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复制链接]

“孔子后裔”几乎无孔子基因[转帖]  

　　在遗传学家眼中，不少人津津乐道的“孔子后裔”这个概念并不存在。日前，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基因工程室博士生导师严家新在《环球科学》上撰文指出，每个人的祖先数目都随世代增加而呈几何级数递增。上溯10代，应有约1000个祖先；上溯20代，应有约100万个祖先。理论上，第20代孙的每个人都有均等的机
会，从这100万个祖先各继承百万分之一的遗传物质。
　　就“孔子后裔”而言，孔子的第6代后裔只继承了1/64的“孔子基因”，其余63/64都来自外姓祖先。以此类推，孔子的第10代孙只继承了约千分之一，第20代孙只继承了约一百万分之一，到目前的第80代，就只继承了约1亿亿亿分之一的“孔子基因”——这个数字与0有多大区别？

　　对于严家新的观点，一些孔子后裔认为，“孔子后裔”的提法更在于文化内涵，从纯科学角度追溯毫无意义，谈论“孔子后裔”只是增加一重归属感。严家新则表示，他拿“孔子后裔”来说事，目的是提醒大家：整个社会应当淡化姓氏的概念，社会学界对“姓氏文化”的研究，应立足于文化传承，而不是荒诞的“血统论”暗示。
　（《新民晚报》3.7　李菁文）

沈振新原型！和张灵甫[转帖]

王必成：（1912-1989），男，汉族，1912年2月生，湖北省麻城县许家洼（即今河南省新县许洼）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高级系毕业，中将军衔。

　　1928年【1930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参加革命工作，1930年【1931年4月】转为中国****党员，

　　6岁丧父。1923年读私塾，1925年辍学。1926年参加农民运动。1927年参加农民义勇队，1928年在家乡参加少先队、赤卫队。

　　1929年【1930年4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红4方面军第1军第1师2大队大队部勤务员、传令兵，红4方面军第10师3团交通队通讯班长、队长。1931年冬起任红4方面军第10师3团3营8连副连长、连长。1932年春起任红4方面军第10师3团3营9连指导员，同年9月起任3营营长。参加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历次反“围剿”作战。同年10月随军西征入川。1933年7月起任红30军第88师263团1营政治委员。1934年11月起任红30军第89师265团副团长。率部参加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历次反“围攻”及进攻战役。1935年5月起任红30军89师267团团长。参加了长征。同年11月起改任红30军89师267团政治委员，奉命南下转战川康边。1936年春起任红30军89师副师长。1936年7月入红4方面军红军大学（陕北红军大学）学习，为1大队1中队学员。同年10月随红2、4方面军长征到达甘肃会宁会师，11月起为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三期三队学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1月起调任新四军第1支队2团参谋长。同年6月起任新四军第1支队2团团长。率部东进长江以北参加开辟苏中抗日根据地。1939年11月起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第2纵队司令员。1940年7月起任华中八路军新四军总指挥部（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2纵队司令员，率部参加黄桥战役，“叶王陶”美誉由此而始。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1师2旅旅长。1942年2月起为华中党校一队学员，8月起继任新四军第1师2旅旅长，11月起任苏中军区第2军分区司令员。1943年任新四军第6师第16旅旅长（政委江渭清）。1945年1月起任苏浙军区第1纵队司令员。率部参加巩固扩大苏中抗日根据地和挺进苏南的多次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任新四军新编第6师副师长，华中野战军第6纵队司令员，率部参加苏中七战七捷的作战。1947年1月至1949年2月任华东野战军第6纵队司令员。1949年2月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24军军长。

1949年9月至1951年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兼浙江军区副司令员。率部参加解放华东的多次重要战役战斗，参加了苏中、豫东、孟良崮、淮海、渡江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1月至1952年7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1952年7月至1953年4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军区司令员，曾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

张灵甫 （1903.8.20－1947.5.16） 汉族，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县（今西安市长安区）东大乡大东村人。国民革命军“王牌”“模范师”“抗日铁军”整编七十四师中将师长，阵亡于国共内战期间的孟良崮战役。

　　1903年8月20日，张灵甫出生在长安东大乡大东村的一户农家。家境不错的张父将张灵甫送入私塾，10岁的灵甫进入小学。后考入长安中学。在西安的时候，青年张灵甫为文庙的碑帖所吸引，每逢节假日都带上纸笔到文庙临摹碑帖，聚精会神经常忘记吃饭。他的字很快闻名全校，学校专门为他举办书法展，观者如云。此事被陕西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听说。于右任曾东渡日本留学，参加过同盟会，1922年，回西安出任靖国军总司令，讨贼军西北第一路总司令。他的书法誉满天下，于是很想看看张灵甫的本领。当时的张灵甫挥毫落笔，连写5个条幅。于右任惊讶之余大喜过望，连连道：“奇才，奇才，后生可畏！”

　　张灵甫爱好历史，喜欢一同谈古道今，指点江山。1923年毕业后，他回家乡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小学教师。后接受新思潮的影响，张灵甫不甘身处穷乡僻壤，千里迢迢来到北京，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张灵甫积极参与之余，深感学生的软弱无力。愤而投笔从戎，到河南开封参入胡景翼的国民二军军官训练团。1926年，热切投身革命的张灵甫参加了广州黄埔军校在郑州的秘密招生，并被录取。同年秋，张灵甫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入伍生总队，修步科。

　　1927年3月8日，军校第四期学生开学典礼上，张灵甫、胡琏、林彪、刘志丹、袁国平、李弥、文强、唐生明等日后中国大地上风云一时的人物们站在一起，聆听校长蒋介石的训话。以这一刻为起点，张灵甫开始了他二十年的戎马生涯。

　　将军是抗日英豪民族之魂，尤其是亲率敢死队智取古山的壮举，腿被日寇机枪打断，血洒疆场之悲壮；抗战之中，舍身忘死。身中7块弹片犹不下火线。在香港治疗腿伤期间，不听医生劝阻瘸着腿回到战场，试问将军如此英雄古今华夏大地谁人可比?! 将军在给家兄信中曾说：“此次抗战，为国家民族争生存，兵凶战危，生死未卜，家人当我已死，绝勿以我尚生，予果死，堂上双亲，请兄奉养，膝下诸子，望兄抚教。予妻守嫁，听其自然。”

　　将军是北大才子，一手好字，对军事战略有着精湛的学养。曾根据自己的作战经验，写了《遭遇战研究》《山地战研究》《日军作战心理分析》《在劣势装备下如何实施河川战》《我带兵的经验》等文章。

　　将军私人品行良好,严于律己，常常用津贴解决同事家中的困难，改善部队伙食。爱家乡，尊敬父老。每次回家都是三十里下马，不穿戎装，向乡亲们问寒问暖问收成。方圆几十里的父老都将自己的儿子送到他的部队参军。将军身高一米八六，英俊潇洒，相貌堂堂，如此英豪怎不令人赞叹。

整个抗战期间，张灵甫在王耀武的麾下对日寇南征北战，经历硬仗、恶仗无数，书下了自己人生中最为风光的一页。1937年，五十一师开赴上海，参加著名的“八一三”淞沪保卫战。张灵甫来到一五三旅三O五团走马上任，并在上海保卫战中，以勇猛果断，指挥有方赢得全团官兵的爱戴。嘉定作战的时候，面对武器装备远远优于国军的日寇蜂拥冲锋，杀红眼的张灵甫甩掉上身军服，抱着机枪跳出战壕，身先士卒带领100多名敢死队员迎头痛击，杀得日寇丢盔卸甲，抱头鼠窜。后他率领该团又连续打退敌人七次冲锋，打死打伤日寇800多人。

　　.

　　1937年12月5日，张灵甫率305团在淳化镇附近构建新阵地，狙击日军掩护王耀武51师退入南京，双方展开肉搏战，张灵甫的左臂中弹负伤不下火线，团长负伤不退裹伤犹战，榜样在前，官兵们无不感奋力拼，在张灵甫的带头冲杀下，305团终于在夜战中拼死夺回了河定桥阵地，以团长负伤、连长伤亡五人、排长以下伤亡六百余人的代价，把日军堵在南京东南郊的大门之外！此后张灵甫转战上坊镇和华严寺，将近五天的奔波激战，全团十二名连长五人伤亡，官兵折损已近千人。张灵甫因伤势严重，渡江后不久暂别部队回到西安养伤。

　　1938年4月，51师在黄陂接受军委会校阅，获得军委会校阅官的优良考评，张灵甫305团的成绩在阅后评定中，名列全师第一。

　　1938年5月28日张灵甫率305团参加兰封会战之三义寨攻坚战，伤亡百余人。

　　1938年万家岭大战，已是51师153旅少将旅长的张灵甫奉王耀武之命，对驻守江西德安张古山的日寇进行反击。讨论作战方案的时候，众人认为张古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灵甫拍案而起，道：“各位都看过《三国演义》，魏国大将邓艾为攻取成都，出蜀将之不意，带精兵暗渡阴平，飞越摩天岭，一举攻克了江油、涪城和成都。我们也可仿此战例，大军从正面进攻的同时，再挑选一批精兵强将，从人迹罕至的张古山背面进行偷袭，以收两面夹攻之效。”于是，张灵甫亲率一支突击队效法邓艾轻装出发，攀木挂树，穿过艰险的深山峡谷，老林恶水，配合正面部队进攻，飞夺张古山。而后日寇不甘失败，出动飞机与重炮狂轰滥炸，几乎将张古山移为平地。张灵甫率部浴血死战，与日寇鏖战五天五夜，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反复拉锯。亲临死线指挥的他身中7块弹片，鲜血直流也没有退下火线。张古山的攻取封死了日军106师团的最后退路,该师团最终全军覆没.这也是八年抗战中唯一一次全歼日军一个师团的战例。

　　得知德安大捷之后，田汉受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的委派，采访张灵甫等人，刊登《中央日报》，并编写的话剧《德安大捷》，张灵甫以真名真姓在剧中出现，从此名震天下。德安战役之后，张灵甫荣获四等云麾勋章、三等宝鼎勋章。1939年3月，张灵甫率部参加南昌会战，在一次战斗中，右腿被日军机枪的两颗子弹扫中，受了重伤。军医检查后说：“腿要锯掉!”张灵甫对随从副官说：“如果我昏迷了，你要阻止医生锯腿!”说完，他给了副官一把手枪，厉声说：“谁锯我的腿，你就枪毙谁!”结果右腿一直未治愈。由于腿伤迟迟不愈，蒋介石派飞机将他送往香港，请英国著名外科专家克雷斯特尔为他诊治。手术后不久，张灵甫在报上看到有战时军人不宜出国养病的新规定，不顾英国医生再治疗一月可以痊愈的劝阻，说军命不可违，军人死不足惜，何惜一足，伤未愈提前归队，灵甫从此留下残疾，走起路一跛一拐，人送外号“跛腿将军”。

　　1940年冬,张灵甫出任74军58师副师长。

　　1941年3月15日，张灵甫代理58师师长（58师师长廖龄奇当时去湖南岳麓山参加军官训练团学习，不在任上）指挥58师参加上高会战，作为上高会战的首功部队74军的核心部队58师与余程万的57师一起与日军血战11日，在其他部队到达后，率58师首先反击，重创日军34师团，33师团，74军伤亡万余人。

　　1941年9月26日，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调集南京大屠杀的元凶第六师团，精锐的第三师团，以及第40师团围攻74军，在永安58师孤军作战，与日军精锐的第三师团主力和第六师团一部混战，第3师团在作战期间损失严重，仅步兵第18联队就死了八个中队长，花谷旅团伤亡人数据日方的报告达八百余人，11军军长阿南惟畿在永安之战后认为该师团损失甚大，以致不忍使该师团再向株洲追击一事来看，日方战史所报的该师团实际损失人数很可能大为缩水。58师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参战官兵为官兵约一万一千九百人，伤亡超过百分之四十，其中阵亡将近百分之十。

　　1941年10月24日张灵甫接任58师师长。

　　1942年6月，张灵甫率58师在衢州外围与日军血战3日，击毙敌86联队第3大队队长长岛田仁次郎，74军伤亡4000余人。

　　1943年6月6日，74军58师与51师携手打击日军独立混成第17旅和第3师团，两师协同夹击敌独立混成第17旅团，使得该旅团成为日军在这次会战中损失最大的一支部队，其独立步兵第87大队大队长浅沼吉太郎和第88大队大队长小野寺实也在这两天的战斗中殒命。6月13日，张灵甫率58师主力收复公安。

　　1943年11月常德会战，日军精锐南京大屠杀元凶13师团主力5个联队猛攻慈利，慈利地区正面主阵只有张灵甫58师孤军作战，日军另一精锐师团第三师团全部和13师团剩余部队一起与74军另一师51师，100军激战在慈利附近地区，74军，100军顶住日军两个精锐甲种常设师团5昼夜的进攻，其中13师团慈利战后伤亡近一半，张灵甫转守为攻，向13师团残部发起猛攻，率58师收复黄石，九溪。58师略事整顿，于12月8日复向停留在漆家河畔的第13师团发起进攻，与51师一起夹击漆家河东北之敌，第13师团的最后防线终于被突破，敌师团长赤鹿理也在督战时负了伤。至此，张灵甫作为主力与51师携手歼灭日军南京大屠杀元凶13师团大部。（这里歼灭包括击毙，击伤，俘虏）

