为心声。刘邦之所以为刘邦,从他的这八句话里足见端倪。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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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飚回忆中的长征[转帖]


如今,一提起长征,人们马上想到的是艰苦:“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而耿飚笔下所展现的长征则与现在一般人对长征的理解有所不同。在他笔下,长征不仅仅是历经磨难,同时也充满了欢乐。

苏区姑娘送荷包

1934年10月16日,连连受挫的中央红军,不得不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踏上前途未卜的漫漫征程。当时,大家并没有想到要进行长征,更不知道要花上一年的时间,走过艰苦绝伦的两万五千里。当时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率前卫团——红一方面军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涉过于都河,迈出了战略转移的第一步。

当地群众看到部队开始上门板、捆稻草、打背包、裹绑腿,知道红军要打仗去了,纷纷前来话别。几个江西籍红军战士新婚不久的妻子也来送别,大家便趁机与他们开些玩笑,闹得新娘子成了大红脸,赶紧离去,躲得远远地望着我们出发的队伍。倒是苏区的姑娘比较开通,她们把绣好的荷包呀,炒好的瓜子呀什么的,追着往战士手里塞;胆子更大些的,干脆跟着战士走一程,边走边问“叫什么名字?”“哪里人?”“能立功当英雄?”这下该那些男子汉们害臊了,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姑娘们便嘻嘻哈哈,三五成群地唱起:“红军哥哥打胜仗,哎呀,妹等哥哥快回来……”

红军的战略“转移”,在耿飚的笔下,没有悲伤,没有惆怅,却充满了欢乐与温馨。

老郎中秘方授红军

红军出发前,耿飚正患疟疾,发高烧、打寒颤。但考虑到部队要行动,自己是指挥员,他只得带病参加“转移”。

在连续突破国民党三道封锁线后,红四团到达了天堂圩。在那里,耿飚请一位老郎中给战士们疗伤看病。

耿飚问:“老人家,能不能把病一下子治好?”

老郎中哈哈大笑:“年轻人,那就难为老朽了。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更何况你这是恶性脾寒?”

“可哪有时间慢慢治呀,说不定明天就要上阵!”耿飚诚恳地说。

老者拈着银髯,沉吟良久:“也罢,在下倒是有一祖传秘方,不过毒性太大,列祖传下话来不许轻易使用。待我为你炮制出来,保你一服见效。”

耿飚大喜过望,连连道谢。

“但有一项,此药服下之后,七毒入血,恐有脱发之险。”老者认真地说。

“要得!要得!”

老郎中严肃地说:“脱发乃毁容大忌,若因此连累你寻不到堂客(方言,即妻子——编者注),可是断人香火的罪过哟!”

耿飚笑道:“不怕不怕!只要让我干革命,没有堂客也成!”

第二天一早,红四团就奉命出发。老中医不违诺言,虽来不及配药,却将他的祖传秘方,抄了一份给耿飚。对民间医生来说,秘方是比生命还重要的,现在他却将其授于一个过路的红军,足见其诚心。老中医将耿飚拉到一边,信任地说:“这药方到你为止,不可再传,盖因其毒大矣。按照你的脉息,我斟酌一夜,对药量做了加减,估计不致脱发至尽,仅稀疏而已。日后调理,仍可再生。”

由于战事紧张,直到队伍到达贵州黎平时,耿飚才配齐了那副中药,一剂共三服。只用了一服,严重的恶性疟疾就基本消除。正如老先生所言,服药后有些副作用,主要是掉头发,伴有手足发麻的感觉,但是并不十分严重。耿飚也信守诺言,终生没有公布那个药方。

巧抓俘虏趣事多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攻克娄山关,再取遵义,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次重大胜利。

为了扩大战果,耿飚率部乘胜追击。红军追得快,有如天兵天将;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双枪兵”(大烟枪和步枪——编者注)战斗力软弱,因此,俘获极多。耿飚回忆道:一个班的红军追到一个小镇上,发现敌人两个一伙、三个一群分散逃来,连累带饿,散在百姓家里抢东西吃。这个红军班长灵机一动,站在大街上吹起哨子,高喊“集合了!”这些“双枪兵”们就昏头昏脑出来集合,足有五六十人,红军班长问:“还有没有?快去喊。”敌人也真乖,便老老实实地把那些没睡醒的叫出来。这时,我们的战士突然亮出武器,大喝一声:“我们是红军!缴枪不杀!”敌人傻了眼,稀里糊涂地当了俘虏。

追击中还发生了这样一件趣事,师部特务排的一个战士,只顾跟着大队追,没料到,插到敌人队伍里来了。这是敌人的一个团部,这个战士便装着停下脚步打绑带,悄悄地等我们上来后告诉我,我说不要惊动他们,带我们去抓那个团长。结果一阵猛跑,就赶上那家伙了。那团长还回身问我们的战士:“这是跑到哪儿了?”我们的战士便附到他耳朵边:“跑到家了。我们是红军!”那家伙一下子就吓瘫了。我们下了他的枪,用枪口顶着他收拢部队,集体投降。我们就这样一路上不断俘虏敌人的整个连部、营部、团部。

钓鱼像牵牛

过草地最大的威胁是饥饿,没有吃的,我们就找野草、野菜充饥。草地上植物不少,但能吃的不多。

走到草地北边的边沿地带时,水沟里有了鱼。草地里的鱼也怪,见了人也不怕,照样在水边上“悠哉游哉”。于是我们便钓鱼充饥。用枪通条磨尖,弯个钩,随便抓个蛤蟆虫子什么的做诱饵,便能把鱼钓上来。草地上大多是无鳞鱼,我们钓到的鲇鱼,大头阔嘴,嘴巴上有两条须,大的有七八斤重。由于我们身体虚弱,把这么大的鱼拖上来,真像牵牛一样。

尽管少油无盐,清水煮鱼有一股腥气,但总算可以支持下来了。再往前走,就见到了飞禽走兽。首先发现的是一种野鸡,遍体花翎,有七八斤重,至今我也没弄清它的名称。再往前,就发现并猎到了野猪、黄羊,于是,饥饿的威胁逐渐减少。

摘自《老年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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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霸业的开始[转帖]


    和州太小了

  朱元璋迫切的感受到了这一点,在这个小县城不可能有大的发展,他的眼睛转向了集庆(南京)。

  迷信是封建时代人们的通病,要想占有天下,必须要占据王气之地,南京就是这么一个地方,紫金山纵横南北,恰似巨龙潜伏,而石头山则临江陡峭,如虎盘踞,这就是南京龙蟠虎踞的来历,此外在南京的前方还有一条长江,皇帝和我们一样,买房子前都要看风水,南京背山面水,实在风水好得爆棚。在明之前,已经有六朝定都于此,到了元朝,这个地方叫集庆路。不但地势险要,而且还很富呢

  附近不但是重要的粮食产区,还兼顾着商业中心的作用,最重要的是,这里有运河之利,在那个从北京走到南京要几个月的年代,水路实在是太重要了。

  冯国胜(冯胜)此人不但作战勇敢,而且非常有远见,他向朱元璋建议,应立即渡过长江,占领集庆,这个建议深深打动了朱元璋,他下定了决心,占领集庆!

  可是船呢, 朱元璋的这班人马不是骑兵就是步兵,唯独少了水军,他正急得不行,一个人的到来带给了他解决的方法。

  此人名叫俞通海,明史上说他是水军头目,其实这人就是沿江打劫的海盗,经常干的就是类似水浒传上“到得江心,且问你要吃板刀面还是吃馄饨”的那路勾当。

  但是到朱元璋那里,他就是个重要的人物,杀点人,抢点钱没关系,有用就行。

  于是他召集了上千条战船先攻采石,再破太平,终于到达了最后的目的地,集庆

  这所谓的上千条战船其实只是些小渔船,朱元璋的这一重大军事缺陷—— 水军,也成为制约他后来军事作战方法的主要因素。

  集庆就在眼前!

  此时的朱元璋是义军的左副元帅,而郭天叙是都元帅,郭子兴的妻弟张天祐是右都副元帅,这个职位是刘福通封的,朱元璋的地位最低,但是显而易见,这两个人根本没有与朱元璋抗衡的本钱,军队的实际统帅是朱元璋。此时元朝的统治者们已经十分头疼,到处都是起义军,没有工夫去理会小小的朱元璋,朱元璋正是抓住这个机会,向集庆发动了总攻。

  由于船只太差,而且过于小看集庆的城防,朱元璋于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八月和九月连续两次攻击集庆,都被元军击败,然而失败对朱元璋来说并不一定是坏事,因为在这两次战斗中,郭天叙和张天祐都战死了,朱元璋顺理成章的成为了都元帅。

  第二年(公元1356年)朱元璋亲自带兵分三路进攻集庆,用了十天时间攻破了集庆,并改集庆为应天。

  穷人朱元璋终于摆脱了凤阳,摆脱了濠州,摆脱了滁州,来到了富裕的南京,但真正的事业才刚开始,继续努力!

  不好惹的邻居

  朱元璋占据了应天,对他来说是件好事,但从历史大势上看,他的形势并不乐观,自古占据北方即有天时地利,中国地势由北向南,由南方起兵进攻北方最后获得胜利,少有先例。

  可是朱元璋此时占据应天,却是占了个大便宜。

  我们介绍一下朱元璋的邻居们,住在他东边镇江的是元朝军队,而住东南方平江(苏州)的是张士诚,东北面的是张明鉴的起义军,南面是元将八思尔不花(名字很有特点),西面是徐寿辉。

  表面上看,朱元璋的邻居们个个都比他强,家大业大,朱元璋被他们围在中间,就好像是到外地打工的民工,寄人篱下,而这些邻居们虽然并不喜欢朱元璋,但也正是因为他过于弱小,谁也没把他看在眼里,自己打来打去,没空搭理他。

  更关键的是,朱元璋北面的邻居是刘福通,这个是兄弟单位的部队。帮助朱元璋挡住了元朝军队的进攻。元朝的统治者倒是很重视朱元璋,可是打不着。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形,能打的不想打,想打的不能打。

  朱元璋充分利用了这一特点,对他而言,元朝虽然是他苦大仇深的报复对象,但还不到时候,他先要料理他的两个邻居。对他而言,这两个邻居才是真正可怕的对手。

  下面我们要介绍他的两个邻居,他们的名字分别是张士诚和陈友谅。

  这两个人都是当世之豪杰,如果他们分别出现在不同的朝代,应该都能成就大业,可惜,历史注定要让这个时代热闹一点。

  这是一场淘汰赛,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获得胜利。

  根据顾恺之吃甘蔗的理论,我们先介绍弱一点的:

  张士诚,男,1321年生人,职业是贩私盐,泰州人,在这里要先说一下贩私盐这一封建时代长期存在的行业。盐是国家管制的物品,非经允许不能贩卖,但海水就在那里放着,不晒白不晒,不卖白不卖,所以很多人都看上了这条发财之道。

  根据经济学的理论,垄断必然造成行业的退化和官僚化,古代盐业也不例外,老百姓只要花三分之一的价钱就可以买到比官盐好得多的私盐。为了严格控制这一行业利益,历代封建政府,无论是汉、魏、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也不管他们治国的方法是道家、儒家还是法家,在对这一问题的处理上,他们都遵照了韩非子的理论。

  这一理论认为:老百姓明知去河里捞金要处死刑还要去干,是因为存在着侥幸心理,所以要加大处罚力度。

  对待贩卖私盐的处罚也是不断的加重,到了隋唐时期,贩卖一石(约一百斤)私盐就要处死刑,大家知道,程咬金就是私盐贩子,看他的个头,应该不止卖一百斤私盐,居然还能通过大赦出狱,确实让人费解。

  那么张士诚的性格应该就清楚了,首先他应该是一个不怕死的人,怕死就不能干这个,此外,他应该是一个比较有钱的人,有钱就能交到很多朋友,最后,他对元朝统治应该有着刻骨的仇恨,因为这个政府不让他卖私盐,还处死了他的很多朋友。

  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张士诚在泰州起义,他是私盐贩子,所以他的起义兄弟也大都是干这行的,他不属于以贫苦农民为主的红巾军序列,这就为他和朱元璋的长期矛盾打下了伏笔。

  作为当时众多起义者中的一个,张士诚是通过一场艰苦卓绝的战役决定他的历史地位的

  最艰苦的战役——高邮之战

  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张士诚起兵后,连续攻占泰州、兴化等地,在高邮建都,称诚王,国号大周,以天祐为纪年。

  现在看来,这个天祐的名字实在是取得好。

  张士诚的王位还没有坐多久,元朝就派兵打来了,其实元朝的官员们也是认死理的,谁称王就去打谁,要是碰到个埋头造反不称王的,他反倒是不理的,朱元璋就是占了这个便宜。

  我们上文提到过的元朝名臣脱脱率领百万大军(注意,这个是实数)攻击高邮,所谓“出师之盛,未有过之者”(元史),此时私盐贩子张士诚表现了他的勇气和决心。

  当时很多人都建议放弃高邮,张士诚考虑良久,说出了一句话:“我们还能去哪里呢”

  是啊,还能去哪里呢

  死也要死在这里!

