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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密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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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蒙古崛起对世界历史的转折性巨大影响[转帖]

 

作者:黄如一
  摘要: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帝国创建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强大的武功,对地球人类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蒙古崛起之前,华夏文明是地球上最为发达,并且发展最快的文明,阿拉伯、印度、波斯也都拥有极其灿烂的文明,而欧洲则是相对最为落后封闭并且停滞不前的地区,并且正处于最为黑暗的中世纪。而蒙古崛起改变了这一力量对比,通过摧毁华夏和阿拉伯文明,并且非常凑巧的唤醒却又没有伤及欧洲文明,使得世界上的发达文明急剧倒退,欧洲文明则趁机一跃而成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其相对地位保持至今。


  正文:如果要问我人类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大事件是什么,我一定会认为是800年前的蒙古崛起,而决不是西方人所谓的“资产阶级革命”、“文艺复兴”、“大航海时代”、“工业化”云云。
  其实大家可以概略的总览一遍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图象,世界大致可以划分为以华夏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以亚欧大陆中部地区为代表的伊斯兰文明和以希腊罗马文明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在西元1200年左右蒙古帝国大崛起之前,东方文明一直是远远强于西方文明的。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五阶段论”划分历史社会形态,那么中国在西元前数百年的商鞅变法时就以法令的形式禁止了封建制度,后虽有反复,但总体上讲,汉朝已经是一个废除封建制度,单一制的中央国家,而西方直到至少数百年后罗马帝国崩溃的时候,才初步建立起已经被中国淘汰了几百年年的“封建社会”。之后中国时常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欧洲也时常受到他们东、北方的蛮族的侵略,总体来说中国发展的更快。要说明这一点只需简单的比较中国宋朝和同时期欧洲诸国的生产水平即可。
  当时的宋朝显然是人类历史上最为繁华富裕的国家,远甚于今日的美国。当时中国非常富裕,我们无须用枯燥的数字来说明宋朝的国民生产总值或者财政收入是唐朝明朝或者西方某个国家的多少多少倍,我们只需看到当时的中国,已经出现了政府发行的纸币、商业银行,大型矿场,农业税收仅占国库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而且近200万的军队全部是领取高薪的雇佣兵,以至于文艺复兴时代的西方学者认为当时中国一个看守城门的小兵生活条件也要高于欧洲的一个封建君主。更重要的是宋朝“人”的文明达到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巅峰,宋太祖勒石为信,“永不杀士”,真正做到了言论自由。宋朝的科技发展正处于大爆发的前一刻,中国的“四大发明”中的三项实际上成熟于宋朝,《洗冤录》、《太平御览》、《梦溪笔谈》等科技文献都代表了当时世界上遥遥领先的地位,尤其是罗顾的《尔雅翼》实际上已经基本提出了进化论的观点,比达尔文早许多年。我们可以相信由于蒙古入侵带来的浩劫以及后世的一些有意或无意的保存不善,宋朝的大多数科技作品没有保留至今,我们今天能够确认宋朝的科技成就只是很小一部分,而这很小一部分就已经体现出当时高速发展的科技水平。
  而当时的阿拉伯世界正处于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晚期,虽然由于国内的封建领主割据而不复当年与大唐帝国鏖战怛罗斯的帝国雄风,但由于长期的持续发展,其科学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由于阿拉伯地处大陆中部,与中华、印度、波斯、希腊等当时世界的主要文明都有直接联系,非常便于汲取全人类的文明成果。事实上,西元九世纪,时任哈里发发起了一场浩大的工程,出高价搜集、翻译、注释世界各地的科技文献,西方文明的一些伟大成果,诸如柏拉图、亚里斯多德、欧几里德、托勒密、希波克拉底等人的著作在西方中世纪宗教狂热中被摧毁殆尽,幸而得到阿拉伯人的这场保存运动才在文艺复兴时代重见天日,成为人类社会持续前进的重要动力。华夏文明的一些重大成果尤其是现代西方人津津乐道的“四大发明”通过阿拉伯人的传播,成为了西方文明在蒙古时代之后迅速崛起的巨大动力,而被西方人称为“阿拉伯数字”的字符,事实上正是阿拉伯人从印度学到转而传播到欧洲的,这更成为现代数学的细胞,是现代科学最基本组分。阿拉伯人也并非仅仅是文明的传播者,他们在数学、物理、化学上的成就也令现代人敬仰,阿拉伯数学家花剌子密的著作《积分与方程算法》将代数学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我毫不怀疑牛顿先师的伟大成就,但是被基督徒主导话语权的现代人未将花剌子密作为数学的伟大先导而给予举世闻名的崇高地位,我认为是一种极大的不公。阿拉伯人在研究化学等自然科学中,采用客观实验的方法,这是当时一个决定性的改革,这种改革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现代。他们当时研制出的各种化学试剂成为后来西方工业化大生产的原料剂。而在文艺方面,阿拉伯帝国的《天方夜谭》、各式各样精美的伊斯兰建筑更是人类艺术殿堂的不朽的瑰宝。毫无疑问,在蒙古入侵之前,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世界为人类文明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极其伟大的贡献。
  西方文明也有过非常灿烂的历史,古希腊、罗马都在地球人类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笔迹,而由于现代世界是由他们的后代主导话语权,西方文明似乎又显得格外的高雅。暂且抛开带有意识形态的哲学,以现代的欧洲地区为主的西方文明在文学、数学和物理等方面仍然有巨大的成就,但是笔者认为总体而言是逊于华夏文明和阿拉伯世界的,尤其是在蒙古时代的前期遭遇了一场巨大的不幸,那就是中世纪的宗教狂热。由于基督教的一元论独神教义被原教旨主义者发挥到了极致,曾经灿烂的西方文明陷入了漫长的停滞期,被现代人称为“黑暗的中世纪”。在一千多年的中世纪里,整个西方文明创造出的成果相比他们的祖先而言非常惭愧,更不能与更为发达的东方文明相提并论。尽管在此期间他们也创造出少数成果并被现代的西方人极力夸大了影响,这段时期的西方仍然只能以“黑暗”来形容。事实上如前文所说,西方世界不但没有或者很少从外部世界吸收有利的成果,相反对祖上遗留下来的一些文明成果进行了各式各样的毁灭,所幸这些成果中的一些(现已无法考证是大部分还是少部分)被阿拉伯人所保留。使得这些人类文明的成果没有永埋于地。更重要的是,西方人并未体现出主动脱离黑暗的趋势,而是在黑暗中越陷越深,宗教狂热愈演愈烈,事实上如果他们处于一个真正与世隔绝的区域,整个文明走向毁灭是最有可能的一种结局,一如南美大陆上与世隔绝的玛雅文明。
  (上文我们大致描述了蒙古时代之前世界上主要的几种文明的状态,读者可以在脑海中保留下印象以便于蒙古时代之后的状态进行对比。)
  毫无疑问,蒙古时代是地球人类历史上一个令人热血沸腾的时代,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强大的武功,至今无人能望其项背。蒙古人是起源于今天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和蒙古共和国境内的一个游牧民族,成吉思汗于西元1206年统一草原诸部,建立起强大的草原帝国。初期的蒙古军队主要优势在于大量的战马,更重要的是蒙古民族就是一个在马背上长大的草原游牧民族,容易做到全民皆兵,几乎所有的成年男子都不需过多的训练就可以武装成优秀的骑兵。而历史也非常眷顾这个民族,当时由于女真族的金国占据现代中国的北方地区,这也是长期以来华夏族的文明中心,女真族对汉人采取了非常残酷的压迫,金国治下的汉人迫切希望能够打击女真族的金国,许多汉人工匠将制造云梯、强弩、火药武器的技术带到了蒙古。使得蒙古兵除了骑马野战之外,又获得了攻城作战的技能。
  成吉思汗在其晚年灭亡了花剌子模------当时最大的伊斯兰国家,阿拉伯帝国的主要传承者。按照正常的程序,蒙古似乎应该首先攻击更近、更富裕的中国而不是越过沙漠冒很大风险去讨伐阿拉伯帝国。但由于一些偶然因素,花剌子模惹怒了成吉思汗这位旷古绝今的战魔,60余岁高龄的成吉思汗下定决心,用尽自己最后的生命能量,踏平了这个曾经异常高傲的文明国度。或许正是由于这场战争的非常性带来的仇恨,也由于当时蒙古人的凶残,阿拉伯文明遭到灭顶之灾,很显然,伟大的数学家花剌子密的数学成就并没有被蒙古人发扬光大,我们甚至可以想象,他的学生、他的传人又有多少死在了蒙古人的火炮和马刀之下?成吉思汗将花剌子模的国土和人口大致分为两半,一半作为其长子术赤的领地,即后来的钦察汗国,西方人称之为金帐汗国,另一半作为次子察合台的领地,即后来的察合台汗国。这两个汗国在成吉思汗死后几乎完全摧毁了阿拉伯和波斯文明,而另一个成吉思汗的后代“跛子铁木尔”建立了更为强大的铁木尔帝国,完全统治了印度次大陆,此后长达数百年的莫卧儿王朝统治,有效的抑制了曾经光辉灿烂的印度向前发展,一直坐等不列颠人来接管统治权。至今印度只能以英语作为官方语言,印度历史的资料主要借助中国、波斯、阿拉伯和英语的文献来研究。
  在此,笔者需要向读者说明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西元1259年。当时的状况是女真族的金国、阿拉伯世界、波斯、俄罗斯都已经几乎被蒙古人掌控,而且蒙古人的天性是不会停止的,强大的蒙古帝国还将继续向人类能够前往的地方征服,这是毫无疑问的,蒙古的军队早已不是简单的草原轻骑,优秀的阿拉伯马种、女真族重甲骑兵、汉族的火药武器、阿拉伯的化学武器集粹在一起,使蒙古帝国的武力达到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蒙古帝国刀锋所指之处,阿拉伯、波斯、女真、西夏、伊斯兰、基督,无不望风披靡,这样的战争机器有人能够抵抗吗?有!!!那便是孔孟先师的门生、秦皇汉武的后人,出现了岳飞、文天祥这些不朽英烈的华夏民族。和平年代的中国人显得温而文雅,但是当他们作为文明的传承者面对野蛮的毁灭者,爆发出的是那种发自内心的文明的力量,正是由于这种伟大力量的支撑,征服了几乎全世界,集中力量进攻宋朝的蒙古大军围困襄阳孤城数十年不下,而合州钓鱼城下,更是击毙了蒙哥大汗!
  严格的说,蒙哥大汗战死绝对是一个偶然事件,因为蒙古军虽然久攻不下,但是一直对钓鱼城采取围攻姿态,断非败仗,野史记载蒙哥大汗为飞石所伤,笔者估计是被城头的炮火无意间击中,但无论如何,蒙哥大汗的死绝对是一个所有人都不曾预想得到的意外,包括他自己。而由于蒙哥大汗死得突然,并未明确的指定接班人,故而他的两个弟弟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开始了一场牵涉整个蒙古帝国的争位大战。这是在成吉思汗之后蒙古帝国的第一次内战,几乎所有的蒙古贵族都以自己的力量参与了这场角逐,最终忽必烈战胜,但是蒙古帝国也由此四分五裂。现代的中国人都认为元朝等于蒙古帝国,其实笔者不以为然,“元朝”是忽必烈大汗为了便于统治汉族而取的一个汉语名字,他应该是蒙古帝国的一部分而不失全部,也就是忽必烈汗国,其实际地位与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尔汗国四大汗国以及后来的铁木尔帝国相若。
  事实上,当时的蒙古大军已经逼近正沉醉于宗教审判的西方世界,如果一路开向西欧平原,势必如巨石压卵,轻易摧毁那些石头城堡,灭亡那一个个封建领主的小小国度,将古希腊、古罗马先贤所创造的文明毁于一旦,但是蒙古人在走到他们鼻子底下的时候却突然退兵了。当时封闭落后无信息可通的欧洲人自然并不知道退兵的原因,于是编造出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说是蒙古人走到一望无际的里海边,一个聪明的向导欺骗他们说这就是世界的尽头,于是蒙古人便相信了,便退兵了(为什么西方人会编造出如此传奇的故事?而且他们当****信了几百年?他们是不是很善于编造这种故事相信这种故事并让人也相信这种故事?)。直到以后很久重新整理史料并进行对照的时候才知道其实是因为蒙古大汗意外丧命,全世界的蒙古征服者都急忙赶回草原参与汗位的争夺。说钓鱼城改变了世界格局,拯救了西方世界毫不为过。
  在钓鱼城之战之后,蒙古帝国四分五裂,对欧洲的进攻基本上停止,使得西方文明得以幸存,而当时阿拉伯文明已经被蒙古人摧毁,而近在咫尺并且与蒙古人有着深仇大恨的汉族宋朝在不久也被蒙古攻破。而且有一点不同的是,中亚地区的阿拉伯、波斯等民族虽然遭到蒙古人的摧残,但是总算是较早的归顺蒙古,而汉族却表现出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玉碎姿态,在崖山海战之后,汉族的宋朝正式灭亡,不但汉族的皇帝没有投降,而且他还带领整个统治集团共十余万人跳海自尽,竟无一人投降无比强大的蒙古帝国!或许这更激怒了蒙古征服者,或许是这更让他们认识到这个民族的坚贞刚烈,元朝(忽必烈汗国)对这个民族进行了最大的压迫,对这个民族的人民和传统文化进行了最严重的摧毁,经过蒙古时代之后,华夏文明受摧残程度最大,如果说西方文明被一耳光打响,阿拉伯文明被打成重度伤残,则华夏文明是被打得魂飞魄散。
  经过蒙古时代之后,居于世界一隅、长期封闭不知外界为何物的西方文明终于惊醒,终于走上了文艺复兴的道路。宗教裁判所被推翻,人人开始都向往真正的文明。蒙古人打痛了他们,却没有打伤他们,还为他们带来了此前人类文明经过几千年发展的几乎全部成果,既有中国的四大发明,也有阿拉伯、波斯、印度的成果,甚至还有一些被他们自己摧残殆尽,却在阿拉伯世界得以保存的古西方文明。事实上,正是借助这些外来的文明成果,西方基督教世界才产生了跨越式发展,在一千多年中世纪的摧残之后,直接开向工业时代。如果说西方走向工业化大生产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的话,那么我且不拿中国的唐朝宋朝来比较,即便是清朝的经济生产力也要比当时的西方发达,为什么都没有走向工业化呢?无论拿出什么理由来论证中国为什么没有工业化,都说明这个“必然”不是那么可靠的“必然”。总之西方主要是靠跨越式发展的科技才走向工业化的。不仅仅是自然科学的跨越发展,在社会组织、人文科学方面,西方也如饥似渴的学习传说中的东方圣地,也就是已经被蒙古彻底毁灭掉的宋朝。我们可以看到,宋朝王安石的政府采购、产业调整、利率调节、货币流通控制等宏观经济调控手段至今是西方人宏观经济的主要手段,宋朝的纸币、银行以及各种社会救济事业无不被西方学习并发扬光大,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现代西方的社会模式正是仿造宋朝而打造的,一如我国的社会主义是仿造苏联模式打造的一般,而且西方对宋朝模式的改造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改造程度似乎还不如我国几十年对苏联模式的改造程度。现代的西方人总说是基督教的人人平等观奠定了现代的平等观,那试问在基督教创立一千多年的历史中,欧洲不但没有走向人人平等,反而是封建关系步步加强,教会势力泯灭人性的时代,只是在蒙古人为他们带来一个和谐安宁的宋朝传说之后才真正走向了人人平等的社会关系,这又作何解释?现代西方人说民主选举制根源于古罗马、古希腊的议会制,难道恺撒大帝是民主选举出来的么?怎么我觉得现代西方的选举制更像是蒙古人的斡难河大会制度呢?
  当然,现代的西方人扮演的是世界启蒙者的角色,是不愿意承认有色人种曾经是他们的启蒙老师,他们从宋朝学来的重要制度、思想和科学都都竭力淡化了,有多少人知道西方三大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其实是一个“全盘宋化”主义者?而现代的中国人也非常配合的将宋朝描述为一个孱弱、黑暗,极度不堪的耻辱时代,自然鲜有人会将他往伟大的方面作想。而曾经改变了世界发展格局的钓鱼城,其知名度又能与“资产阶级革命”相提并论否?即便是今天的四川人,只恐也少有几人能听得钓鱼城的名号,知道曾经在这里发生过多么重大的历史事件。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是依据一个必然的线索,不会因为蒙哥大汗被流弹击中这种偶然事件而产生根本性变革,但是英雄人物却能加速和延缓历史的进程。很显然,蒙哥大汗的这次意外阵亡,并未使人类历史发生根本性改变,历史仍然在继续前进,只不过,领跑者的旗帜已经被蒙古人从汉人手中夺过,交给了西方人。
  
  结论:蒙古时代之前,华夏文明最发达,而且正在加速前进,伊斯兰其次,基督教世界最落后,而且面临崩溃的边缘。蒙古人的崛起让世界格局完全重新洗牌,洗牌过后的格局发生了转折性的逆转,华夏文明被完全摧毁,伊斯兰文明受到重大挫折,西方文明受到的打击非常合适,既打醒了西方人又没有伤筋动骨,趁机崛起,西方基督教世界在当时所奠定的优势地位保持至今。所以蒙古崛起是地球人类历史发展至今影响力最大的转折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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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志:还原真实的国民党抗战史 [转帖]

 

2005年8月19日,凤凰台有报天天读栏目,杨锦麟报导了一条消息:纪念抗战60周年的宣传中,国共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部封存了十年之久的电影《铁血昆仑关》即将上映。又说:《血战台儿庄》在北京大学上映。当银幕上出现青天白日旗时,学生们热烈鼓掌。

  这条消息的真伪不得而知。

  我把它当作一条真实消息向中共中央谈三点意见:

  一、有些人醉心于为国民党呐喊,为台儿庄之战、桂南(昆仑关)会战喝彩。在国民党的战争史上,台儿庄之战、桂南会战的****始终是被隐瞒的。至今已隐瞒了67年了!

  看一看国民党战争史是怎样记述台儿庄之战的吧。由蒋纬国主编、34个将领参加撰写的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五卷第六款,“徐州会战”一节之第114页:“台儿庄方面,战区以第二集团军之一部(第三十一师)固守。”仅此18个字。国民党战史回避台儿庄之战,就是说,他们并不认为台儿庄之战是大胜利。试向喝彩者,你们的根据是什么?!

  桂南会战(即电影《铁血昆仑关》)国民党以精锐之师27个师25万人去攻日军一个师团一个旅团1.7万人;主攻部队10万人攻击日军一个大队800人扼守的昆仑关。47天没有攻下来。1940年2月4日战役结束。18天之后,即2月22日,蒋介石在柳州主持台开桂南会战总结会。会上蒋介石给予白崇禧(总指挥)、陈诚(中央监督大员)降薪留职处分。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瑶上将以下八个将军撤职查办。此事国民党战史一直隐瞒。连蒋介石都感到羞耻的一仗,我们却竭力鼓吹,反衬出唱赞歌者是多么地不知羞耻!

  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前夕,1994年10月,陕西广播电视报记者王海安就《血战台儿庄》、《铁血昆仑关》两部电影曾访问过我,访问后,王海安写成《把真实的历史告诉人民——记抗战史专家张宏志访谈录》,文章定稿后上报中央,并刊于《民情与信访》1995年第一期。随后中央作出决定:《铁血昆仑关》不准上映;《血战台儿庄》今后也不要再演了。现将原访问文章重新打印附上。

  三、假如风凰台报导属实,我建议中央再做慎重考虑,请专家对台儿庄之庄和昆仑关之战,进行调查研究。如果我所说的情况属实,这两部电影当然不能上映,应维持中共中央1994年的原决定。决策人应对党负责,对历史负责。不可为了某种需要而亵渎历史!

