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复制链接]

毛泽东在1920年建党之前入党 [转帖]

在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中共八大档案中，有一份毛泽东亲自填写的中共八大代表登记表。这个登记表上入党时间的一栏中，清清楚楚填写的是1920年。这就是说，毛泽东的入党时间是1920年。有的读者问，中国****是1921年成立的，为什么毛泽东的入党时间是1920年呢？ 《北京日报》3月4日刊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陈述的文章，对此作了解答。

实际上，中国****的创建是有一个过程的。大致可以分为建立早期地方组织和建立全国组织两个阶段。 1920年1月，李大钊和陈独秀开始探讨成立****的问题，2月，陈独秀被迫从北京迁居上海后，他和李大钊分别在南方和北方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

1920年秋至1921年春，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王尽美、邓恩铭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在广州，也相继成立了****的早期组织。在武汉、广州、济南建立****早期组织的同时，长沙也建立了****的早期组织。2002年出版的《中国****历史》第一卷上说：在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的积极组织活动下，“长沙****早期组织于1920年初冬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秘密诞生。 ”这就是说，在1921年7月23日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中国****已经有了八个早期地方组织。它们是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旅日、旅法****早期组织。在这些组织中的五十多名早期****员，其中有不少是1920年入党的，毛泽东就是其中的一位。

《江青同志》畅销于西方[转帖]

作者：叶永烈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在韩素音那里碰了一鼻子灰之后，江青仍在继续物色、寻觅着自己的“斯诺”。

在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随着历史性的文件——《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中美关系走上了正常化的轨道。

1972年7月19日，一架波音客机降落在北京机场，一群在当时中国罕见的穿高跟鞋的女郎款款走下舷梯。这是访问中国的第一个美国妇女代表团。

内中有一位三十四岁的女士，是代表团中的“中国历史学家”。她名叫露克珊·维特克（Roxane Witke）。她在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讲授中国近、现代史、古代史以及日本历史。当时中国报纸称她是副教授，实际上她只是“助教授”。直至1978年，她才升任正教授。她的丈夫叫恩特洛·纳森，也研究东亚问题。

据维特克自述：她学过中文，能说简单的汉语，但是只能说略懂而已。

她曾在亚洲和欧洲做过两年研究，对中国问题很有兴趣。她对中国的现代史还是了解的。

她曾经就毛泽东的早期作品写过一篇论文，题目颇怪，叫做《毛泽东、妇女和五·四运动时期的自杀现象》。

她能够前来中国，据她自述，是富有戏剧性的：

1971年秋末，我照常到纽约参加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的“现代中国”研讨会。那晚我住进了简朴的罗斯福饭店。第二天早饭后，当我正在饭店的大厅里浏览《纽约时报》时，一些人排着整齐的队伍从我面前走过，他们目不斜视，留着短短的平头，身着立领海蓝色制服。这些人立刻吸引了我的视线。他们无疑正是新近到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引者注：当时，联合国刚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到达纽约）。这些人暂时在十四层下榻，而与他们居于同一屋檐下的我，竟差点错失良机。

正好，我还有一点时间，于是便迅速跑进电梯，按了十四层。当时我的脑子里只是想要去看看这些面孔严肃的北京使者们是否保持着我五年前在台湾所了解到的那些饮食传统。他们也许正在大门口吞咽着大饼油条──一种典型的华北早餐，说不定他们正在饭店的老式散热器上暖着他们的茶壶呢。

电梯口站着两位身材高大的警察和一名身着制服的侍者。“请说明您的身份”，一位警官对我说。我告诉了他。“你到这里干什么？”我正含糊其辞地向他解释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时，突然发现有一个身着睡衣的中国人，正好奇地从一扇门后探出头来张望。我用中国俗语向他打招呼：“你吃了吗？”并问他和他的伙伴们在这座美国城市里过得怎样。这个人警觉地抽身退了进去。

一阵忙乱之后，由后门走出一位身着短袖衫和肥裤子的瘦小男子。“我姓刘”，他很不自然地说，同时陪我进入一个小房间。落座后，他给我递烟上茶，用的都是中国货。我们夹杂着汉语、法语和英语礼貌地开始交谈。我们谈到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互换学生的可能(目前不太可能)，以及在中美人民之间寻找共同的思想意识的可能性。谈话很空洞。但双方都未使用批评的言辞。我们没有提到毛主席的名字。

当时我告辞出来时，这位刘先生用低而温和的语调邀请我改日再来。

……

这次出人意料的会面，使我意识到：中国****人有时也是很灵活的，他们并不完全像自己在宣传中所说的那么死板。而冷战的阴影和学者的单纯曾经使我完全忽略了这一点。

几周之后，当我为了学术上的事再次来到纽约时，中国人已搬到西六十六街的另一家旅馆去了。在那里他们开始卓有成效地改变他们在持有偏见的美国人心目中的印象。我正好有几个小时的空闲时间，于是决定再拜访他们一次。可这回就不像上次那样容易了，我打了大约二十个电话才联系上，其中有一次是把电话打到了“中华民国（台湾）驻美联络处”（正准备撤回台湾），一个狂怒的男子在电话中对我吼道：“**们不住这儿!”

不久，我见到了刘先生的一位助手何理良女士，她是代表团的顾问，还是代表团团长黄华大使的夫人，而黄华在数年内一直是国外任职的中国人中职衔最高的。何女士那天下午抽时间会见了我。我们用汉语和法语（当时法语是她使用的主要外交语言）交谈，在场的还有代表团的二等秘书高良。高良显得活泼健谈，但她只说汉语。

从谈话中可以看出，她们已通过自己的渠道，了解到我正准备出版一本以中国女权运动为题材的书，而正是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熟悉了许多现在已成为“老革命”的人在青年时候的斗争事迹。她们还得知，我是一套十六卷本的名为《红旗飘飘》的书的合编者之一，此书是一些革命者的回忆录摘集……

需要说明的是，那时，中美之间的大门，才打开一条缝，来华的美国客人很少。另外，正处于“文革”之中的中国人，听说维特克翻译过《红旗飘飘》中的一些文章，也就把她划入了“友好人士”的行列。

维特克向中国方面再三说明，她为了了解中国的现代妇女运动，准备写一本关于中国女权运动的书。她希望会见中国妇女领袖，作些采访。

正因为这样，维特克受到了访华邀请。

维特克是这样自述的：

何理良问我，如果她和高良为我给北京写封信，推荐我去中国研究革命妇女和文化，我是否愿意去？因为只有亲眼看看中国，亲口和人们交谈之后，我才能避开那种仅以外国图书馆中能找到的、错误的或不可信的材料为依据来写作的“学术”俗套。

我当然乐于接受这样的机会。不过我也没太把她的建议当真。几周以后，高良给我打电话，她的声音因激动而有些颤抖：

“中国人民对外友协（这是当时中国政府用以与那些尚未与之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打交道的机构）已邀请我在当年夏天方便的时候，以个人身份访问中国。所有在中国的费用都由中方负责。”

高良还告诉我，不必到渥太华申请签证，我只要把护照送去即可。

就这样，维特克的请求，得到了批准。

她来到北京，受到邓颖超、康克清的接见，回答了她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的一些问题。

在访问了邓颖超、康克清之后，维特克又要求访问江青。

其实，后来的情况表明，维特克访华的潜在目的，是访问江青。她提出“为了了解中国的现代妇女运动，准备写一本关于中国女权运动的书”，为的是便于被中方所接受，以求能够受到中方邀请。另外，她也无法预计能否受到江青的接见。所以，提出“为了了解中国的现代妇女运动，准备写一本关于中国女权运动的书”是最为名正言顺的。倘若她无法在中国见到江青，她就写“关于中国女权运动的书”。

她访华的真正采访目标，是江青。

维特克的自述，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1967年秋我回到了伯克利（引者注：指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大学），在此期间我曾研读过一些有关江青的材料，对她抱有很大兴趣。这位原来名不见经传的毛夫人，忽然成了中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并向那些老人以及他们的既定立场发起了猛攻。我不惜把手头的工作全部抛开，以便研究这个人的历史。这个题目在当时看来几乎难以完成。因为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公开之前，****的新闻界对她的个人经历，以及她所扮演的政治角色，一直是避而不谈的。这种隐讳，使得对这位执掌重权的中国妇女感到惊异的中国观察家们不得不进行臆测。

“在纷纭众声中，也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中国绅士宣称了解这位复出的旧日明星，说她当初只是一个貌不惊人、也未曾引起轰动的演员，但却以脾气乖戾、性格孤僻而闻名。与此相应的还有人们可以想象的各种桃色新闻，似乎在她走上政坛的路上，满是电影明星的罗曼史和一颗破碎的心。这些消息的准确性及其价值都很令人怀疑。如果所有这些传闻的主人公是位大权在握的男人，情况又会如何？曾有六个星期的时间我专心研究这些材料。”

所以，维特克是有备而来的，事先看了大量关于江青的背景资料。

维特克终于提出希望采访江青，中国的有关接待部门不能不郑重加以考虑：邓颖超早在1927年便担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解放后担任了全国妇联第一至第三届副主席;康克清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中共中央妇委会委员，解放后担任全国妇联常委、副主席。她俩都是中国现代妇女运动领导人，由她俩接待维特克是恰当的。可是，江青并没有跟中国现代妇女运动有多大瓜葛，由她出面接待维特克并不合适。当然，更使外事部门担心的是，江青那么任性，说起话来没遮没拦，吹起牛来没完没了，所以外事部门极少安排她接待外宾。

不过，维特克的要求，又不能不向江青通报。不然，如果事后江青知道，追究起来，谁也受不了。

于是，维特克的报告，被呈送到周恩来那里。

此事理所当然使周恩来为难：不同意让她见江青吧，江青会不高兴;让她见江青吧，说不定会惹出麻烦来。

周恩来写下了这样的批示：

江青同志：

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

当时，江青正准备去外地休养，她见了周恩来的批示，又看了关于维特克的简介，她觉得才三十四岁的维特克，资历太嫩了点——“不过，斯诺当年去延安，也只这样的年龄。”江青曾如此说。

也真巧，维特克希望访问江青，而江青把她看作是自己的“斯诺”—— 一方有所求，一方有所需，也就一拍即合。

于是，她打电话给姚文元，约定翌日——1972年8月12日下午，一起会见维特克女士。

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江苏厅，那时几乎成了江青的专用厅。

当穿着一身连衣裙，显得年轻又漂亮的维特克，跟江青紧紧握手之后，寒暄不过几句而已。

江青说：“我非常高兴见到你。作为研究中国问题的副教授，你不远万里前来中国，我热烈地欢迎你!”

维特克说：“江青夫人，我见到您非常荣幸！今天，是我来到中国后最为高兴的一天！”

双方几乎一拍即合：江青正在物色着自己的“斯诺”，恰恰在这个时候，维特克出现了；维特克来中国了解现代妇女运动，所获甚少，正为难以出研究成果而发愁之际，江青热烈的握手，表明写作江青传记这一新课题远比研究中国现代妇女运动更容易获得成功。

后来，美国《基督教箴言报》这样报道：

“江青和维特克女士第一次见面后，维特克女士就认为江青想确立她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所以两人‘合写一本书的意念’，马上形成了。”

据当时在场的外交部工作人员回忆，江青跟维特克见面之后，便这样说道：

“关于我本人的历史，从来没有对外国人讲过，你是第一个外国人。”

“我谈的都可以发表。”

“斯诺写了一本《西行漫记》世界闻名，我希望你走斯诺的道路。”

“我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可以跟你谈。”

江青的态度如此明确，当然使维特克深为喜悦。

尽管周恩来批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江青不予理睬，第一次跟维特克见面，就谈了六个小时。

既然一个愿意谈，一个愿意写，谈六个小时当然是远远不够的。“合写一本书的意念”既已明确，江青就要跟自己的“斯诺”长谈。江青要飞往广州休养，她要把维特克也接往那里。

周恩来得知，加以劝阻。他通过外交部接待人员向江青传达：“不要多谈，只谈一次，最多两次，只谈文艺，不要谈其他问题。”

江青大为不悦，说道：“我的事，用不着你们管!”

维特克后来曾回忆说：“跟江青共同度过的一个星期，那是对我非常有影响的一个星期，它改变了我的生活。” （注：《〈红都女皇〉作者维特克女士访问记》，《新观察》1988年第9期。）

维特克所说的“非常有影响的一个星期”，是指1972年8月25日至8月31日。

原总参测绘局局长张清化，曾奉命于1972年8月18日前往广州。江青限令他于8月25日前整理出“解放战争西北战场情况（包括毛泽东主席行动路线），还要整理抗美援朝战争情况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况。各种材料要简单扼要，都要附图。”

张清化说：“江青于8月25日将维接到广州，维到后，当夜江青就与她开始谈话，之后，每天一次，一般每次都谈五六小时左右，长者达八九个小时，一直谈到8月31日。”

江青与维特克的谈话，前后共七次，六十小时。谈话时，有两位翻译，一个速记员，两个医生，一个外交部新闻司干部和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

在跟维特克谈话时，维特克当场作笔记。另外，江青还安排工作人员录音。江青答应把录音带复制一份送给维特克，并送一份根据录音整理的记录。

回到北京之后，忙坏了江青手下的一批工作人员。七个人用了三天时间，把录音带上的谈话整理成文字稿。

江青看了文字稿甚不满意，嘱令作修改、补充。她自己也动手改。

江青曾打电话要姚文元参与修改。姚文元平素对她言听计从，这一回却打起“太极拳”。他深知这稿子非他能改的。每一回江青派人送来稿子，他只说看过，未改一字，连错别字也不改。

文稿经江青改定，排印。1973年3月，江青跟维特克的谈话记录稿，印了出来，共印十本。

江青把记录稿，派人送到了周恩来那里，也送给张春桥、姚文元各一份。

不久，周恩来召集了一个会议，出席者是参加过接待维特克的工作人员和参加整理谈话记录稿的工作人员。

周恩来在会上郑重地宣布：

“经请示毛主席，说记录没有必要送维特克女士。围绕此事的一切工作马上停止。所有的记录、录音、资料要逐件清理、封存。绝不能把这些材料外传，已经流入社会的要想法追回。”

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来了个急刹车!

