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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枪决韩复榘内幕 韩的后代今何在? [转帖]

蒋介石枪决韩复榘内幕 韩的后代今何在?
1938年1月，原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在武汉被国民政府军委会组织军事法庭审判处决，这是抗战中第一个被军法处死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也是国民党在大陆执政时期按军法处死的军衔、军阶最高的国民党军将领。
数次开罪蒋介石
九一八事变后，韩复榘（字向方）看出蒋介石宁可屈辱求和，也不想和日本人打仗，于是便借机扩充军队，加强自己的实力。他首先把他的五师一旅补足兵员，又办起了地方武装，同时健全了地方行政机构，统一了政令。为使财政不虞匮乏，他又办起了民生银行和平市官钱局，进而掌握了山东全部地方金融。
韩复榘是国民党中委和山东省党部常委，但他不是借党自重，而是党同伐异。1931年春，他把国民党沾化县党部常委马丹亭装入麻袋扔到海里淹死。及至南京方面查询，他迁罪于山东省党部常委CC分子刘涟漪，并把刘逮捕后驱出山东。接着，他借口山东是日本人的敏感区域，解散了反日会，取缔反日宣传；后又借口财政困难，拒绝执行南京政府收回地方银行纸币的通令，并两次截留中央税款，控制南京设在山东的税务机关；不久又停发了国民党各县党部的经费，并勒令解散，停止活动。
韩复榘这一系列举动令南京政府非常恼火，但因九一八后华北多事，又因冯玉祥此时寄居泰山，韩冯亲近，南京政府对韩复榘只好暂时隐忍宽待，没有过于追究。
然而韩复榘开罪南京，却令日本人大为高兴，他们认为韩复榘可以利用，想抓住他再树起个“第二满洲”。从此，日本人像韩复榘的影子一样，缠着他不放。
但九一八事变后，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战和南京政府的丧权辱国，让韩复榘有了一些感触，一是人民明辨是非:爱国，人民就拥护，辱国，人民就反对；二是南京政府不仅不抗战，而且还要借战争消灭异己。而这后一点感触对他影响尤大，促使他牢牢地掌握着军队。
淞沪抗战后，十九路军被调驻福建，这令该军将士反蒋情绪日趋强烈。1933年11月22日国民党中的进步力量代表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戴戟、黄琪翔、余心清(代表冯玉祥)等，与全国部分省市代表聚集福州，成立了人民革命政府，举起反蒋旗帜，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峙。
韩复榘十分希望闽变成功，他与寄居在山东的前北平市长何其巩秘密商议，由何拟稿，以韩的名义向闽变中的人民革命政府发电祝贺和响应。而这更加深了蒋介石对韩复榘的猜忌。
1935年6月中日签署《何梅协定》，日、蒋、伪逼着宋哲元和萧振瀛搞华北妥协，华北特殊化，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将国民党中央在华北的机关全部撤走。在这种情形下，日本人感到山东介于华北和南京之间，韩复榘举足轻重，韩向北倒，“华北五省三市自治”有可能实现；韩向南倒，必然会阻止华北形势朝着有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日本人看清了这个形势，指示驻济日方人员对韩复榘进行拉拢；韩复榘也看到了这一形势，他狡猾地和日方敷衍着，想用这张牌既稳住日本人，又挟制南京，使蒋介石不敢向他立即下手。
在济南，日方出面同韩复榘勾搭的是驻济南武官花谷中佐，他频繁地在山东省政府出出进进。最初韩复榘还是当众接见花谷，后来就是到密室会谈。韩复榘还特别邀请了一个叫朱经古的日本通来参加他们的会谈。朱经古是济南私立东鲁中学的校长，很受日本人器重。据朱经古透露，花谷要求“山东独立”，韩不答应；要求山东参加“华北五省三市自治”，韩表示可以考虑。花谷得意洋洋地认为，韩复榘基本应允了，可能留有条件，他在山东已掌控了韩复榘。
1935年8月，花谷同日本军部两名军官到济南拜访韩复榘，邀请韩复榘去天津洽商要务。韩复榘推托公务太忙，不能脱身，有事可在济南商谈。于是，日本政府派出以浅沼为团长的5人经济考察团到济南，住在日本领事馆。西田领事设宴邀请韩复榘在领事馆会面，同时被邀请的还有程希贤、葛金章、过之纲、韩多峰、闻承烈、王守德等人。另外东鲁校长朱经古，校董丰田（日本人），驻济日本武官石野、花谷等也被邀参加。
客人到齐后，花谷把韩复榘拉到一旁坐下，取出一张地图铺在桌子上，并指指点点，小声说着。后由朱经古翻译，大意是黄河决口，已将山东和南京隔开，你这里通电独立，南京也无奈你何。韩复榘模棱两可。西田恐把宴会搅乱，当着代表团的面不好看，就请韩复榘和花谷两人入席。席间，浅沼大谈中日亲善的好处。正说着，花谷突然神经质地站起来忿忿地说:“什么中日亲善？这是瞎说，是胡说！中日不会亲善的，要亲善只有打，一打就亲善了。甲午年、庚子年，中国打败了，亲善来了，这是中国人的脾性！”花谷这番话，不仅令在坐的中国人不满，连浅沼等日本人也认为花谷失态。为顾全脸面，西田只得用日语制止他。这时韩多峰向韩复榘请示说:“我说几句吧？”韩复榘说:“秀岩(韩多峰字)谈谈吧。”
韩多峰请西田翻译，然后说:“浅沼先生说中日亲善是很对的。但要真亲善，日本应当帮助中国富强，而不是像花谷先生说的‘打’。以简单的例子说，中国禁毒，而卖毒的是些什么人呢？日本人开设烟馆，用飞机运毒来毒害中国人，这难道是亲善吗？道理很明显，不用细讲。今天花谷先生这种咄咄逼人的气势，能说是亲善吗？不只是礼貌失态，侮辱了我们，遗憾的是也侮辱了贵国所倡导的中日亲善！”几句话说得花谷一时无话可说。在座的人因花谷招来了韩多峰这么一番话，也都侧目向花谷注视。
韩多峰接着说:“我是个军人，当然离不开打仗。多年来使我认识到中国兵书上‘佳兵不祥’那句话。兵力强，装备好，即使打了胜仗，也搞个民穷财尽，得不偿失，结果是两败俱伤。花谷先生应该三思，‘打’不是好办法，真亲善才是正途。”
韩多峰话音一落，大家纷纷鼓掌，结束了这个窘局。
虽然闹了这么一场“逼宫”似的丑剧，但日方尚未在山东寻衅，所以山东一直平安无事。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消息传到山东，韩复榘看了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内容，又同何其巩商议，仍由何拟稿，于12月21日发电，响应张、杨的主张。
1937年3月驻华北日军派坂垣带参谋花谷大佐乘飞机到济南接韩复榘到北平开“五省会议”，预谋以韩复榘为首主持华北自治。韩复榘恐背上汉奸骂名，仍与日本人虚与委蛇。尽管如此，韩复榘与日本人频繁联系的情报还是源源不断地灌入蒋介石的耳中，使蒋对韩的疑惧越来越深。
擅自撤退成导火索
全面抗战开始后，蒋介石任命冯玉祥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指定宋哲元、石友三、韩复榘部归其指挥。
然而此时，韩复榘却与偷偷来到济南的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搞了个秘密协定:山东保持中立。
土肥原走后，韩复榘召集师长们开会，把土肥原要山东独立，至少要中立，要韩部不抗战，不让中央军过境，不在山东作战，日军保证不打山东，不轰炸济南的话说了一遍。然后他说:“我想答应他们，发个通电表表态，你们看如何？”师长们一时鸦雀无声。待了一会儿，孙桐萱对韩复榘说:“主席真这样做，恐怕第三路军官兵不同意，跟主席走的就不多了。”
韩复榘听了，心中既惊又喜，随即又问其他人:“你们怎么想的？”大家都注视着他，没人吱声，可表情上似乎都同意孙的意见。
会议表面上没形成一致意见，但却使韩复榘感到满足。他觉着这些跟他多年的部下还没有抛弃他。
消息传到冯玉祥那里，冯紧急密电蒋介石。蒋介石一面派蒋伯诚驰往济南安抚，一面急调广西部队5个师集中徐州，准备应变。
同时南京政府为激励韩复榘的抗敌决心，委任韩为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并仍兼山东省政府主席，还拨款400万元防务建筑费，要韩复榘负责黄河以北防务。
9月下旬，津浦前线阴雨连绵，敌我双方隔砖河相持，战况沉寂。此时，冯玉祥决定以奇兵制敌。但韩复榘未作积极响应，失去歼敌良机。
10月1日砖河防线被突破。
10月5日，冯玉祥长官部人员依照蒋介石的命令向平汉线转移。
11月初，冯玉祥派吴青旺携亲笔函去济南见韩复榘。信中勉励韩复榘要做民族英雄岳飞，流芳千古。冯还在其日记中写道:“复榘，复榘，你是好孩子，要做民族英雄，要为抗日而死！”可见冯玉祥对韩复榘的关心和期望之深。
同月，日军香月清司部准备向山东大举进攻，韩复榘知道不打是不行了。于是他下令把省府迁往宁阳，以免遭日机轰炸。他的妻子高艺珍及次妾都不愿远去，只好暂送曹县，而其妾纪甘青被送到银川。
11月中旬，韩复榘反攻德州。兵到济阳即与敌遭遇，手枪旅仓促应战，抵挡不住退了下来。韩复榘率贾本甲团不过百人，在一个村庄里被敌包围，几乎被俘。贾团长腿断致残，卫队长牛耕林当场阵亡，其他卫士伤亡殆尽，韩复榘奋力突围穿越济阳县城甩脱敌人，逃回济南。
日军随即追至黄河北岸，占据鹊山，并不时炮轰济南。韩复榘为防日军过河，将黄河大铁桥炸毁。
日寇打到黄河北岸后，韩复榘修书一封，派一个副官送到曹县妻子高艺珍处。此信为毛笔书写，后被其家人作为遗书保留下来，原存高艺珍处，高1956年去世后由其女保存。十年浩劫，此信因抄家遗失，但其子等曾各录一份副本留念，使信的原文内容保存下来。
这封信的内容如下:
大姐(据韩复榘次子韩子华说:我母亲长我父亲两岁，所以父亲称其为大姐):
我部这次与日寇浴血奋战，伤亡惨重，为我从军以来历次战斗所未有。眼见官兵如此伤亡，我心中十分沉重。今后战斗必更加严重，生死存亡，难以预卜。请大姐再勿为我操心，只要把孩子们照顾好，教育好，我即感激之至。现派人送去伍千元作为今后之家用，望查收。
致安好。
向方
不久，日军运来远程大炮威胁济南，千佛山也成了日寇炮击的目标。蒋介石曾允诺增调大炮支援黄河南岸守军，但没实行，还反将已在黄河南岸的大炮调走，这使韩复榘甚为恼火。
前不久，在徐州的司令长官李宗仁曾来济南与韩复榘商计第五战区作战计划。拟好的计划是要三路军退到沂蒙山区，使日军不敢急速南进。韩复榘当场表示反对，说:“南京不守，南路日军快打到蚌埠了，北路日军再过黄河，南北一挤，我军没有接挤，没有给养，想把我们送礼，叫我们吃‘包子’呀！”韩复榘情绪激动，冲口而出，令李宗仁非常尴尬，闹了个不欢而散。
韩复榘料想济南不能长久支持，遂令后勤部门将军需物资向南阳运送。战区截留未成，蒋介石来电也未能制止。李宗仁电令韩复榘不要把后方放在第五战区以外，韩复榘傲慢地在来电上批道:“现在全面抗战，何分彼此。”秘书照批作复，李宗仁接电后极为震怒。
1937年12月22日夜日军从清河镇以南渡过黄河，谷良民部退至周村。韩复榘决定将省府再迁曹县，命令向黄河以北发炮百余响，并留十二军军长孙桐萱断后，将省府各要害机关房屋烧掉，向南撤退。
得知韩复榘要撤离，蒋介石急电韩复榘死守济南，不要撤退，但韩接电时已到泰安。李宗仁来电要韩复榘守泰安天险，韩复榘回电称:“南京不守，何守泰安？”蒋介石再电韩复榘死守泰安时，韩已退到济宁了。李宗仁接电后，认为韩复榘无视军令，不顾国家大体，擅自撤退，破坏抗战，心中异常恼怒，遂向蒋介石建议严办韩复榘。此时，蒋介石也觉得韩复榘这个人靠不住，他既和土肥原有勾结，又和刘湘有联系，外传他还想撤到汉中，再联想到韩对闽变和西安事变所持的态度，更觉韩复榘实在可疑、可恨，便存心要处置他了。
被诓开封命陨武昌
撤到济宁的韩复榘心烦意乱，他令省府再迁宁陵，并把总指挥部参谋长等人赶到巨野，部队分布到济宁、兖州、嘉祥、邹县一带，自己带着一个通讯队留在济宁。通讯队长是个女的，回民，曾获山东武术比赛优胜，兼作韩的镖师。
1938年1月7日，日军桑田部抵济宁东面的八里铺，沼田部也向济宁以东逼进。见两路敌军来势甚猛，韩复榘遂放弃济宁，退集曹县、单县、成武、金乡等地，准备进入河南，以图东山再起。
1月11日，蒋介石、白崇禧到开封召集北方将领军事会议。李宗仁电令韩复榘前去参加。但韩复榘因有擅自撤退一节，心怀忐忑，不敢前往。同时他接刘湘密电:开封会议于兄不利，最好借故不去参加。于是他推说军事吃紧，复电不能前往。李宗仁接韩复电后，即上报蒋介石。蒋介石则要蒋伯诚再去电，务必要韩复榘到会。蒋伯诚即去找韩复榘驻开封代表靳文溪，对他说:“蒋、韩过去有些误会，只要一见面就自然解释清楚了。要是不来，意见越深，闹下去，我看对他不利。我也和向方共事多年，彼此肝胆相照，故此说这些话。只要他肯来，我保他没事。”靳文溪相信了蒋伯诚的话，就给韩复榘发去一个电报，说蒋伯诚在开封等他，并且和老蒋谈妥，一切误会见面后可解决。韩复榘这才改变主意，决定到开封参加会议。
听说韩复榘前去开封参会，总指挥部的幕僚人员大吃一惊，急忙乘车追赶拦阻，然而此时韩复榘的车队已出省界，追赶的人只得怏怏而回。
抵达开封后，韩复榘受到河南省主席刘峙、武汉来的白崇禧和徐州来的李宗仁的热情接待，他的卫队也安置在了他住的地方。韩复榘见此情形，心中安稳了许多。
然而，蒋介石最后还是将韩复榘扣了起来，并随即解赴武汉，押在武昌市平阅路33号内院一座小楼上，此处在“委员长武昌行营”斜对过，是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所在处。
1月23日国民政府下令免去韩复榘的所有职务，委任沈鸿烈为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的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一职由十二军军长孙桐萱继任。随后指派何应钦、鹿钟麟、何成溶为审判官，徐业进、贾焕臣为军法官，组成最高军事法庭，以鹿钟麟为庭长，会审韩复榘。
不久，武汉的报纸根据法庭的公报，堂之皇之地报道了大审韩复榘的消息。可此时韩复榘却还什么也不知道，他并未出庭，也没人要他出庭。最后，法庭经过研究来了个缺席审理，给韩复榘定了十大罪状，判处死刑。
这十大罪状是:一、违抗命令，擅自撤退；二、按兵不动，拥兵自保；三、勾结日寇，阴谋独立；四、收缴民枪；五、纵兵殃民；六、派销鸦片；七、破坏司法独立；八、擅征和截留国家税款，破坏税制；九、侵吞国防经费；十、扰乱金融。
1月24日晨，有人上楼对韩复榘说:“何部长请韩主席。”
韩复榘便由楼上走下来。刚走到楼梯底，身后忽然枪响，韩复榘一惊，大呼:“有，有刺客！”接着又是一枪响，韩复榘立定不动，随即枪声再响，他倒了下去。
韩复榘死时48岁。
高艺珍在漯河听说韩复榘被扣解往武汉，便预料韩此行不吉，痛哭了一场后，打算亲自到武汉探望韩。还未成行，驻军河南的郑洞国忽差人告知，明日来看望她。高艺珍想，韩复榘和郑洞国一向没来往，这次来可能是要抄她的家。于是，她召集随她来漯河的卫士连连长窦来庚及副官、家人等在一起商议，决定次日郑洞国来之前，将所有带来的箱子都打开，放在屋内靠墙边，卫士连带来的武器也都拿过来堆在桌子上。
次日上午，郑洞国带着卫士乘车来到漯河与高艺珍相见。高艺珍说:“向方犯罪，郑将军来此，想必奉命查抄我家。喏，这是我的全部财产，卫士连也集合在院子里，武器在桌子上。郑将军，请验收吧。”
郑洞国一见这阵势，赶紧说:“哪里，哪里，请您别误会。韩主席获罪，自有公论。我是奉蒋委员长电话之命前来慰问您的。您有什么要求或缺什么，请告诉我，我代转达。”
高艺珍说:“我有几点要求，请将军转告委员长:一、我想去武昌探望向方，是否可以？二、我今后无需人保护，这个卫士连并非一般的卫队，他们是山东国术界名手，连长窦来庚原是山东省国术馆馆长。现在他们一致要求回山东参加抗战，请批示。三、我们用不着武器，卫士连如果回山东，他们也不带武器走，这些武器是国家的，请收缴。”
郑洞国说:“您的这些要求，我现在还无法答复。等我回去转请蒋委员长批示。如果您没别的话说，我就告辞了。”
隔了一天，郑洞国又来了。他对高艺珍说:“委员长对您的要求回了电话。关于去武昌的事，您不便去，可以派一个副官去看看他；卫士连可以回山东，武器可以缴上来。还有，委员长为照顾您全家的生活，已令山东省民生银行拨给您十万元作家用。”
高艺珍为了探听韩复榘的生死，便嘱咐一副官去武昌探监。副官到了武昌，恰巧碰上了由银川赶来的纪甘青。原来纪甘青听说韩复榘被扣押武昌行营，便多次和马鸿逵商量办法，马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于是纪甘青决定亲自走一趟，马鸿逵这才用自己的小车把她送到武昌。
此时，韩复榘已被处决。法庭批准纪甘青和高艺珍派来的副官前去看尸。
看到棺木，纪甘青泣不成声。看守打开棺盖，纪甘青见韩复榘安祥如旧，不像受过刑，情绪这才稍定。军法官通知纪甘青，明日韩复榘的灵柩将被安葬在豫鄂交界处的鸡公山墓地。
次日，纪甘青带着副官坐火车赶到鸡公山基地，在那里等候灵柩到来。安葬韩复榘的墓穴已经修好，并有一块石碑立在一旁，碑上刻着“韩复榘之墓”5个大字。
韩复榘安葬后，纪甘青哭祭一番，仍乘原车返回银川。解放后，纪曾到北京探视过高艺珍，并祭扫了韩复榘之墓(1954年韩复榘的灵柩经人民政府批准，由其子女迁往北京香山万安公墓安葬)。
探视韩复榘的副官待韩的灵柩在鸡公山安葬后返回漯河，向高艺珍汇报了此行详细情况。高艺珍得知韩复榘已被处死，十分悲伤，子女们也都悲痛万分。特别是其长子韩嗣燮(字伯阳)因受刺激，导致精神错乱，以后住进北京精神病院，后来死在那里。
高艺珍离开漯河时，韩复榘的小妾“红菊花”对高艺珍说:“主席已死，大姐一人肩上的负担很重，我不会做什么事，今后我不愿再拖累大姐了，我想仍回山东老家。嗣蟥是主席的骨肉，请大姐抚养他成人吧。” “红菊花”年纪轻轻，高艺珍本不愿留她同自己过以后的日子，既然她本人提出，便送她走了。
韩复榘共育有4子，高艺珍为他生育了3个:大儿子韩嗣燮；二儿子韩嗣燠（解放后考入军政大学，毕业后参加抗美援朝，复员后在兰州电力技工学校教书）；三儿子韩嗣烽（曾在四川军校受军事教育，解放后在陕西某交通部门任职）；四子韩嗣蟥（曾留学奥地利，后定居国外）。

