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 [复制链接]

　　禹作敏的豪华住宅有600平方米。他喜欢问别人：“我的房子比中南海里的怎么样？”他把大邱庄里最豪华的饭店起名为“九龙”，这是古时帝王才能使用的称谓。他在村口竖起一座牌坊，亲书“天保九如，地阔八方”，然后颁下旨意：所有来客在牌坊前一律下车，换乘大邱庄的迎宾车——这是把他的牌坊当作古代皇宫门前的“下马碑”了。他冬天不戴帽子，夏天不开空调，最喜欢的食物还是棒米粥，最喜欢的姿势还是盘腿打坐。他了解农民的苦难、农民的欲望、农民的喜怒哀乐，“像了解我自己一样”。他喜欢说：“我就是个农民！”“我一不想做官，二不想受气！”他喜欢权力，却常常嘲笑权力“狗屁不如”；偶像是“钱”，却又常把金钱玩于股掌之中。他的电话号码是：948888。用中国人的语音来读这几个数，就成了：“就是发发发发。”
　　在他走红的时候，报纸上把他说成是一个勤于学习的人，其实他不读书也不看报。他的硕大的办公室里的确有一个含有书架的组合柜，但熟悉他的人说，那全是做样子的。他消磨时间的办法，是把一双挂着剑眉的锐利的眼睛直盯着天花板，经久不动，有如罗丹指下一具冰冷但却激情洋溢的雕塑。
　　大邱庄有五大姓氏，均有极深的宗族渊源。禹作敏的聪明处就在于，他将这五大姓氏融为一体，形成一个根深蒂固的裙带网络。他本人则构造了一个血缘关系与工业组织杂交的权力结构。他将权力分给手下四大总厂的厂长，每个总厂厂长又将权力分给分厂厂长，下级对上级绝对效忠，这就使禹作敏本人能够高居这权力的宝塔顶端发号施令。
　　这个被叫做“企业家”的人其实并不真懂经济，虽有总经理之职却不想知道总公司贷款总额和管理干部数量，至于分厂的事情，一概不问。不过，这个人是大邱庄的当然的政治领袖。他生就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头脑，极富领导才能，通达世事，深知官场风云。“你有政策，我有对策，我的对策不离你的政策。”他用这句话来概括他的成功之道。他是最善于利用共产党的政策来达到自己目的的农民。他的整个发家史，其实就是巧妙地对付共产党的一连串故事。这中间埋藏着无穷的机巧、诡计、合法与非法的手段。这个人如果早生350年，那么打进北京城的农民领袖可能是他而不是李自成。

　　禹作敏不是李自成，可是他的桀骜不驯和目空一切，是所有关于他的话题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比如他对北京以及各地来的官员从不迎送，也从不陪着客人喝酒吃饭，这与一般发迹起来的农民对于政府官员的唯唯诺诺形成对照。有个官员看了他的轿车就感叹：“我是流血流汗扛枪打仗过来的，现在也才坐一般轿车啊！”他说：“你是带着穷人打倒了富人，我是带着穷人变成了富人！”又有一个人说：“中央各部的部长都不坐这么豪华的奔驰，你是什么级别？你敢坐！”他反唇相讥：“我们农民没有级，别拿我们跟有级的比！”某一天有六位具有中央政府部长级别的官员来到这里参加一个会议，他既不迎接又不作陪，当会议结束，一群大小官员准备离去的时候，他却坐在自己的办公室中与熟人闲谈，而对门外的喧哗置若罔闻。有人提醒他是否要出去表示告别之意。“不理他们。”他说。有一次北京一群官员来参观，他给人家演讲，说着说着忽然豪兴大发，节外生枝：“政府的局长算个什么，要当就当副总理。”诸如此类的言行无疑与中国传统中的中庸委婉大相径庭。按照一般中国人的习惯，即使具有这种野心也断不会说出口来，更何况他所面对的都是共产党的高官显贵。这些人怎么也不能习惯，一个一向俯首帖耳的农民，忽然间在他们面前耀武扬威起来。
　　应当说，在这些事情中间，禹作敏多少具有几分藐视权贵的可爱之处，也有替弱者出气的味道。可是，他的横行乡里又使他染上浓重的劣绅恶霸的色彩。有一回一个记者漫步大邱庄街头，看到一个小姑娘抱着一只鲜血淋漓的母鸡痛哭不已，她说鸡是被狗咬死的。那记者怂恿她去找狗的主人要求赔偿，她说她不敢去，因为那人是“禹书记”。记者于是表示愿意代她伸张正义，她却更加恐惧地说，如果这样的话，她一家人今后就会更加倒霉。由于为人民谋得了利益，一个农民建立起自己的威望，进而唯我独尊、专横霸道起来，这在中国的乡下并不少见，甚至在共产党的高层领导集团中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形。
　　导致禹作敏入狱的事件发生在1992年年末。12月13日，一个名叫危福和的男人在大邱庄被禹作敏的一群下属活活打死。事情的起因是危福和被怀疑贪污公款，所以这些人便私设刑堂，严刑逼供。毒打持续了7个小时，危死时全身创伤多至380处。此人是一个到大邱庄来做工的外乡人，他的贪污问题始终不能证实，所以这种野蛮的行径也许包含了富有狂妄的大邱庄人的排外情绪。

