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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密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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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祝同消极抗日与积极反共[转帖]


  

  作者:李永铭 范小方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顾祝同

  顾祝同(1893—1987)曾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参谋总长、西南行政长官等职,素有“驭将之才”声誉。在黄埔嫡系将领中,顾祝同初为“八大金刚”之一,后又列名“五虎上将”,国民党军政高层对其甚至有“军中圣人”的赞许。去台后,任代“国防部长”等职。由于对蒋介石忠贞不贰,顾祝同一生官运不衰,在台湾被圈定为替蒋经国保驾护航的“辅国大臣”。晚年散步养花,生活规律。1973年5月,82岁的顾祝同与何应钦一起访问金门与澎湖诸岛。他在参观金门炮台时,手举高倍望远镜,对着大陆方向,凝视了足有十几分钟,方才还谈笑风生的顾祝同,一下子变得沉默寡言。

  军校起家 快速升迁

  顾祝同,字墨三,1893年1月9日出生于江苏安东(后改为涟水)县四新集顾家庄。其家祖上原有百余亩地,后来家道中落,渐趋清贫。他父亲为一教书先生,母亲在他3岁时因生弟弟而去世,继母尖酸刻薄,经常打骂他,使他的童年生活充满阴影。7岁时,他入私塾读书,后考入县立高小。虽然他很顽皮,但其天资聪明,学习成绩一直很好。

  1910年初,顾祝同考上江苏陆军小学第五期,于是投身军旅,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次年武昌起义发生,陆军小学被迫停顿,顾祝同离校参加了辛亥革命。南北议和,江苏陆军小学正式复校,顾祝同回校学习。因学生减少,四、五两期合为一期,1913年夏,顾祝同从军校毕业,加入了中国国民党。1917年初,顾祝同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他成为第六期步科学员。1919年12月,顾祝同从保定军校毕业。由于学习成绩优良,他受到校长杨祖德的表彰,奖品则是一条毛毯。顾氏从此结束了军校生活,正式进入军营。顾祝同先到陆军总部第4旅7团3营任见习官,后升为连长。第二年底,他转赴湖南,在谭延闿部任“清乡”司令部副官,卫队营营副。1922年1月,顾祝同南下桂林,开始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战争。在桂林,顾祝同通过同学介绍,结识了正在孙中山桂林北伐大本营任参谋长兼粤军第二军参谋长的蒋介石。闲谈中,顾得知蒋1906年毕业于陆军速成学堂时,十分高兴,马上说:“速成学堂就是我们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前身,你高我几届,我应叫你学兄。”蒋介石客气地说:“称学兄不敢当,我们是同学。”两人交谈甚欢,彼此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从此顾祝同的命运便同蒋介石连在了一起。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开办后,蒋介石从各方邀请日本士官学校和保定军校的毕业生担任教官和管理人员,以培养自己的基干队伍。顾祝同是蒋首先考虑的人选之一,他被调到军校教授部任中校战术教官。教授部事实上成为准黄埔系的主要集中点。该部20位教官和军校总教官,其他各部主任、副主任中,后来担任过国民党内军事要职的就有17人。

  广州商团叛乱平定以后,黄埔军校先后编组成立了两个教导团,这是后来“党军”的基础。顾祝同于12月兼任教导第2团第1营营长,而该团团长则是教授部主任王柏龄少将。陈炯明叛变后,黄埔军校派出教导团东征。征战中,顾的第1营军纪较好,对百姓秋毫无犯,受到民众拥戴。攻打淡水城一战中,团长王柏龄临阵退缩,顾祝同率部与叛军血战,攻下淡水城。陈炯明的右路军林虎部三个师集中2万人马,向东回援,与何应钦任团长的教导第1团在普宁县内的棉湖相遇,战斗异常激烈。因双方兵力悬殊太大,人枪均为劣势的教导第1团眼看不支,情况万分危急。这时,顾祝同所在教导第2团正在5公里外的鲤湖,听到枪炮声,全团跑步赶来增援,突袭林虎总部。作战中,顾祝同举着手枪,高喊:“跟我来!”率先冲入敌阵,很快将林军打垮。自此,顾祝同带兵打仗的才华引起同行们的重视。棉湖之战结束,顾升任为第2团参谋长。10月,顾祝同参加了第二次东征。凯旋后,他来了个“三级跳”:先任第2团中校团副,旋又升第3师上校参谋长,而后,他又晋升为第3师少将副师长。可以说,在黄埔时期,顾祝同已奠定了他在国民党军界的基础。1926年7月北伐开始,顾祝同随东路军出征。10月,第3师攻克永定。12月2日,北伐军攻占福州。顾祝同因指挥有方、连战皆捷,晋升为第3师师长,从此步入高级将领之列。

  1927年8月下旬,孙传芳趁蒋介石下野之机,以7万之众分两路过江,攻占龙潭,南京危急。顾祝同奉命率第3师反击龙潭,协同其他各师,于26日收复龙潭车站,龙潭一役,孙传芳军伤亡3万多,残部逃回江北。战后,顾祝同以战功升为第九军军长兼第3师师长,下辖三个师。该军各师团长大多为黄埔一期生;副团长营长多为黄埔一、二、三期生;连排长都是第三、四、五期生,成为蒋介石信赖的嫡系部队。

  随着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地位的巩固,顾祝同的地位也在不断上升。顾祝同担任了国民政府警卫军军长、江苏省政府主席、第二军团总指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此外他还被授予二等、一等宝鼎勋章各一枚。

  1933年9月,顾祝同被任命为湘、鄂、赣、粤、闽五省 “剿匪”军北路总司令,进驻抚州,直接指挥五个纵队的40万军队,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当时北路军前线总指挥陈诚,遇事越级,直接请示蒋介石,而蒋有时也越级直接指挥陈诚和其他各军,弄得顾祝同这个北路总司令形同虚设。顾对此从不流露不满情绪,对蒋始终保持唯命是从的态度。

  不久,顾祝同被任命为南昌绥靖公署主任、军政部政务次长。1935年4月,被授予二级陆军上将军衔。西安事变时,何应钦于16日出任“讨逆军总司令”。面对南京方面宋美龄与何应钦之间的微妙关系,顾祝同一方面接受了何应钦的任命,就任“讨逆军”西路军总司令之职;另一方面,他对###消极应付,只令西路军胡宗南等部在咸阳、宝鸡间暂时监视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顾祝同本人则一直留在南京,积极参加营救蒋介石的疏导安抚活动。他与宋美龄、孔祥熙联系密切,时常出入孔宅商议对策。蒋介石飞回南京后,顾祝同以其左右逢源的行动大受蒋介石的嘉奖。

  消极抗日与积极反共

  淞沪抗战开始后,顾祝同被任命为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为冯玉祥)兼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并负实际指挥责任,先后指挥张发奎第八集团军、张治中第九集团军、刘建绪第十集团军、陈诚第十五集团军、薛岳第十九集团军及朱绍良、罗卓英、胡宗南、廖磊、刘兴等部约70万人,奋勇抵抗,重创日军,为中央政府和上海的撤退争取了必要的时间。

  南京失守后,蒋介石重新划分战区,顾祝同被任命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第三战区包括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及福建浙江两省。该地区是中国的经济重心,与日伪防区接触范围大。顾担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前后长达八年,经历整个抗战时期,这在整个抗战时期是绝少的。顾利用战区有利条件,以建立战时经济为名,大搞走私贸易,纵容部下发了一笔国难财。整个抗战期间,顾祝同的第三战区采取消极防御战略,并未利用自己的有利战略位置向日寇出击,基本上未打过大仗。正面战场上的大战役多发生在其他战区,三战区进行过的较大战役仅为浙赣战役。这次会战历时约三个多月,日军集中九个师团以上的兵力,经过苦战,付出惨重代价,实现了预定目的。据日军战史记载,日军死伤28900多人,损失酒井师团长等,并失去战马2600多匹。中国守军由于缺少必要的通讯联络及判断失误,第三战区未能实现与日军决战的计划。

  然而在对付****新四军方面,顾祝同却是全力以赴,臭名昭著。他亲手制造的皖南事变震惊中外。蒋介石对于顾祝同忠心事主卖力###是很赏识的,1945年1月底,顾祝同升任赣州行辕主任兼第三战区司令,统一指挥三、七、九战区军政,权力之大,令同行侧目。5月,国民党召开“六大”,顾祝同连任六届中央执行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顾祝同在第三战区接受日军的投降,9月8日,在南京举行的中国战区日军投降典礼上,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接受日本侵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投降。顾祝同作为中国陆军代表也参加了这一仪式。

  1946年5月,国民党中央军事机关仿美改制,顾祝同出任陆军总司令,与海军总司令陈诚、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并列为军事巨头。全面内战开始后,顾祝同充当了蒋介石的内战急先锋。9月,他指挥徐州、郑州一线32个旅(师)计30万人进攻冀鲁豫解放区,结果被刘邓大军歼灭5万多人,狼狈退回。

  1947年3月,国民党组成的陆军总司令徐州司令部,以顾祝同指挥原徐州、郑州两绥署兵力两个机动兵团及两个“绥靖”区部队,共60个旅45万余人,采取密集靠拢、逐步推进的战术,企图消灭华东野战军于沂蒙山区。当年在江西、苏中时的老对手、华野正副司令陈毅、粟裕将军采取挖心战术,于5月底在孟良崮地区全歼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整编74师。顾祝同遭此失败后,并没有就此罢休,而是硬着头皮继续较量,结果一输再输。6月顾祝同又采取所谓的重兵重迭交互前进的战术,再犯沂蒙山区。此时刘邓大军已突破黄河天险,开始了战略进攻。顾闻讯后,急忙调兵遣将进行堵截,但在刘邓大军的打击下损兵折将。到7月上旬,顾祝同被解放军赶出鲁中地区,他苦心经营的对山东重点进攻方案宣告破产。

  1948年5月,顾祝同任参谋总长一职,协助蒋介石继续策划反人民内战,企图挽救颓势。辽沈战役打响后,人民解放军包围了锦州。此时国民党军在东北只剩长春、沈阳、锦州三个战略据点,锦州是沟通关内关外的咽喉,如果失守,东北就玩完了。为解锦州之围,顾祝同以参谋总长和最高当局代表的双重身份,与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同机飞往东北,执行蒋介石调出沈阳主力支援辽西的计划。在飞行中,卫立煌建议先飞到锦州,与守将范汉杰商讨作战计划。但到锦州上空时,顾看到解放军正在炮击锦州机场,担心降落后无法再起飞,就拒绝了卫的建议,直接飞到了沈阳。到沈阳后,卫立煌为了说服顾改变由沈阳出兵支援锦州的命令,特意在家中设宴招待他,并授意廖耀湘提出一个从营口海上撤退的方案。但不管卫、廖如何陈述理由,顾祝同就是一句话:“总统的命令,不能违背。”最后,顾祝同与卫立煌大吵大闹,猴急中将一切不堪入耳的话都说了出来。然而全不管用,和他一样发急的卫立煌为之赌咒发誓,还要与其打赌画押,最后的结局则是在一片互相攻讦中,47万“国军精锐”彻底完蛋。

  辽沈战役结束后,顾祝同到徐州部署对解放军决战事宜,他力图以少数兵力困守徐州,控制主力于徐蚌间津浦路两侧,作攻势防御,以固长江而保沪宁。他召见黄埔军校毕业的兵团司令与军长谈话,特别强调:“校长一再交待,这一仗只能打胜,不能打败。打好了你们黄埔学生前途光明,打败了就死无葬身之地。”但这一套已完全不起作用,华东野战军发起了淮海战役后,西撤的黄伯韬第七兵团被歼灭于碾庄地区,由华中来援的黄维第十二兵团在双堆集被全歼,企图突围的杜聿明部第十三、第二、第十六三个兵团也在陈官庄全军覆没。顾祝同也乱了方寸,只能按照蒋介石的命令与计划,奔波于徐州与南京之间,指挥调动部队,千方百计逃避解放军的打击。最终,也只是眼睁睁地看着蒋介石最精锐的50多万军队在淮海战场上彻底覆灭。

  顾祝同一直追随蒋介石左右,唯蒋命是从,甘心充当蒋介石的刽子手,全力帮助其推行和实施###的内战战略方针。因此,他被列为国民党第六号战犯。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不过,蒋可以百事不问,但军权是须臾不弃的。在此关键时刻,顾祝同又成了他最可靠的代理人。两个多月中,蒋介石坐镇家乡,用7部无线电台遥控残破不堪的“半壁江山”。而顾祝同则来回穿梭于溪口与南京、上海、武汉、成都、广州等重镇之间,替他修筑长江防线,替他经营“反攻基地”,替他着手实施再编练200万“国军”的计划。有陈诚收拾台湾以留退路,用顾祝同支撑危局以求进路,蒋介石在垂死挣扎之际的用人之道,充分表现了他对顾祝同的高度信任。顾祝同任总长时,正是国民党军节节败退、江山难保的混乱局面,淮海战役决定了国民党军的失败命运。顾祝同虽想力挽狂澜,但如蒋介石、何应钦、阎锡山、白崇禧等更具实权的人物都无法挽回劣势,更何况是顾祝同?顾祝同也只有黯然看着大陆河山尽赤。只有那次金门胜利,给了逃到台湾的孤臣孽子一些安慰。他在总长下台前夕,引荐亲美国、出身维吉尼亚的孙立人为陆军总司令,对日后政局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就在淮海战役接近尾声时,顾祝同已彻底丧失了对前途的信心,早早地将家眷与财产搬到了台湾,私下还对部下透露:“家里的东西已经搬完了,连一床棉被也没有留下。”但他为蒋介石个人处境的安排,也极周到。1949年11月29日晚上,刘邓大军先头部队直逼重庆时,他唯恐白市驿机场于瞬间丢失而使蒋介石无法逃脱,竟坐在“美龄号”座机上亲自指挥机场警卫部队作困兽之斗,硬等到蒋介石于次日凌晨匆匆赶来,再同机飞往成都。旋即,蒋介石在成都重编“西南军政长官部”,任命顾祝同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胡宗南任副长官,企图在西南负隅顽抗,与解放军作最后一战,保住一块“基地”。可是顾祝同已成惊弓之鸟,再三劝说蒋介石先飞台湾。此时,由贺龙指挥的第一野战军进川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打破了顾祝同亲手制订还未开始执行的“西南保卫战”计划。成都失守前夕,顾祝同也仓皇登上了台湾派来接他的飞机,抽身飞到台湾。1950年1月,顾祝同以总参谋长身份兼代“国防部长”,又从台北飞往云南边境地区,想解救国民党第八军和第二十六军残部,布置滇西游击战等事,但未有结果。3月初,他陪同蒋经国飞到西昌,与正在这里的胡宗南商讨作最后挣扎的计划。3月2日,顾祝同在西昌主持召开他在大陆的最后一次会议,决定固守西昌,建立滇西根据地,作为将来###的桥头堡。会议临近结束时,顾祝同突然接到解放军已向西昌进军的消息。顾立即匆匆结束会议,与蒋经国秘密乘车赶往机场,准备先飞往蒙自机场,安排调部队到滇西的计划。飞机刚要起飞,胡宗南急急赶到,连呼不能起飞。原来刚传来信息,蒙自机场的官兵已经起义。胡要晚来一步,蒋、顾就可能送上门成为解放军的俘虏。顾祝同慌乱之下,决定飞往海口。此后,整整三十六年,他再也没能重踏故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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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肠才女朱淑真[转帖]


  

  作者:杨闻宇 出版社:崇文书局

  一个生卒年不详,经历也无甚大周折的宋代女子朱淑真,为什么会名列《辞海》之中呢?因为她是个女作家,有《断肠集》、《断肠词》传世。她写过一首《元夜》,记述与情人相会时的情景:

  火树银花触目红,揭天鼓吹闹春风。

  新欢入手愁忙里,旧事惊心忆梦中。

  但愿暂成人缱绻,不妨常任月朦胧。

  赏灯那得工夫醉,未必明年此会同。

  这首诗描写了一对恋人追求自由的大胆与热烈、艰难与喜悦,着力刻画了其内心活动的真挚与细腻,文字之巧妙与抒怀之率直,在历代女作家的诗词中属于很别致、很突出的佳作。

  朱淑真是浙江海宁人,生于仕宦家庭,自幼聪慧,通音律,能书画,主要生活于杭州。作为有个性、有追求的天真无忌的少女,她敢于突破封建规程的禁锢,除元夜与心上人相会之外,春夏时又与恋人放舟西子湖。她在《清平乐·夏日游湖》中写道:

  恼烟撩露,留我须臾住。   

  携手藕花湖上路,一霎黄梅细雨。

  娇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入怀。 

  最是分携时候,归来懒傍妆台。 

  杭州西湖也真是个爱情圣地,这里所遗下的爱情类诗词车载斗量,而朱淑真留下的有限的诗词,却足以证明她是一位才情卓异的女子,她的鲜活文字与她放浪形骸的初恋形姿珠联璧合,在西湖上下组成的无疑是别样动人的一帧风景。

  美好的爱情只能是短暂的。宋人魏仲恭在《断肠集》序中写道:朱淑真“早岁不幸,父母失审,不能择伉丽,乃嫁为市井民家妻。一生抑郁不得志,故诗中多有忧愁怨恨语。每临风对月,触目伤怀,皆寓于诗,以写其胸中不平之气,竟无知音,悒悒抱恨而终”。才女嫁为市井民家妻,等于是凤凰被关进了鸡窝里,朱淑真怎能不“悒悒抱恨而终”呢!

  朱淑真简直就是为了一个“爱”字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而包办婚姻又无情地断送了她天真美好的爱情憧憬。习俗无声,却极为残酷。其父母之“失审”举措,很可能与朱淑真元夜之月下“缱绻”及湖上之入怀“娇痴”是草蛇灰线式的因果关系,是封建礼教与世俗法规对不加检点者所带来的沉重的责罚,是强行套住她的无形枷锁。

  独行独坐,独唱独酬还独卧。

  伫立伤神,无奈轻寒着摸人。   

  此情谁见,泪洗残妆无一半。

  愁病相仍,剔尽寒灯梦不成。

  ——《减字木兰花·春怨》

  艺术是映在意识中的一片气息。对年轻女性的生命而言,文字对个人爱情暗地里起的是添油加火的作用。爱情无着,在这个世界上空有强烈的追求而一无知音,促使朱淑真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此时此际,她写下过这样的诗句:“女子弄文诚可罪,那堪咏月更吟风”;“益悔风流多不足,须知恩爱是愁根”。抱怨风流,后悔恩爱,转情“弄文”,朱淑真不知道自己在痛苦中该去怨恨什么。对她而言,爱情与生命是融为一体的,失去爱情等于是失去了魂魄与生命,最后便决绝地选择了死亡。一个才女,抱恨终天,分明是爱情断送了这个800多年前的爱情至上主义者。

  朱淑真的爱情际遇,与南齐那位苏小小颇有相似之处。苏小小将与心上人结同心的地点选择在“西泠松柏下”,朱淑真则用“悒悒抱恨而终”进行了最后实践,她二人在爱情追求上的纯洁与坚执,为整个西子湖增色非浅。倘是借用后人所立的“慕才亭”来一并纪念朱淑真,也未为不可。朱淑真究竟活了多少岁,谁也说不清楚。与苏小小有别的是这个断肠女为后人留下了《断肠集》与《断肠词》。朱淑真的生命纯然是为爱情而断肠,倘是单从爱情角度着眼,朱淑真在艺术上的才华与成就,与她同时代的李清照是难分轩轾的。

  从苏小小、朱淑真、李清照的诗作来看,才女们的诗作不论多么卓越,多么优秀,也不能够帮助她们建立自己的爱巢;所能起到的抒怀之效,只是让后人从文字中检点诗的作者在爱河里是怎样的一个“断肠”人、失败者、沉溺者——在娥眉队列里,与才气同生共长的爱情追求,放眼去量,似乎只是对文学艺术起到了不寻常的推动作用。对娥眉本身,才与爱的合成在她们的视野里似是一支燃烧着的忽悠闪动的蜡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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吓死秦始皇的神秘预言[转帖]


  

  作者:罗杰 分类:历史 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

  1

  华阴县平舒道上,阒无人迹,像条被遗忘的路。沿途满目萧瑟,深秋落叶宛转坠落铺满一地。天色渐晚,出使关东的使者驾马车行经其间,阵阵凉意由后脊穿透胸膛。愈往前行愈冷清,眼看就要驶出了平舒道,前面忽然出现一个陌生人,拦住马车。

  这人手里拿了一块玉璧,不声不响地塞给使者。使者狐疑接过,未及开口,对方就抢先说了一句话:“今年祖龙死”!掷地有声。

  使者吓得够戗。“今年祖龙死。”祖,就是始祖,人之先;龙,君之象。意思是说今年秦始皇要死。

  陌生人撂下这句石头般冷硬的话,掉脸儿飞快走掉,使者回过神再想找,人早已不知去向。

  他甚至没瞅清来人的模样,只觉事关重大,加速向秦国首都咸阳奔驰。

  这一天,是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深秋的一天。

  使者回到咸阳,立刻向秦始皇报告了途中遭遇的诡异事件。秦始皇心惊肉跳!尽管这种诅咒他的预言已不是头一回了,可对一个迷信到极端的帝王而言,这无疑是一次刺痛心灵的奔袭,很难让他不回想起头一回出现那条诅咒。

  说起来,那更像一首童谣——“阿房、阿房,亡始皇。”

  这押韵的流行小调,流传于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当时,百姓民夫修筑阿房宫,负担沉重。这条反动口号无疑是民众的心声。

  转眼过了十年,到了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又出现第二个诅咒。这一回更玄乎——在秦国的东郡,有一块陨石打天上掉下来,掉就掉吧,不过是一块石头,而令人惊愕的是,石头竟然刻有六个大字:“始皇死而地分”。

  这事儿透着奇异,陨石刻着字,莫非这石头是刻好字再从天而降的?以我们现在所掌握的科学知识,这简直就是一个神话,即便是秦始皇时代,这也是让人难以完全信服的。

  肯定是有人在搞鬼!

