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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密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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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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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十大“二爷”的悲惨结局 [转帖]


“二爷”者,自然是对应于“二奶”之俗称。

  古代的王公贵族、富商巨贾,大都是妻妾成群,妾应该是广义上的“二奶”。古代能包养上“二爷”的,则大抵是一些掌控大权的贵妇们。而傍上这些贵妇的“二爷”们,虽能逞一时之风光,却是走上一条不归路,其最终结局大多惨不忍睹。笔者细数古代十大著名“二爷”的归宿,发现能善终者竟鲜见。

  一、秦太后赵姬“二爷”嫪毐。按照《史记》记载,这嫪毐有超乎常人的特异功能,应该是一绝对的“超男”。所以,这《史记》亦难免夹杂演义的成分。当年吕不韦相中嫪毐,将其假“去势”后,以太监身份入宫侍奉寡居的秦王政生母赵姬,从此成为赵姬宠爱的“二爷”,还生下两个儿子,嫪毐则自称秦王“假父”,被封为长信侯,过着优裕的王侯生活。事情败露后,嫪毐先发制人,窃用秦王御玺和太后玺叛乱,失败后被擒获,秦王政命“车裂嫪毐,灭其三族”。车裂即“五马分尸”,是古代最残酷的刑法之一。

  二、北魏文明皇后冯氏“二爷”李奕。冯氏是北魏文成帝拓拔睿的的皇后,文成帝死后被继位的献文帝尊为太后。这冯太后衣食住行都很节俭,唯独嗜好男色。年轻守寡后相中当朝几大美男子,其中就有宿卫监李奕,常以奏事为名,召入后宫行床帏之欢。李奕倚仗冯太后权势,竟不把皇帝放在眼里,拉拢党羽,培植亲信。于是,献文帝下令将其李奕党羽一网打尽,列出李奕兄弟的三十条罪状,将李奕及党羽悉数问斩。这冯太后营救不成,便怀恨在心,竟然毒死了已禅位的献文帝,为自己宠爱的“二爷”报仇。

  三、北魏孝文幽皇后冯润“二爷”高菩萨。孝文帝拓拔宏常年率兵南征齐朝,呆在宫中的时间很少。他所深爱的皇后冯润则与内朝官员高菩萨私通。这高菩萨仪表堂堂、身体健壮,是个未净身而混进后宫的假宦官,让那冯润动了真情。当孝文帝在汝南患病后,冯氏公然任意与高菩萨在宫中淫乱。后来彭城公主向皇帝揭发了这一丑闻,孝文帝逮捕高菩萨及党羽逐一审问证实后,将高菩萨一干人统统砍头以泄愤。孝文帝看在冯润的姑妈冯太后的面子,不忍心废她,让冯润在宫中闲坐。不久,孝文帝病重,临死前下遗诏赐死冯润。

  四、北齐武成帝皇后胡氏“二爷”和士开。武成帝高湛继承皇位后,垂涎嫂子李祖娥的美貌,就强行霸占,夜宿兄嫂的昭信宫。他自己册封的皇后胡氏不耐宫闱寂寞,同高湛的亲信随从和士开相勾搭。高湛知道后,非但不加责怪,还有意成全他们。和士开为讨好太子高纬,劝高湛作太上皇,高湛便让位于太子,一味淫乐,三年后因酒色过度而死。高湛死后,胡氏与和士开的关系正式公开化,朝野哗然。高纬年少怕得罪太后,竟无可奈何。和士开被封淮阳王,权倾一时,成为当朝大红人。后高纬之弟、琅琊王高俨带兵将和士开在朝堂上抓获,用乱刀杀死。

  五、北齐武成帝皇后胡氏“二爷” 昙献和尚。和士开被杀死后,胡太后难耐寂寞,借拜佛为名,借机勾搭上昙献和尚,她拿出国库里的金银珠宝摊在昙献和尚的席子下,又将装饰有珍宝的座椅挂在昙献屋子中的墙壁上,这把椅子是高湛生前一直坐用的。她在宫内安置一百名和尚,谎称听他们宣讲佛法,日夜与昙献鬼混,还任命昙献为掌管全国寺院的昭玄统。和尚们戏称昙献为太上皇。宫中对此议论纷纷,只有高纬一人蒙在鼓里。一天,高纬入宫向母亲请安,忽见两名年青尼姑长得眉清目秀,当夜便召来逼其侍寝,俩女尼不从,高纬命宫人强行脱下衣服,方知是两名少年僧侣。高纬终于明白母亲的秽行,便下令将昙献和两名小僧斩首。

  六、武则天首任“二爷”薛怀义。薛怀义是武则天寡居后的首任“二爷”,本名冯小宝,在洛阳经商为业,后得武则天宠爱。为方便在宫中幽会,武则天让其剃度为僧,幷与太平公主夫婿薛绍合族,改名薛怀义,朝野呼为薛师。薛怀义还受命督建明堂和天堂,出任正三品左武卫大将军,封梁国公。他依仗武则天宠幸,却多行不义。之后,御医沈南缪成为武则天新宠,薛怀义失宠后妒火中烧,竟焚毁耗巨资所建的明堂。武则天明知系薛怀义所为,却未予追究,反令其主持重修之。但薛怀义实在太猖狂,胆敢公开与武则天的私情,终于自蹈死路。武则天授意太平公主率人将其“缢杀”,薛怀义就这样被活活勒死。

  七、八、武则天“二爷”张氏兄弟。薛怀义被杀后,太平公主便将自己玩得腻了的张昌宗奉送给母亲解闷,张昌宗又推荐自己的五哥张易之。从此,张氏兄弟成为武则天最心爱的侍寝“二爷”,二人先被任为中郎将和少卿,后屡屡加官,权倾朝中,连武则天的侄儿武承嗣、武三思等人都争着为二人执鞭牵马。武则天晚年,朝政多由张氏专擅。李显之子李重润及永泰郡主私下议论二张专权,张易之向武则天告状,武则天重责李显,李显无奈,竟缢杀二人。神龙元年(705)武则天病重,张柬之等起羽林兵迎中宗李显复位,威风一时的张氏兄弟被就地诛杀。

  九、唐中宗韦后“二爷”武三思。唐中宗李显遭流放时,曾与韦氏做过十五年患难夫妻。当年他对韦氏立重誓:“异时若复得见天日,唯汝所欲,不相禁止。”未料他复位后,韦皇后每每用这句话来牵制他,任韦后猖狂淫乱后宫,送给自己一顶顶“绿帽子”,竟无言以对。韦后的“二爷”中最著名的是武则天侄子武三思。对此,那唐中宗是视而不见,甚至亲自安排韦后与武三思幽会,还让武三思的次子武崇训迎娶安乐公主。神龙三年(707),武三思等密谋废太子李重俊,李重俊派羽林兵围其宅宅第,诛杀武三思父子及党羽10余人。窝囊废唐中宗还为其举哀。唐睿宗即位后,对武三思实行斫棺暴尸平墓,可谓死无葬身之地。

  十、太平公主“二爷” 崔湜。谁也说不清太平公主有多少“二爷”,其中的崔湜长得很帅,但品性极差。他曾把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女儿都送去侍候太子,自己则“私侍太平公主”,靠色相做到宰相位置,其间还暗算了自己的恩人、前宰相张说。崔湜在官场几起几落,韦氏称制时,复同中书门下三品。唐睿宗时,出为华州刺史,除太子詹事,后又被太平公主引为中书令。唐玄宗时,随着太平被赐死,崔湜遭流放岭外,又以尝预逆谋,追及荆州,被赐死,不得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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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明插柳习俗来由 [转帖]


    4日是一年一度的清明节。一些地方的民俗有在门上插柳条,孩子们头上戴柳条圈儿,年轻的妇女要采柳叶簪髻。清明插柳习俗,其来源普遍存在三种说法。

  天津市民俗专家赵之珩介绍说,插柳的风俗,是为了纪念“教民稼穑”的农事祖师神农氏的。有的地方,人们把柳枝插在屋檐下,以预报天气,古谚有“柳条青,雨蒙蒙;柳条干,晴了天”的说法。杨柳有强大的生命力,俗话说:“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

  清明插柳戴柳还有一种说法:中国人将清明、七月半、十月朔看作是三大鬼节。柳在人们的心目中有辟邪的功能,清明正值柳条发芽时节,人们便纷纷插柳戴柳以辟邪了。

  第三种说法是,此俗是为了纪念介子推。介子推为明志守节而焚身于大柳树下,让晋文公和群臣百姓痛心不已。第二年,晋文公亲率群臣爬上山来祭拜介子推时,发现当年被烧毁的那棵老柳树居然死而复生。晋文公当下便将老柳树赐名为“清明柳”,并且当场折下几枝柳条戴在头上,以示怀念。从此以后,群臣百姓纷纷效仿,遂相沿成风。清明插柳戴柳成为纪念介子推的一种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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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极图是世界哲学之源—《探赜索隐太极图》一文引发网络热议[转帖]


太极图——世界哲学之源

——《探赜索隐太极图》一文引发网络热议

 

探赜索隐太极图,钩深致远释哲义。3月26日,《光明日报》理论版专题刊登了明赐东先生《探赜索隐太极图》一文。文中,明赐东先生引经据典,以大量的篇幅追溯了太极图的起源以及历代先贤对太极图哲学意蕴的阐释,结合自己多年研究的心得和成果,赋予了太极图在新时期和当代语境下新的哲学内涵和现实意义。通过对太极图起源的追溯以及哲学内涵的解析,用大量的事实和依据,明赐东先提出了“太极图是世界哲学起源”的重要观点。

《光明日报》刊登《探赜索隐太极图》一文,不仅是对明赐东先生太极图研究的肯定,同时也是对中华传统民族文化精髓——太极哲学的肯定。该文发表后,引起了国际国内的广泛关注,短短5天,转载该文的报刊杂志和网站达9600多家。其中中国新闻网、中国网、华夏网、天涯社区、湖南卫视金鹰网、新浪网、新民网,香港凤凰网、大公报,加拿大加中生活网等报刊、网站都以《太极图:世界哲学的起源》为题全文转载了《光明日报》文章并引发网友热议。百度、谷歌、搜搜等著名搜索引擎上《太极图:世界哲学的起源》关键词词条最高峰时达10余万条。截止发稿日止,明赐东先生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祝贺、探讨、交流的电子邮件1000余封、电话300余次。

《探赜索隐太极图》仅是明赐东先生太极图研究提出的众多创新观点之一。在多年的太极图暨太极哲学研究中,明赐东先生著有大量的文稿,写就了上百万字的研究心得,其中,40余万字的《太极图探秘》一书将于4月底面世。

作为文化瑰宝的中华第一图,太极图不仅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思想文化观念和人文性格,同时对世界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积极开展对太极图全面、系统的研究,不仅是中华民族义不容辞的义务,同时也是世界责无旁贷的责任。而探赜索隐,钩深致远太极图的丰富哲学内涵,确立太极图在世界哲学中的地位,不仅能激发中华民族的民族自豪感,更是对世界哲学史的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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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太极 ——读《探赜索隐太极图》有感[转帖]

 

华林红枫论坛 剑峰 、指尖曼舞

在曾经的印象中,太极与八卦一样,留在脑中的概念,是须眉皓发的老者持幡游走于街市算命看相,因为一直以唯物主义自居,对于那些冠之以封建迷信的东西,是保持距离的。

在德阳聆听过明赐东先生关于太极的演讲后,我发现自己错了。原来太极,并不是我心目中想象的东西,我为自己的孤陋寡闻和自以为是汗颜!从此开始学习太极。

真正走近太极,才明白太极内涵奇妙无穷。一个简单的图形,寓示着整体的平衡,互相的矛盾,彼此的包容,正反的钳制,消长的作用。原来,这是哲学的起源,是人生的法则。学习它,理解它,运用它,功莫大焉!