记忆欺人 [转帖]

　　我这一辈子住过各式各样的房子，但唯独对老家的住屋情深意浓。16年前，我写了一篇散文《芦席屋》，发表在一家杂志的副刊上。我写了春天在大门口看屋外纷纷的雨丝，写了发烧卧床时静听瓦上如琴声一样优美的雨声，写了透过明瓦射进屋里的光柱，好像它是世界上最美最好的房子。

　　但是，前年我重回老屋住了20天，几乎
击碎了如珍宝般守护着的美丽记忆。那是因为母亲即将离世，执意要回老屋，我们兄弟姊妹陪侍在床前的20天。老屋10多年没住人了，成了野猫、蛇和虫豸们的天下。正值雨季，屋内雨漏如注。动用了所有容器，地还是成了泥，随便挖一块就可以捏泥人。虽然两个一百瓦的大灯泡把屋里照得如同白昼，但虫豸们还是按时出动。不仅有蟋蟀，还有一种甲虫甚为可怖。它绿壳，头部硕大而崎岖，有锐角。一块墙皮摇摇欲坠，用手一剥，一条蜈蚣落荒而逃。我因此慨叹：记忆骗我！

　　我终于悟出，人的记忆是靠不住的。人脑的记忆也有选择功能，喜欢的东西，一遍一遍地涂抹，印下的印象就深刻清晰；不喜欢的东西，羞于见人的东西，就不再涂抹它，有意无意地回避它。每个人都爱提“过五关斩六将”，却很少提“走麦城”那一段。不是他不诚实，而是他自己也受了骗。

　　记忆的选择功能也非恶意，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如果你脑子里装满了种种令你厌恶的东西，你一想起来就羞愧难当的东西，那对你机体的运行恐怕不是什么好事。

　　(《中国老年》2009年第3期　许博渊文)

六部口尚家与曹雪芹后人[转帖]

  　　北京西长安街上曾经有一家电影院，叫做首都电影院，几年前被拆除了。这个电影院西边有条小胡同名叫六部口。

　　邓云乡先生曾经写道：“清代二百多年中，此地住着一户姓尚的人家，人称‘六部口尚家’，这就是平南王尚可喜的后人。大约六七十年前吧，尚家的后代仍未衰落，有房产，有买卖，还是京城的大户人家。”

　　所谓的“六七十年前”，大概就是清末民初的样子。

　　其实“大约六七十年前”，尚家住着一位曹大哥，这才算是新闻。邓云乡先生在《〈红楼〉琐话》中写道：“有一个姓曹的，在他家寄居吃闲饭已多年。老一辈称他曹大哥，小一辈称曹大爷，孤身一人。尚家后辈，按照先人的规矩，待他很好。到吃饭时候，佣人给他开饭，按月给他点月钱……他自己一个人住在小偏院中，成天沉默寡言，也很少外出，只是偶尔一人爱喝个闷酒。若干年之后，临终时，才对尚家晚辈主人说：他们祖先同尚家是世交，他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后人云云……”

　　另一位大名鼎鼎的红学家周汝昌也在《北斗京华》一书中提到了这位寄居在尚家的曹大哥。周汝昌先生听说曹大哥这个故事也是通过尚家的一位后人。

　　周汝昌了解到的曹大哥除了独居一室、不喜言谈外，却喜好读书，“学识很渊博，有问必答”。“他能讲各种好听的故事，但绝口不讲《红楼梦》。”最后终于在众人的“逼供”下才说出缘由，原来曹大哥“实是曹雪芹的后代，我这一支上辈是他与一个丫环生的，族里排挤他，不承认是曹家子孙，就断绝了关系……（《红楼梦》）后半截是别人写的，是假的，把书给糟蹋了。雪芹病死，实与这桩大事相连。”如此看来，这位曹大哥还真是有些祖宗风范，只可惜他做了多年食客，却没有留下什么研究著作。

　　(《北京日报》3.1　尹雪赓文)
 

 胡锡奎和成仿吾间的矛盾[转帖]

作者：李新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在“三反”运动中，胡锡奎和成仿吾之间的矛盾充分地暴露出来了。人民大学的前身是华北大学，再往前可以追溯到延安的陕北公学。从陕北公学起，成仿吾一直担任校长，鲍建章就一直给他做总务工作。成仿吾是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他和郭沫若都是中国新文学界的名人，以后又参加革命，参加长征，到延安后创办了陕北公学，后来到敌后晋察冀边区担任华北联合大学的校长和边区的参议长，解放战争时期担任华北大学副校长，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人民大学的副校长（校长都是吴玉章）。因此，成仿吾在中国文化教育界是颇有名声的，但中央对他并不十分重视，毛泽东，特别是刘少奇认为他政治上不强。

胡锡奎是中共早期的党员，大革命后到苏联留学，回国后担任过京津唐市委书记。后来被捕，关进了北平草岚子监狱。在狱中曾担任中**支部书记，是“六十一个叛徒集团”中的重要人物之一。抗战开始后，领导过著名的冀东暴动，以后在中共晋察冀分局担任宣传部长、社会部长，解放战争时期担任过热河省委书记，后调任中共华北局党校副校长，新中国成立初期创办华北革命大学时被任命为实际负责的副校长。他在总结“革大”的经验中说：“课堂就是战场”。毛泽东认为他把“革大”对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经验总结得很好，批发给全党学习。随后还把聂真从“革大”调到“华大”（华北大学）任教务长，以加强华大的领导。人民大学成立后，中央任命胡锡奎为党组书记，当第一把手，就是认为他政治上比成仿吾强，可以做吴玉章的得力助手。

