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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德和毛泽东:究竟谁是中国游击战术的鼻祖?[转帖]

  

  民众的心中,历史的天空那样深邃厚重;民间社会积淀的无数史实,朴实深沉;饱含着是非曲直与人间正义,闪耀着老百姓的口碑印记;像百姓心中一杆杆秤,也如同历史感、时代感投影交织成的巨大人文网络,代代过筛品量,世代相传相颂。

  美国大名鼎鼎的西点军校也在讲授中国的“游击战术”,这已经不是甚麽秘密(今天,中国的陆军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之一)。道理也很简单,从土地革命时期到抗日战争时期,从中国的抗日战场再到越南战场,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了中国游击战的无比威力。就拿越南战场来说,深得中国游击战术真传的小个子越南人让大个子美国人深陷泥潭......当时毛泽东风趣地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这是林彪发明的游击战术。”

  多少年来,人们一直认为中国“游击战术”的开山鼻祖是毛泽东本人。国外一些军事著作也是这样记载的。难道是毛泽东谦虚,要把这一殊荣让给林彪?这可不是这位世纪伟人、时代巨人一贯的风格?那末中国“游击战术”的开山鼻祖究竟是谁?如果不是毛泽东本人,那末诚如毛泽东自己所说,是林彪吗?——当然不是林彪,本人也可以负责任地说,不是毛泽东——这里,连这位世纪伟人也在言不由衷,说了些违心的话呢——至于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为啥要说违心的话,那也只有留待历史学家去考证了,否则历史学家的工作负荷就不会那样饱满了呢——客观公正地说,中国“游击战术”的开山鼻祖就是——先卖个关子,就是:

  就是中国红军之父,赫赫有名的朱总司令,朱德元帅!本人这样说,一定会有人反驳。

  有人指出:“1928年1月,赣敌对井冈山发动第一次‘进剿’时,毛泽东在遂川城主持召开前委和万安县委联席会议,总结井冈山工农革命军和万安农军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提出了‘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原则。会后不久,敌人进攻万安县,万安县委运用毛泽东提出的原则,在同敌人斗争时,采取了‘坚壁清野,敌来我退,敌走我追,敌驻我扰,敌少我攻’的策略。1月31日,朱德等率领的一部分南昌起义军(那可是地道的正规军),在湘粤边界的坪石,采取敌进我退、以逸待劳、攻敌不备、敌退我追的战法,打垮敌敌军六个团,这就是游击战的一个重要范例。”

  同年2月,毛泽东指挥工农革命军和赤卫队,利用进占宁冈新城之敌一个营态势孤立、思想麻痹之机,采用奇袭战法,三面攻城,虚留一面,驱敌至城外我预伏地区,予以全部歼灭,一举攻占新城,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进剿”。至5月,井冈山红军又先后粉碎了敌人的第二和第三次“进剿”。随着游击作战经验的进一步丰富,这时已产生了毛泽东关于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

  最早见诸文字记载的“十六字诀”,是1929年4 月5日《红四军前委关于目前形势闽赣斗争情况和红军游击战术向中央之报告》。该报告说:“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广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

  自然有人以此证明毛泽东就是中国“游击战术”的开山鼻祖。其实,这只说对了一部份。应该说,是毛泽东总结出中国“游击战术”的“十六字诀”,但是毛泽东并不是中国“游击战术”的开山鼻祖。

  客观说来,这个十六字诀思路是朱德最早提出的。那末朱德怎么会提出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思路呢?这还得从朱德在滇军中的经历说起。朱德在滇军中历任连长、营长、团长,少将旅长。他在滇军多年的军旅生涯中,除了参加过讨袁战争,军阀混战外,还曾率部与云南当地少数民族部落作战。云南、四川等地的少数民族,他们在与力量相差极为悬殊的官军作战时,往往采用官军临境时先四散躲避、坚壁清野,尔后相机反扑的办法来对付。用军事术语讲就是:采用游击战、麻雀战,敌强则散,敌弱则袭,敌驻则扰,昼伏夜出,打了就跑。毁坏官军的粮道,掐断敌粮源,当官军疲惫不堪、无法坚持、仓皇混乱后撤时,再迅速发起大反攻,大量歼灭官军。朱德担任滇军军官与少数民族部落作战时,早就领教过这套战法的厉害,而且一直在苦苦寻求破解方法,以便日后为我工农红军所用!

  早在1925年6月,朱德因在柏林参加德国组织的声援中国“五卅”运动大会,被德国当局逮捕并吊销了护照。之后离开德国,同年7月,朱德赴前苏联学习军事。当时教官曾问他回国后如何打仗,他提出要实行“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的战法。朱德在苏联期间,先入东方大学学习马列主义,后到军事培训班学习现代军事。在那里他结合中国的实际,进一步完善了“部队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拉上队伍入山打游击”的游击战略战术思想。也就是说,朱德提出的游击战术思想,至少要比毛泽东整整早两年多!

  随后在井冈山时期,他把这套战法结合具体情况发展成为红军对付敌军围剿的作战方法。这就是游击战十六字诀的真正由来。只是朱德为人处事宽厚大度,从来不会计较这些个人得失。因此,退后一步,毛泽东总结出中国的“游击战术”“十六字诀”,在明眼人看来,自然就应该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了。

  应该说,毛泽东是一位时代伟人,雄才伟略,很少人能及。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农村包围城市,直到武装夺取全国胜利。。。”这些都闪耀出天才思想的光芒。这对于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也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可是说到具体带兵打仗,实事求是地说,那就没法和“中国红军之父”朱德总司令相比了!这点毛泽东本人也承认。倒是一些造神的人,像林彪,为了达到个人目的,在那里胡编乱造罢了。

  朱德比毛泽东年长7岁。早在1909年1月,朱德历尽千辛万苦来到昆明,考入讲武堂步兵科,系统学习军事,在这里他加入了资产阶级革命组织同盟会。讨袁护国战争中,朱德受命组织部队,征用车皮、给养,为蔡锷率军出征作准备。在蔡锷率军出征四川与北洋军阀的战斗中,朱德及其团队作战最勇敢,衣服帽子多处被子弹打穿。经过多次激烈的战斗,朱德因勇敢善战,有勇有谋,战功卓著而闻名于军中。不久升任为蔡锷护国军少将旅长,成了川蜀响当当的年轻知名将军。而且毛泽东从来没有系统地学习过军事。一个人再有天才,也不可能凭空就当上军事家吧!这也和马列主义实践出真知的信条相背离的吧!

  至于林彪元帅,虽然很有军事天才,而且也是战功赫赫,但是军中资历和朱德、贺龙、叶挺等军事家无法相比,嫩得很呢!林彪比朱德小20岁。于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军事(他应该是周恩来的学生)。这时候朱德已经是战功赫赫的少将旅长,而且已经在苏联系统学习军事。南昌起义时,朱德是第九军副军长(也是南昌军官教导团团长),林彪元帅只是在第十一军军长兼任第二十四师师长(独立团改编)叶挺的手下,当一个小小连长(北伐时,叶挺是独立团团长,林彪是叶挺手下的见习排长),而贺龙元帅已经是二十军的军长了。也就是说,八一南昌起义,林彪元帅微不足道,没他啥事,决策定盘子的是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人。

  这里我还要东扯葫芦,西扯叶,说说聂荣臻与林彪的相识。他们相识也是在黄埔军校。当时林彪是黄浦第四期学生,聂荣臻是黄埔的教官,是周恩来的下级,但是也是林彪的上级。林彪从黄埔毕业分配到叶挺独立团,就是经聂荣臻之手办理的。而据聂荣臻回忆说(时任115师副师长),“林彪在会议上是不赞同打游击战的。他在会上说,要以打运动战为主。”我这里说这些情况,只不过是要印证林彪根本不是游击战的创始人罢了。

  可是文革中,当年朱德、毛泽东井岗山会师,居然成了毛泽东、林彪会师。当然,顺理成章,“‘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这是林彪发明的游击战术”之说,自然也就绝对不能够成立了。世事让人无法说清,想象一下,也真让人啼笑皆非。哈哈,不扯远了。

  说到这里,我再来画蛇添足一下。中国“游击战术”的开山鼻祖自然是朱德元帅,那可以说是当仁不让,但是还有几位中国红军将帅,也称得上中国“游击战术”的创始人呢。

  第一位,当首推左权将军(抗日战争中,左权如果没有牺牲,建国后肯定会被授予元帅军衔)。左权(1905-1942),湖南醴陵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进入前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之前经周恩来启发介绍,1925年加入中国****。1930年回国,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政治委员兼军长、第一军团参谋长和代军团长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和前方总部参谋长(林彪当时是八路军115师师长)。随同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彭德怀那可也是一员虎将。每当危难关头,毛泽东都要大声疾呼:“谁敢横刀跃马,唯我彭大将军。”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泽东。解放大西北。抗美援朝,出生**,美国人可是闻其名丧胆。)东渡黄河,指挥八路深入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创建吕梁、五台、太行山根据地,奠定华北敌后抗日基础。我们从电影《地雷战》、《地道战》、《平原游击队》;抗战歌曲《游击队员之歌》等等,可以领略八路军、游击队的风采。

  1938年4月初,日军一〇八师团3万余众,妄图摧毁八路军太行山抗日腹地。左权协助朱德、彭德怀研究敌情,制定作战计划,并赴前线指挥。长乐村一战,取得粉碎日伪军9路围攻,歼灭日军一〇八师团2200余人,缴获马步枪千余枝,收复和顺、榆次等18座县城的巨大胜利,扩大了晋东南根据地,为建立晋、冀、鲁、豫解放区奠定了坚实基础。左权将军还协助朱总彭总,指挥了许多著名战役,并结合抗日战争的实践,著述颇丰。

  在日军扫荡频繁的艰难岁月,左权从未放松过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研究,忙里偷闲,著有《战术问题》、《开展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斗争》、《埋伏战术》、《袭击战术》、《扫荡与反扫荡的一年》、《论华北战局形势的特点和坚持华北抗战中作战指导与组织上的几个基本问题》、《论我军的后勤建设》等40多篇军事论文,并和刘伯承合译《苏联新步战斗条令》第一部。在这些著作中,左权非常详细地有创见性地论述了游击战的战略地位和战术原则等问题。显然左权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著名的军事家和游击战术创始人之一。

  第二位,是徐向前元帅。徐向前,1901年生,山西五台县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混成旅教导营教官、参谋、副团长(也比林彪元帅的地位和资历高得多)。1927年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队长,同年加入中国****。广州起义中任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师第十团党代表、师参谋长、师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一师副师长,红一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红四军参谋长、军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红军右路军总指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代校长。

  我们知道,最早见诸文字记载的游击战“十六字诀”,记载于1929年 4月5日《红四军前委关于目前形势闽赣斗争情况和红军游击战术向中央之报告》。可是早在1928年11月20日,中共鄂豫边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豫南光山县召开时,大会通过了政治任务、军事问题、群众运动、宣传问题等9个决议案。其中,由徐向前、戴克敏起草的《军事问题决议案》,根据鄂豫边红军的实践经验,就提出了7条游击战术原则:“(1)集中作战,分散游击;(2)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3)敌情不明,不与作战;(4)敌进我退,敌退我进;(5)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6)对远距离的敌人,先动员群众扰乱敌人,次采取突击的方式;(7)敌分别有坚固防御工事,不与作战。应该说,徐向前元帅也称得上中国“游击战术”当之无愧的响当当的创始人之一呢!。

  当然,我这里只是以偏概全。本人提出谁是中国“游击战术”的开山鼻祖,主要是为了以正视听。问题的关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多少将帅,多少开国元勋,多少烈士抛头颅洒鲜血,多少志士仁人继往开来、前赴后继。今天,人民的江山人民坐,饮水不忘打井人。可是我们绝对不能忘记那些为国为民作出巨大奉献的伟大先驱。那些英烈忠魂啊。人民应该永远记住他们;历史应该永远记住他们。这才是最重要的!我想,朱德、左权、徐向前等先辈的在天之灵,是绝对不会去争功邀功,去争论谁是中国“游击战术”的开山鼻祖这样沽名钓誉的枝节问题的。正如同邓小平所说的,在毛泽东思想宝库中的一些思想,包括军事思想,不少是集体的智慧,可以说毛泽东思想就是集体的智慧,当然毛泽东的历史功勋也是任何人无法也不应该磨灭的。别有用心造神的是林彪等人,他却摔死在温都尔汗的茫茫沙漠之中。然而,历史还是历史。容不得半点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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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之谜解惑:为何日本人称中国人为"支那人"![转帖]


不看史的人永远都活在囫囵里,不持客观立场的人只会欺骗自己。关于日本人使用"支那"一词是否含有侮辱中国的意思,最近又成爲一个沸沸扬扬的话题,前些时候新浪网使用功能变数名称"sina",曾引起一些爱国人士的呕血之愤。

不过对于"支那"一词的由来,日本人爲什麽要用"支那"称呼中国等深层问题,却很少有人谈起,因此试图在这里对"支那"问题进行一些较爲深入的探讨。

下面是我找的一些资料: 一、明治维新前日本对中国的称呼 日本和中国交往的历史非常悠久,而且长期以来日本对中国文化一直怀有敬仰之心,在隋唐时代日本专门派"遣隋使"、"遣唐使"到中国来学习文化,这些结果使日本成爲世界上与中国在文化上最亲密的国家。

当今世界上使用汉字的国家除了中国之外只有日本了(韩国、越南等废除了汉字),这有点象英国和美国在语言文化上的亲密关系。日本文化受中国古典文化影响很深,日本文化比中国的少数民族: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等的文化更接近汉族文化。英国和美国的语言文化纽带让他们成爲密友,中国和日本的语言文化纽带让我们成爲仇敌,真是让人不可思议。

尽管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可是"中国"这个名称却意外地非常年轻,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前,中国的正式名称从来没有叫过"中国"。古代中国根据秦、汉......、明、清等朝代的不同,正式国号也跟著改变。

比如清朝时中国的正式名称是"大清"或"大清帝国"。尽管正式的国号没有叫过中国,中国民间倒是有"中国"或"中国人"的俗语辞汇。不过以前人们提到"中国"一词,一般狭义地指中原地区,"中国人"就是指中原人,以区别于新疆西藏蒙古的边民,以前并没有用"中国"代表国家的用法。日本由于与中国接触密切,也按照中国的朝代名来称呼中国,不像与中国接触少的西方国家,不管中国什麽朝代,都一律称之爲CHINA。

日本在隋朝时称中国爲"隋",唐朝时称中国爲"唐",所以有"遣隋使"、"遣唐使"的辞汇。以前日本在提到笼统的中国概念时,则称中国爲"汉土"或"唐土",把中国字称爲"汉字",把中国语称爲"汉文"。

日本古时既不用"中国",也不用"支那"代表中国,这些词在日本出现都是近代以后的事情了。到了日本江户末期和明治初期,随著日本的对外开放,外来语用词也时髦起来。喜欢标新立异的人,不再称中国爲"汉土",而是按照外文音译把中国称爲"支那",结果这个称呼一下流行起来,一时间报刊书籍都用"支那"称呼起中国来。也许有人会有疑问:

日本人把中国音译爲"支那"两个字,其中是不是隐含有侮辱中国的意思?由于汉字是会意文字,每个字都有意义,把汉字作爲拼音使用时,选用哪个字来表音还真是个问题。钻牛角尖的话,可以说汉语中的"美国"含有"美丽之国"的赞美之意,但是一般中国人并不以爲"美国"一词含有任何褒义。

有的网人把美国改写成"霉国",这倒是别有用心的了。如果日本使用的是拼音文字,不管用"Sina"称呼中国,还是用"China"称呼中国,大概中国人都不会生气,可是日本偏偏使用和中国一样的会意汉字,这一下问题就来了。从汉字的会意角度出发,"支那"这个词本身有没有隐含的贬义呢?如果使用文字狱式的考证,可以发现"支那"这个词背后还真有隐含的贬义。

日语中"支"这个汉字有"末端"的意思,我们现在常说的"支部"、"支队",就是直接从日本输入的辞汇;日语中"那"这个汉字有"地方"的含义;所以"支那"可以用会意的方式从字面上理解成"末端的地方"。"支那"一词隐含有"末端的地方"的含意,这不是日本人有意借"支那"的会意来贬低中国吗?