  张宏志(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津贴)

  2005年8月20日

  附:1994年11月给中共中央的汇报材料

  把真实的历史告诉人民

  ——抗战史专家张宏志访谈录

  王海安

  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沸沸扬扬的舆论传出了几条信息:一是在1995年8月,世界各国将隆重举行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活动;二是有人为抗战中的国民党正面战场评功摆好,责怪我们的历史怠慢了国民党;三是出品和炒热了描写国民党抗战的文艺作品……

  中国在二战中的反法西斯,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团结全民族一致抗日的战争。很自然的,一谈抗战就离不开国共两党,实乃历史使然。对舆论传出的上述信息该如何看?我们带着这个问题造访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抗战史专家张宏志。

  年逾花甲的张宏志老师,曾发表过110万字的《中日血战三部曲》,已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当我们登门时,他正左手端着放大镜,右手执笔,伏案撰写《中国抗日战争史》。据介绍,这部书预计60余万字,拟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听完我们来意,张老师连手中的笔也来不及搁下,就打开了话匣子:

  “二战给全世界带来了9000多万人的牺牲,胜利来之不易,弥为可贵。所以,明年二战胜利纪念日,世界各国都要举行盛大的庆典,作为牺牲3500万人的中华民族,当然更有理由隆重纪念自己的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以激励全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但是……”

  说到这里,张老师话锋一转,给我们讲述了他在一次会上遇到的一件事。

  有一位同志发言道:“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对国民党抗战肯定不够。为此,我们正在研究广西南宁战役,准备把国民党军血战昆仓关拍成电影。”

  张老师听完后便问他:“你知道不知道日本人在南宁战役中投入了多少兵力?昆仓关上的日本守军有多少人?”回答是:“不知道!”张老师又问:“那你知道不知道国民党军投入了多少兵力?”回答仍是:“不知道!”张老师再问:“蒋介石召开的柳州军事会议你知道不知道?”回答竟然还是不知道。张老师感慨万分:“这么说,你什么都不知道?!”那人面不改色心不跳:“我不知道不等于别人也不知道,反正有人研究这个问题!”

  张老师对我们说,你看,这人一问三不知,居然也要谈史,尽管人云亦云,信口开河,可他还在喊,还要叫,还在摆一副请命的姿态,由此可见,凡谈及中国抗战,必须要搞清楚国共两党的功过与是非。当然对世间任何事物的评述,都是允许各抒己见的,可以各说各的理。但问题在于,谁说得更全面、更客观、更科学!这在史学上就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言及此,张老师点燃了一枝烟,有滋有味地吸起来,然后不紧不慢地说:“不是不能说国民党抗战,也不是不能描写国民党在抗战中的牺牲,但核心问题是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尊重人民。不能把无说成有,把败说成胜,把疮疤说成鲜花!”

  张老师说他最不满意的就是,最近一段时间被炒得很热的描写国民党抗战题材的东西,基本上都是有悖于史实的。

  譬如说——台儿庄。

  1938年3月15日,日军第10师团濑谷支队(8000人左右)进攻滕县,拉开了台儿庄战役的序幕。随着日军的猛攻,当天就把驻守在城外的川军124师打散了。16日,日军开始攻城,川军122师王铭章部坚守孤城,而奉李宗仁命前来增援的蒋介石的精锐嫡系汤恩伯部却在进至距滕县只有15公里的官桥后,36小时按兵不动,坐待122师全军覆没。至17日黄昏,腾县城破。18日,日军转攻汤部,汤的第81军时驻官桥,忙东撤至峄县。日军继续南下,在沙沟击败汤的第52军后直扑韩庄,轻而易举地逼近大运河。此刻,日军前进方向的台儿庄尚无国民党的一兵一卒,濑谷为解除后顾之忧,又于19日北攻峄县。汤部的两个军5万余人又急退至抱犊崮山区避战。

  张老师讲到这里,起身取来红蓝铅笔。在纸上勾了一幅草图并解释道,这是中日两军对阵态势图。看着图,他比比划划地说,迄3月15日濑谷进攻滕县,国民党第5战区在淮河以北有9个军17个师(不含汤部),但是却既没有作战线,也没有阵地,如散沙般分置在津浦路滕县——蚌埠、陇海路海州——开封两侧的鲁南、豫东、苏北和皖东北的广大地区。而蒋介石自1938年1月初率汤恩伯在商丘设置行辕。到台儿庄战役70多天中,对鲁南前线未置可否,疏于备战,险陷台儿庄于一枪不发即失落的境地。

  所幸的是,濑谷北攻汤部折回来,用20—22日3天的时间在韩庄集结兵力,做南渡运河的准备。蒋介石才在李宗仁的恳求下,急调在信阳休整的孙连仲的第2集团军(辖两个军,约2.5万人),于19日乘火车连夜赶到台儿庄,利用濑谷渡运河准备的三天时间完成了布防。

  23日,濑谷进攻台儿庄,台儿庄战役正式打响。

  张老师在草图上标出汤部、孙部和濑谷的位置后,又取出地图册,用三角板量出台儿庄和抱犊崮的距离,说:“你们看,45公里!濑谷的指挥位置距台儿庄15公里,距抱犊崮30公里,其进攻正面,是孙部的2万余人;其背后,是汤部的5万精锐;实为腹背受敌!然而,濑谷看透了汤恩伯的内心世界,仅以1个步兵大队(相当于营)监视汤军,而倾其全力攻打台儿庄。至4月1日,由于孙部的顽强抵抗,濑谷伤亡惨重,索性把监视汤军的1个大队也转用于攻打台儿庄。汤恩伯畏敌如虎,噤若寒蝉,始终未敢一动。4月6日,濑谷在死伤3000余人后终于退却,汤军才加入战斗,截击濑谷,但还是被跑掉了3000多名敌人。”

  孙连仲心里清楚这一仗是怎么打的。当他艰苦战斗时曾请求李宗仁:给第2集团军留几颗种籽,命令汤部恩伯出击,李回答:我向汤恩伯多次下命令,他只听老蒋的!……这一仗,孙部伤亡惨万人,蒋介石不补一兵一卒,反而借机撤销了他的42军的番号,给他只保留了一个30军。

  难道历史可以把王铭章、孙连仲他们流的鲜血记到老蒋的功劳簿上吗?

  如果我们的历史要把一部分爱国的国民党将士等同于整个的国民党,岂不是也可以说“甲午海战”是清廷对日作战,徒为后人落下笑柄么?

  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4月10日日军占领豫陕边界的重阳店,14年中,国民党共丧失国土2753254平方公里——当时全国面积11174002平方公里(含外蒙);丢掉城市970余座——全国城市为1200座;抛弃同胞2.57亿——全国人口4.5亿。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国民党有退无进,屡战屡败,300多个师打了八年,唯有台儿庄一役获胜。但是蒋介石却不愿承认这一胜利。

  讲到这里,张老师无比痛心地说,自人类社会出现战争以来,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曾与这个怪物结缘,打仗有胜有负“乃兵家常事”,但像国民党这样的失败,哪能找得出第2例?这根本就不是中华民族抗战的主流!美国援华人员在经历了这段历史后说,“国民党早已威信扫地,国民党的军事指挥‘极为幼稚无能’。中国军人很强的作战能力完全被浪费了。”(见《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

  紧接着,我们的话题又引向了昆仑关。

  张老师照例先画出了中日双方的战争态势图,然后指点着说:“日军攻占南宁的兵力是第5师团和台湾混成旅团。鉴于作战地区的地理条件,第5师团战前回日本神户将自己的机械化装备改为驮马装备,全部以轻武器上阵,配备的火力有营炮24门、团炮20门、反坦克炮16门、山炮20门、野炮20门,辖步兵12个大队,连同台湾混成旅团的5个大队,总兵力2万余人。”

  1939年11月15日,日军由钦州湾(亦称北部湾)的企沙、龙门登陆,通过十万大山,边修路边前进,沿途没遇到任何抵抗,于24日占领南宁。随即以台湾混成旅团担任钦州湾——南宁之间的道路修建,第5师团布置在南宁地区。时以3个大队控制中越边界的镇南关(今睦南关),以1个大队保护南宁——镇南关的交通线,以两个大队占领高峰隘并向武鸣方向警戒,1个大队占领昆仑关,1个大队担任昆仑关——南宁交通线的守备,另以3个大队和师团直属部队赶修南宁飞机场,师团长手下控制1个大队作为机动。所谓的“昆仑关大血战”国民党军队进攻的目标,就是昆仑关上那1个大队的日军,约800人。

  1939年12月17日(日军占领南宁后的第25天),国民党军开始反攻南宁,因昆仑关在南宁以北,为前哨阵地,因而首先交战于此。

  是役国民党军出动第16集团军(辖1个军4个师)、第37集团军(辖1个军2个师)、第35集团军(辖1个军3个师)、第26集团军(辖1个军2个师)、第38集团军(辖5个军13个师),另有第43、第33师和4个独立团,约相当27个师,总兵力25.4万人。此外,还有1个工兵团、1个通信兵团、1个高射炮连、4个炮兵营和115架飞机(重轰炸机9架、轻轰炸机26架、驱逐机80架)。

  担任主攻的是第38集团军,突击部队杜聿明第5军。第5军辖3个师:第200师(师长戴安澜),第22师(师长邱清泉)和荣誉第1师(师长郑洞国),还有直属战车团和重炮兵,共计5万余人。于是双方的兵力对比就是,10万人的主攻部队或者说5万人的突击部队对800人的守备部队。

  经过40多天的强攻,日军又增援了1个大队,国民党军好不容易占领了昆仑关前哨阵地,但日军仍据守八塘,昆仑关的纵深阵地仍不能突破。1940年1月24日,日本援军第18师团和近卫混成旅团到达,28日向国民党军反击。与此同时,2月2日,一小股日本军沿昆仑关脚下的邕江袭占甘棠,第38集团军马上后撤,国民党军于2月4日结束了昆仑关战斗。

  2月22日,在柳州军事会议上,蒋介石非常恼火,将总指挥白崇禧和中央督战大员陈诚给予降薪留职处分,将第38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瑶上将以下8个将官撤职查办。

  张老师说,连蒋介石都感到羞耻的战斗,竟有那么一些人花3000万元去拍电影,大吹大擂。我们说这种人恬不知耻,并不过分。

  接下来,他扳起手指头如数家珍般将一些被今人炒热而为国民所瞩目的中日之战一一道出:那战前会议、来往文电、战役部署、战局变化、伤亡缴获等,无不细致具体,凿凿有据。无论怎么说,总和有些人的鼓噪格格不入。看着我们发出疑问的眼睛,张老师打了一个风趣的比方:“有位卖瓜人在一个已经腐烂了的瓜上发现了一点儿好瓤,便用刀尖把它挑起来高声吆喝:‘好瓜!好瓜!’以这种态度去谈抗战,怎能接近真理?”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张老师又给我们展示了另一部分历史。

  1943年秋,日军全线转入战略防御,中国抗占已接近胜利。为挽救颓势,日军1944年4月,日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其目的有三:一、摧毁美军设在中国的空军基地;二、贯通中国大陆南北交通;三、吸引美军在中国大陆决战。该战役于4月18日打响,至同年12月10日结束,紧接着又在1945年春发动了一系列的攻势。日军临死前的一搏中,国民党军先后丢掉了河南、湖南、广西和福建等4个省的省会及200余座县城,近8000万人民,遗弃美军6个空军基地和30余座机场。

  在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即将胜利,中国抗日军民已经进入战略反攻的时刻,国民党军仍是如此不堪一击,使日军想占哪里就能占哪里,要做什么就能做什么,连美国总统罗斯福也被激怒了,把视线投向了延安,拟拨出5个师的装备送给****抗日。1944年7月23日,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

  对此,有人不以为然,高弹“文学不等于史学”。但实际上,广大群众在欣赏有关现代题材的文艺作品时,是把它作为“史”来接受的,于是,一盘清水被搅浑了,一部分群众的思想也被搞糊涂了。

  张老师说,海峡两岸和解,可以不纠缠国共两党历史上的恩恩怨怨,但并不等于可以对抗战史做出随心所欲的解释。历史是客观造就的,人工是不可逆塑的。我们的责任就在于把真实的历史告诉人民!尤其对抗战史要严肃认真,决不可“戏说”。

  临别时,天色已晚,繁星满天,我们在想,张老师的忠告不是多余的。只有廓清对抗战史的种种误解,才能使明年的抗战胜利五十周年纪念活动轰轰烈烈、健康活泼地进行,在下一代人身上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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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打破潜规则抵制红包 自揭看病贵****[转帖]


  
  
他们所针对的,与其说是红包、回扣,毋宁说是让医院、医生难以独善其身的牟利体制
  记者高艳平 | 上海报道

  在医疗行业内部,有这样一些“背叛者”—— 原上海某地段医院理疗科医生陈晓兰,湖南娄底市中心医院的胡卫民,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张曙,四川省达州市开江县医院外科医生肖启伟,等等。他们抵制红包、反对大处方、抵制回扣、举报假冒伪劣医疗器械,向公众揭开了看病贵的惊人****。

  这几个似乎背弃了整个群体利益和“潜规则共识”的“另类医生”,他们所针对的,与其说是红包、回扣,毋宁说是让医院、医生难以独善其身的牟利体制。

  当医生牢牢依附于医院,就像被捆上了战车,很难挣脱“潜规则”;而在这种依附关系松动之前,即便这些“背叛者”以极端的姿态挣脱了“潜规则”,依然难以顺心如意。

  这似乎已经不仅仅是个道德问题。

  继续做着举报前的调查

  陈晓兰坚持不让记者去她家采访。而且也不喜欢拍照。

  “家里乱七八糟的,水斗也坏了,淋浴器也坏了。整个人很憔悴,太狼狈了。比离婚那会儿还狼狈。让大家看了,想举报的人都不敢跟上来了。”

  这个普普通通的上海中年女人,坚持12年举报违规医疗器械、假药、黑心医院,曾经被评为2007年度“感动中国”人物,入选“影响中国医疗改革人物”。

  4月20日,面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她平静地述说着自己的故事,一派上海邻家妈妈的温和。

  不希望媒体把她描述得很寒酸,陈晓兰听取女儿的建议,特意戴上了一枚金戒指,那是前些年女儿送给她的生日礼物。

  1997年,在上海市虹口区广中路地段医院理疗科工作的医师陈晓兰,开始举报假冒伪劣产品——光量子氧透射液体治疗仪和配套的石英玻璃输液器。至今,被她揭露的各种医疗器械达20多种,其中9种假劣医疗器械被查处。2007年,她举报黑心医院上海协和医院,最终该医院被查封。

  陈晓兰说,自己1998年被虹口区广中路地段医院开除,三年后,在市相关领导的安排下,到新单位工作,2002年因为举报,院方按照工人编制迫使50岁的她提前退休。

  2009年,陈晓兰已经56岁了,到了正式退休的年龄,却至今没有领到退休金,也没有四金。可她还在继续做着举报前的调查。

  最便宜的偏偏是最稀缺的资源

  湖南娄底市中心医院的胡卫民似乎比陈晓兰幸运一点,至少他仍然可以当医生。

  2005年,胡卫民向媒体痛批娄底中心医院院长杨志毅公开推行开单提成、乱收费、虚高药价等腐败行为。

  胡卫民坚拒红包,不开提成药,不安于为医院创收,却下社区服务,搞疾病防治科普宣传,对所接诊的病人建立健康档案和随诊档案,进行大型数据库健康管理和网站管理。

  他说,由于受到了院长的打击报复,最终导致妻离子散。

  因为孩子,以及舍不开自己积累多年的患者健康档案,胡卫民先后两次辞职,最终未成。(见本刊2008年第36期报道)。

  2008年12月12日,打击胡卫民的院长杨志毅最终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2008年卫生部聘我为健康中国2020战略规划专家组人员,参与国家层面的卫生中长期规划的部分研讨工作。”胡卫民对本刊说。

  本刊记者采访他的时候,正值周末,他的日程仍然排得满满的:周六上午坐诊,下午参加娄底市政协会议,周日上门到两个病人家中,进行高血压治疗。

  不过,这位摩托车医生在周六回家的路上,出了车祸,一只脚被压伤。

  “明天去看病人的安排看来要取消了。”躺在病床上的胡卫民说。

  目前,胡卫民担任湖南娄底市中心医院高血压防治中心主任,一直践行着他的诺言,推行低廉有效的防治方法。

  娄底文化局的一位心血管病患者,过去看病、住院花费很多,有一年甚至花了5万多元,这几年经胡卫民指导,在治疗上只选对的不选贵的,配合调整心态,调节饮食,适量运动,身体状况明显好转,医疗费用逐年下降,已连续四年没有住院治疗。

  胡卫民的社区预防科普工作越努力,成绩越明显,患者的健康状况就越好,老百姓当然很欢迎,但离医院“创效益”的要求却有点远。

  “医院对医生也是要看业绩的,这个业绩通俗点讲就是钱。比如一年的营业额到多少,一个科室可以创收多少。”胡卫民说,“原来的院长说我的工作只有社会效益,没有经济效益,曾要调我去工会工作,等于要我下岗。”

  时至今日,“原来的助手被调走,高血压防治中心就我一人,数台医疗设备一直闲置着,办公室的牌子先后16次被砸掉。”说起这一切,胡卫民显得很平静。

  而让他伤心的是,娄底市中心医院,每年200多人的“优秀员工”称号,5年来,他一次都没有评上。

  这家医院有一套自己的评价体系,标准包括,政治表现、业务能力、医德、有无医疗差错责任事故等指标,“唯一缺的就是公众和患者的评价。”胡卫民说。

  2008年8月,胡卫民第二次正式提出辞职时,一位院领导曾对他说:“全国哪个医院没有开单提成、医疗回扣?一个人的力量和全国医院作对,你不觉得自己的力量太渺小了?你改变不了!”

