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复制链接]

李宗仁和他的恩师李庆廷 [转帖]

　　李宗仁在童年和少年时代,曾从过四位塾师:第一位开蒙塾师是他的父亲李春荣(字培英),当年他6岁,读了大约三年书;第二位是龙均时,读了两年书,随后又到他父亲设在古定村的私塾读了两年书;第三位是临桂县两江镇肖家村的李庆廷;第四位是拳师李植甫。
　　李庆廷是清朝的一位廪生,与李培英乃莫逆之交。他们两人住的村子相距仅两三百米。
　　李培英为人正直,博览群书,思想较为新颖,尤富冒险精神,对乡村农夫受欺凌不平事,常口诛笔伐,挺身而出,故而常受到乡里恶势力攻击,但他不畏强暴,奋而迎击,不屈不挠。李庆廷学识渊博,尤善吟诗作对,是当时两江一带颇为知名的知识分子,思想较为先进,忧国忧民,对土豪劣绅奸商盘剥乡下穷人,颇多抨击,惹得当地豪强怨恨,每每刁难。故而二李互相引为知音,经常来往,唱和诗词,攀谈国事以及乡人之困苦与迷信,希冀有朝一日为国为民创立一番事业。
　　李培英刚烈性急,不

甘心当一辈子塾师。1904年,不顾家人劝阻,毅然去香港应洋人之招募,当了华工,随即飘洋过海到了马来亚,一展平生抱负。
　　临行前,李培英之妻刘氏垂询丈夫:老九(李宗仁)刚读了几年书,有所长进,而今你要出洋远行,怕耽误了他的学业,影响前程,为妻心甚不安,总得要想个法子才行。李培英当即决定,让儿子李宗仁去跟自己多年交厚的挚友李庆廷先生继续学业。
　　李庆廷欣然接受,将李宗仁安置在塾馆前排就座,以利教诲。
　　此时李宗仁已经13岁。由于他从小就下田帮助母亲干农活,无事不做,皮肤晒得黝黑,身体十分健壮。终年赤足,在碎石尖利的山道上行走,如履平地。如今读了几年私塾,又到李庆廷先生门下,天天摇头晃脑,之乎者也,便有些不大耐烦,往往在背诵诗书时显出“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擢而射之”之神态。而每当农忙放假之时,李宗仁却如虎添翼,如鱼得水,尤其是爬山背柴,驭牛耙田,更显得轻车熟路,机敏过人。
　　李庆廷先生看到这些,对李宗仁的教诲采取了另一套办法。他先让李宗仁温习过去读过的《三字经》《百家姓》《四书》和《五经》,然后逐一考核,发现他只理解书中皮毛,其深刻内涵却知之不多,遂为李宗仁一一讲解个中意蕴与玄机,促其对孔孟之道有较为深刻的理解。同时又让他改学应用文,专攻信函、诉讼状、公文程式等。半年后,李宗仁有所长进,李先生又对他增加《古文释林》《资治通鉴》和经史子集等方面的选修课程。教学注重启发式,摈弃“填鸭”背诵式,循循善诱,致使李宗仁兴趣陡增,且在释义之时能举一反三发挥一番;此时,少年李宗仁应用文写作也渐有起色。
　　李先生见学生进步飞快,喟然叹曰:“此子可教也。然彼素性好动,热衷拳脚,身强力壮,未来前程似以投笔从戎为上。”于是又为李宗仁讲解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正气歌》与岳飞的《满江红》,教导他刻苦自励,以天下为己任,使少年李宗仁从小对民族英雄敬佩不已。有一次,李宗仁刚听完课,突然心血来潮,一离开塾馆就抓起一条扁担舞将起来,口中连声吼出:“本帅乃岳飞大将军是也,奸臣秦桧快跪下听斩!”顿时将庭院内一个枯树蔸当作奸贼打断成两截。乡人纷纷称赞他武艺高超,有志气,长大后必成大器。
　　一年后,李庆廷先生要到桂林进新办的法政学堂,李宗仁也跟李老师上省城,进了临桂县立两等小学。期间,李庆廷不顾工作繁忙,仍抽暇辅导李宗仁做习题解课文,增长知识,进一步认识人生之真谛。
　　几年的师生之谊,情深意切,李宗仁与李庆廷先生遂成了忘年之交。
　　1907年冬天,适逢设在桂林的广西陆军小学招生,李宗仁的父亲考虑眼下风气在变,进军校习文弄武也不失为一条出路。李宗仁也觉得“自己天性好动,并能冒险,家中又无财力供自己进自费学校”,便在父亲支持下前去陆军小学应考,虽未中正榜,却也以备取第一名获得入学资格,可惜乡间交通不便,未能按时报到而被取消入学机会。第二年,他再次赴考,终于被录取入陆军小学第三期学习。
　　从此,17岁的李宗仁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20多年过去,他从学兵到将军,声名显赫,仍礼贤下士,对恩师李庆廷尤为关照,令乡人为之赞叹。
　　其时,李庆廷不过是一个以教书为业的旧知识分子,年龄也仅长李宗仁10多岁,李宗仁对他一如既往均持弟子之礼。有时回桂省亲,必抽暇着人延请恩师前往小聚,备极谦恭,每有馈赠,或糕点补品,或名人字画。
　　20世纪30年代初期,李庆廷在亲友怂恿下,想“过一回官瘾”,曾向李宗仁提出当一任县长的要求。李宗仁颇感为难,考虑再三,他还是向广西省省主席黄旭初提了提这事。黄说这好办,遂让李庆廷到柳南地区一个边远穷困县当县长,让他知道这官并不好当。
　　李庆廷是个读书人,崇尚廉洁,克己奉公,他办教育颇得其法,当县太爷则捉襟见肘。上任一个月,财政匮乏,治安混乱,同僚间互相倾轧,如此等等,搞得他焦头烂额,这才知官不好当,只有赶紧辞职回乡,仍以教书为业。
　　后来,贫病交加的李庆廷终于走到人生的尽头。临终前,李宗仁赶去探望他,他紧握着李宗仁的手说:当今国难当头,倭寇猖獗,你不畏强敌,运筹帷幄,必操胜券,我甚感欣慰。如今我已病入膏肓,故望你在我百年之后把镇基、镇业两个小儿带出去,投笔从戎,与顽敌血战沙场,精忠报国。此乃我中华民族之气节与光荣也,我将含笑于九泉,拭目以待贤弟之捷报……
　　李宗仁满口答应。
　　李庆廷去世后,李宗仁就把他的大儿子李镇基带在身边,效力军事。一年后,李镇基在李宗仁熏陶下,脱颖而出,屡立战功,打一仗升半级,从排长一直擢升为团长。
　　1938年夏,台儿庄战事紧急。安徽老河口一役,日寇数倍于我妄图夺下此重镇,打开进军通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李宗仁,冒着硝烟炮火,抵达李镇基团,命令李团死守。已数次打退日军进攻的李镇基,一身硝烟,浑身血迹斑斑地向李宗仁宣誓:“我团大部分都是八桂子弟,决心死守老河口,请李长官放心!”随即调整迎战部署,加固工事,以利再战。次日晨,日寇再次进犯老河口,战斗甚为残酷,经过与敌空军、坦克部队几个回合拼杀,李镇基团伤亡惨重,然老河口仍在我军手中。战斗中,突然一颗炮弹飞来,正在指挥战斗的李镇基团长壮烈牺牲。副团长高喊着“为团长报仇,冲啊”,率部冲至第一线与敌肉搏,一场刃战,又一次打退日军的猖狂进攻。

　　至今,李镇基烈士尸骨无寻,家乡临桂两江肖家村只有他的衣冠冢。
　　李镇业是李庆廷的二儿子。李宗仁资助他前往广州中山大学读书,期间与李宗仁的儿子幼龄感情甚为深厚。大学毕业后在广州培桂中学教数学,薪奉颇丰。
　　抗战爆发后,李宗仁召李镇业投笔从戎,镇业毅然辞掉教职前往第五战区,担当文秘交际方面工作,担任中尉。因其数理文史功底深厚,为人正直,于频繁军务战事中善于抓住工作核心行事,深得上司赏识,很快擢升为上校新闻发布官。1943年他回桂林任市政府主任秘书,直至1944年桂市紧急疏散。光复后在桂林女中、临桂一中等校任数学教师,成绩斐然。
　　1949年桂林解放后,旧教师皆入广西革命大学培训。李镇业毕业后分配到临桂、兴安中学教数学,以教学认真,引导学生运用严密逻辑思维解题,举一反三著称,因而颇得学生和同事钦佩。

第一个在越南称帝的中国人：赵佗[转帖]

　　越南，与中国山水相连，鸡犬相闻，它世代受汉文化的浸润，历史上，曾长期受中国朝廷的辖属或保护。第一个在越南称帝的中国人远在秦汉时代，此人堪称世界范围内最长寿的帝王——他就是赵佗。
　　赵佗在岭南可是大有名头，他曾是两广及越南一带的“拓荒者”，同时，也是第一代“南越王”。赵佗属于南越堂堂正正的皇帝，尽管出于礼节，不得不对汉朝象征性地隐藏起自己的帝号——“南越武帝”。他在位71年，卒时已是汉武帝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他的寿命确实超过了一百岁，是名符其实的“长寿翁”。
　　很难考证赵佗确切的出生年月，只能根据《史记》粗略地估计。但赵佗却是地地道道的北方人，他的老家在恒山真定，也就是现在河北正定。赵氏，原非皇亲贵胄，而是武将出身，凭借赫赫战功，一点一点熬上来的。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派屠睢为主将、赵佗为副将，率领50万大军平定岭南。屠睢因为滥杀无辜，引起当地人反抗，被当地人杀死。秦始皇又任命任嚣为主将，和赵佗一起征杀了4年。公元前214年，岭南总算顺利地划进了大秦的版图。随即设立了桂林郡、南海郡和象郡三郡。赵佗被委任为南海郡龙川县令，这是个战略位置相当重要的地方。赵佗上任后，采取“和辑百越”的民族政策，并上书朝廷，要求从中原迁居50万居民至南越，一来，促进民族融合；二来，利于休养生息。
　　公元前208年，南海郡尉任嚣病重，临终前，他特意把龙川县令赵佗召到床前，千叮咛万嘱咐，南海郡傍山靠海、有险可据，是块称王称霸的风水宝地。如今，中原战乱四起，怨声载道，倘若有一天，大秦垮台了，南海郡还能拥兵自立。咽气之前，南海郡尉向赵佗颁发委任状，指定他接替南海郡尉的职务。
　　任嚣死后，赵佗立刻集合军队，兼并了桂林郡和象郡，并大量安插自己的亲信，掌控了全局。这时，他手下的地盘已经囊括今天中国的广东、广西两省区的大部分地区，福建、湖南、贵州、云南的一部分和越南北部的广大地区。手握重兵，又把持地盘的赵佗，在秦朝刚一完蛋，就自称“南越武王”，把国都定在了番禺，也就是今天的广州。
　　刘邦登基，两个政权貌合神离，汉高祖一死，各种摩擦、矛盾彻底公开化。汉朝禁止南越在边境市场上购买铁器。赵佗一怒之下，打上门来，一口气夺取了几座县城。赵佗从此加冕为“南越武帝”。他以皇帝的身份发号施令，与汉朝皇帝分庭抗礼。

　　汉文帝即位，对外采取安抚政策，主动向南越修复旧好，还在真定为赵佗父母的坟墓设置守墓人家，每年按时举行祭祀，又召来他的堂兄弟，赏赐官职和财物。文帝在丞相陈平的推荐下，任命陆贾为太中大夫，前往南越当使者，借机责备赵佗自立为皇帝而不派一个使者向汉天子报告。

　　陆贾到了南越，向赵佗晓以利害关系，赵佗被说服，表示要长久做汉朝的藩属臣子，遵守向汉天子纳贡的职责，决定去除帝号归复汉朝，仍称“南越王”。

　　陆贾回京报告此事，汉文帝非常高兴。一直到汉景帝时代，尽管赵佗表面上客客气气，俯首称臣，并且春秋两季，派人到长安朝见汉朝皇帝，但是，在南越国，他却始终沿用皇帝的尊号。

　　这位世界上最长寿的皇帝，“和辑百越”，治国有方，先进的中原文化和生产技术给包括越南在内的“南越”带来了繁荣。赵佗打开了一扇民族融合的大门，对中国文化在越南的传播具有深远的意义。这一点，连现代越南人都感同身受。

　　越南史学家黎嵩赞对赵佗歌功颂德，代表了绝大多数越南人的看法。他说:“赵武帝乘秦之乱，奄有岭表，都于番禺，与汉高祖各帝一方，有爱民之仁，有保邦之智，武功慑乎蚕丛(安阳王蜀泮)，文教振乎象郡，以诗书而化训国俗，以仁义而固结人心，教民耕种，国富兵强……真英雄才略之主也。”

　　公元前112年，南越国末代君主赵建德与西汉发生战争，公元前111年，终于被汉武帝所灭。这个横亘南疆的政权维系了90多年，历经五代而亡。

曾被骂为大汉奸的胡适才是真正的爱国者 [转帖]

　　 国学大师胡适

　　【来源：搜狐文化频道】

　　当初，"九一八事变"爆发，他主办了政论性刊物《独立评论》，其中用很多篇幅讨论民族命运和对日政策。日本人侵占东北，全国人民群情激昂，纷纷要求政府与日本绝交，对日宣战。他却在杂志上、书信中大泼凉水，主张冷静应对，与日本直接交涉，为了保全东北主权，不惜屈辱地承认日本开列的五大条件。这不是汉奸是什么？

　　1933年，日本人打到热河，步步紧逼华北，有血性之士著文号召，"就用‘无组织'与‘非现代'与日本一拼！"主张用大刀长矛、大车骆驼、人拉肩扛，驱使人民赤膊上阵，"反正我们的百姓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就拉他们上前线去死，尽其所有拿去供军需，他们也不会出一句怨言。

　　"而他，却拍案而起，发出了独立的声音："如果这才是救国，亡国又是什么？""如果这叫做作战，我情愿亡国，也不愿学着这壮语作战！"

　　两年后，他居然跟侵略者日本勾搭，在日本报刊发表文章，提醒日本人不要轻视四亿中国人的仇恨，不要因轻举妄动而毁灭日本民族光荣的过去和伟大的前途。他说，日本只有放弃武力征服，才能真正赢得中国的人心。从这些话中，鲁迅先生看出他教日本征服中国人心的阴谋，痛斥他"出卖灵魂"，"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

　　再两年后，七七事变爆发，全国军民正待奋起抗战之时，他竟同汪精卫、周佛海、高宗武等人搞在一起，大唱低调，企图尽最后的和平努力。他还给他们这个小圈子起了个名字，叫作"低调俱乐部"。以至于八月七日的南京中央国防会议上，国军参谋总长程潜指名道姓大骂其为汉奸！

　　确实，这样的人不是汉奸，谁是汉奸？！

　　然而，这个汉奸对中国抗战的贡献，却远远超过了许多慷慨激昂纸上谈兵的"爱国"义士们。正是他，在国家危难之机，毅然放弃自己极端珍视的超然独立地位。《独立评论》终刊后（在某种意义上，这份杂志应9`18事件而起，又因7`7事变而停。杂志停刊仅4天，北平就陷落了），7月25日，他就应"国家征调"而出任中国驻美国大使。他称自己"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全副心力投入了争取美国支持中国抗战的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一位著名历史学家毕尔，写了本《罗斯福总统与大战之序幕》，探究美国卷入战争的根由。他总结道：美日之战本可避免，但罗斯福总统为着维护美国资本家在亚洲的利益，不幸地上了那位颇为干练的中国大使的圈套，才惹起日本来偷袭珍珠港。此说虽不尽正确，却也反映了一班历史学家对这位中国大使所起作用的评价。

