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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终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转帖]

　　2009年01月21日 15:39党史博览

　　20世纪中期，中国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在一代人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它从一项解决城镇就业困难的措施演变成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前后历时长达27年之久，堪称共和国史上最旷日持久的一场由政府组织的社会活动。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邓小平，就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给予了很大关注，在中央最早提出“以插队为主要方向”的安置办法，为安置下乡知青提供了广阔的渠道。第三次复出后，邓小平打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从广开门路就业到调整上山下乡政策，再到解决下乡知青的回城和就业困难，直至彻底结束这场运动，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最早提出“以插队为主要方向”安置知青

　　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最初是同中国城镇就业困难而农村又需要有文化的青年这一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的。在毛泽东“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这一指示的号召下，从1955年到1957年，共有7．9万名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60年代初，为了缓解城镇就业困难，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逐渐增多，并形成了一定规模。

　　安置城镇知识青年，最初的主要方向是国营农场，包括插场、建立新场、参加生产建设兵团、举办劳动大学等等。但在实际执行中，从中央到最基层，都感到农场容纳劳动力有限，而且国家财政负担很重，安置一个人需要国家财政支付1000元左右。以1963年为例，由于上述这些原因的限制，原计划去农林场33．2万人，可是到5月底，只完成了15．4万人。

　　对此，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在思考，当时在中央主持一线工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也在思考:城市知识青年下乡的主要安置去向应该放在哪儿？

　　其实，早在1957年，就有一些地方，如天津、辽宁、吉林等地，在实际工作中把一部分知青安排到农村生产队插队落户。经过几年的探索实践，证明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动员知识青年下乡，走以插队为主的这条路是可行的，这一方式容纳量大，投入少，不仅为城镇青年就业开通了一条新渠道，而且知识青年下乡，对促进农村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是，知识青年下乡插队，对中央决策人影响最大的还是浙江省嘉兴县。该县为了解决生产粮食的劳动力过少与吃商品粮人口过多的矛盾，在1962年不仅动员了从农村进城的4428人回乡，还安置了5307名久居城镇的人口下乡插队，城乡两头工作扎实，下去的人基本稳定，安心务农。1963年5月，中共浙江省委批转了嘉兴县委《关于动员城镇人口下乡插队的报告》。批语中说:“久居城镇的人口到农村插队是否可能？到农村以后能不能巩固下来？是不是只能安置劳动力而不能安置家属和其他辅助劳动力？是不是只有土地多、劳动力少的地方可以安置，土地少的地方就不能安置？这些问题，嘉兴县委的报告都已作了很好的回答。”

　　邓小平在审阅这份报告后，思考了许久。嘉兴县的经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把自己的想法与当时主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交换了一下。他说，一个队安置两个中学生是会搞好的。他们不仅会在传播文化科学知识上起作用，经过锻炼，在政治上也会起作用的。因此，应当向干部、青年学生和社会群众讲清楚，插队是体现多、快、好、省的总路线的安置形式。浙江嘉兴县已经有了这方面的经验。

　　1963年6月29日至7月10日，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根据谭震林的指示，召开了各大城市精减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会议，主题就是能不能插队和如何搞好插队。会上，谭震林把邓小平关于安置工作的新思路传达给了与会者。周恩来在听取了各方情况汇报后，也说，插队本来是小平同志提议的，我赞成。嘉兴的生产队能安置，为什么其他地方不能这样干呢？实践证明，只要我们一号召，就会到处有人响应。因此，今后安置方式，插队是主要的，往农、林、牧、渔场安置是第二位的。你们回去订计划时，第一插队，第二插场，第三新建、扩建场。这样投资少，效果大，才能真正贯彻勤俭办事业的精神。

　　1964年1月9日，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中央安置领导小组的汇报，讨论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在会上，他对搞好插队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安置城市知识青年下乡，要以插队为主，这是一件长期的大事。用插队的办法，每人给的安置费不到200元，插场每人则要1000元，如果一年有100万人插场的话，需要10亿元，这怎么得了？不能走这条路。他说，安置要集中，不要分散。每个省选若干个县，土地有潜力、山区有潜力的地方，成批安置青年，结合治山治水治碱，投点资也合算。这样，就和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结合起来了。他还说，一个公社安置百把人，就是一个势力。据下乡的同志反映，农村有三股力量，一是本土干部，二是复员军人，三是下乡知识青年。这三股势力合作得好，就可以把事情搞得很好。扭不在一起，就会搞坏事。集中一点的办法，关心他们也好关心，容易巩固，容易组织起来搞文化娱乐活动，组织业余学习；报刊也好供应；也好搞科学试验。这样花钱（投资）也可以集中，效果也容易看得见。南方人口少的地方，像大别山也可选为一个点，安置青年去治山。选择这样一些地区，知识青年也好发挥作用。给青年以理想，去改造自然，就有了奔头。总之，城市青年下去，不搞理想，单是当个农民，是巩固不下来的。对于邓小平的谈话，周恩来表示同意。他说，关于下乡的组织形式，主要要搞好插队。今后18年内，要有3500万知识青年，主要采取插队的方法，到农村去。

　　1964年1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个文件是新中国历史上中共中央、国务院第一次发布指导知青下乡的纲领性文件。邓小平提出的“以插队为主要方向”的安置办法最终写入了这一文件。在实际工作中，插队也成为知青的主要安置方向。据统计，1962年至1979年，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为1776．48万人，其中插队人数为1282．21万人，占72％之多。虽然后来插队这种形式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当初国家困难的历史条件下，对于安置下乡知青还是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把恢复高考制度作为一个突破口

　　早在1975年下半年，正在推动全面整顿的邓小平就主张“从中学生里挑好的，要直接上大学”，还批评大学毕业后当农民是极“左”。邓小平的这些正确意见，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被批判为“妄图腰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他本人则被诬蔑为“‘拔根’复辟的总代表”和“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罪魁祸首”。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自告奋勇抓科技和教育。1977年8月8日，他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指出:建国后17年的主导方面是红线，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取得了很大成绩。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这就是著名的“八八讲话”。9月19日，邓小平专门找来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他一针见血地指出:1971年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里，讲了所谓“两个估计”。“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邓小平这次谈话以后，教育部即以大批判组的名义，发表题为《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的文章，对“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进行批判。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推翻了套在广大知识分子头上的精神枷锁，对作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指导理论的“再教育”理论也是一个间接否定。

　　与此同时，邓小平积极推动恢复高考。1977年7月29日，邓小平在同教育部几位负责人谈教育工作时指出:“有几个问题要提出来考虑，是否废除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在“八八讲话”中他又指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在“九一九讲话”中他又专门谈到招生问题，他说:“为什么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道理很简单，就是不能中断学习的连续性。18岁到20岁正是学习的最好时期。过去我和外宾也讲过，中学毕业后劳动两年如何如何好。实践证明，劳动两年以后，原来学的东西丢掉了一半，浪费了时间。采取直接招生的办法，并不是不要劳动，劳动可以在中小学就注意。”他还对招生的条件提出了明确的意见，他说:“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邓小平的这些讲话，对恢复高考有着很重大的意义。一方面，它改变了196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的中学毕业生“面向农村、边疆、工厂、基层”的分配原则，使中学毕业生不必先上山下乡劳动几年，而可以优先选择升学读书；另一方面，它改变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推行了7年之久的“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不考试的做法，使许多无“后门”可走和家庭出身不好的知青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离开农村。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1977年冬恢复高考。1977年首届高考，全国有570万人参加了考试，其中知识青年约占半数。这一年，全国高等学校共招收新生27．3万人，其中知青7．9万人。1978年，全国共有610万应届毕业生和在乡知识青年报考。高等学校录取新生40．2万人，其中知识青年入学人数猛增至27．1万人。

　　中断了10年的高考制度的恢复，客观上加快了结束上山下乡运动的步伐。

　　主张把上山下乡纳入城镇就业轨道

　　“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演变成一场规模巨大的政治运动。特别是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发表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迅即掀起高潮。仅在1969年一二月间，全国就有155．6万名知青到农村安家落户。从1967年至1976年，共有1400万名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广大知青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为农村的建设、边疆的开发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运动也产生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多数下乡知青在生活上不能自给；许多知青的婚姻、住房、医疗、学习问题得不到解决；知青下乡加重了他们家长的经济负担；安置知青的国营农场人满为患，劳动生产率逐年下降；在人多地少的农村社队，还形成知青与农民争口粮、争工分的矛盾，等等。这些问题，严重困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作为上山下乡运动发起人和最高决策者的毛泽东，曾于1973年4月25日、1976年2月22日先后两次作出批示，说“知识青年问题容当统筹解决”、“知识青年问题似宜专题研究”。但由于上山下乡运动本身固有的矛盾等原因，知识青年问题一直没有能够得到切实有效的解决。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知青问题一度成为知青、劳动、工资、物资、物价等五大老大难问题的头号老大难，成为困扰党和政府的一大社会政治问题。有一次，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谈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时说:“社会上议论很多，四不满意是我讲的。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不满意。”当时分管知青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曾无奈地说:“知青工作很复杂，我们几个副总理一提起这件事就感到头疼。”另一位负责组织人事的副总理纪登奎也说:“知青工作搞得好，是培养一支生力军，搞不好是不安定因素。”这些都表明，知青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千百万知青的利益和命运，而且牵动着千家万户，影响着整个社会，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两个凡是”的思想桎梏，在知识青年问题上，1978年以前尽管经过几次大的调查研究，但是从中央的决策来看，一直没有突破禁区，以至于当时一位西方学者断言:“彻底废除下乡计划似乎是最不可能的选择。”

　　1977年4月10日，尚未正式出来工作的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发表了重要意见。此后，他在不同场合又多次指出“两个凡是”是错误的。这为知青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氛围。与此同时，随着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如何从根本上解决知青问题，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

　　在中央高层领导中，最早提出解决知青问题新思路的是邓小平。而面对“文化大革命”中知青问题的大暴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知青问题凸显的严峻形势，最早开始思考从根本上解决知青问题的还是邓小平。

　　1978年2月1日，邓小平在听取四川省委汇报工作时指出:真正解决下乡知青问题，归根到底是城市工业发展。重工业发展以后，是不是开辟一些就业门路，比如轻工业、服务行业，都可以用一些人。资本主义国家服务行业可以用很多人，我们用的人很少。又比如发展旅游事业，可以用很多人。对多余人员的出路要多想些办法，只能靠自己多开辟门路。全国都要研究有什么门路容纳这些劳动力的问题。3月28日，他在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谈到如何使城市容纳更多的劳动力问题时说:这里有一个城市结构的问题，有一个在城市里开辟新的领域的问题。要研究一下，使我们的城市能容纳更多的劳动力。现在搞上山下乡，这不是长期的办法，农民不欢迎。他还说，四川一亿人，平均一个人不到一亩地，城市人下去以后，实际上是同农民抢饭吃。我们第一步应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归纳起来，就是要开辟新的工业领域，做到能容纳更多的劳动力，其他领域也要这样做。邓小平的这些想法，无疑是对解决知识青年问题的一个大胆突破，体现了政治家的伟大气魄。

　　正是基于邓小平把上山下乡纳入城镇就业轨道这一设想，1978年4月13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农林部《关于调整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和办公室管理体制的报告》，决定调整领导小组成员，并将国务院知青办由农林部代管改由国家劳动总局党组领导。这种做法显然是为了适应工作重心的转移，即由以往的动员安置下乡知青，到此后在城市中重新解决知青的劳动就业问题。与此同时，历史也迎来了契机。从1978年5月开始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从根本上解决知青问题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此后，随着实践的发展，邓小平进一步阐发了把知青问题纳入到城市就业制度改革轨道的思想。1978年8月19日，他在同文化部负责人谈话时说:我们要重视开辟各种行业，不能一提行业总是上山下乡，行业道路越走越窄。上山下乡一年国家要拿出十几个亿，还要同农民争口粮，结果还不是都跑回来了？他还提出，要开辟为工业、农业服务的行业。文化也是一门行业，一个领域，这个领域是为劳动者服务的行业。10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为召开第二次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报送的《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汇报提纲》。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就知青上山下乡问题的解决勾勒了大体清晰的轮廓:一个是在大城市周围发展卫星城市，如北京人口集中也可以搞卫星城镇。一个是发展轻工业，开辟新的行业领域。再一个是广开门路，要千方百计、大大地发展各种服务行业。教育也是服务行业。现在有些行业还不成为行业，有些行业还没有建立。中医是我们的国宝，这一项就可以增加很多人就业。商业人员也可以增加很多。要农、林、牧、副、渔、工业全面发展。同时，邓小平还指示:要把劳动指标搞活点，控制太死了不好调节。应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不能由一家包起来。

　　邓小平的这些新思路得到了中央领导层的一致赞同，他们都认为:在坚持上山下乡方向、稳定大局的前提下，着眼于少下乡或不下乡，并通过从各方面广开就业门路，逐步从根本上解决城镇知青上山下乡问题。

　　在中央领导层统一思想、各方面做了充分准备的情况下，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第二次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总结了16年来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确定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统筹解决知识青年问题的方针、政策和措施。会议产生了两个重要文件，即《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即《知青工作四十条》）。其主要精神是:认为1968年至1978年的十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缺乏整体规划，知青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下乡知青中的不少实际问题长期未能解决”；虽然还要坚持上山下乡，但这是为了条件成熟时不再搞上山下乡；要逐步缩小上山下乡范围，有安置条件的城市可以不再动员下乡；城镇要积极开辟新领域、新行业，扩大就业门路，等等。这次知青工作会议及其形成的文件，不论在认识上还是在决策上都有重大突破，标志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转折。

　　此后，上山下乡的规模急剧收缩。1978年只有48．09万人，1979年减少至24．77万人，且主要是到城镇郊区知青农场和知青工厂。1980年，绝大多数地区已经不再动员城镇知青上山下乡。

　　进一步解决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

　　正当中央采取多种措施积极稳妥统筹地解决在农村的下乡知青问题时，从1978年上半年开始，在乡知青“返城风”的前奏已在各地悄然兴起。云南知青先行一步，掀起了返城大浪潮。

　　1978年10月18日，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农场十分场的几位上海知青起草了《致邓副主席的公开联名信》，反映农场知青在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表达了要求返城的强烈愿望。此信得到了该场300多名知青的联名签署。“联名信”寄出后，被省主管知青工作的部门扣压，农场领导甚至要求邮电代办所对签名者的信件往来情况进行检查。由于问题得不到解决，此后不久，西双版纳知青为回城采取了罢工、北上请愿、绝食、卧轨等过激行动，一度在社会各界和各级领导中引起很大震动。