  元军用各种武器攻城,包括多种火炮,张士诚和他的两个弟弟张士义、张士德就在城楼上坚守,所有的将士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更重要的是,这些起义者的心中有着这样一个信念。

  投降也是死,抵抗也是死,不如抵抗而死! 至少死得悲壮!

  于是,看似柔弱的小城高邮就在这种精神的支持下抵抗了百万元军三个月,这就是敢于拚命的力量。

  正在高邮即将被攻下时,元朝政府内部出现了问题。

  在以往的史书中,我们总是看到很多奸臣,这些人只顾自己不顾国家,是大家痛恨的对象,比如秦侩,比如贾似道,总是在关键时刻来那么一下,坏了国家大事。事实证明,少数民族政权也有奸臣,也会来这么一手。

  之后的内容就是俗套了,小人向皇帝进谗言,皇帝担心外面的将军造反,限令立刻回来,于是脱脱撤离了高邮,他挽救元王朝的努力也就这么付之东流。

  关键时候有天祐,名字固然取得好,但如果不能坚持那三个月,也不会有最后的胜利,所以决定张士诚命运的不是好的年号,而是他的勇气。

  此战之后,张士诚名扬天下,他再接再厉,连续攻克江苏、浙江的富饶地区,成为占地不是最大,却最富有的人(不愧是做私盐生意的)。

  然而从此之后,张士诚就变了,从来都是做小本生意的他,突然间有了全国最富的地盘,再也不用贩私盐了,有钱了,有房子了,拿着馒头,想蘸白糖蘸白糖,想蘸红糖蘸红糖。

  朱元璋对他有一个精准的评价,器小。

  这个人确实没有大志向,但他的的确确是个好人,还是个大好人,他生来就沉默寡言,待人宽大,免除了江浙一带的赋税,江浙一带的百姓受了他的恩惠,纷纷为他修建祠堂。但他的过于宽大和无主见也使得他无法成为枭雄,而只能做一个豪杰。

  下面我们要介绍的陈友谅是一个真正的枭雄。

  但在介绍他之前,我们必须介绍他原来的老板,徐寿辉

  徐寿辉,出生年月不详(死期倒是很精确),湖北罗田人,是个布贩,据说小伙子长得很精神,而且为人正直,是罗田第一美男子,由于经常被元朝的官吏勒索,所以对元朝心怀不满,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刘福通起义经过他的家乡,徐寿辉长期积累的怒火终于压抑不住,准备造反,他的手段还是宣传封建迷信,这次是明教。

  为了搞宣传,他还找了两个帮手,一个是在麻城打铁的邹普胜(强人),另一个是江西和尚彭莹玉(大家应该熟悉),在宣传明教几个月后,他在大别山区发动起义,一举攻克罗田,他是红巾军的支流,所以也戴红巾,起义军连续作战,先后攻克黄州和浠水,并最终定都浠水县城,

  他的国号很值得一提,堪称自古以来最为奇特,叫天完(不是年号),这年号是怎么来的呢,请大家和我一起做一个拆字游戏,把天完两个字的上面去掉,就可以发现是大元,这位布贩子唯恐自己的国号不能压制元朝,就想了这么个馊主意,在字上面讨个便宜。我每次看到这个年号总觉得是过几天就完蛋的意思。

  当时徐寿辉的地盘很小,只有黄州和浠水这一片地方,但他的排场却很大,元朝有的机构他都有,才那么几千人,就设置了统军元帅府、中书省、枢密院、中央六部,真不知道他手下还有没有兵,估计是都去当干部了。另邹普胜为太师,倪文俊为领军元帅,此时一个浠水人参加了他的队伍,此人相貌不凡,写得一手好字,正是陈友谅。

  厉害的陈友谅

  在那些元朝末年的起义军中,很多的领袖没有抵挡住元朝糖衣炮弹的攻击,被招安,即使是朱元璋也曾经与元朝暗通消息,只有这个人从头到尾反抗元朝外族统治,敢作敢当,不屈不挠,坚持到底,端的是一条好汉!

  陈友谅,男,1320年生人,原姓谢,工作是渔民,沔阳(今湖北仙桃)人,曾经在县里干过文书, 当徐寿辉起义军来到他的家乡后,他参加了徐寿辉的部队,由于他很有文化,外加有计谋,很快得到了徐寿辉和当时的丞相倪文俊的信任。

  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由于当时徐寿辉已经称帝(不识时务),元统治者调集几省军队,围剿徐寿辉,攻破国都,彭莹玉战死,徐寿辉这才清醒过来,他率领部队退到湖北黄梅一带打游击,同时对军队也进行整顿。然后红巾军大举反攻,重新夺取江西、湖南,并于汉阳县城(今武汉汉阳)重新建都,改年号为太平。

  当时的徐寿辉整编部队的手法实在厉害,他在每个士兵的背后写下了一个佛字,并说这样可以刀枪不入,这个谎话似乎容易被揭穿,因为士兵到了战场上就会发现不是真的(不信扎你一枪试试),这个谎话还有下半部分,如果你不幸阵亡,那并不是这个字不灵,而是因为你的心不诚。也就是说没有死就是因为我写了字,死了怪自己,谁让你心不诚!

  这种类似二十二条军规的荒唐逻辑在当时倒是很有市场,所以他的士兵在上战场前都要念经,搞得很多元朝政府军也莫名其妙,还以为是碰上了和尚。

  与之相对的是他的将领们,这些人可不是吃素的,都是一等一的名将,在徐寿辉手下有所谓四大金刚之称,分别是邹普胜(总司令)、 丁普郎(狂人,原因后来会说到)、 赵普胜(双刀无敌)、傅友德(从来没有打过败仗)。此四人带领部队横扫元朝军队,创立了天完政权。

  在徐寿辉的部队里,兄弟义气是为人看重的,如果有谁背叛了兄弟,是要受到大家的鄙视和惩罚的,这种组织体系很容易让我们想起著名的洪兴帮,可是有讲义气的就一定会有不讲义气的。自古以来从无例外。

  丞相倪文俊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一直在徐寿辉身边,深知此人除了长得帅,并没有什么突出的才能,自己是博学通才,文武双全,凭什么在徐寿辉手下干活,于是他企图暗杀徐寿辉,篡夺帝位。却被人捅破,没有办法,只能自汉阳逃往黄州,因为黄州是陈友谅的老巢。

  倪文俊一直很相信陈友谅,他不但是陈友谅的领导,还提拔了陈友谅,让他成为了军队中间的高级干部,可以算是他的师傅。

  可他忘记了一条中国人的古话,有什么样的老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

  陈友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用八个字可以形容他,心黑手狠,胆大妄为,从他后来的行为看,确实没有什么是他不敢干的,别人把义气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他却把义气当成狗屎。

  别人不敢杀上司,杀兄弟,他干起来毫不犹豫,干完后还大大咧咧的承认,就是我干的,你能怎么地

  要分析这个人物,需要从他的童年说起,他本是渔民,而且还是那种最低等的渔民,这种渔民在元代一般不上岸,吃住都在船上,村民都不和他们打交道,因为他们身上总是有着挥之不尽的鱼腥味,陈友谅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

  从小就饱受别人的歧视,唾骂,以及那种看见他就躲得远远的行动和眼神,使得他心中有着深厚的自卑感,对他而言,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靠自己!

  他努力读书,终于在当地县衙找到了一份写作文书的工作,但这个工作并没有给他带来尊严,那些瞧不起他的人依旧瞧不起他,时常听见的低语声和议论声让他发疯。

  原来读书也无法改变自己的身份,在长时间的思考后,陈友谅似乎终于找到了一条可以让别人敬重自己的方法

  往上爬,不断的往上爬,直到那最高的顶点,那些瞧不起我的人最终要在我的面前低下头来。

  于是,当徐寿辉的起义军来到家乡时,本是元朝政府公务员的陈友谅参加了起义,将矛头对准了发工资给他的元朝,他参加起义的动机明显与那些贫苦农民不同,这动机是一个信号,代表着在陈友谅的心中,信义和忠诚不存在。

  在他的心中,唯一重要的就是权力和地位,是当他高高在上的时候,无人再敢藐视他!

  在陈友谅所学习的东西中,四书五经和经史子集都是不重要的,他掌握的最好的是“杀人灭口”“斩草除根”“无毒不丈夫”之类的人生哲学,厚黑学应该也是他的专长,倪文俊欣赏的也就他这一点,但他想不到的是,有一天,陈友谅会把这一招用在自己身上。

  倪文俊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跑到陈友谅处时,陈友谅仍然友善的接待了他,为他准备了房间和换洗的衣服,陪他谈话,倪文俊顿感自己没有看错人,便把内幕合盘托出,越说越气愤,留下了眼泪,陈友谅平静的看着他,问出了关键的一句话:

  “赵普胜他们怎么样了”

  听到这话,倪文俊更是悲从心中起,“他们那几个人,你还不知道,都是徐寿辉死党,不过,我们联手,一定可以打败他们。”

  好了,这就够了,我不用再问了

  一天之后,汉阳的徐寿辉收到了倪文俊的头颅。

  陈友谅在杀掉倪文俊后,以所谓匡扶之功成为了天完国的第一重臣,他的能力也充分表现了出来,他知人善任,有很强的组织能力,更为难得的是,他是一个很有带兵才能的人。

  汉高祖刘邦问过韩信,自己能带多少兵,韩信告诉他只有十万,这件事充分说明了兵不是越多越好,关键看在谁的手里,怎么使用,而陈友谅的能力远远不是十万兵可以包容的。

  与他相比,徐寿辉就差得太远了,这个人确实是个好人,但除了好人,他什么也不是,陈友谅每天看见徐寿辉高高在上的坐在宝座上就来气,这个废物为什么坐在上面,我还要向他请示,当这个念头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时,思想中的图谋就将变成行动

  要除掉徐寿辉很容易,但之前一定要先解决他的那些明教兄弟,第一个就是赵普胜。

  于是,不久后,赵普胜以图谋不轨的名义被杀掉,丁普郎和傅友德不是**,看情形不对,就溜了,跑道朱元璋处继续当差。

  此时的徐寿辉真正成为光杆司令,是陈友谅手中的棋子,于是在几乎所有的历史书中都出现了这么一段奇怪的描述 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徐寿辉在陈友谅的挟持下进攻朱元璋。

  进攻,还是被人挟持的,做皇帝到了这个地步,还不如死了好

  徐寿辉并不想死,他把权力交给了陈友谅,只是希望活下去。

  陈友谅是属于那种“卧榻之前岂容他人酣睡”的人,他绝不会放过徐寿辉。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六月十六日(够精确),陈友谅率领十万军队顺江而下攻克朱元璋的采石,他邀请徐寿辉去采石城的五通庙拜神,徐寿辉一向对这些活动很是热衷。于是他应邀来到了庙里。

  当他来到庙里时,陈友谅正站在窗前,身边站着两个卫士,外面下着很大的雨

  陈友谅没有理他,徐寿辉多少有些尴尬,他走到陈友谅身边,以一种近乎讨好的语气说道:“我们就要打下应天了,这都是你的功劳啊。”

  陈友谅没有回头,只是淡淡的说:“可惜你看不到那一天了。”

  徐寿辉懵了,他不是没有想过这一天的到来,但当它到来时,还是那么残酷。

  两个人都不说话了。

  死一般的沉默

  徐寿辉的汗和眼泪都下来了,他心中的恐惧就像一只大手将他拖入无底深渊。

  “我把皇位让给你,我做平章,你看这样行吗?”

