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复制链接]

300年瑞士名表生态之旅：时间的艺术[转帖]

　　
　　300年瑞士名表生态之旅：时间的艺术

　　文章内容选自《三联生活周刊》/ 苗炜

　　　　瑞士手表讲究打磨、倒角，讲究制作工艺的精细以及家族传承，但是石英表后来者居上曾经打败机械表，那正是瑞士手表的艰难时期。而后斯沃琪(Swatch)集团的海耶克成为拯救瑞士手表的英雄，上世纪80年代初，机械表重新赢得市场。更重要的是，经此一役，瑞士手表重新确定了自己牢固的地位——如同法国香槟、德国的汽车，瑞士成为高档手表的“原产地”。

　　30岁生日那天，我在北京的赛特购物中心，趴在玻璃柜台上第N次打量那块手表。我兜里揣着一沓子现金，营业员过来的时候，我说，我要这块手表。手表的价格是8000元，当时我的存折里一共有1.5万元，也就是说，我用自己一半的储蓄购买了一件奢侈品。这块手表此时就在书桌上，分毫不差地走着，但我已经很久没戴过——它更换过两次电池，进行过一次清洗，现在看起来有点儿落伍——表盘太小。更惭愧的是，这是一块石英表。

　　大多数手表爱好者的第一块手表都是有故事的。康威凯的第一块手表是2000年在世都百货买的，肖邦CLASSIC163154，花了1.5万元。他当天就拿到王府井亨得利钟表店，让店员给鉴定一下，亨得利钟表店的港方经理李添霖用放大镜一看，颇为赞许。这款肖邦——机械表、贵金属表壳、鳄鱼皮表带，设计非常简洁。康威凯后来撬开来看里面的机芯——积家849的超薄机芯。

　　台湾广告人许益谦说，他的第一块手表是雷达，那块表上有一个会动的船锚装置，启发了他对机械的爱好。他说自己最想买的一块表是百达翡丽的3919，“制表工业有所谓七匠，包括制表匠、制链匠、设计工匠、金匠、宝石匠、珐琅匠等，百达翡丽的可贵之处在于诸多复杂技术都在一个厂里完成，不假他人之手”。

　　石英表曾经打败过机械表，1964年东京奥运会，精工表是官方计时器。1967年在纽氏天文台钟表大赛中，日本石英表走时精准、防磁防震，获得极好的成绩。1973年爆发了石油危机，奢侈品急剧萎缩，瑞士很多工厂被美国人和中国香港人以低廉的价格收购，而后，斯沃琪集团的海耶克成为拯救瑞士手表的英雄，上世纪80年代初，机械表重新赢得市场。更重要的是，经此一役，瑞士手表重新确定了自己牢固的地位——如同法国香槟、德国的汽车，瑞士成为高档手表的“原产地”。

　　石英技术在上世纪60年代也算是一种高科技，如今的瑞士手表中也能见到高科技材质的影子——钛、阳极去氧化铝，其加工成本绝不比金子便宜。香港的钟泳麟先生认为，这股高科技风潮有可能对瑞士手表的传统再构成一次破坏，而《国际精表》杂志的编辑总监刘微先生分析：“手工制表已经流传了几个世纪，高科技材质也就才那么几年，它能有多久的生命力？越是高科技的产物换代越快，我们需要的是百年后还能依靠手工重现的机械手表。”他说，“朗格表的一个芝麻链就含有639个零件，这远远比高科技表付出的精力、物力更多。”

　　2007年夏天，在瑞士的沙夫豪森，我们参观万国表IWC的博物馆，里面最吸引我的藏品是“二战”时期德国飞行员佩戴的腕表，他们的飞机被打落，遗骸中发现的IWC还没啥损坏。这个品牌总有那么点儿德国特色。一位高级管理人员向我们讲述万国表的历史传承，会议室下面就是一个小小的表店，我们在表店里耽搁了一个小时左右，几位同伴翻来覆去地看，在买与不买之间犹豫，最终一位年轻男士买下一块，“我可以传给我儿子了”。促使他下决心买下这款手表的原因，是他刚得了一个大胖小子。

　　十来年前，翻看外文杂志，我注意到百达翡丽的广告，画面上是父子或母女，广告语是，你不能真正拥有一块百达翡丽，你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孩子照顾这块表，你只是在开创自己家的传统。2008年，百达翡丽在北京举办了一次小型展览，主题正是这组“传承”广告。这一年的巴塞尔钟表展上，百达翡丽的总裁菲力·斯登（Philippe Stern）带着他的两个孙子出现在展台上，菲力·斯登说：“对自己的家族忠诚，就是对客户的忠诚。我小时候，家族企业还很多，突然之间，它们就全部消失了，而且是在同一时期内消失的，是1975年到1985年间。”

　　那正是瑞士手表的艰难时期，而后更多的瑞士手表是以奢侈品集团的形式营销。2009年1月，历峰集团主办的国际高级钟表沙龙在日内瓦举行，集团旗下包括卡地亚、江诗丹顿、万宝龙等17个品牌。《时尚时间》杂志主编潘箭说：“手表工艺在两三百年前就已经完备，现在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创举。瑞士手表是讲究打磨、倒角，讲究制作工艺的精细，但更重要的是，它们确定了手表作为奢侈品的游戏规则。”潘箭那天戴的是一块自制的手表，天津手表厂的陀飞轮，表盘、表带则是在德国朗格表厂定做的。他说：“我们并不是做不出好的手表，而是我们不会做奢侈品。”

　　在资深手表评论家皮埃尔·马亚尔（Pierre Mailard）看来，2009年很可能“手表泡沫”会破灭，支撑他做出这个判断的是这样一组数据——2009年1月，瑞士手表出口就降低了21.5%。这意味着相比2008年1月，瑞士少出口了86万只表。出口价超过3000瑞士法郎的手表表现比其他手表要好一点，但仍然降低了14%。他在自己的文章中说——中国，这个对于瑞士手表来说处处是黄金的地方也缩水了42.6%，而新加坡则下滑超过了60%；瑞士手表的第三大市场日本，下降了24.2%。他认为，超豪华制表和时尚大众市场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瑞士手表大面积放弃中间市场时，中产阶级也被剥削得最为严重。

　　钟表专家丁之方先生认为，20年前，瑞士手表定价往往从消费者能承受的“底部”考虑，近年来则争相探索表迷愿意付出的“上限”是多少。他说，目前的经济形势可能会有超值的好货。2008年，瑞士钟表出口到香港地区的总额超过20亿瑞士法郎，位列全球第一；中国内地6.23亿瑞士法郎，位列第七，与2007年相比增长58%，相比2006年增长130.6%，增长率连续两年排名第一。10年来，中国大陆市场的瑞士手表消费状态都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

　　百达翡丽4年前在上海的外滩18号开设第一家专卖店，去年在北京“前门23号”开设第二家专卖店，中国区品牌经理高虹说，“销售状况令人吃惊地好！当然，我们的手表从来都是服务于极少数人，这极少数人并不能反映经济形势的变化”。尽管内地这两家专卖店里，手表的价格还是比香港要贵一些，但这并不妨碍有钱人在这里购买，他们的累积消费会使自己成为VIP客户，从而在申请某些特别表款时更为便利。“百达翡丽的产量每年只有3万块，而全世界想要表的人又那么多，自然会出现等待的状况。去年百达翡丽推出超级复杂功能的Ref.5207P，市场试水，只在日内瓦总部销售，结果又有人批评我们的做法。”

　　康威凯的收藏品中有一块1912年18K金的百达翡丽怀表，从日内瓦寄过来的证书，OWNER一栏里写着康威凯的名字，“百达翡丽也不是神，它就是坚持了100年以上，让你享受到代代相传是怎么回事。表的易损部件坏了，拿到瑞士去修，能查出当年是哪个工匠装的这块表。这个工匠留有这块表的易损部件，把它换上就是了。瑞士手表能够有今天的地位，和这种传承关系很大”。康威凯原本在银行工作，现在已经进入手表行业，2009年是他第8次去瑞士。询问他对这次巴塞尔表展印象最深刻的地方，他说，是“豪雅推出的手机”。康威凯分析，2002年豪雅进军眼镜行业，当时就透露要进入手机领域，这说明手表品牌早就意识到，许多消费者自打有了手机之后，就不再需要手表来看时间，这对低档手表构成极大的冲击，手表将完全成为一个奢侈品行业。

　　我的第二块“豪雅”间隔了10年才到来，那是在瑞士的雪山上买的，4000多元，比国内市场要便宜1000多元。我把它当成送给自己的40岁礼物。这还是一块石英表，这不是说我就不热爱机械表，爱从来都是有代价的，高级机械表的入门价格是3万元到5万元，复杂功能的手表就更高了。手表消费是物欲的，但也是一种精神的。说的玄虚一点儿，手表消费和时间感、和每个人的生命感觉有关。科学家说，地球上的生命就像一个交响乐团，按照上天的节拍奏乐，太阳、月亮的运行，反映在昆虫总数的起伏之中，反映在全球有生命物体的活动之中，一切都是时间上的图案。在用以描述这些图案产生的理论框架里，时间总是向同一个方向走，在这支时间之箭上刻着无止境的变化，有些是你看不见的，比如细胞分裂的不断进行，这些时间上的图案不仅是生命的一部分，而且是生命的基础。“宇宙在时间上普遍地、单向地前去，朝着一个更大熵的可能状态，在这个过程中，滔滔涌出细巧有序而瞬息即逝的生命图案。”

　　那些喜欢古典音乐的人也许会选一块马友友代言的劳力士，那些对太空探索好奇的人可能会选一块欧米茄登月纪念款，那些热爱航海的人也许会选一块沛纳海，那些喜欢科学的人也许会选一块IWC的“加拉帕戈斯”群岛。手表是一个表露身份的细节，是一个不该忽略的装饰，但一旦和我们的情感相关，它就是一件艺术品。

瑞士人的瑞士表[转帖]

　　文章内容选自《三联生活周刊》/ 陈赛

　　“瑞士人最大的心愿是与这个世界保持距离，住在自己的小花园里，按自己的节奏，过自己的日子。但是，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瑞士不可能不变，也许不那么戏剧化，没那么快，但这已经让很多瑞士人感到不安。”这话是瑞士一个老作家跟我讲的。他叫胡戈·罗彻尔，老人家快80岁了，一个人住在苏黎世河畔的一幢老房子里，心脏不好，每一激动，连着心脏的监视器就发出呜呜的声响。

　　瑞士人生产全世界最昂贵的手表，但深入到瑞士人的生活，你会发现，他们自己戴的都是Swatch、雷达。花500瑞士法郎买一块表，对他们来说已经挺贵了。

　　伯尔尼

　　每年的巴塞尔表展，巴塞尔附近的酒店都会人满为患，而且极其昂贵。我们只好住到伯尔尼的一家小旅馆里。

　　火车到伯尔尼的时候已是傍晚，天空开始下起小雪，街上几乎看不到几个行人。伯尔尼是瑞士首都，但这个城市给我的第一感觉却是安静得让人心里发慌。我一晚上无法入睡，不知是因为时差，还是那习惯了喧闹的耳朵，在这样的宁静中患上严重的水土不服。

　　第二天，我把这种感觉告诉曼努埃尔·萨尔赫利，蓝眼睛的外交官哈哈大笑。他说，他第一次到北京的时候，也被北京的喧闹吓坏了。“每个人都很忙。中国人似乎都认为，明天一定比今天好，后天比明天更好。所以大家都奋不顾身地奔向明天。”

　　瑞士人更愿意悠然自得地活在今天，他们希望时间的脚步越慢越好。也许这是因为做瑞士人太简单了。这里空气清新，街道干净整洁，火车准点发车，整个社会秩序井然，月收入低于3000瑞士法郎就算穷人了，政府会给你补偿金，根本无需为明天焦虑。不过，说来也怪，瑞士的自杀率排名世界第二，仅次于日本。

　　曼努埃尔的办公室就在伯尔尼的国会大厦附近，属老城区，周围保留了很多中世纪的古建筑。据说，这里的建筑原先都是木质的，600多年前因为一场大火而全部毁去，重建时就改成了石头的建筑。因此，整个城市就有一种很厚重的感觉。

　　100年前，爱因斯坦就住在不远处的一条街上，他很喜欢伯尔尼，这个城市让他产生了“一生中最为幸福的想法”，这一想法最终促成了“狭义相对论”的诞生。这种说法不知有多大的可信度。但是，从他的故居走出来，只要几步路就能看到伯尔尼的“钟楼”，那个600多年来从未停止过报时的大钟，为他思考时间的本质提供了某种灵感，恐怕是毫无疑问的。那个钟上至今刻记着它被打造的年月：1405年10月，但在钟下感慨滔滔逝水、急急流年的人却换了一拨儿又一拨儿。

　　曼努埃尔出生在伯尔尼附近一个小村庄，整个村子就3000多人，他在伯尔尼读大学，毕业后在Swatch集团做过工厂经理。总之，很纯粹的一个瑞士人。年轻的时候，他是个表痴，家里收藏了80多块表，直到今天，不时还会拿出来把玩一番。对他来说，机械表是一种高度情感性的东西。

　　曼努埃尔的头衔很有趣，叫“瑞士形象办公室主任”，隶属于瑞士外交部。他的工作好像就是在世界各地广建“瑞士屋”。去年奥运会的时候，他们在北京建了一个“瑞士屋”，花了400多万瑞士法郎。明年世博会还会有一个更大的。我有点怀疑这样的铺张浪费是不是有违瑞士人低调节俭的美德，但他说，“瑞士屋”的目的是让人们认识一个真实而完整的瑞士。

　　外国人对瑞士的印象通常都很好，但实际上却常常是一无所知。他在中国搞过一次调查，其中一个问题是，当你想到瑞士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40%以上的中国人选择了“手表”，其次是军刀、银行、巧克力。

　　其实，你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做这种调查，得到的可能都是一样的结论。瑞士是一个被高度符号化了的国家。钟表、军刀、奶酪、火车、巧克力、银行、高山、海蒂、奶牛，甚至一种叫Helvetica的字体，随便挑一个出来，都可以与典型的瑞士品质对应起来。但是，到底什么是瑞士品质呢？好像又没人说得清楚。

　　一位苏黎世作家在18世纪末就写道，“瑞士很特殊，我们是被这个世界选中的”。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讲，瑞士都不能算一个国家。在瑞士，有着各种各样的瑞士人，伯尔尼人、苏黎世人、提挈诺人、巴塞尔人，他们说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习俗、个性和价值观。如果把欧洲看成一个整体，它的共同点可能比瑞士的共同点更多。问题是，到底是什么让这些瑞士人走到一起，他们共同想要的是什么呢？

　　曼努埃尔推荐我读彼得·比赫索的一本书——《一个瑞士人眼中的瑞士人》。我是回国后才在网上找到这样一段摘抄：

　　说到瑞士，我首先想到的是位于汝拉山脚下的索洛图恩。伯尔尼州和阿尔高州的部分地区离得并不远，我在那里也感到并不陌生。如果我去巴塞尔、苏黎世或卢塞恩，我还可以听得懂人们说话，并找到一些共同点。我还是使用同样的货币，我并没有出国，但我却觉得不很自在。在瑞士西部和提挈诺州，我就觉得更陌生了。我不会讲意大利语，法语也不太好；但货币始终是一样的，价格和规定也都差不多，士兵都穿一样的制服。我对此感到十分高兴：提挈诺人，讲法语和讲罗曼语的人跟我们一起。

　　直到后来我在苏黎世遇到汉斯·托布勒先生，看到著名默剧团“魔力无极限”（Mummenschanz）的表演，**明白，让瑞士人走在一起的，不是某种共同的独特性，而正是对差异性的认同和包容。瑞士人的身份是移动的，而不是固定的。在政治上，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观点；在文化上，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表达；他们不接受某个大人物的权威，但每个人都接受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文化不是唯一的，这个世界上还有其他平等的观点和文化；无论一个联邦有多小，他们拥有相同的权利。

　　也许只有在这样自由、独立但又彼此尊重的社会气氛里，才能诞生“魔力无极限”。这实在是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剧团。37年了，他们在世界各地巡演，但人们始终找不到一种合适的语言去解释它。它是魔术、舞蹈、戏剧、美术，又是幽默剧、哑剧、卡通剧、儿童剧。它没有音乐，没有语言，只有抽象的造型、黑白的颜色、奇怪的面具，有时候它是一个大嘴巴，有时候是一只大手，有时候是两个大插座的爱情，有时候是两个记事本在吵架，有时候就是一个管子，而这个管子空荡荡的那一头居然会有悲伤的表情。

　　他们的表演让我想起小时候看的一部法国动画片《巴巴爸爸》，那种随心所欲的变形中，给人一种巨大的创造性的快感。他们看上去就像外星生物刚到地球，一脸的天真、淘气，充满好奇。但无论怎样变形，我们都能从中认出自己的喜怒哀愁。

　　3位表演者都已经是年过六旬的老人，再加上一个60多岁的经理汉斯先生，简直是一个老年帮。汉斯先生是一个非常可爱的老头，他本来经营一家化学工厂，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但他的子女没有一个人愿意接手他的事业，只好把工厂给卖了，从此追随“魔力无极限”剧团，天涯海角，希望更多的人能欣赏到“魔力无极限”的表演。今年5月，他们会到中国表演。

　　巴塞尔

　　巴塞尔是瑞士最古老的一座城市。这几天，这里一反往日的宁静与低调，表展门口停满了奔驰、法拉利、劳斯莱斯……这样的奢华与排场，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恐怕都很少见。

　　正当我困惑于为何面对满屋的稀世珍品而毫无感觉时，宝齐莱的老板托马斯·莫夫给我上了一课。他告诉我，“真正的奢侈品不是随处可见、随处可得的。你想要好酒，超市里是买不到的。如果你想要好的家具，就不该去宜家。以全世界为范围，你能在5000家店铺里买到豪雅，但只能在350个店铺里买到宝齐莱”。

　　当我在一个展厅里，触目可及全是百达翡丽、劳力士、肖邦、宝玑时，名表那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神秘感消失了，好比你把无数美女集中在一个房间里，同样会产生审美疲劳，丧失判断力。

　　今年凡事讲究低调。所有的厂商都试图淡化经济危机的阴影，但现实情况是极少有厂商肯花巨资在机芯的创新上，基本上都是在一些经典表款的基础上稍做翻新，像百年灵的航空计时表（Navitimer）、欧米茄的登月表、劳力士的GMT Master、宝珀的五十英寻潜水表（Fifty Fathoms），百达翡丽也只是用玫瑰金重新打造了几款旧表而已。不过，这种策略是经过时间考验的。萧条时期，人们对于花哨东西的兴趣大减，而更青睐于持久、经典、高价值的东西。因为你不是在花钱，而是在投资。

