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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密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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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 [转帖]

 

中国媒体对所谓“藏独”的批判连篇累牍,不少国人也义愤填膺,但是,对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实际情况却知之甚少,所以,了解他们的历史,熟悉他们的现实,对认识他们的真面貌乃至全面了解西藏问题是很有好处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一),1959年叛乱失败流亡印度

一,流亡面临生存的困境
1958年,全国一派大跃进的形势,中央政府开始在藏区进行民主改革,却遭到达赖集团的激烈反抗。1959年3月10日,驻西藏解放军平息了反叛。3月18日,14世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约8万人逃亡印度。流亡藏人从西藏雪域高原,来到气候炎热的印度平原,面临着极为困难的处境。他们穿着藏袍,时间一长,身上的皮袍发臭,腐烂长虫。疾病流行,许多藏**于在印度次大陆肆虐的肺结核等多种传染病。生存危机严重地威胁着流亡藏人!

二,印度达兰萨拉栖身
在印度尼赫鲁政府的支持下,达赖喇嘛率流亡藏人来到气候凉爽的喜马拉雅山麓,在一个叫达兰萨拉的地方安顿下来,并在那里成立了西藏流亡政府。为了在异国他乡求生存,部分藏人在喜马拉雅山区为印度修筑公路。印度的气候,土壤和农作物与西藏不同,流亡藏人中的草原牧民,他们克服困难,改变生活方式,以农业种植为生。西藏流亡政府,在达兰萨拉建立了许多定居点,初步解决了流亡藏人的生计问题。

三,向海外移民
在印度政府和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下,流亡藏人向印度的各个城市和世界各国移民就业。1960年,瑞士人开始收养西藏孤儿和幼童。1961年至1964年,共158名幼童落户瑞士家庭。1963年,瑞士又接收1000名藏族难民。目前在瑞士的流亡藏人及其后代已达3000多人,藏族幼童被培养成了科学家,工程师,医生等高级专门人材,在瑞士的各个部门工作。达赖喇嘛多次访问瑞士,瑞士成为了西藏流亡政府的一处重要基地。1990年,1000户藏民移民美国。西藏流亡政府在世界各国共建立了76个难民定居点。

四,搞建设图发展
达兰萨拉,经过50年的建设与经营,已经变得相对繁荣,成为了海外流亡藏人的首府。西藏流亡政府的财政相对宽裕,在各定居点建筑起漂亮的宿舍,在流亡藏人区共创办104所大中小学校,现有65580余名学生在这些学校学习。流亡藏人还办起了他们的高等学府——西藏综合大学,由于有国际上的支援,条件优于内地的西藏大学。令人惊讶的是,每年许多内地藏族青年,偷越边境,翻越喜马拉雅山麓的崇山峻岭,千里迢迢来达兰萨拉求学。达兰萨拉现居住着八千多流亡藏人,加上移民印度各城市及移民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及其后代,海外流亡藏人总数已达十八万多人。

(二),融入国际社会,争取国际支援

一,推行民主化的政治改革
为了融入西方社会并得到国际上的同情和支持,从1959年始,达赖喇嘛模仿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构建了西藏流亡政府的架构,由三部分组成:
1,流亡藏人噶厦政府(内阁),下辖六个部:民政,财政,教育,文化与宗教,安全与卫生,外交与宣传,负责西藏流亡运动的日常行政管理,有公务员二千余人。
2,西藏人民议会;是权力机构,由46位议员组成,任期5年,行使立法,监察等职责。
3,流亡藏人最高法院:各定居点设立地方法院,受理藏人内部的民事和刑事案件。

1963年,西藏流亡政府颁布了《西藏民主宪章》,施行民主宪政。内阁噶伦,议会议员和最高法院法官,由普选产生。首席噶伦(首相)普选产生后,再由达赖喇嘛任命,负责组阁。达赖喇嘛是最高精神领袖,担当“元首”的职责,很少过问日常行政事务。受西方社会的影响,流亡藏人自由组党,政党活动活跃。流亡藏人中有三个政党:中国民主党,西藏青年大会和西藏妇女大会,其中“藏青会”势力最大,有三万成员,在世界各地有81个分会。

二,西藏流亡政府的财政和武装力量
起初财政状况十分窘迫,随着流亡藏人在世界各地商业活动的增加,财政状况逐步好转。1972年,流亡藏人主动提出要求,每人每月向流亡政府缴纳一个卢比,后由议会通过决议,定名为“藏人志愿为国基金税”,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世界各国官方和民间的经济援助亦逐年增多。1995年财政支出达5亿5千多万卢比,目前财政收入更为宽裕。

“印藏特种边境部队”由流亡藏人组成,一个师,一万人,归属印度陆军编制,美国提供军费和武器并负责训练,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现代化水平较高,其任务是维护藏人定居点治安和监视袭扰西藏边境。

三,争取世界各国的官方支持
1,达赖喇嘛迎合和取悦西方国家:按照西方国家宪政民主的体制,构建起流亡藏人的民主政体,甚至中止延续数百年的达赖喇嘛制度,实行普选,获得西方国家好评。达赖的演讲内容与西方关注的热点紧密相连:民主,人权,和平,环保,反核等等;阐述的价值观与西方完全一致,因此,他赢得了西方国家的广泛同情与支持。他宣扬的藏传佛教,被辑录成书,在国外一版再版,充斥西方书市。他游说布道,所到之处,万人空巷;他演说,座无虚席,盛况空前。在国内遭受批判,在国外却受到欢迎爱戴,值得国人深思。

2,频繁出访:1959年以来,达赖喇嘛率团访问过的国家达50多个,目前其访问更为频繁,每到一国就与所在国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议会高层以及民间组织开展广泛的政治交往,宣传其“中间路线”和宣讲藏传佛教。1989年,达赖喇嘛获诺贝尔和平奖。1995年达赖喇嘛60岁生日,400多个各国政要和名流参加庆祝会,其国际影响达到颠峰。

3,活动空间不断扩展:1990年,西藏流亡政府在挪威,加拿大和意大利建立了议院委员会;28国的代表在印度召开“西藏之友”大会;34国的代表在伦敦召开“西藏国际协商大会”。1991年,达赖喇嘛成功地推动了“国际西藏年”的活动,仅10月份一个月,流亡藏人组织“西藏之家”,在全球36个国家举行了60次活动。西藏流亡政府设置了多个与联合国打交道的办事处,在许多国家派驻了代表。

4,西藏流亡运动的成效:各国乃至联合国对西藏流亡运动都给予同情和支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通过了谴责中国政府在西藏“侵犯基本人权和自由”的决议。欧洲议会共5次通过有关西藏问题的决议,谴责中国政府。1995年俄罗斯下院竟然通过决议,敦促政府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 真是岂有此理!1959年——1995年,美国通过10项有关西藏问题的决议和6项涉及西藏问题的决议,2007年布什总统授予达赖喇嘛美国国会最高奖——国会金质奖章。德国1987年1996年,瑞士1991年,澳大利亚1990年——1996年,通过西藏问题的8项决议。意大利1993年,加拿大1995年,立陶宛1995年,都通过了支持西藏流亡运动的决议。美国纽约市政府将1959年西藏叛乱的日子——每年3月10日,定为纽约的“西藏日”,进行反华反共的宣传。

四,争取各国民间组织的支持
支持西藏流亡政府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也称后援组织,分两大类,第一大类是“专门组织”,如“国际西藏运动”“自由西藏运动”“西藏基金”等,共有380多个,分布于欧美地区;西方高等院校支持达赖集团的学生组织就更多了,有450多个。这830多个国际民间组织,共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达赖集团支持网络,以直接支持达赖集团的各种诉求为己任。大批西方最红的顶级歌星影星,积级参加支持活动,带动了成千上万的西方青少年,成为达赖喇嘛的崇拜者和支持者。

第二大类是“非专门组织”,同情和支持流亡藏人的有关诉求,攻击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如“大赦国际”,“国际人权联盟”“绿色和平组织”等。第一大类“专门组织”,都是由流亡藏人串连发动起来的,可见其活动能量之大。这两类组织的特点是,分支机构多,几乎遍布全球;活动频繁,影响大;互相串连,集体行动。如2007年5月,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第5届“声援西藏大会”,就有150多个国际援藏组织与39个达赖集团的激进组织参加,共同策划如何在境内外开展活动,阻挠和破坏北京奥运会。

五,传播藏传佛教文化
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藏传佛教与之同宗,所以流亡藏人在印度获得同情与支持。至1995年止,流亡藏人在印度建立了近200座寺院,有15205名僧尼在研习藏传佛教文化。还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890多座佛教寺院和西藏佛教中心,广泛宣讲藏传佛教教义,深受国外信众欢迎。

(三)西藏流亡政府对西藏的影响

由于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在国外的频繁活动,对中央政府的干扰是不言而喻的,而对西藏的影响更为直接,必须引起高度关注,采取有力措施防范。

一, 接纳内地叛逃藏人。达兰萨拉与内地,相隔千里,中间横亘着喜马拉雅山,但流亡藏
人与内地藏人却保持着密切联系。西藏有独特的宗教制度,所有藏民信佛,藏传佛教势力强大,达兰萨拉成了藏民向往的“乐土”。从1979年——1996年,共有28693名内地藏民叛逃至印度。现在平均每年有2500人至3000人叛逃印度。2000年,年仅14岁的17世噶玛巴活佛(经中央政府批准册封的),只身出走,经过数十天的长途跋涉,来到达兰萨拉,使叛逃活动达到高峰。西藏流亡政府对叛逃者一律加以接纳和安置。

二,鼓励流亡藏人返回西藏。流亡政府规定,从达兰萨拉各个学校毕业的学生,愿意返回西藏者,每人发给路费1万卢比,每年有40%的毕业生返回了西藏。这些经过洗脑的青年,返回后成为铁杆藏独。08年的拉萨事件,闹事的有许多就是这些人。这种派遣性质的返回,得到了美国印度等国的积极支持。

(四)西藏流亡政府与中央政府的谈判

西藏流亡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 不共戴天,尖锐对立——1959年至1978年,历经20年,中间经历文革10年。
二,接触谈判,开始和解——1979年至1989年,历经10年。
三,中间道路,强力打压——1990年至2000年,历经10年
四,重新接触,谈判无果——2001年至今,历经9年。

第二阶段(1979至1989)经历:

一,接触对话,派遣参观团。
1978年改革开放后,胡耀邦视察西藏,发现西藏工作中存在的许多问题。1980年3月,中央召开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与流亡政府开始接触对话。1979年3月,中央政府邀请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访问北京并由邓小平接见,中央同意达赖向西藏分批派遣参观团,进行自由考察。第一个代表团由达赖哥哥洛桑三旦率领来到西藏,出乎中央政府的意料,参观团所到之处受到当地藏人的热烈欢迎。藏人对达赖的心理依恋,20多年未减丝毫,俨然文革中人们对毛泽东的敬仰与爱戴。1979年——1980年,中央共接待三批回藏参观团,8000余人,安置回国定居的藏胞2000余人。流亡藏人对故土充满向往之情。

二, 宽松的民族政策,加快西藏建设步伐。
中央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对西藏实行比较宽松的民族政策,给予更多的自治权力,对流亡藏人进行安抚与疏导,主动争取达赖回归。邓小平说,除了“独立”,什么问题都可谈。中央政府承诺,届时将派部级官员迎达赖回国,并授予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职务。减少援藏干部75%,将大量援藏干部分批调回内地。支持藏人宗教信仰自由,中央拔款修复寺庙。西藏的贫困落后,使中央政府下定决心,加大投资,加快西藏建设步伐。

三, 提出“中间道路”,挑起示威骚乱
中央政府的宽松政策与达赖集团高度自治的宗旨相距甚远,1987年9月,达赖发表西藏地位的“五点计划”;1988年6月,达赖提出“斯特拉斯堡七点建议”,即后来“中间道路”的雏形。在中央看来这无疑是在搞变相的西藏独立。1987年——1989年,在拉萨挑起18次示威骚乱,中央只得从1989年3月起,对拉萨实行419天的军事戒严。1989年第十世班禅圆寂,佛教协会邀请达赖回国参加追悼会,遭拒。1989年达赖获诺贝尔和平奖,受到鼓舞,更加卖力地推行“中间道路”。

第三阶段(1990年——2000年)经历:

一,1995年藏人公决,确立“中间道路”为未来道路
其内容是,要求中央政府建立“大藏行政区”,包括西藏,青海,新疆,甘肃,四川,云南等六省的藏人居住区,面识达24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大藏区服从中央,外交和军事由中央管理,其它高度自治,达赖带着西藏流亡政府的原班人马回西藏执掌大权。中央政府自然不能接受。

二,抢先指认班禅转世灵童
1989年1月28日,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圆寂,享年51岁。根据传统,西藏的高僧组团,四处寻访十世班禅的转世灵童,认定为根敦.却吉尼玛,并瞒着中央政府将此信息通报给达赖喇嘛。达赖抢先指认根敦.却吉尼玛为十世班禅的转世灵童。1995年12月8日,中央政府选定另一个候选灵童——确吉杰布,举行了坐床仪式。1996年2月19日(藏历新年),西藏流亡政府在达兰萨拉,以根敦.却吉尼玛的巨幅照片,为他举行了坐床仪式。这样西藏就出现了两个班禅并存的局面,不少藏民受达赖影响只认前者不认后者,导致中央政府和西藏流亡政府的彻底对立。

第四阶段(2001年——至今)经历:

一, 达赖喇嘛年逾古稀,主动寻求和解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拉木顿珠.丹增嘉措,1935年7月出生于青海省湟中县祁家川,今青海省平安县红崖村。1938年被遴选为十三世达赖的转世灵童,1940年在拉萨举行坐床典礼,1950年11月17日开始亲政,年仅16岁成为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领袖之一。1959年流亡印度时他是弱冠青年,流亡50年,他已变为古稀老人,怀念故土,思乡心切。2006年,达赖在其官方网站上发表声明,呼吁海外流亡藏人,不要在胡锦涛访美期间举行抗议活动。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于2006年4月3日,回应说只要达赖放弃“藏独”中央考虑他回国。

二,坚持“中间道路”,谈判中止
自2002年以来,达赖特使与中央进行了5次秘密对话,但由于达赖始终坚持“中间道路”,谈判于2008年中止。同年达赖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说“对中共绝望,对中国人民充满希望”,充分表明其思想观点的固执。在中央看来,“中间道路”就是变相的“藏独”,是不可能接受的。流亡藏人的年青一代,思想比达赖激进,达赖圆寂之后,西藏问题更难解决。当前双方能否“相逢一笑泯恩仇”,早日解决西藏问题,这必须具备宽容的胸怀和高度的政治智慧。

根据08年3月**历史沙龙《达兰萨拉的夕阳》及《世界新闻报》有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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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国际儿童院的日子[转帖]


  

  作者:王凡 东平 分类:纪实文学 出版社:中**史出版社

  熟悉中**史的人大多知道陈昌浩,在****初打天下的年代他曾经大名鼎鼎。鄂豫皖苏区至今流传着关于他的故事:比如他曾坐着红军缴获的第一架飞机“列宁号”朝敌军扔手榴弹。后来他出任兵强马壮的红四方面军政委。

  然而在令人扼腕的西路军失败以后,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陈昌浩的地位一落千丈,他的后半生几乎不为人知。父亲的特殊经历,多多少少会对子女产生影响,陈昌浩之子陈祖涛的人生的确不同寻常。然谓之不寻常,却并非全缘由父亲,漫漫人生是他自己走过来的。

  承蒙欧美同学会的联络,我得以再三再四地坐到陈祖涛的办公室里,和他一起悲喜跌宕于半个多世纪前在苏生涯的回溯。他是那种从外相到精神根本不会让你往“老”字上联系的人,和比他年轻20多岁的我在一起,好像更富活力的却是他。正是由于他那过人精力和记忆力,使我聆听到不该遗诸史册的故事

    1、毛泽东首肯,他和父亲飞去苏联

  1939年的8月末,因为众所周知“坐骑受惊事件”,周恩来右臂粉碎性骨折,若再在缺医少药的延安延误下去,将落下严重残疾,中共中央决定由邓颖超陪同他赴苏联医治。恰好陈昌浩亦因久治不愈的严重胃病难于正常工作,中央决定也让他到苏联诊疗。

  他们离开延安的日期定在了8月27日,临行前夕,陈昌浩突然对陈祖涛说:“我想带你去苏联。明天来的要是架大飞机,我就带你一起走;要是小飞机,你就乘汽车、火车去苏联。”经历根据地生活的孩子,都知道苏联,那是父辈们景仰的革命圣地,那里的今天,正是中国****人追求的明天,父亲要带他去那里,当然令他喜悦。

  第二天一早,父亲就骑着马带着他去了杨家岭。陈昌浩把带儿子赴苏的想法告诉了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陈祖涛还记得毛泽东当时还找出几枚银元,给了父亲。

  当天降落在延安机场的道格拉斯飞机,有24个座位,据说是蒋介石亲自指派的专用飞机。陈祖涛可以和父亲同行了,同机还有一位经毛泽东同意去苏联的孩子,是时任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的高岗的儿子,学名高毅,小名老虎。

  由周恩来抚养的烈士孙炳文的女儿孙维世,夹在送行的行列中。有人对她开玩笑说:你也跟着养父一起去苏联吧。没想到这一个玩笑竟让孙维世动了心,她把期待的目光投向周恩来。周恩来说:这事得由毛主席批准。有人随即牵来了马,她骑上就奔杨家岭而去。一会儿,她绽着笑靥回来了,显然是毛泽东同意了她的请求。

  当送行的人纷纷走下飞机的时候,跟保姆一起上了飞机的陈伯达之子陈小达,突然放声大哭起来,无论如何不肯下飞机。他的小名也叫老虎,虎威发起来还真没人驯服得了。看着束手无策的陈伯达,周恩来说,既然这样,就和我们一起走吧。

  就这样,飞机载着周恩来夫妇、陈昌浩及孙维世、陈祖涛、高毅、陈小达四个小伙伴,在人们的目送中消逝于天际。他们先在甘肃省的兰州做了停顿,刘少奇的两个孩子也已经中共中央同意送往苏联,先期等候在了这里。于是,4人的少儿团中,又加入了刘允斌、刘爱琴兄妹。

  现如今,一同前往苏联的6位少儿团成员,只剩下了刘爱琴、陈祖涛、高毅3 人。“我们每年都要聚一次,只庆幸我们还活着。”陈祖涛意味深长地对笔者说道。是呵,倘若不是因为特殊的变故、非常的历史时期,孙维世、刘允斌、陈小达都应该和他们在一起。

  由于在新疆迪化(现乌鲁木齐)办理各种手续,6人团延宕到11月才抵达莫斯科,除了年纪稍长的孙维世依自己的意愿去学艺术外,其他5人都进了在莫尼诺的第二国际儿童院。

  在这里需稍做说明:陈祖涛刚到苏联时11岁,以往有关他生平的文章称他的生母是陈昌浩的第二位妻子、红军第四方面军的政治部主任张琴秋。此说实为谬传,因为她的生母刘秀贞怀上他的时候,陈昌浩尚未去苏联,还不曾和于1925年就到苏联学习的张琴秋有一面之缘呢。陈昌浩第一次赴苏联是在1927年的9月,刘秀贞已怀胎数月,陈昌浩亲自给即将出世的孩子取名“洋生”,即父亲留洋之际降生。洋生有一个哥哥,叫柏生。

    2、转为苏联国籍,据说是斯大林亲自签字特许的

  当时在第二国际儿童院的主要是中国****人的孩子,但在陈祖涛等到了不久,就集体转到了在伊万诺沃的第一国际儿童院。伊万诺沃是苏联的纺织工业城市,距莫斯科300公里左右。