  我们没有做无用功

  张曙一直很纳闷,为什么他在2006年的举报,至今毫无结果。

  他在举报信中说,他所在的医院——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医生收受回扣,并且在基建及物资采购上存在腐败。

  他的信被有关部门批转到省里,调查之后,不了了之。

  不仅如此,2008年,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还被评为“医德医风示范单位”。

  很多医生认为,在医生和药商扯不清关系、开大处方以增加收入的潜规则盛行之下,吃医药回扣见怪不怪。一位老教授,为救治病人累倒在地,而背后,回扣也照拿不误。

  2006年,张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感慨:“医院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回扣网络,药品回扣已经让医生无处藏身。”

  2005年下半年,由四川原开江县医院外科医生肖启伟的举报掀起的医药反腐风暴,致使128人被查办,涉案金额近千万元,其中36名医院院长、副院长和一批设备处处长、设备科科长落马。

  事发之后,肖启伟却被迫远走他乡,到山东一家民营医院担任医务总监、医科器械采购委员会主任等职。不过,不到5个月,肖启伟就匆匆结束了山东之旅,转战重庆万县。在向媒体陈述离开的原因时,肖启伟曾经透露,加盟山东民营医院,是因为这家医院没有医药回扣现象,他谋划在医院建药品超市,根治药价贵,但最终失败。肖启伟从中看到的,是药品流通领域同样惊人的潜规则。

  但随后,他又看到了比药品回扣更严重的医疗器械回扣,不得不再一次离开。至今,他已淡出人们的视野。

  胡卫民对《瞭望东方周刊》说,现在医药行业有“三高三低”。“三高”即药费高、手术耗材费高、检验费高;“三低”即医生工资低、护士工资低、手术费低。最便宜的偏偏就是最值钱、最稀缺的资源,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解放医生。

  正是由于医生的工资低,在很多人看来,拿红包理直气壮。即便是揭露医药回扣腐败风气的张曙,在刚开始拿回扣的时候,也“觉得医生很辛苦,工资又不高,风险大,合理用药拿一点回扣是可以理解的,但为了拿回扣开药方就有点过分了”。

  1999年底,医院派张曙去北京学习,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生交流后他发现,回扣随处可见,一些地方的回扣风更厉害,品种更多,数额更大。

  而且,他发现大多数医生都认可回扣的合理性,大家都认为他的举报行为是错误的。

  “一条鱼死了可能是鱼的问题,一塘鱼都死了恐怕是塘有问题。”

  2009年新医改方案公布,强调了医疗机构的公益性。

  “新医改的方向,跟我们的主张大方向是吻合,至少可以说,我们没有做无用功。”张曙说。

  胡卫民从新医改中看到了希望,“不但突出了公益性,还提出了预防为主的方针,这与我多年坚持的从医理念是一致的。”而多点执业则意味着,今后医生可以靠专业技能和医德获得收入,而不是靠红包、药费和潜规则。

  “允许医生多点执业不仅将医生推向了市场,也将医生的道德口碑、技术口碑推向了市场。医生的道德水平、技术水平如何,不是医院说了算,而是市场说了算,市场成了医德医风考核的考官。”胡卫民说,他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新医改后第一批去社区和基层医院多点执业的合法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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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城固诱伏战 [转帖]


  
  作者:郭胜伟 分类:历史 出版社:中**史出版社

  “诱其出扰,主力设伏,消灭来犯之敌。”

  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整体部署,1938年底,陈赓奉命又率所部越出平汉路东进,转战冀南和鲁西北,参加开辟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正当冀南根据地建设刚刚展开时,1939年1月,日军就以第十师团主力、一一〇师、十四师团、二十七师团、一一四师各一部共3万余人,兵分11路对我冀南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针对来势凶猛的日军“扫荡”部队,刘伯承和邓小平决定:由三八六旅的新一团、补充团,三四四旅的六八八团,东进纵队的三团,先遣支队第三大队及冀南三分区部队,组成三八六旅集团,由陈赓、王新亭指挥。利用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寻找和创造战机,积极地打击敌人,粉碎日军的“扫荡”,巩固和扩大根据地。

  2月上旬,敌人在占据了束鹿、钜鹿、广宗、威县、临清、武邑等城后,开始以主力向我南宫、枣强、冀县等根据地实施合击。而以一部兵力守备已占据的城镇据点,维持其后方补给线。其中威县是“扫荡”之敌后方补给线上的一个重要据点,由第十师团四十联队一部进行守备。

  为了有效地减杀日军“扫荡”的气焰,更是为了尽快粉碎日军的“扫荡”,陈赓开始率领自己的部队寻找战机,积极打击敌人。首先组织部分兵力对占领广平、鸡泽、威县的敌人进行连续袭击,三次夜袭曲周的敌人,保持给敌以不断的打击、杀伤与消耗。初到冀南的敌人气焰十分嚣张,每次受到八路军的袭击后,必定要派部队出城向我追击,寻求报复。几战下来,陈赓摸清了日军的作战规律,于是就想方设法利用敌人这个行动规律来创造战机。

  为了贯彻刘邓首长的作战意图,2月初,陈赓率旅直属队进驻威县以南的香城固,而将新一团和六八八团等部队隐蔽集结在香城固东西地区。目的是筹划并组织著名的香城固战斗。

  按照作战设计,从2月7日开始连续三天,陈赓派出小股部队相继袭击了威县、曲周等城,每次都袭入城内,以短促火力给敌杀伤,诱其出城追击,而以主力埋伏于香城固周围,准备消灭追击来犯的敌人。2月10日,被激怒了的威县敌人,果然中计,抽调第十师团四十联队一部,派出汽车8辆,运载一个加强步兵中队,由敌大队长指挥向威县以南进犯。12时许,这股敌人进至南草厂附近,遭到我预先埋伏在那里的六八八团骑兵连的突然袭击,敌人仓皇下车,向我还击。我六八八团各部迅即从四面八方向敌包围猛攻,数十个敌人接连倒下,一辆汽车被击毁。余敌慌忙后缩,就地构筑工事;我实施包围的后续部队则在公路两侧及时展开,战至下午2时后,敌先后分向镇东北角水井处我第二营和镇西北角我第一营阵地进攻,均被击退。敌两次进攻受挫,丢下几十具尸体,顿时锐气大减,准备就地顽抗。

  下午4时许,敌又以小群多路的战法,向我三个营的阵地同时进攻,但势头已远远没有先前那么猛烈了,看样子是要拖走死尸和伤兵,结果又被我打死打伤几十人。到傍晚,敌人一面焚烧拖走的死尸,一面施放毒气,企图逃跑,但归路已被切断。敌人进退两难,陷入绝境,便向我军施放毒气。我军虽有不少人中毒,但是陈赓指挥若定,立即下令向敌人发动冲锋,使敌人在近战中无法再用毒气弹。就在这时,第三八六旅副旅长许世友带领新编第一团赶到,他高兴地对韦杰团长说:“你们今天打得好!陈旅长让我带新一团来和你们一起歼灭这股敌人,不让跑掉一个!”许世友随即命令新编第一团从第六八八团第三营左侧直插上去,断敌退路;第六八八团从正面沿公路两侧实施突击;补充团从庄头发动攻击。

  我各路攻击部队密切协同,形成合围态势,与敌猛烈拼杀,仅40分钟即将残敌全部歼灭。这次战斗,共毙敌200余人,俘敌17人,击毁敌军车8辆,缴获九二步兵炮2门、迫击炮1门、山炮1门、轻重机枪6挺、各种子弹3万余发。我军伤亡50余人,以较小的代价换取了较大的胜利。

  香城固战斗,是粉碎敌人对我冀南区“扫荡”的一次主要战斗,创造了平原反“扫荡”战的光辉战例,受到上级表扬,称这次战斗是“模范的诱伏战”。这次以小的代价,干净、全部、彻底地歼灭了日军一个加强步兵中队,有效地打击了日军的狂妄气焰,振奋了群众团结一致坚持抗日的精神,对巩固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对坚持平原游击战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刘伯承对这次战斗非常赞赏,他说:“三八六旅的口袋阵布置得好!其优点,第一是善于示弱诱敌,特别是激发了敌人轻视我军的骄纵心理。第二是善于把伏击诱导到机动的围攻,而且把附近的房屋都占领了,让鬼子没有办法固定,也没有办法逃脱。第三是善于协同动作,在短时间内形成包围的作战态势,不使敌人漏网和逃脱,打了一个歼灭战。”

  对于师长的表扬,陈赓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他接着刘师长的话说:“可是,从总结战斗情况看,我们组织的围攻力量还不强,特别是在三面围攻时,火力组织差,以致出现了一小部分自己打自己的事。再有,打扫战场马虎,这个毛病还没有克服,有许多军用品,甚至大炮都抛弃在战场附近,第二天被老乡和我清查战场的人员拉回来了。”

  “缺点是有的,今后要注意。”刘伯承说:“这次战斗敌我伤亡的比例是四比一,我们的代价是小的,是赚钱的生意。这是一个模范的诱伏战,应当表彰。”

  香城固诱伏战斗胜利之后,蒋介石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都来电报嘉奖三八六旅,祝贺这次在香城固取得的胜利。蒋介石2月14日致朱德的电报说:

  朱总司令玉阶:

  刘师陈旅努力杀敌,斩获颇重,殊堪嘉许,即希传谕嘉勉。

  中正寒

  陈赓指挥三八六旅自从进入抗日战场,连战连捷,屡次痛歼日军,不仅使日军损失惨重,而且常常是打乱了日军在战场上的作战部署和行动计划,打得日军恼怒无策,同时也使三八六旅成了日军的眼中钉,引起日军极大的恐惧和仇恨。这次日军在香城固遭此重击后,第二天就从各地纠集了70辆汽车,载敌2000余名,还出动了5架飞机,配合坦克、重炮,向三八六旅猛扑围杀过来。

  十分愚蠢而可笑的日军,此次“追剿”还在其先头装甲车上贴上了“专打三八六旅”的标语。陈赓对此嘲笑道:“日军打着标语宣传我们,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作战,好让日本鬼子再长长记性。”面对多路“追剿”而来的日军,陈赓指挥部队利用敌人的结合部,多次巧妙地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而尾追的日军沿途探询:“是不是三八六旅旅部?” 一打听不是,汽车一溜烟就走了。这样愚蠢的日军一直搜索和追击了整整七天,始终没有抓到三八六旅的踪影。日军的阴谋未能得逞,只得恼恨而归。

  陈赓率领第三八六旅进入山西战场后,接连取得了重大胜利。1939年2月4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在给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一封电报中,充分肯定了陈赓所部抗战以来的卓著战绩:三八六旅旅长陈赓参加七亘村、广阳、神头村、响堂铺等战,尤以粉碎敌人九路围攻之长乐村战斗,该员更显奇功。后复参加河北作战,收复失地,扫荡平汉线伪军及伪政权,缩小了敌占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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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大屠杀70年祭:南京大屠杀在日本的详细记载 [转帖]


  南京大屠杀70周年祭

  今年是南京大屠杀70周年。1937年12月13日,南京城沦陷。30万以上中国人被俘军民遭惨杀。日军在疯狂杀戮的同时,还大肆奸淫妇女,进行大规模的抢劫、焚烧和破坏。其手段之残忍,行为之野蛮,令人发指。

  这段血腥的历史是现代史最黑暗的一页,这场浩劫是中国人永远的痛,是每个中国人都不该遗忘的耻辱。南京大屠杀是一个民族屠杀另一个民族,其性质值得整个人类深思。

  生者永志不忘!愿你们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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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字血泪!南京大屠杀在日本的详细记载

  在研究七十年前开始的那场抗日卫国战争之时,有一个话题我总是尽量回避。那就是“南京大屠杀”。

  其实,我开始关注有关这场战争的文献,和南京大屠杀有着直接的关系。那是在几年以前,和日本的一些年轻人在BBS上面辩论,对方的观点是“南京大屠杀”纯粹是捏造。终于,耐不住性子的萨愤而问道:无论你怎样讲,总不能否认南京城下的累累白骨吧。

  

  一个日本的年轻人回答:你们中国人一直在打内战,谁知道是不是你们自己埋下的?

  面对这个一半无知一半狂妄的回答,那时候,我的感觉是出离了愤怒。

  我下了一个决心,就让***本的史料,来说服你吧。

  在我的书橱中,有关这场战争的资料如今已经堆积如山。然而,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却很少。

  是因为在日本没有这样的史料么?

  恰恰相反,在日本的出版物中,关于这场悲惨事件的纪录比比皆是。我只是没有勇气面对。没有勇气面对我们先人曾经遭受的屈辱和灾难,那些文字中,曾经的日军士兵用日本民族特有的细致把这场大屠杀描述得如同在你眼前再现。

  

  日本出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部分研究文献

  原日本海军第13航空队轰炸机队队长奥宫正武在《我所见的南京事件》中,曾经这样描述自己所见的大屠杀场面:

  “在下关刑场附近,从城中开来满载中国人的敞篷卡车络绎不绝,停在仓库中间。”作为海军军官的奥宫认出这支部队属于第九师团第36联队,他走进码头的仓库群,看到“两手被绑在背后的十几个中国人,被一个个拉到江岸边几米的地方,用军刀和刺刀惨杀后,投入扬子江中。”“江中只见层层叠叠的尸体,靠近岸边的江水为之阻塞,以肉眼几乎难看出的速度裹挟着尸体艰难流向下游。但,有些人还没有彻底死透,挣扎着向岸边浅湾处逃生,那附近已经是一片血海,因为那里等待他们的,是早有准备的枪击和刺刀。”“整个过程如同流水线一样秩序井然,连大声指挥的人都没有。看来,明显是根据上级的命令在进行。”他向刑场入口的一个下士问道:“这么多中国人,就这样安安静静被带来,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回答是:“城内,对着在废墟上收拾的中国人问:‘有肚子饿的举手’,然后把举手的装上卡车作出带去吃饭的样子,就完成了呗。”“那么,为什么用日本刀和刺刀行刑呢?”“长官说,为了节省子弹。”

  这已经是12月27日,距南京陷落差不多过了两个星期。

  仅仅日军第三十旅团一支部队,其指挥官佐佐木道一少将就在手记中记录,“到12月24日共计处刑一万五千人以上,十二月二十四日至第二年一月五日,处刑数千人。”

  这样的记载车载斗量。

  在我面前的一本描述南京大屠杀的日本中,总计三百七十三页的书中,有九十五页全部记载的是在南京日军如何凌辱中国女性,那部分书页,我至今没有勇气打开。

  每当此时,我多么希望日本极端右翼宣传的“南京大屠杀根本就是谣言”是真的才好,我国我民,作了何等恶事,以至承受如此天下难言之惨!

  然而,墨写的谎言如何能够改变血写的历史呢?

  正是因为证据如此确凿,假如问日本人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看法,从官方而言,日本方面从来不能,不曾也不敢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在日本的教科书中,传统都存在着对南京大屠杀(日文:南京大虐杀)的描述。

  

  在日本收集到的大多数南京大屠杀的证言,都是近几年的事情。这之前,日军的老兵们大多选择了沉默。然而,也许是即将走进异界时对良心的考验,最终使一部分日军老兵对媒体袒露了当时的暴行。这是1999年1月,八十五岁的佐藤睦郎在回忆南京大屠杀中的情景,图片下面的说明是:倒在床上叙说的佐藤道:“对着几千名络绎不绝朝对岸逃去的人群,用九二式重机枪开火射击了。”佐藤是日军原十六师团步兵第33联队第一机关枪中队的士兵,参加了对南京的进攻。他在采访中对这次屠杀的背景介绍道: “在扬子江畔包围了几千名在岸边的人群。一个中队的八挺重机枪对着密集的人群开火了。可以看到人群中的女人和老人。距离四五百米,变着角度扫射,打到的地方人墙就崩塌下去。他们用力地摇着白旗,我想也是很可怜。我们是按照小队长“打”的命令来干的,但是,这命令(中国人统统杀掉)应该是出自师团部。”

  但是,就日本普遍舆论而言,对南京大屠杀的看法确实有着极大的分歧。其中,除了接受传统对于南京大屠杀描述的部分民众以外,比较典型的“修正看法”就有四种之多。

  第一种看法 – 南京大屠杀虚构说。

  南京大屠杀虚构说是在日本极端右翼和部分青少年中存在的观点,曾在网上与我进行辩论的日本青年大体属于这个派别。其中,比较典型的公开言论当属1994年 9月4日大桥政太郎在《产经新闻》发表的文章,鼓吹南京大屠杀为“虚构”,其原因是“没有一个证人亲眼看到大屠杀的发生”,“看到数千人被屠杀的目击者一个也没有”。此外,日本还有专门组织对中国报道中部分列入“南京大屠杀”标题下的历史照片一一进行检证,以证明其并非拍摄于南京大屠杀期间。这部分人多半属于极端缺乏历史常识的日本年轻人,以及少数别有用心的政治家。然而,当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证据越来越多被发掘出来的时候,这种观点就如同阳光下的雪一样迅速瓦解。上个世纪末,由于中国方面大量公布南京大屠杀亲历者的经历,相信这种观点的日本民众产生了极大动摇,但依然有少数死硬分子坚持那是中国政府组织的宣传,不足为据。然而,随着生命即将终结,一些参加过大屠杀的日军老兵良心发现,近年来逐渐打破沉默,开始提供真实的历史事实,给日本社会极大的震动。例如,二零零二年,松冈环采访的旧日军老兵回忆录《南京战》,一本书就收录了一百零二名原日军官兵的证言,每一条证言都重现了当年南京发生的残忍暴行。在这样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持南京大屠杀虚构说的观点,在日本也很难找到市场,呈现日渐式微的情况。不过右翼从来也没有停止过这种宣传,目的,无非一个是争取部分盲目的日本青年的支持,一个是“取法乎上,只得其中”,抵消真实历史的影响。

  但是,我国的部分历史著作或者宣传资料中,对于历史照片的引用存在若干失误,对极右政客混淆视听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过犹不及,是我们值得反思的事情。

  

  原日军士兵境昌平在2000年7月接受记者采访,提供了他用毛笔书写的日记,其中记录了日军第九师团步兵第三十六联队12月13日在下关用重机枪屠杀中国战俘的场景。他是负责押运战俘前往屠杀地点的,由于屠杀地点设在突堤以下,战俘看不到以为是要释放他们,还对境昌平说“谢谢”。境昌平还记载了日本海军的士兵和穿和服的日本平民拿中国人练习刀术的过程。

  第二种说法 – 南京大屠杀的确发生过,但死亡人数值得重新计算

  这是目前日本市场比较大的一种观点,包括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也取消了一直以来“死亡三十万人”的内容。事实上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日本并不是战后才开始的。讲演通信社的《野战邮便旗》杂志最早曾在1941年2月10日描述了在南京日军曾经进行的大屠杀,并称这是为了“威慑敌人,促使蒋政府放弃抵抗”。然而,日方颇有舆论认为,中方认定的南京大屠杀造成三十万人死亡的数目太大,实际死亡人数低于此。如早稻田大学教授洞富雄曾在1982年发表的《南京大屠杀》一文中考证当时南京民间掩埋尸体约四万余,崇善会堂等慈善机构掩埋的遗体十五万五千,并据此推测当时死亡人数为约二十万人。日方并经常引用东京审判判决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内容 – “占领南京的一个月期间,共计杀害战俘三万人,包含男女儿童的非战斗员一万二千人,周边居民两万。同时,近郊的难民有五万七千人被证明因虐杀和饥饿而死。”由于这只是部分地区的统计结果,东京审判法庭推定南京大屠杀“死亡二十万人”。日方较多人认为大屠杀实际死亡人数在数万人,因为1938年3月9日《大公报》曾发表文章,称南京大屠杀死者6-7万。甚至有的日本人认为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仅仅数千人,因为拉贝日记中写过这样的话:“放下武器逃入安全区的中国兵被搜捕,以数千人为单位有组织地处死”,他们显然没有理解“为单位”的含义。此外,曾任当时日本大使馆参事的日高信六郎声称,当时南京市人口总计不过三十万,不可能都被杀光,所以三十万的数字不够准确。

  这种观点也可说是以偏概全。首先,《大公报》1938年报道南京大屠杀时根本无法到当地考察,死亡数字属于推断,不足为凭。其次,除了掩埋的尸体外,日军承认曾将大批尸体抛入长江,或焚尸灭迹,因此,根据掩埋尸体数量统计死亡人数,应有一定缺口。至于南京人口问题,日高统计的数字仅仅是安全区内的居民,事实上大屠杀发生的地区囊括整个南京及其郊区。南京人口在战前为101万九千人,南京战役打响的11月23日,市长马超俊尚表示南京还有市民五十多万,难民二十多万。由于上海,松江,苏州等地的失陷,大批难民涌入首都南京,当时国民政府和普通民众对于日军会攻占南京普遍思想准备不足,实际日本大本营最初也不准备占领南京。而当日军大举快速进犯,由于运输工具不足,加上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下令封江,大批难民只得滞留南京直到日军破城,他们的人数无法统计。由于没有当地固定户口,住处和社会关系,在此后日军追捕“败残兵”,“便衣兵”的过程中,难民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原日军士兵松田五郎在2001年5月提供给新闻界的日记。下面的说明记录道:松田五郎的日记记载,在12月14日一天,他所在的分队大约10个人,就杀掉了55个中国人。松田当时是日军第三师团步兵第六十八联队第二大队的士兵,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他所在的10人分队先后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人二百五十名,以及日军强奸中国女性的经过。

  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最终恐怕还需要更多的历史考证来证实。但是,无论死亡人数是数万还是三十万,都无法改变南京确曾发生了大屠杀的事实,只是一个大屠杀的规模问题。