　　整个展厅里，劳力士是最气派的，展台比百达翡丽大了一倍不止。上个月，法国广告界大亨雅克·赛盖拉也不知拿了劳力士什么好处，突然语出惊人：“任何人在50岁之前还没弄到一块劳力士，就算是废物。”其实，不用他那么卖力，劳力士在钟表业的地位早已固若金汤。它每年生产75万只手表，而且是全世界唯一一家自己生产全部组件的钟表公司。如果你要买一块5万元人民币以上的表，所有人都会劝你买劳力士。这样，就算你在澳门赌场输了钱，拿劳力士是可以直接换钱的，算是硬通货。

　　雷达的整个展厅设计成黑色，据说是要表达一种神秘气质。他们今年主推一款由英国设计师贾斯珀·莫里森（Jasper Morrison）设计的表，号称“Supernormal”风格，就是极度低调的意思。雷达一年生产40万只表，中国是最大的市场。他们进入中国几十年，一直被当成奢侈品。自从中国人对奢侈品的眼界宽阔了以后，雷达逐渐退到二线品牌。我问雷达的CEO罗兰·司徒勒，怎么看待自己的定位？

　　他非常坦然地说：“这就是我们的位置啊。宝玑、蒂凡尼，它们处于奢侈品的顶端，但我们有属于我们的位置。在Swatch集团，我们有非常清晰的品牌定位，每个品牌都有它自己的任务，从价位、产品、宣传、销售到赞助活动，保证我们自己人不打自己人，而是合力对外。”

　　日本的精工和西铁城在1号厅最靠里的一个角落。在众多欧洲奢侈品的压力下，日本人显得一如既往的谦恭。但精工今年主推一系列Spring Drive产品线，也打算进入奢侈品市场。日本人在技术创新上的确有一种拼命三郎的精神，他们花了28年研发出Spring Drive机芯，90%的机械加上10%的石英，就像汽车里的混合动力引擎，每天的误差能降到1秒钟。

　　我们在Le Solliat采访老制表师菲利普·杜佛时，他对这种新的机芯技术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和焦虑。他认为，这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革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石英表入侵”的历史很可能会重演。但是，瑞士钟表业的大企业家们似乎没有人在意。

　　在他们看来，现在的手表是奢侈，是时尚，是个性，是身份认同，唯独与报时无关。准确性的问题如果日本人愿意关心，就交给他们去关心吧。正如托马斯·莫夫所说的，“日本表质量很好，但只要它是来自日本，就不是奢侈品”。

　　这样的强词夺理，却又让人无比信服。我突然意识到，原来瑞士钟表的价值，是整个老欧洲的精魂在游荡。我身处的1号厅又叫“梦之厅”，是6个展厅中最大最奢华的一个，往来其间金发碧眼、人高马大的欧洲人，的确给亚洲人一种无形的压迫感。

　　关于一个国家、一种文明的想象，被注入到一个具体的商品里，这种移情现象并不少见，就像法国红酒、德国汽车、意大利鞋。人们关于瑞士的种种想象，品质、精准、可靠、公正、中立、良好的教育、古老的工艺传统、雪山里的阁楼作坊，都被注入对瑞士钟表的想象中，从而创造了一种气场，一个光环，一件梦的衣裳。人们爱瑞士手表，爱的是其中的沉静、持久、时光流转、岁月变迁的感觉。但是，这个梦真的会一直做下去吗？

　　其实，在手表发明之前，世界上最好的钟表来自英国。14世纪初，英国、法国的教堂等建筑物上最早出现了机械报时钟，因为报时钟的运行需要持续的动力来源，所以当时采用的方法就是用绳索悬挂重物，利用地心引力产生的重力作用带动一系列的运转。

　　直到16世纪中叶，瑞士人才真正加入钟表业的游戏。18世纪，瑞士出现了大批才华横溢的钟表大师，比如亚伯拉罕·路易·宝玑，他因为发明陀飞轮而被尊为“表圣”。钟表的整个工业化过程，就是在这个时期在瑞士得以完成。一开始，钟表制造业集中在日内瓦，然后扩散到汝拉山脉。1785年，瑞士已经有2万多人在日内瓦从事钟表业，每年生产8.5万只手表。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瑞士人才开始制造可以戴在手腕上而不是装在口袋里的怀表。“手表”立刻成了交战双方军士们的心爱之物。现在仍然有一种专门的表，叫军官表，今年百达翡丽就推出了一款男式黄金军官表Calatrava 5153J。很少男人会不动心，如果忽略2.5万美元标价的话。

　　20世纪的前60年，瑞士钟表业的发展一帆风顺。1926年，劳力士发明了完全防水的腕表表壳，命名为“蚝式表”（Oyster）。第二年，英国游泳女选手梅赛德丝·格丽兹（Mercedes Gleitze）戴着这块表横渡英吉利海峡，这个事件刺激了当时很多人对手表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推动了钟表从怀表到腕表的转变。

　　直到1965年，精明的日本人发明了石英表。其实，石英技术是瑞士人发明的，但当时整个行业的傲慢与短视让他们错过了机会。石英表相比机械表有两个致命的特点：极端便宜，极端准确。事实上，它比任何昂贵、复杂、精细的瑞士机械表更准确。

　　日本表的冲击是灾难性的。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整个瑞士钟表业溃不成军，很多世代相传的机械表品牌破产，6万多名钟表工匠失业，只有极少数一些高端品牌靠着过去的积累苦苦支撑。也有一些公司试图生产自己的石英机芯，但又不肯放下架子，要价极高，根本卖不出去。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整个瑞士钟表业只剩下1.5万多人。

　　这时，尼古拉斯·海耶克被请去重组当时的整个瑞士钟表业。他将当时两家最主要的瑞士钟表企业合并，创办了一家新的公司叫斯沃琪（Swatch），专门开发石英表。他很精明，瑞士人可以复制日本的技术，但日本人在历史上永远拼不过瑞士。

　　Swatch不是“瑞士钟表”（Swiss Watch），而是“Second Watch”（第二个手表）的缩写。当时一块石英表需要91个部件，而Swatch只需51个部件。高质量、低价格、生活的乐趣，又是瑞士制造，Swatch迅速从日本人手中收复失地，尤其在美国市场大获成功。直到今天，瑞士钟表业每年生产2500万块手表，其中1500万到2000万块是Swatch。

　　石英表终于便宜到滥大街的地步，人们开始嫌弃它没有灵魂。他们怀念机械表的滴答声中，所谓灵魂的声音。于是，海耶克用Swatch赚来的钱一点点收购了宝玑、宝珀、欧米茄、浪琴、天梭和CK，构建了一个非常精密有序的品牌结构，从高到低各级市场都有个性鲜明的品牌。

　　在展会上，我遇到一个瑞士钟表杂志的编辑，神秘兮兮地让我给他们的一组新海报提提建议。我一看，竟是一组唐卡，他们想把菩萨的头像改成海耶克的头像。从中可以看出海耶克在瑞士钟表业的地位，一个多么强势的角色，虽然他今年都81岁了。

　　“瑞士制造”是表展上最敏感的一个话题。它戳破了这个行业内长久以来秘而不宣的一个黑洞：一个贴有“瑞士制造”标签的手表，只有一部分的组件是在瑞士制造的。

　　根据1971年瑞士联邦颁布的一个法令，一个手表可以冠上“瑞士制造”或者“瑞士”标签，只要它有一个瑞士机芯，在瑞士组装并接受检查。而且，除去组装的价格，瑞士生产的组件价值必须占50%。

　　因此，一块瑞士手表的非关键部位，比如表壳、表带大都是来自亚洲国家，比如中国、印度。在低于1000瑞士法郎的“瑞士手表”中，你几乎找不到“瑞士制造”的表壳。每个人都知道这个秘密，但在消费者面前，这是一个禁忌。

　　还有一些厂商，所有组件都是“中国制造”，只是送到瑞士组装，但因为瑞士的人力成本极高，组装的成本可能就占到整块表价值的50%以上，还是可以安上“瑞士制造”的标签。这是最极端的情况。

　　随着“瑞士手表”中引进的组件越来越多，瑞士联邦计划把“瑞士制造”的比例从50%提高到60%，以保护“瑞士制造”的价值。这个提议还没有最终被通过，已经在瑞士钟表业掀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认为，这是瑞士钟表业自毁长城，在国际竞争中让使自己处于劣势；也有人认为，提高比例根本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将“价值的比例”改为“组件的比例”，这样才能真正保护“瑞士制造”的品牌纯度。

　　苏黎世

　　上世纪90年代后期，瑞士钟表业已经完全恢复元气，集团化作战的方式使他们牢牢占据全世界70%的市场份额。但是，在这样密不透风的瑞士军团中，居然会有理查德·米勒（Richard Mille）这样的未来派品牌异军突起，是一件挺怪的事情。

　　理查德·米勒是一个颇为神秘的人物，他是法国人，57岁，有意大利血统，住在法国的一个城堡里，开一辆1979年的Tyrrell F1。美国一本钟表杂志形容他说，“钟表业的历史在未来要分成两个阶段，一是理查德·米勒之前的时代，二是理查德·米勒之后的时代”。

　　他喜欢玩赛车，所以把F1赛车的很多高科技元素应用到手表制造上。他的表风格非常独特，酒桶的造型、透明的表壳、可以透视内部的机芯，像雕塑一样。看起来很厚重，但实际很轻，因为用的材料是钛、纳米碳素纤维、ALUSIC合金，都是用于汽车、飞机、人造卫星的材料。

　　“男人天生爱技术、爱机械、爱汽车，这些感情是以某种方式烙印在我们的DNA里的。所以，如果你要做机械表，就要做得非常酷，非常冷峻，非常高科技，让他觉得自己抬手看表的姿势非常性感，这样你才能在很多层面上与一个男人对话。”

　　他是通过邮件接受我的采访的，因为他从来不屑于参加巴塞尔表展或者日内瓦表展，“我只跟着自己的直觉走。那些想找到我的人，自然会找到我”。

　　理查德·米勒的崛起不过8年时间，但他的买家个个非富即贵，好像根本不在乎花多少钱。我问他，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他说：“唯一的秘诀就是，与过去彻底地决裂，就像超现实主义和立体派的艺术一样。既然我们有21世纪的技术和材料，就应该做21世纪的手表。所有的品牌都在谈过去、传统、历史，但我只看未来。”

　　今年5月，理查德·米勒要在北京开第一家旗舰店。去年，他们已经在上海开了一家。这个牌子对中国人还比较陌生，在欧美却是如雷贯耳。他们每年只生产2000块表，每块表的价格几乎都在10万美元以上，最高则达数百万美元，收藏者以《福布斯》名单上的亿万富翁为主，比如罗恩·佩雷曼、保罗·艾伦。

　　我问他，你真的觉得北京准备好了吗？

　　他说，“当然。就怕我们没有那么多表可卖”。

　　在见到胡戈·罗彻尔之前，有人警告我，他是一个非常批判性的人物，也许你对于瑞士的许多好印象都会被他给弄没了。

　　等我见到他的时候，却发现他是一个很和善的老人。他的批判是一种漫画式的，精确、夸张，但并不尖刻。他从来不觉得瑞士是个监狱。

　　他只是一直在寻找瑞士人的“另一面”，而且，他认为瑞士的另一面，必须离开瑞士才能找到，才能理解。所以，他的写作大多基于旅行的经历，他曾经在欧洲、拉丁美洲和南亚地区做过记者，被称为20世纪“最世界主义的瑞士作家”。

　　他最著名的一本书叫《如果上帝是瑞士人》。他告诉我，“如果上帝是瑞士人，人类的麻烦就大了，也许他今天还在等待创世纪的最佳时机。既然现在大家日子都过得不错，应该感谢上帝不是瑞士人”。那是一本很有趣的小说集子，用一些很搞笑的故事和人物，来描述瑞士人的国民性。事实上，我在瑞士遇到过那么几个人，都挺像他小说里的主人公。

　　有一次，去往卢塞恩的火车上，一个40多岁的瑞士人跟我攀谈起来。他的英文不好，结结巴巴，绕来绕去，似乎就为了表达一个意思：他爱标准德语，但瑞士人打心眼里不喜欢标准德语，这让他非常痛心。然后，他拿出瑞士地图，给我细细讲解每个地方方言在发音上的差异，不时哼上几句地方民谣，再加上一点语焉不详的历史，完全不管我听不听得懂，或者是否感兴趣。但他脸上那种陶醉的表情，加上中国人的教养，就让我很不好意思打断他。

　　在他持续一个小时的独白中，我只逮住机会插了一句话，“你是做什么的？”

　　我猜是个语言老师，但他说他是一个图书管理员。

　　我把这个故事告诉胡戈，他一边笑，一边说，瑞士人有时候是太寂寞了啊。

　　我问他：“瑞士人对时间是否有特别的感受？”

　　他说：“一方面，我们尊重时间，这是融入到我们的教养里的东西；但另一方面，我们尊重的只是手表上的时间，而不是历史的时间。瑞士人对于历史的时间感是相对停滞的。”

　　他正在写一本新书，大致是讲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里，瑞士人必须形成一种新的意识——对全球来说，每一点都是中心，世界上任何一个点发生的问题，都会在其余地区产生影响。“瑞士人一向认为自己很特殊，能够置身事外。我们并不是害怕中国或者亚洲的崛起，而是害怕那种必须依赖于另外一个国家、另外一种力量的感觉。比如现在我们讨论经济问题，就必须讨论中国问题，无可回避。世界不可能不变化，不可能没有得失，有些东西注定要失去，但你要从中获得新的东西，这才是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害怕瑞士的改变，因为瑞士的改变，是整个世界的问题。”

　　“瑞士人喜欢一切稳固的东西，也创造了许多稳固的东西，比如银行、货币、军队、联邦制、中立的姿态，这些以前在瑞士都是无可置疑的。但现在，稳固的状态已经被打破了，从政治、经济、文化到教育制度，一切都处在新的置疑之中，都需要被重新讨论，这是我们的大问题。”

菲利普·杜佛：雪山里的老制表师[转帖]

文章内容选自《三联生活周刊》/ 陈赛　　

　　每一门手艺大概都有这样一种人，他们视自己的手艺为一种涉及灵魂的东西。在钟表制造业，这个人就是菲利普·杜佛。他站在瑞士钟表的众神殿里，不是作为一个品牌，而是作为一个人，一个真正的制表大师。他一年只做十几只表，却是世界上最好的纯手工机械表。

　　从伯尔尼到Le Solliat要坐将近3小时的火车，所以我们一早就出发了。早晨7点的火车站特别冷清，火车站所有的钟表都已经往后拨了一小时。从这天凌晨起，欧洲全部改用夏令时，为了节省天光，所有人都丢失了一小时。据说一开始瑞士人很反对夏令时，因为对时间动手脚，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最终的妥协，是因为他们的火车时刻必须与德国、法国相一致。

　　一趟火车刚好停站，车厢里只有寥寥几个人。灯光是很暖和的橘黄色，一个中年人在灯下埋头读报，一个年轻男人在敲笔记本电脑，连鞋子都脱了，一对情侣在喃喃私语，一个少女靠在咖啡杯旁睡着了。我突然有一种错觉，好像我不是在看着一列清晨出发的火车，而是窥见了某个人家傍晚的客厅。

　　一个多小时后，火车在Le Day中转，空气中寒意渐浓，沿路的铁轨开始出现积雪，越往前，积雪越厚。我知道，我们已经接近汝拉山谷了。半小时后，我们终于进入了一片白茫茫的雪原。也许是因为雪的缘故，一路上有一种让人陶醉的空旷感，这种感觉在瑞士非常罕见。天空是淡青色的，远处大块的云层压得很低，与雪地融为一体，雪松之间偶尔闪过几幢零星的农舍，几乎被半埋在雪中，显得格外的小，像雪世界玻璃球里的景象。

　　200多年前，这些农舍就是瑞士钟表业最初的源头。瑞士最早的制表大师都是汝拉山谷里的农夫，他们有两个共同的特点：第一，手很灵巧；第二，很无聊。漫长的冬季，大雪封山，无事可做，就做一些精密的钟表打发时间。他们最擅长的是做复杂的机芯，不仅小巧，而且精准，做好以后就卖给当时一些大的品牌。这个山谷里生产的音乐盒也负有盛名。

　　火车在一条大湖前面停住，这条湖已经完全被冰冻住，空气异常清冽。小村庄没有出租车，我们正打算步行前往，恰好遇见菲利普的助手来接我们，是一个清瘦的年轻人，名叫马克。

　　车子绕过一个巨大的停车场，竟全是法国的车牌。马克告诉我们，这个村庄里有6200多人都是钟表工人，其中4000多人是法国人。因为这里的工资比法国高，所以很多法国钟表工匠每天开车穿越法瑞边境，来这边工作。附近有很多大品牌的制表工厂，爱彼、宝铂、宝玑，独立机芯厂Frederic Piguet，专业生产防震器的KIF，还有一些很著名的独立制表师，比如Romain Ganthier。

　　一路上，他把这些工厂一一指给我们看。车经过一幢漂亮的蓝色建筑，宝玑的蓝色指针正优雅地指向10点10分，但马克告诉我们，这里其实不是宝玑的工厂，而是一家机芯工厂，宝玑的工厂很早就搬到巴黎了，但他们不愿让人们知道宝玑原来已经不在瑞士，于是就保留了这样的一个外观。

　　最后，车子在一个石头结构的房子前面停下，前门有些破败，一块小小的黄铜牌子上写着“菲利普·杜佛，制表师”。

　　听到声响，菲利普·杜佛从工作台前起身与我们打招呼。他穿着一件白色工作服，白头发，白胡子，很和蔼，看上去像一个圣诞老人。前额戴了一个小型放大镜，那是制表师最重要的工具。我们握手，那是一双老工匠的手，显然经过了岁月的磨砺，很粗糙。

　　他说，这里本来是一所学校，他的女儿们小时候就在这里上学，改建以后因为房租便宜，他就租下了当做工作室。房间大概不到100平方米，因为摆满了各种制表的机械和仪器，显得很狭窄，但一切干净有序，并不给人拥挤的感觉。他的工作台正对着两扇宽大的玻璃窗，屋外是一大片空旷的雪地，天光漫射进来，屋里的一切摆设都显得很生动。

　　“我们的工作需要充足的光线，因为必须把视线集中在很小的东西上，很伤眼睛。不时地看看外面，激活一下视野，感觉很好。你能感觉到季节的变化。冬天的时候，有人会在这里滑雪，再过一个月，冰雪就会全部融化，草木重新长出来，到时候会有牛在这里吃草。”他耸耸肩膀说，“有牛的时候，我就没法工作了，它们不肯安静。”

　　菲利普试图为我解释工作台上的工具，那些排成一列、大小不一的镊子、起子、锉刀、撬刀都是干什么的。工作台正中位置躺着一块怀表，用防尘罩盖着。他解释说，这块表是老买家送过来维修的，“机械表和车一样，需要维修，需要加油，但只要五六年做一次维修，它可以维持到永远”。