  两个国际儿童院,都是赤色国际救济会创办的,收养的都是各国****、工人党领袖和著名左翼政治家的孩子,据当时的统计有200多人,包括世界31个民族,各种肤色的都有,例如西班牙****书记伊巴露丽的孩子、巴西****领袖卡洛斯·路易斯·普雷斯捷斯的孩子等。美国****总书记邓尼斯的孩子季莫菲耶夫,和陈祖涛是同班同学,他们后来成为很要好的朋友。

  陈祖涛说在国际儿童院的中国孩子的构成可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烈士子女,如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蔡和森和湖北省委负责人向警予的孩子蔡博、蔡妮,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长苏兆征的儿子苏河清,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的儿子张芝明,代理江苏省委书记赵世炎的两个儿子赵令超、赵施格,湘鄂赣边特委书记郭亮的儿子郭志诚等。

  二是当时中共高层领袖的孩子,如毛泽东的长子、次子毛岸英、毛岸青,刘少奇的长子、长女刘允斌、刘爱琴,朱德的女儿朱敏,还有陕甘宁根据地最高领导人林伯渠、高岗的子女等。

  三是中共几批到苏联学习的干部在苏联生儿育女后,留在那里的孩子,以及与苏联人结为夫妻后生育的子女,例如博古的女儿秦吉玛,张闻天和苏联妻子安娜·列昂尼多芙娜·戈尔彬斯卡娅的儿子等。这些孩子一点中文都不懂,更没受到过丝毫中国文化习俗的熏陶。

  在国际伊万诺沃儿童院内,中国孩子占到了近百分之二十。所以中国人在儿童院里很显眼。其次是德国的孩子,有十多个,因为希特勒当政后对****人的镇压日趋严厉,德共领袖们就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了苏联。

  各国****人的后代的管理,由共产国际负责,例如享受什么待遇,吃、住、教育等等,都由共产国际下指示,甚至是当时共产国际的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直接发话。到苏联后不久,陈祖涛他们就都转入了苏联国籍,享受苏联国民的待遇。外国公民转成苏联国籍,这在当时是件很难的事情,但这批儿童很特殊,苏联最高当局都清楚这批儿童的情况,转国籍据说是经过斯大林亲自签字特许的。

    3、老天爷是最公平的

  由国际儿童院管理的孩子,年纪大的已经十六七岁,像中国的毛岸英、苏河清、蔡博……而小的只有四五岁,其他国家的孩子也是大小参差。小的在儿童院养育;大的在附近的学校就读,白天在学校上学,放学后回儿童院,因为没有家,儿童院就是他们的家。

  刚到儿童院的外国孩子,第一个任务就是学习俄语,这是在苏联生活和学习的基础。一年后陈祖涛入学读书,学校离儿童院不远,大约几里路。在学校里,各国的孩子与苏联本国的孩子要求是一样的,学校方面并不因为你是外国人,在学习课程和学习的成绩上对你有什么迁就和照顾。

  不久,陈祖涛加入了苏联少年先锋队,带上了红领巾。苏联小学中学是一体的,从一年级到十年级。他直接上的五年级,后来因成绩优异跳了一级,和中共早期工运领袖郭亮的儿子郭志诚成为同班同学。

  每天放学回到儿童院,孩子们按年级分班,由儿童院的老师组织辅导学习,并监督完成学校的功课。这种按年级分的班各国学生都有,老师也是各国的都有,德国的、保加利亚的等,班上都讲俄语。

  此外各国学生还有自己的管理班,这种班不是以年级分,而是按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分,老师也是本国的。担任过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副院长的师哲,就曾当过中国班的老师。

  到伊万诺沃的第一国际儿童院后,担任中国班老师的是韩铁生夫妇两人。在中国班里,老师由浅入深地讲授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国的传统习俗,教汉语汉字,并讲一些浅显的革命道理。这样的课一个星期有两三次。爱祖国,要追随父辈置身的革命事业等理念,就是这样一点点注入孩子们脑海中的。

  当时儿童院的生活、教育情况比较好,体育、音乐等活动也非常丰富,还教一些生产技能。陈祖涛就在那里学过木工,教他的是个俄罗斯的老木匠,一周一次。“文革”中他被驱逐到农村时,就把木匠技能又捡了起来,打了不少家具。孩子们有什么课外的兴趣,儿童院就找来相应的老师指点,教助其发展特长。

  比之父辈们正在奋斗的国内根据地,这里的生活和学习条件简直是太安逸了。然而老天爷是最公平的,这只手赐予你点福祉,那只手就会丢给你些灾患。尤其是对那些将承担大任者,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磨练是少不了的。

  刚幸福了不到两年,希特勒就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对苏联发动闪击战。德军兵锋直逼莫斯科城下,并扬言要到莫斯科城里过圣诞节,陈祖涛他们很快就尝到硝烟笼罩下的残酷。

  伊万诺沃地处莫斯科西北,距离战场比莫斯科城还近,而且附近有机场,成天飞机飞起飞落,飞机和炸弹的轰鸣终日不断。到1942年冬天,共产国际已经准备将国际儿童院迁离伊万诺沃了。

  “儿童院的东西、库存物资都分给了附近居民,不好带的食品也分给他们了,我们每个人就是自带着自己的行李,一个小小的背包,随时准备出发上火车了。但当一切都分发完了,准备已充分做好之后,战事突然出现了转机,围困莫斯科的德军开始溃退。于是,上面又决定不搬迁了。”陈祖涛回忆道。

    4、“我们活下来了,是土豆救了命。”

  战争一开始,特别是进入紧张胶着状态后,原有的正常秩序就都被打乱了。苏联最高层的注意力在战争,彼时的口号就是:一切为了前线!孩子的生活、教育的照料,不可能再像和平时期那样体贴入微。以往国际儿童院的主管上级是共产国际,1943年共产国际取消了,主管上级转为苏联的红十字会。红十字会能力有限,只要能维持孩子们的生命,还能继续使他们受教育,就已经是竭尽所能了。

  除了吞噬生命的战火外,陈祖涛他们更深切和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的,是生活必需品的匮乏。昔日苏联政府的温饱保障没有了,配给食品对正在发育期的孩子明显不足,匮乏的补充和一些生活必须品的采集,只能靠孩子们自己的双手面向黑土背朝天地索取。

  在伊万诺沃,做饭和取暖都烧劈柴。此刻,劈柴全要靠孩子们自己伐木,自己劈成合适的柴块。虽然儿童院和学校就在森林里,但在苏联,即便是战时,森林里的树木也是不可以乱砍乱伐的,必须到指定的地点去砍伐。据说从沙皇时期,森林就受到很严格的管理,哪里可砍伐,哪里不许砍伐,砍伐后必须种植等等规范很细。砍伐区离驻地很远,冬季用的劈柴,夏季就开始伐木劈块垛好,冬天用爬犁拉回来烧。

  孩子们在学校附近开荒整地,种上了被视为苏联当家菜的胡萝卜、大白菜;在离学校较远的地方,种植了大片直到现在俄罗斯低层的老百姓仍作为基本主食的土豆。因为路途远,到那里劳动都是乘坐马车往返。

  整个战争期间,孩子们大多数时间就靠土豆果腹。在地边,用洋铁皮水桶,把刚从地里刨出来的土豆放在里面煮熟,就像人们在《列宁在1918》电影里看到的那样,把皮一剥,在上面撒点盐,便大嚼起来。

  “即便是土豆,也不是可以敞开肚皮吃的。和我年纪差不多的一批孩子,像蔡博、郭志诚、赵施格等等,个子都在一米六多一点。我的父亲是一米八几的大个子,而我只有一米六四。为什么?因为我们正在长身体的时候,却严重地缺乏营养,长期吃不饱。可我们毕竟活下来了,是土豆救了我们的命。”陈祖涛说。

  许多年后,陈祖涛回顾起来,觉得经历这样的环境和磨练,从中获取的收益在一生都享用不尽。他“文革”中受冲击被赶到了东北的乡村僻壤,就因为有在苏联学到的那些生存技能,贫穷和困厄一点也难不倒他。

  因为特殊的战争环境,孩子们还学到了更多的东西。除了生存自救、学习知识以外,孩子们还进行了军事战备方面的训练。他们学习了战斗行进、挖战壕、使用武器、射击,防空和如何处理没有爆炸的炸弹,伤员的抢救和受伤后的自救等等。孩子们还参加了献血,女孩子则在课余时间从事军用被服的缝纫。

    5、毛岸英感叹人生的一大憾事

  在卫国战争初期,像毛岸英、苏河清、蔡博等,已经是十八九岁的大小伙子了,陈祖涛他们也有十四五岁了。虽说他们都经受了军事训练,也在演习中摸过了枪,但男孩子们更迫切地渴望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在战场上与德国法西斯一决高低。

  多数孩子当时的想法是能进一个速成的军事学校,学一门军事技术,马上应召上前线参加战斗。陈祖涛说:“我和几个同学当时特别想上海军学校,学完了就当海军。”

  然而战时的苏联政府一时一刻都没有放松保护在苏联的各国****领袖后代们的生命安全。斯大林曾经亲自签署过一份文件,规定凡是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一律不得应征入伍。

  但儿童院里年纪稍大的孩子,并没因这一纸规定而熄灭参战热情,特别像想参军的毛岸英,就给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写了一封信,坚决请求从军。他毕竟身份比较特殊,居然被破例批准了。

  1942年的下半年,共产国际来了一个叫纳努伊尔斯基的将军,到国际儿童院,把毛岸英带走了。毛岸英先上了一个军事学校,不久又转到很高级的伏龙芝军事学院速成班。1944年,毛岸英从速成班毕业后,穿着军装到国际儿童院来。陈祖涛他们看见毛岸英穿着漂亮的苏联军装,佩带着中尉的军衔,简直羡慕得要死。

  那时,苏联红军已经打出了苏联国界。由于毛岸英一再坚决要求到前线去,苏联方面就派了一位大校军官,陪着(实际上是担任保护)毛岸英到前线苏军作战的各个战场转了转,但依然没有让他参加作战。

  后来在1950年,已经回国4年多的毛岸英陪李克农来莫斯科,就苏联对中国参加抗美援朝的武器援助问题进行谈判。他还专门邀请陈祖涛和另一位同学、美国****主席邓尼斯的儿子季莫菲耶夫,一起到他住的当时苏联最高级的旅馆莫斯科旅馆见面,李克农安排他们一起吃了一顿饭。在席间聊及卫国战争时期的往事,毛岸英感叹说:“卫国战争时期,我几度要求参战,斯大林不同意,最后只是到前线走了走,没有和敌人面对面地作战,实在是一大憾事。如今我国决定以志愿军名义入朝与美国纠集的联合国军作战,这次我无论如何不能再错过到前线参战的机会。”

  当年除了毛岸英这种极个别的情况外,别人都没捞到上军事学院、到前方观战的机会,只有郭亮的儿子郭志诚差一点成为例外。战争开始后苏联政府做出一个规定,男性苏联公民只要超过了16岁,就必须参军。郭志诚年纪稍大一点,当时已经超过了16岁,报名后被编进了后备役部队。

  他穿上了军装,头发也剃光了,进行了几个月的新兵训练。我们都觉得他真幸运,可还没等上前线,他就让苏联方面查出来是中共的子弟,把他从部队中“清理”了出来。毕竟是经过了几个月的正规训练,所以回到儿童院后,他就成了年纪稍大的中国孩子的军训教官。陈祖涛说他过去曾有一张照片,是在郭志诚的带领下,他和另外几个人在进行枪械训练。

  也是在战争年代,陈祖涛经毛岸英介绍,加入了苏联的共产主义青年团。1942年下半年,毛岸英临去军校学习前,提议由陈祖涛接替原由自己担任的儿童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经过孩子们表决,陈祖涛当上了这个民间组织的主席。

  儿童委员会是儿童院孩子们自我约束的组织,主要工作大致分为三项:一是督促学习,通过各个班的代表,通报了解学习情况,促使大家争取好成绩;一是参与劳动自救的管理,保证劳动量,进行劳动统计,进行劳动组织安排等;一是参与组织军训和体育娱乐活动,打乒乓球、踢足球,跑步出操。委员会由各专项委员组成,郭志成就是当时的军事委员。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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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前线的大阪兵[转帖]


  
  作者:萨苏 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

  上

  在日本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文献,大多数时候让人压抑,但也难免有些让人忍俊不禁的地方。

  《菊兵团的艰难突出》一书,是原日军第十八师团炮兵少佐武川千里的作品,描述了这支日军精锐部队从出征南洋到覆灭缅甸的真实经历,虽然文学色彩不浓厚,但颇有一线色彩。其中有一段谈到增援到前线的大阪兵,和整本书惨烈沉重的内容很不协调。

  在当地前线第十八师团的日军,主要来源是九州海岛部队,素以凶残著称,曾参加过对南京的作战。我们长期听到一个传说,讲孙立人将军在缅甸下令将日军战俘中到过中国的一律枪毙,这件事可以反映当时中国军队对这支日军的愤恨。因为孙立人将军反攻回国时,遭遇的第一支日军,就是这个第十八师团。不过据我的考证,这话应该不是孙立人说的,而是另一个远征军将领,孙的部下李鸿将军(黄埔五期,新三十八师师长)。

  李鸿是个国人不太熟悉,但是个很有意思的将军,他是很少的能用自己名字给外国街道命名的中国人。中国远征军收复八莫后,为了纪念这个胜利,当地用两个中国将军的名字命名该城的两条主要道路,一条叫孙立人路,一条叫李鸿路。

  无论如何,这支日军的作战精神是颇为顽强的,和中国远征军在缅北的激战堪称惊天地,泣鬼神。

  武川的部队,和十八师团其他部队一样,最终不敌中国远征军的凶猛攻势,从胡康河谷败退,伤亡惨重。从后方补充的兵员中,颇有一些令人刮目相看的大阪兵。

  大阪兵因为不喜欢打仗而善于做生意,在日本军队中颇为异类。普通日军部队要来了个大阪兵,常常让人刮目相看甚至引发好奇。

  武川的炮兵大队就来了一个大阪籍的预备役大尉,此人作战也还来得,但作战之余更多的是忙活收集大家的补给品进行倒卖。孙立人将军的穿插战术打断了日军十八师团前线部队的补给线,结果就是二线部队的补给反而异常充分。但是,日军后勤部门脑筋死板,所有东西一律按人头军衔分配,造成一些浪费。有的日军不吸烟,有的不喝酒,配给他们的物资反而成了累赘。这个大阪的大尉就到处收集大家不要的补给品,然后送到城里卖给缅甸商人,从中大赚了一笔。

  一般的日本兵当时没有什么商业头脑,看着这个大尉的举动,新鲜又有点儿鄙夷。不料到了月尾,这个大尉却掏腰包给大家请客,人人有份,还请来慰安妇做舞蹈表演,日军官兵尽欢而散。于是对他的印象一下翻了过来,武川觉得,这大阪人实在是难得的好人啊。

  从此以后,他来收购剩余补给品的时候,日本兵都不好意思讲价钱。

  战后,这个大阪兵到缅甸开了个公司,倒卖当地矿产,赚钱很多。幸存的日本兵们回忆起来,还就属他在当地的朋友多。

  当然武川这样的“武士道”不会跟着做买卖,所以他的书主要还是记录战争。在“筑紫山口之战”中,日军惨败,武川的腹部被中国远征军的迫击炮弹片划开,一条腿打断,侥幸被送进了温藻的后方医院。痛苦呻吟之余,没想到在这儿又遇到了第二个大阪兵,他觉得十分开眼界,连对战争的看法都改变了……

  中

  日军的野战医院可不是什么好地方。称为“法西斯”,特别还是法西斯中强调精神胜利法第一的日本军队,军医院和屠宰场有一拼。这是因为日本的军医动手术基本不使用麻药,要求每个日本伤兵都要有承受“刮骨疗毒”的本领。唯一给士兵减轻痛苦的措施是给他一根木棍咬在嘴里,免得疼极了把舌头咬下来,或者把大夫给咬了。

  这种说法初听来有点儿骇人听闻,然而却是很多战场上日军老兵所印证的。有的时候这样做固然是因为物资缺乏,大多数时候只是因为日军指挥官认为这样可以让士兵具有更强忍受伤痛的能力,意志更加坚强,磨练出悍不畏死的兽人武士,属于一种精神教育。曾经有在中国潮州参加战役的负伤日本老兵,在几十年后依然痛苦地回忆军医的手术——“那种疼痛不是人能受的”。

  私下琢磨,是不是日本军队用这种办法变相促使士兵负伤也勇往直前,宁死也不进医院呢?反正二战中日军负伤后经常抱着手榴弹和对手同归于尽,而不是像其他军队那样赶紧退下去包扎伤口——莫非这些日本兵怕进医院更甚于怕死?那日军的这种精神教育可太成功了!

  无论如何,经历了这样痛苦的手术,又整天听着袍泽在手术台上撕心裂肺的惨叫(日军这种战地医院不过是薄木板房,没什么隔音效果。),武川整天想的就是怎样早日返回部队,找个机会为天皇尽忠。

  就在这时,一个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

  野战医院的补给被大量削减,包括医务人员都只有一天两顿稀粥果腹,杂以少量发酵的豆子(甘纳豆)充当副食。这是因为,第十八师团从胡康河谷败退后,被孙立人连续穿插迂回作战弄开了窍的史迪威展开了一个类似螃蟹的攻势。他一面命令中国远征军一部继续攻击尾追第十八师团的后卫部队,一面派出重兵从其南北两翼发动猛攻。北路中国远征军第三十师和美军麦部队奇袭日军在缅北的中心密支那,南路以英军温盖特伞兵突击队为主,空降在温藻以南切断铁路,依托台地构筑了一个圆形阵地,斩断日军南缅与北缅的联系。

  当时缅北日军只有两个师团,还要迎战从云南来的卫立湟,根本招架不住。日军被迫调动第五十三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二十四旅团,以及一部分航空部队投入北缅作战。日军援兵分兵两路,一路北上救援密支那,一路试图围歼南路英军。这两支部队的投入,加上南方来的物资补给线被切断,日军补给顿时捉襟见肘。而没有战斗力又列入非战斗系统的医院人员和伤兵,自然是最先被削减供应的。这就是武川少佐等人被迫挨饿的原因。

  实际上,日军调兵北上,是个要命的举动,它带来了影响世界的后果。

  首先这个救援没有成功,北路的救援日军大约一个旅团,虽然迟滞了密支那的易手,但在已经能听到密支那城区炮火的地方被全副新式装备的中国远征军包围,遭到重创后勉强南返;南路日军打败了英军,英军向中国远征军主力求救,远征军派出部队,每人带一口砍刀,穿越山间小路前去救援,不但救出英军,而且粘上了日军主力。

  而这支日军的离开,直接导致了英帕尔-科希马战役日军的失利。因为第五十三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二十四旅团,正是该战役日军的预备队。日军原以为可以把这支部队先用于北方,击溃中国的“豆腐军”以后依然可以担当原有任务。谁知道这两支部队再也无法抽出,结果正面日军三个师团在出现败相后无人增援接应,出现了大溃败,三个师团长都因为擅自撤退被解职,大批日军因为饥饿和热病死于败退途中,残余日军甚至开始吃自己人。日本女排著名的魔鬼教练大松博文,就是这支日军中死里逃生的少数人之一,并因此刺激性格大变,他当时是日军第三十一师团的辎重兵中队长。

  英帕尔-科希马战役被列入20世纪中期世界军事十大战役之一,是蒙巴顿勋爵的杰作,它挡住了日军和印度独立派钱德拉·玻斯杀入印度,避免了印度陷入混乱(如果日军顺利进入印度,印度难免不发生类似缅甸的大规模独立运动),也因此保障了英国可以继续战斗下去。但它的胜利,与日军抽调走了预备队和飞机有很大关系,一切都出自于对中国远征军战斗力的误算。事实上日军后期在缅北又增加了狼(四十九)、勇(二)两师团,依然没能挡住中国远征军回国的脚步。

