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山寻故居——探访中国劳工运动之父马超俊事迹  [复制链接]

    最近，台山市人民法院急侨胞之所急，为旅美乡亲马国威先生找出20年前其爷爷马渠俊的错案平反判决书，使蒙在马国威心头55年的阴云迎风而散。马国威先生的爷爷马渠俊是民国时期人马超俊之胞兄。提起马超俊，乡里上了年纪的老人都知道他的名气——民国时期的南京市市长。据史料记载，马超俊还是赫赫有名的中国工运之父。为了了解马超俊先生的有关事迹，近日，江门日报记者采访了相关知情人士，并到马超俊故居寻访。

　　寻访马超俊故居

　　近日，记者慕名到白沙镇寻访马超俊的故居。在白沙镇文化站余站长的引领下，我们沿着一条水泥乡道驱车来到了离白沙镇区约6公里的马超俊故里——上南朗猪头咀村探访。

　　马超俊的故居就在村子前面的一座小山包上，其三面都是水稻田，旁边还有一口小水塘和一棵长得郁郁葱葱的龙眼树。故居是一座两层的典型洋楼，旁边还有两间洋楼与其相伴，里面没有人居住，但建筑物却非常完好。马超俊的故居在三栋洋楼中最为壮观雄伟，显得鹤立鸡群，这在当时就是达官贵人所住的地方。这栋建筑物的东面开了很多门窗，很有气派，窗上的玻璃除了几块烂掉之外，其余的都保存得很完整，与历经风霜的外墙相互辉映。其南北两面各有一扇大门，都是用上好木板打造，坚固耐用。

　　据余站长介绍，马超俊的后人都居住在美国，现在他的故居由他的远房亲戚看管。马超俊虽然去世近30年了，但家乡人民仍然对他念念不忘，家乡的侨刊多次刊登他的事迹。近几年，还有不少中外学者到这里探访马超俊的故居，了解马超俊的事迹。

　　三任南京市市长

　　据《台山县华侨志》记载，马超俊是白沙镇上南朗猪头咀村人，17岁赴美深造，肄业于旧金山庇鲁机器专门学校。

　　在美国期间，马超俊适逢孙中山到旧金山宣传革命，得致公堂黄三德介绍，他认识了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献身革命。1905年，马超俊离美往日本，就读于明治大学，后来奉孙中山之命回国策动革命，入汉阳兵工厂，随后又转入上海制造局当技工，宣传革命真理，组织工人参加革命。粤、汉等各地劳工深受其影响，纷纷组织工会，响应革命，贡献良多。1907年12月，马超俊参加镇南关之役，失败后，开办了“中兴公司”，掩护革命****人，联络集会秘密活动。1911年10月武昌起义，他率领海员100余人，组织广东华侨敢死队，由沪赴汉，转战汉口大智门，继而坚守汉阳兵工厂，与清军冯国璋部苦战8日8夜，弹尽援绝，才率残部撤回武昌。

　　民国初建，马超俊任国会议员，黎元洪委任其汉冶矿务督办以笼络，马超俊知其意而坚辞不就。之后，袁世凯称帝阴谋败露，他乃复回汉口，参加“铁血团”组织，被捕入狱8个月，孙中山托伍廷芳、温宗尧从中活动，马超俊终于获释。1914年，马超俊受命到广州设立海鸥针织厂，秘密进行倒袁运动，同时组织“暗杀队”。“二次革命”失败后，马超俊避到日本，孙中山遣送其入琴瑟湖八日市中华革命****航空学校学习飞行，历时2年。1916年，马超俊随中华革命军东北总司令居正领导之航空回国参加讨袁之役，是年4月率机队轰炸济南山东访府署，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中死去，反袁运动结束，马超俊转赴北平筹设民间航空学校，为创办航空学校募集资金。1917年6月，孙中山电召马超俊南下，参加“护法运动”，从此离开航空界。

　　1917年，马超俊受命拟订“开展全国劳工运动计划”，是年底“全国机器工人联合会”于广州成立。1920年，孙科任广州市市长，马超俊担任广州市府特别助理，继任广州市政府委员。

　　在中国劳工运动史中，马超俊参与策动的有：1919年广州机器工人罢工，1920年香港机器工人大罢工和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均取得重大的胜利。陈炯明叛变后，马超俊组织发动工人罢工，陈炯明下令悬赏10万元逮捕马超俊，马超俊遂离粤奉命组织游击队讨陈，1923年1月率部参加光复广州之役，4月任广东石井兵工厂副厂长，后因护厂有功升为厂长。在任期内，曾秘运枪械500支给黄埔军校武装学生军。1926年，马超俊奉派南北美洲考察工人运动，并联络海外华侨吸收参加革命工作，1927年归国，任国民政府劳工局长兼“劳工立法起草委员会”主任委员。1928年任国民****广东省****部整理委员、广州特别市****部执行委员长兼宣传部长、广东省政府委员、农工厂厅长、建设厅长等职。1929年任广州市****部执行委员，国民****第三届中央候补执委，同年出席日内瓦国际劳工大会，担任劳方代表。