　　毫无疑问，依据法律该当惩处凶手。但是直到这时，禹作敏并无直接责任。禹的狂妄和愚蠢在于，他认为所有效忠于他的人都应当拥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而且，他从来不认为私设刑堂、拘押殴打乡民是犯罪行为。他自己也曾亲自动手打人，甚至以金钱来奖励手下那些最威猛的打人凶手。现在，他在得悉危福和命案的全部细节之后，迅速指挥属下策划凶犯的藏匿和潜逃，同时又向警方作伪证说危福和是被一些身份不明的人群殴致死。他就是由此走出了通向监狱的第一步。
　　六名警方人员来到大邱庄勘察现场，这被认为是向大邱庄的挑战。恼羞成怒的禹作敏下令自己的保安队员将警察全部扣留。失去自由的警察在饥寒交迫中度过13个小时，4名罪犯却在这时携带巨款逃之夭夭。这件事令警方极为震怒。他们早就想要惩罚无法无天的禹作敏，这一次绝不肯再加宽容。两天以后，一队全副武装的警察开赴大邱庄，发出通缉令并且要搜查罪犯住地。据官方说警察为400人，但是禹作敏对记者说至少有上千警察将大邱庄团团包围。他显然希望把事情闹大，命令全村100多个工厂的工人全部罢工，上万本村及外乡的农民手持棍棒和钢管把守小村的所有路口，与警察的自动武器相对峙，一旦警察进村，就要全力拼搏。他本人则以退为进地宣布暂时辞职。
　　事态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但是这一次警察吸取了以往的教训，决不与村民动武。他们只是要找禹作敏算账。禹作敏的藐视警方由来已久，但是这一次他闹得实在过分了。党的上级机关和政府官员全都介入此事，纷纷责令禹作敏不得阻止警察的公务。连一向袒护禹作敏的高层领导人，也不能不公开表示对他的愤怒，其他禹作敏的保护者更加难以置喙。相持三天之后，禹作敏终于屈服，他一反自己从不迎来送往的习惯，率领大小厂长出面迎接警察进村。警察搜查了村庄，然后撤出，除了精神上压倒对方，一无所获。他们丝毫没有想到罪犯们就藏在村子里面。
　　禹作敏顶着警方的压力进入1993年，一边继续组织罪犯逃匿，一边收买京中内线为他提供情报，同时还在书写《大邱庄1993年发展规划》。旧历除夕之夜，他受到邀请出席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向全国人民微笑，笑完以后乘着夜色回到大邱庄，一头钻进他的办公室，继续思考村庄的发展规划和他本人的前程。“我生产思想，下面生产效益。”他苦笑着说。他不会用电脑，但是整个二楼的“办公服务系统”都是为他服务的。他们把他的思想记录下来，再变成白纸黑字呈送给他。“一个老农民变成了一个思想家，”一个记者这样写道，“一个只上过三个月私塾的农民写了两百多万字的东西。”