　　拖美国下水，正是他早在1935年，即全面抗战爆发的两年以前，就已经定下的策略。这年六月下旬，他连续给当时的教育部长王世杰写了三封信，谋划抗日策略，并后者托转达蒋介石。他对世界局势作了两个基本判断：第一个判断是，在最近期间，日本独霸东亚，为所欲为，中国无能抵抗，世界无能制裁，这是毫无可疑的眼前的局势。第二个判断是，在一个不很远的将来，太平洋上必有一常最可惨的国际大战，可以作我们翻身的机会，可以使我们的敌人的霸权消灭。这也是不很可疑的。

　　以此作为基点，他提出两个可能的方案。第一个方案是与日本公开交涉，作有代价的让步，解决一切悬案，原则为换取十年和平，争取时间解决国内武装割据，同时发展经济，整军备武，积累本钱，以便在将来的国际大战中一举翻身。

　　在这里，"委屈求全，意在求全；忍辱求和，意在求和。倘辱而不能全，不能得十年的和平，则不免于一战。"于是有第二个方案的提出，此即苦战四年的计划。

　　苦战的目的，不是凭中国自身实力独自战胜日本，而在于加速那个"不很远的将来"的国际大战的实现，促使中日战争演变成国际大劫。为达成这个目的，非有中国下绝大牺牲决心不可。这个"绝大牺牲"的限度，将会是三年或四年的混战、苦战、失地、毁灭！他指出："只有这样，可以促进太平洋国际战争的实现，也许等不到三四年，但我们必须要准备三四年的苦战。我们必须咬定牙根，认定在这三四年中我们不能期望他国加入战争，我们只能期望我们打得稀烂而敌人也打得疲于奔命的时候才可以有国际的参加与援助。这是破釜沉舟的故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可以促进那不易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两年之后，历史正好按照他这里所设想的第二方案展开，而这其中，也有他本人作出的不懈努力与不小的贡献。事后回顾，实在令人不能不佩服他的踏实的思路与惊人的预见力。

　　然而，最令人感佩不已的，还不是他的预见力，而是他对国家民族极端负责任的精神，是他在群情汹涌主战的时候敢于主和当"汉奸"的勇气。他虽然看清了中日之战的前途，看清了苦战之后中国必能翻身的结局，但是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以前，他却始终不是一个坚决的主战派，甚至在七七事变之后仍然与汪精卫等人一起试图谋求和平之路。因为他看到那一条苦战之路太惨烈，因为他觉得中华民族付出的代价太大，因为他悲天悯人而没有某位伟人那种"全世界死一半人，剩下的还能建设社会主义"的草菅人命的伟大气魄，他自始至终就一直试图努力争取实现那相对而言能给国家民族带来最好结局的第一方案。所以，在举国汹涌澎湃的浮躁激情中，他坚持唱理性的低调，坚持说逆耳之言，坚持讲负责任的话。

　　义之所在，虽万千人吾往矣，哪怕千夫所指，万众唾弃，负汉奸之名，又何惧哉！

　　他与汪精卫不同，在他不像汪精卫那样有争权夺利的私心，也不像汪精卫那样对中国前途悲观失望。对于中国最后的翻身，他始终充满信心。一九三三年华北停战以后，当汪精卫主持行政外交一味对日妥协，举国抗战声音趋于消沉时，向来不怕唱低调的他，却不能不站出来唱高调，提醒政府不可只顾眼前安宁而承认侵略合法化，牺牲掉我们在国际上抬头做人的资格和我们将来翻身的本钱。在抗战全面展开，中国人已经付出惨重代价之后，他反而成了坚决的主战派，正式与汪精卫分道扬镳了。因为代价已经付出，只有坚持到底，才不致前功尽弃。当汪精卫发出艳电投向日本怀抱之时，他却提醒政府，现在是和比战难百倍，我们已经逼上梁山，除了苦撑待变，别无他途。

　　这就是他，一位曾经遭人唾骂的汉奸，一位真正的爱国者。

一个前朝鲜女特务，没有想到这么美[转帖]

　　真有这样PP的女特务

　　金贤姬金贤姬　　金贤姬，作为朝鲜劳动党的“工作员”的名字是“金玉花”、“金花玉”，1964年1月生于平壤，生就一副美人坯子。其父是朝鲜外交部官员，曾作为外交官携眷常驻古巴，妹妹贤玉和弟弟贤洙就出生在哈瓦那。金贤姬上小学时，就曾作为童星演过电影；中学时代，曾作为青少年代表向出席南北和谈的南方代表献过“金达莱”；曾就读于金日成综合大学（生物）和平壤外国语大学（日本语）；1980年3月，被朝鲜劳动党“调查部”选中，远离家庭，在若干“特殊机构”里长年接受包括外国语能力在内的旨在培养一流“工作员”的各种训练，可以熟练使用日语和中文（包括广东话）。　在接到回国的密令火速赶回平壤之前，遵照“本部”的指示，她正为了争取澳门政府以中国大陆偷渡者为对象的“特赦”名额（目的是“合法”获取澳门公民的身份证）而第二次潜入中国广州，进行“澳门渗透工作”的准备。当时，她化名“吴英”，为了应对葡澳移民当局的盘查，事先编好了一个籍贯为黑龙江省“五常市”的中国女孩，在“文革”中父亲受迫害自杀，母亲被迫改嫁，幼小的“吴英”被寄养在邻家，从小饱受流离之苦的催人泪下、天衣无缝的故事。而在此之前，从1985年7月到1987年1月，她和另一名名叫“金淑姬”的工作员一起，持伪造的日本护照在广州和澳门进行过长达一年半的“语学实习”（目的是学习中文、粤语，为“渗透澳门”做准备）。

　　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1987年10月末，正在广州的金贤姬接到“火速回国”的密令后，立即途经北京回平壤。在北京短暂逗留中，作为“党的女儿”、同时也是父母的“乖乖女”的金贤姬不忘给母亲买了样式新潮的毛背心和牛黄清心丸、鹿胎膏等中成药。但这些都成了徒劳。一回到平壤，金贤姬就接受了最高当局的“让大韩航空的飞机消失”的密令，参加了属于国家最高机密的“工作组”，当然不可能自由行动。在后来发表的手记中，她对“行动”前未能与亲人告别，并把从北京买的礼物亲手送给妈妈而深感痛楚。

　　从1981年7月初到1983年3月中旬，在一个称为“特阁3号招待所”的保密机关里，金贤姬度过了20个月与世隔绝的生活。在这里，她与一个叫“李恩惠”的日本女性“同吃同住”、接受了彻底的日本人化教育。除了在1982年3月至4月间，因“入党”而有过几天短暂的公出外，20个月，“每天24小时都是与恩惠老师一起度过的”。在“开学”伊始，代表“上级”组织的“李指导员”对她和李恩惠的约法三章是：1．按照课程表严格实施教学；2．从即刻起，恩惠老师和玉花（金贤姬）全的会话只能用日语，严禁用朝语；3．玉花跟恩惠老师不仅要学习日语，还要学习日本人的举止、风习、化妆方法乃至思考问题的方式等，直至可达到乱真的程度。

　　正是根据金贤姬提供的关于“李恩惠老师”的细节，日本方面判断出“李恩惠老师”的真实姓名与身份是被绑架的日本女性田口八重子。

　　1983年3月中旬，玉花接到“李指导员”的“今天结束学习，马上转移到别的招待所，立即打点行李出发”的命令后，与李恩惠告别的情景令人感动：“她向我行礼道谢，把自己珍爱的金笔送给了我。我回赠她一块可兼用作包袱皮的围巾……告别的时候到了，恩惠老师站在招待所的门前，手里挥动著我给她的围巾，直到我乘坐的奔驰车从视线中消失。”

　　后来又经过长期的准备，“伪装日本人工作”正式启动。1984年8月至10月，金贤姬与搭档金胜一以“日本人父女”的面目甚至进行了一场实地彩排。他们从平壤出发、经莫斯科、东柏林、布达佩斯等城市到了维也纳和巴黎，最后经北京回到平壤。在社会主义“同盟国家”，他们使用朝鲜外交部发行的公务护照；而在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第一次使用了伪造的、分别署名“蜂谷真由美”和“蜂谷真一”的“日本护照”。

　　1987年11月12日，“蜂谷父女”在一纸致党中央、宣誓“为了粉碎国际反动势力策动两个朝鲜的阴谋，为了共和国的统一，我们将……”的《誓约书》上庄严地摁上手印之后，从平壤顺安机场出发了。他们途径莫斯科飞往东柏林，而后又辗转维也纳、罗马、布拉格等城市，从贝尔格莱德抵达巴格达，终于按既定计划从巴格达登上了作为此行目标的“大韩航空KAL858”航班。在登机20分钟之前的当地时间22点40分，“蜂谷真一”装作听收音机，将那台乍看跟日本造“Panasonic”半导体一模一样的定时炸弹取出来，从容地将定时器的指针拨到9个小时以后，然后又小心翼翼地将“半导体”装回到塑料袋里。“真由美”在一旁看著他“操作收音机的手指的动作，有一种连呼吸都要停止了的紧迫感。”此时的金贤姬，似乎还没有意识到她已经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9小时后，KAL858航班在印度洋上空*，115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罹难。

　　1990年3月27日，金贤姬被汉城地方法院判处死刑。后蒙卢泰愚总统“特赦”，于一年后被释放。后在安企部的保护下从事著述和讲演。其后来出版的题为《现在，作为女人》的手记，在韩日两国都成为畅销书，后又被拍成电影，据说仅版税一项就高达10亿韩元。1997年12月，与当时曾参与她的调查工作的原安企部官员秘密结婚，现在韩国过著“普通主妇”的生活。

乱臣贼子,名不副实[转帖]

　　
　　作者：王宇 分类：历史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传统史书将王莽定位为“乱臣贼子”,历来都被人们作为一个反面的教材,史上说他谋权篡位。加之王莽的新政只有短短的十四年,人们用传统的礼法观念看待王莽,当然是毁多誉少。其实,人们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并没有仔细观察隐藏在现象下的真实情况。

　　王莽从一个孤贫的儒生当上了风光一时的皇帝,而作为“新”朝皇帝,他要实现儒家治国理想的宏图,却在命运的狂风恶浪中惨败而死。他不仅没有推出一个新时代,而且成为千夫所指的闹剧角色。在这条道路上他失败了,失败了就是贼子。

　　其实“成王败寇”的潜意识评判应该改改了,看待一个人不能非此即彼,仅有对错两面。还是白居易说得好：“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王莽是一个有野心的政治家,一个道德上的伪君子,一个为完成自己的理想而残忍的疯子、无能的蠢材,世上的很多人都这样评价。其实相对来说,这种观点是有很多偏失的。按道理来说,至少有三十年王莽一直是天下君子的楷模。他谦虚有礼、勤奋多学、生活俭朴、乐善好施,在忠孝仁义各方面都是值得称好的。儒家学者在评判这段历史时,总是强调王莽的“篡位”,仿佛这么说就可以顺当地推理出王莽在三十多年间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实现他称帝的野心而假扮儒生,这对王莽是非常不公平的。王莽篡汉,历来为人所唾骂;但杨坚废北周,赵匡胤废后周,却没有人骂。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当时王莽改革成功了,人们对他的评价还会不会是这个样子呢？

　　客观地说,他是一个精通儒学的大学问家,一个善于搞政治权术的人,一个为了政治前途不惜牺牲亲人生命的人,但不是一个暴虐的人;他是个改革家,但他的改制缺乏一种社会基础,因为他是儒学信徒,而儒学的基本精神是崇古,故其眼光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没有跟上时代的潮流而已。

　　更何况在当时,汉平帝即位时只有九岁,一切权力还是握在王莽的手中,太皇太后王氏也被王莽哄得整天开怀大笑。朝廷中许多忠心的大臣看王莽专权,擅立新帝,渐无人臣之礼,有许多官员请求辞官回家养老;在朝的官员多趋炎附势。不过,王莽自己也很明智,知道自己多半是靠太皇太后的信任才得以独揽大权的,人心其实并未收拢。他既不懂征战,又不懂治国之道,能靠的就只有浮在表面的做作和矫情。这些弄虚作假的手段,王莽还是比较擅长的。

　　最后王莽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他让忠心于他的地方官买通塞外蛮夷,假称越裳氏,献入白色雉鸡。平帝元始元年正月,塞外果然有蛮人入朝,说是由于仰慕汉朝德仪,特来献白雉一只。王莽一听非常高兴,立即禀告了太皇太后,把这只白雉送到了宗庙里。幸亏是王莽读过书,才冥思苦想了这么一个“馊主意”。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呢？原来,周朝成王时,越裳氏也曾来中原献白雉,王莽是想把自己比成周公,才买通塞外蛮夷来献雉。其实这些事群臣也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心里有数,知道是王莽的“做法”;但尽管是心知肚明,谁也不愿揭破,反而也都仰承王莽的意思,说大司马王莽安定汉朝,当加为安汉公。所以太皇太后即日下诏,王莽故作姿态,一再辞谢,并要求加封迎立平帝有功的孔光等人,自己最后只受爵位,退还了封邑。

　　话又说回来,王莽起初绝没有想做什么皇帝,事实也正是如此。王莽直到三十岁,才凭借他是王太后侄子的身份被封为新都侯。此后王莽发奋努力,步步高升。再是春风得意,他人生的最高目标也不过是想效法周公,做一个完美的道德楷模。在平帝十二岁时,王莽建议选皇后,并采用古礼,选娶十二名后妃。王莽派人选择世家良女,造册而入。主管官员揣摩王莽的用意,多选王氏一族的女子,当然王莽之女也在其中。为使自己的地位得到巩固,最好的捷径就是让自己的女儿当上皇后,所以假装在太皇太后面前说王氏一族的女子应该除名。太皇太后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群臣却议论纷纷,都要求立王莽的女儿为皇后。做事优柔寡断的太皇太后听从了众臣的意见。

　　在那个穷奢极欲、纲纪崩溃的时代里,王莽就像一个高明的演员,给人们留下了动人的造型。他恭俭勤政、大义灭亲,准确地俘虏了民众之心。然而,当民意大潮渐渐涌起的时候,他的心理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如果需要自己挺身拯救这些可爱的人民,自己为什么不能献身呢？殊不知,在王莽当政后,他所面临的社会危机是相当严重的。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维持“新”朝的统治,他打出《周礼》的旗号,宣布实行改制。公元9年,王莽宣布全国土地改称“王田”,不许买卖。仿照古代井田制,规定一家男口不满八口而田过一半（九百亩）,多余的土地分给九族、邻里、乡党。无田的人,一夫一妇可以受田百亩。同时,他还把私家奴婢改称“私属”,也不许买卖。“井田圣法”的推行把农民都捆绑在了“王田”里当牛马用,这跟奴婢的生活没什么区别。实质上,这并没有解放奴婢,而是一种改革的倒退。

　　所以从整体来说,王莽之所以被定义为乱臣贼子、篡位夺权,其前提条件是奉汉室为正统;而王莽改革的失败,如果把罪责全部加诸于王莽身上未免有失公正。宣帝之后,累积多年的社会矛盾的确有改革的必要,只是王莽这个知识分子过于理想化,他的改革措施不是不好,而是有些超前了。有的史学家认为王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初步构想和实践。

　　后来王莽处心积虑地谋权篡位,利用矫情弄虚作假,用掩盖真象的手段拉拢人心,慢慢地谋取权力,树立在大臣和平民之间的威信,让人们相信他很好,确实很成功。但是,他处心积虑也主要是为了天下百姓,是想让他们过上好的日子,因为他在没做皇帝之前就想实施一些政策。虽然政权都在自己的手里,但是他自己也不能太过明目张胆,因此只有做上了皇帝才能彻底地实行自己的改革。其实王莽在未当皇帝前曾有编定古代典籍的宏大计划,但历史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

　　当皇帝后,天凤三年（公元16年）,王莽命太医解剖一个被处决的人,以便研究他的内脏和动脉并找出治疗疾病的方法,开了古代解剖学的先河。这件事后来也被写在《汉书》里口诛笔伐,结果反而为王莽记载下了一大功绩。