虽然没有得到江青组织工作人员整理的记录稿，也没有得到复制录音带，维特克根据自己的笔记，在美国还是着手江青传记的写作。

据韩素音回忆，1973年4月，当她来到美国纽约时，她的当年燕京大学的同学、那时担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的黄华转告她，维特克希望跟她见面。

韩素音同意了。

韩素音提醒维特克：“中国的老百姓不大喜欢江青。你要小心点。”

维特克也说，她感到江青“有些专横跋扈”，她周围的一帮子人使她想到“慈禧太后”，“姚文元真像个太监”!但是，维特克认为：“江青将会成为中国极为重要的人物!”

维特克写出了关于江青的传记，书名为《Comrade Chiang Ching》，亦即《江青同志》。这本书1977年在美国出版，封面上印着江青1945年在延安所摄一帧披着军大衣的侧面照片。书前印着江青赠给维特克的一首诗的手迹，那是江青题写在她所拍摄的庐山汉阳峰照片背后的。全文如下：

庐山汉阳峰

江上有奇峰，锁在云雾中。

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

江青摄

诗赠维特克夫人

1972年8月30日

那是江青在与维特克第一次见面后翌日，题赠维特克的。

这首诗和那帧照片，是江青最绝妙的自我写照。照片上的庐山汉阳峰，在江边弥漫的云雾中孤耸着一座山头——那便是江青的“形象”。

后来，在1974年夏，江青又把这首诗和那帧照片通过别人拿给了《中国摄影》编辑部，指令该刊发表。诗署名“琅玡台”。当时，江青再三叮咛编辑部为她保密，对谁也不准说，特别是不能泄露作者的姓名。

1974年年底，当《中国摄影》编辑部把这首诗排出的清样送给她看，她又突然变卦了，不许该刊发表。

直至江青倒台之后，《中国摄影》1977年第一期发表了《中国摄影》编辑部批判组所写《篡党夺权野心的自供状——评江青在照片上所配的一首黑诗》，披露了那帧照片和诗。

《江青同志》是在“四人帮”被捕后出版的。1977年由英国威德菲尔德与尼科尔森出版公司第一次出版，印了三万五千册，然后又不断重印，并被译成好多种文字出版。许多西方报纸、杂志加以摘载、转载，一时间，江青在西方成了引人注目的人物。

这里值得提到的是，维特克的《江青同志》，曾被误为《红都女皇》。

据传，《红都女皇》在《江青同志》之前，在“文革”中由一家香港出版社出版。

《红都女皇》没有署名，是在维特克访问江青之后在香港出版的。

《红都女皇》鼓吹在毛泽东之后，江青必定“主宰”红都，成为中国的“女皇”。

令人不解的是，《红都女皇》中，有不少内容是江青跟维特克谈话的内容。是维特克回到美国之后，向外泄露了跟江青谈话的内容，还是中国方面有人泄露了谈话内容，不得而知。

毛泽东见了《红都女皇》，异常震怒。据云，毛泽东写下对江青的批示：

“分道扬镳，撵出政治局……”

关于《红都女皇》一书，传说是如此“有鼻子有眼”，然而经我多方查寻，却一直没有查到此书。香港的研究者在香港的诸多图书馆查找，也未能找到这本据说是在香港出版的《红都女皇》！

因此，《红都女皇》一书至今仍是一个谜。

还应提到的是，在2006年——“文革”四十周年之际，香港星克尔出版社推出范思译的维特克著《江青同志》中译本。为了吸引读者，封面上印着比书名更突出的“红都女皇”四字，使读者误以为这本书就是传说中的《红都女皇》。其实，这本书与传说中的《红都女皇》不相干。

不论《红都女皇》一书如何，不过，称江青为“红都女皇”，是再确切不过的了。

她的“女皇梦”，在1972年越做越美。

段祺瑞外孙女的人生路[转帖]

　　往事回眸

　　段祺瑞外孙女的人生路

　　发布时间： 2009-03-12 16:03　来源：文摘报

　　当年貌美可人的袁迪新（左），如今已年近九旬

　　陈逸婷摄

　　在上海虹口区东江湾路，有一栋已有50多

　　年历史的老宿舍楼，段祺瑞的外孙女袁迪新就住在这里。如今，她已87岁高龄。

　　段家和袁家的联姻

　　当年袁世凯的北洋军阀中有三名大将，人称北洋三杰的“龙”、“虎”、“狗”，分别是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其中，段祺瑞风头最劲。他在清朝时就已官至一品；进入民国，当过陆军总长、内阁总理，直至中华民国的临时执政。

　　段祺瑞不仅是袁世凯的亲信，还是袁世凯的女婿。段祺瑞的原配夫人吴氏去世后，第二年袁世凯就把自己的义女张佩蘅许配给了段祺瑞。张佩蘅原本是袁世凯表哥的女儿，在袁府很受尊崇，袁府上下都称她大小姐。袁迪新的母亲段式巽，便是段祺瑞和张佩蘅所生。

　　袁迪新父母的婚姻，是段家和袁家这两个最具权势家族的二度联姻。袁迪新的父亲袁家鼐是袁世凯的侄孙。袁世凯的弟弟袁世辅只有一个儿子袁克庄，袁克庄又只生了一个儿子，就是袁家鼐，全家视为宝贝。

　　1922年，袁迪新出生了。此时袁世凯已经去世多年，袁家在京城早就风光不再。袁迪新的父亲袁家鼐三代单传，只生了这么一个女儿，袁迪新受宠爱的程度可想而知。可惜，袁家鼐体弱多病，只活了49岁。

　　1926年，北洋政府由段祺瑞执政。3月18日，北平学生因抗议日本等八国要求北洋政府撤出天津大沽口军备的无理通牒，举行“三·一八”请愿游行。段祺瑞政府悍然开枪，当场打死47人，伤200余人，引发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一段青梅竹马的情缘

　　在强大的压力下，段祺瑞被迫下野，退居天津。袁迪新便是在退隐的外公身边长大的。袁迪新说：“每天早上起来，外公头件事便是念经诵佛，待吃过早饭，他的部下便过来，帮他整理编选历年来的诗文，准备刊印一部诗集。午睡之后，外公照例是下围棋，晚上打麻将。”

　　1936年11月2日，段祺瑞在上海病逝。段家就此分家。那时，14岁的袁迪新正在上海光华附中上学。

　　正值豆蔻年华的袁迪新出落得亭亭玉立，她学习成绩优异，英文尤佳，不少豪门子弟都倾心于她。但袁迪新心中，早已有了心仪的对象，那就是段家二表哥段昌义。“我们青梅竹马，其实他和段家没有血缘关系，是我舅母的姐姐和一个德国人生的混血儿，后被舅母收养来的。”

　　段昌义也很喜欢袁迪新这个小表妹，后来他考上了南开大学，两人几乎每天都有书信往来。然而，突然有一天，母亲把袁迪新叫到身旁，告诉她已经为她订了亲。

　　袁迪新感叹：“解放前生在那样的封建家庭，母亲又如此跋扈，我无力反抗。”就这样，20岁的袁迪新和大她10岁的陌生男人徐某结了婚。段式巽给了女儿1万块大洋作为嫁妆。得知袁迪新出嫁的消息，痛苦万分的段昌义索性去当了兵，永远地离开了段家。

　　贫寒中，过得很满足

　　婚后，正逢抗战时期。兵荒马乱中，袁迪新跟随丈夫从贵阳、昆明辗转桂林、缅甸，最后落脚重庆。途中生有一儿一女。一天，丈夫突然提

　　出要去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想法。“我很支持他，便把所有家当、首饰全都给了他。他抛下我和儿女，一个人去了美国，从此杳无音信。”直到抗战胜利，袁迪新收到了一封信，那是一张要求离婚的协议书。

　　袁迪新的初恋表哥在听说她的遭遇后，曾去找过她，提出带她走，包括两个孩子。“可是我已经不是当年的自己了，配不上他……表哥最后去了台湾，很晚才成家。”生活的重担全都落在了袁迪新一个人的身上。她带着儿女和母亲一起生活。

　　1946年下半年，袁迪新来到了北平，在国共停战谈判的军调部新闻处任翻译。随着谈判失败，所有工作人员都散了，袁迪新又回到了上海。

　　从1948年起，袁迪新先后在上海东吴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教英语，过着平凡的生活。后来，她和一位普通职员结了婚，又生了两儿两女。“由于门第之分，母亲坚决不同意我的婚事。我第一次反抗了她，卖了自己唯一的首饰，结了婚。”

　　“文革”中，袁迪新由于出身“双重豪门”，被无休止地批斗。

　　1993年，92岁高龄的段式巽，在睡梦中与世长辞。“母亲直到最后，也没有对她的行为有过一点懊悔，她的个性很好强，即便自己的婚姻不幸，也从来不讲。”前几年，袁迪新又送走了她的丈夫。

　　如今，虽然家境贫寒，但袁迪新却过得很满足。她知道袁家有很多人后来都发达了，但却不愿与他们联系。“联系他们，不就是想和人家要钱吗？不！反正好日子我也过过，现在这样也可以了。”袁迪新感慨：“这辈子我做过大小姐，也做过劳动者，作为女人，唯一的遗憾就是年轻时，没有得到自己的爱情。”

　　　　(《环球人物》2009年2月(中)　刘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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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昆明亲历记[转帖]

　　在我八十七年人生火热的生涯中,最难以忘却的是中国的抗日战争,特别是二战时期中印缅战区昆明那一段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
　　自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军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爆发,代表正义的中、苏、美、英缔结为“同盟国”,宣告了“国际反法西斯联盟阵线”正式成立。在东方战区中国的春城—昆明,中美盟军集结,共赴印缅战场协同作战,抵御入侵日军。此时,为了适应战事的需要,形成了两种特殊的团体。一是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外事局征召与美军自聘结成了一支5000人的译员队伍;二是由宋美龄主持,亲自组建了几千人的战地服务团,并派遣亲信—在励志社“提倡新生活运动”立功的黄仁霖担任团长。
　　我是1941年由重庆南开中学毕业考入(重庆北碚夏坝)复旦大学外文系的学生。1942年3月,日军大肆进攻缅甸,中国西南边陲告急,一方面国民政府迅速抽调了10万精锐部队编组成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美国史迪威将军担任总指挥,卫立煌挂帅为陆军上将司令长官,开往前线;另一方面,同盟国军事联盟中国战区成立。陆续不断的美军来华援助,陈纳德领导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来到昆明,于是,为适应形势需要战地服务团来渝征召大量人员。为了保卫祖国,我毅然投笔从戎到达昆明,紧接着先参加了为期三个月译员训练班的学习。
　　译员训练班设置在昆明的西郊,采取的是轮训制,一批接一批,每期上百人,大都来自各学校的学生。授课者除个别为美国教师外,主要是西南联大的教授。
　　教学以典型的美式强化训练方式进行。先介绍美国历史地理概况、人文背景、风土人情、生活习惯,然后学习简单的军事术语和日常会话,着重是口语练习,让大家熟悉听懂不同“品牌”的英语语音。
　　1942年底,培训结束,我被分配到昆明巫家坝飞机场美军招待所。过了半年,该所主任因事调离,由我接任。后来我还在那次昆明爆发的很有影响的译员礼遇风波调解事件中,也沾光受益,获得了文职中校的军衔。
　　我们这个招待所,由于地处特殊的区域位置,因此,主要任务就是专门接待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那时,20多名职员每一轮要担负起200多名美军将士的饮食起居服务工作。大家生活都实行签字免费制。食品来源为美军“SOS”后勤供给部队所提供,多为罐头,西式菜品较多。
　　最有幸的是:在此我结识了陈纳德将军,他的公馆就紧靠在我们招待所的后面,我们时常往来,有工作联系过从的亲密关系。记得当年岭南大学文学系毕业的高材生、中央通讯社昆明分社的记者陈香梅女士来采访陈纳德将军,就是通过我们招待所办手续,并在我这里登记的。
　　一天,陈纳德将军执行任务回来,满面喜悦写在脸上,不用说就是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他路过招待所门前看见我喊到:“Mr.Cheng(程先生)今天我要送你一件礼物,感谢你们后勤服务所付出的辛勤工作,保证着我们有旺盛精力投入了高空的战斗!”说罢,走进公馆。不一会儿他拿出一张12英寸的照片让我看。瞬间,我虽仅扫了一眼:这是将军自己身着威武少将军服的近照,图面上那两颗银色的星徽闪亮双肩,与他胸前佩戴的几排勋章交相辉映,耀眼夺目,充分显示出将帅风度和军人魁力,却留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他顺手翻过照片,以十分流利的笔触很快写出“Victory is alwayrs with us(胜利与我们常在)”,并签上大名,赠送给了我。我当时异常激动,因美国航空志愿大队共编三个中队———一中队为“亚当与夏娃队”,该队机身上有亚当围着苹果树追夏娃的图案;二中队为“熊猫队”,机身上有飞行员的漫画图案;三中队为“地狱天使队”机身上有姿态各异的裸体图案,这些都是我早就心仪的,而陈纳德将军更已是我心目中的偶像。以致于后来此张照片被我装进的精美镜框,在自家客厅悬挂了几十年,伴随着我引以为自豪,直至“文革”被抄家夺走,当作了“里通外国”的证据。
　　今天,我还能回想起将军那英俊的容貌,幽默的神情,结实的体态。眉宇间放射出一种胆识过人,极富有穿透性的目光,两片嘴唇紧闭透着顽强、坚韧、果断和刚毅,一副西方典型勇敢神圣斗士的模样。
　　我的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得到了“上峰”嘉奖。两年后,我又被委派到阳宗海美军休养所当主任,从普通招待所转调高级休养所,这也算是对我一种“提升”吧。
　　阳宗海位于昆明的西郊,湖北面有汤池温泉,历来有“明湖澄碧”的美誉。
　　据说,外国人的“蓝眼睛”与大自然的光色较为吻合,所以他们很会观察、选择风景。
　　这里,每年都要接待数批美军将校军官,是他们为期一个月休假在此轮换疗养的场所。故各种各样条件不错,设施设备齐全,房屋均为单间,有游泳池,舞厅等。吃的、用的、住的在战争年代全是高级品,而且基本是美国品牌,货源充足,我也福享其中。
　　战争是异常残酷的,生活却是极其浪漫的。
　　20世纪40年代初至中期的昆明,既是朝向西南二战中印缅战区前线盟军的大本营,也是面临东北中国抗战后方国民的大本营。前线战争的火药味交混、渗透进后方生活的气息之中,使其岁月在燃烧,青春在燃烧,激情在燃烧。
　　特别是中国最著名的一流学府北大、清华、南开决定三校合一为西南联大内迁昆明后,学者云集、群贤毕至,造就了战时昆明的辉煌,耀眼全球。被历史学家称为“当时世界上一所没有任何围栏时代最好的大学。”
　　那时,昆明有一条小东街,可以说它就是战前东方都会—大上海的“大世界”,与重庆陪都的都邮街齐名。
　　街上有家久负盛名的“南屏”电影院,时常放映美国好莱坞的经典爱情大片《魂断蓝桥》,还有那星罗棋布的咖啡馆、酒吧、饭厅、商场。不时穿梭着美式敞篷吉普或“道奇”卡车,串起一派熙熙攘攘、车水马龙浮华世态中的热闹、繁荣之景象。
　　由于大量的援华美军以及物资的涌入,使这条街“全副武装”成了西式街。两旁的商店、街摊货源丰富,大多来自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其中不乏有一部分是美国兵每月领取的“给养”在此转卖,个别还是美军招待所服务员拿出来的“处理品”。男人的消费品主要有Camel(骆驼牌)香烟,“警报”酒;女人的消费品主要有pounds(旁氏)雪花膏,Maxfactor(密斯费托)化妆品,最时髦的当数美国肉色长统玻璃丝袜,质地透明,虽是超薄型,却十分耐穿,套在脚腿上,显露裙衩处,美观、大方,东、西习俗的亮点同收眼底。还有大家的日常生活用品:Colgate(高露洁)牙膏,Safeguard(舒服佳)、Rolex(力士)香皂等。男人流行的时装是深色的长衫,女人靓丽的服饰是各种花色的旗袍,稍有讲究的就在裙沿镶上花边。总之,这一条小小“天街”的两头,预示并存着一种的象征意义:跨入“进口”,似乎是走向生活的天堂;越过“出口”,可能会步入战争的地狱。