  武川等人是顾不上这场战争对世界的影响了,大量重伤员因为营养不良和乱找东西吃引发的腹泻而死亡,军医的办法是鼓励大家多晒太阳。这个方法恐怕没多大作用武川也被饿得头晕眼花。在拄着棍子试图走回原部队失败后,武川躺在病床上,又饿又虚弱,自觉快要死了。

  武川的勤务兵森本(日军军官住院,通常由勤务兵跟随伺候),这时候却提出由他拿(偷?)医院的一些药品,比如绷带和消炎药,到附近的缅甸人居住区去卖掉,说不定可以弄些吃的回来,有了力气两人可以一起跑回部队去。森本的思路明显受到了那个大阪预备役大尉的影响。

  “可是,你走了,谁照顾我呢?”武川犹豫地说。

  森本说不要紧啊,旁边一屋另一个步兵佐官的勤务兵是我的老乡,让他帮忙照看一下您好了,等我回来分他们一些食物。

  武川想了想,同意了。

  下

  森本一走就是四五天,武川每日翘首盼望无果,心中越发凄惶。好在医院所在地靠近南部,南线英军败退后,此地暂时还是日军稳定的后方。不过日军武运始终不佳,盟军的飞机经常来光顾。由于日军在缅甸只有一个飞行师团,兵力捉襟见肘,盟军的P-38闪电战斗轰炸机没有对手,可以飞得很低进行轰炸,武川记载他曾亲眼目睹医院外面一群军马被盟军飞机一一射杀。

  好在,第六天森本终于回来了,带来了一些大米、风干猴子肉,甚至还有可以减轻伤痛的鸦片。这个忠心的勤务兵看到长官以后满眼是泪,让对他已经有些怀疑的武川心中颇为歉疚,写书的时候还合掌为之祈祷。森本在战后死于缅甸独立军暴动时的混乱,而武川是最早得知昂山被杀过程的日本军人。

  经过森本的描述,才知道这做买卖也是件很头疼的活儿。这个勤务兵是农民出身,对于怎样卖药一无所知,到了缅甸的村镇也不知道该怎么下手,缅甸人的稻谷都藏得很隐蔽,而他单独一人,就算知道也不敢抢了什么就走。

  最后还是想到了大阪军官提到的一个缅甸商人,花了两天的时间走到那人的村子。

  不料那个缅甸人推三阻四,很不爽快。森本苦苦哀求,直到拿出了医院的药品和武川的一个金戒指,并给了个非常吃亏的价钱,那人才动了心,得以成交。缅甸商人告诉他,那个大阪军官提醒过他,任何自己以外来卖东西的日本人都可能是军部的督察,如果贸然合作可能被抓去枪毙。

  有了这些东西,武川等人的处境总算好了一些,但只能硬起心肠把食物藏起来,任周围的伤兵病饿而死充耳不闻。

  就在武川觉得有了些力气,准备申请出院瘸着一条腿再上战场时,医院里却来了个另类的大阪兵。

  这个大阪兵属于从菲律宾调来补充十八师团的某中队,营养良好,面色红黑,肩上背着一杆三八枪,枪上拴着个大包袱来找医生要求“因病入院”。

  日军的传统是负伤尽量忍受,泡病号更被视为耻辱,会为人不齿。所以到达医院的日军基本都是缺胳膊少腿,至少也是身上穿个窟窿的,那还叫轻伤,像这个大阪兵一样自己走到医院来的伤病员十分罕见。所以医生用非常怪异的目光看着这个筋肉壮实的家伙。

  大阪兵递上本单位长官(无疑也是个大阪人)开来的“入院届”,那应该是介绍他生了什么病、为何需要住院的。武川当时刚刚换药完毕,躺在病床上目睹了这次奇特的“面接”,心里在想,这个家伙哪里生病了呢?怎么一点儿看不出来呢?

  “什么?!你给我说一遍,你因为什么要住院?”

  “噢,长官,‘脚豆’,‘脚豆’啊长官,那上边不是都写着吗?”

  脚豆,就是脚鸡眼,因为这个就要住院?武川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医生显然也感到同样地不可思议。要知道日军这时候在缅北面对史迪威和孙立人的精锐远征军,无论兵力火力都处于绝对劣势,前线一些日本籍的慰安妇都拿起枪来了,这家伙却因为“脚豆”要住院,还有没有一点儿起码的羞耻感和军人的自觉了?武川认为这个大阪兵马上会被轰出去的。

  然而,那大阪兵却对这种鄙夷的目光满不在乎,他把那个包袱打开,取出一袋干年糕,又取出一捆用蒲草拴着的干鱼和一瓶日本酒,很和气地对医生说:“长官,家里捎来的,地道的方头鱼啊,请大家一起尝尝吧。”

  “你家里捎来的?”医生狐疑地问道,但态度明显有点儿改变。毕竟,已经好久没见过这种好吃的了。

  “是啊,战前我哥哥在仰光有木业公司的,他托在仰光的朋友捎来的,每个月都会有的。长官,我现在实在没法跟着行军啊。”

  “那么……好吧,你先住下吧。”

  军医拿着东西走了。

  大阪兵哼着关西味儿的小调,打开背包躺了下来,还在病床头布置了一个佛龛,还主动递给武川香烟。武川本来准备骂他几句,又有些骂不出口了,只叹了口气,说你这个样子应该上前线啊,死在那里也比在后面挨骂好吧。

  十五对一(指当时中美英军对日军的总人数对比),我去也不能改变战局啊。

  可这里也不是什么好地方啊,一天只有两顿稀粥……

  我知道,不过再糟糕的地方也比住在小白木房子(指日军的骨灰盒)里好吧。

  那一天武川失眠了,自己瘸着一条腿到前线去,除了送死又有什么用呢?

  第二天他又把森本派了出去,争取再弄些吃的来。他决定留在医院,等身体养好了,再找个更有价值的地方为天皇献身。

  后来才知道那大阪兵既没有哥哥,在仰光也没有朋友,那些好东西从哪儿来的,只有天知道。

  武川自述他是自己所在大队唯一幸存到战后的军官。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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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点符号是怎样诞生的[转帖]


  最初发明标点符号的目的,是为了便于朗诵。英文punctuation(标点符号)一词,源自拉丁文punctus,意思就是“点”。这些“点”让读者知道哪里需要稍停,哪里需要加强语气等。

  西方标点源于古希腊,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文都是连写。当时的大学者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一书中,提到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著作因为连
写而难以断句。到后来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阿里斯托芬(公元前257~公元前180年)才创制出三级点号:中圆点(·)、上圆点(·)、下圆点(.),从无到有,且成序列。

  西方新式标点系统的奠基人是意大利语法学家和出版家A·马努提乌斯(约1450~1515年)。他以语法原则取代诵读原则,制定5种印刷标点:逗号(,)分号(;)冒号(:)句号(.)和问号(?)。他的家族在百年间出书近千种,行销欧洲各地,这几种基本标点陆续为各语种普遍采用。15世纪印刷术发明后,印刷界希望统一标点符号的用法,各式各样的标点符号用法纷纷出现。

  中文的标点符号是从西方借来的,翻译家严复的《英文汉诂》(1904年出版)是最早把外国标点符号用于汉语的著作。

(《青年参考》4.17[美]Ursula Dubossrsky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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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三屠:张之洞袁世凯岑春煊[转帖]

 

   清代末年,权势最为显赫的封疆大吏有三: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袁世凯,两广总督岑春煊。稗宫野乘有载,时人称之为三屠,今人说当时又叫作三大杀手。张之洞用财如水,人称为屠财。袁世凯好行杀戮,时称屠民。岑春煊性好劾人,不畏强暴,称为屠官。

  

  张之洞

  清代末年,权势最为显赫的封疆大吏有三: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袁世凯,两广总督岑春煊。稗宫野乘有载,时人称之为三屠,今人说当时又叫作三大杀手。度杀手当是现时叫法,意大利黑手党盛行,美国动作片杀手狂飞,这种称呼才流行于时。三屠之称,较合于历史实际。因以为题。

  三屠者,张之洞用财如水,人称为屠财。袁世凯好行杀戮,自小站练兵至山东剿拳到天津搜杀拳民余遗,杀人不计其数,时称屠民。岑春煊性好劾人,不畏强暴,自监司大员以至微员佐贰,有时且劾至百余人,称为屠官。自然,这只是各就其突出之一项标举以特称,一身而二屠并在者自不免,如袁世凯,兼为屠财好手。每有记载,言其好财货,挥金如土,喜以金钱爵禄羁縻人才,曾对人言:天下无难事,惟有金钱自能达到目的耳。胡思敬《大盗窃国记》论袁世凯,“每幸一姬,辄有犒赏。宴客常备珍馐,一席之费,不减中人十家之产。……敢于用财,视黄金直如土块。”张佩纶《涧于集·致李兰荪师相》谓,袁世凯“骄奢淫佚,阴贼险狠,无一不备”。袁世凯于屠民、屠财之中,屠民居其首,尤在入民国后为独夫民贼,屠杀异己,摧残革命,其财更为屠民所掩而居于后位了。

  《清史稿》张之洞本传有句云:“莅官所至,必有兴作。务宏大,不问费多寡。”“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一亩云。”前事言公,后事言私。公者,张之洞居疆寄数十年,历两广、两江、湖广诸任,其所作为,规模极大,而他用财如水,不问多寡,耗费了国家大量资财。但他有一个最大好处,不谋私利,不贪污,所有国家钱财都用到了事业上去。所以,张之洞一生有清廉之名。“及卒,家不增一亩,”即就其私者而言。本传中另有一例,即张之洞在光绪二十八年再署两江时,有道员私献商人金二十万为寿,请开矿海州,这就是现在所谓的行贿了,张之洞“立劾罢之”。前偶观电视报道,张之洞身后,家乡河北南皮只遗房屋一处,已为张氏后人捐献作了学校校舍。张之洞一生重视教育,在任翰林期中,两典试差,两放学政。任四川学政时,创设尊经书院,请湘潭王壬秋入蜀掌院,硕学大儒多出其门,承传继往,蜀学大盛,川人至今感念。后任封疆大吏,转向洋务事业,仍不忘教育,如在广东恢复广雅书院,在湖北设立武备、农工商、铁路、方言、军医诸学堂,当其著者。张氏后人捐献故居作校舍,可谓善体先人之志。

  张之洞于同治二年会试中探花,入翰林院,至光绪七年十一月补授山西巡抚,在翰林院达十八年。翰林是苦差,收入极薄,一般都靠外放考差、学政捞财。考差,尤其学政,程仪既丰,陋规所得更多。“一年学政,十年吃着不尽”是当时写照,可见收入之丰。四川是大省,生员最多,一任学政,所得陋规收入,有二万数千两银子之多。张之洞于同治十二年十月在四川充乡试副考官事竣,派任四川学政。按陋规应得收入,他概行拒收,两袖清风,重返北京。此种清廉之风,使官场耳目一新。自任山西巡抚开始,历经封疆大吏,张之洞保持着清廉之风,这就更不容易了。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记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六年中,“凡所规划,用款率取之清厘中饱”。此话恐有夸张,张之洞规划的地方事业规模极大,厘金积弊诚多,收入诚巨,清理厘金中饱,所得毕竟不会太庞大,况张之洞本人清廉,未必他下面办事的人个个都清廉,难免没有从清理贪污中亦作贪污者,总其上缴清理所得,当难满足六年地方事业之需。但是,由此说明了,张之洞本人不中饱,清厘中饱所得毕竟为数甚多,加上其他筹措,可以让张之洞放开手去做事。

  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评论张之洞好大喜功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评论张之洞在光绪二十年至二十二年署理两江总督期间施为,说是“今观其举措,似侧重铺张应付,专力为物质上之角逐者”。黄意张之洞不注意政治思想的更张和人民知识的增进。此评过当。张之洞并非如此,好大喜功则是确评,因为好大喜功,不免铺张应付。现以筹办汉阳铁厂为例说明之。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时,上奏在广州筹炼铁厂,列举数字,指报广东产铁甚多,而购入洋铁,开支甚大,呈请在英国订购大炉及机器。在办理中,张之洞因筹办芦汉铁路转调湖广总督,继任两广总督的李瀚章奏报广东产铁不多,不能设厂,张之洞因奏请炼铁厂移设湖北,即后来的汉阳钢铁厂。张之洞上报广东产铁情况全属臆测,而对于国外炼铁方法全无所知,贸然便要买回两座炼铁炉,能否应用不在意中。英厂主说是须先将煤焦和铁砂样品寄英化验,才能根据品质决定设计炼铁用的炉子。张之洞竟然答复:“中国之大,何处无佳煤佳铁?但照英国所有者购办一份可也。”此种屠财手面,惊世骇俗。英方按英国所用炼铁方法设计二座炼炉运到,马鞍之煤无从炼焦,大冶之铁不适用于此种炉型,变成笑话一场。在铁厂设址问题上,更见张之洞的专横无知和狭窄。其时大冶发现铁矿,有人建议炼铁厂应设在大冶,张之洞说:“大冶路远,照料不便,若建于汉阳,吾犹及见铁厂之烟囱也。”为了让总督大人看得见烟囱,炼铁厂乃建于龟山之麓,招致后来不少麻烦。汉阳钢铁厂经费计银三百万两,张之洞选址不当,填土费用就花了三十多万两,在英国订购机器所用亦为三十多万两,两者相加,用去了建厂经费的十分之二。无知导致的损失如是之大。光绪二十年,汉阳钢铁厂产品应市,历年亏折惊人,至光绪二十四年,亏折累计达到了一百多万两。这个烂摊子,后来不得不交给盛宣怀去收拾。举此一例,可概其余。

  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评论张之洞“巧宦热中”,张之洞做官,自有一套本领,结慈禧欢心,醇王奕䜣为之奥援,出身清流,为翰林时屡劾大员,一生清廉,博得好名声,便恣睢放肆,为所欲为,旁人不敢奈何。张之洞自撰的《抱冰堂弟子记》,述其在粤督任上得奕䜣维护,颇为自得:“己丑庚寅间,大枢某、大司农某,立意为难,事事诘责,不问事理。大抵粤省政事无不翻驳者,奏咨字句无不吹求者。醇贤亲王大为不平,乃于曩所议奏各事,一一皆奏请特旨准行,且事事皆极口称奖,并作手书与枢廷诸公曰:‘公等幸无藉枢廷势恐吓张某’。又与大司农言曰:‘如张某在粤有亏空,可设法为之弥补,不必驳斥。’其实粤省报销款固无所亏也,然贤王之意则可感矣。”得意之情,跃然纸上。

  黄濬又评张之洞“事功不如文章”,这和柴萼《梵天庐从录》之评相同,柴著曰:“论者谓,使文襄生于乾嘉全盛之时,论思献纳,润色鸿业,则必能于阮、纪两文达(按指阮元、纪昀)之间占一席地位。即不生于太平时代,而终其身为文学侍从之臣,亦必能于潘文勤、翁文恭(按指潘祖荫、翁同龢)而后,主都下风雅之坛坫。昔人恨王荆公不作翰林学士,而惜褚彦回之作中书而后死,以为‘名德不昌,遂有期颐之寿’,予于文襄亦云。”按诸张之洞为人狂放,性行怪僻,不拘细节,柴萼这番话不为无理。《国闻备乘》说张之洞“自负才地,多作度外之事,不屑拘守旧规,年愈迈而气愈骄,自享太平五十年,俯视一切,盖以为天下莫己若矣。”择举《国闻备乘》所举事例的一部分如后:“直隶人闻之洞内用,皆欣欣有喜色,合八府三州京官,张宴于湖广会馆,徵集名优,衣冠济济,极一时之盛。之洞收柬已三日,届时催者络驿载道,卒托故不往。鹿传霖、徐世昌忍饥待至二更,皆扫兴而散。闻其性情怪僻:或终夕不寐;或累月不薙发;或夜半呼庖人具馔,稍不惬即呼行杖;或白昼坐内厅宣淫;或出门谢客,客肃衣冠出迎,(张则)僵卧舆中不起。其生平细行大节,鲜不乖谬者。”在他下面做事的人就苦了,“幕僚侍立白事,小有失误,诃责之声达于户外。”所以张幕无人才,辜鸿铭无非一怪人,陈衍只会做诗,梁鼎芬一无节行之徒。像这样的一个大员,确是狂傲文人本色,还是去做一个词臣更适合。

  

  岑春煊

  说张之洞屠财如上,袁世凯屠民可无论矣,下面说岑春煊的屠官之事。岑春煊在清末算得上干练能臣,做事有担当,有魄力,本人亦清廉,有佳誉。平生最大事迹,在于联合瞿鸿□去斗庆亲王奕䜣和袁世凯,酿成光绪三十三年丁未政潮,事虽未成,瞿岑两人且因此落职,亦云壮矣。岑春煊因庚子慈禧和光绪避八国联军西狩护驾有功,深得慈禧宠信,一再重用,官至总督、尚书,此人头脑灵活,入民国后,仍活跃政坛,初接受昔日政敌袁世凯差委,先后任福建巡按史、粤汉铁路督办。及袁称帝,又被南方推为讨袁军都司令。至孙中山在广州组织军政府,岑春煊与孙中山同为总裁,尔后又与政学系合作,反对中山。一身数变,随时浮沉,究其一生,留在历史上的,还应当是他的屠官往事。

  岑春煊捐班出身,以父(毓英,云贵总督)荫升迁极快,至光绪二十四年,得任广东布政使。时在戊戌维新期间,裁巡抚,布政使岑春煊直接受两广总督谭钟麟管辖。岑到位之初,即与顶头上司谭钟麟大干了一场。大要为,谭钟麟信用的道员王某,颇多不法,商民多受其鱼肉。岑到位后,有来控告者,岑经调查,请总督撤去王某差事,谭钟麟不从。岑自行撤去王某的补抽厂坐办,又邀集司道同寅谒谭,请求并撤王的督署文案。谭岑二人当场冲突,岑春煊在所著《乐斋漫笔》中记述说:“谭愧且怒,遽拍案诟詈,目镜堕石桌立碎,势张甚。余亦拍案曰:“藩司乃朝廷大员,所言乃公事,即有不可,总督不应无礼至此。既不相容,奏参可也。’掷冠案上,拂衣而去,回署即请病假。”后岑春煊奉召入都陛见,谭钟麟委派臬司代理他的藩司,岑准备交代工作。亦据岑自述,南海、番禺两县商民数千人到藩署请愿,表示支持岑。岑带着王某案控词入京,谭派员“辇金入都”,以作活动。岑抵武汉,果然奉谕“调补甘藩,勿庸来京请训”。“到任后,终以谭王营私舞弊事具疏,有旨查办,谭因罢归,王亦革职。此案以藩司劾罢督臣,为有清仅见之事也。”

  岑春煊以上自述,不免夸张,即如罢谭钟麟易以李鸿章督粤,实为甲午败后李鸿章受攻击,亟谋外放总督,由荣禄为之谋得,岑之参奏,最多只起了参考作用。但是,岑春煊敢于老虎头上拔毛,算得汉子。至光绪二十九年,岑春煊调署两广总督,时已在庚子大得慈禧赏识之后,岑春煊胆气更壮,在粤三年,办了两件惩治贪污案,分别简述如下。南海县知县裴景福贪污案。裴景福,进士出身,历官广东数县知县。在南海县任上,贪污受贿经查出者,即达银元二十四万四千二百余元。据岑自述,岑先将裴景福革职看管,后裴自愿罚款充饷,外释,逃往澳门,抗不归案。岑派员赴澳门交涉,得以引渡,充发新疆。民国后,裴景福花钱运动,竟平安释回,且在民国三年出任安徽省公署秘书长及政务厅长。此事被《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易名编入。

