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复制链接]

 逸仙舰殉国遗照浮出水面[转帖]

　　
　　作者：萨苏 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

　　逸仙舰，是中国海军在民国时期自行建造的一艘大型炮舰，排水量1，560吨，装备HIH公司生产的150毫米前主炮一门，140毫米后主炮一门，76毫米高平两用炮塔四座，战斗力在抗战前的中国海军中仅次于宁海、平海两艘巡洋舰，排名第三。1937年9月25日，在保卫江阴封锁线的战斗中，逸仙舰被日军轰炸机命中，壮烈殉国。

　　说起逸仙舰来，今天很多朋友颇为陌生，甚至有人会把它和著名的中山舰弄混。实际上，这是两艘完全不同的军舰。

　　6－１中山舰原名永丰舰，是一艘日本三菱造船厂为清政府建造的海防炮舰，因孙中山在广州遭陈炯明暗算时以其为座舰，后改名中山舰，著名的中山舰事件，就是因它参与其间而得名的。1937年12月，该舰和永绩舰在长江金口执行布雷任务时遭日军轰炸沉没，舰长萨师俊战死。前几年，该舰被打捞后修复展出。

　　6－２逸仙舰，则是1931年，由叶再馥设计，江南造船厂建成的国产战舰，性能极佳，代表了当时中国造船业和军事舰艇设计的最高水准。叶是广东番禺人，英国格拉斯哥大学造船系和麻省理工学院的高材生，曾在平海舰的建造中纠正日方设计错误而名噪一时。当时，正是国民政府所谓“黄金十年建设期”开始之时。由于现有军舰多为清代遗物，为了保障海防，海军部长陈绍宽向蒋介石提出了一百艘军舰的造舰计划，并恳切地对蒋介石申明——资金方面，少编一个甲种师，几年就够了。蒋哭笑不得，内战正酣，不要说一个甲种师，连一个丙种团也少不得啊。不过，蒋并不是完全的死脑筋，在蒋桂战争中，他认识到了海军的威力。因此，蒋介石还是对海军建设提供了有限的支持。

　　这种情况下，海军方面得以在抗战前建造和购买一批新型军舰，包括宁海、平海、咸宁、民生、民权等，成为海军在抗战中的主力。逸仙舰就是这时建造的，也是这批舰艇中完全由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最大军舰。由于设计非常成功，江南造船所1936年曾开工建造一艘该舰的扩大型炮舰，无奈到日军攻占船厂，该舰工程仅完成不到一半，遗憾地被放弃了。

　　其实，逸仙舰也是一艘很有传奇色彩的军舰，它在江阴战沉之际，舰上飘扬的是海军部次长陈季良中将的将旗，标明逸仙舰是中国海军的旗舰。就在三天前，原中国海军旗舰平海号壮烈战沉，陈季良移旗逸仙舰，又遭到日机集中攻击。逸仙舰中部中弹，由于该舰没有装甲，一英寸的软钢船壳无法承受重磅炸弹的攻击，逸仙舰大轴被炸断，舰体大量进水，舰员阵亡14人，负伤8人（包括陈季良将军本人），终于倾斜沉没于鱼目洲岸边。赶来救援的驱逐舰建康号也遭日机围攻，中弹8发，沉没于龙梢港。逸仙被击沉后，陈季良中将再移旗舰于运输舰定安号，继续指挥战斗。

　　但逸仙舰的历史还没有终结。日军占领江阴后，派出打捞人员将其打捞出水，最初准备赠送给汪精卫政权。可是由于战争不断扩大，日军舰船捉襟见肘，于是毁约将逸仙舰尾部增加一层舱室，改做日本海军兵学校的练习舰，并改名为“阿多田”。1945年日本战败后，被迫将逸仙舰归还中国，并附赠了一套从装甲巡洋舰八云号上拆卸来的豪华柚木家具。逸仙舰重新列入中国海军序列。这番经历不可谓不传奇。

　　在写作《国破山河在》一书的过程中，萨结识了从日本播磨造船厂退休的平田先生。平田在抗战期间曾经担任打捞技师，经历过打捞平海、宁海、逸仙舰等中国海军在长江上的沉舰，手中有一些很珍贵的历史照片。征得平田先生的支持，我用他提供的照片写作了《矢尽弓折——日本照片中长江上的中国海军》一文。遗憾的是，当时平田先生告诉我他没有打捞逸仙舰时的照片。为此，我在文中对该舰的作战这样描述：

　　很遗憾，平田的画册中并没有逸仙舰的照片，他作了个侧卧的姿势，对我说，打捞的时候，逸仙舰是横倒在水中的。

　　逸仙舰，是中国海军另一艘命运坎坷的军舰，如果说宁海、平海舰从设计角度带有浓厚的日本风格，逸仙舰则从设计到制造都是纯粹的中国产物，它是以孙中山先生名字命名的大型炮舰（中国海军也称“轻巡洋舰”，但以其吨位，这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1931年在江南造船厂下水，排水量1550吨，其战斗力在中国海军中当时仅次于平海、宁海。江阴之战中，逸仙舰舰长陈秉清深知自己军舰防空力量薄弱，看到日机欺中国舰队火力弱经常低飞投弹，遂心生一计，将没有防空设计的150毫米主炮瞄向日军可能来袭的东方水天线处，待日机编队飞来，突然发炮。日机没有料到中国军舰有这样远射程的防空武器，未做规避，当即被击落一架（根据日方史料，似为第二联合航空队第十二战队的一架九二舰上攻击机，驾驶员寺田上飞曹）。

　　照片，就只好付阙如了。

　　《国破山河在》一书出版后，我特别携带一本去看望了平田。

　　平田看得很认真，甚至在看到《矢尽弓折——日本照片中长江上的中国海军》一文中他提供的插图还有些激动。他很认真的问我，在平海舰中把自己反锁在舱中的那名中国海军军官，其身份和后人找到没有？我告诉他还在调查。平田伸出大拇指说，那个人是个好汉，我们当时都很佩服。

　　说着说着，平田讲：“我一直在等着你来呢。”

　　“怎么？”

　　“我这里又清理出一些当时的照片，你有兴趣吗”？

　　“有啊！是长江上的吗？”

　　“是的。”

　　原来，当时石川播磨船厂有非正式的厂刊，内容范围很广。侵华期间，该厂在华有一批技工协助日本海军进行舰船的打捞和修理。因此，厂刊中有时也会刊登这些人发来的消息或者照片。这几张照片，就是平田处理旧杂志的时候，特意保留下来给我的。

　　说起来，这几张照片，都堪称珍贵。

　　6－５中国海军的沉船阻塞线

　　熟悉中国海军的朋友可能都知道抗战中我国海军由于战斗力弱于日军，曾在江阴、马当、黄浦江、镇海等地沉船锁江断航，形成阻塞线来阻击日军的进攻。阻塞线的真容如何，这张照片上可见一斑。

　　6－６中国海军在长江布雷，日军舰艇中雷起火(黑烟是炸点，白烟是烟囱出来的）。

　　这是中雷日舰的僚舰上拍摄的现场照片，但是日舰不敢太靠近，因为担心把自己也放进雷区。

　　6－７日舰在长江中扫雷，成为必修功课。

　　6－８打捞前拍摄的平海号巡洋舰，其烟囱和指挥塔之间受损的部位依稀可辨。

　　对比下图（打捞期间拍摄的）可以推测上面的图拍摄时间较早，因为当时长江显然还没有进入最低的枯水期。

　　6－９下图

　　但是，最让我感到激动的，还是下面这张照片。逸仙舰在弹尽力竭之后殉国的最后场面。

　　6－１０这就是横倾在鱼目洲旁边的逸仙舰

　　据我所知，这张照片应该是第一次展现给我国读者的。从这张残留的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出逸仙舰的线条英挺，造型可称优美，其精巧的指挥塔、突出的锚机清晰可辨。而前部150毫米跑的防盾似已被拆除，当初就是这门炮打掉了日本轰炸机。

　　从这张图上看，逸仙舰的外张并没有宁海、平海那样明显，叶再馥果然是高手，他设计出的逸仙舰，一方面适合征战长江，另一方面仍然适合在外洋作战。1934年，该舰参加过镇压福建起义的作战，1936年，逸仙舰奉命监视在福州进行大演习的日方舰艇，显示了该舰较强的海上机动能力。

　　平田先生说：“你看，我没说错吧，逸仙舰就是躺倒在水中的。”他一直为上次不能给我提供一张逸仙舰的照片感到遗憾，这回如愿以偿了。

　　我说：“谢谢。”

　　6－１１逸仙舰最后的照片，可见其火炮已经换成了美式4.7英寸炮。

　　实际上，逸仙舰在抗战胜利后的生涯也颇有传奇色彩。该舰1946年归还祖国，随即进入海防第二舰队服役。1949年解放军渡江之时，该舰停泊在江阴炮台下，一度被迫对解放军打出白旗表示投降。但随后该舰利用夜暗逃脱到上海。1954年，该舰与解放军各舰展开激烈炮战，人称猫头洋海战，开大陆与台湾交手中大舰对锤的先河。

　　1958年，逸仙舰退役。1959年，该舰被拆船商买走解体，这一次，逸仙舰真的从历史中消失了。

　　俱往矣……

消失的秦朝建筑 令世人震惊的王者气势[转帖]

　　　　中国最神秘的王朝揭开秦王朝神秘面纱

　　嘉宾杨鸿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中国著名古建筑研究学者。

　　导语：强大的秦帝国在统一四海后，在全国大兴土木，建造了一系列巨大工程。这些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即便在数千年之后的今天，仍令世人震惊。

　　不可一世的始皇帝不仅建立了统一的秦帝国，而且在东海之滨修建了帝国的东大门和一组雄伟的宫殿群。一个偶然的机会，这些早已湮没的建筑群再现端倪。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建立了空前统一的帝国，第一次实现了先秦列国王侯们的理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兵莫非王臣。”意气风发的秦始皇巡狩国土直至最东端的渤海之滨，在这里修建了秦帝国的东大门——碣石门和一组雄伟的宫殿群，这里从此成为后世帝王心目中的圣地。

　　杨鸿勋：在中国的历史上，每当国家大一统之后，成为最高统治者的帝王就会认为，国土全是他的，这种思想很突出。我们可以看一看，秦始皇、汉武帝，甚至在三国时期仍然存在这种概念。曹操有雄心壮志想称帝，也到海边去看，他不只是游山玩水，而是带着一种信念，要追随秦皇汉武，完成他构想中伟大的事业。

　　后人为什么总愿意去碣石门？就是因为当时秦始皇把它作为一个国门摆在那里，作为一个大一统国家的象征。但是，传说中的碣石门和碣石宫到底在哪里？人们一直在找，一直想搞明白曹操到底在哪里赋的《观沧海》这首诗，很多人都对这个非常感兴趣。

　　大概是上世纪的80年代初，辽宁省的考古工作者做普查，发现了石碑遗址，这里属于锦西市。在海边有一个村子，在这个地方有一块大土包，就在海滩边上。探测之后，发现里面包含了一个大夯土墩，有四十米见方，经过探测，周围是一大片遗址，试掘之后，发现了秦瓦，实际上是一个大的脊头瓦。

　　因为秦朝的延续时间很短，才十几年，所以秦瓦当花纹变化不是太大，很难断代，我们只能笼统地说秦汉遗址。但是我们在辽宁发现的一些遗址，和西安附近出土的瓦当相比较，我们发现两者非常相似，对照了之后，我们比较倾向于认为这些东西是秦朝时代留下来的。这些东西一出土，我们就推测是秦朝的宫殿了。就这样，在海边发现一处秦的宫殿。

　　作为一名多年从事古建筑研究的专业人士，在辽宁附近发现秦代宫殿，令杨鸿勋兴奋不已，这让他马上想到了人们一直在苦苦寻找的碣石门。他决定立刻赶往考古现场，对遗址进行调查。

　　杨鸿勋：我第一次去，他们给我介绍情况，说这儿有一个旅游名胜点，叫做孟姜女的姜女石，传说孟姜女死了化成石头了。那么，旁边三块大石头是什么？老百姓都说这三块大石头是孟姜女带的三个大包袱，她去找丈夫，她的丈夫被秦始皇抓去修长城。