　　我常和我莫逆之交的复旦大学校友曹越华(校长吴南轩推荐到滇的战地译员、后为爱人的姐夫)、他的女友王德懿(国立交大毕业,爱人的姐姐)、自己最亲爱的女友王德芬,以及非常要好的南开中学同学蒲跃高(后在国家公安部)、周家骝(后在国家教委、我国著名的桥牌理论专家)、谢邦敏(后在北京中级人民法院任院长)、谢邦杰(后居美国)两兄弟、杨郁文、杨小捷(杨森的两个女儿、后居美国)等一批西南联大的学生聚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关心民族命运、研讨抗战前途。有趣的是大家都在昆明西门西南联大校外的附近租房居住,先在“金鸡巷”,后在“先生坡”。我们时常三五成群,迎着朝阳,送走晚霞,穿过显赫着昆明标志—相峙伫立的“金马”牌坊与“碧鸡”牌坊的金碧路,畅游闻名遐尔的“翠堤春晓”—翠湖,嬉水安宁温泉,登高五华山,听圆通寺的幕鼓晨钟,上大观楼眺望“五百里滇池”,品“蜀香川菜馆”的麻辣佳肴。当地的名小吃有“过桥米线”、“纯牛奶”、“烧饵块”,一饱口福,使大家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乐享青春紧张岁月中难得的一点偷闲愉快。
　　值得一提的是:1944年9月9日,这寓意天长地久的吉祥美好日子,我与西南联大学生王德芬喜结良缘。在昆明巡津街美军豪华礼堂举行了盛大的婚礼,校长梅贻崎亲临证婚。新婚燕尔,我们决定寻求或制作一种能见证结婚的信物,以示永恒的纪念。通过商量,想到了著名的闻一多教授。那天,我们结伴而行,去西南联大,恭请闻一多教授治印。闻教授常年身着一件褪了色的灰色的长袍,俊雅面容的两颊略蓄络腮,颌下飘曳着一绺美髯,一表学者风范,使人颇感亲和,毫无架子。在听我们说明情况后,他立即满口答应,还说了两句祝福的话语。不几天,就在我们送去的一枚象牙质料图章上用他擅长的钟鼎文雕刻出来“百年合好”四个字,同时还刻上边款,以“甲申岁晏”结尾,距今正好整整60年。一个甲子过去了,我仍然终身难忘。
　　让人最大的遗憾是:在那“文革”的疯狂中,我这个解放初从香港放弃了去巴西做大享,享受优厚富裕生活的机会,毅然回来投身于新中国建设的“资本家”,一瞬间被打成了“美蒋特务”,遭到隔离审查和批斗。此宝也被铺天盖地而来的“红海洋”席卷而去,直到后来落实政策,清仓退物时,我四处千方百计才打听到这枚象牙章的下落,被本单位车队队长用50元人民币买走了,待我准备用翻两番的高价买回找到他时,才知道并亲眼看到:已成了他叼在口中改装为的烟杆嘴子,正化作了吐出来的缕缕青烟,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我痛心之极!
　　

当今世界最自卑的四个国家[转帖]

当今世界最自卑的四个国家转帖现代汉语词典对自卑的定义是：低估自己的能力，觉得自己各方面不如人。” 有自卑的个人，就会有自卑的国家，自卑的国家由自卑的国民组成，如果将世界各国按自卑程度进行排行，排列进前四名的，不是阿富汗，不是伊拉克，也不是非洲的某些赤贫国家，而是亚洲的四个国家，中国、印度、日本、韩国，这四个国家都有相当的经济实力（GDP全部位列世界前15名内）与相当的人口规模（即便人口最少的韩国总人口也近五千万，排在世界第26位），这些国家在世界上都有相当的影响力，然后小民却认定这四个国家是世界上最自卑的国家，本篇也就与大家一起探讨，为什么这四个国家会是自卑的国家。　　　　　　　
　　　四个国家中：中印可以归为一个大类，人口众多，面积广博，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经济规模较大但是因为庞大的人口基数而仍属于贫困国家的行列；日韩可以为一类，国土狭小，但是经济规模巨大，均位列发达国家之列。具体到中印日韩四国的具体情况，又各不相同，下面就结合各个国家的情况阐述如下。我们先从邻国韩国开始。按理说，韩国是不应该自卑的。　　　　　　　　　
　　　从面积与人口来说，韩国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中等规模的省份，但是这个曾经弱国在朝鲜战争之后却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功，它的GDP却近一万亿美远，人均GDP近两万美元，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标准，韩国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韩国国民强烈的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是世界其它国家的国民所不及的，因此，我们看到的情况是，韩国国民无一不对自己国家的经济成就有着强烈的荣誉感，但是这却并不影响韩国成为世界上最自卑的国家。韩国自卑的根源在于本国的历史与现实的政治，虽然现在的韩国是发达国家，但是却缺乏一个让韩国国民为之骄傲的历史与相对应该的国家政治地位，无论激进的韩国民族主义者试图如何美化自己的历史，韩国无法改变深受中华文明影响这一明确的事实，韩国在古代史的多数时候作为中国的附属国存在，近代史的多数时候又为日本所左右，即使位列发达国家的今天，却不得不面对国土分裂、外军驻扎本国的这样尴尬局面。朝鲜半岛在过去一百多年来一直是中美俄日等大国角力或博弈的舞台，韩国是当事方，却不是主导方，如此的政治压抑恐怕在全球都不会找出第二个。在这里，我们可以列举出韩国自卑的两个表现： 1）在韩国举办的体育比赛中，韩国为了让本国运动员取得好成绩，甚至不顾公平竞赛规则，虽然在潜规则中，东道主可以得到一定的照顾，但是韩国往往将这种照顾提高到让人无法承受的地步。在这一方面，2002年世界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2）美国弗吉尼亚校园枪击事件中，自小移居美国，拥有美国永久居留权的赵承辉枪杀了32名学生，韩国总统要用数次致电表示歉意这样有失国格的方式向我们表明了这个国家骨子里的一种自卑。正是因为这种对于民族历史与国家政治的深度自卑，导致了在经济上拥有优势心理的韩国国民做出一些令我们所不解的事情，比如不顾历史事实采用各种方式美化本民族历史，采用各种方式（输出韩流、传教等、恶意攻击他国）来掩饰本民族的自卑感，这种深度的自卑感导致了这个国家不顾本国的长远利益，采用了一些激进的措施（如挑起两国的领土纠纷）来掩饰这种国家自卑。
接下来，我们再说日本。日本的情况与韩国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又有不同，论经济，日本以狭小而缺乏资源的国土创造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规模，同样受中华文明的影响，但是日本在历史上一直拥有自主的地位，所以日本的自卑与历史与经济无关，他们的自卑更多是一种对于无法获得与经济实力相匹配的现实政治地位的无奈。作为一个交纳联合国会费比例仅次于美国，经济规模相当于英法两国总和的经济强国，日本却在国际政治没有什么话语权，国防与外交处处受美国的左右，二战失败与两枚核弹的阴影至今都罩在日本的上空。在这样的情形下，强大的经济实力与从事侵略战争最终以投降结束所形成的鲜明反差极大的刺激了大和民族的自尊心。所以，日本人对于侵略战争的否认与美化与其说是一种民族虚荣心的表现，倒不如说是因为其现在的经济优势导致更不愿意面对民族伤口的一种自卑表现。　　　　　　　　
　　　　然后说说印度。这个南亚大国似乎并没有为自己的历史、经济或政治而自卑：虽然古代印度文明与今天的印度没有什么传承关系，但是南亚次大陆始终是文明发生的载体，所以印度不需要像韩国那样为本国缺乏一个且悠久的历史文明而自卑，与中华文明影响辐射日韩文明所不同的是，古代印度文明甚至影响了中华文明（比如佛教的传入中国）；印度作为世界第二人口大国，经济总量却只排在第十位，人均收入在世界排在很后面的位置，但是天性乐观的印度人似乎也不会因此而自卑，整个印度似乎从来没有因为国家的贫困而有什么自卑的地方；在政治方面，印度虽然并不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不具备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但是，印度却是南亚的头号大国，是印度洋上的决定性势力，印度将印度洋当成了自己的内海，印度上也是唯一可以同时与美俄两国保持良好关系的大国，与中国只能进口俄罗斯的二流武器相比，印度既可以获得俄罗斯的先进武器，也可以获得美国的先进武器，面积与经济均不到中国三分之一的印度可以光明正大的实施三航母战略，这种情况要换在中国身上，那简直是不可以想象的，所以，印度也不需要为政治自卑，甚至他们还有点小得意。　　　　　　　　　　　　那么，为什么我会将印度归为自卑国家之列呢？其实印度的自卑主要源于经济，不过又单纯是因为经济，一个特殊因素是印度喜欢与中国比较，从建国开始一直比到今天，越比越让自己自卑，所以也可以说印度的自卑是通过与中国对比出来的。所以我们很容易看到印度在自卑方面的表现，与韩国不同，他们不需要在历史上做文章，印度从来不因为佛文化传入中国影响了中华文明而大肆宣扬，但是他们始终无法接受的事实是，两个几乎同时取得民族、起点基本相同的国家，在各种数据的对比甚至直接的交锋中，印度大都处于下风，印度为这种对比的结果所自卑的一个外在表现于是体现了出来，他们不像韩国那样修改历史，他们喜欢观测未来，他们通过各种对于未来肯定会超过中国的种种美好预测来获得一种处于劣势地位的平衡。网友最喜欢揭印度在这方面的短处，比如印度总统卡拉姆2004年曾说印度将在2007年将一艘飞船送入月球轨道，至今看来已然是一个笑话，但是，我们却不得不承认印度的精明，篡改历史需要多方面的支持的，比如韩国，为了撇清中华文明的影响，就需要投资修改历史书，投资修改与中国有关的地名，投资让自己的史学家们公开做假，预测未来却只需要动动嘴皮子，即便描述的目标无法按时实现，又可以立即开始新的预测，这可是一种用最低成本来掩饰自卑的方式。　　　　　　　　　
　　　最后说说中国的自卑。如果说韩国的自卑是因为历史与政治，日本的自卑是因为政治与经济的巨大落差，印度的自卑主要是通过与中国的经济对比，那么，中国的自卑就很不好界定了：论历史，中华文明上下数千年，从没有中断过，这不是其它国家可以比拟的；论经济，虽然人均水平还较低，毕竟在过去三十年里有极大的发展，总量超过日本甚至美国都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在政治方面，虽然中国至今还受到西方国家的软性封锁，但是中国却一直都有着较高的国际政治地位，中国不需要像日本那样为了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四处低声下气地拉票。　　　
　　　如此看来，中国似乎没有需要自卑的地方，但是事实上，中国还是一个自卑的国家，所以，小民看来，我们国家的自卑并不是因为现实不如意，而因为无法从那一段屈辱的历史记忆中走出来，这种自卑更多是一种惯性。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45抗日战争战胜利的这105年极大地改变了中华文明的气质，一个接一个的失败让我们这个泱泱大国成为列强积累发展资本的鱼肉，虽然新中国成立已经有60周年，我们的国家仍然没有从这短暂的屈辱历史所造成的自卑中走出来，同印度、韩国、日本一样，中国同样也有着带有民族特色的自卑表现，这种表现主要体现在，许多正常的事情被赋予了对外证明的色彩：比如，中国运动员获得金牌之后，我们可能更关注的不是运动员自身的实力使然，关注的不是这个运动项目的水平有怎样的提高，我们更关注的是国外的媒体或个人对这次夺冠如何评论，如何将这个夺冠与中国的民族复兴与国家发展联系到一起；比如，崇洋媚外之风在国内盛行，国外的月亮更圆，外国的和尚会念经，这些也是一种自卑的情节在作怪；比如，世界新七大奇迹的评选，我们居然在担心长城会不会落选，对于本民族的文明居然不自信到这种程度，倒是埃及人给我们上了一课。　　　　　　　　　
　　　写了这么多，最后为四个自卑国家做一个总结性归纳：　　　　　　　　　　　　
中国自卑，所以喜欢事事不计成本地证明自己；　　　　　　
印度自卑，所以喜欢计划一个超出别国的未来；　　　　　　
韩国自卑，所以喜欢虚构一段超出别国的历史；　　　　　　
日本自卑，所以喜欢拒绝检讨从前所犯的罪行；　　　　　　　　　　　　
中国缺乏一种精神：自信。　　　　　　
印度缺乏一种精神：务实。　　　　　　
韩国缺乏一种精神：承认。　　　　　　
日本缺乏一种精神：检讨。