　　那是一块非常漂亮的怀表，是他20多年前做的，具有大小自鸣三问功能，全世界只有五只，这一只属于一个文莱人。

　　菲利普拨动怀表上方的一个拨柄，怀表开始打簧报时，当当是报时，叮咚叮咚是报刻，叮叮则是报分。他解释说：“把这个表打开，你也许只看到一些簧条、音锤、齿轮，但这些簧条、表壳甚至表壳材质的选择，都会影响它的音质。问表的表壳就像小提琴的木身。”

　　三问表与陀飞轮、万年历一起，被视为机械表的三大技术高峰，造价十分昂贵。但那时候，菲利普还是一个无名小卒。三个女儿还小，他的积蓄只够做完机芯，没有余钱完成外壳的部分。他试图卖掉那个机芯，但没人愿意买一个新人的表。卖给大厂商似乎是唯一的出路。于是，他拿着这块机芯找到了爱彼，他们给了他5块表的订单，这一做就是5年，“每一块表要花上2000个小时的工作”。

　　周围静极了。虽然这几天我们已渐渐习惯瑞士的安静，但这里的静，仿佛又有不同，是一种万籁俱寂的味道，让人想起“千山鸟飞绝”之类的诗句。在这样的静谧里，我感觉自己渐渐靠近了瑞士的灵魂，安静，缓慢，好像时代的变迁与这里没有任何关系。只有一个老制表师和他的徒弟，世界就这样实实在在地传承下去。

　　“只有两个人，不觉得孤独吗？”

　　“30多年了，一直都是一个人工作。孤独不是问题。”他巡视屋内，说，“以前这里有5个人，但他们待了一段日子，都走了。现在的年轻人没有胆子。”

　　菲利普就出生在这个村庄。他年轻时出去看过世界，在法国、德国、美国工作过一段时间，但一生绝大部分时光还是在这里度过。“这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你们看到那个大湖了吗？夏天可以游泳，冬天可以滑冰。春天到了，沿着河岸可以捡到野蘑菇，秋天我会去河对岸的树林里打猎。我有三个兄弟，一个妹妹，大哥去洛桑学印刷，父母要支付他的火车票和住宿费，但他们只能支付一个孩子走出这个山村。我读书不好。父母说，你必须学一门手艺。”

　　“我的选择不多，农夫、木工或者去技术学校。那时候我对摩托车很感兴趣，就想学机械。我去考试，老师说，你的头脑OK，手也OK，就是数学不大好。那好吧，我就学了制表。所以，并不是我选择了自己的职业。”

　　但是，做一个独立制表师，却是他自己的强烈意志。“为别人做表是很难的，我是指心理上。你用一年的时间，你把自己的一部分放进一块表里。一切都是你做的，但别人签下了他的名字。你甚至不能提，这是你的表。”

　　更让他难以忍受的，是那些大企业对他的表的不尊重。他们随随便便就把他的一块表扔进口袋里，跟钥匙和手机放在一起。他的另一块表被拿去做展览时，竟和几块表一起搁在一个塑料袋里，一路上生生给撞坏了。“我宁可扫大街养活自己。”他说。

　　1978年，他正式成为一名独立制表师。一开始接的活主要是修复古董表，他的客户大都是拍卖行或博物馆。如果是20世纪初的表，他能修得跟新的一样，非常完美。如果是16、17世纪的表，他能让它们再走动起来，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但要恢复准确性却是不可能了。

　　“那些都是非常昂贵的古董表，十之七八来自汝拉山谷，都是历代制表大师的作品。有些是签了名的，有些没有，但我逐渐摸索出每个大师不同的风格。它们的功能非常复杂，精巧程度远远超出我的想象，有些部分我到现在都没弄明白，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有一些传统工艺，失去了就是永远失去了，尤其是70年代，在日本石英表的冲击下，瑞士的钟表业几乎死掉了一大半，有些东西再也无法恢复过来。我这些年所做的，其实都是在试图学习和恢复那些汝拉山谷已经失传的工艺、技术和知识。如果你听到别人谈技术创新什么的，一定要警惕，陀飞轮、问表都是200多年前发明的，我们今天所做的，只是利用现代科技，把那些复杂功能做成更小的尺寸，从怀表变成手表，如此而已。”

　　从15岁到60岁，菲利普一共做了165块表。1982年，他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具有大小自鸣三问功能的腕表。两年后，爱彼才开始做同样功能的腕表。

　　1996年，他推出一款Duality腕表，是世界上第一只配备了双擒纵调速机构的腕表。它的原理是将两套完全独立运行的摆轮和擒纵器，通过一个安装在四轮上的精密微小的装置进行整合协调，从而增加手表的准确性。在Duality之前，擒纵系统的革新已经停滞了很多年，瑞士一本权威钟表杂志将这一发明与200多年前宝玑发明陀飞轮的成就相提并论。

　　2000年，他推出了Simplicity，这是他返璞归真的一款表。没有陀飞轮，没有万年历，甚至没有日期，它只有一个功能——报时。他说，这就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手表，追求的是纯粹和可靠性。

　　他手上就戴着一块Simplicity，序号000，是2000年的原型，白金的表壳，底盖是蓝宝石水晶，可以看到精美的手动机械机芯，夹板上装饰有传统的日内瓦波纹。我手中握着那块表，只觉得温润如玉，简洁干净到了极致，其他表都成了庸脂俗粉。

　　这块表他已经戴了9年，但看上去就像全新的一样，看不到一丝磨损的痕迹。最初，我们只是惊叹他的技艺高超，直到后来在沙夫豪森采访IWC的制表大师柯特·克劳斯，他手上戴着一款达·芬奇万年历腕表，才一年多，但表壳已有明显磨损。那时**明白，工业化生产出来的表，和自己一点一滴手工打磨出来的表，哪怕都是自己的设计，自己的心血，感情上也是不一样的。

　　“手表的价值，除去这些白金的表壳，是在极微小细节上花费的时间。很多细节并不提高手表的准确性，比如手工打磨倒角，让它圆润柔和，或者把边棱磨得锋利如刀。但对我来说，做表必须这样，机芯、表盘、表壳甚至每一个螺丝和凹槽都必须是我用一双手亲自打磨的，每一个细节都要完美，哪怕它隐藏在肉眼根本看不见的哪个角落。机器是做不出来这种感觉的。”

　　“我管Simplicity叫‘自私的表’。一个人买这样的表，是为自己买的，他不会走到街上去炫耀。每天晚上，你给它上发条，看着它，聆听它，是一种很美妙的感觉，好像有一种生命在里面，是只为你而存在的。所以，买这个表的人，他们理解它。”

　　“我做的每一块手表，我都知道它们在哪里。所有买过我的手表的人我都认识。每到圣诞节，他们会给我寄圣诞卡。我到日本的时候，人们会过来看我，和我一起待上10分钟，聊聊他们的表，让我觉得很温暖。”

　　菲利普与日本有一种奇怪的渊源。他的表有2/3是被日本人买走的。日本人尊称他为“瑞士的士郎正宗（Masamune）”。士郎正宗是日本13世纪的铸剑大师，据说他用400万层的钢铸造宝剑，他的剑表达了一个人对于完美的绝对意志，因而具有某种神性。

　　菲利普并不了解士郎正宗，只知道他是个造剑的，想必剑造得很好。不过，他认为，日本人是懂表的。“日本是一个高科技国家，但内心又依恋着传统，这一点和瑞士很像，也许这也是我的表吸引他们的原因。”

　　“我的表与奢华无关，它是艺术，就像画画一样。”采访已近尾声，菲利**出一个烟斗抽起来，房间顿时弥漫着淡淡的烟草味道，他说，“30年前，百达翡丽也是这样做表的，但现在，成本太高了，他们必须降低成本。”

　　事实上，Simplicity是他终于得到商业回报的一款表。以前，他的表太稀少，太珍贵，绝大部分人只能望洋兴叹，但Simplicity的价格在4.8万到6万瑞士法郎之间，在高端机械表中只能算中等价位。

　　“事实上，这是第一次我可以戴自己做的表。以前，我买不起我自己的手表。我做一个手表要9个月，我不能为我自己工作9个月。”在Simplicity之前，他戴了很长时间的斯沃琪：“我从1978年开始独立制表，直到2003才第一次达到收支平衡。我今年60岁了，我不知道到了65岁，退休了以后该做什么。所以我现在就得开始存一笔钱，你知道，养老用。”

　　我注意到他的工作台上摆着一张照片，是一个年轻女子抱着一个婴儿。他说，那是他的女儿和外孙女。他有三个女儿，大女儿也是制表师，原先跟着他学制表，但父女一起工作也许不是件好事，两人的个性都很强。最后他女儿也离开了。

　　“也许你的外孙女将来能继承你的衣钵。”我安慰他说。

　　“一个人不能期望太多东西，会失望。”他笑着说，但脸上渐渐显出寂寞的神情来，“说实话，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能继承我的衣钵”。

　　火车站有一个半废弃的候车室，我们在那里看到一个老旧的古董挂钟，还在走着，但比准确时间快了两分钟。我们正惊讶于瑞士居然还有不准的钟，为我们送行的马克突然面露伤感，他解释说，以前，每个火车站和邮局都有这种挂钟，它们走时极准，每月的误差只有3至5秒，比手表要准确得多，所以附近的居民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到这里来跟这个钟对一次时，才不至于耽误了火车。候车室旁边的一个小屋子，原先就是给火车管理员住的，他每天专门负责维修这个钟。现在，瑞士的火车站已经全部换上了走时精准的石英钟。这种挂钟逐渐被废弃了。那个小房子里住着的人，也与火车和钟表都毫无关系了。

逍遥的窃贼[转帖]

　　
　　普罗旺斯到处都是设施精良的度假别墅和洋房，主人们一般只在夏季来此消暑一两个月，另外圣诞节或感恩节时会回来小住几日。而其余时间，这些通常地处幽僻的房子都是空无一人。紧闭的百叶窗、上锁的大铁门、拦在车道上的铁链，不是主人不在家的公开声明又是什么？看到这些一目了然的标志，我们的不速之客当然备受鼓舞、信心十足：自己足有几周乃至数月的功夫可以潜心钻研业务而不受打扰呢。

　　鉴于普罗旺斯超长的行窃黄金季，那些工程宏大、耗时漫长、技术手段异常复杂的窃案就不至于令人大跌眼镜了。有把整个设施齐备的厨房连同la cornue的贵族级炉具一锅端的；有把十几棵已经长成的橄榄树连根拔走的（橄榄树移栽后很容易成活）；有把两扇古董级的铁门和支撑它们的石柱打包搬走的；还有把房顶上几百块19世纪的陶瓦一光的；从雕塑、大缸到小型的凉亭，所有这些在凡人眼中不是牢不可就是笨重难挪的物件，梁上君子们都可以从合法的主人家里“请”来，移尊他处。

　　以上信息皆来自权威人士杰基先生。几年前他从警局退了休，做起了安全顾问，现在已然是电子防盗技术（他自己称之为“隐形墙”技术）的专家。他有本事把您的家变成永久性的军事要塞，从蜂鸣器、传感器、探照灯到屋顶报警器，只要您想得到的，他都装得了。当然，致命的激光枪除外，尽管他本人是热切期望能在自己的百宝箱里备上这种武器的。同时，多亏了他在警方的熟人缘，他对江湖上的行窃新技术新动态了如指掌。下面就是他近来最为津津乐道的一个故事。

　　话说离艾克斯不远的乡间有座豪华气派的大宅子。宅子里有两只身形彪悍的德国杜宾犬看家护院，每晚都兢兢业业地在院子里巡逻放哨。它们的凶悍和尽职在当地远近闻名。然而，就在这两位门神的眼皮底下，宅子还是失了盗。而两只狗居然没有发出一点儿动静，它们夜里不曾遭袭，次日清晨依然健壮如故。盗贼们究竟是如何破门而入的呢？给两只狗下药完全没可能，因为主人家已经训练得它们只吃家里人喂的水和食物。进一步调查显示，它们也不曾被锁起来过或是中过**。不过，它们在案发次日确实有点嗜睡，而且比平日里友善一些。警方怎么想也想不通，真是离奇至极。

　　直到窃贼们正要出手部分盗来的珠宝而被擒获时，谜团才得以解开。讯问之下他们交待了自己的绝招。行窃时除了带上这一行的必备工具手套、玻璃刀、万能钥匙等等之外，他们还牵去了两只正在发情的母狗。一到那儿就放了它们，很快看家的杜宾犬就发现了它们的芳踪。就在狗儿们钻进灌木丛中尽情享受所谓的春宵一刻时，盗贼们堂而皇之地进入房子，大干了一场。

　　面对如此注重细节的犯罪分子，谨慎小心的房屋主人又该如何防范？我就这一问题求教于杰基先生，他给我最佳的方案是：呆在家里哪儿也不去，最好再配上一把手枪。
 

达赖、班禅的由来及其转世 [转帖]

　　达赖和班禅是西藏黄教领袖宗喀巴的两大传承弟子，后来形成两个不同的传承系统。

　　达赖喇嘛的称号始于1578年，确定于第三世达赖索南嘉措时期。当时他到青海地区传教，说服了土默特部的首领俺答汗皈依佛门，他们在政治上彼此推祟并互赠尊号。俺答汗赠给索南嘉措的尊号：“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

　　“圣”在佛教中表示超出凡间；“识一切”是普遍通晓之意，认为是显宗方面取得最高成就的人；“瓦齐尔达喇”为梵文，意为执金刚，是在密宗方面有最高成就的人的称号；“达赖”是蒙语“大海”；“喇嘛”是藏语“大师”。合起来说，就是在显宗和密宗两方面都修到最高成就的，超凡入圣而学问渊博犹如大海一样的上师。这个尊号仅是蒙藏代表人物私人之间的互赠，尚不具有政治及法律意义。

　　当时，俺答汗已受明朝册封为顺义王。索南嘉措托俺答汗代他向明朝皇帝请求册封；他本人也向明朝宰相张居正致函，要求朝廷给他赐封。不久，明朝万历皇帝降旨，赐给他的封文中就有“达赖”的字样。1587年明朝政府正式承认这一称号，并派使节加以敕封。索南嘉措得此称号之始，为三世达赖喇嘛。前两世为后人追认。由此往前追溯，宗喀巴的弟子根敦珠巴为一世，根敦嘉措为二世。

　　1653年(清顺治十年)，五世达赖应清帝之邀来到北京。顺治皇帝沿用了俺答汗对三世达赖的尊号，正式册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并授予金册和金印(金印刻有汉、满、藏三种文字)。从此，“达赖喇嘛”封号开始具有政治意义和法律效力。

　　1751年，清朝为了更好地治理西藏，又令七世达赖喇嘛掌管地方政权，开始政教合一。1959年流亡在印度的是第十四世达赖。

　　班禅的称号始于1645年，当时控制西藏实权的蒙古首领固始汗封称宗喀巴的四传弟子罗桑确吉坚赞为“班禅博克多”。“班”是梵文“班智达”，汉语意为“学者”；“禅”是藏语“钦波”，汉语意为“大”，合起来是“大学者”的意思。“博克多”则是蒙语，指有智有勇的英雄人物。固始汗令罗桑确吉坚赞主持扎什伦布寺，并划分后藏部分地区归他管辖，称为四世班禅(前三世为后人追认)。宗喀巴的弟子克珠杰被追认为第一世班禅。

　　1713年，清朝的康熙皇帝正式册封第五世班禅罗桑意希为“班禅额尔德尼”(满语意为“珍宝”)并赐金册金印，称为班禅五世。从此，确立了班禅在格鲁派中的地位。

　　达赖和班禅两个喇嘛系统均采用独特的活佛转世制度。达赖系统转世制始于三世达赖。班禅系统转世制始于四世班禅。除达赖和班禅两大活佛外，一些大的寺院也实行活佛转世制度。藏传佛教认为活佛是永恒的，通过连续不断的“转世”来到世间生活。因此一位活佛圆寂时，就要根据种种“征兆”和“启示”，来确定活佛转世的方向和地点，然后再派人沿着一定方向寻找被认为是活佛化身的“转世灵童”。有时找来的“灵童”不止-个，会出现纠纷和争执，因此清乾隆皇帝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特颁发两个金瓶，一置北京雍和宫，一置拉萨大昭寺。凡在理藩院注册的藏传佛教蒙、藏大活佛，如章嘉呼图克图、哲布尊丹巴、达赖、班禅等转世时，均须将寻得的若干“灵童”的名字写在象牙签上，置于金瓶中，由理藩院尚书在雍和宫或由驻藏大臣在大昭寺监督掣签来确定“灵童”，然后经过“坐床”仪式，便正式成为“转世活佛”。

　　藏传佛教格鲁派有两大活佛转世系统，一个是达赖喇嘛，另一个为班禅额尔德尼。转世系统虽然不同，但达赖和班禅的宗教政治地位是平等的。达赖与班禅个人之间互为师徒，关系颇为密切。班禅方面：一世班禅为一世达赖之师；四世班禅为四世、五世达赖之师；五世班禅为六世、七世达赖之师；六世班禅为八世达赖之师；七世班禅为九世、十世、十一世达赖之师；八世班禅为十三世达赖之师。达赖方面：五世达赖为五世班禅之师；七世达赖为六世班禅之师；八世达赖为七世班禅之师；十三世达赖为九世班禅之师。

　　1933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圆寂。1938年冬，在青海寻访到“灵童”，被认为是达赖转世的化身。1939年3月，国民党政府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入藏。1940年2月22日，十四世达赖在布达拉宫举行了继承职位的仪式“坐床典礼”。

　　据说，寻觅灵童，主要遵照以下三点精神：①十三世达赖圆寂时，面向东，暗示将转生东方；②乃穹(护法神)降神说达赖将转生东北汉人地方；②热振(大活佛之一，地位仅次于达赖、班禅)观海，海内现一农家，位马路将尽处，门前巨柳一株，旁系白马，有妇人抱小儿立树下。热振将海中所现情景，请画师详细绘出，并派格桑活佛及古桑子二人，按图向东北方向寻访，费时二年之久。果然在青海寻获灵童家庭，当时的情景与热振观海所见的完全相同。于是，古桑子伪装阔商，格桑活佛扮作仆从，共至灵童家借宿。灵童对阔客竞不理采，而对“仆从”格桑活佛却表示好感，与他亲近，抚其面捋其须，并将其项间所挂念珠一串摘下说：“这是我的东西，现应归还我！”格桑活佛是十三世达赖亲近侍从，念珠确为达赖所赐。接着格桑等复出茶杯十多只，其中新旧参差，色泽亦不一致，让灵童自选，灵童不取其中最大最美的，而择一淡黄色旧杯，也是十三世达赖旧物。如此反复试验，无不应验，于是确认其为达赖化身。

　　1939年7月，灵童自西乡启程，10月初抵藏。抵拉萨后，西藏僧俗欢喜若狂，入城之日，远道来此赡礼者，逾数万人。后抵罗布林卡，受西藏官民公开朝拜。参拜时，或献五供，或献布帛，或献金钱，均由专司喇嘛接收。灵童高坐上位。总堪布旁立侍应。拜者献物后，即趋至灵童座前，以头就供桌，灵童或摩之以手，或举拂尘略拭其发，或竟置之不理；受摩顶者庆幸可以超脱苦海；被忽略者，惟自恨轮回未尽。参拜后，藏民退出，藏官则围坐殿内，由喇嘛二人，各以巨壶盛酥油茶，以巨罐盛米饭，分给在座者。藏官均于怀中取出木碗，接茶少许，尽力饮之；饭则用于抓食。据说此为佛赐，食之可以长生。

