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 [复制链接]

　　大约就是从这时候起，朱镕基被银行的大小官员叫做“老板”了。共产党的领袖被属下叫做“老板”，这可是头一回。现在，整天胆战心惊的可不光是国务院里的官员了，还有银行的官员。可是看到那些放债的和欠债的全都老实起来，这些人挺受鼓舞，于是把网撒得更大：把过去一年里拆借资金的所有人名都列出来了。网也收得更紧了：谁要是不还钱，就别想再做生意。银行是“见钱就收”，只要你的货款一进账户，立即被银行划走。到7月底，就把拆借资金收回来332亿元，还增加了405亿元的储蓄。银行以此为储备，又可以发行几百亿元去收购夏粮了。国库券又有人买了，财政部不再厚着脸皮找银行借钱发工资了，股市也止跌企稳了。报纸上兴高采烈地欢呼“宏观调控初见成效”。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的官员们也松了一口气，连连说：“十六点计划的初步成果令人鼓舞。”
　　虽说“成果令人鼓舞”，危机并没有消失，笼罩在中南海里的紧张气氛也没有放松。不过，那些无法无天的家伙总算被制止了。有些人抢购了黄金首饰，有两家银行发生挤兑，很快就过去了，并无蔓延。下的药是过猛了一点，可是当时只能这样做。资金这东西就像山洪，来得快去得也快，谁也没有办法。企业现在全都畏惧银行如虎狼。那些还想赖账拖欠的企业没有办法，只好去买保险柜。收又不走银行，只走保险柜，所以保险柜的生意忽然走红。没有人能算出到底有多少保险柜进了企业，但是有人计算出，那个月里，这些保险柜里放着627亿元现金。所以专家们发明了一个新名词，叫做“体外循环”。这意思是说，金钱对于经济，有如血液对于人体。血液都跑到人的身体外面来了，这人还能有好吗？看来朱镕基也接受了这个说法，开始对企业发布命令：“必须把钱存进银行，要走正路，不许搞’体外循环‘。”他知道光靠这样说是没有用的，所以还有更严厉的办法在后面。有人说，他的办法如果成功，将青史留名；如果失败，政治前途就完蛋了。他自己说，他不求有功，只希望在他下台的时候老百姓说他是个清官，他就满足了。其实他是不会容忍失败的。他的“改革新政”接着就开始了。
　　大凡中国人遇到内忧，总是争论不止，不拼个你死我活不罢休，可是一遇外患，便会集合起来，同仇敌忾，根本无须过问是非真相。1993年有个多事之夏，魏京生被放出来了，禹作敏被关起来了，“马家军”的中长跑队员王军霞把“万米纪录”提高了41.96秒，世界田径场上刮起“中国之风”，外国人怀疑这是兴奋剂的功劳，中国人都相信这是马俊仁创造的奇迹。汪辜首次会谈，海峡这边不许那边“重返联合国”的图谋得逞，却要求归还劫机罪犯1993年，中国大陆八个月里发生了八次劫持飞机事件，都是往台湾桃园机场跑的。为一个严重问题。。抗议美国人卖给台湾四架E-2型“鹰眼”预警飞机。拒绝香港总督彭定康推出的“政改方案”，说他“干扰破坏”了香港的平稳过渡。与整个西方世界争论人权问题。要日本人承担战争责任。山西盂县羊泉村一位71岁的老人万爱花，踏入东京，以自己被蹂躏的惨痛经历，控诉当年侵华日军的性暴力，千万中国人站在她的背后，怒眼圆睁。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败给悉尼，13亿中国人没有自责，都把愤怒的情绪撒到美国人身上，就连政府的高级官员也说“某些大国从中作梗”。这“大国”不是美国又是谁呢？

　　中美两个国家积怨已久，冲突时起时伏，自从80年代后期开始，新的问题一下子突出了。美国人在人权问题上纠缠不休，中国人则在霸权问题上予以回击。到了1993年的夏天，两国的矛盾集中到航行在波斯湾水域的一艘中国货轮“银河号”上。
　　《华盛顿邮报》写道：“中国在继续进行并在扩大生化武器的生产。”在当时看来，它好像有真凭实据握在手上。但后来，对美国人的敌对情绪在全中国弥漫开来，“银河号事件”成了一件暧昧的、不精确的、令人充满疑问的事，成了美国人蓄意挑衅的结果。
　　要了解1993年8月第一周发生在波斯湾水域上的事件，首先要知道化学药品“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的性质，它们本身并非杀人工具，但却可以用来制造化学武器，所以也被叫做“化学武器前体”。就科学的定义和武器制造的程序来说，这没有疑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将它列为禁品，也是中国和美国都认可的事情。问题出在，美国人认定自己掌握了“可靠的情报”，证明中国货轮“银河号”载有这两种东西，而中国政府则予以否认。事态拖延多日不能解决，终至发展成为一个严重问题。
　　满载628个集装箱的“银河号”7月7日由天津新港起航，它拥有万吨级排水量，为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广州远洋运输公司所属。其计划中的航线是经由上海、香港、新加坡、雅加达，跨越印度洋，驶向中东，将在8月3日抵达波斯湾沿岸的迪拜港卸下货物，然后转头驶向沙特达曼港。
　　7月23日，就在“银河号”将要进入波斯湾的时候，美国国防部的发言人忽然宣布，他们怀疑中国人将违禁化学品藏匿在这条船上。五角大楼没有当场出示证据，但却信誓旦旦地说，他们动用了各种侦察手段，跟踪“银河号”已有月余，已经掌握确凿证据，证明这些化学品将被运往伊朗，后者被美国列为“恐怖主义国家”。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重大发现，世界舆论为之哗然。所有人——政府官员、记者、学者、商人、技术人员和军人，都确信五角大楼的消息准确无误。美国政府据此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制止这一出口行为，否则就要制裁中国。其实所谓“确凿证据”，从一开始就不是无懈可击的。比如五角大楼的情报说，“银河号”从大连港出发，正在驶往伊朗的阿巴斯港，就与事实全不相符。可是当时没有人注意这些情节，即使注意到了也不会放在心上。美国人多年来一直在指责中国违反条约出口化学武器，却苦于没有证据，这一回是天赐良机，一定要让中国人难堪。