于是,跟随着明先生的步伐去探赜索隐太极图,从他人研究资料中查寻其起源,从历史纷争里思索其真实,在明确了太极图的起源之后,进一步弄清它与易经八卦的关联和区别,领悟中国文化中的“太极哲学”,挖掘出“太极和”在现时代的深刻意义。

尝试着,以太极去悟一切:看世界形势,战争与和平是黑白的两方,和久必争,争则为和,局部的战争无法取代永久的和平局势。观人生状态,顺境与逆势是阴阳的各面,顺时勿燥,逆流奋进,三十年河东后是三十年河西,绚烂之余是宁静,沧桑过后皆从容。论夫妻之道,阳刚与阴柔可永久的融恰,夫之严映衬着妻之贤,包容忍让着对方之短,欣赏鼓励着他人之长,在相互的制约与帮助中,家庭求得和睦,亲人得以安康。再析人之性情,年轻时多冲劲少稳妥,成熟后多沉静少锐气,故上阵父子兵战无不胜,单位青壮结合可利经营。也议关系组合,有秦桧之奸才突出岳飞忠义,因和坤之媚才显晓岚之正,巧以利用,可使双方特点昭然,扬长避短,便可掌控全局……

体会到太极的神奇作用后,更明白我们的祖先是伟大的!开始为我们民族古老的文化欣慰和自豪的同时,不免想到,迄今为止,太极是否已经深入了人心?有多少人尚存在着象我当初一样错误的观念?文化的传承需要大多数人共同的努力,所以,对于我们,研究的同时宣传是极其重要的。在这里我们在明赐东先生身上看到强烈的民族责任,敬佩之余,也愿意加入此队伍,尽自己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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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吐温的交易 [转帖]


  
  智慧给我们带来了困扰,但是愚昧并不能医治困扰。只有更多的、更圣哲的智慧才能创造更美好的世界。

  ——罗素

  马克·吐温小时候,有一天因为逃学,被妈妈罚去刷围墙。围墙有30码长,比他的头顶还高。

  他把刷子蘸上灰浆,刷了几下。刷过的部分和没刷的相比,就像一滴墨水掉在一个球场上。他灰心丧气地坐下来。

  他的一个伙伴桑迪,提只水桶跑过来。

  “桑迪,你来给我刷墙,我去给你提水。”马克·吐温建议。

  桑迪有点动摇了。

  “还有呢,如果你答应了,我就把我那只肿了的脚趾头给你看。”

  桑迪禁不住诱惑了,好奇地看着马克·吐温解开脚上包的布。可是,桑迪到底还是提着水桶拼命跑开了——他妈妈在瞧着呢。

  马克·吐温又一个伙伴罗伯特走来,还啃着一只松脆多汁的大苹果,引得马克·吐温直流口水。

  突然,他十分认真地刷起墙来,每刷一下都要打量一下效果,活像大画家在修改作品。

  “我要去游泳。”罗伯特说,“不过我知道你去不了。你得干活,是吧?”

  “什么?你说这叫干活?”马克·吐温叫起来,“要说这叫干活,那它正合我的胃口,哪个小孩能天天刷墙玩呀?”他卖力地刷着,一举一动都特别快乐。

  罗伯特看得入了迷,连苹果也不那么有味道了。“嘿,让我来刷刷看。”

  “我不能把活儿交给别人。”马克·吐温拒绝了。

  “我把苹果核儿给你。”罗伯特开始恳求。

  “我倒愿意,不过……”

  “我把这苹果给你!”

  马克·吐温终于把刷子交给了罗伯特,坐到阴凉里吃起苹果来。看罗伯特为这得来不易的权利努力刷着。

  一个又一个男孩子从这里经过,高高兴兴想去度周末。但他们个个都想留下来试试刷墙。

  马克·吐温为此收到了不少交换物:一只独眼的猫,一只死老鼠,一个石头子,还有四块桔子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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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义背后,实为阴谋 [转帖]


  

  作者:王宇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与别人交往时都是戴着面具的。而且越来越多的人都在戴着面具生活,戴得久了反而又不觉得怎么了,因为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因此,在这个世界上就产生了许多双面人,出现了许多心口不一、内奸外仁的人。

  其实,按照封建社会的潜规则,判断汉室到底具不具备改朝换代的合理性,关键要看刘家到底还有没有能人和王者。如果有,那么不管他在哪里,干何种营生,都应当出来有所作为。经过一番大浪淘沙,终于冒出了一个牛人——刘备。

  三国时代的刘备就是一个标准的双面人,内奸外仁。在《三国演义》里,刘备是一个绝对正面的角色!他那忠厚仁义的长者之风深受每个人的喜爱。其实,他是以不动声色、谦让有礼为外表,处处掩盖内心的真实意图。刘备这人极其虚伪,他的谋略偏于阴柔,极具韬晦特色,在待人、用人上打的是攻心战。

  在三国鼎立时期,魏得天时,吴凭地利,刘备靠的是人和。他一死,人和即失。蜀国后期出现刘封、孟达、糜芳等的叛乱,这跟刘备表里不一、谋略上的取“假”不无关系。

  这一切的一切还得从他刚刚登上历史舞台说起。在刚出道的时候,刘备就用象征着“仁义”的“眼泪”和关张二人桃园三结义。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刘备为什么要和关羽、张飞二人桃园三结义?

  刘备不但长有一副帝王相,而且心理素质极佳,可做到“喜怒不形于色”,让人难摸深浅。不过我们只要把握一点——看行为,不看言语——就不难窥破。

  仁义的刘备与张飞、关羽桃园三结义,就是从“仁”字上得到他们二位的信任,辅佐他成就大业,还组建了一支游离于官方和民间之外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其实严格说,该组织并不合法:第一,刘备虽姓刘,且自诩皇室宗亲,但没有被确认,实为一介农民,所以没有守在招兵榜前半路截获政府资源,私自组建“义军”的权力;第二,如果真是皇亲,那就不允许与异姓结拜兄弟,会破坏皇家姓氏的纯正;第三,关羽“造反”在前,张飞鞭笞督邮于后,这些行为在朝政里被称为贼军、草寇的行为,尽管他们帮助过“义军”镇压过农民起义。

  而后来刘备还打出了一系列的“漂亮”牌,那就是他先后曾救过孔融、陶谦,但或名或利他总能捞一把。他投靠刘焉,却占了刘焉儿子的地盘;投靠卢植,卢植有难他不敢援手;投靠公孙瓒,在公孙瓒被围时袖手旁观;投靠吕布,却勾结曹操杀了吕布;投靠曹操,却杀了车胄,占了徐州;投靠袁绍,曹、袁大战时他在新野享清福;投靠刘表,却任凭蔡氏夺权。刘备就是这样在投靠和背叛中捞取好处。这样一个人竟然能被称为仁义之君,可见刘备使的手段是多么厉害。

  由此看来,乱世就是乱世,政府的合法性都遭到颠覆,哪还有人追究似是而非的擦边球呢?这便是刘备的第一高:有眼光,有胆识,民主开放,因时而动。但尽管他大造声势搞结义,还是只在民间有些影响,上流社会没人理睬,比如袁绍等诸侯就都不认识他。他便来了个第二高:主动求发展。与伯乐识千里马相反,他是千里马找伯乐,很快便瞅准了一个可能赏识“三驾马车”的人——曹操。曹操作为最具夺天下志向和才华的人,当然对仁、义、勇的真功夫求之不得。他正好与刘家人相反,重实不重名。于是刘备就若即若离地总在曹操跟前露才。

  但后来的官渡大战就不得不让人对刘备的“仁义”手段而深感佩服了。话说在官渡大战后,曹操追杀袁绍的儿子袁谭,两方展开了大战。袁谭自然打不过曹操,便使出了一个毒计。袁谭驱百姓在前,袁军在后,用百姓做挡箭牌。曹袁大战,曹操亲自上阵击鼓,百姓被杀无数。

  而看了此故事,诸位应该知道刘备在被曹操追得穷途末路时,所谓的携民渡江的“真实意图”了吧。

  刘备在荆州依附刘表期间,虽然无权无势,但他的人品却征服了荆州的吏民。当他由樊城经襄阳向江陵撤走时,“(刘)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比到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辆,日行十余里”。左右劝刘备尽快前进,保有江陵,说现在相随的人虽多,但能作战的士兵却很少,如果被曹操的兵马追上怎么挡得住?

  刘备说:“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他坚决跟十余万民众一起走,尽管这样做有可能被曹操追上,也绝不遗弃百姓。与民众休戚与共,真是紧要关头见真情啊,这些都充分显示出了刘备的政治品格,这在古代政治家中是难能见到的。当然,民众对他的感激就不必说了。而最后,由于跟随的民众太多,部队行进缓慢,最终被曹操追上。刘备遭受重大挫折,妻子死难,刚满周岁的儿子阿斗也差点失去,只剩下数十骑到达汉津。此时,正好遇到关羽的船队才幸免于难,得以由汉江至夏口。

  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虽然刘备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品格付出了代价,但他却赢得了万世千秋的赞誉。东晋史学家习凿齿评论说:“先主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其终济大业,不亦宜乎!”意思是说,刘备虽然面临颠沛流离的艰难,而他的信义却表现的很明显,形势逼人、情况危险下却不失言,最终必能成大业。

  而刘备携民渡江,可见他弘毅宽厚,但其实事情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俗话说:乱世出英雄。在三国那个动乱的时代,像刘备这样的人不会甘做一个平凡的人,他也有野心。而他的仁义则可以帮助他获得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想必刘备一定深知其中的奥妙。而在此之后,他们到了长坂坡,刘备被曹操打得丢盔弃甲、仓皇逃命,连爱子阿斗也陷落敌阵。刘备的兵已经是所剩无几了,而且是伤的伤、残的残。此时的刘备,逃得连老婆孩子都可以不顾了,又怎么顾得上老百姓?这场杀斗中赵云怀抱后主,冲出重围,砍倒大旗两面,夺槊三条;前后枪刺剑砍,杀死曹营名将五十余员。

  其实在当时的战乱年代,老百姓真正想得到的是安全,只要可以保命就可以了。而此时,诸葛亮火烧新野,整个新野已是一片火海,老百姓有家不能回,不跟着跑又能怎么办?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跟着刘备跑呢?因为刘备在他们心里是仁义之君,而曹操在他们心里是奸臣、是汉贼,而且那时刘备同意诸葛亮烧新野时打的旗号就是要保护他们,是为了除掉他们心里所谓的汉贼。那么,曹操的追兵在后,刘备的败军在前,老百姓夹在中间,不是挡箭牌又是什么?