　　11月18日，《中国青年报》在《青年来信摘编》第14期刊发了《知青给邓副主席写联名信受到压制》一文。同月25日，中国青年报社又给邓小平写信，反映了景洪农场几位知青写给他的联名信被扣的情况，并附上《知青给邓副主席写联名信受到压制》一文和知青的“联名信”。此信很快转到邓小平的手里。12月2日，邓小平即作出批示:“转云南省委注意，应做工作，不应压制。”云南省委立即讨论贯彻执行邓小平的指示，确定了“不回避问题，不激化矛盾，多做疏导工作”的方针，并派出由一名省委常委带队的工作组到西双版纳等地开展工作，以解决农场知青问题。12月12日，邓小平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知青问题作了重要讲话，此后，又两次作了指示。这几次讲话和指示总的精神是:知青问题是一个全局问题。“文化大革命”留下了积重难返的问题很多，国家又很穷，彻底解决知青问题要有一个过程，这要向知青们讲清楚。知青要求回城，关键是当地经济不发达，农场没有办好，限制了知青特长的发挥，人家不安心。要多给西双版纳一些政策，多给他们一些主意，把那个地方建设好，成为有志青年的创业基地，国家要投入资金，没有钱，外汇也要用。邓小平这些指示，从大局出发，采取积极的方式，为解决知青问题指明了方向。若干年后，发动写联名信的丁惠民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感慨地说:邓小平确实是个讲实际的人，短短几句话就点了问题的根本，不就是穷嘛，生活没搞好，所以知青不安心闹着要回家，现在给你钱，而且还有美元。如果党中央能够早一点认识这一点，我们也不会闹得如此了。

　　为充分听取知青们的意见，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国务院同意知青选派部分代表赴京，并决定由有关部门和有关省市组成调查组前往云南，就地听取农场青年职工的意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国务院知青办于1979年1月18日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识青年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了6条意见:把农场办成农工联合企业，适当提高工资，把知青稳定在农场；参照以往办理病退困退的规定商调回城，由知青部门负责办理；城镇职工退休后，可以由其子女顶替；从农场参军的知青，退伍后可以回父母所在地安置工作；城市招工时，允许到农场商调本市下乡知青；上海郊区到农场的青年，可以允许回原籍社队。国务院迅即批准了这一报告。这实际上为农场知青回城开了方便之门。在北京、上海、四川等省、市配合下，采取招工、调动、顶替、病退、留场等办法，使云南国营农场的知青绝大部分得到妥善安置，迅速恢复了稳定。

　　以云南省知青问题的解决为契机，各地留在农村、农场的知青，绝大部分也通过招工、调动、顶替、病退等多种途径回到所在城市。据不完全统计，1978年调离农村的知青255万人，1979调离农村的达到395万人。

　　大批知青回城后，矛盾随即转化为城镇就业问题，就业形势陡然严峻起来，只停留在原有思路考虑问题已经不行了。这种情况要求全党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寻找解决就业问题的新途径。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全党做实际工作和理论工作的同志要共同研究，找出适当的办法来妥善解决就业不充分的社会问题。10月4日，他在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讨论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落实政策问题、就业问题、上山下乡知青回城市问题，这些都是社会、政治问题，但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解决。经济不发展，这些问题永远也不能解决。所谓政策也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政策。比如知识青年问题，不从经济角度解决不行，我们解决这样的问题，要想宽一点。”他还针对回城知青的安置问题提出:下乡青年过去一个人由财政部一次给500元，现在如果一部分人在城市就业，不下乡了，是否可以把这笔钱用来扶助城市安排知识青年就业。用经济手段解决这样的政治问题，该花的钱还是要花的，不解决不行。邓小平的讲话，为解决回城知青的安置问题指明了方向。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国务院知青办很快提出了具体落实措施:“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国年均下乡知青160多万，今后减少到70～80万，知青经费由过去的8亿多元减少到5亿多元，这样可以腾出3亿元；如果按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期间中央决定的每年拿出10亿知青经费计算，可以腾出5亿元。这3～5亿元经费可以由国家财政部门直接拨给劳动部门，用于解决城市待业青年的问题。此后，知青经费由主要用于安置上山下乡的知青逐步转向扶助城镇待业青年就业。

　　1981年10月，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起草了一份《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起因、发展、失误、教训等若干重大问题，提出了基本看法:第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50年代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就业难的国情提出来的，是我们党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次大试验。它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第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一个就业问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也损坏了上山下乡的声誉。年底，随着上山下乡问题的有效解决，国务院知青办的职责已经消失，为了加强城镇劳动就业的统筹管理，国务院知青办并入国家劳动总局，各省市自治区也仿照办理。至此，历时20多年的城镇知青上山下乡在无声无息中画上了句号。以后，各地政府本着实事求是、负责到底的精神，较圆满地解决了知青子女上学、已婚知青的安排、插队知青的工龄计算等其他遗留问题。

　　（原载《党史纵览》2004年12期）

宋子文蒋介石恩怨20年[转帖]

　
　　在蒋介石统治中国20多年中，宋子文是蒋家重臣。然而，由于蒋宋两人出身、经历和性格爱好上的差异，还有一些政治观点的差异，以及经济利益关系，两人经常因意见相左而争吵不断，甚至施以拳脚。

　　当蒋介石大势已去，将去台湾时，这对争吵了20多年的亲家与冤家，有一句非常精彩的对话：蒋说：“你为党国做了许多事，我都记得。”宋则说：“你打了我几次，我也记得。”

　　　　利益所趋蒋宋联姻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时出任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宋子文积极筹措经费，保证战争进行。北伐军占领武汉后，蒋介石催促将国民政府北迁武汉。但当宋庆龄、孙科、宋子文等一行人由广州动身北上，准备去武汉时，蒋介石突然变卦要国民政府同他的总司令部都设在南昌，蒋的用意很明显，他要把中央政府置于他的管理范围内。

　　由此蒋介石与宋庆龄发生了他们交往以来的最激烈的争论，宋庆龄坚决不同意将中央政府设在南昌。在这关头，宋子文出了大力，掐断了蒋介石的经济来源。在此情况下，蒋只得同意把国民政府迁往武汉。从此，蒋介石与宋子文之间埋下了第一颗“炸弹”。

　　其实，宋子文这样做不是出于政治原因，而是对蒋介石有点反感。原来，从1924年开始，蒋介石就开始追求宋美龄。在与蒋几次的接触中，宋子文认为蒋身上有几点不能接受：一是蒋读书太少；二是蒋身上有很浓的草头王加军阀的霸气；三是他有一种预感，蒋的介入会引起宋家的裂变……作为宋家长子宋子文力劝母亲，阻止宋美龄与蒋的婚姻。但母亲告诉他，尽管蒋的风度她也不喜欢。但美龄对蒋印象颇好，另外宋家的财力需要蒋介石共同维护。

　　武汉国民政府成立后，宋子文任国民党常务委员兼财政部长，成为决策人物之一。1927年3月宋子文奉命去上海，劝蒋介石不要搞分裂，但到上海后宋被蒋软禁。面对蒋的武力，宋子文心情十分紧张，同时他又了解到武汉的大革命形势，吓得他靠到蒋介石一边。当宋子文的政治态度在个人安危、利益的作用下发生了质的变化，宋美龄与蒋介石的婚姻障碍也就化为乌有。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礼在上海举行了。

　　　两次耳光妻舅受辱

　　当宋子文完全投到蒋介石一边之初，倒是实实在在为蒋介石办了些事，包括两人假意下野，真心排除异己孙科等。然而，由于宋与蒋原有积怨，为此，在1934年的一场起因于抗战观点不同时，他们发生了一次大争吵。吵到激烈处，宋子文这位大舅竟吃了蒋介石的两记耳光。

　　两天后宋子文写了辞职报告。蒋介石批准了宋子文的辞职报告，由孔祥熙接替他。宋子文的辞职在宋家引起轩然大波，宋母对蒋十分不满，骂他没心没肺。宋美龄也认为蒋太过火，威胁他不给子文恢复职务和名誉，她就回到母亲那里去！日子久了，火气平了，蒋介石也发觉自己有些过分。于是，又任命宋为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至此，这场蒋宋之争才暂告平息。

　　　　宋美龄成功访美

　　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嚣张气焰的加剧，蒋介石已感到不依靠美、英抵抗日本，自己的利益必将受到严重冲击。为此，他一边向美国人表现诚意，一边派宋子文作为自己私人代表出使美国。

　　宋子文于1940年6月出使美国。此次美国之行，宋的收获很大，美国政府表示将向南京政府提供援助总额达数亿美元(包括物资)，除2000万美元需要偿还外，其余一概作为无偿赠送。毫无疑问，宋子文为南京政府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他在美国同时也为自己捞一把的行为，不但引起了南京政府内部、朝野上下异议，也引起了宋氏家族的嫉妒。

　　对此事，蒋介石心里也明白，他也非常不满；但另一方面他认为，至目前为止，能与美国人打交道的只有宋子文。所以，当宋家人不断地向他鼓吹宋子文的“经济问题”时，他说：“你们都说他有问题。可你们谁人能代替他和美国人打交道，谁能把美元搞到手。我就相信谁！”

　　一听蒋介石这样说，宋美龄立即回答：“我可以去！”面对蒋介石有些疑问的目光，宋霭龄和孔祥熙等人极力推荐，说宋美龄无论从智力到外交手段，包括外语都不在宋子文之下。老蒋略一思考，便同意了。于是，1942年11月，宋美龄以蒋介石夫人的身份去美国访问。她此行责任重大，按照蒋介石的指示，一是通过她自己的管道亲近美国政府，寻求美元支持，在可能的前提下逐渐替代宋子文；二是要查清宋子文在美国与哪些人联络，他争取美元的管道有哪些。他要宋美龄通过努力，在较短的时间内改变以宋子文为惟一中心与美国交往的局面。同时，宋美龄去美国也为自己治病。

　　宋美龄通过在美国7个多月的频繁活动，不论是在美元争取的数量上，还是与美国高层的沟通上，其成绩远在宋子文之上。

　　　　家庭会议再次开打

　　当蒋介石因夫人宋美龄的成功而明白宋子文并非他在美国的惟一依靠时，便决心踢开宋子文。他下令召宋子文回国。蒋介石亲自主持了一次蒋宋家族会议。宋美龄尽管对宋子文不满，但她还是向蒋介石提出了两点要求：一、家丑不可外传；二、为了国家大业，不要太计较几个美元的小事。为此，蒋介石回答：只想证实一下判断，绝不会伤及亲情，更不会危害国家。

　　在1944年元月5日的蒋宋家族会上，宋美龄、宋霭龄、孔祥熙和宋子文出席。首先由蒋介石婉转地提出，希望宋子文把在美国租借物资的管理权交出来，以避免丑闻的流传。宋子文自然不愿交出管理权力，他大声发问：“丑闻，什么丑闻？”蒋介石回答：“你出去打听一下。整个南京上下，对你在美国的行为议论太多了，我也是出于维护你的威信着想，子文兄，并不是我信不过你，完全是为了证明你的清白，这样做大家都好。”宋子文问：“交给谁？”蒋介石停了一下，说：“从关系上讲，是不是由财政部管理更顺一些。”宋子文立即拿出预先准备好的一大堆材料，证明由财政部管理的美国对华救济联合会的捐款，同样存在着大量的问题。”

　　蒋介石问他：“子文兄，你讲讲，财政经济问题究竟怎样处理才行？根本原因是什么？”宋回答：“造成经济混乱的根本原因是机构太多，而又没有一个机构具备解决所有经济问题的权力。政出多门，必然不能进行有效的管理。我可以辞去外交部长之职，请求成立一个专门机构，来监督其它机构。”

　　宋子文的目的很明显：宁可不当外交部长，也不能丢掉财政大权。但这正好与蒋介石的想法相悖，蒋的目的是要宋子文交出财权。所以蒋回答：“成立这样一个机构，势必打乱现行的政府机构，从根本上讲，它不符合宪法。”

　　一听此言，宋子文放肆大笑起来：“宪法？宪法是什么？是一个橡皮制成的图章，是一个任人奸淫的下等妓女。在我们整个南京政府，包括宪法在内的一切还不是你随意几个想法，随便几句话吗？你蒋委员长大权在手，我在美国为你出了多少力？可你怀疑我、派你的夫人去调查我，哼，我和你那些部下是不一样的！”宋子文的狂妄终于激怒了蒋介石。他早已忘掉夫人美龄的告诫，马上立起，随手抓起一只茶杯扔向宋子文，宋子文的额头顿时鲜血直流。这便是蒋宋家族中有名的“茶杯风波”。

　　　一对冤家随风逝去

　　到了1949年，蒋介石政权已面临彻底崩溃。这年1月21日，蒋介石再次宣告下野。而6月9日，宋子文也偕夫人一同飞往美国纽约。至此，他晚年一直生活在美国。1971年4月21日，宋子文因进餐时被一块牛排卡住气管，导致心脏病发作而亡。77岁的宋子文死了。他与蒋介石的恩怨也结束了。

15岁女烈士：刘胡兰死后曾经冥婚 [转帖]

　　刘胡兰牺牲后，由大伯刘广谦操持，曾按当地习俗和一起牺牲的石六儿阴配。

　　1947年2月，山西《晋绥日报》连续两天刊登的消息，使一个女****员的名字在华北大地不胫而走。随后，毛泽东又为她亲笔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这个光辉的名字，就是刘胡兰。

　　刘胡兰，原名刘富兰，1932年10月8日出生于山西省文水县一个中农家庭。母亲早亡，父亲刘景谦续娶胡文秀为妻。胡文秀将刘富兰名中的“富”字改为自己的姓氏“胡”，从此更名刘胡兰。继母积极投身于妇救会工作，并非常支持刘胡兰参加革命。
　　

　　刘胡兰8岁上村小学，10岁起参加儿童团。1945年10月，刘胡兰参加了中共文水县委举办的“妇女干部训练班”，学习了一个多月，回村后担任了村妇女救国会秘书。1946年5月，刘胡兰调任第五区“抗联”妇女干事；6月，刘胡兰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并被调回云周西村领导当地的土改运动。

　　1946年秋，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解放区，文水县委决定留少数武工队坚持斗争，大批干部转移上山。刘胡兰也接到转移通知，但她主动要求留下来坚持斗争。这位年仅14岁的女****员，在已成为敌区的家乡往来奔走，秘密发动群众，配合武工队打击敌人。

　　云周西村的反动村长石佩怀，为阎锡山军派粮派款、递送情报，成为当地一害。1946年12月的一天，刘胡兰配合武工队员将其处死。阎锡山匪军恼羞成怒，决定实施报复行动。1947年1月12日，阎军突然袭击云周西村，刘胡兰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她镇静地把奶奶给的银戒指、八路军连长送的手绢和作为入党信物的万金油盒——三件宝贵的纪念品交给继母后，被气势汹汹的敌人带走。刘胡兰在威逼利诱面前不为所动，被带到铡刀前眼见匪军连铡了几个人，怒问一声：“我咋个死法？”匪军喝叫“一个样”后，她自己坦然躺在刀座上。刘胡兰牺牲时，尚未满15周岁，是已知的中国****女烈士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全国解放后，刘胡兰的事迹被写成书，改编成戏剧、电影、电视剧，生前所在村曾被改为“刘胡兰村”。

　　1957年刘胡兰烈士牺牲10周年之际，当地兴建了刘胡兰烈士陵园。在烈士墓前，有一尊汉白玉雕成的刘胡兰全身雕像。刘胡兰从没拍过照片，塑造这个形象，是靠继母胡文秀口述介绍刘胡兰的外形特征，由著名雕塑家王朝闻创作出的原件放大、加工而来。