　　“银河号”却还蒙在鼓里，一往无前驶入海湾。风平浪静，碧波蓝天。8月的第一天，周围出现异样。一艘美国军舰不近不远地尾随其后，上面标明“六一号”。船员们都说这军舰是来伴随他们一起航行，虽不同舟，却可共济。54岁的船长张如德看出不对头。接下来的一天，令人生疑的船只更多了，都在周围海面跟着，都架着照相机，都把镜头对着“银河号”。一架美国军用直升机飞到他们头顶上，盘旋不去，机舱门敞开，一架摄像机伸出来，镜头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有如好莱坞电影中的海上战斗。
　　除了中国，全世界的报纸都在刊登“银河号”的“劣迹”，图文并茂，可是“银河号”上的船员却一无所知。3日上午8时，他们到了阿曼湾，看到陆地，港口近在咫尺，却忽然接到“不能靠岸”的指令。原来这些国家接到美国人的通报，阻止“银河号”进港卸货。张如德举目四望，看不到任何带着善意的船只，挂着星条旗的“六一号”还亦步亦趋跟在后面。直到傍晚，他终于得到指示，把船开到距霍尔木兹海峡约11海里远的公海上，抛锚待命。现在，“银河号”周围更加热闹，不仅“六一号”跟了过来，而且还增加了“九七五号”和“九九六号”两艘军舰，还有战斗机、直升机和侦察机，绕着船舷飞来飞去，卷起浪涛阵阵，张如德抬眼张望，看出飞机上都是美国军人。
　　美国人兴高采烈，就像是警察抓住了一个臭名昭着的强盗。他们告诉“银河号”不得乱动，漂在海上听候发落，又掉头找到中国外交部，要求中国政府命令“银河号”掉转航向打道回府。
　　北京刚一开始有点懵。自从新一代领导人继承大统以来，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就不再像80年代那样从容，摩擦就没完没了。不过，导致两国如此尖锐交涉的突发事件，还是第一次遇到。他们本来缺少经验，又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所以嘴上强烈抗议，心里有点发虚。24个小时以后，中国外交部才作出回应，告诉美国人他们已经全面调查，“银河号”上根本没有那两种东西。美国人当然不信，决心登船检查。中国人同意检查，但却拒绝美国人登船。他们答应把船开进迪拜港，由当地海关与中方一同核查“银河号”货箱。可是美国人现在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他们自己。他们说，没有他们参与的检查全都不能算数。这种要求在中国人看来，乃是一种蓄意侮辱。