　　张灵甫在常德战役外围作战表现突出，获颁云麾勋章一枚，他是因常德战役有幸授勋的少数将领之一，被蒋介石誉为“模范军人”。

　　1944年长沙会战，张灵甫指挥58师在益阳、宁乡诸战中，毙敌七百三十六人，伤敌一千六百九十七人，自身伤亡一千六百余人，58师伤亡较大，长沙失守后，58师是极少数受军委会表彰的部队之一。此后张灵甫一直在湘乡至邵阳一线继续与敌40师团鏖战，战至10日，张灵甫会同前来增援的第19师一起克复永丰，之后暂留守永丰抓紧进行战地整补，58师经过连日激战，伤亡日渐加重，超过四分之一，军委会要74军解围衡阳，7月23日，张灵甫率58师向金兰寺方向出击，与116师团激战两人，与敌援军激战2日，于27日立即派部猛攻金兰寺，在张灵甫与唐伯寅（19师）的合力奋战下，金兰寺终告克复。29日，张灵甫到达衡阳附近，鸡窝山，张灵甫师负责进攻鸡窝山日军，与日军116一直在鸡窝山附近战斗，由于张灵甫师此前一直在前线与日军血战，攻至衡阳附近时全师伤亡近四成，战斗力大大下降，至8月8日张灵甫收复鸡窝山，通向衡阳大门敞开，同日，日军攻克衡阳，方先觉投降，直至8月10日，58师仍在鸡窝山以东的1066高地与敌激战。第58师是该次会战中个别表现优异的部队，军事委员对他在会战诸战役中的卓著战功给予了高度肯定，1944年8月，张灵甫因功授勋，膺荣宝鼎勋章，不久之后再获颁忠勤勋章，随军的美军观察顾问也对他的表现欣赏，张灵甫还获得了美国金棕自由勋章。

把银幕挂到五指山上[转帖]

　　我是海南省万宁市人。1959年我17岁，在龙滚华侨中学刚上初中，由于家中兄弟众多，生计艰难，不得不辍学在家。那年9月，经亲友引荐，辗转来到琼中县政府所在地营根镇，先是在县剧团里帮忙，后由县文教局办理录用手续，推荐到电影站做勤杂，有时也学着倒倒影片，练习练习放映。
　　对我这样一个穷孩子来说，进了电影站真像是一下交了好运，此后好事真是接连不断：
　　到电影站工作头一个月，我就领到22元工资，这是我生平的第一次劳动所得。我拿到工资后数了又数，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那时物价低廉，记得在县委食堂吃饭，小灶每月12元，中灶9.5元，大灶只需6.5元。对我来说，吃大灶就蛮不错了；日用杂费每月只需二三元钱。这样一年下来，我还有节余，每年春节都能拿出20元寄给父母过年。
　　1960年初春，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来到琼中，拍摄反映琼海妇女在党领导下谋生存求解放的彩色故事片《红色娘子军》。县电影站和武装部民兵科的负责人等参与了现场拍摄，我和其他同志也都参加了拍摄的勤杂工作。那一阵子，每天都起早贪黑，辛苦异常，但我心里非常快活。你想呀，要不是制片厂来拍电影，像我们这种边远山区的人，谁能亲眼见到王心刚、祝希娟、陈强这些全国有名的电影演员呢？
　　那时，我们电影站站长陈颖拔是位平易近人的基层干部。他见我对电影放映工作十分上心。凑巧当时有个培训的机会，便于第二年年初派我和另外两个青年赴海南电影干部学校学习电影业务，当年10月毕业。因为电影学校是面向全地区的，毕业时，学员可以申请到其他地方甚至沿海汉区工作；而琼中县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山区，不仅工作环境比较落后，生活条件比较困难，而且在各方面都相对比较落后。但我想到自己是琼中县电影站选荐来学习的，那里正急切等我回去工作，于是毅然决定仍回琼中工作。

1978年:中国高层出国考察热 [转帖]

1978年，刚打倒“四人帮”的中国人意气风发，对外引资的规模也嗖嗖地涨起来。

从1977年秋国家计委提出 “8年引进65亿美元”，跳到“8年引资180-200亿美元”的新计划，只用了半年。手头储备的项目不足，国家计委就给中央打了个报告，“让干部出去看看，落实引进规划”，这就重启了出国考察之门。

当年对外部世界的热度，从中国社科院办的一份刊物——《经济研究参考资料》上，也能窥见一斑。这份刊物从1979年创刊到当年年底，已出了200期，其中刊登了出国考察报告的就有101期。

回看1978年间的报告，那时的出国考察可谓“货真价实”，绝非游山玩水，更没有探亲等私事。

中国农业代表团在美国待了40天，就参观了102个单位，包括农庄、养猪场、渔港、农业大专院校、研究所等，皆有名有姓，有见闻有观感。以这种一天赶3个场子的频率算来，他们是无暇参观“赌城”拉斯维加斯了。

被派到西欧的农业专家就更敬业了，虽然他们不理解欧洲人为什么要养瘦肉猪，却暗地里抓了把饲料，打听着养瘦肉猪的技术，甚至还数出荷兰生猪比中国生猪多了两条肋骨，作为技术指标。

各路“侦察兵”中，最核心的，是由中央直接派出的“正规军”。

1978年春天，中央派出的4路人马相继出发。

以林乎加为团长的中国赴日经济代表团，考察战后日本的经验；以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乔石为副团长的中共中央代表团走访南斯拉夫；以段云为组长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团，对香港、澳门进行实地调研；副总理谷牧则带着经济团访问了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德国等西欧五国。

在1978年出国潮中，最重要的一次出访，当属西欧五国之行。这是新中国首次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派出国家级代表团，这也是直接推动了改革开放的一次访问。

代表团成员除了分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谷牧外，还有七八位部级干部和20余名长期从事经济工作的中央和地方领导。

从1978年5月2日到6月6日，代表团先后访问了5国的25个城市，参观了80多个工厂、矿山、港口、农场、大学和科研单位。行程之紧，可谓“坐着飞机看花”。

访问的第一站是法国。与法国总理雷蒙·巴尔会谈时，谷牧团长按照国内准备的稿子，讲了政治外交，但没谈经济。单从表情看，就知道人家兴趣不大。后来，巴尔总理干脆直说：“政治问题我不谈，我就谈经济，政治问题我们总统跟你谈。 ”

在和法国总统德斯坦会谈时，总统又说，政治问题我们中间没什么好说的，还是谈谈经济吧。法国驻华大使则当着他们总统的面对谷牧说，听说你们要搞120个大项目，我们法国很愿意对中国有所贡献，给我们10个行不行？

为中国做贡献，可信吗？让考察团惊讶的是，他们还没回来，法国巴黎银行董事长已经先一步到京了，一来就提出了25亿美元的贷款计划。

德国人对于“贡献”更是急切。北威州州长屈恩在欢迎宴会上说，“贷款50亿美元，现在就签，贷款200亿，宴会后谈判一小时签字。 ”

德国人知道中国对主权非常敏感，就出主意说，为了在不影响你们主权的情况下用我的资金，你们可以在欧洲开个银行，我们把钱存在你们的银行里，这是正常的信贷关系，不影响主权。

听说中日已经签订了长期贸易协定，西欧五国就更急了，争相借钱给中国。因为想和中国拉上关系的企业太多，代表团坐汽车已经参观不过来了，只好搭上军用直升机，一上午就走访三个厂子。

1978年6月30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西欧五国行的考察汇报。这场汇报从下午3时半开始一直开到晚上11时15分，将近8个小时。

谷牧向中央领导讲了让他印象深刻的一件小事：在丹麦，农场主不能把农场随便转给儿子经营，儿子要想继承父业，必须从农业技术学校毕业，取得国家证书，并且在其他农场实习两年才行。

这使大家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好的制度，值得借鉴。

中央领导兴趣盎然，热烈地发表了意见。

叶剑英说，“出国考察，就是照镜子，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

李先念说：“要利用西欧这个力量，把先进的东西搞过来。 ”

这次汇报后，邓小平又专门找谷牧去谈话。邓小平指示：引进这件事要做，重要的是争取时间。需要借点钱，出点利息，这不要紧，早投产一年半载，就都赚回来了，但质量要选好，要先进的。

1978年的官员出国考察，比一百年前的清末“五大臣出洋”，来得规模大得多，给中国带来的直接影响，也更迅猛广泛。这一次，中国的门一旦打开，就关不上了。 （摘自《退休生活》第2期作者文晔）

章诒和：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 [转帖]

原载《南方周末》

2008年春夏之交，谢泳从厦门出差到北京，我约了几个朋友一起吃早茶。边吃边聊，你一言我一语，无主题地东拉西扯。坐在身边的谢泳低声对我说：“最近，我看到一份关于聂绀弩的档案材料，很吃惊。”

我问：“吃惊什么？”

他说：“聂绀弩的告密者，主要是像黄苗子这样的一些朋友。”

我瞠目结舌，半天回不过神来。事情太突然，太意外，太恐怖！

谢泳说：“告密材料一直汇报上去，罗瑞卿批示：‘这个姓聂的王八蛋！在适当时候给他一点厉害尝尝。’”

难以置信！我的脑子全乱了。

一年后，我在2009年2月刊纪实版《中国作家》杂志上，看到了谢泳所说的《聂绀弩刑事档案》(简称“聂档”)，全文十余万字。作者寓真，系山西省资深政法工作者。他用事实说话，以解密了的档案材料为凭，系统又完整地揭示出聂绀弩冤案的****。

“去马来船相上下，长波大浪与纵横”（聂诗），我一口气读完，大恸，大悲。泪如大河，决堤而下。

文中之人，我大多认识，甚至很熟悉。但一部“聂档”使他们的面孔变得模糊不清，甚至陌生起来。事实就摆在那里，一切都是无法回避，也无可辩驳：长期监视、告发聂绀弩的不是外人，而是他的好友至交。我必须认同作者的结论——聂绀弩入狱不是红卫兵扭送的，也非机关造反派捣鬼，而是他的一些朋友一笔一划把他“写”进去的。

诗人邵燕祥看了“聂档”，内心非常沉重。他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说：“今天的年轻人，看国外警匪片、国内电视剧，处处有线人、卧底、‘无间道’，谍影重重，英雄孤胆，看得紧张过瘾，甚至心向往之。他们想必是想象自己处于‘正方’，才能这般心安理得。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父兄一不是杀人放火的黑道，二不是走私贩毒的帮伙，却在很长时段里，曾经生活在被监控、被告密的恐惧之中……”（《牢头狱霸的前世今生》，载《南方都市报》2009.3.5）

聂绀弩戴上右派帽子以后，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于1960年冬季返回北京。告密行为是从1962年开始的。也就是说，聂绀弩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通过身边的人及时汇报上去，并进入专政机关的档案的。长年累月的告发检举，聂的问题性质日趋严重。

依据事实，寓真把检举人分为两类。一类是戴浩（湖北人，电影家）、向思赓（湖北人，曾参加左联，1949年后为中学教师）、吴祖光（戏剧家）、陈迩冬（作家、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钟敬文（教授，民俗学家），他们与聂绀弩有着密切往来，到了“文革”时期，在人身自由被限制的情况下，被迫写有交代检举材料。另一类是几年来（1962—1967）一直“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包括王次青（先后在出版总署和版本图书馆工作）、黄苗子等。

1962年9月12日递交的第一份密告材料开头是这样的：“我昨天去找了聂，与他‘畅谈’了一阵……一个晚上我得到了一点东西，破去不少钞，总算起来在20元以上了。兹将他的谈话，尽最大真实地记录下来。”这第一段话里，单是“畅谈”、“破钞”以及“尽最大真实地记录”几个词组，其主动性就不言而喻了。一共写了10页。这里截取聂绀弩谈论反右的片段：“你要杀人，你就杀吧，但是杀了以后怎么办？章伯钧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只要对国家、对大局有好处，你们要借我的头，我也很愿意。’要借我（指聂）的头，我也愿意，可是我话还是要说的。（着重，声激愤）现在搞成什么样子，他们要负责，全国都要负责，只有我们不负责，只有我们（手指连敲桌子）！”不得不佩服人家的记性和手笔，写得形神兼备。

由于坐探当得出色，到了1964年，聂绀弩的反动言行和写作，就被频频搜集起来，摘编成专政机关的简报送到了高层。告密者行文如操刀，字字见血，刀刀入肉。于是，就有了那个“王八蛋”的批示。罗瑞卿还批示道：“聂对我党的诬蔑攻击，请就现有的材料整理一份系统的东西研究一次，如够整他的条件……设法整他一下。”

到了1966年春的“文革”前夕，聂绀弩的“反动”言论已有上百页之多。内容有关于写作的，有关于文化的，更多的是对时局的议论。2月18日的材料汇报聂的言论如下：“现在农夫也不好当。从前的农夫向地主纳了地租之外，那块地怎么种，他有完全的权利。现在的农夫一点权利都没有……这样的制度是无法搞生产的。”“现在主要问题是人的权利问题，自由问题……”

像聂绀弩这样的在野文人、失意墨客、当代清流，即使发配北大荒，也不可能“出世”。他们打探的是朝廷，挂念的是天下，感兴趣的是政事。聂绀弩只要与同类聚会，三杯酒下肚，那议论与牢骚就一起冒出来了。他思想敏感，独具慧眼，在惊人之语中，有深刻，有调侃，也有偏颇。这是中国文人需要的心理安慰，也是十分渴望的精神释放。