  陈友谅终于回头了,他用一种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徐寿辉,说出了他一生中听到的最后一句话,“你是怎么在这个乱世上生存下来的?”

  卫士上前,从预先准备好的铁锤打碎了徐寿辉的脑袋。

  徐寿辉倒下时最后看到的是陈友谅那冰冷的目光。

  卫士们洗干了前任老板的血迹,布置好大殿,因为这里马上就要举行新皇帝的登基大典。

  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六月十六日,陈友谅在暴风雨中,于五通庙登基为帝,定国号为汉。

  这就是乱世的生存法则,徐寿辉,你不懂。

  陈友谅虽然算是个不折不扣的不讲道义的人,但他却是一个敢做敢当的人,他的大汉国的年号是“大义”。

  真是够狠,弑君夺位的人居然敢把自己的年号取名大义,这又告诉了我们一个信息,这是一个不遵守游戏规则的人,在他眼里,什么仁义道德都是狗屁,你们不是不耻于弑君的行为吗,道学先生们,我就做给你们看看,我的年号就叫大义!

  诚然,这样的一个人是难于对付的,要对付这样的人,君子的做法是不行的,守规矩是不行的。

  谁能够对抗这样一个可怕的人

  看来只有朱元璋了

  在朱元璋攻占应天后,陈友谅和张士诚都感觉到了这个对手的潜力。他们都是非常厉害的人,谁对他们威胁最大,他们的心里很清楚。虽然朱元璋还很弱小,但绝不能小看他。

  但是陈友谅当时并未掌控天完国的政权,所以最先与朱元璋发生冲突的是张士诚,双方从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朱元璋攻克应天后,就没消停过,大大小小打了上百仗,朱元璋对张士诚极为头疼,自己只是占了点地盘,干嘛总和自己过不去,本来兵力已经不堪敷用,但屋漏偏逢连夜雨,同年六月,朱元璋的部将投降了张士诚,此时朱元璋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他要和张士诚谈判,并写信给张士诚,大致内容是:我是贫苦农民,你是私盐贩子,大家都是苦人啊,干嘛非要打我呢,咱们两家和平相处吧,时不时去串个门不是很好吗。

  朱元璋这样做是因为他已经和徐寿辉开战,两线作战非常不利于他,可张士诚也不是等闲之辈,看出了朱元璋的计谋,他回信给朱元璋,大意是:你是从哪里来的就滚回哪里去,我已经和徐寿辉约好,非灭了你不可。

  谈不拢,那就打吧

  同年七月,张士诚大举进攻朱元璋控制的镇江,朱元璋早有准备,命令当时手下的王牌将领徐达和常遇春应战,大败张军于龙潭,然后猛将常遇春一路打过去,到了第二年(1357年)攻克了常州,之后在攻克宁国的战斗中,常遇春充分继承了夏侯敦受伤不下火线的精神,身中三箭(贯通伤)仍然坚持作战,又攻下了宁国。张士诚一败涂地。

  其实张士诚的军队战斗力并不差,人数也多于朱元璋军,但却惨败,从以上情况我们可以得出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结论。

  常遇春

  常遇春跟随朱元璋的时间并不长,他于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朱元璋攻克和州的时候才来投奔,虽然晚来,他却一点也不客气,开口就说,我到这里来就是当先锋的,把先锋印给我吧。

  朱元璋见过的狂人不少,但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狂的,他很生气的说:你小子不过是个吃不饱饭的难民,到我这里来混饭吃的,我怎么可能给你这样的官位呢(明史记事本末)。常遇春却笑着说:你等着看吧

  他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在朱元璋攻克采石的战役中,元朝军队在岸边列阵,朱元璋的水军无法靠近,看着干着急,正在此时,常遇春的船只经过,朱元璋顿时想起了他的话,对常遇春大喝道:小子,你不是要当先锋吗,现在是时候了!常遇春应声奋勇向前,单枪匹马持长戈向岸边元军刺去,元军接住了他的长戈(遇春应声,奋戈直前,敌接其矛),却没有想到常遇春的目的正是在此,他手握长戈顺势跳上了岸边(这似乎是个撑杆跳的动作),连杀数人开辟了滩头阵地,后面士兵一拥而上,占领了采石。

  此战后,朱元璋重新认识了这个叫常遇春的年轻人,并亲自授予他总督府先锋的官位。

  常遇春是个天生的先锋材料,他善于使用骑兵进行突破,选择进攻位置准确,能冷静判断战场形势,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武林高手,个人武艺也甚是了得,这一优点在后来起了极大的作用。

  但他也有个致命的弱点,他嗜好杀戮,而且是最不道德的那种——杀降

  古语有云,杀降不祥,从道义上说,对方已经投降,再动手似乎就不那么光彩,可他偏偏嗜好这个,这个嗜好也为朱元璋惹来了大祸。

  朱元璋击败了张士诚后,便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徐寿辉身上,但他明白,自己真正的对手并不是那个虚有其表的徐寿辉,而是他背后那巨大阴影——陈友谅

  在这段时间里,朱元璋做出的两个决策使得他成为了最终的战争胜利者,第一个决策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正是这个决定让他避开了天下人的注意,当其他农民起义领袖帝王思想膨胀,扯张虎皮做大旗,锅里没几两米就敢开几千人的饭时,朱元璋充分利用了时间,不断发展自己的实力。

  另一个决策是在陈友谅和张士诚两个人中间拿谁开刀,当时大家普遍认为张士诚比较弱,希望先对付他,并利用占据的江浙一带土地扩张自己的势力,从而与陈友谅决战。应该说这个决策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正确的,但朱元璋在此时体现了他的天才的战略眼光。

  在实际决策中,不受他人,特别是多数人的意见的影响是很困难的,当许多人众口一辞时,很多人都会从大流,甚至改变自己原来的看法,而朱元璋用他的智慧告诉了人们,真理往往是站在少数人一边的。

  朱元璋对他的谋士们说,你们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但你们没有看到问题的关键,张士诚的特点是器小,陈友谅的特点是志骄,器小无远见,志骄好生事。如果我进攻陈友谅,张士诚必然不会救他,而进攻张士诚,陈友谅就一定会动员全国兵力来救,我就要两线作战,到时就很难说了。

  精彩!真精彩!

  如此之见识,此人不取天下,何人可取!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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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奥尼的《中国》一场迟到了32年的放映-1[转帖]


  


  安东尼奥尼的《中国》,其遭遇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命运的一个缩影。2004年,他的这部记录片终于在中国得以公映。

  来源:外滩画报 文/北太西

  7月30日,一个普通的夏日。烈日炎炎的北京的街头突然惊人地飘起了短暂的飞雪。与这场罕见的风云突变随之而来的,是两位电影大师相继离去的噩耗——伯格曼和安东尼奥尼,在实践和探索中使电影这门“第七艺术”日臻完善的“电影活化石”,在同一天里分崩离析,仿佛在宣告着一个艺术电影时代的终结。

  大师的谢幕足够让人伤怀,而安东尼奥尼因为与中国有着复杂的渊源,他的离去同时昭示着一场世纪夙愿的彻底落空,更是让人扼腕叹息。

  对安东尼奥尼的双重指责

  1972年,因《奇遇》、《夜》、《蚀》、《红色沙漠》等片蜚声世界影坛的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作为中国人的朋友,怀抱着激情和好奇,踏上了中国的土地,摄制了长达3小时40分钟的大型纪录片《中国》。

  但这样一个有着非常美好开端的故事,接下来却意想不到地“变向”发展为一出至今还令中意两国人民尴尬的闹剧。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的评论员文章,等待掌声的安东尼奥尼被猝不及防地拍了重重的一“板砖”。从此,暴风骤雨般的“板砖”朝安氏拍来。批判活动从北京席卷到全国,持续了将近一年,充分展现了那个年代中国人民“拍板砖”的无奈。仅1974年2月和3月间发表的“大小砖头”就结集了一本200页的书,名为《中国人民不可侮—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中国〉文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6月版)。安东尼奥尼的名字甚至还被编进了儿歌之中:“气死安东尼奥尼, 五洲四海红旗飘。”

  安东尼奥尼在自己的国家也受到攻击,被指责“背叛了中国”。对中国抱有很大热情和友好的安东尼奥尼从此背负了莫大的羞辱和痛楚。但他一直希望有朝一日,能重返中国,得到中国人民的客观评价,从而洗刷这段倏然降临头上的“千古奇冤”。

  当阶级斗争的时代在改革开放的步伐声里成为历史,安氏的夙愿无疑也是中国人民的夙愿。1990年末的时候,北京突然盛传安东尼奥尼要来华的传言。电影学院的学生为此一度奔走相告。但一直到他中风卧床的消息传来,也仍然没有看到传言变成真实的迹象。

  那个被批判的妇女也来了

  2004年,期盼的人们没有等来安氏,却等来了他的作品回顾展。安东尼奥尼作品回顾展在北京电影学院隆重举行,《中国》这部名闻遐迩尔却并没有多少中国人真正一睹真容的片子首次得以在中国公映。尽管这次展映是以学术交流的名义进行的,并不代表官方对《中国》风波的重新表态(举办方还在展映正式开始前恳求到场媒体和观众,为了保证展览顺利进行,在《中国》放映结束之前先不要大肆宣扬)。但已经90多岁高龄的安氏仍然托夫人发来了贺信,表达了他对中国和中国人民一如既往的热爱和挂念,并对他的作品能在北京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放映表示感谢。

  放映的这一天,各色人等像过节一样地涌进电影学院。其中不乏许多艺术界和文化界“大腕”的面孔。“黄牛党”攥着门票在放映厅的门口吆喝,10元一张的放映票价,竟然被炒到了200元以上。能容纳800人的电影学院放映厅人满为患。许多观众最后席地而坐看完了近4个小时的《中国》。

  在放映之前,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在北京服装学院人事处供职的中年妇女,一直在兴奋地讲述她被安东尼奥尼拍进影片的“传奇”经历。32年前,她还是北京纺织厂的一名年轻女工,在厂里组织集体出游长城时,意外地碰到了正在拍摄的安东尼奥尼;更令人激动的是,安东尼奥尼将镜头对准了她和她的女伴。

  后来,当对《中国》的批判开始的时候,她的喜悦马上也变成了惶恐。在内部观影中看过部分样片的厂长找到了她,责问她为什么上了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她为此做出了严肃的检讨。32年过去了,青春少女变成了半百妇女,她也一直无缘目睹这部给自己带来了训斥和检讨的神秘影片。后来,在清华上大学的儿子从网上得知了这次回顾展的消息,所以特意买了票,和老伴一同前来了却这桩心头旧愿。当银幕上一个戴眼镜的少女的身影出现的时候,她终于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激动,不顾周围观众的侧目,像小孩一样,指着大屏幕高声地喊着:那就是我,就是我!尽管她的影像只是一个转瞬即逝的全景镜头,对于一个渴盼了32年的人来说,未免显得有点“潦草”和“轻微”,但那一刻她的兴奋和激动却是真诚而由衷的。