　　事情就这样僵持着，“银河号”进退不得。骄阳当头，海面上没有一丝风，摄氏50多度，机舱里面就更热了，可是谁也不会到甲板上去透透气，那里被晒得滚烫，不小心把手碰到甲板或者护栏，就会烫起水泡。就这样过了两天，淡水和食品短缺的报告不断传到船长室来，张如德命令船员们停止洗澡洗衣，节约饮食，把午餐的“三菜一汤”改为“两菜一汤”，数量也明显减少。这时候美国人从军舰上打来电话，说愿意给“银河号”提供油料、淡水和食品。看来普通美国军人动了恻隐之心，至少是出于某种善意，可是当日两国政府如此敌视，普通人中间也不免滋生怀疑和仇恨。人的生命当然宝贵，但中国人在某些时刻会将祖国尊严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现在正当其时。张如德严词回答美国军人：“我们不需要！”然后通报全体船员。船员们异口同声地宣告：“决不要美国的一滴油一滴水。”
　　“银河号”在焦急的等待中漂荡了一天又一天。北京这边，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秦华孙紧急召见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提出强烈抗议，再三声明自己履行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美方情报是失实的，措辞坚决，但口气始终让人觉得给自己留着余地。一位新华社记者说他当时注意到，谈到“银河号”上是否有违禁化学品的时候，中远总公司的用词相当谨慎，外交部发言人也总不忘记加上“据我们了解”的前缀，如此等等。这让很多同情中国的人都捏了一把汗，也让美国人更加相信自己，决心乘胜追击。五角大楼一位高级官员对中国人说：“我们已经获得确凿的情报，我们决心对该船进行检查。”这就好比一个身强力壮的大汉闯进一个柔弱的女孩子家里，对她说“你有罪。你必须让我搜查”。看来已经无法找到一个让双方都能顾全颜面的办法。一个对美国从无恶感的中国记者，看到这情形也不免抱怨：“除了自己的情报人员，他们怎么就不相信任何人呢？”
　　在某种程度上，“银河号事件”也可以说是出于一时误会或者下级情报人员的曲解，纯粹属于技术性质。美国人认定他们的行为有国际公约为根据，从纯粹国际法的意义上来说，这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是从国家间的交往来说，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错误。错误的背后无疑有美国政府，当然它自己有可能是受了五角大楼或者中央情报局某些官员的欺骗。可是，如果美国的执政者不是对中国抱有一种很深的敌意和不信任，过于自以为是，技术性的失误也不致引起这么大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政府和国会的确是纵容这种充满敌意的行动的。另一方面，中国人如果不是对美国的霸权有着很深的疑虑，脑海里面时时出现一个“亡我之心不死”的敌人形象，也不至于将一个技术性的错误扩大成为一个维护民族尊严的问题。诸如此类的事情在过去曾经无数次地发生，在今后还将层出不穷，甚至掀起更大的波澜。可见一件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是一回事，它背后的国家倾向和民族情绪却有可能是另一回事。

　　8月26日，也即抛锚公海漂泊24天之后，“银河号”终于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达曼港。它已经无法回避一场带有侮辱性的检查。检查由中国与沙特的政府代表共同主持，并且限于发往伊朗的集装箱。美国人如愿以偿，得到直接登船的许诺，但却只是作为沙特方面的技术顾问参与检查。经过一场漫长的“拉锯战”，两个国家都给对方留了一点情面，又都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不过，真正的较量还刚刚开始。
　　张如德指挥“银河号”经过数道关卡进入达曼，惊讶地发现他的泊位已被层层叠叠的集装箱围了起来，中间留下一片巨大的空地。向着海洋的一侧，有沙特的快艇游弋穿梭，有一艘军舰，岸上还有全副武装的士兵来回巡逻。
　　28日上午，检查组登上“银河号”。所有运送到伊朗的货物都被指认出来，吊出船舱堆在露天场地。现场气氛紧张，好像决战在即。中国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沙祖康后来说，是“沙特政府代表在中国政府代表在场的情况下”，对“银河号”所载货物进行检查，其实当时的检查者是美国人。“技术顾问”成了真正的主角，全都跃跃欲试，身着沙漠迷彩服，手提检查仪器，个个显出既精湛又忠诚的职业精神。天气很热，船舱里摄氏65°，美国人已经汗流浃背，却还要钻到箱子底层，趴在地上一一核对，已经气喘吁吁，仍旧不肯罢手。可是在中国人眼里，这一切优秀品质都成了令人厌恶的挑衅——这些美国人必是抱定了让中国人难堪的信念，才会如此卖力。
　　夕阳西下的时候，运往伊朗的25个集装箱已经全被打开，可是除了建筑材料和固体染料，没有要找的东西。美国人大失所望，但还没有想到去检讨自己的情报。马克尤姆（他是美国驻沙特使馆参赞，现在也是检查组里美国政府的代表）反复思考事件的整个过程，觉得上了中国人的当：这些狡诈的中国人要求“只检查运往伊朗的货物”，可是他们在海上漂了那么多天，一定有足够时间把“赃物”转移到别的地方。华盛顿显然也是这样想的，所以给马克尤姆发出新的指示：查看所有发自中国的货箱，还要查看任何一个有疑点的和装着化学制品的第三国货箱，又提到两个货箱最有嫌疑，箱号为CSAQ3101和CSAQ3102。

　　沙祖康一边抗议，一边同意。自从1989年以来，在美国人的每一次攻击面前，中国人大都显得被动，不是躲躲闪闪就是笨拙地为自己辩护，似乎总是理亏。这一次，中国人可以在美国人的霸道嘴脸上狠狠地打一个嘴巴。不过，直到这时，他们仍然锋芒内敛，后发制人，一再说船上的确没有那些东西，好言劝说美国人罢手，又做出很不情愿的样子同意打开所有货箱。这个国家自古以来就有“哀兵必胜”的传统，现在眼看咄咄逼人的美国人一步一步走进绝境，不免暗笑。
　　事态表面上按照美国人的意志进行，其实却是走进了中国人的套路：打开的箱子越多，美国人的脸色就越是难堪。他们撅着屁股把“银河号”翻了个底朝天，嘴里不住地骂着“SHIT”美国的“国骂”，类似中国人说“他妈的”。。到了第七天，628个箱子全被打开了，没有结果。从五箱甲酸、两箱农药和一箱松节油中取样化验，还是没有结果。美国人终于失去信心，满脸沮丧：看来所有货箱都无可怀疑，而情报人员指定的那两个货箱，船上根本就没有。
　　9月4日，检查组发布报告，宣布“银河号”上“未载有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两类化学品”。就像足球场上的一次“防守反击”，现在轮到中国人说话了。沙祖康严厉指责美国人损害了中国声誉。中国外交部也发表声明，嘲弄地说，美国以自己的失败告终。然后是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和全国政协举行座谈会，强烈谴责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几百个中外记者说，他们要求美国对“银河号”事件公开道歉，还要求赔偿经济损失。但是，美国人在检查报告上签字以后，就什么也不肯做了。