  粤海关书办周荣曜侵蚀巨款案。小小一书办,侵蚀之款竟达数百万,尤可惊者,以款动赫赫权贵庆亲王奕䜣,被派任出使比利时大臣,尚未出洋,被岑春煊揭发,革职查抄。岑春煊动得了书办周荣曜,动不了奕䜣,岑在谒见慈禧时多言奕䜣,慈禧问:“汝说奕䜣贪,有何证?”岑春煊讲了周荣曜运动出使比利时事,“斯时奕䜣方管外务部,周犯便伊所保,非得贿而何?”慈禧说:“奕䜣太老实,是上人的当。”从此没有下文了。屠官之名,未必为美谥,《国闻备乘》说:“春煊每至一省,必大肆纠弹,上下皆股栗失色。”股栗失色者如皆贪官,岑春煊所屠如皆污吏,则是人民之德,亦屠官者之德矣。

  摘自:《半拙斋古今谈》 唐振常/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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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上海妓女改造 到新疆当兵团战士媳妇[转帖]


1955年上海妓女改造 到新疆当兵团战士媳妇
1955年4月。920名身穿绿军装的上海姑娘,编为4个中队,踏上了西行列车。西上天山的女兵中,这是一支特殊的队伍。很少有人知道,这些青年女子是刚刚离开“上海市妇女劳动教养所”的妓女。随着一声悠长的笛鸣,列车徐徐驶离熟悉的黄浦江,驶向陌生却又充满向往的人生彼岸。

有人轻轻哼唱《南泥湾》。这是上海1951年11月25日明文下令禁娼后,她们到了劳动教养所后学唱的。她们从这首歌知道了解放军。知道了三五九旅,她们充满理想地去追赶这支队伍,她们去参军。

参军的消息不胫而走时,她们不敢相信,怕不够格。“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这些刚从血污中爬出来的女性眼里,是崇高的大山!新疆来的首长却真诚地对她们说:新疆急需一支建设大军,姐妹们只要讲清自己的过去,符合上海人民政府安置就业的四条标准,本人自愿,都可以报名。首长还告诉她们,新疆目前还比较艰苦,要有吃苦的精神准备。

听了新疆首长的报告,姐妹们写了1000多份决心书,920个姐妹被批准了。

再见了,上海……一双双望着窗外的眼睛,藏着多少人世苦难,人生隐痛,灵魂追求……

妓女改造,是世界性话题

娼妓改造的困难和复杂在于,社会最底层的受害者妓女,又集中了人世间最腐败、最无耻的种种劣习。她们既是灾难深重的弱女子,又是堕落成性的游民。正因为对娼妓改造的客观认识,上海解放之初还准许妓院开业,政府收税。经过充分准备,直到上海解放两年多后,才于1951年11月25日明文下令禁娼。

上海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周密措施,投入了巨大的人力财力,人道主义体现在收容改造妓女的每一个环节。收容妓女,急需治疗性病,特效药盘尼西林我国当时不能生产,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封锁严,只有经第三国进口,十分紧缺。而需求量却很大,仅“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就收容了7500多名妓女。为了救治妓女,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亲笔手令,调拨解放军部队留给抗美援朝志愿军重伤员用的盘尼西林,陈毅将军说:“将来在中国的词语中,‘妓女’这个词必将成为一个历史名称!”

脱离旧的生存环境,去一个全新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中,认识社会,认识自己,最终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立业安家,是最理想的结局。她们来了,来到天山南北的大荒原。

一定有劳其筋骨的艰难过程,一定有人格尊严的复苏升华。在上海的灯红酒绿里,她们只是泄欲的工具,人格尊严被剥得一丝不剩,到了新疆,大漠虽苍凉,长天也湛蓝,高天阔地里,她们是有才华的上海姑娘。

那个教唱“南泥湾”的姑娘,原是金陵秦淮歌女。被小开糟蹋后又遭抛弃,她身心俱伤流落上海。上海滩岂是一个卖唱歌女的存身之处?只有下水一条路。日久,她的身边围了一群名呼“干爹”、“阿哥”的嫖客,可怜她又从一名歌女沦落为娼。进劳动教养所后,她的歌唱才能被发现,先让她担任歌唱教员,又由她领头组织了一支“新生妇女合唱队”。她一路唱着“南泥湾”到新疆后,成为一名享誉天山南北的文工团员,活跃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艺战线,深情地歌唱新生活,歌唱拓垦荒原的将士。她在天山脚下找到了情投意合的伴侣,有了幸福的归宿。无所畏 无所谓 无所为


仅仅5年后,这支西进新疆的特殊队伍中,就有了一批劳动模范,有了近百名党团员。她们的人生也大都有了正果,成为母亲。

上海青浦县的一间小阁楼,已被岁月刷成了灰白色,小阁楼就有了太多的沉积。小阁楼的亭子间里,住着一位叫金月华的女人,她从大西北的兵团农场退休后,回到了青浦老家。她将在出生落地的老屋,走完人生的最后时光。她孤身一人,没有子女。上海的冬日里,阳光是她盼望的亲人。

生活在小小亭子间的金月华,心里拥有的世界要辽阔得多,那是她生活过30多年的农场。农场在闪着银光的博格达峰下,农场有大片的棉田和麦田,有驰名中外的瓜果之王---- “金皇后”甜瓜,这是天山雪水和塞外骄阳对日日面朝黄土背负青天者的怜悯,“金黄后”给辛苦劳作的农场人带来日渐丰厚的收入。

“金皇后”这个瓜名,总让金月华联想起一段往事,想起“舞皇后”红遍上海滩和香港的当年。“香港的报纸,一大张一大张登我的照片哟。”金月华忆说这些时,全然是过来人的神情。人生的经历,无论荣耀还是磨难,都不会忘怀。

金月华人生的多半时光是在雪山下的农场里。

忽然有一天,农场收到金月华寄自上海青浦县的1200元人民币。她在一封短短的信中写道:“这是我给孩子们的一点心意……”农场的战友和老姐妹都知道,曾经沧桑的金月华不富有,她的月退休工资只有40多元。今天的40多元是个什么概念啊!

青春美好的时光,生命健康的日子,都给了荒原和绿洲,除了每月40多元的退休工资,年老的金月华已经没有什么了。她把30多年躬耕荒原拓殖绿洲换来的养老金,积攒起来给了孩子们。

人生付出的太多,就格外珍视过去了的时光。

早春的阳光给人一种生命的召唤。阳光穿透了玻璃窗上的霜花,暖暖地照在白色的被单上。被单下的人鼻孔里插着输氧管,他顽强地借助阳光的召唤,在一个女人吃力的帮助下,挺靠在床头。女人清出他口腔里又黏又浓的痰液,仔细地帮他漱口,发自喉管的呼噜声消失了,他就胜利地喘息着。

这时,她的眼光投向我。我有些不安。我分明感到,时光已经推得久远的岁月,因我的突然来访,敏感地拉近了。她却很坦然。无所畏 无所谓 无所为

她个儿不高,差不多一米五吧。戴着自己织的毛线帽,紫红色的。自己做的黑条绒布鞋。整齐、利落。已被同化得满口侉子腔,难寻几句软调的吴越乡音。

到新疆一年多后,1957年的正月初一,她和老李结婚了。那天的每个细节她都记得很清楚。

那天的雪很厚,月亮很明亮。新房是浇水班的小伙子们腾出的地窝子,墙粉刷得雪白,一股清新的石灰味儿,墙上贴满了连队的兄弟姐妹送的年画,那时候没有什么东西,可人亲。没有红蜡烛,挂着一盏连队的大汽灯。土坯垒了一张像模像样的桌子,还有红柳绑扎的一张结结实实的大床。新房没有门,只挂着一条厚厚的棉门帘。新房里最贵重的是她从上海带来的一只小箱子。那个年月,结婚可是希罕的大事,全连的人都来了,闹新房,满地里嚷嚷,今黑里海山和菊英配对呀!欢喜得不得了。房子里闹不够,又在地窝子前边的场子上堆了几个大雪人,还一个雪人贴一个红纸剪的“囍”字。

她不是那么乐意找老李,新郎倌38岁了,她才只有22岁。她也怕人再提过去的那些事,想一个人清静一辈子。缘分是连队食堂打饭的窗口。老李是炊事班长,每次轮到她,老李手中打菜的勺就要抖三抖,她碗里的瘦肉就多几片。老李的眼神盯得她脸红,不敢抬头。这种心思,最惹人眼厂,老李没抖几次,“抖三抖”就叫开了,没人再叫他的名姓,往后叫成了“三抖”。见面就开玩笑,就起哄,她就等最后去打饭。哄哄得像真有这事一样,指导员正儿八经地谈话,夸老李,讲大道理。连长也连哄带劝地做工作。连长老婆一口一个大妹子,说,老李除了年龄大几岁,再没有好挑的地方了,年龄大点怕啥呀,年龄大知道疼人,连长老婆是河南人,能把死人说话的一张嘴。

她就想着老李的眼神,只有心里有了你,才有这种眼神呀!老李也是个苦命人,14岁就抓了壮丁,在国民党部队当伙夫,到****的部队还做饭,苦命人才护着苦命人。她给连长老婆说“谈谈看”的第二天,指导员就让人打好了结婚报告,就签字批准,就让浇水排一个班的小伙子腾房子,就闹新房,就有了儿女。她和老李有两儿两女,都已长大成人,最小的女儿也从东北财经大学毕业了,在乌鲁木齐工作。

我认识了她的长子新川。新川在农场一个连队做政工工作,新川的脸型像父亲,有一双母亲的眼睛,大、亮。一个很精干的小伙子。只在张嘴笑时,就露出了这个农场特有的氟斑牙。农场所在地的地下水,氟含量高出国家标准上百倍,明知有害的水喝了三四十年,就有百分之百氟斑牙的第二代。

新川的眼神告诉我,他很敏感我的来意,却和母亲一样敞亮地接近我。我从新川的眼神里也读到了母亲的自豪。智者哲人凡夫俗子在谈论自己的父母时,都不能不慎重,且很难找到准确的概括性语汇,只有和母亲父亲一起走过的岁月里,那些时时所现的细节和清晰的场景。无所畏 无所谓 无所为

亲一见断了的扁担,眼泪就往下流,嘴里不停地说,不让你挑这么多,你这孩子就是不听。她常把扁担藏起来,大中午不休息,自己去背。她只有一米五多,那么一大捆柴,都快擦着地了,我一边托着柴禾解开妈肩上绳于,一边哭,妈的肩膀都勒出血来了。我去挑柴,除了家里穷,买不起煤,还想去大渠里洗澡,她不知道。

她最操心我们上学,家里再难再苦,都要我们上学,妈没文化。我初中毕业考上了高中,想到家里的困难,想减轻爸妈的负担,偷偷报名工作。班主任老师一直对我很好,说我是个读书的料,就告诉了妈。妈当时就对老师说,一定要让孩子上学,再穷再苦也要孩子上学,妈哭得很伤心。当着老师的面,我也流泪了。妈说,小时候站在弄堂口看见别人家的小人背个书包去上学,我就哭,妈想上上不成,命都差点没有了。妈常对我们说,学了文化,就知书达理了。

小妹第一年高考没上线。这些年,农场有水平的老师都走光了,第二年上线,不知为啥没有录取。她还想学,又不忍心看着爸妈辛苦,不想再花家里的钱!妈鼓励她再考,妈说只要你有心学,就学,妈再累再苦也高兴。妈边做针线边陪着她,天天如此。小妹这年考上了东北财经大学。

我没少挨妈的打,真打。农场的半大孩子,没有不偷瓜的。老爹种瓜,我们偷瓜,夜里悄悄溜出家,两个人放风,两个人去瓜地背瓜。都说好了暗号,巴掌拍一下是一切正常,拍三下来人了,瓜背到玉米地深处,挖个坑用玉米秆子盖起来,吃完?,瓜地刚浇过水,只穿个裤衩子,浑身滚得尽是泥。这次,妈不知咋知道了,早在家里等着,洗衣板放在屋子中间,一把榆树条子在旁边,没啥说的,跪吧,两三根榆树条子拧在一起,像牛皮带一样,这次可打惨了,一星期屁股不能坐凳子。打一下我叫一“妈!”妈不理我,边打边流泪。打得榆树条子没有了,我也哭不出声了,妈才住手。从这次后,我再没偷过瓜。

农场的孩子,小时候没啥玩的,都打“三角”。用牛皮纸叠的三角,硬梆、耐玩,最好。都找装化肥的袋子,那时的化肥,还不是塑料袋装,是几层牛皮纸的袋子。连队的仓库有一堆化肥,吃过晚饭天黑以后,我们爬到库房顶上,把库房的烟囱扒了,用绳子放下去两个人,库房的化肥袋折个光,化肥倒了一屋子。第二天上午就抓住了我们几个,从菜窖里找到了一堆化肥袋子。学校决定开除我们,老师说情也不行。妈气坏了,用针刺我手,妈哭着说,你咋这么不争气呀,做人要让人看得起呀,妈哭我也哭。妈去求学校,不要开除我,怎么处理都行,妈给校长保证说,新川再出一点事,她也没脸再找学校了。老师过后说我,就是为了妈妈,也不能再调皮了。我就想,妈去学校时,一定是很难为情的。

我们家生活很苦,但是家里干净整洁是连里出了名的。那些年连队根本没有休息天,妈总是吃过晚饭去自流井洗衣服。无所畏 无所谓 无所为

到了冬天多冷的天,我去帮妈端衣服,看见妈冻得红红的手握不住,忍不住偷偷流泪。我爸说妈,衣服穿不烂也叫你洗烂了。妈就说,破衣服洗干净补好不丢人,新衣服脏兮兮的也丢人。家里的事,我爸从不管,他当了一辈子火头军,在家没做过几顿饭。妈很照顾爸,农场直到80年代初,细粮还很少,家里的细粮,有点好吃的,先是我爸后是我们,妈不吃。


我家一直在连队,农活一年到头没闲着的时候,我妈干活慢,慢在太细,从不偷工减料,她定的苗,拾的棉花,从不检查。她又不愿落人后,就早出工晚收工。一到春天,就没和妈一起吃过早饭。

我和新川一起去医院。从连队的家到医院有两三公里路。泥泞的路面在落日的余辉里又冻得结实。新川告诉我,他母亲每星期总要回家给父亲做些好吃的改善一下,顺便把父亲一星期的脏衣服洗干净,她不让别人干,走着来走着去。新川的父亲是肺心病,春秋两季稍不留意就有事。好多年了,春节前又犯病时,父亲交待他们兄弟,他已经76岁,他走了后,什么牵挂都没有,就是要他们兄弟孝顺母亲。父亲说:你们的妈,这辈子可是不容易,你们要不孝敬你们的妈,阎王老爷也不会答应。

我小心地问新川,他母亲进疆后回过上海没有。新川告诉我,他母亲很善良,母亲不知道自己的生身父母是谁,她很小就送人了,母亲的养父去世时,来过电报,当时他们兄妹初中的初中,高中的高中,母亲想回上海给养父送终,家里又拿不出钱,躲着人掉泪。

新川的母亲正给父亲喂稀饭。父亲的氧气管也拔了,气色比上午好。新川的母亲慌着搬凳,顺手拿起床下铁丝上的一块抹布擦了凳面,窗上的玻璃又结了好看的霜花。灯光虽暗些,却也柔和。灯影里,桔红的霜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数十年前月亮地里的场子,场子上那些贴着“囍”字的大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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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运动要求惩办的三个亲日官僚的下场[转帖]


  

  今年5月4日是五四运动90周年。1919年5月4日,北京13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打出“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口号,并且要求惩办亲日派官僚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这3个人都有什么罪行?他们的最后下场怎样?

  
  曹汝霖

  曹汝霖,字润田。原籍浙江,生于上海。幼年入私塾,18岁时,考中秀才,后入汉阳铁路学堂就读。1900年赴日本留学,鼓吹君主立宪,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后就读于早稻田专门学校、东京法学院(中央大学前身),日本中央大学法律政治科毕业。1904年归国,参加留学生考试时获第二名,成为当时有名的洋翰林,为能干的“知日”专家之一。曾任法律馆纂修官、工商部候补主事、民政部财例局提调。1905年曾被西太后和光绪召见。后又任宪政编查馆编制局副局长,1911年春改任清政府外务部副大臣。

  中华民国后,1913年袁世凯指派其为第一届参议院议员。1913年8月任外交部次长。1915年1月参与同日本公使谈判“二十一条”。1916年4月任交通总长,后兼署外交总长,并任交通银行总理。1917年7月任段祺瑞内阁交通总长。次年3月兼任财政总长。曾两次向日本大宗借款。1918年秋,不惜丧失山东铁路主权,又向日本借款。他依仗在交通、财政方面所据要职,成为新交通系首领。

  1919年,北京学生发动五四运动。这天上午,大总统徐世昌设午宴,替章宗祥洗尘。由陆宗舆、曹汝霖等作陪。得知学生游行的事后,曹汝霖和章宗祥同乘一辆轿车驶出总统府到达东单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宅。游行学生游行到曹汝霖住宅,由于曹汝霖已躲开,章宗祥被学生痛打了一顿。在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下,北洋军阀政府不得不于6月10日将三人免职。

  游行学生到曹汝霖家后,曹汝霖先已潜往东交民巷法国医院,一天后又躲进同仁医院,不放心,不久又搬到北海团城(当时团城由京绥铁路局管辖),闭门谢客。1919年冬,他又一次避到天津德国租界居住。赵家楼修葺后,全家搬回北京仍居此处。但曹仍以天津居住为多。1922年,他于灯市口同福夹道又盖起一座新楼。后他又搬到天津,同福夹道宅寓则租给丹麦公使作为公使馆,只留下后院供家人用,1937年始将此处卖掉。这期间他任井陉正丰煤矿公司董事长。1928年后,他寓居青岛。

  抗日战争时期,曹汝霖又依附日本当了汉奸,任新民印书馆董事长、“中日恳谈会”会长、伪华北临时政府最高顾问、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居上海,先被短暂囚禁,后释放。1949年去台湾,后去日本、美国。著有《一生之回忆》。1966年8月病死于美国底特律。

  

  陆宗舆

  陆宗舆,字润生,出生于浙江观潮胜地海宁盐官。其父早年经商。陆宗舆1899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1902年归国,任清进士馆及警官学堂教习、巡警部主事。1905年6月1日参加学务处举行的第一次考验游学毕业生,获举人出身。

  1904年4月东北设行省,他管东三省盐务,使盐课(税)年收入从50万两白银激增至160余万两,受到清廷召见和赏识。

  1906年冬,随载泽出国考察宪政,为二等参赞,得徐世昌的赏识。1907年调任奉天洋务局总办兼管东三省盐务。1908年升候补四品京堂。1909年进京任宪政编查馆馆员。1910年10月,被选为资政院议员。1911年秋任交通银行协理、印铸局局长。武昌起义后,任清政府度支部右丞并代副大臣。清帝退位后,转入北洋政府。

  1912年任北洋政府财政部次长、袁世凯总统府财政顾问。1913年当选参议院议员。同年12月被任命为中华民国驻日公使。1915年初,他由袁世凯派遣,与曹汝霖一起与日方代表谈判,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6月8日,他在日本东京与日本换文批准该条约。

  1917年8月,任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总理,多次经手向日本借款。1918年4月30日与8月2日,陆宗舆在日本寺内正毅内阁授意下,以中华汇业银行总理的名义代表日本兴业等三银行先后与段祺瑞政府财政总长曹汝霖、农商总长田文烈签订了“有限电报借款”和“吉黑两省金矿及森林借款”合同,共五千万元,将中国有线电报财产收益和吉黑两省的森林金矿资源抵押给日本。

  1919 年4月19日,陆宗舆任当时察哈尔龙阳铁矿(今属河北)公司督办。五四运动中,他与曹汝霖、章宗祥同被群众斥为卖国贼。在群众的压力下,1919年6月10日,其官职被北洋政府罢免。

