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复制链接]

张大千北平历险记[转帖]

　　张大千成名后,曾多次到北平举办画展、会晤艺术界知名人士,随着他画艺的日臻完美,遂有“南张(大千)北齐(白石)”“南张(大千)北溥(心畬)”之誉。当时的北平,荟萃了中国艺术界众多的名流、精英,如戏剧界的梅兰芳、余叔岩、程砚秋、马连良;收藏界的张伯驹;美术界的齐白石、溥心畬、黄宾虹、于非暗等,而这些名家高手又都是张大千的知交故旧。古都北平向来是中国艺术的一方热土,张大千对这里浓厚的文化氛围,早已心向往之。为了切磋技艺,开展画事,张大千萌生了迁居北平的念头。1936年7月,他在北平府右街罗贤胡同16号购得一座小四合院,暂作安身立命之所。不过,张大千在北平还有一处栖身之地,那就是颐和园的听鹂馆。此时的颐和园已不再是皇家御苑宫阙禁地,但也只有达官显贵才能在园内觅得一席之地。张大千通过旧王孙著名国画家溥心畬,花重金求得在听鹂馆的住所。颐和园内湖光山色、长桥卧波、亭台楼阁,风景依然,幽静的环境正是张大千梦寐以求的读书作画的好处所。不久,张大千便把妻室儿女及书画珍藏,悉数从上海搬来北平,打算长留于此。

　　北平沦陷

　　1937年5月16日,是张大千母亲曾友贞逝世周年忌日,张大千前往安徽郎溪扫墓,此后又回四川内江老家致祭。7月初,张大千从四川回到上海,住在卡德路他的红颜知己李秋君家。此刻,北方时局已危在旦夕,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华北地区虎视眈眈,随时都可能伸出魔爪。然而张大千的家眷及收藏仍留在北平,叶恭绰等好友纷纷劝他立即北上,尽快把家人及书画珍藏接来上海,以防不测。
　　张大千正在筹划北上之际,震惊中外的“芦沟桥事变”爆发了,他因而更是忧心如焚。所幸去北平的铁路线尚未中断,张大千辗转托人购得一张17日去北平的火车票,19日张大千到达北平。此时的北平已没有了往日的风韵,大街上行人稀少,有的商家也已关门歇业,一派萧条景象,但却看不出有大祸临头的征兆。而他的妻小也已从颐和园迁回城里的罗贤胡同居住,张大千恐慌的心情便渐渐平静了下来。他在考虑:是否有必要立马回上海?张大千素来畏惧暑热,夏秋季节的上海正是酷热难当之时,若能在北平颐和园度过炎炎夏日,待秋凉之后再携家南归岂不更为惬意!但北平的时局却又让他揪心不已。他一时拿不定主意,忽然想起了身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的老友汤尔和,他是个消息灵通人士,对日本的情况了若指掌。7月20日,张大千去西四牌楼钱粮胡同拜访了汤尔和,征询北平的安危。汤尔和一口保证说:“北平安如泰山,绝无问题。”于是张大千打消了南归的念头。
　　张大千与汤尔和已结交多年,很是熟稔。1934年8月,张大千与三夫人杨婉君在北平结婚时,汤尔和忙里忙外,热心得很,并赠联恭贺:“举世愿为夫子妾,昔时同赏沁园春。”成为当时北平艺坛传诵一时的佳话。但是张大千并不知晓汤尔和的底细。汤是浙江杭州人,清朝末年留日学医,1922年以教育部次长代理部务,后来又担任过顾维钧内阁的财政总长。他从日俄战争时期开始就成了亲日派。就是这个汤尔和,五个月后摇身一变,当上了日伪“华北临时政府”的“立法院委员长”兼“教育总长”,沦为地地道道的汉奸、民族败类。当然这是后话。
　　张大千滞留北平还有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以为“芦沟桥事变”会像以往的“张北事件”、“丰台事件”一样,慢慢就会平息下来。因此,张大千便放心大胆地回颐和园避暑去了。
　　日军为了彻底占领北平,组织了10余万人的精锐之师,在30架飞机的配合下,于7月28日黎明,突然向驻守南苑、西苑、北苑的中国军队发起猛烈攻击,29军猝不及防,损失惨重,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壮烈牺牲。
　　炮火连天之时,张、杨两家,四大六小,躲在听鹂馆大戏台下的地下室里。由于附近有五口大井,水井会产生聚音及共鸣,枪炮声听起来反而比地面更为猛烈,弄得两家人惶惶不可终日,悉听命运的摆布。这天晚上,张大千又听得头顶上马蹄奔腾,后来才知道是宋哲元等人率领29军秘密撤离北平,退往保定驻守。
　　第二天,日军进驻颐和园,四处布置岗哨。张大千见状焦急万分,赶紧叫他会说几句日语的长子张心亮,设法躲过日军的盘查,骑脚踏车去打电话,向城里一位开洋行的德国朋友海斯乐波求援。
　　当日,海斯乐波带着两部插有红十字旗帜的汽车来接张大千进城。想不到汽车刚一进园,就被滞留园内的妇孺老幼团团围住,央求张大千夫妇把他们带进城去。乐善好施的张大千眼见这些孤苦无援的同胞,不忍自己一走了之,决定让这些老弱妇孺乘车先走。海斯乐波面露难色,张大千向他请求道:“请你看看这份情景,我怎能忍心自己先走!你今天有办法来救我们,明天还可以再来,我若先走了,他们就不相信你还会再来,否则今天就会出事!”因此,张大千一家只得滞留园中,静待海斯乐波下次来接。
　　7月31日上午,天空乌云密布,雷雨大作。日军突然下令,要颐和园内所有的中国人到排云殿前列队集合,听候检查。张大千、杨杰两家与园内的员工家属等共约二百人顶着冷雨,等待日军的发落。一张张惊恐而愤怒的脸上流淌着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人们“像待宰的羔羊,好像随时都会被枪毙,被集体屠杀。”张大千事后回忆说。这时,一位日本士官径直走到张大千跟前,用诡谲的目光上下扫视着他。看他气宇轩昂、仪表堂堂,像个当官的,于是便伸手去摸了摸张大千饱满而光滑的额头,看是否有戴军帽的痕迹。接着又盘问他的姓名,张大千装着不懂日语(张大千早年留学日本——作者注),没有搭腔,只掏出了一张名片给对方。日本士官看过名片,马上变得客气起来,并说他对绘画很有兴趣,曾在日本报纸上见过张大千的照片,因此觉得面熟。后来,张大千被带到一间房子里,由一位军官继续盘问,张大千仍一言不发,全由那位士官代为介绍。事后张大千被放行回家,一颗悬着的心才安定下来。可是回到住处一看,家已被翻得乱七八糟,经清点,一件珍藏多年的明朝雕刻梅花香筒和一幅仿黄子久的山水画被日本兵掠走了。这是张大千有生以来头一遭体验到国破家亡的痛苦,体验到做亡国奴的屈辱和悲伤。他激愤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由于办通行证耽误了时间,海斯乐波8月1日才来接张大千。因载人太多,汽车中途抛锚,连推带拉,傍晚时分才回到罗贤胡同。

　　祸起萧墙

　　张大千心绪难平,第二天怒气冲冲地去质问汤尔和:“你不是说北平决无问题么?”“北平是没有问题嘛!我叫你不要出城,你不听劝嘛!”汤尔和陪着笑脸答道。张大千余怒难消,汤只有好言相劝,并邀请张大千去春华楼吃烤鸭,为他压惊。席间张大千愤愤地说:“日本人侵占了我们的国土,还口口声声说他们对中国是如何如何友好,他们占领北平后,到处烧杀抢劫,无恶不作,比‘棒老二’(四川人称土匪为‘棒老二’)还要坏。”他还列举了自己经历的、看到的、听到的日军在颐和园周围发生的暴行:附近乡镇上的一家肉菜铺被日本兵抢劫一空,老板娘遭日本兵强暴后,不堪屈辱,上吊身亡;大有庄米店一家数口,全被日本兵枪杀;就连一位朋友的日本籍太太也未能幸免,逃难时遭到日本兵的侮辱……
　　汤尔和听后也极为气愤,声称要去质问日本占领军当局。日军宪兵司令部要汤尔和拿出证据,汤尔和说这是张大千耳闻目睹的事实。次日,汤尔和给张大千去电话,声言已将此事质问日军当局,北平日军宪兵司令部要找张大千“谈话”。张大千一听感到此事非同小可,问汤该怎么办?汤却婉言推辞。
　　数日后,一名日本特务来到罗贤胡同16号,“请”张大千于次日下午3时去宪兵司令部“谈话”,面对厄运降临,家中顿时人心惶惶,看着大人小孩惊恐的神色,张大千反而镇静下来,决心明日硬着头皮前往。

　　次日下午,张大千在好心同乡的陪伴下,来到北平日军宪兵司令部,进大门登记完毕,日本兵挡住了郑同乡,只准张大千一个人前往,张大千回忆说:“这第一件事就把我的胆子吓破了,郑同乡与我面面相觑,他爱莫能助,我只有强作镇静勉力跟了进去。”张大千被带到一间小屋子里,他毕竟是中国文化界的名人,日本兵对他还得装出一副客气的样子,请他在沙发上坐着,又问他要喝水还是喝茶?张大千忽然想起:有人说日本人切腹之前要先喝水,难道他们要切我腹?心中不觉为之一震,事到如今也只有豁出去了。他把心一横,大声说道:“我是中国人,我要喝茶!”
　　张大千一直等到下午6时,方有一位军官出来问话,说此案重大,牵涉皇军声誉,是加藤代办亲自交待下来查办的,要张大千举出事实,并说:“如果查无实据,你说此话的人就要负责!”张大千遂把所知事实一一道出。日本军官板着面孔把话听完,命令张大千不准回家,暂留宪兵队,待事情“调查清楚后再说。”于是张大千平生第一次身陷囹圄,失去了自由。
　　关于扣押期间的情况,张大千后来回忆说:“他们对我还很优待,我可以看书写字,他们有意求画,我本想以此打发时间,想想又不愿在囚中为日本人作画,落人口实。倒是遣性发泄写的字,给日本人拿去不少。日本宪兵的汉学毕竟有限,就是我忧怀国事的悲愤牢骚,他们也未见看得懂。”
　　张大千被扣押之后,家里不知他的音讯,妻室儿女担惊受怕,惶恐不安。是时,汉奸报纸《兴中报》登出独家新闻,声称“张大千侮辱皇军,已被枪毙”。消息传开,张大千在北平、上海等地的亲友、门人个个悲痛欲绝。
　　日军宪兵司令部经过多日的调查核实,不得不承认张大千所检举之事,确实不诬,为了笼络人心,平息民愤,胡乱枪毙了三名替死鬼。被囚禁一周(有的说一月——作者注)的张大千终被释放,但警告他不准离开北平,可能随时还要向他“请教”。
　　张大千被释放后,汤尔和又设宴为他压惊。张大千遭扣押之事汤尔和闭口不提,反而庆贺他“一言杀三士”,令张大千啼笑皆非。汤尔和在整个事件中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连张大千也说不明白。这下可好,南归无望,反而被日军软禁在北平,张大千心情无比沉重。

　　威逼利诱

　　回家之后,张大千决心闭门养晦,修身习艺。由于市面秩序渐渐恢复,他打算远离尘世,去颐和园静心读书作画。出城时他告诉家人,一切请帖收下就是,不必转送给他,以示谢绝所有应酬的决心。张大千后来回忆道:“闭门养晦,谢绝应酬也不行!有一天,一位朋友金潜庵打电话给我,他问我为什么不露面?我说‘闭门思过’。他说:‘我看你倒是在闭门闯祸!’警告我说:‘有人请了你两次都不到,你真的没看到帖子?’原来是日本占据北平的特务头子喜多将军请我,必然是宴无好宴,会无好会。可是金潜庵说,你再不给他面子,日本人会翻脸的,何必敬酒不吃吃罚酒。我问啥子事嘛?他说日本人想安排一台盛大的平剧,知道我与余叔岩、程砚秋是好朋友,要我出面商量排戏码,派角色。”
　　金潜庵是什么人?张大千抗战前在琉璃厂买画时结识的朋友,能说善文,待人彬彬有礼,以前见了张大千总是毕恭毕敬地称他“八先生”(张大千行八——作者注)。时过境迁,如今,意得志满飞扬跋扈的金潜庵,外表虽然仍是斯斯文文的模样,里面却变成了贱骨头,巴结日本人,干着令人不齿的勾当。
　　所谓喜多将军,即喜多骏一,是日本陆军少将,原任东京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七·七”事变以前担任过日本驻华武官,最近才调来北平,名义上是中日联络部部长、特务机关长,实际上是管理北平政务的“太上皇”,临驾于“北平维持会”会长之上。为了庆祝伪“华北临时政府”成立,喜多骏一决定于1938年元旦办一场堂会。其实,排戏码、派角色可以叫地头蛇去奔走,不一定要求张大千,而请余叔岩等京剧名角,也不一定非要张大千出面,虽然张大千与他们交情颇深,但能搬动余叔岩者大有人在,如当过袁世凯庶务的郭世五,袁世凯的女婿薛观澜,著名收藏家张伯驹等,都有左右余叔岩的能耐,而且由这些人来劝余叔岩“出山”比找张大千容易得多。日本人非要张大千去找名角,实际上是逼张大千露面,拉张大千下水。张大千,中国大名鼎鼎的艺术家,影响之大,人缘之广,是日本人不肯轻易放过的目标,只要他一下水,那会带动一大串,将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熏陶的张大千,是个有良心的艺术家,是个热爱祖国的艺术家,决不会轻易就范。就在此前不久,他曾对四哥张文修说:“屈原说‘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这是屈原《楚辞.渔父》中的句子,原意是:“虽自身高洁,但因外界环境的污染,也会蒙垢。”屈原在此表明了他宁死也不随波逐流,誓保节操的坚定意志。张大千借屈原的话来表露心迹。——作者注)‘八大(山人)’等人在明亡之后,尚终身不仕清,我是中国人,给日本人做事,岂不留下千古骂名?这样的事无论如何我不干!读史就要使人明智、洁身。”张大千的话显示了他身为中国人的骨气!于是,他对日本人的无理纠缠、威逼利诱,采取了软顶、推诿、拖延的策略。

　　12月下旬某日,张大千被请到城里商量演戏事宜,日本人原打算让名角们义务演出,张大千立即站出来说,梨园朋友生活都很清苦,请他们唱戏应该按规矩付酬,日本人只得答应照办。他们为了粉饰太平,大讲排场,要在戏台上摆迎新筵席,边吃边看,张大千又甘冒不韪,力表反对,说这是对台上演员的不尊重,结果采取折衷办法,改吃西餐。
　　事隔不久,金潜庵又来找张大千,说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中将,非常看重张大千,希望张大千能出来做事:故宫博物院院长、北平艺专校长,任其选择;还可以在日本艺术画院兼任名誉职务。张大千说:“我本一介村夫,闲散惯了,平生最怕的就是做官,也从来没有当过官。请你转告香月将军,恕我至今初衷未改。”金潜庵带着威胁的口气说:“日本人叫你出来干事是看得起你,是对你的尊重,你得掂量掂量!”张大千固守民族气节,坚持不就,但终被委以北平艺专“主任教授”职务,还被迫去上了一堂课。
　　香月清司不会轻易放过张大千。此人原在日本国内任教育总监,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有着很深的了解,对中国的古代艺术更是垂涎三尺。他们知道张大千珍藏有不少的古代名人字画,于是又对此打起了主意。张大千后来说:“日本人对我说,知道我收藏的石涛、八大作品最多,又说知道我曾有意要把珍藏捐给南京国民政府,然后一个大转弯,诌了许多不成理由的理由,明言要我把名画捐给北平的伪组织,又诱惑我说,你最喜欢颐和园,我们决定把颐和园的仁寿殿作为你捐献名画的陈列馆,不仅展览你珍藏的石涛、‘八大(山人)’,而且还要展览你张大千的作品,让人瞻仰,永传后世。我心想,什么永传后世啊!我如上当就要遗臭万年!”张大千佯装答应,但说藏画均在上海,提出去上海取画(其实张大千的24箱珍藏字画,当时秘密存放在德国友人海斯乐波处)。但日本人不准张大千离开北平,几经交涉达成两点共识:
　　一、日本人同意由张大千夫人杨婉君去上海取所藏书画;
　　二、张大千列名为以寺内寿一大将出面组织的“中日艺术协会”发起人之一。
　　这是张大千的一次痛苦抉择,若不同意第二条,那么妻儿就不可能借此时机逃出虎口。张大千只有强忍悲愤与敌人巧妙周旋。他面对的敌人可不是一般的日本士兵或汉奸特务,寺内寿一是当时日本特设的华北军事总司令部的总司令,华北地区日军最高长官,是操纵亿万中国人生杀大权的活阎王。
　　1938年春夏之交,张大千夫人在友人晏济元的陪同下,带着三个孩子乘火车离平赴沪。临走时,张大千暗暗叮嘱杨婉君,到上海后不要抛头露面,更不能再回北平,悄悄等待他南归。

　　诗画明志

　　“七·七”事变之后,民族危机到了最后关头,每个中国人都为国家的命运感到忧虑和不安。张大千则用他的笔抒发了对国家对民族的关切与忧伤。七月中旬的一天,张大千来到寒玉堂拜访好友溥心畬,听着窗外令人心烦的蝉鸣,谈到北平岌岌可危的局势,二人相对扼腕。张大千情不自禁地来到画案前,展纸命笔,画了一幅寓意深刻的《秋意图》:一枯枝老树,被大风刮得摇摇欲坠,但缠绕在树上的青藤却若无其事,相安依旧。溥心畬立即赋诗一首题于画上:“大风吹倒树,树倒根已露,尚有树枝藤,清清犹未悟。”此画此诗,大有唐代诗人杜牧的“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浩叹!
　　同月,张大千赠友人常任侠泥金折扇一把,扇面画金碧山水,山上有飞檐古亭一座,亭外站立四人,负手遥望天际,如思故国,如念亲人。图上题诗曰:“西北此楼好,登临思惘然。阴晴长不定,空况最颠连。斜日红无赖,平芜绿可怜。淮南空米贱,何处问归船?”诗画似乎表达了张大千在北平的无奈处境及南归的心情。
　　11月,张大千在北平火车站见到刚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同乡、老友、画家晏济元,欣喜异常,并请晏济元客居罗贤胡同。两人朝夕相聚,谈诗论画,共商南返之策,决定共同举办一次画展,以筹措旅资,于是两人摆开案桌努力绘画。12月31日,日军攻陷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在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和第六师团长谷寿夫指挥下,日军对中国无辜百姓进行了长达6周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我30万骨肉同胞成了刽子手屠刀下的冤魂。消息传到北平,张、晏正在画室赶制画展作品,听此噩耗,犹如晴天霹雳,二人顿时目瞪口呆,相顾失色,笔坠墨破,不知所措,潸然泪下,沉痛不已……以后数日内,张大千茶饭不思,杜门不出,旋携家移住颐和园乐农轩,谢绝一切应酬,每日飞笔写书作画,以笔墨发泄自己忧怀国事的深深哀愁。
　　困居北平的张大千,由于没有卖画收入,生活日趋拮据,常以典当衣物细软维持生计。征得日军方允许,张大千曾于10月去日军华北军事总司令部所在地天津举办了一次画展,一则为了卖画,二则为了辟谣(外传张大千已被日军枪毙)。画展在天津永安饭店举行。画展期间,张大千结识了天津著名的纱布、房产实业家、古字画收藏家苑竹斋,并被邀请至苑家作客,观赏他的珍藏。10月12日,时值农历重阳佳节,正是登高怀人的时刻,然而,祖国河山破碎,亲人南北分离,令张大千感慨万端,心绪难平。于是他提笔饱蘸墨汁,酣畅淋漓地画了一幅《华岳高秋图》赠予苑竹斋,将自己1935年重游华山时所作的《满江红》一词题于画上:“寒雁来时,负手立,金天绝壁。四千里,岩岩帝座,况通呼吸。足下江山沤灭幻,眼前岁月鸢飞疾。望浮云,何处是长安?西风急。悲欢事,中年剧,兴亡感,吾侪切。把茱萸插遍,细倾胸臆。蓟北兵戈添鬼哭,江南儿女教人忆。渐莽然,暮霭上吟裾,龙潭里。”并写跋语于后:“乙亥重九登太华落雁峰,所赋也时隔三年,江南蓟北无一片净土矣!”国土半沦丧,百姓遭屠戮,深陷敌占区的张大千深刻体会到了“兴亡感,吾侪切。”悲叹“江南蓟北无一片净土矣!”