不过考证一下"支那"一词的由来,就会发现最早把中国称爲"支那"的并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人自己。古时印度人称中国爲cina,据说cina是来自"秦"的音译。古罗马称中国爲Sinoa(见《旧约全书》),后来英文中的China和法文中的Chine,据说均来自这个语源。现在英语中Chino 或Sino的词头代表中国,比如Sino-JapaneseWar表示"中日战争",Sinology意思是"中国学"。

 

中国从印度引进梵文的佛经以后,懂得梵文的人太少,所以要把佛经译爲汉文。高僧翻译梵文佛经时,按照音译把china翻译成"支那",现在中国的佛经中还是用"支那"这个词称呼中国。

佛经传到日本后,也把"支那"这个词带入日本。 由于发明"支那"这个词的并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人自己,所以可以排除日本人假借汉字的会意方式贬损中国的可能性。 二、辛亥革命前的"支那"称呼 上面说过,"支那"一词在日本流行起来是明治维新以后的事。

不过那时中国的正式国号是"大清",所以日本政府在正式场合把中国称爲"清国"或"大清帝国",把甲午战争称爲"日清战争",把义和团事变称爲"北清事变"。但是在一般的民间报刊,则一般把中国称爲"支那",把"日清战争"称爲"日支战争",把中国话称爲"支那语"。日本人不称中国的正式国号"大清"而称"支那",中国人爲此而气愤吗?

非也。原来那时的中国汉人,特别是中国的革命家,对日本称中国爲"支那",不但不生气,反而还有几分感激。 那时中国汉人处于异民族的统治之下,因爲日本暗中支援中国革命,所以一时间日本成爲中国革命家的乐园,同盟会、光复会等反政府组织都是在日本组建的。

那时很多汉人来到日本的头两件事就是:第一是剪辫子,表示不再效忠清廷;第二是自称"支那人",拒绝承认自己是"清国人"。由于那时"中国"这个词还没有被公认,所以很多革命家直接借用日本式称呼称自己是"支那人"。

1902年,章太炎等在日本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提出"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的誓词("支那亡国"是指明朝亡于清朝的那一年);1904年,宋教仁在东京创办了名叫《二十世纪之支那》的杂志,这是后来同盟会党报《民报》的前身。即使是立宪派的梁啓超,也用" 支那少年"爲笔名,康有爲次女康同璧也曾在诗中称"我是支那第一人"。

当时很多中国的革命家使用"支那"这个词称呼自己,亦说明那时日本使用"支那"称呼中国,不但没有贬义,反而含有对中国汉人的尊敬。如果日本人按照当时中国的正式国号"大清",把中国人称爲"大清人",把中国话称爲"大清语",对中国的汉人来说,反而会感到被侮辱了。在辛亥革命前,"支那"这个词是被中日两国都承认的名词,没有人对此提出过什麽异议。可是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正式国号从"大清帝国"变成"中华民国",由此而引发了中日之间的"支那" 争论。

三、辛亥革命后的"支那"称呼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国有了一个新的正式称呼"中华民国",但"中华民国"这个国号并没有立即得到世界各国的承认。清王朝倒台后,中国发生了内乱,各省独立,南方的革命党在南京成立了一个叫"中华民国"的临时政府,但那时"中华民国"的范围只限于南方数省,北方的大片土地并不属于"中华民国"。此时清王朝倒台,已不能称中国爲"清国"了;而称"中华民国"也不合适,一是因爲那时"中华民国"还不能代表中国全国(南北和谈后北方才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号);

二是因爲日本政府一段时间内并没有正式承认"中华民国"。在此情况下,日本政府放弃"清国"的称呼转而用民间惯用的"支那"一词称呼中国。1913年7月日本政府明文规定:今后不论中国的国号如何变化,日本均以"支那"称呼中国。

1913年10月,袁世凯正式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同时,日本表示正式承认"中华民国"。可是日本政府只是在中文的文书中使用"中华民国",而在日文的文书中,则使用"支那共和国"称呼中国。开始日本这样的做法并没有遇到多大问题,因爲"支那"这个词在日本已经流行了几十年,中国人一时间也没有多想这个问题。

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这是中日关系恶化的起点。1919年的日本转接德国租界问题,又引起"五四"运动的反日热潮。当时爱国人士提出的一个抗日话题,就是日本称呼中国爲"支那"。一些爱国青年提出日本称中国爲"支那"是有意侮辱中国人,于是一把爱国大火便烧了起来。爱国志士纷纷向政府上书,要求抗议日本政府使用"支那"和"支那共和国"辞汇的做法。此后中国政府多次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但都没有结果。]

日本不使用"中华民国"的称呼,除了有上述1913年7月日本政府的规定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日本人认爲"中华"一词暗藏著对日本的轻蔑。原来历史上"中华"、"中原"是爲了区别周边异民族国家的用词。以前中国把东方的异民族称爲东夷(日本人、韩国人),把南方的异民族称爲南蛮(东南亚人),把西方的异民族称爲西戎(西亚人),把北方的异民族称爲北狄(蒙古人)。

中华和夷蛮国家的关系不是对等关系,而是上对下的朝贡关系。日本人认爲中国人自称"中国",含有天下之尊、文化上优越的骄傲感,因此一些他们认爲改称"支那"爲"中国",有承认自己是"东夷"朝贡国的被侮辱感。这是日本不愿意使用"中华民国"和"中国"的内在原因。

"中国"这个辞汇,尽管中国人未必认爲它就是"中央之国"的含义,但不可否认按照字面可以把"中国"解释爲"中央之国"。当然中国政府使用"中华民国"的国号时,并没有想到要侮辱日本;而日本政府使用"支那共和国"一词,也未必有侮辱中国之心。可是汉语是会意语言,一个辞汇有很多引伸意义,在辞汇上做文章就会搞出好多名堂,因此中国才有文字狱的出现。

清朝有个大臣写了"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诗句,被搞文字狱的人引伸出"清风"就是比喻"满清人",结果该大臣被砍了头。近代中国和日本的爱国人士又把文字狱引伸到国际舞台,中国人说日本称"支那"是有侮辱中国人之意,日本人说中国自称"中华"有侮辱日本人之意,对一个名词内在含意的不同理解搞成一场国际纷争,也是使用拼音文字的西方人难于理解的。

不过在中国政府的再三抗议和敦促下,1932年日本政府终于承诺在政府公文中不再使用"支那",一律使用"中华民国",但民间报刊仍称中国爲"支那"。一直到日本战败后,1946年日本政府向全国发出《关于回避使用支那称呼之事宜》的通告,此后"支那"这个词完全从日本政府的公文、教科书、报刊杂志中消失。中日间这场关于中国国号称谓的争论,在战败日本的全面妥协情况下彻底解决。

四、现在的"支那"问题

日本战败后完全接受中国的条件,在公开场合不再使用"支那"一词,此后一段时间内"支那"一词被中国人忘记了。一直到1960年代美国出兵越南时,中国国内报刊上再次出现了"印度支那"一词,原来欧洲人把处于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地区称爲"印度支那",越南等国所在的半岛称爲"印度支那半岛"。中国国内照搬西方的称呼"印度支那",当时大陆人对"支那"这个词似乎并不在意,不过台湾国府却把"印度支那半岛"称爲"中南半岛"。

可是到了1990年代以后,随著大陆反日情绪的升温,"支那"一词又被中国人回忆起来,作爲日本侮辱中国人的罪行之一。

现在日本的主要媒体看不到"支那"一词,但是一些右翼分子却不时挑起这个话题。东京知事石原就在公开场合说"支那人",引起得中国爱国志士的气愤填膺。而石原却辩解说"支那人"一词不是贬低中国人,反而是尊敬中国人的意思,因爲"支那"这个词最早是中国人发明并被中国人承认的。

然而石原的说法显然是强词夺理。比如现在中国人把日本人称爲"倭奴",明显有强烈的贬损之义。可是古代日本人却自称自己是"倭奴",中国汉书上有"倭奴国"的记载,日本也出土过中国汉朝皇帝赐给倭奴国王的金印(金印上刻著"汉倭奴国王")。

如果现在有人把石原称爲"倭奴",并说这是爲了尊敬石原,因爲"倭奴"这个词最早是日本人发明并被日本人承认的,我看石原也未必能接受。

目前一些日本右翼人士别有用心地挑起这个话题,与其说他们主动挑起事端,不如说他们是在对中国爱国人士骂日口水战的"应战"。

中国爱国者在网站上铺天盖地散发"倭奴"、"鬼子"、"小日本"等辱日称呼,难免激起日本爱国者的反击,重提"支那"这种让中国人气愤的辱华辞汇。当然中国用"倭"等蔑称称呼日本人,并不是现在独有,历史上每次反日运动中都有同样的骂剧重演

在1919年"五四"反日高潮中,1919年11月出版的王拱壁《东游挥汗录》是当时很有煽动性的代表杰作。现摘录一段如下:"倭近五十年来之外交****,舍对华而外实无外交价值之可言。

报界及著作均用"支那"二字,政府公牍则舍中国民国二字之简,而用"支那共和国"五字之繁,是对我不但无国际敬礼,并不以国家视我也。是我中国民国成立八年而倭人尚不承认也。......"

在上述文中,作者一方面抗议日本报刊用"支那"称中国是对中国人的侮辱,可是作者却在自己公开出版的书籍中蔑称日本爲"倭"、"倭人"。

中国人既然明白自己听到"支那"这样侮辱性的称呼心里不舒服,又爲何不能想到日本人听到"倭人"这种侮辱性的称呼心里也不会好受呢?中国人抗议一些日本人故意使用"支那"一词歧视中国,本来是完全有道理的。可是我们看到一些中国人在谴责日本人用"支那"一词侮辱中国的同时,自己却又用"倭人"、"鬼子"、"小日本"等歧视性词句侮辱日本人。

孔子说的一句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我们认爲我们有权利叫日本人"倭人"、"鬼子"、"小日本",那麽是不是我们应该承认日本人也有同样的权利叫我们"支那人"呢?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停止用各种歧视性词语蔑称日本,又何必责备日本人用"支那"来蔑称我们呢?

最后我们需要明确一个问题:"支那"这个词到底是不是对中国的蔑称?如果是的话,其轻蔑程度有多大?从上面的情况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本从江户末期开始用"支那"称呼中国,当时日本使用"支那"称呼中国的确没有侮辱中国的意思,中国人自己也不反对"支那"这个称呼。

可是辛亥革命中国改了国号后出现了问题。中国的正式国号"中华"或"中国",日本人认爲其中含有对日本等"前朝贡国"的傲慢含义,所以不愿称中国爲"中国",坚持称中国爲"支那",这时日本人称"支那"就包涵了一些对中国人的轻蔑成分,但并不是很严重,比中国人称日本人爲"鬼子"、"小日本"的轻蔑语气要轻一些。

打个比方,中国人往往喜欢把黑人称爲"老黑","老黑"有一定轻蔑之意,但并不强烈,比称"黑鬼"缓和得多。日本人称中国人爲"支那人",与中国人称黑人爲"老黑"的感觉有些相似,并不是一个特别恶毒的歧视用语,而是带有一种微妙的轻蔑感觉。

综上所述,"支那"问题主要是由于中国和日本在"支那"和"中华"的汉字会意上解释不同而引发的争执,也是属于文字狱的一种变形産物吧。

日本战败后被迫承认"中国"的国号,不过现在的日本人认爲"中国"只是一个普通的国名而已,不再认爲"中国"含有"中央之国"的傲慢含意,与中国人不认爲"美国"有"美丽之国"的含义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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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詹天佑没遇到袁世凯 [转帖]

 

1881年,被清廷强令中途辍学的94名“留美幼童”,回国后境遇很惨,不是找不到工作,就是学非所用。有篇介绍“留美幼童”梁敦彦的文章这样写道:“梁敦彦和同学们归国后,以为在国外勤习八年,学到不少新知识,可以为国效力,谁知因他们未参加过科举考试,没有功名,处处遭官场白眼很难找事。梁敦彦几经周折,才在天津电报学堂找到一份工作,教授英文,待遇很差……后因父亡回家奔丧,返回时,再也找不到事做,非常狼狈。”与之相比,詹天佑算幸运,被湮没七年之后,终有机会在铁路公司当上工程师,总算学以致用,但主事的都是洋人,他只能算打洋工。1901年,慈禧忽发奇想,希望能坐火车去西陵祭祀,于是清廷赶紧筹措修建这条只有37公里的“皇陵专线”,詹天佑终被启用,迅速修筑完毕。说来有趣,这才是“中国人自建的第一条铁路”,但路旁没有任何人的铜像,甚至至今没人愿意提及这个“第一”。

也是在1901年,袁世凯被清廷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被湮没20年之久的“留美幼童”们这才有了用武之地。在袁世凯的提拔下,前面提到的梁敦彦当上京奉铁路总办,他的同学唐绍仪被任命为天津海关道——北洋外交负责人,另一个同学蔡绍基被袁世凯任命为北洋大学总办,这是“留美幼童”中出现的第一位大学校长。就在这期间,詹天佑被袁世凯大力保荐为京张铁路工程局总办兼总工程师,使之完成了“中国用自己的资金、建筑自己的铁路”的梦想。2004年,钱钢、胡劲草著《留美幼童》一书,专辟一节,题“袁世凯重用留美幼童”,文中写道:“一时间,一批学习铁路、电报的‘留美幼童’都成为袁世凯的骨干力量”,真是“乌云里忽然露出了阳光”。

袁世凯为何重用“留美幼童”?因一时之需而临时起意,还是其重用人才的一贯做法?检索史料,原因是后者。先说育人。早在1900年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便在济南创办了山东大学,是为中国最早的省立大学。而后从1901年任直隶总督,到1909年被罢官回籍,袁世凯领导直隶创办各类新式学堂一万多所,拥有教职工20多万人。再说用人,有个进士叫梁士诒,被分配到直隶做候补官员,几年过去,仍没谋得个正式职位,郁郁不欢,终于鼓起勇气求见袁世凯。袁问:“有何特长啊?”梁答:“我楷书很好,会教书,能写诗。”袁说:“书奴伎俩罢了,你这种人,我属下多啦,就知道咬文嚼字,没出息。”梁士诒听罢,惭愧至极,求助于袁的仆人,望指点迷津。仆人告诉他,袁最看重的,是外交和经济人才。梁士诒卖掉衣物,遍购外交、经济书籍,认真苦读,揣摩领会,几个月后,再次求见。袁问:“还写诗呢?”梁答:“士别三日,刮目相看,我的知识已然更新。”于是谈起外交和财政两门学问,滔滔不绝,纵横议论,很有新意。袁世凯大为惊奇,马上聘请梁为财经顾问。众所周知,民国初年,梁士诒乃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后来还曾做过国务总理。时人论袁世凯爱才,决不任人唯亲,且全是务求实干之士,这才“使各方人才奔走于其门者,如过江之鲫”。詹天佑能受到袁世凯青睐,主持修建京张铁路,并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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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横行的伪科学:“米丘林学派”  [转帖]


    李森科、米丘林学派在苏联的崛起

  李森科无耻地以米丘林的继承人自居,在所谓“遗传学理论”和“复合辩证法”的基础上编造了一套说法,完全否认了基因的存在,认为遗传是生物的一种普遍内在特性,不需要由染色体中的基因来决定,人类可以用改变环境的作法按预定方向改变生物的特性,李森科与他在哲学上的合伙人普莱森胡诌什么在有机体中和细胞中,没有什么特殊的遗传物质,遗传物质存在于一切细胞的活质中、点点滴滴都是遗传,在做出了这一颠倒黑白的论断后,李森科偏执地断言“遗传学是有害的胡说八道!”