  消息传至海宁,海宁县商界、农会、县教育会等发出公开信,怒斥北洋政府“辱士养奸”,于5月13日在硖石召开各界人士万余人参加的大会,大会一致决议开除陆宗舆乡籍,通电全国,使之成了没有籍贯的人。

  6月间,海宁乡人又集会决议勒石3块,分立于盐官镇(陆宗舆的出生地)、北门外和镇海塔旁(即观潮胜地海塘边),碑刻“卖国贼陆宗舆”六字。8月16日,北洋政府内务部行文县知事销毁碑石,民众得知电内务部,斥为包庇卖国贼。直至徐世昌任总统下令,三个碑才被强行拆除。

  陆宗舆下台后即到天津作寓公。1921年在天津日租界鞍山道建起了3千多平米的豪宅,取名“乾园” 1925年后他曾任临时参政院参政。1927年7月,清逊帝溥仪由张园迁居于此,为取静观变化、静待时机之意,便把“乾园”更名为“静园”。

  日本全面侵略中国后,1940年,汪精卫成立伪国民政府,陆宗舆被聘为行政院顾问,再次附逆为汉奸,但1941年6月1日即病死于日本。

  

  章宗祥

  章宗祥,字仲和,浙江吴兴人。早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获明治大学法学士学位。1903年回国后,赐进士出身。在北京京师大学堂任教。曾任法译馆修馆,工商部候补主事、民政部财例局提调,宪论编查馆编制局副局长等职。曾于1905年与董康合译《日本刑法》,并为清政府编纂商法。1909年任北京内城巡警厅丞。曾参与审理谋刺摄政王载沣未遂案。宣统二年任法律编纂局编修、内阁法制院副使。

  1911年武昌起义后,他受袁世凯派遣随唐绍仪往上海参加南北议和谈判。1912年袁世凯任总统后,他先后任总统府秘书与顾问、法制局局长、大理院院长、司法总长兼代农商总长等职。

  袁世凯死后,1916年6月,出任驻日公使,在段祺瑞指使下,与日本政府秘密谈判,出卖国家领土与主权。

  1916年9月2日为筹措军费,访晤日本内阁谋士西原龟三,表示北京政府同意以济(南)顺(德)、高(密)徐(州)二铁路由日本垫款修筑及胶济铁路由中日合办为条件,要求日本借款4000万日元。

  1916年9月24日,日本外务大臣后藤新平向他递送处理山东各问题换文,内称:日中合办胶济铁路;沿铁路线日军,除济南留一部分外,余均集于青岛;胶济铁路巡警队本部及枢要车站并巡警养成所内,应聘用日本人等。25日,章宗祥复文称:“中国政府对日本之提议,欣然同意。”9月28日,章宗祥与日本兴业银行总裁小野英二郎签订济顺、高徐铁路2000万日元借款预备合同。

  1917年,他与日本正式订立《中国陆军共同防协定》和《中国海军共同防协定》,使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得以以“共同防”为名,控制我东北和蒙古的广大地区。1917年秋,在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和国务总理段祺瑞的指使下,他一天内向日本签押了三笔共计六千万日元借款,把我国的铁路、矿产及其他权益出卖给日本。对日本政府向我提出的让日军继续占领济南和青岛、控制山东的无理要求,也由北洋政府授权,他在9月24日的复照上表示了“欣然同意”。

  1918年6月到9月,北洋政府一共向日本借款五次,共一亿元。1918年与日本订立“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从1916年至1918年,段祺瑞及北京政府公开或秘密地向日本借款总额达五亿日元左右。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游行群众要求北洋政府罢免三大卖国贼的职务。五四当天游行的队伍中,有一面大白旗上写着这样一副“挽联”: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下署:“学界泪挽遗臭万古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

  游行的学生说:把白旗送到他们家里去。

  章宗祥被免职后, 湖州各界人民于6月召开大会,宣布开除章宗祥的乡籍,宣告出族。并决议查封其家产,供地方经费使用。

  此后,章宗祥于1920年担任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总理、1925 年又担任了北京通商银行总理。1928年后,他寓居青岛。1931年3月应大汉奸王揖唐之邀到北平出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1942年又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伪电力公司董事长。

  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迁居上海,以汉奸罪被捕。1962年10月1日在上海病逝。著有《东京三年记》、《日本留学指南》、《任阙斋东游漫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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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太监净身全过程:居然还有这么多内幕[转帖]


净身师是父子相传的,据说各有绝招,但秘密决不传给外人。净身师对于太监等于和尚受戒的师傅,是终身的师傅。要净身的人,先要磕头拜师,然后才能净身。不管以后有怎样的荣华富贵,净身师都要享受最高的奉敬。拜师的礼物最普通的是一个猪头(或一只鸡)、一瓶白酒。另外,现钱多少要看家庭的贫富再商定,多半无现钱只是指着孩子本身说话,等将来有了升发,忘不了师傅的好处。

净身师要和净身者的家长或代理人订立合同的,当时叫文书。请上三老四少作为证明人,写明自愿净身,生死不论,免得将来出了麻烦,净身师跟着吃官司。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净身师等于投一笔资,等这个被净身的孩子将来有了发迹,可以捞上一笔钱。所以净身师现在搭点辛苦,赔上几个钱,也不在乎。只要这张文书写明白了,标明“自愿净身,分文不取”,后报自然是言外的事。可是私下交易,也有两种价钱,保活的是一种价,管阉不保活的,又是一种价。

净身的人至少要准备这些东西:

一、30斤小米,这是一个月的吃粮;

二、要几大篓玉米骨头(把玉米粒搓掉后的棒芯,烧炕用);

三、芝麻秸几担(烧成灰,清除秽物用,洒在下体部分地方,因芝麻秸灰最细,不烧皮肤);

四、半刀窗户纸(50张,糊好窗子,使不透风)。

我的家最穷,穷到活不下去的时候,死活也就不在乎了。向左亲右邻化缘似地凑了20多斤小米,担了几担柴,糊糊窗子,央求师傅给阉割。就这样听天由命,任凭死活了。拜完师以后,师傅就把我领回他自己家里去。

净身需要选好季节。最好是春末夏初,气温不高不低,没有蚊子和苍蝇最合适,因为下身不许穿衣服。

净身的屋子在卧室外一个小单间,是用破砖和碎坯垒起来的。乡下栽白薯先要用热炕加温发芽,净身室就和白薯炕一起两用。炕面必须用砖铺成,一个来月的大小便,经常会洒在炕上,不用砖铺是不成的,用土坯就会变成泥浆了。净身的人要像鬼叫似地嚎三四天才能过去,不是单间谁家也受不了。

净身屋子的炕上放有一块门板,很窄,仅够一个人躺下用的。两头用砖垫起,离炕有四五寸高。木板周围是稻草,潮漉漉的。净身的人要在一天前不吃饭,便于手术后一两天不大便。这时候大麦已经拔节了。找好新的长一点的大麦秆,剪好了,剪口处要圆溜溜的。新大麦秆条软,有水份,留作插入尿道用。门板中间有个洞,用块活板,可以启闭,为解大便方便。门板上中下都有套锁,把被净身人的手、脚、大腿都牢牢地捆住,因动手术时不许乱动,动完手术后,更不许用手乱摸,怕感染溃烂。

该正面说说臭大麻了。

臭大麻夏天长得很少,除非在山的阳坡面上。到立秋以后,废土堆上,墙角乱砖瓦边上,就会自然长出来了。它们都是零星的单株生长,越到秋凉越茂盛。药用的大麻不是新鲜的,前一年秋后,把大麻连根拔出来,扔在房顶上,经过日晒和严霜打过,然后保存起来备用。主要是用它的叶子。另外,有艾篙、蒲公英和金银藤,以备熬汤水,把下身洗干净。师傅把我带到他家,不是请我当客人,而是让我给他当仆役。这些琐碎的事,全是由我来做。我是自己挖坟,用自己挖出来的土来埋自己。当时我已经是7岁的孩子,差不多的事情都明白了,心里有说不出的苦滋味,不知流了多少眼泪。

净身师要准备好两个新鲜的猪苦胆,这在他们是很容易办到的,因为他们是劁猪、骟马、割人的混和职业者,跟屠夫们都有牵连。煮臭大麻的时候,要同时煮两个鸡蛋,煮的时间越长鸡蛋越硬越好。

记得小时候跟随爸爸放羊,到过年过节时要赶着羊送到屠宰场去宰,我爸爸当长工,这种下等活都是他分内应该做的事。因为羊一到屠宰场外闻到血腥味,预感到不好,打死它也决不往前走了,必须用绳子拴在羊头上,用力拉进屠宰场。我常常帮爸爸拉羊。现在轮到我挨宰了,可我像羊那样的抵抗权力都没有,乖乖地洗完了下身,喝了煮好的大麻水,自动躺在床板上,静等别人的宰割。自从订立了生死合同以后,亲人就不许沾边了,7岁的孩子也懂得一些事情,知道哭死也没有用,眼泪只能往肚子里流。我一出娘胎妈妈就死了,哥哥姐姐又多,我本来就是多余的人,哪里有饭给我这个多余的人吃!我躺在床板上就这样胡思乱想。
喝了臭大麻水以后,脑子就晕晕糊糊的,肉皮发胀发麻,好像身上任何部位的肉都在颤动。我小的时候很淘气,玩过蛇,把旱烟袋里的烟油挖出来,塞在蛇的嘴里,不一小会儿蛇的全身都抖起来,我想我现在就像蛇吃了烟油一样!旧烂纸糊的窗户本来是黑乎乎的,这时屋子比较亮堂了,太阳已经爬满了窗子,到了阉割的时间了。

我顺从地被捆好了手脚,腰部被绑得紧紧的。一副旧的绑腿带把眼睛蒙上,把芝麻秸灰洒在身底下,也洒在床板子上,把猪苦胆劈成两片,两个鸡蛋剥好了,还有大麦秆等,放在头旁边。一切准备就绪,就要开割了。我像挨宰的羊一样,浑身每块肉都在颤动。不知为什么,感到屋子特别冷,上下的牙齿都在打战。

开始动手术了,分两个部位进行。

第一步,先割丸。在球囊左右各割开一个深口子,是横割不是竖割,主要是先把筋割断后再进行挤,要把丸由割口挤出来。挤是奇疼无比的,但也有绝招。当割开的时候,临挤前把一枚剥好的煮鸡蛋,塞在嘴里,堵在我的嗓子眼上,喊叫不出来是小事,主要是蹩得不能出气,简直就要蹩死了。于是就浑身用力,身子打挺,小肚子往外鼓。利用我拼死挣扎

的一刹那,就把丸挤出来了。这时把片好的猪苦胆贴在球囊两边,猪苦胆黏乎乎的,可以止血消肿。不知为什么,我全身都出冷汗,觉得连头发根底下都是汗珠。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第二步是割势(太监叫辫子,可能是鞭子的变音)。这是技术活,如果割浅了,留有余势,将来内里的脆骨会往外鼓出,那就必须挨第二刀,俗称‘刷茬’,刷茬的苦不下于第一次挨割;如果割深了,将来痊愈后,肉会往里塌陷,形成一个坑,解溲时,尿出来呈扇面状,会一生造成不方便。十分之九的太监都有尿裆的毛病,大都是阉割的后遗症。净身师割完丸后,磨一磨刀。然后他把阳物用手指掐了掐,将根部掐紧,又让副手往我嘴里塞一个又凉又硬的煮鸡蛋,把咽喉堵住。我觉得下部像火钳子夹似的剧疼,一阵迷糊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也就是片刻的工夫,下身感到火烧火燎地难受,此时已经割完,插了一根大麦秆,把另一个猪苦胆劈开,呈蝴蝶形,敷在创口上,只留一个容大麦秆的洞。最后,用一片刮好了的窄木板,放在我两腿中间,把球囊托起来。这时我浑身哆嗦,连腮边肉都觉着在跳动,嗓子像火一样干辣。过了很长时间才进来一个人,我求他给点水喝。他用一个旧皮球,皮球上边剪一个小圆洞,就用它来吸水。瓦罐里是我早晨煮好的臭大麻水,足够我两三天喝的。

要说净身师有慈悲的心肠,我是不相信的。手术前喝大麻水,目的是让我迷糊,好做手术。手术后还喝大麻水,为的是让我泻肚,大麻是泻药,喝了后,减轻小便的排泄量,都为保证手术的成功。至于痛苦不痛苦,我想他们是很少考虑的。第二天才给小米粥喝,也是用破皮球吸粥送到我嘴里的。有谁愿意端起碗来喂我一口呢!一个破瓦盆放在床板子底下,让我自由地拉稀屎。

三天下地以后,一看只剩下瘪皮的空囊了,但苦难并没有过去。每天三次抻我的腿,每抻一次都是心肝碎裂,疼得浑身战抖。据说不抻,腰可能佝偻,就一生不能伸直了。我也只能忍受着一切。

割下来的东西,净身师全像宝贝一样地收起来,被净身的人无权要,统归净身师保留。净身师事先预备好一个升,升里边盛着少半升的石灰。把两个丸一个势,整齐地摆好,用石灰吸干水份,免得腐烂。然后把净身契约用油纸包好,放在升里面,再用大红布把升口包好捆紧,小心地把升送到屋顶下面房梁之上,这叫红步(布)高(升),预祝净身的人将来走红运,步步高升。有朝一日,净身的人发迹了,赎回自己的身上物,那时就要量财索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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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抗倭援朝之战[转帖]

 


背景:
 
一,朝鲜。以东人党和西人党之争为主的内乱导致国力衰弱,无御敌之力。
1392年李朝建国以后,大封功臣。到十五世纪末以后,老于世故的功臣勋旧把持朝政的种情况日趋严重。于是,一股和勋旧大臣抗衡的政治力量慢慢形成了,也就是士林。此消彼涨,经过半个多世纪,中间还夹杂着暴君的酷政,诸如此类的,士林掌握了政权。
这些斗争严重制约了李朝的发展,但是由于签订严格控制日朝贸易和限制侨民的条约,倭寇侵害还是有所减轻的。1567年宣祖继位,此时士林已经完全把持了朝政。可是由于土地兼并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加上分权不均,士林内部分裂。已经掌握政权的叫西人党,而后起的叫东人党。这种局面导致李朝政权瘫痪,内耗非常严重,更不要说修边防,御外寇了。当丰臣秀吉的 大军来袭时,李朝的那些党争领袖才意识到危机,可是已经晚了。

二,日本。战国分裂之势几近结束,日本燃气扩张野心。
16世纪80年代,在日本列岛,中部尾张国织田信长被刺死,部下大将丰臣秀吉(1536-1598年)继续其统一事业,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战争,基本结束了战国林立的局面,使战国以来延续百年的分裂局面重获一统。丰臣秀吉以武力统一全国后,执掌了整个日本的军政大权,为了满足国内封建主和商人贪财牟利的欲望以及他自己骤然膨胀的野心,便开始了对外扩张。他乘朝鲜李氏王朝耽于党争内讧,朝纲紊乱,决定通过武力征服朝鲜入侵中国,进而称霸东亚。
日本侵略朝鲜的历史,古已有之,只不过其势力时进时退,最盛时曾一度打到平壤附近。而且就地理位置而言,日本孤悬海外,要向大陆发展,唯有从朝鲜一途。所以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固有其野心的关系,但传统的因素也不小。
此役日本共出动十九万陆军,其中主力部队分为七个军,一共十四万人.后备部队包括宇喜多秀家等人率领的三个军五万余人.同时还有九鬼嘉隆的四万水军和七百艘舰船。另外还有德川家康、前田利家、上衫景胜、蒲生氏乡、伊达正宗统帅的十万人马驻在九州的名护屋做为预备队。可以说是日本当时最强将领与部队的集结。而在战略上,日军采用的是德川家康的提案,确定了“陆海并进”、“以强凌弱”、“速战速决”的战法;以水军保证陆军的战略物资供应,陆军分三路齐头并进,一举占领朝鲜。在一切工作准备就绪后,秀吉于1592年4月正式开始了侵略朝鲜的战争。

三,中国。神宗长期与大臣的严重对立,导致朝纲荒废,党争不断,中央政权危机显现。而周边各属国看准时机,开始入侵邻近的中国地区。军队本已久疏战事,此时更是要应付多起突发的反叛、战争、海盗抢掠,以致于对丰臣秀吉的入侵毫无警觉。
(中国历史中国人应该不陌生,不做赘述。)

四,中朝关系:明代,中朝两国一直友好相处,使臣往来频繁。当时,中国向朝鲜输出绢、布、 药材等物品,还特别允许朝鲜购买明朝严禁贩卖的硝黄、火药和牛角。朝鲜则向中国输 出耕牛、马匹、纸张和苎布。政治上的友好关系和经济上的相互援助,促进了两国间的 文化交流。

战争:日本史书把万历朝鲜之役分为两次战争,分别叫作文禄之役和庆长之役。朝鲜史书则称之为壬辰卫国战争。整个战争从万历二十年(1592年)开始至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结束,历时七年。这场战争,明朝“几举海内之全力”,前后用兵数十万,费银近八百万两,历经战与和的反复,最终异常艰苦的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战争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日军战略进攻阶段,在短短的时间日军迅速占领朝鲜全境。第二阶段是明军的反攻阶段,明军通过一系列战役,最终收复了平壤、开城等地。第三阶段是相持和议和阶段。第四阶段是日军再次入侵,明军和朝鲜展开战略总反攻,最终日本军队被全部赶出了朝鲜。

万历十九年(1591年),丰臣秀吉借口朝鲜拒绝攻明,于底悍然派兵入侵朝鲜。日军以小西 行长、加藤清正为先锋,统率十多万军队,上千艘战船,偷渡朝鲜海峡,用闪电式的战 术,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四月在釜山登陆,五月占领王京(汉城),攻陷开城、平 壤,侵占大片土地。国王宣祖出奔义州。

日军所到之处,焚烧劫掠,仅晋州一地,军民被屠杀者6万人。朝鲜人民纷纷组织 义兵奋起抗战,到处阻击敌军。南部李舜臣领导的朝鲜水军,从五月初到八月,在玉浦、 合浦、泗川、闲山岛、釜山等地多次进行海战,击沉敌舰300余艘,杀伤无数。朝鲜水 军的巨大胜利,打乱了日本侵略者水陆并进的作战计划,为后来陆军的反击提供了有利 条件。李舜臣长于战略,吸取朝鲜水军的传统经验,在旧有战舰的基础上,发明了龟船 战舰。龟船外包铁板,不易被重炮击伤;周身插满锥刀,使敌人不敢攀登上船。仓内备 置火炮,可以随时射击,喷出火焰。龟船形制轻巧,行动敏捷,可以出入敌舰阵内,在 打击日军的海战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随着日军向朝鲜北部入侵,中国边境受到严重威胁。这时,朝鲜国王李昖遣使向明 朝告急,要求出兵援助。明朝政府深知:“关白之图朝鲜,意实在中国”,“而我兵之 救朝鲜实所以保中国”,决定立即派兵援朝。

万历二十年(1592年)七月,明朝派将领史儒率兵2000出征,祖承训率兵3000继后。 史儒进到平壤附近,因道路不熟,适逢大雨,误中埋伏,力战牺牲。日军小行西长为麻 痹明军,佯装和谈,狂妄地提出以大同江为界,将平壤以西归还朝鲜,意欲吞并平壤以 南的大片领土。这种损害朝鲜人民利益的和议,遭到明朝的拒绝。