　　1931年5月1日，马超俊膺任欧美各国劳工考察专员，11月任南京市市长。1935年任国府委员，1937年复任南京市市长。1938年任中国战时儿童救济会副会长、全国慰劳总会副会长、国民****中央社会部副部长。1940年任国民****组织部副部长。1945年抗战胜利，马超俊第三次出任南京市市长，1946年12月调任中央农工部长，领导各省、市总工会，及全国性铁、工、邮、盐、矿各业复恢组建工会，综合成立全国总工会，同年当选国民****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代表大会代表。1949年马超俊去台湾，1969年8月4日患脑血管栓塞症，长期卧病医院，于1977年9月19日在台湾荣民总医院病逝，享年92岁，葬于台北近郊金山富贵墓园。

［此帖子已被 Bonjour 在 2008-4-23 11:40:49 编辑过］

在国民党的上层人士中，很多人都有着相当的学历或背景，马超俊却是工人出身，也没有什么学历，他是凭着自己的天资和刻苦努力，才跻身于上流社会，后来做到南京市长。
      马超俊因为是工人出身，在国民党内长期从事劳工运动，所以是国民党的劳工问题专家。他与中山陵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曾担任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及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的常务委员。
      马超俊，别号星樵，1886年生于广东省台山县白沙乡。他的父亲是个华侨，在美洲当矿工，马超俊出世不久，父亲便去世，由母亲含辛茹苦把他抚养成人。马超俊8岁入私塾，因家庭贫穷，只读了两年书便辍学，到一个铁匠铺去打工。他年纪虽小，却很懂事，他一边打工，一边刻苦自学，15岁时在台山县城应童子试，居然获取。后来，他去香港马宏记机器厂做工，晚上在少年学社读书，还学习英文，为他后来顺利出国打下了基础。
     1902年，马超俊到美国旧金山，在一家造船厂当工人。由于他天资聪颖，中英文基础都比较好，不久就被当地一家华侨报社——大同报馆聘为记者。这一年，孙中山先生路过旧金山，马超俊早就对孙中山十分仰慕，这时终于在大同报馆见到了孙中山先生。马超俊的聪明和勤奋给孙中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亲自为马超俊主持宣誓加入了同盟会。