　　刘胡兰展示在外面的多是凛然无畏、至刚至强的艺术形象，实际在烈士的花季青春中也曾有过丰富的情感生活。

　　刘胡兰生前两次订婚，一次恋爱，牺牲后又经历过一场冥婚。1946年初，家长按照当地风俗，将刘胡兰与邻村男青年陈德邻订亲。不过因两个当事人都主张自由恋爱，于是友好商定各自回家劝说父母解除婚约。

　　同年6月，刘胡兰被破格吸收入党，不久又有人上门提亲。因男方当时在太谷县当学徒不常回家，刘胡兰以不了解男方真实情况而拒绝。

　　同年秋，解放军某团连长王本固作战负伤被送到云周西村休养，刘胡兰因常去为王本固做饭、敷药，接触多了，两人产生了爱情。由于战争环境险恶，加之刘胡兰年纪尚小，她与王本固尚未论及婚嫁。当时王连长只把一条毛毯、一支钢笔和一副眼镜送给刘胡兰家，算是订亲的信物。伤好归队时，他又送给刘胡兰一块小手帕留作纪念。刘胡兰临刑前把这块手帕当成最珍贵的物件交给继母。

　　刘胡兰牺牲后，由大伯刘广谦操持，曾按当地习俗和一起牺牲的石六儿阴配。1957年，刘胡兰烈士陵园建成，刘胡兰遗骨单独迁进陵园，冥婚至此结束。

　　刘胡兰牺牲半年后，1947年8月1日中共晋绥分局决定破格(通常年满18岁方可转正)追认刘胡兰为中国****正式党员。不久，解放军攻克文水县城，杀害烈士的阎军连长许得胜、大胡子张全宝等先后被公审处决。

　　刘胡兰兄妹5人，其中有3人是继母所生。她牺牲时，二妹刘爱兰在场亲眼目睹，1948年底，刘爱兰参军被分配到了战斗剧社，在剧目《刘胡兰》的演出中扮演姐姐。她的两个弟弟后来参军，分别被当地领导改名为“继英”、“继烈”。由于刘父不擅言词，外出做烈士事迹报告，一般由继母胡文秀担任。

　　不过，有一段时间，刘胡兰的继母遇到严重的政治麻烦。究竟是谁出卖了刘胡兰，长期未能查清，胡文秀曾一度受到怀疑，为此还遭到过批斗。刘景谦和女儿刘芳兰一同赶到北京，找党和国家领导人明断是非。问题最后反映到了周恩来总理那里，周总理亲自过问，才使胡文秀解了不白之冤。

　　事实****直到1963年才查清：叛徒是云周西村农会秘书石五则，他曾因包庇地主段二寡妇受到过刘胡兰的批评，后被撤销职务、开除党籍，故怀恨在心。一俟阎军到来，便将刘胡兰等7人全部出卖。石五则于1963年2月14日被政府枪决，受到应有的惩罚。

 青龙偃月刀 [转帖]

　　何爹剃头几十年，是个远近有名的剃匠师傅。无奈村里的脑袋越来越少，包括好多脑袋打工去了，好多脑袋移居山外了，好多脑袋入土了，算一下，生计越来越难以维持——他说起码要九百个脑袋，才够保证他基本的收入。

　　这还没有算那些一头红发或一头绿发的脑袋。何爹不愿趋时，说年青人要染头发，五颜六色地染下来，狗不像狗，猫不像猫，还算是个人？他不是不会染，是不愿意染。师傅没教给他的，他绝对不做。结果，好些年青人来店里看一眼，发现这里不能焗油和染发，更不能做负离子和爆炸式，就打道去了镇上。

　　何爹的生意一天天更见冷清。我去找他剪头的时候，在几间房里寻了个遍，才发现他在竹床上睡觉。

　　“今天是初八，估算着你是该来了。”他高兴地打开炉门，乐滋滋地倒一盆热水，大张旗鼓进入第一道程序：洗脸清头。

　　“我这个头是要带到国外去的，你留心一点剃。”我提醒他。

　　“放心，放心！建伢子要到阿联酋去煮饭，不也是要出国？他也是我剃的。”

　　洗完脸，发现停了电。不过不要紧，他的老式推剪和剃刀都不用电——这又勾起了他对新式美发的不满和不屑：你说，他们到底是人剃头呢，还是电剃头呢？只晓得操一把电剪，一个吹筒，两个月就出了师，就开得店，那也算剃头？更好笑的是，眼下婆娘们也当剃匠，把男人的脑壳盘来拨去，耍球不是耍球，和面不是和面，成何体统？男人的头，女子的腰，只能看，不能挠。这句老话都不记得了么？

　　我笑他太老腔老板，劝他不必过于固守男女之防。

　　好吧好吧，就算男人的脑壳不金贵了，可以由婆娘们随便来挠，但理发不用剃刀，像什么话呢？他振振有词地说，剃匠剃匠，关键是剃，是一把刀。剃匠们以前为什么都敬奉关帝爷？就因为关大将军的工夫也是在一把刀上，过五关，斩六将，杀颜良，诛文丑，于万军之阵取上将军头颅如探囊取物。要是剃匠手里没有这把刀，起码一条，光头就是刨不出来的，三十六种刀法也派不上用场。

　　我领教过他的微型青龙偃月。其一是“关公拖刀”：刀背在顾客后颈处长长地一刮，刮出顾客麻稣稣的一阵惊悚，让人十分享受。其二是“张飞打鼓”：刀口在顾客后颈上弹出一串花，同样让顾客特别舒服。“双龙出水”也是刀法之一，意味着刀片在顾客鼻梁两边轻捷地铲削。“月中偷桃”当然是另一刀法，意味着刀片在顾客眼皮上轻巧地刨刮。至于“哪叱探海”更是不可错过的一绝：刀尖在顾客耳朵窝子里细剔，似有似无，若即若离，不仅净毛除垢，而且让人痒中透爽，整个耳朵顿时清新和开阔，整个面部和身体为之牵动，招来嗖嗖嗖八面来风。气脉贯通和精血涌跃之际，待剃匠从容收刀，受用者一个喷嚏天昏地暗，尽吐五腑六脏之浊气。

　　何师傅操一杆青龙偃月，阅人间头颅无数，开刀，合刀，清刀，弹刀，均由手腕与两三指头相配合，玩出了一朵令人眼花缭乱的花。一把刀可以旋出任何一个角度，可以对付任何复杂的部位，上下左右无敌不克，横竖内外无坚不摧，有时甚至可以闭着眼睛上阵，无需眼角余光的照看。

　　一套古典绝活玩下来，他只收三块钱。

　　尽管廉价，尽管古典，他的顾客还是越来越少。有时候，他成天只能睡觉，一天下来也等不到一个脑袋，只好招手把笑花子那流浪崽叫进门，同他说说话，或者在他头上活活手，提供免费服务。但他还是决不焗油和染发，宁可败走麦城也决不背汉降魏。

　　大概是白天睡多了，他晚上反而睡不着，常常带着笑花子去邻居家看看电视，或者去老朋友那里串门坐人家。从李白的“床前明月光”，到白居易的“此恨绵绵无绝期”，他诗兴大发时，能背出很多古人诗作。

　　三明爹一辈子只有一个发型，就是刨光头，每次都被何师傅刨得灰里透白，白里透青，滑溜溜地毫光四射，因此多年来是何爹刀下最熟悉、最亲切、最忠实的脑袋。虽然不识几个字，三明爹也是他背诗的最好听众。有一段，三明爹好久没送脑袋来了，让何爹算着算着日子，不免起了了疑心。他翻过两个岭去看望老朋友，发现对方久病在床，已经脱了形，奄奄一息。

　　他含着泪回家，取来了行头，再给对方的脑袋上刨一次，包括使完了他全部的绝活。三明爹半躺着，舒服得长长吁出一口气：“贼娘养的好过呀。兄弟，我这一辈子抓泥捧土，脚吃了亏，手吃了亏，肚子也吃了亏呵。搭伴你，就是脑壳没有吃亏。我这个脑壳，来世……还是你的。”

　　何爹含着泪说：“你放心，放心。”

　　光头脸上带着笑，慢慢合上了眼皮，像睡过去了。

　　何爹再一次张飞打鼓：刀口在光亮亮的头皮上一弹，弹出了一串花，由强渐弱，余音袅袅，算是最后一道工序完成。他看见三明爹眼皮轻轻跳了一下。

　　那一定是人生最后的极乐。
　　

毛泽东：旧中国算得上财团的，只有荣氏一家 [转帖]

　　
　　提起中国近代企业史，就不得不提起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曾经说，在旧中国能够算得上财团的就只有荣氏一家。从无锡的小商人到上海乃至中国的面粉、棉纱大王，荣氏兄弟走的是一条艰辛的创业路。纵观两人一生的事业，可以说他们的兴衰荣枯都与当时的大时代密切相关。

　　受美国富豪影响，决心创办中国人自己的面粉厂

　　荣氏兄弟是无锡人，相传祖上曾有人做过大官，但当时家境早已中落，所以很小的时候，荣宗敬和荣德生就被父亲送到上海的钱庄去做学徒。大上海的繁华既让年纪轻轻的荣氏兄弟感到新奇，也让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接触到了现代商业经济。

　　1891年，荣宗敬学徒期满，转而做钱庄的“跑街”，这其实就是跑码头，做钱庄的收放款业务。3年下来，荣宗敬不仅有了自己的人脉，对于金融市场的运行和资金的调拨也十分清楚，更为关键的是，这时候钱庄的倒闭更让他体味到市场的残酷。与兄长不同，荣德生在学徒期满后，就南下广东，在帮助父亲收税的过程中，他发现有两类企业是最为赚钱的，那就是与民众吃和穿有关的企业。在工作之余，他还广泛阅读一些介绍西方实业和科技的书籍，这时候一本《美国十大富豪传》给他很大的启发，这本书介绍了美国十位大资本家通过兴办实业成为商业巨子的过程，使得荣德生明白世界上有比办钱庄更有意义的事业，那就是开办实业，这不仅可以致富，也可以救国。不久，他目睹的一幕情景，更让他坚信了这一点。

　　1900年，荣德生回无锡时途经香港，他看到码头上雪白一片，层层叠叠十分壮观，原来是进口的面粉正在卸货，这不禁让荣德生感慨不已，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也广产小麦，却要这样仰食于人！恰在此时，中国北方爆发了义和团运动，接着就是八国联军入侵，在这样的情势下，荣德生只得滞留上海。在上海，荣德生发现，当时很多行业都不免凋敝，唯独面粉业却十分兴旺。大概越是兵荒马乱的时期，人们对粮食的需求也越为急迫。同样的，荣宗敬在天津进货时也发现了这一点，兄弟二人一拍即合，决心要开办面粉厂，并且暗地发誓一定要办出比洋人更大更好的面粉厂。1901年，荣氏主持的“保兴面粉厂”在无锡动工，这是荣氏家族兴起的第一步。

　　与日货竞争，成为中国的面粉、棉纱大王

　　荣氏创办面粉厂，很快就迎来了发展契机。1904年，为争夺中国东北，日俄战争爆发，导致俄国人在东北开办的面粉厂纷纷关门，这使得面粉的产量下降，价格上升。看到赚钱的良机，荣氏兄弟决定扩大生产，将利润不断投入引进设备和开办新厂，短短数年间，荣氏的面粉厂就发展到12家，所产面粉占全国产量的1／4。第一次世界大战更是让荣氏企业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一战使得欧洲各国忙于战争，不仅无力插手东亚事务，而且其本身因粮食减产，纷纷向中国购买面粉，荣氏的面粉厂一接订单就是几万包，乃至几十万包，荣氏面粉行销海外，畅通无阻，盈利丰厚。在面粉业成功的刺激下，荣氏兄弟又开始涉足纺织业。

　　作为中国的邻国，日本的面粉、纱布历来向中国倾销，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欧美诸国忙于战争，日本却闲居一旁，全力在东亚扩张，这其中就包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但正是在与日资企业残酷的竞争中，荣氏家族恰好完成了自己实业王国的构建。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当时全国各地掀起了抵制日货的高潮，结果使得日本向中国输入棉纱、面粉的数量锐减。与其他民族企业家一样，荣氏兄弟秉承实业救国理念，在办厂之初创立的品牌就富含爱国气息。比如面粉厂的名牌产品叫做“兵船”，寓意就是“振兴中华、以牙还牙”。棉纱厂的名牌叫做“人钟”，图案是一个人拿着钟绳在敲钟，寓意是让国人警醒。荣氏兄弟捐款支持罢工、罢市活动，不仅奠定了自己面粉大王的地位，而且还并购了日本纱厂，大涨国人志气。

　　到20世纪20年代，随着欧洲农业恢复到战前水平，中国的面粉出口减少，而日本凭借着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又开始大力向中国输出面粉，荣氏的面粉厂开始亏损。棉纱也境况不妙，日企凭借雄厚的资本开始在中国大力购买棉花，造成棉花价格上涨，然后又猛压棉纱价格，结果使得多家中国企业破产，荣氏的棉纱厂也十分艰难。

　　“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全国爱国主义情绪高涨，荣宗敬提出“全国人民一致抵制日货，如能坚持到底，则实业有振兴之望，而国家亦可转弱为强”。荣氏家族的纱厂扩充到9家，拥有工人数万人，成为名副其实的“棉纱大王”。当时日商竞争失败后，一些人竟然将自己面粉贴上“兵船”的商标进行销售，荣氏面粉的影响可见一斑。

　　1929年，为了扩张纱厂，荣宗敬从汇丰银行借款200万银元，将一家英国纱厂吞并，更名为申新七厂。1934年底，抵押借款的契约到期。由于纱厂亏损严重，荣宗敬无力还款，他希望汇丰能够将贷款转期，条件是将申新七厂全部财产作为抵押。汇丰却死活不同意，决定要拍卖申新七厂。当时作为第二债权人的两家中国银行，为保护自身利益，向法院申请暂时扣押申新七厂的财产，以避免被汇丰单方面拍卖。但汇丰却不顾中国法律和其他债权人的利益，竟然自己单方面组织拍卖会，当时申新七厂的总资产在500万元以上，结果申新七厂被日本律师村上以250万银元拍得。消息传回厂内，一时舆论哗然。当时申新的管理和技术人员多是荣宗敬的老乡，对于企业有着很强的认同。他们将厂子里面的机器拆下，甚至组织护厂队，阻止日本人来接收。同时，荣宗敬将汇丰低价拍卖申新七厂给日本人的消息对外公布，诉诸民意。结果舆论纷纷声援，要求市民抵制汇丰。当时的全国国产厂商联合会还因此发出呼吁，要求全国国货企业不要再与外国银行发生金融往来，以抗议汇丰银行无视中国法律和国货厂商利益的行为。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汇丰被迫取消拍卖，并允许荣宗敬将贷款转期。在强大的民众压力下，申新七厂终于得以保全。