　　就在这年的11月,张大千还作了一幅《三十九岁自画像》:他头戴东坡峨冠,身着宋代衣衫,正襟危坐于苍劲古朴的巨松之下,罡风劲吹,松枝歪斜,但画中的张大千却巍然不动,一脸庄重坚毅的神色。身前一湾溪水,溪中几多顽石,但却阻挡不住溪水滔滔东流。这是身处逆境中的张大千坚守民族气节,不畏强暴,忠于祖国的真实写照。画上填词一首,调寄《浣溪沙》:“十年笼头一破冠,峨峨不畏笑寒酸,画图留与后来看。久客渐知谋食苦,还乡真觉见人难,为谁留滞在长安?”诗中表露出他误留北平的悔恨,也表明了他“身在曹营,心存汉室”决不与敌伪同流合污的坚定意志。在此,张大千不仅以诗画名志,更有立此存照的意味,让时间,让历史,让后人来评判他这段经历。

　　逃出虎口

　　夫人杨婉君携子去上海后,张大千日思夜想脱身之计。关于张大千的消息,上海报纸炒得沸沸扬扬,有的说张大千已被枪毙,有的说张大千已失足落水,有的说张大千安然无恙。在朋友门人心目中张大千生死未卜。1938年4月底,老友、印人方介堪从上海寄来一卷剪报,欲求证张大千是死是活。张大千灵机一动,即以此为由,提出去上海举办画展,公开露面,以正视听。多次找日本方面负责与文化人联络的原田隆一,张大千说:“上海人都相信你们把张大千杀掉了,我应该回上海公开露面,张大千并没有死。”原田隆一在华多年,是个中国通,能说一口流利的京腔,对中国的人情世故亦颇谙熟,知道张大千耍的是金蝉脱壳之计,便一口拒绝了。任张大千如何游说,原田隆一就是不肯松口。
　　5月上旬,有人在上海法租界举办“张大千遗作展”,由于事先在报纸上登了广告,参观、购买者蜂拥而至,一百幅作品很快被抢购一空。此事的内幕张大千很快就知道了,原来是他一个叫胡俨号若思的门人借机敛财,依照张大千往昔的惯例,造了一百幅伪画,以“张大千遗作”名义展出,既是大千“绝笔”那更弥足珍贵了,因此百幅伪作迅即售罄。此事后来引起了大风堂门人的公愤,齐声讨伐胡俨,坚决把这个不仁不义之徒逐出大风堂。张大千在气愤之余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契机,他再次找到原田隆一:“已经有人替我开‘遗作展’了,我如果再不露面,请问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够证明日本人未杀我张大千?”原田隆一当然不愿日本人来背这个黑锅,即刻同意给张大千一张为期一个月的往返通行证,并告诫张大千,回北平时务必要把他收藏的石涛、八大珍品悉数带回。
　　为了不引起日本人诧异,张大千将家里的书画、字帖、文房四宝,原封不动地留下了,雇来的两位王姓佣人也未辞退,四哥张文修仍然坐堂行医,大风堂门人肖建初、何海霞照常进出,一切都跟平时没有两样。
　　6月10日,张大千拜别四哥四嫂,与北平门人告辞后,只身乘火车抵达天津,在塘沽港登上“盛京”轮赴上海。船上邂逅香港“船王”董浩云,二人意气相投,共话沧桑,感慨良多,遂结成莫逆之交。到上海后,张大千隐居李秋君家,深居简出,不敢露面。在他到达上海一个月左右,海斯乐波利用德日轴心国的关系,将代为秘藏的24箱书画安全运抵上海,完好无损地归还张大千。对德国朋友的多方支助,张大千铭感肺腑。
　　与此同时,在李秋君兄妹等友人的全力帮助下,张大千赴港所需证件也已办妥。7月底,张大千一家搭乘法国邮轮“费力斯·罗索”号奔赴香港,然后转道桂林回四川。张大千望着滚滚波涛上自由飞翔的海鸥,浮想联翩,庆幸自己终于逃出了虎口,但仍惦念着还在日寇铁蹄下呻吟的亿万同胞,心中暗暗祈祷,全国军民团结抗战,早日打败侵略者,重振故国河山。
　　

张中行：在周氏兄弟之间  [转帖]

孙郁

　　张中行生前常和我谈起鲁迅、周作人的旧事，都挺有趣，资料的价值不小。记得有一次他把周作人给他写的扇面的照片给我看，隐含了许多历史故事。我至今还保留着这些。周作人死后，弟子亦散，废名逝于“文革”初，江绍原和俞平伯早已沉寂了。一些受苦雨斋影响的文人，也鲜及周氏的文章。其实，周作人的热，是和张中行这
样的老人出现有关。无数模仿周作人体的文字的作家出现后，人们才广泛认可存在一个苦雨斋的传统的。而张中行在这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

　　苦雨斋的弟子里，就文采和智慧而言，废名第一，张中行当属第二。废名是周氏早期的学生，张氏则属后来的弟子。废名喜欢周作人，乃学问和智慧的非同寻常，从那清谈的路里，摸索出奇、险、怪谲的新途。而张中行把苦雨斋的高雅化变成布衣学者的东西，就和百姓的情感接近了。

　　张中行认识周作人是在上世纪30年代初，我相信起初周氏对他的引力只是在文字上。因为他授课的效果并不好，只是以文章名世。周作人与学生的交往没有胡适多，亲和力并不大的。但周氏的文章实在诱人，就见识和文字的魅力而言，除鲁迅外，别人是不及的。周作人在那时是个清醒的思想者，古典文学的修养高，希腊文化的研究和日本文化的思考也深。这在北大是极其特别的。周作人是典型的个人主义者，又带有儒家的中和之调。他对西方的人文学说有相当深的理解，在审美的范畴里，又深解东方艺术的要义。他的书那时在知识界风靡得很，博识与冷静让人动容。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他的声名很大，虽没有领袖之风，可在一些具体话题表述里，见解常常在胡适、陈独秀之上。胡适、陈独秀的意识，有巨人的风采，别人是不及的。可是周作人的选择是个人的，就让一些青年觉得有可行的一面，是普通人的状态。从北大毕业的人，讲起自己的老师，文科的青年要佩服的往往是周氏。张中行后来越来越感到这位老师的重要。他身上能汲取的东西，是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所不及的。所以内心深处，就自然亲近于周氏，也自称是他的学生。

　　日本人占领北平时，张中行听到老师要出任伪职的消息，还写过信劝阻过，可见那时他们的交往已很多了。那时苦雨斋的身边的友人，差不多也是张氏的心仪之人。钱玄同、刘半农、俞平伯、钱稻孙、废名都在张氏那里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有的后来也成了自己的忘年交。周作人身边的人都不太张狂，个性却是耀眼的。他们不随流俗，思想放达，有六朝的意味。在张中行看来都是可念可感的存在。闲暇之时，偶尔还到八道湾看望老师，成了自己的乐事。他对周作人的认识，也随之越来越深，甚至受到了很强烈的暗示，有时也影响了对一些事物的判断。到了上世纪50年代，弟子皆散，只有张氏还经常关顾其舍，周作人是一定感慨的吧。我想周氏绝不会料到，承传自己的文学风格的竟是这个弟子，不过他的诚实、勤勉、远离世风的态度，周作人想必是赞佩的。所以，赠送给扇面与他，也是自然的了。

　　在苦雨斋弟子里，深入揣摸到老师的精神底蕴者，不是很多。有的只学到了形，毫无神采，沈启无是。有的只附庸风雅，连基本的要领也没有掌握。这样的例子可以找到许多。张中行得到精神是什么呢？在我看来一是怀疑的眼光，不轻信别人的思想。二是博学的视野，杂取诸种神色，形成一个独立的精神境界。三是拒绝一切八股和程式化的东西，本于心性，缘于慧能，自由地行坐在精神的天地。他在周氏那里找到了汉语的表达方式，这方式既有旧学的一套，也有西学的因素。不同于古人的老朽，也和西崽相有别。这两方面恰恰符合了张氏的美学追求，他后来的写作就是由此而出发的。了解张中行，是不能不看到这个关键点的。

　　张中行不止一次地说过，周作人的学识杂，能包容下什么。而且写文章举重若轻，神乎技艺，渺乎云烟，神乎学理，是大的哲人才有的气象。比如在对古希腊的认识上，就高于常人，知道非功利哲学的意义。思想上呢，也有路基阿诺斯的怀疑意识，像尼采般能从世俗的言语里走出，看清人间的混沌。不过他在后来的选择上也有周氏没有的新东西，那就是不满足于知识的积累，要向哲学的高地挺进。于是就多了苦雨斋里没有的东西，和形而上的存在纠葛在一起了。这是他超出老师的地方。而这超出的部分，正是他对文化的一个贡献。也因为这个贡献，他的世界就与同代人区别开来，远远地走在了一些人的前面。

　　苦雨斋主人在文体上给张中行的影响毋庸置疑。《负暄琐话》的风格明显从《知堂回想录》那里流出来的。那组红楼的回忆文章分明有周氏的谈天说地的影子，话语的方式有连带的地方。差别是前者是亲历的漫语，无关乎历史评价。后者则多了往昔的追忆，是感伤的文本，有大的无奈在里。在周作人一笔带过的平静里，张氏往往荡出波澜，似乎更有精神的冲击力。苦雨斋的文本是绝望后的冷观，而张氏的笔触却是冷中的热的喷发，不安的悲悯和伤感的低语更强烈吧。周作人看历史和人物，不动神色的地方多。张中行却情动于中，有诗人的忧郁的。所以，我更倾向于把他的书看成是忧郁的独语，较之于自己的老师，肉身的体味更浓些罢了。

　　关于苦雨斋的主人，他写过许多文章，看法都是独到的。在我看来是真正懂得自己的老师的人。在鲁迅和周作人之间，他似乎更喜欢周氏。因为那种平和与学识是自己不及的。鲁迅难学，许多模仿鲁迅的人不幸成了浅薄的造反者，而追随周氏的读书人，大多是本分的边缘化人。在那个历史年代，革命风云变幻，激进队伍成分复杂，鲁迅不幸也被复杂的烟云包围着。在张中行看来，只有苦雨斋主人在相当长的岁月里保持了读书人的本色，是大不易的。他在《苦雨斋一二》写到了两人的交往：

　　他多次说他不懂“道”，这大概是就熊十力先生的“唯识”和废名的“悟”之类说的。其实他也谈儒家的恕和躬行，并根据英国性心理学家蔼理斯的理论而谈妇女解放。他多次说他不懂诗，对于散文略有所知。他讲六朝散文，推崇《颜氏家训》，由此可以推知他的“所知”是，文章要合乎人情物理的内容，而用朴实清淡的笔墨写出来。关于诗，我还记得三十年代初，一次在北京大学开诗的讨论会，参加的人不多，只记得周以外，还有郑振铎和谢冰心。别人多讲了不少话，到周，只说他不懂诗，所以不能说什么。我想，这大概因为，对于诗的看法，他同流行的意见有区别；流行的意见是诗要写某种柔情或豪情，他不写。他先是写白话诗，后来写旧诗，确是没有某种柔情和豪情，可是有他自己的意境。晚年写怀旧诗《往昔三十首》，用五古体，语淡而意厚，就不写某种柔情和豪情说，可算是跳出古人的藩篱之外了。

　　这文的方面成就，与他的勤和认真有密切关系。从幼年起，他念了大量的书，可以说是古今中外。比如他喜欢浏览中国笔记之类的书，我曾听他说，这方面的著作，他几乎都看过。有一次，巧遇，我从地摊上买到日本废性外骨的《私刑类纂》，内容丰富，插图幽默，很有趣，后来闲话中和他谈起，他立即举出其中的几幅插图，像是刚刚看过。还有一次，谈起我买蔼理斯的自传，他说他还没见过，希望借给他看看。我送去，只几天就还我，说看完了。到他家串门的朋友和学生都知道，他永远是坐在靠窗的桌子旁，桌上放着一本书。写也是这样，几乎天天要动笔，说是没有别的事可做，不读不写闷得慌。

　　虽然老师最终落水，附逆于日本政权，可在精神的维度上，那种坚守思想的独思和寂静，确实使人看到了思想的另一种可能。至少他在文章的写法与精神的表达上，没有趋于泛道德化的思路，在张中行看来是极为稀少的清醒剂。作为一种遗产的继承者，他知道理解苦雨斋的主人仍需要时间。

　　从他所引的周氏的观点来看，周作人所保持的许多理念，都是张中行自己后来坚持恪守的。不陷于柔情，非豪情状，默默地对视世间的遗产。精神的冷，和内心的热，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知识群落都卷入到社会的冲动里，情感的因素战胜了理性的力量。身处乱世，奇冤四起，血气冲天，怎么才能保持精神的安宁呢？安宁，就要不动于火热的人间疏离。这是大难之事，浅的被说是落伍，深的要被视为无爱者。周作人、张中行都被同代人指为是自私的人。可在他们看来，彼时的中国已经发了疯，包括知识群落，差不多都远离思想的园地了。

　　经历几十年的动乱，周作人式的思考问题逻辑及表达逻辑，几乎消失殆尽。社会流行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方式，已没有希腊式的风致了。怀疑与包容，从人们的视野里隐去，几乎没有温馨和平淡如水的存在。如果不是张中行在上世纪80年代坚持的这条写作与思考的路向，我们对五四的理解也许将少了些什么。他的文字仿佛五四文化的活化石，展示了艺术表达的另一种可能，而且重要的是，他把这样的一种路向扩大化了。

二

　　张中行生前谈五四的人物，独没有将鲁迅放到研究的视野里。他讲了许多大人物，却放过了鲁夫子。我问他为何如此，他说，不太好谈。讲胡适、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都容易，而说起鲁迅则是大难的。为什么呢？他的思想深，精神阔大，语言婉转多致。一般人与他的距离，总还是太大了。

　　当他到北大时，鲁迅已离开北京，能见到的只是周作人、钱玄同等五四的人物。所以鲁夫子的音容笑貌只是从别人的谈吐那里得到，再就是阅读作品感受其间的神韵了。张中行极为欣赏鲁迅的小说，尤对阿Q的形象感兴趣，以为那是了不得的创造。他教书时，讲到白话文，也推崇鲁迅的文章，用其作为例子启发学生。关于鲁迅，他从周作人那里得到的都是正面的信息，没有坏的评价。比如上世纪50年代初他到苦雨斋去见周作人，谈到世风，周氏就有“鲁迅如活着，不会像郭沫若那样”的话。在精神的深处，是推崇这位思想者的。

　　虽然没有系统地谈论鲁迅的文章，但在私下的言论里是很佩服鲁迅的文字的。在他看来，鲁迅的智慧太高，常人无法及之。他在《作文杂谈》里写到对鲁夫子的感受，是强烈的：

　　那还是《呐喊》刚出版之后，买来，先读《自序》……觉得意深刻而语沉重，也是爱不忍释，于是反复念了几遍，以后，偶尔也有寂寞甚至幻灭的悲伤，就找出这篇文章，一面沉思一面吟咏地念一两遍，这时候，心情完全渗入文字的意境中，觉得理解和收获比初读的时候多多了。

　　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位友人的话，那就是鲁迅远远地走在我们前面，大家跟他不上。就知识结构而言，鲁迅有哲人的一面，康德、尼采式的东西都有一些。现代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是颇为了解一些的。这和周作人、胡适这些人是不一样的。张中行其实也感到了彼此间的差异。鲁迅的那些东西，远远地看可以，学起来是大难的。鲁迅在日本读书时，就注意到摩罗诗人拜伦、雪莱、普希金的作品，还系统地了解了科学思想史。像克尔凯郭尔、斯蒂纳、叔本华的著述，都是浏览过的。中年之后，对马克思主义美学也下过相当的功夫。他一生里，一是关注科学，一是思考人文主义，还有报国的热情。思维就别于他人，想的是人本的问题。这还不够，那时对国民性的思考也夹带其间，精神就呈现出多面性的特征。中国的读书人，一般满足于知识的获得和事功的体现。鲁迅没有这些。他将知识看成改良人生的存在，而且不断地向自己的有限性和国民的弱点挑战。这种复杂的心理和盘诘过程，一方面使他呈现出精神的创造性的一面，一方面具有浓烈的批判意识。在他的世界里，纯真与复杂相间，深切与平和交汇，精神结构是极其神异的。

　　鲁迅表现爱的时候，是在最悲愤的文字里。而幽默的语调里，也含有闪闪的泪水。熟读《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的人，都可嗅出他深广的情思。那种情感的表达方式，过去是很少有人拥有的。周作人在表现悲欣的情感时，是常人的智慧，你一点不觉得奇怪。可是鲁迅的精神是腾越的，从泥土里生出，在高远的天地里翻转。那就表现出意识的高度和思想的高度。在描述人物形象时，是俯视的，看穿了灵魂里的一切。像阿Q那样的形象，其表现的态度里是爱恨交加，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者正是。鲁迅的表达方式有时不能用是与不是来解释。他的智慧是超出线性因果的联系的。你看“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多么反逻辑。“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类似的句子，我们用常理能够理解么？理解鲁迅，必须意识到表达的反世俗与切近世俗。这是个悖论，但他穿越了这个悖论。他同代的知识分子和后来的读书人觉得无法与其并驾齐驱的原因，是思想的构成不在一个层次里。

　　鲁迅的思想有表层的，也有隐层的。他文字里有许多暗功夫，不是一般人可以企及的。比如他读文字学的书很多，却很少谈及，那些都隐含到文字的背后了。他关注考古学，却不在作品里运用这些，但在随笔里，偶一论及旧文明，则是现代的眼光，科学理性的光暗自闪烁着。他藏的西方版画和各类美术品多矣，却从没有写过一篇研究的文章，但他作品里明暗相间的审美精神，都是吸取其精华的表现。他平时很关心自然科学知识，你看他藏书中有关天文、地理、医学、心理学的著作，都隐含着思想的波澜。那些看似不经意的东西，却形成了他精神的底色。总的说来，鲁迅有专的一面，比如文学的修养，更主要的是杂家的一面，对各类学说都知晓一点。他常说读书要随便翻翻，对自己的眼光大有好处，不是夸大的说法。先生在读书与写作里形成的气象，我们的确还总结得不够。

　　还有一个问题，人们一直不能解决。鲁迅首先是消解自己的，对生命有种苛刻的一面，认为自身存有问题，希望自己的作品速朽。一面自戕着，一面求索着，渴望着新人的出现，向着虚无和黑暗宣战。可是中国的读书人，向来是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理的，于是自恋和恋人纠缠着一生，久久地趴在地上。鲁迅是飞腾的，抖落了一切尘土，自由地飞动在精神的天空上。我们什么时候能像他那样不为俗物所累，坦然地思考和坦然地书写，就不会有离他很远的感觉了吧。

　　许多年来，张中行对鲁迅的传统敬而远之，自知自己不是那传统的一员。他喜欢周作人，乃是心灵相近的缘故。记得他对我说，周作人偏于疑，鲁迅偏于信。似乎是对前者更爱一些。但其实鲁迅也未必不是怀疑主义者。他有点像罗素所说的孤独地思考，且有人间的情怀的那类斗士，我们俗人是学不来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张中行和那类超人式的智者比，终还是有距离的。远离尼采而亲近罗素的人，大概都有一点这类的特点的。