　　他的办公室在三楼居中的一个房间，有差不多100平方米，四壁如洗，空空荡荡，一个角落放着一张办公桌，另一个角落放着一套沙发和两个小书柜。他每日坐在这里至少12个小时，闭门谢客。杏黄色的纯毛地毯从他脚下延伸出去，一头儿伸向一楼，一头儿伸向四楼。他偶尔到上面去看看，那里有各种健身器材，但他几乎从不使用。
　　“我很孤独。”他突然这样说，“我还能干什么呢？”这位64岁的老人一定意识到自己已经山穷水尽。过去几个月里像潮水一般涌来的记者，现在又像潮水一般地退回去了。他打了几个电话，希望他们来看他，有几个真的来了。他对他们说，这次事件，是天津市领导对他带领大邱庄人搞改革致富不满，是有意打击报复他。还希望他们为大邱庄“说句公道话”，至少写几篇“内参”，让中央领导人知道。这是他能做的最后一件事了。可是他却没有想到，北京的所有新闻单位都已接到上级指示，一律不准介入大邱庄事件，以免干扰司法。尽管在这个国家里党的官员干扰司法的事常常发生，但是这一次他们决定置身事外。事情到了这种地步，这个敢于向国家司法挑战的人，除了坐在家里束手就擒，别无他法。
　　与其说禹作敏是在与法律和警察对抗，不如说他是在与整个官员集团对抗，注定自食恶果。有几个星期，他期待那些在80年代为他说过话的党的领导人，现在能帮他再次渡过难关。他甚至还期待着邓小平，因为他早就听到一个传闻，说邓小平要到大邱庄“看一看”。他就一直等待着，送走了冬天，又送走了春天。村口的大道一直冷冷清清，没有人来。有人告诉他，邓的确想来的，但有人说“通往大邱庄的静海县公路太烂了，车行路上太颠簸”，就取消了。他没有办法证实这些消息的真伪，只能半是失望半是期望地想：邓小平不会来了，江泽民会不会来呢？
　　在这个天寒地冻的季节里，江泽民的确离开京城南下了，不过，没有到天津的大邱庄。他去了湖北的江汉平原。在荆门市团林镇，他见到李玉森。共产党内最大的书记和最小的书记相对而坐，后者倒是没有一点拘谨，开口说出一连串流行在乡下的顺口溜。前者听得新鲜，赶紧记在笔记本上：
　　不求官，只求安。
　　天一黑，把门关。
　　你着你的急，我打我的鼾。
　　总书记在这边还没有写完，那边李玉森又说一首：
　　农村干部雄赳赳，
　　又催种来又催收；
　　农民群众气昂昂，
　　又骂爹来又骂娘。

　　一听就知道这些都是出自农民之口，句句都在谴责和讽刺党的基层官员。让人担心的是，这种怨恨显然弥漫在相当广大的范围里。就在几周之前，江泽民还接到一封来信，是安徽省蚌埠市庞庄的庞文全写来的。庞是个农民，也许不会写字，所以给总书记画了一幅漫画：一个满头大汗的农民挑着两只筐，一头儿装着公粮，高高翘上去；另一头儿是几十项“提留”，重重压下来。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拿着“招待费”向“提留”筐里放。挑担农民说：“我的妈呀，实在受不了。”这漫画必定是给江泽民留下极深印象，所以他再三向他的属下提起。现在，他在江汉平原上被农民的顺口溜包围的时候，不免又把话题转过来，问农民手里的白条是不是都兑现了。不料一个农民回答：“不是政府给我打白条，是我欠政府的。卖粮收入不够政府的提留。”
　　这是在谈论政府行政中一个最富有讽刺意味的环节。政府购买农民的收获，不付钱，只写了欠条就算了事，这在那时候叫“打白条”。根据报纸上的统计，安徽省农民手里有2亿元的“白条子”，山东是10亿元，湖北11亿元。但是这位总书记现在才知道，原来还有比“白条子”更厉害的东西——“提留”。因为有这个“提留”，相当部分政府拖欠百姓的债务，竟可一笔勾销。
　　“提留”之弊源自政府的税收制度。当日国家财政入不敷出，所以只好削减基层政府的开支，至于乡镇以下的村民委员会，虽然代理政府行使种种行政责任，但却根本不被看作一级政府，其支出也不被列为政府预算，而由当地百姓在缴税之外另行负担。这样一来，“提留”就成为党的基层官员薪俸和行政的主要来源，甚至中央政府对于乡下亿万民众的治理，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这一制度建立之初，官员数量适中，也能收敛贪欲。可是天长日久，行政人员无限膨胀，贪欲日甚，世风渐奢，提留也必然随着膨胀。到了今天，百姓不堪重负，怨声载道，因无力交纳“提留”致使乡间发生冲突的事件越来越多。湖南湘乡市新研乡一农妇潘群英因交不起320元，跳塘自溺身亡。三位农民为潘打抱不平，被乡政府拘留15天。武昌县熊祠村农民段国早喝了农药，也死了，原因是他交不出“提留”，被镇干部牵走了一头猪。但是不肯轻生的农民更多。在四川，响水村177户农民签名画押，控告政府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提留已经无法承担。在湖北，情况更加危急，农民因为无端的义务工摊派正在冲击政府，掀翻汽车……这年冬天，江泽民在武汉召集六省省长讨论农村的是非，大家提到的就是这些事情。没有一个人提到大邱庄。是啊，比起农民的死于非命和群起造反，禹作敏的麻烦能算什么？