胡锡奎调人民大学时，从“革大”调来一批老干部（抗战初参加革命的三八式干部），作为人大的骨干力量。他们大多数在解放区做地方工作，参加工作前多半是本地的中小学生，八路军来了，便参加了抗日工作。因为和本地农民熟悉，在战争和土改中容易和农民打成一片，所以人们都把他们看做工农干部他们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其实他们的成份大多在中农以上，土改、整党时有些人还挨过整。不过从此以后他们更加“老实”了，更加工农化，更像工农干部。他们到人民大学后，与原来“华大”的干部，作风大不相同。

从“陕公”到“华大”的这批干部，来自城市中的知识分子较多，被人们称为“洋包子”，而“革大”来的则被称为“土包子”。“洋包子”和“土包子”之分由来已久，在延安时期就已存在。整风审干，倒霉的多半是“洋包子”。在文艺界，“大、洋、古”早已成为批判的对象，“洋包子”早就吃不开了。在新中国成立前，“土包子”吃香，已是普遍现象。开办人民大学，请来大批苏联专家，情况发生了变化。苏联专家是洋人，思想作风当然很洋化。要把“人大”办成新型的正规大学，土办法显然不可能。要学俄文（洋文），学马列原著，学专业知识，对“洋包子”说来，比较容易，“土包子”就比较困难，甚至望而生畏。至于和苏联专家在一起，说洋话，吃洋面包，唱洋歌，跳洋舞（而不扭秧歌），“洋包子”容易和他们打成一片，而“土包子”就显得生疏了。总之，解放区长期存在的土洋矛盾，在人民大学学习苏联经验时更加发展了。

胡锡奎和成仿吾之间的矛盾，“华大”干部和“革大”干部之间的矛盾，也是这一矛盾的某种反映。到“三反”运动，这一矛盾的发展就更为尖锐化。照“文革”时期的说法，可以称之为“派性”发作，但它与“文革”时期的大不相同，就是这个时期的“派性大发作”，恰恰表现为严重的派性因被故意地压抑着，而表现为“派性不发作”。

谁都知道，鲍建章这位老红军，从“陕公”就跟随成仿吾，一直到人大。此人艰苦朴素，毫无贪污浪费。说他保守，人们都相信。他可以把抗战时期的慰劳品保存到解放战争末期才用，但要说他贪污，那谁也不会相信，因为没有任何迹象。对于张敬发，人们也是这样看待的。成仿吾对他们两人，非常了解，也非常信任。但在“三反”运动中，他为了怕别人说他偏袒“华大”的干部，也就是说怕人说他有“派性”，他明明知道鲍建章和张敬发都没有贪污，也不会有贪污，但却不肯为他们说一句好话。当调查人员去向他作调查时，他不说好话、不表态也就罢了，反而向调查人员说：一个人是可以发生变化的，好人可以变坏，坏人也可以变好。这样一来，那些对鲍、张抱怀疑态度的人更增加怀疑的分量。后来把张敬发打成大贪污犯，送进监狱，其责任虽然不在成仿吾身上，但成仿吾怕沾上“派性”的态度，实在起了不好的作用。

和成仿吾一样，胡锡奎也明明知道刘一心没有贪污。但他对调查人员说：刘一心用了白总工程师，和那么多的私商来往，应该严格追查！这种官腔，看起来没有什么，但在正把白总工程师作为全国最大贪污犯来打的时候，等于火上加油。何况人们都认为刘一心是“革大”来的，而胡校长也都对他这样怀疑，可见这个大老虎没有打错。这也是“不发作的派性”起了坏作用。

胡锡奎和成仿吾的矛盾，不仅使人民大学的“三反”运动，特别是打老虎出了很大的问题，同时也使教学工作无法正常进行。从前，他们两人争着管事情，虽然使工作有困难，但总还能正常运行；现在，两人都撒手不管了，学校几乎处于瘫痪状态。于是，我们纷纷向上级反映，希望能及时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不要使党中央创办的这所新型大学受到太大的损失。

中央很重视我们的反映，决定由安子文来解决人大的问题。安部长要人民大学党组开会，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并请有关部门都派人来参加。这一回的党组会（实为党组扩大会）开的次数很多，时间也拖得很长，详细的情况已记不清了。但其中一次会议我是毕生难忘的，至今记忆犹新。

这次党组会议召开的时间已是“三反”运动的末期了。地点是总顾问的办公室。参加的人都是党组成员，没有扩大，也没有缺席的，吴老也出席了。上级来参加的，中组部是安子文部长，中宣部是副部长胡乔木，中直机关党委是书记龚子荣，钱俊瑞和范长江似乎没有参加。由于会议的内容是解决胡、成矛盾，所以他们两人一直是挨批的对象。在上几次的会议中，我们党组成员都对他们进行了严格的批评。因为我们对胡、成平时都是很敬重的，所以我们的批评虽说很严格，但并没有火气。今天该轮着领导人讲话了，大家都非常重视。安部长在讲话前先请吴老讲话，吴老推辞了。随后，安子文、龚子荣、胡乔木对胡、成都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胡乔木因批评成仿吾时，羞辱备至，声色俱厉，情绪失控，竟自伤其身，当场引发胃出血，被送往医院。胡住了医院，从此留下宿疾。党组会对胡、成的批评告一段落。随后胡、成表态，他们早已熟悉党内斗争的一套。在发言时诚惶诚恐，对所有人的批评都表示诚恳地接受。于是，这一次漫长的党组会终于“胜利”地结束了。

中央在得到安子文的汇报后，认为胡、成的矛盾必须采取组织措施，才能解决问题，于是，成仿吾被调到长春的东北师范大学当校长。显然，在这一场斗争中，胡锡奎得到了胜利。可是，对人民大学来说，本来就对正规大学是外行的领导从此更加外行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是毫不足怪的。政治挂帅，政治领导一切，外行领导内行，其结果必然如此。对教育工作来说，其损失比其他各部门都更为严重。直到今天，我们还在吃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依然落后的苦果。

成仿吾调离人民大学，人民大学的“三反”运动在无限凄凉（特别是对原“华大”的干部）的境况下结束。学生们对运动早已没有热情，大多数学生埋怨耽误了功课，有的工农干部是脱产来学习的，现在因为功课格外紧，他们赶不上，成天在那里骂娘。“大老虎”如张敬发被关进监狱里去了，刘一心挨了无数次的斗争，他和白总工程师究竟是不是“大老虎”也无法落实。许多被当成“老虎”挨打的也都摆在那里，成为悬案。打虎队的威风没有了，过去神气十足的打虎队员现在在人群中很孤立、很狼狈。各单位都因运动而造成人际关系的不和，有的甚至变成仇恨。我虽然对给我贴过大字报、提过意见的人毫不在意，但他们却耿耿于怀，怕我报复。其实，我对谁提意见，提了些什么意见，当时就不甚了解，就是了解了很快也就忘了，但他们一直记在心里。许多年以后，人们谈起当时的心情都大笑不止。他们都说我“大肚能容”，我说：并非我“大肚能容”，只因为这些事情，根本就没有进入我的肚子。我的肚子是喜欢吃肉不喜欢吃草的哟！

“三反”运动，在我的脑中留下的印象是不好的。可是，现在有些人一直在写文章歌颂它。他们说：要消除腐败，就得发动“三反”那样的运动。毛主席发动“三反”运动是非常英明伟大的。我怀疑这些人很可能就是当年的打虎队员，甚至是打虎队长。要不然，就是他们太不动脑筋了。试想：毛主席一生发动了多少次运动啊！“三反”运动以后，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从未停止，而且越来越大，直到“最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如果搞运动能使中国富强的话，中国就不会再说什么贫穷落后之类有损自己形象的话了。所以，我要把我亲历过的人民大学的“三反”运动如实地写出来，希望人们认真地回顾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是否有当，祈识者正之！

“戒欺”则兴[转帖]

1874年，胡雪岩创立胡庆余堂国药号。

胡庆余堂大厅的背后，对内高高地悬挂着一块巨大的匾额，上面“戒欺”两个遒劲的大字显得格外醒目。这是由主人胡雪岩亲笔撰写的店训。 “凡百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余存心济世，不以劣品弋取厚利，惟愿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至欺予以欺世人。是则造福冥冥，谓诸君之善余谋也可，为诸君之善自谓谋亦可。 ”胡雪岩当年写下“戒欺”二字，唯恐店员们不能悟其深意，又在后面写下了这段题跋。区区几十字，却凝结着这位店主人几十年做人做事的心得，更开启了胡庆余堂的经营理念。

胡雪岩把“戒欺”作为一种文化，一种理念，渗透在胡庆余堂经营的方方面面，立言以诚待人，以信治世。药品的定价上，他童叟无欺，“真不二价、价不二真”；聘用人员上，他专门重用忠于职守而有真才实学的药工；门店服务上，他教诲员工要以顾客为上，遇到药品质量不高，要收回调换，直到顾客满意为止。

守“戒欺”则兴，失“戒欺”则衰。朝里挂的匾额，其实就是挂在每个人心头，用来律己的道德规范和做人原则。 （摘自2月26日《今晚报》作者程勤华）
 

国父和末代皇帝在天津的惊人巧合[转帖]