都是几十年的朋友，都是头戴右派帽子，都是有才气的文化人，谁防备谁？

时局尽管紧张，无奈聂绀弩是“潭深千尺歌尤好，酒满三巡肉更香”（聂诗）。好友加好酒，他说话就越来劲，话的分量也就越重。

1965年8月4日，几个人在聂家一起吃晚饭。饭后，聂绀弩谈兴来了，大放“厥词”。他说：“有许多事情，我们会觉得奇怪，你想：一个普通人，总不能不看报纸吧，天天看报纸都看到自己怎样伟大，怎样英明，你受得了受不了？从个人来讲，不管怎么伟大英明，也总有不伟大不英明之处。从党和组织来说，不管怎样正确也总有不正确之处。都好了，都对了，都正确了，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完了。这是不可能的，是不辩证的。”

我看得出来，寓真公布的档案材料是经过严格挑选、细心铺排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那些异常激烈的言论，其实并未刊出。聂绀弩和我父亲（编者注：章伯钧）一样，在私人聚会的场合，会直呼其名，会拍桌子瞪眼睛地大骂，还会讲脏话。出语刻毒和文风犀利是等量的，都是思想光芒的投射！这才是聂绀弩。

聂绀弩怎么会和这样一些人往来？理由太简单了：因为他只能和这样一些人往来，就像反右之后我的父母只能和罗隆基等人往来一样。

1961年，聂绀弩刚从北大荒回京。为自己的工作安排，特意拜访老朋友、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邵荃麟。邵接待了他：斟了一杯酒，送了两包烟。随后说：“老聂，你不要再找我了，你的事我做不了主啊。”后来，聂绀弩写下这样的诗句：

空屋置我一杯酒，也无肴核也无糖。

其时三年大灾害，谁家有酒备客尝。

举杯一饮无余沥，泪落杯中泪也香。

临行两包中华牌：

老聂老聂莫再来，我事非尽我安排。

独携大赧出君门，知我何世我何人！

知我何世我何人——读着这样沉痛的诗句，我能想象出聂绀弩的狼狈与赧然，能体味到他内心的屈辱和愤然。现实的处境及困顿，他只得与同类为伍了。

因为都以现行反革命罪入狱判刑，我与聂绀弩是难友。1978年我出狱后，在聂家有一次痛饮和畅谈。我与他互相交换“案情”。

他问：“小愚，你是因为什么进去的？”

我说：“两条，一是反动言论，二是写反动日记。”

聂大笑。说：“好哇，小愚和我犯一样的罪。我是说反动话，写反动诗词。”

我说：“我的反动话，主要是攻击江青。”

聂大悦。叫道：“李大姐（编者注：章诒和之母李健生），小愚和我恶毒攻击的是一个人！来，为了这个，我们要单独喝一杯。”

我告诉聂绀弩：当时专政机关认为，章诒和光有别人检举的反动言论还不够，要把她钉死在罪行上，还必须有文字。于是，指使剧团造反派出面抄走了我的所有日记、札记、手稿，共17大本。他们终于找到所需的证据。白纸黑字，跑不掉了。聂绀弩也如此！

“王次青写的检举材料，主要是关于聂的言论”，还需要白纸黑字的东西。这东西，就是诗了。诗是要人欣赏的，特别需要有鉴赏能力的人欣赏。所以，聂每有新诗，都要出示于人或寄赠好友。

黄苗子既是识者，又是好友。“聂绀弩赠诗较多的是给黄苗子，但送给黄的诗篇，不知为何都进入了司法机关。”

可惜，公安机关的人不懂诗，于是上面又指示：“这些诗要找一些有文学修养的人好好解释解释，弄明白真实的意思。若干典故也要查一查。”

诗无达诂，古体诗含蓄、工整、优雅，内涵无穷的寓意。你可以从正面理解，他可以从反面来分析。大量的聂诗，找谁来破译？公安机关负责人还是聪明，说：叫诗的提供者来当诠释者。黄苗子也没有辜负他们，把每首诗里的“反意”都抠了出来。书中，寓真列出许多首诗。这里，仅举三例。

冰道

冰道银河是又非，魂存瀑死梦依稀。

一痕界破千山雪，匹练能裁几件衣。

屋建瓴高天并泻，橇因地险虎真飞。

此间多少降龙木，月下奔腾何处归。

这首诗作于北大荒。前面六句是描写利用冰道运送木材。问题是最后两句，大意是：当年为了保卫大宋江山，杨家将费了许多劲，去找降龙木，降龙木这种宝贝在北大荒这里却有的是。意指在那里劳动的“右派”都是天下奇才。但是，在这月色茫茫的夜里，一任它在冰道上滑走，它们将滑到哪里去呢？

吊若海

铁骨钢筋四十年，玉山惊倒响訇然。

半生两袖多奇舞，一死双冠够本钱。

不信肠癌能损尔，已无狱吏敢瞒天。

只身携得双儿女，新妇飘零何处边？

若海是指黄若海，青年艺术剧院的演员，1957年的“右派”兼反革命，在劳改中患肠癌，于1960年死去。诗意是：40年来你的身体像铁骨钢筋一样结实，可是忽然就死去了。你这半生是个演员，剧演得好（多奇舞），死的时候又戴着“右派”和“反革命”两顶帽子，真是够本钱了！我不相信单是肠癌就能要了你的命，是那些“狱吏”平日不早向上面报告，不替你医治，才使你丧了命！直到你死了，他们再不敢隐瞒上面了。可怜的是你那孤孤零零的妻子带着一双儿女，他们在这茫茫人海中飘零到哪里去呢？

轱辘体之一

紫伞红旗十万家，香山山势自欹斜。

酒人未至秋先醉，山雨欲来风四哗。

岂有新诗悲落木，怕揩老泪辨非花。

何因定要良辰美，苦把霜林冻作霞。

1962年秋，聂绀弩与麦朝枢（“民革”成员，戴过“右派”帽子，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等游香山，麦以诗寄聂，中有“紫伞红旗十万家”之句，聂取之作轱辘体五首，这是其中一首。这首诗似有所指，有可能是影射国际或国内形势，主要意思包含在后面六句。大意是：在这深秋的时刻，秋风飒飒，山雨欲来的前夕，面对这落叶萧瑟的景色，伤感得写不出诗来，也怕拭清我这昏花老眼去辨认那些是非。秋天就是萧瑟的秋天，可是有些人偏要把它说成是美丽的，矫揉造作地把木叶冻作彩霞来装点这萧条世界。

有了言论，有了文字，罪证齐备，抓捕聂绀弩的日子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他是有预感的，钟敬文也劝他焚诗，聂绀弩有些慌张，开始烧诗，还跟别人（如黄永玉）打招呼：“你就骂我好了。骂我什么也没关系……说顶讨厌聂某人也可以，但你不必提到我做诗呀！”然而，一切都晚了。“四顾茫茫余一我，不知南北与西东”（聂诗），处于绝境的诗人，感到深深的孤独。

用文化人监视、告发文化人，决不是我们这里才有的，也非今天才有。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不少审查官就是19世纪俄国作家。在德国，著名的海德格尔就对老师胡塞尔实施“无形”迫害。我们国家自先秦以来就有了告密制度，最有名的则是朱元璋的锦衣卫。

极权制度是制造告密者的根源，统治者希望每一个人都是告密者，而每一个人又都可能被告发。这样，朝廷才便于监视和控制，政权才能有效打击异端，及时翦除异己，以巩固统治。

“文革”期间的告密行为是在“革命”“正义”的旗帜下进行的，只要能够保卫红色江山，无论怎样告密，采取何种方法，哪怕是告发父母，哪怕是暗中窃听，都是好样的，也都是“合法”的。所以，告密者毫无负罪感。有关部门所网罗的告密者，大多是有特长、有才气、有成就，也有些名气的人。因为只有他们，才有可能接触到政坛人物、思想精英和文化大家。一旦你被盯上了，那么政治厄运就悄然逼近，自己还浑然不知。

这里，我还要说一句，黄苗子永远不知道，就在他监视密告聂绀弩的同时，也有一个文化人在监视密告他。

的确，聂绀弩平反后，依旧和告密者往来、吃饭、聊天、唱和。难道他不知道是谁出卖了自己吗？不知道黄某人曾给自己注诗吗？我知道他知道，他完全知道。

1982年10月25日聂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这样写道：“我实感作诗就是犯案，注诗就是破案或揭发什么的。”

我是过来人，对此深有体会。比如预审员问：“你说过周恩来喜欢孙维世吗？”一听，立马知道这句话，我是在什么场合、什么时间讲的，又是谁检举的。聂绀弩当然清楚谁是告密者。那为什么他毫不“计较”呢？

作者寓真有十分中肯的分析：一个原因是戴浩、向思赓、吴祖光、陈迩冬、钟敬文等人的检举是在“文革”中聂绀弩遭关押后，被迫写出的。另一方面是由于聂绀弩的超凡绝俗，大度豁达。但是，我认为他的淡然处之，是因其内心有着更深的痛与苦，不可对人言的痛与苦。事情不是那么简单。聂绀弩出狱后，常常突然不讲话，一连数日向壁而卧。有一次，聂的夫人周颖来找我的母亲，说：“你快去看看老聂吧，我实在拿他没有办法了。”

母亲带着我去了。聂绀弩翻身起床，并打发周颖去买熟食。周离开房间，一直沉默的他劈脸问道：“海燕（聂之女）的自杀，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

母亲沉默。

“你知道海燕的遗言吧？”聂绀弩问。

“知道。”母亲答。

“她在纸上写的那句话，我会琢磨一辈子，除非我咽气。”

母亲劝道：“老聂，你不要这样，事情过去了。”

“李大姐，你怎么也说这个话！事情能过去吗？”他用手不停地戳着心脏部位，自语：“永远过不去。永远过不去！”

母亲不做声。

“你不说，我来说！她的遗言就是她的死因，李大姐……你说海燕发现了什么……”母亲听不下去，伸出一只手掌，断喝道：“老聂，不要讲了，我不许你讲。”

所有的人都哭了。有的事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惨苦，而聂绀弩每日每夜地面对这个惨苦。你说，他还有心思去“计较”别人吗？聂绀弩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很苦。

“圣朝愁者都为罪，天下罪人竟敢愁”（聂诗），他在世，坚不可摧，他死后，精魂不散。

聂绀弩去世后，出卖他的人写怀念文章，那里面没有一点歉意。

人在阴影中呆久了，便成了阴影的一部分。有些东西靠生命和时间，是无法带走和冲洗干净的。即使抹去了，想必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以另一种形式与我们不期而遇。

2009年3月泪书于北京守愚斋（南方周末）

从“呼吸税”想到袁水拍[转帖]

张耀杰摘编网络信息

近日中科院院士蒋有绪在“中国森林城市论坛”上呼吁，政府可以考虑对企业甚至排放二氧化碳的市民征收生态税，“让市民每个月买20块钱的生态基金”。网民们对一心想为党分忧的蒋院士口诛笔伐，妙文迭出。民国时期四川督军杨森为筹钱而征“粪税”，川人奉上“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一联讽刺之，这一“前朝旧曲”被网民新翻为“自古未闻呼吸有税，如今只剩放屁无捐”。由此却想到了《马凡陀山歌》中的那首“万税”及其作者袁水拍。

袁水拍一生用两副笔墨写诗，他以“马凡陀”（谐音苏州话“麻烦多”）写诗歌讽刺时政，用语浅白，琅琅上口，成了国共对峙时期学生运动中常使用的口号，当时一些学生运动领袖在回忆录里对此津津乐道。比如“万税”一诗讽刺国民政府税多，前头几句是“这也税，那也税；东也税，西也税，样样东西都有税；民国万税，万万税！”“咏国民党纸币”一诗讽刺国民党滥发金元券导致通货急剧膨胀：“走进茅房去拉屎，忽然忘记带草纸。袋里掏出百元钞，擦擦屁股满合适”，均因贴切辛辣而脍炙人口。

但这样一位横枪跃马的文坛战士，这位“高产而又高质”、被诗坛目为“奇伟”的诗人，其遭遇与许多同代文化人一样：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们用笔“哀民生之多艰”，为当时宣称要“解民于倒悬”的中国****冲锋陷阵；但在1949年之后只有一条路好走，那就是为意识形态服务，他们的笔只剩下一个作用：颂圣。

从此，“马凡陀”消失了，只剩下“袁水拍”知名于当世。而《马凡陀山歌》也因为其内容有不少让读者产生联想，比如那首“主人要辞职”云：“我亲爱的公仆大人! 蒙你赐我主人翁的名称。我感到极大的惶恐，同时也觉得你在寻开心。明明你是高高在上的大人，明明我是低低在下的百姓。 你发命令，我来拼命，倒说你是公仆，我是主人？……”

知道袁水拍与马凡陀为同一人，是通过袁的一篇拍马“杰作”。1976年1月《诗刊》发表了毛XX诗词“念奴娇·鸟儿问答”。……词中那句“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因其不雅与权势者的纵意引起不少人腹诽。但袁水拍居然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署名文章，大意是称颂毛XX以屁入诗，虽不能说后无来者，但却堪称前无古人。试看李白、杜甫等大诗人有哪个敢以“屁”字入诗？更何况，这个“不须放屁”不仅没有影响全首词的文采，反因其用得巧妙而平添气势。一个“以屁入诗”，竟然被袁水拍阐释成了妙笔生花的傲视百代之作，一位忘年交私下感叹说从袁身上已看不出半点当年“马凡陀”的影子，并“称赞”袁水拍名字当中那个“拍”字名至实归。