　　在周氏兄弟之间，有着现代知识分子的难题，不能简单地说谁对谁错。后来的人对他们有所偏好，也是自然的。每一种倾向，都含有精神伸展的可能。张中行找到了这样的生长点。他放大了周作人的传统，且有所变化，于博采之中渐成新体。文学史家对此一定有不少新解，说不定也是有趣的话题呢。
 

奥巴马回忆录：我父亲的梦想[转帖]

　　那是在我二十一岁生日刚过几个月之后的一天，一个陌生人打电话告诉了我这个消息。当时我住在纽约哈莱姆以东和曼哈顿区交界处的一个不知名的地方，位于第一大道和第二大道之间的第九十四街，那里的环境并不怡人，草木贫瘠

　　，一排排灰黑色的临街公寓遮住了一天当中的大部分阳光。我住的那个公寓楼很小，地板已经倾斜，供暖断断续续，楼下的门铃也坏了，前来造访的客人必须事先在街角的加油站打一个付费电话才能上来。那儿还有条像狼一样大小的黑色杜宾犬，嘴巴里总是叼着一个空啤酒瓶子，夜幕降临的时候，它就会机警地走来走去。

　　其实这些都跟我没多大关系，因为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客人。那些日子，我总在焦躁不安地忙碌于自己的事情，忙碌于那些没有实现的计划，当时的我总是把其他人看作是多余的干扰，不过我倒也并不是不喜欢和人交往。我还是乐于与那些波多黎各裔的邻居们用西班牙式的客套语寒暄上几句的。在下课回来的路上，我还会经常停下来与一群男孩子们攀谈一会儿，他们整个夏天都待在门廊上谈论尼克斯队，谈论他们在前一天晚上听到的枪声。要是赶上好天气，我和室友就会围坐在炉火旁抽上几根烟，欣赏暮色渐渐淹没了城市上空的蔚蓝。要不然我们就会看着那些住在旁边高档社区的白人到我们街区来遛狗，让狗在路边拉屎。这时，我的室友就会怒气冲冲地朝他们大骂：“把狗屎弄干净，你这杂种!”在他们弯下腰去铲狗粪便的时候，我们就会面无愧色地嘲笑主人和狗。

　　每当那样的时候我也会感觉到快乐，但那快乐只是暂时的。一旦谈论的话题偏离了主题，或者转向了加深彼此之间的了解，我就会找个理由起身告辞。我已经习惯了一个人享受孤独的世界，因为我知道只有那里是最安全的。

　　我还记得当时有一位就住在隔壁的老人，和我有着相似的性情。他一个人孤苦伶仃地生活，偶尔外出时，人们就会看见一个苍老佝偻的身影，穿着一件厚重的黑色外套，戴着一顶怪模怪样的软呢帽独自蹒跚而行。有时候，我在楼下碰巧看到他刚从商店买东西回来，就会主动上前帮他把东西提上楼去，他会看看我，然后耸了耸肩。于是我们就一起上楼了，在每一层的楼梯拐角处他都要停下来歇一歇。终于到了他家门口，我小心翼翼地把袋子放在地上，他礼节性地点点头表示谢意，然后就走进房间关上了门。我们甚至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他也不曾向我表示过一次感谢。

　　老人的沉默寡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心里我把他视作自己的同类。然而不久之后的一天，我的室友发现他倒在了三楼的楼梯平台上，双目圆睁，已经僵硬的身体像个婴孩一样蜷缩着。人们纷纷上前围观，一些妇女在胸前画着十字，小一些的孩子激动地窃窃私语。最后，医护人员把尸体抬走了。警察到老人的公寓里进行查看——这是一间非常整洁的公寓，空空荡荡的，几乎什么都没有。房间里只有一把椅子、一张桌子，还有一幅退色的妇人肖像，挂在壁炉架顶上。画中的妇人，眉毛浓丽，笑意温柔。有人打开了冰箱，在里面发现了将近一千美元的一叠小额钞票，这些钱都用旧报纸包着的，小心地藏在蛋黄酱罐头和泡菜缸后面。

　　这个场景弥漫着的孤独感触动了我，在那一瞬间，我多么希望我知道这位老人的名字啊。然后，几乎与此同时，满怀着悲伤，我却又为这个愿望感到后悔。我感觉似乎这样的想法会破坏我们之间的灵犀——好像，就在那个空空如也的房间里，那位老人正在低声诉说着一个从未向人提及的故事，正在向我讲述一些我宁愿不去听的事情。

　　大概又过了一个月的时间，在十一月一个寒冷又阴沉的早晨，太阳被薄雾般的云遮住了，光线十分昏暗。这时，另一个电话打了进来。当室友把电话递给我的时候，我正在准备早餐，炉上煮着咖啡，锅里煎着两个蛋。电话里满是静电的噪音。

　　“巴里?巴里，是你吗?”“是的……哪位?”

　　“喂，巴里……我是简婶婶。我在内罗毕。能听到我说话吗?”

　　“不好意思……你刚刚说你是?”

　　“我是简婶婶。听着，巴里，你爸爸死了。他出车祸死了。喂?听得清吗?我说，你爸爸死了。巴里，打电话给你在波士顿的叔叔，告诉他这件事。我不能再说了，好了，巴里，我会再打电话给你的……”

　　就这样，电话挂掉了，我跌坐在沙发上，任凭锅里的蛋烧焦，凝望着石灰墙上的裂缝，试图衡量自己的损失。

　　直到我的父亲去世，之前，对我来说，父亲更多的还是一个虚构的存在，仿佛不仅仅是个普通的男人，但又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1963年，我还只是一个两岁的孩子，他就离开了夏威夷回肯尼亚了。因此，作为小孩子的我，只能通过母亲和外祖父母讲过的关于他的故事来了解父亲。他们都有各自偏爱的故事，每个故事都因为讲过无数遍而无懈可击地通顺。现在我仍能回想起那些场景。晚饭后，外祖父斜靠在他那把旧式椅子上，啜着威士忌，用从烟盒上撕下的玻璃纸剔着牙，讲述我父亲因为一个烟斗而几乎将一个人扔下大风口的故事……

　　“是这样，你妈妈和你爸爸决定带那个朋友参观一下这个岛。所以他们就开车前往大风口，巴拉克一路上几乎都开错了边——”

　　母亲对我解释道：“你爸爸可算不上一个好司机，他习惯英国人的驾车方式，靠左边开车，而且如果你提出什么异议的话，他就会生气地嘲弄美国人的驾车规则——”

　　“好了，这个时候他们到了目的地，下了车，站在栏杆内欣赏风景。巴拉克用我送给他的生日礼物，一个烟斗抽着烟，用烟管指点着所有的景点，活像一个航行在大海中的船长——”

　　“你爸爸非常喜欢这个烟斗，”母亲再次打断了外祖父的话。“他学习的时候，整晚都要用这个烟斗抽烟，有时候还——”

　　“瞧你，安，你是要自己讲还是让我把这个故事讲完?”

　　“对不起，爸爸。你继续讲吧。”

　　“不管怎样，他那位倒霉的朋友——他也是一个非洲学生，是吧?他刚刚来到这里。这个倒霉的家伙肯定是被巴拉克拿烟斗的样子吸引住了，于是他问，能不能也让他抽一下。你爸爸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同意了。这个小伙子抽第一口烟的时候，就被呛到了，他不停地咳嗽。由于咳得太厉害了，烟斗从他手中滑落，掉到了栏杆外，落在了一百英尺深的悬崖上。”

　　外祖父停下来拿起酒瓶，抿了一小口。“嗯，当时，你爸爸非常有风度地等到他的朋友不再咳嗽了，才叫他爬到栏杆外把烟斗捡回来。那个小伙子瞥了一眼那个九十度的峭壁，然后告诉巴拉克他会给他买个新的赔偿——”

　　“非常可行。”图的声音从厨房传出来。(我们称呼我的外祖母为图图，图是简称；夏威夷语的意思是“祖父母，外祖父母”，因为在我出生的那天，她认为自己仍然很年轻，不想被叫做外祖母)外祖父皱了皱眉，但他决定当作没有听见。

　　“——但是巴拉克坚持要拿回‘他的’烟斗，因为这是一件礼物，无可替代。于是，那个小伙子又向下望了一眼，再次摇了摇头。这时，巴拉克把他整个人提了起来，往栏杆外甩去!”

　　外祖父大喝一声，高兴地拍了下自己的膝盖。在他大笑的时候，我想象自己正注视着我的父亲，他在明亮的阳光下显得更为黝黑，那个冒犯他的小伙子被举了起来，乱晃着胳膊。多么可怕的审判情景啊。

　　“他并不是真的要把他丢到栏杆外去，爸爸。”母亲关切地看着我说，但是外祖父又啜了一口威士忌，继续讲他的故事。

　　“这时，其他人都开始来围观了，你妈妈恳求巴拉克放下他。我猜巴拉克的朋友只能大气都不敢出地祈祷了。不管怎样，几分钟后，你爸爸把那个人放下来了，拍拍他的背，让他平静下来，还提议大家一起去喝杯啤酒。你不知道，你爸爸在接下来的旅途中是怎样表现的——完全若无其事。当然，他们回到家之后，你妈妈仍然非常害怕。事实上，她几乎不敢开口跟你爸爸说话。而巴拉克也没有起什么帮助作用，因为你妈妈想要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他只是摇摇头开始笑起来。‘放轻松些，安娜，’他对她说——你爸爸是低沉的男中音，是这样的英式口音。”外祖父用下巴抵着脖子，追求完全逼真的效果。“‘放轻松些，安娜，’他说，‘我只是想让那家伙知道，对他人的财产要小心照看!’”

　　外祖父就又开始笑起来，直到他咳嗽起来，这时图就会小声地嘀咕着，她认为我父亲知道烟斗只是因不慎而掉落实在是件幸事，否则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母亲就向我眨眨眼睛，说他们都有些言过其实。

　　“你爸爸是有点跋扈，”母亲微笑着承认，“但是他本质上是个非常诚实的人，这使他有时显得不那么变通。”

　　她喜欢我父亲温和的一面。她会给我讲这样的故事。他穿着平时最喜欢穿的衣服去领取фBK联谊会的钥匙——牛仔裤和一件印着豹子图样的旧针织衫。“没有人告诉他那是一个多么高的荣誉，所以他进去之后，发现那个庄严的房间里，所有的人都身穿正装。那是我唯一一次看到他发窘。”

　　接着，外祖父会突然深思起来，开始自己点起头来，他会说：“这是真的，巴，你爸爸能够在所有的情况下胸有成竹，这也是为什么人们都喜欢他的原因。记得那时他需要在国际音乐节上唱歌，是吧?他已经同意演唱一些非洲歌曲，但是当他到达时会场已经是一片骚乱。紧挨他之前表演的是一个半专业的女歌手，一个带着整支乐队的夏威夷女孩。其他人可能会就此打住，你知道的，然后解释说出了什么差错。但是巴拉克绝不会这样。他站到舞台上，面对着满场的观众开始唱歌———我告诉你吧，这可是非常了不起的演出——虽然他唱得并不算好，但是他极其自信，于是很快像其他人一样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外祖父会摇晃下头，从椅子上站起身，打开电视。“现在，你可以从你爸爸身上学到些东西，”他告诉我，“‘自信’，这是一个男人成功的秘诀。”

　　那就是所有这些故事的叙述方式——简洁明快，真实性可疑，一夜之间就能连续讲完。经年累月，这些故事就成为了我对家族的记忆，就像那些还保留在家中的父亲的几张照片一样，那是一些老旧的黑白冲洗照片，是我为了寻找圣诞节的装饰或者旧的潜水设备而搜遍储藏室时偶然翻到的。从我开始记事的时候起，母亲已经开始与那个后来成为她第二任丈夫的男人谈恋爱了。无需任何解释，我就明白了为什么这些照片会被藏起来。但是偶尔，曾经和母亲一起坐在地板上，在散发出灰尘味和樟脑球味的破旧相册里，我一面仔细端详着父亲——露出灿烂笑容的黑色面孔，突出的前额和一副厚重的眼镜让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老一些——　一面还听着母亲独自讲着他生平的事情。

　　我知道，他是一个非洲人，属于肯尼亚卢奥部落，出生在维多利亚湖畔一个叫阿兰戈的地方。村庄很贫穷，但是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祖父侯赛因·安扬高·奥巴马，是一位出众的农场主，他是部落里的长老，同时也是一个会看病的药剂师。我的父亲从小帮他的父亲放羊，长大后就读于英国殖民机构在当地设立的学校。在学校里，他表现出极高的天赋，最终赢得了去内罗毕进修的奖学金；接着，在肯尼亚独立前夕，他被肯尼亚领导人和美国赞助者选中，前往美国大学深造，成为第一批为了建设一个全新的现代化非洲而到西方学习先进技术，并用这些先进技术建设家乡的非洲人之一。

　　1959年，二十三岁的他就读于夏威夷大学，成为那所大学里第一位非洲学生。他主修计量经济学，经过极其专心的攻读，三年后他以班上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他广交朋友，协助成立了国际学生协会，并担任了该协会的第一任主席。在一次俄语课上，他邂逅了一位羞涩腼腆的美国女孩。她仅仅十八岁，后来他们陷入了爱河。女孩的父母起先非常谨慎，但最后还是为他的魅力和聪慧所折服；这对年轻人结婚了，她还生下了一个男孩，他给这个男孩取了自己的名字。后来他获得了另一项奖学金——这次是攻读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但是却没有足够的经费带上新家庭一同前往。接着，分别的时刻来临了，他回到非洲去履行对那块大陆的承诺。母亲和孩子则留了下来，尽管距离遥远，但爱的纽带却不会因此而中断……

　　相册合上了，我却仍对听到的内容感到不解，我犹如置身于广袤有序的宇宙而迷失其中、不得其解。即使是母亲和外祖父母所讲述的简略版本，我仍然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但是我很少追问细节，比如说什么是“博士学位”或者“殖民主义”，或者阿兰戈在地图上的位置等等。父亲的生活历程取代了母亲买给我的一本叫做《起源》的书在我心目中的位置，这本书收集了世界各地的故事。其中，有关于《创世记》和人类在其下诞生的树的故事，普罗米修斯和火种的故事，还有漂浮在宇宙中的神龟背负着整个世界的印度传说等等。后来，当我可以从电视和电影中更快地找到乐趣时，我开始对一些问题感到困惑了。是什么在支撑着神龟呢?为什么万能的上帝会让一条蛇造成那样的悲剧呢?为什么我的父亲不回来?但是作为一个五六岁的孩子，我并不想解开这些谜团，因为每一个故事都是完整而真实的，能够让我平静地进入梦乡。

　　（《奥巴马回忆录——我父亲的梦想》，[美]巴拉克·奥巴马著，王辉耀、石冠兰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

谍海才女关露的坎坷人生 [转帖]

　　在三十年代的旧上海，关露与张爱玲、丁玲齐名，是三大才女之一。她不仅诗写得好，小说散文也不错。电影《十字街头》的主题曲就是关露写的：“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被传唱一时。
　　关露的才华有目共瞩。如果她像张爱玲那样，不参与政治，只埋头写作，
也许她会留下很多感人的篇章，然而，这只能是也许。

打入魔窟

　　1939年11月的一个夜晚，关露正在为长篇小说《新旧时代》做最后的修改。她忽然接到任务，要打入上海汪伪特工总部——臭名昭著的76号，接近并策反当时的特务头子李士群。

　　这个任务本来是给关露的妹妹胡绣枫的，当年胡绣枫帮助过落难的李士群的夫人，有着这层关系，去策反李士群应该比较容易，无奈胡绣枫忙于重庆的工作，便把姐姐关露介绍给了组织。

　　关露很快利用恩人姐姐的身份，打入76号魔窟。30多岁的关露看起来很显年轻，个子很高，很善于与人周旋。她每月都去拜访李士群夫妇一两趟，李士群夫妇对关露很有好感，每月都送她200元钱，李士群还让关露陪他的妻子去逛街，把她完全当成自己人。

　　关露来到李士群身边之后，很快将李士群的一些真实想法摸透，原来沦陷区的大汉奸尽管对百姓生杀予夺，却很惴惴不安于自己的前途。关露将李士群的想法汇报给接头人潘汉年，终于将李士群成功策反。

忍辱负重

　　由于以上工作，关露投靠汪伪特务的消息在上海滩开始传播，文艺界的人说到关露都充满鄙视，各种相关的活动也不再接受她加入。关露很痛苦，却无法去辩，她牢牢记着曾经与潘汉年说过的话，如果被别人说成汉奸，绝不辩护。但她总以为这样的日子不会持续太久，很快就会澄清自己。

　　在完成了李士群的策反任务后，关露给组织写了一封信，请求去延安。哪知得到的回复却是，不宜回来。上海方面希望关露继续留下提供有用的情报。

　　关露得到消息后，哭了一晚上。想到现在连好友也不信任她，也唾弃她，热爱的写作也无法进行，恋人也不得相见，异常难过。只是哭过之后，她还是强打起精神，继续完成组织派给她的任务。

　　新的任务是让她去日本人办的《女声》杂志做编辑。《女声》是一本综合性月刊，社长是一个叫佐藤俊子的日本女作家。关露去《女声》的目的是接近佐藤，再通过她接近日本左派人士，找到日**员，搞到一些日方的情报材料。

　　关露在《女声》负责小说、剧评和杂谈。为了不让汉奸言论出现，同时又保护自己的身份，关露只能尽量编些无聊的风花雪月文章，将大量版面占去。这种不动脑筋的工作，对关露来说，真是痛苦。

　　在《女声》工作工资微薄，甚至生活都成问题。关露日子过得节俭，早餐几乎省去，肉蛋之类的根本吃不上，常年处于半饥饿状态。到了冬天，租的房子冷得像冰窖，关露买不起木炭，想去卖血。可是医生说她身体太弱了，会承受不了。血没有卖成，木炭也没有换来，关露守着寒冷的屋子过了一个冬天。

　　1943年8月，关露去参加“大东亚文学代表大会”，这个会让关露很犹豫，因为等于要在世人面前再一次亮出自己汉奸文人的身份。但上级组织却发下话来，如果去日本一趟，会看到听到许多情况，这个机会不容错过。

　　于是关露就去了。这次大会，日方分给关露的讲话题目是《大东亚共荣》。关露把题目换成《中日妇女文化交流》，谈了些无关紧要的内容，诸如中日双方语言不通，大家交流起来比较困难，今后应该多学语言之类的话题，蒙混过去。

　　果然，关露参加完这次会议回上海后，就看到一篇登在《时事新报》上的文章：“当日报企图为共荣圈虚张声势，关露又荣膺了代表之仪，绝无廉耻地到敌人首都去开代表大会，她完全是在畸形下生长起来的无耻女作家。”这时，关露的“汉奸生涯”达到了顶峰。

终获平反

　　关露在敌营苦熬6年，终于等到日本投降的那天。关露回到苏北解放区，本想重新拾回满腔热情继续创作，却发现“关露”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一种耻辱的象征，不再能发表任何文章，这就意味着在此之前关露在文学上的成就全部报废。

　　比这更让关露痛苦的是，她接到恋人王炳南的来信，竟是一封绝交信。当然，这并非王炳南本意。他本来准备迎娶关露的，但组织上经过反复研究，得出的结论却是：关露是个好同志，但由于她的这段特殊经历，在社会上已经造成不好的名声，群众以为关露是文化汉奸，而你又是长期搞外事工作的，群众都知道你是****。如果你们两个人结合，将会在社会上产生不好的影响。王炳南只能无奈服从。

　　关露没想到，她期盼的爱情破灭了，这让她的精神世界一下塌了半边。她不清楚自己到底错在哪里，为什么忍辱负重的几年特工生涯换来的是如此结局？关露回到住处，伤心地大哭起来。而更让她讶异的是，她在整风运动中成为重点审查的对象。这一次次沉重的打击彻底将关露击垮了。之后，关露因潘汉年案的牵连，两度入狱。她患上轻度精神分裂症，有时神志很恍惚。她在思维恍惚的时候，常常一个人呆坐在地上，不吃不喝。稍微清醒些，就要写那些没完没了的交待材料。