　　天凤六年（公元19年）,王莽召集骁勇善战的人,其中一人曾造了两翼,飞行了数百步才落地。据推测他是从御用庭园中一座高达数百米的塔上起飞的。王莽对古代科学的发展是做了一定贡献的。他也很关心天文历法工作,如果历史给他时间,他肯定要搞出一部较前代科学的历法来。

　　如果不是后来的朝政没落,王莽注定是一世明君。然而,民可载舟亦可覆舟,民众可以用最华丽的语言为你歌功、为你颂德,也可以用最恶毒的词语来咒你、来骂你,直至要你的头颅。王莽成了后世唐太宗警世名言的最好印证。由于朝代的灭亡,王莽亲政的所作所为、良苦用心,一概被曲解成另有图谋,于是“篡逆”这个盖世罪恶顺理成章地戴到了王莽头顶,这就是世人的眼光。人们并没有仔细观察真实情况,他们只懂得如果一个人做错了一件事,那么他先前所做的努力和以后所做的努力全部都是白费,于是人们便都把他当成是错的。

　　你看,他坐上皇位后竟是那样的殚精竭虑、那样的忧国忧民。他俯视天下,心中涌起的是满腔慈爱。他要对得起可爱的子民,于是激情燃烧、日夜工作。他召来博学的大臣儒生,像一群考据学家,在语焉不详的经书中艰苦跋涉,于是一项项措施出台了。

　　◇恢复上古的井田制,均分天下土地。

　　◇禁止奴隶买卖,让三十六万奴隶获得了解放。

　　◇政府垄断经营盐、酒、冶铁和铸铁,防止富商操纵市场,勒索百姓。

　　◇从皇帝到百官,都实行浮动工资制。百姓丰衣足食,工资就高;百姓饿肚子,官员也要跟着饿。

　　◇改革全国的官名。

　　◇严惩官吏腐败,建立举报制度。

　　从上面的改革来看,尽管后来王莽并没有成功,但是可以看出他还是一个很杰出的人物,因为在他没有当上皇帝之前,下野时竟有成千上万的人为其请愿诉冤。他为西汉后期的积重难返的政局注入了一针强心剂。那时他不得不面对现实,因他和平夺权,避免了“亡,百姓苦”的悲剧;当他坐上皇帝的宝座时便把自己的理想付诸实施,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进行了重大的改革,但令人深憾的是王莽失败了。因为,他忘记了现实,他把现实世界理想化了,因此兴致勃勃地策划建造一座象牙之塔,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中不能自拔,从形式主义中获得巨大的快感,并体验着创世的无比光荣。而帝国被他当成了一个巨大的实验场,来实验他的种种天才构想。王莽新朝的没落和改革的失败,也摧毁了王莽先前努力建立起来的美名。其实说穿了,王莽的失败,原因绝不是后人评说的人格或道德问题,而在于他的理想主义,在于理论脱离实际的天真幼稚。而这又归因于他的书生意气。在王莽身上,书生气远比政治家味浓重得多。

　　有句话说得好:“做皇帝的永远都不是书生。”说到底,王莽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代大儒（他死的时候很多儒生和他一起殉难）,只是不太懂政治上的一些潜规则。希望太大,失望就大。失望之后留下的就是怨恨和不满。王莽在没当上皇帝前给人的希望过高,掌权后又给人的失望太大,落差巨大也是他身败名裂的原因之一。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一样,光有美好的愿望而不考虑实质性问题,这样下去结果会更糟糕。

　　王莽从整体上来说还是一个很不错的皇帝,只是他的改革失败了,所以就形成了墙倒众人推的局面,成为了一个反面教材的人物。我们来看一下王莽当政期间的一些事情。由以下几点来看,王莽并非人们口中所说的那样,他其实不是一个乱臣贼子,反之还很可爱。

　　第一,王莽乃当时一大儒。大儒必然是道貌岸然,且未篡位之前是文质彬彬、知书达理、谦恭异常的,故能得到上自太皇太后的喜爱,下至群臣的极力推崇。

　　第二,王莽行为仗义。至少从班固口中可以得知:“王莽身居高位,主持政府,刻苦自励,献身国家,一切照正直道路行事。”这与当时三代西汉皇帝比起来是好得不得了,行此仁义之事,当为仁义之人。

　　总的来说,王莽并不是一个纯粹的骗子、野心家,因为王莽篡汉和杨坚废周、赵匡胤废后周大体是一样的,只不过王莽没有后两者的雄才大略,最后以失败告终。最重要的是天下的老百姓不管你们谁是皇帝,他们的要求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过一个平安的日子,这就决定了王莽注定是一个悲剧。

　　在老百姓看来,谁能让他们的日子好过,谁就是好皇帝;谁让他们的日子越过越差、不如从前,那么他肯定就不是一个好皇帝。而王莽就是因为谋了权、篡了位之后没让他们过上好日子,才让天下百姓骂他是篡汉的奸贼。如果王莽的变法成功了,他就会像杨坚和赵匡胤一样被后人所敬仰。这么一说,王莽“乱臣贼子”的名声自然也就名不副实了。
 

侵略者自述圆明园大劫难 [转帖]

　　本文以战争亲历者的日记和回忆录为依据，叙述了英法两国入侵北京的战争过程。

　　“法国所有的王室城堡都顶不上一个圆明园”

　　1860年10月6日，法军和英军向圆明园挺进。晚上7点左右，法国人到达夏宫圆明园。历史学家皮埃尔·德·拉戈斯这样描写那个时刻：“大家以为大敌当前，殊

　　不知只是一场《一千零一夜》之梦。据说，面前这个闻名的宫殿，在此之前没有一个普通欧洲人见过。还有不确切的传闻说，那里面尽是奇珍异宝。”卡斯塔诺大夫写道：“对这座宏伟建筑，大家没有任何概念，心境都是怪怪的。”

　　10月6日晚，圆明园这座大清国皇帝的宫邸，几乎未遇抵抗就被法军占领了。惊叹不已的孟托邦将军10月8日给朗东元帅的信中说：“在我们欧洲，没有任何东西能与这样的豪华相比拟，我无法用几句话向您描绘这如此壮观的景象，尤其是那么多的珍稀瑰宝使我眼花缭乱。”

　　巴吕作了如下精彩的概括：“当看到这座宫殿的时候，不论受过何种教育，也不论哪个年龄，还是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大家所产生的印象都是一样的：压根儿想不出有什么东西可与之相比；绝对地震撼人心，为确切表达而说出的话是，法国所有的王室城堡都顶不上一个圆明园。”

　　“两百辆汽车也弄不走宫殿里的好东西”

　　怎么处理夏宫里的所有财宝？孟托邦将军写给葛罗男爵的公文中对情况做了扼要介绍：“我于昨天晚上到达中国皇帝的夏宫，它已经被放弃，但无数财宝都留在里面。我已派人通知格兰特将军，请他和额尔金勋爵一起来到这里。我们平分了那些财物。但我们只能拿走其中极少一部分。即便有两百辆汽车也弄不走那座宫殿里的所有好东西。”

　　他还写到对一座衣料库的抢劫:“那里面存放的丝绸多得令人难以置信。到了联军手里，这些华丽的丝绸的用场变得很拙劣蹩脚，比如：用来当绳子在营地拴马，做包袱布用来包扎在宫里弄到的东西，剩下的就都丢给跟在部队后边的中国人。”

　　孟托邦对抢掠储藏中国档案的文书阁尤感遗憾:“档案是由许许多多50厘米见方的画组成，每张画下方都有说明。整个中国历史应该都在这套画上，画的颜色仍然那么鲜亮，就好像刚刚画成似的。”

　　“法国人堂而皇之地抢，而且都单个行动”

　　当时20岁的莫里斯·埃里松在26年后写下《一个赴华翻译的日记》，书中用两章讲述对圆明园的大掠夺。他对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抢掠方式加以对比：法国人毫无章法，甚至是一种无政府状态；而英国人则是有组织有安排，有条不紊。“法国人堂而皇之地抢，而且都是单个行动。英国人比较有条理，他们很快就明白应该怎么抢，而且干得很专业。他们都是整班行动，有些人还拿着口袋，都有士官指挥。有个难以置信，但又是千真万确的细节，就是那些士官都带着试金石。”

　　“炮兵们个个身裹皇后的丝袍”

　　埃里松这样描写对圆明园宫殿的抢劫行动：“面对那奇特的景象，我真是大开眼界，忘都忘不了。人头攒动，肤色不一，类型各异，那是世界人种的大杂烩；他们一窝蜂地向大堆大堆的金银财宝扑去，用世界上各种语言喊叫着。”“一些人埋头在皇后那一个个上了红漆的首饰匣里翻找；另一些人几乎淹没在丝绸和锦缎堆里；有些人胸前挂满大珍珠串，把些红宝石、蓝宝石、珍珠、水晶石往衣袋、内衣、军帽里满揣满掖。还有些人抱着座钟、挂钟往外走；工程兵带着斧头，他们挥斧把家具劈开，把镶嵌在家具上的宝石取出来。还有一个人，看见一个漂亮的路易十五时代的座钟，因为表盘上的时间数字是水晶石的，他以为那是钻石，就把那表盘取了下来拿走。时不时有人呼叫：‘救火！’人们慌忙赶过去，东西掉得满地都是，火舌舔噬着宫殿的豪华内壁，大家用丝绸、绸缎床垫和皮货压灭火焰，那真是一场印度大麻吸食者的幻梦。”“夜幕降临，我回营房时遇见一些士兵，个个都满载着战利品，从银质锅到天体望远镜、六分仪，五花八门，其实他们肯定带不走这些东西。英军军营里人也很多，但一切都极为有序。而在我们这儿，整个就是个化装舞会。炮兵们回来时，个个身上都裹着皇后的丝袍，胸前挂满了清朝大官的朝珠。”

　　梦魇的一夜

　　10月8日，抢掠又开始了，而且变本加厉，大概持续了48小时。下午，大洗劫还在继续，阿尔芒·吕西仍在里面“踅摸”东西。他向他父亲这样描述当时文物遭破坏的场面：“我找到皇家的家具库房，我们的士兵正在那里抢东西，那场面很特别，令人遗憾又感到滑稽可笑。东西几乎完全被砸碎。有几个很漂亮的景泰蓝，我给护下来。但是如何处置呢？我还看见一些非常精致的瓷器被摔得粉碎；还有些很古老的漆器、碎纹瓷、象牙制品、玉器，被砸得碎片满地；有些人拿彩釉花瓶当球耍。看了真叫人难受，为那些东西感到惋惜！”

　　“劫掠现场留下一片废墟和大火”

　　阿尔芒·吕西说，经过两天的抢劫，“法国人的军营看上去像个巨大的旧货铺，法军宿营地出现人们所能想象的最奇特最热闹的景象。帐里帐外堆满各式各样的珍稀物品，这是一日之间发的横财，盯着它，寄托着多少梦想……人们看见那些士兵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缺乏远见，生性破坏，考虑不到行军劳苦，把丝绒绸缎往背包里猛塞，就好像只要走那么一程路就能把这些东西送给家乡人似的。后来，气恼时，就把那些带不走的东西砸碎、撕烂或者弄脏。各处都是些豪华家具、丝绸以及皇帝嫔妃们的那些以金丝线绣的裙袍，再就是眼巴巴看着这些东西带不走而挂在脸上的一副可怜相。至于银子，多得几乎不屑一顾，因为那东西分量太重。拿价值四百八十法郎的一块金条去换几瓶烧酒或者苦艾酒，这样做的士兵不止一个两个。”

　　让我们听听贝齐亚上尉的感叹：“10月9日，我们终于撤离了劫掠现场，身后留下一片废墟和大火，这悲惨的战争一幕无论如何是遮掩不了的，它使军队失去了尊严，使一些人失去了荣誉！”

　　　(《1860：圆明园大劫难》〔法〕伯纳·布立赛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朱熹的沉浮人生 [转帖]

佚 名

一代大儒朱熹毫无疑问是中国的名人，世界的名人，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人们用这样的话来赞美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确实是当之无愧的。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来华访问时，毛泽东主席把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国礼赠送给田中首相，反映了中日双方对于朱熹这位古人推崇备至的心态。“朱子学”在日本有着深远的影响，至今仍有不少学者在精心研读《朱子语类》，完全采用汉代“章句之学”的方法，从文字训诂入手，句读、注释、翻译，再诠释它的精义。那种崇拜和严谨的态度，决不逊色于任何一位中国学者。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国际学术界认为，朱熹是把孔孟儒学在新基础上建立哲学体系的最重要的人物，他的思想在15世纪影响朝鲜，16世纪影响日本，17世纪引起欧洲的注意，1714年在欧洲翻译出版了《朱子全书》。在西方汉学家看来，他的方法论基本上是经验主义的唯理论，他对儒教世界的影响，可与托马斯·阿奎那对基督教世界的影响相比。

然而，这样一位大师，在生前却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被当朝用莫须有的罪名——“伪学逆党”，打倒在地，弄得狼狈不堪，斯文扫地，含恨去世。这是善良的人们难以想象的。

何故？一言以蔽之，两个字：政治！

不妨从头说起。绍兴十八年（1148年）朱熹考取进士，此后担任过一些地方官，但是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儒学。他向程颢的再传弟子李侗学习程学，形成了与汉唐经学不同的儒学体系，后人称为理学、道学或新儒学，完成了儒学的复兴。他创办了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培养学生，普及儒学。他的道德学问受到人们敬仰，流传、渗透于社会每一个角落。

他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并非关于“理”与“气”的深奥哲理，而是通俗的儒学教化。他把《大学》中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加以具体化、通俗化，构建了一套周密的社会秩序。他编著《四书集注》，重新诠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使得理学透过“四书”而深入人心。为此，他特别致力于编写童蒙读本，例如《小学集注》、《论语训蒙口义》、《童蒙须知》，对儿童的日常言行、生活习惯，提出道德规范。比如说：

——穿衣：要颈紧，腰紧，脚紧；

——说话：凡为人子弟，必须低声下气，语言详缓；

——读书：要端正身体，面对书册，详缓看字；

——饮食：在长辈面前，必须轻嚼缓咽，不可闻饮食之声。

这些规矩在今天的“新新人类”看来，似乎过于迂腐、苛刻，其实不然。如果连日常生活细节的良好习惯都难以养成，那还谈什么“修身齐家”，更遑论“治国平天下”了。

这样一位令人敬仰的大师，朝廷出于政治考虑，对他进行严厉的打压、禁锢，成为南宋文化思想界引人注目的咄咄怪事。在中国历史上，用行政命令手段禁锢一个学派、一种学说，屡见不鲜，它并非学术之争，而是排斥异己的政治斗争。

对朱熹的禁锢也是如此。因为他主张，南宋王朝以临安（杭州）为首都是不利于发展的，应该迁都到长江边上的南京，与上游的武昌遥相呼应，以便伺机光复中原。这就是他时常讲的“修政事，攘夷狄”、“复中原，灭仇虏”，这种激进主张得罪了那些习惯于偏安、妥协的当权派。朱熹嫉恶如仇，看不惯当时官场的腐败，曾经连上6本奏疏，弹劾贪赃枉法的台州知府唐仲友。唐仲友的姻亲、宰相王淮授意吏部尚书郑丙攻击朱熹，说什么“近世士大夫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宋孝宗轻信此言，“道学”从此成为一个政治罪状，贻祸后世。宋宁宗即位后，朱熹提醒皇帝防止左右大臣窃权，引起专擅朝政的韩胄嫉恨，把朱熹的道学诬蔑为“伪学”。朝廷大臣忌惮社会舆论，不敢过分谴责朱熹。韩胄指使亲信、监察御史沈继祖捏造朱熹的罪状——霸占友人的家财、引诱两个尼姑做自己的小妾，诋毁朱熹的名誉，把一贯清正廉洁的朱熹搞得声名狼藉。从此以后，政坛上对朱熹的攻击一天比一天厉害，甚至有人公然叫嚣要处死朱熹。