  这不是一般性的扰乱社会治安案件,其背后的险恶用心是咒死国家领导人,推翻国家政权。问题极其严重,属于刑侦一号案。

  御史受命前往秦国东郡彻查此案。相当棘手,没有一丝线索,只能靠推断寻找作案嫌疑人。而圈定的作案嫌疑人有两类。一类可能是平民百姓,当时赋税繁多,刑罚严酷,人民难堪重负,出于怨恨,因此刻反动标语咒骂国家领导人——这是司马迁的看法。确在情理之中。

  另一类作案嫌疑人可能是被吞并的六国贵族或者他们的后裔。他们在战争中饱受打击,对秦始皇已痛恨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他们无力反抗,更谈不上复辟。只能泄泄私愤,刻反动标语这事他们一准儿干得出来。

  可令御史头疼的是,他没有一点证据。多次审问,没人敢承认,承认就是找死。

  御史感到两难,他既不能把所有嫌疑人都杀掉,真凶缉拿不到又没法儿向秦始皇交代。

  限期破案的时间一天天近了。御史慌乱,情急之下,抠头皮琢磨出一条对策——“杀人烧石”。把那块惹祸的石头烧掉,让石头上的诅咒化为灰烬;然后,将陨石降落地点的周边民众全部杀光。

  大屠杀很劲爆,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过一个。无辜者人头如割韭菜般落地,尸首层叠,血流成河。

  烧石头是个技术问题,砍头连技术都不需要,心狠手辣即可达成。

  御史回到宫中,将案件处理结果禀告秦始皇。

  秦始皇面无表情,既不气恼,也不高兴。对于御史的无能,他没有褒奖也没降罪。他知道,此案再查下去也是一桩悬案,不得不就此了断。

  案草草结了。没多久,令秦始皇更意想不到和崩溃的事情发生了——神秘人物闪现华阴县平舒道,留下一块玉璧,留下一句恐怖预言“今年祖龙死”!

  秦始皇定睛端详这块玉璧,又叫来官员仔细查验。查出的结果险些让秦始皇把自个儿噎死。这块玉璧不是别人的,竟是秦始皇自己的。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他南巡时,经过长江,不慎将这玉璧遗落江中。时隔几年,它神奇地回到了秦始皇手上,难道是神灵的安排?难道神灵预告自己今年得死?秦始皇的精神犹如被重拳猝然一击,瞬间委靡,身子有千斤重,脚却如踩棉花,心跳猛烈,脉搏倒弱了。

  实际上,秦始皇的身体早就不行了。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到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秦始皇的身体每况愈下。他说话时发出一种“豺声”,就是豺狼的声音,从当代的医学角度分析,是支气管的病状。这病症搁当时是顶厉害的顽症。

  这种状况下,打击秦始皇的精神和心理,用意何在?平舒道的神秘人物会是谁?

  2

  “今年祖龙死”!诅咒也罢,预言也罢,都是向秦始皇传递一个信息:不出几个月,你就得死。

  此案的嫌疑对象,首先可以排除平民百姓。从证物玉璧来分析,江中打捞玉璧,不是个简单的活,得耗费巨大物力,民众的经济实力完全不可能达到。因此,百姓可排除在外。

  其次,原六国贵族及其后裔也可以排除。他们虽然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可仍需巨大的花费。先得耗用大量人力物力去打捞玉璧,然后千里迢迢跑到华山脚下的华阴县平舒道,蹲点守候使者到来,才能送上玉璧。如此费尽心机,若是只为吓秦始皇一跳,就太扯淡了。何况,他们怎么知道秦始皇就一定会惶恐,一定会受到精神上的打击呢?

  唯一有作案可能性的,是拥有财力人力的秦帝国统治集团高层人士。而且,他们熟知使者动向,能够计算出使者到达华阴县平舒道的时辰;另外,始皇三十五年的时候,一个叫卢生的术士告诉他说:“仙人的方术里讲了,君主要时常微服巡行,以避恶鬼。恶鬼退避,真人来临。希望君上居住的宫殿,不要让人知道,然后才可获得长生不死的药。”

  “我羡慕那些真人。”秦始皇由衷自语。于是,他自称“真人”,而不称“朕”。

  他听从卢生的话,下令将咸阳旁二百里内的二百七十座宫观的腹道、甬道相连,置满帷帐、钟鼓和美人,凡是他驾车所到之处,有谁敢说出他居住的地方,立刻处以死刑。

  临幸梁山宫的时候,秦始皇从山上看见丞相车辆马骑众多,勃然大怒,骂道:“这是宦官泄露了我的话!”

  于是,审问宦官,却没一个敢承认,秦始皇下令将他们全部处死,从此以后,没有人知道他的行踪。群臣有必须请求秦始皇决定的事情,都聚在咸阳宫候旨。只有最亲信的人才能了解他的精神状况和身体近况。

  如果秦始皇看清这一点,将会不寒而栗。他也一定会逐个调查身边宠幸的近臣。然而,这条诅咒宛如一条斑斓毒蟒,牢牢纠缠勒紧秦始皇的脖子,让他喘不过气,让他心慌胸闷,让他手足无措。

  他支气管病愈发严重了。他唯一解脱方式是占卜,渴望以此得到解脱。

  术士的卦辞说:“君上你要出游,或者迁徙,方可保住性命。”这就像某些江湖算命先生,对人说百日之内你必有血光之灾一样,要想安泰无恙,就得出门躲一躲。

  可怜的秦始皇,一代君王,经历过多少狂风猛浪,末了却栽倒在术士的小伎俩上。他很犯愁,朕是皇帝,怎能随便搬家呢?朕若搬家,等同迁都。早在商鞅变法时,秦国由栎阳迁都于咸阳,横不能再迁回去吧。

  迁徙不成,那就出游。至于迁徙嘛,就让别人代劳吧。

  于是,秦始皇下令,三万人家迁徙到毗邻匈奴的北河榆中。这些人拖家带口,长途跋涉,饱受风霜苦寒,不少老弱病残者路上就死掉了。

  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冬,10月,癸丑,秦始皇开始了他的当皇帝以来的第五次出游,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出游。

  这一去走入了生命的绝境,这一去再没有坐回皇位,这一去魂归地府,再回头早忘这一世的事儿。

  假若此时,秦始皇冷静分析一下“今年祖龙死”一案的作案动机,就不会如此恐惧了。

  作案人应当想到一点,如果预言不准,将适得其反,恐吓的效果没达到,搞不好还会让秦始皇活得更滋润。

  显而易见,作案人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诅咒秦始皇,而是警告。

  “今年祖龙死”只是半句话,还有半句话,那个神秘人物没有说,他故意让秦始皇自己去猜。

  此时的秦始皇才四十九岁,不过是个奔五张的人。即便有支气管病,也不会说死就死。所以,“今年祖龙死”的真正含义是:“你时日已不多。”后半句没说的话是:“该想想后事了。”

  一个皇帝有什么身后事?最紧要的当然是谁来继承自己的帝位。秦始皇恰恰没有对此作出决断。

  由此可见,作案人扔玉璧、留预言,对秦始皇并没有恶意,只是一种提醒。提醒他及时安排身后事。这一推断,再次证明作案者是亲信集团中的一员。提醒是一种催促,这个人知道秦始皇身体状况糟糕,如不早日确立嗣君之位,将来万一猝死,国家一时无君,天下必乱,人心必乱。因此,这个人深谋远虑,是个爱国忠君的大贤臣。

  此案的幕后策划者居然是这样一个人物,居然是这样一种动机,这太出乎人们的意料。

  这个幕后策划者究竟是谁呢?

  他似乎就在秦始皇最后一次出游的随行人员中。

  3

  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11月,秦始皇一行在九嶷山祭祀大舜。然后,乘船顺江而下,经过丹阳,到达钱塘,由于水势险恶,便往西行了一百二十里,从狭窄的地方渡江,到了会稽,祭祀大禹,并且树立了一块歌功颂德的石碑。之后回程。

  这次出游的随行人员有李斯、蒙毅、秦始皇的小儿子胡亥,以及胡亥的老师赵高。

  这些人中,谁会是“华阴县平舒道”装神弄鬼的幕后策划者?难道是李斯?

  李斯忠于秦始皇,这是肯定的,可说到他爱国,就有些抬举他了。此人生于战国末期,籍贯是楚国上蔡。很年轻的时候,当过掌管文书的小官吏,是一个庸碌的小公务员。“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精神上也没多大追求。后来,一个偶然的事情,触动了他。这个事情就是上厕所。

  这一天,李斯尿急,迈步奔厕所,刚一进去,就瞅见龌龊一幕——一只面黄肌瘦的老鼠正专注地吞吃粪便。看起来胃口不错。见有人来,老鼠惊慌逃窜。

  这情形让李斯感到生存的艰难。

  又过了一阵,李斯又在国库的粮仓里看到了老鼠,这里老鼠和厕所老鼠可大不一样,它们白白胖胖,安然自若。

  李斯是个读书人,读书人的特点就是一桩小事儿,也能触动他们的心灵,引发他们的思考。

  李斯感慨啊,人和鼠有何区别?有能耐的做官仓里的老鼠,没能耐就只能做厕所里的老鼠。

  他想到了自己,如今只是一个小官吏,与厕所里的老鼠有什么分别?不成,自己不能一辈子就这么混下去,自己不仅要做官仓里的老鼠,而且要做朝廷中的老鼠;不要过阴冷潮湿的小生活,要过一种呼风唤雨的大生活。

  李斯的大生活从拜儒学大师荀子为师开始。学成后,他打算前往秦国发展。临别,他对荀子说:“人生一世,贫贱是最大的耻辱,穷困是最大的悲哀。若要出人头地,就得成就一番事业。”

  “要注意节制,不要一味往前走,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荀子同意李斯看法,但仍告诫他。

  李斯诚恳点头,心里却没听进去,当荀子这话是耳旁风。他到了秦国,受到秦国丞相吕不韦的器重,让他当了小官。对李斯来说,当官不是目的,而是机会,能够接近秦王,这才是重要的。实际上,此时的李斯还是很尴尬的,他既不能以立军功而崭露头角,也不能以理政显现自己的才干。他只有一个方法引起秦王的重视,就是上疏。通过揣摩秦王的心理和分析当前的形式,李斯果决地给秦王上疏。上疏的内容是鼓舞秦王统一中国。书中,李斯用过去的秦穆公举例,说秦穆公时代强盛,但最终也未能统一中国,其中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当时的周天子势力强大,也有威望,不容易推翻。二是诸侯国也比较强大,可与秦国抗衡。但是,从秦孝公以后,战争不断,周天子和诸侯国的力量急剧下降。现在秦国强盛,是建立帝业,统一天下的大好时机,扫平六国如掸灰尘。

  这番论述,对天下的实际情况分析得清晰透彻;而且,迎合、满足了秦王的心理。一下便得到了秦王的赏识。李斯被提拔为长史。

  身为长史的李斯,进一步向秦王奉献统一中国的具体谋略——从瓦解诸侯国力量入手。具体实施方式是:以财物重重贿赂六国君臣。目的是让他们分崩离析,无法合力抗秦。然后,秦国各个击破。

  这一谋略效果非常显著。秦王便封李斯为客卿。李斯这颗明星,终于在秦国的政治舞台上冉冉升起。

  可就在他一帆风顺之时,秦国国内掀起了一场运动,这个运动叫“反外国人运动”。起因是韩国派间谍以帮助秦国修渠为名,刺探情报。这场运动的后果是,秦王下来一道“逐客令”。李斯原是楚国人,当然也在被驱逐之列。但是,李斯没有离开秦国,更没有因受挫而颓丧。他在秦国边境蜗居,写了一道著名的《谏逐客书》上奏秦王。在《谏逐客书》中,李斯说明历史上外国人对秦国的重要性,言辞非常恳切,令秦王动容。

  受《谏逐客书》感动的秦王,撤销了“逐客令”,并请回李斯,封他为廷尉。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更大的威胁正等着李斯,并且,这一次他还杀了人。

  刚刚升任廷尉的李斯,刚看到光明前途的时候,他的同学韩非来到了秦国。韩非是韩国人,且与韩王同族。韩非也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他有一套比较完整的君主专制理论。可是,他屡屡上疏献策却不被韩王任用。韩非失望而愤怒。秦王很重视这样的人才,早就想见见韩非,将他归为己用。现在,秦国要攻打韩国,情势危急,韩王才起用韩非,派他出使秦国。

  从能力上分析,李斯知道自己远不如韩非。如果秦王留下他,重用他,势必成为自己的对手和仕途上的“绊脚石”。为了自己的利益,他必须除掉韩非。

  他首先给秦王分析说,韩非这个人不能任用,他是韩王的亲族,韩非爱韩而不爱秦,大王如果攻打韩国,他当然不会同意,这也是人之常情。

  秦王一听言之有理,想韩非既然不能用,就放他回国吧!而李斯的根本意图是要斩草除根,永绝后患。他又说,如果放韩非回国,他就会为韩国出谋划策,对秦国十分不利,不如趁这个机会把他杀掉。

  就这么短短一句话,同学韩非的生命就葬送在李斯的手里。

  秦王示意李斯去除掉韩非,李斯便送了毒药给韩非。韩非知道李斯的为人,自己无论如何是逃不掉的,于是服毒自尽。

  从此,李斯再没有威胁,再没有对手,他辅佐秦王,于公元前221年,兼并六国,结束了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统一了中国。

  统一之后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治理这个国家。

  李斯认为,周朝采用分封制,诸侯各自为政,所以天下战乱不断。如今天下统一,如果再分封诸侯国,又将回到以前的分裂局面,应当采用中央集权管理。

  李斯的提议遭到博士淳于越的强烈反对。淳于越上奏秦始皇,说天下之大,如果宗室子弟没有封地,就和普通百姓一样,万一发生叛乱,谁来相救?比如齐国的田常,晋国的六卿,都发生过叛乱,如果秦始皇不采用分封制,不以古为师,国家就不能长久。

  这一奏疏激怒了秦始皇,他把淳于越交由李斯处理。李斯对淳于越进行审查,最后给淳于越定的罪状是泥古不化,厚古薄今。接着,李斯建议秦始皇焚书,秦始皇也采纳了。

  于是,大权在握的李斯,制定了一系列规定和处罚。总结起来,可称为“两个凡是”:凡是《秦记》以外的史书,一律烧掉;凡是博士收藏的诗书一律烧掉。有谈论诗书者,在闹市区处死,暴尸街头;有厚古薄今、以古非今者,全族处死;官吏包庇知情不报,同罪处置;得令后三十日之内不焚书者,面上刺字,发配去修长城。

  次年,也就是焚书的第二年,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又下令,将咸阳的儒生四百六十余人活埋。这一“坑儒”事件和“焚书”事件,合起来就是中国历史上重大而著名的“焚书坑儒”。对中国文化、人类文明都是一次空前的大摧残。

  在这一浩大的摧残中,秦始皇的暴政显而易见,而李斯的推波助澜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李斯这样干的目的,一方面当然是迎合秦始皇的心理;另一方面,则完全是为了自己——他要从精神上彻底打垮和消灭异己、竞争对手。面对如此暴戾的摧残,有识之士和学者谁还敢来秦国呢?李斯也是学者出身,而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文化人残害文化,文化人背叛文化,古今罕见。

  显而易见,他是一个投机分子,一有机会就要表现自己的欲望。

  对秦始皇的忠诚,完全是为了保证自己的仕途顺畅。国家是小,私利是大。他当然不愿意秦始皇早立嗣君,他打心眼儿里渴望秦始皇长生不老——秦始皇在,他的地位和荣华就在;何况,他深知,秦始皇最忌讳听到“死”这个字眼,他才不会去干恐吓秦始皇的傻事呢!尽管他对秦始皇精神、身体状况非常了解,又有作案的人力和财力,然而,最紧要的一点,他没有作案动机。

  那么,另一个随行人员赵高呢?

  4

  赵高和李斯大不一样。

  他的身世十分糟糕,他是赵国贵族的疏远族人。战国时代,天下合纵连横,各国间结盟换约,相互间以王室公子作为人质。这些作为人质的公子,多是国君众多子女中不受宠爱的疏远者,被打发出质后往往长期滞留异国他乡,不少人贫穷潦倒终生,至死不得归还。赵高的祖上,就是由赵国到秦国作质子的这一类公子,在赵国无宠,在秦国无援,不得已而滞留于秦,后来在秦国娶妻生子,子孙后代流落于咸阳市井当中,成为秦人,与普通庶民无异。

  赵高的父亲犯法被处以宫刑,他的母亲受到株连当了奴婢,后与人野合,生下赵高和他的几个兄弟。由于这个原因,赵高一生下来就被阉割了,长大后当了宦官。如果说,李斯是个有事业心、有抱负的人;那么,赵高就是一个有强烈报复心的人,这种由来已久的仇视和报复心理,大约与他自小就被阉了有关。

  不在沉默中变态,就在现实中变坏。赵高是后者。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赵高上宦官这行,可以说是相当出色。他精通权谋,通晓刑法,又会来事儿,三项全能。让秦始皇喜爱。不但喜爱,而且信任,让他当小儿子胡亥的老师,教胡亥学习律令,审理判决诉讼案。

  老头子都搞定了,何况一个小孩子。赵高轻而易举就让胡亥喜欢上了他。

  但是,赵高也不是一路平坦,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他曾犯过重罪,蒙氏家族的蒙毅削去了他的官职,并判处其死刑。秦始皇宠幸他,亲自赦免,他才逃过一劫。不用说,赵高和蒙氏仇怨不是一般化地深。

  而秦始皇的长子扶苏和蒙氏的关系,不是一般化地亲密。扶苏与蒙氏家族的将军蒙恬率三十万大军镇守边陲,长达十余年。可想而知,一旦扶苏继位,赵高还有活路吗?

  这时候,胡亥年龄又小。从秦始皇的方面考虑,他虽喜爱小儿子胡亥,但有一个前车之鉴——他十三岁时登基,就因为年龄太小,无法掌权,只能将国事交付于大臣,最终导致吕不韦、嫪毐专权,险些酿成大祸。所以,他不会贸然立胡亥为太子。此时若要确立接班人,扶苏中选的可能性非常大。

  因此,从作案动机看,赵高是绝不会提醒秦始皇册立太子的,他宁可保持现状。

  李斯和赵高的嫌疑先后排除。就剩下蒙毅了。

  说到蒙毅,就要说到蒙氏家族。这个家族和秦帝国有很深的渊源。蒙毅的祖父蒙骜早先是从齐国来到秦国,而后在秦国统兵作战。为秦国攻城略地,先后夺得几十座城池,为始皇统一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史记》记载:“始皇甚尊宠蒙氏,信任贤之。而亲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则参乘,入则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为内谋,名为忠信,故虽诸将相莫敢与之争焉。”意思就是说,秦始皇非常信任蒙恬、蒙毅两兄弟,委派蒙恬在外担当军事重任,威震匈奴;蒙毅则在内为上卿,为秦始皇出谋划策。可见蒙氏家族的权势多么显赫,三世皆为重臣,朝中几乎无人敢与之争锋。

  显然,蒙恬、蒙毅两兄弟也是忠臣。蒙毅长期在朝中,对秦始皇的一切状况了如指掌。他完全有可能设立骗局提醒秦始皇。但是,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证明是蒙毅一手策划的。另外,还有一个疑点,秦始皇在沙丘病重之时,蒙毅完全可以利用祭拜山川祈福的机会,把皇帝病重的消息通报给北方边陲的蒙恬和扶苏。但是,他没有任何行动。试想,如果是他派人捞起玉璧,假扮使者制造这起骗局的话,那么在最后的关键时刻,他又怎么不采取任何行动呢?

  5

  其实,谁是恐怖预言的制造者,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结果,秦始皇果然死了。就在出游回归咸阳的途中,他病死在沙丘平台。这真的应验了“平舒道神秘人物”的预言吗?