　　关露在病情严重的时候，被送进医院治疗，出院后又回到单人牢房继续被审查。8年的牢狱之苦，关露本来就不好的身体又受到一次摧残。

　　关露从监狱出来后，住在10平米的小屋里，以前爱干净的她，竟然把房子弄得乱七八糟，空气逼仄，气味难闻。

　　1980年5月的一天，关露突然倒在地上不省人事。被送到医院，查出是脑血栓症。抢救过来之后，很多记忆都变得模糊起来，她也无法再写字，手连笔都拿不住了。

　　1982年，潘汉年得到平反，与之相关的关露也得到平反，首次得到澄清是由党派往上海做情报工作的。得到这个结果，关露终于松了口气。几天后，关露在家里吞食大量安眠药自杀。

　　关露死后，文化部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喧哗的人群与生前孤寂的她形成鲜明的对比。

(《扬子晚报》2.23　叶细细文)

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转帖]

　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A　又名《八一宣言》
　
　　　１９３５年８月１日　

　　　王明等执笔　
　
国内外工农军政商学各界男女同胞们！　　　
　　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们进攻，南京卖国政府步步投降，
我北方各省又继东北四省之后而实际沦亡了！　　　
　　有数千年文化历史的平津，有无限富源的直、鲁、晋、豫
各省，有最重要战略意义的热、察、绥区域，有全国政治经
济命脉的北宁、平汉、津浦、平绥等铁路，现在实际上都完
全在日寇军力控制之下。关东贼军司令部正在积极实行成立
所谓“蒙古国”和“华北国”的计划。自民国二十年“九一
八”事变以来，由东三省而热河，由热河而长城要塞，由长
城而“滦东非战区”，由非战区而实际占领河北、察、绥和北
方各省，不到四年，差不多半壁山河，已经被日寇占领和侵
袭了。田中奏折所预定的完全灭亡我国的毒计，正着实行，长
此下去，眼看长江和珠江流域及其它各地，均将逐渐被日寇
所吞蚀。我五千年古国将完全变成被征服地，四万万同胞将
都变成亡国奴。　　
　　近年来，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
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
职！
　　然而最痛心的，在我们伟大民族中间，却发现着少数人
面兽心的败类！蒋介石，阎锡山，张学良等卖国贼，黄郛，杨
永泰，王揖唐，张群等老汉奸，数年以来，以“不抵抗”政
策出卖我国领土，以“逆来顺受”的主张接受日寇一切要求，
以“攘外必先安内”的武断宣传来进行内战和压迫一切反帝
运动，以“十年生聚”、“十年教养”、“准备复仇”等骗人口
号来制止人民抗日救国行动，以“等待世界第二次大战来了
再说”的狡计来迫使我国人民坐以待亡。而最近以来，汉奸
卖国贼等在“中日亲善”，“中日合作”和“大亚细亚主义”等
口号之下所作的降日卖国之露骨无耻行为，简直是古今中外
未有之奇闻！日寇要求撤退于学忠、宋哲元等军队，这些军
队便立刻奉令南下西开去进行内战了；日寇要求撤退某些军
政长官，某些军政长官便立刻被撤职了；日寇要求河北省政
府迁出天津，省政府便立刻搬到保定了；日寇要求封禁某些
报章杂志，那些报章杂志便立刻被封禁了；日寇要求惩办
“新生”等杂志主笔和新闻记者，“新生”主笔和许多记者便
立刻被逮捕监禁了；日寇要求中国政府实行奴化教育，蒋贼
便立刻焚书坑儒了；日寇要求中国聘请日本顾问，蒋贼的军
政机关便立刻开门揖盗了；甚至日寇要求解散国民党党部，北
方厦门等地国民党党部便立刻奉令解散了；日寇要求解散蓝
衣社组织，蓝衣社北方领袖曾扩情、蒋孝先等便闻风潜逃了。
　　中国苏维埃政府和****认为日寇和汉奸卖国贼对我国
这些行动，是中华民族的无上耻辱！苏维埃政府和****郑
重宣言：我们不仅对于日寇对我国的领土侵略和内政干涉，表
示激烈的反抗；就是对于日寇提出解散国民党党部和蓝衣社
组织底要求，也表示坚决的抗议。在****及苏维埃政府看
来：一切中国人的事，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无论国民党和
蓝衣社卖国殃民的罪恶如何滔天，但其应否存废问题，日寇
绝无置喙的余地。　
　　领土一省又一省地被人侵占，人民千万又千万地被人奴
役，城村一处又一处地被人血洗，侨胞一批又一批地被人驱
逐，一切内政外交处处被人干涉，这还能算什么国家？！这还
算什么民族？！　　　
　　同胞们！中国是我们的祖国！中国民族就是我们全体同
胞！我们能坐视国亡族灭而不起来救国自救吗？　　
　　不能！绝对不能！阿比西尼亚以八百万人民的国家，尚
能对意大利帝国主义准备作英勇的武装反抗，以保卫自己的
领土和人民；难道我们四万万人民的泱泱大国，就能这样束
手待毙吗？苏维埃政府和****深切相信：除极少数汉奸卖
国贼愿作李完用、郑孝胥、张景惠、溥仪第二去ìt颜事仇而
外，我绝大多数工农军政商学各界同胞，绝不甘心作日寇的
牛马奴隶。苏维埃政府对日宣战，红军再三提议与各军队共
同抗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艰苦奋斗，十九路军及民众的
淞沪抗日血战，察哈尔、长城及滦东各地军民英勇杀贼，福
建人民政府接受红军提议联合抗日，罗登贤、徐名鸿、吉鸿
昌、邓铁梅、伯阳、童长荣、潘洪生、史灿堂、瞿秋白、孙
永勤、方志敏等民族英雄为救国而捐躯，刘崇武、田汉、杜
重远等爱国志士为抗日而入狱，蔡廷锴、蒋光鼐、翁照垣、陈
铭枢、方振武等抗日部队艰苦斗争，宋庆龄、何香凝、李杜、
马相伯等数千人发表中华民族对日作战基本纲领，数年来我
工农商学各界同胞为抗日而进行排货、罢工、罢市、罢课、示
威等救国运动，尤其是我东北数十万武装反日战士，在杨靖
宇、赵尚志、王德泰、李廷禄、周保中、谢文东、吴义成、李
华堂等民族英雄领导之下，前仆后继的英勇作战，在在都表
现我民族救亡图存的伟大精神，在在都证明我民族抗日救国
的必然胜利。到现在，我同胞抗日救国事业之所以还未得到
应有胜利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日寇蒋贼的内外夹攻，另方
面是由于各种抗日反蒋势力互相之间存在有各种隔阂和误
会，以致未能团结一致。
　　因此，今当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和苏
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
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
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
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
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
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苏维埃政府和共
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
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
间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
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
手共同救国。此外，苏维埃政府和****现在更进一步地恳
切号召：　　
　　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们！　
　　一切有爱国天良的军官和士兵弟兄们！
　　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神圣事业的党派和团体的同志　
们！
　　国民党和蓝衣社中一切有民族意识的热血青年们！　　
　　一切关心祖国的侨胞们！　　　　
　　中国境内一切被压迫民族（蒙、回、韩、藏、苗、瑶、黎、
番等）的兄弟们！　
　　大家起来！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勇敢地：与苏维
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
府；与红军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各种反日义勇军一块，组织
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　　
　　苏维埃政府和****愿意作成立这种国防政府的发起　
人，苏维埃政府和****愿意立刻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
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工会，农会，学生会，商会，教
育会，新闻记者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同乡会，致公堂，民
族武装自卫会，反日会，救国会等等），各名流学者，政治家，
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问题；谈
判结果所成立的国防政府，应该作为救亡图存的临时领导机
关，这种国防政府，应当设法召集真正代表全体同胞（由工
农军政商学各界，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党派和团体，以及国
外侨胞和中国境内各民族，在民主条件下选出的代表）的代
表机关，以便更具体地讨论关于抗日救国的各种问题。苏维
埃政府和****绝对尽力赞助这一全民代表机关的召集，并
绝对执行这一机关的决议，因为苏维埃政府和****是绝对
尊重人民公意的政府和政党。
　　国防政府的主要责任在于抗日救国，其行政方针应包括
下列各点：
　　（一）抗日救国，收复失地；
　　（二）救灾治水，安定民生；
　　（三）没收日寇在华一切财产，充作对日战费；
　　（四）没收汉奸卖国贼财产、粮食、土地，交给贫苦同胞
和抗日战士享用；　
　　（五）废除苛捐杂税，整理财政金融，发展工农商业；
　　（六）加薪加饷，改良工农军学各界生活；
　　（七）实行民主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八）实行免费教育，安置失业青年；
　　（九）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保护侨胞在国
内外生命、财产、居住和营业的自由；　　　
　　（十）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日本国内劳苦民众，
高丽，台湾等民族）作友军，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
动的民族和国家作同盟，与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
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　　　
　　抗日联军应由一切愿意抗日的部队合组而成，在国防政
府领导之下，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这种总司令部
或由各军抗日长官及士兵选出代表组成，或由其他形式组成，
也由各方代表及全体人民公意而定。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
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　　　
　　为的使国防政府真能担当起国防重任，为的使抗日联军
真能担负起抗日重责，****和苏维埃政府号召全体同胞：有
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
技能的供献专门技能，以便我全体同胞总动员，并用一切新
旧式武器，武装起千百万民众来。****和苏维埃政府坚决
相信：如果我们四万万同胞有统一的国防政府作领导，有统
一的抗日联军作先锋，有千百万民众作后备，有无数万东方
的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民众作声援，一定能战胜内受人民
反抗、外受列强敌视的日本帝国主义！　　　
同胞们起来！　　　
为祖国生命而战！
为民族生存而战！
为国家独立而战！　
为领土完整而战！　
为人权自由而战！　
大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大团结万岁！

　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
　中国****中央委员会

选自《中 共 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二〉
　　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出版

曝光：越南为何背弃胡志明遗嘱与中国交恶[转帖]

读读历史，总有种负重的感觉。尤其是读那段中越关系史，这种感觉更如是！

　　长期以来，许多人一直不明白，越南早期领导人胡志明主导的亲华政策，为什么到了黎笋时代突然出现了中越交恶？事过境迁，提到那年那月的那场中越之间展开的残酷战争，越南人几乎是讳莫于心。那场战争，中国军队几乎攻占了越南河内，是什么因素让这两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一朝反目成仇，苦大深恨呢？

　　本文从越南胡志明时期开始谈起。

　　一．胡志明的中国情结，震撼人心

　　坦率地说，胡志明是个不折不扣的对华亲密派。胡志明，原名阮必成，参加革命后又曾改名为阮爱国，胡志明自幼就对中国文化深为向往，参加革命后更是与中共早期领导人结下深厚的友谊。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鼓舞了他为越南寻求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1923年，他与张太雷结拜为兄弟。1924年，胡志明化名李瑞从苏联来到广州，在中国刘少奇、彭湃、陈延年等同志的帮助下，举办越南青年训练班，此后声名大振。

　　也是因中国革命先驱对他无私无畏的大力支持，使胡志明日后主导越南政局时一直奉行对华“友好第一”政策。他始用化名“胡志明”是在1942年8月13日，也在那天，他在与越南抗日革命力量取得联系时，在广西省靖西县被蒋介石地方政府逮捕，从此他在广西各地十三个县的十八个监狱里被监禁了十三个月，他受尽摧残和折磨，不得温饱，牙齿脱落，头发灰白，面容憔悴.他写了一百多首诗，以后以《狱中日记》发表，1943年9月10日从柳州监狱获释，随即同当地的越南各民族主义救国组织取得联系。同时，他恢复了与党的联系，准备回国继续领导革命.1945年5月德国败降以后，日本法西斯侵略势力奄奄一息，越盟已控制全国大部分地区。

　　越南独立后，特别是印度支那和平恢复后，胡志明多次到中国访问、度假、疗养，中国的许多地方都留下了胡志明的足迹，也留下了胡志明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此后，胡志明率越南政府代表团对中国进行多次正式访问，均受到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甚至到1962年5月，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共同致信胡志明：祝贺胡志明72寿辰。1960年至1962年连续三年，胡志明生日都是在中国度过的！足见，一国领导人，凭对华亲密关系主导政治，影响何其深重！！

　　1969年，胡志明在河内逝世。临终遗言也不忘提到对中国的友情珍视，原话如下：

　　中国唐朝的著名诗人杜甫有一句诗： “ 人生七十古来稀 ” ，意思是说： “ 人寿七十从来少 ” 。今年，我七十九岁了，已经是 “ 古来稀 ” 的人了，虽然身体比前几年差一些，但是精神、头脑仍然很清醒。人到七十开外的时候，年龄越高，身体就越弱。这是不足为奇的。但是，谁能预料我还能为革命、为祖国、为人民服务多久呢？

　　因此，我先留下这几句话，预防在我去会见马克思、列宁和各位革命前辈的时候，全国同胞、党内同志和各地朋友就不会感到突然。抗美斗争可能还要延长。我国人民可能还要牺牲更多的人力和物力。我们无论如何也要决心抗击美国强盗，直到取得彻底的胜利。无论碰到多大的艰苦困难，我们人民要与中国同志互相配合，也必将获得彻底的胜利。美帝国主义必定要从我国滚出去，南北同胞必将欢聚一堂。我国将获得崇高的荣誉：一个小国英勇地战胜两个大帝国主义 —— 法国和美国，并为民族解放运动做出应有的贡献。

　　我希望我们党将积极活动，有情有理地为恢复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兄弟党的团结做出积极的贡献。面对中苏现状，我本人十分痛心，但我党要对他们多做团结工作。

　　关于我个人的问题：我的一生都全心全力地为祖国、为革命、为人民服务。现在即使要辞别这个世界，我也没有什么值得懊悔，遗憾的是我不能更长久地，更多地服务。在我去世之后，千万不要举行盛大的吊唁，以免浪费人民的时间和金钱。

　　胡志明去世之后，周恩来总理亲自往河内吊唁，并嚎啕大哭。因为周胡私交甚密，且当时的中越两国的友谊处于前所未有之蜜月期。

　　二．从黎笋的亲苏反华到越南人对中国爱恨情愁

　　可惜，胡的遗嘱，事难如愿。在胡志明逝世后，黎笋取得了北越的领导权并随后统一了越南。当1976年 南越并入北越之时，黎笋已成为越南****总书记。在黎笋的核准之下，越南发动了对柬埔寨的入侵。此举造成了中越两国关系陷入低潮。他听从前苏联挑唆，大批驱逐在越境内的华人并且和苏联建立了更为紧密的盟友关系。做为回报，苏方在1979年授予他列宁和平奖。

　　中国人此后对他不屑与不齿。在我们中国人的眼里，越南要为他主政时期入侵柬埔寨，靠拢苏修，排华，背信弃义，中越交恶，79年边境战争，84年老山，法卡山骑线点争夺战等等诸多事件买单。而当时的黎笋对政治局发表演讲，更是无理煽动越南对华强硬政策，他的原文部分，如下所叙：

　　“我们，由于（中苏两大国）出于冲突之中，美国人就没有被（社会主义集团的一致反对所）阻挡。尽管胡主席要求我们和中苏双方都保持一致和团结，但实现这个目标是十分麻烦的，因为当时我们不得不在许多事情上依靠中国人。当时,中国每年提供500,000吨的食品援助，还有枪炮、弹药和钱，更不用说美元援助了。苏联也以这种方式帮助我们。

　　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保持与中国和苏联的 一致和团结），事情也就会十分危险。每年我都得去中国两次，就南越与他们会谈。正是在这次，中国压我们脱离苏联，禁止我们与苏联（方面）来往，恐怕我做不到！

　　大家明白，眼下的形势，中国不愿见到我们国家强大，她比美国更令人可恨！……

　　在黎笋对政治局发表演说后，中越摩擦已经在全球公开化了。

　　但从中国这边考虑，自己卧榻之侧,还是要安稳的政治环境的。笔者认为，中国当时如果容忍越南,东南亚可能全变成中国的敌人！

　　当时中苏关系如此紧张,越南居然租借金兰湾给苏联,中国怎能容忍.？中国与美国交好，是因为国际大环境使然。而苏联自然要找缝下蛆。所以越南对抗中国是必然的事情，实事上没有越南不间断的边界挑衅，中国也不会出兵。当时的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做着东南亚霸主的美梦，柬埔寨只是一个开始而已，何况柬埔寨对中国来说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而且有着传统的友好关系，中国是不可能让黎笋继续胡来。因此，当中国在东南亚的政治存在成为越南霸主梦的绊脚石时，中越战争的爆发，就不以中国的意志为转移了。

　　至于中越战争的效果，可以说差强人意。但是这场战争恐怕是中国接受现代化战争理念的开始，在战争的中后期，中国是各大军区轮流出兵，基本上把中越边境当成了练兵场。

　　三．以史论今，深深叹息

　　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呢？

　　说白了，都是维护国家利益问题罢了。一旦中国的战略受到越南的沙文主义威胁，中国的反击不是让越南在厕所里点灯笼----找屎（死）吗？

　　不过，客观地说，即使没有上述两国间的交恶的种种导火索，越南照样对中国是爱恨交加！

　　虽然双方自胡志明时代就强调中越是战略盟友，其实那只是一种愿望而非现实。看看地图，大家都能明白，越南他不可能放弃他虚荣与投机的政治生态的，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是！

　　即便到了目前越南对中国态度的转变也并不意味着越南就已经是中国的战略盟友，也依然是越南外交战略投机心态的延续而已。

　　越南向来是个白眼狼的国家，举世皆知。它除了会利用中国，什么都不会考略的。即使是它历史上的仇寇国家，譬如美国，无论美国过去如何屠杀它的民众，它一样会利用美国来遏制中国。越南自认为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不敢对美国说不，所以越南迅速向美国靠近以为趁机可以在南海捞到实惠。现在呢当它看见美国不但遏制不了中国，自己还处于危机四伏的险象之中，便需要中国经济救援。也许，越南担心向美国靠得太近犯颜中国不但在南海捞不到利益，甚至有可能象格鲁吉亚那样引火烧身被美国出卖。因为历史一直在昭告这些残酷的画面。

　　再譬如，它现在又开始烊靠印度来为难中国，更是让人可笑了。

　　越南总是这样左左右右的忙活，读读历史，笔者总感觉到国与国之间，谈什么纯粹的友谊，真是心凉啊……

毛泽东进京戒备严 要求比蒋介石进北平还厉害 [转帖]