天津，你不得不承认她是个奇怪的城市，这个城市的地名一致公认是明朱棣反水时打到这里，渡过了一条河，朱棣觉得很顺利，这天子津渡的地方，就叫天津吧。
　　
　　很多游客都问过当地人，为什么又叫天津卫呢？
　　
　　有的天津人能说道说道，而有的也不清楚，大家就这么叫的呗，管她嘛来历。
　　
　　天津的报纸刊载过高人的文章，他确凿地考据，天津作为卫城，是为了保卫北京而设立的城市，就是一个大军营。他做了个很让人伤感的比喻，他说，卫城就是门卫，就是传达室，而北京则是正房。所以，好东西当然就会放在北京，而不会放在天津，谁会把值钱的家当放在传达室呢？
　　
　　这是当年天津的定位。
　　
　　历史上，好象这个定位没起什么作用，从地理位置上看，南方打过来，打到天津，靠天津抵挡实在是不靠谱，八国联军从塘沽上岸，在天津遭到抵抗，但是抵抗再激烈，也无法否认战败的事实，区区几万洋人完成了登陆，打下天津，取道扬村，长途奔袭两百多公里，就奔北京城了。
　　
　　内战中，天津也没有真正保卫住那时候还叫北平的北京。
　　
　　天津很快就被解放军拿下。
　　
　　不拿下天津，北平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当时的解放军取道西北方向，直接就能干下北平，天津从地理上似乎也没有起到实际的作用。
　　
　　卫城老老实实地保卫着北京六百年之久。
　　
　　清末，忽然变了，北京的高人们纷纷跑到天津买房子置地，各地有身份的，有头有脸的人物们不约而同地跑到这里修心养性，过起日子来了。
　　
　　连张之洞的一个随侍，时任清军湖北标统、陆军第八镇统制的张彪在武昌起义爆发时，吓的不轻，官印也不要了，跑掉。不知道为什么他会选择天津，不光选择了天津，而且他还在天津建了个宅子。
　　
　　一个清军地方将领，历史哪里会清晰地把他记下来，但是，他盖的宅子，历史却不得不牢牢地雕凿在史书上，他盖的那个宅子太有名了，叫张园，这个宅子很快迎来了一个大人物，孙中山。
　　
　　中山先生1924年11月13日和夫人宋庆龄北上，12月4日抵达天津，住进张园，一时间，张园门口那条并不宽敞的小道顿时挤满了整个中国最生猛的人物。
　　
　　汪精卫、孙科、张作霖、马千里、黎元洪等等，携带着不同的问候、目的和中国的风云聚会在这里。
　　
　　张作霖就在这宅子里向孙中山表示：“作霖系一介武夫，关于国家大计，当敬听孙先生的指示。”
　　
　　在张园，孙中山针对时局发表了《告天津人民书》和《善后会议条例》，以他的思想和他的方式影响并驾驭了中国的风云。他老人家忙于政治的情况下也没忘记看看天津，就在当时的天津花园，如今的中山公园，先生做了一个户外演讲。向天津人民，向整个中国阐述了他的政治观点。演讲结束后孙中山还参观了中山公园的劝工商品陈列所，
　　
　　随后，先生又去了一个地方，天津的广东会馆，去天津花园的演讲是政治家的政治行为，在天津的广东会馆算是先生表达对故乡的挚爱之情吧。
　　
　　广东会馆是一个保存非常完整的一个老建筑，是广东商人在天津兴建的一座建筑，里面的戏台很是不一般，如今已是一座戏曲博物馆。常会有人在里面拍电影取景之类的，也有游人观光。不知道游人在欣赏戏剧文物的时候，是否会想到1924年23日上午11时孙中山在这里出席了的有6000余人为他举行的欢迎仪式，是否能听到了先生与广东会馆各位董事会面晤谈并与全体同乡见面致谢词，是否会听到先生和同乡们一叙乡情并共商革命抱负及改造中国的豪迈激情。
　　
　　中山先生在天津住了二十七天。然后从天津奔赴北京。临走时把从南方带来的《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等书分赠前来拜会的人员和天津各团体，行前，把天津的10名警卫人员逐个叫到楼上，询问家庭和个人情况，并亲手把50块辛苦费发到每个人手里，令全体警卫人员感动落泪。
　　
　　1925年2月23日溥仪全家连同宫女、太监、遗老遗少从北京来到天津，住进了张园。
　　
　　张园，成为溥仪的“行宫”。奇怪的是，溥仪所选择的住房及新床的摆放位置，竟然与此前孙中山的居室和床位不差分毫！
　　
　　一个是民国的国父，一个是下岗的皇帝，这两个当年中国最颠峰的历史人物，就这样在一个城市，一个建筑里，一个卧室，用这样的方式交会了一下。
　　
　　还是要提一下张园的主人张彪，张先生打仗一般，搞经营不错，他的宅子张园是一座占地约二十亩的园子，中间有一座天津称之为八楼八底的楼房。主人张彪每年冬季自己居住，其他三季均对外开放，租给承包商作为上流社会游艺消夏之所。餐厅、影院、戏院、赌场，都有涉猎。既赚了钱，又维护了房子，算是经营有道。
　　
　　溥仪的到来，让张园成为非同寻常的建筑，游艺场成了“清室驻津办事处”，为臣的张彪按照他当时的职务地位从理论上可能一生也没有机会这样与他曾经的皇帝交流，但是，历史和命运把他们捏在了一起，他成了皇帝的房东。当然，张彪绝不以房东自居，不仅不收房租，还倾资把室内的家具都换成了溥仪喜欢的欧式家具。
　　
　　除此之外，张彪甘当奴仆，每日清晨手拿扫帚为皇帝扫地，皇帝在后来他作为普通人时写的回忆录中写道：“大概是表示自己一贯失忠之意。”
　　
　　忠心耿耿的张彪有机会报答皇帝对他的恩德，也赢得了遗老遗少、军阀政客们的赞许。曾任两江总督的张人俊，曾任军机大臣、兵部、户部尚书铁良、军阀将领张学良、储玉璞、李景林都盛邀张彪，甚至张作霖也邀请过张彪，应该是请他吃饭吧，对张彪大礼参拜。
　　
　　平静的张园，立刻熙熙攘攘。门口狭窄的鞍山道肯定也因为络绎不绝地方访客而更显拥挤。
　　
　　只是，有良心的忠臣张彪去世了，他的儿子做人就不那么厚道了，跟下岗皇帝算起房钱来。溥仪的回忆录里记了这么一段：“后来张彪死了，他的儿子拿出房东的面孔要房钱，我也嫌他的房子不好，于是又搬到了陆宗舆的‘静园’。”
　　
　　静园也在鞍山道，就在张园的斜对面。原来叫“乾园”。陆宗舆因五四运动的冲击，不得不下台寄居天津，在日本人庇护下担任了中华汇业银行总理、龙烟煤矿和铁矿公司督办，并于1921年建了乾园安家落户。
　　
　　1929年溥仪来到乾园，陆宗舆搬到了石山街[今宁夏路]居住。为了表示自己的政治抱负“静观变化，静观时机”，溥仪将乾园改称为静园，一直沿用至今。
　　
　　就从这里，溥仪离开了天津，到东北，跟皇帝舍下脸的张彪的儿子有了报应。没能如他忠诚的父亲那样体面地作为忠臣和张园的主人而留在历史里。
　　
　　溥仪走后，日本女特务川岛芳子[金璧辉]用停水、停电等手段驱逐了张家后人，强行以18万元底价购得张园，并将建了不到十几年的三层主楼拆除，重建起二层楼房，作为日本驻军司令部，令昔日张园面目全非。
　　
　　日本投降后，静园成了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的居所。
　　
　　张园、静园在国民党倒台后，住进了很多人，千奇百怪的产权。张园后来动迁成功，重新修缮，成为重要的旅游景点。
　　
　　只是，天津的旅游业并不发达，游客寥寥。

 马国超和延安用的22支钢笔 [转帖]

　　　　马国超是著名民族英雄马本斋唯一的儿子。1938年出生在河北献县东辛庄,曾几次险遭日本鬼子杀害。6岁时去延安,解放初期,与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同窗于“八一”小学。大学毕业后参加了海军,曾任海军少将。
　　马国超的名字是父亲给起的。因当时日军打入中国,他不怕日本人,可他组织起抗日队伍时没枪没炮,甚至没有造炮用的铁,他自叹中国穷啊,何时能超过别的国家呢,于是他说:“这孩子就叫国超吧!”他多希望中国能超过别的国家呀!
　　马本斋组织领导的抗日队伍,屡屡重创日军,给日军沉重打击,也引起冀中军区司令部的重视。司令员吕正操,政委程子华派人来联络,马本斋欣然接受领导,率队编为回民支队,从此如虎添翼,打得日军的山本联队不敢出城。
　　山本恨透了他。一汉奸献计:马本斋有一爱子,把他儿子抓来不愁抓不住马本斋。山本听此妙计,第二天,日军和汉奸包围了东辛庄。此前,汉奸以卖杏为名骗识了马国超,可在本庄妇女保护下,硬是将马妻怀中的马国超换成别家孩子,使敌人诡计落空,但将马本斋的娘抓去了,逼她交出儿子,马老太宁死不屈,惨死在敌人酷刑下。冀中军区考虑马本斋家的安全,通过地下党组织将他家接到回民支队所在地,后因马本斋“砍头疮”逝世,回民支队奉命开往延安,组织决定:将马本斋家属护送到延安,姐姐由一批人护送,国超和娘由一批人护送。
　　按北上计划,由石家庄上火车,坐车至太原,然后步行越太行山到延安。到了石家庄,地下党组织将他们安顿在一家旅馆里,组织上一边设法搞火车票和通行证,一边派人送来通知:由于延安领导机关缺笔用,设法买20支钢笔带到延安。
　　马本斋之妻淑芳欣然领命,对大家说:“咱们上街转转,一定把笔买到。”于是四人一起来到大街上,街面上,摊点店铺不少,但一队队沿街行走的日军和伪军,街面充满白色恐怖。
　　马国超牵着妈妈的手走着,心里始终惦记买笔的事,一双眼睛什么也不注意看,专瞧那街两边店铺里有没有笔,突然他扯着妈妈的手,轻声喊道:“笔!娘,那儿有钢笔!”众人循声一看,果然一家铺子的柜台上摆着钢笔。于是大家走进铺子里,妈妈从胳膊的小包里掏出钱,买了20支钢笔,还剩一些零钱想给儿子买个玩具,可国超扯扯妈妈的手说:“娘,别买玩具了,再买两支钢笔吧!”妈妈默默应允又买了两支。
　　店铺主人见识多,看出名堂,四下看看,低声地说:“你们是外地人吧?大概不知道,日本人对这玩艺挺敏感,你们一下子带这么多,他们要发现了,可就坏了,你们千万要小心啊!”
　　淑芳谢过铺子主人,便告辞出来,谁还有心思逛大街,匆匆地回到旅馆,淑芳从包里掏出钢笔,琢磨怎么带上火车:咱们是得小心点,要是让敌人查出来,就是不扣人,把笔扣了,咱们这个任务就完成不了!

　　“管家”说:“把笔给我带着吧,查出来就说我回去记账用的。”
　　“保镖”连连摇头:“不行不行,你记账哪用得着这么多笔,一辈子也用不完啊!日本人可不是笨蛋啊!”
　　正当大家一筹莫展,在一旁的国超闪着一双大眼睛,瞅瞅这个又瞅瞅那个,见大人不吭声了,极为难的样子,便插话道:“你们怎么就不想想俺呢?你们没看见,在路上那几回搜查时,他们查过俺吗?”
　　一句话提醒了大家,淑芳把国超里边衣服撕开,把22支钢笔排在里面缝上,不过淑芳还是不放心,左叮嘱右嘱咐,国超说:“娘,俺知道,放心吧,娘。”
　　时年国超6岁。在火车上,人很多,百姓们大多没有座,国超跟大人们站在过道里,久了,有些支持不住。“保镖”见里面一张大座上就坐一个日本女人,思忖一下,捅捅国超:“去,到那儿去坐!”,起初,国超不想去坐,后来累得实在受不了,就硬着头皮去坐了,他一坐下,那日本女人见是个中国男孩,就笑了一下,往里挪挪身子,让他坐稳当些。
　　国超刚才一直没敢看她,这会儿见她主动让座,心里感激,情不自禁地扭脸看看她,这一看,他吓一跳,是日本娘们,这种打扮的女人他在老家县城见过。他最恨日本人,那时他以为只要姓“日”的,都是杀人魔鬼。因此,他不由自主地往外挪挪屁股,生怕挨着她,挪得太多屁股悬空,火车一晃,险些跌倒。日本女人见了,急忙伸出胳膊揽住他,操着生硬的中国话说:“你的坐好啊,火车的晃啊!”
　　尽管她说话的声音很好听,国超心里还是厌恶她,特别是他被揽在怀里,身体挨紧了,正好那排钢笔挨着她,他心里很着急。这时,他又闻到女人身上充满香气,又见她衣服亮光光的,心想她一定怕脏,就使劲憋出一些鼻涕,装作不在乎的样子,头一晃顺势把鼻涕全蹭在女人漂亮的衣服上,这一招很灵,那日本女人没说什么,但不再用胳膊揽他了。
　　国超他们坐火车来到太原,改为步行,辗转走了个把月,终于看到了延安的宝塔……延安接待处的人来安排他们时,把国超扶在一匹马背上,他在马背上坐着坐着,忽然动起来,弄得衣服“窣窣”作响,接待处的干部说:“坐稳,小八路,当心摔下来!”而他仍在动,妈妈说:“国超你干嘛呀?”国超把衣服撕开了,露出那排钢笔说:“俺想把钢笔拿出来,快给毛主席他们送去呗!”接待处的干部见了,非常激动说:“可真是,中央领导正需要这些钢笔呢!”他们将这些蕴含国超一个多月体温的22支钢笔送到党中央机关时,毛泽东主席听了,十分感动!

季羡林清华毕业曾遭遇就业难 [转帖]

　　如今，很多大学毕业生在难就业的形势面前举手无措，忧愁犯难。其实就业难并不始自今日。75年前的清华大学毕业生季羡林也曾面临就业难的窘况。季羡林曾经著文详细回忆自己的那段经历。他是怎么解决这一难题的呢？他是先就业，然后寻找新的机会。这种做法对当今即将毕业的学子或许可以起到参考作用。
　　面临
着毕业即失业的严酷现实,何去何从？问题非常严峻地摆在了初尝人生艰辛的季羡林面前

　　1934年夏，季羡林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德文专修科毕业，成绩是4年全优。但横亘在23岁的天之骄子面前的是两大难题：其一，季羡林大学毕业之时，在济南黄河河务局当小职员的叔父正好失业，一家人的生活没有着落，家庭经济实际上已经破了产，贫窘之状可想而知了。其二，当时大学毕业生就业并不容易，尤其是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受歧视，找工作就更难。从1933年下半年开始，季羡林就经常忧虑毕业之后的去处，在《清华园日记》中，他多次写道：要不择手段去抢一只饭碗。

　　出路有没有呢？当然有，那就是找靠山和出国。

　　季羡林出生于济南的小户人家，没有什么大官的社会关系。他也没有像他的清华同学那样，去找南京国民政府的要员们。他吹拍乏术，只有等待命运的安排。

　　季羡林当然也想出国留学，但以他的家境，私费留学根本没有可能，而官费留学，更是不可能，因为当时只选理工科学生，社会科学受到歧视，出国留学希望甚微，只得四处奔走去找工作。但找工作又碰了钉子，他陷于极端痛苦之中。快到秋天了，“饭碗”还没有拿到手，如何向家人交代呢？季羡林形容自己的心情：总而言之，我大学一毕业，立刻就倒了霉，留学无望，饭碗难抢；临渊羡鱼，有网难结；穷途痛苦，无地自容。