　　但是禹作敏的麻烦越来越大。1993年4月，警察抓住了4个逃犯，随后逮捕了禹作敏。这个小村庄因此一案被逮捕者多至26人。其子禹绍政因行贿与非法拘禁罪被判入狱10年。禹作敏本人则被判刑20年，罪名计有五项：窝藏罪犯、妨害公务、行贿、非法拘禁和非法管制。他在1993年8月27日接到法庭判决，从此开始了他生命中最后一段历程，不久之后保外就医，终于不治身亡。报纸为他的去世发表了简短消息，对他的一生不置褒贬，亦无一字评价。官方所要维护的只是大邱庄作为改革先锋的象征意义，至于其中百姓，从此也就黯然失色。
　　尽管官方禁止报界张扬，但这一事件仍然成为当日中国的一大新闻。那些大京城一个记者家里的电话一到晚上就响个不停，很多人想要打听禹作敏的情况。这些人都是十几年来中国改革潮流中的风云人物，把禹作敏视为自己的同类。他们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对禹作敏的打击，是不是冲着改革来的？或者至少是冲着刚刚崛起的企业家们来的？还是禹作敏确为一个刑事的罪犯？
　　这问题在当日无可回答，即使到了今天也只能有一个大致的结论：党的第二代领导的执政特色，是力主创新以及权力分散。这中间包含着极大的随意性，有如当时邓小平所说，“摸着石头过河”。既如此，80年代的改革选择禹作敏这样的人作为自己的象征，也就成为必然。这个象征在1993年春天以悲剧的方式告终，也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禹作敏具有无法无天的本性，这使他能够完成许多超越常规的创举。他的无法无天有着农民的智慧和愚昧作为基础，这又成为他在日后不可一世、为所欲为的原因。禹作敏的大红大紫与大悲大戚并不仅仅属于他一个人。在中国，有教养且循规蹈矩的人中，难能如禹作敏那样具有创新的行为，改革之路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一些无法无天的人开辟出来的，但是，改革也只有埋葬了无法无天才能真正地成熟，这既是新时代的起点，也是新时代所面临的挑战。

第7部分 新人治国



　　在中南海1993年6月采取行动约束疯狂膨胀的经济之前，把当时中国所有经济问题加在一起，其实只用两句就说完了：一个是“大干快上”；一个是“同床异梦”。前一句是各地官员们正在身体力行的，容我们稍后再叙。后一句是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说的。此人进京主持全国经济已经26个月，直到这时，始终受到各方掣肘。那个春天是中央政府换届的日子，也是省长任免的高潮。那些地方官员，不论是连任还是新任，全都摆出“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样子。从春天到初夏，朱镕基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说了无数话，苦口婆心，希望他们能够理解中央政府对经济过分膨胀的担忧，可是直到7月5日金融会议召开的时候，不论中南海说什么，他们照样我行我素。就连老百姓也看出其中奥妙，一首最新流行的民谣是这样说的：
　　中央是执政党，
　　地方是“自由党”，
　　企业是“在野党”，
　　农村是“地下党”。
　　人们普遍认定，1993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就是新一轮经济周期时开始。其实新一轮经济周期是从1992年启动的。这一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为12.8%，比1991年高出5个百分点。现金投放增长更快，第一季度是20%，还算“平稳”的，从第二季度就发疯一样地膨胀起来，第三季度是30%，到年底达到36%。大多数经济学家预言，土地和股票市场将会吸收大部分新增的货币，但是居民的消费品对现金的吸收力也突然增强了。这一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市场再也绷不住劲，商品零售价格上升了6.7%，在那些大城市里则超过了13%。那些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涨价最多：粮价上涨了43%；燃料价格上涨69%；建筑材料价格上涨25%。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有一份报告还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急剧贬值，1992年平均贬值幅度达到25%。”
　　中国人喜欢看到权力遭到挑战，尽管他们自己一般不会这样做，但他们是破坏规矩的大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一个报告中严厉批评地方政府自行其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党的组织原则一向都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南海如此抱怨，说明问题已经相当严重。可是听者嘴上唯唯诺诺，心里不服。那些天大家都在总结过去三年政府行政的得失，其中最富有喜剧同时也是悲剧意味的一条是：“中央政府号召’下马‘的时候，乘机大干快上。”这成了一些人津津乐道的经验，另外一些人则后悔当初老实听话，结果导致今天的落在人后。地方官员用这样的口吻谈论得失，真是前所未有，但却也不是全无根据。现在大家追昔抚今，嘴上众口一词地说“维护中央权威”，实则私下的想法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朱镕基在上海市长任上多年，对于这一切当然都了然于胸，所以只好承认“党的号召力大大下降”。