  第三种说法,南京大屠杀是“下克上”的结果。

  也就是说,南京大屠杀并非日军有组织进行,即便有组织进行,也是中下级军官擅自做主。其中主要是为当时的派遣军司令,因此被远东国际法庭判处死刑的松井石根开脱。这里面最典型的可见角良晴(南京大屠杀时为松井的副官)所著《七生赋》。在这本书中,他描述当时的情景 – 下关有十三万中国人试图逃向对面的浦口但是无法过江,第六师团电话询问怎样处理,“中支那派遣军”参谋长勇中佐(二战末期死于冲绳)回答:“攻击。”角良晴连忙向司令官松井报告此事,松井叫来长勇,道:“十三万中国人,都杀了不好吧,随他们去吧。”长勇中佐回答道:“里面可能有败兵。”松井道:“也许有溃兵吧,但放了他们可以避免我军军纪太过混乱吧。”长勇回答:“是。” 但是,当第六师团第二次电话请示的时候,他还是命令:“攻击!”第二天(18日),司令官(松井)要到下关去视察。“但是,绵延两公里的道路,都是层层叠叠的尸体,地面都看不到,这种状况实在无法交待,于是,参谋长饭沼少将说道:‘治安太差,无法保障安全。’推辞了这次视察。第三天(19日),参谋长命人焚烧尸体,并盖上土。第四天,司令官(松井)道:‘哪怕就一个人也要去看看。准备车’ 无奈之下我只好尽可能让他坐在看不到外面的地方。车子在垫了尸体的土路上艰难前进,司令官突然号哭起来。这都是下克上的恶果阿。”

  按照角的说法,松井只是个被架空的大善人而已,长勇确实也曾经在1938年吹嘘过 – “杀了三十万人是我的命令。”然而,这明显是对松井的美化,当时日军的各部指挥官,如山田支队的指挥官山田梅二,多在日记中保留了接受命令进行大屠杀的纪录。长勇一个小小的参谋能够指挥得动那么多高级将领而松井一无所知么?而且,松井自己的日记中也保留了与此相反的内容。在1980年关于日本教科书审定的案件中,持南京大屠杀虚构说的山田一良曾用这本日记表示松井与大屠杀无关,然而,法庭却在他出示的日记中,找到了六百多处被山田修改的痕迹!实在是欲盖弥彰。

  从目前所收集到的证据看,日军参与屠杀的包括了日军第三师团,第九师团,第十六师团,第三舰队第11战队等各个部队,而且作业娴熟,如果没有组织,令人难以置信。而是否松井下令,对改变南京大屠杀的性质毫无意义,那是日军自己的事情。

  第四种说法,的确发生了大屠杀,但属于合法的杀戮,即“屠杀合法论”。

  日本方面还有一部分学者持“合法屠杀”说。屠杀还合法,在任何现代文明的理念上都是无法接受的事情,但的确有些日本学者从法理角度,试图证明南京大屠杀时,日军的屠杀是合法的。他们首先把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锁定在战俘之上,至于平民的遇害,则强调那是因为部分中国军队脱下军服混入平民,成为了“便衣兵”,为了搜索他们,日军才误杀平民。而对于战俘的杀戮,在日本这些学者眼中,是合法的。如日本有名的右翼学者,亚细亚大学的东中野修道就这样描述 -- 日军攻占南京时,卫戍司令唐生智逃走,部分中国士兵脱掉军装进入安全区,日军进入安全区搜捕这些“便衣兵”,并将他们集体处刑(屠杀)。“这种处刑是合法的,”东中野修道说,“战时国际法规定对于投降的士兵应该给与战俘的特殊待遇,保护其生命安全,但,这是指的‘穿军服,经过训练,并有指挥官管辖的战斗员 ’而已,指挥官逃亡,或没穿军装者,都不再享有这样的权利。” (1996年8月7日产经新闻》)持与此近似的观点的还包括上智大学教授渡部升一,东京大学教授藤冈信胜等。他们认为,战前日本并没有批准日内瓦条约,因此不必遵守日内瓦条约复虏,禁止对俘虏的杀害,暴行,侮辱等条款。而在日本签署过的有关国际条约1907年《海牙公约》中,第八条规定“俘虏应顺从所俘国军队的法规,命令,如有不服从情况,可以使用必要的严重手段进行惩处。”藤冈等人的看法是这个严重手段包括了进行处死的范围。

  然而,这种说法明显是混淆视听。首先,南京大屠杀中大量遇害的并非军人,其次,所谓指挥官逃亡部下即不算战俘根本不成立,因为战斗中上下级失去联系的情况很多,这种情况下就不再认为失去联系的部队不再是军人十分荒唐;再次,所谓“便衣兵”指的是欧美国家对于平民游击队的概念,其先决条件是穿着便衣,对于其他国家军队有主动的攻击行为。这显然不符合南京战役中部分中国士兵为了逃命放下武器换上便衣进入安全区的情况,这是偷换概念;最后,《海牙公约》并没有允许处决俘虏的条款,相反,其附则第三条规定 – 须以人道原则对待俘虏;第二十三条规定 – 放下武器或者失去自卫手段者,乞求投降的敌军,不得加以杀害。而日内瓦公约日本虽然没有批准,但日本政府同时口头表示会尊重这一条约的条款,而1941年日本外相东乡茂德曾明确在对各国的照会中说明,战争中日本将 “遵循《日内瓦条约》的规定”。

  其实,若干日本学者的所谓研究,不过是文字游戏。无论有无条约规定,是否有法律管制,日军在南京大规模屠杀战俘和平民的行为,都是一种反人类的罪行,因为日军的行为违反了人类的基本准则,这才是南京大屠杀的真正罪恶所在,这根本不是任何法律条文可以改变的。

  此外,日本还有“战争集体疯狂说”,“中国坚壁清野自行屠杀说”等若干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解读观点,由于其影响小,亦不为日本正常公众所接受,故此不再详细介绍。

  

  松冈环编著《南京战》一书的部分目录,若看下去,作为中国人只剩一个感想 -- “字字血泪”。

  从日军史料看来,当时南京的中国人并非人人任其宰割。例如,《我所见的南京事件》作者奥宫正武在书中记载,12月23日或24日,有一个勇敢的中国人,持刀悄悄潜入日军三十六联队的士官宿舍,乘夜暗和日军警备松懈的机会,连续杀死多名日军。奥宫的纪录中,告诉他这件事的三十六联队士官称日军小队长级士官就被这个中国人杀死十人或十一人。

  虽然,日军为此进行了血腥的报复,但我依然为这位在日军兽行中不屈的中国人感到骄傲。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候,我们的民族依然有血性的光芒闪烁。

  这是唯一在研究南京大屠杀相关文献时让我感到欣慰的事情。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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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美国总统这样撒谎[转帖]


  
  在美国总统大选即将拉开帷幕之时,美国《华盛顿月刊》刊登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排行榜——美国历史上最能撒谎的总统排名,而小布什当仁不让荣登榜首。下面是美国历史上最近的四位总统著名谎言,并由专门成立的特别评选委员会为每个谎言评出撒谎指数,撒谎指数从1级不怎么严重到5级非常严重不等,最后评出每位总统的总撒谎指数。

  里 根 总撒谎指数:3.3

  谎言一:杀人树 撒谎指数:1.8
  1980年8月,里根在一次讲话中声称:“树木比汽车造成的污染还要多”。之后,里根在一次竞选集会上发现一棵树上挂着一个牌子,上书:“在我杀人之前快把我砍掉。”

  谎言二:布列斯顿枪支 撒谎指数:2.4
  “在英格兰,假如一个罪犯携带一把枪,即使没有使用,也会被控一级谋杀。”里根在1982年4月的一次对公众发表的讲话中说。随后有记者指出里根所讲的与事实不符,当时的白宫发言人说:“ 无论如何,这仍是一个好故事。”但是随后里根于1986年3月接受采访时再次复述了这个故事。

  谎言三:“解放者” 撒谎指数:2.9
  1983年11月,里根告诉当时正在访问美国的以色列总理说他曾在美国陆军担任摄影师,并被派驻海外拍摄过大量纳粹集中营的照片。次年2月,里根再次把这段“莫须有”的经历告诉给了以色列的另一位官员。但事实是,里根从来没有到过或者拍摄过任何一所纳粹集中营。

  谎言四:武器换人质 撒谎指数: 4.6
  “我们过去没有以武器换人质,将来也不会。”里根在1986年11月时宣称。四个月后,里根在一次对全国发表的讲话中承认这并非事实。

  谎言五: 诈骗女王 撒谎指数:3.9
  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里根不断讲着同样一个关于“芝加哥福利诈骗女王”的故事,不同的是这个女王在里根的故事中被冠以多达80个名字,30个不同的住址以及12张身份卡,以及诈骗了“四个不存在的已故丈夫”,金额则高达150000美元。事实上里根反复提到的那个诈骗犯总共只使用了两个化名,诈骗了共计8000美元。在媒体指出了里根这个谎言后,里根仍然继续坚持使用他自己版本的诈骗故事。

  老布什 总撒谎指数:3.2

  谎言一:“读我的嘴唇” 撒谎指数:2.8
  1988年8月在共和党大会上,老布什预言假如他当选,“国会将逼我增加税收,我将对他们说不,他们肯定还会继续逼迫我增加税收,我仍然断然回答不,他们再逼,我将对他们说:‘来吧,请读我的嘴唇:不要增加任何新税收。’”但是在1991年老布什当选后提交的预算明确表明他大幅度增加了个人收入、石油以及烟草税。

  谎言二:公园毒品 撒谎指数:2.8
  1989年9月5日,在向美国全国发表讲话时,老布什在摄像机前手持一袋可卡因并声称这些毒品是“几天以前从白宫对面的一个公园截获的。”为了“截获”这袋毒品,联邦密探诱使一名少年毒贩来到白宫对面的公园,而这名不知情的少年毒贩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他妈的,哪儿是白宫?”

  谎言三:飞毛腿导弹 撒谎指数:3.3
  1990年3月,老布什总统吹嘘道:“美国部署在以色列和沙特的爱国者导弹成功拦截了伊拉克42枚飞毛腿导弹中的41枚。”但是以色列国防部的研究则发现,发射的爱国者导弹只有17分之一命中率。

  谎言四:伊朗问题 撒谎指数:4.0
  1986年,老布什任副总统期间曾被问及是否参加过白宫关于伊朗武器问题的讨论,老布什当时声称他“不在圈内”,他还特别否认了自己曾参加过一次关于伊朗武器换人质问题的会议,但根据后来白宫被迫公布的日志表明,老布什参加了那次会议。

  谎言五:税收狂热分子 撒谎指数:3.1
  1992年竞选期间,老布什一再声称克林顿在担任阿肯萨斯州州长之时“已经把税收增加了128倍。”然而,美国《华尔街日报》以及美国国会公布的研究报告都发现老布什一再声称的“128倍”竟然是把某些税收重复计算了多次的结果。

  克林顿 总撒谎指数:3.1

  谎言一:参军问题 撒谎指数:3.1
  1991年克林顿谈到了60年代末的参军经历,他说:“规则就是这样,没有任何延期的可能。”但是后来事实证明克林顿曾写信给一位退役的上校,感谢这位上校在当时允许他选择延期服役。

  谎言二:派军波斯尼亚 撒谎指数:2.9
  克林顿曾声称“只有在我们的目标已经非常明确并能够在一年完成的情况下,**会把部队派到波斯尼亚。”但是,事实证明,1995年美军派驻波斯尼亚后到现在仍然未能自拔。

  谎言三:秘密会议 撒谎指数:1.8
  在1996年的选举年,克林顿曾这样说道:“从我还是个小男孩起,我就听说有个爱荷华州政党竞选秘密会议。”但是事实是,爱荷华州政党竞选秘密会议开始于1972年,而当时克林顿已经是牛津大学的研究生了。

  谎言四:黑人教堂 撒谎指数:2.8
  在1996年6月的一次总统广播讲话中,克林顿对听众说道:“我至今还记得小时候看到我所在的州很多黑人教堂被熊熊烈火燃烧时的情景,当时我非常痛苦。”广播播出后的第二天,美国媒体就刊登文章毫不留情地指出在阿肯萨斯州根本没有一座黑人教堂曾被烧毁。

  谎言五:“那个女人” 撒谎指数:4.1
  在1996年1月26日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克林顿公然声称:“我与那个女人,莱温斯基小姐,没有任何性关系。”但是最后他还是承认与莱温斯基确实发生过性关系,并向全国人民道歉。

  小布什 总撒谎指数:3.6

  谎言一:财政赤字许诺 撒谎指数:2.9
  小布什就任总统后,曾不止一次地声称他在竞选总统时曾许诺“财政预算决不会出现赤字,除非国家出现紧急情况,或者经济出现严重倒退,或者国家进入战争状态。”多家报社的记者曾数次向白宫索要证据证明布什在选举时确实曾经作过类似许诺,但是白宫直到现在仍然拿不出任何证据,而小布什仍然坚持表示他曾作过这样的许诺。

  谎言二:扩充警察队伍 撒谎指数:3.9
  在2002年的一次大会上,布什宣布美国警察系统将是“911”后政务关注的中心议题,并允诺将扩充美国警察队伍。但是在2003年,他却签署了一项法案把美国警察系统的预算减去了30%,2003年的美国警察人数与2001年相比减少了一半。

  谎言三:铀事件 撒谎指数:4.5
  为了给美军入侵伊拉克寻找借口,2003年年初布什声称:“英国政府已经得悉萨达姆·侯赛因从非洲找到了大量的铀。”但是中央情报局在事先已经明确警告过白宫高级官员以及英国情报机构,有关伊拉克从非洲购买铀的报告几乎可以肯定不是事实。而且事实上,在伊拉克也没有发现任何核武器的证据。

  谎言四:平均减税额 撒谎指数:3.6
  2003年1月,在宣布了其第二个大规模减税计划后,小布什声称这些减税计划将立刻为美国的中等收入家庭带来切实的好处。9200万美国人将从他们自己的钱中平均省下1083美元。但是由于该减税政策几乎严重倾斜于特富家庭,所以根据美国城市税收政策研究中心公布的调查表明,实际上,中等收入家庭在减税政策上平均只受惠217美元。

  谎言五: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撒谎指数:3.8
  2003年5月,美国总统布什声称:“我们在伊拉克发现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然而至今美军在伊拉克没有发现任何生化以及核武器的证据。

  总评

  里 根:简直可以称得上是编造毫无根据的故事的行家。
  老布什:一个还算体面的家伙。
  克林顿:即使是他在讲真话时,美国人也怀疑他在撒谎。
  小布什:即使是他在说谎时,美国人也认为是在讲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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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失传两千多年后现身 [转帖]


  本报北京4月26日电(记者赵婀娜)在25日举行的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成立仪式上,清华大学宣布,经过几个月的清理保护、初步释读及研究工作,最终确定清华简共为2388枚(包括少数残片),年代测定为公元前305正负30年,即相当于战国中期偏晚。在这批清华简中发现多篇前所未见的《尚书》佚篇,自秦焚书后失传的《尚书》有望现出庐山真面目。

  清华简于2008年7月受清华大学校友捐赠,从境外抢救入藏。从2008年7月15日开始,进行抢救性的保护工作,2009年3月份起,清华大学启动读释工作。

  据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介绍,最早编排起来的一篇简书,原来没有篇题,现据篇文试题为《保训》。全篇共有11支简,每支22至24个字,其中第二支简上半残失,还没有找到,不过篇文大体已经齐全。《保训》记载的是周文王临终对其子发即后来的周武王的遗言,里面讲到尧舜和商朝祖先上甲微的传说,是过去没人知道的。文王想用这些史事给太子灌输一个思想观念——“中”,也就是后来说的中道,很有哲学意义。这也说明《保训》的思想与之后的儒学有共通之处。

  李学勤介绍说,最新的一个发现是周武王时的乐诗。这篇竹简一共有14支,目前还有个别残断的地方没有找到,但已基本完整。简上记载周武王八年征伐耆国得胜回到周都,在文王宗庙举行“饮至”典礼,有武王、周公、毕公、召公、辛甲、作册逸、师尚父等人,典礼中饮酒赋诗,作者已知有武王和周公。有的诗竟与现在《诗经》中的《蟋蟀》一诗有关,前所未见,令人惊奇。李学勤说,这篇竹简既有历史价值,又有文学意义,特别是秦代以后,乐经已经全部亡佚,这一发现更显重要。

  李学勤表示,尽管对清华简的释读仅进行了1/3,但大致可以确定以下事实:第一,经初步观察,清华简都是严格意义的书籍,非文书以及遣策;第二,这批简中的书籍大多与历史有关,这与过去发现的战国竹简书籍,如著名的郭店简、上博简以儒、道著作占多数不同;第三,这批简里有《尚书》。《尚书》本为古代历史文献的汇编,是研究古史最重要的依据。秦朝焚书,《尚书》大多佚失。清华简中已发现有多篇《尚书》,有些篇有传世本,但文句多有差异,甚至篇题也不相同,更多的是前所未见的佚篇。清华简还有一项重要内容,是一种编年体的史书,所记史事上起西周之初,下到战国前期,与《春秋》、《史记》等对比,有许多新的内容。

  受清华大学委托,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对清华简无字残片样品做了AMS碳14年代测定,经树轮校正的数据是:公元前305正负30年,即相当战国中期偏晚,这与对清华简的古文字学观察相当一致。李学勤强调,清华简将给古代历史和文化研究带来新的希望,也会在学术界造成深远影响。清华大学提供

    延伸阅读

  《保训》选段

  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恐求中,自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迺易位迩稽,测阴阳之物,咸顺不扰。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滋备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帝尧嘉之,用受厥绪。

  大意解释:这段话说的是舜怎样求取中道。由于舜出身民间,能够自我省察,不与百姓的愿求违背。他在朝廷内外施政,总是设身处地,从正反两方面考虑,将事情做好。

   乐诗二首

  周武王致毕公诗

  乐乐旨酒,宴以二公,

  任仁兄弟,庶民和同。

  方壮方武,穆穆克邦,

  嘉爵速饮,后爵乃从。

    周公致毕公诗

  英英戎服,壮武赳赳,

  毖精谋猷,裕德乃究。

  王有旨酒,我弗忧以浮,

  既醉又侑,明日勿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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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根总统访华逸闻[转帖]

 

里根访华美方对安全要求苛刻

1984年4月26日至5月1日,美国总统里根访华。我国领导人,尤其是邓小平同志对此十分重视。

美国方面为准备总统的访问,先后派了三个先遣组。同先遣组的谈判十分艰苦,美方对安全的要求近乎苛刻。

第一次谈判,美方就提出了使用自己的交通工具的问题:里根要坐自己的凯迪拉克防弹车,因为他不习惯坐别的车。去西安和上海时,也要坐美方的专机“空军一号”,理由是总统是三军统帅,必须随时与国内保持联系,轿车及专机内都有先进的通信设备,而且安全性能可靠。

美方先遣组还提出,从钓鱼台国宾馆到长城,从西安的闫良机场(当时咸阳机场尚未建设)到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坐车都需要一个小时以上,根据美国总统保卫条例规定,总统旅行20分钟以上,必须安排另外一种交通工具备用。为此,美国要运来两架直升机,北京、西安各一架。当总统前往参观长城和兵马俑时,直升机在空中陪同前往。

美方把总统旅行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都考虑到了,急救设备,最近的医院,途中的安全情况……从交通工具到人员部署,都做了精心策划,做到万无一失。美方对总统的安全如此重视,不是没有原因的。1981年3月31日,里根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才坐了70天,就在前往一个会议发表演说的途中,遭到枪击。这次事件对总统的警卫人员压力很大,每次总统出行,他们的神经都极度紧张,恨不得把总统关进保险柜。

