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洋鬼子”的人格动力
初见刘荒田，一身短装打扮，干练中并不见天命之年的向晚之态，他的神情朴素本色，只是眯缝的一双细眼似笑非笑，有些调侃，也有些傲然，让人略有些城府的恍惑。但稍稍多处些时辰，就会发现他待人的极细致和诚恳，渐渐地竟可读出他性格里的乐观、坚毅以及对生活的挚爱、对人的善解。再深一层的感触，又能读出他几许文人骨缝里的颓唐和阴郁，以及多虑的男人深藏的敏感和脆弱。
解读刘荒田，俨若踏入人性最复杂的迷宫，纷至的疑问迎面沓来：一个长年压在“稻粱谋”重负下的作家何以能如此超越地反观红尘？他究竟是如何地积聚起自己对芸芸众生如此执着深情的关怀和热爱？他那旺盛急迫的创造力又源自于何方？而他作品中洋溢的毫不衰减的理想主义浪漫情怀又出自于怎样的生命土壤？
“为稻粱谋”，是刘荒田日日不能忘怀的人生课题，也是大多人都必须面对的生命重负，所不同的则是有的人“甘于”此，有的人“不甘于”此。刘荒田，这个本该在“文革”时进入大学校园的读书人，少年时即开始在他叔父的藏书中追寻罗曼罗兰笔下的“约翰克里斯多夫”。时代的风暴虽然摧毁了他学业的前程，但并没有麻木他感受生活的激情。1980年，当他担着百十斤重的行李，携妻带子地踏上异乡漂泊路的时候，激励他的绝不仅仅是一个“移民的梦”，而是一个实现生命价值的更深远的梦。
从来就不曾懈怠过生命思考的刘荒田，在二十年为生存的目标煎熬锻打的日子里，他明白了一个坚定的信念：无论怎样的生命，一旦被熔铸成文字，就会有灿烂的光华。为此，他磨炼着自己观照人生的火眼金睛，他让自己努力克服着“红尘”引体的坠落，他学会了如何从匍匐的躬行中超越。
文学，是生命中最动人的一种创造。早年深受罗曼罗兰影响的刘荒田最记得大师的一句话：“创作！把生命的残渣丢在波涛里罢！乘风破浪，逃到艺术的梦里去吧！、、、创造！”刘荒田曾这样用诗句表达自己对创造力的渴望：“它在摸索，一盒火柴，在黑漆漆的房间，一旦摸到，划着了，那将是通体光明。”他称自己是在“无边的黑暗孤独的行旅“，那是“寻找灵魂的逃路，与自己对峙。把思想的炉灶点起来，只要一星火花不死，终会旺那么一阵子的。”（《逃，还是不逃》）正是在这样的生命创造意义上，他象膜拜宗教一样膜拜文学。然而，创造，需要的不仅仅是激情，更还需要生命力的坚韧支撑，荒田说：“感谢我的血液里有家族遗传的顽强”。
对于刘荒田来说，写作的动力一方面来自于他对创造的生命渴望，另一方面也来自于他对身旁亲人的刻骨之爱。他曾在《我的一天》里这样写女儿送给他的座椅：“我和汉字的纠缠，虽不连上国家命运，人类前途，却和亲人有点干系。写不出名堂，先就对不起屁股下这加拿大生产、发出新皮革香味的座椅。”
深层地探索刘荒田潜藏在文字背后的人格动力，不能不注意到激发他创作的又一个鲜明的人格心理烙印，那就是他日益紧迫的“中年情结”。
说到“中年情结”，刘荒田在他的《滨海十年》中曾这样直白：“滨海十年，是一生中至为宝贵的中年，它过去了，我也走向五十岁，怎么可以相信，光阴就这般，在雾起雾消，上工下工里，几乎了无痕迹地打发了呢？”生命的“了无痕迹”，在红尘中司空见惯，但在刘荒田则不能，他不甘，他要为自己的生命留下文字的“印痕”，来证明自己有意义的存在。这一焦灼的生命意识在他逼近中年时愈发地显得枳烈，更激化了他对写作痴狂般的追求。在《“时间”二章》文中，荒田谈哀乐中年的怀想：“中年以后，最引起无穷恐慌的，是时间。一如一个在赌场上输得差不多的赌徒，掂掂口袋里积存的老本，已经是鲁迅笔下那位面对一小碟茴香豆的孔乙己。”在《失守的关隘》里，荒田讲的是五十大寿的故事，他这样地感慨：“‘老’是前所未有的风景：圆通的智慧、仁慈的心肠，微笑着，沉默着，看透了世人的肠肚，却不点破，对一切妄执，出以‘曾经此苦’的爱怜，对一切荒谬付以‘我也有过’的体谅。在蓬勃的青春，哀乐的中年之后，如果少了老，于红颜于将军，尚可以拿‘不许人间见白头’排遣遗憾，于凡人，却是生命中最大的偏废。”荒田咏“老”，其意旨却在于他所主张的“我要把每一个生日，称为攻占老年的捷报”。
显然，对于荒田这样一个生命意识如此强烈的作家，再加上“中年情结”的紧迫，更有他天赋的敏锐触角时时感触生活的冲动，遂造成他今天健笔奔涌、汪洋恣肆的创作局面。
再让我们从他的作品之外回到作品之内，近睹他一篇篇苦乐悲欢的文字，缕析他心灵折射的光谱，顿然发现，那一页页斑斓多彩的文思背后正是聚焦在他那时时激荡的所谓“假洋鬼子”的无边情怀。