　　这个故事非常吸引我的注意，但是并不是因为孟姜女的传说，而是这个传说和秦始皇有关系，这个就比较有意思。再一个他们介绍情况之后，说这里有一个四十米见方的大夯土墩，就是石碑地的遗址主体这部分，对着海里那个礁石就是所谓的姜女坟。

　　夯土土墩和碣石的相对关系，让杨鸿勋异常兴奋，因为在传说中的碣石门，本应正对着一座巨大的碣石宫。那么，两个遗迹之间究竟能否找到相应的关系呢？

　　杨鸿勋：我问他们对得准不准，他们一开始说对准了对准了。后来我不放心，因为这边还有三块大石头，我急于想知道这些石头和夯土墩之间有没有轴线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就问了负责测量的同志，他直接用仪器看，他说对得不准。我又问，不准的话靠哪边呢？他告诉我，中轴线是靠这个姜女坟这块大石头的西边，换句话说就是这个大石头和三块大石头之间。

　　这下子我就更高兴了，因为这加深了我的一个设想。旁边的三块石头，也就是那三个大包袱，当年应该是一块。我就问当地老百姓，老百姓说，解放那一年，这三块大石头还遭到了雷击，有一块被雷击劈了。这就更加强了我的想法：二千多年来，在大海上这么一块石头，被雷击或者地震，滑下来变成三块了。这个怎么证实呢？我建议他们找当地的水文站，让他们能够探察一下，在落大潮的时候，水位很低的时候，潜水下去，查一下，看一看，我怀疑这三块大石头之间有一块和东边的一块大石头，可能是和大陆架连在一起的，另外两块松散摆在地上。

蛋笋生钱[转帖]

　　作者：耕斋 分类：历史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蛋笋生钱》配图《朝野佥载》唐·张鷟

　　唐益州新昌县令夏侯彪之初下车，问里正曰:“鸡卵一钱几颗？”曰:“三颗。”彪之乃付十千钱，令买三万颗，谓里正曰:“今未便要，且寄鸡母抱之。”遂成三万头鸡。经数月长成，令吏卖，一头三十钱，得九十万。又问:“竹笋一钱几茎？”曰:“五茎。”又取十千付之，买得五万茎，谓里正曰:“吾未须笋，且林中养之。”至秋竹成，一茎十钱，积成五十万。其贪鄙不道，皆此类。

　　民谚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可见旧时的官僚敛财之狠。善良的人们不禁要问，这些银子从何而来？其实四个字就可概括:“巧取豪夺”。

　　衙役横行、牵羊抢粮般的“豪夺”，过去的电影电视上我们见得多了；但如文中所述唐朝县令夏侯彪之那样的“巧取”，可还真没领教过。你看这位县官刚上任，下车伊始，便问当地的村干部:“鸡蛋一元钱几个？”答说:“三个。”他就掏出一万元钱，让买三万个，并对这位村干部说:“这些蛋今天我不便带走，寄放在你这里让老母鸡孵着吧。”不久孵出了三万只小鸡。几个月后养大了，夏侯彪再叫手下把这些鸡卖掉，一只三十元，卖得了九十万元。彪之又问村干部:“竹笋一元钱几株？”回答说:“五株。”他又取出一万元钱，买了五万株，对村干部说:“我不需要笋，暂且留在竹林中养着吧。”等到秋天笋长成了竹，一株可卖十元，彪之又到手五十万元钱。这位县官的贪财之道，就是这样巧妙。

　　现代养殖业发展，蛋笋是不值钱了，但“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类似夏侯彪之的贪赃术，却从来没有灭绝过。有从企业强购原始股，上市后掘一票的；有向名家低价索要字画，拍卖“赚”得大钱的；有利用手中权力批地造房，让儿子女婿的房产公司赚得杯满缸溢的……凡此种种，表面上似乎钱货两清，实际上都是变着法儿把别人乃至公家的钱掠为己有，其行径，真比明火执仗的盗贼还卑鄙。

　叶飞是开国上将中惟一的海外归来赤子。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战功赫赫,在解放后主政福建的工作中,对修建厦门海堤和鹰厦铁路也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出任交通部长期间,对我国高速公路建设和远洋事业的发展,也卓有建树。

　　移山填海:修筑厦门海堤

　　上世纪50年代初,厦门刚解放,叶飞首任厦门军管会主任。厦门,既是国防前哨,又是解放台澎金马的前沿阵地。但厦门当时还是一个孤悬海上的小岛,所有军需民用都靠小船运输,而沿海地区又遭国民党军队封锁,海运基本上停止了。岛内18万居民除3万人靠侨汇生活外,其余谋生乏路。在这种情况下,叶飞采纳陈嘉庚先生的建议,提请省委研究报请中央批准修建厦门海堤。
　　经省委同意后转报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里召集有关港务专家研究,认为我国在沙滩上筑海堤尚无先例,弄不好真变成石沉大海,所以未加批准。
　　1950年11月,陈毅到厦门检查战备情况,叶飞向他汇报:“厦门作为解放金门、台湾的前沿阵地,需要一条海堤与大陆联系。现在厦门被封锁,群众生活很困难,有将近1万劳动力找不到出路。国家如能拨款修建一条海堤,一方面既可解决厦门交通和经济发展问题,另一方面又可以大量以工代赈,安排群众就业,解决暂时的困难,战备工作也将更加落实,一举数得呵!”陈毅表示完全赞成。
　　后来陈毅赴京汇报工作,向毛泽东主席提出修建厦门海堤事宜,毛泽东点了头。但因朝鲜战事紧张,国家资金安排困难,财政部拿不出钱来而搁浅。此后叶飞每次去华东局开会,都要催促陈毅尽快落实此事。大约到了1952年底,陈毅打电话告诉叶飞:“中央批准了,给1300万,包干使用,由你叶飞负责。”随即政务院下文,指定“工程之具体领导即其行使管理、干部和职工之调配、政治工作、具体施工组织领导等由叶飞同志负责指挥。”
　　项目批下后,围绕着海堤是建石堤好还是建铁桥好展开了争论。一部分专家认为,厦门地质差,在海中筑堤,可行性不大;而大部分专家认为建石堤比建铁桥好。如选择建桥,因厦门地处国防前线,港口被国民党军队封锁,修建桥梁受技术上及器材供应上的限制,而且易遭空袭威胁而材料供应困难;如建石堤,厦门满山遍野皆是花岗石,取材方便。由于新中国建立不久,运输、施工设备和生产钢筋混凝土构件等条件均不具备,叶飞及厦门市市长梁灵光等领导人经反复调查论证,最后决定采用本地花岗石料修筑海堤。当时国内没有一家设计机构,甚至于在北京的苏联专家也不敢承担此项设计任务。
　　厦门海堤建设工程上马后,叶飞责成梁灵光、张维兹两人具体负责,但他自己也毫不放松。1953年4月下旬,叶飞主持省委常委办公会议,听取工程指挥部关于地质勘探情况汇报。会上,叶飞提出两点要求:“一是地质尚须进一步用钻探机钻探,弄清地质情况,使工程更有把握,如果没有把握,可请教苏联专家;二是海潮冲力究竟有多大,也须精密勘测,计算出用多大的石头才能经得起海浪的冲击。”以后他又多次深入施工现场,同苏联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共同研究采石、砌堤、抛石合龙等施工方案。
　　1953年6月中旬开始施工。在施工中,广大福建人民冒着被国民党飞机轰炸的危险,发挥出了伟大的建设力量。1954年9月3日炮轰金门的战斗打响后,国民党军队飞机经常来轰炸,最多1天达60多架次。海堤在这样的情况下建设,其艰苦可想而知。但海堤建设指挥部迎难而上,提出“提前10月通车支援解放台湾”的口号。工人们在飞机来袭时去休息;飞机飞走后,抓紧时间开工。同时,积极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技术革新活动,保证工程按期进行。在施工中,海堤工人所乘船只屡屡遭受国民党军队训练飞机的袭击,致使150余位干部、工人被炸死,其中一次渡船被击中炸沉,死亡90余人。敌机的轰炸干扰,阻挡不了工程进度,工程队员只花了27个月就胜利竣工,把一条长2217米、顶宽19米,动用石方70多万立方米的大堤建成了,创造了一个奇迹,而且节余400万元。
　　1954年10月15日,通车典礼隆重举行。消息传到北京,朱德十分高兴,欣然提笔,写下了“移山填海”四个大字。1955年10月1日,为永志厦门军民跨海筑堤的创举,厦门市人民政府在靠近海堤一侧勒石为碑,建造亭子,称为“观堤亭”。亭下一块石碑正面镌刻着朱德题写的“移山填海”四个楷书大字,碑的北面则镌刻着海堤工程指挥部撰写的碑文。1962年,郭沫若来厦,站在“观堤亭”,遥望隔岸的集美学村,诗兴大发,写下了《咏高集海堤》一诗:“控海鼓东风,长堤御铁龙。劲足重洋小,心雄万古空。金门晴霭外,黉舍碧波中。岛今成半岛,宏伟见人工。”
　　厦门海堤的建成,不仅改变了厦门孤岛交通阻隔的状况,适应了海防对敌斗争的需要,而且大大促进了厦门经济的发展。几十年过去了,今日的厦门已成为通达五洲四海的一颗南国明珠。遥想当年,曾经在摆渡上颠簸往返的人们,怎能忘记叶飞指挥“移山填海”这一巨大的历史功勋呢?

　　劈山开路:抢建鹰厦铁路

　　朝鲜停战以后,我空军、炮兵部队准备移师福建,集中力量对付金门、台湾。但当时福建交通极其落后,全省没有一寸铁路,可通车的公路不到1000公里,三分之二的县城不通汽车。1954年国防部长彭德怀到福建视察,叶飞跟他研究决定两件事:一是调铁道兵团入闽,用两年时间抢修鹰厦铁路;二是修筑7个飞机场。
　　修建铁路是福建人民梦寐以求的事。早在鸦片战争以后,福建海外华侨和地方有识之士就呼吁“筹造铁路,以图自强”。辛亥革命前,陈宝琛出面筹资数百万银圆,历经4年才建成一条“前不跨海,后不过江”的厦漳铁路,每天乘客只有数10人,载货1吨多。就是这样一条“盲肠铁路”,到抗战爆发时也被国民党军队全部拆毁了。新中国成立前夕,陈嘉庚先生曾向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恳切陈情、提交议案,1951年又给中共中央、华东局写信,要求中央尽快考虑修建铁路,解决福建出省通道问题。因此,修建鹰厦铁路成为福建惟一列入国家“一五”计划的重点建设项目。
　　鹰厦铁路先由铁道部第四设计院勘测设计,提出三个选线方案提交省委讨论。叶飞认为,修建铁路应从长远考虑,固然应以国防为主,但必须结合福建的经济状况。比较三个方案,以“东线方案”为最佳。“东线方案”从鹰潭经资溪、邵武、南平、永安、漳州至厦门,里程比西线、中线都短,不仅工程费用较省,与浙赣线接轨便利,而且吸引人口最多,货源流向合理,便于闽西北森林资源开发,可以沟通闽东、闽中、闽南经济。无论从军事上还是从经济上考虑,都是最佳的选择。这一方案叶飞让梁灵光征求了陈嘉庚先生的意见,陈嘉庚先生也欣然同意。
　　鹰厦铁路于1955年3月动工,铁道兵团起先只调7个师入闽进驻各主要路段。7月,王震司令员到福建视察线路,叶飞对他说:“美国军舰就在我们的家门口游弋,形势严峻啊!无论于国防、于建设,福建都需要有铁路。周总理最近说,当前问题要看两王,一个是王炳南大使在华沙跟美国谈判,一个是王震将军率领十万大军修建鹰厦铁路。现在大家都在看你哩!”叶飞这一“激”,王震司令员立即增兵,最多时达到12个师。
　　当时,叶飞把抢修鹰厦铁路当作头等大事来抓。省委成立支前委员会,动员10万民工全力支援;沿线各级党委保证供应粮食、猪肉、蔬菜、黄豆等。在修筑过程中,叶飞经常坐他那部“嘎斯69”深入各路段,看望施工部队和支前民工,鼓励他们的劳动首创精神,帮助他们解决具体困难。
　　叶飞曾经这样深情地回忆说:“如果说厦门海堤是移山填海,那么鹰厦铁路就是劈山开路。闽西北山地是全省地形最高峻的地区,为长江流域与东南沿海流域的分水岭。铁路绕山爬坡,炸石开路,隧道多,桥梁多,工程十分艰巨,如果不是铁道兵部队艰苦奋斗,克服各种困难,确是很难完成的。而全省人民的支援,十多万民工担负着全线70%以上的路基土石方工程,所起的作用同样是不可低估的。”
　　经过筑路大军22个月艰苦奋战,全长694公里的鹰厦铁路提前于1956年12月铺通,福建终于再次结束了“路无寸轨”的历史!随后,叶飞又向中央要求,将剩余的2亿多元资金用于南福铁路和漳龙铁路的建设。这样,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福建修建了1000多公里长的铁路,福州和厦门两个主要城市都贯通了。这在铁路建设史上是罕见的。叶飞对此所作的贡献有口皆碑!