　　抵制日伪“合作”，安心迎接解放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受战争的打击，荣氏家族遭遇重创，不仅很多企业陷入敌手，机器设备和资产被劫夺，就是在上海租界和香港暂时保全的企业也时时被日本人觊觎。在1942年前后，日商提出租借或强行收购荣氏家族旗下的相关企业，结果被荣德生严词拒绝，面对上门的日商丰田，他愤怒地说，“我是中国人，我绝不把中国人的产业卖给外国人”。当时的大汉奸褚民谊为了此事特地设宴招待荣德生。荣德生表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竟不赴宴。结果荣氏在无锡的企业尽被破坏，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的企业也被日军军管。

　　抗战胜利后，荣德生一度雄心勃勃，但很快就遭遇绑架，加上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使得他心灰意冷。当解放战争即将胜利，很多人劝说他避居海外时，他笑着说：“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不仅不走，而且告诫其子弟也不要走，因为他坚信，不管是哪个政府，实业救国是必不可少的。正如他暮年自谓，“余虽年老，雄心未死，惜时局未平，不能大举创业。他日世平若健，此志不忘。”

古时候的“八百里加急”究竟有多快？ [转帖]

　　古时候的文件传输靠的是驿站，一般每隔20里有一个驿站，一旦需要传递的公文上注明“马上飞递”字样，按规定要求每天300里，如遇紧急情况，可每天400里、600里，最快达800里。传递紧急文件时，每个驿站都用快马，这样，虽然不是千里马，但每匹马都死命跑，也可以一日千里，“六百里加急，八百里加急”用来表示情况紧急程度。

　　在文学作品中，对此有精彩描写:“八百里加急！八百里加急！”一卷黄尘滚滚，骏马飞驰而至，但见人影一晃，跳将下马。大喝:“八百里加急！御赐金牌，阻者死，逆者亡！”随即便见烟尘滚滚，骑者已然离去！此时，古道凝云，晴空赫然！

　　诗人岑参在《初过陇山途中呈字文判官》一诗中写到“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幕及陇山头”。在这里他把驿骑比做流星。按唐政府官方规定，快马要求一天行180里左右，再快些则要求日行300里。最快的要求则为日驰500里。天宝十四年十一月九日，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乱。当时唐玄宗正在华清宫，两地相隔三千里，6日之内唐玄宗就知道了这一消息，传递速度就达到每天500里。

　　据载，南北朝的北周宣帝，在洛阳招摇过市，亲自乘御驿马，日行300里。看来，唐朝的最紧急通讯要求日行500里，那无疑用的马是御马级别，难怪如此神速。唐代的—尺合现在0.303米，一里合454.2米，就是用现在的眼光看来，八百里加急快得不能再快，也要两天时间。

　　据《大唐六典》记载，最盛时全国有1639个驿站，专门从事驿务的人员共二万多人，其中驿兵一万七千人。邮驿分为陆驿、水驿、水路兼并三种，各驿站设有驿舍，配有驿马、驿驴、驿船和驿田。

　　在各种驿里服役的人，一般叫做“驿丁”、“驿夫”，或称“驿卒”、“驿隶”。从名称来看，他们的身份比较低下。陆路上的驿丁，也同样受到煎熬。他们在烈日之下，在寒风凛冽的冬天，在倾盆大雨之中，都毫无例外地要身背文书袋，匆匆奔驰在驿路上。敦煌有一幅晚唐时期题为《宋国夫人出行图》的壁画，就描绘了当时驿使身背布袋的形象。他们日常的任务很繁重，除途中奔跑着传递文书外，还要兼管扫洒驿庭等事。

　　在唐朝法律中把邮递过程中的种种失误的处罚，都规定得很细。稍有差错，便要受到严厉的处置。唐朝规定，驿长应负有若干责任，首先必须每年呈报驿马死损肥瘠，呈报经费支出情况。若有驿马死损，驿长负责赔偿；若私自减去驿站人员和马匹，则“杖一百”。对驿丁的处罚更严。唐朝规定，驿丁抵驿，必须换马更行，若不换马则杖八十。
　　唐律还规定，凡在驿途中耽误行期，应遣而不遣者，杖一百；文书晚到一天杖八十，两天加倍，以此类推，最重的处徒罪二年。

　　有人问:“执行八百里加急这样的重要任务，被敌人或强盗半道劫去了怎么办？”唐律规定假如耽误的是紧急军事文书，则罪加三等。因书信延误而遭致战事失败则判处绞刑。《唐国史补》曾记载一个负责签发公文的员外郎的官，他处理一从河北发配到岭南的囚犯的文书，本应向河北、岭南两处发文，因夜间疏忽，只发了岭南一地，河北未发。事发之后，这个员外郎遭到了免官的处分。而泄露重大机密者处以绞刑。从这样严厉的法律看，一般强盗不会去动这些重要文件，免得招惹官方的拼命剿杀。 而在交战时，应早料到敌方或会打埋伏拦截情报，至少会多途径多人携带文书以防万一。

英明天子的过错[转帖]

　　文帝一生也有所失，不但有，还不轻。

　　他虽然素有“知人善任”的美名，但却在贾谊的任用问题上留下了著名的瑕疵。

　　贾谊是当时闻名遐迩的大才子，20多岁时便被文帝召为博士，成为朝中最年轻的大臣和最耀眼的政治明星。

　　和所有的才子一样，贾谊虽然才气纵横，但却不谙“韬光养晦”之道，因此饱受官场风霜。

　　文帝在颁布诏令之前，常常会请朝臣们发表意见。贾谊只要在场，便会不等前辈老臣们先说话，自己就畅所欲言地讲起来。他把别人要说的话全都抢先说了，如果再说便成了附和他的观点。这让老臣们感觉很不舒服。

　　文帝非常欣赏贾谊的才华，一年之内便破格提拔他为太中大夫，执掌朝议；不久又想提拔他到“公卿”级别的高官中来。

　　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人必非之。贾谊的风头太劲，遭到了周勃、灌婴、张相如和冯敬等一帮老臣的联合诋毁：“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

　　自古喜欢听取不同意见，刻意避免独断专行的领导人，大凡都有另一个缺点——耳根子软。文帝也不例外。

　　在如此强大的反对力量面前，文帝一半是在犹豫，一半是在妥协。他开始逐渐疏远贾谊，不再采纳他的建议或主张，进而把他贬为长沙王太傅。

　　其实周勃和灌婴二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爱在主子面前争风吃醋，见不得别人春风得意。当年高祖刘邦打天下时重用陈平，他们便心怀忌妒，一起以恶毒谗言诋毁人家。幸好有魏无知出来解围，才使陈平免受不白之冤。

　　贾谊被贬之后的第2年，即公元前175年，文帝废除盗铸钱令，允许民间私铸钱币。远在长沙的贾谊闻讯后，上书痛陈“听民仿铸钱币”之害。

　　但文帝听不进去。

　　这项弊政的严重后果很快便显现出来，吴王和邓通均因铸币而富可敌国，以至“吴、邓钱布天下”。尤其是吴王，他通过开山铸钱，迅速完成了巨额的财富积累，腰包鼓了，底气便足了，想法也就多了起来，这才有了后来的“七国之乱”。

　　又过了2年多，文帝思念贾谊，便召他回京。但结果却是“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李商隐诗）

　　文帝对贾谊的鬼神之辞倒是很满意，于是便拜他为梁怀王太傅。

　　后来，梁王刘揖不慎坠马而亡。贾谊自以为失职，悲伤而死。

　　文帝一生节俭，堪称历代帝王之典范。

　　慎夫人是后宫中最受宠爱的女人，但文帝却要求她为天下人做个俭朴的好榜样，衣裳不得曳地，帷帐不得纹绣。

　　他曾经想修一个露台。事前召来工匠做了一个粗略的预算，发现大概要花费100斤金，相当于当时10户普通人家的家产。他嫌太费钱，便作罢。

　　古代的帝王大多相信**后还会在阴间开始另一种生活，因此十分讲究厚葬，恨不得把整个世界的财富都搬到坟墓中去，好让自己在另一个世界的生活质量不会受到影响。

　　其时朝野上下均盛行厚葬之风，但文帝临终前却专门下遗诏，要求薄葬省繁，以罕见的从容态度坦然面对生命的消亡：“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莫可甚哀！”“当今之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产，重服以伤生，吾其不取。”

　　他禁止在自己陵墓中以金银铜锡等贵重金属为饰，全部以瓦器代之，还在遗诏中明确规定，自己死后，“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无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无发民哭临宫殿中”，并特别强调，把这些要求“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文帝即位23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

　　但是有谁能够想象得到，这样一位节俭到近乎苛刻的皇帝，也会有“挥霍无度”之失？

　　文帝的“挥霍”，不是为自己，也不是为倾国倾城的后宫佳丽，而是为自己喜欢的一个男人。

　　这个男人便是未央宫西南苍池中的船工邓通。

　　文帝对邓通的恩宠和赏赐，匪夷所思地达到了不计成本不顾影响的荒唐程度，也为他光辉的帝王生涯留下了一个硕大无朋的污点。

　　据说文帝曾经在梦中成仙升天而不能，幸有一位“黄头郎”相助才得以成功。醒来之后，他还清晰记得这位梦中少年把上衣扭成带状束在腰间。起床后去苍池中央的渐台散步，正好发现池中一位年少俊美的船工与梦中少年的穿着和长相惊人一致。

　　文帝大悦，从此对他恩宠有加，赏赐竟达10多亿，官至上大夫。

　　自从结识邓通之后，这位向来严谨勤政的皇帝便经常私下出宫，去邓府“游戏”。

　　他还专门请人给邓通相面，但相面先生却说这位新贵的结局是被饿死。

　　文帝感觉不可思议，他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自己竟然罩不住一个小小的邓通。于是他索性钦赐邓通在蜀郡严道（今四川省荥经县）的铜山铸钱，能够自己铸钱的人，无论如何也是不会穷的。

　　邓通钱流通于天下，其富可知。

　　好在邓通虽然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却没有参与政治的兴趣。他为人非常谨慎，从不与权贵重臣们交往。即便是文帝赐予的休假，他也足不出户，“独自谨身以媚上而已”。他深知自己的富贵源自天子的恩宠，因此也全心全意地伺候着文帝。

　　文帝长了个恶性脓疮，他便常常用嘴把疮里的脓汁给吮吸出来。

　　某日，文帝心情郁闷(原因不详)，便严肃地问邓通：天下谁最爱我？

　　邓通说：应该是太子最爱陛下。

　　过不多久，太子刘启（即后来的景帝）前来探视病情，文帝便要他为自己吮疮。刘启虽然照办，但表情却很痛苦——估计没有一个正常人不会觉得恶心。

　　事后，刘启才知道是父皇在试他的忠心，拿他跟邓通比，于是便对邓通心怀怨恨。

　　文帝死后，景帝刘启便处置了邓通，还真就让他身无分文、寄人篱下，最后竟然被活活饿死。

　　纵观文帝一生的品行和作为，对邓通的宠爱实属反常。虽然史书中并无他们之间是否存在“性关系”的明确记载，甚至连“与上同卧起”这样的措辞都没有，顶多也只是司马迁和班固所做的暗示性暧昧评语。

　　但似乎也只有“同性恋”才能解释文帝的反常行为：

　　其一，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像文帝这样理智和富于自我克制的帝王，大概也只有被强烈的“性”与“情”(因性生情)俘虏，才会对一位无功、无才、无名节的普通人予以如此豪奢的赏赐。

　　由此可见，文帝本人对“美男”的兴趣远甚于“美女”。深蒙圣宠的慎夫人却都“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说明他还能把对美女的宠幸控制在理性的范围内。

　　更重要的是，作为一国之君，无论他对女色的需要有多高，都会有非常通畅的制度化渠道来保证。因此，再美的女人应该都不是“稀缺资源”，只要他喜欢，就可以得到。但男色则不同，理论上只能是可遇而不可求。一旦幸逢所爱，必定倍加珍惜。

　　其二，正史记载文帝经常私下去邓通家“游戏”。

　　游戏什么？史书虽然没有明说，但肯定不是简单的“串门”，况且他与邓通并不在同一个思想水平上，大概也不可能有太多纯粹思想上的“共同语言”。退一万步说，即便邓通有如贾谊这样的惊世大才，恐怕文帝也犯不上亲自造访，完全可以召他进宫来。

　　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文帝在孤独的政治权力斗争中，把邓通当作自己最信赖的知己，借“游戏”之名去他家密谋大事或倾听高见。但邓通显然不是这块料。

　　文帝时常私下光顾邓府的唯一解释只能是：避人耳目偷行苟且之欢。在当时，“同性恋”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其三，仅从邓通吮疮这个情节来看，便可知二人之间的关系非同寻常，绝非普通的君臣关系可比。

　　其四，司马迁在叙述邓通之传前，开篇用了几句耐人寻味的话：“非独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昔以(男)色幸者多矣。”班固再次确认了司马迁的观点，在《汉书·佞幸传》的总评中如此评价，“柔曼之倾意，非独妇德，盖亦有男色焉。”两位史家都提到了一个“色”字。

　　如此看来，文帝把自己与邓通相识说成是“梦中黄头郎”，则更像是为掩人耳目而刻意编出来的一个托辞。
 

儿子大义灭亲 揭开华尔街史上最大欺诈案 [转帖]

　　美国华尔街传奇人物、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公司前董事会主席伯纳德·麦道夫因涉嫌证券欺诈遭警方逮捕，检察人员指控给投资者损失约500亿美元。告发这位华尔街史上“最大诈骗嫌疑犯”的人，正是麦道夫的两个儿子。

　　向两个儿子坦白

　　自己“一无所有”

　　对投资机构与华尔街上流人士来说，麦道夫的投资一直很有吸引力，其客户平均每月曾有过近2％的盈利纪录。

　　但面对金融危机的蔓延，麦道夫再也无法再撑下去，于12月10日向儿子坦白称，其实自己“一无所有”，一切“只是一个巨大的谎言”。

　　事件缘起于本月初，麦道夫向其中一名儿子透露，客户要求赎回70亿美元投资，令他出现资金周转问题；12月9日，麦道夫突然表示提早发放红利。对此，麦道夫的儿子感到可疑，第二天在公司便向父亲询问，当时麦道夫拒绝解释，指示两人到其寓所再谈。

　　同日，麦道夫于寓所向儿子承认，自己炮制的是一个巨型金字塔层压式“庞氏骗局”，前后共诈骗客户500亿美元。

　　悉心设计惊人骗局

　　善于营造神秘氛围

　　现年70岁的麦道夫浸淫资本管理多年。他1960年成立伯纳德·L·麦道夫投资证券公司。麦道夫非常善于为自己营造神秘的氛围。多年来，麦氏通过这家公司下属的秘密资本管理分支机构，利用广泛人脉，骗取投资。

　　在众人眼中高尚、敬业的麦道夫，悉心设计了一个惊人的骗局。起诉书显示，麦道夫公司的资产管理部门和交易部门分别在不同楼层办公，麦道夫对公司财务状况一直秘而不宣，而投资顾问业务的所有账目、文件都被麦道夫“锁在保险箱里”。