按照国际惯例,国家领导人出访,在东道国内应该坐东道国提供的交通工具,听从东道国的安排。这也是对东道国的尊重。美方这些要求显然是对我方的安全不信任,对我国主权不尊重,我们不能同意。我方主管礼宾的韩叙副外长驳斥了对方的论点,并说,至于安全问题,中方完全有能力充分保证总统的安全。

美方商量后表示,如果不允许美方的直升机入境,将不得不取消去长城和西安的安排了。

邓小平从大局出发

允许美方飞机入境

怎么办?请示到邓小平那里,小平同志从中美关系的大局考虑,批准允许美国在中国境内使用其专机及直升机,在中国境内飞行时,美国总统专机上要有中国的领航员。

没想到两架直升机中,有一架还真派了用场。里根在长城参观时,随行采访的中外记者不下百名。长城上空间不大,陪同人员、警卫、安全人员几乎把总统夫妇隔离了。记者们使出浑身解数往前挤。混乱之中有一位记者被他同行的大机器撞了,前额撞出一条大口子,鲜血直流。安全人员想到了那架直升机。于是立即把他送上直升机,运到首都机场,北京医院的救护车已奉命等候在机场,效率之高令人惊叹。

美特工要下厨房

被我方外长坚决顶回

美方甚至提出,要派特工人员下厨房监督厨师做菜。理由是他们总统吃的东西都必须经过特工人员检查。这简直是荒唐的要求!美国人也太不了解中国了,难道我们会让政治上不可靠的人进厨房给领导人做饭?韩叙副外长听了哭笑不得,坚决顶了回去,说:给美国总统吃的东西,我们领导人也同样吃。如果总统不放心,可以不吃。

大概美国人自己也觉得这要求太荒唐,因此不再坚持。在中方的宴会上,里根夫妇照样吃得津津有味。但是在他们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12号楼,则就“另起炉灶”了。中方在总统套房备餐间安放的各种物品全被“扫地出门”,搬到了走廊上。早餐及没有宴会时的饭菜全由总统“御厨”做,好像中国的食品全有毒似的。对于国宾馆来说,接待这样的贵宾还是第一次。

接待这么一位超级大国的领袖,特殊的地方还真多。在国内,这位总统到任何地方参加活动,很少走正门。我方负责安全的同志说:“这样可能不太好吧,显得对总统不礼貌似的。”美方安全人员说:“没关系,我们总统已习惯走边门了。”

从西安兵马俑博物馆出来,要参观一个市场,为此,还在博物馆内找了一间窄小的房间,给里根穿上防弹背心。博物馆只有一个较干净的厕所,里根还没到,打前站的两个美国大兵早就给“占领”了,谁都不让进,说这是“总统的洗手间”,连国务卿舒尔茨也不得不上外面老百姓用的厕所。我方陪同团长朱穆之想上洗手间,这两名“御林军”死活不放。我方警卫看了忍无可忍,两个人架一个,把这两个“御林军”拉开了。

在里根夫妇整个访问过程中,安全措施十分严密。道路要提前很长时间清场,弄得北京老百姓怨声载道。

从兵马俑博物馆到机场,一路上空空荡荡。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和主管美国的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同坐一辆车。他对章部长抱怨说:“一路上不但田里没人,连牲口也看不到了。”章部长回答说:“因为路上要戒严,群众都被隔离得老远,当然看不见人了。这是你们安全人员要求的!”

面对儿童欢迎队

里根夫妻一时不知所措

4月26日下午2时零5分,里根的专机抵达首都机场。里根坐着红旗轿车来到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他们在国家主席李先念的陪同下检阅了仪仗队。在仪仗队后是少年儿童欢迎队伍,孩子们举着花束和两国的国旗。等里根夫妇来到他们面前,这些孩子们就像按了电钮一样,齐声喊道:“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有的还挥舞着彩带跳起舞来。

里根夫妇显然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场面,愣了一下,在儿童欢迎队伍前停了下来,面带笑容,看着这些孩子们,不知所措的样子。我看他们老站着不动,便上前轻声说:“孩子们喊的是‘热烈欢迎’,请总统和夫人继续向前走。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向他们招招手。”他们这下才醒悟过来,起步慢慢向前走,同时接受我的建议,向欢迎群众招手致意。 摘自《礼宾——鲜为人知的外交故事》新华出版社出版 施燕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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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梅趣话 [转帖]


  

  作者:杨闻宇 出版社:崇文书局

  魏武行役失汲道,军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饶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闻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世说新语》

  英雄好色,此言非虚,但其好色迥异于西门庆式的性欲狂徒,英雄真正喜好的是善解人意、志存高远、又勇于在风云里搏击的女性中的佼佼者。曹操雄才大略,足智多谋,史载的妻妾就有10多位:丁夫人、刘夫人、卞夫人、环夫人、杜夫人、秦夫人、尹夫人、王昭仪、孙姬、李姬、周姬、刘姬、宋姬、赵姬、陈妾等,而曹操最钟爱的,是卞夫人。

  东汉末年,政局动荡,民不聊生,年近20岁的卞氏继承祖传的卖艺职业,作为一个歌舞伎,随父母从瑯琊开阳(今之山东临沂)辗转飘零到谯县(安徽亳州)。曹操任顿丘令期间因从妹夫牵连而“从坐免官”,称病返回老家读书放猎,韬光养晦,他酷爱音律,见卞氏色艺俱佳,清丽过人,便将其纳为第三房小妾。嗣后,曹操任洛阳北都尉期间,卞氏又返回谯地待产,公元187年生下曹丕。

  189年,任骁骑校尉的曹操刺杀董卓未遂,“微服东出避难”,有人赶到谯县传来曹操已死的凶讯,曹氏一家上下大乱,许多旧部都收拾行装准备离开曹家,另谋生路。这时,28岁的卞氏站出来说道:“曹君吉凶未可知。今日还家,明日若在,何面目复相见也?正使祸至,共死何苦!”(《三国志·魏书》)众人听后哑口无言,遂决定留在曹府继续效力,听从卞氏的差遣。卞氏的沉着冷静,远见卓识,处变不惊,临危不乱,为夫君在乱世中成功地保留了一支有生力量。

  曹操的发妻丁氏不能生育,复娶刘氏,刘氏生下曹昂,不久身亡,丁氏即尽心抚养曹昂,曹昂随曹操攻张绣时,不幸阵亡,丁氏以泪洗面,痛不欲生,曹操一时恼怒,送丁氏回娘家将息。此时还是侍妾的卞氏劝解曹操一定要亲自去接丁氏回府,曹操也顾念旧情,专程到了丁氏娘家,丁氏正失魂落魄地坐在织布机前,曹操抚着她的背问道:“愿意跟我一同乘车回家吗?”丁氏不理不睬,曹操非常难堪。216年,曹操被汉献帝封为魏王,219年,立卞夫人为王后。丁氏是一位固执骄傲的女人,早年常对卞氏恶言讥讽,欺辱卞氏母子,而卞氏扶正后,却不念旧恶,常命人给丁氏馈赠东西,有时趁丈夫不在,把丁氏接回府来,“延以正坐而己下之,迎来送去,有如昔日。丁谢曰:‘废放之人,夫人何能常尔耶!’”作为女性,襟度如海,卞夫人这样做是太难得了。

  有一次,曹操得到几副精美耳环,带回王府,让卞夫人首先挑选,卞氏看了一会儿,只取了一副中档次的,曹操问其故,卞氏对曰:“取其上者为贪,取其下者为伪,故取其中者。”宫廷斗争是极为剧烈的,在曹丕与曹植争为太子的博弈中,卞氏不闻不问,委诸天命。当曹丕最终成为太子时,有人很快向卞夫人道喜,她淡然而答:“王自以丕年大,故用为嗣,我但当以免无教导之过为幸耳,亦何为当重赐乎!”曹操听到卞氏这样的话,叹曰:“怒不变容,喜不失节,故是最为难。”

  卞氏进入许昌后,每逢暮春,常常想起家乡的青梅,兵荒马乱之年,哪有机会品尝故乡的青梅呢?曹操见其长嘘短叹,忙派人从乡下移来许多梅树,种在相府附近的九曲河畔。每到梅子成熟的季节,满园香气弥漫,卞夫人高兴得眉开眼笑……曹操在梅林里建造一亭,全用梅木雕刻,且亲书匾额“青梅亭”,用以作为接待宾朋最高礼遇之所。对卞夫人而言,曹操也真算得上是一位闺中知己了。

  《三国演义》第21回的“曹操煮酒论英雄”中,曹操让许褚、张辽等人将正在后园浇菜的刘备请到梅林小亭中,曹操说道:“适见枝头梅子青青,忽感去年征张绣时,道上缺水,将士皆渴;吾心生一计,以鞭虚指曰:‘前面有梅林。’军士闻之,口皆生唾,由是不渴。今见此梅,不可不赏。又值煮酒正熟,故邀使君小亭一会。”这是《三国演义》中相当精彩的回目,也是罗贯中先生的得意之笔。

  曹操迁刘协都许昌,自任司空,是公元196年的事情;率兵攻击张绣,是197年之事;而“煮酒论英雄”,应是198年的事了。那么,为卞夫人而植的梅林,应当更是多年前的事情了,“枝头梅子青青”,短短三五年内,恐怕是难以形成这等清雅境界的。

  曹操220年病故,卞夫人是曹魏太和四年(公元230年)病故的,“其年五月,后崩。七月,合葬高陵”。这样的爱情,长期动乱中默相契合,戎马倥偬里情意殷殷,颇能够耐人寻味。

  遥想当年,让一代英雄曹操一见倾心的弹唱女子,随着夫君在乱世中颠沛流离,历经磨难,终于渐渐地褪却罗衣,放射出高贵瑰丽的内在光芒,且能留下一片碧绿的梅林证之于史传之中,也属时代风云中难能可贵的一页。

  青梅煮酒论英雄,

  英雄襟袍古来同。

  霹雳一声杯落地,

  仰视凤凰舞长风。

  小乔卸甲晚妆红

  一个伟大的男人身后必有一个优秀的女人。

  三国时,吴之周瑜24岁即任中郎将,少年得志,名贯天下。刘备叹息他是“文武筹略,万人之英”;曹操83万大军被周瑜挫败于赤壁,曹操只好这样来掩饰自己人生中的一大败笔:“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周瑜对朋友直、谅,东吴第一老将程普对人讲道:“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连那位在周瑜帐中上了大当的蒋干也认为:“瑜雅量高致,非言词所能间。”从各方面的评价可以推知,名重当时的周瑜,是很了不起的一位青年将领。

  赤壁鏖兵之前,周瑜在九江市的“甘棠湖”操练水军,准备迎击魏国的大军,因为忙于军务,整整七天没能回府。他的夫人小乔念夫心切,命婢女翠娟把府中的古琴特意抱到湖边去弹奏。此琴是周瑜家中的宝物,称“焦尾琴”,据传有人烧桐木煮饭,著名文学家蔡邕听到火焰烧裂木头之声,判断出那是一根罕见的良木,急忙从灶里抽出,用水浇灭,并请名匠将此木制成一把琴,音质果然清脆悦耳,有水火天成的最佳音质,遂取名曰“焦尾琴”,赠予爱女蔡文姬。后来,这件宝物传到了周氏府中。

  周瑜深谙琴曲,当时吴地就有“曲有误,周郎顾”的传闻。有的美女窃慕周瑜,很想让周瑜注意一下自己,“鸣筝金粟柱,素手玉房前;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足见雄姿英发的周瑜在少女们心目中的位置。

  正在甘棠湖里忙于军务的周瑜听到悦耳动人的琴声,循声而至,见翠娟弹得入神,站在一旁静静地听罢之后,问道:“这么晚了,你怎么还在这儿弹琴?”翠娟答道:“都督数日未归,夫人怕你过度劳累,损坏身子,便命我到这儿弹奏,好让你消乏解累。”周瑜微笑颔首,领会了夫人的意思,迅即交代了各项事宜,与翠娟一同回府。“小乔卸甲晚妆红”的情景,正应当发生在这样的富有诗意的夜晚。元代王实甫写的《西厢记》里,张君瑞在月地里弹琴,勾引崔莺莺,显然就逊色于甘棠湖畔小夫妻体贴关爱的这一幕情景。不似戏曲,却胜于戏曲。生活本身的美学含量比艺术创作要丰富得多,生动得多。

  大乔嫁于孙策,小乔嫁于周瑜,二英联辔驰骋,双美并峙吴中。杜牧诗云:“折戟沉沙铁未消,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虚拟典故,婉喻二乔之美。刚柔互济兮相摩相荡,曲伸感应兮互利互生,造化如此安排,简直将绵柔温馨的女性美化成了英雄豪杰的大“后方”……

  英雄与美女的结合,也有高下文野之分。周瑜与小乔,是和谐而高雅的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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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棒子们上堂历史课 在韩国和韩国人说朝鲜战争[转帖]

 


  字面看,"在韩国讲'韩战'"颇有点"班门弄斧"和"孔夫子门前卖百家姓"的嫌疑。金庸先生大学演讲时,调侃说有叁件不自量力之事:草堂题诗、兰亭挥毫和北大讲学。但调侃归调侃,字他也写了,学他也讲了。到人家家里讲人家的事,似乎有点煞风景,但其实往往正是人家求之不得。谦虚点说是旁观者清,实际点说是雪中送炭。医生不就是常常对着我们的口耳鼻舌身大讲我们的心肝脾胃肾吗?电视里不也经常启蒙你应该补钙隆胸买豪宅吗?我们很多渊博的学者不是都到洋鬼子那里宣传过民主自由吗?而所谓"汉学"不也恰恰是洋鬼子发明的吗?那么我到韩国讲讲"韩战",似乎也不能看作"大话西游"那般罪不容诛,何况咱中国还是"韩战"的主角呢?

  我在韩国客居两年,日常交谈、授课、演讲和接受采访等场合涉及到"韩战"无数次,另外专门给研究生讲过若干次。我感到,在这个问题上,中韩人民的认识有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除了民族立场的不同之外,主要是中国人民得到的信息是多渠道的,中国人可以看到并客观看待中国的书、美国的书、英国的书、日本的书、俄国的书和韩国的书,所以能够做到"兼听"。而韩国号称民主国家,其实人民得到的信息主要是来自美国的,甚至是经过美国有意选择的。再加上韩国学生普遍历史地理素质比较低,所以交流之初,是十分艰难的。大部分韩国人关于"韩战"的基本知识是:野蛮落后的共产主义侵略我们繁荣富强的自由世界,英勇的美国人民主持正义,号召全世界人民帮助我们,最后在上帝保佑下,我们消灭了禽兽不如的敌人,民主最终获得了伟大的胜利。我每节课之前先请学生准备材料,概述韩国的官方见解,那官方材料中说,解放军在韩国被打死了90多万。我当时伸了伸舌头:中国军队最多时才来了100多万,光被打死的就90多万,那叁八线肯定要划到长江去了。

  为了使讲课能够顺利,我只好多用美国、英国和日本方面的材料,这样学生才会信服。关于谁"侵略"谁的问题,我首先指出,南北双方本是一国,假如没有外国进入,无论南打北还是北打南,都属于内战,不能叫做"侵略"。我们能把美国南北战争叫做谁侵略谁么?能把中国的国共内战叫做谁侵略谁么?使用"侵略"一词,等于在前提上承认南北是两个国家,那你们还搞什各南北统一?北方使用"侵略"一词时始终是指美国侵略,他们可没说你们南方侵略北方。

  韩国官方现在把"韩战"叫做"6.25"战争,这是由于1950年6月25日这一天,朝鲜军队越过叁八线南进。韩国故意称之为"6.25"战争,就可以借此把战争定性为"侵略"。我指出,在"6.25"之前,南北之间的军事冲突已经无数,北犯南有几百次,而南犯北达上千次。韩国汉城国立大学社会学教授金贵玉在他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披露,早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的1949年6月29日,一支隶属于韩国军队的虎林大队--有252名队员的游击队就越过"叁八线",袭击了靠近雪岳山和金刚山的一些朝鲜村庄,有些队员甚至还渗透到位于北纬39的元山市附近的安边地区。他们在朝鲜活动了两个星期后,大部分被歼灭,只有50人回到了韩国。韩国联合通讯社援引韩国一位陆军官员的话证实了金贵玉的说法。这位官员说虎林大队创建于1948年。所以说要追查到底是谁打响了第一枪,就好比要追查是谁先起了杀机一样困难。当时北方的领袖金日成主张"和平统一"、"全民选举",因为金日成是举国拥戴的抗日英雄,用民主方式肯定会大得人心。直到"韩战"结束后,金日成仍然呼吁全民公决,而美国和南方坚决不同意。与金日成相反,南方的领袖李承晚主张"武力北进","军事统一",因为李承晚在祖国沦陷期间,长期躲在美国当逍遥派,在"二战"期间又曾主张朝鲜由列强托管,因此民愤很大。美国实在找不到更有能力的傀儡,才扶持这个李承晚统治南方的半壁河山。而在南方统治集团中,最有威望的是追随中国国民政府转战各地、颠沛流离、长期致力于祖国光复的金九先生。我在梨大图书馆查到了金九先生多次写给蒋介石的真挚诚恳的信件,展示给学生,学生都大为惊叹。李承晚嫉妒和害怕金九的威望,便派特务把金九暗杀了。蒋介石为金九题写挽词曰:"为国家求独立为民族争自由伟哉斯人兴灭继绝取义成仁见大节于颠沛昭正气于千秋",这是非常高的评价。美国对李承晚的流氓作风也十分不满,但只有他能够收编那些日本人留下来的兵痞无赖,而且反共态度坚决,所以对他只好敬而远之。美国把朝鲜和台湾都划到了一线防御圈之外,任凭共產党解放台湾,希望叁八线保持现状就好。这样,李承晚就必须发动战争才能为自己的政治生涯赢得新生的机会。而且,1945年光复之后的军事对比是南方明显压倒北方的。

  那么,军事实力较弱的北方却怎么能够势如破竹、把李承晚一举打到釜山海边的呢?我向韩国朋友揭示了一个国际学术界皆已知晓、而韩国学者却大都不知的"绝密内幕"。原来,金日成的人民军主力,是从中国调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叁个"朝鲜师",是横扫大江南北的林彪的部队!据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研究员和中国史学会理事沈志华先生的介绍,1945年后东北的朝鲜人约有120万,其中大约5万参加了四野(即东野)。金日成迫于南方军事挑衅的形势之严峻,致信毛泽東请求让这些朝鲜师"回国保卫家乡"。毛泽東是共产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而且中国革命即将胜利,解放台湾也用不了那么多人,解放军即将大批复员,便指示林彪把这叁个猛虎般的雄师连同全部装备移交朝鲜政府。当1950年4月18日最后一个朝鲜师回到元山时,李承晚还不知深浅地继续向北方进犯。金日成迅速以这叁个师为骨干,组建成十五万精锐大军。6月25日,在斯大林的默许下,瞒过,一举越过叁八线,破汉城、拔水原、克仁川、陷大田,一眨眼的工夫就解放了90%以上的南方,把残余的美韩联军追杀到洛东江以南的狭小区域。那些老八路和四野出身的人民军,曾经打四平、困长春、战锦州、夺营口,曾经31小时拿下天津,让傅作义乖乖交出北平,曾经"宜将剩勇追穷寇",把小诸葛白崇禧的二百万江南子弟兵打得灰飞烟灭,眼前这点芝麻仗哪够他们打的?金日成兴奋得已经把祖国统一大会都筹备好了。

  然而战略伟人毛泽東闻讯后大为担忧。他知道美国必会插手,叁八线突破的不是半岛南北的边界,而是东方与西方的边界,美国岂能袖手旁观?果然美国"二战"名将麦克阿瑟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打动了国会。年过七旬的麦克阿瑟重披战袍,就任联合国军总司令,要把大韩民国"从共产主义的魔爪下拯救出来"。老麦克冒着五角大楼的一致反对,以1比5000的赌胆,把宝押在了仁川登陆上。因为从军事上看,仁川登陆的成功几率只有1/5000!那里的潮水涨落差最高时达11.2米,是世界上最大的涨落差。退潮时,几百年所淤积的泥滩延伸近4公里。因此登陆冲锋只能在高潮时进行,可仁川的高潮只有早上6时59分和下午7时19分各一次,每次时间不到两小时,如果两小时之内不能突破岸防,那搁浅在泥滩上的舰队就会成为炮火的活靶子。就在这两小时之内,还要攻占控制全港的要地月尾岛,还要冲过潮速达每小时11公里的而且可能布满水雷的飞鱼海峡......然而麦克阿瑟坚定地说:越是不可能,就越会保证奇袭的成功!老夫指挥过11次登陆作战,诸位专家都说不可能,可老夫11次都成功了。关键在于,诸位专家都想不到的,那愚蠢的就更想不到了。休再罗嗦,看老夫马到功成!