　　组建远洋船队:壮大我国远洋运力

　　1975年,叶飞被平反并出任交通部部长。任交通部长时,1978年他到欧洲四国考察,国外交通运输现代化及保税区的建设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下决心要努力开拓创新,改变国内交通的落后面貌。有一次邓小平同他谈话,要求在尽快的时间内组建起一支负担得起外贸运输业务的远洋船队。当时远洋船队只有538万吨吨位,一半的运输任务都完成不了,而主要是没有足够的资金买船,而且买的都是旧船,技术落后。国内没有足够的能力造船,而此时“四人帮”又正对“风庆轮事件”揪住不放,压力很大,怎么办?叶飞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冒政治风险,向“四人帮”挑战。经李先念同志同意,叶飞向香港中国银行贷款买船,由招商局自借自还,这样不用花国家一分钱。很快,远洋运力两年间提升到了2000万吨的吨位,大大加速和壮大了我国的远洋运力。这是一着险棋,也是一招妙棋,没有叶飞的果断和远见,我国的远洋运输事业恐怕还没有今天的辉煌。
　　叶飞对先进运输技术十分重视。上任不久,他就提出在长江运输中学习和推广顶推分节驳运运输技术,几经试验,终获成功,使长江运力大大提升。此外,他敏锐地看准方向,大力推广集装箱运输,要求远洋船队多买集装箱船,并在天津建立我国第一个集装箱码头,后来又在上海建立起了我国最大的集装箱码头。叶飞还是我国高速公路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广者,他任交通部长后就重提修建京津唐高速公路,并派人赴日本学习,1976年开始实地测量,终于使这条高速公路1992年通车。

［此帖子已被 luo 在 2009-8-26 11:39:26 编辑过］

袁世凯嫁祸熊希龄的真实内幕[转帖]

　　熊希龄的传奇身世

　　熊希龄,字秉三(1870—1937),原籍江西丰城,因先辈屡官湖南湘西州、县,遂入籍凤凰直隶厅(即今凤凰县)。
　　熊父兆祥是一员武将,人称熊凤凰。熊母吴氏,苗人,系苗王吴友文长女,那时汉苗联姻,是一件奇事,曾传为佳话。熊希龄居长,据说生下不足7个月,父母担心难以成活,可满月后竟成了一个肥胖婴儿。自幼禀赋聪颖,7岁读完四书五经,且能熟背,故有神童之誉,深得父母器重。
　　1888年,江苏宝山朱其懿任沅州知府,设沅水校经堂,熊兆祥与朱有同寅之谊,送其子到朱府从师。3年后,朱其懿将希龄送到长沙校经堂深造。临别时在拱北楼作诗赠别,末句云:“熊生俊美年尤少,乍入繁华慎立身。”熊希龄铭记恩师的教诲和殷切期望,入校后用功益勤,见闻益广,学业超人,是年秋应试,以优异成绩考上举人。湖南学政张亨嘉对他特别赏识,称他“年甫及冠,拔起边陬,谈兵如何去非,说地如顾景范,他日当有用之才,不仅以文学显也。”朱其懿大喜,谓他:“五七人中最少年,名高先达冠三边。”誉满三湘四水。
　　少年熊希龄,不负父母和恩师之望,入京会试连捷,以第65名中中式贡士,按清代典制,会试放榜后1月,举行殿试,由皇帝亲自总定1、2、3名,区分1、2、3甲等,殿试对策,理应按文采和内容论评高下,实则积习相沿,专重书法。时张亨嘉在京,见希龄书法尚难合殿试,恐致耽误,嘱他暂不殿试,先练书法再试,希龄于是在京郊一古庙中专心致志、苦练书法。
　　在此期间,希龄与廖氏完婚,直到1894年才应补殿试,中了进士,名列二甲63名。朝考后,钦点翰林院庶吉士。
　　熊希龄由秀才而举人,而进士,少年科第,春风得意,成为湘西凤凰这个偏僻山区的第一位玉堂金马人物。可惜他的元配夫人在婚后第二年突然病逝。业师朱其懿惜才如命,遂将同父异母幼妹朱其慧许他为继室。其慧乃是才貌双全、品学兼优的少女。希龄自然高兴不已,与朱其懿昔日师生之情变成了娘舅之亲。

　　跨入维新运动行列

　　1894年,日本发动的甲午战争,将中国推入了空前严重的民族危难深渊。战后,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提出变法主张,顺乎民意,一时维新思潮大盛。熊希龄正在湖广营务处帮办军务,因受到忧国忧民的新思潮启迪,跃跃欲试,即由鄂返湘。恰值湖南巡抚陈宝箴颇为开明,署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等赞助变法,湘中维新志士谭嗣同、唐才常积极在长沙开展活动。怀抱经天纬地之志的熊希龄脱颖而出,跨入维新运动行列。他从多方筹资设立学堂,创办报刊,组织传播新学,倡说变法社团,旋由陈宝箴委任时务学堂总理,主持校务。希龄并聘请梁启超来校充任中文教习。同时还组建“南学会”,还请经学大师皮鹿门主讲,他本人曾为其摇铃。
　　希龄创办的《湘报》率先发挥作用,以开通民智,唤起国魂为宗旨,唐才常为主编,熊与谭、唐等8人为董事。继而设立“湖南不缠足会”、“延年会”等维新团体。此外,还办了几件大事,如整顿湖南通省书院,开办各地团练,制定保卫局章程,兴办湖南近代铁路、航运和其他各类新式工矿企业等。
　　然而,维新运动,始终遭到顽固派的攻击,他们以“熊、陈”二字作联讽刺曰:“四足不停,到底有何能干;一再偏听,晓得什么东西?”当年近5旬的皮鹿门上课时,顽固派又作联曰:“鹿皮讲学,熊掌摇铃。”可见斗争之尖锐,但熊希龄矢志不移。1898年8月,朝廷电召熊希龄、江标入京陛见,希龄大喜。正当他要起程与在衡阳办事的父亲辞行时,因水土不服,突发痢疾,竟大病一场。9月,在病床上得知在京的谭嗣同六君子罹难。他因灾得福,躲过一命,但落了个“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处分。“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希龄只好回到芷江旧居息影韬晦。1905年重新被启用,随端方等5位大臣出洋考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王朝倒台。熊希龄识时务,立即从主张立宪转变为拥护共和。1911年12月1日,熊在上海会见黄兴、宋教仁等人,表明心志。12月26日,他以湖南共和协会会长的名义领衔,率同副会长张学济以次150人致电袁世凯:“现南北人民既主共和,公独为满室而战,为君而战,实有悖民意。时不可待,望公毅然速请明昭退位,勿误大局,则天下幸甚矣。”
　　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中华民国宣告成立。黄兴拟推熊希龄为财政总长内阁总理,因孙中山已推陈锦涛担任此职,未成。
　　袁世凯攫取临时大总统后,即任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唐见熊希龄善于理财,便邀熊入阁担任财政总长。熊写信讲了一条件:“到北京后,条陈政见,请开阁议,如不能通过所拟之政策,即随时准其辞退。”唐复函:“当遵法办理。”于是熊希龄于1913年8月在上海就任财政总长。

　　“猿”嫁祸于熊的内幕

　　熊希龄就职后,与梁启超等人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内务、财政、外交、军事、司法、实业、教育等详细规划的《大政方针宣言》,可是熊搞的这一套与袁世凯要推行的地主买办阶级联合专制意图恰恰相反。袁极为不满,处处对他进行刁难和掣肘,欲迫其就范,使之成为驯服工具和奴才。一向秉性耿直、志向远大的熊希龄岂甘违心去卖命?“熊”岂能屈于“猿”。袁世凯见熊不甘心为自己当爪牙,决定最后来一个“欲加之罪”,嫁祸于熊。
　　11月初的一天,熊希龄应邀准时到总统府议事。熊进门刚坐下,袁世凯便借口接见外宾,请熊退到内室稍候。当熊来到内室时,举目一瞧,只见书案上放着一个《热河行宫盗宝案》卷宗,就顺手翻开细看。里边含沙射影将国宝失窃之事与熊希龄联在一起,熊不由大吃一惊,倒抽一口冷气。熊对这飞来之祸感到不安,心剧烈地跳动起来,不由一阵头昏目眩。正在这时,袁世凯进来,拿出解散国民党和取消籍议员的大总统令让他发表看法。这一突然袭击的动作,使熊防不胜防。但熊希龄很快清醒过来,明白了这是袁世凯蓄谋多日,排除异己的一大阴谋。“盗宝案”经不起熊希龄一驳就****大白了。袁世凯又一次失败,盗案草草收场。熊成了袁的心腹大患,熊也看穿了袁的险恶用心。1914年2月,熊辞去了历时5个月的总长职务。袁世凯见目的达到,假惺惺地以人才难得为由,委任熊为煤油督办。

　　熊希龄见野心勃勃的袁世凯正在作皇帝美梦,为了不卷入这个国人皆骂的逆流之中,是年8月,熊以母亲病危,回湖南探亲尽孝为由,要求请假3个月。袁世凯不知是计,同意了他的要求。可是熊的假期未满,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又迫不及待地发电报摧他回京。熊见了电报,更感到不安,回电要求续假。袁世凯见一计未成,又生另一毒计:决定将在京城的熊妻朱其慧骗进宫中,一可为己服务,二可控制熊希龄反抗。
　　袁世凯抓紧筹划,将总统府改为新华宫,并申令“永禁太监”改由12名女官管理内廷,设女长官1人。对女长官要求甚严,必须具备名门淑媛、德望昭昭。朱其慧是个妇容、妇德、妇言、妇功四者皆全的最佳人选。当诏书送到湖南寓所熊希龄手中时,熊惊恐万状,差点昏倒,轻声叨念道:“爱妻沦为人质,我岂能坐视不管?”于1916年1月中旬,被迫返京。袁世凯见目的达到,马上对他封官,委以中卿之职,并加上卿衔。熊希龄曾写道:“今作笼中熊,忍痛让‘猿’戏。”
　　此时全国各地护国战争已经打响,熊与袁虚与委蛇,不满一月,熊又以老母由湘至汉口治病需护理为由,于3月8日,再次出京。袁知是熊的脱身之计,一面扣留他的妻室,一面指令要他赴沪,说服梁启超和蔡锷。熊希龄出京后并未去上海,却给袁发一份电报说:“党人意志坚决,无可调和,请速定大计,沪行已决计作罢。”袁世凯马上任命熊希龄为湘西宣慰使,再次给他脖上套个绳索。熊希龄恨透了袁世凯,将计就计,以湘西宣慰使为幌子,暗中与湘西(含常德)及四川诸地的党人如湘西镇守使应诏等人联络,加剧策划反袁运动。也就在这个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这就是有人戏说的:“猿、熊”斗争。熊希龄后来看破红尘,于1928年后致力于福利事业,造福社会,那是后话。
　　

国共两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前的合作[转帖]