　　正在无路可走之时，一个意外的机会来了。山东省立济南高中（也就是季羡林高中三年级的母校）的校长宋还吾先生托人邀请季羡林回母校教国文。这对季羡林来说，真好像是大旱之年遇到了甘露，使他绝处逢生。原来，季羡林在大学期间写的散文，有一些发表在颇有权威性的报刊上，在全国已有了点名气。在母校老师们的眼中，凭这几篇散文就足以把他当成作家。而当时的逻辑很简单，既然是作家，自然能教国文。可季羡林心里直打鼓，要教国文，就要把学的莎士比亚、歌德，换成屈原、李白和杜甫，一时间换得过来吗？既然饭碗还没有拿到手，也就只有横下一条心了：你敢请我，我就敢去！

　　季羡林应宋还吾校长之邀，回到济南母校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开始了初为人师的生活

　　到济南高中教书，季羡林考虑最多的就是“面子”问题，因为当时中学生颇有“架”教师的风气。所谓“架”，就是把不称职的老师赶走，自己会不会也被“架”？但为了饭碗，也只好让面子退居二线了。他当时的想法是：我反正是瘸子掉在井里，捞起来也是坐。

　　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是当时全山东唯一的一所高级中学，师资队伍实力雄厚，工资待遇也很高。国文教师的待遇更是优渥，每个月可以挣到160块大洋，是大学助教的一倍。当时大学教授的薪金是320块大洋。

　　原来只是以为由于几篇散文出了名才被邀去济南高中教国文的。但进了学校之后，才知道个中原因并不是这么简单。

　　从其他教师的谈话中，季羡林才了解到，原来是校长宋还吾想把本校的毕业生组织起来，好在“对敌斗争”中助他一臂之力。

　　当时山东中学界抢夺饭碗的搏斗是异常激烈的。常常是一换校长，一大批教员也就被撤换。每个校长身边都有一个行政班子，教务长、总务长、训育主任、会计等等，一应俱全，好像是一个内阁。外围还有一个教员队伍。这些人都是与校长共进退的。这时的山东中学界有两大派系：北大派与师大派。两者勾心斗角，争夺地盘。

　　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之下，季羡林进了济南高中的大门。他深知自己能吃几碗干饭，所以进校时，心虚是在所难免的。他如履薄冰地走上了济南高中的讲台，拿起了国文课的教鞭。

　　对于季羡林这样一个刚从西洋文学系毕业的年轻大学毕业生来说，教国文怎么会应对自如呢？

　　幸好，季羡林在这段时间里，还继续写散文。有一篇寄给郑振铎先生，他当时在上海主编《文学》，立即刊登了。而且郑先生还写信来，说他正在编一套丛书，要把季羡林的散文编成一个集子，在丛书里出版。只是时间太紧，集子没有编成。此外，他还在一家大报上主编一个文学副刊，可以为学生刊登一点好文章。这样一来，季羡林自然在学生中很有威信，且对学生极有吸引力，再加上他年龄与学生相仿，没有什么架子，不摆“师道尊严”，把学生当成自己的伙伴，因此，与学生的关系相处得很好。

　　在济南高中教国文，季羡林亲眼看到，教师握在手中的那只饭碗，随时都有飘飘欲飞的危险

　　春夏之际，正是中学教员最紧张的时候。在教员休息室里，经常听到一些窃窃私语：“拿到了没有？”不用说拿到什么，大家都了解，这指的是下学期的聘书。有的神色自若，微笑不答。这都是有办法的人，与校长关系密切，或者属于校长的基本队伍。只要校长在，他们决不会丢掉饭碗。有的就神色仓皇，举止失措。这样的人没有靠山，饭碗掌握在别人手里，注定是一年一紧张。

　　夏天的济南高中，校园里的景色更美了。但上中学时便有“诗人”之称的季羡林，这时却一点诗意都没有，优美的园景不再引起他的注意。他的耳边，似乎只有一个声音：“拿到了没有？”他觉得，大地茫茫，却唯独没有自己的容身之处。

　　突然，一个意外的消息从母校清华大学传来：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教授同德国洽谈，促成清华大学与德国的大学建立了交换留学生制度，与德国学术交换处签订了一份合同：双方交换研究生，路费、制装费本人负担，食宿费相互由对方负担。

　　德国留学生在中国每月30块大洋，中国留学生在德国每月120马克，条件对双方来说都不理想。

　　在德国，120马克也只能勉强支付食宿费用，而官费德国留学生每月有800马克，那就比较富足了。季羡林抓住了这次机会，虽然只有120马克，但是毕竟实现了自己的出国梦……

(《扬子晚报》2.17　蔡德贵文)
 

官制拾遗[转帖]

官制拾遗（1）——官吏回避制度
1.亲属回避：规定有一定亲属关系的人不能在同一衙门做官。东汉规定地方官员中有姻亲关系的不能担任职务相仿的官职；晋代由姻亲扩大到一班亲属；唐朝规定亲属不得在同一部司任职；宋代制定《回避条例》；明朝规定宗室不得做官，只封爵供养清朝更加严格。
2.地区回避：规定官员不能在原籍任职，汉代规定宗室出任地方官，远离河南，河内，河东三郡；隋代规定地方官尽用他郡人，包括县级的县丞和县尉等；明代把全国分为两个大区，“定南北更调用人”；清代规定地方官任职离本人籍贯500里外。
3.职务回避：各朝规定不尽相同。唐时规定“要官子孙，年少未经事者，不得作县官亲民”，“凡官不历州县，不拟台省”；宋代规定地方官不得在一地长期任职，中央官员不得长期担任某一职务；清代督抚和三品以上京官子弟不能任御史，当过盐商或与盐商有亲戚者不能任户部管理盐政职，京官三品以上以及副都统，按察使，总兵以上的子弟不能任军机章京。
4.师生回避：从唐朝时有此规定，如在科举中，与主考官有故旧关系的的考生和亲戚一样要进行“别头试”；清朝规定最严，规定在科举中形成的师生关系，在以后任职中都要回避。
并且对违背回避制度的官吏进行制裁。

   民国时最有名的女刀客：死了也要报仇的张寡妇[转帖]

张寡妇，原名贺贞，1880年生于河南洛宁草庄村，1898年嫁与同县德里兆农民张有为妻，生子三人；1906年张有病故，遂以"张寡妇"称。其后，张寡妇的长子张振升因求佃种大伯张更山的田地引起争执，遭到毒打，旋离家投奔啸居在宣阳、洛宁交界处的"刀客"，意欲劫杀仇家张更山、张清溪，结果先遭黑枪身亡。1922年秋，张寡妇为报杀子之仇，带次子张明升上山投入匪队，成为豫西著名的女"刀客"。
寒蛩悲鸣，枯叶满地。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张寡妇向留在村里看家的老三交代了几句后，便带着老二明升离开德里兆，连夜摸上宣、洛边的洪崖南山，开始了她的"趟将"生涯。
张寡妇有勇有谋，处事果断，很快赢得了大家的信赖，加上她又是振升的母亲，年轻人都把她当长辈看，尊重她，把她推为"总驾杆"，并称她为"干娘"。张寡妇对"孩子们"说:"以前我只会拿针、拿线，现在叫拿刀拿枪，没办法呀，人家逼的，要从头学，跟你们学，大家抬举我，让我当总驾杆，推不掉咱就一块儿干吧。不过我有几句话要讲在前头:第一，眼前咱要抢富户、拉肥票，招兵买马，购进枪支弹药，扩充势力；第二，只拉票不伤人，女票不能欺侮，快结婚、还没出嫁的快票，谁也不准近身......"
规矩甫定，张寡妇立马树威。那些拉来的大户人家的必须当天赎回的"快票"，如果当天来不及赎回，必须隔夜的，张寡妇对她们特别优待，有时亲自为她们放哨保护。有一次，一个土匪想"尝鲜"，被张寡妇一枪打死，从此，再没人敢对"快票"起歹心。因此，开始时，凡张寡妇的"快票"，家属总是放心及时的凑款赎回。
名声传开后，一些散杆从四面八方跑来投奔张寡妇，慢慢形成了一支品流混杂的绿林武装，大则攻村破寨，小则抢劫拉票。张寡妇也渐渐地变了，对部下放任自流，虽不每每亲自出马，却也时不时地跟随指挥、坐地分赃，弄得洛宁一带绑票风气盛极一时，人心惶惶，豫西几百里内一提起张寡妇，大人惊愕，小孩止哭。地主老财们对她更是恨之入骨，编了几句顺口溜:"蛇蝎心毒，寡妇心狠，犯她手下，挖苗断根。"一天夜里，几家富户联合行动，把张寡妇留在家里务农的三儿子先升拉到洛河滩活活打死。噩耗传来，张寡妇悲痛欲绝，发誓要用德里兆村富户的人头祭奠儿子的亡灵。
恰好此时，驻扎在洛阳的镇嵩军第二师师长张治公派其拜把兄弟杨彪来收编张寡妇的匪伙。张寡妇听后厉声道:"我拉杆是为了报仇，不是想当官，请转告你们师长，多谢他的好意。"杨彪笑了几声，回过头说:"久闻干妈礼贤下士，今日一见，不过如此！再说，冤仇早晚都能报，可是刀客不能当一辈子。你的部下都还年轻，你不要误了他们一辈子。"张寡妇听罢，暗自佩服对方胆识，同时也认为他言之有理，便答应考虑考虑。
除极少数人不愿下山外，大多数都愿意接受招安，认为收编后有固定军饷，不怕围剿，也不用提心吊胆过日子。张寡妇心想:"人心如此，不如顺其所愿，日后在军队有人手，遇事也好照应。"遂答应接受收编，条件是:（一）按实有人数改编；（二）不能遣散原班人马；（三）收编后，所有军官，统统由张寡妇亲自指派。条件谈妥，1926年春，在洛阳城内按实有人数编成了一个团。张寡妇指派杨德廉为团长，次子明升为连长。
人马枪支点验完毕，张寡妇又匹马单枪回洛宁南山驾子岭去拉杆子。
凭着自己的"威望"，很快使那些小杆子聚拢，尤其是散居在洛河南北的零星股匪，更视张寡妇为救星，很快聚集了上千人。他们不仅在洛宁东河南的洛宜交界处打家劫舍，还去渑、陕交界的地方闹腾，把个熊耳山、伏牛山之间弄得神鬼不宁。1929年，张寡妇照样把部下又交给了前来收抚的叛冯投蒋的万选才，自己再次回洛宁拉杆。很快，又聚拢了一帮人。
1931年，当连长的二子明升到陕县头峪去催办"日行兵差"。他性情暴躁，稍不顺心，轻则骂人，重则伤人，引起公愤，被一士绅打死在酒席上。张寡妇闻讯恼怒交加，血洗了头峪，烧杀抢夺数日，全村老小，死伤惨重，幸存者寥寥无几。张寡妇的这次行动，充分暴露了她土匪的凶残面目，老二的仇是报了，但是她却欠下了头峪人民一笔大血债。
复仇的欲望又趋使她决定袭击德里兆村，血洗张更山家宅。她命令到达目的地后，要杀个鸡犬不留。由于先头领路的二驾杆误认为上陶峪村的兆村就是目的地，于是见男人就杀，一下杀了33口。等张寡妇赶到，才知道弄错了，原来真正的兆村还在西边的一道峪里。她捶胸顿足，对此次误杀无辜，悔恨万分。这么大的行动，很快就惊动了王召峪各村，他们都鸣锣聚众，村村严阵以待，县保安团也赶来追剿。张寡妇眼看报仇之愿望难以实现，便面向德里兆村大哭一场后，带着人马向东南山而去。
随着军阀混战高潮的过去，社会秩序也逐渐趋于安定，在国民党对土匪软硬并施的政策下，土匪分裂瓦解，渐渐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张寡妇的原有部下已被分别编入各部而不复存在，威名豫西的"张干妈"此时已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十几年的刀客生涯，使她过早地两鬓染霜。然而，晚年的潦倒处境并没夺去她为子报仇的坚强信念，她决心铤而走险，完成夙愿。
1933年秋，张寡妇带着几百两鸦片烟土，匹马单枪，坐着人力车到许昌贩卖枪支。途经郏县一座小桥时，遭遇两土匪拦路抢劫，高处土匪向她喊话:"站住，带私货没有？"另一土匪上车要搜，只见张寡妇从容不迫，慢慢从车上下来，把包袱掷于地下说:"查吧。"土匪正要解开包袱，张寡妇迅速掏出手枪，一枪把高处土匪的手枪击落，高声叫道:"老娘就是张寡妇！"二土匪当即跪地求饶，张寡妇扔给他们一包枪伤药，嚷着:"以后把眼放亮点，要眼不是光占脸的！"说罢，若无其事的上车继续赶路了。车夫好生奇怪，问:"你为啥不打死他们？"张寡妇笑了笑答道:"打掉他两个手指头，教训一下就够了，他们要有办法，也不会来劫路。"
许昌买完枪后，她本打算返回洛阳。没想到在郑州火车站被人认出盯上，那人看准她住进的旅社后，马上跑到周公庙警备司令部作了报告。很快，荷枪实弹的士兵包围了旅社，并架起了机枪喊话。张寡妇一看这情形，冷笑道:"何必做这阵势！要人跟你去，要枪给枪！老娘不是孬种，不会逃跑的。"说罢，扔出枪，整了整头发泰然自若地走了出来。
审讯席上，张寡妇旁若无人，"是的，张寡妇就是我，我就是杀人放火的大刀客头张寡妇......好汉做事好汉当，我做的事，我不赖......要杀要剐随你们......"经审讯属实，张寡妇被枪决于洛阳东关大石桥下，至今洛阳老城七八十岁的老人，都还清楚地记得枪毙张寡妇那天的情形......
一阵喇叭声冲破了人群的喧闹，人群潮水般两边散去。一辆载着荷枪实弹的士兵的卡车从周公庙警备司令部徐徐开出。车上，两个彪形士兵架着一名五十多岁的妇女。老妇人被反绑着，背上的亡命旗清晰触目。她态度安详，两缕灰发在写满皱纹的脸上随风飘拂着，站在高处的围观者，还能看到她的小脚。
车到井胡同口，她突然抬起头用洪亮的嗓子叫起了牌子:"乡亲们，你们都听着，我是被逼当刀客的，我杀过人，放过火，可我的仇还没有报！我今年53岁，再过53年，我还是这粗这长。"张寡妇喊着，车开着，一直到东关，她的喊声没有中断。刑场上，她面不改色，"死了也要报......"，"仇"字与枪声同留人间。