在解放战争的炮火中、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考虑到进城后保卫党中央的需要，专门组建了一支一百五十多人的便衣保卫队。这是一支特殊的队伍，他们年轻、忠诚，能忍辱负重、吃苦耐劳，甘当无名英雄，为共和国的初创和中共中央领导几次重大政治活动的安全保卫工作建立了功勋。
李克农建议组建便衣队
当平津战役接近尾声的时候，中共中央已经在紧锣密鼓地准备搬迁到北平。搬迁工作由周恩来副主席亲自部署，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直党委副书记曾三具体负责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担负中共中央情报和安全保卫工作的李克农，通过他领导的系统，对北平的复杂情况已经有所掌握。北平是国民党华北“剿总”的所在地，原来就特务机构林立，有国民党政府的国防部保密局、二厅，华北“剿总”二处，阎锡山的特务系统，还有美、英的国际间谍等，特务系统多达八个。另外，随着西北战事的推进，辽沈战役的胜利，从东北、华北和西北也有大量特务流窜到北平潜伏下来，很难在短时间里查清楚。特别是北平即将以和平的方式解放，这些敌特的存在就更难一下子肃清。
基于这一认识，李克农向中央搬迁的最高负责人周恩来提出建议：应尽快组建一支有力的便衣保卫队，经过强化训练后，适应大城市保卫党中央和中央领导人的工作。在得到周恩来的首肯后，李克农于1948年11月下旬的一天，专门找中央警备团手枪连连长高富有谈了话。
李克农说：“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得很快，北平就要解放了。党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和毛主席很快要迁到北平办公。北平的敌情很复杂，和农村情况不一样，那里不但需要公开的保卫，还需要另一种隐蔽形式的保卫。为此中央决定，组织一支150人左右的便衣保卫队，这个队队长的角色就是你的了。另外还给你配备一位指导员焦万有，一位副指导员沈平。”自此，开国前夕的红色便衣保卫队正式组建。
队长高富有和指导员焦万有，长期在中央警备团做保卫工作，有着丰富的保卫工作经验。副指导员沈平，在承德、张家口等城市做过党的地下工作，有着丰富的在隐蔽战线斗争的经验。
便衣保卫队的成员，是从中央警备团和石家庄华北军政大学学员中各选调了五六十人，再从中央社会部选配了一些有地下工作经验的干部联合组成的。便衣保卫队成立时，建制是三个区队，十二个分队，其中还有一个女生分队。
接到组织通知的便衣队队员们，迅速集中到中央社会部所在的河北省平山县西黄泥村，开始集训。李克农、罗青长、沈平等人亲自授课。
便衣队提前进城赴命
1949年3月8日清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附近的西黄泥村口的开阔地上，一支一百五十多人的队伍正整装列队待发。队长高富有宣布了队伍将前往北平担负起保卫党中央的神圣使命。此时，这支便衣保卫队组建才三个多月，原定的集训期还没有到，但中共中央已经决定将于3月下旬迁往北平，因此便衣队必须先于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北平，作好安全警卫准备。
3月10日下午，便衣队如期进入北平，来到弓弦胡同15号院，这里曾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住所，人称“戴公馆”。
在中央机关进驻北平前，就内定整个机关入城后对外称“劳动大学”，简称“劳大”。因此为中央入城作准备而先行进入北平的部门和机构，都与“劳大”有关。
已先期到达北平的李克农，在戴公馆迎接刚进北平城的便衣队。他与队长高富有等人紧紧握手，并询问了他们一路的情况。接着，李克农便向高富有交代了三项任务：第一，便衣队暂时住西郊颐和园附近，用三天时间休整和熟悉周边环境，然后安排警卫工作；第二，便衣队主要负责从西直门、海淀、颐和园、青龙桥至香山，复兴门、新北京(现万寿路附近)、八大处至香山这两条路线沿途的便衣警卫工作；第三，根据便衣警卫工作的性质、任务，准备化装的衣服，全部换发小号的自卫手枪。
在戴公馆办完入城手续后，队员们又登上卡车前往西北郊。当晚，全体人员就住在颐和园西边青龙桥地段的圆通庵内。第二天，便衣队便分成各个区队和小组，各就各位，各司其职去了。
对党中央驻地进行排查
便衣队进驻香山的第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配合工兵扫雷部队，把香山内外，党中央、毛泽东的驻地彻底清查一遍，排除一切不安全隐患。
连续三天时间，便衣队指导员焦万有带领一个分队和携带扫雷器的工兵部队一道，开始了地毯式的排查。当扫雷器探到毛泽东将入住的双清别墅附近时，意外地发现了一颗没有爆炸的手榴弹，还有炮弹和被埋藏着的几箱炸药。这让大家顿时紧张起来。起初有人怀疑是中央驻地秘密泄露，敌特分子精心预谋暗害所为，否则为什么手榴弹偏偏埋在毛泽东的住处下面？
后来经过有关部门分析，认为手榴弹和炸药是国民党军队匆忙从香山往城里撤退时遗留下来的，排除了人为破坏的动因。大家这才稍稍松了一口气。
工兵部队及配合其工作的便衣队队员把经过扫雷检查过的住房和安全区域，整体移交给了便衣保卫队进驻香山的一区队，由一区队和警卫部队联合布岗守卫。
便衣队一区队接防后，马上对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等领导将入住的房屋进行修缮，协助布置办公和住宿用具。队员们都牢记着李克农的话：“不能发生一点问题，如果因为任何一点疏忽大意，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我们就成了千古罪人。”
为了保证做好工作，李克农还特意指示有关部门为便衣队队员解决武器配置问题。一天，李克农找到高富有说：“你不是早就想要一支好手枪吗？现在我给你们全队都换好枪，每人配一支美制左轮手枪，怎么样？”一听说是要给全队换好的手枪，高富有很高兴，因为用长枪与便衣队的工作是格格不入的。他说：“还是李部长最了解我，这些年我连做梦都想要一支好枪，这下真的如愿了！”“你们要鸟枪换炮了，今后可要加倍努力，慎之又慎！”李克农叮嘱道。
当天夜晚，高富有带着一队人悄悄运回了一百多支左轮手枪。队员们换了新手枪，随即开始了刻苦的枪法训练。大家摩拳擦掌，准备以更高超的技能应对敌情，完成保卫红色政权的光荣使命。
毛泽东等进京“赶考”
1949年3月23日这天，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毛泽东听完广播，吃完早饭，已经快11点了。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陆续来到毛泽东的住处。11辆吉普车和小轿车，以及10多辆大卡车，都已准备就绪，停在门外，待命向北平进发。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先上了车，陈云、王稼祥、张闻天、李富春、李立三、陆定一等也相继来到，登上了汽车。毛泽东坐的是一辆吉普车。他一边上车，一边回过头来，风趣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我们进京‘赶考’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周恩来说：“我们都应当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稍稍沉思了一下，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毛泽东等向前来送行的干部和乡亲们挥手告别。随后，吉普车和车队启动了。根据预先安排，毛泽东一行当天下午到涿县，夜宿四十二军司令部大院，并于次日凌晨乘专列出发。
25日凌晨2点，在涿县休息后的毛泽东等人，登上了开往北平的列车。
那天，李克农给便衣保卫队布置的任务是：在清华园火车站、颐和园和西苑机场内执行便衣保卫任务，由市公安局配合。外部警卫由四野二○七师担任，市公安局和便衣保卫队紧密配合。出于保密需要，便衣保卫队领导只吩咐队员们，“执行最重要的保卫任务”，但大家都心照不宣，兴奋不已。凌晨3点，队员们就早早起身，按照事前的部署各就各位。
当天色大亮，一轮朝阳从地平线上升起来时，一列火车徐徐开进了清华园火车站。车停稳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叶剑英市长的陪同下依次走下火车，受到了等候在月台上的聂荣臻、彭真、罗荣桓等的热烈欢迎。
周恩来仔细询问筹备工作
在清华园火车站下车后，毛泽东等人分乘汽车到颐和园益寿堂。由于中央社会部的人把颐和园内的人都给清理出去了，结果中央领导人到来后要水没水，吃饭没饭，加之他们下午还有入城仪式和会见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及无党派爱国人士的活动，毛泽东发了火，把中央社会部的人批评了一通。
时间已是中午，益寿堂里冷清清、空荡荡，有关人员随即用木凳拼搭成了铺位，找来了一些被褥铺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就在这里凑合着午休。
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休息时，周恩来一直在不停地忙碌。他先是叫来了在香山部署中央领导人驻地工作的杨尚昆，周恩交代任务，要他马上到西苑机场，对入城仪式活动最后作一次现场检查。显然，在中午毛泽东发火后，下午的活动再不能出现一点纰漏。
随后，周恩来又找李克农、王范等部署下午在西苑机场阅兵的具体事宜。李克农到来后，向周恩来详细介绍了下午活动的具体安排。周恩来听后问高富有：“动物园往机场转弯处，你们是怎么安排的？”
从颐和园到西苑机场的距离并不远，但那时这两地之间还没有一条顺当的路相连，从颐和园去西苑机场，要经动物园再西折呈一锐角“V”字形，那里南来北往几条干线相交，交通状况复杂，是事故多发地段。
高富有说：“那里已经安排了我们的人负责指挥交通。我们进城后，就开始训练，学习交通规则和指挥知识，还在一些要害地段进行了上岗实习。”
但周恩来还是有些不放心：“不会指挥错吧？”高富有很有把握地回答：“不会的。”李克农问：“你检查过了吗？”“检查过了。我们的队员凌晨3点就上岗了，除我们负责的地段外，颐和园到机场、机场到香山沿途还派出了流动人员配合二○七师进行警戒。”周恩来点点头赞许地说：“这就好。一定要把工作做细、做好，使中央放心。”
周恩来同李克农等就下午在西苑机场阅兵的具体安排又作了一番交谈后，问道：“从颐和园到飞机场要走多长时间？”在场的人面面相觑，谁也说不出来。于是，王范和高富有一道赶紧乘车去作实地勘察。
受到周恩来对工作的严谨和精细态度的感染和提醒，高富有随后又一次乘吉普车，去对颐和园到西苑机场沿线的警卫工作再作最后巡查，生怕有任何遗漏和疏忽。
“人民领袖怎能这样进城”
下午3点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分乘几辆小轿车，由颐和园出发前往西苑机场。下午5点整，机场上空升起了四颗信号弹，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乘坐的吉普车，在叶剑英、聂荣臻陪同下，徐徐开进机场，开始检阅部队。
西苑机场的活动结束后，毛泽东等一行分乘多辆轿车，驶往中共中央的新驻地——香山。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去香山。
通往香山的公路是临时抢修的，路况较差，坑坑洼洼，高低不平，颠簸得厉害，车轮碾过，扬起一片尘埃。毛泽东不时向车窗外张望，眉头紧锁，显得有点不高兴。周恩来也生气了，一路连声说道：“太快了，不要太快……”
车队进入香山大门后停了下来。周恩来一下车就发起火，冲着从领头车上下来的王范说：“你想干什么，车开得那么快！”
王范正满心喜悦，庆幸一路顺利，不想一下车，就遭到了总理的迎头痛批。他壮着胆子解释说：“我是想和后边的车拉开一定距离，这样万一遇到炸弹，我被炸死了，后面的车还不至于发生危险。”
“可你想没想过，天已经黑了，后边的车又不认识路，你跑那么快，后边的车使劲追你，万一翻了车怎么办？”周恩来从另一个角度分析说。
这时，毛泽东也走了过来，冲着高富有严厉说道：“高富有，你们搞的什么名堂？搞得我进北平比蒋介石进北平还要厉害，这还了得！****怎么那么怕群众呢？”

原来在去机场的路上，毛泽东看到沿途警备森严，有的武装警卫战士甚至把枪口直接对着路上的行人，感到很不舒服。但因要赶往机场阅兵，便没有当即发作。
周恩来也随之批评道：“我们和人民是鱼水关系，而你们却断了交通，警戒枪口朝着群众，警卫方式过于机械、生硬，人民群众会怎么想？人民的领袖怎么能这样进城呢！”
高富有默默听着批评，沿途武装警戒是由四野二○七师负责的，断绝交通是市公安局布置的，但他没作丝毫辩解。
汽车又走了一段，才到了目的地——双清别墅。从那天以后，毛泽东就在双清别墅住了下来。他在这里读书、看报，思考问题，还在这里会见了不少民主人士，一直住到1949年6月进城之前。就在进城之初，他还是白天去中南海办公，晚上仍回到香山的双清别墅休息。

历史上的中日战争 [转帖]

日本自东汉光武帝授“汉倭奴国王印”开始就与中国发生了联系，距今也已经打了将近2000年的交道。由于地理因素以及当时航海技术水平的制约，交往受到了限制，摩擦产生的几率也就小，所以双边关系长久以来一直维持着比较淡泊的状态。然而，只要存在接触，摩擦是不可避免的，当摩擦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以比较激烈的方式爆发出来。中日两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战争就证明了这一点。

公元663年白村江口海战

日本自古以来就与朝鲜半岛有着不解之缘。在记录日本远古先民历史的神话当中，以八千矛神为代表的许多神灵都是从新罗（今韩国庆尚道）渡海来到日本的。现实中，朝鲜半岛夹在中国大陆和日本列岛中间，为大陆文明传播到日本起到一个中转站的作用。再者，日本与朝鲜半岛仅仅隔了一个对马海峡而已，来往较之直接渡海往中国也便利了许多。因此朝鲜半岛在日本的国家战略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公元4世纪中叶，日本借半岛三国内战之机，开始把势力伸展到半岛南部，建立起殖民地“任那”，并设置“日本府”进行管辖，三国之一的百济成为日本的朝贡国。4世纪末，随着国土的统一，国力的增强，日本加紧了侵韩的步伐。但是新兴于北方的高句丽由于受到中国北方政权的打压，只得开始把扩张的矛头南移，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与日本成为竞争对手，并屡次发生战争。日本战败，势力基本被赶过对马海峡。与半岛诸国关系的恶化，使日本失去了从中国输入物品以及先进技术文化的渠道，只得冒险开辟了一条跨越东海，直达中国南方的新航路，与作为“中华正统”的南朝政权取得了联系，同时日本大和朝廷也想借助中国的政治权威来加强在半岛的势力，前后13次向东晋、宋、梁朝贡。这一时代就是日本史上有名的“五王时代”。

中国于隋唐时期重新实现了大一统。中国政局的变动也深刻影响了东亚格局。统一后的中国开始把东北的高句丽视作心腹大患，隋朝曾经三次征伐。取而代之的唐王朝继承了这一政策，并进一步插手到半岛事务当中来。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因此恶化，双方各自支持新罗和百济，使得半岛内战迅速升级为东亚区域的“国际战争”。

公元655年，百济与高句丽各自从西、北两个方向攻打新罗。新罗求援，唐朝在5年后派出大军救援，并一举灭亡了百济，俘获了乙慈王。百济残余势力先后两次向日本求救。日本亲征的齐明女皇于661年7月死于九州的大本营，救援一事暂时搁浅。待到663年五六月间，百济君臣内讧，唐军乘机联合新罗再次进攻百济，兵围都城，水师则封锁了白村江口，严阵以待。8月27日，与来援的日军在白村江口发生遭遇战，中日之间首次直接军事对抗战打响了。

战争以中国完胜、日本惨败告终。日本势力迅速收缩回了国内，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军事报复，转而加强沿海防务。这次海战促使日本当局清醒地认识到中日两国之间的巨大差异，以及唐王朝在东亚树立其霸主地位趋势的不可逆转性，并顺乎时势地修正了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朝廷继续派遣“遣唐使”，加强改善两国的关系，其执政的重点也转向内政。在未来的百年时间内，日本创造出堪与盛唐文明程度相当的“平安文明”，并建立起稳定繁荣的国家。东亚地区以中国为主导的国际格局大抵就这样确立下来。

1592~1598年中日朝鲜战争

16世纪无论对于中国还是日本都是其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分水岭。早熟的中国文明到了这个时候虽然还能维持相当规模的国力，却已经呈现出衰败的迹象。此时的日本，则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近世”。长达百年的战国时代是对其国内政治力量的一次大洗牌，新兴的战国大名取代了腐朽的守护大名，成为强有力的新力量。日本由此实现了数百年未见的统一局面，并且首次把北海道纳入版图，尽管统一局面还不是那么稳固。但就是在这种立足未稳的情况下，日本的统一者——丰臣秀吉悍然发动了对朝鲜的战争，并且还将战刀指向中国。

与旧的守护大名不同，战国大名往往比较重视商业，这很类似于欧洲的重商主义。事实上，丰臣秀吉的身后就有京畿商人的经济支持，他们依靠雄厚的财力为丰臣家的统一战争提供军费。反过来，丰臣秀吉也给予这些商人特权，并且处处维护。所以这场战争多少带有早期原始积累的殖民战争性质。

此外，秀吉还有一个重要目的，那就是借助战争削弱各诸侯，以此来强化丰臣家的统治，毕竟，战时成长起来的大批富于战斗经验，且冷酷嗜血的武士一旦进入和平年代就会成为浪人，必然会转化为社会潜在的消极破坏力量，所以干脆把这个火药桶扔到海外来得更保险。对此，各路诸侯可谓心知肚明。尤其是关东地方大名，如德川家康，伊达政宗等人更是想方设法避免被派往前线充当炮灰。

早在战争爆发以前，丰臣秀吉就曾经向朝鲜提出“借道入明”，这种伎俩自然被看穿并遭到拒绝。其实秀吉也明白此路不通，只是想以此制造一个借口而已。

1592年（中国万历二十年，日本文禄元年，朝鲜宣祖二十五年）4月12日，侵朝日军横渡对马海峡，于翌日清晨登陆釜山，揭开了战争序幕。此役日本共出动陆军15.8万人，海军4万，精锐尽出，势在必得。朝鲜由于承平日久，武备松懈，且长年耽于党争，所以软弱腐朽，根本无力抵抗强悍的日军。仅仅两个月，朝鲜“浃旬之间，三都失守，八方瓦解”。甚至于两个王子临海君和顺和君也沦为日军的俘虏。宣祖北逃义州，并求救于明廷。但是，朝鲜在海上却给予日军重大打击，5~7月间，朝鲜海军在其民族英雄李舜臣的指挥下节节胜利，并夺取了制海权，尽管这并不能挽回败势。

朝鲜的频频求救，终于引起了明朝的关注，决策者们认识到“关白之图朝鲜，其意实在中国”。7月，明朝派了小股部队入朝救援，却遭败绩于平壤。这次失利促使明朝派出更大规模的军队，并配备了先进的火药武器。明军入朝使得战局急转直下，日军速战速决的打算落空。经过平壤战役等数场恶战，到了1593年5月，日军基本退回到釜山防御圈，但仍旧占据全罗、庆尚两道，双方开始和谈，文禄之役结束。

然而，和谈只不过是丰臣秀吉的缓兵之计。利用争取来的时间，日本养精蓄锐，重整军备，尤其是加强了海军建设。之后，又故意向明朝提出了极其苛刻的条件，从而造成和谈的破裂。1597年，战争再次爆发，是为“庆长之役”。由于日本成功地使用了反间计，使得李舜臣被革职，在此期间，日本海军大举进攻，几乎使朝鲜海军全军覆没，从而解除了海上的威胁。

日本陆军随后在7月开始了地面战场上的总攻。与第一次战争不同，日军士气低落，战斗意志明显减弱，所以没有取得大的战果，基本上被中朝联军遏制在半岛南部。战局的不利迫使朝鲜重新起用李舜臣，朝鲜海军立刻得以重建，并且越打越强，最终再次夺回了制海权。中朝联军开始了战略反攻，反攻遭到日军的顽强抵抗，损失重大，然而日军局部的战术胜利并不能挽救其战略上的失败，退出半岛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正当日军苦苦支撑，惶惶度日之时，战争魁首丰臣秀吉病逝，主持大局的摄政会对前线官兵封锁消息，并以秀吉名义命令撤兵。至此，为时7年，耗资巨大，损失惨重的中日朝鲜战争以日本失败而告终。

但是，从某种意义而言，这场战争没有胜利者：朝鲜作为唯一的战场，蒙受了毁灭性灾难——损失了2/3的耕地和5/6的人口，尤其是流失了许多工匠与技术人员，这些人为日本所用，推动了日本社会的进步。朝鲜是战争最大的输家；中国原本因为张居正改革出现了难得一见的起色，但是积攒起来的这点家底很快在战争中消耗殆尽，诱发了新的财政危机，并加剧了国内矛盾，最终断送了政治命运。

至于日本，与数百年后的美国人一样，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对手进行了一场错误的战争，无论是财力物力还是人力，损失都很惨重，丰臣政权也因为战败而迅速垮台。不过，德川家后来居上，却实现了一个和平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对于日本民族而言，也可算是因祸得福。战争最大的赢家，在笔者看来，恐怕倒是从未参战的建州女真——战争削弱了中国和朝鲜，客观上为它赢得了生存空间与时间——就在这段时间内，努尔哈赤吞并了许多部落，进一步扩大实力，为日后的统一女真以及反明战争积累了资本。

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

战争的失败，使得孤立的日本重新把自己封闭起来，以中国为主导的东亚格局得以保全。

19世纪，随着西方殖民势力历史性地进入东方，原本内向封闭但是稳定的东亚文明体系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固有的“中华朝贡体系”开始一步步地走向瓦解。其中，日本再次扮演了重要角色。早在1868年，日本就单方面把中国的附属琉球纳入其内政轨道，1871年又借口“牡丹社事件”开始染指台湾，并彻底占领了琉球，改称“冲绳”。中国失去了第一个属国，但这只是开始。接着是越南和中亚，到最后只剩下朝鲜。