  1929年,斯大林为了镇压异己提出“组织社会主义全线进攻”,李森科及其“米丘林学派”的理论不仅完全是一派胡言,而且简直就是江湖郎中招摇过市的狗皮膏药。但是李森科狐假虎威欺行霸市的流氓习气和投机取巧、欺名盗世的“研究方法”使得他与斯大林一拍即合,得到了斯大林全面的政治支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基因、染色体学说被扣上了“孟什维克化唯心主义学派”的帽子,研究机构被解散,相关科学家被停职甚至被流放。尽管在学术上一无所长,但善于钻营、见风使舵而又熟知政治动向的李森科仍然踩着苏联遗传科学的废墟扶遥直上。李森科先后得到苏联列宁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8次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和9次列宁勋章的获得者、3次斯大林奖金,特罗菲姆·邓尼索维奇·李森科俨然苏联科学界的红色教父,以他为首的“米丘林学派”及其获得性遗传理论、蛋白质遗传理论成为不可触犯的神圣的遗传学教义。


  米丘林学说横行中国

  毛时代,文字狱在科学界也遍地开花,用行政手段强制推行一种学说、禁止不同学说发表、搞一言堂的情况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以至于发展到“宁要社会主义的毒草
  不要资本主义的鲜花”。不管什么都要被贴上“封建”、“资本主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之类的阶级标签,例如说什么“巴甫洛夫的学说是社会主义的”、“米丘林的学说是社会主义的”、“孟德尔一摩尔根的遗传学是资本主义的”之类。本文说一说在遗传学领域横行的伪科学:社会主义的米丘林学说。

  1955年,在苏联,米丘林学说的代表人物李森科已开始沦为落水狗,“米丘林生物科学”被苏联学术界穷追猛打。虽然李森科在他的祖国成了落水狗,但在中国却是大红大紫,大受崇拜。中国二十世纪中期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李森科学派,搞一言堂,完全禁止经典遗传学派、基因、染色体学说的教学和研究,而且还对坚持经典遗传学派、基因、染色体学说的学者以“右派”、“反动学术权威等”名义进行人身迫害。

  1955年年10月28日,中国科学院、中华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联合举办了“伟大的自然改造者伊·弗·米丘林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为纪念会致了开幕词。在开幕词中,郭沫若一方面高度评价“米丘林生物科学”的政治哲学意义,一方面充分肯定用“米丘林生物科学”改造中国学术界的努力“在许多方面已经获得了不少重要的成就”。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副主任童第周做专题报告。报告题为《创造性地研究和运用米丘林学说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童第周说“但是在生物学界中也还有一些人坚持孟德尔一摩尔根主义,对米丘林学说采取盲目反对的态度。个别的人,在他的研究工作中完全忽视米丘林学说,在他的生物学著作中只字不提米丘林,又不以科学家的态度来进行学术争论,利用苏联一些生物学家在物种问题上对李森科持有不同的学术见解,来贬低米丘林学说的意义。歪曲苏联****对科学事业的正确的政策,说什么李森科关于物种的新见解在初发表的时候,由于政治力量的支持而风行一时,但不久就引起了学术界批评,大部分否定了李森科的论点云云。十分明显,这种论调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我国的生物学工作者必须对此有十分深刻的认识,不致被引入迷途。” 童第周警告学术界,“抱有上述错误思想的,只是科学队伍中极个别的人。但是这种思想的错误性质是极其严重的。这种思想如果任其传播就会严重地阻碍我们学习和研究米丘林学说,使我们的科学事业和革命事业遭受损害。因此,我们在这里仍要提请大家注意加以批评。”

  从此,摩尔根染色体—基因理论、核物质(特别是染色体)成为“禁忌”,避而不谈,或者在谈到遗传性的物质基础的时候,却有把细胞内部结构一视同仁、主次不分的倾向,甚至有时把一些染色体中科学界公认的现象,如减数分裂与世代交替的关系,都抛开不提。之前那些摩尔根学派的学者都成为围剿对象,有的甚至失去工作权力,知名度愈大的摩尔根派学者,受磨难愈多。

  中国第一个摩尔根嫡传弟子李汝祺指出,“米丘林学派”的论战手法从来都不光彩:“那就是把别人说的一段话,减前去后,断章取义,孤立起来,和固定起来,作为批判的根据,由此就得出结论,它是唯心的,它是形而上学的。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不公平的批判是不能服人的,这种逻辑只能引向教条,对促进科学的发展是没有好处的。”按自己的论战需要任意曲解对方观点,然后无限上纲,一棍子打死。这是李森科及其“米丘林学派”最大的论战特色。
  某些中国的李森科们与其说是一个学术团体,不如说他们是一些政治投机分子,他们以科学的名义,运用政治手段,排斥异己,完全超出了学术争鸣的范畴,已经粗暴地践踏了人类的尊严和科学的准则。在现行的体制下,预防李森科之流小人得势,根本没有灵丹妙药,因为此类人物自有其生存土壤,唯一的希望是在上位者有识人之明。

  1957年11月《农业科学通讯》上发表了题为《粉碎右派阴谋,坚决学习苏联先进农业科学经验》的檄文。1957年11月的《中国农报》上发表了题为《坚定不移地学习苏联先进农业科学》的反右派文章。反右和“米丘林学说”、“摩尔根学说”就这样扯到一起,学术争论又和政治问题挂了钩。各地掀起讨伐“孟德尔—摩尔根主义”的新高潮,声势十分惊人:湖南农学院党委组织120名教师和510名学生对该校遗传学教授裴新澍进行重点批判,贴了两万多张大字报;湖南医学院党委强迫遗传学家卢惠霖在500多名学生面前承认自己的学术观点是“资产阶级学术观点”;辽宁大学生物系党政负责人专门组织“红旗战斗队”围剿“孟德尔—摩尔根主义”,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相信摩尔根就是拒绝世界观的改造,就是不要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曾在美国从事草履虫的卡巴粒研究并曾在青岛会议上慷慨陈辞抨击李森科的武汉大学教授赵保国,更是在“拔白旗”运动中被整得精神失常。

  走向灭亡

  随着毛时代的结束,一方面“米丘林生物科学”在中国已经没有了三四十年代苏联那种特殊的政治生态,不能不走向没落;一方面因为时间伟大——科学的发展愈来愈证实了“米丘林生物科学”的虚妄。这种情况下,中国“米丘林学派”别无选择,只能分崩离析。
  最后的疯狂:1979年5月,四川大学生物系植物遗传组还根据全国高等学校理科生物类教材会议精神,编写了《米丘林遗传学基本原理》并交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谈家祯就对建国后三十年的中国遗传学评论说:“由于受李森科的影响,三十年来我国在遗传学研究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成就,很多时间被白白耽误了,没有做工作。最近几年做了些工作,但主要也是跟在别人后面跑,更多的还是在补课。”

  1984年,中国召开了孟德尔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和1965年苏联当局举行的孟德尔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一样,这一举动,也是为了完全扭转错误方向,“把过去多年被歪曲了的孟德尔的形象纠正过来”(谈家祯语),为孟德尔公开平反,在这次海内外瞩目的会议上,谈家祯以中国遗传学会理事长的身份作了主题发言。他严词谴责了李森科及其“米丘林学派”。他说:
  三十年代后期,在苏联出现了一个打着学术幌子的伪遗传学派,那就是李森科学派。他们禁止研究和发展真正的遗传科学,指控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在哲学上是唯心的,在方法论上是形而上学的。并且对苏联许多正直的卓越的遗传学家进行了残酷的迫害。……致使本来很有传统的、很发达的苏联遗传科学停滞了许多年。我国在解放初期,由于盲目地学习苏联,李森科的“学说”也曾一度支配过我国的遗传学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以致严重地阻碍了我国遗传学的发展并贻害非浅。
  这次会议成了中国遗传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从此,毛时代横行的“米丘林生物科学”在中国再没有一席之地,中国与“米丘林生物科学”永别了。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则在中国全面登陆,大放异彩——根据摩尔根基因学说发展起来的“生物工程”,已在我国开花结果。1997年元月报载,我国科学家洪国藩和他领导的中国科学院国家基因研究中心,在世界上首次成功地构建了水稻基因组物理图。
  关于自然科学姓社姓资的论战,随着毛时代的结束,李森科及其“米丘林生物科学”的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而在中国永远地终结了。更重要的收获则在人文领域、自然科学没有国界,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李森科问题给后人的这些深刻的教益,在今天已经为中国学术界所公认。 虽然在人文领域、自然科学没有国界,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在今天已经为中国学术界所公认。但是,在目前反对普世价值的过程中,“姓社姓资”再次成了当代李森科、米丘林们的法宝。 20世纪的中国的李森科们的罪行没有得到清算,这才是余孽们今天还在猖狂的原因所在,不成功或成功后再失败了,无需付出成本,而成功了可以像苏联的李森科一样获得巨大的利益。如此一本万利而又毫无风险,这才是文革余孽、封建余孽、中国的李森科余孽们疯狂招魂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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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48岁怀孕传闻[转帖]

 

 由于有努尔哈赤的"祖训",清朝后宫太监的人数比明朝少了许多,最多时也不过3600人,民间所谓"够不够,三千六"就是这意思,而明朝多时过万。清宫实际使用人数还低于此数,有记录的乾隆朝太监近3000人,嘉庆朝2638人,光绪朝1989人,到清帝宣统退位时,宫内太监不足1000人。

  虽然有"祖训",太监的势力在清朝并未得到有效控制,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年代问题最多,安德海、李莲英、小德张都曾官至二品。安德海还因暗出京城,被山东巡抚丁宝桢斩了首。

  说到安德海、李莲英、小德张,这三位清末当红太监,又离不开宫妃"红杏出墙"的话题。

  慈禧太后本是咸丰皇帝的妃子--兰贵人,后升为贵妃。咸丰死后,兰贵人的儿子、6岁的载淳继位,此即同治皇帝。此时,出生于1835年的慈禧太后年仅28岁,正是正常女人情欲最旺盛的年龄。她深陷后宫,为情所急。后来想到了身边的太监,毕竟他们当过男人啊,安德海、李莲英们受宠,便有这层原因。

  清宫太监多多,脸蛋长得漂亮、身体雄壮的不少,慈禧为何独钟情安德海、李莲英?据说是因为他们身上还有生殖器的根子,"净身"并不彻底。

  据宫人回忆,平时慈禧与安德海在皇宫内成双出入,俨然夫妻。他俩散步时,其他人只能不远不近地跟着,靠近不得的。安德海最后被斩山东,与慈禧的放纵有直接关系。

  安德海死后,慈禧一度情绪低落,这时李莲英又出现了。有"佛见嘉"外号的李莲英最拿手的绝活是给女人梳头,年仅40就戴假发的慈禧"老佛爷"正需要这样的太监。而更重要的是,李莲英"净身"也不彻底,据传两人经常谈论、学习"养生之道"至深夜。

  慈禧太后喜欢看戏,特别是淫戏。李莲英深知慈禧太后的意思,时常会留下男戏子,带到慈禧宫内"听赏",让他到太后的床上"演戏"。

  慈禧的绯闻不少,光绪八年,琉璃厂一位姓白的卖古董商幸于慈禧。在宫里住了一个多月以后被放出来,介绍人就是李莲英。据说慈禧因此怀孕,慈安太后知悉后召礼部大臣,问废后之礼。事情泄密后,慈安当夜猝死,传是被慈禧毒死的。

  此事见清文廷式《闻尘偶记》,所记并不可信。光绪八年是公元1883年,时慈禧已48岁,这个年龄怀孕的可能性不大。但无风不起浪,慈禧淫乱民间一直有不同版本的传闻,如李莲英还曾给慈禧介绍过一个饭店的小伙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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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大清商埠》 [转帖]


   ■岳抒暄

    编者按:最近,花城出版社出版了长篇历史小说《大清商埠》。该书以清代乾隆时期中西商人云集的广州十三行为平台,以“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为时代背景,以广州十三行总商潘振承跌宕起伏的一生为主线,展现广州十三行“一口通商”的风云画卷。书中涉及众多经济史和文化史的内容,值得

  一读。为此,本报特刊发此文,希望有助于读者阅读这部小说,了解那段历史。

  粤商是“中国第一商”

  

  1829年,有个名叫约翰·穆瑞·福布斯的16岁美国少年来到广州,拜伍秉鉴为义父,8年后,这个原本一文不名的穷小子携带50万墨西哥银元回到美国,投资横跨北美大陆的泛美铁路,成为美国的铁路大王。从福布斯的富有,我们不难推算出伍秉鉴的富有。

  2001年,《亚洲华尔街日报》做过一个统计评选:在过去1000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人中,中国占6位,他们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和珅、刘瑾、伍秉鉴、宋子文,伍秉鉴是这6人中唯一的商人。