  不,如果你了解一个历史常识,就会知道,这个预言是不准确的——秦始皇死于公元前210年。秦朝历法以10月为新年的开始,汉武帝时代实行太初历,才改成正月为每一年的开始。而当时不存在阳历,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的“秋”应该是公元前211年秋七八月间,而不是公元前210年岁初。因此,“今年祖龙死”的预言,显然是不准确的。如果是“明年祖龙死”,那就太诡异了。

  可是,这个不准确的预言,导致了秦始皇的出游,也加速了他的死亡。

  秦始皇临终时,留有遗诏,要他的长子扶苏送葬,让扶苏继承帝位。

  面对这份遗诏,李斯和赵高心里都有各自的盘算。

  李斯怕秦始皇的猝死引发天下大乱,秘不发丧。将棺材放置在辒辌车中载回。辒辌车就是古代的“房车”,可以在里面躺卧。

  昔日秦始皇宠幸的宦官一路陪乘。每到一个地方,秦始皇的饮食、百官奏事都和以前一模一样,宦官在车中准许官员们的奏事。

  表面上,一切如常,在天下人心中,秦始皇还活着。只有李斯、赵高、胡亥、蒙毅等五六个人知道,此刻的秦始皇,已是一具没有任何知觉的冰凉尸体。

  这一非常时刻,对赵高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他可以趁机将大权揽于自己手中。于是,他扣留了秦始皇给长子扶苏的书信,企图将胡亥扶上皇位。

  胡亥当然很高兴。

  “别高兴得太早。”赵高说,“此事如不和丞相李斯谋议,恐怕难以成功。”

  胡亥赞同,就托赵高去游说李斯。

  这一日,他与李斯悄悄会晤。

  “皇上所赐长子扶苏的书信和符玺,都在胡亥那里。”赵高开门见山,直接摊牌说,“立太子之事,全在你我二人的决定了。您意下如何呢?”

  “怎可出此亡国的言论!”李斯拧眉咬牙拍案惊叫,“这不是身为臣子者该议论的事情。”

  “您有才。”赵高阴郁地笑着说,“您谋略深、功劳大、德高望重,又深得扶苏信任,但您想过没有,就凭这些,您能和蒙恬相比吗?”

  “我比不上蒙恬。”李斯叹气承认。

  “所以,一旦扶苏即位,必定会让蒙恬做丞相。到时候,您就会失去官职,无法身怀列侯的印玺,归还乡里!如果立胡亥为嗣君就不同了,他仁慈厚道,仍会重用您。希望您深思熟虑,决断此事。”

  赵高这话说得忒到位,刚柔并济,点中了李斯的死穴。前程啊,荣华啊,权利啊,李斯一辈子不就为这些东西忙活吗?如今秦始皇薨了,他在仕途上付出一生的心血很有可能也随之付诸东流。

  李斯反复咀嚼赵高的话,心里反复合计,决定和赵高联手。谎称受始皇的诏命,立胡亥为太子。

  不久,远在边疆的长子扶苏,收到这一消息,并且还收到李斯、赵高等人派使者送来的一封秦始皇的书信。

  书信上说——你不能开辟疆土,建立功劳,使士兵损伤众多,反而屡次上疏,直言毁谤,日夜怨恨,恨不能回来做太子,现将你赐死;将军蒙恬对你的言行不加以矫正,应一并赐死,军队交由副将王离掌管。

  读完书信,扶苏痛哭流涕冲进室内,企图自杀。

  蒙恬劝阻说:“君上在外,并未立太子,派我率领三十万人马镇守边境,公子监督,这是天下的重任。现在看了一个使者拿来的信就想自杀,很荒唐!怎么知道这不是一个阴谋呢?”

  “那该如何办?”扶苏问。

  “再上疏请求。”蒙恬斩钉截铁地说,“如若不准,再自杀也不晚。”

  扶苏听不进去,他已然心灰意冷,沮丧、失落、痛苦到极端。加上使者催促,扶苏还是自杀了。临死前,他给蒙恬留下一句悲哀的话:“父亲赐儿子死,何需再请求。”

  蒙恬和扶苏不同,扶苏情愿服输,他不!他坚决不肯自杀。使者也没辙,只能把他交给官吏,囚禁在阳周。

  李斯、赵高这边,听到扶苏自杀的消息,心中一块石头落地。胡亥再无忧虑,有心想释放蒙恬。碰巧这时候,去替秦始皇祝祷山川的蒙毅回来了。赵高便对胡亥说:“先帝想举贤能者立为太子已经很久了,而蒙毅却进谏说,这样不妥。不如杀掉他。”胡亥听从了赵高的话,将蒙毅囚禁在于代郡。

  之后,出游回归的一行人,从井陉到九原。这时候,已经是炎热夏天了。辒辌车里发出一阵阵钻心的尸臭。李斯和赵高命随从的官员用车子运来鲍鱼,放进辒辌车中,以掩盖秦始皇尸首的臭味。直到回咸阳后,才宣布发丧,由太子胡亥继承皇位。

  秦始皇真的死了。赵高、李斯都保全了自己的地位,而那个流传“今年祖龙死”恐怖预言的人,始终是一个谜。幕后策划者始终没有浮出水面。李斯、赵高,包括蒙毅等人的嫌疑都被排除。除了他们之外,秦始皇最高政治集团中,还剩下右丞相冯去疾和将军冯劫。他们会是真正的幕后策划者吗?

  在案发当时似乎找不到他们没有嫌疑的证据。但是,在二世胡亥登基以后,这两个人劝谏胡亥,却被羞辱,之后二人自杀。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他们在乎自己的名声,超过对秦帝国的命运的关心。这样的人,是不会想尽办法去提醒秦始皇的。

  策划在华阴县平舒道送玉璧留恐吓预言的人,是秦帝国忠臣中的忠臣。在秦始皇身体精神状态每况愈下,又一味妄想成仙,企图长生不老,听不进任何谏言的时候,这个对秦帝国命运忧心忡忡的人,绞尽脑汁想出了这样一个骗局提醒秦始皇早立太子。

  有时候,欺骗并不一定是恶行;骗局也不一定是害人。

  遗憾的是,这个忠心耿耿之人设置的骗局,只达到了一个目的——就是让秦始皇对预言信以为真了。然而,秦始皇并没有如他所愿开始考虑身后事,安排册立太子什么的,反倒让秦始皇对死亡更加恐惧,根本没心思考虑自己死后国家怎么办。恐慌之下占卜,然后带病出游,最终丧命。

  凡事都有因果,如果没有这个恐怖预言,这个骗局,秦始皇不会急着带病出游,换句话说,他是被这个预言给吓死的。

  一条流言真能从心理上摧毁一个君王吗?

  这样的事无独有偶,不是没有先例——

  6

  早在周宣王四十年那会儿,流传了一个谣言,说周朝的天下将来得毁在一个女妖精手里。周宣王也算个明君。可一听妖精要夺天下,也给吓懵了。他派上大夫杜伯去捉妖精。

  杜伯奉命去捉,捉到一些貌似嫌疑的妇女,给法办了。

  这事儿过了三年。周宣王四十三年,公元前785年,这位周宣王晚上做一梦,真梦见了妖精。谁亲眼见过妖精啊,也就是长期心理恐慌造成了幻象。

  周宣王醒来临朝,他向上大夫杜伯问起逮妖精的事。杜伯是个老实人,既不信妖精一说,也不乐意滥杀无辜。就直言相告,说有嫌疑的妇女都杀了,再查下去,闹得鸡犬不宁,全国百姓不得安生,这事儿就没接着办啦!

  周宣王大发脾气,心说鸡犬不宁有什么,关键是本王要安宁,难道本王不如鸡犬?说话就要将杜伯杀头。

  下大夫左儒劝阻周宣王,说大王要是把杜伯杀了,天下还当真以为有了妖精,百姓一害怕,国家就乱套,列国诸侯准得把嘴藏在袖子里笑。

  周宣王听不进去,认为左儒和杜伯是“铁瓷”,所以帮着求情。左儒申明,自己公私分明,无论君王还是朋友,谁对就向着谁。大王既然非杀杜伯不可,索性连我也一块儿杀了。

  左儒这份不怕死的劲儿还真把周宣王给震了,可周宣王最终也没放过杜伯,他叫左儒退下,令武士砍了杜伯的头。

  左儒叹息而去,郁闷不堪。当天晚上就自杀了。

  一晃又是三年。到了周宣王四十六年。有一天,周宣王和诸侯们一起出去打猎,感觉非常疲惫,胸口隐痛,头昏脑涨,就先回来了。半道上,对面来一辆小车,车上站俩人儿,着红衣戴红帽,手拿大红弓箭。周宣王揉眼仔细一瞅,哟嗬,一个是上大夫杜伯,一个是下大夫左儒,俩人儿举箭射来,周宣王避闪不及,胸口中了一箭,惊叫一声,梦中醒来。

  至此,周宣王一病不起,病重时老瞧见杜伯和左儒俩人儿在跟前晃悠。没过多久,周宣王就死了,这妖精没逮着,自个儿倒给冤魂带走了。

  从这个逮妖精的事情可以看出,周宣王是个有心理隐疾的人。而秦始皇又何尝不是呢?

  他曾经五次出游,坐着由六匹马挽驾的金银车,后面簇拥着一大批文武官员、近侍宠臣、皇后嫔妃。每到一处,立石刻碑作为纪念,石碑上盛赞他征服六国、统一天下的丰功伟绩和崇高威严,这充分体现出他性格中的狂傲。

  他的第三次出巡触目惊心,韩国姬公子张良收买的刺客从山上飞下一柄一百二十斤重的大铁锤,将一辆副车击得粉碎。秦始皇侥幸逃过这一劫数。

  而后,在荆轲刺秦十年之后,死亡又一次以激烈、残酷的形式走到他的面前。对死亡的忧虑让秦始皇无比惶恐,他可以征服天下,却征服不了死亡。疾病正在一步步蚕食他的肌体,打击他的精神。

  而最终,惶恐不安的秦始皇竟然是被忠于他的人所害,这显得有些荒唐。荆轲要知道有这么一出,当初还会行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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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教子[转帖]


  曾国藩是清朝历史上最有权势者之一,他位列三公,拜相封侯,可谓显赫一时,然而他教育子女的方法却远比我们现在的溺爱式、呵护式的家长要高明得多。

  注重家教 勤俭持家

  在曾国藩看来,要教育孩子立足社会,并让这个家庭能够一代一代地延续

  下去,关键就是两个字:勤与俭。他要求孩子们一生铭记十六个字——家俭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

  曾国藩对于勤和俭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一个家能够保持兴盛发达,一个最简单的道理要学会勤俭过日子,富的时候不骄傲,贫的时候不气馁,由俭来打理自己的生活。勤既可以健壮自己的身体,同时又使劳作变成日常生活中很平常的一件事情。永葆勤和俭,一个家族才会永续地发展下去。

  曾国藩的小女儿晚年留下一个年谱,其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曾国藩小女儿只有十几岁时,跟随母亲来到曾国藩任两江总督的总督府。小女儿入总督府总要穿得体面一些,光鲜一点,所以上面穿了一件蓝色的小夹袄,下边穿了一条缀青边的黄绸裤,就这条黄绸裤其实也不是她的,而是她的长嫂,也就是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过世的妻子留给她的。但就是这条裤子的一个青色花边让曾国藩觉得太繁复、太华贵了,就指责小女儿不应该穿这样的裤子,让她赶快换掉。小女儿赶紧回到房间换了一条没花边的绿裤子。由此可见,曾国藩是见不得繁复,见不得孩子身上带有太富贵的东西的。

  曾国藩在信中多次苦口婆心地陈述自己这种勤俭的缘由:“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曾国藩认为,子女在骄奢淫逸的环境之下是不可能立大志的,开始是骄逸继而就是流荡然后就是败家。一个官宦之家能够延续一两代,真的是很少很少的。所以曾国藩觉得应该由勤俭入手教育孩子懂得如何生活,这才是最好的教子之道。

  以身作则 平民生活

  曾国藩曾经告诉家人,他的衣服一共不过三百两银子,做了一件衣服之后,会十几年乃至三十年都在穿用。

  曾国藩不仅在穿着等方面严格要求自己和子女,而且在日常饮食上也有严格的要求。曾国藩吃饭的时候,碰到饭里面有带壳的谷物的话,他要把这个壳磕开,把里面的谷物吃掉。可以说曾国藩这个农家子弟,对于粒粒皆辛苦的道理是理解得非常深刻的。

  曾国藩的“住”也是很普通的。曾国藩的家和他弟弟曾国荃的豪宅相比,简直是差远了。我去过曾国藩的家乡,曾国荃的房子和曾国藩后来的府第富厚堂我都去过,两者相比,富厚堂只能用寒酸来形容。就这样的一个富厚堂,曾国藩听说花了那么多的钱,他都不忍去住。富厚堂没有雕梁没有画柱,就是一种非常拙朴的木结构建筑。这个房子有一个书楼,体现出的就是湖南人的耕读之风,整个房子只不过比一般的农户的院落大一些而已。

  至于“行”,在那个时代,官宦人家一般坐轿子。可是,曾国藩却在信里告诉孩子,你要步行去办该办的事,绝不许使唤轿子。同时他对孩子们还这样要求,不许使唤奴婢给你添茶倒水,你自己能做的事情一定要自己去做。

  在曾国藩的家书中我们还看到,他会让自己的子女去干些在常人眼中只有下人才做的拾柴、捡粪之类的事情。在一封家信中,他对自己的长子有这样的要求:每天早晨天未明就要起,起床之后的第一件事情是去洒扫庭院,然后坐下来练字一千,而第一个字一定要写“俭”。这就是让自己的孩子们千万不要沾染官场之气。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几可以成大器。”

  思想开明 注重实际

  曾国藩认为孩子读书未必是为了做官,读书在于明理,所以当长子曾纪泽连着三次考科举不成功,并向父亲提出不再走科举之路的时候,曾国藩同意了,他写信告诉曾纪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

  曾纪泽后来的路,在当时人来看绝对是旁门左道。那个时代,一般人根本想不到去接触西方文化,更不要说去学说洋文了,而曾纪泽居然在32岁的时候学英文。这个远见卓识,应该说既有他认识到的,也有他父亲告诉他的,这说明曾国藩在这一时期对文化的理解更为深刻了。作为中国人,秉持、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应该的,但是当国门被人强迫打开之后,你不去了解外国的情况,你如何能够在世界之林立足呢?

  曾纪泽在曾国藩的鼓励和支持下潜心研究西学。1881年2月24日,曾纪泽以外交官的身份代表清政府在彼得堡同沙俄谈判并且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收回了伊犁城。正是由于曾纪泽对西学的了解,正是因为他有了一个非常好的英语基础,在与俄国人谈判的时候,可以说是针锋相对,外交手段运用又足。当时沙俄曾威胁说,你想要收回伊犁,我马上就派兵打仗。曾纪泽不软不硬地回了一句话,说,你要打仗,我们也无奈,但是我们绝不怕你来打仗。因为他太了解当时沙俄虚张声势的心态。如果没有对西学的了解,没有西学的根基,有可能这个时候就被吓倒了。所以有人说这一次谈判是清末外交史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次胜利。

  还有一件事情值得一提,曾纪泽曾经用英文撰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中国先睡后醒论》,发表在伦敦的《亚洲季刊》上。用英语撰写文章介绍中国,这是当时很多中国人所做不到的。

  长子曾纪泽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官,次子曾纪鸿则是一位数学人才,他喜爱自然科学,精通天文、地理,最精代数,曾著有《对数详解》、《圆率考真图解》等书,还计算出一百位的圆周率。两个儿子的成材和曾国藩提倡子女学习科学知识,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文化大有关系。

  曾国藩难得的是,不光他的儿子成才了,他的后代子孙曾宝荪、曾约农都成为了大教育家和大学者。

  (《文汇读书周报》7.31 隋丽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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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南德·佩卢蒂埃(1867~1901) [转帖]

 

费南德•佩卢蒂埃(1867—1901)开创 工团主义(syndicalism)

工团主义(syndicalism)
  “工团主义”原为法语,即英语工联主义。革命工团主义通常指法国劳工联合会书记费南德•佩卢蒂埃(1867—1901)的理论,以及该联合会在1902年并入法国总工会(CGT)后,由后者所制定的原则。工團主義,是一種以勞工運動為主導的社會主義,旨在工人階級團結起來組織工會,並透過各種工業行動,使社會由資本家主導變成由工人主導。結合社會主義及無政府主義,主張廢除政府及資本制度,由生產工人所組成的工團來取代政府,以性質不同的工團來管理和擁有各種社會資源。工团主义学说从来不十分明晰或确切:强调的是行动而不是理论。其基调是要求会员发扬主动性;提倡战斗精神(包括怠工破坏活动);通过纯粹的工业组织和斗争来推翻资本主义和国家。索列尔则宣传自发性和暴力(包括富有战斗性的少数人的行动)以及革命总罢工的“神话”,虽然他和工团主义的工会实践的联系既不密切,也不持久。他的著作特别对意大利左翼有影响,其中有些人,著名的有墨索里尼,转向了法西斯主义。
  在1914年以前,主要是在具有无政府主义传统(参看无政府主义条目)、深厚的手工业基础而又缺乏制度化的劳资谈判经验的国家中,革命的工团主义成为工会运动的重要派别的正式立场。除法国总工会外,著名的范例还有西班牙的全国总工会和意大利的工联。其他地方的工团主义者反对采取正式的工会政策。在英国,工业工团主义教育联合会是1910年由汤姆•曼等积极分子成立的,他们反对集中化的劳资谈判而宣布团结一致和直接行动的口号。在美国,工团主义一词很少应用,但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产联)同欧洲的革命工团主义显然有相似之处。
  在北欧许多地方,工团主义的主要含义是拒绝迎合社会党的需要。人们认为,这些政党是官僚主义的,为议会制度所腐蚀,容易同资产阶级国家妥协;为了摧毁资本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把力量集中在工业战场上。这些论点,还往往跟反对集中制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目的联系在一起。介乎这种工团主义者和正统的社会民主党之间的中间立场,是德•利奥尼特的倾向(1908年他被开除出产联)及其在英国的追随者──特别是康诺利──,他们强调工业斗争的首要地位,但也认为革命政党具有一定作用。
  工团主义的第一次重大危机是战争的爆发,这时许多拥护者放弃了他们以前狂热的反爱国主义立场。在反战立场的人们中产生了许多战时工业斗争的领导人,在工人委员会运动中(参看委员会条目)在阐述工人监督生产的要求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俄国革命引起又一次危机。早在1907年,列宁就曾攻击工团主义,和他更早揭露过的经济主义如出一辙。布尔什维主义同工团主义显然是不相容的;许多战前和战时的工团主义者都放弃他们的反党学说,表示忠于布尔什维克革命。早期运动的某些特殊目的──工厂组织、产业工会制度、直接行动——被带进了新成立的****。但是,关于从下面实行的社会主义和工人管理的基本理论──在俄国本身是工人反对派提出的──,完全被抛弃了。
  那些远离共产国际立场(或与此决裂)的工团主义者,倾向于拒绝莫斯科的工人国家模式以及列宁关于党的主张(参看列宁主义条目)。逐渐地,在1922年联合为工团主义国际的那些留存的工团主义组织中,无政府工团主义处于支配地位。但是,随着20世纪20年代工人阶级接二连三遭到失败,工团主义(至少是在西班牙和拉丁美洲以外)逐渐受到排斥,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工会正统观念的大敌。在新近关于工人监督的宣传和基层的左翼集团中,可以看到与工团主义思想的联系。但“工团主义”本身几乎已只是一个贬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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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 (1866~1952) [转帖]

 

克罗齐 ( 意大利发音: [贝尼库洛ː tʃe ] ; 1866年2月25日- 1952年11月20号)是一个意大利评论家, 唯心主义 哲学家 。 他写的许多议题,包括哲学 , 历史 ,方法论的历史写作, 美学 ,是一个著名的自由派 ,但他反对自由放任的自由贸易 。 他的后世影响是相当显着。

克罗齐出生在在阿布鲁佐地区的意大利。 他来自一个有影响力和富裕的家庭,并提出了非常严格的天主教环境。 约16岁,他背弃了天主教,并制定了个人的观念的精神生活, 他保持这一立场纵贯余生。由于他的名气增大,他进入政坛。 他任公共教育部长为期一年,后来,在1910年 ,升任意大利参议员,这是一个终身职位。他是第一个开放批评意大利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 虽然这使他最初不得人心,但令他的声誉后来得以恢复,并在战争结束后他成为以及喜爱的公众人物。
1920~1921年任焦利蒂政府教育部长。1925年发表反对金蒂莱的《法西斯知识分子宣言》抗议书,随即退出政界。在B.墨索里尼当政和德国占领时期,他在自己的著述中坚持反法西斯立场;1943~1947年领导他所重新创建的自由党,并于1944年短期担任过部长。