作家荒芜曾写“生挽袁水拍”诗一首以示讽刺：“胡笳拍尽半含羞，一唱山歌两泪流，今日苜阳宫畔路，御沟红叶总生愁。”第一句含袁之行状：袁水拍先后给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上书36封，是蔡文姬“胡笳十八拍”的两倍，故时人讥称“袁三十六拍”。第二句中的“山歌”指《马凡陀山歌》，感叹袁之自甘堕落；苜阳宫是秦始皇历嫪毐之乱后，软禁其母庄襄太后之地，此处借指端王府“江（青）办”，袁曾不惮劳苦骑单车来此“上书”多达七、八次。

花费笔墨谈《马凡陀山歌》的作者，并非只是为了“听唱新翻杨柳枝”，而是因为从蒋有绪到袁水拍等人的人格，皆可归因于极权政治对人性的改造与驯化。当年毛的统治既然能将袁那“麻烦多”的批判精神消解殆尽，并将其驯化为高明的拍马者，今天再驯化几个蒋有绪、王兆山与余秋雨也非难事。
（原作者为清涟何）
 

 我的团长：缅甸1942 [转帖]

黄昏时分，刘放吾和他的113团赶到了滨河北岸。

虽然日暮西垂，中缅甸的山地还是热得喘不过气，刘放吾命令已经疲惫不堪的士兵们就地布防休整，他知道留给弟兄们休息的时间并不多。

在滨河对岸，便是仁安羌大油田，油田上空浓烟滚滚，一座座井架坍塌在地上。那里蜷缩着仍在抵抗的英军第一师7000官兵。在第一师的四周，是凶悍的日军33师团。

几个小时候后，中国远征军113团将向10倍于己的日寇发动攻击，去解救同样10倍于已的盟军将士，刘放吾不知道自己还有800同袍这一次能不能活着走出战场。

这一仗将名垂青史。

这一天是公元1942年，4月17日。

敦刻尔克梦魇

2008年10月9日这一天，一群来自中国的小伙子走在缅甸西部马圭省的仁安羌油田上，有说有笑，他们是渤海钻探第六钻井公司40511钻井队的队员，他们要在这里钻出一口2378米深的油井。仁安羌，缅语“油河”，产油历史超过700年，今天缅甸最大的油田之一，出产的石油销往世界各地。太阳很毒，气温上升到摄氏43度，小伙子们很快就被晒得不说话了。“后面的工作会很苦吧？”每个人都在心里这样想。

一轮轰炸之后，英缅军第一步兵师师长斯高特靠在一根坍塌的井架上，通过无线电话告诉军团长斯利姆将军：他的军队已经支撑不了多久了。饥渴、酷热、轰炸、日军一轮又一轮凶猛的冲锋，他的战士已经濒于崩溃，如果救援再不到，他只能选择向日军缴械。

电话那头，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愁眉紧锁。3年前冒着英吉利海峡冰冷的海风，这位将军曾指挥过著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让33.8万英法战士逃出纳粹坦克的围歼。但这一次，亚历山大将军不知道如何能让他的7000将士逃出燥热的曼德勒平原。

1942年1月，在日军空袭珍珠港一个月后，日本陆军4个师团如一股钢铁洪流涌进缅甸——不列颠帝国在印支半岛上最后一块殖民地。骄傲的英国人在毫无情报准备和防御部署的情况下，只能眼看着米字旗被日军狠狠地踩在战靴之下。

惨败让英国人丧失了坚守缅甸的意志。但缅甸沦陷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动用了20万人修筑起来的滇缅公路被拦腰斩断，意味着盟国的石油、钢铁、武器、药品失去了运往中国的最后一条通道，意味着3个月后中国抗日军队可能弹尽粮绝，意味着中国抗战的后方——大西南将直接暴露在日军的锋镝之下。

2月，中国西南边陲腾冲县曲石，怒江峡谷边上的一个小山村，村里的傣族老乡一起涌向村口，个个目瞪口呆：不远处的中缅公路上，行进着一支长的不见头尾的的队伍，战士们的军歌声盖过了怒江的湍流。

10万中国远征军奉“中缅印”战区最高司令蒋介石之命，挥师入缅作战。

这是一场太晚的保卫战。在缅甸抗英组织的帮助下，日本人进军的速度更快，3月8日仰光沦陷，日军3天向北狂追300公里，将战线推到缅甸中部。

1942年4月，缅甸中部重镇曼德勒。这座以柚木桥和佛塔闻名于世的缅甸王朝的故都此时已变成一座大兵营。25万中英士兵集结于此，等待与日军主力决战。8日，战区总司令蒋介石飞抵曼德勒，号召中国军人拼死御敌。然而联合作战方案并未付诸实施，那场想象中的大会战也没有像模像样地打响过。英国人不愿意在热带丛林里拼光自己的士兵，他们只打算利用中国军队阻击日军，而将自己的主力部队撤到印度。近似卑鄙的逃跑发生在14日，英军第一师置友军安危于不顾，单独撤离阵地，向仁安羌油田撤退。日军33师团趁势紧逼，一支3000人的联队近乎奇迹地突破英军防线，隐秘地绕到英军后方，占领滨河大桥，当斯高特看见大桥上飘起的太阳旗时，立刻明白自己已被33师团关进了铁瓮。

日军33师团，1939年2月组建于日本仙台，3月即入华作战，曾被编制于华东第11军战斗序列，参加过湘赣会战，驻防于中国江西。来自仙台的士兵被日本陆军视为最优秀的战士，正是这些战士把英军第一师逼进绝境。

紧急求援，英军的最后希望寄托在一个42岁的中国军官身上，他叫孙立人，他在曼德勒的新编38师扮演了仁安羌烈日下垂死英军的拯救者。

如果不打仗，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孙立人会是一名不错的土木工程师。1937年淞沪会战孙立人带团阻击日机械化部队久留米师团，身被13创，以战功擢升新38师少将师长。

接到救援仁安羌英军的任务后，孙立人立即命令刘放吾率113团驰赴仁安羌。

英第一军团长施利姆将军恳求孙立人立即命令113团渡河作战，但孙立人认为仓猝攻击会暴露我军兵力，要刘放吾再做一段时间的准备。施利姆心急如焚：“第一师已经支撑了两天，它可能在下一分钟就垮掉了！”孙立人态度坚决：“第一师既然支撑了两天，就让它再支撑一天。”

看着施利姆，孙又补充了一句：“113团打到最后一个人，打到就剩我自己，我也会把第一师救出来。”

八百壮士

战斗其实在18日凌晨，即刘放吾的113团抵达滨河北岸几个小时后便已打响。日军33师团的士兵猝然受袭，北岸阵地全部丢失。日军惊恐地发现，本来包围了英军的自己现在被中国军队包围了，而且是里外夹击。

刘放吾这一年34岁。这位来自湖南桂阳的上校团长18岁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军校第六期步兵科，21岁担任军校教导队学生队排长，24岁即参加“一二八”上海抗战，与日军首度交手。在以后的岁月里，刘放吾一直追随孙立人，那个留美归来风度翩翩的少年将军，并和他一起穿过缅北丛林，来到这片干燥闷热的曼德勒平原。

英军第一军团长斯利姆将军在后来一直记得刘放吾接受任务的那天晚上，在率部出征前向他粲然一笑，他想不明白一个人在赴死之际如何能笑得如此从容、自然。

战斗打得异常惨烈，日军用飞机和巨炮对113团阵地施以轰炸，而113团则向北岸日军发动一轮猛似一轮的正面冲锋，同时用小股部队攻击日军两翼。日军无法弄清对方到底有多少部队，在遭受重创之后，全部涉过滨河，退守南岸阵地。

接下来刘放吾要做的是让他的团以过人的精力不断袭击、骚扰敌方阵地，让日军误以为遭到大部队攻击。如果日军明白过来对岸只有几百人，它会倾力渡河一击，这一击是刘放吾和他的团无论如何承受不住的，他们会在包围圈里的英军覆灭之前被清除得一干二净。

但那致命一击始终没有发生，作战经验丰富的33师团在两面受敌的情况下显然不敢贸然分兵。刘放吾要做的就是在攻击之前让敌军无法侦知自己的真实兵力，他做到了。

19日拂晓，孙立人师长下令113团渡河攻敌，解救英军第一师。刘放吾率部渡河，猛攻33师团。同时设置疑兵，四面呼应，造成声势。日军曾全力反扑，南岸阵地三次易手，油田上遍地尸丘。最后，33师团担心被中英部队联手吃掉，于下午5时全部撤出战斗。

是役，刘放吾和他的800弟兄毙敌1200人，而他自己也失掉了一半的弟兄。

日军撤离后，113团首先看到的是500多名美国传教士和新闻记者，接着，英军第1师的步兵、骑兵、炮兵、战车部队等7000余人陆续走了过来，113团帮助他们渡过滨河撤出阵地，“中国万岁”的口号一时响彻河滩。

战斗结束后孙立人下令审问33师团战俘，凡曾入华作战的一律就地处决。这几乎成了后来孙立人部不成文的规定。

仁安羌战役被认为是1894年中日战争之后，中国军队首次在境外对日作战取得大捷。刘放吾团长为此被擢升为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因为成功救出英国7000官兵，孙立人先后获美国“国会勋章”、英皇乔治六世 “丰功勋章”以及中国政府的“四等云麾勋章”。孙此后在西方声名鹊起，成为英美在中国重点扶持的将领，也因此埋下以后的祸根。

筹划中的曼德勒保卫战并未打响，由于盟军指挥层的作战分歧和利益纠葛，中英军队在没有布置妥当的时候已被日军三面包围，最后英军在新38师的掩护下撤入印度，其余中国军队由杜聿明带领撤入云南。中国10万入缅军人，重新返回云南时只剩4万。

新38军在印度境内接受美军装备、训练。1943年新38师再次入缅作战，共毙日军３万３千余人，击毙联队长3人，俘虏日军官300多人，抗战期间鲜有部队战绩可与之媲美。新38师后整编为新一军，孙立人任中将军长。

刘放吾当年随孙立人一起撤入印度，因渡河时无线电堕水失去与外界联系，一度被传阵亡。

入印后归国被授闲置，穷困无聊，但也因此躲过内战。1954年移居美国。

1947年1月6日，吉林九台， 113团1108名官兵在张麻子沟被东北民主联军第一师伏击，战斗只进行了三个小时，113团团长被击毙，113团全军覆没。这个曾经活跃在热带丛林里的团最终倒在东北的雪地里，讽刺的是，他们的葬身之地竟是他们在缅甸战场上经常唱起的那首歌——松花江上。

过眼烟云

1988年3月20日，从台中市向上路一段十八号的宅邸里走出一位老人，邻居们十分惊诧地望着这位老人——33年来，没人见过老人跨出院门。老人就是时年已过88岁的孙立人将军。

1945年7月他率领新一军攻入广西，重返祖国。815日本宣布投降，孙立人率部接收广州。按照部署，孙立人和他的新一军应该作为占领军进驻日本，但迫在眉睫的内战却让他们登上开往秦皇岛的兵船。

内战期间，由于和主将杜聿明不睦，加上其身上浓厚的“亲美”背景，孙立人失去兵权，被派往台湾训练新兵。新一军在1948年被四野歼灭。

1955年10月31日，由于涉及“郭廷亮匪谍案”，孙立人被免去他在岛上的一切职务，软禁家中33年。33年中孙立人只以庭中玫瑰为伴，他亲手种植的“将军花”在台中名重一时。由于他特殊的身世和历史原因，他入缅抗战的事迹在两岸官方史册上均无载述。1988年台当局为孙立人平反，并宣布恢复其“言论和行动的”自由，1990年，将军病逝于台中寓所。

孙将军病逝的第三年，是仁安羌大捷50周年。在这一年的4月，一位84的中国老人在美国被媒体“挖掘”出来。4月11日，在芝加哥卡尔登酒店，造访美国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专门会见了这位中国老人，亲自感谢他和他的团在50年前浴血救出7000英军将士。老人就是50年前的113团团长刘放吾。

这一年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彼得·威尔逊、英国国防部长马尔科姆·里夫舍德、美国总统布什先后致函老将军，向他50年前的“英雄壮举”致敬。

就在这一年，美国导演斯皮尔伯格开始执导拍摄一部历史巨片《辛德勒的名单》，影片歌颂了一个德国人在二战期间解救了1200名犹太人的事迹。次年，影片在全球放映，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的观众都感动于那个德国商人人性的光芒之中。但没有人留意那个用数百兄弟的鲜血拯救了7500条生命的中国团长，那个始终生活潦倒，一度靠贩卖煤球为生的将军。

1994年，刘放吾团长病逝于洛杉矶。

在他去世的两年前，台湾当局为团长补发了一枚迟到了整整50年的荣誉——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奖章。

2007年4月，腾冲曲石的怒江边上，两个中年男人长久地徘徊，他们决定在这里拍一部远征军入缅作战的电视剧，名字叫《我的团长我的团》。

65年前那个同样山花烂漫的早春，刘放吾和他的团正从这条路上奔赴缅北丛林，他回过头去，看见的是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他们朝气蓬勃、无所畏惧，嘹亮的军歌回荡在南中国的上空——

“旗正飘飘，马正萧萧，好男儿，好男儿，好男儿，报国在今朝。”

作者：于东辉 2009-3-22 13:53:51 发表于：博客中国

汉字对维护国家统一贡献巨大 [转帖]