  后人有诗曰:“血染征袍透甲红,当阳谁敢与争锋!古来冲阵扶危主,只有常山赵子龙。”为救刘备之子刘阿斗,孤胆英雄闯百万大军而七进七出,当赵子龙冒死救出阿斗来到刘备面前,把阿斗交给他时,刘备说:“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于是,刘备高高举起孩子要摔在地上时,赵云赶快接住了孩子。看到这一点,大家都会想到刘备这一举动是在收买人心。没错,因为在场的人都大为感动,尤其是赵云,更是感激得五体投地,从此心甘情愿为他出生**。

  从这一点看来,刘备使的手段比起袁谭来要高明得多。在这场战役中,表面上是曹操赢了,但是真正意义上的赢家却是刘备。刘备携民渡江至少捞取了三方面的好处:

  第一,刘备很聪明,因为他拿老百姓当了挡箭牌。事实上曹操即使再狠,他一个人也不可能把数十万的百姓全部杀光。就算是曹操真的能狠下心来杀那些老百姓,那他也要一刀一刀地砍,如此一来他也要砍一阵子,那时候刘备早已逃之夭夭了。

  第二,刘备也可以从这一举动向世人证实自己是仁义之主。如果刘备不是一个“仁义之君”,不是民心所向,这十几万的百姓会跟刘备逃难吗?

  第三,曹操的追军在后,要想追上刘备也要把老百姓给杀掉,而这杀百姓的罪名自然是他曹操的,要不怎么能说“曹以暴,吾以仁”呢?若要这么说来,刘备仁义背后也隐藏着他阴险的一面。我们不妨来看看刘备的用人之道。三国之主对于用人,可谓各得其妙。刘备独运用奸气,以谋人之术称道;曹操独运霸气,以御人之术为专;孙权善用痞气,以和人之术见长。

  刘备善于谋人是众所周知的。所谓“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并非虚言。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时虽然极为尊敬,但是从诸葛亮出山到赤壁之战这段时间,却没有给他任何官职,可见刘备虽说如鱼得水,但也并非像人们所想的那样,诸葛亮此时就连个小小官职都没有,这未免也就说不过去了吧?一直到诸葛亮一叶扁舟联吴抗曹、火烧赤壁后,才封了诸葛亮“军师中郎将”的官职。

  只是到了后来,连刘备自己都觉得诸葛亮立功很多,名声也渐渐地大起来。如果再不将其升职,恐世人嘲笑自己吝啬,也怕许多贤人谋士看到诸葛亮的例子之后都纷纷离自己而去。那时,自己是必败无疑。

  正是刘备想到了这一点,因此在攻取成都之时将当时仅为“军师中郎将”的诸葛亮提升为“军师将军”,并总理“左将军府”的军政事务。“左将军府”是刘备自己的官府,也就是说,此时诸葛亮完全可以代刘备行使军政权力。可是不久以后,刘备打败曹操之后自称汉中王,却没有再给诸葛亮升职,反而将“左将军”的官职封给了马超。而卖主求荣的法正和在成都之战中率先投降的许靖分别封为“尚书令”和“太傅”之职,控制了行政大权,而诸葛亮只剩下“军师将军”的虚衔。

  在赤壁之战前,刘备自知己方攻打曹操绝对不能胜利。在此种情况下,诸葛亮在隆中为刘备设计了“联吴抗曹”的战略。而孙权没有其他意见,因此一直保持着合作的态势。刘备虽然有吞并江东之心,怎奈一则长期以来没有能力和实力;二则不好违背诸葛亮的战略,单独破环吴蜀联盟。此时的刘备坐拥东、西两川,而孙权又单方毁盟,对于野心勃勃的刘备来讲当然不会放过并吞江东,同曹魏并立天下的机会;三则才和东吴联手攻了曹操,如果转眼间就攻打东吴,这实为不义。只不过此时的关羽之死刚好作为他进攻东吴的一个冠冕堂皇、可以保住他仁义面具的理由。于是,在不顾什么战略道义下举兵兴吴,结果少成多败的刘备被江东小童陆逊打得落花流水,客死白帝城。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从始至终诸葛亮都受到刘备制衡之术的牵制,以至于不能整体贯彻联吴抗曹的大政方针,埋下失荆州的伏笔。因此荆州之失不能全部怪关羽,刘备也要负一半责任。如果要想为关羽报仇,刘备应该先自打巴掌。由此可见,刘备绝不是简单得像人们认为的那样一个仁厚之君,而是一个真正的阴谋之主。

  在白帝城托孤时,刘备十分有心机地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诸葛亮听毕,满怀感激,手足失措,泣拜于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言讫,叩头流血。又嘱赵云曰:“朕与卿于患难之中,相从到今,不想与此地分别。卿可想朕故交,早晚看觑吾子,勿负朕言。”云泣拜曰:“臣怎敢不效犬马之劳。”

  有史书记载说刘备与诸葛亮向来有鱼水之比。诸葛亮自然是“水”,而刘备却并非诸葛亮“池中之鱼”。在刘备临死之言中,我们怎样能看出鱼水之情?

  而对于赵云的托孤,实则是在说他们之间的关系,让他管教自己的儿子,实则是监视诸葛亮。当诸葛亮真要篡位时,赵云绝对会阻止他的。因为刘备很了解赵云,以赵云之胆识,还有赵云的脾气和性格,他一定能够守护好阿斗的。

  其实从上面的两种托孤情况就可以看出刘备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深知诸葛亮之才华和聪慧,而又知自己的亲生儿子刘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怕诸葛亮杀了自己的儿子,自己称帝,因此说了这些话。以诸葛亮的聪明头脑,一定能听懂刘备在说什么。表面看来推心置腹,实际上心疑诸葛亮久矣,真是防诸葛亮甚于防川。

  其实,同时托孤的还有李严。李严是刘备在攻取绵竹时收降的一员大将,刘备“待之甚厚”。刘备任命李严为“尚书令兼都护将军、统内外军事并镇守永安”。

  由此推之,刘备令赵云守护阿斗,然后再让李严分军政大权,都是针对诸葛亮的。可见其心机叵测,老谋深算,狡猾之极,不愧为三国时的一代阴谋家。制衡术为阴谋学中最基本的阴谋术,刘备将此运用得恰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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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奢恐骄  [转帖]


  

  作者:耕斋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与四弟书》清·曾国藩

  吾不欲多寄银物至家,总恐老辈失之奢,后辈失之骄,未有钱多而子弟不骄者也。吾兄弟欲为先人留遗泽,为后人惜余福,除却勤俭二字,别无做法。弟与沅弟皆能勤而不能俭,余微俭而不甚俭;子侄看大眼,吃大口,后来恐难挽,弟须时时留心。

  这是曾国藩同治二年元宵节前一天写给四弟的一封家信。其时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权焰正炽。但他却跟弟弟讲,自己不想多寄银物回家,怕钱多了后,老辈奢侈,后辈骄逸。俗话说“富不过三代”,看来曾国藩也是深以为然的,认为“未有钱多而子弟不骄者也”。第一代“勤俭子”发家致富,第二代“纨绔子”尽享荣华,第三代“败家子”坐吃山空。要跳出这一不易的循环律,他认为“除却勤俭二字,别无做法”。

  曾国藩出身农家,无任何政治背景,道光十八年殿试也只中了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却在九年中连升十级,道光、咸丰间,先后做过礼、兵、工、刑、吏部左、右侍郎,后编练湘勇,攻打太平军,成为清朝的中兴重臣。

  曾国藩官运如此亨通,自有其独到之功。他为人谨慎,思深虑密,学养深厚。这从初次上朝觐见时,君臣的一段对话便可明了。道光问这位衣着朴素的湖南臣子:“你给朕说说,做官的第一要义是什么?”曾答:“回皇上话,无非是个‘廉’字。”

  他不光嘴上这么说,而且把儒家的这些道理真正实践在了一生的为人处世之中。

  据说曾国藩逝世前留下四条遗嘱: 一曰慎独则心安,二曰主敬则身强,三曰求仁则人悦,四曰习劳则神钦。他说:“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馐,衣必锦绣,醉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一个封建皇朝的大臣,对荣华富贵能有这样清醒的认识,殊属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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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功的作家路 [转帖]

 

母亲“怂恿”出的写作才能

  陈建功出生在广西北海市。当时,他父亲大学毕业后在广州求职。父亲拜托一个同学帮忙,随后才知道,那朋友的父亲是军统特务。父亲仓皇远遁,再也不敢问津。谁知解放后的一次“向党交心”,父亲因“和盘托出”而成为“特务嫌疑”,这阴影不仅伴随着
他的一生,而且笼罩到了儿子陈建功身上。

  “我从15岁就开始争取入团,争取了13年。最后,团委书记说这家伙都28岁还入不了团,就让他入了吧,结果入团3个月就退了。”这是陈建功苦涩的回忆。

  1957年,8岁的陈建功随父亲来京。小学3年级时,老师要求写一篇纪念“七一”的贺词。陈建功笑了,写贺词?小儿科!于是,就把贺词写成了贺诗,结果被斥为“偷懒”而蒙羞。怏怏不乐地回到家,母亲细一问,哈哈大笑:“你高兴才是,你并没有错,别出心裁,与众不同!”多少年后,陈建功一直感念当年母亲保护了自己写作创新的胆量。

  1964年,陈建功考高中,作文的考题是《我为什么考高中》。陈建功又别出心裁地把作文写成了一封给妈妈的信,用书信体切入了考题。当时在北大附中任教的母亲恰好参加北京市海淀区的阅卷,回来大赞一个孩子如何如何聪明,把作文写成了书信体,因此而获得加分奖励。考生的名字是密封的,母亲不知道她夸奖的就是自己的儿子,更不知道儿子所为,源自小学时代所获得的“怂恿”。

当了10年煤矿工人

  1966年“文革”开始,高考取消了,陈建功去京西木城涧煤矿当了整整10年煤矿工人。最底层的社会劳动让陈建功刻骨铭心:“一开始是打岩石,扛个风钻,打通通往煤层的道路。每天都是早上4点半起床,匆忙吃点东西就出发。”“到井口要穿过一个山谷,冬天寒风凛冽,我要把身上的棉袄扒光,光溜溜地穿上冻了一夜又潮又冰的工作服下井干活。8小时后再从井下出来。”陈建功回忆说,那个时候还经常搞会战、献礼,天天顶着炮烟冲,得猫着腰,几乎是爬着进去,才能不被呛着。

一边挖煤,一边读书、创作

  “‘文革’时期,除了《毛选》和马列,几乎无书可读。我妈妈当年在北大附中图书馆工作,她把很多封存的书偷偷拿给我看。煤矿也有个图书馆,当时清理所谓‘四旧’,把很多好书拿出去化纸浆,我就去跟老头儿聊天,然后乘其不备,偷偷往棉大衣里藏书。那时候,看了不少书。就这样,我读了10年,算起来上两个大学都毕业了!”