“揭发”一些知青当年的无知[转帖]

　　（1）

　　先得声明的是，我的揭发都是事实，而且用的都是我们大队知青的真实姓名，不信，请到东乌知青网站中查看，如果哪位朋友见到了我揭发过的知青，请告诉他们一声，西西：）?首先应该揭发的是陈明明。这家伙的爸爸是海军总政治部的头头，他总认为自己比别的知青懂得多些。所以到了草原就老是不安分。例如：刚到大队，我们就被分到了一个蒙古包里，那天晚上，我们已经很累，但肚子却饿得“咕咕”叫。

　　“谁会做饭？”有人问。?我们都大眼瞪小眼。忘了是葛长海了还是哪一位不自信地嘀咕：“我在家是做过饭的。不过那是大米的，现在这是小米，我就不知道怎么做了……”还是陈明明痛快，说：“做饭有什么难？我来！咱们就做蒸饭吧，蒸饭比煮饭好吃。”他将米洗净就下了锅，我们都围坐在牛粪炉旁眼巴巴地期待着金黄色的蒸饭出锅。大家填了不少火，又唱又笑，一直等了一个小时，揭开锅来看的时候那米依然是生的，邦硬！后来，外号叫老邦子的崔警钟问：“我怎么觉得应该在放米的碗里加些水呀？”可陈明明却一口咬定是不用加水的。最后结果是我们那天晚上没能吃上饭。现在我们谁都知道了，干蒸生米是多么的滑稽呀。可每次聚会，旧事重提，陈明明都死不认帐，只有他儿子在旁边讪讪地瞧着他爹笑。?他还想发明风力发电装置。他从北京找到了一个老式自行车的磨电灯，千里迢迢带回了草原。然后就开始制作一个大大的风车，想用风车带动磨电灯，然后发出电来。终于，风车树起来了，可那灯却始终没能亮。如果按照原理应该是可以的，可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成功。那天我见到已经开始谢了顶的他，提及这事儿。他竟然说：“现在我还捉摸着再试一次呢！”

　　（2）

　　　第二个揭发就轮到了大付了。大付叫付建国，长得人高马大，傻大黑粗，十分憨厚。大概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外貌和性格，人们就总爱在他名字“大付”之前再加上个“傻”字，充作爱称。?大付这人说话不爱兜圈子，直来直去。到了草原，终于经过了第一个冬天。四月，天气转暖了，覆盖了一冬的大雪渐渐化薄，嫩嫩的草牙便开始从湿湿的泥土里钻出来。近前，你几乎看不到那些草牙的存在，但如果抬眼远眺，便会发现草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已经被抹上了一层淡淡的绿色。这时，牧民就开始接羔子了。不要奇怪满草原的歌声，那是为拒绝当好妈妈的母羊唱的《哺羔歌》。原来，有的母羊生下了小羔却不肯为它喂奶。这时牧民就会将她捉住，对不它唱这个歌。歌没词，对山羊和绵羊分别唱“踢可……踢可……”和“敲可……敲可……”（秋实，到底对山羊唱的是哪种？）一个会唱的牧民仅用几分钟就能使暴躁的母羊安静下来，多情地舔她刚才拒绝接受的儿子。?可我们大付却不信。说这纯粹是封建迷信。“如果羊能听懂歌声，对牛弹琴岂不成了真理？”他说，“我看，唱什么都是一个样！不信明天我试给你们看！”?第二天他起了个大早，抓住一头大羊就唱起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结果那羊反而越来越暴躁。牧民路过，看到他的伟大作为，笑得差点儿从马上跌下来。那牧民大叔喊：“不行啦不行啦，你抓的那是只男的羊！”?大付就是这样不成体统。?一天，他同张忠岩一起步行到公社去。从他们的蒙古包到公社共有四十多里地，这个距离在草原上远倒不色太远，然而那是冬天，穿着厚厚的皮得勒（蒙古老羊皮袍）和毡疙瘩（毡子制成的靴子）要想走那么长的路就得用半天时间了。他们俩过于轻视了面对的困难，出发的时间晚了点儿，所以还没走到一半的时候天几乎没有什么过渡，太阳陡然就摔到山坡背后，黑暗霎时间便笼罩了远近敖包。一开始，他们还有说有笑地走着，满不在乎，但忽然，两人谁也不吭声了。其实这时他们已经迷路，不过谁也不敢首先承认罢了。要知道，冬季迷路便意味着死亡！那一年，有个地址队到这里来考察，四个人在夜晚迷路，就都冻死在了我们大队。?当他们来到一个叉路口的时候，俩人发生了争执。张忠岩说应该走左边的一条，而大付却说应该走右边的一条。俩人争执得很厉害，谁也不肯妥协。张忠岩想：“这傻大付，平时就傻乎乎的，能不出错？不能听他的！”于是俩人决定分道扬镳。?最后的结果是，大付在两个小时后来到了公社，而等了三个小时却不见张忠岩的身影。他害怕了，就通知了公社。?我们大队的全体牧民都集合了，所有能上马的都上了马，草原上到处是呼唤声和手电光，还有人朝天放起了枪。然而，没有，一夜没能找到张忠岩。到了第二天，大家又寻找了一天，还是没有找到。大付捶着自己的脑袋，哭开了。可没有用，又过了一夜依然没有张的踪影。人们甚至开始怀疑他现在已经在恶狼的肚子里开始消化了！?但就在第二个白天的傍晚，人们终于在距离大队８０多里路的地方看到一张忠岩疲惫的身影，他竟然还能拖着沉重的脚步向前走！要知道，他已经迷失了近五十个小时了！这五十个小时里他一口水，一点东西也没吃啊！?当人们呼叫着他的名字纵马向他飞驰过去的时候，他站下了，象木桩子那样戳在雪地里，脸冻得邦硬，因而作不出任何表情，甚至连眼泪也流不出来。倒是他的四同户大哥脑尔吉，不等马停下便纵身窜下马背，用力地将他抱住。那大汉哭得“呜呜”的。?张忠岩被找到那天，成了整个乌力亚斯泰草原的节日。牧民们纷纷怀揣着奶豆腐和羊油炸果子到知青包来看望他。尽管人们用雪为他搓了很久的脸，却也冻起了乒乓球大小的很多水泡，。他挺坚强，笑着对不断道歉的大付说：“都说你傻，看来你不傻呀！”?很久没见到大付了，想念他的傻样子。

　　（3）

　　第三个要揭发的是叶坦。他现在在美国南卡大学当教授。可当年，他是我们沙麦水库的创始人和领导者。那时，我们公社除了吃牛羊肉外，吃的都是商品粮。知青觉得这样很丢人，应该自力更生，开荒种地。但种地首先需要的就是水。于是，大家决定先在土默特山下修建一个水库。是叶坦发出号召的，他写了一首激情洋溢的诗，印在了知青小报上，现在我还记得有这样的句子：“那是谁？冬眠沉沉好似醉。呼同志，莫再睡，塞北同样春光媚。年年吃着商品粮，细细思量当惭愧。逐水游牧到何时？定居全在我这辈！”你看，我背得多清楚哇！可见当年我被它激动过。?那是个一首诗就能集合起队伍的年代，人人都是切．格瓦拉！?我们在土默特山下集合了。三个大队男男女女共有六七十个知青。我们在那里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春秋，终于在我到西藏工作的第二年，水库建成了。以后我再述说修建水库的悲壮故事。现在还是要先揭发叶坦这厮！?他仇恨女生的一条狗。那狗奇怪，见了女生不管认识还是不认识，它都摇头摆尾一副卑贱的样子讨好人家。可见了任何男生，它都会立刻变得凶神恶煞龇牙咧嘴扑上前就咬！叶坦决定将它处决掉。然而事情不象他想象的那样容易，因为那狗根本就不会容一个男生靠近。?一天，几个女生被叶坦差遣到公社买东西去了。叶坦认为时机到了，就找来女生穿的蒙古袍套在自己身上，然后再在头上匝条花围巾。只见他一步三扭地向着那狗蹒跚而去，还嗲声嗲气地捏细了嗓子叫那狗的名字：“班不勒，我的好班布勒……”?果然，那狗上了当，被叶坦用绳子套住。他一声令下，藏在周围的男生蜂拥而上，将那狗吊死在牛车的车辕子上。然后就地掩埋了。

　　女生回来，到处呼唤着班布勒却再也没有回答。回来，当她们得知叶坦的罪行后竟然气得纷纷要离开水库。还是叶坦沉痛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这才蒙混过关。但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敢欺负女同学了。

　　（4）

　　　第四要揭发的是呼日其格大队的李双丽。那天她放羊时，过来一条摇摇摆摆的狼。那狼是得了狂犬病的，故此象喝醉酒走不稳当。它吐着长长的舌头对放羊的李双丽小姐视而不见，大模大样地去咬身边的羊群。李双丽认不出那是狼，以为是条狗哩，就上前轰它走开。可那狼确实是病得不清，一点也不害怕，管自要吃头羊。李双丽很恼火，就娇声说：“讨厌！你可真讨厌！”还扬起小巴掌在那狼脑袋上一拍。却没料到那狼一扭头就在她手上咬了一口。牧民知道了，赶紧将她送到来医院，打了针疫苗。然后就派了民兵，到处找那病狼。可谁也没想到，那狼来到了我的大队，而且又到了一个女生的蒙古包外。那女生家养了四条凶恶的大狗，它们立刻与狼搏斗了起来，最后将病狼按倒在地，咬死了。当时女生不在家，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回到家中看到地上的狼皮和血，还为自己家的狗有如此英雄壮举而自豪呢！结果呢？过没几天，那些狗的眼神就开始不对了，它们流着口涎，直勾勾地看着主人。终于，向女生们扑上去。可怜那些女生惨叫着跑回家，再也不敢出来。有牧民路过，那些狗红了眼就扑。女生趁机跑出来，爬上马背。大队得知这种情况，明白是都患了狂犬病，便派了民兵来枪决它们。三只当即打死，一只却冲出了重围逃跑了。这条疯狗见什么咬什么，据说先是咬了十几头牛，接着又咬了好几匹马……没过多少日子，那些牛和马就也都疯了，见人就追就咬。于是，我们大队的所有人全吓坏了，白天妇女和儿童都不敢走出蒙古包半步。全体民兵集合了，任务就是猎杀那些疯了的牲口。经过十来天的苦战，终于把它们以及怀疑是它们的牲口都杀死了，还刨了坑，加入石灰进行掩埋。一场狂犬危机才算过去。现在想想，还挺有戏剧性的。只有草原才有这样的事情啊！

　　（5）

　　这回揭发张狗剩。张狗剩原名张静，现在是草原恋合唱团的头头。她女儿好大了，可我还是当着她女儿面叫她张狗剩。女儿问这是为何？妈妈怎么会有这样难听的名字？张就急扯白脸的不让我说，可有什么用呢？过去的事情是抹不掉的呀！

　　那一年，张静所在的蒙古包与一个叫做南木吉拉的牧民为邻。两个包之间应该有十里或更远一点吧？但在草原上，人们说十里的感觉就好象北京人说“几步路”的感觉一样，因为大家都骑马，十里也就只是马跑“一蹦子”（草原上的说法，指放开马缰跑一回的距离）路。?那天早晨，她和同包的女生刚刚起床，一出蒙古包就叫：“不好！”但见她们包的羊群已经走出很远，朝着南木吉拉家的羊群跑过去了。草原上的人最害怕的就是两群羊相混合，因为一旦混了群就需要将两群羊轰到石头棚里，然后一只一只地将它们再分开。然而这事又谈何容易？分开两群羊需整整半天时间哩！所以张静就吓坏了，来不及骑马（因为马戴了马绊子，一夜已经跑出很远），也来不及叫其他姐妹，就管自向羊群跑去。她没想到的是南家共有九条狗，而且那狗是全队最凶恶的，平日里几乎没有谁敢到他家串门喝茶，因为即便是三个人同行也招架不住那些扑上来的狗将人扯下马背。所以，牧民见到南木吉拉便会问：“你家那些狼怎么样了？”而不问“狗如何”。?张静忘了，就朝那里跑。九条狗立刻向九支箭向她发射过来，当她还没有一点点反应的时候就被恶狗扑倒。只要再有一分钟，我敢保证，现在草原恋合唱团就不会再有张静，而且她女儿也不会再问她妈妈为什么叫狗剩了，因为根本就不会再有她女儿了吔！可恰巧的是远方出现了救星——边防站的站长道尔吉扎布和公社干部乔魯门。这两个人来找知青买一点羊。当他们看到情况不妙时便飞骑而至，同时向天鸣枪。狗们吓坏了，四下散开，他们俩在马上来了个步枪骑射，立刻有五只狗命归黄泉。剩下的逃回蒙古包。这时再看我们的张静同志，惨！她已经成了血葫芦，头皮被撕下来好长，眼睛也被狗的利爪挠出了血，身上的衣服成了一缕缕的，伤得就说不得了！