　　对某些地方官员来说，倒是袁庚说的话更中听。此人在80年代深圳特区崛起时是个传奇人物，现在已经退休，时常去林则徐塑像前凭吊。人家问他觉得今天局面如何，他说，中国其他地方也有极大可能出现几个“特区”。还颇有煽动性地说：“肯定有人会比我做得更好。爱迪生发明的那个电灯泡，最初实验的时候只是半秒钟闪亮一下，但是后来它把整个世界变得灿烂光明。”一位作家也有同样看法，只不过多了几分诗意：“特区的’大雁‘开始由南朝北飞，由东朝西飞。它跨越长城，跨越秦岭，跨越天山，在塞北高原、在西南重镇、在长江沿岸扎下根。”他说的是下面这些地方：有长江沿岸的10个城市，西起重庆，东至上海；有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石家庄、成都等15个省会城市；有东北边境一线的黑河、绥芬河、珲春和满洲里；有西南重镇南宁和昆明；有南部边城凭祥、东兴、瑞丽和河口。那一年，这些地方全都被国务院批准为开放城镇。河北省的白洋淀也说自己将要后来居上，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跑到这里的“温泉城开发试验区”，转了一圈就说“看到了特区建设的景象”。
　　但是更多的人在说另外一句话：“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上海市副市长赵启正天天陪着外宾在这块土地上走来走去，人家夸张地说“世界上70%的吊车都架在上海了”，他不仅不纠正，还挺得意地说，这里是中国的“第二个香港”，而且它是一块永远生长着的土地借助于长江入海口的泥沙淤积，浦东每年向东海拓展少则数十米，多则逾百米。，不必像那个真香港一样耗尽钱财去填海造地。“只要你给它一把米，它准能为你产下金蛋来。”江泽民看来也对这里情有独钟，十四大刚刚结束，他就来了。上海报纸上说他是“打道回府”，回来给上海人“加油鼓劲”，言外之意，这里是江的老家。可是江说，邓小平同志对浦东寄予厚望。
　　这样，中国人的心里就有两个香港了。然而这还不够。“中国到底能造几个香港？或许还会有第三个第五个第八个第十个！”那年出版的一本书就是这样描绘的。第三个“香港”将是浙江舟山市所辖定海、普陀两区和嵊泗、岱山两县。那里拥有1339个岛屿。报纸上一会儿说它是“名副其实的’千岛之市‘”一会儿又说它是“全国最大城市”，还有意识地把它和香港、新加坡对比，说舟山本岛的面积是香港本岛的7。4倍，和新加坡相差无几。至于“第四个香港”，有可能是南澳，这是广东境内最接近台湾的一片陆地，四面环海，像一只漂浮在海面上的葫芦。有人说它是“一个还没有揭开面纱的少女”。还有人说，“南澳不再孤独。南澳正在向香港迈进！”

　　这一年的中国人就是这样激动，振奋，热血沸腾。民用航空业计划新建40个机场，再把全国现有的250架客机增加4倍。可是铁道部的官员大声喊道：“铁路才是当务之急啊。”他们说客车拥挤不堪，货车供不应求。每天至少有80万人站在车厢里旅行，度时如日，度日如年。每天都需要12万辆货运车，而他们手里只有7万辆。到这个夏天开始的时候，到处都堆满了等待运输的物资：吉林有445万吨、辽宁有632万吨、甘肃有108万吨、贵州有332万吨、四川有200万吨……铁道部的一次调查指出：仅仅因为铁路运输不畅，我们的国家每天损失11亿元，所以他们希望“京九铁路”的建设快马加鞭。这铁路从北京城南伸出去，纵穿9个省市，直达香港九龙，有2536公里，牵涉了50万平方公里的地域和2亿人口——几乎都是贫瘠的土地和贫穷的人群，有些人过去连铁路也没见过，倒是听说过“火车一响，黄金万两”这句话，现在知道火车真的要响了，不禁激动万分，纷纷筹划“大京九经济”。
　　京九铁路的通车尚需时日，“大京九经济”仍是纸上之兵。不过，广西的一个海滨小城，北海市，却真正是一块热土了。各地官员纷纷涌来，说是考察。那时候官员的出行不像现在，假借公务之名，其实是旅游休闲，他们是真想干事情的。在他们的身后，是浩浩荡荡的房地产业大军。第一支开进来的是“川军”，他们在北海买下4000亩地。第二支是“湘军”，承建15公里长、120米宽的疏港大道，以换取这个城市的2000亩土地，说是要建一个“小湖南”。第三支是“琼军”，有190多家公司在北海注册。还有“黔军”，正筹划着在北海港“占领”两个泊位。还有“滇军”，省委书记普朝柱对属下说：“等不到南昆铁路线竣工了，先把南昆公路弄通再说吧。”还有东北军和西北军，在北海签了至少100个项目。当日报纸上兴高采烈地说，有国内23个省市区、境外18个国家和地区“登陆”北海。到1993年春天，这海滨小城就有1000家房地产公司和10万建筑工人了。现在，全中国都知道北海了，都用当年抗击日本人入侵时的一个着名战役——“百团大战”，来形容它今天的情势。你只要去北海看看，就会发现，与其说那是“百团大战”，还不如说是“军阀混战”。不过，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雷宇一定不会这样想。此人有个最着名的“政绩”，是几年前在海南的时候，依靠走私汽车为政府积累了第一笔建设资金。他因此一案遭到中央政府严厉申斥，被贬官来到广西。中国官员但凡遭遇这种下场，一般都会被冷落，只是雷宇这人与众不同，同事对他一力维护，百姓对他全都恨不起来，记者们也在寻找机会为他开脱。现在，北海一鸣惊人，广西全境振奋。当地报纸再次提起雷宇，就像是“闻颦鼓而思良将”，说他“极富开拓精神，常有惊人之举”，还说“这位富传奇色彩的人物对广西未来充满信心”。他也说自己“历经宦海沉浮，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并且声言“真心想为人民干一点点事情”。

了得.....真了得. 四眼光头佬从哪搬这么多笔墨来.