  来自遥远国度的眼光

  亲眼看过片子之后,中国人终于恍然大悟,原来这部蒙着神秘面纱的片子,并非像长期的误解和讹传引发的预期一样,有着很多具有政治意蕴的“猛料”。相反,它只是一个对人本身具有浓厚兴趣的导演,以一个被严格限定行程的外来者的视野,记录和呈现了有关中国的日常影像与印象。它的最终完成较好地契合了安东尼奥尼来华之前在拍摄计划书里所说的意图,“我的纪录片将仅仅是一种眼光,一个身体上和文化上都来自遥远国度的人的眼光。”但显然《中国》偏离了当时中国政府希望他拍摄的“革命与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宣传主题。意大利评论家艾柯对此做过精辟的分析:安东尼奥尼作为“一个特别倾向于深度探究生存问题和强调表现人际关系,而非致力于抽象的辩证法问题和阶级斗争的西方艺术家”,向西方观众“讲述的是这场革命中作为次要矛盾的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而非展现作为主要矛盾的革命本身”。

  事实证明,30多年前对安氏的批判,与其说是一种文化隔阂与碰撞,不如说是一种建立在极左思潮之上的误读,也一定程度暴露了中国人在长期封闭之后过度敏感、自尊甚至狭隘的国民心理。因为“丑化”和“攻击”完全是无中生有,相反,从《中国》中许多幕无比宁静和悠闲的生活景观里,很多观众甚至还不约而同地觉得,它对中国动荡的“文革”时代的展现竟然有着轻微的“美化”痕迹,政治的残酷和阴暗实际上被这种旅行日记般的观望所剔除了。安氏的命运,某种程度上是中国的命运的一个缩影。如今大师已逝,他重返中国的夙愿终成遗愿。好在一个伟大的导演,可以通过他的电影达到不朽。当越来越多的中国的影迷沉迷于安氏那种直指人心的影像力量的时候,安东尼奥尼,仿佛在一片电光声影中悄悄复活,又来到了我们身边。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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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奥尼身后的中国往事[转帖]

 

  纪录片导演刘海平一直渴望自己能够回收一段曾经纪录中国时代风貌的珍贵胶片,“当年圆明园的很多文物都流失到海外,但是有很多人,花大价钱也要把那些文物回归祖国。我经常讲这么一句话,其实安东尼奥尼拍摄《中国》的素材有3万多米。他剪成的成片,才用了一万多米。还有一万多米到两万米胶片的原始素材留在意大利,这个文物的意义丝毫不亚于圆明园的兽首。”几年来,刘海平和妻子倾其所有做了一件事:夫妻二人用一部名为《〈中国〉已远》的纪录片,穿透历史的迷雾,纪录下了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生命中最后的时光。

  与安东尼奥尼相拥

  制作一部关于安东尼奥尼纪录片的冲动始于五年前,那时刘海平因为拍摄央视电影频道《世界电影之旅》的专题,频繁出现在各大电影节。在那些终身成就奖的颁奖环节,世界影坛的泰斗人物带着生命的余辉,接受所有人的祝福和敬仰。刘海平发现,在所有健在的世界级电影大师中,安东尼奥尼是唯一来到中国拍摄过纪录片的导演。《〈中国〉已远》就在那时悄悄走进了刘海平的世界。

  2004年9月,在意大利威尼斯电影节举行期间,刘海平和妻子一道飞赴意大利,第一次拍摄采访安东尼奥尼。9 月11日,安东尼奥尼的新片《爱神》首映结束后,在他下榻的利多岛,夫妻二人静候大师的到来。按照预约的时间,安东尼奥尼准时出现在大堂,刘海平当时在忙着架灯,妻子侯宇靖上前去迎接轮椅上的安东尼奥尼。见到眼前两位远道而来的中国朋友,92岁的电影大师像个孩子一样,抱着侯宇靖哭了起来。直到身边的助手提议喝杯咖啡,安东尼奥尼才逐渐平静。

  “时人不识将军面,朴素无华田舍翁。”一位享誉国际影坛的大师就那样安静地出现在刘海平镜头下,因为疾病的原因,采访是由他的妻子和助手恩里卡完成的。从电影节上这次见面以后,刘海平夫妇走进了安东尼奥尼的生活。在这一年里,刘海平和妻子三次来到意大利采访拍摄,每次回国,二人都精心准备下次探访安东尼奥尼时所带的礼物。

  最后一次去意大利拍摄时是在一个8月,刘海平夫妇在北京王府井的百年服装老店瑞蚨祥为安东尼奥尼定制了一件唐装,为他的夫人恩利卡准备了一双绣花鞋。见到这两份中国特色的礼物时,安东尼奥尼十分兴奋,他用手轻抚唐装面料,对身边的朋友说了一个字:热。然后他专心地地打量着夫人的绣花鞋,说“没有根儿”,引得身边的朋友开怀大笑。因为深知中国传统文化的“礼尚往来”,安东尼奥尼执意要将自己的摄影包回赠刘海平。从那以后,刘海平就拥有了一件珍贵而且引以为豪的礼物。

  随后的采访中,恩里卡将话题引回到1972年的中国。采访中,谈论的最多的内容,也是关于安东尼奥尼拍摄《中国》的往事。

  《中国》往事

  上世纪70年代的意大利影坛,维斯康蒂等人创立的新现实主义思潮余韵犹在,帕索里尼的政治电影如日中天,作为一名关注学生运动的左翼意共导演,60岁的安东尼奥尼对红色中国充满向往。他曾在自传中描述过当时他对中国的想象:中国的沙漠都是蓝色的,河流是黄色的,农民们都穿着童话里的衣裳。1972年5月,安东尼奥尼和自己的摄制组接受中国政府邀请,前来拍摄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

  香港是安东尼奥尼当年到达中国的前站。在罗湖口岸,剧组惊奇地看着眼前的景象:一座普通的木桥连接两岸,一边是英国人,另一边是中国士兵,手持钢枪,整齐排列。摄影师卢奇亚诺·都沃里后来回忆说:“这种对立非常有意思,一方是西方的世界,另一方是充满神秘光环的中国。”他装上胶片正要拍摄,安东尼奥尼上来阻止了他。“他告诉我说,我们需要先理解,然后再拍。”随后,摄制小组从广州飞赴北京。

  在安东尼奥尼看来,中国“是一个巨大的,不为人知的国家”,这样的认知差不多能够代表当时整个的西方世界。安东尼奥尼曾经对拍摄小组的同事说:我们只能看,无法作深入的解释。后来他这样解释自己拍摄《中国》的初衷:在这个国家中,我知道人民以前生活在极其不公正的封建统治下,而1972年的今天,他们在一天一天地努力建立一种新的公正。在西方人眼中,这种公正看上去似乎是种普遍的、节衣缩食的贫穷,但这种贫穷决定了一种有骨气的生存的可能性,使人变得祥和,比我们更富有人性,甚至它接近我们的人文主义理想:与自然相融,人际关系的温和,用坚韧的创造力在这个常常是相当贫瘠的土地上简单地解决财富分配问题。

  当安东尼奥尼和同事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北京的停机坪时,舷窗外正在举行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孩子们手拿鲜花和彩带,跳着舞蹈,喊着欢迎口号。中国朋友的热情令摄制组一行几人都很开心,很快他们发现人群不是在欢迎他们,那一天,人们欢迎的是非洲索马里的主席西亚德。

  “我们被关在一家宾馆里,关了四天,不准出去,进行讨论。”恩里卡回忆说。她比安东尼奥尼小40岁,这趟中国之行,其实也是二人的蜜月之旅。安东尼奥尼想要拍摄的一些地方没有被许可,于是改成了其他地方。安东尼奥尼对大家说,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中国,我没有兴趣听别人阐述,你们让我自己看。5月18日,安东尼奥尼拍了他的第一个镜头。

  林县红旗渠是安东尼奥尼的拍摄地点之一,这个人力创造的奇迹直到今天依然令人惊叹。在一座石头垒成的村庄北小庄,安东尼奥尼告诉陪同的中方人员,这里是我明天的拍摄地。第二天当他带着剧组去时,他发现村里的灰土墙被石灰粉刷一新。安东尼奥尼非常吃惊,“对不起,我不能拍了。”对于安东尼奥尼来说,眼前发生的一切是一场闹剧,摄影师卢奇亚诺说,“可怜他们工作一个晚上,让村庄焕然一新。但是我们不想改变什么,我们只想成为1972年中国的见证人,我觉得我们做得不错。”

  今天再看《中国》,那些惊奇地注视、不安地躲避镜头的中国面孔依然令人印象深刻。恩里卡和摄影师卢奇亚诺都提到,在中国人眼里,他们这些大眼睛、高鼻梁、白皮肤的卷发外国人,是“不明物体”,他们夸张的言谈举止甚至还有一点可笑。“但我们很快就意识到,外国人和怪物是我们自己,是在镜头这一边的人。”卢奇亚诺说。在他的记忆里,中国人虽然害怕但相当礼貌,他们担心走开会是一种冒犯,所以他们在镜头前能熬就熬,常常僵硬如石一动不动。最重要的是,在众多神色惊奇的脸上,安东尼奥尼他们看到了很多东西,却从未看到敌意。

  《中国》风波

  在中国工作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安东尼奥尼拍摄了北京、上海、河南红旗渠和苏州等地,最终剪辑完成影片《中国》。当这部影片在西方公映时,批评的声浪像潮水一般袭来。亲华的观众看后,说安东尼奥尼在“丑化中国”;排华的观众看后,说安东尼奥尼在“美化中国”。1974年1月30日,一篇名为《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的文章出现在《人民日报》的显著位置,《中国》被定为反华影片,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由此开始。

  随后,国内各大报刊发表了大量批判文章,一直持续到1975年年中。仅1974年2月和3月间发表的部分文章就达43篇,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当年6月结集出版,名为《中国人民不可侮——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中国〉文辑》。文章作者来自全国,其中很多都是影片拍摄地的干部群众。直到2004年的30年间,《中国》从未在国内公开放映。

  刘海平夫妇的拍摄赢得了当年众多当事人的信任,他们走到镜头之下,首次披露了当年拍摄的一些内幕。在《人民日报》的批判文章里,安东尼奥尼“恶毒透顶”的表现之一便是在配乐上的别有用心。当响起《龙江颂》中江水英唱“抬起头,挺胸膛”时,画面上出现的竟是猪摇头的动作。文章写道:“他在影片中没有拍过我国一个革命样板戏的镜头,却拿样板戏的一些唱段肆意嘲弄。这是蓄意污蔑我们的革命样板戏,攻击我们的文艺革命。”当年在华盛顿放映《中国》时,中国大使看到这一段时,起身带着随从离开现场。

  “我们后来才知道这些歌曲很多是毛泽东夫人负责的,”摄影师卢奇亚诺告诉刘海平,“当时我们在无论在哪里,总是时不时地听到一个声音在唱,大喇叭里总是传来这些歌曲。我们拍摄下来,但我们不知道那些讲的是什么。”猪圈在摄制组看来,代表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带我们拍摄了养殖场的猪圈,我拍了。拍摄的同时,大喇叭里播着响亮的歌曲,影片就是这样剪辑完成的。我们后来才知道那首歌说的是‘中国人民昂起头’,我们应该删掉它,可是我们并不知道。这种对立冲突由此产生了非常大的危害。仿佛我们在藐视中国人民。”

  恩里卡陪安东尼奥尼一起,度过了那段漫长的日子。直到现在,她仍然认为作为一个导演,安东尼奥尼裸露着打开了自己的心扉,他其实是在奉献自己的观点和灵魂给大众。当整个世界的批判声浪滔天而来时,安东尼奥尼想逃走,想去休假。 “我们导演是人,我们不能承受数以万计百万计的指责、评论。”