演讲人：杨义（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

演讲题目：中华民族的生命之根

演讲地点：中国第三届文博会（深圳）

　　汉字的创造，对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对民族的万世长存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因为我们使用象形文字，文字形态比较稳定，文字史也
就蕴含着民族认同的历史。

　　秦汉时代、唐宋时代和我们现在，说话发音不能说没有变化，但是古今一贯的文字形态把我们的历史紧紧地串起来了。中原和江浙、闽粤，讲话的方言有很多，互相听不懂，如果用拼音字母做我们文字的话，广东就得有客家话、潮汕话和广州话三种文字。再加上上海话、宁波话等，就有更多文字。先父当年到北京，不懂北京话，就写字与传达室老人“笔谈”，给我印象很深。

　　相反，拼音的方法容易在会话语音变动的隔膜中产生民族的离心力。欧洲为什么小国林立，不能排除它们用拼音文字的原因。像德国和比利时的语言，或者荷兰和英国的语言，它的距离并不比中国北方的语言和广东话距离大，但是因为用的是记音，所以他们国家间很难维持统一性。所以，汉字是人类文化史上一个非常宝贵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史上非常值得珍惜的传家宝。

朝鲜韩国如何宣传中国抗美援朝[转帖]

朝鲜战争已经过去了56年，朝鲜半岛局势仍然紧张，分裂依旧，统一遥遥无期。重新回顾审视有关各方对于朝鲜战争的解释，也许有助于去伪存真，求得历史的真意。
中国人都认为，正是因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参战和巨大牺牲，才保住了金日成政权。中国志愿军长驱直入，将以美军为首的十六国联军击溃三百多公里，收复被沦陷达49天的朝鲜首都平壤，并进而攻占汉城。但是历史的解读却因国因人而异，千奇百怪，辜负了36。6万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莫大牺牲。
关于战争起因，朝鲜认为，“1950年6月25日，美国及其走狗挑起了战争。”“美帝国主义长期加紧进行了侵略战争的准备，唆使李承晚傀儡集团终于发动了全面的武装进攻。”而韩国、美国等许多国家认为，朝鲜率先进攻，越过三八线，试图统一朝鲜半岛，中国军队于是介入，酿成三年血战。
朝鲜教科书和许多资料宣传，朝鲜战争是金日成独力率领朝鲜军队赶走美国人。“在金日成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朝鲜人民军击退敌人的突然进攻，转入反攻，并以连续打击和围歼战置敌人于被动地位，在短时间内解放了南朝鲜的广大地区。全国军民为金日成主席精力充沛的领导所鼓舞，发挥了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集体英雄主义，痛歼敌人，终于取得了祖国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由此可见，许多朝鲜教科书和许多资料并没有宣传中国志愿军的流血牺牲，而是归功于“金日成主席”和他领导的朝鲜军民。尽管朝鲜版的《金日成将军和彭德怀司令》一书提到了志愿军，但是里面描述金日成对彭德怀说:“我们的战士都有和美军作战的经验，他们可以直接帮助你们指导你们。”请看清楚，这里是“直接帮助你们指导你们”。
三八线以北、朝鲜一侧板门店一千多平米的停战签字会场，是志愿军连夜建造的。有人看到，如今陈列室里数以百计的图片中，竟然找不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任何身影。当中国旅游者问朝鲜导游志愿军代表在哪里的时候，一脸迷茫的朝鲜导游很奇怪的回答:“他们也参加停战签字了吗？”对于这种回答，相信每个为志愿军深感自豪无限骄傲的中国人无不心酸含悲。当然，中朝两国领导人会晤也说“鲜血凝成的友谊”，但是绝大多数朝鲜群众根本不知所以。
当年美国和韩国为了瓦解中国军队的斗志，制作了很多丑化歪曲中国的宣传品试图降低志愿军的士气，但由于对中国国情的不了解，大部分宣传实际上并没达到预想的效果。韩国三八线附近的临津江有座志愿军炸毁的桥梁。我看到，这里的宣传材料极尽渲染中朝军队的无能，将俘虏照片醒目示众，宣传资料把朝鲜半岛不能统一归罪于“100万中国军队以人海战术向前推进”。
正如有人说，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朝鲜战争更是如此。那段历史已经走远，数百万人的鲜血在不同政治团体和国度进行不同的解读，这就是历史。只是对于经受过这场战争创伤、付出惨重牺牲的中国人民来说，任何有辱牺牲的说法都未免不敬。

民族的怒吼 殊死的血战[转帖]  

　　　　怒江大峡谷,是仅次于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的世界第二大峡谷。峡谷两岸是绵延千里、巍巍苍苍的高黎贡山。谷底大江奔腾,吼声如雷,两岸重峦叠嶂,悬崖峭壁陡立。抗战时我国惟一的国际通道、号称“抗战血管”的滇缅公路横穿峡谷,汽车在高黎贡山盘旋行驶个把小时,才能从壁立千仞的山顶到达谷底。谷底的大江之上一桥飞架,这便是滇缅公路的“咽喉”:惠通桥。它是连接怒江两岸的惟一通道,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每当高黎贡山暴风雨来临的时候,从云际间就会传来千军万马“杀———杀———杀”的悲壮吼声,雄伟惨烈,山鸣谷应。当地人士闻知,便会热血沸腾,激动不已:那是国魂在呼唤啊!由于地磁场的作用,半个多世纪前的那场威武雄壮、气吞山河的滇西大反攻,中日两国军队激烈厮杀的悲壮声势,被大自然忠实地记录下来,年年按期播放。这悲壮的吼声,响彻着中华民族“还我河山”的生命呐喊。它年年在提醒着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不要忘记历史,不要忘记过去……
　　1942年,应英国政府邀请,为保卫滇缅公路这条“抗战血管”的畅通而入缅对日作战的10万中国远征军,由于盟国英军的背信弃义,临阵逃脱,终于兵败缅甸,大部队撤往印度。日军乘胜直逼中国边境。是年4月30日,日本精锐之师第五十六师团奉命向中国大举进攻,配合华北、华东、华南正面战场的日军,企图从中国抗战的大后方给中国军队致命一击,达到一举征服中国的目的。发动进攻前,该师团坂口师团长给士兵的动员令只有两句话:“如果此次进攻中国失败,我将切腹以谢天皇。士兵们,前进!”
　　5月2日,日军攻陷国门畹町。两日后,再占遮放、芒市、龙陵,一路势如破竹。坂口决心半个月内攻陷昆明,创造一个把日本坦克开到中国境内“任何可能到达之地区”的军事奇迹,完成“大东亚圣战”的“伟业”。他惟一的担心就是举世闻名的怒江天堑,所以决心神速奇袭怒江天堑上的惠通桥———拿到这把打开最后胜利之门的钥匙。
　　是时,华府震惊。重庆已派员去西昌考察,作好了不得已时迁都西昌的准备,甚至已作好若亡国则去印度加尔各答建立流亡政府的最坏打算……
　　然而,当扮成难民的日军尖兵敢死队,眼看就要冲上惠通桥时,被守桥的中国宪兵队长张祖武所发觉,便抢先1分钟点燃了惠通桥上装满了炸药包的导火线,及时炸毁了惠通桥。刚踏上大桥充满了武士道精神的日军成了大桥消失时最好的“祭品”。宋希濂将军率部及时赶来增援,将强渡怒江的日军消灭,让其葬身大江的鱼腹,这才终于把日军1942年的“辉煌”在这里划下了一个重重的记号。日军从此只能面对着怒吼着的大江哀叹,再也无法前进一步,西南大后方乃至中华民族,以此免去一场更大的劫难。从此,中日军队便形成两年多的隔江对峙。
　　日军亡我中华的企图未遂,便对滇西沦陷区无辜的人民群众,举起了屠刀,进行疯狂的报复。据统计,两年多里,日军在滇西沦陷区8个县共残杀(含轰炸)民众28427人,同时在这些沦陷区灭绝人性地施放鼠疫细菌,因死于鼠疫和饥饿的共92354人,合计12万多人。日军的暴行,令人发指,罄竹难书,试看———
　　日军占领腾冲后,云贵监察使、著名爱国人士李根源(曾在云南讲武堂当过朱德的老师)的女婿———大同医院院长杨毓华被俘,日军一四八联队参谋长金木一雄挥刀从他大腿上割下一块肉来,蘸上鲜血,在粉墙上用中文写道:“战旗所向,皇威浩荡,东亚圣战,武运久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堆尸如阜,血流如江!”金木一雄写罢,便将人肉狠狠贴在墙上,作为惊叹号的最后那一点,向中国人民张牙舞爪示威。
　　从占领之日起,日军便开始了他们所谓的“打扫卫生”———大屠杀。其手段之残忍,灭绝人性,远超过野兽。凡被他们抓住的中国战俘、农民,或被掏出心肝,下锅就炒,用以下酒;或装入汽油桶中,加水燃火,活活煮死;或把人脱得一丝不挂绑倒在地上,用10几团饱蘸汽油的棉花放在被绑者的头上、肩窝上、肚脐上,生殖器上,然后点火围观;或把人放在油锅里炸;或两个日军架住一个中国人,让其余的日军来练刺杀;或用钢锯,把捆绑在木桩上的人活活锯成两半;或把人活埋到脖颈让其慢慢死去,他们随时来观看取乐;或敲开中国孩子的脑壳,用人脑浆下酒;凡抓住妇女,一律先轮奸,然后用刺刀捅入阴道挑破肚腹;或轮奸后用气筒插入阴道打气,至到气把腹部胀破为止……种种兽行,不堪一一例举。总之,日寇想出了一切能想出的办法来玩中国人的命,杀人的花样越刺激他们看着也就越开心。
　　有侵略、有屠杀,便会有反抗。滇西沦陷区的人民,不甘受日寇奴役,纷纷自发组织起来与日寇展开了斗争。在腾冲,以张问德、刘湘楚为首的爱国人士组成抗日政府,长期坚持敌后斗争;在龙陵、潞西一带,以朱嘉锡、常绍群为首的热血青年组成了抗日游击队;在腾龙西南各土司地,活跃着几支以少数民族青年为骨干的民众自卫队;预二师在洪行将军领导下,渡过怒江,深入敌后展开了游击战……这些抗日武装力量,进行大小战斗数百次,击毙日寇上千名。
　　远征军兵败缅甸,日寇兵不血刃占我滇西一隅,犹如一支毒箭插在了滇缅抗日战区背后。为了拔除这支毒箭,扭转国内抗日战场腹背受敌的不利局面,民国政府于1943年4月重组了中国远征军长官部,由著名抗日将领卫立煌上将出任司令长官,统率20万国内远征军,把司令部从楚雄移师保山前线。美国盟军总指挥史迪威将军,不但在印度训练中国10万远征军,誓雪兵败缅甸之耻,还从印度调来大批有经验的美军教官,来国内按照实战需要指导国内远征军展开大规模的战前训练,准备与日寇决一死战。
　　1943年10月,史迪威将军率10万驻印远征军向缅甸日寇发起大反攻。为了配合史迪威的行动,1944年4月,国民政府与美国签定了《中美怒江作战协议书》。根据协议书,美国向中国提供所有渡江工具(摩托艇、汽船等)和渡江作战所需的补给物资,实施全天候空中掩护,同时派遣美国炮兵部队配合作战。

　　1944年5月6日,滇西大反攻的战斗打响了。先是陈纳德将军“飞虎队”的数百架轰炸机、战斗机倾巢出动,遮天蔽日,卷起漫天飓风,向怒江西岸呼啸而去。俄顷,日本军部吹嘘为“滇缅公路上的直布罗陀”的松山阵地、“东方凡尔赛”的高黎贡山阵地,冲天升起的烟柱汇成了漫天血云。飞机来了又去,去了又来,全日轮番投弹轰炸,炸得日寇只有听天由命之份,全无还手之力。是日夜,在卫立煌将军指挥下,我5万先头部队全线渡过怒江天堑成功,并牢固地站稳了脚跟,建立起巩固的前沿阵地,彻底粉碎了日本南方集团军总司令坂田祥二郎曾夸下的海口:“我大日本怒江防线的松山和高黎贡山阵地足以吞噬50万中国军队”,使他不得不承认:“这是军事史上的奇迹”,联想到两年多来日军多次强渡怒江全都喂了江里的大鱼,而中国大军竟一夜渡江成功,不由恼火万分,便怒斥防守怒江前线的第五十六师团部下是“饭桶”、“混蛋”。
　　随着渡江攻坚战取得成功,次日晨,10多万云南各族人民,自发地云集在怒江东岸的山巅之上,为我军的渡江成功欢呼,发出了响彻云天的呐喊:“杀———杀———杀”为我军的进攻助威。天上有“飞虎队”的飞机不断飞来助战,地上有10多万民众地动山摇的呐喊,堪称中外战史上的一大奇观。
　　为保证此次滇西大反攻取得胜利,在渡江站稳脚跟后,工兵部队立即昼夜投入战斗,紧急抢修好了惠通桥,15万大军和给养、军火便源源不断地运到前线;为配合这次大反攻取得彻底胜利,八路军亦同时对华北日军发起大规模袭击,全国各战区亦同时发起新的积极作战行动;美国罗斯福总统亦命令美国陆、海、空三军在太平洋战区发起进攻;10万驻印远征军在史迪威将军统率下正面向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发起猛攻,各方面都积极配合以牵制日寇兵力。