  “后来,从(20世纪)70年代有一些文艺刊物复刊了,开始发现有文艺作品发表了。我就想,先写写东西,以后能从事文字工作也比下井强。”

  一天,陈建功下夜班时不由得背起曹禺剧本里的一句诗“太阳出来了,黑夜即将过去,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结果被治保委员听到,便诬告他攻击“红太阳”,于是他被打成“反革命嫌疑”,时不时去参加一些“宽严大会”,惶惶不可终日。

  不久,矿区要搞个劳模赛诗会,领导问陈建功能不能给写一段诗。一直被当作反革命看的陈建功十分高兴,于是赶写了一首诗,大约就是“煤矿工人这双手,敢上九天摘星斗”之类。领导一看,说写得不错,让陈建功到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定稿。“随后,我的诗就被恩准去人民大会堂朗读。可不是让我去朗诵,是我们矿的劳动模范去读的。第二天,这首诗被登在《北京日报》上,署的当然是劳动模范的名字。因此,我的第一篇作品是用别人的名字发表的。”1973年12月,《北京日报》发表了陈建功的第一篇短篇小说《铁扁担上任》。

  陈建功认为,任何人生的遭际和坎坷,都是丰富阅历的一部分,都是一笔可贵的精神资源。

1977年是人生拐点

  1977年10月高考恢复。1978年初,陈建功作为27万幸运儿之一踏进了高等院校的殿堂。北京大学的学习给陈建功插上了想象的翅膀,创作水平迅速提高。1979年,短篇小说《盖棺》发表,当即被《小说选刊》选为创刊号的头题。大学毕业时,陈建功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第一部书——短篇小说集《迷乱的星空》。

  这一时期,陈建功连续发表《丹凤眼》、《飘逝的花头巾》等代表作并连续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为文坛瞩目。大学毕业,陈建功进入北京市文联从事专业创作。

  1995年2月,陈建功调中国作协工作,走上自己在文坛上的另一个起跑线。

(《北京广播电视报》3.30 余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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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张乐怡的庐山情缘[转帖]
 


    庐山相逢

  张乐怡小姐系庐山人,1907年生于避暑胜地云中山城牯岭。她是闻名九江、庐山的建筑企业老板张谋之膝下千金小姐。张乐怡自幼聪明伶俐,20世纪20年代初毕业于基督教创办的南京金陵大学。毕业后回到庐山,参与张家企业管理。
  张乐怡的父亲张谋之,字若虚,原籍九江,木工出身,先在九江英国亚细亚煤油公司(金鸡坡详油站)任工地管事及总把头,买办起家,后又在九江新坝上(今庐山路)开办平民汽车行。外国人大批涌入庐山办洋行、建别墅时,张谋之将全家迁至牯岭,创办牯岭张兴记营造厂(地址在电厂路),住的地方是日照峰新建的别墅,门牌为日照峰3号。张在九江、庐山社交甚广,官场、商界、地方名流、甚至洋人中,都有他的朋友,是地方的实力派。张家对地方建设和公益、慈善事业都积极参与,办了不少好事,至今还有许多人怀念他们。
  年轻的张乐怡,时年十八九岁,1.68米高的身材,加上一头乌黑光泽的秀发和美丽动人的不俗长相,处处散发着青春的活力。她会一口流利的英语,是张家对外社交活动的得力翻译。由于平日参与一些社交活动,增长了不少见识,所以,家人都称赞她知书达理,是一位很聪明能干、有教养的千金小姐。
  1927年新任南京政府的“财政部长”宋子文,因公因私,上庐山避暑。一上庐山他便体会到庐山真是一个清凉世界,与武汉、南京的暑热是截然不同。置身如此风水宝地,他油然而生地想给母亲倪佳珍在庐山建造一幢别墅,只是不知如何办理申请和选址手续。他决定请当时庐山管理局的官员找一个懂建筑的老板来参谋一下。管理局官员向他推荐了营造厂老板张谋之,说张谋之曾为洋人和高官承包建造别墅工程,善于设计、讲诚信,在庐山有较高的信誉。宋子文便带着秘书访问了日照峰3号张家,与张谋之面谈了整个设想,张老板也提供了许多好的建议。他对宋子文说:“宋部长,为尊母建造别墅,本人说一点意见,根据庐山潮湿的特点和尊母年高的要求,别墅适宜建造在距亲人较近而又安静、优雅的地方。请宋部长参改。”宋子文表示钦佩,决定委托张老板设计和施工。
  双方就建造别墅洽谈后,宋子文准备离去,张老板一再挽留,设家宴款待宋子文。此时,张老板的妻子、女儿都出来参与接待,他的女儿张乐怡表现热情温馨,彬彬有礼,举止大方,招呼宋部长就座,斟酒,上菜。饭后上茶,请宋部长品尝庐山地道的好茶。
  宋子文受到如此热情的接待,心情异常喜悦,开始寻找接触与张小姐交谈的机会。当张乐怡向他敬茶时,他笑眯眯地说:“不要叫我宋部长,就叫我……”一时想不起要她叫什么好。
  “那我叫你uncle,安哥好不好?”张乐怡雀跃地跳着,天真地问到。深懂英语的宋子文,知道“安哥”就是叔叔的意思,在年龄上相形见绌,但仍高兴地说:“张小姐,那我叫你什么名字?”
  “就叫我张乐怡好呗。”张乐怡喜悦地说。
  此时,张乐怡在桌上挑选了一颗最好的糖果递到宋子文的手上:“安哥,请吃糖!”宋子文伸手接过糖果时,突然接触她细腻、柔软的手,便会心地一笑。面对这样一位皮肤白净、嵌着两只乌黑的大眼,红唇微启、露出一口洁白牙齿,如花似玉又落落大方的漂亮女孩,饱尝失恋之苦的宋子文忽然爱火复燃。宋子文痴痴地凝望着她,如同被磁铁般所吸引。“她仿佛是我期待已久的情侣,她的表情让我觉得新鲜而冲动,相识恨晚,胜过盛七小姐。”宋子文不想离去了,于是想了一个借口,以恳求的语言,向张老板提出:“今天下午,我想到花径、仙人洞去看看,听说这是庐山有名的景点,只因自己从未去过,想请乐怡小姐带带路,不知可否?”同时他又顺便巧妙地向张老板表白自己还是单身一人,虽然几年前,在汉冶萍公司工作时,曾与盛七小姐有过一段恋情,但失恋后一直未娶。自己对婚姻大事最为谨慎,在上海、广州的社会交往中,也遇到不少未婚女子的痴情追求,然而,自己丝毫没有忘乎所以,一一谢了。这一番表白,有力地消除了张老板和他的女儿张乐怡的疑虑。

  美好约会

  听了宋子文的请求后,张老板高兴地对宋子文说:“宋部长,你对景点路途不熟悉,就让乐怡陪你去好了。”宋子文听了,喜出望外,满口的感谢之词,说得张老板不好意思。张老板客气地说:“哪里,哪里!宋部长到我们家来,是我家的福气。”说罢,借口起身去书房拿《庐山导游》给宋部长看,有意让女儿与宋子文接近交谈。交谈中,他们话语投机,双方处于一种浪漫、甜蜜、亲近的氛围中。他们忘记了午休。
  这天下午,张乐怡陪伴宋子文游览了大林寺、花径、仙人洞、大天池等风景点。他们玩得非常的高兴。据《宋子文传》写到:“我们在漫步中谈吐交流,她总是会心一笑,有时她说得起劲,让我就像读一本内涵丰富的庐山导游书。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印象。此时,花前树下,山径河边,都留下了我们观赏、游玩的足迹,留下了我们和谐的笑声。”
  这次约会让宋子文想起当初在汉冶萍公司教盛谨如小姐学英语,经常出入盛府,与盛七小姐的那一次初恋,以及后来的痛苦的失恋,也让他懂得了这次该如何倾心于张小姐。张家虽不如盛家富有,但张老板比盛家的人尊重自己的人格,张乐怡比盛谨如更真实更倾心地爱着自己,他心满意足了。

  良缘缔结

  一天,张老板带着女儿陪同宋子文为宋母别墅选址。在河西路孔祥熙别墅附近,选看了一阵地址之后,他有意让女儿陪宋子文沿小径到松树路(青年们称情人路)游览“月照松林”。沿途松树密茂,百花争艳,知了齐鸣,漫步其中,无比惬意。就在这松林密布的小道上,流传着当时许多洋人、国民党达官贵人的风流韵事。在城市生活惯了的宋子文,爬山不习惯,爬山不是张乐怡的对手,故张乐怡总是跑在前面,对着宋子文咯咯地笑着:“安哥,你追呀,你追得上,我就输了,听你的。如你追不上我,你就输了,就要听我的,哈哈!”

  宋子文听到她甜甜的逗笑声,就像爱神的天使在向他呼唤,鼓起劲来向上爬,快爬到松树路时,只见张乐怡靠在一棵大松树下,带着羞怯的模样,仍在天真浪漫地笑着。宋子文被这爱情的魅力所激动,鼓着勇气,乘她不备时,扑上去,情不自禁地抱住她,面对面,默默无言,对视着微笑。他看着这位天真美丽的姑娘,轻声地说:“乐怡,你是我的意中人,我需要得到你的爱,请求你答应我的要求,我会终生地爱你。”
  张乐怡怔了一怔,故意地问道:“安哥,难道你真的还没有结婚?你不会骗我吧?”这时,宋子文不得不把与盛谨如小姐失恋的全过程,真实地告诉她。宋子文说,当时“我从美国留学回来,任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盛恩颐的英文秘书,经常出入盛府(即盛宣怀家),很快赢得了七小姐的倾心。加之以后又担任了七小姐的英语教师,双方恋情不断加深。但出人意料,七小姐的母亲庄夫人从中阻挠,七小姐既不敢违母命,又不愿放弃与我的恋情,她被折腾得好苦。最后,不得不让步,告吹了。1923年2月,我由二姐宋庆龄引荐,被孙中山起用,奉命去广州筹办中央银行,并陆续担任其他各职。我带着与盛七小姐失恋之苦,一直未娶。”讲完以后,宋子文向张乐怡海誓山盟地表示:“乐怡,请你相信我说的都是真话。现在我只爱着你,如果你说一个‘不’字,我财政部长就不当了。”张乐怡听了这番发自肺腑之言,她全信了,她深情望着宋子文:“安哥,我答应你!”在她心里,尽管宋子文比自己年龄大14岁,然而他是一个有才华,又有美男子的风采、魅力无比的男人,大几岁不算什么。
  “乐怡,再叫我‘安哥’不大好吧!就叫我子文嘛!”宋子文用征求的语气说。张乐怡听了,激动得淘气起来:“那就叫子文,子文,我的好子文!”
  当天下午,张乐怡回到家后,立即告诉父母,宋子文已正式向她求婚,并许下山盟海誓,真情的承诺。张老板和张乐怡的妈妈听了非常高兴,说这是天赐良缘,准备缔结这门亲事。
  1928年秋天,宋子文和张乐怡喜结良缘。从此,宋子文正式成为庐山建筑业老板的乘龙快婿。张乐怡与宋子文结婚后成为宋家掌门人,为宋家奉献终身。婚后,张乐怡每年都偕同宋子文回到庐山张谋之家探亲,拜会岳父岳母。