　　想成为麦道夫的客户，有点类似于加入一个门槛很高的俱乐部，光有钱没人介绍是不能进的，在很多人看来，把钱投给麦道夫已经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就算加入后也没有人知道他的投资策略到底是什么，麦道夫从不解释，而如果你问得太多，他会把你踢出局。

　　据悉，麦道夫的客户包括富豪、对冲基金、大型机构投资者甚至欧洲的一些银行。在很多投资老手们看来，向麦道夫的公司投资，他们担心的不是损失金钱，而是损失赚钱的机会。

　　儿子当晚告发老爸

　　史上最大欺诈暴露

　　麦道夫的儿子们10日当晚便告发了老爸，一场可能是美国历史上金额最大的欺诈案，这才暴露在世人眼前。

　　麦道夫投资的有关生意，一直由麦道夫独断控制，即使是两名分别担任董事总经理及法规部门主管的儿子都不容插手。据美国证交会估计，麦道夫今年初管理的资产达170亿美元。

　　检察官的资料说，12月10日，70岁的麦道夫向公司的两名雇员坦白说，投资顾问业务是金字塔式骗局。消息称，该两名高级职员正是麦道夫的儿子。报道称，麦道夫的两个儿子将该重大事件转告了律师，律师10日晚就通知了联邦当局。调查人员11日抵达麦道夫寓所时，麦道夫已知FBI调查人员来意，承认“以不存在的钱支付给投资者”，指自己已破产，已有坐牢准备。

　　麦道夫的投资证券中介公司，曾为350只纳斯达克股份提供服务，包括苹果、eBay和戴尔计算机等。

　　影响面广而深

　　再揭信用危机

　　据新华社电 麦道夫欺诈案将是历来金额最高的诈骗案，比起2002年Worldcom申请破产时的诈骗案还高4倍。美国证交会前主管表示，即使只是500亿美元的一半，肯定也是历来最大宗的“庞氏骗局”。

　　投资者感到震惊

　　面对麦道夫涉嫌欺诈，许多投资者都感到十分震惊。一位麦道夫公司的投资者说，这会要了很多人的命，实在太可怕了。

　　此前，麦道夫的个人信誉一直很好。一直以来，投资者都将麦道夫视为传奇，甚至开玩笑地说，如果麦道夫是骗子，他将把全世界一半人拖下水。不幸的是，这一玩笑竟然成真。

　　投资老手“翻船”

　　麦氏欺诈手法并不新鲜——用高额回报引诱投资者，同时用后来投资者资金偿付前期投资者。然而，上当受骗者中却不乏美国投资老手和金融巨头。

　　《华尔街日报》报道，纽约“大都会”棒球队所有人弗雷德·威尔彭在麦道夫公司投资数以千万计美元，其中既有私人资金也有球队资金。威尔彭拥有的斯特林证券公司发表声明说：“近来发生的事件令我们震惊。我们将和其他投资者一样，继续关注事态发展。”

　　“阴沟翻船”的还有知名金融机构费尔菲尔德·格林尼治集团、特里蒙特资本管理公司和马克萨姆资本管理公司。

　　损失祸及多国

　　除美国本土，麦氏欺诈案还波及英国、法国、瑞士、西班牙、日本等国。

　　《华尔街日报》报道，英国布拉姆丁公司将总资产的9％以上投给麦道夫基金。总部在瑞士日内瓦的贝内迪克特·亨奇银行因麦氏基金亏损4750万美元。西班牙金融业巨头桑坦德银行因麦道夫欺诈案损失惨重，西班牙投资者亏损可能达到30亿美元。

　　日内瓦《时报》称，瑞士金融业可能因麦案亏损50亿美元。其中，主要经营对冲基金的联合私人金融公司可能亏10亿美元。联合私人公司拒评《时报》的报道，称日内瓦的资本管理公司中90％在麦氏基金有投资。

　　庞氏骗局

　　“庞氏骗局”是一种最古老和最常见的投资诈骗，这种骗术是一个名叫查尔斯·庞齐的投机商人“发明”的而得名的。

　　庞齐是生活在19至20世纪的意大利裔投机商，1903年移民到美国，1919年他欺骗投资者向一个事实上子虚乌有的企业投资，许诺投资者将在3个月内得到40％的利润回报，然后，庞齐把新投资者的钱作为快速盈利付给最初投资的人，以诱使更多的人上当，后人称把这种诈骗方式称为“庞氏骗局”。

　　1960年，麦道夫从法学院毕业后拿着自己在海滩上做救生员赚来的5000美元创立了麦道夫投资证券公司，并因此闻名华尔街。公司主要以担任股票买卖的中间人而闻名，这正是后来骗局的最大“资本与外壳”。
　　
 

左权潜心研究抗日战争理论 [转帖]

　　作者：郭胜伟 出版社：中 共 党 史出版社

　　“与敌人作武装斗争，必须研究敌人的军事政策，

　　从中产生自己的作战对策和战略战术。”

　　根据抗日战争实践的不断发展和继续作战的需要，为更好地研究和总结八路军在作战、建设等方面存在的缺点和不足，也是为了配合全军的军事教育，左权以百团大战为契机，先后撰写了《论战争指导、军队组织和战术问题》、《论我军的后勤建设》、《论晋察冀边区反“扫荡”战的伟大胜利》、《战术问题》、《各种情况下之后勤工作》、《敌寇在华北之现行军事政策》等论著。左权军事论著一个显著的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紧密结合当时军内外的思想实际，有的放矢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例如，结合八路军在百团大战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左权主要对三个问题作了进一步深入的探讨和研究：一是关于战略战役的作战指导问题；二是关于对日作战的战术问题；三是关于抗日作战的后勤保障问题。

　　在展开具体研究上，左权从考察、分析、探讨敌我双方具体的军事斗争入手，力图从实践和经验中把战争规律概括成明确的要点，建立一种益于实践操作的、与战场作战实际相结合的作战理论，把深奥的作战理论变成八路军各级指挥员在实践中能够适用的能力，变成部队作战行动的指南。

　　在研究作战指导问题中，通过对百团大战具体实战的反复研究，左权认为，现阶段坚持华北抗战的基本任务，就是巩固华北抗日根据地。要完成这一任务，必须以军事斗争为主，同时配合其他各种形式的斗争。因为没有军事上的胜利，一切均无从谈起；同样，没有其他斗争的配合，军事斗争也难于推进，其获得的成就也难以巩固。为此就需要有正确的作战指导与组织原则。

　　在作战指导上，涉及敌我两个方面各自条件的对比和权衡，正可谓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左权认为：与敌人作武装斗争，必须了解敌人，必须研究敌人的军事政策，从中产生自己的作战对策和战略战术，这是十分重要的。为了全面阐述日寇目前在华北所采取的军事政策，加强对敌斗争的指导，左权于1941年3月31日应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之邀，亲自去做了一次《敌寇在华北之现行军事政策》的报告。左权认为，敌人目前在华北军事政策的中心，是要改变华北现在的形势，变点线的占领为面的占领，以达到巩固地占领华北之目的。为此，日寇在华北采取了四条军事方针：一是以军事为主，辅以其他斗争形式相配合；二是强调以中国****和八路军为主要作战对象；三是坚持长期作战的思想和军事准备；四是在战略上一贯采取攻势行动以及与之相辅助的其他行动。从以上这四条方针出发，左权又逐一分析了敌人的据点政策、交通政策、伪军政策、“扫荡”作战、交通线与据点守备、特务工作等军事政策的产生、发展和特点，并指出，在具体实战中，对于敌人的各个具体政策的认识不应该是孤立的，而是密切关联、相互依存的。他还强调指出，我们认识敌人在华北现行各种政策的目的，在于要采取更为有效的对策和更有针对性的方法去应对，以更大的努力去彻底战胜敌人。

　　为了增强理论研究的指导性和操作性，左权不仅注意研究日寇的军事政策，尤其注意研究日军在华北战场所采取的具体战术。他曾多次指示各部队，要多向其提供关于日军“扫荡”战术和行动规律的材料。凡是缴获的日军文件、刊物及通过其他途径得来的日军材料，他都细心研究。左权认为，目前日军采用的仍是一般战术的游击战术而已，因无群众基础，不免流于空洞，作用不大。其采用的战术总的来说包括：突然袭击，这是日寇对付八路军“新战术”的基本内容；迂回包围与中央突破并用，但惯用的仍是迂回包围；积极创造条件打埋伏，力求不断消耗八路军有生力量；多以组织夜间袭击或夜间攻击行动，拂晓急袭；对八路军坚守的阵地或村落实施优势兵力包围后的强攻；畅通的通信联络和周密的侦察警戒等。

　　根据日军所强调采取的各种作战行动，左权指出，要对八路军实施正确的作战指导，除了要了解敌人外，还必须注意解决好己方存在的问题：在战略指导上，既要反对只一味向敌进攻，不作反“扫荡”作战准备或进行反“扫荡”作战的冒险主义，又要反对只停留在根据地里等着敌人来“扫荡”，而放弃有利条件，不向敌人作各种主动进攻，或一味退缩让敌人“蚕食”的保守主义倾向；要有团结一切有利于抗日力量的意志与全局观念，注意反围攻与围攻作战的统一与协同，从整体上避免孤军作战；掌握正确的内线的外线作战及主动的对敌作战的指导精神，达成作战的突然性和速决性；注重发挥一切抗日力量以及地方军、民兵的作用，不断提高其政治觉悟、军事技能和纪律素养，使之日益向正规军发展，形成全民抗战的人民战争的崭新局面，反对限制、削弱群众武装的错误做法；无论是进攻性的或防御性的战役与战斗，各个区域（分区）都要有独立作战、独立坚持的能力；一切军事行动，都必须与民众的抗日斗争有密切联系，既要有群众的广泛参与，又不浪费民力，既要有集中的指挥与组织，又不要违背群众意愿与民主精神，既要领导群众进行英勇斗争取得胜利，又要不给群众过多的损失与牺牲；各级军事指挥员和地方党政领导，都要时刻树立军事行动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各种斗争形式积极、主动、密切结合的观念，以我全面斗争对日军的“总体战”、“全面战”，反对单纯的军事主义；注意积蓄力量，不能只顾打仗而不进行积蓄力量的工作，也不能借口积蓄力量而不打仗或少打仗，在使用力量上要善于保存有生力量和战争潜力等。

　　在对日作战的具体战术问题上，左权认为，要想取得作战的彻底胜利，除了正确的作战指导外，还必须有正确的战略战术。通过在实际指挥百团大战和总结作战经验教训的体会中，使左权更加有意识关注和深入研究此类问题。为此，左权还专门撰写了长达7000多字的《战术问题》一文，全面阐述了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的战略战术的原则和战术的基本精神。这是一篇关于战术理论的重要文献，1941年2月15日，《前线》将其全文刊出，以便在全军进行学习与教育。

　　结合百团大战后期作战和日军加强了对我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强度等实际情况，左权明确地指出，现在，八路军首要的任务就是在大小战斗中不断地争取战斗的胜利，歼灭一切可能歼灭之敌，因为只有军事上的胜利才是巩固根据地最基本的因素。因此，进一步提高八路军的战术就成了当务之急。左权认为，目前八路军在战术上存在着许多缺点和不足，有些问题还很严重。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这些方面：一是部分部队在一些具体战斗中缺乏消灭敌人的信心与决心，战斗的顽强性、积极性、主动性不够。如我们个别部队，在敌人进攻面前一味向后退缩，不敢接近敌人，不敢到边区或敌占区活动；有的部队在严令破路或打击敌人的时候，敷衍了事，虚放一枪，回头便跑。甚至有个别部队，离敌人五里路的距离，打了几颗手榴弹，就算完成了战斗任务，不顾敌人的行动就无功返回了。又有个别新部队，见到敌人的装甲部队便惊恐起来。更有些看到穿黄军服戴钢盔的部队，就撒腿跑了。左权指出，这些严重现象，不光是一个简单的战术问题，更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不克服这些右倾现象，不铲除这些恶劣的畏战、避战、逃战现象，要取得战斗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更是不可能的。二是有些部队对于我们战术的基本精神，不甚了解，把握得很差，对当面的敌情、对一些战斗没有任何准备，甚至一切情况都不加侦察、不加了解、不加考虑、不加研究，抱有侥幸，随便乱撞，盲目行动，以致遭受某些不必要的损失，这是对部队的不负责任，对八路军的战略任务不负责任，也是对抗日战争胜利的不负责任。三是技术知识和掌握技术能力薄弱，不善于发挥手中武器的技术战术性能和各兵种的作用与组织各兵种进行协同作战。战斗中消耗弹药多，损坏武器严重，对敌人的技术兵器还有畏惧心理。四是缺乏组织与指挥民众参战的艺术，某些部队总是忽视游击队、自卫队的作用，不注意去加强它，更不注意研究与其配合协同作战的方法，总想将其收编到自己的部队中来，以致使野战部队本身形成“裸体跳舞”。五是战术上的游击主义习气严重。不顾全局，缺乏配合，各自乱动，参差不齐，不遵守时间，不执行规定。六是警觉性不高，政治上、军事上麻木，存在轻敌观念，不注意侦察敌情，不注意保卫自己的部队。

　　上述这些问题虽然只是个别现象，并不普遍，但却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八路军的战斗能力，使其丧失了许多可能取得之胜利和增加了许多本可避免之伤亡。左权指出，所以存在这些问题，主要是由于部队忽视了对军事理论的学习和战术问题的研究以及军事技术的训练，军事的学习落后于政治的学习，军事水平落后于政治水平，军事的进步落后于政治的进步。左权认为，政治学习固然重要，但军事理论也必须提高起来，特别是军事指挥干部，要好好去组织军事技术训练，去研究战术运用，去研究我军长期战争的经验教训，去研究抗日战争的基本经验，努力发扬我们战术上的特长，纠正缺点。

　　除此之外，左权还强调，我们不能、也不应把我们的军事理论、战术知识仅仅限于过去及现在亲自参加的战争范围内，这还不能提高我军的军事水平。我们要学习马列主义，学习马列主义关于战争的学说，研究古今中外战争历史和军事理论，以丰富的军事、政治知识，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把我军的战术及一般军事理论推向前进，使我们的指挥员们，不仅能够打游击，也能指挥正规作战。还要准备指挥在新的军事技术下的作战，这就是我们军事学习的任务。

　　左权认为，战术问题是依据具体环境来决定的。“我们战术理论的建设，必须依据我们所处的环境，敌我的具体条件，我军历史传统，我军的军事任务的性质与本质出发规定出来，而不能是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的东西。”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及八路军的本质、任务等诸多因素决定了坚持敌后抗战的战略方针，决定了战术的最基本组成部分是游击战，而不能是日本式或德国式的战术，也不能是前苏联式的战术。同样，八路军也不能采用中国一般正规军的所谓正规战术。这是因为八路军与其他军队在本质上存在着根本差别，又完全处在敌后作战的环境，而且中国也没有适合中国国情的独立战术。另外，八路军也不能采用纯粹的游击战术。因为八路军已经有了大规模的正规军，我们的军事任务也不仅是打游击，还要进行运动战，因此游击战已经不能成为八路军战术的全部内容了。对此，左权明确指出，根据马列主义的理论创立一条正确的马列主义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战术，是件非常重大的事情。那么八路军应采用何种战术呢？左权结合八路军自身情况，提出了游击运动战的战术。