  这场风波的句号来自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那年11月10日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时任中央副主席的李先念对有关部门谈到《中国》时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影片《中国》是有点毛病的,它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但“四人帮”利用它来反对周总理,外交部要好好研究一下。根据李先念的指示,1979年1月25日,外交部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交了《关于肃清“四人帮”在批判〈中国〉影片问题上的流毒、拨乱反正的请示》报告。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外交部的报告,《中国》风波才算宣告结束。

  辗转面世路

  众多当事人的口述,最终被刘海平剪辑成了一部两个多小时的纪录片,意大利导演马尔科·贝洛基奥在1967年曾经拍摄过一部剧情长片《中国已近》,借着这个片名,刘海平为自己的片子命名《〈中国〉已远》。几乎与此同时,2006 年,夫妻二人迎来了女儿刘爱慈的诞生。

  剪辑工作完成后,《〈中国〉已远》曾经在纪录片爱好者之间作过一些交流,这部揭秘《中国》拍摄内幕和纪录安东尼奥尼晚年生活的纪录片,赢得了众多关注。中央电视台一些纪录片栏目都曾与刘海平接触,后来刘海平联手《见证》栏目,打算制作五集纪录片。2007年夏天,刘海平夫妻完成了五集片子的制作。得知中央台要播出这个纪录片,安东尼奥尼和意大利使馆都非常欣慰。就在片子播出之前,栏目组接到上级要求片子进行一些修改的意见,大家遗憾地接受了这个结果,片子的播出因此推迟。

  2007年7月30日,刘海平接到电话,得知安东尼奥尼在罗马家中去世。那一天,距离安东尼奥尼95岁的生日只有两个月。

  在那之后,刘海平又投入了影片的后期工作。他又联系了一些中方当事人,几年来,他把片子看作自己的另一个孩子,用自己的方式慢慢地让这个孩子和女儿一起长大。今年春节,刚刚在意大利完成后期工作的刘海平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来自崔永元《电影传奇》栏目组。栏目组希望他能制作一个30分钟的版本,在“我的电影传奇”这个单元播出。夫妻二人非常欣慰,很快完成了后期制作。

  2009年2月15日,影片如期与观众见面。播出那天,侯宇靖热泪盈眶,刘海平在一旁拿着机器,拍摄喜极而泣的妻子和在她怀中的女儿。为了丈夫的拍摄顺利完成,侯宇靖辞职离开自己的原单位中国旅行社,以自己在意大利留学的背景,充当丈夫的外联、翻译和助手。夫妻二人多年的积蓄全部放在了片子上,到现在为止,已经超过50万。刘海平夫妇向崔永元表示感谢,小崔回复短信说:要谢你们自己的付出。

  《〈中国〉已远》将在4月亮相香港国际电影节,随后刘海平将带着它奔赴台北电影节。阳春三月里,刘海平做着参展前的各种准备,在他的桌上,摊着一本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书的结尾,作者这样描述我们刚刚经历的三十年:尽管有着种种抱怨、失落和焦虑,但是,过了很多年后,我们也许仍然要说,那是一个好的时代。因为,它允许新的可能性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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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年后安东尼奥尼哭了[转帖]

 

 ◎侯宇靖

  采访安东尼奥尼的准备工作,进行了大半年。了解了《奇遇》,了解了《放大》,更主要的了解了《中国》。当电脑荧屏闪现红旗渠的画面时,我震惊了。因为我父亲当年曾与中国医疗队在这里救死扶伤。我出生并在林县长到了8岁。

  将采访定在9月11日,威尼斯电影节闭幕式当天。因为10日安东尼奥尼新片《爱神》将做首映式。

  这么久以来,我是第一位采访他的中国记者,他和夫人也很重视这次访问,他们觉得在客房里采访不礼貌,建议找一个大的空间,酒店经理很是帮忙,借给我们SALAIMPERIALE,用于采访。

  当座椅摆好,脚架支上,我们正在准备状态时,我和摄影师一同发现安东尼奥尼就在身后。我们的心头悸过一丝匆忙,一丝慌乱。摄影师拎着机器就走向他。而我定在那儿,与他相互凝视,他的眼中噙满泪水。

  “我来是想问候您!”我哭了。

  他牵住我的手,使劲摇,有千言万语想说。我拿出儿时的照片,他在32年后的今天又看到了他当年拍摄的中国山区的孩子,和那个时代的形象——当年两岁的娃娃现在34岁的我。他大哭起来,他搂着我,抚摸我的脸颊,并又一次将我环抱,亲吻着我。为使大家的情绪平定,安东尼奥尼的助手建议喝杯咖啡,也使我有时间从情绪中出来,细细观察一下他。

  记得两年前,他出席为他准备的90华诞回顾展时,着深色西服。而今天,他在我面前穿了一件浅色衬衫。满头的银丝,岁月在脸上留下了苍老,但没有疲惫。他的年龄不由得你不尊敬,他是划时代的,也是被神化了的。助手提醒我不要拍摄轮椅,我当然能够理解。老人还能行走,只是身边的人怕他劳累,现在以轮椅代步。一时间又觉得,他与人生离得又是这么近。艺术的骄子,与世纪同长,但挡不住疾病的折磨。但灵魂之光使他具备了毅力与耐性,《云上的日子》、《爱神》还使现在的我们能浏览他的手笔。

  窗前,逆光下,一位老者隽永与孤独,力量与脆弱。他像一尊神,与他的艺术重叠。

  是周围的人提醒了我们,一同坐下来,准备开始采访。但安东尼奥尼仍一再提醒夫人看我儿时的照片,夫人又哭了。她说:“你们让我哭。”她的思绪也被带到了与电影大师一同到中国拍摄时的情景。

  我说:“照片是送给安东尼奥尼大师的,而我也带来了送您的礼物,我自己设计的胸针。”

  “你来给我戴。”她的手仍在颤抖,当我细心地给她戴好时,我们开始了轻松又正式的访问。夫人代安东尼奥尼回答问题,有些问题她也阐明了是她自己的观点。就这样一个访问成功地完成了。

  返回罗马途中,我去了严谨而美丽的费拉拉。这座小城是拍摄《波河上的人们》的外景地,又曾作为《云上的日子》的外景地,也是安东尼奥尼的诞生之城。在街头巷尾,在老人与年轻人的口中,我听他们讲述着安公。在埃斯滕塞城堡右转,有安东尼奥尼博物馆。

  到罗马后的十余天,他夫人在电话中说我可以来家里坐坐。我沿着台伯河岸北行,在壮观的法国大桥之后,绕行几曲街巷,来到了安公的家。他住在顶楼,罗马的楼层不高,但从他家窗户能看到最美的台伯河风景。有山的气概,湖的开阔,更有凭栏远眺的心情。

  当我推门进去时,安公正在画画。这是他的下午时光,安静平和。享受生活而又在艺术创作。他的夫人让我看窗、看风景,并让我看了安东尼奥尼心中的风景——他的画作。有些画颇有几许中国画的意境。当他那边的画作完成一部分之后,我们凑前观看,色彩很鲜亮,这幅画有些现代派的意思。夫人又从阁楼上取下新近德国出版的安东尼奥尼的传记。她对安公说:“送给MADDALENA吧,你写几个字。”安公便欣然用左手为我画了个图案,其中将M(MICHELANGELO)蕴涵在其中。他的夫人笑了:“他将名字都画在里面了,那我也来写点什么。”

  夫人写了一段祝福的话语,我获赠了一本极其珍贵的书。

  我问他“您想回中国吗?”

  “ANDIAMO,SUBITO!(我们一起走,赶快!)”

  一段这样的下午时光,一段人生不同寻常的经历,离别在即,他牵我的手慢慢放下,转过去,低下头,随后有一声叹息。而我已经泪流满面。夫人和助手也都哭了。我回望了一下安公,又看着送我们的夫人。她用对待小朋友的手势,悄悄地与我们挥手,慢慢地掩门,边挥手边掩门。

  我再次走到法国大桥上,看夕阳将桥栏杆全部照亮,染成金黄。辉光下,罗马的象征:母狼与孩子显得无比壮观。台伯河水从中贯出,流向远方。

  (中央电视台六套电影频道策划了一项对意大利导演的介绍计划,作者作为国际制片人参与了对安东尼奥尼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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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奥尼与《中国》的对话[转帖]

  2007年07月31日 三联生活周刊

  本月底,意大利驻华使馆和北京电影学院联合举办安东尼奥尼影展,影展策划人是参与“安东尼奥尼计划”的卡尔洛·迪卡尔洛,该计划作为意大利艺术部向国外推广意大利电影的一个部分,从1987年开始,到2002年,收集和修复了安东尼奥尼所有的15部短片、16部长片,并在当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上举办了安东尼奥尼完整的电影回顾展。这次在北京的影展包括了其中所有重要影片。这次影展也是《中国》在中国的首次公映。其实近年来意大利使馆文化处一直在试图促成安东尼奥尼重返中国之行,终究因他的疾病所困没能成行。这次影展在北京引起了非常广泛的期待,多少也是借影展向这位电影大师致敬,也是与32年前关于《中国》对话的一次继续。

  32年前安东尼奥尼到中国来拍摄他的纪录片,对于他,那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猎奇,而是要观察另一种生活,虽然那时中国对于他们是那么隔膜。作为一个有明显社会倾向的导演,他一直在用电影表达他的社会分析和政治判断。

  在那个时代,西方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着一种“中国的诱惑”,他们把当时受中国革命启发而爆发的西方政治运动叫做“中国的”运动。《中国》拍摄完成后,作为当事方的中国观众却一直没机会看到安东尼奥尼在影片里到底拍了些什么——不论是在32年前批判他的时候,还是后来我们把他当作大师崇敬的时候。他在中国看到了什么?为回答这个问题,他说他从来没有说过那么多的话,他自己之所以愿意说这么多话,也是希望能借助这种方式澄清这个话题。但是《中国》拍成后,他遇到了来自当时中国官方和意大利的双重抨击。

  (影展前,记者在意大利使馆文化处的帮助下,书面采访了安东尼奥尼,由于他的身体状况所限,采访是在安东尼奥尼认可下,由影展策划人卡尔洛·迪卡尔洛与安东尼奥尼夫人代为完成。)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已成为我们“文革”记忆的一部分,当时我们都对那场批判有很清晰的记忆。在您的导演生涯中,这部片子占据什么样的地位?

  答:1966年,同时在着手进行两个拍摄计划:《技术上很甜蜜》和《放大》,制片人卡尔洛·庞蒂(Carlo Ponti)当时更愿意完成《放大》,随后是《扎布里斯基角》。

  1971年,拍摄《扎布里斯基角》的前期工作都准备好了,这时制片人说他不想再制作这部影片,这样安东尼奥尼就接受了意大利电视台的建议,来拍一部有关中国的电影。在他的电影生涯中,《中国》代表了什么?安东尼奥尼1975年曾这样说:“我出发去了中国,中国让我心情开朗,随后又马上带给我苦涩。我想到,一部纪录片有它的实际问题,这些问题将迫使天马行空的想象来寻找一种新的方向,它是我克服当时的困难处境的理想良药。

  “这一经验绝对是正面的。那五个星期只允许我快快地看上一眼,作为旅行者,我看到了用旅行者的眼睛看到的东西。我试图把电影观众也带上,可以说是牵着他的手,让他伴随我一起做这个旅行。

  “如果说我最初的纪录片培养了我拍摄长片,这一中国经验则培养了我用新的方式在我的下一部影片《职业:记者》中使用电影机,即,我让电影机的主观性取代了我自己的主观性。我可以指挥它转向任何我想要的方向,我可以允许自己获得任何一种自由。”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申请来华拍片的手续是否很复杂?是哪些手续?