　　人们一般比较熟悉国共两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后的合作关系,而对国共两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就产生并发展的合作关系却知之甚少。事实上国共两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前有过多次合作。
　　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法租界内勒路树德里30号国民党元老李书城家中召开的。李书城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骨干成员李汉俊的胞兄,是同盟会的发起人之一,在国民党中有较高的地位。李汉俊1918年从日本回国后,一直住在李书城家中。李书城倾向于苏俄革命方式,赞同李汉俊从事建立中国****的革命活动。当时,负责安排中共“一大”会场的王会悟想到李书城到外地避暑去了,房子空着,就去找李汉俊商量借用,李汉俊满口答应了下来。于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一大”就在李书城家中召开了。
　　1920年12月,孙中山通过广东省长陈炯明,邀请正忙于建党事务的陈独秀去广州担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接到这一邀请后,征求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意见。李大钊向陈独秀去信表示赞成。于是,陈独秀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交由李汉俊、李达等人负责,于12月中旬由上海去广州,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
　　1921年8月,陈独秀由广州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书记,专做党的工作。不料,他于10月4日在上海老渔阳里2号寓所被法国巡捕房的巡捕逮捕。陈独秀被捕后,负责中共中央宣传工作的李达立即打电报请广州的孙中山设法营救。孙中山随即打电报给上海的法国领事进行斡旋。两天后,国民党要人褚辅成、张继出面将陈独秀保释出狱。10月26日,法庭判陈独秀宣传过激罚白银500两,同时交审判费100元。这笔罚款数目很大,李达只好请在上海的汪精卫设法解决。汪精卫又电请广州政府帮忙,后来在孙中山批准下,广东省银行汇给上海中华银行1000元给汪精卫,由汪精卫办理了结案手续。
　　1922年1月,2万多名香港海员在国民党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的领导下,为反对英国资本家的压迫、要求增加工人工资而举行了大罢工。****积极声援了这次大罢工。罢工开始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号召全国各地工会进行支援。京汉、京奉、京绥、正太、陇海等铁路工人成立了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上海民众在****员李启汉的领导下,进行筹款、游行,从而有效地阻止了英商招募新海员的阴谋。广东的****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热情接待香港罢工海员,大力宣传罢工运动,鼓励海员坚持罢工斗争。这些活动,极大地鼓舞了海员工人的罢工斗争,有力地支援了领导罢工的国民党和广东政府,使罢工取得了最后胜利。
　　国共两党在1921年进行了一次军事合作。1921年秋,孙中山在平定广西之后,准备联络川军进行北伐。而武汉地区****组织为了反对北洋军阀在湖北的反动统治,也准备联络川军向驻鄂直系军阀王占元、肖耀南部发动军事进攻。经商定,董必武以“湖北全省自治筹备处”代表的身份,启程前往四川联络。董必武和国民党人潘怡如、朱旭东一道赶赴四川。他们坐船到巫山上岸,正碰上鄂西军总司令潘正道和詹大悲率领的部队。于是,董必武协助潘正道指挥部队作战,辗转巴东、秭归、宜昌等地。到9月下旬,鄂西军和援鄂川军由于孤立无援,弹尽粮绝,开始败退。退到巫山后,董必武于危难之际代理鄂西军总司令部秘书长,王守愚任参谋长,率军在建始、夔府、施南一带活动。不久,潘正道因交涉饷械问题去重庆找刘湘,詹大悲去广东向孙中山汇报情况。于是,鄂西军和施南地方行政工作就由董必武、王守愚、潘怡如轮流负责。后来,他们因四川军阀与吴佩孚勾结而无法在鄂西立足,于1922年相继返回武汉。这是国共两党党员合作领导的最早的一次军事行动。在这次行动中,国共两党党员为实现孙中山的战略目标而四处奔波,血战疆场大半年。
　　1922年5月1日,****通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在广州成功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这次大会得到了国民党人的大力支持。在与会者中,国民党人占多数,****人次之。这次大会使****第一次在全国形成了广泛的政治影响。
　　国共两党党员还合作创办了上海大学。上海大学是国共两党党员于1922年共同创办的一所革命学校。它的前身是私立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1922年秋,学校发生学潮,教职员和全体学生讨论后一致宣布驱逐校长,改组学校,最后恳请著名国民党人士于右任担任校长。10月23日,东南高师正式改组成上海大学。于右任到校视事后,邀请上海《民国日报》主笔、跨党党员邵力子担任副校长。1923年4月,经李大钊推荐,于右任又聘请著名****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邓中夏任校务长,以负责学校行政工作。又聘请瞿秋白担任社会学系主任,陈望道为中国文学系主任,何世祯(国民党员)为学务长兼英国文学系主任,洪野为美术科主任。还聘请刘大白、茅盾、俞平伯、傅东华、田汉、叶楚伧、丰子恺、施存统、蔡和森、安体诚、张太雷、肖楚女、周建人、杨明轩、杨贤江、侯绍裘等国共两党党员及社会名流到各系任教。学校还设有特别讲座,国共两党的重要人物李大钊、恽代英、张继、马君武、戴季陶、杨杏佛、胡汉民、章太炎等都曾到该校讲演。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上海大学师生走上社会政治舞台,积极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总之,第一次国共合作前,****人和国民党人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合作。这种合作关系,既加速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又推动了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进程,因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丁默邨待如上宾的赵秉谷[转帖]

　　
　　日本帝国主义原想短期内灭亡中国，却很快陷入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汪洋大海,军费支出剧增，财政开始竭蹶，国内阶级矛盾加深。特别是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从中日战争中摆脱出来，全力对付太平洋战场上的英美对手，更加紧了对重庆国民党政府的诱降活动。汪伪集团秉其主子意旨，在与国民党特务组织打交道中，也频频暗送秋波。下面几个例子反映了日、汪伪与重庆国民党之间既利用又矛盾的微妙关系。

　　赵秉谷，一名冰谷，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咨询委员，调查科（即中统的最高组织机构）干事。1939年，丁默邨已出任76号的前台经理——特工总部主任，赵以老友与中统的关系，居然闯进76号，来看丁默邨。丁知道赵是做说客的，可是这时的丁默邨，早已利欲熏心，于是便把赵留住在高洋房的三层楼上，除每日款以大鱼大肉，以及赵平日嗜之若命的鸦片烟外，还替赵做西装，寄家用钱，真是要啥有啥，待如上宾。其实是把赵软禁起来，到汪精卫那里去表“功”，以示自己的“立场坚定”。赵之此来，确是衔陈立夫之命，对丁进行策反的，谁知丁默邨却来了这一手，好像蒋干（三国志上人物）到东吴那样，有话说不出口。可是每天是大土清膏，在外面哪里有这些享受，倒有些乐不思蜀之感，因此，这样的情况便也任其延续达半年之久。好在做特务的人，都像狐狸般善变的，赵觉得奉陈的命来说丁，目的既告失败，于是就掉转头来，以帮丁去通陈的姿态，来为丁效劳，因此在1940年汪精卫登台做傀儡之前，赵被释放出来了，一度潜回重庆。

　　1945年，丁默邨由社会福利部长调任浙江省长，赵在重庆似也得到陈立夫的默许，重来江南，再度去看丁默邨。这时的丁默邨虽在向军统头子戴笠大吊膀子，见到赵来，仍未忘情于“C.C”。以赵系通向“C.C”的桥梁，于是给赵以浙江省银行的肥缺，将一把浙江的金融钥匙交给了赵。赵本来也是两面卖空，现在有此奇遇，岂肯当面错过。好在陈立夫已向他点过头，乐得借此捞他一把。

　　胜利以后，丁默邨与周佛海、罗君强同受戴笠之骗，飞到重庆，软禁于白公馆。迨戴笠因飞机失事撞死在岱山，又把丁等解回南京，丁一看自己上了死人戴雨农的当，便回转头来又找旧欢，要家属找赵软求陈立夫帮忙。谁知这时的赵秉谷，你不去找他，他也要来找你，于是便利用他与陈、丁之间的三角关系，在丁的老婆赵慧敏面前，鼓起如簧之舌，百般恐吓诱骗，如陈立夫与他关系如何密切，如何信任，默邨的事非立夫出力，不能有望，非他向立夫说话，不能有成，结果丁默邨做了五年大汉奸，出卖了民族与自己的灵魂，搜刮来的民脂民膏，乃至赵慧敏的私蓄首饰等等，都一一跳进了赵秉谷的腰包。最后这个76号的外场经理、特务头子丁默邨，在人人皆曰可杀的舆论下，仍不免一死，于1947年枪毙于南京老虎桥监狱。据当时报载：丁逆在听说要执行时。顿时吓得面无人色，浑身发抖，站立不住。这时不

　　知他在杀人时的那般狠劲，到哪里去了?!过去有句俗话叫做：“昔日杀人者，人亦杀其头”，丁默邨是其例焉!

　　1945年，日本的侵略战争快打到穷途末路，颓势日显。附逆汉奸们开始急着为自己安排后路，好保全身家。丁默邨也积极与陈立夫、戴笠和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联系，通过

　　他们向蒋介石传达“决心以原样的浙江归还中央，决不让****抢去”。丁也的确与重庆方面合作，为军统提供过情报，还曾营救被捕的重庆特工。所以日后被捕审判时，陈立夫就曾为他开具过“为渝工作”的证明，吴开先、蒋伯诚也出具信函证明他曾“营救”他人。但他毕竟罪恶深重，虽然1945年8月下旬被蒋介石任命为军事委员会浙江地区军事专员，但9月30日旋即被捕。1946年9月从重庆白公馆解往南京老虎桥监狱，接受审判。

　　丁对被指控的汉奸罪行概不认账，反将自己标榜为忍辱负重的功臣。但铁证如山，1947年5月1日，最高法院特种刑事判决以其“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以死刑。7月5日，法警提出行刑时，这个平时以杀人为业的魔头，立即面色惨白，瘫软在地，只能被两名法警一左一右，夹持着拖走，待行至二门，已然神智不清，迹近昏迷。因此既无遗言，亦无遗书。

　　陈立夫的回忆录里，对丁默邨的死也略有提及：“丁默邨本来可以不死的，但有一天他生病，在狱中保出去看医生，从南京拘留所出来，顺便游览玄武湖……这个消息，被蒋委员长看到以后，……蒋委员长很生气地说：“生病怎还能游玄武湖呢?应予枪毙!”

法律的刚性来自严密[转帖]
 

像加拿大等国家，法律之详备，有时令我们意想不到。例如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道路交通法上有如此一条：“任何人骑自行车上路，其自行车上至少要装有一个作用于后轮上的制动系统。这样可以使骑车人在干燥、水平和清洁的路面上进行有效的制动。”法律明确到如此之地步，违章肇事行为，真是难逃法网。

毫无疑问，法律的刚性来自它的严密。如果律条本身尚有缺陷，惩罚也就失于公平。

我国的道路交通法中有这么一条：“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遇行人横过道路，应当避让。”这一条在实际中是执行得最差的一条。就以北京为例，几乎不管在什么地方，过马路都是令人提心吊胆的事情。几乎没有一辆车会在斑马线前停下来，也几乎没有一辆车会避让行人横过道路。这一条为什么难以执行？我以为，这一条光在语言的表述上就有问题。 “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正在”两个字就有点说不清。何谓“正在”？走到什么地方称之为“正在”？是走在斑马线的附近就叫“正在”，还是已走在了斑马线的中央才叫 “正在”？“应当停车让行”，在什么地方“停车”？是停在斑马线之外，还是停在行人跟前？还有“避让”一词也让人费解。什么叫“避让”？《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躲避、让开。 ”

这样的解释让司机如何掌握？是停下来叫“避让”？还是绕过去叫 “避让”？只是减速算不算“避让”？如果减速就是“避让”，那么减到每小时多少公里才算避让？

我们在生活中可以笼统说的话，到了法律里面，就不能那么说了。制定法律要使用法律的语言。不然，这样的法律不但使人们在发生法律争执的时候，互相扯皮，莫衷一是；也令人在生活实际中，想遵法也莫知所措。

我们的机动车何时才不在斑马线上横冲直撞？我以为，第一条就是先让法律“硬”起来。

（摘自3月11日《今晚报》作者陆士华）

1933年世博会冲淡大萧条[转帖]
 

1933年，芝加哥世博会如期开幕。为了节省开支，主办方将会场地设在了密歇根湖岸边的伯纳姆公园，这块1．7平方公里的土地原来大部分是垃圾填埋场。在场馆的设计上，此次世博会也力求简洁，着力突出科学性，刻意避免繁缛的古典风格造型，以提供更多的内部空间。