“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這是意大利學者克羅齊1917年提出的一個著名命題。1947年1月,朱光潛先生在《克羅齊的歷史學》論文中探究克羅齊的史學思想時,曾對這一命題做了如下闡發:“沒有一個過去史真正是歷史,如果它不引起現實底思索,打動現實底興趣,和現實底心靈生活打成一片。過去史在我的現時思想活動中才能復蘇,才獲得它的歷史性。所以一切歷史都必是現時史……著重歷史的現時性,其實就是著重歷史與生活的聯貫”。近60年過去了,人們對克羅齊這一命題的認識,似乎都沒有超出朱光潛先生當時的理解。


克羅齊史學思想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將“歷史”和“編年史”進行了嚴格的區分,這和“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這一命題是聯系在一起的。他說:“歷史是活的歷史,編年史是死的歷史﹔歷史是當代史,編年史是過去史﹔歷史主要是思想行動,編年史主要是意志行動。一切歷史當它不再被思考,而隻是用抽象詞語記錄,就變成了編年史,盡管那些詞語曾經是具體的和富有表現力的”。他還認為,“當生活的發展逐漸需要時,死歷史就會復活,過去史就變成現在的。羅馬人和希臘人躺在墓穴中,直到文藝復興歐洲精神重新成熟時,才把他們喚醒”﹔“因此,現在被我們視為編年史的大部分歷史,現在對我們沉默不語的文獻,將依次被新生活的光輝照耀,將重新開口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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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海姆·赖希(1897-1957) [转帖]

 

威尔海姆·赖希(1897年3月24日~1957年11月3日)是奥地利的美国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分析学家 ,被称为一个历史上最激进的的精神病。 他写作了许多著名教科书,其中包括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的特征分析 ,在1933年出版。

赖希在他的《法西斯群众心理学》一书里,是从人的性格结构方面入手对其进行深入探讨的。

  赖希认为,人的性格分三个层次。第一层为表层,表现为含蓄、有礼、有同情心、讲道德、负责任,但多是虚伪的。第二层为中层,表现为残忍、贪婪、好色、嫉妒、虐待狂。这是人的第二动力,是原始生物欲望的派生物,所谓“无意识”正在于此。第三层是深层,又叫生物核心,表现为诚实、善意、勤奋、合作。深层性格是人自然健康的基础,产生“力比多”冲动。但“力比多”经过第二层便扭曲为反常。第一层相对应的是社会意识形态中的文明教化、道德理想精神。第二层表现于现实生活中的“小人精神”。第三层是文化艺术、科学创造的源头。赖希指出,这是人身上的怪物,脱掉修养的外衣,最先显露的便是人这种反常的性格。而小人精神来自人的情感欲望,是一种既渴望威权又希望造反的精神。这就是在许许多多群众运动、造反的过程中,千百万群众个体表现出来的性格。

  赖希认为,正是这人身上的怪物、小人精神构成了法西斯主义的精神内核。而且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法西斯主义的情感因素,法西斯主义是普通人性格结构有组织的政治表现。明乎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当时为什么得到德国人民普遍拥戴的原因了。

  他指出:“一个元首或一种观念的提倡者,只有当他个人的观点、意识、纲领与广大个体的心理结构相类似时,才能取得成功。”他进一步指出,对于法西斯主义,不能将其看做一个希特勒或墨索里尼的行为,也不能仅当成德国人日本人的民族特性,它渗透到人类所有民族的有机体中,是被压抑的卑微者既反抗又崇拜强权的一种基本情感态度。赖希于七十年前在他的书中表述的这一观点,不幸被后来发生于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大小战争、屠杀、暴行所证实。从奥斯威辛的焚尸炉到斯大林时期的清剿运动,从科索沃、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到巴以冲突,直至当今频繁发生于世界各地的恐怖主义的事件,这些群体行为大规模的发生,除了现实政治经济地理的直接原因外,我们难道不应该再寻找一下人类自身的缘由吗﹖对此,一位奥地利动物学家、现代行为学家洛伦兹曾经有一精辟论述:“人的行为,尤其是集团、国家、阶级、民族间的争斗行为,绝不单由理念、文化传统或利益所决定,它还要顺从本能行为的一切法则,那就是动物性法则。”

  从现实生活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普遍发生的杀人强奸等侵犯他人的暴力行为,虽属少数人犯罪,但探索其性格的深层因素,一定具有恃强凌弱、侵害他人的兽性心理,满足于随意处置他人的权欲性快感。就是在普通人中,那种崇尚威权,以暴力残酷为壮伟磅礴,并为之叫好的荒谬心理例子也随处可见。远的不说,请看看“基地”组织制造的纽约“9·11”、西班牙“3·11”弥天惨案吧,就可想而知。基地组织屠杀成百上千生灵后,在互联网上有那么多国人同胞特别是青年人竟然为恐怖主义的拉登叫好,称其为反美反帝斗士。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些欢呼者心里装的是国家至上的观念、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完全无视那些无辜死伤的几千人生命的权利,肆无忌惮的语言暴力则表现出的是一种嗜血的快感和心理。太多的事实告诉人们:法西斯精神普遍深植于人的动物性中。

  群体行为还有一重大心理特征,就是崇尚威势,迷信权威人物。社会中大多数处于中下层地位的群众,大多地位卑微,心理狭窄脆弱,对超出自身生活经验的一般问题不甚了解,不辨真伪,希望听从权威的意见。他们甚至不在乎“说什么”,而在乎持此说之人物的地位,因为群众需要服从权威的指导。因而凡有大众迷信、偶像崇拜之处,群众必然情令智昏匍匐在地,具有一种类似于宗教的极端情感与形式。就像原始初民需要神话,群众潜意识中也需要一个具有神格的伟人。所以不管是拿破仑的凯旋,还是希特勒的讲演、斯大林的检阅等,都是“群众需要上帝,我们就造出一个上帝”的狂热荒谬之举。古往今来的君主枭雄、教主领袖,乃至市井中有号召力之人,都对群众这种心理有着准确的把握,他们无意间成为绝好的心理学家。这正是他们具有统率号召力的原因。

  勒邦道:“每个时代的群体杰出领袖,尤其是革命时期的领袖,大多才疏学浅,他们往往勇气超过才智。才智过多甚至会给领袖带来障碍,但正是这些才智有限的人给世界带来最大影响。”(〔法〕古斯塔夫·勒邦著:《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翻开历史书籍,这种出身江湖、强人领袖成功夺取社稷重器的例子遍布于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这类群众领袖的高明不仅在于他们擅长谋略权术,还在于擅用巧妙的宣传和演说把自己打扮神化成伟人救星、明主英雄,窃取国家、民族、真理、革命的名义煽动群众,让他们相信为其谋利,相信其幸福与快乐在于崇拜与服从之中,役使他们赴死就义,心甘情愿在所不辞。

  群众中有无智者?群众为什么会如此容易受欺骗?他们在为人驱使被利用时,甚至在大多数时候,为什么不知道自身的行为常与其利益相背离?这岂止一句“愚昧”、“糊涂”说得清当群体行为发生时,其中个体意识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关于这些,两本书的作者都有解读。勒邦认为,群众意识有“趋同一致律”,即在特定事件群众集结、情感亢奋昂扬的场面中,个人思想感情必遭弱化乃至泯灭,会不自觉地加入到集体意识中去。即使平时独处冷静清醒的佼佼者,一旦汇入群体,个人都会被感性所支配,被群体所裹挟,意识趋于群众的平均水平。在这种情形下,一个受过教育的绅士和伙夫修鞋匠的心理意识并无多大差别。再者,当群体行为发生时,其中的个人会卸去责任感,有一种冲破压抑、胆大包天、罚不责众的快感。这种快感又被英国哲学家罗素解释为权力感。罗素在其《权力论》中说道:“在目标一致的热烈集会上,群众有一种热情和安全交织的得意感。这种共有的情绪越发强烈,直到排除一切其他情感,只剩下一种因‘自我’倍增而产生的权力兴奋感。集体兴奋是绝好的麻醉。其间,理智、人道、甚至自我保护很容易被遗忘。这时候,残忍的屠杀和英勇殉难同样是可能的。”

  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告诉人们,以巧妙的伎俩雄辩演说,来迎合众人浅薄心理,慑服人心为要术,是领袖人物、群众操控者的基本手段。其实他们并非需要掌握什么了不得的理论,只要用一些具有煽动性标语口号或诗一般的语言,开动其控制的宣传机器长久反复的灌输,调动群众的情绪或欲望,便会达到统率思想征服民众的目的。希特勒一再强调,不能靠论证、证据和知识来赢得群众,只能靠感情和信仰。总之,舆论宣传于一切独裁统治是重要而不可或缺的方针政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德国纳粹的歌曲就这样唱道:

  我们是党徽的军队
  高举着红旗
  为了德国的工人
  我们铺设通向自由的道路
  希特勒讲演时说道:
  “……作为国家社会主义者,我们在旗帜上看到了纲领,看到了国家主义的观念。在党徽中看到了为雅利安人斗争的使命,同样看到了创造性劳动观念的胜利。这一胜利一直并且永远是反犹太人的。”

  差不多与此同时,可再看看1935年3月19日苏联《真理报》一篇题为“苏维埃爱国主义”文章的摘要:

  苏维埃爱国主义——对自己祖国无限的爱无条件的忠诚的炽热感情,对祖国命运最深刻的责任感,在我们心中奔腾。在我们社会主义祖国里,人民的利益和祖国及其政府的利益不可分。苏维埃爱国主义激情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在苏维埃党的领导下,人民塑造自己的生活。只有现在,我们美丽富饶的祖国才向劳动人民敞开。

  别小看这些语无伦次大言不惭的口号、毫无实质性内容的豪言壮语,它虽然和一个人对自己祖国与民族真正自然热爱的感情丝毫无关,但当其成为一种强势话语时,会流行传染成一场政治性情感瘟疫,具有“无意识”的巨大力量。这便是宣传造势的秘密。精神分析学中有“自居作用”之说,即一个人感到和另一个人的观念、信仰等一致时,便采取这个人的态度,并在幻想中把自己摆在他人的位置上。赖希先生在对纳粹德国和苏联的大量宣传内容和方式进行考察研究后,揭示出正是这种“自居作用”构成了群众心理的现实基础,即个人越觉得无能、越卑微,就越需要崇拜威权;越感到自身无价值,就越需要移情于集体和大人物,把自身等同于民族的伟大、国家的荣誉,等同于领袖的崇高。当时的德国人民对国家、元首、政府拥戴的态度可以概括为:我就是国家、民族、权威,甚至每一个德国人在潜意识里都自认为是小希特勒。元首的思想就成为德国人的思想,纳粹党的意志就是德国人的意志。这种心理感觉上的置换,潜意识的移情,效果可谓巨大而显著。“没有个人的自大,只有合群的自大”(鲁迅),这种“小人精神”,自卑与自大的非理性情感混合物,正是法西斯民族主义的心理土壤。本来民族情感应该有正常与非正常之分,热爱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种正常的感情;而无限崇奉本民族的一切,导致歇斯底里地排外、扩张却是一种非理性的原始感情。并且它往往是被诱导、操纵的结果。这种非理性的原始情感使人个性泯灭,失去正常思考能力,易沦为野心家和意识形态的工具。

  赖希与勒邦在其研究群众心理的书中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即群众是无意识的,他们是完全可以被塑造的。有什么样的国家,就有什么样的人民;反过来也一样,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所以,如果一种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呈现非理性,也会使群众的性格结构成为非理性状态。这不但被法国、德国的历史所证实,也被二战以后世界上大大小小独裁国家统治的现实所证实,而且正在被当今世界上发生的层出不穷的战争和暴力与恐怖主义行为所印证。独裁与专制、战争与暴力是人类的毒瘤,是社会生活中最大的非理性行为。被这种情形笼罩下的民众容易认为自己是生活在天国之邦的蚁民或子民。勒邦与赖希这两本研究群众心理学的著作,”(〔法〕古斯塔夫·勒邦著:《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奥〕威尔海姆·赖希著:《法西斯群众心理学》,张峰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其实际意义就在于唤醒每一个普通人,警惕自身,认识自己,拒绝为野心家和反动势力所利用,保持我们的公民人格,做一个清醒的自由人。   

《书屋》2004年第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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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中心说语丝(2) [转帖]

 

对于宇宙学和空间技术,空间应该被定义为“动态空间”和“静态空间”,我们的宇宙是动态空间的集合,并可以用统一场方程来量化。空间场方程参见宇宙中心说一书。

我们的宇宙边界是被“静态的空间”所包裹着。静态的空间和宇宙中心是人类非显性的物质,是宇宙的两个极集。

静态空间实质是“无”、“空”,所以爱因斯坦有“有界无边”的宇宙模型。无边的边就是以“静态空间”为边。因此,按人类空间大小的观念,“无”孕育着“有”。

静态空间是人类视界之外的物理事件。当你达到静态空间之前时,必定成为“无”。因此,静态空间是人类不可及的物理事件,是物理上的“悖论点”或数学上的“0”。

不同参照系对于真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在一般的观念中,我们把密闭容器内的气体抽掉,认为就是真空,这是以地球为参照系的真空空间。

以上真空的参照系认定决定了其概念上的相对性。因此,只有用动态空间来描述空间的力场和轨道场量化才能在宇宙参照系上赋予相对动态真空的物理意义。

任何要对宇宙有正确、合理、自然的认识,通过对笛卡尔、牛顿、爱因斯坦著作的通读,是一条简明的捷径。由此,还可以完成数学危机的修复,并对康托尔的集论不完备问题的修复,也就是罗素怪异问题。

力的存在源于运动的存在,更深入的应该看到力和运动的同时性,不可分割性,这种同时不可分割事件是自然秩序的固有特点,也称为或然现象。我们把它分开是因为我们的参照系、观测系的不统一引起结果。

宇宙在今天是有限的,可通过统一场方程求解的,这就是对老子“人大”最好的诠释。

宇宙系统内,力、运动、真空三者构成了不可分割的宇宙现实,也是对老子“三生全部”的科学解。

时间是空间、运动、力这三者共存的抽象合成,这种抽象合成是在人类意识系统内完成的,并习惯被称为时间。时间作为物理第一量化参数将退出物理历史的第一线而居于第二线,但仍然可以作为非显性理论科学的第一线。

宇宙的动态决定了宇宙无常数有集合。

--------《宇宙中心说》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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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为什么拒绝辩护[转帖]


  
  这是历史的一刻-----这场历史的审判,不仅是对历史问题一个很好交代,也是中国律师制度确立的一个历史起点。虽然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罪大恶极、祸国殃民,但是我们国家的法律依旧给了他们为自己辩护的权利。

  当时指定为江青辩护的律师,后来又做了李作鹏辩护律师的张思之先生,在“两案”之后20年,接受了本刊的独家专访,而且是首次接受媒体采访。

  张思之先生最近出了一本书,书名叫《我的辩词与梦想》,与我而言,阅读辩词仅仅是兴趣,仅仅是喜欢辩论的快感。张思之究竟何等人物,此前我根本不知,然而在书的末页,我却突然看到“曾指定为江青的辩护律师”、“李作鹏的辩护律师”的字样,这是何等的扎眼!书是学林出版社出的,我立刻给该书的主编出版社的成江老师打了电话,说我想采访一下张思之先生,请他务必帮忙,成江老师二话没说,立刻答应给我引见张老。

  江青被押上法庭

  就这样,2001年3月19日上午9点半,我终于在北京见到了70有余、神采不减的张思之先生。先生说,这么多年来,这还是第一次就“两案”辩护事宜接受记者采访。去年,某家重量级媒体曾经用尽各种方法想要采访他,被他断然拒绝。

  在采访结束时,思之先生说:“原来我以为,这次采访,仅是为了这本书,没想到你越问下去,我越觉得不对劲了,不过,我看你年轻有冲劲,所以我也不太好意思拒绝你,今天我所讲的,都是我能回忆起来的东西,我想即便是我的回忆录,至少‘两案’这一段也不会比今天回忆的更详细了。”

  有谁愿意为江青辩护?

  新民周刊:当时您被任命为“两案”辩护组组长,这是谁指定的?为什么要定你?

  张思之:当时的司法部副部长陈卓要北京市出4个专职律师,上海出2个专职律师,一共由18个律师组成辩护组,组长原定为北京大学的法学教授陈守一,但是陈守一说自己身体不太好,坚决不肯干。结果陈卓就要我出任辩护组组长。

  新民周刊:这是一个复杂的角色,其他人也许情感上不愿站在全国人民的对立面,去给一伙“害虫”辩护,选择退,也是情理之中,那为什么您没有退呢?因为据我所知,您在文革期间也被“四人帮”迫害过,后来又指定你做江青的辩护律师,你也没有退却,那么您的出任是不是有想出名之嫌呢?

  张思之:当时上海有个韩大姐,韩学章,从我的观点来看,她给江青做律师是比较合适的,不只是因为都是女性的关系,韩大姐也是一个老律师,水平也很高,她是上海律师协会的,但是当时她说不舒服,而且没有商量的余地,绝对不肯出任江青的辩护律师。到时候,不是全国人民都骂你么,骂你竟然当江青的辩护律师。

  在北京,我是主管业务的,而我自己的业务还过得去,别人都可以退,但我不可以,这是组织上的任务,不干行吗?有人说我年轻的时候不太驯服,但是在组织上我是绝对地服从,组织上讲的,我照办不勿。

  新民周刊:当时是江青主动提出要请律师的?

  张思之:是她主动向特别法庭提出的。

  新民周刊:那我们后来在电视上看到都是江青自己在为自己辩护,这是怎么回事?

  张思之:后来,我最终没有成为江青的律师。

  新民周刊:为什么呢?

  张思之:我和华东政法学院的朱华荣一起去见了江青,朱华荣是一个专攻刑法的非常好的老师。实事求是的讲,我当时去见的时候,没有带任何偏见和陈见,也没有想过一定要达到怎样的目标,我只是觉得我主要是完成任务--任务就是搞清楚江青是不是真的需要我们做律师,如果真的需要,我们才可以真正着手,这是第一步。作为一个律师来讲,面对一个需要你帮助的被告人,虽然她是罪大恶极,但法律规定她有这个(辩护)的权利,你就有责任去为她提供这方面的帮助。

  但是刚一接触,就把江青的往事给勾起来了,把劣迹又给引发了--江青这个人太会做戏,而且胡搅蛮缠。当时我自己感情上也受不了,也不允许我继续出任她的辩护律师。

  我这个人在接触的时候,心态还算正常,不过我相信,我再耐心,我态度再好,我再客观,再公正,最后我和江青还是谈不成的,她不会要我做她的辩护律师的--这点,我绝不怀疑。客观地说,她对我们只是一种试探,她并不想要我们真正地做她的律师,我们一去,她就讲,我是要律师,但我要找史良,找周健人,找刘大杰,找毛主席的女儿李敏。江青说:“你们肯定是叶剑英、邓小平派来的。”她根本就不相信我们。

  于是,我就逃脱了一劫,免去了我做她的辩护律师,但是就这个职业本身来讲,这不是一件好事。

  新民周刊:您说您逃过了一劫?

  张思之:是的,如果让我主动去当她的辩护律师,这绝对没有可能,这个人太可恶了。但这显然不是辩护律师一个人的事,从整体、从全局、从全国的辩护制度来考虑,江青有辩护律师还是好的。可惜……,很可惜!最后还是没有。

  江青想不想请辩护律师?

  新民周刊:后来是江青拒绝让你为她辩护的?

  张思之:对,她拒绝。

  新民周刊:理由呢?

  张思之:她说我态度不好。

  新民周刊:是不是真的因为您的态度不好?您态度真的不好?

  张思之:就我自己觉得,我仅仅是不够耐心,说我态度不好,这个账,我也不认。

  新民周刊:您不够耐心,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张思之:比如说,她问我一些问题,要我回答,我就告诉她,这个问题只有在你确认要我们做你的辩护律师前提下才能谈,否则根本没有必要谈,当时组织上给我明确的任务就是要确认江青是不是真的要请律师。江青就说我态度不好。

  江青说:“我身体不好,耳朵重听,因此我希望在法庭上有人替我说话。”我就告诉她,中国的律师可不是被告的代言人。“那你们可以做我的法律顾问。”这算什么概念!你请我们为你那部分合法的权益辩护可以,但不是替你说话,我们有自己的独立人格!

  从后来看,她实际上只是想从我们这里摸点情况,仅此而已。

  在谈话里,江青经常胡扯。她没谈几句话,就跟我说:“这伙人是法西斯,当时他们把我抓起来,摔在地板上,就再也不理我了。”我说:“你跟我扯这些干什么,现在我需要的只是知道你到底需不需要我们在开庭时提供法律上的帮助……”我当时就挺高兴的,如果摔的话,是不是应该再摔得重一点!

  江青接着说:“公诉人非常坏,还没跟我谈完呢,怎么就起诉了……”我回答她:“什么问题叫谈完了,什么叫没谈完,难道你叫我去审查公诉人?”江青就叫起来了,这是原话:“我要你们做律师,是让你们跟他们辩去!可不是让你们今天来跟我辩的!”实际上,她所说的一切,所做的一切都是试探性的。

  新民周刊:这样看来,您那时也不至于达到态度不好的程度,这似乎连不够耐心也谈不上……

  张思之:其实有关的这些情节,我也不太想讲,觉得特烦,我从来也没有对外界讲过,很多人找我出书,我都没答应,你要知道什么情况?