“假洋鬼子”是荒田给自己的戏称。他用“假洋鬼子”的目光看“世相”，以“假洋鬼子”的心怀作人生思考，以“假洋鬼子”的浪漫舒展联想，不惜“假洋鬼子”的自省自嘲。那么，究竟什么才是他独特内涵下的“假洋鬼子”？这里的“假洋鬼子”显然迥异于鲁迅在《阿Q正传》一书中的形象含义，而是反其意而用之。荒田的“假洋鬼子”，是在海外“出洋”多年、住洋房、穿洋服、说洋话，但骨子里还是地道的“中国人”的“假洋鬼子”，它的深刻含义除了对自我的调侃，还包涵着一层现实中很难熔铸成“真洋鬼子”的绝对距离。所以，在“调侃”的背后，实际上蕴藏的是一种文化的无奈，一种环境的隐痛，一种人生的苦涩和悲怆。
荒田自己说：“至于我，尽管早已加入美国籍，所端的洋饭碗，所处的洋社会，异化，即夷化，在所难免，似乎好歹和‘洋鬼子’沾点边儿，却总真不起来，不但说英语带粤语口音，而且，无论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还是心态，基本上是中国的。如果说和国内同胞小有不同，那是长年在地理和心理的双重边缘，经受东西方两种文化夹攻的缘故。”“好在，我这个‘洋鬼子’，虽然‘假’一望可知，但其中的各种情怀、各般思考，都是真实的。”他在《“芝麻街”与我》里还写道：“我有‘芝麻街’，也有床前明月光‘，我有汉堡包，也有粽子和汤圆；我有带口音的英语，也有用上百万方块字做的诗文”。这就是“假洋鬼子”之所以招读者喜爱的根本所在，因为他实在是“假”里透“真”。
我对“假洋鬼子”的喜爱，除了他的“真”，着迷的更在他如此地多愁善感和唯美唯情，尤其是他在最悲凉的时刻也能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梦想！散文《等你，在雨中！》被誉为是他这方面最感人的作品，因为他竟然把一个如此世俗的故事写成了沁人心肺的诗篇，写出了一个挣扎在红尘中的普通人渴望从世俗中超越的人格力量：“就让我从太实际、太琐屑的庸常日子中造一些幻境吧，让我等一种飘忽如雨的梦吧、、、一如小草在雨前的沉默，一如云在风起前的宁静，一如没有约会的处女，在黄昏对窗前小花的低语。”
另外，我们也会感动“假洋鬼子”的长歌当哭。他的《独处的午后》，黑暗中泪水的滂沱，《阳光灿烂的午后》中的深情畅想，《十字街头》里的思绪跌宕，都充分展露出作者浓郁的诗人气质。更感人的细节是他在月夜的墙根下倾听蟋蟀鸣叫，默念的诗句却是：“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的美妙。
其实，好的散文家本该就是诗人。刘荒田早期的文学梦正是以诗集《北美洲的天空》、《异国的粽子》、《唐人街的地理》、《旧金山抒情》为代表。那时的他，距“洋鬼子”还甚远，挚爱的是乡情，表达的是对民族之根的留恋，他以自己饱蘸中华文化的墨汁，迎面与西方的冷气流撞击。时光飞逝，岁月如歌，虽然早年的那些失落、惆怅和无根的惶惑，已经演变为今日的从容和安居，当年的那化不开的乡愁，已经化作今日四海为家的放达，但对于荒田来说，“诗人”的气质和情怀却始终未能改变。他把自己对生命的爱转化为对人世百态的极大关怀，他曾经因为路遇一个络腮胡子的大汉，迷恋他腰间的一串笨重的钥匙所发出的声响而在林中小路上悄然跟踪；他在中年向晚之时的情人节还冲动着给自己的妻买一朵英国诗人彭斯诗里写的“呵，一朵红红的玫瑰”；他在滚滚车轮的巴士上歌咏那一只小小的“蜻蜓”。
作为一个“移民情怀”深重的作家，刘荒田从“假洋鬼子”的新奇“东张西望”，到肝胆柔肠的“悲欢歌哭”，再到放胆豁朗的“想入非非”，他几乎是写尽了一个来自东方的他乡异客辗转在西域红尘间的诸多层面，可说是用散文的形式为海外的中国人刻划了一幅面目生动的长卷“清明上河图”，而站在那图中央的醒目汉子就是他自己。
文学，这本来自于生存苦闷的艺术，带着她与生俱有的浪漫，挥之不去的却是那永恒的悲情和忧伤。这“悲情”有时是生命的无奈，有时是面对世界想而不得的哀叹，然而，文学的魅力就在于她能勾起我们最心颤的怀想。
深知刘荒田创作甘苦的海外评论家李硕儒先生说：他碾转在“红尘”当中，但“笔锋所至，从落荒海外的心灵迷失到对“家”的寻找，从具体而微的形而下的困惑无奈，到形而上的生命意蕴的追寻，从对世风世态的冷嘲到一腔悲悯的热讽，从冷峻犀利的嘲人到毫未容情的嘲己、、、真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他的那支笔只想随着自己心灵的走向，问天问地问自己：生命何以如此？生命的原蕴何在？这里，正是一语点破解读刘荒田创作风景的大道通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