　　1940年2月22日，吴忠信委员长主持灵童坐床典礼。灵童升座后，热振起立向他行三叩首礼，司伦及三噶伦亦继热振起立，向灵童叩首。经过诵经等程序后，给灵童戴上一尖顶黄缎僧帽，表示加冕之意。从此以后，灵童便可正式称达赖。

　　小达赖渐渐长大，在专职经师的教育下学经习礼。学经的生涯是辛苦的，他每日的功课是研究显、密两宗教义，搞清各世活佛及佛教的历史，背诵经文。

　　达赖转世的认定，一般要经过以下程序：

　　1. 观察达赖圆寂时面向，了解有什么遗言或暗示。

　　2. 请在世的班禅问卜，判断转世方向。

　　3. 召集摄政和僧俗要员，让专职降神的乃均、曲均降神，指明转世方向。

　　4. 请山南桑耶寺的降神喇嘛曲将降神，指明转世方向。

　　5. 派大德高僧到拉萨东部的曲科甲圣湖观察转世地方的地貌特征显影。先向湖中抛撒哈达、宝瓶药物等，然后择地诵经祈祷，静观湖面显现幻影，最后描绘出转世地的环境和特征。

　　6. 摄政将卜征和湖上显征绘成图，派出许多大德高僧分几路前往确定的方位分头寻找。

　　7. 在卜算方位发现与卜征和达赖圆寂大致同时出生的男孩后，先观察其长相与动作，然后将达赖生前用过的物品与其它杂物混摆在小孩面前任其抓拿，并进行智力测试，看其有无"灵异"现象。

　　8. 如小孩表现“灵异”，又抓拿达赖用过的物品，选灵童的人便嘱咐其家人要认真照看小孩，不让外人接触。同时回去向摄政等汇报。

　　9. 摄政择吉日邀请三大寺活佛和僧俗官员一起，再请乃均、曲均降神，如无误，则报告驻藏大臣，征求中央王朝的意见，并准备迎接。

　　10. 由侍候达赖的“三大堪布”和官员、军队组成庞大的迎接队伍，前往接请“灵童”，连其家人一同接到拉萨。

　　11. 如果只选到一名“灵童”，就直接请驻藏大臣报请中央，请予免去“掣签”而直接册封。如果有多名“灵童”，那就要召集摄政和大活佛、高僧及官员到大昭寺，由驻藏大臣亲自主持“金瓶掣签”活动，将写有各“灵童”姓名的签放入瓶内摇后当众掣出，定夺达赖转世。定为转世者，其家人被封为贵族。落选者也有较好的安排。

　　12. 被确定的“灵童”直接送至公塘寺或哲蚌寺学习经典。

　　13. 由班禅亲自为达赖转世者剃发受戒取法名，并亲自教育转世灵童一段时间。

　　14. 在中央王朝册封令下达后，择定吉期，由摄政、驻藏大臣和各寺高僧、官员陪同前往大昭寺，先向殿中的“当今皇上万岁万万岁”牌位献哈达，再进内朝拜释迦牟尼佛像。

　　15. 向布达拉宫进发，在日光殿举行“坐床典礼”。仪式后，新的达赖正式确定，开始使用达赖的金印、权力。

　　十大呼图克图，是格鲁派内有“国王化身”之称的大活佛，地位仅次干达赖、班禅，在达赖年幼时，有资格出任摄政王等高官。
　　

哈佛大学录取谁 [转帖]

　　
　　每年到了四月一日，许多美国学生都紧张得要死，尤其那些“拔尖”的优等生，更是坐立不安。

　　这并非因为愚人节，而是由于常春藤盟校的录取通知，应该在这一天寄到。

　　常春藤盟校的考试不像一般的考试，只要对照公布的标准答案，就能知道自己得几分。常春藤盟校的录取标准没人能摸得清。有人猜成绩好、体育又特别棒的学生必定会被录取。但是有兄弟二人，他们同样是史岱文森高中的顶尖学生，取得了同样的分数，又同样是校游泳队的队长，前一年哥哥进了哈佛，后一年弟弟却没进。据说原因是前一年有了哥哥就够了，后一年游泳队不需要新秀了。

　　若说以学校成绩为准，也不见得！因为美国高中为了“护送”学生进大学，分数多半给得高，九十五分以上是很平常的分数。

　　常春藤盟校当然知道这种情况，所以他们早备有档案：某校来的减三分，某校来的可以照实计算，某校来的又可能减十分。好比大减价的商家，买家事先知道卖家已经加了价，买家看折扣时，便偷偷有个“算计”。

　　但是他们怎么算也算不到全国，所以一些小地方小学校的好学生就占了便宜——平均九十八分，又是第一名，于是被录取。

　　他们这样做也有目的，就是为学校注入偏远地区的“新血液”，并减少城乡差距。希望因此，使那些小地方的人增加自信，让他们培育出更多的人才。

　　同样的道理，一个贫民区的黑人和富人区的白人，成绩一样，课外的表现也差不多，如果二选一，常春藤盟校八成录取那个黑人。而且因为他穷，非但给他全额奖学金，还另加生活补贴。

　　问题是，中国人怎么办？也加分吗？

　　对不起！东方脸孔已经塞满校园，能不减分就不错了。所以有传言，碰到亚裔，先扣三分，目的是维持校园的种族平衡。

　　他们当然要维持平衡。多民族的国家，未来不能只由一个种族治理。更重要的是像哈佛、耶鲁这样的学校，他们有个潜在理想，就是培育出最能影响世界的人才。

　　所以，如果你是阿拉伯的王子、英国皇室的贵胄、政府高官的公子，都是首选。尤其阿拉伯的王子，几乎根本不必看成绩，一见出身，已经雀屏中选了。

　　当然，大部分学生还是一般人。

　　一般人跟一般人争，除了比成绩，只好使自己变得“不一般”。

　　于是你会发现，美国有专门为高中生进行“包装”的行业。要进艺术系吗？为你租场地，印请帖，开画展。要显示音乐天分吗？为你租音乐厅，印海报，写评论。要写申请大学的论文吗？为你找专家代笔，写得文情并茂。

　　因为海外学生能加分，就有“包装公司”教人“出去”一段时间，怎么换个身份申请。

　　也有些家长和老师，让孩子参加各种比赛，甚至帮着搜集资料、写论文。这招还真管用，因为在历届“英特尔科学奖”（号称美国高中生的诺贝尔奖）得奖的学生，多半会被哈佛录取。

　　不过，也别把常春藤盟校看扁了，你有“作手”，他们就有“鹰眼”。据哈佛大学入学部的人在新生家长会上说，为了过滤申请书，透视其中的“学问”，哈佛特意多聘了三十位专家。你的论文写得很棒，好，他们立刻调出你SAT（学术能力评估考试）作文的卷子来对照。你参加了一堆“科学营”“天才营”，也好，但请你看看，来申请的人参加了多少营？放在这一群超顶级的优秀的学生里，那能算什么？

　　有一天我跟儿子聊天，谈到“不知哈佛是怎么挑学生的”。儿子一笑，说他也弄不清。只知道当年学校看上他在高中为宣传环保拍的短片，为学校排练的歌剧作的曲，又看到他用中文发表的文章。结果他虽然没修一科AP（高中修的大学课程），也不见得在校是前三名，却被录取了。

　　“妙的是，他们看上我的，正是我今天在做的事，是我从小就喜欢的。你们不准我去拍短片，还怨过我花太多时间在歌剧上。但是一直到今天，我还在拍片，还在筹办演出，还在当杂志主编，也还在作曲。”我的儿子笑笑，“可见，哈佛很会看，不看你‘作’出来的，而是看你未来能做些什么。”

　　中国姑娘彭丹，考上了英国牛津大学的博士，但是她却在参加面试时同导师阿加尔教授激烈地辩论起来。教授很生气，整个走廊都能听到他们的争吵声。但是，没想到的是，秘书在宣布录取名单时却读到了“中国的彭丹小姐”。阿加尔教授站了起来，当着众人的面对她说：“你看，我的孩子，你骂了我两个小时，但我还是决定要你。因为，我要你尽情地在我的支持下反对我的理论，如果事实证明你是错的，我将十分高兴。如果你是对的，我将更加高兴。我希望到我去世时，你能成为比我更好的心理学家。”

金嗓子周璇[转帖]

　　
　　作者：吴东平 分类：人物总传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周璇其人

　　周璇（1920—1957），著名的电影表演艺术家、歌唱家。原名小红，又名苏璞，祖籍江苏常熟人。周璇自幼遭父母遗弃，被上海一周姓人家收养，从此她就改姓周。8岁时周璇在一歌舞团开始学艺，15岁进入黎锦晖开办的明月歌舞班，便开始步入演艺界。“九一八”事变后的1932年，周璇在一次演唱会上，演唱了爱国歌曲《民族之光》，深受广大听众的喜爱。因歌词中有“与敌人周璇沙场上”一句，她便以“周璇”二字为自己的名字。1934年，周璇在上海广播电台举办的歌星联合比赛中，以一曲动听的《小小茉莉花》，荣获“优秀歌手”称号，并获得“金嗓子”的美誉。

　　1935年，周璇步入电影界。1937年，周璇在上海与著名电影演员赵丹等人主演了她的成名作《马路天使》，从此周璇蜚声影坛。特别是她在片中主唱的《四季歌》、《天涯歌女》等几首插曲，流传至今，成为人们喜爱的歌曲。

　　周璇这位在中国影坛和歌坛上红极一时的双栖明星一生有着几次不幸的婚姻。周璇的第一任丈夫叫严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周璇被誉为“歌坛皇后金嗓子”时，严华也被誉为“歌坛之王”、“中国第一歌唱家”。严华一生创作歌曲一百几十首，其中以《月圆花好》、《送君》、《百鸟朝凤》、《天堂歌》、《难民歌》等数十首歌曲流行最广。

　　周璇与严华是在黎锦晖开办的明月歌舞班相识的。那时，15岁的周璇刚进入明月歌舞班，而教她学艺术的老师则是严华。严华1912年出生在江南一个书香之家，后毕业于北平国立尚志高级商科学校。学生时代的严华就以京剧票友的身份演出过《四郎探母》等戏而知名。在歌舞班里，周璇得到了严华的精心指导，很快成为班里的尖子学生。其后他们二人由亲密的师生关系升华为夫妻关系。1938年，周璇与严华结婚。婚后仅四年的时间，即1942，他们的夫妻生活宣告结束，没有留下子女。

　　周璇遭受第一次婚姻的挫折之后，一段时期似乎再没有勇气与另外的男人谈情说爱了。经过几乎近8年的痛苦思索之后，她再度扬起爱的风帆，又开始寻找自己人生的真正爱情。然而天真纯洁善良的她终于再度让拥有妻室的富家公子朱怀德骗取了她的爱心，掠取了她的大量钱财之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留下的只是腹中蠕动的小生命。1950年初，周璇带着这个小生命从香港回到了上海，不久腹中的孩子降生了。这个孩子就是她的长子周民。周璇平生第一次做了母亲。在不幸中出世的周民，凭着自己的努力和奋斗，终于像她母亲一样也成为了一名艺术家，一名出色的诗人。

　　周璇的第三位丈夫是唐棣。1950年，周璇从香港迁居上海后，解除了生活包袱，一心投入到电影《和平鸽》的拍摄之中，并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为了事业，周璇将长子周民送进了幼儿园后，重新开始了她新的艺术人生。然而，作为女人的周璇，虽然在爱情和婚姻的殿堂里屡遭挫折，尽管在艺术上有着更新更高的追求，在她内心深处，仍然期盼着真诚的爱情、美满的婚姻。

　　1951年8月的一天上午，周璇来到导演顾而已的家中，为电影《和平鸽》的广告画作模特，那天画广告的是画家唐棣。周璇看了唐棣画中的自己的形象惟妙惟肖，非常高兴，赞不绝口，认为这一幅画是自己所有的画像中最好的一幅。唐棣受到了周璇的赞扬后，心里也乐滋滋的，一向对“戏子”抱有偏见的他，顿时为眼前“这般完美”的周璇所倾倒。从此，唐棣进入了周璇的生活之中。不久他们同居了。当周璇的腹中有了他们二人的爱情结晶准备正式与唐棣结婚之时，却受到了不少人的阻挠，接着周璇因“精神病发作”住进了医院。几乎在此同时，唐棣又被控犯有诈骗罪被捕入狱。似乎天意注定了周璇的人生，尤其是婚姻将永远是不幸的，更决定了腹中的孩子将面临着悲惨的命运。这个孩子就是周璇的幼子周伟，这个一生敢于同命运搏斗的孩子，终于沿着母亲周璇的步伐走下去，走出了辉煌的人生。

　　　　长子周民：舍命为义父护墨宝

　　周民（1950—　　）是著名的两栖明星周璇的长子。1950年初，周璇还在香港的时候，就怀上了他。不久，周璇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离开了香港，到了她长期生活的上海。这一年的9月，周民便在上海出生了。当周民刚满10个月，母亲周璇因精神病发作住进了医院。无人照看的他被好心的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赵丹和妻子黄宗英夫妇收养了，使他重新有了自己的家。

　　1956年，周璇病逝前，赵丹夫妇又将周民的弟弟，周璇的第二个儿子周伟接到家中与自己的5个孩子一起抚养。从此他们兄弟二人在“赵丹爸爸”和“黄宗英妈妈”的关爱与呵护下成长。

　　“文化大革命”中，赵丹与黄宗英夫妇被打成牛鬼蛇神，赵丹的五个孩子和周民兄弟俩也受到迫害。然而，已懂事的周民深知赵丹爸爸和黄宗英妈妈的为人，永远忘不了赵丹和黄宗英两位老人多年来对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深知他们决不是坏人，而是天底下最好的人。在赵丹遭受造反派残酷的批斗和坐监狱的日子里，周民为了伸张正义，冒着生命危险勇敢地站出来为赵丹爸爸辩护。为此，周伟还挨过红卫兵的毒打。在此期间，他还不顾个人的安危，在预感到造反派要查抄赵家时，就把父亲赵丹的许多书籍、手稿和珍藏的画偷偷地运到远在江西的农场里，才使得赵丹先生的那些有着重要价值的资料，在那里秘密地保存了下来。直到“四人帮”倒台之后，赵丹的这批作品才得以重见天日。有人称赞周民的此举为“舍命护墨宝，情意惟天知”。

　　周民“文化大革命”中被下放到江西一家农场劳动教养，在这里，他抽出时间阅读了不少书籍。正是父亲赵丹的这许多书籍，才使得他有机会接触到了政治经济学、哲学及文学等一批书籍。这时期周民简直成了一个小小的“饱学之士”。

　　“四人帮”被彻底打倒后，赵丹一家冤案得到了平反，周民政治上也得到了解放，从农场调到江西省文联工作，热爱文学的他便拿起笔开始他的诗歌、散文创作。在这里，周民还和一位上海姑娘在赣水之滨组建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义父赵丹去世后的1982年，周民调回上海，进了《萌芽》编辑部，在这里从事他所喜欢的文学编辑工作。此时的周民已作为一名诗坛新秀出现在广大读者面前，他创作的纪念周总理和有关“文革”义士张志新的诗真挚感人，赢得了广大读者的一片赞誉之声。

　　20世纪80年代中期，青年诗人周民的第一本诗集《恒湖》出版，他在诗坛上再上一个台阶。他的那些流露人生真情实感的诗特别引人注目。例如他写的《国之恋》、《爱之音》等诗抒发了诗人对祖国山河的热爱与对友人的深厚情谊。《湖之情》的组诗向读者再现了诗人“文革”中下放鄱阳湖之滨的恒湖农场的劳动生活，《人之心》的组诗则是诗人怀念逝去的亲人的，其中还有包括怀念义父赵丹的《骨灰盒》等诗，读来也扣人心弦。

　　进入21世纪后，周民开始搜集和整理母亲周璇生前的许多资料，尤其是母亲写的日记。经他整理后的《周璇日记》得以出版，书中也收录了周民的文章。他编写这本书的目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出于对母亲的怀念，还母亲一个崇高的艺术家的真面目。

　　童年时代的周民，由于母亲长期住院，他从小就在电影演员赵丹和黄宗英夫妇家中长大成人，他与母亲的接触不多，对母亲的了解就更不多了。与母亲有印象的接触，据周民自己说就那么一两次。一次是1957年初，周璇的病情有所好转，还是上海电影界的领导派人把他带到虹桥疗养院去，在那里见到了母亲，当妈妈一见到自己的儿子周民时，就拉住他不放，并将他紧紧抱在怀里。而幼稚的周民却从母亲怀里挣脱出来，去捉他的蝴蝶和蜻蜓。

　　另一次是同年的秋天，是母亲去世后出殡的那一天，周璇的葬礼在上海万国殡仪馆举行。那时7岁的周民在大人的陪伴下，只上去看了妈妈一眼，就和保姆坐上三轮车回家了，也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悲哀。成人后的周民在搜集整理母亲的日记中，使他发现母亲是一个伟大的母亲，是一个正直而有良心的艺术表演家和歌唱家，使他真正看到了那些有良心的记者们所说的母亲周璇是一个“人人都爱”的艺术家。

　　　　次子周伟：“地铁音乐王子”

　　周伟（1953—　　）加拿大籍华裔音乐家，周璇的次子。他出生后不久，母亲就因精神病，再度被送进了医院，父亲唐棣也因诈骗罪被送进了监狱，小周伟就被送进了上海的一家孤儿院。

　　一

　　母亲周璇去世后，赵丹夫妇打听到了她还有一个男孩子流落在上海。充满爱心的赵丹黄宗英夫妇出于对周璇的友谊，下决心一定要找到她的这个孩子。经多方打听查询，才在一家孤儿院里找到了只有4岁的周伟的下落，便将他领回家中，从此小周伟和哥哥周民得以团聚。

　　聪明好学的周伟自幼禀承母亲的艺术天赋也爱好音乐。小周伟在赵丹的培养下，10岁时，就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小。在这所学校里，周伟就曾代表该校参加“上海之声”音乐会，一举夺得少年组的奖牌。从此小周伟以此为动力，不骄不躁，在老师的引导下，他先学钢琴，后主攻中国传统乐器笛子。那时，他得到了一位好心的老师的关爱。这位慈祥的老师见周伟喜欢笛子，就亲自寻到一截上好的竹子，为他制作了一支六孔的竹笛。老师把自制的竹笛交给周伟时叮嘱他说：“周伟，别小看这不起眼的竹笛，它是中国民族器乐的精粹之一。”