早在1873年，日本国内就曾经风行过所谓的“征韩论”，其产生原因有二：1、当时明治政府的维新遇到旧士族的反抗，出于安定内部的目的，必须将国内矛盾外移；2、俄罗斯势力南下，企图染指朝鲜，英国对琉球兴趣不小，这样一来，日本周边地区不稳。出于先发制人的考虑，日本感觉很有必要赶在俄罗斯之前占领朝鲜。尽管以西乡隆盛为首的征韩派在斗争中失败，但他们的主张却仍为掌权的内治派所接受。1875年，日本导演了“云扬号事件”，并于次年逼迫朝鲜政府签订了《江华条约》。至此，日本的一只脚再次踏进半岛，开始挑战中国在朝的宗主地位。分别发生在1882年、1884年的壬午兵变和甲申政变就是该矛盾的产物，两次事变中国都保持并巩固了在朝鲜的优势地位，但是1885年签订的《中日天津条约》却默许了日本在半岛地位的合法性，不能不说是一大失策。但此时的日本还没有足够实力来与中国进行军事对抗，因此，日本加快了建设海军的步伐。明治天皇为此带头在宫廷展开节食运动，以节省开支购买欧洲先进战舰。正是由于举国一致的努力，日本海军在硬件上基本赶上了中国。

1893年，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很快就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大半个朝鲜。朝鲜向中国清廷乞援，然而根据《天津条约》，中国出兵，日本同样可以出兵。日本方面先是进行外交诈骗，信誓旦旦地表示不会出兵，接着就背信弃义，悍然出兵朝鲜，造成了既成事实。吃了哑巴亏的中国开始与日本交涉撤兵事宜，但是由于李鸿章的盲目求和心态以及朝廷内部分歧使得中国在此问题上应对乏力，处处被动，日本仍旧不断增兵。觉察到日本“侵夺之谋”的李鸿章一味地试图依靠外交上的折冲尊俎来保全和局，却不做充分的军事准备。当时中国海关的英籍总税务司赫德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是根本没有什么正义可言的，除非借口代别人打抱不平而自己捡便宜也可以算作正义。正义完全在中国方面。我不信单靠正义可以成事，正像我相信单拿一根筷子不能吃饭那样，我们必须要有第二只筷子——实力。但是，中国人却以为自己有充分的正义，并且希望能够以它来制服日本的铁拳，这想法未免太天真了。”中国的盲目妥协并没有换来和平，战争依旧爆发了。

日本首先在海上发难，通过黄海海战把北洋海军赶回旅顺军港。李鸿章出于保存实力的考虑，使得北洋海军直到覆灭也没有再驶出军港一步，把制海权轻易地让给了日本。在海军的保护下，日本陆军大举进攻，从朝鲜一直打过鸭绿江，把战火烧到中国境内的辽东半岛。随着威海卫的陷落以及辽东战役的失利，局面完全被日本掌控，战争进入尾声，而清政府也开始了乞降活动。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与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以及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于日本马关春帆楼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失去了最后一个属国朝鲜。此外，割地赔款，开放内陆通商口岸，使得半殖民化程度和民族苦难进一步加深。至此，历经千年之久的中华朝贡体系彻底崩溃，日本开始逐渐取代中国来扮演东亚国际格局的主角。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昔日唐太宗在谈及隋朝灭亡之时，曾经深有感触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正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将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中日战争****起来作个比较，相信发掘出来的某些引人深思的东西，对于中日关系未来的走向将起到有益的启迪作用。由于60年前的那场最重要的战争不仅是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还涉及苏、美、英等大国在东亚的博弈以及牵扯不清的利益纠葛，其复杂程度难以言明，与上述三场战争不可同日而语，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故而暂不列入讨论范围。

1、国内矛盾的外延。

三次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国内都积聚了相当剧烈的社会矛盾，而且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特征：刚刚完成社会形态的过渡，国内局势不稳定，实际上还是处于转型期。尤其是旧势力没有完全铲除，并对新秩序进行反扑，这个时候往往是日本发动对外战争的契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内部矛盾，外部解决。

2、战略的既定模式。

如果能够自由选择居住地的话，笔者相信朝鲜民族绝对不会愿意选择朝鲜半岛——这片夹在中国和日本两大民族中间的土地。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朝鲜半岛连接了日本列岛和中国大陆，算得上是东亚的咽喉，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同时也是中日势力的缓冲地带。综观三次战争，都无一例外地和朝鲜扯上了关系，这也从反面论证了朝鲜半岛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一旦中国控制半岛，就可以把日本死死压制在岛内；反过来，日本要遏制中国，首先也要占领半岛，作为进攻中国的跳板。所以，中日历史上的三次战争可以说是“半岛争夺战”。

3、制海权的重要性。

三次战争都能够看到两国海军的影子，这是由地理因素决定的。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相连，一旦出现变故，可以直接进入半岛进行干预。而日本离朝鲜最近的地方，也隔着一个对马海峡，所以海洋对于日本有着独特的重要性，失去了海洋，也就失去了海外扩张的可能性。

三次战争当中，只有发生在近代的甲午战争是日本胜利，起决定作用的恐怕还是日本海军。此前，在第一次战争中，日本海军完败于唐军，可以说是必然的，这是因为两国国力相差悬殊。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当时日本海军的战船制作粗糙，工艺落后，甚至连龙骨都没有，其性能可想而知，基本上是一撞即毁。第二次战争中，日本陆军在地面战场所向披靡，虽然在中国介入以后陷入苦战，但还不至于落败。然而，造船工艺并没有多大起色的海军重蹈当年覆辙，制海权落入中朝联军之手，日军的海上给养线被完全切断。中国由于与朝鲜接壤，其陆上补给线的运输能力又远胜日本，所以在战争后期，日本的军事优势随着后勤的困难而迅速消失，最终输掉战争。甲午战争首先从海上打响，新锐日本海军迅速击败中国海军，把对手封锁在军港内，事实上已经夺取了制海权，从而为陆军的进攻清除了障碍，并保证了海上交通线的安全，结果战争的天平倒向了日本。

综观三次战争，海军的成败，制海权的归属，决定了战争的胜负。

4、国家体制与战争的联系。

甲午战争对于中国而言，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失败，还宣告了国家体制的失败。如果仅仅单纯地进行军事力量对比，当时的中国军队，尤其是海军的实力犹在日本之上，日军统帅部在战前就犹豫不决，不知能有多大胜算，便派间谍进行侦察。间谍回日本后，说一定能打败北洋舰队，理由简单得让人难以置信：因为北洋舰队的水兵在舰炮上晾衣服！

此外，这样的例子可谓比比皆是：邓世昌蓄养了一条名叫太阳的爱犬，而按照当时舰队管理条例，军舰上不能畜养动物；提督丁汝昌是吞食大剂量鸦片自杀殉国的，可见平时就已经储存不少，军官尚且如此，普通士兵更不待言；甚至战争爆发后，一些海军军官居然还有心思离舰上岸嫖宿。难以想象这样一支腐化堕落的军队如何能够在战争当中取胜。可见，中国不是输在硬实力上，而是输在看不见的软实力上。当时中国社会，上至宫廷贵族，下到平民百姓都弥漫着一种萎靡散漫的风气，其忧患意识和战争意识的淡薄，体现了社会体制的崩溃，这才是战争失败的深层次原因。

那么再来反观前两次战争。

第一次战争爆发时，中国正处在强盛的唐王朝统治时期，而日本当时刚刚完成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无论是从体制的优劣还是国力的强弱而言，双方的文明程度差距悬殊，日本挑战中国无异于以卵击石。

待到第二次战争爆发时，双方的对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简单说来，日本处于上升阶段，而明朝处于衰落阶段。其实明朝的衰败是封建制度的总体衰败，虽然其繁荣昌盛远胜于唐朝，但是体制落后于时代，且弊病丛生，已经失去了以往的活力，内部孕育着各种社会矛盾，严重损耗了国家的能量。日本经过百年之久的战国时代，在动乱中完成了社会变革，其制度开始向中央集权靠拢，尤其是其“兵农分离”的军事制度要比明朝的卫所制先进。战场上日军的表现可圈可点之处甚多，而明军就相形见绌不少。就其武器装备而言，双方相差不大，相反明军还拥有日本望尘莫及的人力优势与后勤保障。那么这一切恐怕还得从体制上来找原因了，毕竟，清朝基本上是承袭明朝的制度，明朝当年的惨胜恐怕已经为200年后清朝的惨败埋下了伏笔。

有没有过尧舜禅让？ [转帖]

　　说起我国古代历史，总离不开三皇五帝，这个时代所谓的“垂拱而治、天下清明”，尤其是唐尧、虞舜相继禅让，历来为儒家学者世世所称颂。最早记有“禅让”其事的是被儒家列为十三经之一的《尚书》。其中《尧典》说的是“尧舜禅让”，《大禹谟》则有“舜禹禅让”的记载。除《尚书》之外，提到“尧舜禅让”的还有《论语》和《孟子》等。但对《论语》中关于尧让帝位于舜的一段文字，多数学者认为并非孔子所说，而是后人把散简附在书后所致。孟子对“禅让”这件事，态度比较暧昧，说法也很巧妙。
　　当万章问他：“尧以天下与舜，有诸？”他回答：“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万章又问：“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孟子说：“天与之。”他接着说道：“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昔者，尧荐舜于人，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关于舜禅位于禹，他也有类似的说法。
　　孟子说的“天”，可以理解为诸侯、人民，其实，也可理解为天子，因为自古以来，天子总是被看作“天”的代表，这样株圜的说法，好像把隙缝弥补了。《史记》的《五帝本纪》和《夏本纪》就是综合《尚书》、《论语》、《孟子》所说而撰述的。
　　对于“禅让”之说，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人提出了怀疑。最早提出疑问的是荀子：“夫曰尧舜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荀子。正论》）战国末的韩非，不但不承认有“禅让”这回事，反而说舜和禹之所以能继承帝位，是“臣弑君”的结果，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韩非子。说疑》）。这并非韩非一个人的惊人之笔，唐代的刘知几在他所著的《史通》中引《汲冢琐语》说：“舜放尧于平阳”，又说舜是给禹赶到苍梧而死的。稍后的《史记正义》作者司马贞，引《竹书纪年》说：“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父子不得相见也。”《竹书纪年》等书成于战国，西晋初出自汲冢，后即散乱不传，今本系宋以后人伪托，已非刘知几、司马贞所见本，其所记未必会是无中生有，捕风捉影。同时，还有人认为《尧典》成于战国，《大禹谟》系晋人伪作。真是这样的话，那《尚书》中关于尧舜禅让的记载从根本上就靠不住了。
　　近代有些学者认为：“尧舜禅让”说是战国初墨家的创造。如果《尧典》和《论语》所说不足为信，那么《墨子》则是最早有“禅让”记载的书了。《墨子》中《尚贤》、《尚同》两篇主张贤人执政，不仅是三公，就是天子。也可选天下贤者而立之。“古者舜耕于历山，陶河滨，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墨子。尚贤》）把本是黄帝九世孙、有虞氏诸侯的舜，说成是会烧窑、捕鱼的农夫，以此来申述他“尚贤”的宗旨。墨子出身于下层社会，他的政治思想正反映了一般庶
　　民参与政治的要求。可是，墨家只说过“尧舜禅让”。“舜禹禅让”说又从何而来呢？近代学者认为是儒家新添的。儒家在一定限度内也赞成“举贤”。于是，盂子接过墨家的“尧舜禅让”说，添加出“舜禹禅让”的故事。同样，也把原是百里诸侯的禹说成是匹夫出身。战国以后，墨家衰落，“禅让”说才被儒家所专有。这种看法，又一次从根本上否定有过“禅让”。
　　传了两千多年的“禅让”说，一旦被完全否定，也难令人信眼。于是，又有学者结合社会发展史加以考证，认为这是一种部落选举的方式。如我国史有记载的乌桓民族，在汉代时，数干部落成为一部，推选“勇健能理决斗讼相侵犯者”为大人，大人有所召唤，部众莫敢违犯。实际上这“大人”就是我们所说的帝王。其他如鲜卑、契丹，蒙古等民族也是如此。由此推论，汉民族的上古时期也不会例外。只不过这种寻常的推选，被后人粉饰成神圣而又光彩非凡的“禅让”罢了。“禅让”一制，众说纷纭。要解开这个谜，看来还得有更充分的论证才行。（魏行）

象征皇权的传国玉玺最终去了哪里？ [转帖]

“玺”在秦以前尊卑通用，官、私印均可称“玺”。汉蔡邕《独断》云：“玺者，印也；印者，信也。”到了秦始皇时，秦始皇下令镌刻皇印，宣称只有皇帝印才可称玺，奉为天命的象征。又独以玉，作为历代帝王相传之印玺，所以叫“传国玉玺”，又称“传国玺”。“传国玉玺”方圆四寸，上纽交五龙，正面刻有李斯所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篆字，以作为“皇权神授、正统合法”的信物。
秦始皇死后，历代帝王都以得此玺为符应，奉若奇珍，尊为国之重器。得到此玺则象征其“受命于天”，失去此玺之则表现其“气数已尽”。如有皇帝登大位而没有此玺，就被讥为“白版皇帝”，显得底气不足而为世人所轻蔑。这更加促使后世皇帝对这块传国玉玺的争夺，致使这块宝物屡易其主。然而，它在流传1000多年后，却神秘地失踪了。几千年来，有关它的传说也无不充满着神秘的色彩。
“传国玉玺”就材于“和氏之璧”。春秋时，楚国人卞和在山中得到一块璞玉，献给厉王。楚王让玉工辨识，玉工鉴定为石头，楚王以欺君罪断卞和左足。后来武王即位，卞和又献玉，但仍以欺君罪再断右足。公元前690年，文王即位，卞和抱玉痛哭。文王派人问他，他说：“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文王让人把璞剖开，果然是宝玉，因称称为和氏璧。楚威王时，相国昭阳灭越有功，威王将和氏璧赏赐给他。但是不久昭阳就将它丢失，有人怀疑是他的门人张仪偷走，拘留张仪审讯。张仪一气之下，离楚入魏，后来到了秦国，后被拜为秦相。
战国时，赵惠文王从太监缨贤处得到了和氏璧，秦昭王得知后，打算强取，后来蔺相如据理力争，将和氏璧“完璧归赵”。秦王政十九年(公元前228年)，秦王嬴政破赵，得和氏璧。嬴政一统天下，称始皇帝。命李斯篆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咸阳玉工孙寿将和氏璧磨平，雕琢为玺，即为传国玺。秦王政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过洞庭湖口，这时风浪骤起，龙舟将倾，于是始皇将玺抛入湖中，祈神镇浪，传国玺就此第一次失踪。而八年后，华阴平舒道有人又将此传国玺奉上。从此，传国玉玺随江山易主凡不下十数次，尽尝坎坷流离之苦。
秦子婴元年(前207)冬，刘邦率军入咸阳至霸上，秦王子婴投降，奉上始皇玺。秦亡后刘邦即天子位，传国玺得归刘汉。因御服其玺，世世传受，称为“汉传国玺”，也称“汉传国宝”。

西汉末年(公元8年)，王莽专权，当时皇帝孺子年仅2岁，传国玺置于长乐宫，由元帝王皇后代为掌管。王莽篡位，建立新朝，派他的弟弟舜前去索要，太后大骂：“我老已死，如而兄弟，今族灭也！”，将传国玺摔在殿廷，玉玺被摔碎一角，后来用黄金镶补。公元23年十月，王莽被杀，玺被校尉公宾所得，献给绿林军将领李松。又由李松派人送给更始帝刘云。刘云为赤眉军所掳后，传国玺落入赤眉军拥立为帝的刘盆子手中。后来刘盆子兵败宜阳，将传国玺拱手奉于东汉光武帝刘秀。东汉末年，宦官专权。外戚何进谋诛宦官不成，反为宦官所害。袁绍领兵入宫诛杀宦官，宫中大乱，汉少帝夜出北宫避难，仓促间未带传国玺，返宫后传国玺查无下落。
东汉未年，董卓叛乱，天下豪强在袁绍、袁术的率领下讨伐董卓，洛阳城内一片混乱，董卓弃城逃往长安。孙坚率兵驻扎在洛阳城南宫殿中，一天突然发现宫殿中一口井内闪着五彩的光，孙坚感觉奇怪，于是命令手下人下井探望，不想却捞着一位宫女的尸体，妇女的脖子上戴着一个锦囊，打开一看，内有一个用金锁锁着的朱红小匣，启开小匣，里面有一玉玺，上面有篆文八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玉玺缺一小角。孙坚知道这正是秦始皇的“传国玺”，窃喜这莫非是天意让他当皇帝。孙坚将玺秘藏于妻吴氏处，没想到他手下的一个士兵与袁绍是同乡，将此事之袁绍。袁绍早有篡夺帝位之心，当然想占有“传国玺”，他下令扣押了孙坚的妻子，孙坚被逼无奈，只好交出玉玺。后来袁氏兄弟败在了曹操的手下，“传国玉玺”又回到了汉献帝的手里。
曹魏代汉，传国玺作为“君主神授”的象征，落入曹丕之手。曹丕使人在传国玺肩部刻下八个隶字“大魏受汉传国之玺”。西晋受禅，传国玺又落入司马氏手中。此后，北方陷于五胡十六国分裂动荡的局面，“传国玺”几经辗转，又落人东晋征西将军谢尚之手，谢尚把它用三百精骑连夜送至首都建康，献给晋穆帝，传国玺重归晋朝司马家。公元420年，刘裕废东晋恭帝自立为帝，国号宋，史称刘宋；在南朝，传国玺历经了宋，齐，梁，陈的更迭。南朝梁武帝时，降将侯景反叛，攻破官城，劫得“传国玺”，不久侯景败死，他的部将侯子鉴将玉玺投到了栖霞寺的井中，有一个寺僧将玉玺捞出收存，后来他的弟子将玉玺献给了陈武帝。杨坚建立隋朝后，公元589年，灭陈统一全国，传国玉玺入了隋宫。
唐初，太宗李世民因无传国玉玺，于是刻数方“受命宝”、“定命宝”等玉“玺”，聊以自慰。公元630，李靖率军讨伐突厥，同年，萧后与元德太子背突厥而返归中原，传国玺归于唐朝。唐末，天下大乱，群雄四起。朱温篡唐后，“传国玺”又遭厄运。后唐废帝被契丹击败，登楼自焚，玉玺也遭焚烧，下落不明。郭威建后周后，遍寻传国玺不着，无奈镌“皇帝神宝”等印玺两方，一直传至北宋。北宋哲宗时，有一个农夫在耕田时发现了传国玺，送至朝廷。经十三位大学士依据前朝记载多方考证，认定这就是始皇帝所制传国玺。但是朝野也有一些有识之士怀疑它的真伪。宋靖康元年(公元1126)，金兵破汴梁，徽钦二帝被掠走，“传国玺”也被大金国掠走，随后便销声匿迹。
公元1294年，元世祖忽必烈去世，在大都传国玺忽然出现于集市，伯颜命人购买，玉玺从此归入大元。伯颜曾将元帝国从各处收缴来的历代印玺磨平，分发给王公大臣刻制私人印章。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建康称帝，建大明。大元朝廷逃往蒙古草原。明朝初，明太祖遣徐达入漠北，追击遁逃的蒙古朝廷，期望得到传国玺，最终还是空手而返。至此，经历了一千五百多年风风雨雨的传国玺就此湮没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
明清两代，偶尔有“传国玉玺”现身之鼓噪，但是都是附会、仿造之赝品。明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有一名陕西人得到一块玉印，据称为传国玺，呈献明孝宗，但明孝宗对此深表怀疑，没有采用。明末，相传由元顺帝带入漠北的传国玺，为其后裔林丹汗所有，林丹汗兵败之后，玺落入后金太宗皇太极手中，皇太极因此称皇帝，定国号为“大清”，表示要占领中原，取代明朝的统治。
清朝初期，故宫交泰殿藏御玺39方，其中一方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的玉玺被称为传国玺。但乾隆钦定御玺时，却将这块玉玺剔除在外。由此可见，这是一块“传国玺”的赝品。直到1912年11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末代皇帝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宫，此“传国玉玺”复不见踪影。当时冯部将领鹿钟麟等人曾追索此镶金玉玺，至今仍无下文。据说，玉玺现在台湾的故宫博物院，这只是一种猜测，台湾方面没有承认此事。
由是，历经两千余年风风雨雨，“传国玉玺”数隐数现。自从五代时期传国王玺失踪，这块国宝真假难辨。