对当时的美国人而言，芝加哥世博会不仅是一场视觉盛宴，更切实地影响到了百姓生活。 1933年的美国正处于经济危机的漩涡，美国几乎到处都上演着因失业而导致的惨剧。在匹兹堡，钢铁工人不得不打发自己的孩子到面包店里乞讨过期面包；在纽约，十几岁的女孩子甚至甘愿每天只挣20美分以保住工作。可想而知，当时的美国人是多么渴望得到一份工作。

在这种背景下，规模大、持续时间长的芝加哥世博会就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当时的就业压力。据事后统计，此次世博会由于在举办期间吸引了2000多万人次前来参观，给芝加哥市带来近4亿美元的商业利润，结果直接和间接地向社会提供了近10万个就业机会。更重要的是，当看到博览会上展出的各种新产品、新技术后，那些原本对生活丧失信心的人们也变得乐观起来，增加了战胜经济危机的勇气。据记载，当年为了吸引参观者的眼球，世博会期间还举办了各种慈善活动。当时，会场内的游览车可供参观者休息睡觉；许多展位前摆满了番茄汁、烤面包、火腿和鸡蛋等可免费品尝的食品，许多贫困者往往在排十几次队后大饱口福。11月8日，为了庆祝禁酒日的结束，主办方再次向公众提供大量免费饮品，结果一天中消费了1000桶啤酒和20万个三明治。

在这次世博会上还发生了一件趣事。原本默默无闻的迪斯尼公司创始人沃尔特·迪斯尼为了宣传自己的电影，将米老鼠、小矮人等卡通形象带到了展会上，没想到，这些可爱的家伙迅速征服了美国人的心。在那个寒冷的时代，人们实在太需要一些温暖了。于是在这次博览会结束后，迪斯尼公司的卡通电影迅速走红，即使那些失业者也宁愿省下几个硬币走进电影院。

芝加哥世博会主办方首要的目的就是集中展示美国工业生产中的成果。于是，工作中的炼油厂、电控拖拉机、牙膏装管线、面包生产线等统统被搬到现场，参展商还运用电影、立体布景、露天表演等娱乐方式吸引目光。同时为了扶持本国企业，本次世博会还向当时的工商业巨头敞开了大门，通用汽车、克莱斯勒、西尔斯百货等纷纷获准建造各自的展馆。到1934年芝加哥世博会第二阶段举行时，它对美国经济的刺激效果已初步显现出来。这一年，克莱斯勒公司将自己的汽车装配线展示给观众。在新产品的召唤下，人们开始掀起汽车消费热潮，从而极大刺激了美国汽车业的发展。正是借助于在本次世博会上的大出风头，克莱斯勒在1933年的产量就一举超过老牌的福特汽车。与此同时，美国的文化、旅游等行业同样借助世博会进入大发展时期。例如好莱坞电影、《读者文摘》等美国文化领域的拳头产品，就是在这一时期走向繁荣的。

不仅如此，几乎所有参展芝加哥世博会的国家都成为了受益者，因为正是通过世博会，世界各国的文化、产品得以广泛交流，提高知名度，增加销量，从而促进国际贸易发展。当美国的汽车业受到刺激的同时，其他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局面。 1933年上半年，据说法国道路上行驶的商用车有40％是雪铁龙汽车。而在日本，丰田公司的创始人丰田喜一郎在看到汽车的商机后，1933年他着手试制汽车发动机，开始了丰田公司制造汽车的历史。芝加哥世博会期间，中国、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日本、瑞典、乌克兰等国都拥有独立的展馆，各国都通过这个巨大的平台将自己的产品推向世界。当时，日本观光局特别设立办事处，在展馆里介绍日本风光，展示照片、图片、立体的模型，并且给参观者赠送礼物，热心推广日本旅游。当时的中国尽管经济实力落后，但也有一些特产在世博会期间广受欢迎。例如著名的湘绣，就曾在本次世博会上获奖。据披露，上海的鸿翔公司为本次展会选送了6件旗袍，最终获得银奖。当时的西方人非常喜欢这种旗袍。

芝加哥世博会有力地刺激了美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复苏，被认为是一届“在危机中看到希望”的世博会。正因如此，为了纪念曾经的辉煌，至今在芝加哥市旗上的四颗星中，有两颗就分别代表了1893年和1933年世博会。

（摘自3月12日《环球时报》作者金梅）

从“毛泽东与厦门大学”说起[转帖]

　　作者：谢泳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去年我写过一篇论文《胡适与厦门大学》，后来我在厦大一次关于胡适的讲座上，也讲过这件事。我的一个学生事后对我说，老师这个说法太勉强。我感觉他说得有道理。不过我们见到一条史料，想要做成文章，总要把话说得远一些。胡适一生没有到过厦门大学，我做那篇文章，只是在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看到一条史料。胡颂平听台静农说过，抗战前，厦大委托他向胡适说，想让胡适来做厦大的校长，但胡适拒绝了。上海程巢父先生最早和我提到这条史料，我就用来写了一篇论文，主要是胡适与厦门大学的间接关系，比如他和鲁迅、萨本栋、林可胜的关系，等等，还有就是胡适的父亲是在厦门去世的。我这篇论文发表以后，厦大一位老师看到了，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吃饭，他告诉我厦大一位老师曾和他说过，厦大当年也曾想请毛泽东来做教员。我顺便问一了一句：此说出自何处？他只说好像是梁启超说过的。

　　我们做文史研究的人，听到有些史料，总不免想知道出处。如果是梁启超说过的，我想不难找到。当时我的书多在太原，也就没有去多想。春节后，我把在太原的一些书运到厦门，忽然想到这条史料，就去找了一下。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因为听那位老师说可能是梁启超说的，我当时就想，这条史料很可能出在丁文江、赵丰田编的《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中，这是所有喜欢文史的人必备的一本书。因为知道这条史料可能出现的年代和相关人物关系，我很快就找到了这条史料。

　　1921年11月23日，舒新城给梁启超写了一封信，主要讲的是当时中国公学的事情。在信的最后，舒新城提道：“函询湖南自修大学，此事全由毛泽东一人主持，毛与独秀颇相得，且只在第一师范毕业，未必能来，即来亦无何种效用也。南开、清华望公努力进行，至于厦门大学缺教员，此时实无办法。”（第940页）舒新城和毛泽东同岁，都曾是杨昌济的学生，早年曾在湖南第一师范共事。

　　由这条史料可以看出，青年毛泽东当时已进入了中国主要知识分子的视野中。从舒新城的说法判断，他是有意介绍毛泽东到中国公学做事，但是因为“且只在第一师范毕业”，好像此事不好办。至于“厦门大学缺教员”一事，原来是厦门大学建校不久，厦大校长林文庆给梁启超写信，让他帮助物色教员。梁启超同月有一封给蒋方震、张东荪、舒新城的信中说：“林文庆新任厦门大学校长，旬日前有书至，托为物色国文、国史、地理教授三四人，吾已复书，谓若不以通闽语为条件，必能设法应命，但吾心目中现尚无一人，请公等即预备。”（第943页）舒新城提到毛泽东的那封信中，就是对梁启超让他为厦门大学物色教员一事的顺便回答。

　　我想那位老师提到的毛泽东与厦门大学的关系，可能就是来自这条史料。事实是毛泽东和厦门大学没有关系。舒新城信中提到毛泽东，主要是指他和中国公学的关系。但厦大老师注意到这条史料，我以为还是非常重要。

　　从蒋方震、舒新城、张东荪等人的往来书信中，可以注意到一个历史细节。此时张东荪已是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梁漱溟的社会地位也很高，舒新城也进入了社会名流行列。当时蒋方震有一信给梁启超，专门提到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他的评价是：“此亦迩来震古烁今之著作，渠结末之告白，大与吾辈自由讲座之宗旨相合，先生与最近日内，何妨与南开确定一办法，将先生之历史讲义亦归为讲座之一，而再约漱溟也担任一座，震与君劢、东荪每各担一座。”（第941页）

　　到了上世纪40年代，张君劢、张东荪和梁漱溟都成为奔走于国共和谈间的重要人物。最后，张君劢出走香港，成为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留下来的张东荪不久因为一桩“间谍案”，永远退出了中国历史；而梁漱溟则从延安时期的毛泽东的对谈者，最后成为少有的敢和毛泽东公开冲突的知识分子，慢慢边缘化了；舒新城1949年后则只能编编辞典。从梁启超、张君劢、蒋方震、张东荪、梁漱溟到舒新城，当时哪一个不是胸怀大志？哪一个不是想改变中国历史的知识分子？那些早年社会声望远在毛泽东之上的中国知识分子，谁也没有意识到，他们书信中偶然提及的一位“师范毕业生”，不但最终改变了中国历史，也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

蒋介石去台前的最后七天[转帖]

　　不久前,一位老朋友从台湾归来,他对我讲述了他随蒋介石最后离开大陆前往台湾的一段情节,同时带回一些有关的历史资料。蒋介石曾对他的部属说:“台湾是中国的!我们去台湾只是一次战略转移。”此后他在台湾一直到死并转到他的儿子蒋经国,始终坚持“台湾是中国的”这一论点。
　　1949年10月上旬。
　　那时节,中国人民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大半个中国,南京、上海已相继解放,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分崩离析,蒋军残部仅存5个军、3个独立师以及海军陆战队、装甲兵团和海上突击总队合计兵力约为12万5千人,龟缩于舟山群岛一带。中国人民解放军以第三野战军陈毅所部为主力,总计兵力为37万5千人,准备在江浙沿海作战,伺机直冲舟山群岛,解决蒋介石尚赖以支撑残局的那部分残军。
　　正在这时,蒋介石偕同蒋经国乘“太康舰”来到舟山,视察普陀防务。先是在国民党军浙东军区司令部只留一晚,次日即移居普陀山上的天福庵。当时浙东军区司令为丁治磐,他的司令部原设于普陀,后移驻江苏所属嵊泗列岛,以与舟山成犄角之势,往来于台海之间。丁治磐写有《普陀侍游》一诗,即记陪侍蒋介石到普陀山之事云:“胜迹先探紫竹林,无风琅琅送潮音。海山尽在烽烟处,谁识闲云一片心?”又有《飞定海放舟嵊泗》记述当时情景是:“便作飞仙侣,倏然不可留。摩天云欲响,拂日火如流。仆仆风尘外,依依沧海头。碧虚容去鸟,局促又孤舟。”只作无可奈何之叹了。
　　蒋介石到普陀山天福庵下榻,国民党浙东行署事先已布置警戒。浙江省浙东行署主任俞济民就在特务团中挑选精壮士兵一营,分布在天福庵正面及后山一带,尤以对四周海面严加戒备,岗哨通宵巡逻,如临大敌。可知蒋虽“借名山小憩”,其实心惶惶然,何得安生!但仍强作镇静。随后两天,他轻装简从,步行从前山紫竹林起,沿途经白华庵、普济禅寺、文昌阁、悦岭庵、常乐庵,直达后山的法雨禅寺。这些庵寺为蒋母生前常日礼佛之处,蒋也仿效其母所为,对每个庵寺布施功德钱,各给香银10元。这里有一段“插曲”:说是蒋介石偕蒋经国在紫竹林观音大士前礼拜时,求得一签。签文为:“直上高山去学仙,岂知一旦帝王宣。青天白日常明照,忠正声名四海传。”但此事在国民党浙江绥靖总部副总司令何志浩所写《风雨同舟望定海》一文中,则说法为:他本人于是年4月29日与蒋坚忍、蒋蕴青、陈叔同、赵世瑞等人“冒雨往普陀慰问伤患官兵,乘间一览名胜。叔同兄在普济寺卜问局势,占得八十签。诗曰:‘直上高山去学仙,岂知一旦帝王宣。青天白日常明照,中正声名四海传’。”何志浩还就此写有《普陀行》长诗一首,其中有句道:“焚香卜兆得佳签,安稳舟山定无事。”而此时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已彻底崩溃,蒋本人及其部属惶惶不可终日,不过借问卜求签以安慰自己而已。蒋得的签末句原为“忠正声名四海传”,到陈叔同所求,签文却变为“中正声名四海传”,直接露骨吹捧蒋介石(“中正”是蒋介石之名)。假而又假,自欺欺人,留作一段历史笑柄。
　　1949年10月11日,蒋介石转到定海。谷正纲随行。13日,谷正纲以蒋介石的名义在航空招待所召集滞留定海的国民党政府党政人员谈话,他透露浙江军政决定同时改组,说是“以加强舟山群岛之防卫工作”。他还深有感触地说:“过去党工同人办理农工渔会多为‘白脚梗’指挥‘黑脚梗’。今后必须体认时势,要与赤脚同志打成一片,避免劳动同志为共军所用。”谷正纲所称“白脚梗”是指坐办公室的那些官僚或公务员;“黑脚梗”即指赤脚劳动人民。到这时他们才知道,主政者必须与劳动人民打成一片,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必致败亡。古训云:“得民者昌,失民者亡。”此云谓也!
　　国民党浙江军政改组后,由石觉继任舟山防卫司令部司令官兼浙江省主席、浙江绥靖区总司令,总揽军政大权于一身。在此前,蒋介石已决定从舟山撤退,将残部集中到台湾去。他写有一封亲笔信派由蒋军副总参谋长郭寄峤(参谋总长为周至柔)、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和海军代副总司令马绍庄3人代表陆、海、空军将信直接送到定海,郑重而又机密地面交石觉,以此为部队撤退的依据。