　　此后，周伟牢记老师的教诲，对小竹笛有着特殊的感情。无论他走到哪里，都将老师赠给他的这份珍贵的礼物——竹笛带在身边，一有机会就吹起来。可是，在20个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那场令人可怕的十年动乱的风暴席卷祖国大地之时，正在上初中的周伟，也被这场“狂风”从东海之滨的繁华的上海，卷到了“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广袤无边的内蒙古大草原上，插队落户，接受所谓的再教育。此后他在内蒙古当过牧民、工人、警察。刚来到内蒙古时，在那里还有钢琴可弹，然而，周伟将老师送给他的竹笛随时带在身边，他那悠扬动听的笛声几乎响遍了整个内蒙古大草原。他吹出了对师长、母亲及义父的无限思念，也吹出了那善良的牧民的纯朴粗犷而又热情的民风。在插队期间，周伟患了肝炎，多亏了当地那些善良牧民的细心护理，才使他保住了性命。后来，航天工业部驻内蒙古研究所附属的一家工厂在周伟下放的那个大队招收工人，由于周伟平时表现好，很快就被这家工厂招为从事热处理的工人。又过了几年，他离开了这家工厂，当了一名人民警察。

　　二

　　1981年，电影界的老前辈、时任国家文化部副部长的陈荒煤得知周伟的情况后，亲自出面，将他从内蒙古调到北京，安排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工作。在北京工作期间，周伟经朋友介绍，认识了曾在北京工业学院分校攻读液压机械专业的刚毕业的女学生常晶。常晶的父亲是饮誉京城的名中医，不久他们二人就结婚了。从此周伟才有了属于自己的真正的家。

　　周伟的妻子常晶，人非常贤惠，具有强烈的上进心，而且很勤奋。婚后，常晶在父亲的鼓励下，准备到加拿大去读书，胸怀宽阔且又不安于现状的周伟对妻子的这一主动表示了极力的支持。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常晶来到了加拿大。大概一年以后，周伟带着年幼的女儿也来到了加拿大，开始了他新的人生跋涉。

　　初来异国的周伟夫妇，人地生疏，不免总有些失落感。周伟在工厂学的热处理技术和常晶所学的液压机械专业在那里都用不上，为了生存，妻子常晶则以家传的中医术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开了一家诊所。由于她医术高明，开业不久，来诊所看病的人络绎不绝。而周伟则曾经在一家快餐店卖过汉堡包，在饰品店里当过店员。

　　三

　　一次，一个知道周伟会吹笛子的朋友对他说：“你学过笛子演奏，何不到多伦多地铁去表演。在那儿获取的收入可比当店员要高得多哟。”

　　多伦多地铁站，是一个天然的演艺场。在这里有拉小提琴的，也有拉大提琴的，更多的是边弹吉他边唱歌的。应该说，在那里各种类别的艺术表演应有尽有。

　　听了朋友的介绍后，周伟对地铁站很感兴趣。一天周伟手持长笛来到了多伦多地铁站，随着一曲悠扬的笛声在地铁站里回荡，周伟身边吸引了一批围观的群众。在此同时，他的笛声也引来了地铁的警察，询问之后，见他没有演出证，就立即要将他带走，弄得周伟非常狼狈。原来，多伦多的地铁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艺术场所，不同于中国的街头卖艺人，不是人人随便都可以进入这里表演的。凡是来这里表演卖艺的人，必须经过有关部门的考核，领取表演执照，方可进入地铁卖艺。也就是说，进入地铁表演的人，也必须具备一定的艺术水平。

　　1990年8月22日，多伦多公车局在一娱乐中心正式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地铁表演选拔赛”，200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艺人汇聚在这里，角逐76名地铁表演名额。评审团由加拿大音乐界的权威人士、多伦多的市政府官员、市议员及其他各界知名人士组成。周伟这次来参选，只不过是抱着一种试一试、碰碰运气的心里，因此，并不抱多大希望。然而由于他认真出色的表演，结果在仪表装饰、音乐素养及演奏技巧等3个方面获得了“A”的高分，成为获准进入多伦多地铁表演的第一位华人音乐家。

　　周璇之子周伟在地铁站表演的消息在多伦多华人圈中不胫而走。对周伟的行动不少华人表示很不理解，有的华人甚至认为他此举是“没出息”的表现，是在给他的母亲周璇丢人。一次，有位年轻时已是周璇影迷的老人碰到了周伟时，就好心地劝他不要去地铁站卖艺了，并告诉他，如果是生活上有困难，他可以帮助他。还有一位华裔富商告诉周伟，只要周伟到他家演奏一次，愿付给他高额的表演费。对此，周伟一一婉言加以谢绝。

　　性格倔强的周伟对在地铁站表演，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在他看来，这里是一条通往主流社会的康庄大道。正是周伟在地铁的成功表演，吸引了一批批的观众。他的笛声，使每一个来地铁的人几乎都要驻足聆听。他终于成功了，赢得了“地铁音乐之家”、“地铁王子”的美誉。从此，他应邀在许多大型集会上表演，并且还应邀多次参加加拿大著名艺术团体的演出，一直到应邀进入加拿大皇家芭蕾舞团演出。

　　周伟凭着自己的顽强奋斗，由“地铁音乐家”终于成功地进入了西方音乐的主流社会。世界音乐节在豪华的多伦多音乐大厅举行，周伟应邀表演了笛子独奏。在号称世界最高的多伦多CN塔建成15周年庆祝大会上，又是周伟将中国的笛声播撒在纪念大会上，赢得了会场上阵阵热烈的掌声。而今的周伟已成为加拿大乐坛上升起的一颗耀眼的新星。

　　2004年的秋天，周伟偕妻子常晶和一双女儿回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向外界透露，除了和哥哥周民一起努力促成母亲周璇的记录片的拍摄完成外，他还决心为母亲周璇建一座纪念馆。我们相信，他的母亲周璇在天有灵的话，听到了儿子的这些打算时也会感到欣慰的。

“大跃进”时期流民的收容遣送[转帖]

　　　　红灯亮在求生之路

　　皮学军（作者系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湖南省吉首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中国农村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和灾难。在1959年到1961年间的所谓“三年困难时期”，许多饥饿的农民携老扶幼，外出逃荒，再加上其他流民[1]，形成了大规模的“盲流”[2]。直到1961年底这次“盲流”潮才渐渐平息下来。至今为止，学术界对“大跃进”期间人口状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饿死的人数和原因等方面，笔者则试图通过分析“大跃进”时期对流民的收容遣送，研究当时对流民的控制如何影响到农村的死亡情况。

　　1953年国家建立了对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政务院于1953年4月17日颁布了“关于劝阻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要求“各县、区、乡政府、农会向准备或要求进城的农民耐心解释，劝止其进城”。该年11月发布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和“粮食市场管理暂行办法”，一方面确保对城市居民供应的口粮，一方面阻止非城市居民在城市购买粮食。随着农村人口的增加和城乡差距的扩大，仍然有许多农民试图流入城市谋生。从1956年12月30日到1957年12月18日之间，中央政府及有关部门连续发布了9个限制农民进城的文件。[3]195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联合指示强调，粮食部门不得向没有城市户口的人销售粮食。因此，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基本上被严格限制住了。1958年1月9日，毛泽东又以“主席令”颁布了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剥夺了占总人口85%的农民——随后不久便是所有中国人的迁徙自由权利。”[4]

　　然而，在“大跃进”期间，随着饥馑的全国性蔓延，大批流民从家乡涌出，外出寻找生路。外流情况较严重的有河北、山东、江苏、河南、湖北、湖南等省。据不完全统计，从1959年12月到1960年5月，上述每个省外流的农民都不下10万名。外流的去向总的是流往城市，尤以流往边疆各省、区的城市为多。据统计，1960年1至3月外流的农民流入内蒙（主要是包头、呼和浩特）的达269,000多人，经哈密流入新疆的约20多万人，流入兰州市约6万人，在黑龙江省仅哈尔滨市就安置了49,000多流民。[5]饥民的外流“1960年达到了最高峰，全国约有600万人次。”[6]

　　一、流民外出的原因和外流后的状况

　　从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当时的流民主要是大饥荒造成的大量饥民。据1959年4月中央有关部门的统计，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甘肃、贵州、河北等15省区“无饭吃”的人口达2,517万。[7]这些饥民向城市流动，主要是求生欲望所驱使，与社会上长期存在的所谓“惯流”（即习惯于流浪的人）不同。例如，安徽省凤阳县委书记赵玉书1961年1月在县五级干部扩大会议上表示，农民外流“实际上有的是食堂停火没有饭吃；有的在家受气，挨打受骂，得不到解决，没有办法才走的。哪个愿意离开家呢？没有办法才外流的。”[8]但在“大跃进”时期，在官方文件里，饥民往往被视为“率遣屡返”的“惯流”。

　　众多饥民从家乡走出，茫无目的地流向他乡。例如，1960年2月，据山东省郯城县红花、墨河、港上、重坊等四个公社的汇报，江苏新沂县的民众每天流入郯城县“3,000余人，多数扶老携幼，拖家带眷，全家外流。”流民反映，他们“在家生活困难，口粮紧，无法维持。有的说每天每人4两（老秤，16两为1斤）或9两粮食，也有的说，每人每天发1角钱，不发粮食”，他们“因生活未得到妥善安排而外出找东西吃”，以致“公路上成群结队，继续北去”。1959年至1961年间，仅甘肃省通渭县“因饥饿外流到陕西、内蒙古、新疆、青海、宁夏等省（区）及靖远、会宁、兰州、酒泉、武威、张掖、两当、徽县、武都、临洮等县市的人口达21,958人。”[9]

　　从当时情况看，流民的状况非常悲惨，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干扰社会秩序。外出逃荒者有的住亲戚或同乡家，有的则宿居小客店、破空屋、汽车站、候船室或桥洞里，或借宿在浴室、菜场、城罋、交通岗亭和公共厕所等处。他们起初拍卖所携带的家具、什物等以维持生活；钱用完后便三五成群到处流浪，“甚至强讨恶要，骗食骗喝，有的径直走近市民家说：‘有饭大家吃，你吃什么，我也吃什么。’”由于饮食不足，加之天冷而衣服单薄，饥民们又饿又冻，其中部分人染病。1959年3月，据安徽省芜湖市收容劝阻站统计，患有各种大小病者占流民的15%左右，因病死亡者19人，仅2月份就死亡13人。[10]许多成年人不得不丢弃自己的亲生骨肉——婴儿或儿童。例如，徐州市1960年3月1日至23日共收容弃婴、弃童286名（1月收容15名，2月收容271名）；而徐州专区其他各县3月1日至20日共收容弃婴、弃童452名。[11]据原安徽凤阳县办公室主任张少柏说：1960年“丢弃小孩的很多，赵玉书（原县委书记）不叫下面拾，并说：越拾越多。有一次他说他看到一个地主丢小孩，以后认定，凡是丢弃小孩的就是坏人，哪个拾小孩哪个就是坏干部。”到1961年底，全县孤儿数达2,389人，仅收容247人。[12]同时，流民抢夺食物的现象越来越多，“由个别作案到一、二十人合伙作案，由街头巷尾隐蔽地方到大街小巷、车站、公路上、公共场所到处作案，由抢夺食物到抢夺偷窃衣物家具、鸡、猪、羊、驴子等家禽、家畜等财物”，“偷窃稻子，还有的挖人民公社正在生长的山芋、藕等农作物。”据资料显示，1960年3月中旬徐州市共发生抢夺食物1,603起，偷窃545起；4月1日至28日共发生抢夺食物917起，偷窃620起；到后来甚至“每天有100起左右。”[13]

　　流民中“16岁到50岁的人占60－70%”[14]，他们在外地也试图寻找机会正常谋生。如1959年2月，江苏海安、铜山、六合、兴化、泰县等地流入江西德安县的60多名农民在德安县人委“哭哭啼啼，下跪哀求”，要求德安县人委安排生产，说“死也不回家，回家也是死。”[15]一些地方也确实设法安置了部分流民。如江苏省丹阳县将部分流民收容后组织他们劳动，“口粮每人每天1斤10两米，没有工资。”[16]1959年1月14日江西省新余县国营南英农场允许来自江苏省高淳县的农民孔繁生将家乡的家属带到该农场，孔回家后“一起就带走14人。”[17]据陕西省宜川县石堡人民公社向中央政府内务部、陕西省委、宜川县委、安徽省委、河南省委、山东省委、河北省委、江苏省委等发出的“关于我社地区内流入外籍灾民的情况报告”：“春节农忙时季，我们社内暂安置了一部分，共计1,500余人，伐木场陆续招收1,300余人，连同家属共2,000余人，中季安置到殿坑水利上一部分，1,400余人。”[18]

　　二、对“流民”的收容遣送

　　1959年的春荒产生了大量饥民，许多饥民离乡求生。尽管饥民属于被迫外流，但当时中央政府认为，“农民不正常流动，既浪费了许多劳动力，不利于生产和巩固人民公社，……对社会治安也有不良影响。”[19]为了将流出的农民限制在其户籍所在地，为了“稳定社会秩序”、“打击反坏分子”等，1959年2月4日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指示”。该文件指出：“根据河北、山东、河南、山西、辽宁、吉林、安徽、浙江、湖北、湖南等省的不完全统计，外流的农民约有300万人，……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20]当时文件中规定的措施主要是劝阻、收容和遣送。各地政府根据此指示，立即在火车站、轮船码头等交通要道设置劝阻站，劝阻饥民返乡。然而，饥民们并不愿主动回乡，因为在家乡能得到的口粮极少甚至完全无粮，政府又很少救济，若听从政府的建议回家，无异于活活等死。

　　1960年，由于全国性大饥荒的加剧，外流人口陡然增加。各地政府在“交通沿线都加强了劝阻”，饥民们为了求生，大部分改绕小道步行流入城市，“使劝阻工作更难进行。”1961年10月31日，内务部、公安部党组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交“关于坚决制止人口自由流动的报告”，提出“以铁路交通为中心，从各个环节上限制人口自由流动”；建议“水陆交通部门要严格执行火车、轮船的剪票、查票制度”；“在客流较多的码头和火车站，要加强管理，维持秩序，严禁无票上车上船。除外宾、归国华侨等人外，车、船上吃饭要收粮票。加强长途慢车和主要货车的警卫、守护工作，严禁爬车。在爬车较多的车站或铁路段，应增加铁路民警，加强守护，力量不够的地方，由各省适当增派武装民警，个别地方还可请求驻军帮助。”[21]各地政府还派干部到流入地劝说流入该地的本地农民，并将他们带回。当时，江西省是江南地区饥民的主要流入省之一，江西省委及该省许多县委曾多次发电报给湖南、江苏、安徽等省委、省政府，要求派人将流入该省的农民、学生等带回。农民逃荒本因“人祸”而起，但当时的官方文件称：“外流人口比较复杂，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但也有少数是敌我矛盾”，因此对“五类分子”“要提高警惕”，“对其中逃避监督改造，浑水摸鱼，为非作歹的人必须严肃处理”；“有严重历史罪恶的和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应送交司法部门法办，有重大现行破坏活动嫌疑的送交公安部门审查处理”；“对确实属于生活困难的要加强守法教育，强制遣回原籍监督劳动，并帮助其解决生活困难”。[22]

　　根据1961年1月25日颁布的“城市收容遣送站工作方案”的规定，城市收容遣送组织有三种类型。其一是“收容遣送站”，其职责是担负本地区的收容遣送任务。据资料显示，江苏省的11个收容遣送站从1960年到1961年1月“共接收和处理省内外流动人口526,105人（次），其中被各地收容的242,774人（次），劝阻73,922人（次），中途接转209,409人（次）。在总人（次）中属于安徽、山东、河南等省的有222,511人（次），占总人（次）的42.3%。属于本省的有303,594人（次），占总人（次）57.7%。”[23]各地收容遣送站的设备、条件、管理等参差不齐。据一位住过5个收容遣送站的“流浪者”魏杰介绍：“物质条件以汉口为最好，在这里有淋浴设备，一天两餐大麦糊，比南昌和九江遣送站的情况强得多。有许多住过湖南各地收容站的人，在站里总是回味着岳阳收容站每天供应三餐大米饭和长沙供应一钵蔬菜吃大米饭的好处，……九江收容遣送站是在一个空空洞洞破庙里‘关’人，庙徒四壁，无桌无凳无铺板，大家要在潮湿的土地上面打坐和睡觉，象我们这些没有半丝行李的光棍，想找半根稻草垫到地下都不可能。早晨洗脸没有水，更谈不上洗脸和洗衣。大门是锁着的，在墙角内放着粪桶给我们大小便。在管理方面，九江收容遣送站把人锁起来，大家比坐牢还坏，因此，有很多不安分的就吵闹、逃跑。”“南昌收容遣送站是茅草棚子，碰到下雨比九江的破庙还漏得厉害；南昌吃稀饭用竹筒盛了喝，人多竹筒少，和九江一样要等待接班，接过竹筒来又没有水洗。因此，南昌和九江的卫生最差。”[24]

　　第二种城市收容遣送组织是“接收站”，它主要负责接收外地送回的外流农民。笔者根据1961年1月25日的“城市收容遣送站工作方案”，整理出全国各省市的“接收站”地点清单。1961年1月，除在北京、上海市各设一处以外，河北省有石家庄、张家口、唐山、天津4处，山西省有大同、阳泉、侯马3处，辽宁省有沈阳、锦州2处，黑龙江省有哈尔滨1处，甘肃省有兰州、天水、平凉、张掖4处，青海省有西宁1处，山东省有济南、德州、兖州3处，江苏省有徐州、南京、苏州3处，安徽省有芜湖、安庆、宿县3处，河南省有郑州、安阳、信阳、商丘、三门峡5处，湖北省有武汉、宜昌2处，湖南省有长沙、衡阳、郴州、醴陵4处，江西省有九江、萍乡、上饶3处，广东省有广州、韶关、汕头、湛江4处，四川省有万县、广元2处。从此清单可以看出，在1961年1月时，吉林、陕西、浙江、福建等4个省以及内蒙、宁夏、新疆、广西、云南、贵州、西藏7个少数民族人口占相当比例的省区未被要求设接收本省区外流农民的“接收站”。

　　根据1961年10月29日内务部的“全国民政厅、局长关于收容遣送工作座谈纪要”，笔者又整理出1961年10月底全国各省市的“接收站”地点清单。这份清单明显比上面提到的那份10个月前的清单长得多：除在北京、上海市各设1处之外，河北省有沧县、石家庄、张家口、邯郸、唐山5处，内蒙有包头、集宁、通辽3处，山西省有太原、大同、长治、侯马4处，辽宁省有锦州、大连、铁岭、叶柏寿4处，吉林省有四平1处，黑龙江省有双城、齐齐哈尔2处，陕西省有宝鸡、渭南、阳平关3处，甘肃省有兰州、天水、酒泉3处，宁夏区有石嘴山、中卫、固原3处，青海省有西宁1处，新疆有大河沿、盐湖2处，山东省有德州、兖州、烟台3处，安徽省有芜湖、安庆、宿县、蚌埠4处，江苏省有徐州、南京2处，浙江省有嘉兴、湖州、金华3处，福建省有福安、龙岩、邵武3处，江西省有九江、上饶、萍乡、鹰潭4处，河南省有安阳、信阳、商丘、三门峡4处，湖北省有汉口、宜昌、黄石3处，湖南省有长沙、衡阳、郴州、株洲4处，广东省有汕头、湛江、韶关3处，广西有桂林、梧州、柳州、玉林、贵县5处，四川省有重庆、广元、万县、泸州4处，云南省有霑益1处，贵州省有贵阳、独山、安顺3处。显然，到1961年10月底，几乎所有省市都设了接收本省区外流农民的“接收站”。