  这位伍秉鉴,就出自于《大清商埠》的主人公潘振承门下。

  潘振承,是中国第一代与全球化经济接轨的杰出商人,是当时的世界级巨富。

  18世纪初到19世纪初,英国的茶叶税收占国家总税收的10%。中国茶叶的输出则为广州十三行垄断。十三行的出口商品除茶叶外,还有丝绸、瓷器、蔗糖、土布、大黄等上百种。十三行商人靠中国丰富的物产和朝廷赐予的贸易特权,成为世界最大、最富有、最具影响力的商帮。

  按照1860年《法国杂志》一则报道推算,伍秉鉴家族拥有财产达4200万两。而嘉庆道光年,国库积存经常年份仅1000万两上下。拿十三行总商的财产与清王朝岁入和库存相比,真正可算得上富可敌国。

  广州靠一口通商而成为最繁荣的商埠

  德国经济史学家贡德·弗兰克考证近代贸易白银的流向得出结论:在工业革命前,“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时名副其实是以中国为中心的。”

  1757年,乾隆皇帝将四口通商(江、浙、闽、粤),收归为广州一口通商,全国的对外贸易全部集中在广州十三行进行。

  在四口通商时期,广州仍是中国对外贸易的老大。明清通商史专家、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黄启臣考证:雍正七年(1729年)至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粤海关的贸易额及关税分别占四口海关的63%和62%。

  在四口通商时期,另三口竞争不过广州,学界通行的看法是洋船从欧洲来,过马六甲海峡进南中国海,广州占有地利。但是,广州乃至整个广东的物产不及另三口。出口商品以茶叶、丝货(生丝与绸缎)、瓷器为大宗。当时欧洲只青睐红茶,福建武夷红茶行销欧洲;江浙是丝货的主要产地;景德镇瓷器走水路下昌江到鄱阳湖,再进长江,可直接到江苏的外洋港松江(今上海黄浦江)。当时清廷严禁走海路运输茶叶、丝货、瓷器,以防中国船与欧洲船在海上走私。水路运输的价格远远廉于旱路运输,货到广州要付出昂贵的运输成本。因此,广州在出口货的成本价格上不如闽江浙有优势。

  然而,福建因曾有郑氏集团踞台与朝廷对抗,防夷之心太盛,影响外洋贸易。浙江的外洋港偏僻的舟山定海县,市场容量小,商馆建设等落后,甚至没一个懂夷语的通事。而江苏,向来重视内河贸易,征收长江及运河货税。并且这三口,货物单一,如福建只有红茶,而无丝货;江浙有丝货而无红茶。商人组织调货不力,而西洋船来一商埠,不能办齐所需货物,只能放弃。

  因此,在工业革命初期前,即18世纪大部分时期内,广州不仅是中国的海洋贸易中心,也是名副其实的世界贸易中心之一。

  广州人模仿西洋而绝不崇洋

  在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在对外交往中,只有妄自尊大,没有崇洋媚外。那时,中国人在夷番面前有着与生俱来的优越感。

  最早来中国的西洋人,因其相貌“怪异丑陋”,广东人把他们叫作“鬼”——直到今天,广东人仍把外国男女称作“鬼佬”、“鬼妹”。

  明朝末年,欧洲传教士纷纷深入中国,他们多为饱学之士。在早期中西文化交流中,涌现出徐光启、李贽等一批接受西方文化科学的先知,但主流士大夫则对西方文化绝对排斥、恶毒攻击。士大夫最锐利的批判武器是“华夷之辨”:华夏文化有着与生俱有的优越性、合理性;夷族文化落后愚昧、荒诞不经,必须严加排斥,荡涤殆尽。

  广州贸易的一大缺憾,就是朝廷君臣和地方官民没有从潮水般涌来的洋货中,窥测出“西夷”是文明人,“西夷”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一口通商”限于广州,实际上限于广州城外一条约一里多长的街区———十三行。十三行是一个封闭状态的贸易区,商馆设施齐全。夷人只能生活在十三行的狭窄空间;夷人不可进入广州内城;夷人不可见官;夷人不可直接申诉;夷人不可在广州久留;夷人只能去化外区澳门住冬;夷人不可携带夷妇进入广州;夷人不能骑马乘轿,因为天朝子民抬夷人有损天朝尊严……

  康有为评价这一时期的中西关系,认为“当时之中国,何其倨也!”

  官商不是官

  清朝政府奉行朝贡贸易,妄自尊大,高傲而又无知地认为外商是来向天朝皇帝朝贡的。高高在上的清政府,不肯屈尊与洋人打交道,这就必须委托一个官商集团处理洋务。政府利用十三行执行四项职能:一、承办朝贡贸易,独揽外商洋船接待,垄断进出口贸易;二、办理外商的货物报关纳税事务,海关不直接与外商打交道;三、管理约束驯化外商,监督限制外商在广州自由行动;四、转达外商与政府之间的一切交涉,外商无权进入广州城晋见政府官员。

  行商身份独特,处垄断地位。其身份的获得,要花费巨额的报效银及其他费用。行商是名誉上的御赐贸易官,行商都有官品,但本质上,他们仍是商人。

  政府未向十三行投入一分钱,它不像晚清时盛宣怀主持的电报局、招商局、机械采煤的洋矿,政府有官款或官股在其中,晚清洋务运动的加盟官控实业的商人更具官商特征。十三行商人开办的洋行(洋货贸易行)的资本全部私有。资本的性质决定企业的性质,既然不是官办洋行,他们虽有官员冠戴,但商人的特性盖过官员的特性。清廷对待债务的双重标准,优待外商

  对于行商欠外债,清政府采取双重标准。对外商欠行商的债,官府不闻不问;而行商欠外债,官府就采取非常措施偿还。

  乾隆七年一条新闻。浙江慈溪人邵士奇到吕宋附近的苏禄国,骗取采购货款三千七百三十两白银而卷逃回籍,结果被苏禄贡使告发。中国皇帝得悉后雷霆大怒,下旨将邵士奇缉拿归案,但邵士奇已将所骗银两花个精光,家徒四壁,浙江巡抚常安为维护天朝颜面,便从浙江藩库提取银子偿还给苏禄国贡使。

  乾隆四十一年的倪宏文案。倪宏文欠英国东印度公司债务,其中五千余两由皇上责令总督李侍尧、巡抚李质颖、布政使姚成烈、按察使陈用敷、粮驿道吴九龄、广州知府李天培、南海知县常德、署理南海知县赵康分摊赔付。最冤的大概要数知府知县,仅仅因为十三行在他们管辖的地界上,知县常德妻死送灵柩回老家安葬仍要赔付。

  乾隆四十五年,颜时瑛及张天球欠外商银共达380万两,革去职衔,发伊犁。所欠外债由十三行全体行商赔偿。

  清政府这样做不是优待外商,而是事关天朝体面。如《大清商埠》小说中巡抚李湖所说:夷商欠债,是行商与夷商个人间的纠纷;而行商欠夷商的债,就是大清国欠蕞尔夷国的债,有损天朝的浩浩天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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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海战役:国民党兵团司令李弥是如何逃脱的 [转帖]


  
  1948年11月,李弥在徐州。  公元1949年1月10日,震惊中外的淮海大决战胜利结束。人民解放军历时65天,共歼灭国民党精锐部队22个军56个师共55.5万余人。国民党高级将领黄百韬在碾庄圩战场上被击毙;李延年、刘汝明、孙元良率残部南逃;杜聿明、黄维被俘;邱清泉在陈官庄战场上被击毙;唯有第十三兵团司令李弥战后下落不明,死不见尸,活不见人,多次搜查无结果,成为战后一大谜团。直到蒋介石重新任命李弥为第十三编练处司令时,人们方知李弥在淮海战场上逃离已成事实。

  究竟李弥是怎样从战场上逃离的?又潜逃到何处?这一连串的谜团,一直鲜为人知。史料上更没有详细介绍过,本文现将尘封几十年的谜团解开,以飨读者。

  一、杜聿明、邱清泉、李弥分头逃命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国民党军就出师不利,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在中原野战军的配合下,于徐州以东新安镇(今新沂市)、碾庄地区,围歼国民党第七兵团10万余人,击毙了兵团司令黄百韬。国民党第三绥靖区所属3个半师,2.3万余人,在绥靖区副司令张克侠、何基丰的率领下,在台儿庄、枣庄地区起义。同时,中原野战军主力攻克宿县,截住了国民党军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的北援,堵住国民党军杜聿明集团3个兵团南逃去路。同时并将从河南确山方面来援之敌第十二兵团阻止于宿县西南的南坪集地区。素有徐州西大门之称的砀山县城也于1948年11月8日被我华野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解放。杜聿明集团的3个兵团完全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此时,李弥有种不祥预感,终日惶恐不安,从这个防空洞跑到那个防空洞,思想上已做好了潜逃的准备。

  1月7日,我华野主力攻占了李弥兵团司令部驻地青龙集,其主力被歼灭,当晚,李弥率残部慌张逃入邱清泉兵团防区――永城县陈官庄地区。1月9日晚,杜聿明、邱清泉、李弥分头突围逃命。

  1月10日凌晨,李弥等人在所属九军三师师长周藩等人的护送下,慌慌张张地逃到所属九团驻地周楼。谁知这里也不是安全之地。拂晓时分,解放军对周楼一阵炮轰后发起攻击,国民党军伤亡惨重,夜间所有来周楼藏身的几百国民党军官兵,除打死打伤外,都被打跑了。这时,李弥焦急地说:“你们都当过参谋长,还想不出办法吗?”周藩请示说:“如果再打下去,大家一齐都完了,我想派人送个条子出去,请求投降,您看是否可以?”李弥随即答应说:“可以写个条子送出去,并写明条件:第一条,投降后保证官兵安全,不杀我们;第二条,投降后不论官兵,凡是不愿意干的不能强留,放他们回家;第三条,投降后所有伤员,必须护送医院治疗,重伤者应先派车急送后方治疗。答应我们这三条就投降,若不答应,我们拖到晚上再说,天黑看不见,我们就能溜掉。”

  

  淮海战役期间,李弥与部下一起用餐,以示同甘共苦。

  投降条子送出去了,大约中午时分,解放军九纵第二十七师政治部派人送来一封敦促投降书,大意是:限你们立即投降,主官出来报到,部队放下武器集合听从点收,否则就立即攻击,不得再延误。李弥说:“他们要主官出去报到,看你们哪个愿意去?”随后放声大哭起来,边哭边说:“我不能死呀!我死不得呀!我若能出去了,对你们的家属我一定会照顾好的,你们可以放心。”

  周藩明白李弥的意思,便答应自己去。李弥见此放了心,便告诉周藩先答应投降,拖着晚点去,同时让亲信找来士兵的装束自己换了装,化装成伤兵,想等天一黑就混出去。天黑后,还没等去投降的周藩等人回来,李弥便急不可耐地和一名随身护卫,趁天阴夜黑,匆忙离开了周楼,向北直奔陇海铁路而去。

  二、将去往青岛的路证搞到手

  1月11日早晨,经过战争洗礼过的淮北平原到处是一片断垣残壁,冷落荒凉。李弥和随从二人似惊弓之鸟一般,提心吊胆地来到萧县高庄村的南边,看见路边有一个身着国民党士兵军服的青年,面黄肌瘦,行走困难。李弥故意上前与之搭讪,方知此青年士兵名叫汪新安,家住安徽砀山县李庄车站东北十八里汪阚庄村。刚被解放军俘虏后释放。李弥见此景便谎称自己叫刘明顺,家住上海,也是刚被释放回家的,准备到李庄车站搭乘火车,邀汪新安一起上路。

  一路上,李弥对汪新安关怀备至,把身上仅有的饼干和牛肉干送给汪新安吃,汪新安甚为感激。交谈中,李弥了解到汪新安的堂兄汪涛当过国民党营职军官,他从心里暗暗地盘算后提出到汪家休息一天的要求。汪新安便点头答应了,李弥的随从便一人去了李庄车站。汪新安和李弥于12日半夜时分才摸到汪阚庄。李弥经察言观色,几经打探,认定汪新安是个老实人,便将自己的真实身份向汪新安交了底。当汪新安得知领到家来的人便是国民党军大名鼎鼎的司令官李弥,既紧张又害怕,一夜翻来覆去也未睡好觉。

  李弥对部下道:“如果有人实在受不了,要投共军,我绝不阻拦。但希望不要带武器走,将来还要见面的。以后你们回来,我们欢迎。”

  次日下午,汪新安的堂兄汪涛来到汪新安的家见李弥,把李弥上下打量了一番说:“你外面穿件棉袍子,里面穿着黄驼绒线衣不暖和,里外不相称,也太招眼,咱两把衣服换一下吧!”说完汪涛把棉袄脱给了李弥穿上,李弥也把黄驼绒线衣脱给汪涛穿上。李弥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汪涛如何将自己送出去。汪涛便介绍了自己的老表高大荣。这个高大荣是中央军校的毕业生,在县政府做事,他得知李弥的处境后,觉得这是个邀功请赏的好机会,便一口应了下来。通过一番筹划,十五日,汪涛筹集了一笔钱,又到当时驻在本村的解放军连部写了一张去徐州送面的路条,把钱和路条交给了高大荣。

  16日下午4点钟左右,由汪新安的叔父汪学仁等人,推着装面的车子走在前面,高大荣和脸上涂抹锅灰的李弥跟在后面,一块来到李庄车站,李弥、高大荣乘坐火车东去,于当日晚到达徐州。

  次日清晨,高大荣来到户部山东巷38号,找到曾在砀山军事科工作的同事翟景尧,大胆地将护送李弥来徐州、现无路证和路费不足等情况如实地告诉了翟。翟景尧随即表示说:“路费不足我可以负责,现在南去的人很多,大都乘坐胶轮马车先到五河、淮阴或扬州等地,然后再走水路过江,路费一般每人约10块大洋。现在南走的人均无路证,解放军也不过问,到时候随机应变就行了。”

  入夜后,高大荣和李弥等人到马车行买了两张去五河的马车票,又在一位同车的客人手上找到一张过期的由山东到南京去的路证,二人如获至宝,欣喜若狂。

  十八日傍晚,当高、李等人乘坐的马车行到双沟镇时,方知进驻五河的解放军下达了通令,禁止往南通行。他们只好原路返回。天黑以后,马车停在途中路边的一个乡村简易客栈里吃饭歇脚。李弥向高大荣提出向北走,到青岛去,因为那里还有他的一个团驻守着。

  十九日上午,高、李乘坐的马车返回徐州,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在徐州也无法搞到路证。

  无奈高大荣返回砀山,找到妻侄宋开元把情况介绍了一番,并说:“李弥求咱们给想法搞张路证把他送走。他答应我,一旦回去就让我当团长;若想经商,他送给我轮船作资本。我若当上团长就让你当副官;我若经商就让你当经理,咱爷俩就阔起来了。” 