　　直到今天，大多数美国人根本不会知道1993年夏天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可是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事件却有象征意义。他们发现美国人原来并不总是对的，有时候也会出错，甚至还会表现出愚蠢、多疑、自以为是和任性胡为的秉性来。这个夜晚，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合众国际社都报道了检查结果，仅仅就事论事。中国的媒体却有了借题发挥的良机。编辑推迟次日报纸的出版时间，忙着从头版上撤下预定稿件，换上了让美国人出丑的消息。《人民日报》的评论嘲笑美国人以“世界警察”自居，“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的声明带着教训的口吻：“他们应该清楚，这需要美国增加对别国的信任。”电视台的《军事频道》把这一事件作为一个典型战例，放在“战争博物馆”里陈列。新华社驻守世界各国的记者们，一个月来对当地报纸上指责中国人的消息全都不提，现在把所有替中国人说好话的消息全都汇集起来，在中国的报纸上刊登，说全世界都在指责美国政府的“海盗行径”，中国现在要求美国公开道歉并赔偿物质损失，也是属于正当回应。英国《每日电讯报》说，尽管美国口气很硬，但“银河号”事件使美国政府感到尴尬，而中国则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胜利。美国《华盛顿邮报》说：“海上的失误叫美国难堪”，还说“美国声望受损”。水均益那时还是新华社国际部的一个工作人员，闻讯开始了他的第一次电视采访，他就是从这里出发走上电视主持人的道路。这一天，他就像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那样兴奋不已，从外交部的记者招待会跑到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的记者招待会，站在一张大号世界地图前，面对摄像机慷慨陈词，又在电话里说服还在沙特阿拉伯的沙祖康接受他的采访，在挂上电话之前忽然灵机一动，向对方要一张个人照片：既然电视画面上不能出现“银河号”，那就出现沙祖康也好。水均益放下电话，冲出中央电视台的大门。此时正是凌晨3：30，街上空无一人，幸而有两个男人要去郊区钓鱼，把一辆黄色小面包车开过来，被他当场截住。十分钟后，他来到外交部宿舍大院，铁门上着锁，无人应答。他爬过两米高的墙，登了两层楼，找到沙祖康的公寓，在门上敲了几十下后，里面终于有了声音。他站在外面，“用最快的语速说明了一切，从门缝下面将我当时身上带着的所有能说明我是个好人的物品一一塞了进去”。那时候他还没有一点名气，不是什么主持人，甚至连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证还没有，要想证明自己的身份还挺难。情急之中，他把电视台食堂的饭卡也塞进门缝里面去，直到里面的人终于相信这不速之客不是歹徒，打开门。于是他拿到了照片。“沙祖康出现在第二天的电视画面上。”他后来得意地说。听上去，好像那位外交官就是打败美国人的民族英雄。