　　道站长连忙叫来边防站的汽车，将张静送到旗里部队医院抢救，而张静同志某也从此得到了永生伴随的好听的名字“张狗剩”！下次如果你有机会见面，可千万别叫她这名，因为人家现在自认为是成功的企业家和有尊严的妈妈，那名太降低威信。

作者： 老笨
来源：华夏知青网

古代五大美男的悲惨结局[转帖]

　　NO1潘安:被诛灭三族的第一帅哥
　　潘安(247—300)，字安仁，西晋文学家,河南荥阳人，“姿容既好，神情亦佳”。作为西晋文学的代表，潘安在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他擅缀词令，长于铺陈，造句工整，时人称他是一个忧郁的美男作家。
　　史书上并没有详细记载潘安到底五官如何、身高几尺，他的美貌却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在那时候他就已经有了大批“粉丝”了。潘安每次出去游玩的时候，总有大批少女追着他，那绝对就是个追星的架势。追着潘安的一批批少女老妇又是给他献花，又是给他献果。潘安每次回家的时候，都能够满载而归，这也就成为了“掷果盈车”这个典故的由来。《晋书•潘岳传》里记载有这个小故事。潘岳每次上街都能弄一车水果回来，自然惹人羡慕，而当“时张载甚丑，每行，小儿以瓦石掷之，委顿而返。”《世说新语》中记载的丑男还有左思:“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张载是被小孩子扔石头乱砸，左思则更惨，挨女人们一顿乱唾。张载和左思都是当时著名文人，掷果与掷石、乱唾绝然相反，这让潘岳的名声更大了。

　　潘安这个风流倜傥、才华横溢的才子，在仕途上却屡屡受挫。司马炎建立西晋后，22岁的潘安任太尉贾充的属吏，他做了一篇《藉田赋》被司马炎大加赞赏，却招致了朝中大臣的忌妒，由于他们从中作梗，潘安十年没有升迁。潘安一生之中做官最高做到黄门侍郎，还做过多年的七品县令。虽然怀才不遇，潘安还是勤政廉明，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此后在政坛屡升屡降，直到元康六年(296年)前后，回洛阳做京官，经常参与依附贾谧的文人集团“二十四友”的活动，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曾经恃才傲物的翩翩少年如今鬓发花白，饱尝宦海艰辛，学会了趋炎附势。为贾氏外戚集团进行文字煽惑。精彩之笔，当数搞垮太子的阴谋。
　　那个时候正是贾氏集团呼风唤雨的时候。贾南风想废掉太子，潘安也被搅入了这场阴谋之中。一次太子喝醉了酒，潘安就被安排写了一篇祭神的文章，并让太子抄写。太子早已醉得神志不清，依葫芦画瓢地写了一通。潘安拿到太子写的文章以后，再勾勒几笔，把它变成了一篇谋逆的文章，导致太子被废，太子的生母被处死。虽不是策划者，但潘安在这起阴谋中显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太子死后，赵王司马伦以为太子报仇为名，联合另外七位司马家的皇族一起发动了兵变，入宫除尽贾氏党羽，史称“八王之乱”。潘岳从前就得罪过赵王，赵王司马伦夺权成功后，他立刻抓了潘安，并判了他一个灭三族。
　　

历史上让后宫美女暗然失色的十大男宠[转帖]

　　古称男色为“龙阳”，也是有渊源的。龙阳君是战国时魏王的男幸，象美女一样婉转媚人，得宠于魏王，后宫美女在他面前都黯然失色。
　　十大男宠之王睿、李冲、李奕
　　北魏献文帝拓拔弘到皇兴四年已十六岁了，但冯太后对权力仍不肯放松，母子间的矛盾又因冯太后的不检点行为，更加尖锐起来。
　　冯太后平时对衣食住行都很注意节俭，所好唯有一个“男色”。她年轻守寡，不耐孀居，看中了朝臣中的三个美男子：吏部尚书王睿，南部尚书李冲和宿卫监李奕，常以奏事为借口，召他们入宫，轮流陪伴她。这三人同为太后男宠，几乎外廷内朝人人皆知，免不了背后议论，传入献文帝耳中，使他太失面子。这三人又倚仗太后权势，不把皇帝放在眼里，更引起献文帝的憎恨。
　　一天，献文帝的丈人李惠提醒他：李奕兄弟拉拢党羽，培植亲信，恐会谋逆。建议找人告发李奕兄弟的不法罪状，由献文帝作主，将其一门一网打尽，趁势让太后收心，逼其归政。不久，有大臣说李奕的族人李欣贪赃，献文帝派李惠找李欣，要他告发李奕与他同谋，就可免去死罪。李惠还四处帮李欣收集资料。过了几天，献文帝亲审李欣，李欣告发了李奕兄弟的三十条罪状，如纳贿贪污，买卖官爵，私纳宫女为妾等。于是李奕兄弟及党羽被问斩。冯太后营救不成，怀恨在心。
　　承明元年(公元476年)，冯太后在王睿、李冲等人的拨弄下，毒死了献文帝，并大开杀戒，报了旧仇。

揭秘史上最大艺术窃案[转帖]

　　2009年2月24日，《加德纳窃案：关于历史上最大未解艺术窃案的真实故事》一书由英国柯林斯出版社出版，此书的作者——记者出身的业余侦探乌尔里希•宝塞讲述了窃案背后的故事，并首度向公众揭秘惊天大盗的真实身份。
　　推测：位列本•拉丹之后的FBI通缉犯和窃案有关
　　著名的艺术侦探哈罗德•史密斯就加德纳窃案调查了很多年，他2005年去世后，宝塞继承了他的案件档案，追踪围绕在被盗画作周围的人物，就这个谜案得出了最新的结论。要调查这样棘手的案件，宝塞所有的装备也不过一支笔、一个笔记本，他仔细勘察了史密斯未完成的线索，并采访了很多相关人士，包括FBI探员以及当时的目击证人。此前有观点说有人策划指使歹徒偷窃这些世界名作是出于满足个人享受的需要，但宝塞驳斥了这种看法。他说盗画行为比这更加现实和荒谬。
　　在此书引人入胜的故事中，宝塞描述了他是如何破获这个最大的秘密的，并且是如何发现艺术窃贼的真实身份的。根据目击者证词、独家专访、以及美国FBI最新发现的档案资料，宝塞在书中提供了强大的证据证明波士顿犯罪团伙成员大卫•特纳是这宗艺术大案背后的幕后真凶。在案发当晚，窃案发生前，有目击者看到过大卫•特纳出现在博物馆门前。目击者从一堆照片中选中了特纳的照片，认出他的面孔。特纳因持械抢劫罪被判处38年徒刑，如今正在狱中服役，但他从未因博物馆盗窃案被指控。当宝塞在监狱就此次窃案采访他时，他只是微笑，并不言语。
　　此外，更令人震惊的是，宝塞在书中还指出窃贼大卫•特纳和爱尔兰共和军的神秘联系。宝塞提供了一系列证据证明这一窃案和美国波士顿犯罪组织“冬日山岗”帮的头目——爱尔兰裔美国人詹姆斯•巴格关系紧密。詹姆斯•巴格在美国FBI的通缉犯名单上仅次于本•拉丹名列第二位，和爱尔兰共和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在案件发生前，在波士顿，大卫•特纳正是巴格的邻居。宝塞推测行窃者大卫•特纳的幕后黑手也许正是詹姆斯•巴格。目的也许是获取大资金支持爱尔兰共和军，也可能是作为将来和警方谈判的筹码。作为FBI的第二大通缉犯，詹姆斯•巴格却神龙见首不见尾，至今一直逍遥法外。
　　争论：有私家侦探则认为作者大错特错
　　P>　　但是，事实上，宝塞的调查结论只是一种来自个人的推测，并未通过官方的最后确证。在最后的调查结果尚未公布之前，美国FBI发言人只是说：“我们不排除任何可能。”同时也有不少人发出不同的声音，认为宝塞大错特错。其中包括私家侦探查理•摩尔，他长期以来一直追踪调查类似案件。“宝塞有太多推测，但是有太多人可以拿走这些画作。”他说。而另一位持反对意见的人在警方对特纳和其他疑犯施压后揶揄说：“我觉得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哪儿。”
　　虽然《加德纳窃贼》推测的结论引发了一片争议，但是宝塞却对于调查过程给予了细致分析，被专家认为非常有建设意义。他在调查过程关于来自波士顿南部的爱尔兰裔美国帮派也许实施了偷窃来支持爱尔兰共和军的假设和推测为进一步的调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思路和线索。
　　披露：艺术黑市达60亿美元
　　《加德纳窃案》一书并不仅仅讲述了波士顿艺术史窃案背后的故事，宝塞在书中深入考察了为何这些罪犯会偷窃这些珍贵的艺术杰作，而且博物馆是如何未能充分保护他们的藏品的。他还详述了被盗画作和毒品、枪支之间的交易正在增加的现实，讨论了为什么只有5%的被盗艺术品被找回；暴露了艺术犯罪的事例，比如爱好艺术的百万富翁抢购被盗艺术品纳入自己的私人收藏，带领读者深入到艺术光环掩盖下的艺术“黑社会”。书中，他采访了FBI代理人、私人侦探、窃贼、买卖赃物的人、中间商以及一系列和博物馆以及艺术市场相关的人士，为高风险的艺术犯罪生态画了一幅生动的群像。
　　在过去几十年中，艺术品被盗事件屡见不鲜，被窃艺术品的非法交易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黑市之一，专家认为艺术黑市营业额高达60亿美元。
　　因此这本书并不仅仅是个满足猎奇心理的探案过程，而是一个关于困扰和失去，艺术和贪婪，匪徒和上流社会的故事。
　　出身记者的书作者乌尔里希•宝塞一直为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以及很多媒体供稿，他的工作成果得到过多方的嘉奖。华盛顿杂志近日将他列为最受关注的作家。此外，他还是一家致力于破解未解案件的网络媒体的创始人。
　　窃案让私人博物馆盛况不再
　　在乌尔里希•宝塞的书中，让人印象深刻的第一号人物便是波士顿上流社会人士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她是博物馆的创始人，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了这家藏宝无数的私人博物馆。宝塞详述了这位富有的女继承人不遗余力地收藏古典大师、现代派以及其他艺术珍品的投入和热情。但是面对当代犯罪团伙有组织的犯罪行为，博物馆盛况不再。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在她的遗嘱中规定她的博物馆永远保持原样，遵照她的遗嘱，1990年加德纳艺术大劫案发生后，那些原本装有被盗作品的空画框一直都空空如也地悬挂在博物馆的墙上。•

古代著名文人与妓女的非常情谊[转帖]

　　一、柳永与“吊柳会”

　　柳永，字眷卿，初名三变，祖籍福建崇安，大约生活于987年至1053年。他是北宋前期著名的词作家。妓女在阶级社会，是有权有势者剥削、玩弄、损害的对象，封建统治者根本不把她们当做人来看待。然而，柳永的词，却写出了对她们的深切同情、真挚的感情、美好的祝福。他置身于妓女、乐工中间，同她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时人记载：柳永还是个年轻举人时，即常与妓女交游，为她们写歌词，“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为词，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他甚至为此作出了牺牲。在进士应试之前，他曾写过一首《鹤冲天》：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变，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将相。

　　柳永画像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这首词不胫而走，传到了宋仁宗(1010—1063年)的耳朵里，以致在柳永考进士临发榜时，特地把他的名字勾掉，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133］后又有人向仁宗推荐柳永，希望朝廷任用他，仁宗说：“得非填词柳三变乎？……且去填词！”由是不得志，日与儇子纵游娼馆酒楼间，无复俭约。自称云：奉圣旨填词柳三变。虽然仕途断送，他与妓女、乐工间的友谊却更深厚了。他写妓女的离愁别绪，留下了堪称千古绝唱的《雨霖铃》：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方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而在《蝶恋花》(即《凤栖梧》)中，更写出了他对妓女的一往情深，无怨无悔：“……似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正因为柳永把妓女视为知己，倾心相交，因而赢得了妓女的尊敬、爱戴。相传柳永“死之日，家无余财，群妓合金葬之”；“每寿日上冢，谓之吊柳七”［135］。甚至每遇清明节，妓女、词人携带酒食，饮于柳永墓旁，称为“吊柳会”。后来的话本还据此传有名篇《众名妓春风吊柳七》，影响深远。柳水把自己大半生的真情实感献给了妓女，妓女们把他当做亲人对待、怀念，他们的友谊是永恒的。
　　
二、 苏东坡与琴操

　　琴操是苏东坡(1037—1101年)做杭州知府时所认识的妓女中的才子。她的轶事甚多，包括与苏东坡交往的种种趣闻。

　　东坡的好友秦少游(1049—1100年)有首著名的词《满庭芳》：

　　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饮离樽。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漫赢得青楼薄幸名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有啼痕。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

　　这首词用的是门字韵，是写给他所眷恋的某歌妓的，情意悱恻而寄托深远，是宋词中的杰作。有一天，西湖边上有人闲唱这首《满庭芳》，偶然唱错了一个韵，把“画角声断谯门”误唱成“画角声断斜阳”。刚好琴操听到了，说：你唱错了，是“谯门”，不是“斜阳”。此人戏曰：“你能改韵吗？”琴操当即将这首词改成阳字韵，成了面貌一新的词：

　　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斜阳。暂停征辔，聊共饮离觞。多少蓬莱旧侣，频回首烟霭茫茫。孤村里，寒烟万点，流水绕红墙。魂伤当此际，轻分罗带，暗解香囊，漫赢得青楼薄幸名狂。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有余香。伤心处，长城望断，灯火已昏黄。