  答:在意中重新建交后,1971年5月21日,一个由当时外贸部长率领的意大利代表团访华,代表团成员中包括当时意大利国家电视台负责文化节目的主管弗利奥·哥伦布(Furio Colombo)。7月20日,意大利国家电视台向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出公函,要求在中国拍摄一部纪录片,并委托安东尼奥尼担任导演。

  意大利驻华大使与新闻司司长在北京会谈后,中国驻罗马大使馆写了一份报告,鉴于意中两国的友好关系,并考虑到陪同外贸部长访华的意大利记者对中国作了客观报道,所以建议“让一些记者来华工作”。安东尼奥尼知道他们曾与周恩来总理商讨了这个建议。

  中国外交部和广电部发出批文,当时官方的邀请函由中国驻罗马的文化参赞正式转交给了意大利国家电视台。

  1972年5月13日,一支包括安东尼奥尼在内的摄制组到达中国,受到一个中国小组的欢迎,这个小组在整个拍摄期间都跟随左右,小组成员包括政治负责人、电影专家,还有其他三个人。

  在出发前几个月,安东尼奥尼在寄往北京的“意向书”中曾写道:“我计划关注人的关系和举止,把人、家庭和群体生活作为记录的目标。我意识到我的纪录片将仅仅是一种眼光,一个身体上和文化上都来自遥远国度的人的眼光。”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意大利对影片《中国》的反响如何?

  答:在对《中国》的评论中,意大利的新闻界分成两派,因为这次拍摄暗藏着政治含义:是两国政府达成协议来拍这部片子的,所以在对影片的期待中也有这层政治因素。

  因为只是用他的亲眼所见来解释中国,让那些不了解中国、但期待在影片中看到安东尼奥尼政治和社会评价的人失望了。举一个很有说明性的例子,一个意大利非常著名的左派知识分子弗朗科·福拉迪尼(Franco Fratini)在评价这部影片时曾这样写道:“导演的局限帮助他记录了人的一面。一个毫无本质的世界,面向昙花一现的东西、外表的和生存的困窘:这就是他的哲学。没人会把这种哲学当真。”

  但是,意大利最著名的作家阿尔伯特·莫拉维亚(Alberto Moravia)却以惯常的深刻尖锐性马上直觉到这部影片的价值:“安东尼奥尼的镜头向我们展示了这个巨大国家的此时此刻,仿佛中国一直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最终它只是一个供描写的纯粹的事物,既无需与它建立关系,也无需调查它自己与世界的过去和现在的关系。这种现象学意义上的视野使导演自然而然地选择了‘日常’和这种‘日常’赋予他印象的新鲜感和直观感。确实,安东尼奥尼的中国是一个‘日常的’中国,他的中国根据的不是一种现实主义的理念,而是现实的‘日常性’。”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当时对纪录片的批判对您有什么影响?您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吗?这不是一个难过的回忆吗?

  答:1973年10月底,中国外交部新闻司下令查禁这部片子,并于11月28日向上级机构递交了一份报告。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的文章 ,开始对《中国》正式批判,把影片定义为“是对中国人民的猖狂挑衅”。

  在《人民日报》的文章后,安东尼奥尼曾向意大利通讯社安莎社发表了一则声明:“如果说这是对我的影片、我的工作、对影片所反映的那么不同的世界所作出的理解力的批判,那不管这种批判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我都会受宠若惊,这就是说,一个艰难的工作得到争辩和讨论,这对作者总是有益的。

  “相反,就我所知,我们面对一个相当暴力和不太明确的攻击,也许在这一切的下面是一种极其不同的文化背景,在我眼中温馨和感人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则不够尊重和革命,或者,也许是,在协助我工作并赞扬了工作结果的那些宽宏大量的人的后面,有一群不会容忍和极其强硬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纪录片就是一个权力结构内部争权夺利的借口。”

  在1975年2月18日英国《卫报》留下的一则采访中,安东尼奥尼曾不带怨恨、但以明显的愤怒表达了他的情绪:“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指责我,这真是闻所未闻。我还想说明他们在指控时所用的语言深深地伤害了我。……他们使用的方法那么小人,他们对我进行人身侮辱的方法,称我为‘小丑’,就是这个字。这些人不可能到处跑来跑去地侮辱我,所以我找不到人来为我辩护。”

  ★三联生活周刊:虽然在中国也有私下场合能看到《中国》,或其中的一些片段,对您来说,公开放映是否有特殊意义?

  答:今天重新放映《中国》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相反,是一个事件,既是电影的,又是历史政治的,这不仅是对安东尼奥尼而言,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也一样。

  第一,在影片完成的32年之后,这首先是对愚蠢的、激进的查禁的补救,以这种方式来向安东尼奥尼偿还他作为人和艺术家的坦诚和真诚的声誉。第二,人们能看到的这部影片,它拥有的生命力使它继续成为安东尼奥尼对中国人民的爱的表白,对为了建立一个与众不同的国家而发动的革命所带来的巨大变化的爱的表白。

  今天的这一事件打动了今年已92岁高龄的安东尼奥尼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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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胡乔木的交往[转帖]

 

  王梦奎

   一

  早就读过胡乔木的文章和诗词,直到1981年才第一次见到他。

  当时我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4月16日接到办公室通知,要副研究员以上人员到中南海西楼听胡乔木的报告。我向来不喜欢听报告,虽然是胡乔木的报告,还是向办公室请示:可否不参加?答复是要参加。这就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听了胡乔木的报告。

  胡乔木身材瘦小,文弱安详,在近两个小时的讲话中一直端坐着,似乎连臂和手都不曾动过。他不善演讲,慢声细语,缺乏抑扬顿挫,像一篇平铺直叙的文章,不能引人入胜。当时没有留下什么深刻印象。

  这篇讲话经过整理,收入稍后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论文集。我读了一遍,竟和听讲的印象全然不同。他讲的观点或许有某些可以商榷之处,但整个报告思路开阔,有许多独到见解,显示了他理论功底的深厚和思维的缜密。他所讲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不同流派和模式,关于对社会主义观念的不同理解,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开端的设想和推测,都使人有豁然开朗之感。他的结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不断地总结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不断补充、修改,个别原理要修改,更不要说具体提法了。”现在这已经成为常识,但胡乔木是在1981年讲的,当时人们的思想还很禁锢。那时他正负责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讲的大概是起草过程中的一些想法。

  二

  第一次同胡乔木面对面谈话是1984年5月14日。当时我担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经济组副组长,被通知到胡乔木南长街住所听他谈关于经济文章的写作问题。同去的有经济组的吕律平和郑新立。这次谈话是漫谈式的,主题是不集中的。主要是他讲,我们听,从我保存下来的记录篇幅看,谈了大约一个小时。

  胡乔木说,这几年经济上的转变是非常之大的,但还没有文章来说明这种转变。这类文章不算少,大抵是涉及的范围愈小文章愈多概括性的比较少。要对改革作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说明。要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作些总的概括,在关键问题上讲些道理出来,说明我们的步骤和成功,以及为什么会取得成功。他把当时的经济改革概括为:城乡都是摆脱“左”的束缚,城乡都有多种经济形式,城乡都要扩大企业自主权,城乡的改革都冲破了原来管理上一些条条框框的束缚,都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谈得比较多的是农村联产承包问题,讲了从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到联产承包的历史过程。胡乔木说,要从理论上说明,承包制为什么有那么大力量,不能仅限于分配方面。谈到当时还在讨论的实行承包制后农民能否拥有汽车、拖拉机等大型生产资料的问题,胡乔木说,他还没有想得太清楚,既然实行承包制,对社会主义是个进步而不是退步,农民生产资料所有权就是合理的、必要的,我们要承认这一点,活人不能让尿憋死。

  胡乔木说到近几年自己没有写出有分量大块文章的原因。据他说,胡耀邦对他1977——1978年写的关于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文章,以及后来关于按劳分配的文章,都比较满意,但此后就没有那样有分量的文章了。他解释说,这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上疏忽的地方。每年都有一两篇重要报告或讲话、决议,其中包括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十二大报告。身体差了,干点这个,干点那个,很难有时间写长的东西。他说的是实情,也流露出无奈和烦恼。

  就在这次谈话后不久,《红旗》杂志向我约稿,我写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发表在1984年第l5期。文章从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状况的原理,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济改革作了一些理论上的说明。这篇文章算是对胡乔木谈话的响应,但现在看来分析不深,说理显得一般化,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影响。

  三

  1984年11月中旬,研究室领导要我随胡乔木到外地调查研究。行前到胡的办公室谈了一次话。他说,想到广东做些调查研究,例如农村经济和供销社问题,看看城市在改革与开放中的新动向,也想在那里休息些时日。11月30日启程。胡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按规定在列车上单挂一节车厢。同行的有他的秘书邱德新和警卫参谋魏建国。沿途无事,我在车上写了一篇关于企业领导制度的文章,材料是事先准备好的。

  在广州停留两天。l2月2日至3日,和先期到达的胡启立、艾知生、彭云一同听取关于广东教育情况的汇报。l2月4日,胡乔木同胡启立一行同车到深圳。广东省副省长王屏山、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黄浩和新华分社记者刘卓安同行。胡乔木在列车上时断时续地几乎是一个人讲了一路,谈话内容现已毫无印象,好在我手头保存有一份省委宣传部整理的纪录稿,从中可以看出主要是谈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他说:哲学研究有两个方面,一是要研究实际问题,二是要把自然科学的新成果充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里去,不然马克思主义就会成为僵死的东西,成为教条。关于实际问题,他列举了农村联产承包制的研究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研究,认为对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问题要按照实践加以正确的而不是离开实际的空洞的解释,不要说得太绝对。关于学习自然科学知识,他列举了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说社会主义社会许多发展规律是一个系统。胡启立当时也是政治局委员,只是偶尔插话,其他同行者都没有讲什么话。

  在深圳只住一晚。一天多时间,胡乔木召集市委组织部、宣传部以及市总工会和共青团干部开一次党建问题座谈会,参观一个渔民村。村支部书记吴柏森说,全村l471口人,过去人均收入30元,现在增加到430元,都盖了新房。有两间窝棚式的破木板房,那是有意保存的历史见证。胡乔木向吴提出两点要求:一是每年吸收一个人入党,二是找一个省内中等水平的渔民村结成姐妹村互相帮助。还说,村民委员会应该是全体村民选举出来的集体代表,要有权。

  12月6日,胡乔木和胡启立一行同乘游艇到珠海,住石景山旅游中心。在珠海基本上是休息,市领导来看望和汇报工作只是例行公事。有两件小事我至今记忆犹新:

  一件是,胡乔木对宾馆女服务员浓妆艳抹颇为不悦,晚餐时拉着她们的手说:指甲涂成红色或者别的什么颜色我不管,但从事餐饮服务留这么长的指甲是不卫生的,希望你们剪掉。剪过指甲回来,胡又问:你们知道文天祥吗?知道他写的《过零丁洋》的诗吗?零丁洋就在珠海附近,今写作“伶仃洋”,是南宋最后兵败之地。几个服务员对文天祥和他的诗毫无所知,瞠目结舌。胡不胜唏嘘叹惜,命人找来纸笔,当场写出文诗,逐句讲解,还鼓励她们“留取丹心照汗青”。在同服务员座谈时,考问的问题包括什么叫直角三角形,以及澳大利亚在哪个洲等等,都极其严肃认真而又有些天真。

  另一件是,一天到游乐场参观,那里有座当时国内还比较罕见的“过山车”。我怕眩晕,未敢奢望,年过古稀的胡乔木却老当益壮,执意要上去玩一把。因为这种娱乐太惊险,警卫竭力劝阻,推托说负责人不在,打不开。胡很不高兴,背手独自前行,低声嘟囔道:“这班小人。”我很诧异,这件小事何以引起他的不满。后来还是做了一种虽然悬空旋转但缓慢安全的转盘游戏,才算转嗔为喜。