  心系祖国

  全国解放前夕,张乐怡随丈夫离穗赴港,后定居纽约曼哈顿。1971年4月24日晚,宋子文夫妇在旧金山参加一个朋友家的聚餐时,宋子文因食物进入气管,导致心力衰竭而猝然去世,时年77岁。当时,尼克松总统发去唁电,云:“他报效祖国的光辉一生,特别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我们共同的伟大事业,所做的贡献,将永远为美国朋友们铭记不忘,和你们一样,我们感到他的逝世是一个损失。”
  1988年,张乐怡在纽约病逝,终年79岁。宋子文没有儿子,生有三个女儿,长女琼颐,嫁与冯颜达,次女曼颐,嫁与余经鹏,小女瑞颐,嫁与杨成竹。有的从政,有的从商,都定居美国。据说,张乐怡生前曾多次表示,心系大陆,心系庐山,作为炎黄子孙,希望有生之年能回祖国看看,关心着祖国的统一大业。在她的影响下,1993年1月,纽约“华美协进社”主席宋琼颐主办“末代皇帝生平文物展”活动,曾向北京博物馆商借一批溥仪使用过的文物展出,借此宣传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空前发展,受到纽约广大华人的热烈欢迎。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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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蒋介石拍桌对骂的民国牛人[转帖]


  
  他曾当面与蒋介石拍桌对骂,当面讽刺贬低沈从文不配做教授,还说不认识写《激流三部曲》的巴金为何许人也。他说中国懂得庄子的共有两个半人,一个是庄子本人,另外一个就是他。学贯中西,思想学问博大精深的他,也是中国当之无愧的一代学术大师。

  此人名为刘文典,安徽合肥人,字叔雅。17岁时考入芜湖安徽公学学习,因聪明好学,积极上进得到陈独秀、刘师培的赏识,并受到他们反封建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和熏陶,于1907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在早期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刘文典1909年赴日本留学。辛亥革命爆发后,青年时代的他怀着满腔激情回国,在上海于佑任、邵力子等主办的《民立报》担任编辑,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后再度赴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并任孙中山的秘书。

  1916年刘文典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研究诸子著作。1923年出版专著《淮南鸿烈集解》,受到学术界极大重视。继《淮南鸿烈集解》之后,刘文典又从事《庄子》、《说苑》等书的校勘,写了《三余札记》。这段时间是刘文典在学术上最有成就的时期。1927年出任安徽大学校长,两年后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主任,同时在北大兼课。

  除从事教学工作外,他还陆续校勘古籍。1939年完成了《庄子补正》、《说苑斛补》等书的校勘编撰,著名学者陈寅恪为《庄子补正》作序。他并不是一概狂傲,对学问如渊似海精通十四种语言的陈寅恪先生敬重有加,不敢有半点造次。他公开承认他的学问不及陈氏之万一,多次对学生说:自己对陈氏的人格、学问不是十分敬佩,是十二万分的敬佩。抗日战争爆发后,刘文典没来得及与清华、北大等校撤离南下,滞留北平。期间,日本侵略者曾多次派人请他出来教学并在日伪政府做官,他都断然拒绝,表现了一个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

  刘文典性情孤傲、怪僻,对新文学一直心存芥蒂,鄙薄新文学家,且自视甚高。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一次跑空袭警报时,教《庄子》和《文选》的刘文典拔腿就跑,沈从文也忙着逃跑。突然,刘文典止住了脚,怒声喝斥道:“你跑什么?我跑,是因为我炸死了,就不再有人能讲《庄子》了。”沈在当时资历尚且,再说本身就是没有文化的“乡下人”,所以就没有搭理他,一边跑开了。

  刘文典对庄子研究颇深,每次登堂讲授《庄子》,开头第一句必是:“《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有人问刘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刘大发感慨道:“古今以来,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我刘文典,第二个是庄周,另外半个嘛……还不晓得!” 她还一意钻研古典文学,很瞧不起搞新文学创作的人,认为“文学创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一日,有人偶尔问及当时以《激流三部曲》名噪一时的巴金。他沉思片刻后,喃喃地说:“我没有听说过他,我没有听说过他。”

  在西南联大讲《文选》课时,他也不拘常规,别开生面。上课前,先由校役带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便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时他是下午的课,一高兴讲到五点多钟才勉强结束。当时人称刘“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有一次,刘文典上了半小时的课便结束了上一讲的内容。学生以为他要开讲新课。这时,他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原来,下个星期三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届时,校园里摆下一圈座位,刘文典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生动形象,见解精辟,让听者沉醉其中,不知其返。

  刘文典任安徽大学校长时,发生学生风潮。蒋介石来到安庆,召见刘文典。见面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蒋很是不满。蒋要刘交出在学生风潮中闹事的****员名单,并严惩罢课学生。刘当面顶撞说:“我不知道谁是****。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说到激烈处,两人互相拍桌大骂,一个骂“你是学阀”,一个骂“你是新军阀”。蒋介石恼羞成怒,当场打了刘文典两记耳光,刘文典不甘示弱,也动粗还之,当众飞起一脚踢在蒋介石的肚子上。蒋捂着肚子,疼得脸上直流汗。蒋介石并未让左右把国宝五花大绑拿下,以刺杀领袖未遂定罪,只给他定了个“治学不严”的罪名,在监狱里关押了七天。

  据说,刘文典见蒋介石之前曾有豪言壮语:“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我师承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声讨过袁世凯,革命有功。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此事轰动一时,风传学界,刘文典被视为敢做敢为的民族英雄,声震天下儒林。

  1949年末,昆明解放前夕,朋友曾动员他去美国,已替他找妥具体去所,并为他一家办好了入镜签证。在这关键时刻,刘文典谢绝了,他说:“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

  全国解放后,刘文典的生活和工作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决心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后一直在云南大学授课讲学。刘文典学识渊博,学贯中西,通晓英、德、日多国文字。他讲授的课程,从先秦到两汉,从唐、宋、元、明、清到近现代,从希腊、印度、德国到日本,古今中外,无所不包。他在学术上的地位和对我国教育事业的贡献,值得我们永远记念。1958年7月15日,刘文典病逝于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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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美女为何多是二手女人[转帖]

 

    说起古代美女,莫如人称沉鱼落雁、闭花羞月的西施、王昭君、貂蝉和杨玉环这古代四大美女。但是有一天突然发现,这些倾国倾城的美女大都是二手女人。就连诸如上官婉儿、李清照等才色俱佳朝中女官、良家女子也是如此,更别说苏小小、薛涛、李师师,以及秦淮八艳的李香君、柳如是、陈圆圆等风尘女子了。

  古代美女为何多是二手女人?毫无疑问,古代的那些被称作美女的女子大都是首先和一个男人“谈婚论嫁”或者“私授不清”和的结果,也就是说这些女人之所以成为美女,只是男人戏弄之后的产物。其实,历史也证明美女确实是如此炼成的。自从家有女人初长成,这个女人就与“士为知己者死”的男人各自撑起各自的天,担负起“女为悦己者容”的光荣使命了。

  那么女人为什么要为悦己者容呢?难道是女人天生犯贱的毛病?虽然也有动物本性,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吧。从理论上说,如果按男女之间互相排列组合,戏弄可以划分为男人戏弄男人、女人戏弄女人、男人戏弄女人、女人戏弄男人四大类。各类有各类的情况,女人自从母系氏族之后,无可奈何地就把权力转交给了她的死敌男人手里,从此人类社会跑步进入父系社会。男人也实现了从被女人戏弄到戏弄女人的翻身。至于同性对戏弄主要也是社会地位差别的原因,当然也不排除有玩玩花样的心理刺激或变态的情况。无论谁戏弄弄谁,从主流上来说,可以归结为:地位高的戏弄地位低的。在男人主导的社会里,女人被男人戏弄肯定没有错了。再按照这种逻辑来解释“美女经过男人的戏弄,必然成为二手女人”,也就多少有点说服力了。

  在这种情况下,女人无法翻身,只能在“女为悦己者容”的麻木下打扮得“花枝招展”了。于是,男人们征服世界的成就感也在得意训斥女人时显露出蛛丝马迹来:你们女人的价值是在被我们男人戏弄的过程中得到体现的。紧接着,男人蜂拥而上,戏弄之下一个又一个美女便惊艳出世。

   美女的产生想来也不简单,并不是每个女人都能成为美女的。一个女人首先要漂亮。至于怎样才算是漂亮就不一样了。每个时代、每个民族都有各自美女的标准。高低、胖瘦、黑白等等基本上有明确的细则。不管标准如何,总之不漂亮是无法成为美女的。所以很多女人虽然被男人戏弄一番,却总也无法跻身于美女的行列。

  

  其次是要被至少两个以上的男人戏弄过。一个女人哪怕再漂亮不过,如果没有男人玩过,老处女一个,是不能成其为美女的。古代青楼歌女就有这个好机会,这恐怕就是美女大部分是青楼歌女的缘故吧。但凡被一个人男人戏弄过的女人,别人是不知道她的价值的,独占她的男人又不肯把她的好处公布于众,所以这类女人是很难出名的,如良家妇女或某官员的姨太太、某富豪的“二奶”。如果是一名女子被多名男人戏弄,这些男人们便在一起放肆地交流,论证这个女人的美在何处,比如是丰乳肥臀,是杨柳细腰,还是有瓜子脸蛋,甚至还有床上功夫等等。这样这个女人出名变成美女的机会就会与日俱增,而一旦变成美女,想玩她的男人就趋之若鹜了,好像有点“良性循环”的规律。

  三是女人被男人戏弄时要有情调和品味。女人被男人戏弄时,不是横陈在床上的木偶,而是能配合男人。不仅要有简单的一手如矫情撒娇或者半推半就,而且还要有随时都能拿得出的一手技艺,如懂得一些琴棋书画、会吟一些诗词歌赋。明末清初的享誉江南的秦淮八艳,就是这样女子中的佼佼者。过去深受“三从四德”毒害的良家妇女是堂堂正正的,即使再有才学被自己的男人压在身下,也是迫于“无后为大”或“多子多福”的教化,不敢有半点风骚、放荡等轻浮之举。因此,这样的女子很难成为二手女人,更谈不上又成为美女的机会了。

  四是被一个有名望的或者有地位的男人戏弄过。无论这个人是皇帝老儿、王公大臣、名门望族,还是出名的才子都行。只要经这些人手戏弄过,一个女人就值钱了,动不动就会以“被某某人戏弄过”来给自己明码标价。因此,古代的四大美人不是与帝王结缘,就是和名将相好,也就不足为奇了。即便是秦淮八艳,也无不是江南名士的红颜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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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毛泽东身边的N个秘密小组 [转帖]


  1974年,毛泽东在长沙休养期间想看旧剧(被文革批臭了的旧戏),中央调来特有设备为他直播。谁料,这个直播的东西被江西等邻近省份的一些有收看设备的老干部收到,纷纷向湖南省委举报,认为湖南在搞复辟。
  
  毛泽东在世时,一直是反对特权的。毛泽东也从不讲特殊,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国家最穷困的那些日子里,他的女儿李敏、李讷都与全国人民一样,吃不饱肚子。
  但是,到了毛泽东的晚年,因为他身体方面的原因,他无法不“特殊”了。据《老年生活报》刊载,当时各个方面的机构和人员,为了保证毛泽东晚年的生活质量,为毛泽东成立了一些特殊服务的“秘密小组”,各自展现自己的“身手”,也算是特殊年代里的一道特殊记忆。