　　信中说:“此时防备匪机(按:这是蒋介石对我解放军空军飞机的蔑称)突然来定(按:指浙江定海)轰炸我运输船舰,比防范其陆军渡海来攻本岛至为重要。故应从速准备,以防万一。关于运舰遇有各种情况发生,须有一海军高级将领具有充分权力,在当场得以立即处置紧急事故,以免重大损失。故余(按:蒋介石自称)意:凡到定海之军舰、战船,必须指定马代副总司令(按:即马绍庄)统一指挥。而马代副总司令则须受石兼司令官(按:指石觉)指挥。必须建立如此指挥之系统,方不致临时仓皇,以免纷乱。务望想定各种不测之情况,以期减少损失至最少限度,是为至要。‘中意舰’只停泊,不可太挤,总以疏散为宜。故部队开始登舰,亦以络续行之为妥,不可太迟。明日即应开始登舰,并期于本月十五日至迟十六日上午必须完成全部工作,是为至要!”
　　蒋介石其人一向刚愎自用,听不得他人的意见,也从不尊重他人,特别是对其部属尤为苛刻、严厉。经过几年内战,中国人民解放军把他打得“焦头烂额”,也把他打得“谦虚谨慎”起来了。像这样的亲笔信,用些与部属商量的口吻,在蒋介石一生中尚不多见。他在大陆这最后几天中,名为“借名山小憩”,其实忧心忡忡,日夜不安,布置一切,做撤离定海,逃往台湾的准备了。
　　当时定海并不安静,尤以金融市场一片混乱。有一位浙江省党部委员王惠民写的《离开杭州到舟山撤退》一文中提到:他坐船到定海,在码头上岸,“三个朋友在某饭馆饱餐了一顿,花去银圆一枚。当时的银圆与金圆券的比率是1与32万元之比。换句话说:这一顿中饭,花去32万元。此后一篮钞票拎出去,只能在菜市场买回一篮蔬菜,且很少荤腥。现在想起来,可说是奇事。”由于钞票贬值,商家拒收,买卖非银圆不可,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都无可奈何。经济的全面崩溃,随之而来的就是蒋介石政权在大陆的彻底败亡。

　　蒋介石政权在大陆的残部于17日上午8时开始撤退。撤退前关闭通信,封锁交通,控制码头,掌握船舶,全面戒严。先是陆军各兵团移为海上两栖作战兵团,另由海、空军护航,仓皇驶过台湾海峡。至20日到达台湾的部队及随行人员约12万5千人,战车121辆,各型车辆180辆及各部队的武器装备,号称“15万人大撤退”。指挥这次大撤退的石觉,因此在蒋军中“名声大振”。但是到台湾后不久,他却被解除兵权,改任考试院铨叙部部长,做个文职闲官。这是因为石觉是广西桂林人,凡是广西人在蒋介石眼里,都与李宗仁、白崇禧一样反复,不可信任。所以广西籍人在台湾当时的处境,并不好过。而其他跟随蒋介石撤到台湾的官员人等也各有难言之苦。如署名林建中者发表的《杂感》诗中有云:“落日西风画角哀,故宫非复旧池台。南来名士多如鲫,屈指谁为济世才?”“东篱霜冷近重阳,怕上高楼望故乡。不为新来腰力软,但愁揉断九回肠。”又有《避乱抒怀》:“义不帝秦业,愀然投海涯。地悬扬子口,宅傍鲁王家。蟹屿渔收网,螺门浪拍沙。苍茫烟水阔,何处望京华?”还有如李克恭所写,则不胜哀叹:“笙歌惊转江南梦,风雨凉如浙岱秋。窗外凤凰花袅娜,不增安慰只增愁。”时间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许多往事已逐渐淡忘。但是曾经滞留和至今仍生活在台湾的人,他们和他们的子孙都必须记住这句话:“台湾是中国的!”更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

北宋“靖康之难”：中国史上最耻辱的六千女俘[转帖]

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这是靖康之难后抗金英雄岳飞写的一首《满江红》的词。岳飞为何“怒发冲冠”？为何“仰天长啸”？为何“壮志饥餐胡虏肉”？为何“笑谈渴饮匈奴血”？因为靖康之难一直是南宋军民心中得非常之痛。靖康之难不仅是宋朝广大军民深重的苦难，也是宋朝无数妇女深重的苦难

公元1101年，宋哲宗赵煦驾崩，太子赵佶即位，是为徽宗，年号建中靖国。宋徽宗是历史上有名的风流天子和昏君。他以奸臣蔡京为宰相，并重用童贯、王黼、杨戬、朱勔、李彦、高俅等奸官佞臣，使北宋的政治进入最黑暗、最腐朽的时期。公元1118年以后的宣和年间，先后爆发了多次农民起义。宋徽宗虽然镇压和瓦解了这些农民起义，渡过农民革命带来的一场统治危机，但是北方女真族的兴起，却使北宋王朝面临覆灭的命运。

公元1115年，女真族建立金朝后，一直对北宋虎视眈眈。公元1125年，即宣和七年，也就是金太宗天会三年的十一月分兵两路南下，西路由完颜宗翰率领大军从云中府，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同进攻太原府。东路军由完颜宗望率领，由平州进取燕山府。两路约定攻下太原、燕山府后，西路军进出潼关北上洛阳与南渡黄河直向东京的东路军会师于开封城下。西路军在太原城遭到宋将王禀率领的宋朝军民的顽强抵抗，一直久攻不下；东路军到达燕山府，宋朝守将郭药师无耻投降，金兵遂长驱直入，马踏黄河，直逼东京汴梁城下。

宋徽宗听到金兵南渡黄河的消息后，不敢亲自担当领导抗金卫国的大任，急忙传位给太子赵桓，企图南逃避难。赵桓即位，是为钦宗，改元靖康。这时朝野上下纷纷揭露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等“六贼”的罪恶，要求把他们处死，宋钦宗被迫陆续将蔡京等人贬官流放或处斩。

靖康元年正月，宋钦宗迫于形势起用主战派李纲为亲征行营使，部署京城的防御。李纲刚把京城守备设施布置就绪，完颜宗望所率金军就已兵临城下，向开封的宣泽门发起猛烈进攻。李纲组织开封军民坚守城池与金军展开激战，把攻城的金兵击退。完颜宗望见开封一时难以攻下，便施展“以和议佐攻战”的策略，宋钦宗原本就是一个畏敌如虎的昏君，便急忙派使者去金营议和。但李纲坚决反对同金军议和，宋钦宗便借故罢免李纲的行营使一职，废掉李纲主持的亲征御营司，藉以向金人表示议和的决心。

宋钦宗这一倒行逆施，激起了开封军民的强烈愤慨。太学生陈东等在宣德门上书，要求复用李纲，罢免主张和议的李邦彦、张邦昌等人，数万人不约而同来到皇宫之前，声援和支持陈东，要求宋钦宗接见，并砸碎登闻鼓，打死宦官几十人。宋钦宗不得已宣布再用李纲，为尚书右丞，让李纲主持京城四面的防御。这时宋朝各路二十万勤王大军已陆续赶到京畿。 面对这种形势，完颜宗望知道以6万兵马孤军深入是难以攻下开封，于是在得到宋钦宗同意割让三镇后，于靖康元年，也就是公元1126年二月率军北还。

完颜宗望北还，河北一线的战局虽暂时平静，而河东的战事却继续紧张进行着，从靖康元年二月至七月，宋军曾三次动用四十万大军大规模敌驰援太原，均被金军击败，致使宋军主力耗折殆尽。

靖康元年六月，宋钦宗因为厌恶李纲屡言备边之策，借入援太原之际，派他为河东、河北宣抚使，强行把他赶出朝廷。八月，李纲因入援太原失利，又被罢去两河宣抚使之职。没想到两个月后，金军再次南侵。完颜宗翰和完颜宗望分东西两路进兵。这时宋将王禀坚守太原已达八个多月之久，因粮尽援绝，九月初三日被攻破。完颜宗翰乘胜南下，直逼黄河北岸的河阳，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孟县。完颜宗望的东路军也于十月初攻入河北重镇真定府，也就是今天的河北正定。金军的这次南侵已摆出了一举灭亡北宋的态势，然而宋钦宗却一心只想投降，在军事上并不做认真的准备，以致使两路金军未遇抵抗，便顺利向东京汴梁挺进。十一月金军东西两路大军会师开封城下，并展开强大攻势。由于开封城内兵力有限，士气不振，不久汴京就被攻破。

虽然汴京城破，朝廷依然决意投降，但汴京军民不愿作亡国奴，抗敌情绪极具高涨，要求参战的人达三十万之众。金军见汴京军民已做好展开巷战的准备，不敢贸然进占全城。于是故伎重施，提出议和要求，向宋王朝索银要物。然而至此危在旦夕之时，宋钦宗仍不能醒悟，他派宰相何栗去金营乞和，完颜宗翰和宗望却要宋钦宗亲自到金营商议割地赔款之事，宋钦宗不得已亲自进了金营求降，献上降表，并秉承金人的意旨，下令各路勤王兵停止向开封进发，对自发组织起来准备抵抗的民众进行镇压，然后金军大肆搜括宋朝宫廷内外的府库，以及官、民户的金银钱帛。当时正是严冬季节，大雪纷飞，被掳掠一空的汴京军民遭受饥寒无情的袭击，冻死、饿死的人不计其数。宋钦宗的投降政策，使汴京军民遭受无以复加的灾难。

靖康二年正月，金军先后把宋徽宗、宋钦宗拘留在金营，二月六日金主下诏废宋徽宗、宋钦宗为庶人，另立同金朝勾结的原宋朝宰相张邦昌为伪楚皇帝。四月一日金军俘虏徽、钦二帝和后妃、皇子、宗室、贵戚等六千多人北撤。宋朝皇室的宝玺、舆服、法物、礼器、浑天仪等也被搜罗一空满载而归。北宋从此灭亡，这就是所谓的“靖康之难”，也称“靖康之耻”。然而更难的苦难还在后面，这是徽、钦二宗这两代宋朝君主做梦也想不到的。

在一般人的眼中，战争仿佛只是男人们的事，女人们则可以远离战场，在后方承受相思之苦以及可能有的功名和不幸。但是，在男权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女人们决没有如此轻松，她们经常成为战争的牺牲品或战利品，往往承受着比男人更多更沉痛的苦难。靖康之难就是一例。

据《开封府状》记载，金兵围攻陷汴京前后，大肆烧杀掳惊，奸淫妇女，无恶不作。除金银财物之外，他们大量俘虏宋朝官员和百姓，其中女性尤多。金人特意索要“女童六百人”。据《瓮中人语》及载，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二十七日，金兵掠巨室，火明德刘皇后家、蓝从家、孟家，沿烧数千间。斡离不掠妇女七十余人出城。”

宋靖康元年、金天会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北宋都城汴京被金军攻破，共俘虏后妃三千余人，民间美女三千余人，以及大臣、宗室家属数千人。当时，金国左副元帅粘罕率军驻扎在汴京城西南五里的北宋皇帝郊祭的斋宫青城，右副元帅斡离不衰君驻扎在汴梁城东北五里的刘家寺，六千女俘大多集中在这两处。