  新民周刊:就是什么使她下结论--"您态度不好"的?

  张思之:11月13日上午,我和朱华荣一起到看守所和江青见面的时候,会见室里给江青安排了一个椅子,她就规规矩矩地站在椅子后面,把头发还掳了一下,我说“请坐”,她这才坐下,她是那样的人吗?简直做戏做绝了!更绝的,还在后面。我开始讲话,当然不是像现在这样有些慷慨激昂,那时我是慢条斯理,她就说:“请你声音大一点,我的耳朵不好,因为我得过癌症,用雷治疗过,伤了我的耳朵,现在听觉不好,所以请你声音高一点。”我说,可以。然后一段时间里,我的声音就适当放高了。“你的声音不要那么高,好不好?你的声纳震得我受不了(其实应该是声波)!”江青开始抗议。朱华荣在旁边就说了:“你不是说你的耳朵不好,声音要高一点吗?”“那是刚才……”接下来,江青看到我和朱华荣手里拿着两本小册子,一本是《刑法》,一本是《刑事诉讼法》,当时是我们自己编的单行本,她问:“这两本书,能不能送给我?”那我们就说:“你需要什么书,你可以通过看守所的监管人员,问他们要。”“你们还是律师,怎么这么吝啬!这么两本书,都不舍得……”给我影响最深的是,江青跟我们说:“办我这案子不容易,这是我们党内的事。当然你们要办也可以,不过,你们要学习‘十六条’,要学习‘九大的文件’,要学习‘五·一六通知’。”我当时就说:“江青,我跟你讲清楚,我们要学什么,不需要学什么,我们比你清楚,这个用不着你指点。”她就说我们肯定是“叶邓”派来的,我就说:“告诉你,你要不要律师是你个人的事情,跟我们是谁派来的有什么关系。”江青始终不肯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以至于最后我觉得基本上已经无法再谈下去了,就告诉江青:“今天你必须明确,你究竟要不要委托律师,这是一;第二如果你要委托律师,是不是要委托我们两个人做你的律师,或者你提交特别法庭说要另请律师,就这两种选择。”江青说:“让我考虑考虑。”我说:“可以,但是必须在13时以前答复我。”她说:“那不行,因为我要睡午觉。”我扔下一句“你必须在13时以前答复我,你睡不睡午觉,与我无关。”然后我们就走了,我们刚一出门,看守所的政委就把她押回去了,结果她就跟政委说:“那个姓张的太猖狂,太坏,我绝对不要他做我的律师!”当时跟江青谈,具体问题基本没有涉及,因为如果她不要我们做她的律师,那不是瞎起哄吗!按照正常情况下,我们应该问当事人,起诉书看了没有,里面有那些出入等等。

  在特别法庭开庭时,江青把我认出来了,狠狠地瞪了我几眼。

  江青有没有能力为自己辩护?

  新民周刊:江青最终没有选择为自己请辩护律师,您觉得这是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张思之:我觉得不是。这样一个重大的案子,无论从她,从我们,从法律,从法制建设这个角度来讲,她不请律师,都是一种遗憾。后来黄永胜也没有请律师,而且他很后悔,因为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法庭上连话都讲不清楚。

  新民周刊:江青选择在法庭上自己为自己辩护,您也亲眼目睹了整个过程,您觉得她是否具备为自己辩护的能力?

  张思之: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考虑,她没有讲到点子上。

  新民周刊:比如说……

  张思之:这个问题很复杂,我只是想说两点,第一我坚信当时我们的起诉书,在我们律师眼里不是无懈可击的,但是如果让我来辩护,当然究竟可以辩到什么程度,那是另外一回事;第二,我坚信如果江青这个案子,如果由我们律师来辩的话,可能会讲的比较精彩,意义也不一般--这毕竟是全世界都关注的,政治性极强的“两案”,法庭是否公正,我们律师也是见证者之一,而且当时的法制建设刚刚起步。

  但是有一点我坚信,即便其他人给江青做辩护律师,他也不会和江青磨和的很好,绝不可能,因为在她看来,你们都是一伙的。

  新民周刊:您是说任何人都不可能?

  张思之:任何人。

  新民周刊:江青从头至尾有没有悔罪的表现?是否曾有过自杀的念头?

  张思之:没有,从来没有。

  新民周刊:她有没有人性的一面?

  张思之:没有,绝对没有。大概唯一可以和人性占点边的地方,就是她特别注意外型,从来就是整整齐齐,头发是一丝不乱的,有人说她的头发是假发,可以告诉你,那绝对不是假发,保养的绝对好,乌黑锃亮。她也知道,会现场直播,会上电视的。

  “我帮李作鹏抹掉了哪些罪?”

  新民周刊:后来你为李作鹏辩护,也是组织上指定的,还是你自己挑的?

  张思之:那天从秦城监狱回来,当天晚上我就给组织上汇报江青的情况,汇报完,组织上就说,正合适,李作鹏提出来要找律师,李作鹏是搞密码破译的,得找一个专业的律师去对付他,张思之,你去给他辩护吧!当时还有一个刑法专家苏惠渔和我一起做他的辩护律师,苏惠渔是刑法研究室的主任。

  新民周刊:李作鹏确实需要律师吗?还是和江青一样只是试探试探?

  张思之:他确实是需要。我看过我和李作鹏谈话的录象,我和李作鹏谈笑风生,在那时候倒像是朋友了,那就对了,因为他是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而江青绝对不是。

  新民周刊:据说,李作鹏当时的思路非常清楚。

  张思之:非常清楚。比如说,他整个案子的关键,就在于林彪叛逃的那天晚上,从山海关走,也就是所谓的“放飞”,他应该负多大的责任。他知道这就是他货真价实的“罪状”,这是头一条。当时周恩来总理很明确地说过,那架256三叉戟飞机要四个人联合下命令,李作鹏在传达命令的时候,就传达成“4个人中,只要有1个人下命令,就可以飞了。”当时有电话记录,他知道这是他的要害,而且是辩不回来的,也就没有做过多的纠缠。

  我们特别法庭对江青、李作鹏他们都是24小时严格监控的,后来就知道到一个情况,快到开庭的那段时候间,李作鹏不断地在那里写。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伍修权同志,就把我给叫去了,说李作鹏在那里写辩护词,不知道他会写些什么,想让我把李作鹏的辩护词拿来看一看,我说我试试吧,于是就去了,我们没有正面提要这个辩护词,只是围绕这个辩护词讲些问题,但他感觉到了,于是就说:“我确实写了一份辩护词,不过现在呢,我把它缝在了我的棉袄里,谁也拿不走。”后来我们告诉李作鹏,法庭有一个最后陈述,是专给被告陈述的权利,你如果有什么意见和问题,可以通过这个程序陈述出来,最后李作鹏就把它的辩护词给讲完了。

  新民周刊:但是据说李作鹏是一个法盲,他对法律知之甚少,您是否也有同感?

  张思之:应该说,以前他们对法律懂得很少,但是此案之后,他们还是很注意学法的,《刑法》、《刑事诉讼法》他们都看。

  新民周刊:那李作鹏都自己写了辩护词了,您又在那些方面给他作了辩护呢?

  张思之:第一就是另立中央,就是以林彪为首,把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拉到广州去,在南方另立党中央。应该说,准备另立中央的事情确实有,但是李作鹏不知道,他们的方案是通过林立果和王飞把黄永胜调到机场,说有事,然后再通过胁迫黄永胜,把那几个人都调过来,然后坐飞机走,整个计划是这样的,当然根本没有来得及实施,后来我调查时发现,李作鹏根本就不知情,而且有证据证明他不知道,没有证据证明他知道。证据就是当时几个人的口供。

  第二就是谋杀毛泽东主席的“五七一”工程,这个工程也确实有,工程计划是非常详细的,但关键是李作鹏一点也不知道。

  这两条罪状,起诉书里有,但是后来我们把他给抹掉了,终审判决也没有再提这两条。

  新民周刊:如果说江青的人性最多表现在她的仪表上,那么李作鹏的人性有没有地方可以体现的?

  张思之:有。李作鹏应该说,还是一条汉子。邱会作在法庭上跪下了,吴法宪在法庭上一再装模作样地讲,怕林彪,服从林彪,拍过林彪的马屁。李作鹏这样的话,一句没有。

  新民周刊:李作鹏有没有悔罪的表现?

  张思之:有。李作鹏自己说过,他是上了林彪的贼船,是他的罪,他都认,他都不推。

  新民周刊:您为李作鹏辩护,收费是多少?

  张思之:没有律师费用,一分没收,免费。那按照当时的收费标准,也就是30块钱,律师的费用我当时的工资是100多块钱。

  律师在"两案"中所起的作用,谁说了算?

  新民周刊:那您觉得您的辩护起到什么作用没有?

  张思之:应该说我们的法律制度,是从和尚打伞走过来的。现在我们有了法,而且最起码是在执法,在讲法,是要律师了,应当说,这一步迈得不算小。律师在两案中也起了不小的作用,比如像吴法宪、姚文远、李作鹏,我们都给他们抹掉了不少罪,有十几条罪了,至于最终的结论就不在我们的职责范围之内的事了。

  法院宣判之后,我又和李作鹏见了一次面,征求他的意见,问他对我们的辩护工作和案子还有什么想法,他说:“不容易,首先要谢谢你们,不过,从我的角度来讲,你们的辩护,好有一比,好比敲小鼓的,敲的是鼓边儿,没有敲到(中心)点上……”“那你的意思我们是敲边鼓的?”李作鹏就在那里笑,他说他写了一首诗给我,我说那快给我看看。“不,”他说,“20年之后。”此时此刻,正好20年满,我现在在找他的地址,我要看看那首诗。

  他所说的反映两个问题,第一你起了一点作用,第二,你的作用很有限。

  讲到作用,我还有一个故事可以告诉你。那年10月初,我们这18个律师刚刚集中起来的时候,一个美国纽约的律师,中文名字叫潘乃刚,自称在杭州出生,是个中国通,大概在《纽约时报》上他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在两案中,中国律师的作用现在看来等于零。”我当时非常气愤,两案还没开始,律师还没有集中,你从那里看出律师的作用等于零了,我的作用也许很大,也许是负面的,都有可能,但你要有根据。

  我们承认我们的作用有限,但是毕竟是起到一定作用的。这是中国律师在全世界第一次亮相,应该说我们的任务是很重的,在那样的条件下,面对这样复杂的案子,我们所能做的也只能是这样了。要说还有人会比我们做的更好,这点,我不信,绝对不信。

  新民周刊:那您成为两案辩护组组长,指定为江青辩护,又做了李作鹏的辩护律师,相信您的名声也因此大噪了。

  张思之:没有,我没有觉得,至多人们在谈到“两案”的时候,会顺便提到我们这几位参与辩护的律师,仅此而已,因为我们在两案的过程当中,作用毕竟是有限的。

  新民周刊:那您后来这个身份,有没有给您个人带来什么负面影响?

  张思之:这倒没有。

  新民周刊:那有没有人认为甚至是骂您在为害虫辩护?

  张思之:那有。我介入过一个案子--是广东电白县几十户渔民和当地县政府一场官司,当时县里让镇政府和渔民一起承包围造滩涂搞养殖业,而且签下了合同,合同还是经过当地公证的,但是后来县政府一看有利可图,就准备和老百姓撕毁合同,老百姓当然不愿意,结果当地政府就抓了几个带头不同意的老百姓,结果老百姓就找到了上海的《民主与法制》,《民主与法制》就说你们要告状就到北京找我张某人,他们知道我这个人比较敢干。这样农民就来找我,然后我就答应过些时候就南下调查,农民回去就告诉乡政府,说他们找到律师,当地政府就查了,这个张某人是谁,一查,查到了,就告诉农民:“他是四人帮的残渣律师,只要他来,我们就收拾他。”后来我就去了,于是这个残渣律师在广东还是小有名气的,这是沾了李作鹏的光了。至于在群众中会不会有这种想法,我觉得肯定会有,但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

  作为律师,我及格;作为战略家,我做得很差!

  新民周刊:一些西方的媒体说你是"中国第一大律师",你承不承认这种说法?

  张思之:你千万不要这样写,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年纪比较老的律师,或者也可以算老一代的律师,我合格,我及格,仅此而已,这就是我对自己的评价。但是我说的及格,对律师这个职业来说,真的不容易,我不是一个好律师,但是我觉得我还行,我还及格。

  新民周刊:中国的律师界又是如何评价您的?

  张思之:这个我倒是真不知道,但是认识我的那些和我年龄相仿的或者比我年轻的律师,对我期望值都很高,可惜我达不到他们的要求。

  为什么对我的期望值很高,可能和我所处的位置有关--这里是北京、是首都,而一段时间内,我又是北京律师的“头”,在那个位置上,应该对全国的律师、中国的律师制度承担一定的历史责任,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我做的太差,真的做的太差,因为当时我太看轻当时我所处的那个位置,如果我当初就重视它,也许我们会做得更好一点,现在想起来实在是太可惜了。当时,我以为就我自己做律师尽最大努力,就可以了,但是现在想起来,还远远不够。

  因此有人也问我,现在律师缺什么?我毫不避讳地说,我们最缺的是战略家,就是缺乏有一种哲人气质的律师,这是一个严重的缺陷--因为站不高,因为想不深,所以看不远,就事论事。如果我们有那么三五个战略家,站在一定的高度来统率我们的律师队伍,我相信我们会做得更好。

  新民周刊:那您还不能算是战略家吗?

  张思之:来不及了,我最大的悲哀是我浪费了22年,这22年可是我的黄金时代,30岁到50岁,一个人的黄金阶段,被我磨掉了。

  所以仅仅就我办的诉讼、我办的个案而言,我说我合格了、我及格了,但是按战略家的标准,我还差得很远。1950年7月,我在刚成立不久的中国人民大学里修了莫斯科大学法律系的主要课程,但是苏联的那套东西理论性太差,知识面太窄,学的都是所谓的苏维埃法律常识。

  我不能讲我不学无术,但是我真的知之甚少。

  张思之,何人?

  思之先生1927年11月12日生于河南郑州。

  1947年秋,张思之考入朝阳学院法律系。1949年2月,张思之参加接管北平地方法院。1950年7月,思之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以全优成绩修完"莫斯科大学法律系主要课程"。1956年,他受命组建北京市第三法律顾问处,但是一年后,思之先生就被迫开始了长达15年的劳改生涯。

  1973年,张思之结束劳改,转入北京市垂杨柳二中任语文教师。

  1979年7月,先生重返律师界。1980年,张思之出任北京律师协会的副会长,主管业务,实质上是统率整个北京市的律师业务。同时他兼任北京市法律顾问处主任。

  1980年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开庭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张思之出任辩护组组长,并指定为江青的辩护律师,后又为李作鹏辩护。

  1988年6月,大兴安岭林业管理局所属图强林业局局长庄学义,被以在大兴安岭火灾中“玩忽职守罪”提起公诉,张思之为之辩护。1991年8月,张思之为驾机“投敌叛变案”的李显斌辩护……1987年,张思之先生为了摆脱行政事务,离开北京市律师协会,同时进中央政治管理干部学院(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主持民法教研室工作,并在校主讲律师业务。

  1988年,张思之受命创办《中国律师》杂志。但因种种原因,1989年,他被迫离开杂志社。

  1993年,北京律师协会的一帮子年轻律师出来自己筹建了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1995年,思之先生出任该事务所的顾问,直至现在。

  思之先生说:“现在想想,我做一个中学老师是最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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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044楼 发表于: 2009-08-24

59年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 [转帖]


一、读书。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八月份用一个月的时间来读书,或者实行干部轮训。不规定范围,大家不会读。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2]。时间三至六个月,或者一年。去年郑州会议提出读三本书[3],问读了没有,说是读了一点,读得不多,有的自己也没有读。对县、社干部,山东、河北的想法,是给他们编三本书:一本是好人好事的书,收集去年大跃进中敢于坚持真理、不随风倒,工作有前进的,不说谎、不浮夸、实事求是的例子,例如河北王国藩[4],山东菏泽一个生产队。一本是坏人坏事的书,收集专门说假话的、违法乱纪的或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例子。每省要找几个,各省编各省的,每本不超过二万五千字。第三本是中央从去年到现在的各种指示文件(加上各省的),有系统地编一本书。三本书大体十万字左右,每天读一万多字,一星期可以读完。读完后讨论,不仅读,还要考试。县、社党委成员能读政治经济学的也可以读。设法给县、社党委每年有一个系统思考问题的时间。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现在这些人都是热锅上的蚂蚁,要把他们拿出来冷一下。去年有了一年的实践,再读书会更好些。学习苏联,要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教科书有缺点,但比较完整。缺点如第一章讲和平过渡,通过议会夺取政权,哪有那回事?在西藏都不可能,一定要有武装。他们的缺点我们不要去学,但在去年,把苏联一些好的经验也丢了。
  二、形势。国内形势是好是坏?大形势还好,有点坏,但还不至于坏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会议[5]的方针对不对?我看要坚持。总的说来,像湖南省一个同志所说的,是两句话:“有伟大的成绩,有丰富的经验。”“有丰富的经验”,说得很巧妙,实际上是:有伟大的成绩,有不少的问题,前途是光明的。基本问题是一)综合平衡;(二)群众路线;(三)统一领导;(四)注意质量。四个问题中最基本的是综合平衡和群众路线。要注意质量,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全些,各种各样都要有。农业中,粮、棉、油、麻、丝、烟、茶、糖、菜、果、药、杂都要有。工业中,要有轻工业、重工业,其中又要各样都有。去年“两小无猜”(小高炉、小转炉)的搞法不行,把精力集中搞这“两小”,其他都丢了。去年大跃进、大丰收,今年是大春荒。现在形势在好转,我看了四个省,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大体可以代表全国。今年夏收估产普遍偏低,这是一个好现象。
  今年这时的形势和去年这时的形势比较,哪个形势好?去年这时很快地刮起了“共产风”,今年不会刮,比去年好。明年“五一”可以完全好转。去年人们的热情是宝贵的,只是工作中有些盲目性。有人说,你大跃进,为什么粮食紧张?为什么买不到头发夹子?现在讲不清楚,促进派也讲不清楚。说得清楚就说,说不清楚就硬着头皮顶住,去干。明年东西多了,就说清楚了。
  去年许多事情是一条腿走路,不是两条腿走路。我们批评斯大林一条腿走路,可是在我们提出两条腿走路以后,反而搞一条腿了。在大跃进形势中,包含着某些错误,某些消极因素。现在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包含着有益的积极因素。去年形势本来很好,但是带有一些盲目性,只想好的方面,没有想到困难。现在形势又好转了,盲目性少了,大家认识了。
  三、今年任务。
  四、明年任务。
  五、四年任务。工、农、轻、重、商、交方面,过去是两条腿,后来丢掉了一条腿,重工业挤掉了农业和轻工业,挤掉了商业。如果当时重视一下农业、轻工业就好了。这几方面到底如何搞法?建设如何安排?
  今年钢的产量是否定一千三百万吨?能超过就超过,不能超过就算了。今后应由中央确定方针,再交业务部门算账。粮食有多少?去年增产有无三成?今后是否每年增加三成?每年增加一千亿斤,搞到一万亿斤,要好几年。明年钢增加多少?增加四百万吨,是一千七百万吨。后年再增加四百万吨。十五年内主要工业产品的数量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还要坚持。总之,要量力而行,留有余地,让下面超过。人的脑子是逐渐变实际的,主观主义减少了。去年做了一件蠢事,就是要把好几年的指标在一年内达到,像粮食的指标一万零五百亿斤,恐怕要到一九六四年才能达到。
  过去安排是重、轻、农,这个次序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要把农、轻、重的关系研究一下。过去搞过十大关系,就是两条腿走路,多快好省也是两条腿,现在可以说是没有执行,或者说是没有很好地执行。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提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重工业我们是不会放松的,农业中也有生产资料。如果真正重视了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安排好了轻、农,也不一定要改为农、轻、重。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农业服务。过去陈云[6]同志提过: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有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安排好了之后,就不会造反了。怎么才会不造反?就是要使他们过得舒服,少说闲话,不骂我们。这样有利于建设,同时国家也可以多积累。赞成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来管农业机械,搞农业机械设计院。现在这些事谁也不管,这么大个国家,没有人管不行。过去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反“左”倾时我曾说过,“炮是要打死人的,人是要吃饭的,路是要脚走的”。现在炮没有了,第二条、第三条还有,如果忘记了这些,不好办事。现在讲挂帅,第一应该是农业,第二是工业。
  饲料要有单独的政策。现在是人吃一斤,牲口吃半斤;过一段,要人吃一斤,牲口吃一斤;再过一段,要人吃一斤,牲口吃两斤,牲口吃的要逐渐比人多。
  农业问题:一曰机械,二曰化肥,三曰饲料。农、轻、重问题,把重放到第三位,放四年,不提口号,不作宣传。工业要支援农业,明年需要多少化肥、多少钢材支援农业,这次会议要定一下。粮食去年说增产三成,是否达到四千八百亿斤,我还有怀疑。今年说不增加了,我看增点还是可能的。以后每年增一千亿斤,一九六二年达到八千亿斤。
  明年钢的指标是一千七百万吨,形成一个马鞍形。今年是一千三百万吨,比去年多四百多万吨。后年二千万吨,大后年二千一百万吨到二千三百万吨,可以赶上英国。一九六二年二千五百万吨,可能少点,也可能多点,多了到二千八百万吨,少了到二千三百万吨也好。赶上英国,说的是主要产品,钢太多了不一定好。
  积极性有两种:一种是实事求是的积极性,一种是盲目的积极性。红军的三大纪律,现在有两条还有用:“一切行动听指挥”,即统一领导,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即不搞一平二调[7]。总的说来,群众生活提高了,文化水平也提高了。共产主义风格有两种:一种是真要搞共产主义;另一种,这种占多数,是事情归他办,权力都归他,他就说是“共产主义”,归人家就是“资本主义”。山东曹县出现抢粮现象,这很好,抢得还少了,抢多了可以引起我们的注意。对那些摧残人民积极性的官僚主义就是要整一下。我们的国家是不会亡的,社会主义是亡不了的,蒋介石是回不来的。美国打来,我们最多退到延安,将来还会回来的。
  六、宣传问题。去年有些虚夸,四大指标定高了,弄得今年不好宣传,现在有些被动。如何转为主动?上海会议[8]时,有人提出,利用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机会,把指标改了,后来没有这么做。现在看来失掉了点时机,但不要紧。指标改不改?看来改一下好。但改成多少,还拿不准。是否人大常委会开个会,把指标改过来。粮食是否以后不公布绝对数字,可以学习苏联,不宣传粮食指标。今后钢不算小转炉的,铁不算土铁。
  七、综合平衡问题。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
  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
  八、群众路线问题。群众路线有没有?有多少?
  九、工业管理问题。特别要强调质量问题,能否在很短时间内解决?应该争取在一二年内解决。
  十、体制问题。“四权”[9]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乱,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要强调一下统一领导、集权问题。下放的权力,要适当收回,收回来归中央、省市两级。对下放要适当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是说现在是完全无政府主义,而是说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说得过死不好,过活也不好。现在看来,不可过活。
  十一、协作关系。划区协作,倒把原来的协作关系打乱了,搞了大的,挤了小的。搞体系,工厂要综合发展,公社要工业化。
  十二、公共食堂。要积极办好。按人定量,分粮到户,自愿参加,节余归己。吃饭基本上要钱。在这几项原则下,把食堂办好,不要一轰而散,都搞垮了,保持百分之二十也好。
  办食堂全国有两种办法:一为河南的积极维持,一为湖北的提倡自愿。湖北的基本解散了,有的未散,暂时回去了。湖北拟从少到多,开始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将来达到百分之八十。食堂要小,形式要多种,供给部分要少些,三七开或四六开,可以灵活些。食堂和供给制是两回事。
  十三、学会过日子。包括农村、城市,要留有余地,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增产节约。湖北是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了,农民批评有些干部,一不会生产,二不会过日子。应当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有些地方生产不见得比别处多多少,但只要安排得好,日子好过。今年不管增产多少,估计增产一点,还是按去年四千八百亿斤或者再少一些的标准安排过日子。口号是:富日子当穷日子过。
  十四、三定政策。定产、定购、定销,群众要求恢复,看来是非恢复不可。政策三年不变,定多少,这次会议要定一下。增产部分四六开,征四留六,有灾照减。自留地不征税。
  十五、恢复农村初级市场。
  十六、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四川省的同志说,生产、分配在一个核算单位较好,现在改,影响生产,如何办?
  十七、农村党的基层组织领导作用问题。基层党的活动削弱了,党不管党,只管行政。
  十八、团结问题。要统一思想,对去年的估计是: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许多问题是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看得出来的。过去一段时间的积极性中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这样看问题,就能鼓起积极性来 。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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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中国****的创建 [转帖]