如此沉重的政治高压之下，心力交瘁的朱老夫子不得不违心地向皇帝检讨，无可奈何地承认强加于他的罪状：“私故人之财”、“纳其尼女”。为了显示认罪态度的诚恳，他被迫说了一句最不该说的话：“深省昨非，细寻今是。”彻底否定自己的过去。

在政治风潮的席卷之下，他的门生朋友惶惶不可终日，特立独行者隐居于山间林下；见风使舵者改换门庭，不再踏进朱熹家门；更有甚者，变易衣冠，狎游市肆，标榜自己并非朱熹一党。

朝廷竟然罗织了一个子虚乌有的“伪学逆党”，一共59人，朱熹便是这个“伪学逆党”的首领。

庆元六年（1200年），朱老夫子在孤独、凄凉的病榻上与世长辞。

对于他的死，朝廷提心吊胆，严加防范，唯恐他的门生朋友在开追悼会的时候，“妄谈时人短长，谬议时政得失”。

这场冤案，终于在9年之后得到昭雪。朝廷为朱熹平反，恢复名誉，追赠官衔，公开声明他的学说并非“伪学”，他的门生朋友并非“逆党”。后来，宋理宗发布诏书，追赠朱熹为太师、信国公，提倡学习他的《四书集注》。此后，朱熹学说作为官方学说，成为声势隆盛的显学，流传数百年而不衰。

变化之剧烈令人难以置信！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让人禁不住唏嘘叹息。
 

神枪碧血——记抗日杀奸团中的校友冯运修[转帖]

　　
　　作者：萨苏 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

　　日前回京，在我的一个长辈那里看到一则笔记，其中比较详细记述的人物，是抗日杀奸团中的书生枪手，辅仁大学学生冯运修。萨这位长辈在北师大任教，这是为了校庆所作的纪念文章，因为辅仁大学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之一，冯运修可算我们的校友。

　　说起来这篇文章的内容来源颇有可观之处，抗日杀奸团今天是一个几乎被遗忘了的名字，当年却是活跃于华北的著名抗日团体，曾经在北平和天津多次展开以刺杀，爆炸为主要手段的抗日锄奸行动。这个团体的主要成员，除了国民党派来进行组织和控制的军统特工人员以外，多是平津两地的热血学生，杀奸团的最初成员，几乎都是平津几所著名的中学，如贝满女中，育英中学，天津中日中学，南开中学，大同中学等的高中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学生多数升入大学，杀奸团的成员也从中学生扩大到大学生。抗日杀奸团的活动在1938－1940年期间为高潮，1940年下半年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但一直坚持活动，只是活动方式从暗杀爆破转向了收集情报和动员知识阶层脱离沦陷区等工作。

　　抗日杀奸团能够长期存在与取得较大成绩，和它的团体组成颇有关系。这个团体的成员十分古怪，多半是高官贵戚、富商名人之后，比如伪满总理郑孝胥的两个孙子郑统万和郑昆万，袁世凯的侄孙袁汉勋袁汉俊，同仁堂的大小姐乐倩文，孙连仲将军的女儿孙惠君等，他们多直接参与刺杀爆破等行动，如冯治安将军的侄女冯健美，就是刺杀天津伪华北联合准备银行经理程锡庚的一号枪手。

　　这些公子小姐投入抗团似乎不可思议，其实也并不奇怪，因为这个阶层的子弟在当时受到高等教育的最多，也最易于接触学生运动带来的反日爱国情绪，同时，也反映出了当时中国社会从上到下同仇敌忾的抗敌精神。他们社会背景十分复杂，消息灵通，牵涉极广，使日伪对抗团的侦办往往投鼠忌器或者事倍功半，1940年的大搜捕，就是日军封锁消息，秘密调动伪满军警到北平实施行动才得以避开抗团的情报系统的，所以给抗团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萨的外祖父家族，在天津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素以不介入政治斗争为务，但其中有一个在天津中学读书的子弟受抗日思潮影响，违背家族原则，成为了抗日杀奸团的最早成员之一，并在团长曾澈牺牲之后担任过抗日杀奸团的领导职务。

　　冯运修，原天津中日中学学生，1937年加入抗团，1940年考入北京辅仁大学，表面上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实际上却是抗日杀奸团中一个出色的书生杀手。如许多抗日杀奸团成员一样，冯的家世也颇为显赫，他是华北伪治安总署督办齐燮元的外甥，经常有机会出入军营。伪军对这位风流倜傥的甥少爷颇为恭敬，不料冯是有心人，借机以学枪打猎为名，练出了一手好枪法，成为抗团中优秀的神枪手。齐燮元对此也有耳闻，曾经责冯不专心念书，但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位外甥的真实身份。

　　当时抗团作为军统的外围组织，在行动上有一定的分工，即军统负责对日军人员和伪组织顶级人员的打击，抗团负责对伪组织中高级人员的打击。

　　1938年，冯运修参加火烧日中元公司仓库的行动。同年因为天津大水灾，天津抗团的行动重点转向北平。

　　1939年，冯运修受命从天津到北平，配合北平抗团成员刺杀北平伪商会会长冷家骥。按照计划北平抗团成员伪装有公事叩门欲见冷，冷应门后冯即开枪将其射杀。不料冷应门后却令其妻开门，结果冯一枪命中，但只射杀了冷的太太。虽然暗杀没有成功，但给北平伪组织造成相当震动。

　　这期间，抗团的组织逐渐扩大，在天津也有多次精彩行动，但是因为叛徒出卖，团长曾澈（抗战前即在华北活动的老特务，戴笠颇为欣赏，同时担任军统华北区书记）被捕牺牲。

　　由于曾至死未出卖抗团的组织机密，因此曾的牺牲并没有使抗团遭到致命的破坏，但是曾的死，使抗团一度失去了精神领袖。

　　按照资料记载，曾是一名非常善于组织，而且能够激励部下的优秀特工人员，他对抗团的组织颇有特色，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他独创的抗团干部的颠倒代号。

　　曾澈的颠倒代号，是一套为抗团干部编制的化名，采用的是数字加上成员姓名别号之类颠倒后的谐音，前面的数字，其实代表的是在组织中的排位，现在看来，颇让人想起美军在伊拉克的五十四张扑克牌又想起水浒的一百单八将。

　　比如最高的“易妙红”，其实真正代表的是军统局老板戴笠，易，是“一”的谐音，“妙红”是“洪淼（戴笠的化名）”的颠倒。

　　“三目王”，是军统在华北的老牌特务，原天津站站长王天木，所谓军统四大杀手之一，排行第三，后叛变，给军统华北华东组织造成极大破坏。

　　“刘诗白”，是军统著名杀手白世维，抗战前就曾经刺杀过大汉奸张敬尧，排行第六，抗战后任北平警察局副局长。

　　这都是对抗团实施指导的军统大特务。

　　“九曲帆”，是范旭，曾经实施刺杀周作人，排行第九。

　　“石朋里”是军统在抗战期间冒险从平津调到重庆受训的李如鹏，参加过刺杀周作人，王竹林，排行第十，后牺牲。

　　“史山风”是冯运修，排行第十三，但是他因为精明干练，在北平有可靠的立脚点，渐渐不仅从事刺杀任务，也司职组织文件和枪械的保管。

　　1940年7月，军统部署抗团在七七事变三周年期间，对较有影响的汉奸实施刺杀以示惩戒，冯运修被选择为主要行动人员之一。

　　1940年7月5日，抗团当时在北平的负责人李振英（北大化学系学生，爆破专家）在未名湖召集冯运修、叶于良、孟庆时（北京育英中学学生）等行动人员，宣布根据上级（即军统组织）提供的情报，日伪组织将在7月7日于中山公园举办“皇军圣战胜利三周年”庆祝会，抗团决心狙击到场主持日伪合作的汉奸巨头，以示惩戒，首选目标为伪《新民报》社长，总编辑吴菊痴。如果吴不好打，就打次要目标新民会副会长陈辋子（因为身躯肥胖，外号陈胖子）。

　　今天如果到北京大学去，在未名湖上还可以看到这个湖心岛，有桥通到岸边，杨柳之下颇为清冷的一个地方。我小的时候常到这个湖心岛旁边游泳，它周围的石缝里盛产田螺，还可以轻易捉到河虾。萨对河虾一向是没有什么慈悲之心，抓住了把脑袋一拔就生吃，现在想想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污染还不严重，要是现在不定弄出点儿什么稀奇古怪的毛病来。

　　那时候我所不知道的是，这湖心岛有一个地下密室，抗战时期一直是抗团的秘密机会地点，并有军统组织人员长期驻在这里指挥和策应行动。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进入燕京大学，司徒雷登校长被捕为止。

　　这里要说一说司徒雷登，今天大多数人知道这个名字可能与毛公那篇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有关，司徒雷登的形象因此负面了许多。实际上毛公那篇文章应该叫作《别了，美国佬》更贴切些，不应该是针对司徒雷登个人的。司徒雷登这个人在很多老北大人眼里，是个对中国相当有感情的老人，评价他相当的不容易。对北大的发展，他也应该说有一份贡献的。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司徒雷登在文化孤岛北大，利用职务之便尽力保护北大免遭日寇蹂躏，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他自己被日军拘捕。从他的所作所为中，可以看出他对于中国抗战的同情。比如湖心岛的密谋，司徒雷登就是心知肚明的。北大沦陷前夕，困守湖心岛的国民党军统特务陈仙洲通过北大教授侯仁之的帮助逃离北平，临行时司徒雷登忽然出现，托付陈仙洲给自己在卫立煌军中的学生刘某某带去白色纯羊毛线两磅，作为结婚的贺礼。沦陷期间北大学生不断有人南下国统区或西去解放区投入抗日工作，如后来的驻联合国副代表顾军，全国妇联组织部长王若兰等，司徒雷登一面指定人员协助他们出走，一面每次有人走都在临湖轩为出走学生设宴饯行。甚至他还曾经和八路军接触，愿意用北大图书馆的副本为延安鲁迅学院提供书籍资料。

　　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八路军平西军分区曾经派出手枪队前往北大接应欧美教员撤离，试图营救司徒雷登，但他早被日军派人盯住，因此未能救出，只救出了英籍教师班威廉，林迈可，和法籍教师德力。

　　因此，抗团1941年前在北平最重要的据点，就是北大的湖心岛，而在天津最大的据点，则是成之先生担任少东家的远东饭店，到了这两个地方，抗团成员形容就是“进了保险柜”。

　　7月5日会议的结果是定下了行动计划，设立两个行动组，一个由李振英，冯运修组成，负责狙杀主要目标吴菊痴，一个由叶于良（北大学生）、刘永康（天津广东中学学生）组成，负责在第一组失败的情况下狙击陈辋子。孟庆时、纪采凤（贝满女中学生）、李时勉（北大学生）等负责联络和接应。李、冯都是较有经验的行动人员，而叶、刘都是第一次进行狙击行动，从这个配置可以看出暗杀的侧重点是当时在北平伪报界被称为“第一支笔”的吴菊痴，因为他的影响远远比陈辋子高。

　　7月7日，日伪庆祝会准时召开，吴菊痴作为主持十分活跃，抗团的成员皆利用社会关系进入中山公园社稷坛会场，但很快就发现当地日伪军警戒备十分严密，即便下手也无退出的机会。李振英和冯运修商议之后，当机立断决定改在会场外下手，只令孟庆时等在会场散发抗日传单材料作为宣传，散发手段也改预定的刺杀后抛洒为在人群中传递散发。据说当时纪采凤、朱慧珍女学生等向参加庆祝会的中国人递发传单，对方看到这样衣着时髦的小姑娘忽然递来抗日宣传品，几乎都是心照不宣，揣起来低头就走，并无一人喧哗或向日伪报告，台上台下俨然两个世界。

　　庆祝会结束后，日伪要人纷纷散去，吴菊痴和陈辋子上了吴的黄包车。冯运修等人正中下怀，即骑自行车尾随，寻机下手。

　　但见两人进了前门附近的一家饭馆，原来两个汉奸是要在这里吃饭。李振英即派刘永康进去观察，刘出来后说饭店地方狭小，开枪容易误伤他人，李即下令两组人员等待。因这些抗团成员衣着举止都很得体自然，并没有引发怀疑。大约一小时后吴菊痴先出门，乘自己的黄包车向东南宣武门方向而去，李振英和冯运修即骑车尾随，叶、刘则在原地等待陈辋子。

　　行进中李压低帽檐，示意冯运修上前下手，自己拔枪在后接应。

　　冯运修加快车速，紧紧尾随在吴菊痴车后。

　　车行到旧师大教师宿舍门前，附近胡同中突然出来一队大户人家送葬的队伍，唢呐和哭泣的声音一片嘈杂。吴菊痴的车夫为了让路停下来，吴和车夫的注意力都被送葬队伍吸引过去。

　　冯见有机可乘，猛蹬两步，靠近吴菊痴的车侧，单手持枪，对吴的头部连开两枪。因为距离紧，射击准确，吴一声未吭，当即毙命。冯使用的是“掌心雷”手枪，这种枪体积小、装潢精美，通常是显要人物的护身武器，所以用于战斗威力不大，用于刺杀却因为枪声小而备受青睐。实际上吴菊痴的车夫当时根本就没有觉察，直到拉出去很远，才发现吴已经毙命。

　　冯射击以后没有停车，迅速向前骑行，按照原定计划绕回西四家中去了。李振英则迅速发出“得手”信号，通知叶、刘等中止刺陈的行动，迅速转移。

　　吴菊痴的死给北平日伪方面极大的震动，但当天进行的大搜捕却一无所获，抗团的人员已经如鱼入大海，脱身而去了。

　　刺杀吴菊痴是抗团一次相当成功的行动，但也直接导致了日军“八月大逮捕”的迅速展开。八月大逮捕，指的是日军1940年8月上中旬在北平天津联合进行的，针对抗团的大规模搜捕行动。这一次行动抗团成员共计被捕四十余人，北平大部分骨干入狱，天津也遭到重创，李如鹏等牺牲。残存人员继续坚持一时十分困难，遂组织部分骨干人员从天津撤离，将抗团总部转移至重庆。此后军统为抗团成员提供电台和武器，进行人员训练，经过一个恢复时期，从1942年起，又陆续返回平津开展活动，直至抗战的胜利。

　　值得一提的是八月大搜捕让抗团遭到重创时期，日军不自觉的放松了对于军统组织本身的压力，军统的正规特工乘机抬头，直接投入行动，给了日伪方面更大的打击。军统特工在华北的一对杀星王文和麻景贺连续出手，先后制造了枪击日本天皇特使、爆破南苑飞机场、刺杀日军高级顾问山本荣治和大汉奸王克敏等一系列惊人的案件。及至1941年初军统的行动遭到日军反扑进入低潮以后，****的“别动队”又开始活跃于北平城内外，其主要成员多有1939年从抗团中退出的共方成员（抗团早期成员中国共间杂，1939年，因抗团的国民党军统背景逐渐暴露，国共合作也已经出现裂痕，抗团中的亲共人员陆续脱离，却侥幸躲过了八月大搜捕的劫难）。

　　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实际上日本方面注意到平津地区抗团活动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只是几次采取行动都因为抗团社会关系复杂，消息灵通，成效极微，没有能够给抗团以致命打击。因此日军方面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方式，试图在尽量掌握抗团组织的全貌后，将其一网打尽，吴菊痴被刺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1940年8月，日本华北特高课和北平宪兵队牵头，行动当天之前不和北平伪警方联系，直接调动伪满警察进入北平，利用已经掌握的线索对抗团成员开始了大逮捕。因为几次行动成功，抗团内部不免有轻敌骄傲情绪，防范不周，在日军的大搜捕中李振英、孟庆时、纪凤彩、郑统万、郑昆仑等纷纷被捕。其中李振英等本来身处燕京大学校内，日军逮捕并不容易，但却被日军利用军统叛徒曲某发出通知，诱燕大抗团成员开会。李振英不知是计，和王知勉、李澄溪等出校即被捕。另一个燕大抗团成员吴寿贞出校稍晚，恰好看到李振英被捕，立即退回校园，后在张东荪和侯仁之两教授的帮助下西去游击区，吴后来在西山参加游击工作时在战斗中牺牲。