　　日寇此时已是四面楚歌,但困兽犹斗,凭着其法西斯的武士道精神,日军进行了最疯狂的垂死挣扎,这就注定了这场大战堪称世界军事史上罕见的一场最为惨烈的殊死血战,其中的松山攻坚战、腾冲围歼战尤为激烈,堪称“焦土抗战”。
　　松山扼滇缅公路要冲,系高黎贡山支脉,突兀于怒江西岸,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由于战略地位重要,日军构筑了永久性工事,各据点均有地下暗道相通,坦克可以在这些地道里开进开出。松山攻坚战,由于日寇疯狂的武士道精神和工事坚固、弹药充足、火力猛烈、地势险峻、天天下雨,我军久攻难克:这个军伤亡过大刚撤下来,又换另一个军上去猛攻,仍难夺取。最后换上去担任主攻的是第八军,副军长李弥在部队伤亡两千余人后终于省悟:硬攻正中敌计,须设法摧毁其指挥系统方为上策。于是,命令暂停大规模战斗,用工兵经半个多月昼夜施工,把地道挖到松山主峰,日军指挥部巨堡下面,经准确校正无误后,运入3吨120箱TNT炸药,8月20日上午9时引爆,一阵山崩地裂的巨响把日军巨堡送上了西天。烟雾散尽我军冲上了高地后,其余地堡内的日军仍负隅顽抗,最后是使用当时陆军最先进的武器火焰喷射器,将所有地堡内的日军一个个烧死。战斗直到9月6日才结束,松山才终于完全攻克。日军守备队从队长金光少佐,继任队长真锅大佐到所有士兵近两千人全员战死。惟一活着的一个伤员当了俘虏,但在运送中这个家伙醒过来后,竟疯狂地咬掉中国士兵的一只耳朵,被气红了眼睛的中国士兵一排枪弹当场把他全身打成了马蜂窝。松山大战,我军伤亡人数是日军的五、六倍,代价可谓沉重。松山的每一寸土地,都渗透了烈士的鲜血,上万烈士为此为国捐躯,如今屹立在松山的抗日烈士纪念碑,彪炳着烈士的功勋,令后人缅怀难忘。
　　1944年7月10日,在付出了巨大牺牲后终于攻克了高黎贡山的我军,在经过半月余休整后,便挥师“极边第一城”———腾冲,把日军严密围困。日军城防司令藏重康美向缅甸南方集团军总司令坂田祥二郎求援,但缅甸日军已自身难保,哪有援军可调?坂田下达给藏重的命令是:战至一兵一卒,全军与腾冲共存亡。于是,藏重康美则请参谋长金木一雄为其“介错”(自己切腹自杀后让金木把他的头割下来),并将此事宣告全城4500名官兵。他对部下的训示是:“玉碎”,并每人发了一颗“自杀手榴弹”供最后使用,日寇全军上下都明白死期将临,个个决心以死相拼,表现出莫大的疯狂性。
　　是日,腾冲围歼战打响后,每天都有几万民众在山上、山下观战,两个多月来天天如是。他们自发组成“战场啦啦队”,为中国军队的进攻助威:当“飞虎队”的飞机把腾冲城和城外日军外围据点来凤山炸得浓烟滚滚、烈火冲天时,他们便发出阵阵欢呼、掌声雷动;当中国军队发起冲锋时,他们便发出震天动地的呐喊:“杀———杀———杀”这堪称中外战史上的又一奇观,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城外的来凤山是腾冲城的屏障,有600多日军据守,是我军首先攻克的目标。飞机轮番轰炸和猛烈的炮击使来凤山成为一片焦土后,中国军队便发起冲锋,和弹尽援绝的日军在山上展开肉搏战。中国士兵都知道山下全是自己的同胞,都有意抱住日军往坡下滚,民众看到后便不顾一切危险,冒着纷飞的战火潮水般涌上来。咬牙切齿按住日军,卡脖子、踢脑袋、揍鼻子、抠眼珠,顷刻便将日军一个个送上了西天。两年多来的满腔仇恨终于找到了发泄的对象了!在军民的配合下,来凤山首被攻克,据守日军一个不留全被杀尽。
　　腾冲城被围困后,日寇进行“洗城”:把全城居民都赶入密如蛛网,纵横交错的地下通道,关入密室用毒气全部毒死;强迫从台湾、朝鲜弄来的军妓集体自杀;全城只留下日本军人和日本军妓以防城内暴乱。
　　8月2日,我军在围攻月余消耗了敌人的大量弹药和兵员后,便对腾冲城日军发起总攻。藏重康美自知死期将临,便下令将一年多来俘获的87名中国官兵用铁丝穿通脚筋倒吊于城墙,既作报复亦想以此阻挡我军。中国军队见状气得咬牙切齿,被倒吊的中国被俘官兵都大叫:“弟兄们,不要管我们死活,杀鬼子要紧”,复仇的怒火燃烧在每个战士的胸膛,个个都奋勇争先杀进城内,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由于日军做疯狂地垂死挣扎,双方逐屋争夺,每前进一步都使中国军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日寇穷途末路拼老命了:护旗兵山田忠一,从昏迷中清醒过来后,发现5名中国高级军官正在他附近摊开地图研究作战方案,便疯狂跃起冲入人群中拉响了手榴弹,与两位中国将军三位中国校官同归于尽。猛烈的炮火,炸塌了藏重的地下指挥部,炸死了他的卫兵,他像一头疯狂地野兽冲到地面挥刀欲拼老命,还没等他刀落,三把刺刀同时穿透他的心脏,一把大刀削去了他的脑袋,他郑重委托金木给他“介错”,但此重任却由一位名叫欧飞的中国士兵来最终完成……1944年9月14日,巷战结束,腾冲城终被我军完全攻克,全城再也找不到一个活着的日本军人了。为了攻克这“极边第一城”,8000多名中国将士捐躯疆场,他们的忠骨后来被葬于国内最大的抗日烈士陵园———腾冲国殇墓园之内,8000多块墓碑上刻着烈士的英名,巍巍的烈士纪念碑直指蓝天,显示着我们民族不畏强暴,誓死捍卫祖国的英雄气概。
　　12月,我军攻克芒市、遮放、盈江、陇川、龙陵,1945年元月20日攻克国门畹町,消灭了最后的残敌,滇西失地至此全部收复。5天后,在缅甸芒友与驻印远征军会师,滇西大反攻,终于落下了胜利的帷幕。
　　滇西大反攻的胜利,是全国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先声,是百年来中国用自己的力量把外国侵略者赶出国土的首次创举。为了庆祝这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性胜利,昆明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典礼,当从前线凯旋归来的中国远征军受检阅部队进入市区时,受到10多万人民群众的夹道欢呼。这场大战历史虽然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但历史已经将它彪炳于史册,让炎黄子孙世代铭记。

中朝边境：外国记者冒险园[转帖] 

在中朝边境上，鸭绿江、图们江、丹东、集安，这些熟悉的名字因为半个多世纪之前的那场战争早已镌刻在了世界的记忆中。如今，这些承载中朝友谊的地方，却成为境外记者制造涉朝新闻的冒险园。

外媒关注鸭绿江两岸

江水碧绿，山峰延绵。初到鸭绿江畔，很难想像这一弯平静流过的江水就是中朝两国的边界线。“丹东和对面的朝鲜新义州，虽然相隔只有一座鸭绿江大桥，却是两个遥远的世界。”来自日本东北大学的佐藤向《国际先驱导报》讲述起他游览鸭绿江的感受。
“对面朝鲜山上只有光秃秃的石头，而丹东这边山上树木密密麻麻，沿岸葡萄园一望无边，工厂的烟囱矗立，特别像我的家乡静冈。”佐藤注意到了鸭绿江两岸自然景观的差异，朝鲜近十年来粮荒不断，山上的树木也被砍伐掉种上了庄稼，如今却只剩下了光秃秃的山梁。
夜晚的鸭绿江畔，也难以回归平静。江边烤鱼的香味随风迎面扑来，商贩们的叫卖声也不绝于耳，朝鲜的钱币、印有金日成头像的宣传画册和朝鲜族服饰则是旅游者的必选纪念品。而让佐藤峻彦印象最深的是“丹东这边是不夜城，对面新义州却只有星星点点的亮光”，他还转引中国导游的话说，“那些亮光的地方安置有朝鲜领袖金日成的铜像，那是绝不可以熄灯的地方”。
佐藤时常给日本一些媒体写一些关于朝鲜的报道，在他的眼中，鸭绿江隔出了两道风景，“一边是平房里面带菜色的哨兵，一边是现代化的摄像头”。

境外记者日韩居多

“我们最火的节目是沿江漂流，保证你可以最真切地感受朝鲜风情。”丹东一家旅行社的金哲女士在电话里向《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推销起旅游项目。所谓的“沿江漂流”就是乘坐快艇沿鸭绿江的中国一侧疾行，十几公里大概只需要花费五六十元人民币，而这笔费用却要超过一个朝鲜人的月收入。
金哲还透露，每年该旅行社都要接待许多境外记者。“这些国外记者对什么都好奇，总是问个没完没了，相机也不停地拍。对他们来说，任何一件小事都可能变成大新闻登上报纸。”无疑，中朝边境已经成了海外媒体管窥朝鲜的“门缝”。然而，一些外媒就把在这个“门缝”里看到的零星的表面现象，进行想象和歪曲演绎，制造出一条条所谓“新闻”。
韩国《朝鲜日报》3月17日一篇题为“北韩严打情报外泄，中朝边界首当其冲”的报道主要来源于中朝边境地区。该报道称，朝鲜从年初就停止一切华人和亲戚对平壤的访问，把旅游目的地限定在新义州一处。而在朝鲜边境地区与外界联系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很有可能被没收笔记本电脑或手机，并被指控为间谍而遭到逮捕”。
香港《大公报》2008年11月16日的报道透过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一家废品收购站的情况，认为“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朝鲜和中国的边境贸易越来越少，但走私现象仍络绎不绝，而主要物品是朝鲜百姓以铜铁换中国的粮食。”然而，《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注意到该报道被美国一家军事网站转载后，竟然变成“愤怒的朝鲜民众砸毁领导人的铜塑像，而这只为到中国来换取粮食”。
驻守在吉林集安的一位边防官员对《国际先驱导报》介绍说，在该口岸登记的记者每年至少有一百多名，而境外记者占了七八成，尤其是来自日本和韩国的记者居多。对于假扮旅游者等身份的境外记者，就很难统计了。该官员还透露，在边境地区非法逗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1996年美籍韩裔青年埃文·恒基克穿越鸭绿江进入朝鲜后遭到扣留，当时作为美国总统克林顿派特使访与朝鲜进行了协商，才使恒基克获得释放。

捕风捉影编织朝鲜新闻

境外媒体为什么热衷在中朝边境地区搜集新闻？经常为日本多家新闻媒体撰稿的佐藤对《国际先驱导报》介绍说，“日本与朝鲜民间交往不多，媒体很难拿到关于朝鲜本土的第一手信息，而在开放的中国边境去寻找有关朝鲜的新闻是最好的选择。”
一些日本媒体正是通过鸭绿江畔所获取的蛛丝马迹，加上推理和想像编织成一条条朝鲜新闻。2008年10月，日本《读卖新闻》、《产经新闻》以及擅长登载小道消息的《日刊富士》等媒体大肆炒作“从中国方面的迹象来看，10月20日朝鲜将发布重要声明”、“朝鲜将禁止外国人入境，将出现重大变革”。然而事实证明，这些报道纯属子虚乌有。韩国《中央日报》去年10月21日曾发表评论文章谴责日本右翼媒体炒作朝鲜政局“简直是疯狂至极”。
“很多国外媒体对中朝边境的报道都是捕风捉影，有些新闻报道我们看后都很吃惊，沿江公路上的一起普通车祸，很容易被他们报道成枪击案。中国的乞丐也经常摇身一变成为所谓的朝鲜逃跑者。”通化师范学院的华老师对《国际先驱导报》讲述说，他因为熟悉掌握中文、英语和朝鲜语三门语言，所以经常被邀请为一些外国记者做翻译，但他发现这些媒体经常“曝乌龙”之后，他再也不愿帮助他们做任何采访了。
对此，佐藤峻彦则认为在鸭绿江畔寻找关于朝鲜的新闻来源有一定的合理性。“中国和朝鲜有着特殊的友好关系，鸭绿江对面朝鲜的贸易、边界警戒情况就是东北亚形势的晴雨表。”

穷死“三不走” 烦死“三不沾” [转帖]

　　　　王炽(1836-1903年),字兴斋,云南省弥勒县虹溪镇人。他是云南近代史上民间金融机构———“同庆丰”和“天顺祥”的创始人,又是云南有名的商家,还是一位爱国者,对云南乃至中国经济发展都作出过重大贡献。在151年前英国《泰晤士报》评选的19世纪10名世界首富中排名第四,是惟一入选的中国人,也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三代一品红顶商人”被称为“钱王”。