我要分几年才看得完呢, 难为您辛苦了, 搬得满头出冷汗, 先请茶

唧唧复唧唧，有人念外语
嘴里ABC，耳边单放机
哥们儿你想什么，你心思在哪里
给我讲一讲，出国的道理
小时候爱做梦啊，长大了没出息

haha.....如今我依然爱做梦, 难怪机会总是与我擦肩而过, 原来"出息"在作怪.

感谢四眼光头佬的分享! 谢谢您!

　　北海出现的这个局面，一定要和中国人多年以来的一个梦想联系起来，才有可能被理解。我们国家自近代开放海禁，受益者大致拘泥于东南，至于遥远而又辽阔的西南地区，只有三条出海通道：北路沿铁道至宝鸡经过陇海线，到达江苏连云港；中路由重庆沿长江东去，走到尽头是上海港；南路则穿过湖南，抵达广东湛江港或者广州港。此三条通道都须绕行数千公里，乃至成本巨大，耗时甚多。中央政府自80年代开始修建南宁至昆明铁路，希望能够开辟西南出海的第四条通道。从地理上说，南昆铁路将川滇黔三省与广西连接，直接和间接受益的西南民众至少有3亿人。他们可以经此捷径直抵出海港口——钦州、防城港和北海，进入南海，然后跨过浩瀚的太平洋。
　　可以想象这个梦对中国人的巨大激励。在1992年冬天到1993年春天的几个月中，沉寂了几百年的广西就这样走上中国经济舞台。中央政府的官员们频频光顾，有李鹏、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邹家华、李岚清和宋健，还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光英。东西南北的地方官员也尾随而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能够心口如一，同仇敌忾，这在过去十多年里本已不多，但在当日广西沿海一线，你还真能看到这样的情形。大家都在表达“大干快上”的急切心情，只有朱镕基一个人留下几句意味深长的话。他告诉那些人，南昆铁路的建成尚需漫长时日，“铁路不通，港口起不了作用”，又说“建设不能太超前，决策一定要慎重”。可是北海、防城港和钦州三个城市已在海岸摆开一线，不惜血本地争建码头，没有人会静下心来，听这位副总理说些不入耳的话。
　　也难怪广西不听话，全国都是如此。国务院在这一年的投资预算是8000亿元，数目空前，令人不安，但是还不够用，事实上投出去11829亿元，由此也可以看到这个国家的一般动向。每天都有500家新公司开业，其中有50家是专门开发不动产的。每周有140家老工厂改头换面，成了股份企业。中央政府一下子批准了119个经济开发区，前所未有，可是实际数量还要大得多——有8700个经济开发区开张了。这一年地方政府官员似乎都在忙一件事：开发区的批准和剪彩。只要派出几个人，圈出一块地，盖上一个图章，拉起一条彩带，就成了。有些地方，连这些也都免了。比如安徽中部一个褊狭闭塞的村庄里，一个面容消瘦的白发老农，严俊昌，就是这样做的。15年前他和另外一些农民按下手印，分田到户，让自己吃饱了肚子，由此引发了80年代初期整个中国农村的巨大变革，这“十八个手印”也就成了中国农民中最脍炙人口的故事。而现在，他把专家找来，帮助他的小村庄成立一个工商贸易总公司，名字就叫“手印公司”。