　　经琴操这一改，换了不少文字，但仍能保持原词的意境、风格，丝毫无损原词的艺术成就，若非大手笔，岂能为也！苏东坡读了琴操的改词后，非常欣赏［138］。后来，东坡在湖畔与琴操开玩笑说：“我作长老，尔试来问。”琴操说：“何谓湖中景？”东坡答道：“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与孤鹜齐飞。”琴操又问：“何谓景中人？”东坡道：“裙拖六幅潇湘水，鬓巫山一段云。”再问：“何谓人中意？”答曰：“惜他杨学士，憋杀鲍参军。”琴操又说：“如此究竟如何？”东坡答道：“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琴操“大悟，即削发为尼”［139］。这也许是东坡惜琴操之才，指给她一条早脱苦海、能得善终的路。

　　
　　三、 严蕊与唐仲友

　　严蕊(1163年前后在世)，字幼芳，南宋时天台(今属浙江，当时为台州属县)军营里的一位妓女。宋人周密的《癸辛杂识》称她“善琴弈、歌舞、丝竹、书画，色艺冠一时。间作诗词，有新语。颇通古今”。可见是一位沦落风尘的才女。由于她的才名远播，又善于交际，四面八方的士人，有不远千里而登门求见的。台州(今浙江临海县)的地方长官唐与正，字仲友，以字行，很欣赏她的才华，有次饮酒时，要严蕊赋红白桃花，严蕊很快就吟成《如梦令》一首：

　　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与红红，别是东风情味。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

　　唐仲友赞扬此词写得好，赏给她两匹细绢。七月七日是乞巧节，民间相传，这天晚上牛郎织女将在天河渡鹊桥相会。唐仲友在府中设宴应景。来宾中有位谢元卿，为人豪放，久闻严蕊的大名，请她即席赋词，以自己的姓为韵。正在饮酒间，严蕊已填成《鹊桥仙》一首：

　　碧梧初出，桂花才吐，池上水花微谢。穿针人在合欢楼，正月露玉盘高泻。蛛忙鹊懒，耕慵织倦，空做古今佳话！人间刚道隔年期，指天上方才隔夜！

　　谢元卿对此词赞不绝口，留严蕊同居了半年，倾囊相赠。道学家朱熹和唐仲友本来有私仇，恰好巡查到台州，想打击唐仲友，便罗织罪名，诬蔑严蕊和唐仲友有不正当关系，把严蕊投进监牢一个多月，严刑逼供。严蕊虽然一再被拷打，但没说一句不利于唐仲友的话。后又将她移籍绍兴，继续关在狱中审讯，严蕊始终未改口。狱吏花言巧语地诱导她说：“你何苦不早点认罪，也不过是杖罪，何况已经断罪，不会再加刑，何必受这样大的苦？”严蕊答道：“我被人看成是下贱的妓女，即使是与唐太守有不干不净的关系，按刑律也不至于判死罪。但是非真伪，岂可妄言，我就是死也决不诬告！”她的话说得这样坚决，于是再一次被毒打。两个月内，一再被杖打，人已经奄奄一息。但她的坚贞不屈的精神，感动了很多人，名声更大了。不久，朱熹调离，岳霖继任。岳霖很同情她，叫她写词申诉，严蕊不假思索地口占《卜算子》一首，要求脱离妓女的苦海，自由地生活，辞意委婉，但意志坚定。全词是：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

　　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

　　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岳霖看后，当即下令释放从良，后来严蕊嫁人，得其善终［140］。明末凌初编的《二刻拍案惊奇》卷一二《硬勘案大儒争闲气甘守刑侠女著芳名》，写的就是严蕊故事，称颂她是“真正讲得道学的”，是一位铁骨铮铮的侠女。

　　
 　　四、 义娼高三与杨俊

　　明朝北京的妓女高三，论其侠义精神，比起严蕊有过之而无不及。高三自幼美姿容，昌平侯杨俊一见倾心，遂成相好。后来杨俊捍卫北部边疆数年，远离高三，高三闭门谢客，等待杨俊归来。天顺元年(1457年)，英宗复辟，杨俊为奸臣石亨(？—1460年)所忌，上疏诬称英宗被瓦刺围困陷土木堡时，杨俊坐视不救，朝廷命斩杨俊于市。临刑之日，杨俊的众多亲朋故旧，没有一个人到场，只有高三穿着素服，哀痛欲绝，并大呼“天乎，奸臣不死而忠臣死乎！”［141］候刑毕，高三亲自用舌将杨俊的血污舔干净，用丝线将他的头与颈缝好，买棺葬之，自己也就上吊而死［142］。她以悲壮的行动，表明了青楼女子也有知情义者，为了不忘与杨俊的恩爱，她甘愿献出一切。
　　
 
　　五、 冒襄与陈圆圆

　　冒襄(字辟疆)与陈圆圆都是明清易代之际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冒襄与董小宛的生死恋情、陈圆圆与吴三桂的悲欢离合，三百多年来常常被人们提起。其实，冒襄在与董小宛结缡之前，也曾与陈圆圆一见钟情，并私订终身。

　　那是崇祯十四年(1641年)的初春时节，冒辟疆由家乡如皋动身，去湖南拜见在宝庆府做官的父亲冒起宗，与他同船的有到广东惠来赴知县任的如皋籍进士许直。途经苏州，停船暂歇。有天许直赴宴归来，眉飞色舞地对冒襄说：“这里有位陈圆圆，很会演戏，不可不见。”冒襄便请他带路，坐小舟前往拜访，经过几次折腾，才好不容易见到时龄十七岁的陈圆圆。后来，冒襄描述这次初见面的情景说：

　　其人淡而韵，盈盈冉冉，衣椒茧时背，顾湘裙，真如孤莺之在烟雾。是日演弋腔《红梅》，以燕俗之剧，咿呀啁啾之调，乃出之陈姬身口，如云出岫，如珠在盘，令人欲仙欲死。

　　冒襄和陈圆圆彼此都一见钟情，言谈之间，不觉已是四更时分。无奈风雨骤至，陈圆圆急着要回家，冒襄拉着她的衣角，相约金秋时节再会。转眼间已是桂子飘香万里时，冒襄奉母从湖南回来，舟抵苏州，他急切地打听陈圆圆近况。想不到有消息说，她已被虐焰熏天的大恶棍绑架走了！冒襄非常失望。所幸没过几天，有位好友告诉他，被绑架的是假陈圆圆，真的已经躲入深巷，并由他带路，前往会面。陈圆圆看到冒襄，不啻喜从天降，感慨万千地告诉他，她每天躲在房里不敢露面，寂寞凄凉，非常想和冒襄做彻夜长谈，向他倾吐自己的满腹心事。但冒襄却惦念老母在舟，运河很不太平，宦官争夺河道，飞扬跋扈，他很不放心地连夜返回舟中。

　　第二天，陈圆圆便赶到船上，拜见冒襄的老母亲，并坚邀冒襄再去她家。冒襄踏月往见，陈圆圆深情地表示，决心嫁给冒襄为妾，终身与他为伴。开始，冒襄还顾虑重重，以老父正陷于农民起义军包围、处境险恶为辞，但两人毕竟情投意合，终于订下婚约，冒襄当场写了一首八绝句赠给陈圆圆。但迎娶之日则需在冒起宗能由襄阳兵备道调职至安全地区之后。因襄阳是农民军经常活动的地方，守土大吏随时都可能因失守封疆而被治重罪，冒家此时正千方百计打点活动为冒起宗调差，在没办成此大事前，冒襄没有心思，也不敢纳陈圆圆为妾。

　　星移斗转，到了次年的二月，终于传来消息，冒起宗已有希望调离襄阳了。冒襄这时正在常州，得信后便立即赶往苏州，想尽快告诉陈圆圆这一喜讯。但遗憾的是，十天前，陈圆圆已被崇祯皇帝宠妃的父亲老色鬼、恶棍田弘遇抢走了！后来，她又被送给吴三桂，开始了渺渺茫茫，却牵动着整个国家政局的动荡一生。对此，冒襄只有跌足长叹。直到他的晚年，他也没有忘记与陈圆圆的短促、并以悲剧告终的恋情。他在回忆录《影梅庵忆语》中，写了与陈圆圆相恋的前前后后，只是慑于吴三桂的权势和其他一些政治因素的考虑，他没有写出陈圆圆的名字，而以陈姬代之，真可谓“伤心人别有怀抱”了。

 春申君何来君子之称[转帖]

　　作者：王宇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春申君（黄歇）是一位两千多年前和松江、上海关系比较密切的古代政治家。他是春秋战国楚国人,游学博闻,才干出众;不仅有政治远见,还以辩智著称,是当时最优秀的政治家之一,曾经担任太子完的老师。

　　话说在楚顷襄王二十年,秦国将领白起用武力侵占了楚国的西陵、鄢、郢、夷陵等,并且还烧了楚国先王的陵墓。但在当时的楚国肯定是没有实力把入侵者赶出自己国境的;此外,由于秦国领将白起的侵战,从而使楚国更加的衰弱。

　　过了几年,白起又开始兴兵讨伐楚国。顷襄王就派黄歇作为一名说客,陪同太子完前往秦国（名为友好使者,实为人质）。黄歇抓住秦昭王犹豫不定的弱点,用事实与比喻对秦昭王说:“如今天下各国的国力以秦楚为最强,而现如今听说秦王您想要讨伐楚国。这就好像两只老虎相斗,其实并没有什么好处不是吗？倒不如秦楚友好……”

　　黄歇一语击中要害,说到了秦昭王心坎中最为顾忌的一点——国力,权衡利弊后,终于下决心命令白起停止进攻。黄歇如此一来,就避免了一场秦楚之间的战争。

　　这件事情以后,黄歇又找机会,陪同太子完脱离险境,返回楚国。回国不到三个月,顷襄王病逝,太子完即位,称楚考烈王。他封黄歇为春申君,任令尹（宰相）,赐淮北十二县和江南（现今苏锡松）等为领地。

　　那时大官仍流行食客制度,春申君有食客三千,与信陵君魏无忌、孟尝君田文、平原君赵胜齐名,被史学家们誉为“战国四公子”。

　　其实以德才论,信陵君第一,春申君次之。因故事、戏曲中对信陵君、孟尝君宣传较多,春申君的声望反而不如孟尝君。虽然春申君有君子之称,但他的作为真的就是一个君子的作为吗？

　　在当时,单单是黄歇门下的食客就有三千多人。有一天,平原君的使者来到楚国,春申君就把他们都安顿在当时来说比较好的宾馆里面。而赵国的使者却拿出玳瑁装饰的簪子以及镶着珠玉的刀、剑鞘等向楚国人炫耀他们的豪华,总以为自己国家是最富有的,根本就不把其他国家的人放在眼里。但是令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春申君的食客三千余人中的上客,别的暂且不论,每一个上客的脚上穿的鞋子上都缀满了珠宝。意思好像是说,你们不是最豪华的,我们才是最有钱的。赵国使者一看到这样的情景,立刻羞愧得无地自容。

　　光从上面一则小例子就可以看出,春申君是一个爱面子之人,并且还极其奢侈浮华。为不使自己丢掉面子,竟然在食客的鞋子上都缀满珠宝。这岂能说明他是一个君子？看来未必吧？这种盲目浮夸、不谦虚的行为,岂是君子之风？

　　无独有偶,还有一次,春申君不明智的行为还让自己死无葬身之地,下场极其可悲。话说当时,春申君是楚国的相国,考烈王没有儿子。为了讨好楚王,春申君将很多有生育能力的女子献给楚王,但是无论怎样,到最后还是不能生子。春申君也很为考烈王着急,其实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而在春申君的门客中有个赵国人,名叫李园。虽然李园相貌平凡,其貌不扬,但是城府却很深,野心也很大。当时在黄歇的门下还有一个食客,叫荀况,同样也是赵国人。此人很有才能,颇得黄歇的赏识。

　　在黄歇攻灭鲁国时,黄歇还让荀况担任了兰陵令。李园对此很不满意,总以为自己的能力比荀况强多了,心里也很不服气。他看到荀况得到黄歇的器重,心里很不平衡,就很嫉妒荀况,总想找机会中伤、排挤荀况。荀况治理兰陵很有功绩,得到当地士人的敬仰,连考烈王都非常欣赏他的能力。

　　李园很有心机,比较了解黄歇的为人,并且知道黄歇对自己在楚国的地位很敏感,就找准时机准备中伤荀况。他对黄歇说:“历史上商汤以亳、周武王以削作为根据地,他们都凭着不足百里的地盘夺取了天下。现在,荀子是天下的贤人,如果您给他百里之地的权势,并且不加以防范的话,我认为这对您很不利。您看怎么办？”黄歇听后想了一想,觉得李园说的不无道理,荀况在楚国的名望确实很高,于是就派人婉言辞退了他。荀况在离开楚国之后去了赵国,赵国便任命他为上卿。朱英知道这件事后就觉得不妙,焦虑地问黄歇:“从前伊尹离开夏朝,去了殷地,因此殷人称王而夏朝灭亡;管仲离开鲁国去了齐国,因此鲁国衰弱而齐国强盛。贤人所在的地方,其君主必定英明,国家兴盛也肯定是必然的。而现如今,您辞退了荀况,这难道是想让楚国衰弱、赵国强盛吗？”黄歇听后顿时大吃一惊,立刻派人到赵国,意思是想把荀况给请回来。但凡是明智的人都是不会回来的,俗话说的好:“好马不吃回头草”,况且这主子也不太好,不但独断专行,还图谋私利。荀况就是这样想的,他认为黄歇并不是一个可以长期追随的人,于是便回信谢绝了。就这样,黄歇一时听小人之言,失去了一个好助手。但黄歇好像还执迷不悟,此时虽然失去了荀况,但并没有因此而责备李园,反而把他当成了心腹。这真叫人百思不得其解,把一个小人留在身边,可谓是后患无穷。