　　审时度势拓展实业

　　晚清道光年间,在我国出现了一些以经营汇兑为主,兼营存放款项的早期金融机构,当时人们称之为票号。这种类似商业银行的票号,19世纪20年代出现于山西省,以后逐渐形成平遥、祁县、太谷三大帮,此外尚有太原帮和张家口帮等,在全国金融史上将山西的票号统称为“西号”或“西帮票号”。后来,山西票号推行于全国,共358家分号分布在各地80余个城市,而江浙以及其他南方地区也出现了不少票号,这些山西省以外的所有票号统称为“南帮票号”。
　　云南最早的票号“同庆丰”和“天顺祥”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迟于山西票号约半个世纪。当时云南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已逐渐接近内地省份中等水平,这为云南早期金融业的出现提供了前提条件。逐渐发展起来的对外贸易需要金融机构为其融通资金,特别是在大量棉货进口销售的过程中,需要专门的金融机构来为其融通资金及调拨寸头。另外,逐渐发展起来的地方民族商业资本需要金融机构为其调剂拨资。随着商业资本的发展和货币流通的扩大,为适应不同地区间资金流通的需要,作为调剂调拨资金的早期金融机构亦应运而生。王炽幼年丧父,依靠母亲以纺织为生。他擅长经商,广交商界朋友,自四川运杂货来云南,再贩药材入川,经商获得厚利,成为滇南一富商。
　　王炽审时度势,抓住机遇,拓展实业,率先创办“同庆丰”和“天顺祥”,创办时间分别是1866年和1873年,据《新纂云南通志》卷144云:“同治十一、二年间,(王炽)先在滇垣设立同庆丰,日渐发达,乃率赴重庆,仿山西票帮规例,改组天顺祥,营汇总存放事业。随着推广,后来京都、上海、广东、江西、汉口、常德、重庆、成都、叙府、贵阳均有天顺祥票号。”清代全国共有22个省,天顺祥在15个省设立分号,甚至在香港设分号,在越南海防设办事处。这说明其所经营的汇兑和存放款业务主要是在省外,甚至境外。就其业务所及的地区而言,稍逊色于作为中国金融业老祖父的山西票帮,但比之于仅以长江下游沿岸市镇为活动范围的徽商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两个金融机构以其资金充裕、款项灵通、信用大著成为“南帮票号”中执牛耳之巨擘,与“西帮三晋票号”一并驰名于国内。过去经商者携带银圆,经常被抢劫,建立票号转为由票号汇总,大受商界欢迎。

　　知人善任擅长管理

　　王炽不论在开办昆明的“同庆丰”、北京的“天顺祥”,创办云南当时有影响的典当铺“兴文当”,以基金会利息帮助考生升学,培养人才,还是在以入股形式筹集资金,开发东川铜矿、个旧锡矿,出资支持建成我国最早的昆明石龙镇水电站等建设中,都能培养人才,知人善任,擅长管理,取得不俗业绩。
　　他崇拜我国古代的商业家陶朱公、弦高、桑弘羊,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并经常阅读《通鉴》,指导自己经商,兴办企业。归纳起来,有这么几点:一、王炽知人善任,用人不疑;二、有远见、有魄力,敢为天下先;三、重信用,讲职业道德,对人不欺不瞒,以仁为贵,以和为贵;四、建立了一套赏罚分明、按劳取酬的管理制度;五、待人忠厚,他爱财,更爱人才,团结爱护雇用人员,用其所长,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以德经商以信取胜

　　王炽是清末的巨商,集官场、商界的势力于一身,红极一时,家财万贯,成为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红顶商人”。他的成功,尽管有外界因素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他具有一个优秀商人的素质,即经商以德为本。
　　王炽给自己定了一条铁的纪律:“穷死三不走,烦死三不沾。”这“三不走”指的是“不走鸦片,不走兵器,不走人口。”;这“三不沾”是:“不沾赌,不沾嫖,不沾枪。”他说到做到。有一次,王炽的钱庄受到挤兑的连累,处于资金严重短缺的情况下,恰巧此时,有一个外国商人想借助王炽与官府的关系和在商场中的威望,以及其地处云南边境的优越位置,与他合作,贩运一批鸦片。可是,面对鸦片巨大的利润诱惑,王炽斩钉截铁地拒绝了。他说:“我王炽是商人,但更是一个中国人,我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赚这没道德,伤天害理,祸国殃民之事!”
　　王炽痛烧发霉草药的事,也给人们上了一节以德经商的生动课。王炽在盐茶道官员唐炯面前立下了军令状:在十日内筹银十万两。在那个短时间内筹足大笔资金的特殊时刻,哪怕是一个铜板,对王炽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而在捉襟见肘和筹措困难的情况下,他毅然决然地烧了可以收进数万两白银的发霉草药,足见其以德经商的决心和其做人从商的品质。下属问他:“见着数万两白银不要,烧草药目的是什么?”他坦然地回答:“为的是对群众的健康负责,要烧掉这发霉的草药,不能要这没良心的钱!筹集资金另想办法!”经过王炽多方筹办,终于在8天之内,凑足了10万两银圆,全部交给了唐炯,为发展四川盐业立下了汗马功劳,解决了几个省的吃盐问题,又为国家增加大量的税收。
　　王炽这种以德经商的精神,贯彻于他的经商经验之中:一是砥励心态,磨炼其身,炼就能力;二是诚信为本,笃诚守信;三是眼光独到,不断发现,开辟财源;四是以德经商,取财有道,以信取胜;五是广交朋友,知人善用,和气生财;六是经商有术,人弃我取,人需我予;七是取财有道,乐善好施,投资实业。
　　王炽一生以利聚财,以义用财,苦研商道,以其特有的人格魅力,独一无二的德行、道德、信义,成就了“钱王”的伟业。他的为人,他倡导的商道文明值得后人借鉴学习。

　　热爱国家造福桑梓

　　1883年,法帝国主义进兵越南,清朝派提督鲍超会同云南巡抚岑英率兵援越抗法。他们向昆明各商号借军饷,无人敢应,在此事关国家安危之际,王炽挺身而出,毅然借出饷银60多万两。后岑、鲍凯旋回滇,题赠“急公好义”、“义重指困”匾额以旌表。并保奏捐赐四品道员职衔,恩赏荣禄大夫二品顶戴,诰封三代一品“封典”。以表彰王炽对国家的重大贡献。1887年唐炯调任云南矿务督办大臣,派王炽为矿务公司总办。当时很多人相劝,说:这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苦差事,不上任为好!他明知困难很大,但他以发展地方工业为重,毅然上任,10多年时间他拿出白银数10万两作为开发资金,为开发东川铜矿、个旧锡矿作出了重大贡献。他还投巨资兴办“耀龙电力公司”,建成了我国最早的昆明石龙堤水电站。1890年,秦、晋两省大旱,他捐银2万两赈恤,获朝廷圣旨旌表。他借出10万两银圆给盐、茶道官员唐炯,解决了开发四川盐业所需资金,被史学家传为美谈。王炽还很重视家乡建设,1894年重建虹溪书院,捐置学租田80余担,并赠书2万多册;划拨“兴文公当”资金,馈赠云南省上京会试举贡旅费卷金,设立牛痘局免费点种疫苗等。
　　一百多年前,中国出了一个了不起的“钱王”,云南能产生一个了不起的“钱王”;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云南和中国一定会产生更多的“钱王”!
　　

庐山“570”汪精卫别墅的真正主人[转帖]

　　　　汪精卫在庐山有两栋别墅,主要的一栋是中五路303号,另一栋是河南路1168号。但是庐山的很多老人都说汪精卫的别墅在河南路尽头的山坡上,就是现在的570号。就连有关部门都在570号别墅前立块牌子,标明这是汪精卫别墅。的确,说570号别墅是汪精卫别墅并非凭空“捏造”,实属事出有因。
　　事实上,570号别墅真正的主人是曾仲鸣。曾仲鸣留学法国时获里昂大学文学博士,1932年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他和行政院长汪精卫有些特殊关系,又对汪十分崇拜,铁心跟随。汪精卫1935年因遇刺受伤而辞职出国治疗,他也跟着辞职,陪汪精卫一道出国。曾仲鸣1938年底追随汪精卫一起由重庆叛逃到越南河内,戴笠派人刺杀,行刺的当天晚上,机警的曾仲鸣提出与汪精卫换房间,果然用性命为主子效了最后一回忠。汪精卫在临终前夕的寂寞凄凉中,思及曾仲鸣,亦潸然泪下。
　　曾仲鸣1932年8月购买的这栋别墅,为美国人布拉德鲁1907年建造。它一层石构,建筑面积约350平方米。别墅的隔潮层极高,将主层高高托起,如同二层一样。隔潮层墙体为乱石砌筑,而主层墙体则为打磨精致的块石码成,一粗一细搭配,显出同面墙体的变化,十分有趣。它的主立面为“L”形,大门设在两面墙壁的交汇处,有敞透式门厅。因隔潮层高,有一个“J”形台阶伸至大门,弯曲的台阶大大增强了主立面的魅力。窗子为方形,屋顶由一个大四坡水和一个小四坡水构成。整栋别墅倒不过分追求华丽。
　　这栋别墅最令人称道之处在于位置极佳。它一面背岭,三面目无障碍:向西、向南望去,如琴湖、锦绣峰一带美景尽收眼底;再往远处看,一泓清泉般的长江,明镜般的湖泊,逶迤连绵的岷山,历历在目。看晚霞,观云海,不须劳累,倚窗尽揽。现在又可来说另一问题:为什么此栋别墅的防潮层要做得这么高?如仅是为了防潮,三分之一的高度足矣,其真正用意是为了充分利用极佳的地理位置,抬高主间,更便于纵览美景。别墅内在西南的位置设计一个颇大的客厅,西立面有三组宽大的并联窗,都是为了使地理位置的优势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曾仲鸣买下这栋别墅后,汪精卫的身影极为频繁地在这里出现,常常晚上也不归宿,以至时间长了,附近的人误认为这是汪精卫的别墅,真正的主人倒象是随从和客人。其主要原因并不是汪精卫喜欢在此楼观赏风景,吟诗作赋;也不是因为和曾仲鸣颇为投机,常来饮酒聊天;主要原因倒是和一个女人有关。
　　汪精卫青年时期跟随孙中山鼓吹革命,名气很大,在香港的方声洞是汪精卫的特别知交,来往密切。1911年4月27日,方声洞在广州起义中英勇献身,葬于黄花岗。汪精卫和方声洞的妻子曾醒、曾醒的弟弟曾仲鸣及方声洞的大妹方君瑛、二妹方君碧(曾仲鸣之妻)继续密切来往。汪精卫特别与方君瑛感情甚笃,相互爱慕。但方君瑛受到陈璧君的极度嫉恨,在陈璧君的百般辱骂下竟含恨悬梁。汪精卫对陈璧君痛恨不已,关系极僵,后在孙中山和曾醒的劝说下,才稍有好转,但汪精卫此后外出绝少与陈璧君同行。
　　1931年夏季的一天,汪精卫去看望曾醒时,看到一个与方君瑛极为相似的女子,大为惊异。经介绍才知道是曾仲鸣一个部下的太太,名叫施旦,留过学,极有文学造诣。汪精卫顿时将对方君瑛的思念移驻施旦身上,自此两人经常秘密约会。陈璧君不久知道了此事,鉴于汪精卫在方君瑛一事上的震怒,尤其是近几年来因斗不过蒋介石而产生的极度郁闷,陈璧君便没有计较此事。以后汪精卫每次上庐山,曾仲鸣夫妇也将曾醒和施旦一起带上山。汪精卫自然就经常进出曾仲鸣别墅,有时晚上便在曾府留宿。施旦的确给了政治上不如意、家庭又不睦的汪精卫以极大的抚慰。
　　周恩来1937年上庐山进行国共合作谈判时,汪精卫曾宴请过他。《周恩来》电影摄制组把宴请地点安排在570号别墅,也容易给人570号别墅是汪私宅的错觉,电影艺术的真实有时并不完全等同于生活事实。
　　方声洞因名列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而留芳千古,他的至交汪精卫、内弟兼妹夫曾钟鸣也曾是才华洋溢、豪气冲天的一代俊杰,却因一步走错而遗臭万年。世事如棋,真是难以预料。至于曾仲鸣庐山的别墅被后人误作是汪精卫的别墅,说来也实在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讲清楚也就行了。

 抗战期间的延安日本战俘学校[转帖]

抗日战争期间，在延安设有一所日本工农学校，学员是日军战俘和投诚的日军士兵。那么，为什么要成立一所这样的学校？

日本****领袖当了日本工农学校的校长

1937年平型关战役之后，我军在战场上俘虏的日军官兵越来越多。这些战俘除一部分释放或转交国民党统战部外，大部分仍被八路军拘押。但这些日军俘虏思想仍然十分顽固、反动，亟待加以教育改造。

就在这时，一位名叫野坂参三的日本****员来到延安。野坂参三与中共中央、总政治部敌工部领导商谈了日军战俘的教育管理问题，并找在延安的日军俘虏中的反战进步分子谈话，了解俘虏的教育情况。他认为：“那些离开日本军队、放下武器、脱掉军装的日本工人和农民，只不过是帝国主义战争的牺牲品，只要唤醒他们的阶级觉悟，使他们认识到侵略战争的本质，他们迟早会成为反战的和平战士。”经过半年多的调查研究之后，1940年10月，野坂参三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建议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一所专门学校教育改造日军战俘。

毛泽东对此非常重视，将这所学校定名为“日本工农学校”。学校的具体工作由八路军总政治部负责领导，校长由野坂参三担任，教员均为曾留学日本精通日语的中国人。学校从1941年5月15日正式开学到抗战胜利结束共存在5年左右，最初仅有学员11人，到1945年8月学员增至300多人。

从“日本鬼子”到“日本八路”