  宋开元动了心。他编了个谎言,托自己在华山县工作的老同学开出一张“刘湘年”,要去潍县的路证。

  一路上有惊无险,李弥一行于28日早晨,抵达潍县火车站,慌慌张张地直奔好友李惠芝家而去,李惠芝是潍县有名的“福聚祥”经理。

  关于如何将去青岛的路证搞到手,李惠芝想到了自己三姨太远房侄子王桂合(戏剧演员)有一张去高密春节探亲的路证,路证上写的是二个人的名字。他便将王桂合找来说:“今天我家从山西来了一个朋友,他是你表妹公爹派往青岛接你表妹的,现在去青岛的火车不通,他去青岛的路不熟,你设法亲自把他送去,并要千方百计地保证路上安全。”因路证原因只能让李弥一人先走,这样高大荣就不能与李弥同行了。李弥在话别时对高大荣说:“再生之德,终生难忘。去南京后,如蒋老头子不杀我,终有相报之日”。

  三、从青岛飞抵武汉,再到福建长汀

  29日(农历正月初一)天色微明,王桂合便带着李弥出了潍县县城,坐上小推车,于次日傍晚到了高密县自己的家,后去找当乡长的表兄王克秋。他编造说:“有个和我一块唱戏的人,和我一齐去趟青岛,现在走不动,请你给雇两辆小车,给开个路条,将我们送到青岛,到那里他给5个小元宝作报酬,你可以分到一个。”王克秋一听出这样高的报酬,明知有诈,但他利令智昏,既不问明来人情况也不向上报告,就相信了王桂合的谎言。

  31日(农历正月初三)夜,一辆胶轮小车停在王克秋家门前。这时李弥不露声色地坐在小车的右边,王桂合坐在左边,车夫推起车子便走,另一个做伴的小车跟在后面,向着东北方向的公路走去。一路上李弥装做病人,一切全由王桂合指引前行。次**们很顺利地越过沽河,进入了国民党统治区,经中华埠到了棘洪滩,这是国民党青岛警备司令部设立的外围据点。李弥一行4人被岗哨拦住盘问,李弥下车摘掉帽子,说明自己的身份,当兵的一听说李弥“驾到”,感到惊喜交加,立即恭恭敬敬地把李弥领到据点碉堡里去见自己的长官。不到半小时,从棘洪滩碉堡里走出一队人马,前护后拥地保护着一位军官来到岗哨门前,对王桂合等三人说:“你们送来的是淮海战区兵团司令官李弥将军,现在你们跟我们走吧。”三人面面相觑,不敢相信这个事实,只好推着空车跟在队伍后面走。不多时一辆卡车将他们连同小推车一齐带到青岛市江苏路一号住下。

  为了感谢王桂合等三人的救命之恩,李弥给王桂合4个小元宝。给其他两人每人一个小元宝作为酬谢。至此,李弥经过20多天奔波,最终潜逃成功。不久李弥飞抵武汉,尔后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中央任命为第十三编练处司令。

  话说高大荣在潍县住了几天后,感到一时也去不了青岛,便辞别了李惠芝等人返回砀山。

  1949年清明节后,高大荣、汪涛找人私刻了“砀山县人民政府”的印章,伪造了去青岛做买卖的证明,怀着升官发财的黄粱美梦去青岛投奔李弥。当三人来到潍县李惠芝处时,方知李弥已到福建长汀担任国民党军第十三编练处司令。高大荣三人仍不死心,辞别了李惠芝,继续东奔,到了青岛附近的红岩崖,被国民党驻军截住,并鸣枪警告,他们无奈只好原路返回砀山。

  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放走李弥一案暴露。李惠芝被人民政府判处死刑。

  1952年,高大荣被人民政府判处有期徒刑15年。汪涛、汪新安畏罪潜逃,1970年4月“一打三反”运动中,汪涛被抓捕归案,定为反革命分子,后畏罪自杀。1957年汪新安被定为坏分子,劳动改造,1970年8月被人民政府判处管制3年,1982年5月砀山县人民法院又撤销该判决,宣告无罪。当年参与放跑李弥的公职人员也分别受到处理。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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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读:其实巴基斯坦比中国聪明得多! [转帖]


国际间的政治博弈是非常有趣的。一会儿是朋友,一会儿是敌人。


  谁都知道当今世界上,美国是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美国也有最恨的国家,这当中有伊朗、朝鲜、阿富汗、委内瑞拉、伊拉克等。美国也非常不喜欢中国,总觉得中国威胁到美国的利益。其实,美国人也非常喜欢一部分中国人。把F-16战机、爱国者导弹等先进武器,卖给中国人。只不过这些东西都运到了台湾,而不是去大陆。所以说美国人喜欢一部分中国人,恨另一部分中国人。中国人手里有许多美国的国债,我们本可以买很多美国的东西。可是美国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凡是高科技的东西一律不准出口给中国。只把可口可乐卖给我们。中国人喝完后说:“爽!”。政治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复杂了。


  国际间朋友和敌人,可以反复转换,多次转换。拿伊朗来说,巴列维国王时代的伊朗,是美国的盟友。霍梅尼领导的革命胜利后,伊朗就成为美国的敌人。美国人是不会放过伊朗的,将来有机会一定会搞定伊朗的,就像今天的伊拉克。


  伊朗与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大力支持伊拉克,美国伊拉克就成为朋友。后来萨达姆成了美国的眼中钉,一场伊拉克战争,萨达姆被绞死,美国终于报了仇。实现在伊拉克驻军,控制了伊拉克的石油,这才是实实在在的战略利益。


  巴基斯坦对于中国来讲,有深远的战略意义,我们当然不能掉以轻心。那个被称为“10百分号先生”的扎尔达理总统,来中国访问两次了。其实,他除了要钱、要武器以外,根本没有别的事。中国已经把J-10战机卖给巴基斯坦,当然还有其它援助项目。


  长期以来中巴关系友好,这是事实。更有人yy出:巴基斯坦人高喊“把我们变成中国的一个省吧!”如果有巴人喊出这样的口号,那个人岂不成了巴奸。他还能活得了吗?就像同样有人yy了蒙古人要与中国合并一样可笑。其实,蒙古人很恨中国人。


  许多人根本没有看清世界潮流,一个又一个大国解体,变成许多小国。许多华沙条约国家,变成北约国家。北约收留了一个又一个“敌人”,把他们变成朋友。


  儿子纷纷与父亲分家,上哪去找小国合并成大国的例子?


  巴基斯坦长期接受中国的援助,同时也在接受美国的援助。巴基斯坦在接受中国的J-10战机之前,早已使用美国的F-16战机了。


  这是巴基斯坦在中美之间走钢丝,是一个小国的生存之道。也是巴基斯坦的聪明之处,左手拿到中国的援助,右手就去拿美国的援助。能说明巴基斯坦与中国的友谊是高尚的吗?奥巴马总统已经批准进一步加大对巴基斯坦的援助,既要提供武器,又要美国顾问训练巴基斯坦军队。还有修公路、建学校、建医院等其它经济项目。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美国与巴基斯坦结为坚定盟友。美国大力支持阿富汗游击队抵抗苏联,美国援助的武器和物资大多经过巴基斯坦进入阿富汗,巴基斯坦成为美的“前线盟国”。 1981年,里根政府同意向巴基斯坦提供为期6年(1981―1987年)总额达32亿美元的军事、经济援助计划。与此同时,美国开始向巴基斯坦出售F―16战机。1989年,巴基斯坦又向美国增加订购60架F―16战斗机。


  1990年,苏军以惨败告终而撤出阿富汗,巴基斯坦在美国的战略棋盘上失去“使用价值”,美国也因巴基斯坦进行核武器研究而停止对巴的援助,并实行制裁,美巴关系也日渐冷淡。当年10月6日,老布什政府宣布中断对巴基斯坦的所有军事和经济援助,并禁止一切军售。


  1998年印巴核试验后,美国进一步疏远巴基斯坦。


  “9·11事件”后,美国对阿富汗动武,美国的南亚政策出现了重大调整。总统穆沙拉夫从巴基斯坦长远利益出发,决定加入反恐联盟。阿富汗战争开打之前,巴基斯坦让美军使用三个机场,对阿富汗轰炸、侦察及派遣直升飞机和特种部队潜入。这使巴基斯坦变成美国反恐战指挥、情报收集、外交活动以及有关人员过往的交通要道,恢复了巴基斯坦作为美国"前线盟国"的地位。


  奥巴马总统增兵阿富汗,最终要解决巴基斯坦。这是完成对中国的围堵重要一步。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之间已经没有边界可言,其实美军早已进入巴基斯坦。奥巴马的巴基斯坦攻略是一石三鸟,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将深受其害。俄罗斯的战略利益也将受到波及。


  中国如何突围?这考验中国的实力和智慧。


  如果中国、印度、俄罗斯、巴基斯坦能够结成联盟,共同对付美国,我们的胜算就会大一些。可是,巴基斯坦与印度是异教徒的仇恨,不共戴天,多次发生战争。中国与印度也有领土争端和战争。联盟是不可能的。这就给了奥巴马绝好的机会。


  一提到巴基斯坦许多人就热情高涨,或者说是感情激动。也有人连巴基斯坦是怎么来的,都没有搞清楚就先激动上了。


  巴基斯坦之所以同中国友好,完全是因为它身边有一个印度有关。从巴基斯坦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注定是印度的宿敌。因为宗教信仰的对立,巴基斯坦从印度分裂出来。巴基斯坦与印度也多次发生战争。至今仍有“克什米尔”问题没有解决。因为战略利益的需要,中国与巴基斯坦走到一起。巴基斯坦是为了寻找靠山。这是小国在大国的博弈中求生存的技巧。


  有许多人喜欢用“巴铁”一词,来称呼巴基斯坦,其实大可不必。仅举一个例子就可以知道,到底铁不铁?


  巴基斯坦在几十年前就使用了F-16战机,如果巴基斯坦真的是中国的铁哥们,我们就应该能拿到F-16。可是,我们却拿不到。


  许多人历数了巴基斯坦与中国友好的善行,说来说去就那么几条。四川地震送来20000顶帐篷,使许多人感激涕零。中国人的感情神经太容易被拨动了。这和中国外交部常用的一句话有关:“......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不知为什么?中国人的感情怎么那么容易受到伤害?在外交场合,根本听不到其它国家的外交人员,说这种话。只能说明中国的外交部常感情用事。


  中国在大国的博弈中,常常吃亏。边境划界谈判,被侵略的几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根本要不回来。只拿到半个黑瞎子岛。被分裂的外蒙古回归无望。


  “银河号”事件,只能忍气吞声。炸了中国大使馆,说是误炸。撞了中国飞机,拒绝赔偿。“无暇号”事件,不了了之。侦察机照样侦察,侦察船照样进南海,我们只能装着不知道。


  中国人是靠双手劳动创造财富,而美国人是靠开动印钞机创造财富。这就是聪明与不聪明之间的差别。


  巴基斯坦既能拿到中国的援助和武器,同时也能拿到美国的援助和武器。


  印度能拿到美国的援助和核技术,又能拿到俄罗斯的武器。


  中国只能拿到俄罗斯的武器,就连欧盟的武器都拿不到,更不要说美国的武器了。


  在大国的博弈夹缝中,巴基斯坦靠智慧才活到今天。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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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风雨中十大冤逝的忠魂 [转帖]


  纵观历史的伟大的人物,都是和普通人一样,都具有多面性。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从王佐、袁文才到柳直荀,再到刘少奇、彭德怀等的冤逝,后人对这些冤案负有一定、直接、重大责任的伟大人物评价时,如果千方百计的把他们塑造成一个个没有任何瑕疵的完人,害怕提到他们曾经犯过的错误会伤及他们的伟大,这是对历史的极大不负责任,更是对冤死的英灵极大的不负责任的忘却。敢于承认伟人也无完人,敢于承认他们也犯过错误,才能让我们永远记住这段惨痛的历史并深刻反思,愿人世间别再出现如此悲剧,愿历史永远给人以公正!

  一个法制的、民主的共和国更加光明的前途已经伴随新世纪的到来而来临,让我们珍惜今天的好日子,更努力地去争取明天!!!

  谨以此文,缅怀这些在共和国风雨历程中,冤逝的一位位不朽的忠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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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北者”要活命就到中国去[转帖]


  金美熙老太太看上去一点都不像已经76岁了,她住在距中朝边境不到10公里的一个由鲜族教会所创办的老人院中,每天的生活从早上起床的锻炼开始,然后在后院的菜地里劳动,还要帮助照顾老人院中其他生活不便的老人。“我现在感到很满足”。陪同的翻译介绍,除了口音之外,很难认出她是一名“逃北者”,她已经在中国生活了10年。
  金美熙的形象非常接近中国抗美援朝电影中的朝鲜“阿妈妮”,热情,坚强,勤劳,她年轻时曾是村里的“妇女主任”,丈夫去世很早,膝下仅有一个儿子,1995年,他儿子已经成家,并给她生了一个孙子和一个孙女。孙子13岁,念初一,正处在24小时都感到饥饿的年龄;孙女8 岁,金美熙65岁。这一年,是朝鲜“苦难的行军”第一年。
  上世纪九十年代,朝鲜经济面临严重困难,从1990年到1998年,朝鲜经济持续衰退,粮食严重不足、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瘫痪,能源和工业原料十分紧缺。1994年,金日成逝世后,情况越来越糟糕,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的袭击,外部世界对朝鲜的封锁,在加上金正日主政后于1995年发动全国范围内的“苦难的行军”运动,号召人民加班加点,超额劳动以“战胜”经济困难,但粮食配给却越来越少。1994年,朝美局势因为核问题而到了战争边缘,朝鲜根本无法得到外部援助。在韩国媒体的描述中,第一轮“脱北”的热潮正是从此时开始的。
  和其他人一样,金美熙家的情况也不好,“我当时就想不要给家里再添负担,”金美熙说。1995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金美熙离家出走。“本来想熬过这一段就回去的,谁知道这一去就是永别。”
  金美熙的目标是中朝边境,当时,有关中国改革开放,“一天吃三顿大米饭”的谣言已经在朝鲜流传开来。从山上挖人参交到中朝边境的掮客手里,然后再换回一些粮食和日用品在朝鲜的黑市上贩卖已经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生意”。
  但这个生意也不好做了,原因很简单,即使在黑市上也很难再换到粮食。金美熙最后一次从内地抵达边境的时候经过一个拥有一小片农田的边防军营,她在那里留了下来,开始帮助边防军种粮食,“只要能吃上饭,干什么都行。”
  1996年底,图们江刚刚上冻,金美熙遇见了四个准备穿越国境前往中国的“逃北者”,在她的央求之下,四个人带上了她,几天以后,她赤脚淌过了流淌着冰渣子的图们江。
  金美熙的经历或许是2000年以前第一代“逃北者”的典型,当时,中朝两国的边境管理并不严格,而据“国际难民组织”的分析说,当时中朝两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默许了非法的边境穿越,因为当时的朝鲜人在穿越边境后更多会选择寻求一些帮助,然后携带食品回到朝鲜以养活自己的家人。朝鲜政府觉得这种临时的越境有助于缓解朝鲜的粮食紧张情况。居住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朝鲜族人也愿意帮助他们,一方面是因为同文同种的民族感情,另一方面,据一位边境农村的老人介绍,“三年自然灾害直到后来的文革,他们也帮助过我们。”
  但后来的越境者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从2000年开始,中朝边境地区的朝鲜难民吸引了大量人权组织,新闻记者,乃至联合国调查机构的关注,延边发生的“情况”,“政治上已经变得不安全了”。中朝两国政府开始加强边境巡逻和监管,中国更开始突击审查延边农村的“非法移民”,并将他们遣送回国。边境另一侧的朝鲜则加强边境巡逻,但这却没能减少“非法越境者”的数量,仅仅为边防军提供了新的索贿途径。2002年至今,大概花费200至300元人民币就能让朝鲜边防军对“偷越国境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朝鲜人来说,这或许是好几个月的生活费。
  李济博,36岁,她的一条腿已经残废,总是带着拐杖,她居住在离边境不远的一个小乡村中,1998年,她离开朝鲜的丈夫和孩子,第一次穿越了边境。在中国境内,一个人口走私贩给了她一些食物和衣服,然后把她卖给了一个山区农村40出头的老单身汉作“妻子”。李济博每天的工作就是在地里干活,她的“男人”则在家里休息。农活很累,但“至少能吃上饭”,除了每时每刻都在担忧会被中国警察搜查到并遣送回国之外,她对自己的生活还较为满意,因为担心邻居们举报,她对村里的每一个人都格外礼貌。2002年的一天,噩梦还是变成了现实。当地公安部门来到她居住的村庄,很快就认出她是“非法移民”,她被带走,两个月后,她被交还给朝鲜边防军,那时,她已怀孕。
  她不愿意回忆在朝鲜“管理所”里的生活,但她承认是在管理所里流产的。一年以后,她被释放,几个月以后,她又出现在自己中国丈夫的门前。
  这一次越境更加困难,当时已是深冬,长白山上积雪没膝。李济博渡河时为躲避朝鲜边防军搜查,她扭伤了腿,在穿越长白山寻找庇护的过程中,她遗失了自己的鞋子,当她抵达第一个有人的房子时,她右腿的几个脚趾被彻底冻坏了。