  大约是12月14日离开珠海,经中山、江门、新会和佛山,沿途听取当地领导汇报,参观考察工厂和农村。胡乔木问了许多基层的具体问题,没有作正式讲话。在新会看了梁启超故居和“小鸟天堂”。l6日抵达广州,仍住珠岛宾馆。胡乔木在广州逗留月余,休息和治疗眼疾。眼科专家、中山大学毛文淑教授多次到宾馆为胡乔木检查治疗,说他的眼睛分泌物过多、视力模糊是用眼过度所致。我也顺便作了眼睛检查,毛教授警告我,年老可能发生同样毛病,并建议我使用新材料塑胶镜片。毛的丈夫陈耀真是中国近代眼科的创始人之一,重病卧床,我陪同胡乔木到医院探望过。到郊区访问过专业户,参观过华南植物园。元旦前夕省委书记任仲夷到宾馆来礼节性地看望和宴请。

  1985年1月22日下午,在广州参加中国电影表演艺术研讨会的文化部副部长丁峤和电影演员张瑞芳、赵子岳,到住地看望胡乔木。胡向他们祝贺电影表演艺术学会成立,说明没有得到开会的消息,否则是会去参加的。他谈到一些电影和关于电影的文章,也说到一些演员,讲了不少很专业的意见,显然对电影界的情况很熟悉。他说:中国电影不论三十年代的,五十年代的,都有独到之处。中国的电影表演艺术是在不断进步的。我们往往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比如《茶馆》,如果不出国演出,在国外得到好评,国内不会有那么大影响。电影也要出国,获得国际上的承认。中国电影固然有不足的地方,但外国人无论如何演不出有中国特色的电影来。又说:艺术来源于生活,但艺术的真实要跳出生活的真实,这就要勇气。艺术作品往往有不真实的东西,比如《巴黎圣母院》,很难说有多少真实性,但不能否定它是优秀作品。艺术作品有时候创造一种境界,使人不去计较具体的真实。丁、张、赵听得入神,频频点头称是。次日晚,胡乔木到中山纪念堂观看演出,休息时间会见了张瑞芳、秦怡等电影演员。这次谈话,我做了记录和整理,后来以《同电影工作者的谈话》为题,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乔木谈文学艺术》一书。

  在广州那段时间,我经常陪同胡乔木在院里散步。散步时的谈话是随意的,或者可以称作“散话”,不连贯,没有主题,漫无目的,零零碎碎,内容涉及文学、历史、哲学、经济学的广泛领域,以及许多历史和现实的人物和事件。他的许多说法,见人所未见,对我来说则是闻所未闻,真是受益匪浅。他对西方文学很熟悉,对党的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有亲身见闻。在时间已经过去23年,胡乔木已经去世l6年的今天,回顾往事,我真后悔当时太过拘谨,没有能够趁机向他提更多的问题,学更多的东西。

  胡乔木对毛泽东有深厚感情。在广州期间,他和他的夫人谷羽都很感激地同我说起过:“文革”期间毛主席是保护他的,1967年“五一”节毛从天安门下来,经过南长街时下车要到家里看他,家里人没有听见敲门,没有见成;说以后再来,但没有再来。他们一直为此而遗憾。

  或许是英雄常见如凡人吧,我觉得胡乔木对毛泽东并不迷信,言谈中经常有出人意料的评论。我向胡乔木问过一个长期困惑不解的问题:毛主席为什么那么重用陈伯达?他不假思索地答道:毛主席不大熟悉马列主义文献,我们的理论和政策表达要和马列主义文献相衔接,需要陈伯达这样熟悉马列著作的人。别的人,比如说我,当然不能说不熟悉,但毕竟不是科班出身。陈伯达在苏联学习过,是科班出身,又有比较好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毛主席需要这样的人。

  有一次,胡乔木考问我:你读马列著作,哪一本收获最大?我说: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列宁的《哲学笔记》;从一般著作中得到的是逻辑论证和结论,从这些笔记中得到的是他们思考和研究问题的方法和思想酝酿的过程。看来他对我的回答比较满意,说《哲学笔记》他读过不止一遍,有同样的感觉,但《剩余价值理论》这样重要的著作没有读过,回去一定要抽时间读。胡乔木这样身居高位的大学问家,在我这样一个晚辈面前,竞如此谦虚和坦率,增加了我对他的尊敬。

  我问过胡乔木:为什么在为聂绀弩的《散宜生诗》写的序言里,说“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胡乔木说明他的用意,并且讲了聂的坎坷经历,对聂的遭遇深表同情,感慨唏嘘。我对他在序言里所说的聂诗“对生活始终保有乐趣甚至诙谐感,对革命前途始终抱有信心”持不同看法,认为那是逆境中的辛酸、无奈和强为笑颜。胡乔木对我的看法既未肯定,也不反驳,谈话陷入沉默。根据我同他接触的经验,是引起了他的思索,一时还不能或者不便明确表示态度。

  胡乔木在广州没有再提起关于农村经济和供销社调查的事。12月11日在江门市,市委书记黎子流在汇报中曾说到农村调整承包土地,实现耕种适当集中的情况,胡乔木说:三中全会以后的分散,从抽象意义上说是退步,但从具体意义上说是大进步;现在农业面临一个新的转化,即新的集中,这也是进步。我觉得江门市的经验可能预示着农村经济变化的新趋向,有理论和政策意义,便趁胡乔木休息的时间,在广东省农委卢龄的陪同下到江门做了几天调查,写了一篇《江门市农村调整土地关系、延长承包期的调查》。回来向胡乔木汇报,他没有表现出多大兴趣,或许因为他的注意力已经转移了。这份调查报告后来辗转到分管农业的广东省委常委杜瑞芝手里,他大为称赞,并建议由省委转发,推广江门的经验。

  我于春节前夕返京,胡乔木则同家人和秘书、警卫去福建,在那里过春节。

  四

  回到北京不几天,l985年2月4日,胡乔木的另一位秘书杨文英告诉我,胡乔木夫妇要我去给胡做秘书。我猜想,此项动议可能是因为广东之行印象尚可,或许也有杨的从中推荐。杨是谷羽的侄女,当过钱俊瑞的秘书,我在1980年同钱一起出访欧洲时就认识她。我向杨明确表示不愿意去。

  不料次日邓力群找我谈话,说:乔木同志希望你去当秘书,我说你会同意的。邓当时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兼研究室主任。我因为已有思想准备,便回答说:我不想做这项工作。邓颇感意外,问原因。我说,乔木同志知识渊博,要考虑和处理思想文化领域多方面的问题,我很难适应他的工作要求。这虽是实情,但也有些搪塞。见邓不悦,我便如实交代:我的专业是经济学,想以此报效国家,现在虽不敢说已经登堂入室,但总可以说初入门路了。我今年46岁,今后打算继续在经济研究方面进行努力,不想放弃自己所熟悉的专业知识而从事其他。况且,我遇事爱争论,固执己见,做秘书工作不是我的长处,不必舍长而取短。邓力群没有勉强我。邓是我多年的领导,对于青年人研究学问一向是热心鼓励和支持的。

  就在这个时候,我眩晕症突然发作,住进305医院。想到事关重大,在医院里于2月7日、8日分别致信杨文英和邓力群,重申当面说过的意见,以示郑重。我没有答应给胡乔木当秘书,觉得有点对不起他,但尔后无论是胡乔木还是邓力群,都没有再提起过这件事,看来并没有怪罪我。这表明他们的大度,我也因此更增加了对他们的敬重。

  五

  出院即收到胡乔木的信:

  梦奎同志:

    2月13日信收到,谢谢。原附件退还。

    我的身体还好。眼疾也已接近于完全复原。你的身体(包括眼睛)倒使我挂念。望经常注意不要过劳。

    在粤多承帮助,甚感。我们将于22日离开厦门,先到漳州,24日坐火车回京,因在武汉要做短暂的停留,估计26日可到。以上并望告力群同志。

    胡乔木19/2

    此信在厦门未及发。回京后闻尚在医院。顷悉已出院上班,故检出奉上。望仍注意节制用脑,保留后劲。

    在穗曾谈及去北大看望陈老事,如无不便,可否于下周择一时间同去?

    胡乔木4/3

  信中所说附件,是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对胡乔木关于加强审计工作的建议的批示。事情的原委是:在广州期间,审计署副审计长祁田也住在珠岛宾馆,她是我在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时的领导,财会专家,经我介绍同胡乔木谈了一次。胡当时在考虑加强经济监督的问题,同祁田谈话后,给胡启立并胡耀邦、赵紫阳写了一份关于加强审计工作的建议,随信附有祁田写的对深圳合资企业进行审计情况的材料。赵紫阳在胡乔木建议信上批示,要张劲夫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听取祁田的汇报。我回京后得到赵紫阳批示的复印件,转给了胡乔木。许多人都知道,l982年宪法规定国务院设立审计机关,是出自胡乔木的建议。在广东期间他曾同我谈起过这件事。

  信中所说的陈老,是我的老师、北京大学经济系陈岱孙教授。胡乔木在广州期间和我谈起过陈寅恪、钱锺书、朱光潜、冯友兰、顾颉刚、沈从文等许多人,以及他们的成就。胡乔木不熟悉陈岱孙,是从陈的一篇关于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的文章注意到他的。

  3月20日下午,我陪同胡乔木到北京大学看望三位老教授。首先看陈岱孙。稍事寒暄,胡乔木即对陈说,现在有的学校,包括干部培训,例如大连有个管理干部培训中心,用的完全是美国人编的教材,希望陈先生过问一下经济管理教材的编写工作。陈岱孙未作响应,沉默不语。我见陈面有难色,说了些同他研究领域有关的题目转移了话题。离开陈宅后到燕南园看望了朱光潜和冯友兰。朱中风失语,他的夫人简单介绍了饮食起居情况。冯双目失明,没有说几句话,只是他的女儿宗璞提出,希望给冯配备助手。

  回程时我对胡乔木说:陈岱孙对经济思想史造诣很深,但编经济管理教材并非最佳人选,未免太劳累他了。而且,据我了解,大多数地方经济管理干部培训使用的《国民经济管理学》大体可用,得到中组部、中宣部和国家经委的认可,印数累计达五十多万册,而大连管理干部培训中心所印教材流布并不广。胡乔木对我的意见表示赞同,说看了陈岱孙的文章,觉得他关于西方经济学既要参考借鉴又不能盲目地全盘接受的意见很好,希望他能利用自己的影响加以号召,不是要他具体组织,经济管理教材不必勉强。我立即把胡的意见和我的想法函告陈,很快收到回信。看得出,他简直如释重负:

  梦奎老弟:

    月之廿一日信顷收到。

    太太感谢了。我这几天正在发愁呢。乔木同志所说的事,是一个待决的问题。但我是没这本事插嘴的,当面我又不好断然拒绝,后来你说管理较复杂,还是从西方一般经济学说入手为便,我体会到是为我开脱的。现在能根本釜底抽薪,则大大地更好了。

    大半年来,我债台(笔墨者)高筑。本以为春节前可告全部清偿,而未能做到。明天又得去全国政协报到参加年会,则这债务只好再背上一时了。

    匆复,并颂

    日祺

    岱孙八五,三,廿二

  胡乔木这次北大之行,似乎并没有特定目的。我的感觉是,他是作为中央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人,要对老一辈知识分子表示关心。访问者和被访问者都饱经沧桑且年事已高,彼此没有多少话说,场面有些沉闷而尴尬。

  六

  我懒于走动,北大之行后同胡乔木很少往来。值得一记的是以下几件事:

  1987年3月初,我写了一篇《关于股份经济的若干思考》,登在研究室的内部刊物上。

  3月16日,胡乔木致函邓力群:

  力群同志:

    读了王梦奎同志的文章,受益不少。建议考虑此文可公开发表,以打破自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后经济学界(和其他学术界)被认为“万马齐喑”的局面。这是一篇讨论文章,很有深度。所引数据来源的准确程度需要斟酌一下。