　　冯运修也在日军逮捕名单之列，8月6日深夜，日本宪兵队包围了冯在西四北四条的住所，警觉的冯运修立即发觉有变，悄悄起床并取枪走出卧室。此时，日军尚未完全合围，如果他立即越墙逃走，并非没有生理。但冯运修负责抗团组织材料和行动文件的保管，假如这些材料落入日军手中，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冯立即携带文件退到厨房，将其焚毁。

　　这时日军即破门而入，冲入冯家小院，将冯运修的父亲、弟弟等人捕获，随即发现冯藏身的地点，日本特务即喊话叫冯投降。冯不予置答，继续冷静地烧毁文件。日军闻到烧纸的味道，恍然大悟，试图强行冲击，冯运修果断开枪反击。因为他射击准确、弹药充足（冯亦负责保管北平抗团的枪支弹药），僵持良久，特务们只携带短墙，压不住冯运修的火力，无法靠近冯家厨房。这时，周围居民纷纷被枪声惊醒，意识到有人在和日军枪战。

　　枪战中投身日本宪兵队的汉奸袁规（北平宪兵队特务科科长）心生一计，将冯运修的父亲推在前面挡子弹来逼近冯的藏身之地。但袁未想到冯枪法极好，一枪擦过其父耳边正中探头窥视的袁规脸部，袁应声倒下。日伪特务纷纷上院墙，一面劝降，一面对冯运修藏身之处射击。冯宁死不降，从窗口奋力还击，枪战中一名叫西城吉次的日本宪兵被冯运修击中，从院墙上落入院内毙命。打到中间日军将机枪架起来对冯家厨房中扫射，冯的枪声才告终止。特务进入房中检视，发现冯运修身中数弹，已经不屈而死。冯的右手中弹，左手持枪，显然是右手负伤后依然死战良久，但所有文件都已销毁，无法辨认了。

　　冯运修牺牲的时候，年仅19岁。他和日军进行枪战的消息，第二天北平的报纸曾有报道。

　　因为冯运修的父亲同时被捕，他牺牲的前后经过才得以流传下来。而且，冯运修的父亲也对抗日颇为同情，巧妙地向抗团成员传出了冯已将文件销毁的消息。因此得知消息的抗团成员多能咬牙坚持，不承认日伪的指控，颇有一些人因此而无法定罪，最后得以逃出魔窟。

　　1941年军统纪念历年殉国人员的四一大会上，冯运修也在纪念名单之列，并有照片受祭。但按照幸存的成员所说，包括冯在内的抗团成员，除李如鹏外，其实并不是军统的成员，其顽强不屈直至以身殉国，并非为了荣华富贵，不过因为有一腔爱国的热血而已。

为什么40万人都挖不动武则天墓？ [转帖]

　　如果问世界上那个皇帝的陵墓最难挖，那么毫无疑问是武则天的“万年寿域”——乾陵。她的陵墓被冷兵器时代的刀剑劈过，被热兵器时代的机枪、大炮轰过，1200多年之中，有名有姓的盗乾陵者就有17人之多，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出动人数40万之多，乾陵所在的梁山几乎被挖走了一半。然而时至今日，乾陵依然不抛弃、不放弃，像许三多一样恪尽职守地保护着主人武则天和丈夫李治的遗体。我们不禁要问，汉武帝的茂陵被搬空了，唐太宗的昭陵被扫荡了，康熙大帝连骨头都凑不齐了，为什么单单武则天的乾陵可以独善其身？

　　这事得从乾陵的修建说起。乾陵位于陕西省乾县城北6公里的梁山上，距古城西安76公里，修建于公元684年，历经23年时间，工程才基本完工。梁山是一座自然形成的石灰岩质的山峰，三峰耸立，北峰最高，海拔1047.3米，南二峰较低，东西对峙，当时群众称为“奶头山”。从乾陵东边西望，梁山就像一位女性的躯体仰卧大地，北峰为头，南二峰为胸，人们常说它是女皇武则天的绝妙象征。唐时的堪舆家,,风水先生,,认为，梁山大有利于女主。所以女皇武则天便把梁山选为其夫唐高宗和自己百年后的“万年寿域”。唐高宗病逝后，武则天昭令当时朝野闻名的大术士袁天罡和李淳风，要他们为皇上选址风水宝地。二人分别遍游九州，回来后交旨都说选在了好畤县,,今乾县,,的梁山上。武则天便便派使臣去察看，到了梁山顶，袁天罡说他在这里埋下一枚铜钱，李淳风说他在这里订下一枚铁钉。刨开土，李的铁钉正好扎在袁所埋的铜方孔中，在场的人无不拍手惊奇。于是，武则天便把陵址选在了梁山，即现在的乾陵。单从风水来说，乾陵就超过了唐朝所有帝陵。

　　乾陵修建的时候，正值盛唐，国力充盈，陵园规模宏大，建筑雄伟富丽，堪称“历代诸皇陵之冠”。唐初，太宗李世民汲取从古至今，没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的历史教训，从他与长孙皇后的昭陵起，开创了“因山为陵”的葬制，由当时著名的艺术大师阎立德、阎立本兄弟主持设计，陵墓由建筑群与雕刻群相结合，参差布置于有“龙盘凤翥”之势的山峦之上。唐高宗与武则天的乾陵，发展、完善了昭陵的形制，陵园仿唐都长安城的格局营建，分为皇城、宫城和外郭城，其南北主轴线长达4.9公里。文献记载，乾陵陵园“周八十里”，原有城垣两重，内城置四门，东曰青龙门，南曰朱雀门，西曰白虎门，北曰玄武门。经考古工作者勘查得知，陵园内城约为正方形，其南北墙各长1450米，东墙长1582米，西墙长1438米，总面积约230万平方米。城内有献殿、偏房、回廊、阙楼、狄仁杰等 60朝臣像祠堂、下宫等辉煌建筑群多处。至于里面的宝贝，经过多年的探测考察，一位文物工作者推算最少有五百吨！在前后通道的两侧,又各有四间石洞,洞里装满了盛唐时最值钱的宝贝。在通向金刚墙的近百米过道两旁,摆满了各种金银祭器。而最让世人感兴趣的就是那件顶尖级国宝——《兰亭序》。史书记载,《兰亭序》在李世民遗诏里说是要枕在他脑袋下边。那就是说,这件宝贝应该在昭陵,而不在乾陵。可是,五代耀州刺史温韬把昭陵盗了,但在他写的出土宝物清单上,却并没有《兰亭序》,那么十有八九《兰亭序》就藏在乾陵里面。乾陵一带的民间传闻中,早就有《兰亭序》陪葬武则天一说。

　　如此丰厚的宝藏使得乾陵像花粉一样吸引着职业盗墓者、封疆大吏、土匪、军阀，甚至是农民起义军，纷纷抄着铁锹、锄头前来刨上几下。从武则天躺进乾陵的一刻，梁山就没消停过。第一个光顾乾陵的是唐末造反大军领袖黄巢，历代所有的农民起义军领袖中，他的反动程度仅次于明末的张献忠。这位盐贩子率领60万大军攻进长安后，先是痛痛快快地烧杀抢掠一番，待土匪瘾过足了，他突然发现自己无事可干了,,其实当时的唐朝皇帝正纠集力量准备反击呢,,。这时，有人告诉了他一件事，在梁山西侧黄土地下埋藏着大量碎石。这个消息就是在暗示黄巢，唐陵中最富有的乾陵的入口很可能就在梁山的西侧，那些碎石大概就是修筑完乾陵后剩余的原料。黄巢大喜，立即调出40万士兵，跑到梁山西侧开始挖掘。这些人都是农民出身，对铁铲铁锹的运用熟练得很，不久，就把半座梁山铲平了，以此留下了 40米深的“黄巢沟”，。但是，乾陵就像是根本没有入口一样，后来，唐王朝军队集结向长安发起反攻，黄巢这才心不甘情不愿地空手而逃。这位自称是书生的黄巢愚蠢之极，他根本知道乾陵是坐北朝南的。唐朝皇帝故意将修建产生的碎石埋在离墓道口300多米远的地方。也就是说，他挖错了方向，由此可见，没文化的人千万不能成暴发户，因为钱也好，兵也好，在他们手里不是造福一方的资源，而是劳民伤财、祸害天下的毒药。

　　向乾陵伸出罪恶之手的第二个人是五代的耀州节度使温韬，此人似乎生下来就是给李唐王朝的皇帝陵墓找麻烦的。在乾陵之前已经挖掘了17座唐皇陵，只剩下乾陵。但他的理想在此破灭。和黄巢一样，他也兴数万人马在光天化日之下挖掘乾陵，不料三次上山均遭风雨大作，人马一撤，天气立即转晴，温韬实在想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他还是没有再继续挖下去，遂此绝了念头。乾陵至此逃过第二劫。

　　最危险的是第三次，这次出动的不是40万大军，而是一个现代化整编师，盗墓的工具也不再是锄头、铁锹，而是开山劈石如切菜的机枪大炮。主谋就是民国时期的国民党将军孙连仲。他带领部下，学着孙殿英炸慈禧和乾隆墓的样子，在梁山上埋锅造饭安下营寨，用军事演习作幌子，黑色炸药炸开墓道三层竖立石条，正准备进入时，突然冒出一股浓烟，盘旋而上，成为龙卷风，顿时天昏地暗，走石飞沙，七个山西籍士兵首当其冲，立即吐血身亡，其他人哪里还敢再向前，发一声喊跑了出来。据说，孙将军的一个团生还者寥寥。当地人流传“因武则天是山西人，他最恨老家的人来掘她的墓，所以那七个山西兵必死无疑。”就这样，乾陵终于躲过最后一劫。

　　到了建国后，一次偶然的机会，几个农民发现了乾陵的墓道。1960年，陕西省成立了乾陵发掘委员会，并于4月3日开始发掘乾陵地宫墓道。发掘显示：乾陵地宫墓道在梁山主峰东南半山腰部，由堑壕和石洞两部分组成。堑壕深17米，全部用长1.25米，宽0.4至0.6米的石条填塞。墓道呈斜坡形，全长63.1 米，南宽北窄，平均宽3.9米。石条由南往北顺坡层叠扣砌，共39层，平面裸露410块，39层约用石条8000块。石条之间用燕尾形细腰铁栓板拉固，上下之间凿洞用铁棍贯穿，以熔化锡铁汁灌注，与石条熔为一体。挖掘情况与《旧唐书·严善思传》“乾陵玄阙，其门以石闭塞，其石缝隙，铸铁以固其中”的记载相同。另外，考古工作者在陵山周围也没有找到盗洞和被扰乱的痕迹，从而证明乾陵是目前唯一未被盗掘的唐代帝王陵墓。

　　武则天是一个善于用时间打败一切的人。她14岁入宫，先是用18年时间当上了皇后，然后又用35年时间当上了皇帝，死后又用1200年时间证明了自己陵墓的坚固以及其魅力的不朽。就连郭沫若先生去世前，都还念念不忘中央批准发掘乾陵。可以说武则天是生前征服了天下，死后征服了历史。

趣闻：世界相邻国家如何互相挖苦？ [转帖]

　　　比利时人发现了一个发财致富的妙方：你去市场上买一个法国人，然后再按这法国人自己对自己的估价把他倒卖出去即可。　　唐朝诗人王勃有诗云：“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是说好朋友即使远在天边，也感觉像邻居一样亲近。但是要讲国家或民族间的关系，咱老祖宗早在战国时就发明了“远交近攻”的策略，似乎专跟邻居过不去。且不说古今中外邻国之间兵戎相见大动干戈的例子，就说一些日常生活中的谈笑风生，也可见一斑。我在国际组织工作，有来自五大洲的同事、朋友，似乎谁都觉得自己的民族比别的民族风趣幽默，尤其是喜欢调侃相邻的民族。

　　印度VS巴基斯坦

　　长途电话＆本埠电话

　　有一次，我的印度朋友一本正经地问我：“知道吗？我们印度总理去巴基斯坦访问去了。”没错，我是好像在报纸上看见这个消息了，本想问问他的看法，却不料他滔滔不绝地自己讲起来了：

　　我们总理去了以后，巴基斯坦总理非让他参观巴基斯坦的高科技通讯中心，说是能与阴曹地府打电话，建议他与那边的已故总理尼赫鲁联系一下。印度总理半信半疑，结果一试还真行！通话效果特好，而且收费仅一个卢比。我们总理回去以后，命令科研部门立即研究同样的通讯设备，绝不能落在巴基斯坦人后面。

　　结果等巴基斯坦总理回访时，印度总理同样请客人参观高科技通讯中心，与在阴间的已故总理布托联系一下。结果发现美中不足的是通话费用高得惊人。

　　等贵宾离去以后，印度总理生气地问：“怎么搞的，这不是丢我们印度人的面子吗！”一位印度科学家小心翼翼地解释说：“报告总理先生，从我们这里往地狱打是长途电话，而从巴基斯坦往那边打可属于本埠电话。”

　　美国VS加拿大

　　自己行动＆依赖国家

　　印度和巴基斯坦历史上积怨甚深，宗教又不同，互相之间冷嘲热讽本是免不了的。令我奇怪的是美国人和加拿大人历史文化相近，也互相挤兑。我们的朋友中就有这样一对美国和加拿大的年轻人，碰到一起就拿对方开涮。

　　据加拿大人说，美国人都怕死，倒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到了阴曹地府怕付不起房租和水电费。那美国人则讲了一个故事反唇相讥：

　　有一次，一个美国人、一个加拿大人和一个犹太人因为卷入一起车祸，受了重伤。送到医院以后，抢救无效，三人一同见了阎王。那阎王爷见到美国人说：“这么年轻就到这里来了？你给我500美元，我就送你回去。”那美国人二话不说就付了钱。阎王爷也说话算数，当时就把美国人打发回人间。美国人在手术台上一睁眼，倒把医生吓坏了：“你怎么活过来了？”

　　美国人于是一五一十把见阎王的事说了一遍。那医生接着问：“那另外两个人呢？你们不是一起上去的吗？”美国人说：“没错，我们一起上去的。我听见那阎王爷也向他们要500美元。我离开的时候，那犹太人正在跟阎王讨价还价，而那加拿大人还躺在那里等政府替他付款呢！”

　　短短一个故事把美国人的实际、犹太人的狡黠和加拿大人对福利制度的依赖都反映出来了。

　　法国VS比利时

　　城里人＆乡巴佬

　　在欧洲，法国民间创作了许多有关邻居比利时人的故事，处处透着高贵聪明的法国城里人对卑微愚蠢的比利时乡巴佬的嘲弄。这里信手拈来一则：

　　有一位比利时人去巴黎看望在这里念书的表兄，临走时想买一架手风琴带回去。那表兄自告奋勇地说：“我在巴黎时间长了，说话已经是纯粹的巴黎口音。我替你去砍价，省得法国店主欺生。”

　　在商店里，那表兄问：“这手风琴多少钱？”老板盯着买主看了看，反问道：“你是比利时人吧？”那两个比利时人大惑不解：“你怎么知道？”老板说：“我其实很想把这东西卖给你们，只可惜这不是手风琴，而是暖气片。”

　　面对层出不穷的法国版“比利时笑话”，比利时人是怎么想的呢？我的一位比利时朋友耸耸肩膀说：要是法国人没有别的乐趣，那就让他们说去吧！不过他马上告诉我一个关于法国人的比利时笑话：