医疗小组
  毛泽东的医疗小组及其成员多有变动,前后两次成立过医疗小组。第一次是1971年~1972年,也就是尼克松访华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第二次是1974年到毛泽东逝世。
  第一次的医疗组,组长是李志绥,副组长是徐涛、卞志强、胡旭东。组员有吴洁、周光裕、吴阶平等。第二次医疗组的成立,具体时间是1974年的6月中旬。
  毛泽东的医疗小组为毛泽东服务着,一直到毛泽东逝世才解散。
  
  毛泽东晚年,与周恩来的最后一次握手

“大字本”组
  所谓“大字本”组,就是将毛泽东要看的书,特别注释后,排成“大号字”的编辑出版组。这个组成立于1972年秋,第一次开始注释毛泽东所要求看的古籍是《晋书》中的《谢安传》、《谢玄传》、《桓伊传》、《刘牢之传》,时间是1972年10月1日。
  承担这一任务的主要是复旦大学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教授与专家。这种注释出版的大字本,每次只印15本。后来,毛泽东发现这15本没有被他人阅读,就改成只印5本了,成为了只为毛泽东个人阅读的专有读物。
  随着毛泽东的白内障病的加重,大字本印刷成了“三十六磅特大号”了。而当时并没有这种字体,字模是由当时在上海澳门路的中华印刷厂特地为毛泽东翻制的。
  
  老照片:毛泽东晚年瞬间

吟唱小组
  与大字本相关,又产生并成立了古诗词“吟唱小组”,并“秘密”录制。其组织和录音工作由文化部部长于会泳主持。
  据中**史出版社《毛泽东生活档案》记载,“在北京西苑旅社做了间录音房,有时就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室录制。吟唱者许多都是文艺界的名流,如岳美缇、蔡瑶先、姚炳淑等。乐曲演奏家更是名流荟萃,琵琶演员刘德海、二胡演员闵惠芬、笛子演员张晓辉等。
  一共录制了多少?韶山陈列馆所存就有古诗词磁带59盒之多。参加这一“小组”的工作人员前后有过很多,为了便于演唱者更准确地把握诗词的含意和意境,又从北京大学调来4名古典文学教授为演员们讲解。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1975年毛泽东做白内障手术时放的曲子《满江红》,是上海昆剧院岳美缇所录制的。
  
  老照片:毛泽东晚年

戏曲小组
  毛泽东所到之地,一般都会组织演出,并由电视转播车为毛泽东播放。
  1974年,毛泽东在长沙休养期间,湘剧院、花鼓戏剧院的一些演员都接到了演出旧剧如《生死牌》、《讨学钱》一类戏的演出任务。演员们都不知为何要演出这些被文革批臭了的旧戏,一开始都不大敢登台。后来有华国锋传话,这才放心演出。当时湖南还没有转播设备, 中央又为之调来了特有设备,为毛泽东直播。
  不料,这个直播的东西,被江西等邻近省份的一些有收看设备的老干部收到,纷纷向湖南省委举报,认为湖南在搞复辟。
  

雪茄特制小组
  毛泽东原是抽“中华”香烟的,之所以改抽雪茄,要从贺龙(一说由李先念)说起。1956年的一个午后,贺龙在与毛泽东聊天时,向他夸赞起自己手中的那种雪茄来,说这烟味道是如何的好,如何的解瘾。毛泽东好奇地点燃一支,深深地吸了一口,哎,还真好,立即对其清凉香醇的味道产生了兴趣, 并认准了这种产自四川什邡烟厂的雪茄烟。
  于是,毛泽东身边的人每月派专人从北京前往成都军区取烟,没有惊动什邡烟厂。但这毕竟不是很方便。经研究后,从什邡烟厂选中了几位厂里的技术骨干,成立了“一三二小组”,时间是1972年的3月。几位四川师傅都举家迁至北京。
  之所以称为“一三二小组”,是因为雪茄所采用的柳烟和毛烟,型号分别为十三号和二号,均产自新都县独桥河两岸的200亩油沙地,柳烟味淡而纯,毛烟味浓而重。两种烟叶在燃尽后均不落灰,烟灰呈白色,抽吸时喉咙处可感到丝丝凉意。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年底,“小组”正式宣布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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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麻将智慧 [转帖]


毛泽东的遗物中有两副麻将牌,一副为牛骨质地;另一副为塑料质地。毛泽东不止一次对麻将作过评价。在延安期间,他曾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第二是曹雪芹的 《红楼梦》,第三是麻将牌”。 “不要看轻了麻将……你要是会打麻将,就可以更了解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麻将牌里有哲学哩。 ”
1949年,当国共谈判代表在北平达成《国内和平协定》之后,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国民党谈判代表刘斐和黄绍。当谈到个人爱好时,当时对前途茫然的刘斐借机向毛泽东试探道:“你会打麻将吗?”毛泽东随口答道:“晓得些,晓得些。”刘斐接着问:“你爱打清一色呢?还是喜欢打平和?”毛泽东反应敏捷,立即明白了对方提出这个问题的用意,笑着答道:“平和,平和,还是平和好,只要和了就行了。”刘斐笑道:“平和好,那么还有我一份。”后来,国民党拒绝在 《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和谈破裂。刘斐却定下决心,留在了北平。此事一时传为佳话。

毛泽东打麻将时,常会由此及彼。有一次,毛泽东和叶剑英等人打麻将。开始时,毛泽东幽默地说:“咱们今天搬砖头喽! ”大家以为他只是随口说笑而已,谁知他又连说了几遍 “搬砖头喽”、“搬砖头喽”!毛泽东察觉到在座的人不理解,就解释说:“打麻将好比面对着这么一堆‘砖头’。这堆‘砖头’好比一项艰巨的工作。对这项艰巨的工作,不仅要用气力一次次、一摞摞地把它搬完,还要开动脑筋,发挥智慧,施展才干,就像调兵遣将进攻敌人一样,灵活运用这一块块‘砖头’,使它们各得其所,充分发挥作用。你们说,对不对? ”大家这才明白他说 “搬砖头”的含义,都笑了起来。

他接着说:“打麻将这里有辩证法,有人一看手中的‘点数’不好,就摇头叹气,这种态度我看不可取。世界上一切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打麻将也是一样。就是最坏的‘点数’,只要统筹调配,安排使用得当,会以劣代优,以弱胜强。相反,胸无全局,调配失利,再好的点数拿在手里,也会转胜为败。最好的也会变成最坏的,最坏的也会变成最好的,事在人为!”

(摘自《中华遗产》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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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类解读四大美人的悲剧[转帖]


  性贿赂的牺牲品——西施
  按有文字记载论,性贿赂起码在两千年前就有了。而史上最著名性贿赂的牺牲品,非四大美女之首西施莫属。
  四大美女之首西施,乃苎萝山麓一浣纱女,本过着安乐的农家生活,但本国国君勾践有难,打起了她的主意,于是被当作性贿赂贡品献于吴王夫差。
  这招“性贿赂”送美女,是勾践在战败面临亡国之危形势下的“急中生智”,越国大臣范蠡受越王勾践指使,完成了性贿赂使命,把西施给吴王送过去,结果是吴王玩物丧志,忠臣伍子胥被迫自杀,被囚禁的越王勾践也顺顺溜溜的回了国。
  “能屈能伸”的勾践利用性贿赂为自己的“大业”开道,而可怜的西施,肩负毁吴复越的“重任”,为复越去投怀一个自己丝毫不爱的男人,牺牲作为女子最宝贵的东西。美女再怎么爱国,再怎么忠心,亦不过是勾践复越棋盘上的一粒棋子。
  西施是被勾践利用来完成其灭吴霸业的女人代表,在大功告成之日,勾践却欲除之而后快,沉鱼落雁之容,落了个不明不白“蒸发”的悲惨结局。在这个伪男人主宰的社会里,西施不仅是性贿赂的牺牲品,更是时代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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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突”恐怖组织大揭密 [转帖]


作者:梁辰

“东突”的由来

突厥原是公元5世纪前后,生活在阿尔泰山地区的游牧民族的名称。公元6世纪至8世纪中叶,突厥族逐渐进入我国北方草原,与中原地区上自西魏下至隋唐各朝代发生了多渠道、多层面的广泛交往。公元552年,突厥建立汗国,其鼎盛时期疆域非常辽阔。后分裂为东、西两个突厥汗国,8世纪中叶,东突厥被回纥人(即维吾尔族的祖先)所灭,西突厥则被唐朝所灭。西突厥的后代迁移到小亚细亚半岛,后来建立了奥斯曼伊斯兰帝国。随着东西突厥汗国的相继灭亡,其后裔逐渐融入了其他民族之中。11世纪以后“突厥”这一概念,已不是原先的突厥人,而是对突厥语系诸民族的统称。“斯坦”则是“地方”、“地区”的意思。“东突厥斯坦”(简称“东突”),这一名词最早是19世纪末期西方别有用心的殖民主义者提出的,他们把俄罗斯中亚地区称为“西突厥斯坦”,而把中国的新疆称为“东突厥斯坦”,并编造出新疆是“东突厥”人家园的谬论。因此“东突厥斯坦”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是殖民主义者为肢解中国而提出的一个政治概念。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将“东突厥斯坦”作为他们分裂运动的名称,其用意昭然若揭。

“东突厥斯坦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是受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双重影响。泛伊斯兰主义是19世纪中期阿富汗人马丁鲁提出的,其思想核心是联合所有伊斯兰国家,建立统一的伊斯兰政治实体。泛突厥主义运动则源于沙俄统治时代受压迫的鞑靼人,其宗旨是要联合从小亚细亚到中亚的所有突厥语系民族,建立一个统一的突厥帝国。在这两种思想作用和影响下,就产生了新疆的“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

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思想(简称“双泛主义”)从20世纪初开始传入新疆。“双泛主义”一传入新疆,就受到当时中国新疆政府的大力压制,“双泛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如土耳其人艾买提·卡马尔和从土耳其留学归来的维吾尔族人麦斯武德被驱逐出境而流亡国外。

30年代初,麦斯武德、穆罕默德·伊敏等“双泛主义”者又陆续回到中国,此时他们已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和政治纲领,这就是所谓的“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简称“东突”)。当时中国正是军阀割据相互混战的时代,新疆也是一片兵荒马乱,新疆省督军盛世才与支持哈密农民起义的甘肃军阀马仲英激战正酣。动荡的时代背景,给“东突”的发展提供了机会——1933年11月,“东突”分裂分子得到英国的支持在喀什建立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1934年2月盛世才在苏联的支持下打败马仲英后兵进南疆,消灭了这个“共和国”。喀什“伊斯兰共和国”虽然只存在短短三个月,却是第一次公开提出新疆分裂,是新疆分裂运动的开始,其衣钵为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一直承袭至今。

喀什“伊斯兰共和国”被消灭后,“东突”运动的主要人物再次逃亡国外。其主要人物之一的伊敏就是在流亡印度时撰写了宣扬新疆独立的《东突厥斯坦史》,并被“东突”分裂分子视为经典。

与此同时,日本也在积极筹划肢解中国,在推行大蒙满计划的同时,也策划在中国新疆建立伊斯兰国,为此日本还收留了奥斯曼帝国末代苏丹阿卜杜尔·海米德二世之子,准备让他出任新疆独立后的首脑。

抗战时期,麦斯武德、伊敏、艾山·玉素莆等“东突”分裂运动主要人物又回到中国,在中国内地出版刊物,宣传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思想。