  不过,老麦克的诡计,共產党人其实算到了。8月下旬,解放军总参作战室不但料到了仁川登陆,而且把登陆时间精确计算到了9月15日凌晨。毛泽東听完汇报,立即通知了金日成。可惜,"金日成忽视毛的警告,认为不值得考虑,并命令对此保密"。(陈兼《中国走向朝鲜战争之路:中美冲突的形成》)

  9月15日凌晨,成千上万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几百艘舰船、数百架飞机的助攻下,蜂拥上仁川海滩。准备不足的人民军顽强抵抗,无一投降,全部阵亡。麦克阿瑟一刀将朝鲜半岛拦腰截断,形势当即逆转,人民军主力陷入重围。待金日成拼死杀回中朝边境时,手上只剩叁个多师,麦克阿瑟向他广播"最后通牒",命令他"无条件投降"。斯大林此时不但不出兵救援,反而通知中Gong中央:"金日成同志到中国东北组织流亡政府。"讲到这里,我对学生说:这就是弱国无外交啊。叁八线本来就是美国的一个小参谋在地图上轻轻一划问世的,金日成、李承晚,打来打去,都以为自己是为了民族统一大业,实际上都是大国的政治筹码。连当时的中国,在苏联眼里,也不过是个大点的筹码,美国就更不把中国当回事了。毛泽東说得很形象:"让中国人把腰弓起来当座桥,让美国人踩着到苏联,让苏联人踩着到美国。"仰人鼻息的滋味,中国和韩国可都是尝够了的。

  学生问:那你们中国,为什么要来侵略我们呢?我说,美国打到了鸭绿江边,尖刀连已经对着中国这边撒尿了,飞机炸了东北,炭疽鼠疫都洒过来了,不打行吗?中国侵略你们干什么?中国是要保卫自己的安全。现在公布的毛泽東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中国今天在朝鲜驻扎了一兵一卒吗?美国军事史家约翰·托兰在1989年5月5日说:"中国出兵朝鲜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是不得已的。如果苏联打到墨西哥,那么美国在5分钟之内就会决定出兵。"然后我与学生一起回顾了历史上中国军队参与的四次"韩战"。

  中国军队大规模进入朝鲜半岛作战迄今共有四次。第一次是唐朝帮助新罗统一。当时朝鲜半岛分为新罗、百济、高句丽叁国,与倭国交好的百济和高句丽不断进攻新罗,阻隔新罗朝贡之路。新罗请求唐朝天子救援,唐高宗先后派遣薛仁贵、苏定方等大将出征。这便是民间传说中有名的"薛仁贵征东"。唐罗联军大败倭寇,灭了百济和高句丽,使朝鲜半岛完成了统一,新罗文化达到了辉煌的高峰,产生了崔致远这样的杰出文豪。

  第二次是朝鲜中期,日本的"关白"丰臣秀吉为实现"直捣大明国,迁都北京城,远征天竺"这一吞并世界的民族梦想,首先吞并朝鲜,史称壬辰战争。已经二百年没有战乱的朝鲜号称"小中华",歌舞升平,文恬武嬉,两月之间,连陷叁京。朝鲜国王逃到中朝边境,准备过江"死于天子之国"。明朝政府闻奏朝鲜求援,马上认识到:"关白之图朝鲜,意实在中国","而我兵之救朝鲜实所以保中国"。这话实际上就是:"抗倭援朝,保家卫国。"明朝万历皇帝派大军水陆并进,痛歼倭寇,朝鲜各路"义军"也奋起抵抗,战争前后进行了七年。朝鲜老将李舜臣和明朝大将邓子龙都在激战中殉国。最后倭寇大败溃逃,丰臣秀吉气病而死,朝鲜重整河山,视大明为再生父母。儒家文化从此在朝鲜半岛被尊奉到无与伦比的程度。朝鲜国王宣祖说:"中国父母也,我国与日本同是外国也,如子也。以言其父母之于子,则我国孝子也,日本贼子也。"(《宣祖实录》卷37)中国军队的胜利,又一次维护了朝鲜半岛人民的和平,促进了朝鲜半岛文化的发展。

  第叁次是清末甲午战争,大家都清楚。腐败的清朝军队一败牙山,二败汉城,叁败平壤,最后北洋水师也全军覆没。不要说保卫朝鲜,连中国自己都保不了,赔款割地,丧权辱国。当时等于是把朝鲜和台湾拱手割让给了日本。中国的失败,导致朝鲜人民当了50年的亡国奴。韩国在政治上可以说自古就是独立国家,但在民族命运上,从来就是与中国的兴衰息息相关的。二战末期西方列强企图阻挠韩国独立,要联合国"托管"韩国,是蒋介石和毛泽東不谋而合地力主韩国独立,要求还朝鲜人民以自由,这才结束了朝鲜半岛半个世纪的殖民地历史。

  第四次就是"抗美援朝"。金日成越过叁八线,美国不答应。那么麦克阿瑟不但越过叁八线,而且打到了鸭绿江,东北是全中国的工业基地,中国以后怎么搞建设?中国能答应吗?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在《大外交》中写道:"毛泽東有理由认为,如果他不在朝鲜阻挡美国,他或许将会在中国领土上和美国交战;最起码,他没有理由去做出相反的结论。"按实力,中国根本不是美国的对手,国家满目创痍,百废待兴。1950年6月30日,即美国决定全面介入朝鲜战争的当天,中国颁布了《土地改革法》,同一天,中央下达了毛泽東和周恩来共同签署的《军委、政务院关于1950年复员工作的决定》,土改、复员、剿匪、稳定物价、恢复生产、解放台湾,哪件事都不容许中国与美国开战。是美国,逼得中国非战不可了。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出征前对中国军官们说:"咱们叫志愿军,其实我也不是志愿的。要不是美国军队压到了鸭绿江边,我也不会是志愿的。现在他打到了咱们家门口,我志愿挂帅出征,你们志愿不志愿?"中国军官们齐声呐喊:"志愿!"这志愿是不愿也得愿。美国兰德公司的研究员乔纳森·波拉克在一篇论文中指出:"北京决定参加朝鲜战争是受形势的支配,而不是按计划。"要是按计划,1950年四野的任务是解放台湾,然后回家娶媳妇,生儿子,种庄稼。所以朝鲜战争的爆发,最高兴的人是谁?是蒋介石。朝鲜战争不仅保住了台湾的蒋家天下,而且使台湾成为军需后勤基地,直接带动了台湾的经济复苏。可是中国不出兵则罢,一出兵就震惊了世界。两次战役就把"美李匪帮"推过了叁八线,解放了整个北方,五次战役就让美国打消了胜利的希望。美国叁易主帅,一个比一个更气馁。美国前国防部长马歇尔坦白承认:"神话揭穿了。别人以为我们是一个强国,而事实证明,我们并不是。"美国不可战胜的历史终结了。

  我逐次讲过了大小战役后,有的学生说,中国就靠人海战术,是用死人获得的胜利,而我们是民主国家,最珍惜人的生命。我说,那我们算算账吧,看谁死的人多。1953年10月25日美联社发布的联合国军被歼数为147万余人,韩国国防部编写的《韩国战争史》和日本《军事史杂志》公布的被歼数为116万余人,1988年出版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统计数字为,中朝军队共歼敌109万余人(含朝鲜人民军独立作战歼敌13.6万余人),其中美军39万余人,韩军66万余人,其他仆从军2万余人。无论根据美国、英国、日本、韩国和中国的统计数字,联合国军方面都损失了100多万,而志愿军的伤亡共36万余人(其中阵亡11.5万余人,战伤22.1万余人,事故伤亡和病故等非战斗死亡2.5万余人),失踪、被俘2.9万余人。无论怎么夸大,也不超过50万。加上朝鲜人民军的数字,中朝一方共损失大约六七十万。比美韩等17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一方少得多。中国的多数伤亡不是由于战斗不利,而是由于后勤太差。比如长津湖一战,溃逃的美军已经进入了志愿军的伏击圈,可是志愿军却一个也站不起来,整整一个连的志愿军全部冻死在零下40多度的阵地上。后来志愿军改善了后勤,想了很多办法,武器也越来越好,经验也越来越多,伤亡就越来越少了。

  韩国的战争纪念馆中有一幅战场油画,画的是共產党用铁镣把土兵固定在战壕内,所以士兵只好拼命。我笑着说共产真傻,这幅画的作者更傻,用这样的办法让士兵拼命,土兵还不先拼了你的命?当时中国的参军热潮是你们无法想象的,100人报名,只要1个,老百姓说"比挑女婿还严"。士兵的勇敢、机智和献身精神,是上帝都要感动的。我讲了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李家发和一人俘虏了63个英国兵的刘光子、一人打退6次冲锋的孤胆英雄高守余以及奇袭白虎团等战例。我说,认为中国武器差就会使用人海战术,这是军事上的无知,是美国为了遮掩自己的失败而散布的自欺欺人的谎言。面对现代化的火力,再大的人海有什么用?那不是集体自杀吗?上甘岭战役联合国军的伤亡是志愿军的两倍多,其中70%是被志愿军的准确炮火所杀伤的,这是人海还是火海?中国军队最讲究战术,最讲究杀敌效率。中国军队擅长的包围、穿插、伏击、近战、夜战,都是通过灵活地利用时间空间来以最小的伤亡消灭最多的敌人。特别是战争后期,志愿军越战越勇,也越战越油,加上人民军也恢复了元气,中国经济也有了好转,苏联看到形式大好,军事援助也到位了,美国如果再不讲和,那就连叁八线这个面子也不给你们了,用志愿军的话说,是"从北到南,一推就完。"根据现在公布的资料,美国也早想和了,是李承晚非要打到底,节外生枝地策划战俘事件,还声称美国投降了他也不降,逼得双方打个没完,结果又多死了十几万人。上甘岭战役之后,联合国军已经再占不到什么便宜了。美国人是聪明的,虽然第一次在没有胜利的协定上签了字,但这总比彻底失败、在那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字要好啊。

  学生们说,这么说我们不是胜利者呀?

  我说,什么叫胜利?从军事学上讲,战争胜利包括两个要素,一是有没有达到战争目的,二是付出的代价是否过大。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的目的就是把美军打回到叁八线,恢复朝鲜的独立,保卫中国的和平建设,这个目的完整地达到了。而美国的目的只达到了一半。那么付出的代价呢,无论人、钱、物,中朝一方都比对方要少,都比预料要少,而且少得不成比例。美军在战争中消耗各种作战物资7300多万吨,开支战费830多亿美元。而中朝军队消耗各种物资560多万吨,开支战费62.5亿元人民币。全国5亿人民平均每人12块钱,基本没有影响中国的经济建设。还有另外的无法换算的价值,这一战打出了中国人民的信心,洗刷了中国的百年耻辱,高涨的爱国热情转化成巨大的生产力,大大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东北成为国家建设的总基地,使新中国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中国恢复了大国的国际地位,中国人也开始在世界上扬眉吐气。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回忆说,朝鲜战争前他在欧洲旅行,到处遭受歧视,可是新中国出兵朝鲜并连获胜利后,西欧海关人员一见华人都肃然起敬,李光耀从此开始认真学习汉语。所以说中国是大大地胜利了。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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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逝世 毛泽东放鞭炮**** [转帖]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毛泽东是个富于感情的人,他虽然早已被称为"领袖"、"救星",早已高高在上,但他同情弱者,看重友情,感情细腻而丰富,这不能不说是他一贯的性格特点。
  摘自《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郭金荣著,中**史出版社,2009年1月

  丰富细腻的感情,多愁善感的情调,寂寞孤独的心境,似乎与一个政治伟人是极不协调的。然而,伟大与平凡,粗犷与细腻,热烈与冷漠,豪放与含蓄,又常常和谐地统一于一体。

  毛泽东既是个严峻坚毅的政治家,又是个感情丰富的普通人。

  斯诺在《西行漫记》里曾写过,毛泽东是个有相当深邃感情的人。当他提到那些已故的战友和孤苦无告的穷人时,他的眼睛里常常是润湿的。那是在他的壮年时期,那么,他的暮年又是怎样的呢?

  小孟在主席身边工作的日子里,她曾看到过这样一些情景:

  在主席的客厅里,为他放映故事片《创业》。他听说这部片子争议很大,?青一伙竟给此片罗列了十大罪状,他倒要看看坏在何处。电影开始不久,他便被影片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民族的奋发精神所感动,他的神态是严峻的,沉思的。当影片的主人公(以大庆"铁人"王进喜为?型创作的人物)和他的伙伴们,抬着上千斤重的机器一步步向前走去的时候,当他们喊出"帝、修、反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怎么办?"时,毛泽东的眼睛里早已噙着泪水。中华民族艰苦创业、铁骨铮铮的英雄气概,拨动着他的心弦,激荡着他的胸怀。

  看了《创业》后,他写下批语:"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

  还有一次,小孟、小张陪主席看电影《雷锋》。"面上出现了风雨中,雷锋送一位抱着孩子的大嫂回家的情景。他看得那么聚精会神,简直是种入迷的神态。这是小孟没有想到的。主席一向喜欢京剧昆曲,爱看戏曲片,有时边看边听,自己也情不自禁地跟着唱起来。这时,若小张、小孟在他身边坐着,他会用手一正一反拍着她们的手,一下一下地打着点,真是一种自我陶醉,自我娱乐。主席爱看喜剧片,这些片子常常使他笑得前仰后合。他几次要求工作人员为他放侯宝林主演的《游园惊梦》,喜剧片《新局长到来之前》、《锦上添花》、《废品的报复》、《第十二夜》,这也许是因为,毛泽东想在诙谐幽默中,放松一下绷得很紧的神?。《雷锋》,一部很普通的片子,讲的是一些人们早已熟悉的故事,然而,当"外音传来了雷锋的声音:"我是人民的儿子,我是公社的儿子,您一定要收下儿子这点心意"时,毛泽东竟然用手帕擦着眼泪。小孟、小张看到主席为此这么激动,都有些不好理解。

  这几句话,是雷锋把自己省吃俭用,积攒下的二百元钱寄给人民公社时,信中所写的话,这些话,或许使毛泽东想到辛劳的人民,或许,让他看到了共产主义战士雷锋的思想光辉。这些真诚的话语,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

  有一次,小孟给毛泽东读当天的报纸。主席一般要求读些各地区的新闻。小孟便选择了河南的一段新闻。这段新闻报道了河南水灾的情况。讲到河南×县有成百上千的人仍处在危难之中,解放军的大队人马已赶到求援,但已有几十人丧生,几千人离乡背井。读着读着,小孟听到了抽泣声,她很奇怪,也很害怕,马上放下正在读着的报纸,忙走到主席面前,急切地问:

  "主席,您怎么了。"

  只见毛泽东眼睛里饱含着泪水,极为伤心的样子,小孟赶紧拿起沙发旁小桌子上的消毒毛巾,给主席揩揩眼泪。主席说:

  "没事儿,你接着读报,我这人感情越来越脆弱了。我一听到天灾人祸,就忍不住伤心。"

  听到主席这些话,小孟才明白是怎么回事,渐渐地,小孟也摸到了主席的脾气,她也便注意读报的内容,打这以后,她就一般不给主席读这类消息。考虑到主席岁数大了,会受不住这样的刺激。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看到他的妻子贺子珍要走,而极力挽留她,又留不住时,毛泽东曾对贺子珍说:

  "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有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我这个人就是这样,骑过的马老了,死了,用过的钢笔旧了,都舍不得换掉;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

  毛泽东的这些话,在他晚年的生活中,也得到了印证,他确实是个爱动感情的人。他既有豁达豪爽、胸怀博大的一面,也有温情细致的一面。

  1975年8月份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和几个工作人员在一起看电影《自有后来人》。这是一部悲壮的,表现革命英雄主义的电影,样板戏《红灯记》就是在这个戏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

  当电影演到革命者走向敌人的刑场,英勇就义的场面时,响起了雄壮低沉有力的《国际歌》的乐曲。本来毛泽东看这部电影时由于时间长了,他已把头仰靠在沙发上,两手也随便地放在沙发扶手上,显出一种疲倦的样子。但《国际歌》的乐曲一响,他立刻把靠在沙发背上的头向前移动了一下,身子也挺得直直的,把他的中山装衣角拽了拽,一副正襟危坐的样子,然后他又侧脸一看小孟,见小孟依旧歪靠沙发坐着,便轻轻拍了她一下,意思是让她也坐好。

  英雄就义,《国际歌》的乐曲会使80多岁的毛泽东,显出如此的虔诚,会使一个曾坚信无产阶级大业必定有辉煌前景的人,立刻感奋起来,此时的思想情操会呈现一个神圣的世界,这不能不说是他对共产主义的一种真挚的信仰。

  事过好几天,小孟都想不通,为什么主席那次看电影会有那样的举动。二十几岁的姑娘,自然理解不了一个一生都在追求着他政治理想的人所持有的思想境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或许是他的精神状态吧。

  尽管,暮年的毛泽东,已是疾病缠身,力不能支,但他的心老而弥坚。

  "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

  "春风南岸留晖远,秋雨韶山洒泪多"

  这是毛泽东为悼念母亲而写的两副挽联。

  1919年,毛泽东的母亲文氏患腮腺炎,当时年轻的毛泽东正在长沙任教,他得知消息,便匆忙赶回韶山,把母亲接来省城治病,可是由于并发症,文氏病故,卒年53岁。毛泽东悲痛至极,跪于慈母灵前,以泪和墨,含悲挥毫,写下了感情至深的两副挽联和催人泪下的《祭母文》。从中,我们看到了年轻的毛泽东,对母亲深厚的爱,我们看到了一颗赤子之心。

  不独对亲人,对身边的普通人,他也十分重感情。在解放战争的最后日子里,在大决战的严酷斗争中,他曾?那么真心实意地去关心过他的马夫老侯同志。

  老侯同志从红军长征的时候起就为毛主席喂马,年龄比主席大几岁。在主席进入河北去西柏坡的路上,他可以有汽车坐了,不用再骑马,临走前,他特意去看望老侯:"我这次不骑马了,十几年来,你一直为我喂马,你很辛苦,我很感谢你。这次,你去河北,就骑马吧。"当时老人感动得热泪盈眶:"主席,喂马是我的工作,我应该做好,我的级别够不上骑马,我还是步行吧。"毛泽东坚持着:"你年纪大,身体又不好,应该照顾。"老侯真没想到,主席这么忙,还有时间特意来看望他关心他。到了西柏坡后,老侯病故了,当时人们看到主席工作太忙,正是三大战役最紧张的时期,没有告诉他。等把一切后事都料理完之后,找了个主席不太忙的时候,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主席生气了,他说:"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及时告诉我。我就是再忙,这件事我也不能不去。"事后,主席专程到老侯的墓地去进行了悼念。

  在别人的眼里,也许觉得老侯没有什么本事,但毛泽东说:"老侯多年来踏踏实实地喂马,从来没有不安心过,从来也没有看不起自己当马夫的工作,真正做到了不为名、不为利,一心为革命,老侯可是个好同志,真叫人永远难忘。"

  世界上,古今中外的军队里,有哪一个马夫的去世,会牵动一个最高领袖的情感呢?