　　比利时人发现了一个发财致富的妙方：你去市场上买一个法国人，然后再按这法国人自己对自己的估价把他倒卖出去即可。

　　一次周末聚会，一位法国人又兴高采烈地给我讲了个法国版比利时笑话：

　　说是有两个比利时人租了条船去河边钓鱼。其中一个比利时人说：“哇，这里的鱼真多，咱们在船上做个记号，下次还来这里钓鱼。”另外一个比利时人听罢不解地问：“你以为下次我们还一定会租到这只船吗？”

　　哄笑之间，这法国人突然问我：“你们中国人喜欢取笑哪国人呢？”我想了半天，把中国的邻国想了个遍，实在没有答案，于是老老实实地说：“中国人只喜欢开自己的玩笑。”然后给他讲了“刻舟求剑”的典故。那可是我们中国人说自己的事，没拿哪个邻国当笑料。（来源：天天新报）

曾引起各方面的震动:林彪“一号命令”的**** [转帖]

　　１９７１年“九一三”事件后，“第一个号令”一直是林彪的罪状之一，但１９８０年两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审理“两案”时，却没有将林彪 “第一个号令”列入起诉书，因此，引起很多人的关注。“第一个号令”的内容是：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８日，为了防备苏联以谈判为由，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林彪命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１９８６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的《中**史大事年表》，在表述这个历史事件时说：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林彪在苏州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后经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正式下达，引起各方面的极大震动。

　　１９６９年８月，苏联突袭新疆铁列克提地区，我边防官兵３０多人寡不敌众，全部牺牲，中苏边境形势全面恶化

　　林彪“紧急指示”发出时，正是１９６９年的秋天。这一年是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关系最紧张的一年，全国上下一派战备气氛。新中国刚成立时，战备一直面向美国，因为那时美国不承认新中国，同时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受美国支持的国民党集团对大陆安全也构成一定的威胁。而我们的“三北”地区背靠“沙发”，苏联是我们的大后方。但毛泽东居安思危，早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期，他就说我们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只注意帝国主义，不注意修正主义，要有两面作战的准备。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要求全国设防的重点转向北面，全军要调三分之二的工程建筑团到北部筑防。在此之前，林彪针对可能从陆地和沿海对中国的军事侵略，提出“北顶南放”、“岛重于岸”的防御思想。

　　１９６０年８月，苏联在新疆挑起边境事件，漫长的中苏边界从此硝烟四起。中苏两国边界长达７０００多公里，在草原、戈壁，边界标志极不明显，十多公里才有一个界桩，更有许多地方没有划清边界，还属于争议地区。当初因为友好，双方相安无事，牛羊越境吃个草，谁也不当成个什么。现在不行了，不要说边民，就是不懂事的牛羊一越境，马上招来无情的子弹。１９６２年４月，苏联又在新疆伊犁、塔城地区策动中国公民越境逃往苏联，并于５月策动了伊宁暴乱事件。截至１９６９年珍宝岛自卫反击战，记录在案的苏联边界挑衅就达４０００多起。中国人的忍让是有限度的，毛泽东和党中央下定了自卫反击的决心。１９６９年３月２日发生的珍宝岛战斗已经从一次边界冲突演变成政治事件，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严重抗议，中国各地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和声讨大会。

　　从苏联给东欧各国的内部情况通报看，苏联对中国的行动最初反应是目瞪口呆，而且满腹狐疑，不知道中国的动机、目的何在。接着，在３月１５日凌晨开始的又一场战斗中，苏联边防军要求派坦克和炮兵支援，却由于勃列日涅夫和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出访，无人拍板。直到中午，苏军与最高领导人取得联系后，才派出增援部队，这说明苏联并没有准备好。尽管如此，苏联边防军还是以相当的规模入侵珍宝岛。战斗持续了９个小时，中国边防军顶住了苏军的６次炮火袭击和３次进攻。

　　当天，毛泽东、林彪等人听取了战况汇报。毛泽东说，敌人炮火打进７公里有什么要紧?最好是打进７０公里、７００公里、７０００公里。毛泽东还说，我们的领导机关被打掉了，下面照常打。东北、华北要准备一下。准备好了，他不来也不要紧。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我们是后发制人。原子弹基地要有准备，防止他用飞机轰炸。

　　３月２２日，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说到珍宝岛事件。毛泽东说，我是比较乐观的，２日的冲突，他们(苏联)上边的人也不知道，政治局也没讨论，同我们一样。珍宝岛在什么地方，许多人不知道。毛泽东问林彪，文件(九大政治报告草稿)你看了没有? 国际边境事件不要讲得那么严重。

　　４月３日，周恩来就苏联边防军炮击珍宝岛致信毛泽东、林彪，认为这是苏联故意虚张声势，做给人看的。他提议：一、我边防站暂时不理对方边防站的招呼；二、调整我火炮位置，待敌连续炮击几日后，采取突然回击一次，给以重大杀伤，并发表我方抗议文件。毛泽东批示：可以。在４月１４日的九大会议上，毛泽东说，３月２日、３月１５日苏联侵略珍宝岛，这次仗是孙玉国指挥的。没有打过仗，也可以打仗。我们一没有用飞机，二没有用坦克、装甲车，打了９小时，敌人三次冲锋，都被我们打垮了。我们不是不要飞机、坦克、装甲车，但主要靠勇敢。要破除迷信，这次珍宝岛就是破除迷信。

　　连战连败、恼羞成怒的苏联很快进行了报复。８月１３日，在两架直升飞机支援下，事先埋伏在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的苏军数十辆坦克、装甲车和３００多名步兵突然袭击了我方正在巡逻的边防小分队。我军战士奋起反击，但终因寡不敌众，３０多人全部牺牲。

　　中国政府提出最严重抗议，这一事件更使中苏边境形势全面恶化。远东地区的苏联空军多次发布停飞待命的通知，制造发动突然袭击的气氛。

　　面对中苏边境持续紧张的局面，中国的战备工作也开始超出常规，从政治上、军事上进入了突击性的临战状态。１９６９年九大召开前，中央领导在毛泽东住地开会，到会的有林彪、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

　　毛泽东谈了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和九大问题，说中苏边境长达数千公里，苏联在自己的边界和蒙古边界陈兵百万，从中蒙边界到北京只有六七百公里，不要说飞机，汽车也就是几个小时的事，这不能不引起中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３月１５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听取珍宝岛地区战况时谈了“要准备打仗”的问题。毛泽东说，让他打进来，就使我们动员起来。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我们是后发制人。让敌人沾点面子，他占了牡丹江，外国人就知道了。３月２１日，周恩来在召集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陈锡联及总参作战部有关人员参加的作战会议上，针对苏联军队可能强占珍宝岛的态势，商定加强我方兵力，大力部署，以逸待劳，后发制人。

　　这之后，毛泽东一再谈准备打仗的问题。在１９６９年４月召开的九大会议上，他多次讲到战备问题，明确提出“要准备打仗”。毛泽东说，无论哪一年，我们都要准备打仗。人家就问了，他不来怎么办呢?不管他来不来，我们应该准备。主要是精神上的准备。精神上准备就是要有准备打仗的精神，不仅我们中央委员会，要使全体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有这个精神准备。毛泽东说，人家打来，我们不打出去。我们是不打出去的。我说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看你是小打还是大打，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中国这个地方不小，他不得到点好处，我看他也不会进来。要使全世界看到我们打仗是有理的，有利的。他进来了，我看比较有利，不仅有理，而且有利，好打，使他陷进人民的包围中间。九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决不能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要做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早打，打常规战，打核大战。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这一段话，就是毛泽东特意加进去的。

　　实际上，从１９６４年起，中国的周边环境就开始恶化，南面美国对越南发动突然袭击，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安全。西南面中印边境的紧张局势还未完全消除，北面的中苏边境又开始冲突不断。四面受敌，新中国处在前所未有的严重时刻，尤其是中苏边界。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战争状态，１９６４年４月２５日，总参作战部的一份报告指出，国家经济建设在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方面的问题很多，有些情况还相当严重。主要表现在工业过于集中，大城市人口多，大部分在沿海，易遭空袭，如何防空尚无有效措施。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码头多在大中城市附近，缺乏相应保护措施，易遭轰炸破坏。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

　　这份报告引起毛泽东高度重视。在１９６４年５月１５日至６月１７日召开的讨论农业规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向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谈了他的看法。他从存在着严重的战争威胁的估计出发，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入侵。

　　在６月６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强调了备战问题，说只要有帝国主义存在，就会有战争的危险。７月２日，刚刚看完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大比武的毛泽东就军事工作、战略问题对周恩来、彭真、贺龙、伍修权等说，要普及尖子部队表演。所有部队都要学会游泳，要练习夜战、近战。天津、北京地区要搞三道防线。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一切都要准备好。准备好了，敌人不来也好嘛。后来，毛泽东又多次讲过这个问题。６月下旬至７月上旬，总参作战部召开了“三北”地区作战会议。自此，全国备战的空气日趋浓厚，“深挖洞，广积粮”，所有的城市都在大挖防空洞，还搞成了“防原子、防化学、防生物”的永备工事。
　　

一个美国记者的正义揭证[转帖]

　　　　1942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当口,华北、华东和华南的诸多省份,除了兵燹肆虐,又迭遭旱、涝、虫、雹之灾。其中,河南的灾情尤烈。全省110个县,田地绝收,饿殍盈野,而国民党政府却依旧征粮课税(军粮及实物税),竭泽而渔,千百万灾民挣扎在“饥馑死亡的地狱”。转年,灾荒愈加严重,骇人的消息不断传至陪都,最高当局仍讳莫如深。2月1日,重庆《大公报》刊出该报记者发自河南叶县的长篇通讯《豫灾实录》;翌日,又发表总编辑王芸生撰写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斯录斯评,第一次将中原大灾的****公开在了世人面前。蒋介石闻悉暴跳如雷。当晚,《大公报》即被国民政府军委会勒令停刊三天,“以示惩戒”。陈布雷(蒋介石待从室二处主任兼军委会副秘书长)私下给王芸生透风:“委员长根本就不相信河南有灾,说下面虚报灾情。什么‘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等等,委员长统统骂是谎报滥调,并且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缓免……”
　　一张中国舆论界最负声望的独立报纸,居然因为披露了灾荒而获重罪,这一事件,犹如“芒刺一样”,刺激了时聚山城的外国记者们的神经。28岁的白修德立马决定前往河南,他要到那片黄土地上去亲眼看一看灾情的究竟。白修德,英文名西奥多·H·怀特(Theodore·H·White),1915年5月出生于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区的一个律师家庭,1986年5月病逝于纽约,生前曾荣膺普利策新闻奖。由于早岁失怙,家境穷窘,白修德的少年时代几乎是在穿街走巷的卖报声中度过的;后来,他凭着颖悟刻苦,以优异成绩考入哈佛大学,专攻中国史政,成为“中国通”费正清教授的得意高足。1939年4月,白修德刚从哈佛毕业,便被美国《时代》周刊聘为特派员,来到重庆采访中国的抗战新闻,不久,晋任该杂志驻远东的首席记者。作为一位富有正义感的西方自由主义者,白修德在其发回美国的大量的“中国通讯”里,虽然不无某些偏执抑或误解之处,但总的来说,还是做了鲜明的、诚实的、准确的叙述,经得住事实的检验,显示了他优秀的洞察力。而此刻,白修德则把自己的目光,敏锐地投向了惨云笼罩的华北灾区。临启程,他多年的同胞笔友、伦敦《泰晤士报》的驻华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也慨然拾掇行装,与之偕往。
　　数天以后,1943年2月上旬的一个寒峭的黎明,白修德和福尔曼经由宝鸡、西安,抵达了他们“中原之旅”的第一站:潼关。这里,是陇海铁路贯通豫、陕两省的要隘,也是河南罹灾以来,大批难民西徙逃荒的主出口。在火车站台上,借着熹微的晨光,白修德发现,车站周围几里之内,黑压压地,全露宿着逃难的农民。他们衣衫破烂,蓬头垢面,正等着爬上下一列路过的火车,以图能够快一点逃离河南,逃到兴许有食物的地方去。人群中,四处弥漫着呛鼻的汗臭、尿味,一个个身影在朔风里瑟瑟发抖,婴儿啼号,妇女啜泣,每一张萎缩的脸孔上,那眼睛活像是两道暗黑的伤口。待到天色逐渐透亮,白修德才看清了:原来,铁道两侧的平原上草木枯凋,荒凉得简直难以用言语来形容。只见灰蒙蒙的云幕下,离乡背井的农民成群结队,仿佛一拨又一拨长串念珠似的,无穷无尽地从地平线那边冒出来,满布在田间的小路上,悲愁和霜雪已经将这些人冻结成了缄口无言的一群。他们或者无力攀爬火车,或者根本就等不及爬火车,于是,像牲口一样,机械地移动双脚,步履仓促地顺着铁道往西,往西。独轮车载着他们一家一户的全部家当,当爹的推着,做娘的拽着,缠足的老太婆跌跌撞撞地跟着,孩子们泪痕满面地拖挪在后头。有的小孩象老人一样撑着拐棍,有些似乎是梦游病者。凄厉的冷风从荒野上追过来,扬起冲天的尘土,把难民们裹卷着带向望不到尽头的远方。据说,这种逃荒的人流,自入冬始,已经至少持续了多半个月,可难民还在潮水般不断涌来……
　　为了防避黄河北岸的日军炮袭,跌路方面特地用手摇巡道车将白、福二人由潼关送到洛阳(时为河南省会),而后,他们换乘卡车,复又骑马,前去郑州。在沿途数百公里的铁道线上,不时可以看到有一具具血肉模糊的肢体,横陈于路轨旁边。那都是逃荒者的尸骸:有些是在穿越日军火力封锁的危险地段时,被炮弹炸死的;有些是因为爬挤在列车的车厢顶上,身体冻僵了摔下来,掉到车轮底下被碾死的。白修德瞧见一个小腿被轧断的难民,趴在铁轨边不停地喊叫,他的腿骨像一节白色的玉米杆那样戳在外面;还有一个人臀部被轧得稀烂,已经奄奄一息了。白修德们路过的所有市镇,无不冷清萧索,街道上除了没有人管的粪土堆,就是一伙伙神色绝望、摊开了双手祈求着:“可怜,可怜!”的乞丐。这些瘦得像鬼一样的人,他们的声音已经退化为只管要求食物的哀啼。而村庄里十室九空的荒颓景象,更是令人恐怖。逃荒的人去屋空,家家死寂,即使偶尔听到一声婴孩的哭声,也是咽气前的抽噎。村路上,随处躺着饿死者的躯体,挖着坟冢的野狗,把人的尸首扒拉出来撕啃。白修德看见一些饥民用镰刀、菜刀剥下树皮,在路旁舂碎了作食物;小贩出售榆树叶,一块钱一把;有的村子吃光了树皮、树根,老老少少只好吃一种无法用杵臼捣碎的干柴;还有的就在池塘的死水里捞取青苔来吃。
　　两位记者到达郑州的前一日黄昏,天即下起大雪。途中,他们的马差点儿踩到几个夜宿雪地的逃荒人。次日破晓,呈现在白修德面前的那一座偌大的郑州城,竟然浑似一个被死神统治的白色荒冢!该城原有12万居民。在连遭日寇的侵略破坏之后,再加上灾荒围困,现在全市已不足4万人。极目眺望,所见者,惟有瓦砾与废墟。城内几处外国传教士开设的教会医院里,住满了患着严重肠胃病的中国难民。这些人得病,全是由于吃了树皮、花生壳之类的可怕食物,许多人饿急了,还拼命把泥土(按:一种俗称“观音土”的白泥)塞到嘴巴里,来填满肚子。医生们告诉白修德,眼下这场席卷中原的空前大灾荒,实际上,还在它初始阶段,当地出现的种种悲惨情状,就已非外界的人们所能想象———饥饿有时甚至烧掉了人类最基本的感情。人们为着求得一点食物,卖儿鬻女,逼妻为娼。有一对疯狂的夫妇,为了出去找食不受孩子的拖累,就将6个孩子全都绑在了树上。有一位母亲带着一个婴儿和两个稍大的孩子长途乞讨,母亲走不动了,叫大孩子们再走一个村子去讨食,当孩子们返回时,母亲已经饿死了,那婴儿却仍在吮吸着死者的乳头。还有一对父母,在暴恼中举斧劈死了自己的两个幼儿,仅仅因为再也不愿听他们哭嚷着要东西吃的声音……医生们说,临近1943年开春之际,愈加惨绝人寰的事情发生了:有个母亲把她两岁的死孩煮着吃了,另一个女人割食她死去的丈夫的大腿;在山区的偏僻路口,有人拦截难民,杀了吃他们的肉……对于这些惊心动魄的传闻,白修德他们当然无法去一一核查,但他们此番一路行来,听到同样的故事实在太多了,以致不得不认同一个事实:在河南,人类吃着人类。