1944年伊犁、塔城和阿尔泰三个地区在苏联的支持下成立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苏联此举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真正目的并不是支持新疆独立,而是要以新疆问题做交换筹码,迫使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和苏联在中国东北的特权。1945年8月中苏友好条约签署,达到了苏联的预期目的,因此苏联要求“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与国民党政府谈判,成立新疆省联合政府。麦斯武德、伊敏、艾山等“东突”分裂分子也被安排在联合政府中任职。由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实权掌握在反对新疆独立的阿合买提江等人手中,因此最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无果而终,但事实上的独立一直维持到1949年解放新疆为止。因为这个伊斯兰政权是反对国民党的,而且并没有公然提出分裂的口号,所以新疆解放以后,人民政府从团结的角度出发,把这一事件称为“三区革命”,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并将民族军改编为解放军第5军。但是这一事件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新疆解放后,麦斯武德被关押,伊敏、艾山等再次闻风而逃。“东突”分裂运动再次受到沉重打击,但并没有因此而绝迹,分裂主义思想并未彻底根除,其影响依旧存在。只要有合适的环境条件,又会迅速死灰复燃。


“东突”的发展

“东突”分裂运动在20世纪后期开始恶性发展,近年来第一个发展趋势是联合,由于历史原因,长期以来“东突”分裂组织大多是在境外,活动分散,而且规模和影响都较小。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苏联解体和中亚各国独立,给“东突”分裂主义者卷土重来带来了机遇。原先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东突”分裂组织达成了统一集中发展的共识,提出了“统一组织、统一纲领、统一领袖、统一武装、统一行动”的目标。先后出现了“伊斯兰真主党”、“伊斯兰改革党”等联盟性质的组织。

1992年12月,“东突”分裂主义者在沙特、土耳其的资助下,在伊斯坦布尔召开了“东突厥斯坦民族代表大会”,来自中亚、美国、澳大利亚、巴基斯坦、德国、沙特、土耳其、瑞士等国的30多个分裂组织的头目参加了大会。在此次大会上成立了“东突厥斯坦国际民族联合委员会”,确定了国名(东突厥斯坦国)、国旗(月牙旗)、国歌(夏迪雅)和国徽,标志着境外“东突”分裂主义运动走向联合。

1993年4月5日,美国、德国、法国、巴基斯坦、沙特及中亚等17个国家的“东突”分裂组织代表再次在土耳其举行了“东突厥斯坦”国际会议,宣布建立统一流亡政府,任命热扎彼肯为“政府首脑”,发表了独立宣言,并呼吁联合国、国际人权组织和伊斯兰组织向中国施加压力,还声称将与“民运”组织、达赖集团进行“联合行动”。

1996年10月在和田,来自新疆十几个州(县)的分裂组织代表举行会议,宣布成立“伊斯兰真主党”,通过了党纲、组织建设等七项文件,这标志着境内分裂势力开始由分散走向联合。

第二个发展趋势是国际化。90年代以后,“东突”分裂组织逐渐从地下转为公开,并开始朝着国际化趋势发展。中亚地区“东突”分裂势力的总头目莫哈里索夫就曾公开表示:“要实现独立,没有国际的支持不行,没有西方的支持不行,仅有少数国家的支持也不行。要打‘国际牌’,使新疆问题国际化”。近年来,“东突”分裂组织更是明确推行国际化的策略:扩大在中亚、西亚等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影响和生存空间,淡化分裂活动的民族宗教色彩,而是将所谓民族宗教问题与人权问题挂钩,把分裂活动提升为“民族解放运动”,以争取西方大国的支持。为此,分裂组织的头目频繁与西方大国接触,并连年在西方国家举行的听证会上作证,到处举办“东突厥斯坦问题”国际研讨会、展览会,并不断组织示威活动,同时充分发挥因特网等现代通讯传媒的作用,扩大影响。

诸如1994年4月,“维吾尔人国际联盟”在纪念“东突厥斯坦革命英雄”会议上决定,将“东突厥斯坦人民的悲惨命运问题拟定告联合国书”,妄图进一步使新疆问题国际化。

1999年5月,在哈萨克斯坦的“东突”分裂组织在阿拉木图举行游行集会,公然打出“支持北约轰炸南联盟”的标语,并宣称“科索沃”的今天就是“维吾尔斯坦的明天”。“东突”分裂组织头目还拜会美国总统克林顿,递交了关于“东突厥斯坦”历史与现状的有关材料,向美国摇尾乞怜,希望美国能像帮助科索沃的阿族那样帮助“东突厥斯坦”的维吾尔人。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东突”国际化的过程中,国际反华势力扮演了“重要”角色,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纵容和支持,对新疆的民族分裂活动无疑是推波助澜。美国总统克林顿、副总统戈尔等政要就曾多次秘密会见“东突”分裂分子;美国国会还专门召开新疆问题听证会;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出专门人员负责对“东突”分裂主义分子进行培训。1999年,美国政府发表的《中国人权报告》首次指责中国在新疆的民族政策,克林顿在公开场合与“东突厥斯坦民族代表大会”执委会主席艾尼瓦尔会面,接受了所谓新疆维吾尔族人遭受迫害的材料和录像。霍普金斯中亚—高加索问题研究所和史密斯—里查德森基金会也派出专人前往阿拉木图,会见“东突”分裂组织头目。其它一些西方国家也利用“东突”问题向中国施加压力。土耳其和一些中亚国家也或明或暗地支持“东突”分裂运动,还允许其在本国境内开展活动、建立基地,向外输出“泛突厥主义”。在这些国家的支持下,分裂组织创办了多种刊物,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攻击中国的民族政策。原设在德国的“解放电台”和“自由欧洲电台”已移到捷克和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并在土耳其增设了“独立解放电台”,加强宣传力度。目前境外“东突”分裂组织立足中亚这一前沿阵地,对新疆进行渗透:设立出版机构,出版煽动独立的书刊和音像制品;建立电台,使用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和乌兹别克语进行广播,大肆进行分裂宣传;召开各种名目的国际研讨会、举办展览和发表公开信,为新疆独立摇旗呐喊,寻求国际反华势力支持;还不断派遣骨干分子入境,加强对境内“东突”分裂组织的扶持和领导;拉拢、收买、策反我驻外人员和出国探亲、朝圣、留学人员,进行情报搜集和颠覆活动;用金钱收买新疆中上层人士,扩大分裂势力;利用宗教进行分裂宣传,煽动宗教狂热,最终目的就是进一步发展扩大“东突”分裂运动。

第三个发展趋势是恐怖主义化。从地理上看,新疆在与中亚地区东部相连,使得“东突”分裂组织与该地区活跃的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极端宗教主义势力和恐怖主义势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地缘联系”。

在其恐怖主义影响下,1997年,中亚地区的“东突”分裂组织召开会议,批判了艾沙的“和平斗争”主张。1999年12月,来自18个国家的40多个分裂组织代表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会议,确立了暴力“建国”的方针,并就“武装夺取政权”达成共识。计划在十年内建立一支人数在万人以上的正规军队,在新疆地区实施恐怖战、游击战,甚至正规战。为此“东突”分裂组织派遣大出成员在阿富汗、车臣、克什米尔等地参加实战锻炼,并在中亚、西亚、阿富汗等地建立了20余个训练基地,训练骨干分子。哈萨克境内的“东突厥斯坦委员会”在阿拉木图召集近100名曾在原苏军服役的军官和士兵,策划组建武装部队,并在沙特维吾尔族商人的资助下,购买了700支手枪、200支冲锋枪、10多挺机关枪以及火箭筒等大批武器,企图偷运进新疆,支持“东突”分裂组织。“东突”分裂组织还疯狂叫嚣,“解放东突厥斯坦不能用和平方式,要靠武力解决”。有些分裂组织公然提出要在南疆山区进行“武装割据”,一些“东突”组织就在纲领中明确主张使用暴力。例如,在阿富汗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土耳其的“东土耳其斯坦青年民主联盟”、哈萨克“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和“中亚维吾尔真主党”等。还有一些组织,虽然没有在纲领中明确提出要使用暴力,但是在行动中已实际开展了恐怖活动,如“东突信息中心”等。

事实上“东突”分裂组织已经逐步成为“东突”恐怖组织,不但得到了臭名昭著的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的大力支持,同时也是拉登恐怖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数年前,“东突”恐怖组织就得到了拉登在经费、物资上的大力支持。1999年初,拉登会见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头目艾山·买合苏木,在许诺提供资金援助的同时,要求其“一切行动与塔利班协调”。2001年2月,拉登及塔利班高层人士在坎大哈与“东突”分裂组织达成协议,帮助其训练骨干成员,并承诺负担2001年的活动经费。此外塔利班、“基地组织”和“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解放运动”还向“东突”分裂组织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弹药、交通工具、通讯设备等。

据报道,曾先后有来自10个“东突”分裂组织的1000多名骨干分子在“基地”组织设在阿富汗坎大哈、马扎里沙里夫、霍斯特、呼苏提等地的恐怖主义训练营中接受过诸如爆炸、暗杀、投毒等恐怖活动训练。这些人受训后有的被秘密派遣回中国境内发展恐怖组织,策划从事恐怖活动,有的加入阿富汗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有的则参与了俄罗斯车臣恐怖势力的活动,还有的参加在中亚地区的恐怖活动。如1999年8月“东突”恐怖分子参与了在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劫持4名日本科学家和吉内务部队高级军官的恐怖事件;2000年两名“东突”分裂组织成员在车臣战争中被俄罗斯军队俘虏,遣返中国;2000年8月又参与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山区,袭击当地政府军的恐怖活动。

近年来在新疆发生的一系列爆炸暗杀恐怖事件,大多与这些组织有关。目前,中国警方已抓获100多名曾在阿富汗及其它国家接受过恐怖活动训练秘密潜入新疆的恐怖分子。有关国家也向中方引渡、移交了10多名在恐怖活动中被抓获的“东突”恐怖分子。

2001年“9·11”恐怖事件后,恐怖组织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东突”恐怖组织不得不表示对美国军事打击的支持,并努力拉大与拉登恐怖组织的距离,千方百计抹掉自己的恐怖主义色彩,要求其成员暂时不要发表过激言论,避免所在国将其与恐怖组织联系在一起。在南亚的恐怖组织则抓紧进行战略转移,组织其在阿富汗的成员向周边的南亚、中亚或中东地区转移,以保存实力。同时“东突”恐怖组织再一次扯起所谓维护“人权”、“宗教自由”和“少数民族利益”的大旗,编造所谓“中国政府借机打击少数民族”的谎言,混淆视听,以逃脱国际反恐怖主义的打击。

“东突”累累罪行

90年代是新疆“东突”分裂组织发展最为迅速、活动最为猖獗的时期,截止到目前在境内外的“东突”组织有50余个。主要有:“东突厥斯坦星火党”、“东突厥斯坦青年党”、“东突厥斯坦燎原党”、“东突厥斯坦独立组织”、“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东突厥斯坦民族解放组织”、“东突厥斯坦中央执行委员会”、“天山民主联盟”、“天山民族拯救者党”、“星火党”、“星火联盟”、“新疆伊斯兰天山党”、“探索”及“独立党”等。