1万5千元的一次通话
金美熙在中国生活了3年以后,她皈依了基督教,鲜族的基督教和汉族的基督教传统并不一样,她们依然继承者100多年前北欧传教士抵达朝鲜半岛时所带来的福音派传统,这一点和韩国的教会一致,这也就决定了鲜族教会,尤其是地下鲜族教会与韩国教会暗地里有着紧密的联系。
  当地教会的牧师找来了几个韩国人,问她是否愿意去韩国,金美熙摇摇头,掏出了自己在中国辛勤劳动三年所攒下的一千多元钱,说:“我想见见我的儿子。”
  但一千多元远远不够,教会最终为她募捐到了一万五千元人民币的“经费”,她被带到了丹东,“中间人”向她保证,将把她的儿子从朝鲜内陆带到新义州,并以 “探亲”的身份到丹东和她团聚一个月。她扳着指头计算,“在新义州,一份可以前往中国探亲的护照大概要花3000元,剩下12000元,应该够在朝鲜国内买通哨卡的士兵了。”——朝鲜国民在自己的国家并不能自由流动,州与州之间,道与道之间都有哨卡盘查来往行人。
  10几天以后,中间人带着一个手机来找她,告诉她说,“给你儿子打电话吧。”在新义州,中国的手机即使在朝鲜一侧也有信号,中间人通过某种方式将手机偷运进了朝鲜,并交到了被带到边境附近的儿子手中。金美熙拿起电话就开始呼喊自己儿子的名字,而那头则不停的呼喊着“妈妈!妈妈!”,喊了几声名字以后,金美熙昏死了过去。
  第二次通话,金美熙依然非常激动,还是只会喊儿子的名字,她每喊一声,电话里她的儿子就回喊一声妈妈。他们喊了1个多小时,直到手机没电,当时在场的牧师在回忆这一场景时,金美熙低着头,偷偷地抹着眼泪。而她刚才在讲述自己在朝鲜和中国所经受的苦难时,依然是微笑着的。
  第三次拨通电话,金美熙终于能镇定下来,询问一些家中的情况,她儿子告诉她,家人和“组织”都以为她已经死了,所以并没有受到迫害,她的孙子已经长大成人,正在朝鲜人民军中服役,而孙女则在国营农场上班。“他告诉我,他不能过来,因为村里面都知道他这次出来,但并不知道他是来见我,一旦人们起了怀疑,在军队中的孙子会被公开枪毙,而孙女也会失去自己的工作……”
  几天以后,她的儿子离开了新义州,母子分别10年,还是未能见面。


逃到中国后破碎的家庭
  家庭团聚,这是韩国政府在谈及逃北者问题时经常使用的词汇,在韩国政府看来,北方的朝鲜国民都是广义上的“朝鲜战争失散家属”,在“家庭团聚”政策的支持下,韩国政府一度给已抵达韩国的逃北者支付大量现金,通过中间人将逃北者遗留在朝鲜的家属“解救”出来。
  但仍然有许多朝鲜家庭在中国的土地上破碎。
  “我丈夫和我之所以决定到中国是因为我们的家庭出身,我的父母是'政治犯’,而他的父亲已经逃北了,他的母亲则是在国外受的教育。我们俩都不能入党,这在朝鲜就是最低等的阶层。我不希望我们的孩子也过上这样的生活。”
  朴顺英,45岁,3个孩子的母亲,她在谈论自己的过去时,总是紧张地看着自己的手,并下意识地不时回头张望。
  他们在朝鲜的生活很困难,即使在朝鲜经济状况有所好转的2000年,当时朝鲜政府宣布“苦难的行军”已经结束,朝鲜将以“崭新的面貌迎接二十一世纪”,这一年,他们还是选择了逃离朝鲜。
  她和她的丈夫,孩子较为顺利地抵达了中国,当时她最小的一个孩子才六个月大,在教会的帮助下,她和丈夫都找到了一份工作,并皈依了基督教, 但还是不能养活自己的三个孩子。教会的一个“姊妹”给她介绍了一个中国的朝鲜族家庭,她平静地说:“他们说愿意给我点钱,但我不能接受,就算是饿死我也不能卖自己的孩子。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像摩西一样长大。”
  此后,为了躲避公安的搜查,她一家人颠沛流离,他们干过矿工的活,干过农活,甚至在沈阳的饭店里干过洗碗工,中国的朝鲜族人不时会给他们一些帮助。
  2003年的一天,她的20岁的大女儿被当地公安查到了。遣返后女儿被发现偷偷藏有十字架,而在朝鲜,信仰宗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罪行,她的大女儿被判了 1年半的劳动改造。她说:“女儿被放出来以后,我曾经打听过要花多少钱才能把女儿再带过来,但没有人愿意接受这笔生意”,“偷运政治犯太危险了。”
  2002年,她的丈夫也被遣返了,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丈夫,有谣言说她的丈夫死在了朝鲜的集中营里,她被介绍给了教会的一个朝鲜族男子,不久以后,她们结婚了。
  朴顺英说,我每天都为自己的家人祈祷,无论他们在哪里,我希望他们能活下来。他的儿子现在靠替教会抄写圣经为生——牧师说,教会并不需要抄写的圣经,只是希望他能从中获得一点教益。
金美熙再也没有与自己的家人联络过,她后来设法给家里寄了一点钱。她说,她已经76岁了,在进棺材以前,最后的愿望就是见一见自己的孙子和儿子。
  李济博依然惦记自己留在朝鲜的孩子,偶尔会通过一些“中间人”给“那边”送一点钱过去。坚持生活在中国一侧的朝鲜人大都像李济博一样,他们默默承受报酬低廉的重体力劳动的生活。只要能留在中国,他们总有办法帮助自己在朝鲜的亲人。
李济博仍然不知道为什么警察会突然光临她所居住的小山村,但她说,这种事发生过一次,就会发生第二次。

努力溶入中国社会的朝鲜人
  38岁的金顺花生活在离延吉七十多里一个偏僻的自然村。记者看到她时,第一眼就可以判定,人群中那个先天营养不良身高不足一米五、表情木呐、满面沧桑的人就是要找的金顺花。
  从走进大院那一刻起,金顺花就用异常警觉和惊恐的眼睛注视着记者,她死死抱住怀中只有两岁左右的孩子。如果不是记者有当地人陪同,见到陌生人进院子的金顺花会抱着孩子立即跑掉。她知道如果有人举报就会被抓住遣返回国。
  金顺花三年前越境被人介绍到这里嫁给村里最老实的一位光棍,她和丈夫甚至都没有自己的家,看上去破得快要垮了房子还是借小叔子的。现在金顺花能说简单的汉语,她说她的故乡在京里(音),父母、哥哥和姐妹都阉廊ァ?br/>  与金顺花同一年越境过来的崔贞玉生活在三十里外的另一个山村,崔贞玉今年六十三岁,三年前独自越过冰冻的江面,几经辗转被人说合与村里一位陈姓老汉“搭伙”(当地语“同居”),半年前陈姓老汉病故,崔贞玉再次陷入窘境。乡里人同情崔贞玉,他们介绍邻村有一位刚失去老伴的杨姓老汉,于是崔贞玉又背着一个小包袱步行十五里山路来到杨老汉家。
  杨老汉七十二岁了,几乎是村里最穷的人,穿着一身灰蓝色的旧衣服坐在家门前,和周围的人异口同声地对记者说,崔贞玉到地里干活去了,晚上才能回来。
  “这周围每个村都有好多朝鲜人。”当地人介绍说,朝鲜人普遍勤劳能吃苦,一点微薄的待遇就可以满足。女性尤其比男性更容易在这里生存落脚,因为她们的到来,使这些村子里原本娶不到媳妇的困难户都有了妻子。
  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附近的公安曾对非法居留的朝鲜人进行过大规模清理行动。金顺花和崔贞玉在村里人的掩护下都巧妙地逃脱了。
  “他们(派出所)都是半夜突然来的,进了家门口才知道”当地人回忆起搜捕行动时仍心有余悸:
  “来抓的时候那个惨啊,她们死活不肯走,下跪磕头作揖什么都有,身边抱住什么就不松手,把大树皮都抠破了。
  “公安也说,是奉命执行任务。但那个时候,谁还能听进去那些。哭叫声响成一片。后来没办法了,也就只好走。”
  村民介绍,那些被遣返回去的朝鲜人留在这边的子女,乡村政府都作出妥善安排。延边州规定,孩子的户口可以随父亲。所以,没有一个孩子因为母亲被遣返而失学。
  据金顺花所在村那所小学校李老师介绍,仅她在的那所学校,就有四个母亲下落不明的孩子在读书。“她们的骨血在中国,只要被抓回去不是死了,肯定会回来的。”

至少30万朝鲜人滞留中国
  实际上,当时的“逃北”问题已经严重到不得不引起中朝两国政府重视的地步。2004年6月29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中朝军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人民武装力量部边防合作协议》,此次协议的签署,是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助理李玉中将为团长的边防代表团“应邀”前往平壤签署的。“为统一全国陆地边界管理模式,理顺边防管理体制,中国政府于2003年9月上旬起将中朝边界防卫任务移交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上述协议的签署对于继续维护中朝边界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巩固和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逃北者主要以青壮年男性和年轻女性为主,但也包括大量的老人和孩子。不仅是中朝边境的居民,许多原来居住在平壤等内陆地区的朝鲜人也加入了逃北者行列。他们绝大多数仅是为了“活下去”而偷渡至中国。由于在朝韩分裂时大部分粮食产区都属南部韩国的平原地带,朝鲜的粮食供给一直依赖外国的帮助,先是前苏联,后是中国。
  一位丹东的朝鲜族市民告诉记者,1992年,中国发生大规模的洪水,当年冬天中国也面临着一定程度的粮食短缺,当时通过中朝友谊大桥的货运火车明显减少,1993年春节后, 关于“那边过来的人”的谣言就开始在当地鲜族人社区中流传。此后,咸镜北道成为朝鲜非法越境者的主要输出地,对应的中国一侧则是吉林省的延边地区。中朝界河图门江在某些地方非常狭窄,河面仅有20多米宽。在夏季的枯水区,“拎着裤腿就可以走过来,”而冬天江面封冻,更可以步行穿越。
  中朝边界的另一部分为吉林段的长白山区,受环境所限,管理松懈;而辽宁部分的中朝边界则相对发达得多,人烟稠密,中朝双方的警卫也更加森严。
  到底有多少朝鲜人逃了出来?边境公安的记录说,从80年代初至今,大规模的非法移民都发生在朝鲜发生饥荒时。边境纪录还记载了鸭绿江上漂着的尸体——被朝鲜士兵击毙的非法越境者。《华尔街日报》自称从公安局和延边财政局获得的文件显示,从1983年至今,大约有40万北朝鲜“非法移民”进入中国,许多国际人权组织也估计在中国境内的朝鲜人在30万至40万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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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寒食与清明[转帖]
 


寒食节

  时间并不确定,一般在每年清明节的前几天。相传春秋时晋公子重耳流亡国外,介子推身前马后为其护驾19年。一次,他们迷路山中,炊断粮绝,重耳奄奄一息。这时,介子推从自己的腿上割下一块儿肉,用火烤熟,为重耳充饥。重耳复国后,封赏功臣,却独独忘了介子推。介子
推一生气,退隐山林,不肯复出。重耳想通过放火烧山的办法逼他出山受封,不料介子推却抱树而死。重耳见状伤心至极,遂发布禁火令,从此有了一年一度的寒食。

  其实,在民间信仰中寒食之俗虽与介子推有关,但寒食起源,并非为纪念介子推,而是沿袭了远古的改火旧习,即《周礼》所谓“仲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据《后汉书》讲,最初的寒食节时间很长,最长的105天,最短的也要近1个月。寒食期间不得生火,只能生食,对人的健康不利。魏武曹操当政后,下《明惩令》云:“令到,人不得寒食。犯者,家长半岁刑,主吏百日刑,令长夺一月俸。”寒食之风至此才有所收敛。但寒食之风的真正衰落期则出现在南宋以后。随着“寒食”之风的消失,寒食节也渐渐融入到了清明节中。

清明节

  又称“鬼节”、“冥节”,与农历七月十五、十月十五合称“三冥节”,与祭祀鬼神有关。

  清明节人们扫墓祭祖,其真正动机是增进族群间的血亲意识。扫墓习俗早在尧舜时期就已出现。秦汉时,扫墓之俗虽被纳入礼的范畴,但并没有作为节日民俗确定下来。魏晋南北朝时,虽战乱频仍,但扫墓传统保持依旧。唐朝前后,人们将扫墓作为寒食节的一项中心内容被确定下来。但随着寒食、清明二节的合一,扫墓又成为清明节的一个主要内容被固定下来。