　　“三年’治理整顿‘中那种低速徘徊的疲软之风，已荡然无存”，中国新闻社的一位记者这样说。看来情况真是这样。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的时候，“大干快上”的气氛不容置疑。李鹏得以连任总理，政府的经济方针改弦更张了。不再让大家“过紧日子”，而是要求“加快改革扩大开放”。
　　宪法在五年前已经修改过，但现在大家觉得有必要再次修正。2000多个代表一表决，就在宪法里加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把“实行计划经济”改成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农村人民公社”改成了“农村中的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又说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些话在今天听了就像一碗白开水，可在当时都是了不起的，都是第一代领导人不想做、第二代领导人不敢做的事。可是说老实话，这里面的价值，与其说是法律的，不如说是政治的。就眼前来说，它对全国的影响就变成了加快改革加快建设的激情。“宪法大还是改革大？”在广东出版的《粤港信息报》这样问道。它的一篇评论里面说：“连宪法都不能阻止改革，还有谁能阻止呢？”
　　但是分歧还是越来越大。4月1日，中央政府的领导者放下人民大会堂里的代表，把省长们统统召到中南海里来，说是通报经济形势，请求大家“积极、正确、全面地领会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既要抓住机遇，加速发展，又要注意稳妥，避免损失，特别要避免大的损失”。所有人都能听出弦外之音。于是大家都开始各说各话。广东的说：“就全省来看，我们并不’热‘。”福建的说：“连广东都不’热‘，我们更不’热‘。”江苏的说：“我们只有个别城市的速度较快，但那主要是由于外资的进入。”言外之意，这速度和你中南海说的不是一回事。海南省省长摆出环顾左右而言他的样子，根本不说自己“热”还是“不热”。广西说：“我们是刚刚开始。”江西说：“我们这里连温度都没有。”这意思是说，他们是冰天雪地，何“热”之有？至于西部地区的那些省，甘肃、宁夏、新疆、陕西……都说自己正被甩得更远，追还追不上呢！大家都说1993年一定是“大干快上的一年”，应该比1992年有更大作为。这些人来自东西南北，统辖一方百姓，现在个个摩拳擦掌，根本不顾中南海说什么，只等会议结束，杀将回去，给已经燃烧的熊熊大火再浇上一盆油。

　　今日中国到处都在传染浮躁，有如昔日中国到处都在传染意识形态。地方政府的官员不再乞求中央政府给钱，他们忽然发现有更好的办法弄到钱：到银行去，想拿多少就拿多少。每个城市银行里的官员都是他们任命的，自然唯命是从。中央银行对货币和信贷的控制不再有效。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银行里的钱正在滚滚而出，就像流水从决了口的大坝一泻千里，恣意汪洋，怎么也挡不住。4月份统计局发布报告说，地方政府的投资比中央政府还要多。这就再次证明，大多数人都把中南海的劝告当成了耳边风。在商品市场上，通货膨胀真的卷土重来了：大城市的生活物价指数涨了17%，而原材料价格上升了40%，这预示着更猛烈的通货膨胀将接踵而至。自从1988年以来，人们再次萌发抢购商品的冲动，贮存美元、黄金和优质耐用消费品的现象日益普遍。看到这种情况，世界银行的专家也开始坐立不安，赶快写出报告，向中国政府发出警告：“这些现象如不及时制止，当经济增长率放慢时，可能演变为一场金融风暴。”
　　世界银行的警告是在1993年5月发生的。只要说出一件事情，就可以知道这不是无病呻吟。有个姓李的湖南人，公开身份是某县物资局的干部，其实是个胆大妄为、机变百出的骗子。此人有一天忽然豪气大发，提出公款100万元，又在银行透支1000万元，杀奔深圳，一举买下15万股“苏三山”以及其他若干股票，又跑到北海市街头小摊刻了一枚印章，上面是“正大置业公司”，接着回师湖南株洲找了一个周末跑到县邮电局，向深圳和海南的报纸发出传真，说“正大置业”已将“苏三山”5%股本收归自己账上，总计250.33万股，又把那假印盖上。编辑看了印章，也不证实，就把消息发表了。可以想象后来发生的事情：星期一，“苏三山”大涨40%，有2000万股换了主人，这姓李的乘机抛出，大赚一笔。两周以后，东窗事发，李被捉进监狱里去。可是成千上万跟着买进的人全都倒了霉，他们不仅把1.2亿元套在“苏三山”上，而且过了很多年还不知道这姓李的叫什么名字，也不知他是否犯法，是否被定罪判刑。这种事情即使在那个混乱的时候也是属于极端，毕竟少有，但是其中包含的所有要素：人的发财欲望和想象力、公款和银行里的钱就像自家的、欺骗、轻信、操纵媒体、追赶风潮、制度与道德全都没有约束力、法律也无可奈何……凡此种种，在整个90年代都有代表性，而在1993年5月的“苏三山”事件中，不过是个开头。