  60年代初,天灾人祸,许许多多的老百姓吃不饱。毛泽东得知这些情况后,他主动将自己的生活标准降低,也许会有人说,全国再困难,也不会影响到毛主席的生活,况且,毛主席省下的几个钱又能有多少?对这么大的国家,对这么大的困难,又能有多少帮助?这里不是几个钱的问题,是一种感情问题,是一种始终与人民同甘共苦的品质问题。这样的信息,在人民群众中传播的时候,困难中的人民将得到怎样的精神安慰和精神鼓舞啊。整整三年的特大困难,国家没垮,社会没乱,这将是永远值得深思的。

  1976年1月8日上午9点57分。周恩来总理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在这之前的十几个小时内,周总理的病情报告便不断送到主席这里来。毛泽东静静地看着这一份又一份的病危报告,治疗方案、抢救方案的报告。

  周总理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张耀祠得知这一噩耗,马上来到主席的大厅,告诉了在毛泽东卧室外面值班的护士小于。小于拿起了平时常用的一支铅笔,一支很轻很轻的笔,此时变得很重很重,她用歪歪斜斜的笔迹在一张常用来通报事情的白纸上写下了这一沉痛的消息,她把这张纸放在了主席大厅里的条桌上。

  小孟此时正在主席卧室里值班,主席躺在床上看一本鲁迅选集。小孟听到外面大厅里有人走动的声音,按照往日的?验,她知道这是有人来送条子或送东西来了。她悄悄地走了出去,一下子便看到了大厅里长条桌子上的纸条。她心里有些紧张,她仿佛意识到会有不幸的消息传来,她一下拿起了那张32开的白纸,一行字清晰地出现在她的眼前,她看了又看,她凝视着,拿着那张纸,一动不动,泪水不由自主地滚到了脸颊。

  小孟把纸叠起来,放进了自己的口袋。她擦了擦泪水,回到了主席的卧室,主席依旧在那里看书。他根本没有留意到小孟去大厅里的事,小孟也便装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只是又坐在了主席床边的沙发椅上,也顺手拿起了一本书,心不在焉地·看着。

  中午吃过饭后,主席休息了两个小时,下午三点多钟,政治局派人送来了总理逝世的讣告清样。小孟收下来,看主席睡醒觉,精神还算可以,她决定找机会把总理逝世的消息告诉主席。

  按照惯例,这时小孟给主席读报,读文件。她先读了些别的内容,然后她觉得再也没法隐瞒了,便稍稍停顿了一会儿,拿起那张讣告清样,她一向很高的嗓门,很快的速度,忽然变得低沉、缓慢:"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医治无效,于1976年??"主席听着,慢慢地闭上了眼睛,眉头紧锁,不一会儿,闭着的眼睛里滚出了泪珠,一直流到了脸颊。小孟自己已?哭出声来,泣不成句地坚持读完了讣告。

  主席没有说一句话,只任泪水默默地流淌,泪水流过了面颊,流到了嘴角,流到了脖颈。主席始终不说一句话。此时,能用什么话来表达感情于万一,几十年同舟共济,几十年风风雨雨,几十年来的得力助手,周恩来同志先走一步,永远离去了。这对于毛泽东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长年多病,身心交瘁,力不从心,他不能不触景生情了。

  此时的小孟,不知该说什么,也不知该做什么。无声的悲哀弥漫在主席的卧室里,卧室里此时显得格外沉寂,仿佛这里的空气都凝固了,仿佛整个世界都睡去了。

  总理的追悼会在1976年1月15日下午召开。在这之前,轮椅,氧气袋,一切抢救的措施都准备好了,准备主席去参加追悼会。

  14日的晚上,早已病重的主席,身体又多次出现反复,他根本坐不起来,更不用说是站立了。

  小孟打电话请示汪东兴:总理追悼会的事,要不要告诉主席参加?汪东兴回答说:"政治局未发出通知请主席参加追悼会,你们就不要问主席参加不参加了。"

  就这样,毛泽东没有去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

  当时,"四人帮"一伙,对周总理有刻骨仇恨,他们对总理的悼念活动,进行了种种干涉。什么不许戴黑纱,不许开追悼会,不许影响"抓革命,促生产"。"四人帮"一伙在一起谈笑风生,打扑克,看电影,听音乐,他们真比过节还高兴。?青还特意穿上了她平时根本不穿的红色毛衣。这些举动,人们早已看在眼里,恨在心上,人们敢?而不敢言。他们想不通,更不能理解,为什么对总理的悼念活动一压而压?人们多么希望当时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有着最高权威的毛泽东,说一句话,有一个行动,表示对周总理的公正肯定啊!人们曾流传着这样的故事,总理在住院期间,主席去医院看望总理,还给总理送了营养品,只不过没有登报,发消息。但这只是人们希望,这是人们在渴望中编出来的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罢了。人们多么希望总理的追悼会毛主席会去参加啊,哪怕只露个面。

  但人们失望了。又有谁知道毛泽东当时的处境,他当时早已力不从心,参加追悼会,于他来说,是无能为力的了。

  追悼会前一天,也就是1976年1月14日的下午,又是小孟给主席读报的时间。小孟给主席读了追悼会上由邓小平同志致的悼词的清样。

  小孟读着,忍着眼泪。毛泽东不再是默默地听着,他泪如泉涌,失声痛哭,他依旧没说一句话,他又能说些什么呢?男儿有泪不轻弹,只缘未到伤心处。他的痛哭,已诉说了他深厚的情感,这里有对患难与共的战友的哀伤,有对几十年来交往的回顾,有对自己暮年多病的悲凉,有对自己已无力回天的沮丧。周恩来的谢世,也许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代人的退出。毛泽东大概也感到了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悲伤。

  听悼词时的嚎啕大哭,能不是一种真实感情的流露,这里面能没有对周总理的沉痛悼念?

  在后来几天每次给毛泽东读有关悼念活动的文章,各国的唁电,他都会默默地流泪。每当小孟发现时,她自己也不忍再读下去。她会想起汪东兴的叮嘱:主席岁数大了,身体又不好,就不要多读这样的文章了。

  周总理逝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都未能摆脱悲伤的情绪。本来,还可以说说笑笑的主席,因为总理的去世,仿佛一下子带走了他本已不多的欢乐。那段日子里,他脸上几乎已无笑容。他常常沉默着。

  就在这种气氛中,1976年的春节到来了。1975年12月26日,他度过了他最后的一个生日。1976年2月4日,他度过了最后一个春节。他的最后一个生日,还有过一些快乐,而他的最后一个春节,却难得有一点欢愉。

  除夕夜,他的住所,依旧显得冷清而寂寞,没有亲人的团聚,也没有招待朋友的宴席,只有小张、小孟陪伴着他。

  当午夜,中南海外边传来噼噼叭叭的鞭炮声时,他听得那么真切,他一下子意识到了这是除夕,这是春节。他看看小张,又看看小孟,用他那低沉而有些沙哑的声音说:

  "放点鞭炮吧,你们也应该过过节。"

  谁能相信,这就是毛泽东的最后一个春节。他的悲凉,他的寡言,难道没有对已故战友,对周总理的悼念?

  当我们看到毛泽东"独立寒秋,湘江北去"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前和小战士谈学文化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毛泽东回到离别32年的故乡,来到农民家做客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毛泽东托起菲律宾马科斯夫人的手轻轻一吻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毛泽东给小孟讲故事,话家常的时候?我们能不觉得,毛泽东是个极富于感情的人吗?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毛泽东是个富于感情的人,他虽然早已被称为"领袖"、"救星",早已高高在上,但他同情弱者,看重友情,感情细腻而丰富,这不能不说是他一贯的性格特点。

  从他留下的诗词里,我们更可以看到他的情感,既有缠绵悱恻,又有豪迈果敢,既有潺潺流水,又有气壮河山。诗言志,更言情,30多首诗词,更是他丰富感情的见证。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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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密古代杀头史,为什么要在午时三刻开刀问斩 [转帖]


  

  古代一昼夜划为十二个时辰,又划为一百刻(“刻”原来指的就是计时的滴漏桶上的刻痕。一昼夜滴完一桶,划分为一百刻)。“时”和“刻”实际上是两套计时系统单位,换算比较麻烦,平均每个时辰合八又三分之一刻。“午时”一般约合今天的中午十一点至十三点之间,午时三刻是将近正午十二点,太阳挂在天空中央,是地面上阴影最短的时候。这在当时人看来是一天当中“阳气”最盛的时候。中国古代一直认为杀人是“阴事”,无论被杀的人是否罪有应得,他的鬼魂总是会来纠缠作出判决的法官、监斩的官员、行刑的刽子手等等和他被处死有关连的人员。所以在阳气最盛的时候行刑,可以压抑鬼魂不敢出现。这应该是习惯上“午时三刻”行刑的最主要原因。

  话说“午时三刻”——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法文化

  小时候看《水浒传》,觉得最精彩、最激动人心的情节,就是“劫法场”:第四十回“梁山泊好汉劫法场白龙庙英雄小聚义”里,宋江、戴宗被押到法场,“报道一声:‘午时三刻!’监斩官便道:‘斩讫报来!’”正在此时,梁山好汉一齐发作,“十字路口茶坊楼上一个虎形黑大汉,脱得赤条条的,两只手握两把板斧,大吼一声,却似半天起个霹雳,从半空中跳将下来”。又如第六十二回“放冷箭燕青救主劫法场石秀跳楼”,卢俊义要被处斩,也是在十字街头法场上,也是“午时三刻到了”一声喊,刽子手就要动手。等在酒楼上的石秀吼一声“梁山泊好汉全伙在此!”拔刀跳下去,拖起卢俊义就走

  其他的古典小说里也常常会有“午时三刻”行刑的情节。比如《古今小说》第三十九卷“任孝子烈性为神”,讲任被判凌迟处死,押赴刑场,“只等午时三刻”。结果任居然在刑场上端然坐化。

  那么,是不是古代法律规定在“午时三刻”行刑的呢?并非如此。比如唐宋时的法律规定,每年从立春到秋分,以及正月、五月、九月,大祭祀日、大斋戒日,二十四节气日,每个月的朔望和上下弦日、每月的禁杀日(即每逢十、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廿三、廿四、廿八、廿九、三十)都不得执行死刑。而且还规定在“雨未晴、夜未明”的情况下也不得执行死刑。有人计算后认为,按如此规定唐朝一年里能够执行死刑的日子不到八十天。在行刑的时刻上,唐代的法律明确规定,只能在未时到申时这段时间内(大约合今下午一时到五时之间)行刑。并不是“午时三刻”。而明清的法律只是规定了和唐代差不多的行刑的日期,对于行刑的时刻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实际上在清朝的小说里,这种“午时三刻”行刑的描写就不太多。比如《醒名花》第七回里说:“当时秋尽冬初天气,凡各府州县监牢内,有那十恶不赦的重囚,例于此时处决。是日双流县知县高捷,接得圣旨到来,开读过了,即把处决有名的几个斩犯,到了五更时分,绑到十字街坊行刑。”这说的就是在大清早行刑。

  相反也有黄昏行刑的。清人笔记《梦厂杂著》里记载了梅州的一桩奇案。当地一个强奸杀人犯蔡阿三被判死刑。钉封文书(死刑执行令)到达时,恰好知州公出,州里只有一个吏目(管治安和监狱的小官),无法监斩。吏目找来当地驻军的游击(军官)商量,那游击说:“文武一体,我为什么不能监斩?如果按制度请邻州的知州来监斩,至少要三天,会延误期限。”吏目就拆了封,下令提取死囚。两人商议停当已是下午,拖拖拉拉到行刑时已近黄昏,来到城外刑场,天下起雨来,天色更暗。那挑来临时充当刽子手的营兵从来没有杀过人,行刑前一杯连一杯地灌酒壮胆,持刀上场人已大醉,听到一声“斩”,挥刀一砍,见死囚倒地就报“斩讫”。吏目和游击都躲得远远的,不敢上前验看,派一个千总(军官)验看。那千总上前马马虎虎瞄了一眼,就说:“身首分离一丈多远,还活得成吗?”于是草草收场。可第二天收尸,却找不到尸首。游击和吏目惊惶失措,在刑场附近悬赏搜寻,总算在一个茅坑边上找到了蔡阿三。原来昨晚那一刀砍在了肩膀上,他半夜醒来挣扎逃走,无奈伤重走不远。吏目叫来刽子手再补几刀,才算完事。这事被上司发觉后,两广总督亲自审讯,定刽子手和千总是“得贿卖放”,判绞立决;吏目决囚漫不经心,处绞监候;知州和游击都为玩忽职守,判充军。

  既然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明清小说里“午时三刻”行刑的说法就应该只是当时官府的惯例,或者是说书人、写书人的普遍看法。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这“午时三刻”究竟有什么奥妙?

  古代一昼夜划为十二个时辰,又划为一百刻(“刻”原来指的就是计时的滴漏桶上的刻痕。一昼夜滴完一桶,划分为一百刻)。“时”和“刻”实际上是两套计时系统单位,换算比较麻烦,平均每个时辰合八又三分之一刻。“午时”一般约合今天的中午十一点至十三点之间,午时三刻是将近正午十二点,太阳挂在天空中央,是地面上阴影最短的时候。这在当时人看来是一天当中“阳气”最盛的时候。中国古代一直认为杀人是“阴事”,无论被杀的人是否罪有应得,他的鬼魂总是会来纠缠作出判决的法官、监斩的官员、行刑的刽子手等等和他被处死有关连的人员。所以在阳气最盛的时候行刑,可以压抑鬼魂不敢出现。这应该是习惯上“午时三刻”行刑的最主要原因。

  几乎全世界所有的古代国家在执行死刑时都是要求在白天进行。比如二十世纪以前欧洲国家普遍都是在“日出之时”处刑。这里的共同考虑因素显然有防范上的理由,也有威慑民众的理由。不过像中国那样考虑鬼魂阴气因素的却很少。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报应”,得到“福报”是善事积累的结果,得到“恶报”则是恶事积累的结果。对于强调“香火传承”、恐惧“断子绝孙”的中国人来说,“报应”是影响人们行为的最重要的因素。佛教传入后,因果轮回的说教和传统的“报应”观念相结合,更在民间根深蒂固。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的俗谚就是最典型的表述。

  按照清代长随的教科书《公门要略》的说法,当时的法官在死刑执行令上签字时,是由刑房书吏将死囚的犯由牌(也称姓名标子)倒呈长官,长官提笔,刑房书吏就势往上一拖,让死囚姓名上勾到红笔痕,这就算是那支笔签发的死刑执行令,法官不直接对此负责。那支笔就此抛弃,再也不用。而监斩官为了辟邪,出发监斩时总要穿上全套公服,罩一件大红斗篷来避邪。行刑结束后,总要绕道城隍庙去烧香,让城隍老爷管住可能跟在身后的鬼魂。回衙门后还要大放爆竹,官轿再进大门。全体衙役出动,在大堂院落排列整齐,挥动棍棒“排衙”,驱赶鬼魂祟气。

  《水游传》第一百十回讲处死王庆,“刽子手叫起‘恶杀都来’,恰好午时三刻”。所谓“恶杀(煞)都来”,是让死者记住是恶煞神取了他的性命,不要来缠刽子手。而行刑结束后,就如第四十四回病关索杨雄在市心里行刑后,就有一批帮闲朋友上来给他披红挂彩,弄点鼓乐吹吹打打,到城中热闹的酒店喝酒,以赶走可能跟随而来的鬼魂阴气。

  说起来中国文化的宗教色彩不浓,可是实际上鬼魂因素却总是在民众乃至于官府的日常活动中表现出来,文学作品中“午时三刻”杀人时辰,就是这种鬼魂因素起作用的例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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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行各业的祖师爷[转帖]

 


木匠 是鲁班 旧俗极具讲究尊师重道。民家供奉祖宗牌位,正户题名为“天地君亲师”或称“天地国亲师”,其中“师道”列为五尊之一。全省各地各行业千古流传,均有供奉“祖师爷”的习俗,较常见有:

  农业。奉祀土神和谷神。周代的始祖名弃,又名后稷,在尧、舜时期被封做农官,教民耕种稷麦,故后世农业尊其为祖师,并与社神合一,称为土地神,村野之间,每隔三五里的田头路边就建有一座小矮屋——土地庙,皖西南一带称之为“社祀庙”,各有土地公婆的神像供奉。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各土地庙均被拆除;90年代又有所恢复。

  裁缝业。尊奉轩辕氏(黄帝)。《史记》称黄帝:“姬姓,号轩辕氏、有熊氏”。后世尊其为中华文明的“人文初祖”。因传言黄帝曾教民众用骨针穿麻线缝树叶和兽皮做衣。故被缝纫业尊为祖师。

  蚕丝业。尊奉嫘祖(又作累祖)。传说她是黄帝的妻子,曾教民养蚕治丝,北周以后被视为蚕神。

  酿酒业。凡酒坊、酒馆、酒家均尊奉杜康为祖师。杜康即少康,为夏代的第五任君主。《说文解字》称其为“古者少康初作箕帚、秫酒”。又传言禹帝曾命“仪狄造酒”,有的地方亦尊仪狄为酒业的祖师。

  竹木泥瓦匠。同尊鲁班为祖师。历史上确有其人,氏公输,名般(取同音字为“班”),春秋时鲁国人,故称鲁班,生平创造过云梯、石磨、木作工具及木制飞乌等,为当时杰出的发明家。

  铁业。铁匠、铜匠、银匠与冶铸业均尊太上老君为祖师。《老子内传》称:“太上老君,姓李名耳,字伯阳,一名重耳;生而白首,故号老子;耳有三漏,又号老聃。”传说老子曾铸造八卦炉(后人称为“老君炉”)炼制丹药以求长生。

  教育。尊孔子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旧时书生、学子、学童在家中正堂,私塾、县学、府学、大学均在正厅供奉孔子牌位。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市)人,晚年致力于教育并著述立说,史称他曾授教“弟子三干,贤人七十”。

  商业。供奉财神牌位。道教奉“赵公元帅”为财神,其像黑面浓须,骑坐黑虎;相传其人姓赵,号公明,秦时得道于终南山,封号为“正一玄坛元帅”。商界又尊范蠡为祖师。范蠡,字少伯,楚国宛人(今河南南阳),曾协助越王勾践灭吴,功成后弃宫经商,游齐国称鸱夷子皮,在陶(今山东定陶)称陶朱公,经商曾“三致千金”均散济贫民,其商德极受后人崇敬。

  豆腐业。江淮大地奉淮南王刘安为祖师。其人为刘帮之孙,袭封淮南王,治寿春(今寿县),因“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集编成《淮南子》一书,并在熬制丹药时,无意间用黄豆、盐卤做成了豆腐脑(即水豆腐),

  中医业。战国时医学家扁鹊创立望、闻、问、切“四诊”医术,后世即尊奉他为中医的祖师。扁鹊姓秦,名越人,河北任丘人。汉代医学家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倡导辨证论治原则,被后世尊为“医圣”。民间医业尊华佗为祖师,华佗名甫,字天化,沛国谯(今毫州市)人,曾创制麻沸散(麻醉药)用于外科手术,故被尊称为“外科鼻祖”。唐代医学家孙思邈著《千金方》,被后世誉为“药王”。中草药制作及民间药铺药店则尊奉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为祖师。李时珍字东璧,号濒湖,蕲州人(今湖北薪春人),著《本草纲目》传世。