  
  作者:张玉菡 来源:《党史文苑》

  胡适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文化巨人。他一生一次次试图与政治保持距离,却一次次身不由己地被卷入政治漩涡。他不赞成共产主义,也批评国民党,最终却走上了拥护国民党,反对****的路途。但作为与陈独秀齐名的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作为“问题与主义”论争的发起者,作为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建党先驱的友人,他却与中国****的诞生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尽管他信仰的是杜威的实验主义,但他的许多行动和影响,客观上为中国****的创建提供了有利条件,对中国****的创建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作为与陈独秀齐名的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唤醒了一代进步青年,在思想理论上为中国****的创立提供了条件,为中国共产主义事业培养了后备力量。

  与陈独秀一样,胡适也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他是思想解放的先驱,是向封建守旧营垒、军阀腐朽政治发动猛攻的勇士。无论是文学革命,还是打倒孔家店,他都横枪跃马,贡献卓著。陈独秀40年代在纪念蔡元培的文章中,在回顾“五四”时也实事求是地说:“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

  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胡适作为这次文学革命的首倡者,1916年秋,就从美国寄信给陈独秀,首次提出“以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首次公开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并具体提出八项主张,提出了关于文学革命的纲领性意见。1917年1月,胡适按照陈独秀的要求,又将“八事”加以解释,撰成《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在《新青年》2卷5号上。这是胡适鼓吹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的第一篇正式宣言,当时在文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陈独秀特著《文学革命论》,以为“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正式打起“文学革命”的大旗,“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从1918年起,《新青年》改用白话,1919年全国出现四百多种白话文报刊,掀起了宣传新思潮的浪潮,推动民主和科学思想在全国广泛传播。

  在新文化运动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中,胡适还大力攻击孔教,矛头直指“三纲五常”一套旧伦理旧道德,批判“节烈”和“孝道”,提倡妇女解放,个性解放,宣传男女平等,宣扬实验主义。针对封建主义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占统治地位,腐朽反动的封建教条被作为法律准绳的状况,胡适于1921年6月21日在《晨报》副刊《吴虞文录序》一文中,猛烈攻击“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号召把孔丘这块招牌“拿下来,捶碎,烧去”!赞誉吴虞是“四川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他在1918年7月15日发表于《新青年》第5卷第1号的《贞操问题》一文中,激烈批判北洋政府提倡少女少妇殉夫褒扬“节烈”的荒唐,指斥“这是不合人情,不合天理的罪恶”。提倡女子独立,跨出家门,登上广阔的社会大舞台。主张用评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以实验主义为武器,向“存天理,去人欲”、“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封建道统法则发起挑战。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胡适积极支持和参加学生的爱国斗争,直接推动了五四运动的发展。5月7日,他在上海参加各校学生和其他群众声援北京爱国学生的国民大会及会后的游行。回到北京后,他又通过言论和刊物,批判政府决策失误和别有用心的舆论。针对军阀御用报纸散布新潮社社员傅斯年、罗家伦被安福俱乐部收买的谣言,胡适于1919年6月29日在《每周评论》28号上发表《他也配》一文,轻蔑地回答:“安福部是个什么东西?他们也配收买得动这两个高洁的青年!”针对军阀逼迫北大校长蔡元培出走,试图控制北大的阴谋,胡适列举了五四以来“数目大作怪”的现象,立即予以揭露。

  新文化运动,尤其是胡适率先发起的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使广大青年从烦琐艰涩的古文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几千年封建伦理道德的牢笼中解放出来,使更多的青年有可能、有机会接受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为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打破了坚冰,从而唤醒了一代进步青年,其中的一些主要力量成为中国****的创始人,许多进步青年成为中国****早期党员,为中国共产主义事业培养了后备力量。五四运动则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的建立准备了条件。无论是新文化运动,还是五四运动,都为中国****的创建准备了思想理论基础,培养了雄厚的后备力量,胡适都功不可没。

  胡适为营救陈独秀不遗余力,扶持毛泽东、恽代英等年轻一辈,在人才上为中国****的创建提供了条件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逮捕。胡适知道后立即利用在北京的安徽名人与时任警察厅长的皖人吴炳湘的同乡关系,为营救陈独秀上下疏通,打通关节,不遗余力地积极营救他。他给张东荪主编的《时事新报》著文披露陈独秀在狱中受到的非人道待遇,扩大陈独秀被捕的影响,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得知消息的当晚,他还在愤慨中创作了《威权》一诗,发表于1919年11月1日的《新青年》6卷6号上,在诗中形容“威权”高踞山顶,指挥带着锁链的奴隶为他挖掘矿产。奴隶们挖掘了一万年后,终于动摇了山的基础,使威权坠入矿坑而死。此诗发表后受到广大青年的广泛诵读。在社会各界舆论的压力下,在胡适和其他安徽同乡的大力斡旋下,1919年9月陈独秀被释放。试想,如果陈独秀这次被捕杀害,那么中国****的创建史将被改写。唐德刚在《胡适口述自传》中也感叹:“陈独秀当年如不被这些‘安徽同乡’帮忙,‘放了出来’,中国****后来也就不会有这位‘家长’了。”

  胡适不仅为营救陈独秀不遗余力,而且还积极扶持毛泽东、恽代英等年轻一辈。1917年7月,胡适自美国返国,9月到北京大学任教。胡适虽然刚返国,但由于力倡文学革命,他在国内早已名声大噪。所以他在北大的响亮“名头”也成为吸引广大进步青年力赴北大求学求知的一大动力,包括毛泽东、恽代英在内的一大批青年学生都曾受到胡适的影响。而胡适也的确不遗余力地给予进步学生及其社团大力支持,当时全国影响很大的新潮社即以胡适为顾问,毛泽东等组织的新民学会、湖北恽代英林育南等组织的新声社等,也得到了胡适的大力扶持,这些进步的学生社团在后来的五四运动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毛泽东、恽代英等进步青年不久就成长为中国****的创始人或早期****的生力军。

  早在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就肯定了胡适对他思想的影响。他说:“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指《新青年》,笔者注)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1918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在北大图书馆做助理员,同时旁听胡适的课,成为胡适的学生。这期间,他还去拜访过胡适,希望胡适能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显然胡适答应了毛泽东。因为1919年8月24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36号上,胡适在《介绍新出版物》一文中高度评价了《湘江评论》和毛泽东写的《民众大联合》,表示支持湖南的学生斗争。他写道:“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的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出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他又登门拜访胡适,并代表“新民学会”上书胡适,争取胡适支持湖南学生反对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斗争。1920年毛泽东回湖南后,寄给胡适一张明信片,告诉他“湘省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毛泽东没有出国留学也得到胡适的首肯。他在1920年给好友周世钊的信中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卲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由此可见,当年胡适对青年毛泽东的确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恽代英也曾与胡适多次联系,向胡适报告他的思想以及行动,寻求胡适的支持。1919年3月,恽代英给胡适一信,告即将北上,拟作北大的旁听生,专研究中学教育及人生哲学。最好能加入工读互助团。另告,与同志组织了一间书店,拟代销北京学术讲演会所出各书,希望胡适作一个保证人。大约“五四”前后,恽代英又连续有三封信给胡适。向胡适报告他们正办一个中学、一个互助社以及五四期间湖北学生运动的情况,感谢胡适对《新声报》的介绍,才使“外埠因此颇有向该社索阅《新声》者”,并一再请胡适为他们中学四年级学生萧鸿举要求赴法勤工俭学事予以帮助。信中恳请胡适赴沪迎接杜威北归时,过武昌停下来到中学来“作一天盘桓”;还恳请胡适为他所办的中学物色好的教员。由此可以看出,恽代英对胡适的尊重和信任。好比胡适就是他的导师,向他汇报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向他寻求帮助和支持,可见胡适当时对青年的影响有多大。

  不仅如此,胡适还支持青年人创办工读互助团,实践他们的主张。1919年,他支持并参与发起北京工读互助团并为互助团北京团部捐款20元。尽管胡适把互助团比作美国学生勤工俭学的做法,他的初衷是提倡努力自修学业,但这种实验至少在一个短时期内把许多新知识分子的思想付诸了实施,它的失败验证了工读主义在中国的不可行,促使一些青年转而进入工厂,与工人一起工作,并领导工人进行斗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促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实际问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的诞生

  1919年6月,由于陈独秀被捕,《每周评论》由胡适代为编辑。就在这代编期间,曾经声言“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的胡适却决计谈起了政治。1919年7月20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31号上,胡适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引出了蓝公武、李大钊的不同意见。这就是后人所谓的“问题与主义”之争。

  关于这一争论,以往研究者多看作是胡适向马克思主义发动的“猖狂进攻”。近年来,许多学者对此质疑,认为其并非政治分歧,有的认为是“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内部的思想分歧”,是“学术上的平等辩论”,有的认为是一场同人、朋友、伙伴,乃至同志间的争论。著名党史专家胡绳也认为,胡适在当时属于中间力量,胡适和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不是敌对双方的政治斗争,而是朋友间的争论,双方都是反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势力的。胡适的意思无非是主张改良,不赞成革命。这些,无疑是对历史人物客观的科学的评价。笔者特别要指出的是,胡适的主张促使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思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层面,促进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实际问题的学风以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相结合,从而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的诞生。

  胡适挑起这个话题的原因在于当时许多青年对于空谈主义的狂热,在于当时中国思想界“混沌已极”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胡适认为回过头来研究具体“问题”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胡适的目的是想把大家的兴趣引导到研究、解决实际问题上。就这点来说,这对当时的思想界可以说是切中要害的。而从实际效果来说,也确实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因为中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宣传家李大钊从此开始认识到走出书斋中的“主义”研究,去作实际运动的意义,从此开始思考社会主义者应如何去做实际的社会工作,从此开始重视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的这块土壤上尽快生根发芽。李大钊在1919年8月17日《每周评论》第35号上发文明白告诉我们:“不论高揭什么主义,只要你肯竭力向实际运动的方面努力去作,都是对的,都是有效果的。这一点我的意见稍与先生不同,但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这是读先生那篇论文后发生的觉悟。”“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不仅如此,李大钊还提出:“遇着时机,因着情形,或须取一个根本解决的方法,而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在这里,他依据马克思唯物史观,鉴于“各国社会党遭了很大危机”的先例,认识到经济组织的改造之前,以“阶级竞争说”作工具进行“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的重要意义。

  从此以后,在理论研究上,李大钊领导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实际行动上,他大力支持社会调查,支持和资助工读互助团,推动各地成立进步社团和劳动补习学校,研究工人问题,着手建立****的早期组织。

  毛泽东则对胡适的文章进行了积极回应。1919年9月1日,他在湖南创立了问题研究会,并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毛泽东在文中对胡适文章中所提到的问题进行了具体展开,罗列了包括经济、文化、政权、教育、外交、实业等在内的71个大类,大小144项问题,几乎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思路和主旨与胡适基本一致。正如美国学者斯卡拉皮诺指出的那样,“事实上,他是设法以具体行动贯彻胡适(杜威)的主张。”我们不知道毛泽东的大脑中到底储存了多少关于胡适论点的记忆,但毛泽东积极创建中国****长沙党组织,建党初始便注重实地调查研究,乃至后来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活学活用,作了最明白的说明。

  论争期间,陈独秀虽然身陷囹圄,但以他和李大钊、胡适等人的关系,他不可能不知道双方的观点。虽然看不到陈独秀对这一论争的文字回应,但稍后出版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即是“马克思研究号”,似乎提示着这一争论还推动了《新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1919年11月,在郑振铎等人来请教办刊物的方向和社会改革运动时,他提出社会改造运动要作切实的工作,不要说空话。1920年后,他又将关注的目光从青年学生身上转移到了工农大众身上,将目光从思想文化领域的研究和传播转移到了建党的实际行动上,并开始调查研究广大劳工的生活状况。1920年5月,他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6月,他又发起成立中国****上海发起组,从此启动了中国****的创建之路。尽管不能断定陈独秀的这些转变与这次论争有必然的联系,但也不能完全否认胡适主张研究解决实际问题对历史的推动作用。

  尽管胡适信奉的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并且后来与中国****的关系走上了对立,但在新文化运动开始至中国****创立这段时间,胡适与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中国****的创始人处在同一营垒之中,客观上为中国****的创建提供了条件。随着学术界的日益开放,我们也应该解放思想,尊重历史,承认胡适对中国****创建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客观公正地评价这一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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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访华的历史细节[转帖]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背后,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和细节。 《三联生活周刊》第1期刊登李菁文章,对此作了披露。摘编如下。

尼克松对这次来访做了充分准备:在盛大的国宴上,在座的美国人大都不会使用筷子,唯独尼克松不同于他人,不紧不慢地用筷子夹取美味佳肴,他那挺像回事的一招一式,吸引了众多记者的镜头。时任外交部礼宾司副处长的唐龙彬说,他后来才知道,自从访华之事决定之后,尼克松和夫人就开始在家里练习如何用筷子。不仅如此,“尼克松还学会了几句简单的中文,比如‘你好’,‘谢谢’”,这些都巧妙地拉近了和中国人的距离。

更有趣的是尼克松夫妇登长城那天,零下好几度的天气,路边却有一些“村民”在下棋。“下象棋就下象棋,尼克松夫妇手挽着手经过的时候,至少应该站起来一下嘛! ”回想这一幕,唐龙彬无可奈何地笑笑。不知是太紧张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下棋人”仍低头下棋,对总统夫妇驾到无动于衷。尼克松说了一句:“这是做给我们看的。 ”

情况报给周恩来,总理知道后很生气:“这是谁安排的? ”后来在与尼克松会面时,他很坦率地说:“我们有些做法比较虚假,是形式主义。 ”

还有一个小插曲让大家险些出了一身冷汗。在杭州,国务卿罗杰斯坚持要看中美双方已达成的《上海公报》,结果他一挑挑出十几个“毛病”,坚持要修改。其实这也是罗杰斯借此发泄在对华关系中被尼克松绕开的不满。深谙此道的周恩来亲自到罗杰斯驻地去拜访他。“这种情况也许是历史上根本没有过的,一个国家的总理到另一个国家部长的房间去跟他谈”,为周恩来做翻译的冀朝铸深深感慨总理的良苦用心。罗杰斯果然对中国总理的到来很意外,“他非常吃惊,也非常高兴”。其实周恩来并未同罗杰斯谈什么实质性问题,被给足面子的罗杰斯再未从中作梗。

离开上海的前一天晚上,周总理告诉新闻组成员:和你们一起聚聚吧。大家看了场电影,难得地放松了一下。前新华社副总编辑彭迪的夫人钱行告诉总理,一个美国记者在文章中说:尼克松来居然达成协议,美国做了让步,所以在外交战上,这个回合中国以21∶2(21分是乒乓球比赛的分制)战胜了美国。总理先是笑了一下,问是哪个记者,钱行一一回答。

第二天,彭迪夫妇和周恩来坐同一架飞机回到北京。飞机上,总理特地从前舱走过来,对彭迪等人说:“你们听着,千万不能按那篇报道的调子写,你们记着了吗?”他对负责新闻的工作组成员,一个一个地叮嘱。彭迪说,周总理知道尼克松是顶着极大压力来的,美国国内反对声音很强烈,如果中国国内报道也是这样的调子,那更会陷尼克松于不利。

甚至送给美国人的小礼物也是由周总理过问的。唐龙彬说,中方为美方每个房间都提供了北京果脯、巧克力等糖果,服务员第二天打扫房间,发现糖果盒空了;于是再放两碟,又没了。后来一个服务员整理房间时,偶然看到一位随行人员没盖上的行李箱中下面一层全部是糖果。后来我们也了解到,他们因为工作太紧张了,很多人根本没时间去街上买纪念品,回去总要对亲友有个交代,“总理知道后,决定在他们离开上海时,每人加送10斤糖果”。

离开中国的那个晚上,尼克松举行答谢宴会。中方在每人面前摆放了一盒“熊猫”牌香烟,香烟盒上憨态可掬的大熊猫立即引起了尼克松夫人帕特的注意。她拿起香烟盒,连声赞叹:“真是太精美了!我太喜欢大熊猫了! ”坐在旁边的周恩来闻听此言,不动声色地说:“总统夫人,我们送你一些吧。 ”尼克松夫人不解地问:“送我什么?香烟吗? ”周恩来说:“不是,是送你们大熊猫。 ”

周恩来看似随意的话,其实背后早有一番深思熟虑。尼克松到达当天,送了中国一对别致的“瓷塑天鹅”作礼物,它是美国著名生物学家、陶瓷艺术大师波姆辞世之作,目前世界上仅存两件。中方在筹备自己的国礼时,也费了一番脑筋。唐龙彬说,中方也知道美国人最想要的是熊猫。“之前尼克松夫人参观北京动物园熊猫馆的时候,左照相,右照相,说要是美国有这样一对熊猫多好啊。其实我们心里有数,考虑送熊猫了。虽然那时候因为自然灾害,我们的熊猫已经很少了,但为了美国人民的感情,尤其是儿童的感情,我们还是决定送一对。 ”

周恩来传递这一信息的方式不可谓不巧妙。唐龙彬回忆,帕特听说后,抑制不住惊讶的表情,然后马上转头对丈夫说:“理查德,周恩来总理说送给我们两只熊猫,真的熊猫!”尼克松也一副惊喜的表情。尼克松马上召集身旁的基辛格等人,一起举杯庆祝。同在宴会厅里的记者看到这边发生了“骚动”,马上聚过来打探,然后饭也顾不上吃,匆匆赶回去发稿。 “有一位记者可能被绊了一下,摔了一跤,还没等我们服务员过来扶他起来,他自己爬起来又往外跑。”唐龙彬微笑着说。那次他也再一次认识到了美国记者的职业精神。

(黄艾华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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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中央电台如何报道了林彪叛逃的消息[转帖]


    林彪“突然”叛逃。中央电台内部开展了一场“人民战争”,全体动员、全体动手清查节目。整个广播大楼,彻夜灯火通明,路上的行人疑惑地看上几眼:大楼里出了什么事?