据《开封府状》记载，在这些女俘中，就有“帝姬，即公主二十一人”。按徽宗共生女儿二十六人计算，除去早夭4人，最小的年仅一岁的福帝姬北行时下落不明外，其余的帝姬则一网打尽了。由城破之日，到天会五年四月一日徽、钦二帝北行，其间女俘死亡很多，如《南征录汇》载:“二十日，信王妇自尽于青城寨，各寨妇女死亡相继。”“ 二十四日，仪福帝姬病，令归寿圣院。”随后死亡。“二十五日，仁福帝姬薨于刘家寺。”“二十八日，贤福帝姬薨于刘家寺。”可见，这些无辜的女俘受到的蹂躏是何等的惨烈！

从靖康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起，徽、钦二帝等共一万四千余人分七批押往金国，其中第二批与后来的宋高宗赵构有一定关系的俘虏，于三月二十八日北迁，比徽宗北行早一日，比钦宗早行二日。据《青宫译语》记载，天会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午，国相左副元帅粘没罕、皇子右副元帅斡离不命成棣随珍珠大王、千户国碌、千户阿替纪押赵构之母宋韦妃、赵构之妻邢妃、郓王之妻朱妃、赵构之妹富金、嬛嬛两帝姬、相国王赵梃、建安王赵楧等先至上京。 第二天，二十九日邢朱二妃二帝姬以堕马损胎不能行。”三月四日，在今延津滑县间渡过黄河，“万户盖天大王迎侯，见国禄与嬛嬛帝姬同马，杀国碌，弃尸于河，欲挈嬛嬛去，王以奉诏入京语之，乃随行。”开始几天嬛嬛帝姬一直和千户国禄在一起，盖天大王横刀夺爱，后又强暴了赵构之妻邢妃，在途经今河南汤阴县时邢妃自尽，但没有如愿。

据史料记载，被金兵押解的第一批有“妇女三千四百余人”，三月二十七日“自青城国相寨起程，四月二十七日抵燕山，存妇女一千九百余人。”一个月内就死了近一半。活下来的人是幸运的，但等待她们的仍是悲惨的命运。五月二十三日，赵构之母韦后、妻妃邢等宋俘终于到达金上京。六月初七，金国皇帝接见韦后等人，随后赐赵构母韦后、赵构妻子邢秉懿和姜醉媚、帝姬赵嬛嬛等十八人居住在浣衣院。其实“浣衣院”，并不主浣衣之事，实乃军妓营。韦后等十八名贵妇第一批入院。到徽宗抵上京后，这浣衣院热闹非凡。据《呻吟语》记载:“妃嫔王妃帝姬宗室妇女均露上体，披羊裘。” 可见此时这些宋朝的皇室女子已经沦落为娼。

金朝不仅自己享用这些战利品，还把她们赐给南宋出使金朝的大臣以示侮辱。天会六年正月，南宋使者王伦等出使云中，被金国扣押，粘罕赏赐王伦内夫人及宗女四人，甚至还赏赐随行使者朱绩一位宗室女子。朱绩因不接受赏赐，竟被粘罕处死。

天会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北宋宫廷的后妃及宗室女性们经历了她们北迁以后最耻辱的一幕。作为战俘，金朝皇帝命令宋徽宗、宋钦宗、两位皇后、皇子和宗室妇女改换金人服饰，拜谒金人的祖庙。史载“后妃等入宫，赐沐有顷，宣郑、朱二后归第。已，易胡服出，妇女近千人赐禁近，犹肉袒。韦、邢二后以下三百人留洗衣院。”洗衣院实际上是供金国皇帝消遣的场所。由于当时南宋与金处于交战状态，金人将韦氏、邢氏送入洗衣院以示对宋朝皇帝的侮辱。在异族统治者的众目睽睽下，宫廷、宗室妇女遭受的集体侮辱使钦宗的朱皇后感到绝望，面对金朝统治者的野蛮暴行，作为战败民族女性的代表，为了捍卫自己和所代表民族的女性的尊严，履行母仪天下的职责，她选择了以死抗争。受降仪式结束后，朱皇后即“归第自缢”，被人发现后救活，她“仍投水薨”。

在所有北迁的女性中，朱皇后最具有反抗精神，她的这种刚烈行为其后还得到了金人的褒扬。金世宗下诏称赞她“怀清履洁，得一以贞。众醉独醒，不屈其节”，追封她为“靖康郡贞节夫人”。这无疑是对苟且偷生的徽、钦两位皇帝和被蹂躏迫害女性的最大耻辱。

“靖康之难”中，北宋后宫嫔妃、宗室妇女全部被掳往北方为奴为娼的历史，既是南宋人难以启齿的耻辱，也是激励南宋人抵抗金兵南下的动力。对于南宋道学家来讲，这场灾难也给他们敲响了警钟:在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南宋时期，金军的频繁入侵随时都会使女性们遭到贞节不保的噩运。如何在战场失利的情况下保住妇女的贞节成了道学家们关注的问题，他们舍弃北宋时期重生存轻贞节的观念，提倡妇女舍生命保贞节，这种观念也逐渐被士大夫们所接受。经过道学家们的反复说教和统治者的大力宣传，到了明清之际，女性的社会活动和生存空间日益缩小，而标榜她们殉节的贞节牌坊却日益增多，在生存与贞节之间，女性们除了殉节外已别无选择。

不少史学家认为，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战败国的女性成为占领者的战利品和蹂躏的对象，她们不仅要承担国破家亡的精神痛苦，还要承担身体被辱的身体痛苦、受人歧视的心理压力，胜利者为了掩盖暴行而篡改历史，亡国者为了掩盖屈辱而隐瞒历史，被掳往金国的北宋后妃及宗室女性在历史记载中就这样被忽略了，而资料的缺乏又使得这一历史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被遗忘。但愿此文能够唤醒世人在女性研究方面对此类问题的重视。

斯大林一句话 百万德国女人被苏联红军轮奸 [转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六十多年了，近几年来有人著书称，苏联红军在攻陷德国后曾大肆强奸德国妇女。据估计，在二次世界大战中被苏联红军强奸的德国妇女总数在两百万以上。

　　斯大林：血债要用血来还

　　强奸是人类文明所不齿的最丑恶和野蛮的行径。因为它无视人类自身的尊严和价值，因为它以强凌弱摧残生命，更因为它的受害者是生养人类的女性。由于这些原因，文明社会对强奸行为的惩罚从来就是严厉的。

　　1945年4月30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

　　希特勒的冲锋队在进攻波兰和苏联时，所到之处，不仅强奸了很多当地的妇女，而且设立了大批公开与非公开的妓院，强迫这些妇女“慰藉”德国官兵。愤怒的斯大林在反攻开始时曾说：血债要用血来还。

　　《柏林：一九四五年沦陷》：柏林十三万妇女被强奸

　　或许是受斯大林的激励，苏联红军也强奸了德国妇女。2002年，英国人军事历史学家安东尼·比弗出版了《柏林：一九四五年沦陷》，这本书是根据俄罗斯档案中一些未经公开的材料、德国、美国、法国和瑞典的战争档案，以及受害人的忆述而写成的。

　　比弗在书中指出，在差不多三年多期间，苏联红军由普鲁士和纳粹德军作战并攻打柏林，估计共有二百万名妇女被奸，其中有些更是被人轮奸。单在柏林，就有十三万妇女遇害，其中有一万人因不堪打击自杀。

　　被强奸的妇女在战后由于受惊过度，一直都不愿再提起这件事，由于红军被视为将德国从纳粹手上解放出来的英雄，他们犯下的罪行被视为禁忌，无人敢再提。而比弗也收到很多受害人的信件，其中部分人还讲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事，例如有些妇女不想落到红军手上而自杀，有人因奸成孕，感到羞辱而将亲生女儿杀死，还有学校女生集体自杀。

　　英国人比弗是军人出身，后来转当作者，著作中包括讲述西班牙内战，和有关二次大战的书籍。他表示苏联当年对红军的暴行视若无睹，是要报复纳粹德军强迫苏联和乌克兰少女做军妓。

　　受害人公开历史

　　《柏林：一九四五年沦陷》已在英国发售，被俄罗斯驻英大使指为“侮辱”，俄国军事专家并否认书中内容，但不少当年的受害人看过书后，再度勾起多年前的伤痛，并公开这段被人忽略的历史。

　　当年被苏联红军强奸的玛尔塔现在已八十多岁，她将抑压多年的悲痛往事公开：“他们(红军)发现我时，叫我埋葬已死的希特勒青年团尸体。有六名红军将我推到墓地旁边，然后一个一个轮着强奸我。”她重复说：“我并没有说谎，我没有，你一定要相信我。”

　　由于红军享有崇高地位，很多妇女都恐怕没有人相信她们的说话。一名移居到英国的德国妇人说：“我原本想写一本自传，但没有人相信我的说话，我想我自此后便有少许神经失常。”

　　有些妇女在多年以后还未能接受这段痛苦的事实。一名受害妇女说，一名红军战士尝试**的母亲，于是她抢了那名军人的枪，企图勒死他。但事实是她并没有勒死那名红军，反而被红军强奸了，只是她至今的创伤还未平复，所以希望用谎言欺骗自己。

　　《柏林女人》：女记者被轮奸

　　2003年，德国女记者玛塔·希勒丝在1945年柏林沦陷期间撰写的日记《柏林女人》再版，书中以作者的亲身经历证实：1945年德国沦陷之后，苏联红军曾强奸了无数孤苦无助的德国妇女。

　　1945年，希勒丝刚刚三十岁出头，依然单身，家住东柏林。德国沦陷之后，由于害怕，她躲进了自家的一间地下室里。4月27日，一群苏联士兵在地下室里发现了她，立即七手八脚地把她拖到走廊里轮奸了她。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希勒丝凭借一口流利的俄语，以自己的身体作为条件，找到了一位苏联高级军官做靠山，侥幸地活了下来。希勒丝在书中说，她这样做完全是为了生存。
　　自从冷战结束和德国统一之后，历史学家似乎十分热衷于创作一些披露德国悲痛往事的作品中，尤其是德国妇女遭到苏联士兵大规模强奸的所谓事实。然而，俄罗斯人对这些作品却义愤填膺。这些作品甚至引发了柏林与莫斯科之间激烈的外交争论。

邓小平1979年访美险遭暗杀[转帖]

197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是西方发达国家中最后一个和中国建交的国家。1月28日至2月5日，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应美国总统卡特和夫人的邀请赴美进行了为期8天的正式访问，中美关系从此走上了一个新开端。在此次访问中，台湾特工在美国收买枪手，企图暗杀邓小平，但是，在中美合作的严密安保下，邓小平访美行程有惊无险。

　　邓小平的特别助理、前国家安全部部长凌云所著的《共和国重大决策出台前后》一书，披露了当年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

　　◎访问前传来的警报

　　邓小平访美受到了美国政府和人民的极大重视和热烈欢迎，受到了相当于国家元首的礼遇。美国官方竭力宣传这次访问的重要性，强调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具历史意义的事件之一”。

　　国际舆论也认为，这是“战后国际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促进亚洲与世界和平的里程碑”。然而，中美建交和邓小平访美，对台湾国民党当局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美国国内反华势力对此也是不能容忍，不肯甘心的。出访前，安全机构收到以下情报：

　　——台湾一高级特务称要在邓小平访美时“给一点颜色看看”。

　　——在美国的蒋方人员正策划收买“意大利枪手”企图暗害邓。

　　——美国一个极左组织扬言：“要做一些使邓永远难忘的事”。

　　——旅美的亲蒋组织和台独势力准备收买流氓打手，并胁迫一些台湾留学生和侨民在华盛顿等地组织“游行示威”，进行挑衅。

　　对于邓小平访美期间的安全问题，中共中央一开始就给以极大关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国副总理耿飙、方毅、陈慕华和各有关方面的负责人黄华、韩念龙、伍修权、朱穆之、罗青长等以及中央警卫局的负责人员开了几次会，研究有关情况和应对措施。一致的看法是：敌情严重，切不可掉以轻心。

　　美国社会情况复杂，治安秩序不好，是人所共知的。据当时了解，美国有2亿人口，民间就有1.5亿支枪，每2分钟要响一枪，每24分钟就要打死一个人。美国暗杀政治人物案件之多，更是触目惊心，历届总统中就有林肯、加菲尔、麦金莱、肯尼迪等人遇刺身亡；有杰克逊、杜鲁门和福特等人遇刺幸免于难。中国与美国隔绝多年，对于他们安全警卫工作的情况知之甚少，这些都增加了中方人员的焦虑和不安。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决定派先遣组先期赴美进行安排。