  制笔与造纸业。传说秦朝名家蒙恬曾改良过毛笔,故被尊奉为制笔业的祖师。世传东汉蔡伦为造纸术的发明人,故民间纸槽作坊、纸业店铺均供奉“龙亭侯”朴像脾位,尊为祖师。蔡伦,东汉桂阳(今湖南郴州)人,官任尚方令,封龙亭侯。

  印染业。染坊店奉东晋葛洪为祖师。葛洪字雅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属江苏)人,著《抱朴子》一书,曾在炼丹中提炼出各色染料,被后世应用来印染布帛、纸张。

  戏曲业。尊唐玄宗李隆基为祖师。因唐玄宗曾召集歌舞艺人与宫女在梨园学艺,并时常亲自执槌击鼓演奏配乐。因而,后世均称戏曲艺人为“梨园兄弟”。

  火腿业。尊宋朝宗泽为祖师。宗泽字汝霖,婺州义乌(今属浙江)人,为宋朝名将。相传他发明了火腿的制作方法,流传甚广。

  织布业。尊黄道婆为祖师。黄道婆为松江乌泥泾(今属上海市)人,少年时流落至崖州(今海南崖县),从黎族人学习了纺织技术。后回乡改革、推广轧花、纺车和织机技术,影响深远。

  评书业。尊明末杰出的说书艺人柳敬亭为祖师。评书古称评话,又称鼓书、板话。柳敬亭,本姓曹,通州(今江苏南通)人,被后人誉称为“柳评书”。

  另外,流传数千年之久儒、佛、道三教,又分别尊奉孔子、释迦牟尼和老子为祖师,在民间影响也极其深远。

  各行业祭祀的祖师爷

  行业 祖师爷 事迹

  堪舆五术业 鬼谷子 鬼谷子姓王名诩(亦有称禅),春秋时代河南琪县人,居云梦山,精通堪舆数术命相、医术、授徒孙膑,得道后受后人尊崇为祖师。

  中医业 华陀、孙思邈 华陀,三国时代名医,其医术精湛。

  中药业 神农、崎伯 神农,远古时代河北省随州市历山镇人,尝百草试百药而治国。崎伯,远古时代黄帝之宰相,精通医药。

  人相业 风后氏 远古黄帝宰相,精通相术,首创风鉴之学

  命相业 麻衣仙 精通民间相人术,著有麻衣相法流传於世。

  纺织业 嫘祖 黄帝之妃,相传由她开始教民养蚕取丝。

  木匠业 鲁班 姓公孙名班,春秋时代人,能将木器物件做得精巧无比,手艺高明。

  文具书店读书人 文昌帝君 黄帝之子,名挥,善於造弦张网因而以张为姓,累世托生为儒,曾辅佐周公,留心经典,文采斐然,深受天下学子文人崇敬。

  造纸业 蔡伦 东汉时宦官,始用敞布网鱼,树皮等为原料造纸成功。

  行业 祖师爷 事迹

  笔业 蒙恬 秦朝时代大将 以枯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毛为被,制成苍毫名秦笔,而被尊奉为制笔始祖。

  印刷业 仓颉 仓颉造字以供后人沿击记录及沟通。

  画画业 王维、无道子 唐朝开元道士,擅长作诗作画。

  说书业 柳敬亭、崔仲远

  烧窑业 女娲娘娘 神话记载女娲炼石而补天,是窑业之始祖发明人。

  餐饮业 易牙 春秋朝代人氏,善於调味,见赏於齐桓公而闻名。

  渔业 姜太公 名尚,在渭水隐居钓鱼,遇文王而奉为国师。

  饭馆茶楼业 灶君 茔惑真君

  建筑业 鲁班 有巢氏

  妓户业 猪八戒 唐代玄奘徒弟,好於女色而名。

  叫化业 韩熙载

  仆役业 钟三郎

  歌艺业 老郎神 相传唐代有灰狼变成红衣童子指导皇室梨园子弟练唱成果非凡,以娱唐明皇声色冶游。

  银楼业 欧岐佛

  铜铁业 毡探老祖

  银行业 赵玄坛

  制酒业 仪狄、杜康 夏禹时,帝女为进献品,而令仪狄造酒,其味甘美,甚得禹帝赞赏,因而蔚成造酒之风气。

  洗衣业 梅葛仙

  理发业 吕洞宾 相传吕洞宾座下之柳木,曾以随剃即长术戏耍剃头师传,经吕洞宾以飞刀变剃刀制伏,故后世理发业供其为祖师。

  豆腐业 关羽、刘安 因关公未发迹前曾卖过豆腐。

  爆竹业 马钧

  皮鞋业 孙膑

  行业 祖师爷 事迹

  美容业 李渔 清代戏曲家,人称李十郎,精於谱曲,指导艺人姿态表演及化妆。

  茶业 陆羽 唐代人,著作有茶经之品茗书籍,后经传颂后,喝茶风气随之盛行。

  油漆业 虞氏

  针业 刘海

  玉石业 白衣绅

  槟榔业 韩愈 唐宋八大家之一,韩愈因批评时政,遭贬官潮州,因水土不服身患湿寒之症,因吃槟榔而病愈。

  刻字业 王维

  旅馆业 关羽 关羽为人正直,做事言而有信,故为后世人当官及做生意人皆尊为祖师。

  屠宰业 真武大帝 年轻时以杀猪为业,但心地善良,后为观世音菩萨渡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而得道。

  砚墨业 子路 子路为孔子学生,以砚墨而传之。

  竹篾业 绿衣人

  糕饼业 诸葛亮 三国时诸葛亮率军征蛮凯旋而回时,途经泸水,猖神阻道有待人头祭祀,诸葛亮改用牛马肉做馅,外包面粉作成馒头来替代祭祀而受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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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御林军兵变:意图活捉蒋介石 [转帖]


  

  “父亲那代军人,父子君臣关系看得很重,思想受局限,下手很难。” 张培楠说,"父亲1936年在南京亲见大街上的标语铺天盖地,上书:挟持统帅,军法严惩!张学良脸色惨白,浑身颤抖。因此,父亲可以起义、可以反蒋,但真要他拼命捉蒋,事实上是办不到的。”

    讲述者张佐斌

    我二野部队翻山越岭向重庆进攻

  上了年纪的重庆人,大多记得“内二警”。“内二警”全称叫国民政府内政部第二警察总队,这支2 万余人的美械化部队,曾是拱卫重庆和保护蒋介石安全的御林军。重庆解放前夕,内二警策划过一次兵变,意图活捉蒋介石。为纪念重庆解放60周年,记者辗转寻访到当事人的后代,寻得第一手资料,首次为读者披露这段惊心动魄的往事。

  入档理由

    1949年11月1日,人民解放军发动强大的西南战役,我二野11军、12军和四野47军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突破川黔防线,国民党守军节节败退。

  驻防重庆的内二警如惊弓之鸟,情急之下,其高层暗中策划了一次兵变,意图活捉蒋介石。曾任内二警少将副总队长的张佐斌是这次事件的参与者。张佐斌,四川内江人,黄埔九期毕业,参加过抗战,2005年获胡锦涛题写章名的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据其子张培楠介绍,“父亲的回忆录1980年代经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彭友金(原川东地下党负责人之一)转交进中南海,邓颖超审查后,亲笔将《内二警反蒋》改为《御林军反蒋》”。

  蒋介石来渝作挣扎其车队规律难以掌握

    1949年8月28日,白市驿机场。蒋介石走下舷梯,同行有他的儿子蒋经国、外侄俞济时、表侄施觉民(任蒋的警卫组长),另有秘书、侍从、武官等32人,分乘3架专机,由张群、杨森等陪同前往林园

  我就是这时成了蒋介石的“御林军”成员。当时我任内二警少将副总队长,这支队伍是在原川军李根固新编25师基础上改编的,直属内政部,集军、警、宪、特于一身,装备精良,有兵员两万多,负责保卫重庆的工厂、仓库、飞机场等。蒋来渝后,我和宪兵24团团长沙吉夫被任命为护卫蒋安全的总指挥,具体分工由24团担任林园内部警戒,我率部担任外部警戒。

  此时,全国大部分地区已解放,仅剩西南一隅为蒋介石做困兽挣扎,重庆局势十分动荡。蒋对安全格外小心,我调了三个大队约2000人在林园周围警戒,又调了一个大队守卫白市驿的3架专机。

  蒋介石每次外出前,都由施觉民通知我布置好警戒,但他从不透露行走路线,搞得保卫工作相当被动。蒋出门坐车也有讲究:5部小车同时出动,有时他坐第二或第三辆,有时坐第四辆,但从不坐第一或最后一辆,使人很难掌握他的活动规律。我将部队驻扎在林园至西南长官公署、佛图关一线,这是当时重庆的中枢地带。即使这样,仍免不了被蒋搞得手忙脚乱。一次,小车队开到小龙坎时,忽然转向沙坪坝。我慌了,因为那边没有安排警戒!我赶紧将一个大队调往磁器口方向。原来蒋是去看望重大校长张伯苓,幸好一路无事,我才松了口大气。

  银元送了几卡车并不能抵消我的反蒋情绪

  
  蒋来渝后,很少公开露面,一般都在住地召见他人。11月14日蒋再度飞重庆,召开过两次较大会议。我参加了第二个会,与会者都是少将以上军衔,有30余人。蒋介石讲话的主要内容是:确保重庆,保住重庆我们就有办法;如重庆保不住,就退守内江,以沱江为第二道防线反攻;成都是我们与****决战的地方,已命令胡宗南100万大军开赴成都,并拟从台湾调500架战斗机,与****决一死战。

  其实,谁都知道胡宗南根本没有“100万”军队,“500架战斗机”更是妄言。

  此时刘邓大军已逼近重庆,“陪都”危在旦夕,蒋介石还在睁眼说瞎话,拿银元收买人心,鼓动我们卖命。“再坚持3个月,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爆发,那时,美国会直接出兵,援助我们消灭****。”蒋介石说:“现在发3个月的应变费给你们,一定要坚持到底,到时再论功行赏。”内二警领到多少银元,我记不清了,只记得退守成都时,曾用几辆卡车装运,并派手枪大队护送。

  银元虽多,并不能抵消我的反蒋情绪。原因有三:一是内二警前身是川军刘湘系,长期受蒋歧视,与中央军差距太大,祸到临头才想起我们,实在憋气难忍。二是毛泽东1949年4月的讲话我已看到,毛泽东向国民党军政人员指出两条路: 一是继续与人民为敌,与蒋集团同归于尽;二是与蒋决裂,赎罪立功,以求人民宽恕。三是对重庆“九二火灾”的处理,让我对国民党彻底失望。据事后统计:“九二火灾”烧毁街巷39处,学校7所、机关10处、银行钱庄33家、仓库22所,被烧死的人户口载籍者2568人,其他身份不明者不计其数。处理结果竟由重庆警备司令部政工处副处长龚克勋,从牢房里押出两个犯人,说是****,枪毙于余家巷、暴尸三天了事。这不是草菅人命吗?!

  真要反蒋,我一人难以办到。内二警的总队长是彭斌,我是副职,完全控制内二警,没彭的合作不行。但我俩谁也不敢率先表态,因稍有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

  内二警密谋事变蒋介石提前12小时逃离重庆

  
  1949年11月下旬,刘邓大军已打到綦江、南川一带,蒋急令胡宗南调第一军赴重庆保驾,胡的这支部队号称“天下第一军”,在南泉与解放军激战后,失败溃逃。

  11月27日,林园、白市驿机场等处的守卫都换上了蒋的嫡系。内二警则被调到长江南岸抵挡解放军。大家认为,这是蒋介石借解放军之手,消灭我们杂牌部队。事态发展到这一步,我和彭斌不能不考虑携手反蒋。

  29 日下午,内二警奉命撤回长江北岸,防守佛图关到朝天门一线。我和彭斌在菜园坝江边商议发动兵变。彭斌说:“这次行动由张副总队长任总指挥,他带几个支队先上去,一支队摆牛角沱,二支队摆曾家岩,三支队摆上清寺,四支队摆中山路,另两个支队由我带上去。”我们都避开说“起义”二字,但行动部署却摆明了是要兵变:4个支队控制蒋在城内的力量,两个支队捉蒋。

  当我带队入城时,意外发生:驻守城内的国防部364师罗君彤部,突然用机枪向我们开火。事后才知,是杨森不放心内二警,让罗趁机打垮我们。见打得很凶,彭斌不敢贸然上来。

  当晚9时多,重庆城内异常混乱,很多车辆朝成都方向开,有熟人看到我喊:“佐斌,快走,上成都哟!”我急着找彭斌,无心理会,但很奇怪:蒋不是下令车辆只准进不准出吗?为什么这么多车往成都开?大约11时多,忽听江北“轰”一声巨响,全城电灯被震熄,原来是江北兵工厂火药库爆炸所致。后来才知,这是蒋介石临走时,指使特务干的。

  找不到彭斌,我只好把部队往山洞方向开,谁知彭斌已先到了。此时大约是凌晨12时30分,我们正商量时,突见5辆小车从林园方向开来,因电灯被震熄,没看清是什么人的车。只见汽车转弯驶往白市驿方向,不一会儿又看到3架飞机升上漆黑的夜空,我和彭斌才恍然大悟:蒋介石跑了!蒋原说他要11月30日中午才飞成都,没想竟提前了12小时。后来才知,蒋提前离渝,是因他得知驻重庆附近的谢增新师已起义,解放军的一个师正直奔白市驿,欲封锁飞机场。如此,我们在渝兵变、捉蒋介石的计划夭折。

  灌县举起义旗受到中央和刘邓首长欢迎

  蒋介石飞到成都部署“大决战”,他命令内二警经川北公路赴成都待命。我和彭斌将队伍开往成都,我被命令驻守崇庆县,彭斌驻守大邑县。

  12 月中旬,内二警高层开始与****方面联系起义。当时中共为策反内二警,川东特委、川西地下党共用了7条内线做我们的工作。彭斌内心却很矛盾,因为他的妻儿被蒋介石送去台湾。我告诉彭斌:“我们已山穷水尽,不是考虑妻儿老小的时候,要考虑内二警两万多人的性命。联络解放军的人已派出,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12月24日,我们在灌县(今都江堰市)正式通电起义,其内容是:

  北京:中共毛泽东主席

  重庆:中共刘邓首长

  我们内政部第二警察总队现已觉悟,宣布反对国民党、拥护****;反对蒋介石,拥护毛主席。现决定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通电起义!

  内二警总队长 彭斌 副总队长 张佐斌 麦征甫

  通电发出后,中共中央和刘邓首长很快给回电,内容是:“你们率部起义,人民表示欢迎,希原地待命。”

  此后,内二警被改编入解放军遵义军分区,开赴桐梓县整训。我和彭斌到重庆西南军政大学高级研究班学习。该班学员是国民党在西南起义的将官以上军人,学期6个月,课程有社会发展史、毛泽东著作选读等。随后,我被推荐到西南军区作高参,再后来我解甲归田,回到家乡。内二警的许多士兵经整训后,加入解放军,后来开赴朝鲜前线,为抗美援朝立下战功。

  延伸阅读——他们那代军人的局限性

  
  “他们那一代军人有局限性。”张佐斌的儿子张培楠告诉记者,“这种局限性是历史形成的,他们无法超越,我们也不能回避。”张培楠曾任石油工程师,现任黄埔同学会重庆渝中分会会长,对这段历史作过深入调研。

  张培楠认为,父亲及他的战友解放前夕虽曾意图捉蒋,“但捉蒋的信心并不那么足,关键时刻也有过犹豫”。张培楠说,直到1980年代,政治清明、环境宽松后,父亲才向他道出实情。“父亲作为黄埔军人,真要捉蒋介石,有两个坎他迈不过去”——

  一是学生捉校长,天理难容。“父亲那代军人,大多读过旧学,父子、师生、君臣关系看得很重,思想受局限,下手很难。”

  二是他们无法真正成为“张学良第二”。张培楠说,"父亲1936年在南京受训时,亲见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后,大街上的标语铺天盖地,上书斗大字幅:挟持统帅,军法严惩!张学良脸色惨白,浑身颤抖。“因此,父亲可以起义、可以反蒋,但真要他拼命捉蒋,事实上是办不到的。”

  这就是历史的真实,也是个人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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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戴笠被害、抗日殉国10万人 [转帖]


 

  由于是正面和日伪汉奸厮杀的准军事组织,单单在抗战时期,军统核心高干就殉国18000人,加上编制成员共为45000人,再加上外围成员,8年之间整个组织殉国超过10万人。

  《潜伏》:之前之后的军统

     卫国战争期间,中统负责内部忠诚调查和異党活动调查,军统负责军风纪督察、军事情报和日伪锄奸,基本工作范畴没有重合点,抗战时期以军领党,作为党部门的中统也没有和作为军部门的军统来抗衡的实力。至于小蒋接班情治工作,那是国府播迁金马台澎以后的事情,大概真正开始整合是到了1950年代中期,之前的小蒋一直在各个部门历练,反而从不接触情报工作。

  抗战胜利以后,军统北平站在接受敌伪财产、清查汉奸官商时发生了严重的贪渎行为(和《潜伏》中的情节颇为相似,只是电视剧说的是天津站),这在军统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违法违纪大案,于是戴雨农极为震怒,亲自去北平彻查此事。因此,北平站的几位要人畏罪密谋,乘着戴还没有具体证据之时就下手暗杀,在飞机上动了手脚,于是戴雨农殉国。有兴趣的网友可以Google一下“马汉三”,时任军统北平站站长,后来的北平行营督查室主任(保密局编制)。

  戴雨农此人终身效仿校长,对于内部下属一贯是“严以律己、严以待人”(戴笠死后,国府派员为他整理遗物,发现他所有财产除了书籍以外,仅仅能够装满一个小皮箱,大多为衣物之类,值钱的东西也有,几枚瑞士名表罢了),他御下颇为苛刻,抗战8年还不觉得,但是期间军统伤亡实在太大,由于是正面和日伪汉奸厮杀的准军事组织,单单在抗战时期,军统核心高干就殉国18000人,加上编制成员共为45000人,再加上外围成员,8年之间整个组织殉国超过10万人,这些数字足以令人惊骇。

  军统北平站站长马汉三以少将之尊,抗战期间一直作为黄包车夫潜伏于北平,为中国敌后情报工作立下汗马功劳,胜利以后贪点小钱的想法也是情理之中、理所当然,但戴笠眼中他却犯了滔天大罪,非要家法整治,难怪马汉三心生怨望,非得杀了戴老板。

  
  这张照片中的灯笼是抗战时期的国军防空部队用来进行空袭报警的,根据日本轰炸机距离的远近,依次挂上不同的个数,陪都市民在远处看到后就能判断危险程度。这个挂灯笼的高地现在就叫“红灯坝”。

  当时国军并没有雷达,但为何会提前得知日军轰炸机来袭的距离、架次和准确时间?那全部是戴笠先生手下的军统群英的贡献。重庆督邮街的53.54惨案以后,蒋委员长严令戴笠必须提前侦知日机启动详情,以便设立预警机制,保卫陪都无辜百姓的安全。

  戴笠先生和他手下的军统群英竟然做到了。他们在日军每个机场附近都租用住房,化装成普通百姓而观察轰炸机起落方向、架次和时间,甚至潜入飞机附近目测装弹量,然后迅速用无线电告知重庆总部,以便陪都防空部门及早挂球预告。

  日军自然慢慢发现了军统的情报活动,于是上演了一场侦测和反侦测的生死大戏,军统儿女为了完成领袖之任务和捍卫国民之生命,为之殉难者不计其数。我们落后的祖国,为何能死扛14年,最后击溃雄霸东亚50年之久的日本,完美进入世界一流大国的俱乐部的?就是靠着国军将士那股为国为民为主义宁死不屈的壮志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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