　　第三种城市收容遣送组织是“中转站”，其任务是解决各地遣送回乡的外流农民的途中临时食宿和办理转车手续。“城市收容遣送站工作方案”确定，在全国设天津、济南、徐州、郑州、上海、南京、丰台（北京）、武汉、宝鸡、株洲、金华共11个“中转站”。被遣送者“中途不换车的不得在中途下车”。[25]

　　上述收容遣送单位的主要任务是：（1）对外地流入本地区人口及时收容，不使他们到处流浪，帮助解决临时食宿困难，及时遣送回乡生产；（2）对外地送来的外流人口负责转送，并解决沿途食宿困难，及时转送；（3）对经过本地区的外流人口进行劝阻，动员回乡。收容遣送对象主要是农民，当时的文件称他们“因生活困难或思想问题而自由流动外出谋生活的流进流出人口”。[26]在收容遣送过程中，许多农民不愿被遣送回乡。因此，许多流民故意不报真实姓名和家庭住址[27]，或者“在收容时，睡在地上哭闹不走，有的还以自带的铁器等物弄破工作人员的手，有的送上车又跑下来，送到收容站硬行逃跑，有的屡送屡返十多次，也有个别跳河自杀，还有个别公开谩骂****。”[28]有的流民还通过殴打干部逃避收容、遣送。1959年春节，芜湖市收容劝阻站收容了几百名“流民”，正打算遣送，“流民”中有人就鼓动说：“人多力量大，我们把干部打一顿后集体逃跑。”后被发现制止。[29]很多收容遣送站工作人员“任意打骂盲流人员，贪污盗窃，强奸妇女，破坏粮食政策，胡作非为，无法无天”。如1960年郑州市民政部门遣送站的108名工作人员中有92人有违法乱纪行为，他们采用多种刑罚对待“流民”，仅1960年1月至9月“就有246人被折磨致死，其中有5人被活活打死。”[30]有些收容站还对“流民”非法搜身。[31]有些工作人员则把部分不应收容或不应由“遣送站”处理的人，也交给“遣送站”收容和处理。如有些地方对所有投亲访友的、持有公社证明外出购买东西的、串街串乡的手工业者等当作“流民”收容；有的工作人员将居住本市的或过往旅客中的盗窃、赌钱、打架、乱搞男女关系、涂改证件的人，送到遣送站拘留审查，且随便扣留和没收财物；还有的工作人员把小商小贩、出卖统购物资等某些违反当时市场管理规定的人，送到遣送站审查处理；也有的把在火车上发现的涂改车票、坐车越站的旅客都送给遣送站处理。根据部分地区的调查，在遣送站收容的人员中，“错收的和不应由遣送站处理的一般占10%左右，个别的达到30－40%。”[32]

　　收容遣送过程中，有些地方为了甩包袱，把“流民”扔在途中。据郑州市1961年2月反映：兰州、西安、武汉、北京、石家庄等市和本省内专区有几批被遣送人员本不应在郑州下车，却都只送到郑州就不管了。又如，兰州市2月1日至9日派人遣送3批共122名外流农民回郑州，半途遣送工作人员就下车不再过问。据天津市反映，河南省南阳接收站和安徽省蚌埠接收站只收本专区的外流农民，对本省其他地区的不愿意接收。另据沈阳、徐州等市反映：郑州、吉林、内蒙等地在遣送外流农民中也有此类情况。[33]

　　发生于1958年至1961年间的“盲流”是千百万饥民的逃生行动，而强制性的收容遣送阻断了他们的求生、谋生之路，虽然维护了城市的稳定以及政权的“尊严”，却把回乡后没有粮食的农民逼向了绝路。今天，我们反思“大跃进”那段可悲的历史，不能忽略“盲流”的原因和强制性收容遣送的后果。

　　【注释】

　　[1]池子华认为“流民”一般指四类人：1、丧失土地而无所依归的农民；2、因饥荒年岁或兵灾而流亡他乡的农民；3、四出求乞的农民；4、因自然经济解体和城市近代化的吸引力而流入都市谋生的农民。池子华：《中国流民史·近代卷》，第2页，安徽人民出版社（合肥），2001年。

　　[2]本文中的“流民”主要指“因饥荒年岁流亡他乡的农民”、“四出求乞的农民”。池子华：《中国流民史·近代卷》，第2页，安徽人民出版社（合肥），2001年。1953年政务院发出“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首次提出了“盲流”概念。1959年，中央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进一步强制终止“盲流”。

　　[3]这9个限制农民进城的文件分别是：1956年12月30日由国务院颁布的“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1957年3月2日由国务院颁布的“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补充指示”；1957年4月30日由内务部颁布的“关于受灾地区农民盲目外流情况和处理办法的报告”；1957年5月13日由国务院颁布的“批转关于受灾地区农民盲目外流情况和处理办法的报告”；1957年5月27日由公安部颁布的“关于实施阻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和削减城市人口工作所面临的问题及解决办法的报告”；1957年7月29日由国务院颁布的“批转关于实施阻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和削减城市人口工作所面临的问题及解决办法的报告”；1957年9月14日由国务院颁布的“关于防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通知”；1957年12月13日由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各单位从农村中招用临时工的暂行规定”；1957年12月18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制止农民盲目外流的指示”。

　　[4]程默，“我们怎样失去迁徙自由的——20世纪50年代中国户籍制度的形成与演变”，《当代中国研究》[美]，2007年第4期（总第99期）。

　　[5]“中央转发劳动部党组关于农村劳动力外流问题的报告”（1960年），江苏省档案馆，全宗3011，短期754。

　　[6]公安部、内务部党组，“关于坚决制止人口自由流动的报告”，江苏省档案馆，全宗3085，永久卷99。

　　[7]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第714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3年。

　　[8]“凤阳县委书记处书记赵玉书代表县委在五级干部扩大会议上的检查材料（1961年1月7日）”，见王耕今等编，《乡村三十年——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录（1949－1983年）》，第197页。农村读物出版社（北京），1989年。

　　[9]《通渭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通渭县志》，第472页。兰州大学出版社（兰州），1989年。

　　[10]“芜湖市民政局、公安局‘关于江苏省委高淳县农民盲目流入我市情况的报告’”，江苏省档案馆，全宗3011，短期卷754。

　　[11]“关于徐州市处理对外人口情况的报告”（1960年5月4日），江苏省档案馆，全宗3085长期卷461。

　　[12]“中共凤阳县级五级干部扩大会议简报”（1961年1月），见王耕今等编：《乡村三十年——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录（1949－1983年）》。农村读物出版社（北京），1989年，第197页。

　　[13]出处同注11。

　　[14]出处同注6。

　　[15]“江西省德安县人委致江苏省委书记处的信”，江苏省档案馆，全宗3011，短期卷787。

　　[16]“制止外流情况简报”，江苏省档案馆，全宗3085，长期卷461。

　　[17]“关于动员遣送盲目外流农民工作情况的简报（1959年）”，江苏省档案馆，全宗3085，长期卷418。

　　[18]“中共陕西省宜川县石堡人民公社委员会‘关于我社地区内流入外籍灾民的情况报告’（宜石字第36号）”，江苏省档案馆，全宗3011，短期卷754。

　　[19]中共江苏省委，“中共江苏省委为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指示’的通知”（1959年2月），江苏省档案馆，全宗3011，短期卷754。

　　[20]“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指示”，《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8年。

　　[21]“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收容遣送工作的通知”（60），江苏省档案馆，全宗3085，长期卷470。

　　[22]江苏省民政厅，“关于收容遣送自由流动人员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1961年1月21日）”，江苏省档案馆，全宗3011，短期卷754。

　　[23]“关于收容遣送自由流动人口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1961年1月21日）”，江苏省档案馆，全宗3085，长期卷470。

　　[24]“五个收容遣送站‘视察’记——魏杰从汉口市收容遣送站寄给中央的信”（1961年10月5日），江苏省档案馆，全宗3085，长期卷500。

　　[25]内务部，《城市收容遣送站工作方案（1961年1月25日）》，江苏省档案馆，全宗3085，长期卷500。

　　[26]出处同注23。

　　[27]“徐州市流入人口处理情况简报”，民社陶（60）字第44号，江苏省档案馆，全宗3085，长期卷470。

　　[28]乜庭宾，“第一次汇报（1960年3月26日）”，江苏省档案馆，全宗3085，长期卷470。

　　[29]芜湖市民政局、公安局，“关于江苏省委高淳县农民盲目流入我市情况的报告（1959年3月28日）”，江苏省档案馆，全宗3011，短期卷769。

　　[30]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收容遣送工作的通知”，江苏省档案馆，全宗3085，长期卷470。

　　[31]“关于江西地区动员外流人员返乡工作的有关资料”，江苏省档案馆，全宗3085，长期卷462。

　　[32]“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公安部关于外流农民遣送工作中几个问题不当通知”（1961年8月23日）,江苏省档案馆，全宗3085，永久卷99。

　　[33]“当前外流农民收容遣送工作的情况与问题”，江苏省档案馆，全宗3085，长期卷500。

韩国政府曾经这样屠杀自己无辜的平民 [转帖]

全部图片
美国国家档案馆近日公布的解密照片显示，1950年7月，韩国军警对政治犯进行了草率处决。

据美国媒体披露，1950年夏天，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韩国政府曾经对左翼政治犯及其同情者进行全国范围的冷血大屠杀，遭杀戮人数可能高达10万。目前，韩国正在挖掘遇害者遗骸，调查事情****。
遇难人数或高达20万

58年前，当朝鲜军队大举向南推进的时候，韩国军队和警方在数周内清空监狱，将大量囚犯分批集中处死。其中不少遇害者既没有被指控，也没有被审判。遇难者中包括很多妇女和儿童。最新解密的美军照片展示了数千囚犯在韩国中部城市大田附近的一个山谷惨遭处死的可怕场景。

负责调查大屠杀的韩国“****与和解委员会”说，遭集体处决的至少有10万人，而韩国总人口才2000万。委员会的历史学家金东俊称，这个数字属于“保守估计”，最终统计结果可能两倍于此。

韩国政府当时这么做，主要是为了防止国内左翼人士暗中帮助朝鲜。但实际上，很多遇害者并非左翼人士，而是被无辜卷入的普通罪犯或者不识字的农民

美军默认屠杀发生

韩国政府对无辜平民展开惨无人道的杀戮之时，美军一直知情但却不闻不问。当时的美韩“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认为，大屠杀为韩国“内政”，美国不予干涉。美国官方当时拒绝对外承认屠杀的发生。当英国记者温宁顿发文报道死者惨状时，美国驻伦敦大使馆批评其为“胡编乱造”。1953年朝鲜半岛停战以后，美军在一份战争罪报告中将这些人的死亡全部算在朝鲜的“野蛮杀戮”上。解密文件显示，在温宁顿报道之前，美国早已得知此事。此外，美军还被控对韩国平民进行随意杀戮。
历史****被湮没50多年

半个多世纪以来，虽有幸存者和遇害者亲属了解****，但在战后韩国右翼的高压统治之下，他们噤若寒蝉，无人敢于揭发那个被鲜血浸透的夏天。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韩国走上民主化道路以后，那段尘封的历史才被人窥见一二。

中国人为什么不敢消费[转帖]

　　
　　中国人之所以要在负利率的当下坚持存钱，是由其他原因决定的。换句话说，他牺牲了眼前的享受，并不完全是没有消费能力，而是出于无奈。

　　至少在2008年第三季度之前，还有人预言，中国能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独善其身”。因为金融业的开放程度有限，中国的金融机构的确幸运地逃过一劫，没有像欧美银行那样，面临破产清算的窘迫局面。但随着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美国和欧洲实体经济的衰退成为定局，人们逐渐认识到，中国经济并不能“独善其身”，更遑论“一枝独秀”了。

　　2009年将是困难的一年。对那些过分依赖出口拉动经济的国家和地区来说尤其如此。这些经济体都不同程度地依赖于美国国民的消费。数字可以证明这一点：美国的GDP占到全球GDP的1／4，而其中的72％又是国内消费创造的。但美国是这次危机风暴的中心，因此美国的国内消费将从72％的高位走低。据预测，到2008年底，美国国内消费占GDP的比例将回落至70％以下，今后则将一直下降到65％甚至更低。

　　这对过分依赖美国市场的商品出口国来说是个坏消息，也足以让任何“独善其身”和“一枝独秀”的乐观打算落空。

　　对中国来说，要保持经济增长，提振国内的消费是当务之急。这也是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主题。但这很不容易。因为要让普通中国人放心地把钱从银行里取出来消费，势必要改变中国社会目前的利益格局——首先是分配格局。这尽管必要，却显然不是所有人都乐见的局面。提振内需的计划因此将受到许多障碍的考验。

　　中国人为什么不敢消费

　　2007年，中国国民消费只占GDP的36％。通常认为，消费不振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消费意愿不足，其二是消费能力不足。而消费意愿往往又受限于消费能力。那么，中国人不敢消费，是因为没有消费能力吗？

　　从常年居高不下的储蓄率来看，中国人其实可以为消费做出更多的贡献。但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用罗素的话说，是因为他有理性，为了未来的福利，可以牺牲眼前的享受。中国人之所以要在负利率的当下坚持存钱，是由其他原因决定的。换句话说，他们牺牲了眼前的享受，并不完全是没有消费能力，而是出于无奈。

　　第一个原因是经常被提到的，大多数中国人被排除在社会保障制度之外，或者社保水平很低。农村居民和没有退休金的城市居民，必须自己筹划养老。他们所能够依靠的，一是子女，二是储蓄。公务员和事业编制人员能够享受较高水平的退休金，对企业退休职工来说，如果仅靠退休金生活，生活质量就会比工作时大幅下降。为养老而储蓄，是中国人继“养儿防老”之后的第二个最深入人心的养老方案。

　　中国一直没有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有利于人员流动的社会保障制度。比如，一个湖南的农民工在深圳打工期间，要缴纳30％的收入作为社会保险。但等他老了，深圳方面不会付退休金给他，因为他在深圳只工作了几年就回老家去了，没有达到连续缴费的最低年限。他也不能把自己的保险账号带到湖南去继续缴费，因为湖南和广东是两套社保体系，互相不能对接。所以他离开深圳的时候，只好把打工所得的20％（统筹部分）白送给深圳市政府。这种制度性的弊病妨碍了社保制度实现其预定的目标。

　　除了“存钱防老”，中国人还必须“存钱防病”。国家和农民共同出资建立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只是在大病时提供一部分（不超过50％）住院和治疗费用。在农民急需的门诊保障方面，“新农合”无所作为；而且这一制度建立的时间很短，只有5年的历史，所以资金总量很小，需要中央政府持续注资，才能维持下去。城镇居民的医疗保障水平比农民高，但相对于中国的医疗费用而言，很难让人有安全感。由于政府投资不足，医院和医生都倾向于给病人最昂贵而不是最合适的治疗方案，这尤其加重了疾病带来的经济压力。有统计表明，不少中国人不到身体实在扛不住了是不会去医院的，因为他们担心付不起医药费。很多人因此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

　　昂贵的教育收费当然也是中国的储蓄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总的来说，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由于政府在公共事业上投入不足，一个理性的国民就必须克制眼前的消费，而把大部分收入存进银行，以备未来生活所需。

　　这是中国人不敢消费的直接原因。

　　政府投资抑制了消费

　　低消费率和高储蓄率往往同时存在。银行里的钱也不是从此锁进保险柜。银行要获得利润，还是要通过贷款的方式，把钱投进生产领域。所以高储蓄率往往伴随着高投资率。

　　很多国家都经历过低消费率、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并存的时期。19世纪的美国和二战后的日本是这样，1978年之后的中国也不例外。家庭财富的增长带动了投资和经济起飞，经济发展又使得家庭财富继续增加。一定时期之内，社会似乎进入了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这种增长的模式可以称之为投资驱动型经济。

　　但投资和生产的规模不可能无限度地扩张。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是消费。在国际贸易不发达的时代，一国之内的生产和消费必须保持平衡状态。如果生产扩张得太快，以致和消费水平严重失衡，出现过剩，反过来将使企业破产，社会生产力下降，从而使得生产重新与消费平衡。这个过程就是“经济危机”。

　　中国经济是典型的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和低消费率并存的“投资驱动型经济”。这种经济模式持续了30年之久，却没有因为生产和消费不平衡而导致经济危机。这不是经济学原理失灵，而是因为今天的生产和消费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尽管东南亚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是“投资驱动型经济”，但由于GDP总量占世界1／4的美国是典型的“消费驱动型经济”，这些国家的生产和消费得以在全世界范围内保持平衡。

　　所以，全球的产销平衡取决于美式生活方式和美元的强势地位。美国的经济总量、政治制度、军事力量、科技水平甚至地理位置，都给美国国民带来了乐观、稳定的预期，让他们敢于“花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从理论上来说，超前消费和贷款消费会引起通货膨胀，所以不可能持久。但由于美元是世界贸易的主要结算货币，美国政府掌握了美元的发行权，就可以通过输出通胀来推迟经济危机的爆发时间。但现在，还债的时候到了。
　　

无臂大学生：用脚书写奇迹 [转帖]

　　
　　早晨6时，李彬彬睁开眼，使劲抬着头把身体撑起来。他先用脚踢开被子，然后再用脚把搭在床尾的衣服平铺在床上，用脚趾灵活地夹起衣角，低头钻了进去。衣服穿戴整齐后，他扭转身体，用脚从床下勾出拖鞋穿上。

　　李彬彬坐在板凳上开始洗脸刷牙，洗漱后，他用双脚把毛巾拧干，脚趾夹起一端向上一甩，毛巾便乖乖地搭在了绳子上。接下来，他抬起右脚，开始整理床铺。他用右脚的脚趾把被子夹过来，叠过去，不到1分钟，被子就被他的双脚叠得整整齐齐。

　　李彬彬，今年22岁，是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二年级学生。9岁时，他因为触电失去双臂。他自立自强，学会用脚生活；他坚强自信，用脚学习考上大学；他乐观豁达，创办“微笑心理健康协会”，帮助身体健康的同学解决心理问题。