　　90年代中国的历史自有其饶有趣味之处，轰轰烈烈的事情常常不能持久，而细枝末节却有可能长成参天大树。“银河号”事件当日闹得纷纷扬扬，现在回想起来，其实也只是一个小插曲。既然历史在过去十几个月里发展得很快，那么自然，也不会因为一些小事就掉转方向。毛泽东当年对年轻人说了一句“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就引起几十万人山呼海啸般地欢呼，可是现在，关心大事的人越来越少了。“那离我们太远了，”一个大学生这样说，“就让政治家们去关心吧。”年轻人嘲笑年长者的忧国忧民，开始构造自己的精神世界。“非意识形态化”的潮流悄悄地占领了他们的领地，当时也有人把这叫做“物质第一主义”。有个调查机构在北京、广州、成都和上海这些大城市里，到处寻找18-28岁的青年人，只想弄清楚一个问题：他们在想什么？结论是：自我观念浓厚；对自己比对国家社会更关心；对生活更乐观，相信中国会继续开放。44%的人认为是按自己的价值观生活的；43%的人最关心能否找到满意的工作。那时候城里的青年，的确就是这样的。他们还没有今日青年那么大的消费欲望，没有买汽车买房子出国旅游的计划，只不过把一半钱用在饮食和衣服上，另外一半钱用来买进口电器和进口香水。有25万人吸毒，有几百个人染上了艾滋病病毒，这是官方宣布的，实际人数更多。不过，大多数年轻人还没有走得这么远，他们和前辈的最大不同在于娱乐和享受。卡拉OK歌厅、迪斯科舞厅、摇滚演奏，生意都极好。门票价钱比三年前涨了一倍，50元一张，周末还要增加。全世界的声色场所在星期三都是清淡的，只有中国热闹非凡。还有流行歌曲演唱会，那一年歌迷们追捧的是香港“四大天王”，爱看电视的人津津乐道《戏说乾隆》，从春天谈论到盛夏。
　　不过，在西北古城西安，有几天，人们不看电视了，都跑到城东去看“神火”。那是8月15日深夜，大新巷与龙渠堡交会处的一株老树忽然起火。这是唐代古槐，直径2米，空心。根据后来警察的调查，火从它的腹腔中燃烧起来，原因不明，也许是有人将尚未燃尽的炉灰倒进树腔，或者是顽童的胡闹，或者是地下水道内长期聚集的沼气忽然焚烧，还有人说是目前尚难解释的物体自燃现象。不管是什么，火势很快就被消防队员扑灭。可是消息迅速为周围百姓得知。他们说“神树”起火，是“火龙”降世，普度众生。次日凌晨，几位老者来到树前，火势已尽，只有青烟缕缕。老人焚香祈祷，跪拜如仪，围观者越来越多，许多人加入了跪拜者的行列，日复一日，渐渐增至数百人。事情终于惊动了当地党的领导、官员和警察来到现场，劝说大家回家，可是无人理睬。等到第十天，周围百米之内已是人山人海。男女老少依次上前，环抱老树，口中念念有词，左手捧着黄纸，右手摸着树皮，将树干上褐色颗粒粘在手上，期待神祉降福。又有一座祭坛在古树东侧搭建起来，5米长，2米宽，烛光摇曳，香烟袅袅，四周一片信徒。三跪九叩之后，将燃烧的香烛插于坛中灰烬，伸展双手在空中挥舞，说是能够取到“神药”。根据后来报纸上的说法，政府再三劝阻无效，只好动粗，取缔无证摊贩，清扫现场垃圾，又沿老树砌起2米多高的环形护墙，禁止闲人接近，“在政府的直接干预下，’火龙‘在8月25日彻底熄灭了”。

　　这个夏天，北京西单十字路口上的商业部，把牌子摘下来了。差不多同时被摘牌的国务院部委有七个，物资部、能源部、机械电子工业部、轻工业部、航空航天部，以及东长安街上的纺织工业部。不过，又成立了五个：国内贸易部、电力部、煤炭部、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国务院的计划是“裁减两百万干部”，还说机构改革就是“拆庙送神”。这是几个月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大多数官员都被要求填写志愿表，如同报考高等院校的学生，有三个志愿。原来以为这些人是要“下海”的，就像一年来很多人做的那样。可是结果正相反：“多数人都把留在机关作为第一志愿。”一个年轻干部说：“最起码等分到一套房子后再作其他考虑。”一个记者说：这叫“请神容易送神难”。另一个记者说：“这反映了’官本位‘与’钱本位‘的碰撞。”
　　全国政协委员樊海山说：“四只金钱豹，十三顶大盖帽，都来吃一个破草帽。”这是在说财政、税务、工商、银行四个部门和那些身穿制服的政府工作人员，都到农民家里来敛钱。这一年9亿农民平均每个人交给国家税金49。4元，比80年代增加了一倍，此外还有更多的“苛捐杂税”。“农民负担”也就是从这时候起，成了一个既有经济意义又有政治味道的词。河北省委农工部承认政府正在“乱收费”，还开列具体项目如下：发一把变压器防盗锁，44元；拖拉机车检换本，30元；农民结婚登记，227元；一个汽车必备的三角牌，上面只印了一个惊叹号，也要40元。所以樊海山委员的那个顺口溜就是从河北传出来的。但是河北农民还不是最不幸的。江西的“农民负担”有104项。山西“农民负担”有228项，政府辩解说，里面有114项是合理合法的，却不肯说还有那么多项既不合理也不合法。比如在辽宁办一个“渔业许可证”，公开的手续要几元钱，但是不给你办，只能“私了”，要交5000-10000元。
　　个人计算机的大举进入中国还要等一年以后，不过，文人们已得风气之先。第一批用电脑写小说的作家在1993年诞生了，有杨沫、谌容、张洁、张一弓、赵大年、陈建功、范小青，还有王蒙。“现在每天都要在电脑前坐一坐，”这位前文化部部长说，“否则心中觉得有所失落。”
　　在这些令人激动的大事和无关紧要的小事发生之后，1993年结束和1994年开始的几个星期里，朱镕基所盼望的只有一件事：把印钞机器的转速降下来。这位副总理根据下属的报告得出结论，中国最繁忙的机器，要属印钞机，是“一天二十四小时停人不停机”的。即便这样，还是赶不上支出的需要，他就只好批准属下与国外商人谈判进口转速更高的印钞机器。可是签订合同，还有制造、运输、进关、安装，都要时间，远水不解近渴。中南海里，有人提议，趁着发行新币之机，把百元面值提高十倍，印出千元大钞。有一阵子，朱被说动了，可又担心老百姓的意志难以承受，终于作罢。但是，钞票的发行速度——每天4.17亿万元，还是创了历史纪录。