　　对于游击运动战，左权是这样认识的：它既不是纯粹的游击战术，也不是纯粹的正规战术，而是一种由游击战术脱胎和发展而成的特殊的新兴战术；是一种最灵活、最积极、最巧妙、最富机动内容、最能适合敌后开展大规模民众性游击战与运动战的战术；是以广大的工农阶级为基础，是****领导下的军队，从长期艰苦斗争中独创的战术。这种战术的基本精神，就是以最积极、最灵活、最神速、最坚决与最秘密的动作向敌人进攻，也就是“速决的进攻”。这种战术的基本战斗方式，是突然的袭击。对运动的敌人，主要采取伏击；对驻扎的敌人，主要采用袭击。这种战斗方式与战术的基本精神，不仅是游击队应该采用，不仅是正规军进行游击战任务时应该采用，就是我们的正规军在有利条件下进行正规的运动战时，也应该采用。这种游击运动战，便是中国式之正规战。当然，使用这种新战术，并不是说要把正规军游击队化，在大规模的正规军进行运动战中，可以不遵守集中的统一指挥、协同动作、密切联络、后方设置或各自为战，而是说“应尽量采用那种突然袭击的战斗方式与那优良的战术的基本精神”。

　　对游击运动战战法，左权认为，游击运动战所强调的“速决的进攻”乃是八路军“战术艺术之所在”。因为只有速决才能各个击破敌人，才能连续作战，才能使敌人优点不能发扬；只有进攻才能消灭敌人，才能创造与抓住敌之弱点，才能避免自己的弱点，发扬自己的优点。也就是说，只有速决地进攻，才能进行大规模的趋利避害的机动，取得作战的胜利。

　　同时，左权还明确指出，“速决的进攻”的战术内容，主要包含着主动性、突然性与顽强性，离开了这些，速决的进攻战是不会有成功的。所谓主动，不仅任凭我自由选择时间、地点与敌人进行作战，还要使敌人不能向我作积极的活动。主动行动是要有意识地去求得，从正确的情况估计与正确的处理情况中去求得，不是现成的东西，必须虚心研究与寻求。突然性是指部队行动要有计划、有准备及行动中的迅速与秘密。突然性愈大，战斗胜利就愈有保证。顽强性是指战员英勇杀敌，毫不犹豫，坚决与敌人白刃肉搏。

　　对于如何才能实现“速决的进攻”，左权认为，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如建立消灭敌人的信心与决心；加强政治工作，提高全体指战员的政治觉悟；以积极进攻精神与顽强毅力，主动向运动的或立足未稳的敌人作战，不进行单纯的防御；爱护与保护指战员的身体，使其善于使用武器，善于运用战术；严肃战斗纪律，坚决执行命令，反对游击主义的习惯和敷衍塞责的行为，发扬战斗中的自觉性、灵活性；密切与民众抗日斗争的联系，使之与军队的军事行动结合起来；战前要有充分的准备，对敌情、地形、居民和自己都必须清楚地了解，正确地判断，然后下达决心；根据决心，做出适当的兵力部署；应善于发现、创造和抓住敌之弱点，以己之长攻敌之短，反对平均地分配兵力与逐渐地使用兵力；在一切向敌进攻的行动中，应有切实的战斗队形和与各分队间战斗动作、火力与运动配合之规定，并利用一切可能利用之地形，力求以小的牺牲，取得大的胜利；保持部队神速与秘密，提高与发扬战斗发起之突然性，运动、火力与白刃战斗应有正确的配合，一般的应避免接敌运动中的火力准备，力求缩短火力战斗过程，最好是战斗一发起就向敌人投入顽强的白刃扑搏；在冲锋发起后，要勇往直前，对于可歼灭之敌，必须一举歼灭之，不给敌以喘息之机；加强侦察警戒，提高警觉性，保持经常的充分的战斗准备等等。

　　左权指出，以上这些便是八路军过去使用过的和今后仍应发扬的战术。但是，他又强调，我们决不能以此为满足，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八路军必须逐渐改善自己的装备，提高自己的技术，从而也就要求我们的战术逐渐地完善起来。那种战术不仅是步兵的游击式的，而且是更正规的、诸兵种联合的、更富科学内容及富有组织性的战术。简单地说，就是更要正规化起来。左权深知，仅仅依靠游击战争，是战胜不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但他不幻想，不天天去空喊机械化，而是一步一个脚印扎实地工作着。同时，他对八路军的未来又有着美好的憧憬，他坚信，中国总有一天会有机械化和近代的军事技术。到了那一天，战争的面目将为之一新，战略战术、军队的组织训练和各种工作，将会有一个大的变化。遗憾的是，左权未能等到这一天的到来。

　　对于左权在研究战略战术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中共中央在《左权烈士略传》中曾给予高度评价：左权同志为我国有数之军事家，他在战略战术方面的成就，实融会1925－1927年大革命时代、内战时代及前苏联红军最进步的战术，为中国著名的游击战术创始人之一。

　　关于八路军的后勤建设问题，左权认为，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强有力的后勤保障也是部队作战胜利的必要条件。所以，左权历来非常重视军队的后勤建设。在百团大战中，一些部队的给养保障工作暴露出不少问题，因此，左权此时对八路军的后勤建设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1940年12月26日，八路军总部和第一二九师首次召开后勤工作会议；1941年3月19日，八路军又召开了后勤政治工作会议。左权亲自参加了这两次会议，并在会上分别作了题为《论我军的后勤建设》和《各种情况下之后勤工作》的长篇报告，详尽地阐述了后勤工作的重要性、八路军后勤工作建设的特点、后勤工作的具体任务、后勤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关系及各种情况下八路军各后勤部门的任务、工作及完成方法等问题。这是两篇关于八路军后勤工作建设的重要文献，对推动八路军的后勤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左权对于后勤工作的重要性，有着十分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后勤部门是军队的一个组成部分，“军队组织越复杂，技术越发达，后勤工作的地位也越重要”。八路军处在敌后作战，有时需要进行所谓“无后方的作战”，这是指没有全国性政权的大后方，而不是说没有根据地的小后方，更不是说不需要后勤工作。恰恰相反，这种无大后方作战的情况，反映出八路军在建设中，必须更加充分认识后勤建设的重要性和目前后勤工作所面临的困难与复杂性。因此，左权强调指出：“没有健全的后勤工作，就没有正规军，没有健全的后方工作，就不会有前方的胜利。”由此可见，后勤工作不是与战略战术毫无关系的，不是没有地位的，不是没有政治意义的。

　　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好多人都不重视八路军的后勤工作。如对后勤工作的重要性了解不够，以为后勤工作与战争无关，是简单、无足轻重的事务工作；不尊重后勤工作人员，不注意后勤人员的选拔与教育，以为后勤工作人员不需要什么工作能力与政治认识，把无处安插的人送到后勤部门去；后勤工作部门中某些干部不安心工作，认为后勤工作麻烦且枯燥无味，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导致困难多，费力不讨好，总想脱离后勤工作岗位等。由此也就导致了八路军后勤工作中所存在的许多问题，正如左权指出的：后勤部门中游击主义习气严重，制度不完善，纪律不严，违犯制度及纪律的现象时有发生，贪污腐化、官僚主义等不良现象也存在着；对人力财力的爱护不够，对工作的责任心不够，怕麻烦，怕困难；缺乏创造性，墨守成规，甚至还出现了严重的反进步反科学的现象。左权严肃地指出，所有这些都是错误的，严重阻碍了后勤工作的发展，必须努力纠正。

　　对于后勤工作存在的各方面问题，左权认为，八路军的后勤建设有其自身特点，必须与八路军“积蓄武力与使用武力并进”及其“工农阶级的军队性质相符合”，即后勤建设要随军队建设的发展而发展，要以“人”为本。这是其一；其二，八路军后勤建设必须依赖自力更生，它不是简单的消费，而是艰巨的生产工作；其三，后勤建设不仅在建军上有重要地位，对根据地的建设与巩固同样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四，后勤建设应适合敌后抗战的环境，根据不同环境采取不同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其五，后勤工作必须适合八路军的战略战术的要求。另外，左权还指出，有政治工作的保证，也是八路军后勤建设的特点之一。因此，左权认为，不能简单地将其他军队后勤工作的方法搬到八路军里来，把其他军队后勤工作的条文，照抄到八路军的后勤工作中是不行的。我们必须发挥自身的创造性，创建我们的战略战术相适应的独具特色的后勤工作。

　　对于如何加速建设与八路军游击运动战战法相适应的后勤，左权强调，首先必须确实巩固后勤工作的各种制度。在全军进行广泛深入的遵守与巩固各种制度的教育，使广大指战员深切了解后勤工作各种制度的重要性，克服游击主义习气的种种表现；司令部、党政机关对后勤制度的巩固要给予确实的保证；同时，后勤工作人员要以身作则，严格遵守各种已规定的制度。其次，要有正确的工作方式与方法。左权强调指出，后勤工作是最具体、最实际的工作，更需要特别仔细的工作作风，虽然是极微小的事情，也必须非常慎重处理。一切粗枝大叶、马马虎虎、漫无头绪、手续不清、官僚主义等工作方法都是有害的。因此，后勤工作要有严格的计划性、组织性、经常性，实际具体。另外，从事后勤工作的人员要有高度的政治觉悟，适当的文化水平，一定的工作能力，不断进步的上进心，不能是庸俗的事务主义者。最后，要健全后勤部门的组织与工作，改变过去那种“打埋伏”、部队各设后勤的做法，各部队都要按照编制的规定组织起来。要充实后勤干部的数量，加强其培养与锻炼，提高其质量。要严肃纪律，克服一切不安心工作、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不良现象。

　　在明确了后勤工作制度的基础上，左权还阐述了后勤部门与其他人员、部门之间的关系。左权认为，在组织系统上，后勤部门是部队的一个组成部分，隶属于同级部队首长的指挥与监督。后勤部与司令部、政治部是平等关系。后勤各部门与司令部的工作关系应该很密切，司令部应经常了解后勤工作情形，提出意见，并指导其工作；后勤部门也应当经常将自己的工作情况通报司令部。后勤部门的首长，在政治上应受同级政治机关之领导，在工作上则应受同级政治机关政治上的监督与检查。

　　对于后勤工作的总任务，左权指出：“后勤工作总的任务是，保证军队一切物质需要，以物质的保证，巩固军队，提高战斗力，战胜敌人。”左权还具体论述了后勤供给、卫生、兵站、军工等各部门的有关任务及其在各种不同情况下，特别是在作战中，对后勤工作具有指导的责任，并要从作战需求和作战部署上处理好后勤工作中的各种问题。

　　在谈到如何完成后勤部门的各项任务时，左权指出：这要靠各级后勤部门同志任劳任怨、艰苦努力的工作，也要靠后勤政治工作的保证。“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这在后勤部门因其工作任务之繁重与复杂，是更有其重大意义的。没有政治工作的保证，要完成这样重大任务是不可能的。”

　　重视政治工作在部队建设中的作用，可以说是左权指导部队建设的一个显著特点。他遇事善于从政治分析入手，注重军事和政治、经济的联系；处理和解答军事问题时，能够敏锐周详地照顾到政治的一面。他的大量军事著作，不论是讲反“扫荡”，还是讲战略战术，讲教育训练，讲后勤工作，都考虑到了政治的因素，从不就军事谈军事，就后勤谈后勤。

　　左权还特别强调了各部队参谋长对后勤工作应负的责任。他曾多次强调指出，各部队参谋长，是秉承首长意图来指导后勤工作的。不论平时一切后勤组织的建设，或战时使后勤工作很好地适应作战的需要，都应根据首长的意图加以考虑计划，并监督其实施。但从实际作战中的情况看，左权指出，我们有不少参谋长对此漠不关心，打起仗来不知怎样组织后勤工作，在战斗过程中，不知如何把前后方很好地结合起来，不知如何使后勤活动符合于战术要求等。这些缺点都必须迅速纠正。

　　从左权对军事理论和军事工作的全面论述及结合工作实际的研究不难看出，左权的研究成果，是他指导革命战争实践，注重总结我军建设、作战等方面经验教训的结果，更是其长期锲而不舍，紧密联系我军战争实际进行军事理论研究的智慧结晶。可以说，左权是一位在学习上永不止步的功勋卓著的军事家。正如朱德所指出的那样：左权在军事理论、战略战术、军事建设、参谋工作、后勤工作等方面，都有极其丰富与辉煌的建树，朱德称赞他“是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
 

高台考察西路军作战****[转帖]

　　作者：李新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东湖大队的西面，不到十里路便是平原大队，赵世利带着一个工作组在那里搞“四清”。赵是我受范老的委托经过吴老（玉章）向四川省委交涉刚从四川调来的。1963年我到四川讲学，他当时是四川省高教局的教学处长，我的一切活动都由他安排并陪同，因此他对《宣教动态》上那些诬蔑我的不实之词进行了批驳，因此也引起某些人对他的不满，受到排挤。后来他离开了近代史所，调到语言学院当教务长去了。他在平原大队搞“四清”，我们近如咫尺，所以时常来往，关系较为密切。

　　平原大队有不少西路军当年失散下来的人，从他们那里知道不少西路军当时的情况。过去教党史时，就知道西路军是在甘肃高台地区被马家队伍打败的，现在既然来到离高台不远的地方，当然要去考察一番。

　　原来1936年，三路红军即将在陕北会师，党中央考虑到陕北地方小，人口少，而且地瘠民贫，难以养活这么多的部队，决定向外发展。于是首先进行东征。东征军对阎锡山作战虽然取得胜利，而阎却因此引来十万国民党中央军入晋相援。党中央为避免内战扩大，便回师陕北。随后，又决定举行宁夏战役，向西发展，希望通过宁夏，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取得远方（第三国际和苏联）的援助。后来宁夏战役计划没有实现，已经渡河的红军便称为西路军。

　　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分于1936年渡河，完全是为了打宁夏，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正式命令而行的，绝不是像《毛选》第一卷有关注解中所说的那样，是什么张国焘的命令。至于11月改称西路军，不但有中央军委的命令，而且有中共中央的决定。我到高台考察时，对西路军的原委尚不清楚，这些事情是到80年代才搞清楚的。我亲眼看到高台的一个集镇，据甘肃到新疆的河西走廊要冲，当年必是冲杀要地。但在平坦的公路上，除一些土墙外，无险可守。而马家军火力既占优势，又大部分是骑兵，来往冲突，红军虽无比英勇，终究难以抵挡。我根据地形地物和残垣废垒，想像当年红军顽强奋战的情形，既无限敬仰，又不胜感慨。