法国人亲述洗劫圆明园：那像一场幻梦[转帖]

文章摘自《1860：圆明园大劫难》

　　本书简介：书中以战争亲历者的日记和回忆录为依据，描绘了英法联军官兵贪婪地抢夺圆明园中的奇珍异宝，无情地破坏华丽辉煌的宫殿，最终在熊熊烈焰中将这座举世无双的御苑毁为废墟的情景，以大量鲜为人知的细节展现了一幕真实而又触目惊心的历史……

在法国，有不少记实作者通过很多文章和著作，对圆明园大洗劫做了大量的记述和深入的评论。他们当中有：海军上尉巴吕、埃里松伯爵、保罗·瓦兰上校(又名杜潘)、贝齐亚上尉、乔治·凯鲁莱、查理·米特雷西和年轻的阿尔芒·吕西。他们的见证材料都很有价值。还有樊国梁主教，他在掠夺事件过去四十年之后，也写下了他的见闻。圆明园里那些令人不敢相信的奇珍异宝，使他们想到的是《一千零一夜》中所描绘的宫殿里的情景，这是他们最能想到的参照物。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巴吕所写的见证材料：“第一批进入圆明园的人以为是到了一座博物馆，而不是什么居住场所。因为摆在架子上的那些东方玉器、金器、银器，还有漆器，不论是材料还是造型都是那么珍稀罕见，那简直就像欧洲的博物馆。出于一种习惯上的谨慎，大家首先是仔细观察。那些东西摆得那么井然有序，使你觉得只能看，不能动。还是有人经不住诱惑，就先动手了”。不过，巴吕没有说是谁先动的手……。

　　军医卡斯塔诺承认这样的事实：“作为讲述人，我们的态度不会是公允的，这迫使我们要说，对圆明园的抢劫是不可避免的”。

　　当时二十岁的莫里斯·伊里松，后于1886年即圆明园遭劫二十六年之后，写了一本关于那次中国远征的书《一个赴华翻译的日记》。他在书中用了两个章节的篇幅讲述对圆明园的大掠夺。作者叙述了在那几个疯狂的日日夜夜所发生的一切，其中不乏炫耀文笔才华之意，但同时也是对在英国和法国因洗劫圆明园事件而引发的相互推诿的丑闻所作出的反应。在他写这本书的时候，那些丑闻刚刚被人们遗忘。他的主要意图是要为那位法军主帅开脱责任，使之与后来备受谴责的掠夺和破坏行为脱离干系。

　　对于事实的****，也就是法国人应负的责任，埃里松伯爵是无法否认的，但他想让其他主犯—英国人和中国盗贼，共同承担责任。他还谈到劫数问题，认为那场浩劫在所难免，谁也阻止不了。孟托邦和别人一样，目击了抢掠行动，但却无法阻止。对当时发生在眼皮底下的事，孟托邦意识到它的严重性，而且为之感到痛心。但埃里松认为，对圆明园的洗劫是情理之中的事，“只要是发生在战时的事情，都是合理的”。不过他谴责“糟蹋”行为，认为那是“犯下的唯一错误”。

　　埃里松还对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抢掠方式加以比较，这起码是人们没想到的一点，在此值得一提。他津津乐道地对两个“联合的民族”在抢掠方面的“特点”进行对比：法国人毫无章法，甚至是一种无政府状态；而英国人则是有组织有安排，有条不紊。

　　“法国人堂而皇之地抢，而且都是单个行动。英国人比较有条理，他们能很快就明白应该怎么抢，而且干得很专业。他们都是整班行动，有些人还拿着口袋，都有士官指挥。有个难以置信，但又是千真万确的细节，就是那些士官都带着试金石。见鬼！他们是从哪儿弄到的试金石？”由此看来，掠夺的方式和手法多种多样，没有一定之规，就看你是业余的还是专业的！

　　欧洲人更多的是搜罗宝石和贵金属、金子和银子。军官们特别感兴趣的是有可能在巴黎和伦敦高价出手的“奇货”。而衣物、丝绸和皮货，还有各种首饰，对英军中的印度籍士兵最有吸引力，抢掠者对瓷器感兴趣的不多，况且那种东西易碎。有心垂顾稀世画卷的人就更少了。

　　关于当时掠夺者发疯般一涌而入的情形，埃里松也有描述，尽管不一定准确，但还是值得提一下。他说：10月7日下午三、四点钟，法英联军委员会在忙着清点从圆明园抢来的战利品，此时有些勤杂士兵在园里不停地出出进进，他们倒是向值勤的哨兵出示了通行证，然而每个人都带了些小玩艺儿出来。不用说，如此情景必然会激起那些目睹这样来来回回往外带东西的士兵们的贪欲。他们中有英军和法军的步兵、轻步兵、炮兵，有法军中的北非骑兵，英国女王的龙骑兵，英军中的印度锡克兵；还有些是中国苦力。所有的人都“瞪大了眼睛”，“贪欲中烧”，等待机会进去。“有道是：最珍贵的被拿走了，我们要进去，该轮到我们了。嗨！至少也有我们一杯，我们大老远来的，不是吗，是马丁还是迪朗？于是大家笑着，互相推推搡搡……秩序已开始有点儿乱了”。

　　埃里松继续写道：突然一声军号响，要调集一个武装的连队。发生什么事儿？原来是附近海淀附近的村民和法军招募的一些苦力，已经架了云梯攀上墙头进去了，开始自顾自地抢了起来。他们在好几个殿堂放了火，因此开始引起恐慌。对士兵们来说这已经够了！他们控制不住地你拥我挤，推开站岗的哨兵，“随后立即开始去拿各自中意的东西”。就这样，英国人、法国人，军官、士兵，个个拼命地往圆明园里冲。不仅仅是他们！那些中国苦力，还有中国盗徒，都铆足了劲儿大捞意外之财。“要我们的人在这股人种大杂烩的人流中散去，不被其所裹挟，那就是要求他们具有超越人的力量去克制自己。于是，他们像寓言里的那条狗一样，它捧着主人的午餐，开始时是守着那份午餐，一旦发现餐食受损，它就会露出獠牙把它的那份吃掉。于是，我们那些军人同别人一样，跟着别人一起进去了”。

　　埃里松伯爵整个充当了他的主帅的辩护师。他断言，一切阻止抢掠的尝试都是不可能的，枉费心机，注定失败。这位宿命论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将军他能做什么？他手下的军官们又能做什么？毫无办法，绝对毫无办法。如果他们想去阻拦，他们的威信连同远征的前途，还有他们的名望、荣誉及其手下人的生命，统统都会受到损害，甚至可能丢失殆尽。无论是法军还是英军的统帅所能做的只有把眼睛闭上，视而不见……。孟托邦尽了他的全力，都无法阻止自己的部下进入圆明园的大门。正如拿破仑一样，凭他近乎神一般的威望，也没能在滑铁卢溃败时阻止住他的部队后退。就这样，孟托邦几乎成了光杆司令，一个人呆在自己的营帐里。格兰特也被手下的人甩在一边，独处大营。两个人都做得对”。年轻的翻译官最后这样说。他就是用这种宽恕的方式，证明孟托邦将军的确是无能为力，从而为他开脱了责任。

也正因为如此，在历史的审判台上，孟托邦将军因被指控，让部下洗劫了圆明园。

　　当那些年轻的战友们兴致勃勃地在圆明园里大抢特捞的时候，莫里斯·埃里松他在干什么呢？他随他们进去，但他没有跟着去抢去捞！他进圆明园只是“作为业余爱好者，我双手插在衣袋里，决意对任何东西都不摸不碰”。然而为什么会有这般超然脱俗的表现？他说这并非出于德性。他不想把自己拔高，也不想被看作是个天真无邪的人。他甚至说：“……我承认自己本来也可以毫无顾忌地从天子那儿拿走自己的那份金银财宝。我甚至认为自己会比其他多数人能略微多发一点儿财，因为我比我的许多战友有优势，我非常会判断物品的价值，我还有收集小玩艺儿的习惯，这对我挑选最珍贵的、又最不占地方的东西本来就是大有帮助的”。

　　他解释说，仅仅是某种愿望，或者说是一种完全可以理解的利害关系，使他没有去抢掠。他是孟帅的秘书兼翻译官，两个人每天都打交道，关系密切，他对将军怀着钦佩和爱戴之情，他尤其不想做令将军不快的事。他看见将军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苦恼，他不愿意增加他的痛苦。他感到如果自己放任和别人一样去抢去夺，肯定会惹将军生气。早在上海时，孟托邦对他的工作就感到满意，有一天曾向他许诺要授予他荣誉军团十字勋章。从那以后，他只梦想得到那个“系在红色波纹状饰带上的白色珐琅质星形小东西”。为了获得十字授勋，他打定主意不去发“一笔小财”：“啊，各种纯金的小宝塔！啊，各种钻石！皇帝完全可以留着，别人也完全可以拿走！这与我有什么干系？”他这样感叹着。他宁愿要勋章1而不要战利品！

　　埃里松就是这样以一个普通目击者的身份目睹了对圆明园宫殿的抢劫行动，他把此称为“印度大麻吸食者的美梦”：

王范堂:血战台儿庄的“敢死队长”  [转帖]

　　
　　王范堂,祖藉河南,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毕业。1938年随所在孙连仲第二集团军调往台儿庄,参加对日作战。在战事最惨烈的关头,他无所畏惧,带领57名敢死队员夜袭敌阵,浴血奋战,夺回阵地,最后与12名队员生还!然而,因种种原因,他的这段感天地惊鬼神的历史却不为世人所知……

　　大战在即

　　1938年,中国抗日战争面临极其严峻的局势。
　　“芦沟桥事变”后,平津沦陷;太原、张家口失守。在南方,上海和宁、沪、杭三角洲全部落入倭寇之手。1937年12月,日军攻占南京,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这之后,日军分兵两路,直扑徐州,企图打通津浦线,使南北日军联手。而台儿庄恰位于徐州东北大运河北岸,是徐州的门户,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中国最高统帅部决定:在台儿庄展开会战,阻击日军西进。这次会战的指挥官是李宗仁,由白崇禧协助。李、白均为广西名将,李宗仁知人善任,指挥果断;白崇禧多谋善断,有“小诸葛”之誉。
　　进攻台儿庄之敌,是板垣、矶谷两个师团。这两支部队装备精良,是日军精华。官兵气焰嚣张,扬言要在台儿庄会师,恨不得一举踏平台儿庄。
　　而中国应战军队,大多是晋绥、淞沪战场撤下来的疲惫之师,装备极差。然而就在这种不利形势下,身为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拥兵八万,却一枪不放便放弃济南,致使泰安、曲埠失守,徐州危急!
　　形势危如累卵,李宗仁急调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辖两个军,但能参战的仅三个师)从河南乘火车赶赴台儿庄增援。王范堂当时为27师158团3营7连连长。部队进入阵地后,担任正面防守任务。
　　王范堂虽是下级军官,但上过两次军校,又有十多年作战经验,深得师长黄樵松喜爱。随着战幕拉开,王范堂已经弄清指挥部的意图:死守台儿庄,大量消灭敌人,赢得会战胜利。但要以区区三个师两万人,抵挡装备精良,携有飞机大炮的矶谷师团近四万劲敌,形势异常险恶!
　　此时,日军急于攻占台儿庄,大搞心理战。敌军广播不停地散布“日军已攻占台儿庄外围”,“台儿庄指日可下”等言论。
　　李宗仁当即通知孙连仲,晓以大义,严令死守。孙连仲回答:“第二集团军牺牲殆尽不足惜,连仲亦一死而已”。并立马对池峰城师长下令:“士兵打完了,你就填进去,你填进去了,我就填进去。敢退河者,杀无赦!”