　　白修德知道,河南原本是华北一个丰饶的省份,肥沃的黄土地滋养着那里约3000万勤劳的民众。然而抗战以来,河南一直天灾频频,累年欠收,民生甚为艰苦。让白修德意想不到的是,尽管灾害已经那样深重,地方政府和驻军也心知肚明,可他们还照旧在想尽一切办法来勒索赋税!当局的“征实”,往往比农民田里实际出产的谷物还要多,并且“雷厉风行,决不宽缓”。结果,逼得吃着树皮、杂草的农民,被迫将他们最后一袋谷种也缴到税局;老百姓饿得走路都打哆嗦,还必须给军队缴马料,那些马料,其实比他们塞在自己嘴里的脏东西要营养得多。一个军官对白修德直言,他奉命在某区“征实”40万斤,而该区的谷物产量总共才35万斤,缺口的5万斤,他只能用“阎王手段”去敲榨了。有天晚上,一群灾民找到白修德的住处,恳求他把一个“条陈”带到重庆去。那“条陈”写道,当地15万人,7成以上早已绝粮,如今每天死亡的人数超过700。灾民们因之向重庆悲呼:“停止征税吧,饥荒我们受得了,但赋税我们吃不消。只要政府停止征税,我们是可以靠树皮和花生壳活命的。”(这个“条陈”,当场便被旅舍的守军强行没收了)。

　　在调查中,白修德获悉,对于中原灾荒,重庆国民政府曾在去年指派过“视察员”赴豫“踏勘”。那帮人蜻蜓点水地沿公路兜了一圈,回到陪都,请国府“拨放两万万元纸币作救济金”,就算应付了。后来,当局又供给大米1万袋,杂粮2万袋,平均下来,每个河南灾民还分摊不到1斤。而那笔“救济金”,至白修德他们抵达洛阳,才只有八千万汇到了省政府。就是这“八千万”,当地的军政官员们也蚂蟥见血,层层克扣,将之大半截留在银行里生息以私肥。白修德很奇怪:“不是说这两年,与河南毗邻的陕西省“存粮充足”么,最高当局为何不下令从那边紧急调粮,以就近救援豫灾?”有知情者暗示白:“如果因为援豫而触动陕西的利益,就会破坏了(中央)政府所需要的微妙的(地方)势力平衡,这种‘平衡’及重庆维系政局‘不可缺少’的;至于亦无从向接界的鄂省要粮,则是因为湖北的战区司令不准。”于是,整个事态就在中国政府上上下下的颟顸、腐败之中日益恶化,河南的农民只能眼巴巴地煎熬于水深火热,他们只能继续死在大路上,死在山沟里,死在火车站旁边,死在自己的泥屋里,死在荒芜的田野间……
　　白修德在他“中原之旅”的最后一个晚上,再也压抑不住久积心底的愤慨了。那一晚,郑州的军政要员们设宴,为白、福二位结束访豫饯行。主人殷勤地请他们品尝富有河南风味的莲子羹、辣子鸡、豆腐煎鱼,还有炸春卷、热馒头、栗子炖牛肉,外加两道汤和洒满了白糖的馅儿饼。面对这“平生吃到的最漂亮、也最不忍吃的一席菜,”白修德不禁联想起两个星期来在河南亲见、亲闻的一幕幕。他想起了沿途一些官员怎样毫不掩饰地公然宣称:“向灾民逼税是他们的一种抢劫的特权和薪水补贴。”;想起了汤恩伯(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的部队怎样将暴戾搜括的军粮,在市场上高价倒腾,趁着饥荒大发横财;想起了各县、各乡的土豪劣绅,怎样同当地政府虎狼勾结,以“罪恶的低价”恣肆并吞农民世代耕种的田地……所有这一切,令白修德越发清楚地认识了中原大灾的真正肇因。他坚信自己此行得出的调查结论完全切实:河南在这次大饥荒里,即使按最粗略的估计,也已然有两、三百万人逃亡,有两、三百万人死于饥饿和疾病。这,无疑算得上是中国抗战中最大的灾难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灾荒之一。这场天灾,固然由大自然造成,但是导致了老百姓如此大量死难的,却是国民党当权者!
　　两记者悲情辞别郑州,搭坐邮车返回重庆。途经洛阳,白修德迫不及待地赶到电报局,向纽约的《时代》周刊本部,匆匆发出了他连夜撰写的关于中国豫灾的通讯稿。电报局的新闻检查官那天兴许打了瞌睡,居然让这篇满含义愤的报道躲过“封禁”,顺利拍发,并且很快出现在大洋彼岸的公众眼前———至此,《大公报》对豫灾的披露,第一次在西方新闻界获得了异域同行的呼应和有力指证。欧美舆论顿时哗然。当时,宋美龄适逢在美国访问,穿梭各州,进行着“奢侈的筹资旅行”。她见到白文,气急败坏,连忙给《时代》的发行人亨利·鲁斯打电话,要求鲁斯看在“老朋友”交情上,“立刻召回那个鲁莽的小记者。”然而白文既刊,一纸风行,那些原先替蒋政权粉墨贴金的美国媒体,皆被其激起的汹汹谴责“冲击”得尴尬不已。
　　回到山城,白修德又马不停蹄,把自己的中原见闻通过美国陆军情报机构,翔实报告给史迪威将军(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官)及美国驻华使馆;同时,接连拜会了何应软(国民政府军政部长)、孙科(立法院长)、张群(四川省政府主席)等。对于“任何一个愿意听他讲话的人”,白修德都急切地倾吐他对中原灾民悲惨命运的忧愤。他苦苦吁请美国使馆和中国的权要们尽速给河南提供救济物资。可是,重庆几乎谁也不相信他。相反,因为白修德公开痛斥国民党政府的横征暴敛加剧了豫灾,重庆某些头面人物就“反咬一口”,骂他是****员,赴豫调查“别有用心”。白修德自然怒不可遏,又无可奈何,但没有退缩。他在一封致《时代》周刊编辑的信中表示:“我知道,这儿不是我制造自由的民意或者单枪匹马主张自由报道的地方。不过,我总得做些事情!”
　　白修德最后向宋庆龄求助。在宋的支持下,他终于透过重重障碍,走进了蒋介石黄山官邸的办公室。蒋介石起初对白修德描述的灾情依然无动于衷,他“手抚下巴听着,不流露丝毫感情”。白给蒋看了一些文字材料,并且告诉他他的政府是如何的腐败。蒋不时咕哝几句,随即就试图否定白修德的观点。蒋说:“白修德先生,人吃人的事在中国是不可能的!”白回答:“我还亲眼看见狗吃人呢!”蒋说:“这也是不可能的!”白修德就把一直等候在隔壁接待室里的福尔曼叫过来,从他们拍摄到的灾区照片中拣出几张,推在蒋介石面前。照片上,几条野狗正在坟茔中掏扒死尸。此时,白修德瞅见“委员长的两膝微微哆嗦起来,一种神经性的痉挛发作了”……
　　不久,陪都有消息流传:“(国府调派的)满载粮食的列车开始抵达河南,当地的官方施粥所开始运作,大量银圆也陆续从重庆流向灾区。”伴随着这些信息,白修德还听说,河南“有一些人人头开始落地”,无非是蒋政权为了搪塞舆论、止息公愤,推出了那边政界、军界的几个小角色来充当替罪羊。但白修德绝对不曾料到,那些“落头”者中间,竟然夹进了一个洛阳电报局的发报员!因为他“泄露机密”,拍发了美国记者的灾荒报道。白修德震愕、愤怒、哀痛!他近乎一字一顿地说出自己的感慨:“我鄙视蒋。我再也不认为蒋介石或他的那个美国化了的行政当局是一个真正的政府。这里无法可循!”

邓葆光:误入“军统”的另类人物[转帖]

　　　　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局,被简称为“军统”。那时,黎民百姓,一听说“军统”,便不寒而慄,因为它是一个跟踪、陷害、谋杀……的特务组织。然而,这样的组织中,也有人将秘密军事情报,通过研究比较,向英、美提出警告式的预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果,成为臭名昭著的“军统”中的另类人物。

　　英美自傲,竟将预报当儿戏
　　日本偷袭,刮目相看邓葆光

　　“军统”中唯一作情报比较学研究的人叫邓葆光。他于1941年秋看到一则报道,日本正与苏联谈判,说日本将以橡胶换取苏联的木材。在寻常人的眼里,国际间的贸易,以物易物,有什么稀罕?中统特务机关更不会关心,人家以啥换啥,关我何事?邓葆光偏偏吃咸饭管闲事。他自我提问:日本既不生产橡胶,何以橡胶易木材?看来,日本不会空穴来风,必有可图之机,才敢于没有橡胶换东西。那么,橡胶产于南方,只有南洋群岛的橡胶距日本最近!邓葆光由此而研究日本掠夺中国所采取的军事步骤。他猛然醒悟:美国驻守南太平洋的军队,重力放在珍珠岛!这儿是美国最大的空军基地,东距火奴鲁鲁9��6公里,水深15—18米,因湾内盛产珍珠而得名;1911年美在此又建成海军基地。日本只有突击南太平洋的军队,方可取得南洋橡胶。邓立即以绝密电报郑重告知英、美:“日军极可能不宣而战,进犯南太平洋英、美海军,袭击珍珠港!”得到这份来自中国“军统”经济科的秘电,美、英军事情报机构发出了冷笑:我等有世界上一流的情报机关,竟然会让中国人来教训,岂有此理啊!英国当局干脆来个置之不理,美国呢,脾胃稍好一些,高傲而又不失礼节地回答了三个字:“知道了!”
　　1941年12月7日凌晨,美国海军士兵有的起床了,有的还赖在床上,可是日本飞机已飞临上空,一排排炸弹,或挨着或成排地降落,立即,珍珠港成为火海,血海……这就是著名的“珍珠港事件”。失去了大批战舰、战机及众多官兵生命后,美国才深切地认识到,来自中国的情报,百分之百地准确,万无一失的预报竟分文不值地被抛弃,谁之过呢?傲慢得像鸭公的英国军事将领这才知道,中国的情报并非不屑一顾,因为这不屑一顾的代价,付出得太惨重了。
　　邓葆光在“珍珠港事件”后,分别受到英国的赞扬,美国的致歉电。他并不欣喜,而只有感激,他感激他的老师——董必武老师对他的教导。

　　比较学,学有所成
　　聪明误,误入歧途

　　湖北的红安,原名黄安。黄安高桥,一邓姓人家,于光绪三十四年得一子,取名宝光。16岁那年,他到汉口求学,考入武汉中学六班,校长是兼任国文老师的董必武,班主任是陈潭秋。邓宝光改名为邓葆光,一入学校,崭露头角,文章写得流畅、大气,爱憎分明,博得全校师生青睐。
　　1934年春,邓葆光考入东京日本中央大学,专攻日本经济,时达1年零6个月。其间,中日外交关系不断恶化,日军向中国的挑衅事件不断,留日的中国学生也有爱国行动,尽管其行动十分克制,这些留学生也受到日本的歧视。邓葆光因发表许多经济论文,其中也有不满日方的言词,日方有时给邓以各种借口的刁难,邓决定暂离东京回国,以待某种有利契机。1935年夏,邓葆光来到北平,与美籍女子格尼娜结婚。格尼娜了解丈夫的意图:继续深造,研究日本经济。她与丈夫双双去到东京,一同进入日本中央大学学习经济。有了美籍妻子的陪读,日方减少了麻烦行为,邓于是与格尼娜行走于日本一些研究机构,借阅寻查经济资料,考察日本经济学者是如何研究中国政治经济的,从中学会了日本学者搜集外国——主要是中国经济资料,尤其是如何利用这些经济资料的方法。这一科学的比较方法,正在科研活动中的邓葆光尚不知其意义,而只求效果。这一时期,邓将这些以比较手段所取得的成果,不断地转化为一篇篇经济论文,邮寄回国,在上海的《申报·经济周刊》、《新中华》;南京的《日本评论》、《时事月报》等杂志上发表,引起了经济学界人士的注目。在日本,有位中国驻日使馆官员,自称胡姓者,通过国内关系,摸清了邓葆光在日的通信地址,频频发函,与邓联系,表示愿意互相切磋,研究日本经济。由于志趣相投,邓葆光视胡某为知音,在探讨日本、中国经济之比较问题方面,毫无保留,许多不便在公开文章上发表的观点,都在复函中透露出来,胡表示佩服邓到了五体投地的程度。胡某鼓励邓:必须为祖国继续研究日本经济,为国家贡献才智。至于如何报效国家,他胡某可以力荐合适单位。后来胡某将邓荐引到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邓葆光感到前途光芒万丈,以为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不几日,邓葆光始知自己所做的是一场秋梦!什么军事委员会,原来是“军统”,是特务组织!想抽身退出么,自有“军统”严厉的行规帮矩约束。邓葆光欲哭无泪,自感一失足成千古恨!