　　我弄明白了这次战斗是1937年3月的具体日期之后，心中又极为愤懑。《毛选》中，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这样写道：“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可毛主席写这篇文章的时间，是1936年，他怎么能在1936年就预见到1937年西路军的失败呢？很显然，这是毛著编委们帮助整理成这样的。我在60年代初曾认真研究过“西安事变”，看过几乎所有的有关档案。我知道当时党中央考虑的中心问题是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一切问题（包括军事问题）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的。西路军的前进、停止、后退、再前进等等，中央都有指示，而这些指示又都是根据党的中心任务发出的。西路军除很短的时间失掉和中央的电讯联系外，凡能通电报的时候，都是按照中央的要求行事的。怎能把西路军失败的这笔账挂在张国焘的头上呢？尽管张国焘的错误很多，“罪该万死”，也不能如此对待呀，更何况西路军有两万多人呢！无怪乎徐向前、李先念等人和西路军所有的同志都对此始终不服。直到80年代，这一问题的****和是非，才在徐、孛和陈云反复坚持下，大体上搞清楚了。对于党内斗争如此的复杂而残酷无情，我此时才有所领悟。但我不能对他人讲，只和黎澍一个人交换过意见。

　　1938年我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时候，就见到不断有从兰州办事处送回陕北的西路军战士（那是由谢老觉哉和朱绍良交涉的结果），他们谈起西路军作战的艰苦和英勇，都很令我钦佩。后来批判张国焘，我因此把他恨入骨髓。但到了我研究西安事变了解到一些真实情况之后，我的思想开始有所变化。以至这次到高台实地考察，我才发觉对西路军问题应该重新考虑。所以到了80年代，我的研究生陈铁健发表《论西路军》时，我完全支持他的观点，因为那是实事求是的、无可非议的。写“四清”这段往事，写出了到高台考察，看来似乎有些不相及，但我认为是一大收获，因而特地把它写了出来。

当钱变成了秘密[转帖]

　　在一次聚会上，主持人组织我们玩了一个答题游戏。他发给我们每人两个牌子，上面分别写着A和B两个英文字母。在开始之前，他提出要求，让我们如实回答问题，如果不想回答，可以弃权。

　　他举起了第一块题板，上面写道，你的存款有：A，100万元以上；B，100万元以下。我们马上举起了手中的牌子，互相瞅了瞅，全是B。大家都笑了。确实如此，在我们中间还没有百万富翁。

　　第二块题板上写的是，你的存款有：A，80万元以上；B，80万元以下。我们又都马上举起了手中的牌子，互相看了看，仍然全是B。大家又会心地一笑，那神情不言而喻。

　　主持人也露出了微笑，他没有说话，举起第三块题板，你的存款有：A，50万元以上；B，50万元以下。我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举起了牌子，互相看了看，又全是B。我注意到那些没有举牌子的人，他们的脸色稍有点红。看来他们应该举A牌，可是他们没敢举。但游戏规则允许他们弃权。

　　主持人又笑了，这回他说了话：“越来越接近真实了。”他的话让我们很紧张。

　　他举起了第四块题板，你的存款有：A，40万元；B，30万元。我们迟疑着，没有人举牌。有一个人把牌子举到半空中，看别人没举，又放了下来。他低下头，那神态像是做错了事，显得非常不自在。

　　空气凝固了一般。

　　主持人不动声色，又举起了第五块题板，你的存款有：A，20万元；B，10万元。没有人动，不见一个牌子举起。我感觉自己的脸热辣辣的，不敢看别人，盯着手中的两个牌子，不知所措。

　　主持人收起题板，笑着说：“我们玩的这个游戏，正反映了这样一个问题，金钱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很重要，并且成为我们需要保守的秘密。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会把自己有多少钱这个秘密告诉给别人的。是不是？”

　　都说钱是身外之物，可实际上钱却压着我们的心，而且把钱看得越重，心也就越沉重，以至于钱变成了秘密。因此，人们就极为避讳谈论有多少钱这个话题，而“我没钱”，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世界上最为流行并且说起来一点也不脸红的一句谎言。
　　

孙中山在两岸的“境遇” [转帖]

　　20世纪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都重视运用孙中山先生的思想资源为各自的政治目标服务。
国民党没有大牌理论家

　　孙中山先生去世不久，国民党方面就以戴季陶为代表，选择性地运用孙的思想资源，建构具有强烈排他色彩的孙中山思想的解释体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孙中山被置放在“国
父”的崇高位置，当局明令各机关、学校悬挂“总理遗像”，进行“三民主义教育”。

　　但在大陆时代，国民党对孙中山的解释是粗糙、教条、僵硬的。蒋介石虽然知道宣传的重要，也组织了一些活动，但是他所面临的内外环境都以武力对抗为基本特征，故国民党的一切政治计划和安排都以军事为中心，始终没能建立起有关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的强大叙述和解释系统。国民党重视宣传，但不善于搞宣传，例如：虽然建立起颂读“总理遗嘱”的“总理纪念周”制度，但基本属于官样文章。

　　国民党在大陆时代，除了戴季陶、叶青等，没有大牌的理论家，也没有“理论队伍”，更没有从上到下的宣传或理论“写作班子”。1930年代国民党元老一级的理论家，如胡汉民，都意在江湖不在理论，这些人基本失去反映现实重大问题的理论创新能力。年轻一代也没有这种能力。南京的“中山编译馆”虽然出版了不少“总理遗教”、三民主义一类的读本，但对青年人影响很小。

真正知道孙中山巨大价值的是毛泽东和陈伯达

　　中共则以意识形态起家。20世纪20~30年代，在中**内，“当家的”多是理论家，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个个都是文章高手。1924年国共合作建立后，中共的一些理论家就开始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出新解释。例如，把孙先生晚年的“容共”定义为“联共”，就有力地推动了两党的合作和北伐的进军。

　　在中**内，真正知道孙中山的巨大价值的，就是毛泽东和陈伯达。在对孙的看法上，毛和陈有许多共鸣。毛愿意花大力气建构对孙中山及其思想的解释，在1938~1940年写了几篇重要文章，例如《论新阶段》、《中国革命与中国****》、《新民主主义论》等，把中共的事业和孙中山的思想进行了对接，宣称中**人实际上是孙先生事业的继承者，终于占据了解释孙中山的制高点。在毛定调后，陈伯达、胡乔木、胡绳等中共理论家，按毛的意思“接着说”，就把对孙的新解释完全建构起来了。新中国成立后，刘大年等一些史学工作者依此路径，发现、整理新材料，把毛对孙中山的论述进一步丰富、强化。

去台后蒋介石开始重视“国父”

　　1949年去台后，国民党觉得自己的失败与中共夺取了孙先生这面旗帜有关，于是开始重建对孙的解释体系，并意图截断孙与中共的思想联系。蒋介石在1950年代亲自出马，对孙和三民主义作意识形态化的解释。他的《三民主义的本质》、《总理知难行易学说与阳明知行合一哲学之综合研究》，就是要证明中国传统、“三民主义”、“中华民国”的“三位一体”。

　　这以后，台湾各大学都教“三民主义”，各大中学校都有教官检查、督导师生的思想，还出版了一大批“国父遗教”之类的论著。在这样的话语框架下，蒋介石是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和国民革命的“捍卫者”。孙中山地位更加崇高，已是神祗——这样一来，对孙中山的研究自是充满禁忌，只能赞美，不能批评，稍有不慎就会引火烧身。

　　与此同时，大陆在建构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的新意识形态，孙中山是其重要一环。孙被誉为“中国革命伟大的先行者”，而不用过去年代的称呼“国父”；孙先生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三民主义有新旧之分”，“新三民主义是革命的”等。这些评判，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数十年内，把所有对孙中山的研究也“一致化”或“平面化”了。

两岸对孙中山的看法越来越接近

　　现在情况大变。台湾社会转型，官学化的孙中山研究已无市场，党化“三民主义研究”声誉扫地，原有的“三民主义”研究单位纷纷改名，各大专院校的三民主义必修课均已取消。另一方面，“台独”思潮泛滥，也在消解孙中山作为“国父”的“符号”意义。孙中山研究在台湾已后继乏人。但相信一段时间后，台湾的孙中山研究会走向正常的。

　　进入21世纪，内地的近代史学家在“实事求是”的思路下，进一步摆脱了孙中山研究中的教条主义和意识形态色彩，学术化研究兴起。改革开放后的30年来，两岸在对孙中山的看法上已越来越接近。

（《同舟共进》2009年第3期　高华文）

马其顿人的小题大作[转帖]

这本来不是一件大事。一天早上，马其顿居民玛丽亚女士出门，路过M街的路口时被狗追咬，经路人相救得以脱险。警察迅速赶到，将她送到医院。这件事被一个路过的记者看到了，第二天，这件事出现在报纸上，不过角度却不同了。

报道说：一位女士不幸被狗咬伤了，但更不幸的是，由于事发现场位于十字路口，导致了交通拥堵，很多人上班迟到，从侧面反映了交通硬件不过关。试问，如果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事情，或者比这更大的事情，又会怎么样呢？

报道见报后，很多居民马上打电话责问分管交通工作的官员，交通部门的负责人不得不公开道歉，修改了交通事故处置程序，并邀请居民参观事发现场。

不料，一位到现场参观过的居民指出：玛丽亚之所以被狗咬伤，主要原因是M街过于狭窄，避让不及才被狗咬伤。道路两旁都是6层高的楼，理论上，楼间距应该为楼高的80％即14米左右，而实际只有8米，因此，这些建筑是“违章”的。

这一说法立即得到很多居民响应，负责监督工程建筑的部门马上检讨了自己的失职，同时下达了通知书，要求违章建筑后退3米，否则将强制拆除。

玛丽亚的律师调查了事情经过后，将政府告上了法庭，原因是，咬伤玛丽亚的是一只流浪狗，玛丽亚的医疗费用无人承担。政府不得不承担玛丽亚的医疗费用。

居民们于是写信质疑政府的管理能力，为什么连一只流浪狗都管不好？为此，政府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向居民道歉，表示一定加大管理力度，避免类似事情再度发生。

流浪狗咬了一个路人，政府若干部门先后道歉，并因此修改了一些规定。只要你细心了解一下就会发现，马其顿人总会通过一件件小事展开丰富的“联想”，并展开讨论，总能或多或少地改变现状。

（摘自《视野》第4期 作者 梁勇）

蒙古大军远征波兰[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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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1年（窝阔台汗十三年）春，贝达尔右翼军团开始向波兰发动进攻。贝达尔率领右翼集团军，突入波兰克拉克及森的米儿。这两地军队，组织兵力抵御。贝达尔先攻下了森的米儿。这时，克拉克的波兰军队，主动进攻了布阵在森的米儿的贝达尔部队。同年3月18日，在西多罗夫战斗中，克拉克的波兰军队大败，主将阵亡，士兵多占死，其余北逃。这一战使波列斯拉夫四世不敢居住克拉克，偕其母、妻逃亡；城里贵族也相继逃向日尔曼和匈牙利；居民很多人逃进森林和喀尔巴阡山里。因此，贝达尔右翼集团军，于同年3月24日，进而攻占了克拉克。接着，他们进取拉迪贝尔。其酋长米昔斯拉夫哀，兵寡不能抵御，北遁里格尼志，合于其兄亨利二世。以后，贝达尔右翼集团军向西里西来进军。贝达尔部队渡过澳得河，奔向布累斯劳。他们用木船、皮筏或游泳，渡过奥得河，马匹单独游渡到达彼岸。布累斯劳是西里西亚的首府。城民看见贝达尔部队袭来，自己放火烧城，与士兵一起守河洲中坚堡。坚堡不易攻破，贝达尔部队分兵扫荡若扎维亚，以至里格尼志。

当时，西里西亚大公亨利二世，集中七八万人的部队于里格尼志，分为5个军以备战。此军系由日尔曼、波希米亚、波兰三个国籍的人组合而成，故称波德联军。波德联军的编组是：第1军：日尔曼之义勇兵与戈勒得堡矿夫合编而成，由莫利维亚侯底勒得之子波列斯拉夫指挥；第2军：大波兰之志愿军与不罗姆阿鲁人及克拉克军一小队合编而成，由克拉克长官物拉的米儿之弟速里斯拉夫指挥；第3军：斡彭，拉迪贝尔之军组成，由米赤斯拉夫公爵指挥，第4军：日尔曼骑士组成，由骑士长鲍培指挥；第5军：多属西里西亚之精锐及波兰精壮，辅以外籍之兵，其中以日耳曼人为多数，合编而成，由亨利二世指挥。波德联军的指挥官为亨利二世，波德联军人数多于贝达尔集团军，但装备古老，单位编组亦不均衡。贝达尔集团军，亦分为5个军，士气旺盛，战斗力强。

1241年（窝阔台汗十三年）4月9日，亨利二世与诸侯王、诸基督教长等，在举行了弥撒之后，共出里格尼志迎战。两军列阵于距城一程之地，位于里格尼志城西南奈思河所灌溉之平原。因为波德联军以为自己人数多，首先向蒙古西征军贝达尔集团军发起进攻。贝达尔集团军先锋，佯败后退，引诱波德联军。波德联军没有察觉，紧跟尾击。贝达尔发现追来的步兵，渐渐地过远离主力部队，立刻从四面包围并猛烈冲击。波德联军第二军主将波列斯拉夫战死；日耳兵全部伤亡或被俘。

接着，波德联军第二军和第三军急往援助，但也很快地被击溃败退了。最初，亨利二世的部署是：以第四军和第五军为预备队，专门收容溃败之部队。现在，形势非常危急。就只好用预备队出战，但预备队也被贝达尔部队消灭了。至此，波德联军全军覆没。亨利二世仅率4个人，骑马逃跑。贝达尔部队进行追击，将亨利二世刺于马下。是役，波兰联军统帅亨利及其他数名贵族都力战而死，重骑兵精锐圣殿骑士团参战部队全部阵亡，条顿骑士团大首领奥施特恩身负重伤，波兰联军阵亡者达2.5万人。据说，蒙古人从阵亡的欧洲人头上割下的耳朵足足装了9大麻袋.