　　老实说，这局面让中央政府尴尬，新一代领导人的执政能力再次面临挑战。中央政府在治理通货膨胀中，副总理朱镕基显示了高超的领导才能。朱镕基拥有十足个性，头脑敏捷，行事专断，疾恶如仇，幽默而富有人情味，藐视强者而同情弱者，这一切都是官员中间极为罕有的品格。1993年他63岁，仍旧保持着超群的记忆——把圆周率背到小数点后近30位。他是中南海的高级领导人中唯一给自己定下“三不”规矩的人：不受礼、不剪彩、不题词。一个外国记者研究了他的所有照片后，说他不会笑。一个中国记者多次听了他的讲话后，说他“有四敢：敢说，敢干，敢怒，敢爱”。全世界的媒体都开始注意这位副总理，有个人说他：“从’右派‘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其跨度之大，非坚忍不拔之人莫能过也。能越过这个跨度的仅此一人。”不过，我们还是宁愿把他看作时代的产物。如果不是遇上邓小平那样的人，如果不是遇上90年代初期那种经济委靡的局面，这个人也许会在地方官员的位置上终其一生。又有人对他大加赞誉，说他是“处理棘手经济问题的行家里手”，还说他是“铁腕”。其实，任何一个熟悉中国领导体制的人都能想象，如果没有总书记江泽民的支持，他是不可能坐在副总理的位子上像总理那样发号施令的。
　　应当说，江泽民与朱镕基联手应对大局，是1993年夏天中国最重要的事件。朱镕基昼夜苦干，周末也没有停下来，到星期一，完成了他的报告。而他们也真的想出了种种应急的办法：提高存贷利率和国债利率；收回超过限额的贷款；股份制公司挂牌上市；削减基建投资；削减行政费用20%；重新审查开发区；改革外汇留成制度；停止用“白条”支付农民的粮款；停止地方当局向企业和农民集资；停止出台新的价格改革措施；如此等等。党的方针具有如此鲜明的个性，实属罕有，一看就知是出自朱的手笔，但是可以肯定他得到了江泽民的支持。6月24日，这些办法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颁发全国执行，成为震撼全国的“十六条”。这还不算，副总理又接连发出了7个指示，把国务院的10个督察组派到20个省区（后来又嫌不够，再增加7个省）。“督察”的意思，就是监督和检查，其成员不仅仅来自中央政府的经济部门，也包括专司人事和党纪的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与此同时，内外舆论一致呼吁，局部服从整体，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保证中央政府政令畅行。这种将经济与党纪联系在一起的办法，让那些地方的官员不敢放胆胡来。

　　真正富有“朱镕基品格”的一幕，是如何对那些为所欲为的银行施加压力，使他们不得不把发放出去的贷款都收回来。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在位之时，国务院颁发7次指示，予以约束，都不管用，也不知道是行长不买副总理的账，还是所有银行都不买这位行长的账。朱镕基在无奈之中，改而采取组织的整饬，自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免了原行长的职。司法部门也迅速介入进来，先是拘留了中国农业银行衡水中心支行行长赵金荣和副科长刘淑红。4月1日，也即中南海向省长们通报经济局面的那一天，这两个人连续开出200份备用信用证，总金额为100亿美元，拱手交给两个在美国纽约注册公司的骗子。还有一个名叫沈太福的中年人，到处张扬如果有人把钱借给他，他可以支付“年息24%”，转眼间就有10万人交给他10亿元。沈自己贪污200万，还有若干行贿党政官员和党报记者的事实。牵涉到这个案子里去的人可真不少，一律从严惩处。其中官位最高者名叫李效时，是国家科委副主任，受贿52000元，被判20年徒刑。沈太福这个人，既搅乱金融秩序又腐蚀党的干部，惹得朱镕基大发雷霆，更是不能放过，经过一番严厉审判，就被枪毙了。
　　这是“杀鸡给猴看”，“猴子”就是那些肆无忌惮的银行官员。7月份，朱镕基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身份，把属下银行的主持者都召到北京，命令他们在40天内收回计划外的全部贷款和拆借资金。“逾期收不回来，就要公布姓名，仍然收不回来，就要严惩不贷。”他伸出手来，点着那些银行官员的鼻子道：“自己不勤政，又不廉政，吃吃喝喝，乱批条子，任人唯亲，到处搞关系，把国家财产不当一回事，你还坐在讲台上面作报告，下面能不骂你？更不会照你说的去做。你也不敢处理一个人，就只能搞点福利主义，给大家发点奖金，形成一种庸俗的机关作风，这要害死人的。”说到最后，他高叫一声“同志们”。在听了那么多刺耳的话以后，大家还能听到他说“同志”，反倒吓一跳，谁也不敢走神，就听他接着说：“我在这里讲的。如果我自己做不到，我绝对不要求大家。如果你们发现我有不廉政、不勤政的问题，你们可以检举、揭发。但是我也要求大家，你们自己一定要以身作则。”
　　他停下来，示意大家可以走了。目瞪口呆的行长们连道别的话也忘了说，忐忑离去。所有银行里的电话交换台当即忙得不可开交，铃声响个不断，都是找自己的客户催着还钱的，仿佛当初忙着往外借钱一样。营业厅里又排起长龙，不同的是，这一回男男女女都是往里面送钱的——不是储蓄就是还债。也有来说情的，要银行通融，把债务延期，可是银行这次一点都不讲情面，他们说：“我通融你，朱老板非把我的头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