    胡乔木

    三月十六日

  文章4月6日在《人民日报》刊出,并未产生胡乔木所期望的社会效果。当时实行股份制的主张刚被提出,全国只是有个别规模不大的试点,人们还比较陌生,所以反应寥落。我在这篇文章里对股份制作了一些理论分析,认为股份制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一种组织形式,其优点是,构成其总体的各个组成部分既可分解又能合并,可以舍去具体的物质内容而将其间的差别表现为纯粹量的差别,简便易行,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可供选择的形式。我是把实行股份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具体措施进行讨论的,不敢奢望自己一篇文章就能打破学术界万马齐喑的局面。文章发表后,我又收集各种不同意见,以及一些地方实行股份制试点的方案,编了一本《关于股份制问题》,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印数竟达1万册。就我见闻所及,这是经济改革以来国内比较早出版的一本关于股份制的书。

  1989年春北京政治风波期间,胡乔木住玉泉山五号楼,曾找我和国家体改委的詹武去作一次短时间的座谈,说是想向中央提出关于反腐败的建议。我讲了关于尽快取消价格双轨制,以及健全市场秩序和加强税收征管的意见,说这是铲除产生腐败的土壤所必须的。后来事态急剧变化,胡的建议似乎并未出手。

  1989年邓小平请求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信和中央关于同意邓小平辞职的决定,起草工作落到党的十三大后已经离开领导岗位的胡乔木和邓力群身上。据邓力群说,是杨尚昆向他和胡乔木转达邓小平的意见,要他们两人起草的。邓小平的辞职信是胡乔木起草的,中央决议是邓力群起草的。邓力群找我去帮忙,说是中央要起草这么一个决定,并就决定内容以及写法讲了很明确的意见。我整理成稿后邓力群做了修改,然后一起到胡乔木住所,对两个草稿进行讨论修改。对决定中一句话的表述,我不赞成胡乔木的意见,而且固执己见。胡没有生气,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悄声说:你怎么老不开窍呢。最后当然是按照他的意见改定的,但现在已经记不得是哪一句话了。

  1990年春节,我收到胡乔木签名赠送的诗集《人比月光更美丽》。这本诗集,反映了胡乔木旧体诗的深厚修养和对新诗体裁的探索。其中《快乐的女工》、《小鸟天堂》和《专业户》是1984年12月在广州写的,《红帽》和《松林》是在那里修改定稿的。当时胡乔木有不少烦恼,心情是不好的,但这些诗仍然流露出诗人的天真和质朴。

  1992年9月,我拿着一束鲜花,到305医院看望生命垂危的胡乔木。他吃力地伸出手和我握,用极其微弱的声音说:谢谢你。他的秘书邱敦红凑到耳边告诉他:上海选您当“十四大”代表。他用更加微弱的声音说:谢谢。他再也没有力量说更多的话,闭上了眼。我在床前肃立片刻,想到从此生死异域,不禁黯然泪下。

  胡乔木是公认的文章高手,关于如何写文章有不少精彩的论述。1995年我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时,为青年人编了一本《怎样写文章》的参考读物,辑录的是毛泽东、鲁迅、郭沫若、胡乔木、邓拓、何其芳、胡绳、孙犁等大家关于怎样写文章的论述,其中有胡乔木的两篇:《短些,再短些!》和《怎样写好文件》。这本小册子后来由言实出版社公开出版并且多次再版,流布甚广。我想,如果胡乔木在世,他会高兴的,或许还会选出他认为更合适的文章。

   (摘自《中国发展观察》2008年第九期)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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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斯亮回忆母亲曾志[转帖]


 1978年12月,陶斯亮的文章《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在《人民日报》发表,引起轰动。陶斯亮是原国家副总理陶铸的女儿,她对含冤而逝的父亲无尽的思念,勾起了许多饱经乱世离合者的共鸣。陶斯亮也因此闻名全国。
美女红军很刚毅

  陶斯亮的母亲曾志,曾是“白色恐
怖时期”的地下党员;“文革”后担任过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多年来,人们总是把关注点放在陶铸身上,而忽略了曾志,这位充满传奇的女性。

  在陶斯亮印象中,爸爸和妈妈都是典型的工作狂,其中妈妈更甚。陶斯亮说:“我妈妈是一个非常刚烈的人,与一般女性不一样,绝对要强,很正统,从来不开无聊的玩笑,天塌下来都不怕。她永远是把战士和革命者当作自己的第一角色,再者才是妻子和母亲。”

  曾志在革命时期是军中出名的美人。然而,这个女人美丽温婉的外表下,却有着一颗非常刚毅的心。曾志1911年出生于湖南省宜章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就非常上进,一生主张自立。她与陶铸结合前,曾有过两次婚姻:1927年,她与****人夏明震结婚,夏的大哥就是著名的《就义诗》的作者夏明翰。1928年3月,夏明震牺牲。一个月后,曾志与蔡协民结婚。1932年10月,闽南党内开展了“反蔡协民路线的斗争”,蔡协民和曾志挨批,蔡协民提出去上海,而曾志要去福州,临别前曾志提出了分手,夫妻关系就此结束。

  关于这两段婚姻,曾志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我对恋爱毫无准备之际,夏明震和衣躺在了我的床边,可畏的人言使我感到屈辱;夏明震跪在我面前说:“我是真心爱你的”,我的心一软,形成了我的第一次婚姻。与蔡协民结婚时,虽说夏明震刚牺牲不久,我也因此感到不安,但当时认为,革命者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夫妻关系也就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了。对于一个****员,头脑中不该有什么旧的观念作怪,夫妻生活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政治生命。

  陶斯亮说:“我年轻时也常想不通,父亲一生那么辉煌,身为党的高级干部,平生只有妈妈一个女人,而且对她一往情深。母亲却结过三次婚。但随着年龄增长和对母亲的了解,我终于懂得了什么是革命浪漫主义。母亲虽然缺少女人的温情,但她是‘大浪漫’。”

  1952年,曾志出任中南局工业部副部长兼广州电业局局长和党委书记。她把家安在电厂里,所有时间都用来调查和学习,周末才回家看看丈夫和孩子。一家三口难得在一起,曾志也很少说话,只是默默看着他们父女开玩笑。

  陶斯亮在青少年时期,并不理解母亲,她印象中妈妈老是忙忙碌碌,没有时间。“她干工作不屑于跟在我爸后面,总是在前面自己挑头干,属于骑马挎枪走天下的那种女性。”直到现在她才理解,母亲身上那种红的狂热、革命的狂热,是渗透到骨子里的。

  在中共的革命历史上,有“弄假成真”的夫妻,陶铸和曾志就是其中之一。

陶铸的“慈母心肠”

  1933年初,根据组织安排和工作需要,22岁的曾志与大她3岁的陶铸假扮成夫妻在福州从事地下工作。几个月后,陶铸被调往上海,两人就此分别。1939年底,他们重逢于延安,曾志在工作中与陶铸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由假夫妻而自然结合。

  陶铸是典型的湖南人性格,是有名的炮筒子,敢说敢做。然而回到生活中,特别是在三口之家中,陶铸对待妻子和女儿,却处处充满“慈母心肠”,表现得无比温柔和忍让。

  陶斯亮的学生时代是和父亲一起度过的,甚至小学六年级时还和父亲睡在一张床上,天天要等到父亲回来才肯睡觉。陶铸对女儿的爱很直白,他的牵挂,他的担心,他的温柔都写在脸上。相反,母亲曾志总是一本正经,她周末才回家一天,即便夜里12点,发现陶斯亮泡了好几天的衣服还没洗,也一定会把她叫起来,让她洗完再去睡。陶铸心疼得不得了,想帮女儿一把却被制止。陶斯亮说:“我跟我妈不是很亲,跟我爸亲。所以我小时候一直搞不清楚‘两口子’是什么意思。人家问你们家几口人?我说,就我和我爸两口子。”

选什么样的男人

  “文革”十年让人们失去了很多,但陶斯亮却在这十年里读懂了母爱,这是她最珍惜的情感。母亲的坚强,母亲忍受苦难的能力,给了她巨大的鼓励。

  1977年12月,曾志恢复工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陶斯亮说,母亲晚年反而爱上了厨房,喜欢买菜做饭,可她家的伙食差却是院子里出名的。“妈妈做饭不好吃,我不挑肥拣瘦,但儿女们却常常因为忍受不了而‘逃饭’”。曾志年轻时爱打扮,可到了老年,却刻意追求清贫和简朴,和以前判若两人。

  曾志晚年喜欢看电视剧,能从第一集看到最后一集。有一次她突然问陶斯亮:“他们怎么动不动就说‘我爱你’?怎么张得开口噢?怎么没认识多久就接上吻了?”曾志重病期间,有一天陶斯亮和女儿去看望她,陶斯亮突发奇想,提出一个问题:“如果让你再选择一次,你选什么样的男人?”陶斯亮的女儿不假思索地说:“我会选坏男孩!”陶斯亮说:“我选比较优秀的男人!”她们本以为老人家不会回答这种无聊的问题,没想到曾志认真地想了想,斩钉截铁地说:“他首先必须是****员!”陶斯亮和女儿忍不住大笑。可是曾志没有笑,她是个从不说笑话的人。

  陶斯亮说,在母亲去世前的那段日子,她们常谈起过去不曾涉及的话题。谈得最多的,就是父亲陶铸。曾志终于将埋藏心底几十年的感情流露出来,她说:“我老梦见他,可是在梦里俩人总是碰不到一起……”1998年6月21日,曾志与陶铸终于在另一个世界团聚。

(《环球人物》2009年第4期 刘畅文)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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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时易为食[转帖]


  
  作者:耕斋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昨非庵日纂》明·郑瑄

  国朝尚书刘南垣公,请老家居。有直指使者,以饮食苟求属吏,郡县患之。公曰:“此吾门生,当开谕之。”俟其来,款之,曰:“老夫欲设席,恐妨公务,特留此一饭。但老妻他往,无人治具,家常便饭能对食乎?”直指以师命,不敢辞。自朝过午,饭尚未出,直指饥甚。比食至,唯粟饭,豆腐一器而已。各食三碗,直指觉过饱。少顷,佳肴美酝,罗列盈前,不能下箸。公强之,对曰:“已饱甚,不能也。”公笑曰:“可见饮食原无精粗,饥时易为食,饱时难为味,时使然耳。”直指然其训,后不敢以盘餐责人。

  由皇帝直接派往地方的监察御史,称绣衣直指,亦称直指使者。

  刘南垣,明朝嘉靖年间做过工部尚书,告老后回到老家南京乡下居住。据民间传说,有一天,当地县官上门来向这位退休首长借菜单,刘问做啥?县官说朝廷派来的监察御史明天要来检查工作。听说这位直指使者是个美食家,吃食十分挑剔,很多郡县因招待不周,都挨批了。我们思量,领导您的用膳一定精致,所以想借用一下您的菜单作参考。刘南垣听后笑了:“这位御史是我的学生,我来接待他吧。”等到那御史来了,刘南垣果然把他请到了家中,说:“老夫本想在酒店设宴款待你,恐怕耽误你的公务,所以只请你到家中来叙谈。但碰巧老妻出门了,没人张罗,不知家常便饭你能赏光吗?”老师这么说了,那御史自然不敢推辞。从早晨一直坐到中午,饭还没有端上来,御史肚子都饿得咕咕叫了。好不容易开饭了,一看,只是高粱米饭和一盆豆腐而已。主客各吃了三碗,御史觉得很饱了。过了一会儿,佳肴美酒陆续上来,放满了一桌,但那御史是一筷也吃不下了。刘一定要他再吃一点,他说:“已经很饱了,一点也吃不下了。”刘南垣这才笑着说:“可见饮食原无精粗,饥时易为食,饱时难为味,就看是啥时光吃了。”那御史接受了这次教训,此后再不敢为了餐饮而谴责下属了。

  而时代发展到了今天,大鱼大肉的应酬已经成了“富贵病”的渊薮,“请人吃饭,不如请人流汗”,吃喝成了累赘,运动渐成时尚,不能不说亦是社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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