　　惨烈血战

　　台儿庄系一千户大镇,街巷复杂,城墙俨然。几经争夺,城墙炸豁,敌我阵地不但犬牙交错,而且一股日军已袭入庄内,致使担任正面防守的池峰城师腹背受敌,情况万分危急。池师长一面调整部署,一面向右翼黄樵松师求援。黄师长命158团副营长时尚彬率7、8两个连进庄救援,铲除袭入庄内之敌。
　　本应7连先上,可7连尚在开饭。8连就先上,刚一进庄,就遭遇日军的机枪埋伏。轻重机关枪从不同角度,“嗒!嗒!嗒!”疯狂扫射,仅半个小时,8连百多号人几乎全部牺牲!
　　时副营长声泪俱下,对刚赶到的王范堂说:“王连长,8连完了,你们要给8连报仇!”
　　军情似火,顾不上悲伤,王范堂吸取教训,命士兵排成一条长线,人与人间隔五步,向南迂回,绕了一个大圈,经我军控制的南门进入庄内。
　　时值正午,阳光火辣辣的。火药味、血腥味扑面而来,让人透不过气。四周枪声震耳欲聋,头顶炮弹呼啸而过,脚边尸体叠加堵塞街巷。
　　王范堂咬咬牙,镇静下来,心里升起一种前所未有的悲壮感。经验告诫他:蛮干只能白白送死;只有冷静、果敢才能保全自己,消灭敌人!在他的指挥下,顺利进入本应由两个连队防守的台儿庄西北角阵地。
　　7连是背向城墙,面向庄内,主要任务是铲除袭入庄内的一股日军。刚弄清情况,庄外日军两个联队,就以十余辆坦克为先导,猛攻台儿庄西北角。庄内日寇立时躁动,妄图里应外合,再次撕开缺口。
　　守城指挥王冠五命令王范堂连阻击庄内之敌,勿使内应得逞。王范堂集中全连十多挺轻重机枪,配置于有利位置,敌人一冲上来,弹流交织,子弹象一阵阵狂风扫过去,鬼子一片片倒下,没死的龟缩于四周,躲在残墙后、拐角里打冷枪、扔手榴弹,近距离杀伤我方战士。王范堂立即组织战士,分散包抄,各自选准目标,展开手榴弹对攻。
　　战士们完全忘了危险和死亡。9班长杨绍宽见敌人扔过来的手榴弹尚未爆炸,飞身拾起扔回去,连续回敬敌人13枚手榴弹。王范堂的传令兵见一枚手榴弹“嗞嗞”冒烟,拾已来不及,竟用脚踩住,轰隆一声,腿被炸飞,却保护了战友,大家无不感动。
　　“杀——”王范堂抓住时机,大吼一声跃进矮墙,率全连战士扑向残敌:一百多条好汉,杀声震天。一阵枪打刺刀捅,敌人丢下几十具尸体,逃进文昌庙里去了。
　　此时庄外阵地,却危在旦夕。日寇用飞机大炮摧毁了我方阵地,坦克掩护着步兵扑过来。
　　27师副师长康法如亲上火线,组织力量反击。王范堂命1排监视文昌庙之敌,率2、3排随副师长行动。我庄外西北角阵地守军见救兵赶到,士气大振,跳出战壕,从坦克之间空隙冲过去,刺刀捅、大刀砍,杀得鬼子抱头鼠窜。
　　鬼子坦克急忙改变方向,左冲右碾,一时间活活轧死我军战士数十人。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王范堂手下一班长,身挂十余枚手榴弹,爬上坦克,轰然一声,人车俱毁。战士们纷纷效仿,连续炸毁坦克七、八辆。有一辆坦克趁乱直奔城墙,想从一炸开的豁口突进去。守城机枪连长池峰俊(师长池峰城之弟)急令一班长从城头跃下,揭开炮塔盖,将一束手榴弹扔了进去,人急忙跃下,轰隆一声,坦克瘫了。
　　敌人的进攻终于被打败,我军阵地欢声雷动。对面之敌,竟被震慑,十多分钟,不发一弹,真乃血战奇观,大解心头之恨。多年之后,每忆及此,王范堂老人仍嗟叹不已!

　　夜袭敌阵

　　战斗胜利后,王范堂仔细查看了阵地四周情况。他发现自己阵地后面不远,就是守城指挥部,深感责任重大。他把战士安排成三条战线:第一线,充分利用庄内石屋石墙与敌人对垒;二线隐蔽其后,随时准备接应;三线作为后备,抓紧休息,补充弹药,定时轮换。并让三里外的炊事班尽量搞好伙食,让战士们吃好吃饱。
　　情况十分险恶,每天大小战斗十多次。往往敌我仅一墙之隔,互相凿洞射击;距离近,死角大,彼此伤亡严重。进庄四天四夜,7连毙敌200余人,而自己也仅存57人!
　　这天清晨,王范堂和副连长张天才查看阵地,发现寂静的阵地外沿,地下有什么响声,仔细听听,发觉是挖土声。不好,敌人在挖掘地道,妄图从地下接近我阵地,打个出其不意!
　　正巧,守城指挥部王冠五来前沿,传达嘉奖令。王冠王紧紧握住王范堂的手说:“感谢你们坚守阵地四天四夜!”王范堂顾不上说别的,立即向王冠五报告情况,建议指挥部调配迫击炮炸塌地道,再组织机枪扫射,全歼偷袭之敌。这一招果然奏效,敌人阴谋败露,死伤惨重,日军指挥官慌忙下令撤退。
　　但到这天下午,情况突变。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再次突破西北角阵地,情况十万火急!
　　情况一层层报上去,命令一级级传下来:无兵可派,只有子弹和银元;严防死守,趁黑夜夺回阵地!
　　王范堂比谁都清楚,只有向前杀敌,别无他途!他把仅存的班、排长叫到一起,提出组织敢死队,夜袭敌军,夺回阵地。班、排长们全都是有种的好汉,齐声说:“王连长,我们听你的!”
　　他去找王冠五请战,指挥部军官大为感动。王冠五双手握住他的手说:“好兄弟,祝你好运!”
　　黄昏时分,王冠五组织炮火,猛轰西北角日军,并命令左右两翼策应。王范堂把57人编成六个小组,每组配足手榴弹,并携云梯一架。傍晚,敢死队员饱餐之后,王范堂带领大家宣誓:“为国杀敌,不成功便成仁!”送行人员无不热泪盈眶。宣誓完毕,人人脖围白毛巾,撤出阵地,越过护城河,绕行到西北角城墙外。各小组查看地形,选择架设云梯的地点。
　　我军炮火一停,六架云梯竖了起来。王范堂率先攀上城头,正在此时,一颗流弹飞来,只觉面部一麻,一个跟头摔了下来。他在脸上一摸,脸上没有窟窿,只有下巴破了一道口子,他顾不上包扎,重新攀上城头。组织战士先向城下鬼子阵地狠狠地摔出百多个手榴弹,敌人万没想到会有敢死队从后面摸上来,骤不及防,被炸得血肉横飞。此时,敢死队员端着刺刀冲下去,一阵猛打猛扎,消灭了大部分敌人。接着沿战壕肃清残敌,鬼子凶顽万分,有的负隅顽抗打冷枪,有的挥舞军刀来拼命……战至天亮,阵地被全部夺回,敢死队员仅存连长王范堂和班长杨长炳及战士共12人!

　　英雄本色

　　台儿庄大捷后,师长黄樵松从战地服务团选了一位河南藉姑娘刘先涛与王范堂成了亲。
　　到1949年,王范堂已是国民党30军30师少将副师长了,部队驻守城都西郊白云驿。是年他与师长谢锡昌率领所部七千余人起义,投向革命阵营。
　　抗美援朝期间,他将自己仅有的三块金条和三百个银元捐献出来。手捧收条竟和捧起台儿庄血战的奖章一样激动!
　　1953年,他从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陕西省汉中地区褒城县(1959年撤县并入汉中市)文化馆任副馆长。
　　文化大革命中,他的国民党少将历史注定他要经过一番“触及灵魂”的“革命”。直到实事求是之风再度吹遍神州大地,王范堂的命运才得到真正的改观。他被选为市政协委员,受到了理应得到的尊敬。
　　电影《血战台儿庄》上映之后,王范堂成了新闻人物。采访的、摄影的、索要资料的络绎不绝。
　　1987年5月8日,王范堂老人在笔耕中,钢笔掉地,与世长辞。

何天风、陈明楚之死与王天木 [转帖]

何天风，一名何行健，自诩为保定军校四期出身，是一个跨青洪两帮的人物，也是军统的老特务。在八一三事变后，军统头子戴笠，在上海与杜月笙组织了“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上海别动总队”，总队司令是刘志陆，参谋长为杨仲华。总队之下，分三个支队，第一支队司令就是何天风。戴笠与杜月笙虽未直接参加上海别动总队，可是他们都是苏浙行动委员会的常务委员，戴还兼任书记长哩。后来上海别动总队改组为军事委员会忠义救国军（简称“忠救军”）淞沪指挥部时，何任总指挥，后又改任副指挥兼第一纵队司令，指挥丁锡三所部。因受总指挥杨伟与参谋长徐志道的上下倾轧，失欢于戴笠，便带了丁锡三所部，投降汪伪。曾任76号的第三厅长兼汪伪肃清委员会和平救国军副总指挥（总指挥先后为唐蟒与王天木）兼第一路司令。何在76号与王天木、陈明楚等，因过去都系军统特务，相处较密，与汪伪社会部副部长汪曼云亦属旧友，也比较接近，在丁默邨与李士群之间，是丁默邨的一党。

百乐门舞厅夜景

顾继武、凌宪文、黄香谷，在76号礼堂欢宴由粤来沪的大汉奸陈公博。席间，何天风与王天木偷偷地对汪曼云说：“我们今夜去玩个痛快吧!”汪说：“不行，我今晚是主人，不能客人没走，我就和你们先溜啊!”何与王以为汪胆子小不敢去玩，便说：“你放心好了，我们扛十支枪去，怕什么?”汪说：“我不是怕，就是这里拖住了脚。”何说：“那么，我们在百乐门等你吧!不见不散，等你来了，我们再翻场子（换地方）。”事情算是这样约定了。等到席散，汪回到华邨家里去换衣服时，汪的老婆问汪：“换衣服到哪里去?”汪告以所以。汪的老婆便说：“这几天外面打来打去，打得个这样闹猛（1），你就在家里蹲蹲吧!别去凑闹猛。”汪无奈，便去向何、王当面婉辞了。

这晚一起出去玩的，除王天木、何天风外，还有陈明楚与冯国桢（冯，南汇人，随何天风、丁锡三一起投伪），还带了些喽啰保镖，浩浩荡荡，分乘几辆汽车，招摇过市而去。汪曼云因为给老婆拦住了，且也有些醉意，就很早入睡了。

汪一觉醒来，天还没亮透，同住在华邨的冯一先，已来叩门。一见到汪，便说：“恭喜恭喜!”汪说：“什么喜啊?”冯说：“昨天晚上你没和他们一起去，得免大难，真是运气，不该道喜吗?”汪领会是出了岔子，可还不知出了什么事？冯不待汪再问，便接着说：“天风他们昨夜先到百乐门，后来又翻到了兆丰总会（是沪西一个大赌窟，地址在兆丰公园对面），先在外面舞池里跳了几场，便一起踱到后面赌台的优待室，准备抽几筒鸦片烟接接力，养养神，再回舞厅跳到天亮。当四个人离开舞厅时，冯国桢走在最前面，何天风和陈明楚居中，王天木殿后，那些保镖也都簇拥随出。何天风与陈明楚还没有走离舞厅多远，王天木的保镖即向何天风、陈明楚连连开了枪，何、陈应声倒地。冯国桢看到何、陈中枪，自己亦急忙卧倒。这时何天风的保镖也掏枪回击开了。据传这人枪法很准，因此王天木的保镖不敢再开第

三枪，在一阵乱哄中逃出了兆丰总会。至于王天木，因走在最后，听到枪声，立即缩步，逃回舞厅，躲在沙发背后，直到日本宪兵闻讯赶到，就地戒严后，才把他找出来。这时76号的人也赶到了，于是将王天木、冯国桢以及留下的那些保镖一起带到了76号，现在里面正闹得紧哩!”