　　一次触电让他失去了双臂

　　1986年，李彬彬出生于河南省鲁山县张官营镇前城村一个农民家庭。靠着父母的辛勤劳作，一家人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李彬彬9岁时，一场灾难降临到他头上。一天在上学路上，他不慎碰到带电的高压线线杆的斜拉线，发生触电事故。至今，李彬彬对当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被电击后他一屁股坐在地上，衣服粘在皮肤上，全身毫无知觉。“到了医院，看着大夫剪开我的衣服，露出了满是水泡、黑红黑红的胳膊，心里一下子就蒙了。”

　　在医院治疗的两个月里，李彬彬因手术部位不断感染，接受了3次手术，直到完全失去双臂，永远地失去了安装假肢的机会。为了防止伤口感染，李彬彬每天都要输液。最多时他一天打了24瓶吊针，脚上的针眼还没长好又要扎。

　　身体的伤痛还不算什么，最让年幼的他无法接受的，是失去双臂的事实。想起过去和玩伴们一起丢沙包、拍洋牌的快乐时光，李彬彬的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那时，他整天躺在病床上一句话也不说，一边默默流泪一边傻傻地望着窗外。我每每看到这个，都会忍不住地哭。”李彬彬的母亲说，“可奇怪的是，一听见我哭，他就马上回过神来，舔舔嘴角的泪水，笑嘻嘻地劝我，哄我开心。”

　　他学会了用脚吃饭、翻书、记笔记

　　李彬彬最喜欢吃面条。中午在学校餐厅，李彬彬照例要了一碗面条，然后向卖饭师傅挺挺胸，师傅便心领神会地从他的上衣口袋掏出饭卡，付了款。身边的同学帮他把面条端到桌子上，他坐下后脱掉拖鞋，便把脚翘在桌面上，用两个脚趾熟练地起筷子，开始吃起饭来。李彬彬吃饭的速度很快：每次，同行的同学碗里的饭还剩一半时，他就已经吃了个精光。

　　为了学会用脚吃饭，李彬彬可费了不少劲儿。

　　刚住院那会儿，妈妈一直喂饭给李彬彬吃。病情刚稳定，父母就决定不再喂他，要求他学习用脚吃饭。可要用脚夹着勺子、筷子夹菜，然后再送到嘴边，谈何容易？

　　刚开始，妈妈每天帮李彬彬活动腰腿，把他的腿放在桌子上，用力向下按压他的身体，开始压20分钟，后来是1个小时。适应了桌子的高度后，李彬彬又被要求把腿往墙上压。光是压腿，年幼的李彬彬就经常疼得直掉眼泪。不过因为年龄小，终于，半个月后，李彬彬能用脚趾夹着勺子送饭到嘴边了。

　　“那时候真苦！有时候我就想，为啥现在我不爱哭了，可能就是因为当时把眼泪哭干了吧！”李彬彬笑着说，“那时，妈妈经常对我说，只有自己努力地去做，乐观地去生活，正常人有的一切你才一样能拥有。”

　　出院后，亲戚曾建议送李彬彬上残疾人学校。但好强的妈妈仍坚持把他送回了原来的学校。校领导特别批准李彬彬随班升入三年级学习。很快，李彬彬又学会了用脚翻书、记笔记，并且和用手的同学保持同样的速度。

　　“以前我上小学一二年级时学习不太好。可自从出事以后，我每次考试都是全班第一，考初中时还是全校第一呢！”李彬彬说。

　　上初中时，因为家离学校比较远，为了上学方便，李彬彬想学骑自行车，但父母不同意，担心他出危险。可趁父母下地干活时，李彬彬就自己借来了小伙伴的自行车开始偷偷练习。经过多次摔打后，他终于学会了靠胸部控制方向，用鞋蹭着轮胎刹车，自己骑自行车！

　　2006年，李彬彬参加了高考，他以高出建档线76分的成绩，考入了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工商企业管理专业。

　　他把自信和微笑传递给了更多的人

　　李彬彬说：“虽然老天爷让我失去了双臂，但却让我拥有了比常人更多的友谊和关爱，对我够公平了！”

　　李彬彬截肢后重返学校，校领导对他非常照顾。为了便于让他用脚写字，老师专门锯掉了桌腿，将课桌直接放在地上。无论是小学，还是初中、高中，直至现在的大学，他的桌椅都是学校为他特制的。

　　2006年9月1日上午10时，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李树伟带队，亲自到李彬彬家，接他去学校报到。学院还专门为他开辟了入学绿色通道：除免去学费、住宿费、书本费等费用外，每个月还给他200元的就餐补助和一些其他补助。

　　李彬彬说：“我希望用我的亲身经历，鼓励、启迪遭遇挫折的同学，把自信和微笑传递给更多的人。”2006年12月1日，在刚走进大学校门不久，李彬彬便和同伴们一起成立了学校第一个心理健康社团——微笑心理健康咨询协会。

　　当上“微笑协会”会长，李彬彬每天下了晚自习后，都要到网吧、图书馆，下载翻阅有关心理健康方面的书籍和资料。“协会的心理咨询热线就设在我们宿舍，我不带头学习心理健康方面的知识，怎么能更好的帮助打来热线电话的同学呢？”李彬彬说。

　　目前，微笑协会已有会员60多名，分为信息部、宣传部、策划部等部门。起初，协会的业务仅仅是接听咨询电话，经过一年多的发展，协会现在还定期联系邀请著名心理咨询师到学校讲课，配合学校开展一些心理调查。每星期，协会的会员们都要被组织在一起开展心理互动交流、学习有关心理知识，他们还会组织同学去敬老院、福利院等为老人和孩子们奉献爱心。

　　不仅如此，李彬彬还加入了平顶山志愿者协会，就在记者采访完他的第二天，他就远赴山区探望孤儿。“做人必须懂得感恩！帮助同学们解决心理上的疑问和困惑，成为志愿者帮助其他比我更困难的人，就是希望能以我微薄之力回报社会各界对我的关怀。”李彬彬说。

　　“我和正常同学一样，不需要特别照顾”

　　“刚进校时，学校考虑到李彬彬的情况，考虑要专门安排一些同学去帮助他。”学校学工部的匡处长说，“可他对我说，‘我和正常的同学一样，我不需要什么特别照顾。’他不愿别人用同情的眼光看待自己，总是保持着开朗乐观的心态和积极上进的状态。后来，我们什么也都没有安排，他完全靠自己解决了所有的困难！”

　　“没有双臂的李彬彬，天天快乐地学习和生活，真是好样的！他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每次看到都让我觉得心头一热，涌起一股暖流！”李彬彬的一个同学竖起大拇指说。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和他在网吧偶遇的情景。”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电子商务专业郭金拉同学回忆道。

　　那天，小郭到学校附近网吧上网，她意外的看到了对面仰靠在板凳上，将双脚翘在键盘上打字的男子，定睛一看，正是李彬彬。“你咋也在这儿上网？”小郭脱口而出。

　　李彬彬笑呵呵地回答：“想上网就来了呗，你QQ号多少？我加你呀！”

　　“在那么多人面前，没有胳膊的他抬脚打字，他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反而还觉得很正常，那份豁达让我至今难忘！”小郭说。

　　没有了双臂，李彬彬走在路上很容易引起陌生人的注目。经常和李彬彬一起出入的刘发总觉得那种目光有些歧视的成分。可李彬彬对此却不以为意，他总是笑着说：“看就看呗，每天都是人们注目的焦点多好！”

　　明年，李彬彬就要毕业了。他说，今年，他计划利用课余时间开一个网上心理疗吧，帮助那些不愿意露面的同学解决心理问题，他还打算再筹备一个心理健康知识辩论会。他还要和会员们一起选出一个新会长接替他的位置，把微笑心理健康咨询协会继续办下去。

抗战历史的客观审视 弱国的奋斗与挣扎[转帖]

贰、弱国的奋斗与挣扎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对于中日两国都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分水岭事件，由于日本政府不但无法控制少壮派军人违抗命令，而且还逐步地认同他们为帝国开疆辟土所作的贡献，从此之后，日本演变成为一个由少数军人专政的国家，从此国家失去了民主、和平，最后换得了亡国的历史结局。

　　而中国却从九一八事变的惨痛打击之下，开始逐步的觉醒。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在受到这个危机的刺激之下，出现了死里求生的挣扎，从一个近乎完全破碎与衰亡的局面，开始凝聚出一点国家认同的元气，慢慢的独立进行对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经历了极其艰苦的十四年，最后是熬过历史的浩劫，获得了光荣的胜利。虽然中国的复兴立刻又受到英、苏、美强权的联手阴谋出卖的打击，但是经历过抗日战争之后，她已经走出历史的最低点，开始有了国家再生的能力。

　　6.1　中国分裂与衰弱而招来外患

　　九一八事变爆发的一九三一年，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低迷的危机时刻（要不然关东军的这几个少壮派军官，也不敢这样胆大妄为的侵略中国东北），当时的中国，分为两个国家，三个中央政府，十几个地方独立政府，以及边陲地区（蒙古、新疆、西藏）实际上被外国幕后控制的局面。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真正能够直接掌控的地区不过是长江中下游几省的地区而已，从清朝中叶以来，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剥削，更是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在这种中国面临危急存亡之秋的时刻，日本军国主义正乘人之危的侵略中国。

　　当时南京的国民政府，面对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可以说是焦头烂额。蒋介石一贯的主张是，只有先统一内部，才能完成建设与发展，这样才有能力与帝国主义力量争取中国应有的权利。蒋以及绝大多数的国民政府领袖们，虽然都多少的了解到东北局势已经出现危机，但是他们绝对没有想到，连日本政府与军部，也无法控制住关东军的独断行动，斯大林更是顺水推舟的故意放任局势发展，因此国民政府对与东北所面临的危机，除了再三的交待张学良不抵抗之外，并无进一步的准备与对策。

　　事实上，当时的蒋介石，甚至没有把握能否解决关内分裂（中共与广州）的危机，哪里还能有力量去对付关东军在东北的侵略与挑衅。基本上，中国政府仍然认为，至少当时的日本政府方面，还没有立刻要以武力公然的侵略中国的东北的准备，同时日本军部也一直担心苏联从背后突袭，因而不在中国东北采取公然的军事行动。所谓不抵抗政策，原是针对杜绝关东军的挑衅借口而发的（并非当日本真正武力侵略东北时，仍不予以抵抗）。

　　回顾九一八事变之前的中国局势，刚刚结束民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内战之后，张学良的“奉系”一夜之间成为中国内部，仅次于宁系（蒋介石）的军政势力，于是造成粤系极大的不满与反弹。因此在一九三一年，国民党高层派系，为了是否应该制定约法、实施训政的问题，再度爆发水火不容的政争。这次政争激烈的程度也是前所未见的，蒋介石竟然采取软禁党国元老胡汉民的强硬手段，因而激起国民党中的粤、桂系统，正式的叛离南京国民政府，而在广州成立另一个国民政府，并且开除南京国民政府所有领导人的党籍。他们特别愤恨张学良的迅速兴起，因此广州的国民政府，进一步的准备联络其它割据的军政势力，再度发动讨伐南京国民政府的内战。当时广州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友仁，竟然到日本进行活动，要求日本政府以军力，支持广州政府讨伐南京国民政府。这种做法，虽然当时没有被日本政府接，但是给与日本政府相当大的鼓舞，认为中国事实上已经陷在分裂与亡国的边缘了。

　　在面临这种内战不息，与内斗不断的情形下，南京的国民政府可以说是分身乏术，只能疲于应付各方的挑战，而就在此时，九一八事变爆发。实际上只是地方型政权的南京国民政府，根本没有能力单独面对国际强权的侵略。在这种的危机之下，经过紧急的商讨对策，南京政府只有决定不对日宣战，而采取一面进行对日的交涉，一面诉之国联，要求国联能主持国际正义。同时在强大的民意压力之下，南京国民政府也立刻释放胡汉民，并且要求广州国民政府与南京会商团结之道，以组成新的政府来共赴国难。

　　国民政府决定不对日宣战，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中国，无论就军力与总体国力而言，中国根本就不是日本的对手。别说正规的战场作战是必败无疑，就是长期的游击战也没有准备好，所以中国一旦正式的对日宣战，结果必然是战败亡国。何况当时的日本政府也和关东军存有立场的分歧，日本政府希望能够以外交方式与中国政府洽商解决之道，然后可以压制关东军的行动。因此中国与日本原是准备进行交涉，以化解九一八事变的危机。

　　但是无论在中国或是日本，都有不少军政领袖，认为九一八事变只是关东军的强出头的争功表现，而不是政府主导的侵略政策，因此只要中国能够在交涉的过程中，多让些利益给日本人，日本政府最终会压制关东军，不至于就此直接占领中国东北。

　　但是这种想法，很快地就被强大的政治压力所否决了。国内民意强烈的激荡，认为中国绝对不能对日本的侵略，作出任何的妥协与让步，因此”不撤兵、不交涉“成为中国舆论与政界的主流意见，迫使国民政府不敢进行中日之间的直接交涉。而日本方面，关东军行动的空前胜利，已逐渐赢得军部、民意甚至日皇的支持，所以日政府也无法与中国进行外交谈判，而放弃已经占领中国东北的利益。

　　当时的东北军之所以采取不抵抗策略，除了是服从南京国民政府的整体国策指示之外，也有着实质生死利害的考虑，因为东北军主力在华北，负责处理中原大战之后的善后工作，当时口服心不服的晋军阎锡山部、山东的韩复渠部都与日本有联系，而剩下的西北军又与东北军有过惨烈战斗的私仇，因此张学良就算想要紧急调兵出关应战，在中央方面是兵饷都无法支持，同时谁也不敢保证，其它在华北不同派系的部队，会不会乘人之危的攻击东北的后路，这就是张学良不能不顾忌的地方。

　　张学良原先也一样认为，当时日本最终的目的，只是要扩大日本在东北的利益，关东军的军事行动，已经超过日本政府与军部的指令，何况日本无论如何都要考虑苏联的立场。所以只要部在东北与关东军正式开战，关东军就没有作战的借口，然后经由与日本政府交涉，达成利益的让步，最后关东军还是会退兵的。张学良清楚地知道，目前自己既失东北的根据地，前途已经危机四伏了，假如再把手上的一些部队拼光，那么自己以及东北军系，将会死无葬身之地了。

　　6.2　外交无法挽回东北失地

　　因此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在军事上是确立不宣战的方针（其实也无兵可战），在外交上立刻兵分二路出击，财政部长宋子文与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进行接触，同时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提出中国的紧急控诉。宋子文与重光葵经过密集谈判之后，已了解日本政府也不赞成关东军的行动，因此决定由中日双方派员组织一个代表团，直接到东北监督停火，然后商议撤军的问题，这个方案已经被日本外相币原重喜郎所接受[1]。

　　但是这时候中国国内的民意已经陷入激动与失控的状态，国人一致认为日本若是不先无条件撤兵，中国根本没有与日本进行交涉的必要，激动的学生冲进外交部殴打外加部长王正廷；舆论对于政府的不抵抗与对日本的交涉，都当成汉奸般的严厉批判，造成整个南京国民政府几乎为之瘫痪。“不撤军、不交涉”便成为民意强迫政府所接受的政策方针，造成当时政府中没有人敢再谈与日本交涉的事，诉之国联变成当时国民政府唯一能做的选择。

　　但是当时的国联，虽然在表面上是一个超国家的维护和平国际组织，但是实际上确在几个国际强权的操控下，只能做些不切实际的表面文章，九月二十一日，中国驻国联的代表施肇基提出中国的紧急控诉，二十二日国联就做出要求中日双方停战撤兵的决议[2]，但是日本政府当时根本弄不清楚状况，更控制不了关东军的行动，反正日本政府发表了所谓“不扩大”声明来敷衍国联，因此这个决议根本发生不了任何的影响力。

　　在日本不但不能控制关东军停战撤兵，反而坐视关东军扩大侵略的状况下，国联在中国的要求下，于九月三十日再度作出决议，要求日本撤兵，但是在日本的要求下，加入了“中国需要能够确保日本侨民安全与南满铁路运”的前题，这样日本政府就可以辨称，中国无力保护日本在中国东北侨民与铁路的安全，所以日本不但不能撤兵，还要继续增兵以护侨与护路。最后国联看到日本实在是胡作非为、公然破坏和平进行侵略，才在十月十四日三度决议，要求日本撤兵，这时候日本政府只有设法作出缓兵之计，由日本外相币原在十月十九日提出中日直接交涉的五原则，以解决中国东北的问题。

　　币原的五原则是：一、中日双方互不侵犯。二、相互尊重对方领土主权完整。三、中国禁止排斥日货。四、中国负责保障日本在华侨民安全。五、中国承认与日本之间的一切条约、义务。表面上看起来这五原则还算合理，但是玄机就在于第五条，日本要想国民政府承认已经被宣告无效之“二十一条”的效益，这是中国政府根本不可能接受的条件。

　　这时候，国民政府已经陷入重组的过渡状态，没有人能够当家主事，所有的军政负责人，光是要应付十月二十七日，国民党四全大会的召开，有关宁、沪、粤各派的内部纷争，就已经分身乏术，加上舆论的强烈批评，根本没有人敢去负责与日本政府进行交涉。十一月起，激动与绝望的学生不但进行罢课，而且到处冲击国民政府的机关，强占列车开向南京，向政府请愿，要求“与日本宣战”，蒋介石与国民政府高级首长出面对学生解释政府的立场，只得到更为强烈的嘲弄，十二月十五日，全国学生的请愿代表，极度不满党政首长的解释，甚至在南京中央党部，围殴行政院副院长陈铭枢与教育部长蔡元培。

　　6.3　政府改组危机扩大

　　在民意的强大压力之下，广州的国民政府终于愿意与南京的国民政府进行团结御辱的会谈，加上汪精卫的扩大会议派人马，三各派系在上海，各自分别举行国民党四全代表大会，各自选出自己的人马，所有叛党与割据的份子，又通通和稀泥的成为拼凑的“团结”政府，广州放弃国民政府的名号，却在“西南政务委员会”的旗号下，继续保持独立状态。而在胡汉民的强烈坚持蒋介石必须下台的要求下，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蒋决定辞去本兼各职，而由广州的国民政府入主南京，负起对日交涉的重责大任。

　　这时候，日本的若规礼次郎内阁，也因为无法处理九一八事变的内外危机而下台，而由犬养毅首相接任。犬养是孙中山先生的日本友人，对于中国的革命以及孙中山的理想，都相当的同情，与广州国民政府的一些重要领导人，更是有着私人的情谊。因此国民政府在孙科主政，以及陈友仁出任外交部长的情况下，中日双方进行了私下的“直接交涉”。

　　当时陈友仁还非常乐观地认为，犬养将会尽力化解日本内部争议，最后还是会以外交协议的方式归还中国东北。但就事实的发展而言，这时候日本朝野都已经改变原先的观点，开始支持“胜利者”关东军的夺取中国东北行动了（要记得日本是一个崇拜唯力的民族，谁的力大谁就有理。）因此在十二月十七日，日本的国会正式通过嘉勉关东军的决议，当天日皇也正式核准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绥靖行动”。因此就算是犬养毅真的有心想要约束军方，这时候已经是心余力拙了。而日本的军方怀疑犬养毅与中国的关系，也就更为排斥中日以外交解决东北的构想[3]。