那么，真正的传国玺到底在哪里？没有人能回答。

 不是做梦，抗战胜利了！ [转帖]

1945年的七八月份，骑兵一连在河南淇县、浚县一带活动。

楚旺战斗之后，冀鲁豫根据地扩展到了河西地区。卫河以西是日伪顽势力长期盘踞的地域，在这里，形形色色的汉奸武装打着各种旗号替日本人搜刮粮草物资，守卫交通干线。各路伪军虽然背景不同、心态各异，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他们都不愿意看到抗日根据地的扩大，竭力阻挠****基层组织的活动，反对农村土地改革和民主运动。

针对这个情况，冀鲁豫军区要求在河西地区采取有效行动，震慑敌人、拓展局面，以“打拉结合”的方式分化伪军，巩固抗日政权。为此，九分区决定派出主力部队深入敌后。

骑兵团组建了两个游击分队，一连为第一分队，任务是配合民兵破坏卫河沿岸的日伪据点，破袭平汉交通线，协助地方政府开展工作。

骑兵具有机动能力强的特点，军事训练以进攻战术为主，实战中强调“短促接敌，迅猛进攻”、“有利就打，打了就走”，再加上过硬的军政素质和轻便有效的武器装备，完全具备实施游击作战的经验和能力。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骑兵也存在着不适宜化装隐蔽，兵力分散之后难以发挥战斗效能，在敌占区和游击区筹集给养不便等问题，长期在敌后游动的困难较大。

在通常情况下，骑兵团在敌后不分散、不长时间滞留，而是采取集中兵力远程奔袭的方式，主要担负牵制袭扰和战役支援任务。

但这一次不同了，在游击区维护政权建设，协同民兵作战，不可能大规模集中使用骑兵部队，所以，骑兵团只派出了一连和四连，分别组建为黑马、红马两个分队。团领导要求深入敌后的战士们积极摸索经验，做好长期游击斗争的准备。团长兼政委李庭桂同志对深入敌后的骑兵战士们讲了三点意见：“一、没有人是生来就会打仗的，要在战争中学会战争；二、要依靠党组织、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才能在战争中获得主动；三、情况越是复杂，越要弄清‘任务、敌情、我情、地点和时间’这五大要素，否则，‘五行不定，输得干净’。”这虽然是老生常谈，但确实管用。

担任游击分队的两个红军连得到了补充，机枪和冲锋枪多配置了一些，另外还增加了一个通信班。一连指导员张凤翔负伤尚未归队，连里的事务只能暂时由连长一个人负责。刘春雷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反复琢磨过去的战斗经历，想到一点经验教训就赶紧记下来，一晚上居然写了十几页纸。就这么着，原本最头痛写字的他，从此开始做笔记了。

河西一带是新区，这里的群众对八路军还不太了解。“黑马连”刚开到的时候，老百姓都躲了起来，村里不仅看不见家禽和牲口，甚至连一个青壮年也没有。老人和孩子坐在床头以惊恐的眼神看着骑兵，向他们问好打招呼没有回应，想征集粮草得到的是摇头。至于动员担架、搞后勤服务就更是无法完成的任务了。

越是在复杂的环境里，八路军就越要注重群众纪律。

有一次，一连白天驻进一个村子，想要就地征集些粮草，老百姓都摇头，说是没草料也没有粮食。战士们不搜查不埋怨，高高兴兴帮老乡扫院子挑水，然后牵着战马到野外吃青草，顺便采点野菜回来。

出了村，发现麦田里聚着一群人，远远望见部队就一哄而散；接着，斥候骑兵又在一个大土坑里找到了十几头牛和驴，显然是刚才那些村民藏在这里的。骑兵就帮着喂牲口吃草，连队的马医生还给驴子治了腿，然后一一拴在村口的树上。

开饭的时候，八路军吃的是用自带的粮食和着野菜做的菜馍。通信员吴立然帮连长打饭，一手端着疙瘩汤一手拿着馍。正走着，路边突然窜出个傻子，一把将馍馍抢走了，小吴和连长只好喝汤。那傻子脑筋不行，胃口倒还不错，三两口啃完了菜馍又跑过来盯着大刘的碗看，刘连长干脆把菜汤也分给他一半。结果是傻小子撑了个肚儿圆，八路也觉得挺开心的。

那傻子的老娘得知这情况，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流泪，浑身哆嗦着硬拉着儿子要给大刘磕头。

天黑以后，骑兵开拔了。村民们拿着自家烙的饼子，拎着喂战马的黑豆送出村来。那些跑出去躲避的青壮年也回来了，解下拴在村口的牲口，有点害羞地诉说自己的苦衷。八路军借机向群众宣传了党的政策和主张，从此以后，骑兵连在附近征集粮草就容易多了。

开辟新区，工作重点是变“两面负担”（既要向日伪交粮，也向抗日政府交粮）为“合理负担”。骑兵连和八路军各部在民兵的配合下频频袭扰交通线，打击日伪抢粮队，保护群众财产。这样一来，不仅使根据地的物资全部掌握在抗日民众手中，就连游击区的粮食也不能流入敌占区。1945年河南夏粮大熟，可开封、洛阳等日伪中心地区却出现了物资紧缺、粮价高涨的情况，这和八路军采取的封锁措施是密不可分的。

开始的时候，群众对参加抗日活动并不热心。有的小伙想当民兵，家里人却哭着喊着往回拽；部队需要征用民夫，老百姓也是能躲就躲，实在躲不过了，一家老小就都围着连长、排长、班长，递香烟说好话，千拜托万嘱咐，又是眼泪又是鼻涕的，好像八路军是要拉他们去送死一样。

而八路军对群众却是有求必应。只要得知日伪军出动抢粮，或者是老百姓诉说受到了威胁，无论部队多疲劳，路途有多远，骑兵总是立即出动，对小股的敌人坚决消灭掉；如果敌人太多，就层层阻击袭扰，反正不能让敌人把抢来的东西拉走。这么打了几仗，百姓的胆子壮了，有事就向八路军报告，对日伪势力的掠夺也敢于反抗了。

淇县卫河渡口驻着三十多个伪军，还有个日本工程师①。据点的头目叫马德传，每当群众经过渡口，他总是搜查盘剥，征粮索款，还嚣张地宣称：“当日本的差就要按日本人的章程办，八路有意见，让他们上炮楼来说！”于是老百姓就向骑兵诉苦，骑兵连当即决定拔掉这个据点。

行动的当天，八路军化装接近渡口，两个侦察员扮成卖山货的在据点跟前吆喝。那日本婆子看见水果高兴坏了：“卡几卡几（柿子），拉西拉西（梨）。”跑出来挑柿子选梨子，她男人也在旁边看热闹。

部队准备就绪，大刘掏枪就把鬼子打倒了，十挺机枪随即架上周围房顶，八路军冲进了据点。守门的伪军根本没敢抵抗，只有那日本女人还抱着老公一个劲地哭。

刘连长站在院子里喊：“马德传，你叫八路来说话，现在我们来了！是你下炮楼还是我上去？”那马德传连滚带爬跑到跟前，左一巴掌右一巴掌地猛抽自己嘴巴，哪里还讲得出话来！

接下来就拆检查站，拆炮楼。那时候，八路军打下敌人据点之后就拆掉，拆下炮楼、围墙和房屋的砖瓦木料都归参加劳动的群众所有，所以只要八路军打了胜仗，周围的老百姓早就拿着锄头、铁锹等着了。两个月也盖不起来的大据点，一天时间就能拆得干干净净。

干完这些，骑兵们扬长而去。伪军领教了黑马团的厉害，都说：“有日本人的地方都是说拿下就拿下，咱们这里恐怕更靠不住。”从此就老实多了。

老百姓是最现实的，没见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说多少好听话也没用；老百姓也是最仗义的，一旦八路军维护了群众的利益，他们就能豁出来跟着****干。

从根据地来了宣传队、工作组，调来了民兵骨干，各乡各村成立了救国会、民兵队，河西地区的民主民生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在树林边、原野上，庙宇外、河套里，到处都可以看到戴草帽、拿着武器的“青抗先”，有的在上政治课，有的在会操，个个生龙活虎、精神焕发。

军民关系也日益融洽。在路边，一个老农扛着锄头从田里归来，后面跟着个扎羊角小辫、挽着野菜篮子的小姑娘，看见骑兵就招手。八路军和他俩打招呼，这一老一小也满脸喜悦地回应。那小女孩的模样十分可爱，每当看到有战士对她做鬼脸，就蹦跳着发出串串银铃般的笑声，引得骑兵队伍也是欢声一片。

各村都开展了参军动员工作。群众组织踏着“隆咚呛、呛咚呛”的鼓点，扭着秧歌挨家挨户地给军属送荣誉牌和光荣花，“青抗先”、妇救会和儿童团的男女载歌载舞地唱着：

模范爹，模范娘，

快快送儿上战场。

…………

好丈夫，志气强，

参加八路在前方。

我在家中搞生产，

抗日军属真荣光。

其他群众看了十分羡慕：“现如今，参加八路真比当年中了举人秀才还荣耀哩！”家里再有人去当民兵打鬼子，就十分支持了。

民兵队伍普遍建立起来，敌人抢粮的阴谋就更难以得逞了。1945年8月，浚、汲两县的日伪军联合出动“清乡”。以往遇到这类情况，老百姓只有“跑反”，可如今不同了，各村民兵纷纷组织起来抵抗，一边操起土枪、土炮和敌人对着干，一边向八路军报信。

得知消息，黑马连最先赶到，三个排轮番奔袭，不断骚扰。接着，红马连来了，十六团来了，分区独立团也来了……伪军立刻崩溃，日军也丢下大车仓皇逃跑，民兵们漫山遍野地追俘虏、捡战利品，乐得合不拢嘴，说：“日本是那个庙不是那座神了，小鬼子不行了！”鬼子汉奸也哀叹：“八路一来，土包子也成精了！”

1945年的夏天，冀鲁豫边区已经发展成为****在敌后最大的抗日根据地，全区东起津浦路，西至平汉路，南至新黄河，北到德石路。纵横千余里，人口超过两千万，除交通干线和一些孤立的大据点之外，日伪军都被驱逐到了边沿区。

从当时的总体形势来看，根据地周边环境呈“南松北紧，东缓西急”的态势。“北紧”，是指北面冀南军区的攻势作战不很顺利，受到了日伪势力的阻碍；而“西急”则是因为王树生、戴季英领导的河南军区（豫西）刚成立不久，正在伏牛山一带与敌人酣战。

九分区的作战区域在豫北，但为了策应豫西战事，骑兵们也经常向西机动，到平汉路一侧打击日伪交通线，这本来是豫西部队的任务，但他们这时候有点忙不过来。作为兄弟部队，互相帮助是应该的。因此，刘春雷率领的骑兵一连就在卫河与平汉铁路之间驰骋。

“卫水清，通天津；卫水长，出皇粮。”自从三国时曹操治理水利起，卫河就成了河南省重要的水运枢纽。历史上，卫水还曾经有个响亮的名字——永济渠。到了抗战时期，卫河沿岸虽然堤防残破、洪涝频繁，但依然出产有名的卫河银鱼，航运也能直达天津。

从卫河岸到平汉线一带，是古时候的牧野和朝歌。据说很久以前，有个叫妲己的狐狸在这里变成了美女，还有个叫卫懿公的国王在这里养过仙鹤。而1945年的夏天，刘春雷和他的战友们就在这个地方学会了玩地雷。

地雷是游击队的重要武器，但骑兵们很少使用。

在一些电影电视里，民兵们成天都带着地雷，这里炸了那里炸，其实没有这么夸张。鬼子并不是天天进村，地雷也不必一年四季都挂着弦；并且，抗战时的民兵使用的大多是自制的土地雷，没有多大杀伤力，能不能炸死人都难说。

民兵使用的地雷，厉害的有两种：一种装填黄色炸药，这是兵工厂生产的，偶尔能给游击队发几个，如果打了胜仗立了功也能再奖励几个，总之十分难得；另一种是特大号地雷，可这玩意儿不仅成本高，而且容器不好找，还不容易伪装，所以用的也不多。

最常见的是装黑火药的“铁西瓜”，实际上就是个大鞭炮，主要靠混在爆炸物里的铁片、石子伤人，崩得好能打中要害，崩得一般也就是个烧伤。因此，在真正的地雷战里，那种“地雷一响，鬼子就飞到天上”的场面其实不多，更常见的是，“轰”的一声之后，鬼子突然变成个黑不溜秋、浑身冒青烟的灶王爷，怪叫着又蹦又跳。

一连初到淇县的时候，当地民兵组织刚建立不久，规模小，人数少，对开枪打仗的事情还有些害怕，八路军就带领他们打游击。但是，骑兵们自己对地道战、地雷战也不太内行，所以当起这个“师傅”来多少有些心里没底。

有一天，听说上级派人来办民兵训练班，刘春雷觉得机会难得，就带着全连的班长、排长们去参加学习。

训练班的教室在河神庙边上，教师是太行学校（二野军政大学的前身）的一个学生，瘦瘦小小，二十岁不到。小伙子突然看见这么多骑大马、挎短枪的老八路来听课，顿时有点被吓蒙了，手里拿着本《论联合政府》，吭哧了半天才说：“各位好，我叫雷震天……”

底下有人接了句：“雷震天？听不见，说话大声点。”惹得全场大笑。

骑兵们听了半天课，别的没记住，倒是把雷老师的山西方言学了个韵味十足——笨蛋叫“憨憨”，漂亮叫“溜溜”，勇敢叫“猛的太”，大爷叫“老牙牙”……大家一边学一边笑，还纷纷自称是“雷震天的徒弟”。

干部们说话变了腔调，战士和民兵也都跟着学，这样过了没多久，淇县一带的游击武装就有了个统一的代号：“雷震天的队伍”。消息传到军区，首长弄不清是咋回事，还专门派人来询问：雷震天是哪个单位的领导？

既然是“雷震天”的徒弟，就应该学会摆弄地雷。老师没教，骑兵们就自己研究，毕竟都是久经战阵的老战士了，一通百通，琢磨一番就能玩出花样来。

夏粮熟了，老百姓忙着抢收抢藏，鬼子汉奸也下乡抢粮，骑兵的任务是打击敌人的抢粮队。开始的时候，大家还照老规矩做，埋好雷，把新土运走，撒上旧土，还盖上鞋印车辙印什么的。可日本鬼子也不傻，派出工兵在前面探路，埋下去十个雷被他们起出来八个，剩下一两个还没能炸响。八路军火了：“狗东西，既然这么能刨，那就让你们多刨点。”

第二次，八路军组织民兵在公路上挖了好几百个坑，只求数量不图质量，有什么就埋什么，马蹄铁、破瓦罐、草绳子、烂布条……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往坑里填，完了以后还在路中间立一个稻草人，身上挂着大海报，上写着：“小伙真坚强，誓死把路挡；要是敢惹我，叫你见阎王。”

群众一看这场面，知道路上有地雷，就绕道从田埂上走。

敌人来了，照旧是工兵开路。几个人蹲在地上，这里挖出个碗，那里刨出个锅，搞了两个小时也没能前进一公里，一不留神还被打冷枪的斥候骑兵给击毙了。

死了工兵，太君也有办法，找来好多把榔头，拴上绳子让伪军甩着朝前面的地上砸。好家伙！七八个汉奸舞得尘飞土起、乒乓乱响，好像是耍流星锤的一样，把路旁的老百姓逗得直笑。

就这么着也走不快，鬼子急了，决定绕道。可是，人可以走田埂，大车却不行，只好兵分两路，大队人马走庄稼地，留下车队在公路上。看到这种情形，刘春雷连长就命令骑兵列队：准备战斗！

夏日炎炎，收割过后的麦子地空荡荡的，日伪军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得乱七八糟。正在疲惫的时候，八路军骑兵冲过来了，机枪扫射、马刀砍杀，再加上大喊大叫的民兵，伪军们哪里挡得住这个阵势，丢下枪就逃。骑兵队伍旋风般冲上公路，消灭押车的敌人，把大车也烧毁了。

抓回来两个鬼子兵，军区交通站的王站长讯问之后差点没笑岔了气。他说，有个日本俘虏兵的名字叫做千种一二三，“真他娘的军国主义，取个名字都像是喊口令。”

8月初的一天，一连沿卫河向西运动，经过浚县和安阳交界地带时，看见路边有条电话线，就顺手破坏一番。骑兵办这种事情很容易，马刀砍，战马拉，别说是电线，就是电杆子也能拽倒。大家高高兴兴，一路连扯带割。走到安阳火龙岗附近，忽然看见九分区十六团的几个通信兵正在田野里跑来跑去，忙得满头大汗。刘连长心说：坏了，大水冲了龙王庙，八路把八路的电话线剪掉了……

十六团到这里是为了破坏汤河上的一座桥。汤河是卫河的支流，平汉铁路从中间经过，路东是平原，路西就属于山区了。这铁路桥并不高大，但桥头有日伪军把守。十六团的计划是先打掉敌人的据点，再把桥炸掉。

晚上宿营以后，刘春雷想起白天的事情，真是过意不去，就和夏武杰商量着怎么弥补一下。小夏是大刘的战友兼病友，腿伤好了以后调到一连来当副指导员，依然是那么活泼开朗：“好办，帮他们把汤河桥炸了就是。”

“说得轻巧，桥上有鬼子据点，怎么炸？”

“没关系，有办法！”

小夏真的有办法，他先找来门板做了个木筏子，到了铁路桥附近，又在木筏上十字交叉地绑了两根长竹竿，把地雷和炸药包捆在上面，然后插上线香，就要把这“大水雷”往河里放。

大刘看看那座桥，有些不放心：“这水雷的力量够吗？”

“不知道，试试看吧。”副指导员原来是个“二百五”。

点燃线香，让木筏子从上游往下飘。木筏到了桥跟前，长竹竿杵在桥柱子上过不去了。等了一会儿，“轰隆”一声，火光闪亮。鬼子据点顿时热闹了，机枪对着桥上桥下一个劲地扫射。当然是一个人影也打不着。

几个八路赶紧借着亮光朝前看，咦？黑黝黝的大桥还在。

桥没炸断，遗憾遗憾！可是也没办法，炸弹已经用光了，只好回家睡觉去。

谁知道，第二天中午，侦察员乐滋滋地跑回来报告：天亮的时候，那座桥突然自己垮了！

自从搞了这次“漂雷炸桥”，骑兵们对水上爆破的兴趣大增。

那时候，卫河沿岸的大据点还控制在敌人手里。天黑以后，陆地上的日伪军不敢出门了，可卫河上的运输船队却依然肆无忌惮，实在猖狂。刘春雷就想收拾这些运输船。

这事有点难办。鬼子的拖船是有马达的，遇到岸上打枪就往船舱里一趴，船队“突突突”地朝前开，河岸上的八路军纵然是骑着马也没法追。于是，大家就琢磨地雷改水雷——把地雷装在一个木桶里，底下拴上石头当做“锚”，就能在河道中间固定住了。木桶四周安装有“触角”，船体碰上“触角”，捅翻了里面的硫酸瓶子，地雷立刻就炸。如果再在桶里装上火油，炸了之后还能燃烧。

用这玩意儿对付木头船很管用，即使是铁皮船，吃上两三个也受不了。在航道里布置七八个“水雷”，鬼子船队一艘连一艘地晃晃悠悠老长一串，这个碰不响，那个也碰响了。十天时间里，骑兵们制造了三十多个“水雷”，炸了六条船，鬼子的夜间航运也中断了一个星期。