万历二十年十二月,明朝政府以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东征都督,增派4万兵力 渡过鸭绿江,大举援助朝鲜。会合朝鲜士兵,经过周密部署,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 初进军平壤。李如松亲率敢死队冲锋陷阵,与日军的精锐部队3万人遭遇,战斗非常激 烈。劲弩齐发,火焰蔽空,中朝将士奋勇当先。神机营参将骆尚志冒险登城,腹部被滚 石打伤,仍然屹立不动。60多岁的游击将领吴惟忠,胸部中弹洞穿,犹奋呼督战不已。 李如柏的头盔中弹,李如松的坐骑被炮击毙,都置之不顾,愈战愈勇。激战到近中午, 日军纷纷逃窜,中朝军队凯旋入城。此战共消灭敌人1万余人,俘虏无数,逃散日军不 及总数的1A10,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的战局。朝鲜史书称:“正月初八日壬戍进攻平壤, 不崇朝而城破,除焚溺斩杀之外,余贼丧魄,逃遁。其军威之盛,战胜之速,委前史所 未有。”二月,朝鲜军民也在幸州守城战中击退日军,取得辉煌胜利。在中朝军民英勇 打击下,日军退据釜山,朝鲜国土几乎全部光复。

丰臣秀吉不甘心失败,假意与中国议和,以诱使明朝撤兵,这时,明朝内部以兵部 尚书石星为首的主和派占了上风,遂与日本和谈罢兵。和谈从万历二十一年九月起,拖 延了3年。日本提出的无理要求,被朝鲜和中国方面拒绝,和议最后破裂。朝鲜政府由 于党争,一度罢免了李舜臣,继任者贪污腐化,防备松弛。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夏, 丰臣秀吉又派军从水陆两路进犯,占领海军要塞和南部各地。李舜臣被重新起用,在鸣 梁海峡以战船12艘应战,歼灭日军4000,保住了全罗、忠靖两道,争得时间重整水军。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七月,明朝再次派兵增援朝鲜。统帅邢玠当机立断,逮捕内奸 沈惟敬,大会诸将,分兵三路,合力应战,迫使日军退守朝鲜半岛的南端岛山。这时日 军盘踞朝鲜半岛已有7年之久,在沿海分布三处,战线长达千余里,士兵疲于奔命,供 应不足,屡败厌战,士气低落。日军与明军交战往往“举阵惊骇奔散”,投降者愈来愈 众。是时,日本国内普遍怨恨丰臣秀吉,秀吉在满腔懊丧中病死。十一月,加藤清正率 军先逃,日军纷纷撤退。中、朝军队英勇追击,断其归路。在东南海岸露梁海战中,朝 鲜著名将领李舜臣亲自驾船擂鼓,率龟船冲入敌阵,被日军包围。明将陈璘舍身救援, 年高70的明朝老将邓子龙,率领壮士200人,跃上朝鲜战船奋战,杀敌无数,所驾战船 不幸起火,壮烈牺牲。李舜臣、陈璘杀出重围,赶来救援,连开虎蹲炮,击沉敌船。李 舜臣不幸中弹,伤重垂危,他叮嘱不许声张,把军旗交部下代为发号施令,继续战斗, 直到胜利。此次海战,中朝军队大获全胜,击沉敌舰数百艘,全歼日本水军。日本陆军 完全孤立,仓皇逃窜回国。援朝抗日战争取得了彻底胜利。

经过7年的艰苦战斗,中朝军民终于把日本侵略军驱逐出境,粉碎了丰臣秀吉吞并 朝鲜征服中国的妄想。战斗一结束,陈璘急忙在阵前寻找李舜臣以共庆胜利,突然听说 李已经中弹牺牲,悲痛至极,昏倒在船上。朝鲜人民为缅怀明朝援朝将士的功绩,为邢 玠、邓子龙等英雄建立了庙宇,供后人瞻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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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找到真金 [转帖]


  

  善于识别与把握时机是极为重要的。在一切大事业上,人在开始做事前要象千眼神那样察视时机,而且进行时要象千手神那样抓住时机。

  ——培根

  自从传言有人在萨文河畔散步时无意间发现金子后,这里便常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淘金者。他们都想成为富翁,于是寻遍了整个河床,还在河床上挖出很多大坑,希望借助它找到更多的金子。的确,有一些人找到了,但另外一些人因为一无所得而只好扫兴归去。

  也有不甘心落空的,便驻扎在这里,继续寻找。彼得·弗雷特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在河床附近买了一块没人要的土地,一个人默默地工作。他为了找金子,已把所有的钱都押在这块土地上。他埋头苦干了几个月,直到土地全变成坑坑洼洼,他失望了——他翻遍了整块土地,但连一丁点金子都没看见。

  6个月以后,他连买面包的钱都快没有了。于是他准备离开这儿到别处去谋生。

  就在他即将离去的前一个晚上,天下起了倾盆大雨,并且一下就是3天3夜。雨终于停了,彼得走出小木屋,发现眼前的土地看上去好像和以前不一样:坑坑洼洼已被大水冲刷平整,松软的土地上长出一层绿茸茸的小草。

  “这里没找到金子,”彼得忽有所悟地说,“但这土地很肥沃,我可以用来种花,并且拿到镇上去卖给那些富人。他们一定会买些花装扮他们华丽的客堂。如果真这样的话,那么我一定会赚许多钱,有朝一日我也会成为富人……”

  彼得仿佛看到了将来,美美地撇了一下嘴说:“对,不走了,我就种花!”

  于是,他留了下来。彼得花了不少精力培育花苗,不久田地里长满了美丽娇艳的各色鲜花。

  他拿到镇上去卖,那些富人一个劲地称赞:“噢,多美的花,我们从没见过这么美丽鲜艳的花。”他们很乐意付少量的钱来买彼得的花,以便使他们的家庭变得更富丽堂皇。

  5年后,彼得终于实现了他的梦想——成了一个富翁。

  “我是唯一一个找到真金的人!”他时常不无骄傲地告诉别人,“别人在这儿找到黄金之后便远远地离开,而我的‘金子’是在这块土地里,只有诚实的人才能用勤劳去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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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谋反蒋:吓死刘湘,枪毙韩复榘[转帖]


  

  军阀刘湘与蒋介石矛盾颇深。抗战前,蒋介石想借追剿红军为名,使中央军进入刘湘的独立王国—四川。但刘湘却横加阻拦。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乘机调刘湘及川军出川抗战。1938年初,刘湘病死在汉口,而民间却一直有“枪毙韩复榘,吓死刘湘”的说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摘自:《中华民国之谜》 出版社:黄山书社   作者:王晓华张庆军

    1935年,蒋介石以协助川军追剿红军为名,派贺国光率参谋团进重庆。不久,参谋团的牌子便换成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的牌子,专管川、滇、黔、康西南各省的政治、军事、经济大事。不久,蒋介石以帮助刘湘统一川康为借口,亲自入川主持,行营主任为顾祝同,行营秘书长为杨永泰,贺国光改任行营参谋长。其目的是想直接掌握川、康两省实权,蒋、刘矛盾因此公开化。

  刘湘暗地联络广西、云南、广东的反蒋势力,密谋倒蒋。1936年,两广发动“六一事变”,陈济棠、李宗仁通电反蒋,刘湘密令川军向成都和重庆两地集结。蒋介石买通了陈济棠的部下余汉谋,一枪不发就平定了广东。刘湘欲盖弥彰,急令邓汉祥去庐山见蒋介石,欲摸清蒋介石对四川的态度,以便决定应付之策。蒋介石说:“刘甫澄(刘湘字)图谋不轨,在夜里调动军队,想附和陈济棠叛乱。我对他的一举一动十分清楚!”邓汉祥辩解道:“刘湘调兵是为了剿匪。四川的土匪向来与袍哥有关系,互通声气,因此军队一定要在夜间调动才不致泄密。刘湘绝没有反对中央的意思啊!”但蒋介石对刘湘的疑忌却与日俱增。

  同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消息传来,刘湘喜出望外,召集干部会议。潘文华、傅常等人主张立即调集军队,包围重庆行营和成都的中央军校。

  邓汉祥反对说:“如果张学良把蒋介石杀了,蒋的军校、行营又搬不走,那时动手也不迟;如果张学良把蒋介石放了,我们已经发动了,怎么下台?”此时,何应钦派其弟何辑五来成都,希望与刘湘合作,并说何应钦要派飞机去西安轰炸,逼张杀蒋。刘湘听了之后大喜,跃跃欲试。然而,就在他准备部署行动时,张学良在中共调解下释放了蒋介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在成都、重庆的军统特务将刘湘的企图报告了蒋介石,蒋恨得咬牙切齿。

  刘湘从此深惧蒋介石,知道自己是斗不过他的,于是秘密派一个叫张斯可的人代表他到桂林与李宗仁联系,寻求对付蒋介石的办法。此时,中共方面也有代表在桂林,于是,张斯可、李宗仁与****代表签订了反蒋抗日的《红、桂、川军事协定》,商定如果蒋介石不抗日继续打内战的话,便联合起来反蒋。刘湘和延安还互派代表,李一氓代表中共人川,王干青代表刘湘到延安。不久,中共又派罗世文到成都与刘湘谈判。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制定了以四川为抗日根据地和战略大后方的抗日计划。他的心腹之患便是刘湘及五十万川军。8月7日,刘湘在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刘湘在发言中慷慨激昂地表示,四川可出兵三十万,供给壮丁五百万和粮食若干万石以支持抗战。于是蒋介石便命令刘湘率川军出川抗战。

  刘湘回川后,动员军队分水陆两部出川。11月12日,他赶到南京时,淞沪抗战已失利,日军正分三路向南京挺进,前锋已达江阴。蒋介石一见刘湘,说:“来得好!现已划定苏南、浙北和皖南东部为第七战区,由你任司令长官,主要是要死守首都。”

  刘湘明白:南京是守不住的,后果将是牺牲川军,而且要背上“失守首都”的罪名。于是推托说:“委座,我刚刚过来,队伍究竟到啥子地方我还不晓得,等我马上去弄清楚再来接受任务。”刘湘辞别蒋介石出来,回到车上便大口大口地吐血,一下子昏死过去。

  蒋介石一面派人将刘湘送进医院治疗,一面将刘湘兼的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一职,委其部下唐式遵接任。唐式遵当即向刘湘索要印信,气得刘湘病情加重。

  南京陷落之前,刘湘被送进汉口的万国医院第一号病房,他暗中与反蒋各派进行联络。戴笠旋即开了刘湘隔壁的第三号病房,让与刘湘有过节的范绍增住进去,暗中监视与刘湘有接触的人员。


  一天,范绍增发现一个瘦高个子来看刘湘,于是报告戴笠。戴嘱咐说:“要严密监视此人的行动,最近刘湘与韩复榘往来密电频繁,可能与此有关。” 

 

《关于刘湘、韩复榘之死的一点见闻》

  范绍增

 

  为了说明刘湘和韩复榘之间的一些事情,必须先说一下

  我和刘湘的关系。我原来是刘湘部下四个师长之一,我师有四个旅,是人数较多、装备最好的一个师,另外是刘湘自兼一个和王赞绪、唐式遵两个师。一九三七年,何应钦去四川整军,由于我不是刘湘的嫡系,刘湘就借机把我的军队改编,免去我的师长,名义上升为副军长,但又不准到职。刘手下一些亲信,常当面冷言冷语地说我是“伪中央(指蒋介石)的汉奸”。当时我对刘湘十分痛恨,常怀借机报复之心。

  一九三七年底,刘湘因胃溃疡病复发,由南京到汉口治病,住在万国医院,当时我也在汉口。戴笠想利用我和刘湘之间的矛盾,他亲自找我,和我商量如何监视刘湘的问题。并对我说,他掌握刘湘、韩复榘之间经常有电报来往,就是翻译不出来。叫我设法监视刘湘的行动。我由于同刘湘的旧怨,也欣然同意。由戴笠负责在万国医院刘湘病房旁边搞了一个房间,我每天去二三次不等,每当刘湘会客的时候,我都在这个房间里,看都是哪些人和刘湘接谈。有一天,戴笠对我说韩复榘派的代表来了,叫我注意,问我见到没有。我说看到一个不认识的人,是什么面孔,他说那就是韩的代表。我为了更好地监视他,还特别用跳舞等手段收买了护理刘湘的一个女护士,这个女护士也向我报告了刘湘的一些情况。后来,这个护士和刘湘发生了关系,刘送她一些钱,并答应送她到美国留学,于是这个护士就不向我报告刘湘的情况了。刘湘在医院中,胃病逐渐好转,曾打算回四川,叫他的飞机从四川来汉口接他回去。戴笠叫他的特务破坏刘湘的飞机,以致飞机到中途爆炸,回四川之事只得作罢。

  一九三八年的有一天,我的旧部团长潘寅久从前线回来,和刘湘的参谋处长徐某(忘其名)是旧交。潘去看徐时,从桌子上看到徐正写一个命令给王赞绪,叫王“带两师人到宜昌、沙市一带,与韩复榘去襄樊的队伍切取联系”。徐发现潘寅久看这个命令,就马上把稿子盖起来,并说:“我在写一封家信。”

  潘寅久把这个电报的内容告诉了我。我听到后就去中国银行见孔祥熙(当时我和孔以及孔的儿子女儿都很熟,经常到他家去),孔留我吃便饭。我问孔:“听说韩复榘的军队就要开到襄樊去么?”孔说:“没有呀!您怎么知道的?”我把潘寅久看到的命令内容告诉了他。孔祥熙很快就过江到武昌去找蒋介石。晚上,孔祥熙四处派人找我,找到后问我:“你说的哪个命令确实看清了没有?”我为慎重起见又找到潘寅久,问他是否真正看清了。潘对我说:“确实看清了。”并表示愿以自己的脑袋担保。我又把潘的话告诉了孔祥熙。我事后听说,由于得知了这封电报的内容,就把刘湘、韩复榘来往电报密码翻出来了。

  不久,蒋介石约韩复榘去开封开会,即将韩扣留,解到武汉,经过军法会审,执行枪决。

  韩复榘被扣后,何应钦到万国医院看刘湘,对刘说韩复榘己被扣。刘问为什么,何说:“他的部队要开到襄樊去。”刘知事己泄露,何走后十分钟,刘即大口出血,昏迷不醒,三天以后死去。

  我与韩复榘本无仇无怨,也未见过韩的面,只是为了报复刘湘,参与了蒋介石这一阴谋活动。现在如实写出来,供有关人士参考。


  这是一篇难得的史料,正如范绍增所说是“如实写出来”的。很具有参考价值。

  范绍增在写这篇资料的时候己经是一位历尽沧桑的七十岁老人。自一九三七年七月的川康整军会议上范绍增被刘湘削掉兵权以后,抗日战争爆发,范绍增请缨抗战,被委为没有兵权的第十一兵团副司令,只身来到上海前线。上海战事结束后,随军退到武汉,这篇文章所说的事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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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击队之母”双枪老太婆传奇一生[转帖]

 

 
  从一个文盲村姑,到抗战时期大名鼎鼎的被蒋介石封为抗日“游击队之母”的赵老太太,到最后自封为重庆“总统府留守”,作为“匪首”被解放军枪决,赵老太太在历史风云变幻的大背景下,经历了一种怎样的悲喜人生?

    1938年邓颖超同何香凝(前排左二)组织的中国妇女慰劳将士后援会香港分会代表合影。前排坐者右一为邓颖超,居中老夫人为赵洪文国

  摘自:《摸史集:中国现代人物新探》

  作者:袁小伦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从“游击队之母”到“匪首”:一个村妇的悲喜人生

  (原标题:村妇·“游击队之母”·匪首——读有关赵洪文国的零星史料)

  翻阅《邓颖超文集》的读者,尽管都会注意到书中一幅清晰度较高的有19位女性的合影和“邓颖超1938年8月在香港与何香凝组织的中国妇女为慰劳抗战将士后援会香港分会代表合影”的简单的文字说明,却不一定知道在这幅可谓“巾帼群英会”的老照片中,坐在前排中间,连德高望重的何香凝(前排座位左数第二)和奉中共中央长江局之命专程到香港会晤宋庆龄等人的邓颖超(前排座位右数第一)也要坐在她旁边的身穿黑色长褂的一副北方老太婆模样的人到底是何方神圣。她就是抗战时期大名鼎鼎的被蒋介石封为“游击队之母”的赵老太太。笔者在做战时香港文化专题研究中,接触了这位几乎被人遗忘的传奇人物的零星图文资料。笔者觉得,根据这些资料虽然远远不足以拼接起赵老太太的具体经历,但是对有兴趣了解她从默默无闻的乡村农妇到“游击队之母”再到蒋军残匪头目的大体过程的读者,多多少少还是有些帮助。

  赵老太太(1881一1950),辽宁帕岩人,文盲,丈夫姓赵,她只会书写自己的名字“赵洪文国”,可能是谐音的缘故,史料记载其名字也有称冯文姑或冯文国的。由阿英(钱杏邨)主编的上海孤岛时期的文献性月刊《文献》,1938年10月创刊号有一篇补白性质的短文《游击队之母》,记载她早年至1938年10月武汉、广州沦陷前的一些故事:冯文姑。她今年六十七岁了(笔误,应该是五十七岁)。在她的银发之下,满脸是粗又深的皱纹,就像她在满洲曾经锄犁过的大地一样。当日本夺取了满洲之后,他们抢去了她丈夫的土地。因此她的丈夫和她自己,她的儿子赵侗和别的八个女儿,便在饥荒中,而就是这饥饿,把他们对日寇的憎恨燃烧起来,促使他们行动。于是,他们组成了“义勇军”。

  年轻的赵侗做了游击队的领袖,并加入了****。后来,因为日本人不断跟追他们,于是他们移到晋察冀边境的蔚县去,但赵侗没有走,仍然继续战斗。移到蔚县去的人们,在当地种起田来,冯文姑私心以为毕竟可以过和平的日子了。但她在刚刚收获了三次,日本的兵马又打了过来。这样,她又被迫放弃了他们的田地。

  接着,冯文姑召集了家庭会议。她告诉他们,日’本鬼子一天不赶出去,不论是谁,永远不能过和平的日子。她问她的丈夫,除开他和她这两条老命外,还有什么别的足以损失的东西?她又向她的女孩们诉说,使她们回想在吉林打游击过的日子。最后又说到赵侗,因此大家决定加到赵侗的部队去。

  冯文姑是一个极有能耐的组织者。她由一村到一村告诉农民们:吉林的苦情是怎样的,日本是怎样来的,来后的情形是怎样的,以及她的儿子是怎样跟日本人战斗的。“要是不把日本兵赶出中国,”她告诉他们说,“世上永远没有和平的日子。”随后,他们便跟她到赵侗那里去,跟北平的学生、门头沟的矿工,和二十九路军的士兵们排在一起。

  在她的腰裙下,有两支盒子炮,能够双手同时开枪,而且百发百中,但外表看却绝对有隐蔽性。有一次,她在一个村庄里,那时候,日军快要到了。眼见寡不敌众,她只好蹲在路旁,把盒子炮藏在腰裙下,走过的日军用脚踢她,这样的“老太婆”,日军是不想要的。就连那些农民开始也看不起她。那天在晋北的一个村庄里,她劝促群众抵抗日军,那些农民以为她只是一个瞎吹牛皮的老太婆。“你懂得什么打仗,你这老太婆?”他们冷嘲她说。冯文姑没有争辩的工夫。那时候天已暮垂,她叫农民们跟着,他们走到镇外,直到他们看见,在一座小山旁,斜阳的微光,描衬出一队巡骑队,三个骑马的日本哨兵。她一句话也不说,从腰裙下抽出那两支盒子炮,瞄准后就放射。两个日军登时仆倒下来,第三个逃走了。就这样,那镇上的两百多个农民,就到她儿子的部队里战斗着。

  她为着给赵侗游击队募捐,坐难民车到了汉口,汉口使她增加了见识。“是的,他们全晓得中国为什么要抗日,用不着人家再告诉他们。但在农村里,却有许多人还不晓得这些,诸位为什么不到乡村去,把这些告诉农民们,反而在这怪舒服的房子里,像鹦鹉一样的瓦拉瓦拉着呢?”她在汉口这样吼了起来。她最近因接受南洋侨胞电请出国宣传,在港粤受到盛大的欢迎。