　　考烈王没有儿子,黄歇对此深感忧虑。这个时候,李园就觉得这是个时机,他的目的就是想利用黄歇把自己的妹妹李环进献给考烈王。有一次李园请假回家,故意等了很长时间,等到期限过了才回来。黄歇问他误期的原因,他故意说:“齐王派使臣来聘娶我的妹妹,我因为宴请使者,所以误了期。”黄歇听了之后竟然心动了,就问他:“如果齐王的聘礼还没有下,可不可以先让我见见令妹？”李园听了之后暗喜,这不正在他的意料之中吗？于是便马上安排离亭之会,让李环亲近黄歇。谁知道那李环也不负众望,不仅能歌善舞,巧于辞令,而且人长得又很漂亮。黄歇随后便把李环接入府中,然后就备加宠幸。

　　过了两个月,李环有了身孕。李园觉得时机已到,就让李环蛊惑黄歇献她入宫。李环假惺惺地对黄歇说:“相国,您现在在楚国的地位是无比尊贵的了。可谓是无人能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是大王一直没有儿子,将来的王位就只会传给他的兄弟。您当权的时间也短了,追随大王这么多年,肯定对大王的兄弟得罪的地方也不少。倘若另立了新国君,能保证他会像大王现在这样敬重您吗？别人不都说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您这样劳苦功高,说不定下一朝天子就让您……好在我已经有了您的骨肉,许多人还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假如凭您的威望把我进献给大王,大王一定会更加宠爱我。如果上天能够再保佑我生个男孩,那么您可以想一想,将来继承楚国王位的可就是您相国的儿子呀！到了那个时候,您又何愁没有尊贵的地位和显赫的权势呢？”利令智昏的黄歇对李环的一番谎言竟然信以为真。为避人耳目,他另辟馆舍让李环居住,过了几天便把李环献给了考烈王。

　　果然不出李园所料,其妹妹李环进宫之后就深得考烈王的喜爱,并且还为一直以为自己会绝后的考烈王生了一个男孩,取名熊悍。母以子贵,熊悍被立为太子,李环亦随之被立为王后。而与此同时,李园因为其妹的裙带关系也受到考烈王的重用。此时,李园的阴谋终于得逞。

　　李园在利用黄歇实现其阴谋后,不仅害怕黄歇泄露机密,而且还想取代黄歇的地位,于是便暗中豢养刺客,准备刺杀黄歇。

　　在公元前238年,考烈王得了重病。朱英就在此时提醒黄歇说:“这世界上完全可以有意想不到的福分,也必定有意想不到的灾祸。而我猜想,现在的您就正处于难以预料的时刻,又怎么能够没有意想不到的人呢？”黄歇忙问他:“那究竟什么才叫意想不到的福分呢？”朱英答道:“现如今的状况,您完全可以像伊尹、周公那样辅佐幼主,摄政专权,然后等到幼主长大了,再把政权交给他。这是您可以选择的第一条路。您还可以更绝,那就是当机立断,自己当国君,这样一来,楚国也就归您所有了。这就是我认为的意想不到的福分。”黄歇又问他:“那什么才是意想不到的灾祸呢？”朱英又说道:“相国可以想一想,那李园虽然表面看起来没有任何权力和官职,但您可别忘记了,他现在可是国舅了,并且在私下里还养了一批刺客。楚王一旦去世,李园定会抢先入宫,根据预先的计谋杀您灭口。这就是意想不到的灾祸。”黄歇见他说的有几分道理,接着问:“那谁才是意想不到的人呢？”朱英说:“您应该趁早派我当宫廷侍卫。楚王一死,如果李园抢先入宫,我就可以替您把他铲除,助您一臂之力。所以,我就是意想不到的人。”然而,黄歇听了朱英的话后并没有为之所动,他个人以为一向谦恭软弱的李园不会谋杀自己,只当朱英的警告是在危言耸听。其实在这个时候,他已经完全被李园兄妹所蒙蔽。朱英见黄歇执迷不悟,担心祸及己身,在第二天就离开了楚国。

　　一切尽在朱英的意料之中,考烈王在十七天之后便去世了。李园果然抢先入宫,并且还在宫门内外设下了埋伏。当黄歇带着几个随从匆匆进入宫门时,埋伏的死士四起,刀光剑影,血肉横飞,在黄歇还没有想明白的时候,他已经身中数剑,倒在一片血泊之中了。接着,李园便派人抄斩了黄歇全家,又割下黄歇的头颅扔到旷野之中。

　　曾经在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叱咤风云的春申君黄歇,临死都不会想到自己会落个身首异处的下场！更想不到因他相信李园兄妹而给楚国带来的一场宫廷政变！司马迁写完《春申君列传》后,也曾十分感慨地说:“当初,春申君从劝说秦昭王与楚国订立盟约到豁出生命帮助太子完归楚,是何等的聪明！后来却受制于小人李园,这可就太糊涂了。”俗话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春申君失策是没有听朱英的话！假如当时黄歇没有被眼前的这一切假象所蒙蔽的话,也许就会是另外一番景象。可以肯定的是他如果听了朱英的话,至少不会落个死无全尸的下场。

　　其实,作为身居相位二十五年的楚国重臣,春申君从一开始就不应该把楚国推上一条军事战争的不归路。如果说他曾经一度使楚国表现出了大国的强劲,不如说他只是利用楚国的声威达到了提高个人声望和权势的目的。当他在考烈王二十二年主持的那次合纵攻秦失败时,楚国就已成了强弩之末,国力已被消耗殆尽。那时,春申君就应该从楚国的长远利益着眼,效法吴起改革,积蓄国家的力量。可惜的是,他不仅没有为楚国的兴亡考虑,反而心怀不轨,被李园兄妹所利用,以致殃身误国！

　　作为四君子之一的春申君,观其所为何来的君子之称？贪财好色、投机取巧,又胸无大志,最后连命都保不住,可以说自己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这哪里是君子所为呀？春申君如此贪财好色、色欲熏心、自以为是,何以配这君子之称呢？

 以人为盂[转帖]

　　　　作者：耕斋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以人为盂》配图《古今谭概》明·冯梦龙

　　苻朗尝与朝士宴。时贤并用唾壶。朗欲夸之，使小儿跪而张口，唾而含出。

　　南(朝)宋谢景仁性整洁。每唾，辄唾左右人衣。事毕，即听一日浣濯。每欲唾，左右争来受之。

　　严世藩吐唾，皆美婢以口承之。方发声，婢口已巧就。谓曰“香唾盂”。

　　随地吐痰，是国人的恶习。满清大臣李鸿章出使英国，将浓痰吐在了白金汉宫名贵的地毯上，被传为中外笑柄。更有甚者，竟将家仆作为痰盂，把自家之痰，吐入别人之衣之口的。

　　魏晋名士苻朗曾和东晋朝的官员聚餐。当时，痰盂刚刚风行，名叫唾壶，深受时尚人士推崇。苻朗为了出风头，别出心裁，要吐痰了，叫侍童跪而张口，含着他的痰后再到外面去吐掉。

　　东晋末年名臣谢景仁喜欢整洁，每次口中有痰，就吐在身边仆人的衣服上。吐完后，就放一天假让他们去洗衣服。每当谢想吐痰了，身边的仆人都会争着让他来吐。

　　而明朝的严世藩，吐痰都要漂亮的侍女用口来接。严刚刚咳一声，婢女的嘴已张开对准了，人们戏称这种痰盂为“香唾盂”。

　　为人竟有如此骄奢淫逸的，真是世所罕见。

　　翻检这几个人的家谱，苻朗是前秦皇帝苻坚从兄的儿子，虽然苻坚在淝水大战中被谢安打败了，但不影响他的这个侄辈过放诞的生活。据说苻朗还有这样的本事，吃鸡肉可判断鸡的生长环境，吃鹅肉能讲出这鹅的毛色是白的还是黑的。如果不是家禽吃得多了，大约也练不成这手绝活。

　　谢景仁本身就是一个高干，东晋时官至左仆射，后又与南朝宋武帝刘裕结为儿女亲家。

　　严世藩就更牛了，父亲严嵩是明嘉靖朝的首辅，独揽朝政十五年。自己也凭借父亲的权势，当上了工部左侍郎。

　　显而易见，这些人之所以敢如此显摆，是因为有背景也！

　　中国人是历来提倡“惜福”的，所谓“有福不要享尽，有权不要用尽”。提倡为官勤廉，为人慎独。但总有人不以为然，以为自己家中有钱，朝中有人，手中有权，靠山石硬，就胡作非为，不知天高地厚。

　　但再硬的靠山也有坍塌的一天，到头来，欠账还得自己还。君不见，苻朗终因得罪同僚，刑场被斩；严嵩失势后，严世藩亦株连，先被发配雷州，潜逃回乡后恶习不改，终被嘉靖皇帝下旨“斩于市”矣。史事如镜，真不知临镜可有几人悚然？

将“9·18事变”改为“9·18战争” [转帖]

　　冯世良委员建议修改历史教科书，将“9·18事变”改为“9·18战争”。

　　冯世良认为，“9·18事变”、“7·7事变”是日本叫出来的，把战争称为事变，是为了模糊战争性质，逃避战争罪。改称“9·18战争”，就会使日本侵华战争罪行钉在日本历史的耻辱柱上，有利于“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实现。

　　　　（《广州日报》3.9　曾向荣　邱瑞贤文）

　　在今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冯世良、凌孜提交的议案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八年应为十五年

　　发布时间： 2009-03-15 13:12　来源：文摘报

　　凌孜（原名叶向真，叶剑英之女）委员在“应该将抗日战争由八年改为十五年（1931~1945年）”的提案中指出，目前普遍的说法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于1937年7月7日，但实际上应该从1931年“9·18事变”开始。

　　凌孜说，“9·18事变”后，1932年3月9日，在日本关东军阴谋策划下成立了“伪满洲国”。如果我们只提“八年抗

　　战”，不仅仅是变相承认了“伪满洲国”的合法性，也伤害了黑土地上那几百万人民和那一批批抗日英雄。

　　（《人民网》3.6　吕冰整理）

“坏人”也有辩护的权利[转帖] 

　　　　1月25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审结。

　　当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0名主犯。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宣读特别法庭判决书。

　　江青被判死缓，法庭上她还振振有词不服气。看电视转播的老百姓们都恨得咬牙切齿。有资料称：1966—1970年，江青在几次讲话中点名诬陷了172人，这些人统统都遭到迫害，有的致死，有的家破人亡。当江华审判长念了“死刑”两字，稍稍停顿了一下，江青那时狂呼反革命口号，没有来得及听到“缓期两年执行”，就丧魂失魄，手足无措。在她被押出法庭后，当女法警叫她戴上围巾，披上大衣时，她连声说：“不要了，就这样去罢。”意思是就这样去枪毙吧。女法警仇恨她，当时不对她说“死缓”。女法警事后说：“等押解到监狱时，她已完全吓傻了。”

　　这次审判林彪、江青集团，让全国人民普及了法律知识。许多人当时还想不通：林彪、江青集团的人做了这么多坏事，为什么还要给他们找律师进行法律辩护？后来人们渐渐明白了，“坏人”也有辩护的权利。

　　当时指定为江青辩护的律师、辩护组组长张思之，在“两案”之后20年，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问：当时是江青主动提出要请律师的，但后来在电视上看到都是江青自己在为自己辩护，这是怎么回事？

　　张思之：后来，我最终没有成为江青的律师。我和华东政法学院的朱华荣一起去见了江青。主要是要搞清楚江青是不是真的需要我们做律师，如果真的需要，我们才可以真正着手。

　　不过我预料到，我态度再好，我再客观、公正，最后我和江青还是谈不成的，她不会要我做她的辩护律师的。她对我们只是一种试探，她并不想要我们真正地做她的律师。她说，我是要律师，但我要找史良，找周建人，找刘大杰，找毛主席的女儿李敏，你们肯定是叶剑英邓小平派来的。她根本就不相信我们。

　　问：后来是江青拒绝让你为他辩护的？

　　张思之：对，她拒绝。（顾嘉健：《为什么江青没有辩护律师》，2001年4月14日《广州日报》）
 

中国影坛最灿烂的明星赵丹 [转帖] 

　　　　　　赵丹其人

　　赵丹(1915—1980)，著名的电影表演艺术家，原名赵凤翔。1915年8月7日出生在江苏省扬州市，后随父亲迁居到南通市。他从小酷爱戏剧，在南通崇敬中学念书时，就与顾而已、钱千里等几位同学组织起了小剧社，用话剧、歌舞等演出进步戏，曾受到当局的追捕。1931年，赵丹中学毕业后，曾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在那里，除了学画画外，还参加郑君里等人举办的进步文艺团体“新地剧社”。此时，赵丹为了表示自己追求革命的决心，才将自己的原名赵凤翔改为“赵丹”，不仅如此，他连穿大衣的内衣都是红色的。因此，文艺圈里的人都称他“阿丹”。

　　20世纪30年代初期，赵丹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并发起组织和领导了中国第一个具有一流水平的专业话剧团——上海业余剧人协会。这在此期间，他主演了《时代的女儿》、《到西北去》、《乡愁》、《热血忠魂》等一系列有声影片，从此成为一名备受广大观众欢迎的电影明星。

　　1936年以后，赵丹又主演了《十字街头》、《马路天使》两部影片的男主角。他主演的这两部影片被国际电影界公认为是中国20世纪30年代电影的代表作。在此同时，赵丹主演的《娜拉》、《大雷雨》以及《罗米欧与朱丽叶》等话剧，在广大观众中产中生了轰动效应。赵丹因此被誉为“中国影坛上最灿烂的明星”。