遗憾的是，这种“水雷”只能晚上用，白天容易被破坏。可是，还没等八路军想出改进办法，日本鬼子就投降了。

刘春雷是在一个木头箱子里得知抗战胜利的消息的。

1945年8月15日，一连驻扎在白河村（这地方当时是“淇汲联合县”的根据地，现在属卫辉市）。头两天，一连的战士们就听说苏联红军对日宣战了，这消息对其他人也许无所谓，但对骑兵而言却非同小可，因为他们号称是中国的“哥萨克”呀。于是干部战士们就纷纷猜测：苏联红军会不会开到咱们华北来？人家“正宗的哥萨克”是个啥模样？

这一天，从第四专署来了文艺队，宣传党的“七大”精神，还要演戏。刘春雷见他们没带锣鼓乐器，知道又是“表演说话”，就不想去看了。大刘看戏图热闹，喜欢看唱歌跳舞，对光说不练的话剧、诗朗诵什么的不感兴趣，再加上那段时间晚上要去卫河埋水雷，白天难免犯困，于是他就决定趁别人去看戏的时候好好睡一觉。

白河村这里什么都好，就是蚊虫多。白天在亮处睡觉太阳晒得慌，在暗处睡觉又被蚊子咬毁了。刘春雷转了一圈，找到个好地方——当时老百姓家里都有个装杂粮的木柜子，房东把牲口饲料拿出去翻晒，那个大木头箱子就空着。

这地方好，大刘一头钻进去，盖上盖子，既不怕晒也不怕蚊子，真不错。

正睡得香呢，通信员吴立然“咚咚咚”地敲木头盖子：“连长，连长，鬼子投降了。”

刘春雷以为他说的是演戏的事，“投降就投降呗，别吵我”，翻过身继续睡。

连长超然镇定的态度让通信员觉得十分钦佩，于是小吴就跑出去自己玩了。

又睡了好一阵，副指导员夏武杰来了，掀开箱子盖大声喊：“别睡了，日本鬼子投降了！”

“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分区和专署都来通知了。”

大刘“嗷”地叫唤了一声，鞋子没穿就蹿了出去，村里村外地瞎蹦乱跳，狂吼大叫。这时候，其他人的兴奋劲差不多已经过了，突然看见这疯子一样的八路军连长，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一直疯闹到天黑，通信员问：“连长，晚上你还在粮柜里睡吗？”

“不睡了不睡了，老子三天三夜不睡觉！”

“那好，我去睡！”小吴就钻到那宝贝柜子里去了。

半夜里，吴立然从木头柜子里探出头，迷迷瞪瞪地问连长：“我记得，白天……鬼子投降了，没错吧？”

“没错没错，你不是做梦，抗战胜利了！”

276 ① 当时，日寇为维护河南到天津的水运，在豫北实施了“引黄济卫”工程。
 

中国最富裕的123所大学，看看您的母校排第几[转帖]

　　年教育经费在10亿以上的学校有11所，经费总和为：174.34亿元。

　　1清华大学35.91亿2北京大学24.083浙江大学18.744上海交通大学14.61

　　5哈尔滨工业大学14.436复旦大学13.127华中科技大学11.518西安交通大学10.53

　　9武汉大学10.4810吉林大学10.4711南京大学10.46

　　年教育经费在5-10亿以上的学校有21所，经费总和为：146.02亿元

　　12同济大学9.6113山东大学9.4914四川大学8.4915北京航空航天大学8.41

　　16北京理工大学8.1217中山大学8.0418重庆大学7.5419东南大学7.2620天津大学7.11

　　21华南理工大学6.8422中南大学6.6823武汉理工大学6.5424上海大学6.525华东师范大学5.99

　　26中国人民大学5.9627西北工业大学5.8328湖南大学5.7729厦门大学5.62

　　30中国科学技术大学5.5931北京师范大学5.3632南开大学5.27

　　年教育经费在3-5亿以上的学校有38所，经费总和为：143.31亿元

　　33中国农业大学4.9834北京工业大学4.8835南京航空航天大学4.6836暨南大学4.68

　　37大连理工大学4.6638西北农林科技大学4.6239华南师范大学4.3940深圳大学4.28

　　41北京科技大学4.2842郑州大学4.1843电子科技大学4.1744苏州大学4.1445西南交通大学4.11

　　46东北大学4.0947扬州大学4.0248首都师范大学3.8749华东理工大学3.7950河海大学3.71

　　51哈尔滨工程大学3.6352西安电子科技大学3.5253兰州大学3.4954东华大学3.47

　　55南京师范大学3.4656南京理工大学3.3857北京化工大学3.3658中国政法大学3.34

　　59中国矿业大学3.3360江南大学3.3261长安大学3.2762广西大学3.2663北京交通大学3.22

　　64江苏大学3.1765上海师范大学3.1666华中师范大学3.1367南京工业大学3.09

　　68东北师范大学3.0869广东工业大学3.0670合肥工业大学3.04

　　年教育经费在2-3亿以上的学校有53所，经费总和为：126.75亿元

　　71长沙理工大学2.9172北京邮电大学2.8773广州大学2.8674新疆大学2.85

　　75福建师范大学2.8276华南农业大学2.8277长江大学2.7678昆明理工大学2.73

　　79湖南师范大学2.7380太原理工大学2.6881新疆农业大学2.6782哈尔滨师范大学2.65

　　83陕西师范大学2.6384中南财经大学2.6385中国海洋大学2.5386南京农业大学2.52

　　87浙江工大学2.5288西南师范大学2.5189天津师范大学2.5090黑龙江大学2.47

　　91石油大学(北京)2.4792河北师范大学2.4793宁波大学2.4294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4

　　95福州大学2.496北京外国语大学2.3997华中农业大学2.3898上海第二医科大学2.35

　　99大连海事大学2.34100石河子大学2.33101上海外国语大学2.32102沈阳工业大学2.31

　　103云南大学2.3104西南科技大学2.26105成都理工大学2.25106浙江师范大学2.22

　　107北京语言大学2.21108西南财经大学2.2109湖北大学2.17110东北林业大学2.16

　　111天津科技大学2.14112集美大学2.14113南华大学东地区2.08114南昌大学2.08

　　115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7116上海理工大学2.06117西安理工大学2.06118河南大学2.05

　　119武汉科技大学2.04120上海财经大学2.04121青岛大学2.03122北京林业大学2.02

　　123山东理工大学2.01

港府预算是怎么“细到坐椅”的[转帖]

《新京报》2月27日刊登毕诗成的文章说，2月25日，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宣读新年度财政预算案，让人很是感慨：预算案文本非常详细，开支甚至详细到坐椅。为让市民能充分了解财政预算案，香港政府出尽各种招数：派传单、建网站，上电视、接热线，全方位披露财政预算案内容。

一张坐椅的用度，在巨大的政府财政中是微小的，但正是一个个微小的层面，才构筑其一个庞大的财政正义。我们耳熟能详的“把纳税人的钱用到刀刃上”——这不是小题大做，而是责任政府的分内工作。

细化到坐椅的预算监督表面看耗时耗力，但刚性的“高压线”一旦建立起来，其“节省”的资金是难以想象的。所以，加强在“入口”上的预算监督体系，不怕慢，就怕站。
 

 遭前南政权处决的300人遗骸被发现[转帖]

　　
　　环球时报3月10日报道 据英国《每日邮报》9日报道，斯洛文尼亚与克罗地亚科考队上周在斯洛文尼亚拉斯科（Lasko）的矿井处发现了一个二战后的墓穴，里面埋葬着300名被前南斯拉夫****政权处决的受难者残骸。

　　克罗地亚副总理亚德兰卡·科索尔(Jadranka Kosor)向斯洛文尼亚国家通讯社（简称STA）表示，照片上的这些遗体让她感到相当震惊。

　　据相关权威人士证实，这座被发现的巨大墓穴名叫HudaJama，位于拉斯科一处矿井的深处，考察人员以及历史学家们上周将乱葬岗周围的混凝土墙壁拆除后发现了墓穴Barbara战壕里埋葬的遗体残骸。那里大约埋葬了300名遇难者，他们都是在二战后被前南斯拉夫政权处决的。斯洛文尼亚军方墓穴管理部长马科·斯特罗弗斯（MarkoStrovs）向记者表示:“我们发现了大约200至300名受害者残骸，在这些人身上没有发现被武器杀伤的痕迹，看上去只可能是被吸入了过量毒气致死的。”
　　斯洛文尼亚总共有500多处乱葬岗 ，作为对这些墓穴考察内容的一部分，科考人员从去年8月就开始对HudaJama墓穴进行考察。他们认为这些人是亲纳粹党分子，因试图逃脱前南斯拉夫政权而在1945年被杀害的。而在1991年独立之前，斯洛文尼亚是属于前南斯拉夫共和国的。

　　斯洛文尼亚国家民族和解调查中心主任瓦利克（Andreja Valic）表示，这些Huda Jama 墓穴里受难者的身份目前还尚不明确。不过，根据当地居民提供的资料以及他们的口述证词，这些遇难者极有可能是来自斯洛文尼亚或者克罗地亚的亲纳粹党分子。
　　

　　斯洛文尼亚总检察长巴巴拉·布莱兹加尔(Barbara Brezigar)在参观了Huda Jama 墓穴后表示，“这真是太令人毛骨悚然了。这是我目前为止所见过的最恐怖、最为震惊的事情”，后续调查工作相当困难，因为由于年代久远，相关知情人士已经不在了 。

　　卢布尔雅那(斯洛文尼亚共和国首都)法医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巴拉兹克（Joze Balazic）表示:“从考察迹象来看，这些人都是一些士兵，他们在遇害时没有穿衣服，在被杀害前鞋子也都被脱掉，因为人们在墓穴门口发现了他们的鞋子。目前，我们还未发现幼童的鞋子。这些遇难者埋葬的地方是一个地下走廊，长约15米，宽约2.5米，距离墓穴的矿井出口400米左右。在墓穴里还发现了另外两个通道，那里埋葬着更多受难者。”

　　就这些遗体残骸为何保存的如此完好的问题，斯特罗弗斯解释说，这因为当时修建的几层混凝土墙将埋葬地与土壤有效地隔离开，“当我们走进这些地下通道时发现地面全是白的，这时我们才意识到，这些都是遇难者的尸体残骸。他们的尸体都被石灰所覆盖”。

　　墓穴被发现后，斯洛文尼亚总统图尔克表示:“这完全就是犯罪行为，我诅咒所有实施这些暴行的人。”

诗人的嫉妒——看文学史上的一段悬案 [转帖]

李国文

说来你也许不

信，当舅舅的把自己的外甥杀了，只是为了一首诗。

行凶杀人，是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会发生的事情。而至亲骨肉，夺命相残，虽比较稀见，但此类刑事案件，未必不会发生。可为了这个无论如何不能成为理由的理由杀人，听起来有点天方夜谭。

在俄国，有通过决斗，想杀死对方，而自己却被对方杀死的诗人；在中国，有先拿斧头，杀死情人，然后又举起斧头，把自己砍死的诗人。这两位采取极端手段的诗人，情之所至，犹可理解。但唐代这位诗人舅舅，为一首诗的署名权，把同是诗人的外甥，置之死地，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翻开《全唐诗》卷五十一，宋之问有一首《有所思》，卷八十二，刘希夷有一首《代悲白头翁》，除了第三句，宋的“深闺女儿惜颜色”，与刘的“洛阳女儿好颜色”，有六个字的微小变通外，其余悉皆相同。依拙见，就这点改动而言，名气大的宋之问，比较造作，远不如名气小的刘希夷，比较自然。正是这首诗，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段悬案，一桩出了人命案的笔墨官司。

据元人辛文房撰《唐才子传》，这个宋之问，就是刘希夷的舅舅。

自古以来，文学上的流派之争、门户之见，是屡见不鲜的事情。如果文人像大熊猫一样，是珍稀动物，躲藏在深山密林之中，不通来往，肯定没有太多的是非。然而，称之为文坛的这块地方，常常有很多自我感觉良好的文人，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最好，都认为别人不如他好，于是，白眼相向，互不相能，针尖麦芒，各不退让。打过来，打过去，真是好不热闹。

曹丕在《典论·论文》里分析过：“文非一体，鲜能备善。”即使再好的作品，再大的作家，也不是无可挑剔的。他还说：作家难免“贵远贱近，向声背实”，“暗于自见，谓己为贤”，因此，一些观点褊狭的作家诗人，意气用事，各较短长，彼此顶杠，信口雌黄的风气，也就是不足为奇的毛病了，于是，曹丕发明了“文人相轻”说，便成了数千年来的定论。

其实，从文学发展的角度出发，仅仅是“文人相轻”的话，甲看不上乙，乙看不上甲，或者，另外一个丙，对甲和乙的作品大摇其头，而甲和乙对丙的文章，联合起来大撇其嘴，这种相轻，我认为不一定是坏事情。对一个有点出息的文人来讲，知道别人的不足，知道自己的不足，是件好事。问题在于有些人，乌鸦跳到猪身上，笑话别人的黑，而看不到自己其实也很黑。这类眼睛长在额头上，嘴巴撇在耳朵边的翘尾巴作家，也算是近年来文坛的一道风景线。

应该说，一位作家，唯其知不足，才肯进步；唯其怕落伍，才要奋斗；唯其有竞争，才不敢懈怠。这样，文学才能日新月异，百花齐放。若是小酒捏着，小烟抽着，小菜吃着，小女子陪着，如《颜氏家训》所说：“有一士族，读书不过二三百卷，天才钝拙，而家世殷厚，雅自矜持，多以酒犊珍玩，交诸名士，甘其饵者，递共吹嘘”那样，甲誉乙为文坛泰斗，乙誉甲为文学大师，丙跳出来吹捧甲和乙文章传世，众人休想望其项背云云。“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甲和乙也吹捧丙进入了文学史，甚至还能在KTV包间里与小姐耳鬓厮磨，荷尔蒙饱满，就业已不朽，传之万世云云……作家要是都这样自慰自渎起来，恐怕文学的前途也无多大指望了。

因此，文人相轻，很可能成为文学较量的激化剂，似应提倡。但这种文学上的较量，一旦远离文学本身，借助于文学以外的种种手段，以达到压倒对手的目的，而成为文学的强者，结果，无非如宋之问收拾刘希夷那样，终究要遭到历史的嘲笑。

刘希夷，是个不太走运的诗人，《全唐诗》里有关于他的一段记载：

“希夷善琵琶，尝为《白头吟》云：‘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既而悔曰：‘我此诗似谶，与石崇《白首同所归》何异？’乃更作云：‘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既而叹曰：‘复似向谶矣！’诗成未周岁，为奸人所杀。或云：宋之问害希夷，而以白头翁之篇为己作。至今有载此篇在《之问集》中者。”

《全唐诗》是官方出版物，“或云”这两个字，就很有政府新闻发言人那种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的口吻。文人笔下的《唐才子传》，这段史实，就写得率直真实，爱憎分明了。说：“希夷天赋俊爽，才情如此，想其事业勋名，何所不至？孰谓奇蹇之运，遭逢恶人，寸禄不沾，长怀顿挫，斯才高而见忌者也。贾生悼长沙之屈，祢衡痛江夏之来，倏焉折首，无何殒命。以隋侯之珠，弹千仞之雀，所较者轻，所失者重，玉迸松摧，良可惜也。况于骨肉相残者乎？”

真实情况应该是这样的：这个年轻人苦思冥想，写出了这首诗后，多少有些情不自禁，就拿去给宋之问看，想讨个好。他忘了他舅舅也是个诗人，而且还是有名气的老诗人，这可坏菜了。人一老，就容易倚老卖老，所以，老诗人、老作家、老演员、老交际花，有其可尊可敬之处，也有其可嫌可厌之处。你除了向他鞠躬外，万万不可招惹他。因为，他要张嘴，你没法听而不闻；他要伸手，你没法视而不见。所以，上海话里的“老娘舅”，其实是一句貌似恭谨的贬义词。现在，这位挺麻烦、挺不好对付的老先生，让刘希夷摊上了。

至少，他应该晓得，这位老娘舅，基本上是个马屁精呀！只不过因为此人甚不讲究口腔卫生，那时，又找不到什么口香糖，可以稍稍遮住口臭，因此，女皇武则天对他不感兴趣，何况他并非小白脸。他拍不上武则天，退而求其次，拍武则天的情人张易之。大唐王朝，是个诗歌王朝，张易之做了莫名其妙的“控鹤史”这个官，总得有两首诗临场朗诵才是。宋之问就是凭借写诗献媚，以此混饭吃的。当娘舅的一看外甥这首好诗，连呼精彩；尤其“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一联，让他拍案叫绝，“真亏你想得出来。”接着，便拉下那张老脸，对刘希夷说，“我的贤外甥啊，你的这首诗就留在我这里吧？”

“舅舅，你这是什么意思？”

“那还用问，此诗以后就算是舅舅的作品了。”

“那怎么行！”刘希夷不甘心被他仗势强蛮的舅舅蹂躏，说什么也不给老诗人这个面子。《唐才子传》载：“舅宋之问苦爱后一联，知其未传于人，恳求之，许而竟不与。之问怒其诳己，使奴以土囊压杀于别舍，时未及三十，人悉怜之。”

起初，我不大相信野史所说，后来，细细琢磨宋之问一生不怎么光明磊落的行状，倒也有可能干出这种事来。

《新唐书》载他“倾心媚附（武后宠幸的）张易之，所赋诸篇，尽之问、（刘）朝隐所为，至为易之奉溺器。”看来，他给别人当枪手惯了，窃别人的劳动成果为己有，也就顺手牵羊，不以为意了。《旧唐书》载他“及易之等败，左迁陇州参军，未几逃归，还匿于洛阳人张仲之家。仲子与驸马都尉王同皎等谋杀武三思，之问令兄子发其事以自赎，及同皎等获罪，起之问为鸿胪主簿，由此深为义士所讥。”从他捧着尿壶、尾随权贵的表演看，从他背叛朋友、出卖灵魂的行径看，把自己的外甥干掉，夺得这首诗的版权，并不是不可能的。

“文人相轻”一旦到了“文人相嫉”的地步，尤其那些才情不如人，功力不如人，又不甘心不如人，更不服气不如人，一定要在文坛上出个头、露个脸的诗人、作家、评论家，以及什么也不是的文学活动家，恰巧手中握有一点权力，拥有一点本钱，在嫉妒心的邪念驱使下，便可能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地干掉对手了。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隋炀帝了。这个花花公子，酒色财气，香车美人，没有他所未曾拥有的，可他并不满足。觉得自己在文学的声望上，他还未能拔尖领先，登峰造极，而且，居然还有不逊于他的，或稍胜于他的，那还得了？据唐人刘所著的《隋唐嘉话》载：“炀帝善属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隶薛道衡由是得罪，后因事诛之，曰：‘更能作“空梁燕衔泥”否？’”又，“炀帝为《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独不下帝，帝每衔之，胄竟坐此见害。而诵其警句曰：‘“庭草无人随意绿”，复能作此语耶？’”

其实，宋之问已经获得了为上司、为领导，捧尿壶随侍左右的光荣，说明他在权力场中，既是能够出入客厅，也是能够进得卧室的核心人物。尿壶只有一个，犹如官印只有一枚，让你拿着，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信任？而随着这种不避隐私的信任，将会有什么样的灿烂前景，肯定是不可限量的了。我估计，当他捧着那骚哄哄的尿壶，随控鹤史张易之身后走过来，一脸骄矜之色，是可想而知的。从当代那些捧尿壶的同行表情，以今观古，大概八九不离十。

看来，文人的胃口还是真够大的，鱼和熊掌，哪个都不想落下。这个尿壶诗人，一定要把自己的外甥弄死，是不是受到隋炀帝杀薛道衡和王胄的启发？不得而知。但是，杨广杀掉文学对手以后，第一，他的诗就写得有长进，独占鳌头了吗？第二，他一只手能掩住当时人的嘴，能挡得住历史的判决吗？

文人相轻，或许无妨，文人相嫉，而且搞小动作或大动作，便是切戒的事情了。若真像隋炀帝或宋之问那样干掉自己的文学对手，也许你有可能赢得一时，但是你却百分百地失掉了永远。算算这笔账，也许会感到划不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