而且境内外“东突”分裂分子已联成一体,“境外指挥,境内行动;境外培训,境内破坏”。近年来,在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影响下,暴力思想已逐步在“东突”组织内部占据上风,分裂活动转向以恐怖暴力为主要手段。一些“东突”分裂组织公开宣扬要通过恐怖暴力手段达到目的。在查获的“东突伊斯兰党”、“东突反对党”等组织的纲领中明确提出,要“走武装斗争道路”、“在人口集中的地区制造各种恐怖活动”。因此“东突”组织在新疆的恐怖活动逐步升级,爆炸、暗杀、绑架等恐怖活动不断出现,以极端残忍手段滥杀无辜,制造恐怖气氛。2002年1月21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东突”恐怖势力难脱罪责》的长篇文章,彻底揭露了“东突”的罪行。据不完全统计,自1990年至2001年,境内外“东突”恐怖势力在中国新疆境内制造了至少200余起恐怖暴力事件,造成162人丧生,440多人受伤的严重后果,留下了一笔笔罪恶的记录。

1990年4月5日,“东突伊斯兰党”恐怖分子在新疆阿克陶县巴仁乡劫持10名人质要挟政府,并在交通要道炸毁2辆汽车,杀害6名武警官兵。

1991年2月28日,“东突”恐怖组织在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县客运站录像厅制造爆炸案,造成1人死亡,13人受伤。同日,恐怖分子还在库车县城一商店内安置了炸弹,爆炸未遂。

1992年2月5日,“伊斯兰改革者党”在乌鲁木齐市52路、30路公共汽车上制造了两起爆炸事件,两辆公共汽车被炸毁,造成3人丧生、23人受伤。同时还在一影剧院和居民住宅楼中各安置了一枚定时炸弹,幸被及时发现排除。

1993年6月17日,“东土耳其斯坦民主伊斯兰党”在喀什市地区农机公司办公楼制造爆炸案,造成大楼坍塌,2人丧生、7人受伤;8月1日该组织又在喀什地区莎车县外贸公司录像厅制造爆炸案,造成15人受伤;8月19日在和田市文化宫制造爆炸案,造成6人受伤。

1993年8月24日,两名“东突”恐怖分子将喀什地区叶城县政协常委、大清真寺主持阿不力孜大毛拉刺成重伤。

1996年3月22日,2名恐怖分子枪杀阿克苏地区新和县伊协副主席、清真寺副主持阿克木司地克阿吉。

1996年4月29日凌晨,十余名全副武装的恐怖分子闯入库车县阿拉哈格乡库纳斯村,向全国政协委员、自治区人大代表卡吾力·托卡家投掷了2枚炸弹,致卡及其妻重伤,并将卡的弟弟、弟媳、儿子、儿媳杀死;该村村干部加如甫买买提明也被刺成重伤。

1996年5月12日,“东突”恐怖组织4名恐怖分子在全国伊斯兰教协会常委、新疆政协副主席、喀什伊协主席阿荣汗阿吉和其儿子去艾提尕清真寺做礼拜的途中,对其进行袭击,阿和儿子均致重伤。

1996年7月,“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正义党”策划沙雅县监狱暴动,导致15人死亡。

1996年8月27日,6名恐怖分子袭击叶城县江格勒斯乡政府,杀死副乡长和值班的警察;随后又闯入该乡一村,杀害3名治安员和1名水管员。

1997年2月5日至8日,“东突伊斯兰真主党”恐怖组织策划、制造了伊宁骚乱事件,恐怖分子高喊“建立伊斯兰王国”等口号,袭击平民,捣毁商店,烧砸汽车,致使7人死亡,200多人受伤,30多辆车遭毁坏,多间民房被毁。

1997年2月25日, “东土耳其斯坦民族团结联盟”在乌鲁木齐市2路、10路、44路公共汽车上制造爆炸,造成三辆公共汽车被炸毁,9人丧生、68人重伤。

1997年3月,境外“东突”恐怖分子开枪袭击中国驻土耳其使馆,冲击中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馆,焚烧中国总领馆悬挂的国旗。

1997年3月23日,“东突”恐怖分子闯入阿克苏地区金银川垦区负责人艾买尔江家中,将艾买尔江夫妇两人杀害。

1997年6月4日,4名“东突”恐怖分子闯入和田地区墨玉县恰其克乡荒地村干部买买提肉孜·买买提家,将其杀害。

1997年7月3日,“东突”恐怖分子闯入阿瓦提县拜什力克乡村干部吐尔地尼牙孜家中,吐夫妇被杀身亡。

1997年11月6日,“东突”恐怖组织在全国和新疆伊协委员、阿克苏伊协主席、拜城县清真寺主持尤努斯·斯迪克大毛拉去清真寺做礼拜的途中,将其枪杀。

1998年1月27日,“东突”恐怖分子枪杀叶城县政协常委、县大清真寺主持阿不力孜阿吉。

1998年1月30日至2月18日,“东突解放组织”在喀什市制造了23起系列投毒案,致4人中毒,其中1人死亡,数以千计的牲畜中毒或死亡。

1998年2月22日至3月30日,“东突”恐怖组织在喀什地区叶城县连续制造了6起系列爆炸案,造成3人受伤,天然气输送管道被炸坏引起大火,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万元。

1998年3月5日,境外的“东突”恐怖组织“东突民族中心”用炸弹袭击中国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总领馆。

1998年4月7日,“东突”恐怖组织在叶城县公安局负责人、县政协副主席和喀什地区行署副专员住宅门前等处,连续制造8起爆炸事件,炸伤8人。

1998年5月23日,“东突解放组织”成员在乌鲁木齐市华都商厦、大西门、河滩路布料批发市场、长征旅社批发市场、红山木材市场、乌鲁木齐旅社、商贸城等繁华场所放置了40多枚化学自燃纵火装置,制造了15起纵火案,由于及时发现和扑救,才未造成重大危害。

1999年8月23日,以牙生买买提为首的十余名“东突”恐怖分子闯入喀什地区泽普县波斯喀木乡派出所指导员胡达拜尔迪·托乎提家中,将胡和其儿子杀害,然后纵火,致使胡妻被烧成重伤。

1999年10月11日,3名恐怖分子在和田市棉麻公司棉花收购站棉花堆中安放定时爆炸引燃装置,烧毁棉花约2吨。

1999年10月24日,“东突”恐怖分子袭击泽普县赛力乡公安派出所,枪杀2人,枪伤2人。派出所10间房屋、1辆吉普车和3辆摩托车被烧毁。

2000年3月,“东突解放组织”在吉尔吉斯斯坦枪杀了拒绝与其合作的吉尔吉斯斯坦“维吾尔青年联盟”主席尼合买提·波萨科夫。

2000年5月,境外“维吾尔解放组织”,为筹集资金,在吉尔吉斯斯坦绑架了一新疆商人,勒索10万美金,并杀害了该商人的侄子,之后又纵火焚烧了比什凯克中国商品市场。5月25日,“东突”恐怖分子袭击了新疆人民政府赴吉尔吉斯斯坦处理纵火、绑架案的工作组,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行凶后,恐怖分子潜逃至哈萨克斯坦,并于同年9月,在阿拉木图市杀害了2名调查此案的哈萨克斯坦警察。

2001年2月3日,“东突”恐怖分子杀害喀什地区疏附县法院干部买买提江·亚库甫。

2001年8月,“维吾尔圣战组织”使用自动武器袭击新疆库车县公安局,库车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兼局长陈平牺牲,另有7名公安人员受伤。在瑞士的“东土耳其斯坦信息中心”发言人迪里夏提宣称此事件的目的,是对此前新疆自治区领导人向香港商人访问团承诺“在新疆投资不会受到民族问题影响”的回应。

在此期间,“东突”恐怖组织为了培训骨干,还在新疆境内一些偏僻地区建立秘密训练基地。如1990年“伊斯兰改革者党突击队”在叶城县伯西热克乡建立了训练基地,该基地先后举办3期训练班,共培训了60余名恐怖分子,训练内容包括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理论,爆炸、暗杀等恐怖活动的技能,体能训练等。就是这些经过训练的恐怖分子参与了1991年至1993年在新疆各地的爆炸、暗杀、抢劫等重大恐怖活动。

1998年2月,境外“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头目艾山·买合苏木派遣数十名恐怖分子入境,在新疆和内地一些偏僻地方建立了10多处训练基地,共对150多人进行了爆炸技术培训。同时按照境外提供的配方,大量购置化学原料,秘密制造炸药和爆炸装置。新疆警方于1998年9月在乌鲁木齐火车北站一仓库里,一次就缴获制爆化学原料20多种300多箱,总重量达6吨。除了上述比较集中的培训外,还有大量零散的,3至5人一组的小训练点。一些训练点同时也是武器、弹药和爆炸装置的制造窝点。新疆警方在打击恐怖活动过程中,查获了许多地下恐怖训练点和武器弹药制造工场,收缴了大量的手雷、手榴弹、雷管、**、弹药等。

1999年,境外“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派遣的恐怖分子在新疆和田地区7个县市建立数十处秘密训练基地和制造爆炸物的据点,制造了大量武器弹药。仅被警方缴获的手雷就有4500多枚,各种枪械98支以及大量制造工具等。

1999年12月30日,警方在泽普县波斯喀木乡查获一恐怖分子设在地下的制造爆炸物的窝点,缴获一批等制造工具、图纸以及已制成的手雷等。

2000年2月25日,警方在莎车县卡琼乡三村抓获7名“东突”恐怖分子,并在一恐怖分子家里的地道缴获手雷38枚,电雷管22枚,爆炸装置18个,炸药17千克,拉火管20多个。

2001年8月,警方在库车县乌尊乡色根苏盖提村一恐怖分子家中的地道发现制造武器弹药的各种设备,并缴获了61枚爆炸装置。

境外的“东突”恐怖分子还走私偷运武器入境,以武装境内的“东突”恐怖分子。1998年4月6日,在霍尔果斯口岸海关与边检部门就在羊毛集装箱中查获军用手枪6支、折叠冲锋枪1支、子弹1.9万发、手雷90余枚。据抓获的罪犯供认,他们是受境外“东突国际委员会”和“东突解放组织”的指派,在此前已有过17次偷运武器弹药入境。

大量血的事实证明,“东突”分裂组织为了达到分裂祖国的目的,所采取的恐怖暴力手段,以极其残忍的手法滥杀无辜,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是名副其实的恐怖组织。

中国政府的态度

长期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境内外的“东突”分裂组织为实现其建立所谓“东突厥斯坦国”的目的,策划、组织和实施了在中国新疆和有关国家的一系列爆炸、暗杀、纵火、投毒、袭击等恐怖暴力事件,严重危害了中国各族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并对有关国家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

中国政府绝不会对“东突”恐怖活动坐视不理。2001年10月1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孙玉玺在新闻发布会上,首次提及“东突”分子的恐怖活动。孙玉玺透露,中国政府已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东突”分子参与了恐怖主义活动,他们与国际恐怖组织相互勾结,在中国境内和境外制造了多起爆炸、暗杀、投毒、绑架和抢劫等暴力恐怖事件,造成大量无辜平民的死伤和财产损失,这些恐怖活动在中国广大民众当中引起了公愤。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整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构成了威胁,中国将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反对包括“东突”恐怖势力在内的一切恐怖主义活动,以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定。中国政府表示严厉打击恐怖主义活动这一社会公害,不应有双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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