　　研究日本,研究“军统”
　　专心抗日,不做坏事

　　1938年4月中旬,江南草长莺飞。可大武汉不时拉响空袭警报,市民死伤无数,许多建筑物变成废墟。当警报解除后,九省通衢依然又活动起来,车水马龙,路人如潮。在武昌中华门前,正欲下埠渡江的董必武,偶然瞥见多年不见的学生邓葆光。邓此时西装革履,戴巴拿马帽,架宽边墨镜,扶文明棍,刚从汉口那边过来,正拾级而上。布履长衫的董必武,趋步近前,叫住了学生邓葆光:“一别14年呐!”邓葆光也认出了昔日武汉中学校长、自己的国文教师董必武,赶紧行鞠躬礼,叫了声“老师好!”久别重逢,该是欢快!然而邓葆光却卜簌簌泪流满面,哭诉道:“老师,学生疏于社交,竟走错了道路,请您惩罚学生吧。”董必武说:“你留学日本,学成回国,进入‘军统’,我都知晓。只要你专心研究日本,研究‘军统’,专心抗日,不做坏事,人民终会理解你的。”邓葆光似乎看到一线光明,保证:“谨记,看学生的行动,绝不辜负老师厚望。”

　　一对师生,两个阵营中人,匆匆见面又匆匆而别。

　　“比较研究”显威
　　“以战养战”受挫

　　武汉即将沦陷。一时间闹得轰轰烈烈,高喊誓死保卫大武汉的“中央政府官员”们,纷纷雇飞机,打差船,抢汽车,拉民工,逃往峨眉。邓葆光接受戴笠指示:“潜伏武汉,担任‘军统’站经济组长。”
　　邓葆光搜集日军经济情报,发现日军军舰由长江中游向汉江口集结,且向石码头一带运输粮食,他判断日军近日必有西行意图。果不其然,他截获两份电报,都与日军西上有关,他分析到:湖北仙桃镇,有一支西北军班底,被蒋介石遗弃,只要人家“独立抗战”,却不给被服、粮饷。这支西北军班底编号为一二八师,师长为王劲哉,公开叫出“受(中央)编不受(中央)调!”惹恼了“最高”。经过比较,邓葆光判断,日军集结海、陆、空三军,数倍于一二八师,企图一举歼灭之。邓立即给武汉外围的国民党潜伏电台——消泗台发出警告一二八师的电报。果然,王劲哉作战略转移,让日军扑了个空,一二八师得以保存。可是汉口站站长刘某却向戴笠告了邓葆光一阴状:“邓不务正业,太过张扬。”戴即电传唤邓。邓接电后走消泗,经侏伃,进入沔阳洪湖地区,受到一二八师欢迎与保护,护送邓再经沙市、宜昌抵渝。
　　邓葆光到重庆后,着手总结武汉沦陷区的工作经验,对比大后方的经济状况。从同僚的渴求中他得到启发:许多同僚埋怨邓从汉口来渝,怎不雇请一副挑担,挑一百来斤汪玉霞的糖果,冠生园的点心来解馋?当时大后方并不是享乐之地,物资实在匮乏。可是重庆政府提倡所谓爱国,抵制日货甚至还要抵制来自沦陷区的“汉奸货物”。此种政策岂止是自我封闭,而恰恰有利于日方,做了敌人极其愿意看到的事情——证明日方“以战养战”的政策,符合日本利益,帮助日方大大发展经济,使中国大后方军民日需更加拮据困顿。邓的报告中强调: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不只在两军对垒的战场,更要有经济政策上的灵活,即鼓励商人把生意做到敌占区去,一方面严厉禁止后方的粮棉进入沦陷区,一方面还得去沦陷区抢购日用物资。还建议立即设立缉私处(防止外流),货运局(抢购沦陷区物资);在总动员会议机关设经济检查机构,控制后方物价。戴笠审阅了邓葆光的“报告”,这才认识到汉口站长刘某吃饱了无事干——撑的!若邓葆光只图虚名,这么多实实在在的总结材料,更有这么多办法,是凭空想到的么?他将邓文急转蒋介石,蒋圈阅转行政院,终得实施。

　　邓葆光因之受到重用,被戴笠提升为经济科科长、经济研究室主任,而且又升为行政院国家总动员会对日经济作战委员会常务委员。
　　邓葆光曾请出亲信,去到红岩村,探听董必武的行踪,终因“军统”限制太严,邓未敢有进一步的行动。

　　接收敌伪财产
　　组建研究机构

　　日本人投降。许多从大后方来到大上海的“党国要员”,忙坏了他们的五子登科:金子、银子、票子、房子、车子。邓葆光是“军统”派来的接收要员,按说他更有资格搞“劫收”。然而他记住了老师给他的教导:“不做坏事”,不做坏事就是要做好事。他接收了许多日伪财产,成立了东方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通讯社两个实体单位;接着又组建了上海市东方经济图书馆。这些有益于国家民族兴旺发达的事业,相继开始运转,其成效有目共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邓葆光主动与在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安排一些中**员进入经济研究所工作。在邓葆光掩护下,这些地下党员,为解放上海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出奇制胜护国宝
　　春燕北飞迎解放

　　1948年的秋末,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华东、向中南……推进。几乎在同一时间,邓葆光在上海接收两起函件:一、从北平传来口信:“先生多珍重,春燕往北飞。”二、毛人凤急电:“图书资料应立即运台。”
　　面对这一大批孤本、善本图书资料,邓葆光深深认识到:金银珠宝流失了还可以再开采,而人类的知识财富是无价之宝,这批承上启下的国宝怎可流失,新中国多么需要啊!他决心以此献给即将诞生的人民共和国,供新中国的知识分子研究使用。
　　在毛人凤发出急电催运图书之前,毛的注意力放在金银珠宝的抢运方面。邓葆光利用毛人凤与诸多逃台高官争夺海轮的空间,选择出最珍贵的图书70000本及日军移交的机密文件,分装成100余只大木箱,存放货仓,然后委婉回复中统上司毛人凤:“货轮极度缺乏,可否先运抵香港,再换机转运台湾?”毛人凤何等精明、阴险,干脆把邓电压下,不仅不是暂不作答,而是绝不回音。眼下上海,“党国要员”亦如当年由汉撤渝,都在使尽手段,争夺船只,试图多带一些财产去台湾,哪有空位留给“军统”特务装运图书!毛人凤无法干预上海船只,只能是不吭声,万一迟迟不运,图书落于解放军之手,咳,那责任就不在毛人凤一方,而是邓葆光的办事不力!毛人凤的沉默,显而易见,可谓奥妙无穷。
　　邓葆光也乐得毛人凤的沉默,于是联系由沪去港的海轮。将这100余箱的珍贵图书,运达香港四环招商局物资仓库,并伪装干货将箱皮喷字,毫不显眼。

　　北来报春燕,原是经济所同仁
　　潘汉年识邓,巧与毛人凤斡旋

　　100余大箱国宝托外商货轮秘密启航。望着远去的货轮,邓葆光好多天来一颗悬空的心,才实实在在地落下。邓葆光回到家中,美籍妻子格尼娜像中国女子一样,力争以贤妻良母形象出现,她备好酒菜,慰劳完成使命、值得庆贺的丈夫。正在低吟浅酌的夫妇俩,陡然听到门铃声。隔着保险门问:“哪一位啊?”对方回答:“北平传送口信人。”邓葆光将门打开,灯光下,来人因装扮奇特而显陌生,待摘掉口罩、墨镜、风帽后,才认出是在经济所的同仁。来人曾遭中统通缉,当时邓对其进行保护并送其出沪境。邓不由得奇怪地问询:“先生怎么又到上海?”对方笑:“正是去而复,好比候鸟如春燕。”

　　两人进到秘室,邓问:“想必先生负有重大使命?不然缘何冒险来到寒舍?”
　　那人诚挚地回答:“一为面谢救命之恩,二为奉命行事。我党考查先生已有很长时间了,先生确有诚意弃暗投明,从抗日之始做了许多有益于民族的大事,近又冒杀身之祸截转大批珍藏资料,实在感人。我今天受托预告先生,明朝有负责干部来访,并对先生今后的工作作出安排,请先生有个思想准备。”
　　讵料,邓葆光第二天见到的是他仰慕已久的中共上海地下负责人潘汉年!潘汉年虽已中年,却是风度翩翩,相貌堂堂,出言吐语,极富感染力。潘对邓说:“我们考虑到,上海即将解放,敌人在临亡前必有猖狂一跳,邓先生若继续留在上海工作,安全方面则十分不利。毛人凤在那边手忙脚乱,一时无暇顾及邓先生,一旦他沉下心来,前前后后来一番自审自问,那时必会对邓先生起疑心……我建议邓先生立即去香港,暂时隐蔽一下,兼顾那批国家级的孤本、善本,还有一大批经济资料。那些都是建国后大兴建设必不可少的资料,若到了香港,再遭敌手,那才叫违背了初衷。邓先生是搞经济的专家,全国解放后,除了苏联,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必会对华进行孤立、封锁。邓先生到那时将大有作为。目前暂时潜入香港,搞一个适当职业掩护,不必抛头露面。我们与邓先生暂不联系,必要时,自有通知。邓先生以为这样安排好吗?”
　　邓葆光一口应承说好,还说有个有利条件,妻子格尼娜是美国人,在香港这个国际大都会里,有她周旋的余地。而且,在那里还有她许多昔日的朋友,他们的生活、藏身是很容易的。
　　邓葆光开始对在上海的“军统”组织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间接提出自己有病,须当治疗,并说是去香港就医。这没引起上海“军统”的任何怀疑。得到允许,邓葆光与妻子格尼娜还有两位贴心的助手,一同到了香港。从此,邓葆光在香港再不是邓葆光,而是从北方来的邓景行。为了合法隐蔽,向当局申请开了个贸易商行,招牌挂出去是“宝丰行”。1949年初夏,宝丰行开业,真还有不少朋友来祝贺一番哩。
　　毛人凤在台湾,心仍在上海。他突然想到了邓葆光,更想到了那一批国宝级的孤本与善本图书。通过上海站,再通过香港站的“军统”特务,最终找到了邓葆光的“下落”,还有那批久“囤”香港的图书。毛人凤当即指示香港“军统”特务:不择手段,尽力避开英国人,从四环招商局仓库抢出图书;对邓也须采取监控。邓葆光得知毛人凤已注意到自己,要抢回国宝了,心急如焚:若是这批图书再落到“军统”手中,这么长时间,花费朋友那么多钱……所有的心血都将随风而逝。急忙中,邓租借到一处秘密仓库,打算转移图书。然而这么多木箱,从四环招商局仓库搬出、上车,岂不张扬,自我暴露,等于拱手让人?他决定采取深夜活动,不雇搬运工人,自己和几个朋友亲自动手,将一只只大木箱抬上有篷货车,尔后绕道,走反方向,再取正道,将100多只大木箱运到了中环永安仓库秘藏,真做得神不知鬼不觉。

　　毛人凤疯狂下令杀邓
　　格尼娜智勇双全护夫

　　1950年初,当“军统”众特务领着搬运工人,强制四环招商局守库人,用一大串钥匙,掏开所有库门,准备让特务们检查藏书木箱时,仓库里已经没有一只木箱。怎么会如此,100多只木箱分明有人目睹,进了库门,而今却不翼而飞了?当毛人凤得知图书不在旧窝时,可想而知,他该是如何的暴跳如雷了。毛再指示在香港的“军统”:一、继续追查图书下落;二、侦知邓葆光住处,见人即处决!1950年9月12日,4名“军统”特务,于香港街头发现邓葆光行踪,立即进行围堵,邓葆光已无退路,以身相拼,怎奈赤手空拳,如何斗得过4把锃亮的砍刀!邓葆光身中9刀,浑身是血。若非抢救及时,必因失血过多而死亡。格尼娜守护丈夫寸步不离。当“军统”特务得知邓葆光经过三个昼夜的抢救保住生命的消息后,又使用各种奸计,试图害死邓于病床上。好在格尼娜朋友多,住的又是洋人开设的医院,医院十分同情格尼娜,对不明来访者均拒之门外,同时病人也舍掉单人房间,住进大病房,看守者以警惕的目光注视一切异动。尽管,在医院内,邓的亲朋能守护他,而“军统”特务所得的指示是必须搞掉邓。因此,特务们将邓葆光所在医院,包围起来,看你邓葆光怎么逃脱这个包围圈!在这种情况下,格尼娜不得不与港督警察署交涉:为保障被害人邓葆光的生命安全,必须离开香港去内地就医,但警方以尚未破案为由,拒绝格尼娜的合理要求。格尼娜再三说明情况,并指出港内接连发生凶杀案件,少有告破,必须让邓葆光尽快离港,警署终于答应了格尼娜的要求。但怎样才能使邓葆光冲出“围城”呢?
　　一辆医院运载死尸的专车,从邓葆光所在医院后门开出,然后直奔火葬场。这辆车终未引起包围医院的特务注意。
　　这是有关方面与邓葆光妻子格尼娜商议后,精心演出的一场突出重围大“戏”。“戏”演成功了,邓葆光经过罗湖,抵达广州。
　　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公安局长扬帆前往广州慰问邓葆光及其家人,时在1950年10月金秋季节。
　　接着好消息传来,秘藏于香港中环永安仓库的70000册宝书安全运回内地,按书目,分别收藏在故宫博物院及北京图书馆,供专家学者使用。这使身负重伤尚未痊愈的邓葆光更感欣慰。
　　邓葆光定居上海,按照政策,他享受人民给予的优厚待遇。因为生活安定,居住条件良好,他日夜伏案,总结“军统”有关资料,撰写重要史料,为新中国的建设又作出了新的贡献。

　　潘扬蒙冤邓受牵连
　　彻底平反荣誉迟来

　　1955年,中共高层干部潘汉年去京开会。会议未开始,被公安部“带走”;在上海的公安局长扬帆也无缘无故被戴上手铐。不久,住在带花园洋房里的邓葆光被审查。既然潘、扬被定性为“伪奸”,那么由伪奸“掌握”的“军统”还会是好人吗?邓葆光被投入监牢,格尼娜发配江苏劳动“自食其力”。捕邓的单位,给邓下了个含糊其词的“定论”:“自首不诚”。既然自首不诚,自然构不成“重大罪刑”,量刑时给了个“有期徒刑5年”。这个5年可漫长,一直从1955年“有期”到了1980年,长达25年之久,是5个5年徒刑。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如春风吹拂神州大地,先是潘、扬平反昭雪,随之邓葆光彻底平反,并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1985年春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文化部对邓葆光等5位保护70000册珍贵图书的有功人员予以嘉奖登报表彰;之前——1983年,邓葆光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应该补述的是格尼娜,这位邓的好妻子,当年因极“左”的原因,迫使她回到了美国。
　　

《击壤歌》与平淡天成 [转帖]

　　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然而尧却不知道天下治与不治，以问群臣，群臣亦不知。尧乃出行搞调查研究，见衢路有老人击壤而歌曰：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古诗源》）

　　初民当着帝尧之面击壤而歌，表达的是一种多么平淡、朴素、自然的心态和状态。“虽天子亦可
平视，虽礼乐亦可豁脱，来到了大自然面前无贵贱，所以真贵人往往忘其贵，真美人不自知其美，绝世的好文章出于无意。”（胡兰成语）我说绝顶的好书法亦出于不经意之中，《兰亭序》就是最好的例证。

　　清刘大櫆以为：“文到高处只是朴淡意多。譬如大事纷华，悠然世味之处，谓之高人。……要当于极真、极朴、极淡处求之。”

　　他的学生姚鼐也说：“文章之境莫佳于平淡。措语遣意有若自然生成者，此熙甫（归有光）所以为文章之正传。”

　　三国魏刘邵在《人物志》中写道：“凡人之度量，中和最贵矣。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是故观人察质，必先察其平淡，而后求其聪明”。这是说，人的素质，以中正平和最为可贵。中和的素质，必然是平淡无味的。观察一个人的素质也是要先看他是否平淡，然后再看他是否聪明。这里讲到了人的才能和性情的实质。

　　书法之学与做人之本、为文之道，皆有共通之处。习字作书倘能保持这么一种朴淡的心态，“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至此方为天籁。

（2004年5月）

“1欧元贪污”震动德国  [转帖]

在德国，一名普通的超市收银员因涉嫌贪污顾客1.3欧元的退瓶费而被公司辞退。劳资双方闹上法庭后，今年2月24日，法院裁定支持雇主。在金融危机导致的裁员潮下，雇主的做法和法庭裁决“引燃”了德国国内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激烈讨论。
芭芭拉·艾米丽今年50岁，是德国凯泽斯连锁超市一名普通收银员。艾米丽在这个岗位已经服务了31年，2008年1月，艾米丽被指涉嫌侵占超市两笔分别为48欧分和82欧分的退瓶费，随后立即遭超市解雇。

据了解，在当收银员时，艾米丽的月收入大概为1700欧元。失业后，她领取了长达一年、每月1200欧元的失业救济金。根据德国法律，失业时间超过一年的人将不再领取数额较高的失业救济金，而改为“二类失业救济金”，领取的救济金只有351欧元。

金融危机到来后，由于失业人群成为社会关注的弱势群体，艾米丽的解雇经历令她成为了德国媒体眼下关注的焦点人物，也成为了德国政界的热点议题。很多老百姓在看了报道之后都很激动，艾米丽的遭遇促使德国各界从制度层面对政治、经济领域不少问题加以反思。

联邦议院议长、社会民主党人沃尔夫冈·蒂尔泽在案件判决后的第二天对《柏林日报》说，法院所作的裁决是“野蛮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例子。他语气激烈地说 “就是这些事例摧毁了人们对德国民主的信心，法庭完全忽视了一名员工的生存需要，他们本应该做出不同的裁定，要把艾米丽为这家超市兢兢业业工作了31年这个因素考虑进去。 ”（摘自3月17日《世界新闻报》原载德国《世界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