  从林彪“九一三”叛逃出走到公开点名批判,中央电台的宣传经历了一个严格掌握、适度放宽、又严格掌握的过程。林彪篡党夺权的阴谋败露,于1971年9月13日凌晨零点32分从山海关机场乘三叉戟飞机仓惶出逃。作为“接班人”的“林副主席”突然一夜之间叛党叛国而去,对于不知底细的人们来说,如闻一声惊雷而目瞪口呆,毛主席、周总理也为此被搅得彻夜难眠。在这突如其来的重大政治事件面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了些什么呢?

  不眠的“九一三”之夜

  林彪叛逃的消息传到北京,周恩来总理坐镇人民大会堂作了一系列应急部署,其中对宣传报道提出了明确而又严格的要求。

  当时,林彪的去向已明,但后果不清,一切要做最急最坏的打算。林彪乘飞机越过蒙古人民共和国逃往苏联,这是公开叛逃,中苏关系又是剑拔弩张之势,飞机一旦降落在莫斯科机场,苏联将如何动作?是隐匿不宣,还是公开发表声明,发表讲话?如果是后者,不仅是无密可保,必然成了轰动全世界的爆炸性新闻,它的影响力和冲击波绝不亚于原子弹的爆炸;有些人也必然借此大做反华文章。对此,我们在宣传报道上,必须密切注意形势的发展,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必须做好多手准备,在突如其来的被动中争取主动。

  根据指示,中央电台立即采取三项措施:第一,“盯住”莫斯科电台的广播,一旦有关于林彪的报道和动向,立即向中央报告。第二,内部从严,争取主动,采取果断措施,在广播中立即去掉林彪的名字、习惯用语和题词等,停播一切赞颂林彪的文章、歌曲和节目。对此,作彻底清查,严格把关,一律不准播出。总之一句话,要把与林彪有关的人和事删除干净,不能再广播出去。第三,反复播放《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鼓舞人民,增强信心,加强纪律,一切听从毛主席、党中央的指挥。这些歌曲反复安排播出,除文艺节目中播出以外,专题节目中也安排播出。

  这一切都是为了争取主动而安排的,不能等外电都已报道,世界沸沸扬扬的时候,我们还在按原来的路子作宣传报道;这一切都是为公开林彪叛逃的消息作准备的,不能让我们的人民群众在毫无觉察、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公开。但这些只是作准备,在外电未公开报道之前,我们暂不发消息,静观事态的发展。

  这是任务和要求。但是,要完成这些任务和要求,必须动员全台人员来做。向全台布置任务,又不能点明事情的****,事实上连我们几位在中央电台宣传小组工作的人也不知道事情的全部情况,只是预感到问题的紧急和重大,预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毕竟这事太大、太突然了。自“文革”以来,确立了林彪“接班人”的地位,在当时的广播中,几乎每篇稿件、每次节目都少不了这位“副主席”、“副统帅”,少不了他的话和对他的“祝福”,要在一夜之间全部停播,撤掉一天70多个小时的节目,同时又必须重新制作同样多的新节目来填补,还要查封过去用过的大量节目,工作量太大,工作环节又太多。但是,当向全台下达任务、提出要求之后,大家在惊诧之中,谁都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可谁都没有明确提出问题,谁都没有任何迟疑,立即行动起来。党的长期教育和多次重大政治斗争的锻炼,中央电台的同志都深明自己的职责,坚定不移地信守这么一条基本原则:作为国家电台的工作人员,一切服从党中央指挥,一切遵守党的宣传纪律。而且,中央电台的同志有着自己的好传统:越是遇到紧急的重大的宣传,大家越是团结一致、兢兢业业,都能如期、很好地完成它。

  这是中央电台内部的一场“人民战争”,全体动员,全体动手。整个广播大楼,彻夜灯火通明,路上的行人疑惑地看上几眼:大楼里出了什么事?一夜之间,清查了所有的播出节目,重新制作了9月14日的播出节目,没有新节目的,只好选择适合的节目重播。一夜之间,中央电台的整个节目的内容、口径变了个样,不知细心的听众当时察觉到没有?

  内外有别从容计议

  当一切做好了准备,按照上述的要求广播了两天之后,出人预料的情况仍没有发生。如前所述,一切立足于公开,一切立足于出现最坏的情况,但使人迷惑不解的是一直没有收听到林彪抵达莫斯科的任何消息。苏联和世界舆论竟如此平静,这是怎么一回事?是林彪没有到莫斯科,还是在玩弄什么花招?就当时中苏的紧张关系而言,苏联绝不会缄口不言,不会放弃这一大做文章的时机。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这时候,陆续有所传闻:据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传来的消息,13日凌晨2点30分左右,在蒙古的肯特省坠毁一架中国军用飞机,机上9人全部死亡。为此,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向中国提出了抗议。这是不是林彪一伙出逃乘坐的飞机?一时弄不清楚,但终究是一件令人欣慰的消息。

  当中央在没有完全弄清事情的****以前,对宣传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避免引起大的震动,为了避免引起种种猜测,采取了内紧外松的做法,适当放宽宣传的尺度,在严格掌握、统一口径的原则下,在某些文章和某些节目中,有计划有控制地适当出一出林彪的名字,用一些林彪的习惯用语,甚至也可以偶尔出一次“以林×××为副”的提法,争取时间,稳定舆论。但是,用什么、出多少,这要统一掌握、统一安排,不能没有,也不能多。中央电台节目众多,如各行其是,每个节目出现一二次,总起来数量也不少。为此,中央电台专门成立了“把关小组”,统一安排;新闻节目中,对新华社、《人民日报》新闻稿中有关提法适当选用。当后来中央完全证实林彪一伙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之后,为赢得公开“林彪叛逃事件”的准备时间,为消除种种新闻舆论的猜测,公开宣传中有关“林彪”等提法的掌握又放宽了一步。这样做不仅很快消除了国内人们一时的猜测和疑惑,稳定了局势,也在很大程度上“澄清了”已经出现的外电的种种猜测和议论。外电对林彪的种种议论,起初是从宣传口径的改变和飞机坠毁开始的,曾经有几天种种猜测的报道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具体,但是,我们的宣传策略改变之后,他们坠入了五里云雾之中,反而怀疑和否定自己正确的猜测和分析,逐步平静下来。

  这期间,在接待外宾的对外表态中,对与林彪有关的人和事避而不谈;如有人问起,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事有凑巧,正在这时,广播局接待来访的罗马尼亚广播电视组一行三人,由我陪同。有些单位不了解内幕,在向外宾介绍情况时,经常提到“林副主席”,时常引用林彪的话,我只好默不作声。在某地广播局的负责人宴请罗马尼亚客人时,不知是有意还是无心,罗方有人举杯特意“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我们也只好举杯,无言一笑了之。

  为此,也改变了国庆22周年的庆祝方式,为避免由于出席人员的改变而引起猜测,不搞大型庆祝活动,公开申明的理由是:新中国已建立20多年了,局势稳定,不必年年搞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劳民伤财,把庆祝活动主要放在基层和用在实际行动中。对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来电祝贺我国国庆,有的仍提到了林彪的名字,广播时改变了过去全文广播的做法而改为摘要播出,有意作了回避。
时机成熟公诸于世

  经过一段工作,赢得了时间,争取了主动。从1971年10月上旬开始,按照中央部署,在内部陆续传达林彪反党集团罪行材料,不久在公开宣传中开始点名批判。

  宣传上一旦公开,必须严格控制,绝不能再让林彪的画像、题词、语录、习惯用语等以正面的方式出现;绝不能再让与林彪反党集团有关的人和事以正面的形象出现。虽然在公开之前,在广播宣传中已有所准备,但真正做到“彻底”清除很难很难。这类稿件、节目太多了,哪些是林彪的习惯用语,哪些是中国的传统用语,有些能分得清,有些则分不清;编辑、记者多年受到种种影响,也很难在落笔时不留痕迹。而8亿听众都是监督者,都是批评者,稍有不慎,都在“纲”上,只能小心翼翼。事实上也出现过某些差错。为此,中央电台组成专门小组,广泛搜集有关林彪的言论,分门别类加以整理、分析,区别情况提出不同的处理意见,报上级认可后遵照执行,从而统一宣传的口径。那时整理了厚厚的一本,但后来没有找到,也可能有细心者还保存着。

  从林彪“九一三”叛逃出走到公开点名批判,中央电台的宣传经历了一个严格掌握、适度放宽、又严格掌握的过程。这种宣传策略的变化都是从实际出发,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的,是从有利于稳定局势、有利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出发的。对于广播宣传来说,必须严格执行中央的政策和策略,审时度势,尤其在复杂多变的重要时刻,更要严格遵守党的宣传纪律。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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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永泰:逼红军长征 帮蒋介石平定桂系的奇人[转帖]


  被蒋介石称为“当代卧龙”的首席军师杨永泰(广东茂名人),如今已几乎无人提起。他才思敏捷,笔力雄健,助蒋铲除“诸侯”,逼迫红军长征,为国民党立下汗马功劳。若非喋血江畔,民国往事又该添多少传奇……

 
    杨永泰:蒋介石身边的“诸葛亮”

  说杨永泰是蒋介石的“诸葛亮”,一点都不过分——他初出茅庐,便献策蒋介石“三分天下”;一道“出师表”,就逼迫工农红军移师西去。蒋介石对他言听计从。不曾想,权重一时的他最后居然血染扬子江畔,做了国民党派系争斗的冤鬼。

   “削藩”计助蒋铲除各路“诸侯”

  杨永泰,字畅卿,1880年生于广东茂名,先后毕业于广东高等学堂与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早年追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后离开孙中山加入政学会,先后出任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广东省省长。但随着政学会的风消云散,他只好蛰居上海,常常为有奇才而无处施展暗自叹息,为未逢“明主”而黯然神伤。

  1928年初,通过政学系黄郛和熊式辉的引荐,杨永泰结识了蒋介石。杨自幼接受严格的旧式教育,又曾留学日本,接受过系统的西式教育,故“既擅文事,又长武备;既懂立法,又精行政”,加之对于“天下大事”观察已久,故与蒋介石见面之初便发表了宏韬大略:

  当今天下,广西第七军横行两湖,李济深负隅两广,白崇禧收编了唐生智残部三个军,称霸一方,三分天下有其一,如勾结冯、阎,则南京无法立足。好在桂系的政敌俞作柏能拆李宗仁的台,唐生智也可以收回旧部为辞进逼白崇禧,再用重金收买冯玉祥的大将韩复榘、石友三等,则李宗仁、白崇禧的势力就不难瓦解。

  杨永泰将其“削藩”策略概括为:以经济方法瓦解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以政治方法解决阎锡山的第3集团军,以方法解决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以外交方法对付张学良的东北军。

  蒋最头疼的军阀问题,被杨永泰数语道破。蒋介石顿时心明眼亮,对杨永泰肃然起敬,任命杨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议。由一个草居在野的政客,一跃而入蒋总司令的“卧榻之侧”,杨永泰成了蒋介石的“首席智囊”。

  完成北伐之后,蒋介石即着手实施杨永泰的“削藩”谋略。

  1928年7月中旬,蒋在北平召开军事善后会议。国民党各路“诸侯”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等参加会议。蒋介石提出了《整理军事方案》和《军事意见书》,冠冕堂皇地提出整编军队,裁减兵员,其意图是削弱其他三个集团军的兵力,壮大自身势力,等待时机,各个击破。冯玉祥、阎锡山诸人开始均沉默不语,后来极力抵制。

  蒋介石仅想利用这次机会试探一下各路“诸侯”的态度,当然是无果而终。

  杨永泰向蒋介石建议:利用北伐结束之机,采取“调虎离山”之计,将这些人明升暗降,调到南京,以便解除兵权。蒋介石接受了杨的建议。

  8月8日至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任命冯玉祥为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部长、阎锡山为蒙藏委员会委员会长兼内政部部长、李宗仁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并希望三人长住南京,共商国是。

  接着,杨永泰建议蒋尽快召开编遣会议,“杯酒释兵权”,用政治方式削去“诸侯”兵权。1929年初春,编遣会议召开,但出乎蒋的意料,各路“诸侯”在裁兵问题上互不相让,争论不休。尤其是冯玉祥,称病请假,消极对抗,致使蒋抱极大希望的会议草草收场。

  既然政治方式不能“削藩”,只好诉诸武力。按照杨永泰的建议,蒋介石决定首先用军事手段消灭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当时,桂系势力盘踞着从广西、广东经两湖直到山海关长达千里的战线,摆下了“一字长蛇阵”。如何破掉李、白这个互相配合的战阵?杨永泰向蒋介石建议:先击首腹后斩尾,武力进攻和政治分化双管齐下;先解决武汉、平津桂系驻军,尔后直捣桂系广西老巢。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先把同桂系站在一起的李济深诱到南京加以软禁,任命陈铭枢、陈济棠统治广东,然后委派唐生智携巨款去天津活动老部下李品仙倒戈反桂,不用一兵一卒便使白崇禧仓皇出走。接着,蒋介石统率大军直捣武汉。

  为了实施武力进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策略,杨永泰秘密来到香港,与受桂系排挤的俞作柏洽商。他凭着三寸巧舌说服了俞作柏,并许诺:“如果俞将军活动李明瑞、杨腾辉倒桂成功,中央委你为广西省主席,省府委员由你决定。”

  杨永泰陪俞作柏来到南京后,蒋介石立即委任俞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将参议”,由杨永泰协助到汉口,与桂系第四集团军第七师师长李明瑞秘密接触。当蒋介石的中央军与桂军一交火,桂军前敌总指挥李明瑞便阵前自动脱离战斗,致使桂军一败涂地。李宗仁、白崇禧退守广西。蒋介石率各路大军齐向广西合围,桂军大败。李、白二人被迫逃到香港。

  就这样,杨永泰协助蒋介石首先平定了桂系。

  蒋桂战争接近尾声时,冯玉祥统率西北军单独反蒋。蒋介石再次采用杨永泰的计策,用经济手段瓦解冯玉祥的军队。1929年5月22日,冯玉祥部下韩复榘由洛阳发出“养”电,力主维护和平,拥护中央。蒋介石大喜过望,立即复电韩复榘,令其指挥所有驻陕甘宁部队,委任石友三为讨逆军第十三路总指挥,并送现款500万元作为犒赏。“银弹”的威力迅速见效,5天后冯玉祥被迫宣布下野。

  1930年3月,鹿钟麟、商震、白崇禧、张发奎等第二、三、四集团军57个将领通电全国,一面历数蒋介石十大罪状,一面推举阎锡山为陆海空军总司令,联合反蒋。

  面对中原大战爆发之势,杨永泰胸有成竹地向蒋介石建议:一、采取陆战为主、空军协同的战术,威慑联军;采取“银弹”外交,瓦解冯玉祥的西北军;二、不惜一切代价,拉拢取观望之势的东北军张学良。

  蒋介石立即派吴铁城和张群携巨款到东北,极力拉拢张学良助蒋讨伐阎、冯,并用重金收买了冯部将领刘茂恩,诱捕冯军豫东前线总指挥万选才,在战略上占据了主动。经过5个月激战,蒋大获全胜,阎避居大连,冯移居汾阳。山西晋军被举兵入关的张学良加以整编,西北军则被蒋介石化整为零一个个吃掉,仅仅保留了被改编的29军。

  这样,冯玉祥苦心经营20多年的西北军土崩瓦解了。蒋介石采纳杨永泰的“削藩策”后,只用3年时间就达到了预期目的。

   “三分军事,七分政治”逼迫红军长征

  中原大战后,蒋介石踌躇满志,举兵南进,开始向中共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然而三次“剿共”连连败北。蒋介石尤其不明白,各地“诸侯”人马那么多,都被逐一铲除了,而****就这么一点人马,怎么就稀里糊涂地输了?

  杨永泰认真分析了前三次“剿共”失败的原因,发现蒋的失策在于把红军看成与北洋军阀一样的军队。实际上,红军绝非乌合之众,而是一支不怕死、不受抚、不感恩、不惧威的真正“党军”。红军的最大不同是实行政治建军,兵民一体,上下同心,因此必须采取新的策略才能“剿”灭。红军既然是靠政治起家的,那就来个“政治剿匪”——“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杨永泰派人向蒋呈递了一份“万言书”,陈述了自己对于“剿共”的意见:“吾随先生出师,细观江西诸地,渐觉**不足为虑。所难之点为**与‘匪区’民众结为一家,两者合手,实为一严重问题。民众与**合为一家,在于吾地方官吏风气日下,致使民众为**所利用。”

  杨永泰的下面几句话更是一下子说到了蒋介石的心坎上:

  我之所言新的谋略,意即剿共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所谓七分政治,在吾,则加强对匪区民众管理,加强对匪区民众宣传,澄清吏治,务使土豪恶霸横行乡里者灭绝。对贫穷困苦无孤者,给予救济,对匪区民众日常生话给予指导和帮助。这样,渐使匪区民众日益脱离**,不为**所左右。达此目的,即剿共不愁也。所谓三分军事,在下大力于上述诸务中,然后派重兵对匪区**实行严厉的围剿,务使除恶务尽,不留后患。同时对投诚者,要给予宽大和出路,实行先生之剿抚兼施。吾认为,如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变军事剿共为政治剿共,不出一年,会初见成效。

  蒋介石对“万言书”大为赞赏。1932年4月,蒋到汉口主持鄂豫皖三省“剿共”军事,决定破格提升杨永泰为鄂豫皖“剿共”司令部秘书长,令其随行前往武汉。这样,杨永泰正式成为蒋介石的帐前军师。

  杨永泰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方针可谓老谋深算。蒋介石照此实施,立即在“围剿”鄂豫皖苏区中显示了威力。由于张国焘的指挥错误和政治上未能适应蒋介石的新策略,没有采取应变措施,致使红军被迫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向西退去。

  蒋介石大喜过望,对杨永泰更加言听计从。他立即移营江西,全力“围剿”中央苏区。

  1933年5月7日,蒋介石改“行辕”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会长行营,任命杨永泰为南昌行营秘书长,全权总揽政治事务。杨永泰负责的第二厅专营“政治剿共”,所以南昌行营上下又称杨永泰为“七分厅长”。

  第四次“围剿”准备不充分,蒋介石并未得手。尽管如此,他对杨永泰的方针并没有动摇,而是马上组织第五次“围剿”,调集50万重兵对付江西中央苏区。

  杨永泰提出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在第五次“围剿”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运用:他组织求是通讯社,专办行营新闻发稿工作;组织努力剧团和奋斗文艺社,作为“剿匪”前线的“文化标兵”;实行军人独裁,强化保甲组织,严厉实行连坐制,对苏区民众实行所谓“软化、分化、感化”政策。更狠的是,杨永泰建议蒋介石对苏区实行严格的经济封锁。国民党利用军队、行政官员、各省党部以至基层党部、各地乡绅等,组成严密的网络系统,要与红军打一场“政治战”、“经济战”和“立体战”。

  仅一年多时间,这些措施便收到奇效,逼迫中国工农红军西去。杨永泰因谋划“剿共”有功,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兵不血刃夺取“天府之国”

  1934年底,中央红军主力长征进入西南,蒋介石派大军尾随于后。

  蒋介石因追剿红军入川,发现这一带山川险要,川西平原富饶,不愧为“天府之国”,如果将来中日开战,这里无疑是最好的战略大后方。于是他产生了借追剿红军之机派中央军入川的想法。

  杨永泰看出蒋的意图,趁机建议:“应撤销南昌行营,改设重庆行营,一来可以继续追剿‘**’,二来中央军队可以入川,达到统一四川的目的。”蒋介石听从其言,很快撤销南昌行营,任命杨永泰为武昌行营秘书长,伺机图川。

  号称“巴壁虎”的四川实力派刘湘对蒋早有防备。他积极组织力量围剿红军,并以此阻止蒋军入川,但遭到红军反击,损兵折将。刘湘无奈,只好跑到南京,请求蒋介石给予经济和武器方面的援助,并声明不要蒋的军队。