　　1939年秋天，赵丹等一批进步艺术家赴新疆开拓中国话剧工作，却被反动军阀盛世才关进监狱，长达五年之久。后经周恩来、阳翰笙等人设法营救方才出狱。

　　解放初期，由于赵丹主演了《武训传》等电影，遭到批判。由于周恩来等人的保护，他还先后主演了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以及《李时诊》、《林则徐》、《聂耳》等一批优秀影片，还导演了《家》和《雷雨》。

　　十年浩劫开始之时，赵丹又首当其冲受到迫害，并被关进监狱，坐了近6年的牢。从牢中放出来后，又被送到农场劳动。粉碎“四人帮”后，已年过花甲的赵丹对艺术仍然是如饥似渴。1978年的夏天，北京电影制片厂准备拍摄《大河奔流》，片中的周恩来决定由赵丹扮演，这是领袖人物第一次出现在银幕上。为了演好周恩来这个角色，他几乎使出了全身解数，读遍了有关周恩来的书。还反复多次地找有关周恩来的照片观看，了解他的言行，体会他的内心情感，认认真真地练习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那段时间，赵丹晚年还学习周恩来的淮安口音。由于他刻苦练习，在试片时，赵丹扮演的周恩来的角色，终于一次通过。人人都说赵丹演的周恩来活灵活现。然而，在开机之前，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一个领导突然出来说了句不太负责的话：赵丹与江青关系密切，不能出演周总理。就这样，赵丹的一片心血付之东流。从此，赵丹又背上沉重的精神负担，加之长期的心里压抑，终于使赵丹一病不起。于1980年10月10日，中国历史上的一代艺术明星赵丹，带着无限的遗憾告别了人世。

　　赵丹一生有过两次婚姻。

　　1933年，赵丹组建了当时在国内水平最高的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在这期间，他主演了《热血忠魂》、《落花时节》等10多部电影，成了蜚声影坛的大明星，也成了许多少女和影迷们追逐的重点对象。

　　一次，赵丹去上海商业学校业余剧团指导排戏，他认识了剧团中一个叫叶露茜的姑娘。他第一次见到这位正处于豆蔻年华聪慧艳丽、具有出色的演艺天才的少女时，年轻的赵丹一见钟情。叶露茜，曾在哈尔滨女中读书，她学习成绩很好，兴趣广泛，在学校里是滑雪和篮球高手，还特别爱好文艺活动。进入上海商业学校后，又成了学校的“校花”。当叶露茜第一次与自己着迷的影星赵丹进行零距离接触时，就深深地为他的气质和才华所吸引。此时，两颗年轻的正在激烈燃烧的心碰在一起时，自然便成了一团烈火，从此二人相爱了。赵丹曾当众自豪地说：“我成了快乐王子，因为我拥有一个世界上最美最美的女人。”

　　婚后的赵丹与叶露茜十分恩爱。叶露茜第一次怀上孩子时，赵丹正忙于拍摄《十字街头》和《马路天使》。为了尽力支持丈夫的事业叶露茜甘愿舍弃了自己的艺术青春。婚后叶露茜生育两个孩子，一个是长女赵青，另一个是儿子赵矛。

　　1939年秋天，赵丹告别了妻子叶露茜与他的同伴从重庆出发来到新疆，准备在那里开辟新的戏剧事业。那时的新疆，为大军阀盛世才所把持。他哪里容得下像赵丹等这批进步的人士，于是将他逮捕入狱。为此，叶露茜长途跋涉到新疆，到处奔走，设法营救丈夫，不成，只好又回到重庆。

　　1943年2月，传说赵丹被盛世才枪杀，叶露茜痛不欲生，并打算以身殉夫。还是在友人的多方劝阻下，考虑到赵丹的两个孩子，叶露茜才打消了轻生的念头。随后，叶露茜为了两个孩子的生存，与作家杜宣结婚。

　　1945年的清明节前后，赵丹从新疆突然逃回了重庆。死里逃生的赵丹得知妻子已改嫁时，他没有埋怨叶露茜，只说了一句话：“一句谣传，害得我妻离子散。”

　　1947年春天，赵丹在主演剧作家陈白尘的《幸福狂想曲》中的男主角吴志海时，与女主角张月华的扮演者黄宗英相识、相恋。1948年元旦，赵丹和黄宗英结为伉俪。此前黄宗英已有过一次不幸的婚姻。婚后，黄宗英生了三个男孩：赵橘、赵佐和赵劲。另外，还收养了周璇的两个儿子周民、周伟。加上赵丹前妻的两个孩子赵青和赵矛，赵丹家一共有7个孩子。在这个多子女的大家庭里，作为作家、戏剧表演家的黄宗英不仅事业上有成，而且“作为一位母亲，无论是继母、养母还是生母，她都是一位好母亲”。1980年，赵丹去世后，黄宗英独自一个撑起了这个有7个子女的家。孩子们在黄宗英妈妈的培养下，个个事业有成。晚年的黄宗英女士于1993年又与著名翻译家冯亦先生走到了一起，开始她幸福的晚年生活。

　　　　长女赵青：舞蹈皇后

　　赵青(1936—　　)，著名的舞蹈艺术表演家。著名演员赵丹最钟爱的长女。1936年11月赵青出生在上海。赵青幼年拍电影时曾用过艺名赵露丹，学生时代的她曾用名赵青鸾。

　　据不完全统计，几十年来，赵青表演了大中型舞蹈50余个，创作舞蹈剧目、电影、电视剧20余个，参加了《宝莲灯》、《丹凤朝阳》、《龙的传人》、《金色的梦》等多部电影、电视剧的演出和创作，为中国舞蹈艺术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赵青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曾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委员、中国舞蹈家协会常务理事。1960年，赵青作为中国妇女代表团的一员到丹麦出席了国际妇女代表大会。1979年，赵青又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的光荣称号。1987年，被文化部授予全国一级(一等)艺术家称号。那时舞蹈界被评一级一等的只有三个人，另外两个是白淑湘、陈爱莲。

　　一

　　由于父母投入到上海戏剧界组织的抗日救亡演出队伍之中，不久又远赴武汉、重庆等地演出，幼年的赵青虽然没有享受到更多的父母之爱，但她一直生活在上海的外婆家，由外婆韦细娣一手抚养成人。外婆的家充满着浓郁的艺术氛围。在这个家中，除了外婆，还有赵青的八个舅舅和一个小姨，他们同样也都给小赵青倾注了全部的爱。她的大舅就是日后成为著名作曲家的叶纯之先生。那时叶家的孩子们经常在家里举行游艺会、歌舞会，小赵青受到熏陶，从小便产生了一种对艺术的挚爱和矢志不渝的追求精神。

　　四五岁的时候赵青就已经常被外婆带着去上海中华联合电影公司等电影厂当小演员。她在电影《良宵花弄月》、《现代夫妻》、《梅娘曲》以及《芳草天涯》中扮演过角色，成为观众喜爱的小童星。

　　抗战胜利后，父亲赵丹从新疆监狱中被释放出来。而母亲叶露茜由于听信了赵丹在新疆被军阀盛世才杀害的谣传，于是改嫁了。不久父亲赵丹与黄宗英结婚。婚后，赵丹便将女儿赵青从外婆家接到了自己的身边。继母黄宗英得知女儿爱好艺术后，决心和丈夫一起将她培养成一个音乐家。为此，继母黄宗英还拿出了自己的积蓄为女儿赵青买了一架钢琴。他们哪里知道，天性好动的女儿早已为电影棚中的光怪陆离的灯光所吸引，立志要当一个电影演员。因此，女儿赵青在钢琴旁边怎么也坐不下来。

　　一次，赵丹和妻子黄宗英带着赵青去观看俄罗斯芭蕾舞团在上海兰心大剧院公演的芭蕾舞剧《天鹅湖》，小赵青一下子为那优美的舞姿所吸引，从此立志要当一名舞蹈演员。回到家里，小赵青也竖起了脚尖，在那儿轻轻地跳起来。于是赵丹与妻子黄宗英一商量，同女儿赵青来到几位白俄罗斯芭蕾舞演员在上海开办的芭蕾舞学校，交了三份学费，一起陪赵青学芭蕾舞。就这样，赵青在父母的陪伴下开始了她向往的舞蹈生涯。

　　二

　　1951年，13岁的赵青凭着自己的努力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舞蹈系，只身一人离开父母远赴北京学习舞蹈。1955年春天，莫斯科一家舞剧院来北京公演芭蕾舞《天鹅湖》时，该剧团要在北京舞蹈学校选拔一个在剧中主跳西班牙舞的女演员。经过几轮的筛选后，赵青终于被选中了。在这次中苏演员的联合演出中，赵青以出色的演技，赢得了广大观众的阵阵掌声，并且得到了出席观看演出的周恩来总理和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一致好评。同年7月，赵青参加了波兰华沙举办的第五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在这次联欢节上，因为她成功地表演了“鄂尔多斯舞”而获得金质奖章。

　　1957年，赵青被选入中央实验歌剧院舞剧团，即后来的中国歌剧舞剧院，随后在该院排演的中国第一部大型民族舞剧《宝莲灯》中，成功地入选了女主角三圣母的扮演者。为了演好这个角色，那时的赵青不知吃了多少苦，她通过父亲赵丹、舅父黄宗江、干爹吴祖兴、干妈新凤霞等人的介绍，拜京剧艺术家筱翠花、梅兰芳等人为师学艺。另外，赵青还请教专攻敦煌艺术的著名学者常书鸿、常沙娜父女，学习莫高窟佛经壁画中的优美舞姿。工夫不负有心人，《宝莲灯》的演出终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艺术界称赵青主演的《宝莲灯》“是中国历代舞蹈史上第一部划时代的大型民族舞剧”。几十年来，该剧一直上演不衰，并且先后两次被拍摄成电影和电视片。从此，赵青终于攀上舞蹈表演艺术的高峰，登上“舞蹈皇后”的宝座。

　　在那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国歌剧舞剧院自然成了“重灾区”。赵青等一大批中国有成就的舞蹈家也被下放到塞北的张家口地区的一个农场里接受劳动改造。此时，周恩来总理没有忘记赵青等一批新中国自己培养的舞蹈家和文艺骨干。他多次托人带话给赵青，叮嘱她“不要丢掉了舞蹈艺术”。周恩来总理的关心和鼓舞，使身处逆境的赵青也没有忘记自己所从事的舞蹈艺术。在那环境十分恶劣，生活十分艰苦的日子里，赵青仍然每天还坚持练功。

　　1972年，赵青在周总理的关怀下，终于从农场返回北京。此时的赵青已36岁了。在许多人看来，舞蹈演员到了这个年龄早就该退役了，而赵青为了中国的舞蹈事业仍然每天用五六个小时的时间，跟一些年轻的体操运动员一起练习前手翻、侧身翻等一些高难度的动作，使她的舞蹈技巧不仅很快恢复到了过去的水平，还大大超过了她20多岁的水平，致使步入人生“不惑之年”的赵青，终于迎来了她人生的第二个艺术春天，从此“赵青”的名字，作为中国舞蹈艺术的代表人物被列入英国剑桥的《世界名人录》。

　　三

　　赵青女士一生不仅在事业上谱写了令人荡气回肠的成功之歌，在爱情、婚姻和家庭方面，赵青女士也同样为广大的观众及舞迷们奉献了一曲催人泪下的生死恋歌。

　　1951年，14岁的赵青独自一人告别父母来到了新中国的首都北京，进入我国演艺界的最高学府——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在这里，她认识了一位英俊潇洒的名叫刘德康的小伙子，这个小伙子又是团里业务尖子。那时如花似玉的赵青第一眼看到这位小伙子时，便为之怦然心动，内心深处暗暗惊喜道，这不就是自己的白马王子吗?从此，赵青便开始了她的初恋。

　　赵青想到来北京临行前父亲与她的约法三章时，她又有点犹豫了，父亲再三叮嘱她“为了事业，长大了不要结婚”。这话父亲赵丹对女儿不知说了多少遍。赵丹仍然还不放心，又深怕女儿不听话，于是还要女儿立下“长大不结婚”的字据，并由弟弟赵矛保存。这时，作为父亲的赵丹似乎才放心了，并且还告诉女儿说：“有了父亲的爱，什么都有了，还想什么别的爱？”此时的赵青，面对自己所倾慕的人时，再也顾不得自己给父亲立下的字据将会变成一纸空文时的后果了。

　　1956年，赵青和刘德康两人均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后，一起进入中央歌舞团。随着事业上的成功，他们两人的感情也正在逐渐加深。1959年8月15日，22岁的赵青终于瞒着父亲与24岁的刘德康在北京举行了婚礼之后，方才给父亲赵丹拍了一份电报，告诉女儿已经和刘德康举行了婚礼。

　　接到这份电报时，弟弟赵矛气哭了。他的哭倒不是因为姐姐不该结婚，而是说姐姐的终身大事无论如何也应该告诉自己一下。而父亲则怒气冲冲，当即收拾行李，赶往北京，对女儿苦口婆心，好说歹说了许多，女儿还是不听。此时的赵丹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之下，当晚把女儿留在自己住宿的旅社里，不准她和女婿见面。

　　父亲赵丹为何这样不尽人情，真的是要扼杀女儿的幸福，让她终身不嫁吗？其实并非如此，原来赵丹早已为爱女选择了一位如意郎君。早年，赵丹在主演《海魂》之时，就已经选择了摄制组中的一个英俊潇洒、才华出众的，名叫康泰的小伙子作为自己未来的乘龙快婿了。为了让女儿接受他，赵丹还独具匠心地在女儿房中贴了康泰的剧照。然而，赵丹哪里知道，自己的一片苦心付之东流。这次赵丹来北京，在劝说女儿不听之后，连女儿的家门都没有跨一步，一气之下，就返回了上海。

　　赵青与父亲之间的矛盾，不知道怎么传到了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耳中。为此，周恩来在万忙之中，亲自出面，化解了他们父女之间的矛盾。正是周恩来总理出面的调停，赵丹才进了女儿的家，接受了他的这个女婿。赵丹在临终前，深情地对女儿赵青倾吐心声时，特意对女儿说：“这个女婿找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