  由于赵老太太知名度高和影响大,各报记者就像今天的“狗仔队”一样对她进行追踪和采访。1938年秋,《立报》、《星岛日报》、《救亡日报》等战时传媒纷纷报道有关她的消息。1938年y月3日至18日,香港《立报矛连载吴青采写的长篇文章《记赵老太太》,记录她和儿子赵侗在卢沟桥事变后如何在北平城里运送武器到城外的游击队、与汉奸斗争、击落日寇飞机、打监狱救人并扩大队伍、开粮仓贩济穷人等近乎天方夜谭的故事。

  例如,北平陷落,赵老太太用了两个计策将一百多人马秘密逃出城外,集合到一个庙子里。当时北平的流氓被日寇雇用了,经常在街头闲逛。她叫手下人学着流氓的样子,穿小褂裤,将长衫搭在肩上,小褂的纽扣上下错位,居然得以混出城外。同她亲自出马并雇两个老太太,每人带十几人出城,敌人盘问,就说都是自己的子侄。至于武器,几个老太太和年轻人一般都裹在行李卷里。一次,出城后由于有些紧张,年轻人跑得快,将提着一箱子武器的赵老太太等三个老人抛在后面,使之遇到险情。伪警察追了过来,问坐在箱子上的赵老太太是干啥的,她说是逃难的。“何必这样跑?”“城里都给日本人占了,我害怕,为什么不跑?”“上哪儿去?”“我们乡下老太婆,也不认得路,哪儿没有日本兵,我就上哪儿去。你问我们做什么?”“我对你们有点疑心。”“几个逃难的老太婆有什么可疑心的!你若要东西,我们的箱子包裹可以送给你。”伪警看不出有什么不妥当的,只好走开了,赵老太太从容镇定,而另外那两个老太婆却被吓得一身冷汗来了。伪警走远了,她们才提起箱子慢慢到那庙子集合。

  又如,战乱中,赵老太太指挥一队便装和制服混杂的队伍,来到德胜门外的第二监狱外,里面关押着一批将要杀的囚徒,门口有许多日本兵看守。穿制服的人上前叫门,说日本大使来了,要看犯人,以便执行死刑。看守一开门,着便装的一拥而进,大声呼喊并开枪;里面的500多囚徒也跟着声震天地和大力砸门。守卫的日本兵全吓呆了,措手不及,不曾交战,立刻被赵老太太的队伍缴了械。于是所有的监仓统统打开,囚徒全部获释。另外还得到几挺机关枪、十几支手枪和步枪。当夜,在将囚徒身穿的白色囚衣换掉后,由赵侗召集他们谈话,问他们愿意干什么,愿意回家或愿意跟着队伍都行。500多人一致表示要人游击队。两天后,赵侗向他的母亲报告说,新加人的同志,都想拜见您并向您道谢。赵老太太觉得,自己工作多而且重要,不想让过多人认识她,万一这500多人里面,有人干不长,那反而坏事了。所以,她让儿子通知大伙不必来了,大家齐心协力好好干就是了。

  同年9月,赵老太太从武汉南下香港、广州进行抗战宣传和募捐,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和高度推崇。本文开头介绍的那幅照片就是一个例证。照片中的黄定慧(前排座位左数第一,她原名黄慕兰,笔者曾在《党史天地》陆续介绍过这位可圈可点的奇女子)回忆,她到跑马地摩利臣山道何香凝寓所拜访赵老太太。接着又一连数天,陪老人家到各妇女团体、救亡团体,还有“兵灾会”、“基督教青年会”等到处演讲和募捐。老太太满口东北话,香港人听不懂,黄定慧就帮助译成广东话;何东爵士的女公子在半岛酒店为老太太举行招待会,黄定慧替她答记者问。1985年在抗战胜利40周年的日子里,黄定慧翻阅旧时杂志,看到《上海妇女》第1卷第20期(1938年10月5日出版)上刊登的本文开头介绍的这幅合影,还情不自禁地填词缅怀赵老太太的《临江仙》:“巾帼英雄事迹奇,当年南北战场,宣传抗日热衷肠……”

  9月2日,在香港四妇女团体联合欢迎赵老太太的的集会上,刚从欧美宣传抗日回到香港的陶行知,以及邓颖超、黄定慧、李汉魂夫人吴菊芳和香港各界名流出席。何香凝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今日各界举行此欢迎会,得蒙赵老太太、陶行知、李汉魂夫人、邓颖超各位参加,非常荣幸。赵老太太过去在华北组织义勇军,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其光荣过程,大家想必明白··,…现在失陷区内,同胞已受尽痛苦与耻辱,全国上下,应齐心一致,向侵略者报之以打击。”’赵老太太讲述她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的抗日,包括1935年7月被日寇俘虏经过,绘声绘色,十分生动和感人,博得经久不息的掌声。

  陶行知听后,非常激动地写下了一首当时流传很广的打油诗《送给赵老太太》:“东洋出妖怪,中国出老太。老太捉妖怪,妖怪都吓坏。老太有儿子,名字叫赵侗。一身都是胆,复活赵子龙。老太有孙儿,名字叫赵伟。少年知报国,精忠比岳飞。好比一棵树,安根在东北。妖怪咬树根,树儿活不得。说起赵老太,无人不崇拜。生长在岫岩,与朝鲜交界。眼看众同胞,受尽妖怪害。组织义勇军,动员休妖怪。母子与孙儿,同军见三代。远近齐响应,三军都拥戴。军队大家庭,英勇而相爱。高粱为城堡,锄头是军械。兵器虽不足,百战不能败。老太没有粮,民众送饭来。老太没有枪,妖怪送枪来。钻进妖怪肚,妖怪摇脑袋。截断妖怪路,一块又一块。最后大目的,赶妖出东海。自由而平等,中华万万载。老太有名言,圣人不能外。别死在床上,战死才痛快。堂堂男子汉,富贵少奶奶。要想中国好,学学赵老太。”1939年元旦,陶行知还写了《新年小诗》:“除夕除了新秦桧,拜年要拜赵老太。可喜溢屏成国屏,投出金镯捉妖怪。”新秦桧指汪精卫;溢屏,指九龙儿童书院的八岁小朋友李溢屏,向母亲要来一双金手镯,献金抗日救国。

  关于赵老太太在广州的情况,从《救亡日报》1938年9月14日发表该报女记者高灏采写的通讯《欢迎游击队之母》可见一斑。9月13日下午,赵老太太由港乘泰山轮抵省,她站在轮船甲板栏杆边,不断向冒雨前来欢迎的广州市各妇女团体、文化团体、劳工训练班的代表摇手。在歌声和口号声,欢迎的人群冲开外国水手的阻拦,争着上船与赵老太太握手。国民党省书记长谌小岑、第四战区政治部主任李煦寰等也赶来欢迎她,与她合影留念,向她表达无限的敬意。随后,大家拥着她往长堤女青年会休息。赵老太太给记者的第一印象是:“看过去已有七十多岁,脸上刻出深皱的脸纹,头发也非常的稀少了,穿着一套黑衣服,完全一个北方农村型的朴素老太婆,态度显得非常和蔼慈祥,但她有一双神采奕奕的眼睛。”

  记者高灏和几个代表陪同赵老太太上楼休息,不料她毫无倦意,只是坐在床沿上,与高灏谈起话来。“她虽是一个没有教育的老太太,但讲话很流利,很有组织次序。‘我从汉口、香港以及此次到了广州,各处青年男女的爱国热情,太使我感动了,我觉得中国有希望,不用怕日本。’”“接着她讲南来的任务一是为了报告游击队作战的真情,使在后方的政府民众清楚了解,勿受汉奸等造谣的蒙蔽;二是为了沟通游击队战士和人民,加强团结;三是为了请求政府以及富者有地位者予艰苦作战的游击队以援助。”她也说:“每到一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但是切切实实地援助游击队,还赶不上开会欢迎我来得热烈。”大家回答说:“广东的民众以及政府,正明白赵老太太此来的使命之伟大,我们当竭尽力量来完成一下几件事:学习赵老太太的伟大精神,切实推动政府及动员民众给游击队以物质援助。”

  在欢迎茶会上,妇女界代表也表示:“决不要使这位老太太感到欢迎热烈于援助。”果然在当晚的哥伦布餐厅的欢迎公宴上,各界名流纷纷捐款。

  从《陶行知日志》中,可知陶与赵老太太1939年在重庆还有一些接触,例如,"4月i日,.合川赵壁光及赵老太太来。”“夜。6时半迎赵老太太会。”“中国有四千五百万老太,倘人人皆有赵老太太之精神,则中国必不会亡。”"6月30日,赵老太太来,住清凉寺。”7月1日,陪赵老太太和卢区长听昆腔。”7月3日,赵老太太与我谈她愿做的工作。”7月6日,夜12时偕赵老太太家属及琴避飞机。”"8月17日,赵老太太与我演讲。”12月3日,赵老太太约在福星楼叙谈。”1940年“1月1日,草街子送赵老太太回北碚”。陶行知还和谢冰莹编辑了一本《关于赵老太太》的小册子。

  赵老太太后来的经历如何?笔者注意到香港《华商报》1949年6月29日的一条小评论:《“游击之母”平津来,特务谣言兴奋杜撰》:“所谓‘游击之母’(实际上是摩擦专家赵侗的老娘)赵老太太在特务的保护下,自华北‘游’到华南来,作反人民的谣言攻‘击’了。溜广州、跑衡阳,死党们‘热烈招待’,遭殃记者(指国民党中央社记者—笔者注)如获至宝发表她的故都谈话。广州的遭殃日报记者和香港工商报大量篇幅登出,欣欣然又捞到一个‘平津来客’了,用心良苦,作为‘津贴’而言,应得厚酬。莫小看这69岁的无知村妇,据‘谈话’看,她是军事、政治、文化、经济、土改无所不晓的,提出‘事实’,给予‘批判’(这样一个的老太太这么‘内行’地懂得这么多的事呀!),也正是如此,特务们露出低能的马脚,他们只顾兴奋杜撰,忘记了这种谈话口气和身份不配称,她不可能说出。你们生硬替她写出来,实在骗不过老百姓,比之任何破镜配给(原文如此—笔者注)之谣,更加不值一钱。”《华商报》和战时《救亡日报》一样都是进步报纸,为什么对赵老太太的态度来个天壤之别。笔者一时不得其解。直到最近清理旧杂志,偶然看到辽宁《党史纵横》1995年7第7期,登载刘一力《“游击之母”的人生演变》终于解开这个谜。

  根据刘文记载,原来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用高官厚禄收买了她,委任她为“冀热辽边区游击第二路绥靖司令”。1949年,赵老太太率一师兵力,随溃退的国民党军流窜四川。蒋介石撤离大陆时给她亲笔写下手谕,鼓励她“奋起当年精神,发扬游击经验”,并预祝她“树立新功”。此时已如丧家之犬的赵老太太觉得蒋介石就是她的的再生父母,感激涕零。她在重庆自封“总统府留守”,并打出“反共军司令”的旗号。当刘邓大军挺进山城时,她露出十足的匪相,在一口气劫掠十几家银行后仓皇北窜。

  解放军入川先头部队,念其抗战功绩,多次派人劝她明辨是非,回到人民行列。然而她死心塌地,孤行己见,甘愿做一个大匪首。同年底,赵老太太率部到正准备通电起义的国民党十六兵团的驻地什郁县,策动少数顽固分子叛变,杀害解放军收编代表列潞平和陈文高。但是兵团的多数官兵并没有跟她走。解放军西南军区又派出李克夫、傅传作深入该兵团,向官兵们宣讲形势与政策,还冒险会晤赵老太太,希望她不辜负当年声誉和人民意愿,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诚。无奈她依然执迷不悟,说什么“生我者父母,知我者蒋委员长”。十六兵团被解放军收编后,她只好逃进深山老林。

  1950年春节,赵老太太策划进行大规模暴乱,派出大批特务在安县和绵竹一带联络叛乱分子。就在正月十一晚赵老太太召集各路匪首面授暴乱机宜的时候,及时掌握匪徒行踪的解放军,将这伙顽匪重重包围起来,一网打尽。被活捉的赵老太太,虽年已古稀,但依然态度顽固,气焰嚣张。同年7月,赵老太太被西南军区军法处判处死刑,并押至什郁县枪决。多么可悲啊!一代风云人物,巾帼英雄,最终成了蒋介石的牺牲品,人民的罪人,赵老太太至死也没有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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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 [转帖]


   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
    1904年10月 

  秋 瑾


  唉!世界上最不平的事,就是我们二万万女同胞了。从
小生下来,遇着好老子,还说得过;遇着脾气杂冒、不讲情
理的,满嘴连说:“晦气,又是一个没用的。”恨不得拿起来
摔死。总抱着“将来是别人家的人”这句话,冷一眼、白一
眼的看待;没到几岁,也不问好歹,就把一双雪白粉嫩的天
足脚,用白布缠着,连睡觉的时候,也不许放松一点,到了
后来肉也烂尽了,骨也折断了,不过讨亲戚、朋友、邻居们
一声“某人家姑娘脚小”罢了。这还不说,到了择亲的时光,
只凭着两个不要脸媒人的话,只要男家有钱有势,不问身家
清白,男人的性情好坏、学问高低,就不知不觉应了。到了
过门的时候,用一顶红红绿绿的花轿,坐在里面,连气也不
能出。到了那边,要是遇着男人虽不怎么样,却还安分,这
就算前生有福今生受了。遇着不好的,总不是说“前生作了
孽”,就是说“运气不好”。要是说一二句抱怨的话,或是劝
了男人几句,反了腔,就打骂俱下;别人听见还要说:“不贤
惠,不晓得妇道呢!”诸位听听,这不是有冤没处诉么?还有
一桩不公的事:男子死了,女子就要带三年孝,不许二嫁。女
子死了,男人只带几根蓝辫线,有嫌难看的,连带也不带;人
死还没三天,就出去偷鸡摸狗;七还未尽,新娘子早已进门
了。上天生人,男女原没有分别。试问天下没有女人,就生
出这些人来么?为甚么这样不公道呢?那些男子,天天说 
“心是公的,待人是要和平的”,又为甚么把女子当作非洲的
黑奴一样看待,不公不平,直到这步田地呢?   
  诸位,你要知道天下事靠人是不行的,总要求己为是。当
初那些腐儒说甚么“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夫为
妻纲”这些胡说,我们女子要是有志气的,就应当号召同志
与他反对。陈后主兴了这缠足的例子,我们要是有羞耻的,就
应当兴师问罪?即不然,难道他捆着我的腿?我不会不缠的
么?男子怕我们有知识、有学问、爬上他们的头,不准我们
求学,我们难道不会和他分辩,就应了么?这总是我们女子
自己放弃责任,样样事体一见男子做了,自己就乐得偷懒,图
安乐。男子说我没用,我就没用;说我不行,只要保着眼前
舒服,就作奴隶也不问了。自己又看看无功受禄,恐怕行不
长久,一听见男子喜欢脚小,就急急忙忙把他缠了,使男人
看见喜欢,庶可以藉此吃白饭。至于不叫我们读书、习字。这
更是求之不得的,有甚么不赞成呢?诸位想想,天下有享现
成福的么?自然是有学问、有见识、出力作事的男人得了权
利,我们作他的奴隶了。既作他的奴隶,怎么不压制呢?自
作自受,又怎么怨得人呢?这些事情,提起来,我也觉得难
过。诸位想想总是个中人,亦不必用我细说。
  但是从此以后,我还望我们姐妹们,把从前事情,一概
搁开,把以后事情,尽力作去,譬如从前死了,现在又转世
为人了。老的呢,不说“老而无用”,遇见丈夫好的要开学堂,
不要阻他;儿子好的,要出洋留学,不要阻他。中年作媳妇
的,总不要拖着丈夫的腿,使他气短志颓,功不成、名不就;
生了儿子,就要送他进学堂,女儿也是如此,千万不要替他
缠足。幼年姑娘的呢,若能够进学堂更好;就不进学堂,在
家里也要常看书、习字。有钱作官的呢,就要劝丈夫开学堂、
兴工厂,作那些与百姓有益的事情。无钱的呢,就要帮着丈
夫苦作,不要偷懒吃闲饭。这就是我的望头了。诸位晓得国
是要亡的了,男人自己也不保,我们还想靠他么?我们自己
要不振作,到国亡的时候,那就迟了。诸位!诸位!须不可
以打断我的念头才好呢!

(选自《秋瑾文集》)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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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前总理回忆四人帮当年是如何瞎折腾的 [转帖]

 

文章摘自《中共前总理追忆党史》
  作者:姚锦 出版社:中**史出版社

  本书简介:姚依林是中共高层政要,八九十年代曾任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常委,长期主管经济工作。这是一本对姚依林的访谈录。与众不同的是,它是由姚依林的堂妹姚锦与其所作的跨时两年、长达43次谈话的实录。姚依林与堂妹的……

  1973年8月30日的十届一中全会,会议内容是选举中央委员会,选出主席、副主席。他是候补委员,无选举权,大会提了一个名单,由大家投票,他去了只在那儿看着。毛主席未参加大会,会议由周总理主持。江青在九大时即入政治局,当时“四人帮”气焰已甚嚣张。1973年9月周总理主持会, 1974年元旦周总理便也成为他们欲打倒的最大障碍,在讲话中公开地提出了“批林、批孔、批周公”。当时毛主席有诗批郭沫若,诗云:“劝君莫骂秦始皇,焚坑之事要商量,秦皇虽死功绩在,孔丘名高实秕糠……”于是,毛主席一首诗,中央一个批林批孔文件,体育馆开了一个大会,矛头对准了周总理。大会上,江青讲话,态度骄横,周总理就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影片《中国》一事做了自我批评,外交部长姬鹏飞作了检查。大会要各部门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批周公。

  “对外贸易部没有批周。”他微笑道:“我们批林批孔也搞得轰轰烈烈,批白××!”

  白××原是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紧随林彪、黄永胜,调升外贸部部长。此人忠实执行林彪的政治路线,在广东“文革”中犯有支一派压一派的严重错误。林彪自取灭亡后,他被撤职。

  李强调任外贸部部长,姚依林调任第一副部长,柴树藩任第二副部长。李强30年代初期即在周总理领导下担任上海情报系统工作;后赴苏联留学,学无线电等学科,抗战初返回延安,建立了新华广播电台,后随迁邯郸,任新华广播电台总工程师。全国解放后,李强调外贸部任驻苏联商务参赞,返回后任外贸部副部长,越南抗美战争中,李负责对越南的军事、非军事供应。“文革”中因周总理保护才未受到冲击。

  他了解李强和柴树藩是可以共事的,他们在政治思想上一致,这就是外贸部在当时和以后能“混”下去,得以抵制一些歪风邪气的缘故。

  白××被批判后即回部队,调任总后勤部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不久离休。和其调升上来的广州军区陈树福也同时下去了。

  批孔时六兄主讲了汉朝桑弘羊的经济学著作《盐铁论》。当时《盐铁论》是被划为法家著作宣传的。桑弘羊的经济改革有进步意义,汉武帝时曾引起一场大争论,桑弘羊后被杀,却不是因其学术著作。他在宣讲时只是评介了桑弘羊,未联系什么实际。“四人帮”当时掀起的“批林批孔”,企图突出周总理是所谓当代“大儒”,因为周总理在“文革”中起了良好的缓冲作用,“四人帮”视之为夺权的最大障碍。外贸部的“批林批孔”始终未乱,表面也轰轰烈烈,还开了训练班,实际上有出奇制胜的招数。

  在那时,他们能这样巧混则混下去,也有时无法巧混,只好憋一肚子气。 1974年春他赴穗,为了广交会展览的问题。展览会的大门买了进口铝合金做门框,当地“左”派惟恐不“左”,无中生有,闹到北京。“四人帮”对此门框斥之为卖国主义,又说交易会展览反映问题严重,不合革命路线、政策。周总理便叫他去穗看看,同行者有外交部副部长符浩、外经部副部长李克,他们组成三人小组开赴广东检查展览会现场。去后,首先换了门框,周总理让换上自己生产的铜材做门框,才平息了地方意见,门于是被呼之为“争气门”。之后,他们又去展览厅,一间一间屋地去看过。1974年恰逢虎年,有一张画画了树林里有三只虎,一大二小,意见说是“宣传了林彪”,便换下来。摆出来卖的观音像、佛像,意见说是宣传了封建迷信,便撤下来……

  “关老爷像撤下来,换上刘胡兰,谁去供刘胡兰? 谁会买呢?”他摇摇头说:“那时憋了一肚子气,没办法发作!”