汪曼云夫妇听了冯一先的一席话，都出了一身冷汗。

丁默邨这时也来了电话，要汪起身后，邀同顾继武、蔡洪田、凌宪文、黄香谷马上到里面去。迨汪等到了高洋房会客室对面的大菜间，里面已坐满了人，丁默邨、李士群、茅子明、马啸天、林之江、冯国桢、杨杰、裘君牧、吴世宝、王天木等已经先在。这时，丁默邨可能已经

（1）上海话，热闹的意思。

感到，李士群要乘机把王天木打倒，藉以削弱自己的力量，所以丁要汪曼云进来和他一起支持王天木，勿使王天木陷于绝境。在许多人中间，发言最激烈的，首推林之江，林几度拔枪要打王天木，说是替何天风、陈明楚“报仇”。都被人劝住了。可是开枪的人，确是王天木的副官，这是事实，无法否认。王天木虽一再说他的副官开枪，自己并不知道，甚至连自己也是被打的对象，但在这场合中，谁也不敢对王信任或支持。最后，由林之江从裤袋里掏出了一副手铐，当场把王铐了起来，将王关押在楼顶犯人优待室，这还算是十分照顾的。

王天木被押后，李士群便将这件案子交给马啸天。马发觉王的小老婆似有嫌疑，因此亦把她抓进了76号，王的家里也经过一番搜索，并且还去上海中国银行王的小老婆的保险箱里，抄出了一根金链条和金鸡心，揭开鸡心里面，嵌有王天木的一张照片，足见王的小老婆对王是一往情深的。于是又把王的照片挖出来，不意在王的照片下面，还有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却是一男一女两个人合拍的，女的固为王的爱妾，而男的却是王的保镖马副官，亦即枪击何、陈后逃逸的那个军统特务。后虽查明王的小老婆与这件凶杀案件无关，可是揭穿了汉奸群里的另一幕丑剧。

当王天木、冯国桢以及跟他们一起去的那些喽啰保镖，由76号派人把他们从兆丰总会带回76号时，何天风与陈明楚的两具尸首，也同时带回了76号，放在后门外的空地上。经把血渍洗清，重又送到康脑脱路（今康定路）越界筑路处的世界殡仪馆里。开吊那一天，何、陈尸体并陈堂前，虽经化装，但中弹的脸部，呈青紫色，因为中的也是左轮的开花铅弹。灵堂前穿孝服的倒也不少，连丁锡三，李燮宇在内，大概都是何天风的徒子徒孙。每个人的怀里都插上一支快慢机，好像进了强盗窝一样，这种杀气腾腾的景象是上海自有殡仪馆以来从来没有过的。

汪曼云算是代表汪伪国民党去吊唁的，这时何天风的老婆与丁锡三、李燮宇等一伙人，都七嘴八舌要汪向丁默邨转言，把王天木解来，向死者磕几个头，以消消何、陈家属与大家的冤气。汪曼云觉得没法劝止大家，于是把丁锡三、李燮宇两个头头（因为都是何天风青帮的徒弟）拉到边角处，暗暗地对他俩说：“别人都是感情冲动，我们应该理解，天风死后，你们两位就是全军的首长，怎能不顾大局，和他们一般见识?即或能做到让王天木到灵前来磕几个头，但有谁敢保证不会有人动手拔枪，到那时你们二位即要拦也无法拦的了。再说这件事，王天木究竟是否事先知情还没搞清，何、陈二人已为军统算计，别再中它的反间计，借我们之手来杀王天木。所以这件事，千万不能哄的，也只有你们两位才能把这件事消失于无形。纵然他们感情十分冲动，你们两位的命令，他们必然会服从的。”这两个人给汪几顶高帽子一戴，果然把这事压了下去。可是王天木为了这件案子，在丁默邨与李士群的暗斗下，竟被76号关押两年多，直到1941年王向李士群谈了吴开先的线索，算是立了功，才释放出来。至于何、陈两人被杀，是否与王有关，马啸天始终没查究出来。反正丁默邨早已被赶出了76号，事过境迁，用不到再追究了。

 我与李宗仁的最后三年[转帖]

　　胡友松的特殊身份不仅在于她是电影明星胡蝶的女儿，更在于她27岁那年嫁给了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并且陪他度过了人生最后的三年。在《我与李宗仁极不寻常的最后三年》这部书中，胡友松回忆了她那短暂却极不寻常的婚姻生活——
我与李宗仁的最后三年

　发布时间： 2009-03-01 16:24　来源：文摘报

等待工作突遭求婚

　　1966年，我对自己干的护理这一行实在感到厌倦，于是，请偶然认识的上海名记者张成仁帮忙换个工作。他一口答应。

　　这年6月初，张成仁碰到了老朋友也即李宗仁的秘书程思远，得知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在回国后不久因病去世了，李宗仁情绪十分低沉，而程思
远正想私下给李宗仁物色个伴儿，照顾他晚年的生活。张成仁就推荐了我。

　　张成仁找我要了一张近照，说是介绍工作用。

　　我见到的李宗仁，虽已是76岁的老人，但外表气色很不错，腰不弯，背不驼，说话声音很响亮，身上既有一种凛然正气的军人气质，同时又不失儒雅和善。

　　第一次交谈，李宗仁一直称我小胡姑娘，问我愿不愿意到他这里来工作，主要是干些文秘之类的事情。我表示愿意。李宗仁慈祥地点点头，对我说，我每个月给你100元工资。我在医院里累死累活才拿几十块钱，现在感到来到了心境平和的世外桃源。

　　一周之后，李宗仁让我参观一下公馆，熟悉环境。他带着我先看了厨房、卧室，给我介绍书房里图书的摆放位置，并语气恳切地说，希望我能够尽快到他这里来工作，当他的机要秘书。我点点头。他还说为了工作方便，请我住在他这里。我也没多想。接着，李宗仁又问了我的年龄，有没有男朋友，我也就直截了当回答，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合适的对象，但将来总会遇到的，我要正常地恋爱结婚。我话音刚落，只见李宗仁明显地愣了一下，但他赶紧掩饰失态的表情，装作很自然的样子对我说，那是当然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就在这时，李宗仁突然上前一步，用两个手臂抱住我，在我的脸上亲了一口。我本能地慌忙躲开，又吓又羞，一下子涨红了脸，心怦怦直跳。我想这也许是他在美国学的礼节习俗吧，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不久，第三次见到李宗仁，他直接对我说，你到我这里来做的工作是保健秘书。我心里不是滋味，回去的路上一直在想，机要秘书莫非要另选他人？正当我捉摸不透时，李宗仁又一次派车把我接过去。想不到这一次发生了极有戏剧性的一幕——李宗仁快步迎上前，一把拽住我的手，开口对我说了一句叫我心惊胆战的话：“小胡姑娘，你能不能跟我结婚？”我突然全身像中了高压电流一样。让我给一个年迈的异性老人当保健秘书本来就已经勉为其难了，万万没想到他还会当面向我求婚，多么荒诞呀！我才27岁，而他已是70好几的老头子啊！

　　我难以形容当时的复杂心情，既不感到李宗仁对我的求婚是对我的侮辱，也不认为这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残存的理性告诉我，不能当面回绝，只好低声对他说，请你给我半个月的时间考虑一下。

　　彻夜未眠，心如乱麻。

　　李宗仁又一次派司机来接我时，我的心情极不平静，而他却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开门见山地说:“我们俩的事情，通过国管局已向周总理作了汇报，总理说只要你同意，就让我们名正言顺正式办理结婚手续。小胡姑娘，我看，这事我们就这样确定下来吧？！”我还有什么可说的？不是什么行政命令，更没有任何人的强迫执行，关键是我看到眼前的这位受人尊敬的老人，心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更说不出任何不同意的理由来。我顿了顿，对李宗仁说:“既然是中央决定，周总理又有具体安排，我服从组织决定。”只见他一脸激动，跨步上前，再次用他那双有力的手，紧紧地搂住我，还轻轻在我的脸上亲吻了一下。

红旗轿车卷起波澜

　　我称李宗仁为“德公”。婚后就赶上“文革”。1967年的一天，德公照例要到北京饭店理发。这次，我半撒娇地对他说，我的头发也该整整了，干脆我陪着你去吧，德公很爽快地答应了。

　　那时候，给德公专配的是一辆黑色的红旗牌大轿车，在与德公结婚近一年的时间，我从来都没有坐过。下午5点多钟，我们理完发后，我对德公说现在时间还早，不如顺道去一趟北京医院，再去给德公拿些药回来。当红旗轿车驶进医院大门时，人们都不由自主地向我们的车子围过来。我取完药后，朝轿车走来时，只听得旁边的人对着我指指点点，窃窃私语地评头论足。有人突然冲着我大吼一声：“你这个资产阶级的少奶奶，别走！”这一喊，人群顿时炸开了锅。两边的人们一下子聚拢过来，就差没对我一阵劈头盖脸的毒打了。好在司机一见气氛不对头，把车后退了几步，正好停在我撒腿起跑的地方，我慌忙钻进车里。轿车“哧溜”一声跑出了医院大门。

　　回到李公馆，我惊魂未定地没缓过神来，再看德公，他把脸绷得紧紧的，没有吭声。我赶忙向他道歉。难得德公是个好脾气，一边安慰我，一边又说以后我们要千万小心。

　　德公的老友邵力子夫妇听说我们的遭遇，好心地告诉我赶快把大波浪给剪掉，不要再穿高跟鞋，要换上布衣布鞋，还说如果红卫兵真的要闯进家里，你一定要及时给国务院机关事务局打电话，要保护好德公的人身安全。如果红卫兵问你为什么要跟李宗仁结婚，你要说是为人民服务。

　　这事传到了周总理那里，他很重视，并请相关人员具体落实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意见，我的心绪才渐渐平静。

夫妻恩爱静水流深

　　德公对我一直疼爱有加。每天吃什么饭菜，他都让厨师先征求我的意见。而我为了德公，也情愿当家庭主妇。我经常下厨烧菜，记得德公很喜欢吃我调馅包的饺子，还有老北京的炸酱面。

　　哪晓得我跟德公仅生活三年就永别了，每次想到这，我都心痛不已。我清楚地记得结婚那阵，我还不习惯这样的“老少配”，我们从北戴河度蜜月回来后，我的肚子受凉了，感觉好难受，德公赶快让我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是肚子里有蛔虫，奇怪的是没开打虫药，只开了四两南瓜子。回家后，德公却笑呵呵地说这个大夫不错，没开打虫药是怕吃了有副作用，用偏方来打虫很有效。德公边说边亲自帮我嗑开一粒粒的瓜子皮，然后还非要亲自看我吃下去。我当时真有些受宠若惊，不知说什么才好。当晚，我由于不舒服躺在床上，德公就边讲故事边给我嗑瓜子，后来我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次日起床后，我感觉肚子不疼了。而我旁边的德公还在睡觉，我很奇怪，因为他平日生活很规律，有早睡早起的好习惯，这次怎么一反常态还没醒？莫非是他的身体也不舒服？我突然紧张起来。我正要靠近正在熟睡的德公去看个究竟时，瞅见一旁桌子上的果盘里盛满了嗑好的南瓜子。顿时，我明白了，在我睡着之后，德公一颗颗地为我嗑完全部的南瓜子后才休息。我再转过头，看着依然熟睡的德公，突然间，我真切地感觉到，眼前这个真心爱我的人就是我最理想的丈夫。

　　在常人眼里我和德公是极不般配的一对，但德公对我的怜爱、体贴，让我感受到了从未尝过的人间温暖。

 袁世凯与“国务卿” [转帖]

　　美国国务院的首长，英文为Secretary　of　State，secretary的基本义是“秘书”，state的基本义是“国家”，在中文里被译为“国务卿”（secretary对于不同的对象，也有其他的汉译：对****，它被译为“书记”；对英国皇家政府，它被译为“大臣”；对法国共和政府，它被译为“部长”）。“国务卿”一词从何而来？答案是：

这是袁世凯的发明。

　　1913年10月，袁世凯胁迫国会，“选出”他为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但袁世凯的最终目的是要做皇帝！要实现这一野心，国会和国务院是重大障碍。当时国务院的最高负责官员称国务总理，僚员包括各部部长，统称国务员。

　　1914年1月，袁世凯悍然解散国会。5月3日，袁世凯撤销国务院与国务总理，在总统府内附设“政事堂”，政事堂的首席长官由他任命，称谓即为“国务卿”！袁世凯明文规定：“行政以大总统为首长，置国务卿一人赞襄之。”曾任国务卿者，皆袁氏心腹，前后三人：徐世昌、陆征祥、段祺瑞。

　　“卿”，是古代中国的尊贵官称，“国务”而后缀以“卿”，袁世凯以这一发明为复辟帝制作好铺垫。而把Secretary　of　State首译为“国务卿”的人，很可能是林则徐的曾孙林步随，他曾任袁世凯的美国顾问古德诺的译员。

（《羊城晚报》2.23　杨万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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