  作为农事节令,清明也是安排农事和预测收成的重要日子。清明前后,要翻压绿肥,耕种水田,准备插早稻,还要对麦田、菜畦、果园等加强管理,以保当年有个好收成。

  (《中国文化报》3.29 苑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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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丽拿:三尺讲台倾情演出五十载 [转帖]


  

  俞丽拿在课堂上循循善诱戴焱淼摄影

  近50年来,俞丽拿的名字与一曲《梁祝》始终闪耀在中国音乐舞台上。但是,她自己更看重的是小小三尺讲台——小提琴教

  师,是她永不谢幕的倾情演出。近10年来,俞丽拿的学生在国际比赛中有10人次获得第一名的奖项。

  《梁祝》翩跹五十年

  《梁祝》这部家喻户晓的中国小提琴协奏曲书写了中国当代音乐史上无数个辉煌的“第一”,俞丽拿回忆道:

  “那一年考进上海音乐学院本科管弦系,我还不到17岁。我们到农村去演出,选了外国的一些经典小提琴曲,演完以后,大家都说听不懂。为了能让听众对我们喊‘再来一个’,我们成立了一个‘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最初的实验,是从民族音乐里选择一些耳熟能详的曲目用小提琴演奏,1958年的下半年,管弦系开始准备国庆10周年的献礼作品,‘梁祝’作为备选题目列上去,被选中。”

  “1959年5月27日,我们带着这个节目参加了在上海兰心大戏院举行的新作品音乐会。当我演完最后一个音符,台下静静的,没有掌声,我的心紧张得扑扑地直跳。就在这个时候,掌声雷鸣,而且一直止不住。因为没有准备返场曲目,最后只好把整首曲子再来一遍。两遍加起来,一共拉了50分钟……”

  “教学生不是为了赚钱”

  1992年,潘依琼获得首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青少年小提琴比赛第二名,如今她是德国科隆广播交响乐团演奏员。

  说起女儿在小学五年级时拿下的这个奖,潘依琼的父亲潘亚根仍然十分激动:“俞老师每天给学生上课时间超过12小时,节假日、寒暑假都要加课,跟着她的学生一年要比其他老师多上三个月的课,但从没有收过一元补课费,她总是说‘教学生不是为了赚钱’。”因为知道小依琼家境一般,俞老师用自己买的摄像机、照相机为学生拍录像、做资料,连演出服去哪家店买又便宜又好都细心嘱咐到。

  潘依琼以最小年龄参赛拿下柴可夫斯基大赛第二名后,获得了去莫斯科深造的机会,但是3500美元的学费对当时的潘家是个天文数字。俞老师没有让家长为难,她带着潘依琼去各地演出,终于在台湾为小依琼找到了赞助人,解决了费用。

  改造“技术机器”

  人称帕格尼尼王子的青年小提琴家黄蒙拉从小学六年级起跟随俞老师学习,可当时他的入学成绩是班上倒数第一,多数老师对他的前景并不看好,认为他只有一双“飞快的手”,是一个“技术机器”,但俞老师从来没有放松过对这个“落后生”的要求。

  俞老师对学生的“拉”有一个高标准,即“零错误”。黄蒙拉拉琴尤其喜欢求快,“音准不行”,怎么办?俞老师的药方就是四个字:“苦练勤练”。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抠”,一个片段一个片段地“磨”。黄蒙拉说:那个阶段真是怕了俞老师的课,她的一对耳朵似乎是专门为挑“错”而生的,任何一个错音休想逃过。

  到了大学,黄蒙拉终于“开窍”,俞老师高兴之余,带着蒙拉去各国参加大师班和音乐夏令营,开阔眼界、增进修养。

  希望和俞老师在一起

  王之炅是俞丽拿的得意弟子,曾获得意大利里匹策国际小提琴比赛第一名,毕业前接到过多家世界知名艺术院校的邀请,但她说:“这些年我去国外比赛时,俞老师总是自筹路费一路陪着我;如今我的愿望就是要留校当一位好老师——和俞老师在一起。”

  下个月,王之炅将转至柏林的埃斯勒音乐学院继续深造。接受记者采访时,她再次表达了自己的心愿:“等我学业完成后,我想尽早回来帮帮俞老师。她生病了,都要等上完课再去看医生,有时住着院还从医院里跑出来上课。”

  “一只馄饨让我热泪盈眶”

  11岁的伍玎玎是目前俞老师班上最小的学生。今年年初插班进入俞老师门下学习。陪同玎玎学琴的妈妈周毅芳说,玎玎才跟俞老师学了一个月,从持琴握弓到换弦揉弦,完全改观。

  周毅芳说,一月份从海南岛搬来上海时,遇上降温,和俞老师通电话时,她嘀咕了一句:“上海怎么这么冷”,没想到俞老师问了情况说:“你马上收拾几套衣服,带玎玎住到我家来,别冷坏了孩子。”在俞老师再三催促下,周毅芳才搬了过去。一连几天,学琴吃饭都在老师家。后来周毅芳发现,遇上考试或比赛,俞老师经常邀请学生们住到家里,为的是“多些时间上课,哪怕每天多练上半小时也好”。

  俞老师难得有时间在家里吃饭,吃饭也求时间越短越好。她家厨房里经常开一次火就做好几天的饭菜,一份份装进饭盒放进冰箱。一次,周毅芳陪着玎玎去俞老师家上课,上完课俞老师发现大新闻一样看见家里包了馄饨。第一碗馄饨盛出来,俞老师见周毅芳占着手,就说“来,张嘴”,直接把馄饨喂到她嘴里。

  “那一刻,我眼眶都湿了——老师就像最亲的亲人一样,”周毅芳说,“从海南到上海,我们做梦也没想过会遇到俞老师这么好的老师。”

  (《文汇报》3.23 邢晓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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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归来话汉字 [转帖]

 

  ■江平

    寒假去过越南,开学再给学生讲到书法,不禁对汉字的特色加深了体认。

  西汉末年汉字传入越南后,越南官方在很长时期里

  都使用汉字。十三世纪,越南创造了以汉字为元素的喃字。十九世纪中叶起,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近百年,法语成为官方语言,但汉字一直被普遍使用。1945年越南才停止使用汉字,通用十七世纪西方传教士根据越南话的发音规则按拉丁字母设计、后经越南人改订的文字。这利于民众便捷地掌握文字或学习西方语言,却同时造成与汉语的隔阂。

  越南导游和生意人中不乏汉语流利者,但他们极少能识读汉字。导游说,一些老人仍能读汉字,写书法。每年春节,河内文庙不仅有隆重的祭祀活动,还要举行书法、下棋、吟诗、斗鸡等活动。河内的寺庙当中,随处可见汉字题刻。玉山寺的一处入口,两侧分立很大的“福、禄”二字和嵌名句“玉于斯,山仰止”。门柱对联云“临水登山,一路渐入佳境;寻源访古,此中无限风光”。另一处通口不仅有联,还有“影动龙蛇”题额。这些古雅文句,均系纯正的中国文化印记。尽管这些在越南民众眼里或属天书,他们不知道“影动龙蛇”等词句的文学意蕴是那么地妙不可言,其平仄音韵又是如何地抑扬顿挫。然而,仅仅远观之,就能打量这些方块字所营构的匀称形式,若再近察之,又能品味字中闪烁着的形体意趣,加上书写者或清秀、或饱满、或流转、或沉穆的个性笔致,实则是不识汉字者也能感受到的一道耐人回味的风景。

  对于汉字,近代中国文人中是有一大批唾弃者的。瞿秋白说:“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鲁迅也借钱玄同的话说过:“汉字不死,中国必亡。”这固然是他们痛恨旧思想对国人的长期禁锢而恨乌及屋的观点。蔡元培等一批名士均提倡汉字拉丁化。这些在西学东渐语境下的过激言论,可以谅解。语言学家吕叔湘认为:“拼音文字能机械化,汉字不能机械化”,而赞同拼音道路。因为他料不到汉字竟能成功地电脑化,所以持此论也不足为奇。但是,吕叔湘进而说:“(书法)这一项艺术注定了要衰落,现在通行的老宋体实在丑得可以,倒是外国印书的A、B、C、D有时候倒还真有很美的字体呢。”这就失之偏颇了———拉丁字母的曲线多于老宋体,单词长短变化大、横排起来疏疏落落,仅此二点或为别样美感。除此之外,汉字于美,实在是优势多多。

  在越南未看到略能跟中国书法一比的越文手迹,令我感到汉字在实用过程里升华出书法这样一门高级艺术,是与汉字独具的优越条件直接相关的。拉丁字母共26个,而汉字的笔画也是20余个。汉字中只有独体字直接由笔画组构,复合型汉字另有第二层构字因子,即偏旁。《新华字典》的部首超出200个,汉字构件的可选余地如此之大,字形局部出现雷同的概率也就大大低于拉丁化文字。变化丰富,视觉效果就美观多了。拉丁字母本身较单调:线条圆溜,横画与方折很少(使用不多的大写字母中多些),只t、f、x、Q有直角交叉,虚松处更只i、j两个。而汉字偏旁大小交叉不计其数,“シ、三、立”这样的松灵处不胜枚举。

  从单字看,拉丁文字只右向连缀字母成单词。虽利于快写,但审美上颇显单调,书写的动作也欠变化。汉字的组构就丰富多了,连独体字的组构都不单一(如“三、丁、人、九、乍、兆、戊、口”等)。复合字的组构式更有意味,仅仅上下类:昌、質、蠢、寧、蠱、薇、蠻、篷、茵、籌、嬴、爨……譬如“爨”字,上下五层,每一层的结构又各异。上述例字组构式互不相同,而实际的组构式还要多得多!左右类、包围类汉字同样如此。先读一读一味右排的拉丁化文字,再来考究汉字如许之多的不同结构,其品类之盛,令人目不暇接。汉字形体构成的极其多样催生了无限丰富的书写动作,组成一套套生动的书法舞蹈。

  汉字还有平面形式之外的变化——笔序上的多样,如“小”和“川”两字平面结构同类,笔序却各成一式。向右累加字母而成的英文、越文单词,若比为向右款款行走,则单个汉字书写即便不运用如跳水动作般丰富的笔法,也至少如同在扭秧歌,以至于中国的剑师都爱看书法家挥毫了。汉字太复杂、太难学属实,可在书法家眼里,那都成了“美丽的复杂”。我对学生说:“即便不讲颜筋柳骨等书写个性,汉字本身就自带着艺术之美。”

  表意与方块,是汉字另一艺用优势。象形字和占汉字80%以上的形声字中的形旁是表意符号,而声旁原本也是表意符号。篆书象形味重,隶变后大减,但如“傘、馬、弓、然、凹……”仍与原义所指能对上形,这些字散布在众多不再象形的字列里,闪烁着具象美的萤光,带给中国人难以言表的亲切感,似乎无意间触着了上古先民的脉搏。其实,多数汉字都似“活体”,即便常人写来都依然更有某种浪漫情调与生命感。生命感并非就是具象,即便让不知伞、马、弓为何物的人来品读“傘、馬、弓”,他仍然会感受到活体的气息。生命感也并非完全抽象,我们似乎面对任何一个汉字都会有所联想,尽管无法浮现出清晰的具象,但这种“似与不似之间”神秘的“意”象,美不可言。这是汉字本身的韵味、神采与意境。我在河内街头的恍惚,正归于周遭拉丁化文字中意象美与生命感的缺失。

  当然,单个拉丁字母是有些许意象美的,原因正在于它略似方块形的汉字。拉丁化单词形体扁长注定了很难变形。方块汉字则像一团面筋,可长可扁,或圆或三角,给书写者挥运性情或调节章法以很大便利。方块又似一个点,向任何一方排去都自然成行。越南街头虽有下排的双条标语,但各字宽度过于悬殊和参差,殊失汉字对联的“对立”统一之美。

  据新近的两则消息:一本《看似会读实则不会读的易错汉字》的书已连续数周高居日本畅销书榜首,压过一度热卖的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的相关图书。中国外文局和耶鲁大学合作出版的“中国文化与文明”大型丛书之一的《中国书法艺术》,获得美国出版界两项图书大奖。这不仅折射出日本人对于汉字的重视程度,还可见西方人对汉字艺术的推崇。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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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迟处死明朝太监刘瑾 “烧烤”由此起源[转帖]


近些年来,北京吃涮羊肉的人是越来越少,倒是各种烧烤反而大行其道。这一下可乐坏了那帮哈韩哈日的年轻人,哈韩的说烧烤起源于汉城,哈日的则说烧烤起源于东京。哥儿们心说真是一帮无知的人,像我这样精通历史的才子们都知道,烧烤起源于中国北京。   要说烧烤,先得从一种刑法说起,那就是———凌迟。凌迟始见于五代,因为当时的统治者觉得政权不稳定。陆游的《渭南文集·条对状》中曾写道:“以常法为不足,于是始于法外特置凌迟一条。肌肉已尽,而气息未绝;肝心联络,而视听犹存。”而把凌迟和烧烤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则是明武宗朱厚照时期的大太监刘瑾。
  明武宗朱厚照在位时,大太监刘瑾一手遮天,置造巧伪,淫荡上心,干乱朝政,陷害忠良,欺压百姓,最后居然还想谋逆造反。被三法司会审于午门,定罪凌迟处死,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当年八月二十五,刘瑾服刑。行刑处设在都察院前,有三名行刑手轮流行刑。按照大明律法,凌迟者须剐3357刀,一刀剐下一薄片肉,刀刀不得触及要害。三日之内,犯人血肉模糊,渐渐不成人形,但不得咽气。
  因为是公开行刑,围观者甚众,其中很多是携钱而围观。他们携金带银的目的是为了换取剐下的一片皮肉。这些都是刘瑾的仇家,有人直接或间接受过刘瑾的迫害,也有人是被刘瑾迫害致死的亲属。他们争抢着取得刘瑾的一块皮肉,捧回家中祭奠亲人。等祭奠完毕则在火上架一铁片,刷上油,把其肉烤熟吞下,以示解恨。这便是烧烤的雏形。
  那日吃烧烤,在饭桌上谈起此事,我且吃且讲,且讲且喝,且喝且谈,娓娓道来,令旁听者无不侧目。桌上有两位女作家,一位号称70后,一位号称80后,当场就吐了。还是另两位作家有大家风范,越听越吃,而且还吃得是津津有味,听完后一抹嘴道:“这都是知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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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家族及国民党高官财产秘密[转帖]


 【图】四大家族及国民党高官财产秘辛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关于国民政府高级官员的私人财产情况,社会上便众议论纷纷,论者多谓其有,而且估计其数量较为庞大,但却没有真凭实据。  1939年10月17日,日本特工机关就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在上海外国银行存款情况,写了一份秘密调查报告,名为《登集团特报丙第一号——政府要人上海外国银行预金(存款)调查表》,现摘引于下:

  

  1942年,宋氏兄弟及其夫人在美国华盛顿共度圣诞节时留影

  左起:宋子安与夫人吴其英、宋子良夫人席曼英、宋子文与夫人张乐怡、宋子良

    蒋介石  6639万元(按当时法币与美元的兑换价,约合809万美元。下同);