　　不管家不知家道的艰难，广州派的人马入主南京之后，才发现国库的空虚，与国家的混乱。当时每个割据的派系人马都“高言”抗日，但事实上，每个派系的人马都知道打不过日本，谁若是要当出头鸟，谁就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而当时中国财政的困难，更是超过广州派人马想象的程度，他们根本发不出粮饷，弄得公务员罢工，军队要哗变，这时候日本又在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直接威胁到南京的安全，国民政府仓皇迁都洛阳办公，粤派的国民政府只有请辞，再度让蒋介石复出，来处理艰巨的国事了。

　　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政府可以说是陷入中枢无主的状态：要战没有实力、要和没有决心，四分五裂的国家、民穷财尽的政府、加上只知内战相残的军队、激动绝望的学生、兴风作浪的政客、卖国求荣的汉奸，中国真的能够面对进一步即亡国的挑战吗？从蒋介石的观点看来，中国唯一的机会，只能从死里求生，那就是设法忍辱负重、争取时间，统一与建设国家，然后设法组成一支有现代战力的军队，才能再与日本进行决战。但是在当时而言，这种想法却是不会被舆论所接受的，民情激动得现在就要与日本一决生死，“立刻抗日”更是当时所有割据势力，反对蒋介石进行统一与建设的护身符，使得蒋介石在准备抗日的努力上，增加了无数与不必要的困难。

　　在当时，比较展露出希望的，就是一般国民自动自发出现的民族主义感情，在马占山发动江桥抗日的反击之后，中国各地的民众，都自动自发的兴起支持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活动，国人在极度的穷困之中，设法慷慨捐输，东北人民在不到半年之内，组成多达四十多个抗日组织，与日本关东军进行浴血抗战，从南到北攻击关东军在东北各处的据点、切断日军的铁路运输、刺杀卖国的汉奸，甚至数次进攻像沈阳、长春等重要城市，迫使日本动用五个师团以上的部队，在东北各地进行屠杀式的镇压。

　　东北义勇军的奋战成果，一度可以说是震惊中外，但是在苏联协助日本封闭外援，以及日军进一步占领热河，切断关内的支持管道之后，东北的抗日义勇军，终于在缺乏外援，没有武器与弹药的补给下，才逐渐地被日军所压制住，但是仍有许多东北的热血青年，设法辗转入关，或是成为流亡学生，或是投身军旅，成为抗日的先锋与烈士。而像“长城谣”等的爱国思乡歌曲，更是激励起同胞爱国的民心士气。一部分的国人开始了解统一与建设的重要，中国于是开始逐步走上团结与准备抗日的道路。但是日本对华的侵略却是没有一刻停止过。

　　附注： 犬养毅在一九三二年的五月十五日，被少壮派军人刺杀身亡。

就这样被慢慢毒死[转帖]

　　·方舟子·

　　我曾经频繁地“下毒”。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遗传信息的转录机制（即遗传信息从DNA传递到RNA的过程），转录过程是由一种叫做RNA聚合酶的蛋白质控制的。在做体外转录实验时，加入一点α-鹅膏蕈碱即可以抑制RNA聚合酶的活性，从而终止转录。顾名思义，α-鹅膏蕈碱是从鹅膏蕈提取出来的毒素，这种毒蘑菇的毒性极强，吃1－3朵就足以致命。受害者在吃的时候不会觉得有异味，而且吃后要过8－24小时才出现中毒症状，毒性发作时可能已离开了犯罪现场，是理想的谋杀工具。这个特性很早以前就已被人们认识到。公元54年，罗马皇帝克劳迪亚斯吃了一盘蘑菇后，过了12小时突然死亡，据信就是由于他的第四任妻子阿格丽品娜在其中偷偷掺了鹅膏蕈导致，使她与前夫生的儿子尼禄得以继位。

　　还有比这更缓慢也更隐蔽的下毒方法。往受害者每天饮用的咖啡中加一点砷、铊等重金属，使毒素慢慢地在体内累积，到毒发身亡时看不出有中毒的迹象。这是侦探小说常见的情节，在现实生活中也会遇到。不过，现在通过化验尸体组织，不难发现死因。有人化验了被珍藏到现在的拿破仑头发，发现砷的含量很高，怀疑拿破仑并非自然死亡，而是被用这种方法毒死的。

　　还可能有人由于经常吃中药补药，慢慢把自己毒死了。台湾卫生署和美国各地卫生机关都发现多种中药补药含有过量的重金属，如砷、汞等。吃这类补药会“发热”、“上火”，让人感到好像很“补”，其实正是重金属中毒的症状。

　　中药是做为食品进入美国的，无需经过批准就可销售，但是如果发现有毒，就会被禁止。许多常见的中成药因被检测出重金属含量过高而在美国被禁。1991年，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现一名13岁华裔儿童吃打蛔虫的中药鹧鸪菜4年后大脑受损，经检验发现鹧鸪菜中汞的含量高达2.3％，公告禁止服用和销售鹧鸪菜。美国法律禁止进口含珍稀动物成分的产品，美国渔业野生动物部法医实验室为此在90年代中期抽查了12种声称含有虎骨、犀角的中成药药丸，未检测到这些成份，却意外地发现这些中成药的有毒元素汞和砷的含量高得惊人，其中含量最高的是谣传治好刘海若“脑死亡”的安宫牛黄丸（又称牛黄安宫丸）。其原因可能是这些药丸都掺了被中医当药用的矿物质雄黄（硫化砷）和朱砂（硫化汞）。

　　许多被历代中医视为无毒的中药现在都被发现含有慢性毒，能导致肾衰竭、癌症、胸腺萎缩、重金属中毒、畸胎。例如，大量服用灵芝会造成急性肾小管坏死，黄连因能引起新生儿溶血症而在新加坡和美国被禁，“止咳良药”款冬久服会导致肝癌。北京崇文医院一位出身中医世家的老中医也和许多患者一样因服用龙胆泻肝丸而导致尿毒症。许多人把龙胆泻肝丸事件归咎于药典出错，把其中的木通换成了有毒的关木通。实际上，除了关木通，含有马兜铃酸中草药还有十几种，常常被当成无毒的药物用于“败火”、“排毒”、减肥、治疗心脏病等，它们都能导致肾衰竭。毒副作用还未被发现的中草药不知还有多少。

　　有人把中医当成“经验科学”，说是千百年来用人体做试验的结晶。其实，没有科学指导的人体试验不仅不能确认药物的疗效，也难以发现药物的毒副作用。服了以后毒性马上发作的剧毒、急毒药物还可凭经验发现，而那些要经过几年、十几年才会出现症状的慢性毒，经验是无能为力的，只有用动物做毒理实验和做流行病学调查追踪服药者才能发现。现代药物在获准上市前都做了这些研究，在说明书中会详细说明毒副作用，而中草药却至今在中国有毒副作用不明的特权。如果不具体说明毒副作用，“是药三分毒”就只是一句废话和推卸责任的借口。同样，如果不提供确凿的证据，“炮制、复方配制或辨证施治可消除单味草药的毒性”、“以毒攻毒”这种说法就只是草菅人命的大话。
 
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中药

　　·方舟子·

　　最近我写了几篇文章，对中医药神话表示了一点不敬，由此引来一些读者也对我表示不敬，有人甚至在网上对我破口大骂。我不相信这些有异议的读者都是感到利益受到威胁的中医药从业者，有一部分可能属于亲身体验过中医药的好处或出于民族感情轻信中医药神话的人。对于前者，我不觉得有去说服他们改头换面的必要，事实上也不可能做到，而对于后者，我觉得应该让他们了解医药科学的一些基本理念和方法，更清醒、理性地对待中医药。

　　我们首先应该把中医理论和中药（以及针灸等传统疗法）区分开来。中医理论与现代科学格格不入，虽然有许多人幻想将来有一天中医理论会被纳入科学体系，甚至被用来拯救现代医学，但是那仅仅是一种幻想，我不认为它有可能实现。世界上各个民族（包括西方民族）在历史上都有过自己的一套医疗理论，它们也都被排斥在科学体系之外，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自己民族的传统医学就会是个例外。科学没有国界，也不属于某个民族所特有。

　　但是否认中医理论的科学性，并不等于全盘否定中药。中医的某些疗法就像其他民族的传统疗法一样，可能有其价值，值得用现代医学方法进行挖掘、研究。我不可能在这里全面地评价中医药的是是非非，而只想简单地谈谈如何看待与许多普通读者有切身关系的中药。对普通读者来说，他们更关心的不是某个医疗体系是否科学，而是某种疗法、药物是否有效、是否有毒副作用。

　　为中医药辩护的一个常见理由是说它是“经验科学”，是几千年的经验结晶云云。的确，通过千百年来的医疗实践，有可能摸索出某种疗法、发现某种药物。但是，经验有可能有效，却也非常有限。口口相传的经验往往是靠不住的，含有捏造、夸大成分，或有意无意地进行了筛选（只注意成功的病例而忽视失败的病例）。许多疾病的疗效也不可能通过经验摸索而确定下来。

　　历代名医在医案中津津乐道自己曾经用什么处方治好了某个病人，患者在文章中现身说法介绍自己如何得益于某种药物，这些在现代医学看来都没有价值，因为就药物、疗法的疗效而言，个案没有一点说服力。某个患者吃了某种药物之后病好了，并不等于就是那种药物真的发挥了作用。它可能是自愈（许多疾病本来不吃药也可以自愈），可能是心理暗示的结果（许多疾病的相当一部分病人在吃了无药性的“安慰剂”之后也会痊愈），甚至可能是误诊，病人本来就没病。因此，要确定某种药物的疗效，必须在做了大量的临床试验、进行统计之后才能确定。而且临床试验必须采取双盲方法，即在试验过程中，患者本人不知道自己吃的是药物还是外观像药物的安慰剂，以排除心理暗示作用；主治医生也不知道哪个患者吃的是药物还是安慰剂，以避免在判断疗效时有主观偏差。究竟谁吃了药物、谁吃了安慰剂由第三方掌握，在最后统计疗效时才公开。据我所知，没有哪一种中药已完全通过了如此严格的临床试验，而现代药物（也就是所谓“西药”）一般都要经过这样的临床试验才会获准上市。

　　有些药物虽然对治疗疾病有良效，但是由于毒副作用过强，也无法使用或必须慎用。对那些急毒、剧毒药物，靠经验还可能发现，但是对那些毒副作用要较长时间才能表现出来的慢性毒，例如药物导致的癌症、肝病、肾病、心血管疾病，凭经验根本不可能发现，必须靠动物实验、临床试验、流行病调查才能查出来。中医虽然有“是药三分毒”的说法，但是这只是一句废话，对某种药物究竟有什么毒副作用，服用后会对身体器官造成什么样的损害，基本上是一无所知。现代药物在说明书中都会详细说明毒副作用，而我抽查了几种常见中成药，都对毒副作用只字不提，最多在“注意事项”中写一句“孕妇禁用”，给人以为中药对普通人都无毒副作用的印象。

　　近来靠现代医学方法才发现许多被中医认为无毒的中草药有强烈的毒副作用。龙胆泄肝丸能导致肾衰竭，只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实际上，还有许多药典记载“无毒”的中草药被发现能导致肾衰竭、癌症、胸腺萎缩、重金属中毒、畸胎。我再举一个例子。美国法律禁止进口含珍稀动物成分的产品，美国渔业野生动物部法医实验室为此在90年代中期抽查了12种声称含有虎骨、犀角的中成药药丸，并未检测到这些成份，却意外地发现这些中成药的有毒元素汞和砷的含量高得惊人，不可服用。其中含量最高的是由于谣传让刘海若“脑死亡”后起死回生而名声大振的安宫牛黄丸（又称牛黄安宫丸）。许多中药补药都含有重金属成分，长期服用会导致慢性重金属中毒。可笑的是有人在服了中药补药后感到“燥热”、“上火”还以为确实很补，不知那正是重金属中毒的症状。

　　各种中药方剂、民间验方、祖传秘方、中药补药、中药保健品等等目前仍然很有市场，了解一点现代医学常识，不要轻信各种广告、传言，不仅可以少花冤枉钱，而且可以让自己的身体少受点罪。否则，在盲目服用中药之后引起不可逆转的慢性中毒，就悔之晚矣。　　

 
清开灵注射剂老人儿童慎用

　　2009-04-21 来源: 北京晨报

　　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通报，清开灵注射剂存在严重不良反应。

　　据介绍，清开灵注射剂的严重不良反应/事件报告以全身性损害、呼吸系统损害为主。全身性损害表现为过敏性休克、过敏样反应、寒战、高热等；呼吸系统损害主要表现为呼吸困难、紫绀、喉水肿、支气管痉挛等。清开灵注射剂死亡病例报告显示，死亡主要原因为过敏性休克、多脏器功能衰竭、猝死、急性左心衰等。死亡病例中，27%的患者为14岁以下儿童。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建议，过敏体质患者不宜使用该产品，老年人、儿童应慎用。

　　清开灵注射剂是一种中药复方制剂，用于热病、中风偏瘫、神志不清，临床用于急性肝炎、上呼吸道感染、肺炎等治疗。

　　卫生部紧急叫停天瑞药业生产的“香丹注射液”

　　2009年03月25日09:19 来源：中国新闻网

　　国家卫生部今天十九时发布紧急通知，要求各医疗机构立即停止使用并封存天瑞药业生产的批号为080524的香丹注射液；临床使用天瑞药业生产的其他批号的香丹注射液时要密切观察用药反应，一旦发现异常，要立即停药。

　　通知称，该部今日接到广东省卫生厅报告：三月十九日广东中山市十三名患者在使用浙江天瑞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香丹注射液(批号为080524，规格为10ml/支)后，出现寒战、发热等临床表现。

　　经广东省药品检验所检验，该批号香丹注射液热原项目不合格。广东省卫生厅和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通知辖区内药品经营企业和医疗机构停止销售和使用该药品。

　　为维护患者合法权益，保障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卫生部要求各医疗机构妥善保存该药品使用记录，保证药品信息可追溯。一经发现不良事件患者，要全力做好医疗救治工作，并按规定及时报告同级卫生行政部门和药监部门；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立即将本通知传达到辖区内所有医疗机构，并确保辖区内所有医疗机构立即停止使用该药品。

知名中成药被指致病[转帖]

　　自1998年10月将第一例马兜铃酸肾病病人收入病房起，北京中日友好医院肾内科陈文大夫表示，已有100多例因服用龙胆泻肝丸出现尿毒症症状的患者入住。颇受患者欢迎的龙胆泻肝丸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毒副作用呢？

　　关木通被疑为“元凶”

　　医生们认为，龙胆泻肝丸导致尿毒症的原因是，这种药中有一味名叫关木通，关木通含马兜铃酸。由朝阳医院肾内科彭立人主任提供给记者的一份名为“药物引起肾脏损害”的资料中，明确指出，部分药物可导致进展性肾衰竭或慢性肾衰竭，其起病隐匿，病程进展缓慢，但临床后果十分严重。

　　这份资料特地将含马兜铃酸的中药列出，为了醒目，还将字样放大并变成红色，它们是：关木通、广防已、青木香、马兜铃、天仙藤、寻骨风、朱砂莲等。值得注意的是，资料还提示，长期小剂量服用含马兜铃酸药物，不但可以导致慢性肾衰竭，而且还可能致癌，尤其是泌尿系统及消化系统癌症，如膀胱癌、肾盂及输尿管癌。

　　为了不轻率地给一种或几种药物下结论，北京协和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南京军区总医院等用龙胆泻肝丸的主要成分关木通，进行了动物实验。结果老鼠的药物反应与人相同：大剂量给药，大鼠出现急性肾损害症状；长期小剂量间断给药，导致慢性肾损害。

　　同仁堂已停产旧药

　　记者就患者服用龙胆泻肝丸导致尿毒症一事采访了国家药监局药品评价中心。姓李的主任答复说，国家药监局已接到了有关这个药品不良反应的报告。根据接到的报告，这个药可能会给一些患者带来肾损害。2002年7月，国家药监局已经通过“药品不良反应信息通报”，向有关企业、医疗机构和各地药监局等有关部门通报这个情况。目前，国家药监局和有关部门正在进一步关注此药的不良反应情况。她特别提醒患者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此药。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制药厂品质保证部刘建国说，原来同仁堂生产的龙胆泻肝丸中含有的“关木通”，原料中有马兜铃酸成分，国外一些患者在服用含有马兜铃酸成分的其它药物时出现肾损害的问题，同仁堂也接到了国内患者的咨询。鉴于国外出现的病例报告，同仁堂于2001年下半年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申请，要求用不含马兜铃酸成分的“木通”代替“关木通”。2002年11月20日，国家药典委员会正式批准这个申请，同仁堂已停止生产含有“关木通”成分的龙胆泻肝丸。

　　市场仍有关木通

　　刘建国说，目前市场上可能还有一些老配方的龙胆泻肝丸销售。但是，如果患者严格按照药品的说明书、严格按照医嘱服药，不会出现损害肾脏的问题。

　　记者走入北京一家药房，发现货架上有两种产自不同厂家的龙胆泻肝丸。同仁堂生产的龙胆泻肝丸包装上印刷的药物成分中未出现木通或关木通字眼，承德一家厂家生产的龙胆泻肝丸药物成分上赫然在目：关木通。

　　据几家大医院反映，因服用龙胆泻肝丸而导致尿毒症被送入医院的患者还在不断出现，而且，这种悄然出现的慢性肾衰竭是不可逆的永久损害。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朱玉 张建平）2003-02-24
 

　含致癌物质，英医生呼吁官方严厉管制中成药[转帖]

　　2006-3-27 求医网

　　英国医生警告，一种声称具有健肝功效的中成药含有致癌物质，并呼吁官方更严厉管制中成药。

　　最新一期的医学权威刊物《柳叶刀》的报告指出，一名30岁的年轻中国男子为了加强肝脏功能，在五年前开始服食“龙胆泻肝丸”。调查人员发现，这名男子患了膀胱肿瘤，经切除后仍不断复发，并出现肾衰竭，需要每天进行透析（俗称洗肾）。

　　“龙胆泻肝丸”的主要成分包括中药关木通，当中含有致癌物质马兜铃酸，美国、加拿大、英国和马来西亚等国家已分别管制或禁止使用马兜铃酸。

　　在2002年，生产“龙胆泻肝丸”的北京同仁堂改用其他药物代替关木通；2004年，100名肾病患者进行集体诉讼，控告同仁堂，成为中国司法史上首起消费者发起的集体诉讼案例。

　　《柳叶刀》关注到滥用关木通的情况，并指出每种药物都具有潜在的副作用，以及和其他药物产生化学作用，有需要制定法律进行管制。最近几年，中草药在欧美国家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但是草药本身很可能会有一些过去没记载过的副作用。不过，《柳叶刀》也指出，中药拥有悠长的历史，对西方医药来说，是一个潜在的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