　　1994年5月，米尔顿·弗里德曼回答《经济学消息报》记者高小勇的问题时说：“高通货膨胀是因为政府印刷的货币太多，就是这么回事。那就是唯一的原因，哪里都是如此。”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胡佛研究所研究员，显然是在为中国担忧。那时候，的确有很多事情让政府官员忧虑，还有另外一些事情让老百姓忧虑，让官员和百姓同样忧虑的事情当时并不多，通货膨胀的卷土重来就是其中一件。
　　自从第三代领导人颁布他们的经济方针以来，至少在这件事上，是政府说到而没有做到的。国内经济已经连续24个月高速增长，这是大家当初的梦想，可是一旦梦想成真，却又发现原来并不全是灿烂阳光。物价问题已经成了老百姓在餐桌上指天骂地的源头，这回可不是信口传播谣言，就连邱晓华也承认物价“继续攀高”。36岁的邱晓华是国务院里头衔最多的官员之一：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高级统计师、着名经济专家、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两所大学的兼职教授。但是最重要的，他是中外记者们追逐的对象，他的沙哑的、带着八闽乡音的“答记者问”，现在好像是专门为老百姓的愤怒提供证据的：1994年第一个月，物价上涨23.3%。乡下农民开始抢购农用物资；城里百姓则是抢购电器和金饰。这情景已经让市场多了一重紧张气氛，然而还有一个消息在传播，说新的税制以及人民币汇率“并二轨为一途”，将给已经燃起的通货膨胀之火再浇上一盆油。中央政府的心情，因为这件事开始战战兢兢，党的领导人几乎无处不讲“稳定”。北京召开了“菜篮子”会议——这个词是针对城里人的食品短缺和价格上涨发明的。国务院在会上严令属下采取措施控制物价。这一回各地的官员们倒是雷厉风行，纷纷检查自己辖区内的市场。经济理论家们则在报纸上提出控制物价上涨的主张。旧历新年来临之际，江泽民走进北京的菜市场里视察，向一群正在买菜的市民表示他也在关心物价，但是他已经不说“控制”二字，只说要将物价水平保持在城乡居民和社会能够承受的范围内。

　　通货膨胀的卷土重来以及政府的一筹莫展，应当说由一年前就已开始。1992年冬天，政府曾经信誓旦旦，保证不会让通货膨胀再次肆虐中国。到了1993年3月，话头便软了许多，不再说“不”，而说“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正在释放”。不过，那时政府还有足够的信心迎接“压力”，在这个春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政府交给人大代表们去表决的计划，是要将全年的通货膨胀率控制在6%之内。两个月后，国家经贸委员会新任主任王忠禹的说法就有了变化。据他说，物价上涨在1993年里将不会超过8%。江泽民总书记则老实地承认，“出现了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到了这年6月，政府又有新的保证：争取控制在10%。如此三番两次地表明决心，虽然口气越来越软，目标也一步一步地后退，但毕竟说明政府把这个问题看得很重。然而实际的经济进程并不肯有丝毫恻隐之心。政府口中唾沫未干，通货膨胀就成了压顶之势。仅就公布出来的物价指数看，1993年为10%，看上去没有超越政府的限定，可是寻常百姓对于物价上涨的感受要强烈得多。他们纷纷指责政府在欺骗他们。
　　统计数字不能准确说明普通人的实际感受，这是1994年中国经济的一个特征。不过，严格地说，并非政府有意欺骗老百姓，问题主要来自制度方面的两个缘由。
　　那一年市场上大部分商品还是由政府来确定价格，数据统计也是以此作为依据的。只要说出两件小事，就可以知道商品的政府定价与实际价格有可能完全是两回事。粮食中的精面粉一项，政府限定每公斤不得超过一块六，可是粮食商却可以将面粉制成馒头售出，将实际价格再行提高至一块九。又比如北京市里自行车的存放，政府定价为每次五分，实际上几乎全部存车的地方都收费一毛甚至两毛。物价的统计却只是依照政府定价，而不问实际情形如何。如果有人提出异议，他们就会振振有词地说，那是“乱涨价”。可是那时候市场上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是老老实实地按照政府的控制买卖的。这是第一个缘由。
　　另一个缘由，是以数字的平均法来代替差异。我们国家所谓“社会价格总水平”，乃是将全部商品综合而计。这些商品大致包括：用于生产的；用于生活的；服务；以及非生产亦非生活的部分，比如办公用品之类。以1994年的情形论，物价的上涨，以衣食方面最高，服务费用次之，生产资料再次之，而办公用品的价格上涨最少。换一句话来说明这种情况，那就是靠近老百姓生活越近的商品，涨价越多。所以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虽然符合规则，却不能符合实际。在所有消费者中，普通百姓承担的通货膨胀的压力，也必会超过政府公报的统计。