　　◎先遣组赴美

　　1979年1月6日，外交部长黄华将高层这一决定通知了当时的公安部长赵苍璧，并由凌云(在当时担任邓小平特别助理、负责安全事务工作)随邓小平出访，并先赴美打前站。

　　先遣组行前，对安全警卫有一个初步设想：一是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在美访问期间的安全责任必须由美方承担。二是近身的安全警卫不能借手他人，由中方随行的警卫人员严密部署，并争取美方的合作。三是安全警卫工作要与外交礼宾活动安排紧密结合。

　　1月12日早晨，先遣组一行离开北京踏上了赴美的旅途，途经东京、纽约，于当地时间1月12日晚到达华盛顿。先遣组受到了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的热情接待。当晚就在柴主任的主持下和先遣组一起开了个会，传达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确保邓小平安全访问的重要指示，研究了相关情况。

　　先遣组与美方的会谈是在白宫举行的。柴泽民和驻美联络处的人与中方人员一起参加了会谈。美方由国务院礼宾司司长杜贝尔夫人主持，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助理奥克森伯格、联邦安全局负责国宾安全的官员泰勒以及其他有关方面的官员参加。

　　会谈中首先要解决的是要美方承诺负责安全保证的问题。中方态度诚恳，表示信赖美方，相信他们一定会采取有效措施，保证邓小平的安全和这次访问的圆满成功。泰勒表示，感谢中方对美方的信任，美方将对邓小平这次访美的安全负责。泰勒还透露，卡特总统已下令联邦安全局负责邓小平的安全；整个安全工作将在安全局的统一计划和指挥下，组织警察、情报各方面力量共同完成。

　　而中方代表团的安全人员共有8人，其中还包括凌云。这样少的安全人员对美国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紧张的八个昼夜

　　1月28日，邓小平乘中国民航专机离开北京赴美。同行的有方毅副总理、黄华外长等陪同人员20人，其余为工作人员和随行记者。当地时间28日凌晨1时抵达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格雷季埃门多尔夫空军基地。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和夫人，美驻华联络处伍德科克主任和夫人，美国务院礼宾司司长杜贝尔夫人，安全官泰勒和凯利等从华盛顿赶来迎接，并登上专机陪同到华盛顿。从安格雷季到华盛顿飞行约7小时。为期8天的正式访问开始了。

　　邓小平的到来，受到美国官方和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盛况空前。但是，一小撮敌对势力却一直在蠢蠢欲动。

　　1月29日上午10时，卡特总统在白宫南草坪举行正式欢迎仪式。正当卡特总统致欢迎词的时候，离讲台左侧四五米处的记者群里突然冒出一男一女，挥舞拳头，大声呼叫。这时夹杂在记者群里的秘密特工立即上前，把他们架了出去。卡特没有中断讲话，仪式照常进行，在场的人们也都不动声色。处置这一突发事件前后只有几分钟。

　　2月2日，邓小平在休斯敦访问。事先估计，反华势力将在这里搞较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访问车队去宇航中心时，路旁约有200多人集结，有华人也有美国人。在旅馆对面马路一侧约有600人集结，都是学生模样的年轻人。

　　出访期间的一次险情恰恰出现在这里。2月2日下午18时许，邓小平应邀去西蒙顿市竞技场晚餐并观看竞技表演。当他从旅馆楼上下到楼下大厅准备出门乘车时，中方警卫人员在前面和两侧，后面相距数米跟进的是美方安全警卫人员凯利。突然有一个人插到凯利的前面奔向邓小平，只见凯利急步抢上前去，胳膊一挥把那个人击倒了，在附近的警卫人员一拥而上把那个人捉住了。邓小平在中方警卫人员的护卫下安然出门上车走了。瞬息之间，化险为夷。事后，据美方告知，这是美国最老的恐怖组织三K党的党徒，名叫路易斯·比姆，他被拘捕后还有几名同党举着要求释放的标语牌上街“示威”。

　　第二天，美方的警卫部署显然升级了，动用了防暴队和大量的警察，高头大马的骑警也封锁了路口，在旅馆周围和参观现场实施戒严。

　　2月5日，邓小平结束了在美国的访问，乘专机离开西雅图，飞经安格雷季、东京(在东京停留访问两天)，于2月8日安全回到北京。

中华民国抗日时期的吕布--孙立人和新一军[转帖]

1942年10月，蒋介石下令驻印国民党军队编为新编第1军，任命郑洞国为军长，下辖孙立人的新38师和廖耀湘的新22师。郑洞国黄埔一期毕业，担任新1军军长后，通过严格训练，使一支美装备、美式训练方法武装的机械化部队在这里诞生了。新1军在武器装备和机动能力已达到当时发达国家军队的A级标准，第一次在武器上压倒了日本人。新1军第一仗，是新38师向日军发起攻击，新38师如猛虎下山，很快攻占于邦，日军难以理解，此军何来如此神力。此后，孙立人攻势不减，又与廖耀湘配合攻克孟关。战后两人一起合了个影。
新背洋是日军114联队驻守的防地，新38师与日军遭遇，此次战斗，日军根本没把国军放在眼里，但是日军这次没如愿，丢弃两百多具尸体和许多弹药败退了。这次战役，中国驻印军首次创造对日军以少胜多的奇迹。
11月，新38师112团与日军在加拉苏山头上展开激战，这次战斗，再次显示了令日本人目瞪口呆的战斗力。1营和2营占了三个成犄角之势的山头，日军屡攻不行，组织偷袭也不成，最后想断中国军队后续之路，但美国飞机准确的空投，为中国军队因守50多天创造了条件。最后，日军伤 加拉苏战役结束了，但有一棵大榕树却被新38师112团的官兵牢牢记在心里。
1943年11月，陈鸣人团长率112团主力闯进大龙河东岸时，被日军包围，好不容易突出重围，但殿后的第1营却被日军截在东岸。李克已营长被迫转战到一座断崖上面。全营战士都焦灼的望着他，焦急之中，李营长发现了一片树林。当大家奔入树林后才发现，这只是一棵大榕树，独木成林。榕树和别的树不一样，上面的气根一旦着地，又成板根，支撑着枝叶向四周扩展。所以这棵大树铺天盖地，足有一个足球场大。
日军追到了树下，李营长带领全营上了树，待日本鬼子到了树下，一声喊打，中国人在日军头上打了一个最过瘾的仗，打死72个鬼子，中国人无一伤亡。日军又调来了轻重武器，对准老榕树猛烈扫射，但老榕根本打不透。李营长布置全营，树上树下，占领有利地形，依靠盟军的空投物资，楞是坚持了两个月。
亡近千人，却始终未能攻破两个营的中国阵地。
1944年1月，新38师的坦克纵队对达罗日军开始了猛攻。这是中国抗战史上第一场由中国人操纵的向日本人进攻的机械化战争。数以百计的坦克和装甲车猛烈地扫荡敌人的阵地和步兵。达罗之战持续了一昼夜，第二天一早，一队坦克冲进了达罗镇，日军数十名军官被碾成了肉泥，虽然师团长田中新一逃出了该镇，但是师团关防大印却落在中国士兵手中，因此达罗之战就成为第18师团战史上的奇耻大辱。
1944年3月，日军第18师团向南退往瓦鲁班，但国民党军新1军之新38师已经抢占了要路，包围了日军。8日，特编突击队向瓦鲁班发起攻击。60多辆坦克和100多辆步兵输送车，摆出长蛇阵，猛扑过去。瓦鲁班成了屠宰场！在战车的追赶下，日本兵兔子一样，四散奔逃。进军路上，横七竖八，到外都是日本鬼子的尸体。
瓦鲁班一仗，几乎将日军18师团一锅烩了。残余之敌，象只受了重伤的老虎，连滚带爬，逃进孟拱河谷。

孟拱河谷比胡康河谷更为险峻，日军不仅在这里布下重兵，而且也储存了不计其数的军需辎重。与其相邻的加迈也是一样，两地攻守相望，互为犄角。
中国军队决定新22师打加迈，新38师打孟拱。廖耀湘和孙立人相互合作，取得了这场战役的胜利。
后又经过密支那战役之后，中国军队自身消耗也很大，有的连、营只能合并，才能凑足战斗兵员。1944年8月，新38师、新22师与空运来的新30师、第14师、第50师，奉命编为新1军和新6军。新1军军长由孙立人升任，下辖新30师，师长胡素，新38师，师长李鸿。新6军则由廖耀湘升任，下豁新22师、第14师和第50师。
说起孙立人，有一段不得不提。
还是在孙立人当新38师师长的时候，为了摆脱日寇的追击，新38师撤到了印度，但是要到达平原再休整部队，还要经过盟军英国部队的防区。听说一支中国军队从缅甸退到印度，要求接济，英军印东方军团长艾尔文中将脸上露出令人厌恶的神情，这位隔岸观火的将领对中国军队的联络官说：“这里是大英帝国的领地，决不能容外籍军队进入，不过，你们是盟军，从人道主义出发，我们不能见死不救，但是，只能是收容。收容，你懂吗？”联络官回来向孙立人报告事情的经过，平时温文尔雅的孙将军火冒三丈，大叫道：“全师集合，准备战斗！”
中国军队的军号，在这块无情的土地上威严地震响。刚刚结束同与日军殊死搏斗的中国官兵，又拿起武器，准备对付英军的无礼行为。
驻印英军总司令韦维尔得知这一情况，将艾尔文训斥一顿，因为他知道：在缅甸战场，华军对英军安全撤退起了很大作用，新38师在仁安为英军立了大功，如果要缴中国军队的枪，那英军在盟军中的形象就太糟糕了。
新38师严阵以待，准备和英军见个高低，可是，没见到英军来，却见艾尔文突然来访。孙立人拉出了一支仪仗队，在营门欢迎他。这一着大出艾尔文的意料，想不到一支饱受摧残的败军还能排出威武堂堂的仪仗队。军装虽破，但枪支雪亮，个头虽没有英军高，但个个精神饱满。仪仗队前摆着小钢炮和重机枪，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艾尔文问机枪手，如何把重机枪扛了过来。中国兵“叭”的一个立正，大声回答：“武器是我们的生命，人在武器在。”艾尔文听完，他明白了一个道理，从缅甸撤回的英军，什么都不顾了，有的甚至只穿一条裤衩跑回来。可中国军队硬是把重武器都扛了过来，因为武器是中国士兵的生命，你要缴他们的枪，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些人不是败兵，而是真正的铁军！
第二天，英军开着汽车，把吃的、用的都送来了，而且按中国官兵人数，发了两个月的薪饷。

总之，孙立人和他的新38师、新1军，在远征缅甸、协同盟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中，东征西讨、迭克强敌、屡建战功，其运用的战术、显示的战略为国内外各方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赞扬。当时的国际舆论赞誉孙立人为“东方的隆美尔”.

1942年10月24日，新编第38师112团开始攻击前进，29日即占领新平洋。当被俘的日军被带到师长孙立人将军的面前时，孙立人厌恶地皱皱眉头，不假思索地命令参谋："这些狗日的！你去审一下，凡是到过中国的，一律就地正法。今后都这样办。"命令被迅速执行。日军第18师团曾在中国战场上犯下累累罪行，这些俘虏手上沾满中国人的鲜血，当然在劫难逃

结果，缅甸会战中投降的1200名倭寇士兵以及倭寇军官，统统被孙将军以活埋的方式杀掉。唯一生还的倭寇是一个叫山田进一的下士。因为经过审讯孙将军得知他是台湾人。

活埋1200名倭寇的事件是二次大战中比较大的杀降事件，此事被美国报纸披露震惊了世界，美国方面大为恼火，认为这将使日军此后更加顽强的抵抗。然而其结果却是倭寇一旦闻得新一军的威名，皆望风逃窜，1945年春，新一军兵不雪刃占领仰光，缅甸全境光复！孙立人将军名震全球，成为二战中与张自忠将军齐名享有世界声誉的中国将领。

新一军在印缅战场剿灭日军保守估计10万余人。光小日本就承认自己被杀了9万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