  捕风捉影,无事生非,当时“四人帮”主张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画猫头鹰睁一眼闭一眼是影射最高领导人;山水墨画是污蔑美好现实;画家只得画梅花、桃花满纸红。

  当他从广东路过上海返京时,又遇到了“憋一肚子气”、还需认真对付的一件事。

  他下榻锦江饭店,马天水突然去找他。马天水解放后一直是上海市委副书记,柯庆施赴沪任市委第一书记时,陈丕显是二把手,马天水是三把手。马天水在“文革”中倒了过去,任市委副书记兼上海财办主任。马天水找上门来谈的是想让上海管财贸的头头黄金海到外贸部当副部长,征求他的意见。当时上海已在酝酿什么“大使训练班”,“四人帮”企图以上海为基点,把他们的党羽输送到中央各个权力部门去当政。他当即答复马天水说,因自己调去不久,对外贸部人事情况不大清楚,尚未过问这些。马天水直磨缠到深夜2 时才走。

  他返京后即找李强、柴树藩商量如何对付此事。黄金海如真的来了怎么办? 商量好如真的塞进来黄金海,可让他卡在他们之间。但他们对此事态度不积极,黄金海终未塞进来,此事得罪了“四人帮”。自此后,外贸部和上海的关系一直紧张。1975年周总理病重离职,国务院工作停摆;当时无人可代替总理,毛主席只好让邓小平出来运筹帷幄,说好要小平同志不要和江青等闹矛盾。毛主席并批评了四人的帮派,这也是“四人帮”一词之由来。邓小平出来工作后,对“四人帮”无所顾忌。他感到1975年比较好过,但不久,“四人帮”便伺机反扑,又闹起了所谓“批邓反右倾”。

  外贸部当时面对许多问题,处理不好将直接关系到国家、人民的利益。如当时进口粮食成了问题。麦子有一种矮腥黑穗病,我国北方气候到一定冷度,此病就发生。黑穗病对麦子有坏处,对人体却并无坏处,当时农业部从卫生考虑,提出进口美国麦子中有矮腥黑穗病。农业部的考虑无可厚非,但“四人帮”兴风作浪,声言凡有此病的麦子一概拒收,无此病才可进口。他们不管老百姓的粮食够不够吃,喧嚷接受了进口就是“洋奴哲学”、“卖国主义”。订合同时要美国人保证,美国人不肯保证,因和其他国家订合同时并无此条例。后商谈用薰蒸办法,美国人说可请到美国去检查,建一个薰蒸仓库,若运到我国口岸再薰蒸,粮食会受损失。不行,为此和美国人争吵不休。上海是吃进口小麦的一个城市,为此那时小麦不准再进口。花生油进口、玉米进口,同样存在“含黄曲霉素”多少的问题。“四人帮”不承认世界普遍订立的标准,如苏联、西德等订立含50单位以下可进口;而提出要特殊标准:订立非5单位以下不能进口。在粮食等进口问题上便经常吵闹。外贸部出口的货品,外国根据他们人民的习惯,要求按照他们提出的样子制做。不行,不能违背“独立自主”。有的货品钉上“中国制造”的牌子,外商要求可否不要钉此招牌,允许他们拿回去钉上他们的牌子,比如订购中国大华衬衫厂衬衫,是北京“天坛”牌,外商希望换用他们的牌子,因为那牌子在他们国内已打开市场。不行,这是“卖国主义”,对所谓“中性包装”一概反对。外商说多给钱,多给钱也不干,我们要向全世界证明那货品是中国人做的。货物卖大包装时,外商要求拆改为小包装,不行,不许改。他们说不改不好卖,那就不订合同,否则就是“洋奴哲学”。当时,锡箔、纸钱、通书、观音堂、观音菩萨像,一律是迷信,不许卖。要卖就许可卖阿庆嫂、刘胡兰塑像,否则便是“宣传封建迷信思想”。

  “我们没听他的”,他笑起来:“只上海一地不卖。上海派人去广州交易会造反,一见到卖那些就造反。上海出产的‘中华’牌香烟,他们一定要卖价订得最高、最贵,说是它的名字代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问他们何处有此规定……”

  他针对当时外贸出口上的这些问题及纠纷,曾作了报告,一律实事求是地分析、批准,允许外商要求,可以不订牌子,可以改包装……

  “加工出口绸缎,问我上边印圣母像、印蒙娜丽莎行不行? 我说可以、行。”他笑道:“1975年在国务院务虚会上,人大副委员长李素文批评说‘听一个部长讲话,如果不知道他名字,还以为他是外国人!’”

  1976年就是这样一个极左横行、无知为上,投机者跋扈的年代,天灾人祸纷至沓来。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于305医院。民心哀痛,群情激愤,外贸部群众也准备了花圈上街。当时中央决定不许上街开追悼会,周总理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请出被半打倒的邓小平致悼词。

  不许上街游行送花圈,群众很有意见,六兄急去国务院代民请命。华国锋、李先念、纪登奎同志均在,说是中央已做决定,不能上街,已布置了警卫人员净街。他说:“不让上街恐怕不行。”华国锋说:“你们把大门关上,在院里怎么闹都可以,就是别上街!”

  当日人们自动集结,沿街哭送总理灵车,悲痛、沉默的人群一直延伸到公主坟,才渐渐少起来。

  1976年秋天,他又遇见了另一件事端:外贸部和东南亚某国进行一项贸易谈判,对方官员要受贿才肯成交,而我方不许行贿。

  “贿赂的事是不好公开讲的”,他说,“在国外也是不合法的,但不给外商贿赂,贸易便谈不成。对世界各国的贸易中都存在有一个‘行贿’的问题。我们自己人不许受贿,绝对不许受贿;对外贸易却是‘行贿’不可避免,和一些国家的贸易因不许‘行贿’而告吹。”

  据说有一项向某国外商的投标,我方不动声色地在伦敦为外商存上了一笔美金,这已超过了1% 到2% 的佣金。向外商示意后,外商于是把投标给了中国。

  “送礼还要讲一点‘投其所好’。”六兄笑着说:“比如送国王礼物,先要了解他喜欢要的,他的老婆、小老婆想要什么,要多少克拉的宝石,是发红光、还是发蓝光的……这样办,买卖就做成了,不给贿赂,不送礼,送礼不周,买卖就做不成。所以我主张我们的人不可受贿,对外贸易‘行贿’不可避免……”

  据此种种情由,上海来了好几批人,把大字报贴到了外贸部院子里,批判姚依林,企图把他打倒。

  他的心脏病适时发作,便借机找李强、柴树藩同志商议:“我干脆去住医院,住它几个月!”

  4月5日天安门事件发生时,他住在友谊医院。那时北京医院有两派打架,友谊医院无两派打架,外贸部的医疗单位是北京医院,他未转去,一直在友谊医院,由内科查医生治疗。他检查出来有糖尿病、心脏病。当时“四人帮”挑选了一批《人民日报》记者到外采访,通知他去看清华大学中打倒邓小平的大字报,去看原为北京饭店画的、现在北京饭店里展览的所谓“黑画”。记者又拟去外贸部采访他,询问对打倒邓小平的看法。他便住在医院里不出来。6月1日干脆离院去北戴河休息。住到7月地震时,伤员大量送到北戴河,医院内住满伤员,他乘吉普车返回北京。在家呆了一天,又住进友谊医院。 9月9日,毛主席逝世。外贸部宋秘书送报纸信件到医院来告知了他,毛主席停灵于人民大会堂,通知中央委员需轮流去人民大会堂守灵,一班守灵半个小时,他出院上班,也去守灵一周。

  住院期间,他惟一常去的是陈云家。陈云住北长街,他有件事只可与陈云同志谈:1974年有位朋友陈其襄告诉他江青是叛徒。陈的爱人有一同学在解放前被捕时曾和江青关在一室,了解江青叛变情况。他调陈到外贸部,并请陈去沪找到那个同学写了一份材料。当时这是需冒大风险的,长春有一个和江青同狱的同志即遭杀害。那份材料一时无法送出,他也不敢保管,只好拿去给陈云同志过目,材料便保存在陈云处。毛主席逝世后,华国锋继任主席职,但“四人帮”阴谋夺权变本加厉,党心民心更望激浊扬清,对“四人帮”不可掉以轻心。他为此多次走访陈云,感到是个时机,应把那份材料递上去。陈云迅即将材料密交叶帅。当时陈云在家正反复筹谋如何力挽狂澜。1974年以来,形势变化急遽:周总理去世,毛主席对接班人的考虑久未解决,王洪文被老人家拉到身边,还撑不起,“四人帮”难以成器。老人家左思右想,才决定起用邓小平。那时邓小平正在江西劳动,被召返京。毛主席说邓小平人才难得,要他出来后不要和江青作对,送邓小平八个字:“柔中寓刚,绵里藏针。”1975年邓小平复出,他矫枉匡谬,无法不和“四人帮”对立,矛盾日深。“四人帮”又通过毛远新作用于毛主席,发动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意图重新打倒邓小平。周总理逝世后,天安门事件充分表现了人民群众拥邓怀周、反“四人帮”的满腔积愤。“四人帮”借机镇压,又归罪于邓,把邓小平软禁在家,监视起来。 1976年初毛主席起用了华国锋。华国锋是山西人,他是抗战时期老干部,多年在毛主席家乡任省委书记,毛主席认定华国锋是可以继承他的遗愿的。但“四人帮”岂容他人为首呢? 他们居心叵测。陈云在家里琢磨的是在即将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上,有无可能利用合法斗争打倒“四人帮”? 他把中央委员名单反复研究,算来算去,感到十届三中全会上“四人帮”的力量还是雄厚的,何况毛主席刚刚去世,党内因循守旧、封建传统思想仍成风气,恐对局势敢怒而不敢言者大有人在! 十届三中全会上以合法斗争打倒“四人帮”是无把握的事。

  陈云当时和叶帅时有来往,叶帅住在西山。他们恐情况暴露,常令孩子们传话。叶帅掌握着军委的部队、西山警卫部队……

  叶帅和陈云研究要打倒“四人帮”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大会合法斗争,二是武装解决。通过十届三中全会解决,算来没有把握,叶帅坚决同意采取第二种办法,他下了决心。于是叶帅亲自去找华国锋商谈,华国锋立即同意,去说服汪东兴。汪东兴见大势已成,同意调动八三四一部队。

  1976年10月6日晨,华国锋召集“四人帮”到中南海开会,八三四一部队受命警卫,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进去一个抓他一个,江青是从家里抓走的。同时,耿飚带领部队进驻中央电视台,飞机场也已由军队控制。

  7日晨6时,玮子去医院给爸爸报信:“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他闻讯立即出院,到陈云家里去。

  他现在可以公开地把上海写江青叛徒材料的同志接来北京了,并和中央负责办案的人取得了联系。江青写自首书一事后来未做大问题办理,因为她的罪恶已经远远地超过此事了。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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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茨的成长[转帖]

 

12岁的盖茨吃饭时跟母亲吵了个天翻地覆,他父亲在一旁实在受够了,端起一杯冷水泼到了小盖茨的脸上。小盖茨咬牙切齿地说,感谢给我来了场淋浴澡。

对于老盖茨来说,很少有发火的时候,然而,这次吵架预示着一个性格暴躁的小男孩的生活将出现转折,让他从此走上一条使他成为日后为公众所知的比尔•盖茨的道路。

这个男孩彷佛一夜之间长大了,具备了成年人的智慧,当儿子冲进残酷的商业世界并在其中蓬勃发展的时候,老盖茨静静地在一旁为他出谋划策;当巨大的财富给儿子带来新的压力时,老盖茨加入进来,发起了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私人慈善基金。

今年83岁的老盖茨现在是基金会的联席主席,他一向不愿抛头露面。人们对其生活的了解仅限于从基金会得来的官方个人介绍。

家庭内部讲究纪律和追求自由的力量有时会互相冲突,而这些力量的共同作用塑造了比尔•盖茨的性格。

在过去13年时间里,父亲一直是所有家庭成员中唯一一位每天都会出现在基金会的人,他在家里的地下室里创办了这个基金会,在儿子经营微软的最后10年中,他一直照看着基金会。现在,父子俩第一次直接在一起工作了。

老盖茨身高6.6英尺,几乎比儿子整整高出一头,老盖茨比儿子更擅长交际,他们都有敏锐的才智,而且同样直率,而这种直率在一些人看来可能有点唐突。

老盖茨说,作为父亲,我从没想到那个在我家里长大、吃着我的饭、跟我一样爱争论的小男孩将来会成为我的老板。

老盖茨说,大约是从11岁的时候,小比尔长大了,而且越来越让家里人头痛。

老盖茨和妻子玛丽有3个孩子:克里斯蒂、比尔(1955年出生)和利比。这是一个亲密的家庭,家人热衷于竞赛:各种棋盘游戏、纸牌、乒乓球;还有各种固定习惯:每个周日同一时间的大餐;圣诞节的时候,全家每个人都穿同样的睡衣。

虽然老盖茨深深参与到孩子们的生活里,但他在感情上却多少有点内敛,孩子们认为,这可能是他那代人的普遍特点,加上身为律师而小心措词的习惯。他的大女儿克里斯蒂•布莱克说,他有时显得有点吓人,他回到家坐到椅子上,然后吃饭,从来没有诸如来个拥抱这样的温馨举动。

老盖茨将抚养孩子的日常工作大部分都留给了妻子,太太是西雅图一位银行家的女儿,高中和大学时她一直都是运动员和优秀学生,她是在大学遇到老盖茨的。

玛丽鼓励孩子们刻苦学习,多运动,学习音乐(比尔•盖茨曾学过长号,但没有什么建树)。玛丽在富裕的家庭长大,因此有着自己教育孩子的方式,她希望孩子穿着得体、守时重信、热情好客。小盖茨在多数情况下都谨遵母命。

盖茨的妹妹莉比•阿米特洛特说,她是最忙碌的家长,而且对我们抱有很高的期望,不仅关心我们的学习成绩,还包括方方面面,如我们在公共场合的行为以及如何与人交往等。

盖茨从小就非常努力,他从头到尾读完了整部《世界大百科全书》,父母也鼓励他多读书,凡盖茨想读的书,他们都会买给他。
不过,父母却担心盖茨过于沉迷于书籍,而忽略了人际交往,他们强迫小盖茨参加他们举办的聚会,并在父亲的专业会议上充当服务生,希望使其不再过度沉迷于书本。

老盖茨说,儿子在11岁时便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智力水平,经常向父母问一些国际关系、商业和生命本质的问题。我认为这样很好,他母亲并不欣赏这一点,甚至令她感到不安,因此时的盖茨已开始不断冲撞母亲意欲控制他的本能,从而不断引爆意志的较量。
玛丽对儿子的一切期待:保持房间干净、按时吃饭、不要咬铅笔──忽然间成为双方摩擦的起源。 最终,两人爆发了一场激烈争吵。阿米特洛特在谈到哥哥时说,他真的很讨厌。

盖茨12岁那年,在一次晚餐时,他同母亲的大战终于达到了高潮,在餐桌上,盖茨冲着母亲大吵大嚷(他现在将其描述为“极其不敬,带有狂妄自大的孩子般的粗鲁),一向好脾气的老盖茨再也按捺不住心中怒火,将一杯水泼到了儿子的脸上。

他和妻子还带孩子去看了心理医生,盖茨对心理医生说,他正在与想控制他的父母爆发战争。
心理医生告诉老盖茨和玛丽,他们的儿子最终将赢得“独立战争”的胜利,他们最好减少对他生活的干涉。老盖茨理解了这番忠告,开始认真反省自己以前的行为以及与孩子的相处之道。

老盖茨和玛丽最终选择放手,他们把儿子送到认为会给孩子更大自由的学校——私立湖滨学校,这所学校现在因成为盖茨首次接触到计算机的地方而闻名于世。

盖茨开始意识到,他没有必要证明自己在父母面前的地位,而是要向这个世界证明他自己。

从13岁开始,盖茨就有了相当大的独立性,这在当时很少见,晚上他会去华盛顿大学享受免费使用的电脑。

当盖茨从哈佛退学,搬到新墨西哥州阿尔帕克基开创微软时,他的父母对他非常支持,他们默许了!像盖茨这样的决定通常很难获得支持的。

老盖茨和玛丽都对他的决定很担心,她们的期望和那些正在上大学的孩子们的父母们、平凡期望一样,就是希望孩子能拿学位。

盖茨于1994年1月结婚,家人的支持是盖茨决定将微软搬到西雅图的原因之一,他在距离父母家不远的一座房子里安顿下来,母亲安排了一个女佣打扫儿子的房子,保证他在参加会议时有干净的衬衫可以穿。她还坚持让盖茨遵照家族传统,包括每周日要到父母家里共进晚餐。

盖茨的父亲利用自己为小企业提供咨询的律师经历,帮助找到西雅图的商人加入微软董事会。1980年,盖茨带着他的父亲一起赴宴,帮他说服大学时的朋友——如今的微软首席执行长鲍尔默放弃研究生学业、加入微软。老盖茨的律师事务所后来成了微软的代理,它的最大客户就是微软。

微软在面临上市问题时,盖茨担心这会让员工分心,他的父亲打消了他的疑虑。上市让盖茨成了亿万富翁,也成就了盖茨一家将要面对的新一轮挑战。

当微软上市大赚一笔后,盖茨的母亲力劝他从事慈善事业,一天晚上在盖茨父亲的律师事务所里,当盖茨的母亲劝他捐钱的时候,两人又吵了起来。
最后,盖茨的母亲成功说服他在微软启动一个计划,为美国联合慈善总会筹集善款,他还跟随母亲的脚步,于80年代加入了美国联合慈善总会的董事会。随着盖茨财富的增加,西雅图地区非营利机构请求捐款的信件像雪片一样飞来。

在盖茨的母亲被诊断患上一种罕见的乳腺癌之后,在她与疾病抗争期间,她仍在劝说儿子更多地投入慈善事业。盖茨的母亲于1994年6月去世。

葬礼的当天,盖茨一家在家共进了晚餐,父亲告诉孩子们不要担心他,他说他还能再活上10年!当时他70岁,不过,在他的妻子去世之后,他就没什么精神了。盖茨的父亲很快又再婚了。

大约6个月之后,老盖茨再次提起慈善事业的想法。他建议盖茨可以开始筛选募捐请求,并捐出一部分钱,一周后,盖茨拨出约1亿美元创建了一个基金会,让他的父亲经营,老盖茨坐在厨房的桌子边,开出了基金会的第一张支票,给当地一项癌症计划捐款8万美元。

盖茨父亲和一位微软前高管共同管理这个基金会,他一直没有忘记这样一个事实,直到他的儿子和儿媳接管之前,他都是在扮演看管人的角色。53年后,他知道要给儿子空间。

盖茨父亲说,盖茨对一些事情的看法非常顽固,我们家庭的活力就在于在这些事情上不要干涉他,因为,这只会是浪费时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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