　　可是政府不必过问生活本身的细节，他们只关注数字。1994年夏天开始的时候，报纸上还在争论不休，其实老百姓早已清明在躬：中国陷在通货膨胀的泥潭里了。这局面他们在1988年见过——那是他们第一次认识这个“泥潭”。在此之前，50年代、60年代，还有70年代出生的整整三代中国人，只知道通货膨胀是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症状，是资本家强迫老百姓掏钱购买自己的危机。1988年，它从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上走出来，成为亿万中国人的实际感受。幸运的是，1994年的老百姓已比1988年更坚强，骂街归骂街，很少有人再去挤兑银行，抢购商品的人们很快也拔寨回营，并未生成风卷残云之势。
　　几乎所有人都在呼吁“煞住物价涨风”，只有于光远别出心裁。他要大家不要紧张，“也不要简单一律地把通货膨胀看成坏东西”。可是在这种时候，这样的话谁也没有心思听。国务院正在制定新的承诺，老百姓都想看看他们这一回怎么说。记者们纷纷打听。国内贸易部部长张浩若一不小心，就在电视上说出来了。他说政府在1994年将力争把通货膨胀率压在10%以下。听了这话，高兴的人不多，说风凉话的人倒挺多，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这又是一张’空头支票‘啊！”
　　说政府官员在开“空头支票”，稍嫌刻薄，可是谁都知道这个计划根本就是无本之木。就在那个冬天，广东大批粮商跑到中原收购新粮，哄抬粮价，全国粮油价格应声而起。把经济专家们吓了一跳，他们说，1988年的通货膨胀中，至少有六成是由粮食涨价推起来的，这一回可不要重蹈覆辙。话是不错，可经济这东西就是奇怪，不论你说得多么正确，它该朝哪里去就径直走过去。市场上所有东西都跟着粮食涨价了，每一天都在涨。唯有人民币在贬值。尽管国际权威组织测定1美元的购买力相当于3元人民币，可是中国的外汇调剂市场上，1美元可兑换12元人民币。国务院急中生智，发动“全国物价大检查”，数千官员（来自政府的物价、监察、财政、税务、审计、工商行政管理和技术监督部门）奉命分赴全国，从3月查到6月，然后宣布“取得阶段性成果”。从当时的情况看，那个春天的物价的确老实了不少。可是检查组的官员刚一转身打道回府，这边物价又是扶摇直上，而且一直到年底都不肯停下来。全年总计，上涨了21.7%，让张浩若部长再也无颜到电视上去说物价了。

　　国内经济越是毛病百出，经济学者们就越是活跃。1993年和1994年这两年，经济理论界的包容性和自由度是前所未有的。学者们不分老少，全都公开发表意见，争先恐后为政府出谋划策，甚至某些具有独立意识和反叛精神的人，诸如吴敬琏、厉以宁、童大林、董辅礽、戴园晨、周叔莲、王珏，也都加入进来。经济座谈会、研讨会、报告会，形形色色，层出不穷。他们也就当仁不让地走出书斋，登上讲坛，传播理论，分析大局，还说些什么叫“通货膨胀”一类的经济常识。家里电话铃声不断，其中不少来自海外，有请赐文章的，有诚邀出席的，有恭请题词的，有预约采访的。无论大报小报、电台还是电视台，都要独家专访，记者们鞍前马后地追着他们，叫他们“老师”、“经济界名流”、“着名经济学家”，如此等等。一大堆后起之秀，像胡鞍钢、李晓西、王逸舟、楼继伟、周小川、郭树清、乔刚、田源、卢健、李剑阁、贺阳、迟福林这些人，那时候都被叫做“活跃于经济论坛的中青年经济学家”。“胡鞍钢属于有生活底蕴和科学素养的青年学者”、“李晓西博士把明年中国经济运行大趋势概括为六个字”、“今年三十六岁的王逸舟70年代中期曾在湖北省钟祥县当过知青”。这些都是报刊上描述这些人的话。不过，最受推崇的另有四人。有魏杰，他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主任；有樊纲，他是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的秘书长；有钟朋荣，他是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还有刘伟，他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肖灼基以前辈的口吻对他们大加赞扬，把他们叫做“京城四少”，说他们“大有建树”：“京城四少”说起来并不年少，这一年都是40来岁，都曾有过沦落异乡的经历，都曾在80年代受到良好教育，都是博士或者硕士，都会一口流利的英语，都挺志得意满，都以敢于发表耸人听闻的言论着称。那一年，“京城四少”喜欢说的话是：
　　魏杰：“通货膨胀并不严重，严重的是’通货腐败‘。”
　　刘伟：国家之所以有贫富，“根本的差异不在于总量的差异，而在于结构质态的差异”。
　　樊刚：“国有银行最不遵守’正常秩序‘，’违章拆借‘的资金大部分收不回来，谁也没把谁怎么样。很难想象一个民营银行胆敢如此去做。”
　　钟朋荣：“我们不能只为今天的稳定，更要考虑中国的长治久安。”