日本工农学校学员在反对侵略战争和瓦解日军的斗争中是一支重要力量。

日军士兵前田光繁(原名杉本一夫)在刚被俘虏时，曾对八路军充满了恐惧和怀疑，一直想自杀。八路军干部耐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一边给他生活上的优待，一边指出他对很多问题的错误看法。渐渐地，前田光繁的思想开始动摇。他终于选择了生路，不再为是死是活而烦恼。后来，通过进一步学习，他开始反思这场战争，决定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反对这场野蛮的战争。1939年1月2日，在一次由八路军前线司令部召开的庆祝元旦集会上，前田光繁和另外两名日军俘虏小林武夫、冈田义雄突然走上舞台，当场宣布要参加八路军。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深受感动，走上台去和他们紧紧握手，衷心欢迎他们参加八路军。

前田光繁等人成为了第一批“日本八路”。1939年11月，前田光繁发动另外7名日籍八路军战士成立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它是日本人在中国的第一个反战组织。

1942年8月15日，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自动组织起来，成立了日本人边区自卫军，加入保卫边区的战斗行列。他们到前线后，一面打仗一面做日军的反战工作，秘密在日军中建立反战团体，散发反战传单。

学员们毕业后，奔赴各个抗日根据地，开展对敌斗争。这些学员熟悉日军内部情况，了解其习惯和心态，还有同学、同乡和朋友等旧关系，因而能进行针对性很强的宣传瓦解工作，起到普通八路军战士很难起到的作用。八路军领导人曾对他们的对敌工作给予过高度的评价。朱德说：“日寇在华北最怕两样东西：一为日本反战同盟，一为朝鲜青年抗日义勇队。”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日本工农学校及其学员数量也在增多。山西、山东和华中等抗日根据地，也先后成立了分校。在整个抗战期间，各个日本工农学校总共培训了上千名学员，其中共有36名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成员在抗战期间牺牲。

摘自《湘潮》何立波/文

陈丕显前副委员长笔下的“三年大饥荒” [转帖]

作者：李悔之 2009-03-23 15:10:33 发表于：博客中国

博主按：陈丕显,“中国****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引自官方评价），在上世纪三年大饥荒之时，任华东局书记处书记。本文摘自他的回忆录。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的为时三年的大饥荒，虽然时隔现在只有五十年，然而，由于“猫盖屎”的原因所至，三年大饥荒期间究竟饿死了多少人，已经成了两派网民长期争论得你死我活的焦点历史悬案。更极端的是：有些“革命群众”依照传统定论，一直不承认三年大饥荒的历史事实。认为这是“三年自然灾害”。更不承认饿死人的事实。他们将有关“三年大饥荒”饿死人的报道，认定这是反毛反共人士别有用心的“造谣”！……鉴于此，今日特将“中国****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陈丕显有关三年大饥荒的回忆转载于此。

三年大饥荒与十年“文革”，是当代中国历史上最为惨痛的两幕悲剧。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难得一见的历史惨剧。然而，悲剧仅过了几十年，在无数当年的亲历者仍然健在的情况下，历史的****便被搅拌、糊弄得面目全非了。便成了人们争拗得死去活来的话题！如果再过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呢？简直不敢想象！

有些网友质疑说：你为什么总是纠缠历史问题？为什么不将眼光聚焦在当今的社会问题上？敝人这里要回答的是：澄清历史问题，与纠缠历史是两回事！前者是极为有必要的！正如网友熊飞骏先生所言：历史经验和人性规律证明，一个民族要想不重复某一悲剧，就必须要让这个民族在相当长时间内牢记这一悲剧的教训，时刻警醒这个民族别再犯同样的错误。否则因为人性容易健忘的原因，极有可能在若干年后以改头换面的方式重演这一悲剧。”从当今许多极左派要再来一次“文革”的叫嚷中，就可以看出忘记历史悲剧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正因为如此，厘清历史****，还原历史实事，是从不同的角度关注当今的社会问题！！！

这里还要补充一点的是：上世纪的三年大饥荒，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治下的四川省，以及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治下的河南省，才是大饥荒的重灾区。而陈丕显先生本文中所描述的福建省，远不是重灾区。

1960年4月下旬……回到了久别的福建家乡。一路上，我每到一地除了听汇报外都要去参观农民的食堂，到农民家里揭开锅盖看看，看他们吃的什么。邵武、三明、永安的情况还好，尽管三餐的稀饭稀得可以当镜子，稀得“浪打浪”，但毕竟还有饭吃。可是一进入闽西境内，情况就十分不妙。许多人家无隔夜粮，靠野菜充饥，群众叫苦连天。我的心情很是沉重。……

4月30日，我在龙岩地委听取了地委、行署领导同志的工作汇报。他们汇报了闽西的大好形势，也说了存在的一些问题，其中提到有些群众生活有一定困难，但他们又把这归咎于这些农民瞒产私分。从他们闪烁其词、吞吞吐吐的汇报中，我深知他们怕戴上“右倾”帽子，不敢多谈问题。我初来乍到，对情况不是十分了解，所以也不便深问……. 5月2日，我在地区行署代理专员李应槐、上杭县委副书记李升亮等同志的陪同下驱车去南阳。

由于从南阳到我家官连坑是乡间小道，不能行车，我到南阳之后便步行回家。当我路经田间时，便主动向正在劳动的群众问候，问他们生产、生活情况。他们异口同声地诉说没饭吃，吃不饱，饿得不能劳动。有人甚至大声地问我：“陈书记，现在是怎么搞的，弄得我们种田人没饭吃？”我心里真不是滋味。在一片哀怨声中，我们一行来到官连坑，住到了我堂兄陈家梅的家里。事后才知道，我的两位兄弟为我回来住在哪里，颇费了一番心思。按理，我应当住在自己兄弟家里，可是我家住房年久失修，且又拥挤，两位兄弟实在挤不出能让我们一行七、八人住的地方。后来还是我的堂兄陈家梅为他们解了这个难题。因为陈家梅前几年盖了新房，较干净、宽敞。落座后，大家诉说了一番悲欢离合之情。

之后，我便在村子里转了一圈，看望了一些乡亲。我离别二三十年的家乡至今没有多大变化，眼前仍是一派衰微破败的景象。看到群众吃糠咽菜，有的瘦骨嶙峋、面有菜色，有的叫苦连天，我原先那份重返故乡的兴致早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却是痛心和内疚！解放十多年了，没想到农村仍然如此破旧，农民仍然如此贫困！快到吃晚饭时，我听说公社领导为我准备了一桌酒菜。我一听此情况，气就不打一处来，严肃地批评公社领导：“群众吃糠咽菜，你却叫我吃肉喝酒，我能吃得下去吗？我要他们立即把酒菜撤去，只留米饭和一盘青菜，并重申从明天开始只准吃稀饭和青菜，不准吃干饭，更不准摆酒肉。实际上，这顿晚餐我基本没吃，因为看着家乡父老吃糠咽菜，我哪里还吃得下啊！

我回到家乡的消息不胫而走，众乡亲不约而同地来看我。许多人被县、社警卫的同志劝到了生产队食堂。我得知后就来到食堂看望乡亲。当我们来到生产队食堂时，村里及邻近村子的群众不请自到，一下子聚集了五六百人。我看人来了这么多，乱哄哄的，不好谈话，便请公社副书记陈从忠把原定第二天召开的群众会，提前到当天。这样既省得浪费大家的时间，我也可以听听大家的意见。陈从忠简单讲了几句之后，我便请大家随便谈了起来。于是，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

许多人不客气地问我，知不知道群众没有饭吃？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一位名叫陈从明的中年社员更是激动得爬坐在桌子上，喊着我的乳名大声说道：“春分妹子，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说，就不晓得该不该讲真话？” 看着这位苦出身的乡亲这么激动，我深知他有许多话要说，便对他说：“你有话尽管讲。” “我讲了真话，你走后公社会不会把我打成反革命呀？” 我望了望在场的地、县、社领导，说：“你反映真实情况，怎么会成反革命呢？” 接着陈从明便一五一十地诉说起来：去年发大水又下冰雹，粮食减产，可是公社却向上级浮夸说粮食跨《纲要》，并按《纲要》的指标来征购。我们完成征购任务之后，就没有多少粮食了。现在饭吃不饱，靠挖野菜充饥，许多人得了浮肿病，射山村已饿死了十多个人。公社领导只顾扛红旗争先进，不顾群众肚皮，不管群众死活。说着又指着我说：“春分，你当那么大的官，究竟知道不知道群众没有饭吃呀？我们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啊！”

陈从明一席话，说出了许多群众积郁在胸中多时、想讲又不敢讲的话，引起了在场群众的强烈共鸣全场顿时出现一片呼喊声：“陈从明说得对呀！”“陈从明说得好呀！”大家纷纷争相诉说饿肚皮的痛苦。突然，一位头发花白、瘦骨嶙峋的老大娘跌跌撞撞地挤到厅堂中央，“扑通”一声跪在我的面前，抱住我的腿泣不成声。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把我吓了一大跳，我赶忙用双手把她扶起来。定眼一看，原来是我的一位叔婆。我一边扶着她一边说：“三妹婆婆，你不能这样，我担待不起，受不了呀，你有话起来慢慢说。” 老人家站起来拉着我的手说：“春分，我这六十多岁的老太婆从来都没有饿得这样透（厉害）呀！我一家饿得不行，上山采山苍子树叶磪糠吃，头都被磪打破流血呀！这样的日子怎么过啊！你要救我们呀！”老大娘的哭诉深深地感染了在场的群众，许多群众伤心落泪，会场上出现一片哭泣声。面对此情此境，我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辛酸的泪水刷刷地流了下来。

（下面几段，陈丕显同志谈到自己心情的难受，其弟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地向他讲述，当地官员知道陈丕显回乡，事先拨了九千斤谷子给南阳公社。）

……与南阳毗邻的旧县、白砂等公社的一些社员群众，误以为我已到了南阳。许多群众匆匆赶来，挽着乞食的碗筷、竹筒直奔官连坑，见着李应槐专员，不分青红皂白，不管三七二十一，倒头便跪在他的面前，异口同声地哭着喊着：“陈书记呀，救救我们吧！我们没有饭吃呀！”一位群众当场哭诉说：“我家里人都饿死了，只剩下我孤独一人了，走投无路才出来讨饭吃呀，陈书记你大恩大德救救我们吧！”……

听了这些情况，我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我们一行吃过早饭——稀饭配酸菜，就告别乡亲来到南阳公社，参加了公社召开的烈军属代表和基层干部会议。到会的有一百多人，把公社会议室挤得满满的。 ……我刚讲完，军烈属代表刘富玉便抢先发言。他说：“我们公社在‘三面红旗’照耀下，形势一片大好，粮食亩产800斤，跨了《纲要》，群众生活比过去好多了……”

她的发言引起许多干部、代表的不满，不少人摇头叹气，有的干脆说：“刘富玉呀，你现在还在为公社吹牛皮，你不觉得脸红吗？” 在众人的指责下，她才不得不结束了背诵式的发言。事后我才得知，原来她是按公社领导的意图抢先带头发言的，以起示范、导向作用，发言的内容也是公社领导事先授意的。结果却是适得其反，被大家哄了下来。接着一位叫黄启智的白发老人发言。他毫无顾忌地说：“有人说我们公社的粮食亩产800斤，除非把田里的泥土挖出来凑数！我们的实际产量不过是二三百斤，公社领导不是不知道，为什么还要这样吹牛皮呢？这是因为干部为了争取先进，可以提拔当官。他们昧着良心汇报，却苦了我们老百姓。现在群众吃不饱，不少人筛糠、摘树叶当饭吃。丕显，我们真不明白，人民政府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种田人连饭都吃不饱呀？”

（下面说到一位公社副书记在党委扩大会议上仍然胡吹亩产跨《纲要》，被陈丕显问得无言以对，面红耳赤。）

5月4日上午，我回到母校——南阳龙田书院，即后来的龙田小学参观。当我们走出校门口，路经洪田村时，只见数十个衣衫褴褛、拖儿带女的群众跪在路旁，大声哭喊着：“陈书记呀，我们没有饭吃，快饿死啦，请求政府救救我们啊！” ……几位老者捧上手中的糠菜，塞给我说：“陈书记，你尝尝我们吃的是什么？”我和秘书、警卫员各自拿了一块，掰了一些吃了，那谷糠和野菜的滋味真是又涩又苦，叫人难以下咽。看着眼前这几位瘦骨嶙峋、面黄肌瘦的老人，我心如刀绞，泪水忍不住又淌了下来。……

几位公社领导都说，看着群众没饭吃，饿死人，他们心里也难过、也着急，早就想反映，但是又不敢说。我很理解他们的心情。于是我便提议把各县县委书记请来，汇总一下情况。各县县委书记来了以后，都谈了情况，统计了缺粮人数，浮肿、生病、饿死人的数字。据当时统计，全区七县，除龙岩、漳平两县情况稍好之外，其他五个县缺粮情况十分严重，全区饿死——8000人左右

（下面陈丕显同志说到要求省委书记叶飞救济，省里决定马上拨粮给龙岩地区1300万斤）

遗憾的是，福建省委拨给龙岩地区粮食后，龙岩地委个别领导同志认为情况没有这么严重，迟迟不肯要这些粮食。实际上是他过去向上面吹了牛，结果露了馅，感到下不了台，不好意思，怕影响今后的前程。到后来情况越来越严重，饿死的人越来越多，群众知道省里已拨了粮食，却盼星星盼月亮一般盼不到，纷纷提意见。这时，他才不得不要了粮食。结果迟了一个多月时间，全区多饿死了几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