贝达尔右翼军的一部，从里格尼志出发，越过捷克王国的边境，攻下了日塔瓦，后返归里格尼志。而后贝达尔后翼集团军主力南下，向小波兰的拉泽布尔城前进。该城军队，进行强烈抵抗，但被贝达尔部队攻下。从这里，贝达尔部队又越过捷克王国边境，攻克奥帕瓦，奥洛摩茨、布尔诺等城。至此贝达尔右翼集团军已完成拔都统帅给予的战胜波兰的战斗任务。 

朱元璋被逼造反[转帖]

　　作者：当年明月 分类：历史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元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到来了，这一年刚开始，元帝国的头头脑脑们就收到了两个消息，首先是黄河泛滥了，沿岸山东河南几十万人沦为难民。即使不把老百姓当人，但还要防着他们造反，所以修黄河河堤就成为了必须要做的事情。

　　可是令人意外的是，在元的政府中，竟然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一定要修，另一种认为不能修。在现在看来，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黄河泛滥居然不去修，难道要任黄河改道淹死那么多人？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太多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个也不例外。

　　客观的讲，在这样一件事上，就维护元朝的统治而言，主要修的不一定是忠臣，反对修的也未必就是奸臣，其中奥妙何处？要到七年后才会见分晓。

　　极力主张修的是元朝的著名宰相脱脱，他可以说是元朝的最后一个名臣，实行了很多的改革政策，为政清廉，而且十分能干（宋史就是他主持修的），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极力主张，已经给元朝埋下了一个大大的炸药包，拉好了引线，只等着那微弱的火光。

　　另一个是淮河沿岸遭遇严重瘟疫和旱灾，对于元政府来说，这个比较简单一点，反正饿死病死了就没麻烦了，当然表面功夫还是要做的，皇帝（元顺帝）要下诏赈灾，中书省的高级官员们要联系粮食和银两，当然了自己趁机拿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赈灾物品拨到各路（元代地方行政单位），地方长官们再留下点，之后是州、县。一层一层下来，到老百姓手中就剩谷壳了。然后地方上的各级官员们上书向皇帝表示感谢，照例也要说些感谢天恩的话，并把历史上的尧舜禹汤与皇上比较一下，皇帝看到了报告，深感自己做了大好事，于是就在自己的心中给自己记上一笔。

　　皆大欢喜，皆大欢喜，大家都很满意

　　但老百姓是不满意的，很多人都不满意。

　　朱重八肯定是那些极其不满意的人中的一个。

　　灾难到来后，四月初六朱重八的父亲饿死，初九大哥饿死，十二日，大哥长子饿死、二十二日，母亲饿死。

　　如果说这是日记的话，那应该是世界上最悲惨的日记之一。

　　朱重八的愿望并不过分，他只是想要一个家，想要自己的子女，想要给辛劳一生，从没欺负过别人，老实巴交的父母一个安详的晚年，起码有口饭吃。

　　他的家虽然不大，但家庭成员关系和睦，相互依靠，父母虽然贫穷，但每天下地干活回来仍然会带给重八惊喜，有时是一个小巧的竹蜻蜓，有时是地主家不吃的猪头肉，这就是朱重八的家，然而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朱重八的姐姐已经出嫁，三哥去了倒插门。除了朱重八的二哥，这个家庭已经没有了其他成员。

　　十七岁的朱重八，眼睁睁的看着他的亲人一个一个死去，而他却无能为力。人世间最大的痛哭莫过于此！

　　他唯一的宣泄方式是痛哭，可是哭完了，他还要面对一个重要的问题，要埋葬他的父母，可是没有棺材、没有寿衣、没有坟地，他只能去找地主刘德，求刘德看在父亲给他当了一辈子佃户的分上，找个地方埋了他爹。

　　刘德干净利落的拒绝了他，原因简单，你父母死了，关我何事，给我干活，我也给过他饭吃。

　　朱重八没有办法，只能和他的二哥用草席盖着亲人的尸体，然后拿门板抬着到处走，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地方埋葬父母。可是天下虽大，到处都是土地，却没有一块是属于他们的。

　　幸好有好心人看到他们确实可怜，终于给了他们一块地方埋葬父母。“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泱佯”这是后来能吃饱饭的朱元璋的情感回忆。

　　朱重八不明白，自己的父母在土地上耕作了一辈子，却在死后连入土为安都做不到。地主从来不种地，却衣食无忧。为什么？可他此时也无法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他也要吃饭，他要活下去。

　　在绝望的时候，朱重八不止一次的祈求上天，从道教的太上老君到佛教的如来佛祖，只要他能知道名字的，祈祷的唯一内容只是希望与父母在一起生活下去，有口饭吃。

　　但结果让他很失望，于是他那幼小的心灵开始变得冰冷，他知道没有人能救他，除了他自己。

　　复仇的火焰开始在他心底燃烧。

　　如此的痛苦，使他从脆弱到坚强。

　　为了有饭吃，他决定去当和尚。

　　和尚的生涯

　　朱重八选择的地方是附近的皇觉寺，在寺里，他从事着类似长工的工作，他突然发现那些和尚除了没有头发，对待他的态度比刘德好不了多少，这些和尚自己有田地，还能结婚（元代），如果钱多还可以去开当铺。

　　但他们也需要人给他们打杂，在那里的和尚不念经，不拜佛，甚至连佛祖金身也不擦，这些活自然而然的由刚进庙的新人朱重八来完成。

　　朱重八一直忍耐着，然而除了要做这些粗活外，他还要兼任清洁工，仓库保管员，添油工（长明灯）。即使这样，他还是经常挨骂，在那些和尚喝酒吃肉的时候，他还要擦洗香客踩踏的地板，每一个孤独的夜晚，他只能独坐在柴房中，看着窗外的天空，思念着只与自己相处了十余年的父母。

　　他已经很知足了，他能吃饱饭，这就够了，不是吗？

　　然而命运似乎要锻炼他的意志，他入寺仅五十余天后，由于饥荒过于严重，所有的和尚都要出去化缘，所谓化缘就是讨饭，我们熟悉的唐僧同志每次的口头禅就是：悟空，你去化些斋来。用俗话来说就是，悟空，你去讨点饭来。我曾经考察过化缘这个问题，发现朱重八同志连化缘也被人欺负。由于和尚多，往往对化缘地有界定，哪些地方富点，就指派领导的亲戚去，那些地方穷，就安排朱重八同志去。

　　反正饿死也该，谁让你是朱重八。

　　朱重八被指派的地点是在淮西和河南。这里也是饥荒的主要地带，谁能化给他呢？

　　然而，就从这里开始，命运之神向他微笑

　　在游方的生活中，朱重八只能走路，没有顺风车可搭，是名副其实的驴行。他一边走，一边讨饭，穿城越村，挨家挨户，山栖露宿，每敲开一扇门，对他都是一种考验，因为面对他的往往只是白眼、冷嘲热讽，对朱重八来说，敲开那扇门可能意味着侮辱，但不敲那扇门就会饿死。

　　朱重八已经没有了父母，没有了家，他所有的只是那么一点可怜的自尊，然而讨饭的生活使他失去了最后的保护。要讨饭就不能有尊严。

　　生命的尊严和生存的压力，哪个更重要？

　　是的，朱重八，只有失去一切，你才能明白自己的力量和伟大。

　　朱重八和别的乞丐不同，也正是因为不同，他才没有一直当乞丐（请注意这句话）。

　　在讨饭的时候，他仔细研究了淮西的地理、 山脉、 风土人情，他开阔了视野，丰富了见识，认识了很多豪杰（实际上也是讨饭者）。此时，他还有了自己的宗教信仰——明教，他相信当黑暗笼罩大地的时候，伟大的弥勒佛一定会降世的。其实就他的身世遭遇来说，他是不是真的相信弥勒倒是很难说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心中真正的弥勒是他自己。

　　但朱重八最重要的收获是：他已经从一个只能无助的看着父母死去的孩童，一个被人欺负后只能躲在柴堆里小声哭的杂役，变成了能坚强面对一切困难的战士。一个武装到心灵的战士。

　　长期的困难生活，最能磨练一个人的意志，有很多人在遇到困难后，只能怨天尤人，得过且过，而另外一些人虽然也不得不在困难面前低头，但他们的心从未屈服，他们不断的努力，相信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朱重八毫无疑问是后一种。

　　如果说，在出来讨饭前，他还是一个不知所措的少年，在他经过三年漂泊的生活回到皇觉寺时，他已经是一个有自信战胜一切的人。

　　这是一个伟大的转变，很多人可能究其一辈子也无法完成。转变的关键在于心。

　　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心是最柔弱的地方，它特别容易被伤害，爱情的背叛，亲情的失去，友情的丢失，都将是重重的一击。然而对于朱重八来说，还有什么不可承受的呢？他已经失去一切，还有什么比亲眼看着父母死去而无能为力，为了活下去和狗抢饭吃、 被人唾骂，鄙视更让人痛苦！我们有理由相信，就在某一个痛苦思考的夜晚，朱重八把这个最脆弱的地方变成了最强大的力量的来源。

　　是的，即使你拥有人人羡慕的容貌，博览群书的才学，挥之不尽的财富，也不能证明你的强大，因为心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

　　当朱重八准备离开自己讨饭的淮西，回到皇觉寺时，他仔细的回忆了这个他呆了三年的地方，思考了他在这里得到的和失去的，然后收拾自己的包裹踏上了回家的路。

　　也许我还会回来的，朱重八这样想。

　　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上天给元朝的最后一根稻草终于压了下来，元朝的末日到了。

　　我们的谜底也揭开了，现在看来，脱脱坚决要求治黄河的愿望是好的，然而他不懂得那些反对的人的苦心，元朝那腐败到极点的官吏也是他所不了解的。现在他终于要尝到苦果了。

　　当元朝命令沿岸十七万劳工修河堤时，各级的官吏也异常兴奋，首先，皇帝拨给的修河工钱是可以克扣的，民工的口粮是可以克扣的，反正他们不吃不喝也事不关己。这就是一大笔收入，工程的费用也是可以克扣的，反正黄河泛滥也淹不死自己这些当官的。

　　这是管河务的，那么不管河务的怎么捞钱呢，其实也简单，既然这么大工程，必然有徭役指标，找几十个人，到各个乡村去，看到男人就带走，理由？修河堤，不想去？拿钱来。

　　没有钱？有什么值钱的都带走！

　　可怜的脱脱，一个好的理论家，却不是一个实践家

　　老把戏出场了，当民工们挖到山东时，他们从河道下挖出了一个一只眼睛石人，背部刻着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民工们突然发现，这正是他们在工地上传唱了几年的歌词。于是人心思动。

　　这真是老把戏，简直可以编成电脑程序，在起义之前总要搞点这种封建迷信，但也没办法，人家就吃这一套。

　　接着的事情似乎就是理所应当的了，几天后，在朱重八讨过饭的地方（颖州，今安徽阜阳），韩山童和刘福通起义了，他们的起义与以往起义并没有不同，照例要搞个宗教组织，这次是白莲教，当然既然敢起义，身份也应该有所不同，于是，可能是八辈子贫农的韩山童突然姓了赵，成了宋朝的皇室，刘福通也成了刘光世大将的后人。

　　他们的命运和以往第一个起义的农民领袖也类似，起义、 被镇压、 后来者居上，这似乎是陈胜吴广们的宿命。

　　尽管他们的起义形式毫无新意，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伟大和在历史上的地位，在史书上，将永远的纪录着：公元1351年，韩山童、刘福通第一个举起了反抗元朝封建统治的大旗。

　　自古以来，建立一个王朝很难，毁灭一个却相对容易得多，所谓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不是没有来由的。

　　在元代这个把人分为四个等级的朝代里，最高等级的蒙古人杀掉最低等级的南人，唯一的惩罚是赔偿一头驴，碰到个闲散民工之类的人，可能连驴都省了。蒙古贵族们的思维似乎很奇怪，他们即使在占据了中国后，好像仍然把自己当成客人，主人家的东西想抢就抢，想拿就拿，反正不关自己的事。在他们的思维中，这些南人只会忍受也只能忍受他们的折磨。

　　但他们错了，这些奴隶会起来反抗的，当愤怒和不满超过了限度，当连像狗一样生存下去都成为一种奢望的时候，反抗是唯一的道路。反抗是为了生存

　　这把火终于烧起来了，而且是燎原之势。

　　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看似强大的元帝国发生了几十起暴动，数百万人参加了起义军，即使那纵横天下无敌手的蒙古骑兵也不复当年之勇，无力拯救危局。元帝国就像一堵朽墙，只要再踢一脚，就会倒下来。

　　此时的朱重八却仍然在寺庙里撞着钟，从种种迹象看，他并没有参加起义军的企图。虽然他与元朝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但对于一个普通人朱重八来说，起义是要冒风险的，捉住后是要杀头的，这使得他不得不仔细的考虑。

　　在很多的书中，朱重八被塑造成一个天生英雄的形象，于是在这样的剧本里，天生英雄的朱重八一听说起义了，马上回寺庙里操起家伙就投奔了起义军，表现了他彻底的革命性等等。

　　我认为，这不是真实的朱重八

　　作为一个正常人，在做出一个可能会掉脑袋的决定的选择上，是绝对不会如此轻率的，如果朱重八真的是这样莽撞的一个人，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英雄。

　　真正的朱重八是一个有畏惧心理的人，他遭受过极大的痛苦，对元有着刻骨的仇恨，但他也知道生的可贵，一旦选择了造反，就没有回头路。

　　知道可能面对的困难和痛苦，在死亡的恐惧中不断挣扎，而仍然能战胜自己，选择这条道路，才是真正的勇气

　　我认为这样的朱重八才是真正的英雄，一个战胜自己，不畏惧死亡的英雄。

　　朱重八在庙里的生活是枯燥而有规律的，但这枯燥而规律的生活被起义的熊熊烈火打乱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具体打乱这一切的并不是起义军，而是那些元的官吏们。

　　在镇压起义军的战斗中，如果吃了败仗，是要被上司处罚的，但镇压起义的任务又是必须要完成的，于是元朝的官吏们毅然决然的决定，拿老百姓开刀，既然无法打败起义军，那就把那些可以欺负的老百姓抓去交差，把他们当起义军杀掉。

　　从这个角度来看，元的腐朽官吏为推翻元朝的统治实在是不遗余力，立了大功。

　　此时摆在朱重八面前的形势严重了，如果不去起义，很有可能被某一个官吏抓去当起义者杀掉，然后冠以张三或者李四的名字。 但投奔起义军也有很大的风险，一旦被元军打败，也是性命难保。

　　就在此时，一封信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他幼年时候的朋友汤和写了一封信给他，信的内容是自己做了起义军的千户，希望朱重八也来参加起义军，共图富贵，朱重八看过后，不动声色，将信烧掉了。他还没有去参加起义的心理准备。

　　然而晚上，他的师兄告诉他，有人已经知道了他看义军信件的事情，准备去告发他。

　　朱重八终于被逼上了绝路。

　　接下来的是痛苦的思考和抉择 朱重八面前有三条路，一、 守在寺庙里 二、 逃跑 三、造反

　　朱重八也拿不定主意，他找到了一个人，问他的意见，这个人叫周德兴，我们后面还要经常提到他

　　周德兴似乎也没有什么好主意，他给朱重八的建议是算一卦（这是什么主意），看什么条路合适

　　算卦的结果是“卜逃卜守则不吉，将就凶而不妨”，意思是逃跑，呆在这里都不吉利，去造反还可能没事。

　　朱重八明白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自己不过想要老老实实的过日子，种两亩地，孝敬父母，却做不到，父母负担着沉重的田赋和徭役，没有一天不是勤勤恳恳的干活，还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躲到寺庙里不过想混口饭吃，如今又被人告发，可能要掉脑袋。

　　忍无可忍

　　那就反了吧！反他娘的！

　　这是一个真实版本的逼上梁山，也是那封建时代贫苦农民的唯一选择。谁不珍惜自己的生命？谁愿意打仗？在活不下去时，那些农民被迫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去推动封建社会的发展，直至它的灭亡。

　　这是他们的宿命。

　　所以我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确实是值得肯定的，他们也许不是那么厚道，他们也许有着自己的各种打算，但他们确实别无选择。

　　汤和就这样成了朱重八的第一个战友。他在今后的日子里将陪同朱重八一起走完这条艰苦的道路。

　　然而汤和也绝对不会想到，自己居然是唯一一个陪他走完这条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