　　很明显，这些人是在用不同语言表述同一个思想：他们不在乎通货膨胀有几个百分点，而在乎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通货膨胀；不在乎经济的大起大落能不能被制止，而在乎能不能催生新的制度。他们的那些白发苍苍的前辈们，想法也是一样。吴敬琏说：“现在的关键不是’热‘与’不热‘的问题，而是’改‘与’不改‘的问题。”刘国光说：“加速发展首先要加速改革。”童大林说：“只讲发展不讲改革，肯定要出乱子。”然后吴敬琏又大声说：“不能再拖延时间了！”
　　就像商量好了似的，经济学者们——40多岁的、50多岁的、60多岁的、70多岁的，说出来的话都是一个意思，人们不免想到，经济学的“代沟”已不复存在。他们认为政府对经济的推动过分借助于投资，忽视了改革。还把这些意见告诉朱镕基。可是朱不像80年代的赵紫阳，不喜欢收罗一大堆“精英”组成自己的“智囊团”。他对学者们似乎若即若离，有时候很在乎他们的意见，有时候则显示出轻蔑，甚至在公开场合说某些人胡说八道。这一次，看来他是把他们的意见听进去了：“必须紧紧抓住和十分珍惜当前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他把手一扬，拧起眉毛说，“坚决推进我们酝酿多年想干而有没有条件干的改革。”这话要是不加署名，人家就会以为是哪位40岁以下以敢言着称的经济学家说的，怎么也不会想到是出自这个党的高级领导人之口。
　　可是当时这样说话的人还不只是朱镕基，还有江泽民，还有李鹏。总理的身体现在全好了。报纸把他在北戴河海滩上的照片刊登出来，证明总理已经康复。党的三位最重要的领导人连续出席一个会议，全都发表长篇讲话，另外四位常委也全都在场聆听，即使在中国这样充满了会议和讲话的国家，这局面也是不多见的。他们的听众是几百个官员，全都来自党的宣传部门，所以这次会议也被叫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其规模，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只有50年代毛泽东召集的那次会议可与之相比，至于说到对新制度的渴望和呼唤，则又是毛泽东时代望尘莫及的。这就证明，这时候中南海的领导人已经下定决心，让“改革之风”吹遍全国。
　　果然，第二天报纸上口风大变，说“中国的改革正式进入了’完全用头脑改革的时代‘”；又说，1994年正是“这种理性改革的第一年”。李鹏也在说“出路只有改革”。改革新政在国务院里一路绿灯。官员们重新活跃起来，把记者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里，表明立场。有国务委员、国家体改委主任李铁映，有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王忠禹，有财政部部长刘仲藜，有中国人民银行的新闻发言人马德伦，有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新闻发言人陆南屏，这些人纷纷出来解释政府想要干什么，公众听来听去，好不容易弄明白，朱镕基的“改革新政”包括如下方面：

　　企业制度改革；
　　财税制度改革；
　　金融体制改革；
　　投资体制改革；
　　住房制度改革；
　　物价体制改革。
　　从大局上看，90年代的中国，已同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国大相径庭，甚至也不再是80年代的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国家第一代领导人的成功与失误，在于集权和集利；第二代领导人的成功与失误之所在则正相反，在于分权和分利。现在执政的第三代，既无第一代领导人集权集利号令天下的力量，也不能仿照第二代领导人的放权放利纵容四方。朱镕基的办法是协商和妥协。也即设计一个中央和地方分享权力和利益的制度，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充当一个调停人。他有一次谈到1994年税制改革，把他这个角色的性质表现得淋漓尽致：“实行分税制，来自地方的阻力非常大。商量，妥协，总算谈下来了。”这是一个讨价还价的产物：1994年以前的财政收入，中央占三成，地方拿七成，财政支出则是倒过来，中央拿七成，地方拿三成；1994年以后，中央政府在名义上可以得到60%以上，甚至可占七成，可是根据相互间的妥协，中央仍须在自己的收入当中提取若干返还地方，所以，中央实际得到的部分就只有大约25%。虽然多了，但是还不够，财政的赤字主要还是在中央。
　　现在大家都说1994年是“改革年”、“攻坚年”和“关键年”。这让百姓多了几分希望，但还不是兴高采烈，因为政府颁行的种种新政，既不是在这一年开始，也没有在这一年结束。在1993年11月的第二个星期，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让自己手里的改革和80年代有所区别，但也正是这种区别，让改革变得格外艰难。当时中央政府有个说辞，叫做“宏观调控”，其本意是加强中央政府在经济方面的集权。因为，如果中央政府经济方面大权旁落，就会连带地发生政治方面的影响，甚至还会削弱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然而实行这一方针，却又包含着操作方面的极大问题：既须不与既定的改革方向发生冲突，又不能纵容地方的权力过分膨胀，才能不偏不倚地让两者相融合。正是由于这些理由，朱镕基无论怎样“才自清明志自高”，依然不能为所欲为。
　　我们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倒是另外一些新奇的事情，让1994年成为第三代领导人执政历史上的分水岭，其中有些情节比那时候理论家们关于市场经济的激烈辩论还要令人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