  蒋介石本打算就此派中央军10个师入川,不料刘湘有拒绝军队入川的前提条件——杨永泰审时度势地献上良策:“目前要先抓到刘湘,答应给钱给军械,不派兵,只要求派遣一个没有武装的参谋团驻重庆,协助川军计划作战。”

  贺国光率参谋团随杨永泰一到四川,便如同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一般,施展“掏心计”。第一招,便是帮刘湘把四川省政府组建起来,然后拟出一道通电,告示四川大小首脑立即交出防区,拥护四川统一。大小军事首脑怎敢违抗,纷纷复电表示拥护,乐得“巴壁虎”合不上嘴。

  杨永泰趁机建议:打破防区划分,重新划定18个行政专署,由省政府派人担任专员;原来的地方官立即调动,由省府重新任命,对原来官员进行专门培训。这个建议立即被刘湘采纳,通令照办。但刘湘哪里知道,杨永泰对督察专员的任命,尽力安排亲蒋人士担任;省政府与委员长行营合办的各种县政训练班,也成了杨永泰控制地方的一大法宝。

  趁着“巴壁虎”一打盹的光景,杨永泰把四川省地方官员的后备队伍抓到了手中。

  随后,杨永泰借川北驻军田颂尧与红军作战失败之际,“杀鸡儆猴”,将他撤职查办,树立了蒋委员长的权威。1935年夏,驻川参谋团改为重庆行营,蒋介石任行营主任,杨永泰为秘书长兼第二厅厅长,管理政治、法规大事。面对这样一招“换汤换药”之计,刘湘急得团团转却毫无办法。

  杨永泰向蒋介石建议,仿照办庐山军官训练团的办法,整训川军军官,以便控制川军。1935年7月,蒋介石在四川峨眉山开办军官训练团,自任团长,并调心腹干将陈诚任副团长,分批训练川军营以上军官。杨永泰经常到训练团讲话,对川军进行拉拢分化。训练团刚结束,一些川军将领便倒向蒋介石一边。杨永泰眼见蒋介石的势力已经在四川扎了根,便建议蒋介石派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到重庆召开“川康整编会议”,逼迫川军撤防裁兵,实现川军国家化,川政中央化。

  至此,刘湘追悔莫及。抗战爆发后,蒋介石调刘湘率川军东下作战,刘湘则与韩复榘合谋倒蒋。事情败露,蒋介石一通训斥,“巴壁虎”口吐鲜血,命丧黄泉。

  蒋介石在杨永泰的谋划下,最终将四川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

   政学系与CC系大斗法

  在国民党内,杨永泰以政学系首脑著称。当时,人们将张群、黄郛、杨永泰、吴铁城、熊式辉、王世杰、吴鼎昌、张嘉璈、翁文灏等人称为新政学系。与国民党的CC系、黄埔系等不同,这些人并没有一定的组织,也没有政纲,只是松散的联盟。他们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且大多学有所长,精于政务,才华出众,足智多谋,深为蒋介石器重。

  作为蒋介石最宠信的幕僚,杨永泰有着很大的权力。所有国民党重要军政文电,都须经杨永泰先行过目,然后才能呈蒋;许多军政要人来见蒋介石,也须经杨永泰安排。

  杨永泰这种权倾一时的地位,自然引起国民党内其他派系和权贵的嫉恨,尤其是陈果夫和陈立夫为首的CC系。

  1933年1月,陈立夫、陈果夫等人谈起政学系的“暴发户”:“蒋委员长怎么看上这位首鼠两端的杨永泰。杨永泰有何能力,还不就是会投机吗?”

  1934年6月,南昌机场发生大火,蒋介石刚从意大利购买的霞飞式轰炸机被烧毁10多架。蒋大为震怒,命令行营调查科科长邓文仪负责调查。邓文仪接受了CC派的10万美金贿赂,于调查后宣布大火为意外事故。

  杨永泰对这个结论十分怀疑,当即请示蒋介石,与戴笠联合再度进行秘密侦破。结果****大白,这乃是一场重大纵火案,主犯为航空署长徐培根。徐盗用公款套购黄金,亏空无法弥补,遂放火烧毁库房以销毁帐目。不料天气炎热,大火失控,致使飞机被烧。蒋介石听了杨永泰的报告,下令将徐培根枪毙,免去邓文仪的职务。

  杨永泰的这一做法极大地触动了CC系的利益。CC系于是纠集所有不满杨永泰的势力,群起而攻之。

  从1928年起,国民党党务大权便集中在二陈为首的CC系手中,形成了“蒋家天下陈家党”的格局。随着国民党内各反蒋势力的荡平,蒋介石越来越无法容忍二陈把持党务的现状,力谋削弱CC系的权力。

  在第五次“围剿”中,杨永泰向蒋介石提出了集中党、政、军力量于“剿匪总部”的建议,蒋认为这是削弱CC系的好机会,便接受了杨永泰的建议,把豫、皖、鄂、赣四省国民党组织变更,省市党部设主任委员,由当地军政大员兼任。

  杨永泰的这一招,把原来的省党部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一起打入了冷宫。各县设书记长,又把原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一起“送客”。不论省或县都由书记长负全责,工作报告直接上呈“剿共总部”党政处。这样一来,湖北、河南、安徽、江西四省国民党省、市组织由CC系手中转到政学系手中,CC系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成为当地军政首脑的附庸。

  CC派遭此打击,当时却敢怒不敢言。因为杨永泰这一辣招是以蒋介石名义去办的,并已由国民党中常会追认为合法。

  陈果夫出任江苏省政府主席时,民政厅厅长一职陈决定派自己的心腹余井塘担任,可没想到名单报到蒋介石手上后,杨永泰在蒋介石身边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这不成了CC的王国?” 蒋本来就不满江苏省政府CC色彩太浓,听了杨的话后更加生气,决定“留中不发”。

  这可急坏了陈果夫。他素知蒋的习性,只要“留中不发”,一定是表明他持有不同的意见。他赶忙电呈蒋介石:“如有更适当胜任者,请钧座直接指定。”

  本来这是陈果夫作的一个姿态,可没想到正中杨永泰的圈套。杨永泰向蒋推荐自己的心腹辜仁发替换余井塘。蒋遂即电告陈,一切照准,唯民政厅厅长改由辜仁发担任。

  陈果夫收到电报,顿时傻了眼:一省中除省主席和秘书长外最重要的民政厅厅长一职,转眼落入了杨永泰手中!

  陈果夫大失颜面,恨得咬牙切齿。他提出要“清君侧”,下决心整垮杨永泰。

    喋血扬子江畔

  1935年10月,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上遇刺,杨永泰颇想乘机爬上这一高位,进一步施展自己的才华,但遭到以二陈为首的CC系的坚决反对。

  组阁的愿望落空了,杨永泰决定辞去秘书长职,准备出国考察。正是用人之际,蒋介石岂能放他出国?蒋没有理会杨的辞呈。

  蒋介石虽知杨永泰对自己忠心不贰,但为了平衡各派利益,决定将杨调出。早在南昌大火案发前,蒋介石就打算让杨永泰出任南昌党政军联合办事处秘书长。

  杨永泰闻讯后声泪俱下地对蒋说:“一定是有人向先生进了谗言才至于此,在此国家危机时刻,我决不离开委员长半步!”蒋介石听后大为感动,只好留杨永泰继续在任。

  当蒋介石调张群任外交部部长后,便决定发布命令,任命杨永泰为湖北省主席。

  杨永泰离开蒋介石身边,出任封疆大吏,在许多人看来是杨失宠的信号。其实调开杨永泰,固然是蒋为平息国民党内部对杨不满所采取的措施,但也更是蒋介石用心良苦的一招。

  虽然蒋介石也感到杨永泰有操纵越权的形迹,但他对杨的忠诚和才能是十分欣赏的。蒋曾对人说:“我生平用人,第一重道德,第二重才具。杨畅卿这个人,办事有相当才具,其它方面就不要求全。”

  杨永泰还未到鄂上任,便遭到了CC系及鄂省实力派的迎头反对。CC派的走卒窜入省内一些学校,大肆宣传政学系是“亲日派”,挑动学生上街游行。学生们听到政学系的卖国消息,义愤填膺,到街上游行,高呼“打倒政学系”、“打倒杨永泰”、“反对杨永泰接任省主席”等口号。一时间,武汉反杨赴任之声颇高。

  蒋介石闻讯勃然大怒,电令湖北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据报湖北省党部借学生提出打倒杨永泰的口号,向政府示威。如果属实,仰将该党部及其负责人一律军法从事,具报为要。”为支持杨永泰,蒋介石不惜对二陈开刀了。

  湖北省党部的CC分子慌了手脚。“十人团”的老大、湖北省党部常委刘鸣皋立即前往何成浚处,声明“打倒卖国贼杨永泰”这个口号与省党部无关,是学生在游行中自发喊出来的。

  蒋介石平息了CC系的倒杨风潮后,杨永泰带着一种无法形容的愁怅,离开南京,逆江而上。但陈立夫恨杨入骨,一旦离开蒋介石的庇护,杨永泰迅速走向了自己的末日。

  1936年10月25日,杨永泰应邀赴日本驻汉口领事馆宴会,宴会结束后,在汉口经汉关乘专用轮渡码头准备回武昌时,突然冲出一个刺客,向其连开数枪,杨应声而倒。

  奄奄一息的杨永泰对左右侍卫说:“吾早知必有今日,身已许国,为国而死,夫复何恨?所可惜者,有志未逮,国祸方长耳。”说完,这位蒋介石的“诸葛亮”便咽了气,终年56岁。

  蒋介石得知杨永泰被刺杀后十分震惊。他一面急电湖北省政府给予杨永泰以公葬待遇,一面责令组织秘密侦查厅,尽快破案。不久,秘密侦查厅宣布刺杨案已破,凶手陈燮起(真名谭戎轩)系受原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刘庐隐指使。刘在上海被捕后,被判处10年徒刑。

  杨永泰遇刺案,是国民党历史上继廖仲恺遇刺后第二起重大谋杀案。这个案件实际上是二陈为首的CC系一手策划的,却拿胡汉民派的刘庐隐做了替罪羊。

  杨永泰跟随蒋介石多年,出谋划策,铲除“诸侯”,逼走“**”,为蒋家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样一位旷世奇才,却成了国民党派系争斗的刀下冤魂,不能不令蒋介石唏嘘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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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雷锋照背后:为树高大全形象 照片屡被修改[转帖]


  被“修改” 的雷锋

  送大娘回家、补袜子的照片,是根据雷锋《解放后我有了家,我的母亲就是党》报告中的情节补拍的;打开手电筒,夜间读《毛选》,是根据雷锋《忆苦思甜》报告补拍的;雷锋目视远方,胸前端着一把钢枪,背后是一棵茁壮的松树,这棵松树,是后来添上去的……

  张峻共为雷锋拍下223张照片,也是最了解雷锋照片“秘密”的人

  本刊记者/杨时旸(发自辽宁鞍山)

  美联社的4个记者曾经去过抚顺的雷锋纪念馆。他们指着雷锋做好事的照片问讲解员:“你们不是说雷锋做好事不留名吗,那怎么会有这么多照片?”讲解员一时语塞。

  几天后,张峻来到雷锋纪念馆,讲解员把同样的问题抛给他。张峻说:“这个问题你们确实不知道,只有我清楚。”

  作为沈阳军区曾经的宣传干事,今年已经79岁的张峻与雷锋有过9次接触,为雷锋拍摄过223张照片。很多照片是出于宣传需要补拍的,有的甚至是在雷锋牺牲后,为树立高大全的形象,对照片进行过修改的。

  被挖掘出的典型

  1960年8月下旬,时任沈阳军区工程兵宣传处报道干事的张峻,来到抚顺的一个工程兵连队。他的目的是寻找一位叫做雷锋的普通士兵。此前,张峻拿到从下面连队里转来的两封感谢信。这两封信分别来自抚顺和平人民公社和辽阳市委。信中都提到一个叫做雷锋的战士捐款的事迹。

  到了连队,张峻见到刚刚入伍8个月的雷锋,身高一米五四,体重不到100斤。

  看到张峻带着相机,雷锋主动对张峻说,“您先给我照张相呗,张助理员。”张峻一愣,心想,“雷锋只是个上等兵,而自己的军衔是大尉,一个新兵敢提这样的要求啊。”

  “我的第一印象就是雷锋爱美、爱照相。”张峻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张峻对雷锋说,“你想拍个什么样的照片?”雷锋说,“拍个雄赳赳气昂昂的。”张峻笑了,说,“那你得回去拿枪。”

  十分钟之后,雷锋背着枪,穿着军装来到张峻面前,胸前还挂上了两枚奖章。“那是鞍山先进生产者的奖章。”张峻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几分钟之后,雷锋肩头挎枪,眼神向上四十五度的照片被定格。这是张峻拍摄的第一张雷锋照片,成为日后的经典影像。

  张峻在雷锋连队采访一周,采访后写了一篇报道《节约标兵雷锋》,交给沈阳军区《前进报》总编辑。文中提到雷锋勤俭节约的事迹以及苦大仇深的家庭出身。总编看后对张峻说,“还有这么个典型啊,沈阳军区正要找这么个忆苦思甜的典型。太好了!但是你写得不行。”总编要求张峻将稿子改写成忆苦思甜的类型,并于国庆节前交稿。张峻说,自己写不了,希望支援两个人一起写。随后,包括新华社驻沈阳军区的两位记者在内,一共4人组成了一个小组,进行稿件写作。因为两封感谢信和雷锋的出身,此时,雷锋已经被安排在自己的连队做忆苦报告。写作小组的几个人再次下到连队听取报告,张峻同时拍摄了忆苦报告的照片。

  最终这篇稿件从勤俭节约扩展为忆苦思甜,并以《毛主席的好战士》为题发表在1960年11月26日的《前进报》上,从此,宣传雷锋的大幕徐徐拉开。

  那时,中国面临着很多困难:三年饥荒、苏联撤走专家、美国对华经济封锁……急需一个光辉的典型鼓舞士气。而雷锋的出身和表现堪称完美典型的代表。于是,雷锋被安排到各处进行巡讲,忆苦思甜。沈阳实验中学、旅顺口海军基地……每次报告,张峻都会为雷锋留下照片,先后9次,一共76天。

  《前进报》的文章发表之后,《解放军画报》《解放军报》等军队媒体纷纷转载。直到1961年2月,张峻接到军区任务——为雷锋拍摄一组专题,刊登在《解放军画报》上。“入伍1年零1个月,就上了《解放军画报》的专题,这个到现在都还没再出现过。”张峻对记者说。这组报道发表后,雷锋声名大噪。《中国青年报》等全国性大报开始转载,雷锋的名气开始从军队向全国扩展。

  1962年4月,沈阳军区发给张峻两卷彩色胶卷,让其为雷锋再次拍摄专题。当时的彩色胶卷只有国家大报才能拥有,全部从德国进口,一般人无缘接触。为了拍摄雷锋,张峻得到了两卷共24张彩色胶片。随后,雷锋的专题报道再一次出现在1962年6月号的《解放军画报》上。在那个连使用黑白胶片都要报批的年代里,雷锋生前一共留下了24张彩色照片和199张黑白照片。

  补拍照片

  1962年春节前后,正是雷锋声名远播的时候。总政下达指示,要为雷锋举办一个个人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展览。沈阳军区接到命令后,决定同时在军区内进行一次首展。

  为了配合总政的雷锋展览,由张峻以及沈阳军区的四五名成员组成班子为展览进行前期准备。其中最重要的工作是补拍照片。张峻说,因为雷锋做了好多好事,都过去了,没有留下照片,所以要补。

  这个筹办小组拿来雷锋的日记进行研究。“我们主要的参考一个是雷锋的日记,还有一个就是他做忆苦报告的讲稿。”张峻说,“日记有好多是雷锋的读书体会,这个没法补拍,就找能拍的拍。”

  当时,沈阳军区工程兵党委给筹办小组约法三章:第一,补拍内容必须是雷锋曾经真实做过的事情;第二,能补的补拍,不能补拍的画幻灯;第三,补拍的照片要经得起推敲。

  补拍照片的题材由张峻撰写提纲,再交到小组集体讨论,最终定下20多幅。因为展板需要张峻全权策划,补拍照片的任务由张峻交给自己的徒弟季增具体操作。几年前,因为雷锋照片的版权问题,季增与张峻一度交恶,拒绝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采访,他说,“我年纪大了,记不清了,已经不知道什么是真实什么是不真实了。”

  在季增进行补拍之前,张峻特别向他交待,“拍雷锋正面像的时候,后面要有一个毛主席像。”这20多张照片中,有雷锋送大娘回家;深夜打手电学“毛著”;给人民公社捐款;努力练习投弹等最为经典的雷锋形象。但是,正是这些补拍的照片纷纷出现了问题。

  因为摄影技术不过关,深夜学“毛著”无法拍摄,照片变成了雷锋在白天打着手电学习;图片说明中说雷锋在8月里为人民公社捐款,照片里的雷锋却穿着棉衣;练习投弹的姿势也发生了错误。

  “那些照片拿回来,我就批评季增,你怎么也不动脑子啊!有8月穿棉衣的吗?有那样站着投弹的吗?”张峻说,照片里有一张雷锋送大娘回家的照片,那个大娘并不是雷锋曾在日记和讲稿里提及的那一位。

  因为照片经不起推敲,同样也遭到军区领导的质疑。但是此时已接近1962年正月十五,总政要求尽快完成任务,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无法重拍照片。与此同时,筹办小组成员中的几人和雷锋一起住到沈阳军区招待所,对雷锋进行采访,进行幻灯片的制作。

  照片的补拍和幻灯片的制作还没完成,1962年8月15日,雷锋突然离世。这些原本用于“学毛著标兵”的展览被用作了规模更大的对雷锋的追忆仪式上。

  “我对季增说,虽然我当初批评你,但是雷锋去世了,这些补拍的照片也是很珍贵的。”张峻告诉记者,当年也有参观展览战士问怎么8月穿棉衣,他们坦承是补拍的。

  从普通士兵到全民楷模

  对于雷锋形象的树立并没有随着雷锋的去世而告终,而是愈演愈烈。1963年3月5日,毛泽东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学习雷锋的活动进入高潮。

  张峻为雷锋拍摄的第一幅照片中,雷锋右手的军装外,露着一截白衬衣的袖口。后来在多次发表的图片中,这截袖口被悄然去掉。“那是《解放军画报》给修掉了。我拍的时候没注意。后来我问过,说是露着袖口不符合军容军纪,对雷锋形象不好。”张峻对记者说。

  在张峻的记忆里,其实雷锋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完美”。张峻说,大家可能没注意,雷锋留着个刘海头。有时候他的班长问他,怎么还不去剪头发,雷锋就推托说下次去。“我给他拍照片的时候,头发有时候就从帽子下面出来,我提醒他,他就掖回去。”张峻说,“那时候饭不够吃,雷锋也到厨房去拿过饭锅巴。厨房的人就说他,雷锋啊,你现在是个人物知道不,能自觉点不?那时候拿饭锅巴可是个大事啊。”

  只是,这些不“完美”的细节都随着雷锋的去世被掩埋在历史之中。除了对照片不“完美”的细节进行修改,甚至还会刻意增加内容提升雷锋的形象。曾经与张峻在一起办公的《民兵之友》记者周军为雷锋在沈阳军区政治部大院里拍摄过一张照片:雷锋目视远方,胸前端着一把钢枪,背后是一棵茁壮的松树。这棵松树,其实是后添上去的。

  周军已经去世,他在回忆文章中称,1977年,这张照片被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作为《雷锋画册》的封面。出版社与他商议后,将一棵黄山迎客松加到了雷锋身后,合成为一张照片。“当时有一种技术叫印染法,工厂可以做,是合成技术的一种,在照片上画完了再翻拍。”张峻也了解这个情况,他说,“那时候树立典型要求高大全。”

  而也因为这张照片,在大众中逐渐流传出“雷锋松”的故事。直到现在,铁岭干沟子自然屯仍然认为雷锋就是在自己村里的一棵树前拍摄的照片。如今很多学生仍然会在纪念雷锋的日子里到那棵树下合影留念。

  雷锋生前的照片被一点点进行修改。参军前,雷锋自己在天安门前的留影,手中拿着一个花书包,发表时花书包没了;与雷锋合影的某标兵因“文革”时与“四人帮”复杂的关系,“文革”后,此人也从与雷锋的合影中消失了……

  张峻回忆说,他给雷锋拍照片时,雷锋自己把奖章戴上,战士们说他故意做给别人看。有时候劳动,战友故意整治他,专门让他背重东西。张峻说,雷锋就是个普通战士,很爱美。张峻搜集到的雷锋自己在照相馆拍的照片一共54张。那时,雷锋每月津贴6元,照相对他来说是一笔不菲的开销。

  最近,一个剧组正在筹拍雷锋的电视剧,由田亮出演雷锋。剧组向张峻请教,张峻在电话里对制片人说,“你们要和以前拍的电影都不一样。怎么个不一样,就是把雷锋从神坛上拉下来。雷锋是人,不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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