  宋美龄  3094万元(377万美元)

  宋子文  5230万元(637万美元)

  孔祥熙  5214万元(635万美元)

  宋霭龄  1200万元(146万美元)

  陈立夫  2400万元(292万美元)

  宋子良  550万元(67万美元)

  张静江  3750万元(457万美元)

  孙 科  2832万元(345万美元)

  张 群  2750万元(335万美元)

  何应钦  2600万元(317万美元)

  阎锡山  2800万元(341万美元)

  何 键  2000万元(244万美元)

  陈济棠  6550万元(798万美元)

  这些存款均存在当时在上海开业的外国银行,如花旗、麦加利、大通、友邦、运通、启丰、荷兰银行等。

  列入上项名单的人员,有些是位居国民党政府最上层的统治人物,如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等;有些是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军政官员,如何应钦、张群、孙科等;有些是在任或下野的地方实力派,如阎锡山、何键、陈济棠等;有些是以裙带关系而享有特权之上层人物,如宋美龄、宋霭龄、宋子良等。

  如果该报告的调查数字真实可靠,我们则可得出如下分析:

  第一,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确有大量私人财产,仅在上海外国银行的存款就有相当数量。以调查当年的1939年为例,中国国内银行存款总额为605900万元(不包括沦陷区),政府预算收入为74000万元,外汇储备为25000万美元。上述18人的存款总额为56785万元(6918万美元),约相当于国内存款总额的9%,相当于政府预算收入的77%,相当于外汇储备的28%。用“富可敌国”形容恐不为过。

  第二,过去一般认为,在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中,宋、孔有大量私人财产,而蒋与陈氏兄弟的私人财产则未必很多。但据该调查,不仅陈立夫有不少存款,蒋介石的存款数更是位居榜首。蒋介石与宋美龄夫妇的存款总数为9733万元(1186万美元),约占当年国内存款总额的1.6%,政府预算收入的13%,外汇储备的4.7%,高居于上述国民党政府官员私人存款额之首。

  蒋、宋、孔、陈四家合计存款总数为23777万元(2896万美元),约占当年国内存款总额的3.9%,政府预算收入的32%,外汇储备的12%。他们不仅控制着国民党的军政大权,在财产上也空前绝后,“四大家族”之说,实非捕风捉影。

  根据1933年9月23日公布的《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特任官(部长及其以上官员)每月薪金为800银元,因此,即便是存款最少的宋子良的存款数,也相当于一个特任级官员573年的薪金。如此巨额的存款,只能是从非薪金收入渠道而来。
  相关:四大家族的财富真容

  几十年前,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权倾一时;蒋介石败走台湾,四大家族也随之凋零。但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我们不妨揭开历史面纱,来看看四大家族的真实生活是怎样的。

  宋子文炒股是典型散户心态

  在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出版《宋家王朝》一书中称,宋家王朝聚集了这个时代最大财富的一部分,《不列颠百科全书》称,“宋子文是地球上最富有的人。”

  然而,根据史料的记载,在宋子文所处的那个时代,不要说全球范围,即便在中国,宋子文也谈不上是最富有的人。

  现在的宋子文档案,经有关方面核实,在1940年左右宋子文的财产为200万美元,到1971年宋子文去世时,加上房产等变卖他的总资产达800万美元,扣除200多万美元税款后,宋子文遗留给夫人张乐怡的遗产为500多万美元。

  晚年宋子文档案中,当时宋子文非常关注股票和债券的价格,他会仔细抄下股票行情,用笔记下股票原始价、涨跌幅度,这是散户的个人理财心态,比尔·盖茨显然不会关心这些。

  目前为止,无论是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台湾的档案机构以及胡佛研究所的宋子文档案中,还没有发现大家所公认的足以证明宋子文“贪污”的证据。

 
  在美国养鸡的陈立夫

  1949年十月,失去江山的蒋介石决定重整国民党,这也只是表面的理由,事实上就是整要肃CC派。以陈立夫为首的CC派,是当时是国民党最大派系。

  1950年8月4日,为消除与陈诚的权力争夺力量,蒋介石下令陈立夫24小时离开台湾。这一天,是国民党改造会议的前一天,也是陈立夫一生中最难堪的日子。陈立夫以参加世界道德重整会议的名义,被迫带着一家大小远离台湾,当时年仅八岁的么儿陈泽宠,还记得当年仓促地无法跟同学说再见:“我那个时候还在小学,很快就要出国去,好像只有一两天的时间了,反正告诉我要出国就出国了,没有什么道再见。”

  离开台湾之后,陈立夫先到瑞士,稍事停留之后迁往美国,一家人便在新泽西州湖林城外的来克坞镇定居。

  靠银行贷款和朋友资助,陈立夫办了一个小型养鸡场。鸡场从老板到伙计只有陈立夫和夫人孙禄卿,最兴盛的时候,他们曾养了6500多只鸡。陈立夫的儿女后来问他:“你为什么要养鸡?这又不是你的专业。”他幽默地说:“鸡不会像人那么复杂,鸡比人听话,鸡比人好管。”

  陈泽宠回忆,他们那时候的生活非常规律,天亮即起,晚上很早就休息。工作都有一定流程,除了喂饲料、孵鸡、捡蛋、大小分类、洗蛋、秤蛋、包装和运送外,还得请专家打针。鸡场很大,养了5000只鸡,生活清苦,一家人却也其乐融融。陈立夫出力最多,100磅的饲料,他一弯腰就扛起来,每天重复很多次这样的动作,久而久之,反而把腰痛的毛病治好了。

  有时他会邀请客人到鸡场里参观或跟他一起去捡鸡蛋,但那些客人一到鸡房里就被满地的鸡屎熏得受不了。那时的生活,跟他们在南京时期的生活,简直有天壤之别。但陈立夫也能坦然放弃官宦身份,过这种俭朴的生活。

  那时候很多人去看陈立夫,包括宋子文等,有人看到陈立夫打着领带在鸡场工作的照片,怀疑他养鸡只是“作秀”。李敖后来问陈泽宠:“陈先生我冒昧问一句,你父亲打领带养鸡是不是在作秀?”

  陈泽宠说:“你太不了解我父亲了,他非常尊重中国传统礼仪。他觉得见客人不穿正装很不礼貌,所以平时他就打个领带,再带上围兜,如果有客人来,他赶紧摘掉围兜,不然还要进去换衣服。在他的想法里,衣服不见得要华丽,但一定要整洁。”

  1964年10月,陈家附近的森林着火,把陈立夫的鸡舍连带烧毁。此时,陈的长子陈泽安、次子陈泽宁已获博士学位,均在美国找到了工作,老三泽蓉和老四泽宠半工半读念大学,亦不须家里负担。陈立夫还可从长子、次子处得到些接济,同时夫妻俩在家里做些咸蛋、豆腐乳和粽子,卖给纽约华侨开的餐厅挣些收入。

  曾经有人去陈家拜访,见他和夫人正在包粽子,把手搞得很粗糙。陈夫人原是美专艺术系毕业生,间或也画两张国画卖钱以贴补家用。

  当年,在纽约唐人街,“陈立夫辣椒酱”一度非常有名。因为在美国很多朋友来陈家聚会,陈夫人很会做菜,大家都觉得她做的辣椒酱非常好吃,先是有人来要一罐两罐,后来三五罐,越来越多,直到有人开始定购。陈夫人后来说,她是盛情难却。因为是真材实料,所以人家的定金还不够她的材料钱。

  陈家的这段经历,被很多人评价为“陈立夫在美国很潦倒”。

  杜鲁门暗查孔宋家族财产

  1945年5月,时任行政院副院长职务的孔祥熙因鲸吞巨额美金公债的丑闻被弄到了国民参政会,各种压力之下,不得不抗责下台,并于同年7月辞去了中央银行总裁职务。次年,孔祥熙在上海对其财产作认真清理,把能带走的东西尽量转移到香港和国外。

  孔祥熙到美国后,住进了离纽约不远的里佛代尔一幢豪华的别墅。这是他早先花巨资买下的,他与夫人宋蔼龄将长期住在这儿。另外,他们还在纽约郊区花160多万美金买下了一幢高级住宅,同时,孔祥熙还在纽约最繁华的闹市中心百老汇大街一家星级旅馆,长期租了一个房间,每天租金150美元。如此高昂的消费,连美国富翁也自叹弗如。其实,孔祥熙一生究竟积聚了多少财产一直是美国许多人感兴趣而又不得要领的问题。

  然而,美国并非他所想象的那样是块安定的“绿洲”。美国总统杜鲁门一直对国民党贪官污吏将他们庞大的美援中饱私囊而愤愤不平。在杜鲁门的直接命令下,美国联邦调查局开始调查孔家、宋家在美国的财产,并对孔祥熙实施秘密监视。

  其实,上个世纪50年代初时宋美龄(蒋介石的妻子,孔祥熙的小姨子)与杜鲁门的斗法,就惹恼了这位粗声大气的美国总统。当得知宋美龄在美的活动受到孔祥熙的三千万美元支持时,杜鲁门跳脚大骂:“他们全都是贼,没有一个不是贼……他们从我们送给蒋介石的38亿美元中偷了7.5亿美元。他们偷了这些钱,把它投资在圣保罗的房地产中,有些就投资在纽约这里!”

  联邦调查局报回新的材料:1943年时,孔夫人宋霭龄在美国花旗银行的存款是八千万美元,宋子文(宋蔼龄的兄弟)有七千万美元,宋美龄则是1.5亿美元。但这已是十年前一个银行的数字,那么到此刻他们一共有多少财产呢?一些银行界人士告诉杜鲁门,宋家和孔家确有二十亿美元存在曼哈顿。

  当时,杜鲁门犯了一个错误。他向孔祥熙的朋友出示材料暴露了他正在进行的调查,孔祥熙已经警觉起来,他们展开了保护自己财产秘密的反调查活动。孔祥熙在美国政府中有那么多铁杆的朋友,他们顶住了杜鲁门的私下调查。杜鲁门没有直接抓到他们贪污美国贷款的证据,也无法核实他们的财产,当然无法对他们进行打击。
  

  孔祥熙

  但联邦调查局在其他方面的侦察却有意外收获。他们查到从东海岸到西海岸许多城市有孔祥熙及其子女的公寓大楼和办公大楼。在洛杉矶郊区范奈斯一个偏僻的私人机场,发现了孔宋家族从中国运来的大量黄金。

  这时,美国《镜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披露了孔家财产的大概数目,立即引起了美国朝野人士的兴趣。一天,孔祥熙从医院出来时,被一大群记者堵在他的轿车前。面对记者的不断追问,孔祥熙额头上沁出了汗珠。

  孔祥熙回到家后叹了口气:“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难哪!”接着把头歪一边,发愁去了。宋霭龄缓缓地说:“看来再装聋作哑或者被动应付是不行了,必须想一个根本解决的办法。”

  于是,孔祥熙请美国朋友到家作客,向他们诉苦。一位“美中文化交流协会”副主席无意中说:“你们到底有多少财产,自己都说不清,难怪外界胡乱猜疑。”

  孔祥熙恍然大悟:“你是说因为情况不明而产生猜疑———”

  “是的!”

  “那么,可否请人出个证明之类的东西?”

  “律师事务所出具证明是要先调查的,对他们的调查无法隐瞒事实。”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和财政部不久公布了一个华人在美资产的材料。这个材料说,全部华侨连同各银行在内,所有在美国银行的存款,不超过五千万美元。其中最大的存户,只有一百多万美元。而且这些存户中,大部分是侨居美国经营商业的华侨,且都在美国居住年代很久。

  这里面虽然没有单独提到孔祥熙,却包括孔祥熙。虽然不是一个简单的证明,却比什么证明都有力。

  材料公布后,多年来一直设法躲避记者的孔祥熙在华尔街一家酒店召开了记者招待会。他再次出示了这份材料,请这些“有正义感、客观公正”的记者们为他澄清以往的谣传。他说:“我的祖上在中国经营商业,被推为山西首富,家产是有一些的。后来我把它投资在发展中国的工商业上,随着大陆沦陷于之手,这些财产都丢失了。现在我只靠少量的积蓄维持最低水平的生活。美国财政部公布的这份材料,给我做了最好的证明。”

  孔祥熙讲完后,有的记者提了几个无关痛痒的问题,孔祥熙作了回答。然后由孔令侃向每位记者送了一个“装有有关材料”的袋子,这些记者就高高兴兴地回去发报道了。

  报刊广播开始出现“孔博士丢掉大陆财产,来美后生活拮据”的报道。善良的人们不忍心再去打扰一个塌台人物贫困潦倒的生活。一段时间来唉声叹气、度日如年的孔府里又传出了得意的欢笑。孔家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向每位有功者表示感谢。

    蒋介石苦水肚里咽

  蒋介石1949年到台湾后,痛定思痛。他认为,国民党今后要与斗争,光靠自己的力量不行,必须联合周边国家共同建立一个联盟。于是,蒋介石决定访问韩国。由于孔祥熙和宋子文的贪污问题,让蒋介石在韩国丢了颜面。

  7月中旬,蒋介石给韩国总统李承晚去电,希望访问韩国,商谈建立太平洋联盟等问题。7月19日,李承晚给蒋介石回电,正式邀请蒋访韩。

  李承晚1949年8月6日晚上在海军司令部举行欢迎蒋介石的宴会。宴会举行前,李承晚的一个贴身秘书私下找到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王世杰,表示李承晚也很关心蒋介石的计划,李承晚还想向蒋介石进个言,那就是要赶快严惩大贪污犯孔祥熙和宋子文,以振奋人心。

  8月8日下午,蒋介石要返回台北。在机场送行时,李承晚紧紧握住蒋介石的手说:“孔祥熙和宋子文二位在贵国任过重职,又是总统的亲戚。可总统不知,他们二位过去背着你利用职务之便,捞了不少不义之财,他们的行为,对你及政府的形象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李承晚接着说:“我在美国时,就听到过许多美国官员抨击孔、宋贪得无厌。为挽回人心,总统应对他们二人严办。总统如这样做了,一定能重新得到中国亿万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听了这句话,蒋介石说:“你说之事,是我们中国的为丑化、诬蔑我而造出的谣言,你不要听信的谣言。我对政府官员的贪渎行为向来厌恶,并处理了不少人,比如我过去比较信任的中央调查统计局局长徐恩曾,就因走私、贪污问题,被我撤职。”

  

  1943年10月,宋子文、蒋介石在重庆与来访的英国东南亚战区统帅蒙巴顿合影

  李承晚要蒋介石清查自己亲戚的贪污丑事,让蒋介石觉得很没面子。

  有鉴于此,一到台北,蒋介石特别嘱咐王世杰说:“李承晚对我讲的那些话,只有你我知道,不能对任何人讲,以免影响民心士气。”

  后来,王世杰的朋友、台湾知名人物雷震在他的日记中披露了此事,才让外界知道了此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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