http://www.zschina.org.cn/machaoqun.aspx

［此帖子已被 Bonjour 在 2008-5-1 3:00:45 编辑过］

http://bbs.lnd.com.cn/dispbbs.asp?boardID=112&ID=1301050&page=4

陆君云

　　马超俊（1885.10.14-1977.9.19），字星樵，广东省台山县人。少年失怙，奋发努力，1889年赴香港工作于船坞，晚间补习英文。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在校期间加入中国同盟会。后投靠蒋介石，发起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参加国际劳工大会。历任广州特别市国民********部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工人部长，国民政府劳工局长，广东农工厅厅长兼建设厅长，先后三次出任南京市市长，国民****广东省****部整理委员，国民****广州市****部指导委员兼宣传部长、民运部长，中央训练部民众训练处处长，国民****华北****务特派员、中央训练部长、中央社会部副部长、组织部副部长、农工部部长等职。中国国民****元老，国民政府高级官员。
　　民主革命时期，1900年赴美国，后转赴日本，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中的革命****人发动了武昌起义，攻占总督署，湖广总督瑞和新军第八镇统制张彪狼狈逃窜。出任广东籍华侨敢死队（近100人）队长奔赴武汉，在黄兴的指挥下，守卫汉阳兵工厂，反击清兵，表现出“革命热诚”和“牺牲勇气”。直到11月20日，北洋军冯国璋部猛攻汉阳，广东籍华侨敢死队才奉命撤离。后奉国父命回国领导工运，奔走於粤、汉、沪各地区，组织工人运动。1920年领导香港机器工人罢工，及香港海员大罢工，对抗英帝国主义及剥削工人的英商。
　　大革命时期，北伐胜利后，国民政府迁都南京，鉴于劳工立法的重要性，成立了劳工法起草委员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9月成立的劳工局，由马超俊先生担任局长，兼劳工法起草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劳工法的立法事宜。1928年2月调任广东农工厅厅长。成立了劳动法起草委员会，历经11个月的时间起草完成《劳动法典草案》，包括《劳动契约法》、《劳动协约法》、《劳动组织法》、《劳动诉讼法》、《劳动救济法》、《劳动保险法》共7篇、21章、863条。此一法典草案完成后，即转送中央交新成立之立法院审议，遭立法院决议将该草案留备参考，而未能见诸实施。然此后立法院所研拟之劳工立法，其内容大多取材于此，可谓中国最早的完整劳工法案版本。1931年春中国国民****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26次常务会议决议“暨南大学成立新的校董会”，为常务校董成员之一。
　　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12月12日，日寇的膏药旗插在了南京西南城墙的一角。南面各门被攻破是在12日清晨。此前，南京市长马超俊在12月1日命令全体市民，带着寝具和餐具移居到设立在市中心官厅街的“南京国际安全区”。这个南京安全区是由15名第三国人（7名美国人、4名英国人、3名德国人、1名丹麦人）管理的避难地。这里面还有金陵大学，美国的大医院和高等法院。由于日本的领事馆以及其它政府建筑物林立于此，所以市长命令市民移入该区。
　　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1月15日夜，何应钦将军在黄埔路陆军总部召开了有当时南京市长马超俊、陆军总部工兵指挥官马祟六、南京宪兵司令部张镇等人参加的一次会议。把卖国贼汪精卫的墓焚掉，保持南京中山陵的神圣和庄严。1949年去台湾，受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并任国民****中央评议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6年与陆京士发起一次洪门恳亲大会。结果国民****不允许青洪帮公开开山堂收徒弟。青洪帮只有秘密地进行，成为台湾的黑社会组织。1960年出任国民****中央纪律委员会主任委员。1965年10月14日80寿辰时，在中国文化大学（当时称学院）成立劳工研究所，出任理事长。10多年来造就了近100位劳工管理专业人才，服务社会。1969年退职转任“总统府资政”。后任《中国劳工运动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是第一届“国大代表”和第六届国民****中央执行委员。
　　1977年9月19日因病在台北荣民总医院逝世，享年92岁，葬于台北近郊金山富贵墓园。著有《三民主义劳工政策》、《比较劳工政策》、《中国劳工问题》、《中国劳工运动史》（四册）、《马超俊先生言论集》（四册）等。

　　马超俊撰挽联

卅年崇事，累月侍从，一旦失瞻依，耿耿寸心何所寄；
万夤含悲，众生憔悴，千秋供想像，泱泱主义系人思。
——1925年3月挽中国国民****总理孙中山

　　贺赠马超俊联

老骥不忘千里志；
乔松弥励百年心。
——台湾“中国广播公司”董事长梁寒操贺马超俊70岁寿诞
　　梁寒操（1899-1975），号均默，原籍广东省高要县人，出生于三水县。自幼聪慧，以文章书法被誉为高要才子。历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秘书长、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部长、中宣部部长等职。1949年经香港去台湾，任“中国广播公司董事长”。好读经，擅楹对。

［此帖子已被 Bonjour 在 2008-4-23 11:41:50 编辑过］

南京沦陷前的南京市长马超俊

马超俊被称为“中国工运之父”。1905年夏，马超俊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国民****元老级人物。进入民国以后，主要从事劳工运动工作，著有《中国劳工运动问题》、《中国劳工运动史》等书。然而，他却先后三次任南京市长。１９３１年１１月任南京市市长。１９３５年改任国府委员，１９３７年复任南京市市长，直南京失陷。至后方后，任任中国战时儿童救济会副会长、全国慰劳总会副会长、国民****中央社会部副部长。１９４０年任国民****组织部副部长。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马超俊第三次出任南京市市长，１９４６年１２月后调任中央农工部长。1949年大陆解放，马超俊去台湾。1950年起，历任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国民****评战委员、国民****中央纪律委员会委员、“中国劳工运动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华侨协会总会”理事长、广东同乡会理事长、“总统府”资政等职务。     抗日战争爆发，战事逼近京畿，马超俊为保存文物资料，将故宫博物院存在南京的数万千文物，及南京市全部房地产档案，抢运后方。为了保护故宫文物不至遭战火毁灭或被日本帝国主义掠夺，故宫博物院决定采取文物避敌南迁之策。从1933年2月至5月，宫内重要文物被装成13,427箱又64包，分五批先运抵上海，后又运至南京。遂于南京建立文物库房，并成立了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南迁文物又沿三路辗转迁徙至四川，分别存于四川省的巴县、峨嵋和乐山。     1937年11月中旬，当日军威胁南京之时，住南京的外籍人士，为了南京居民的安全，决定援照法国饶神父在上海南市设立难民区收容难民的先例，成立一个国际救济机构，定名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以便在最危急的时候，使未及撤离的难民有一个躲避的处所，并避免日军的轰炸。委员会公推德国西门子洋行的拉贝为主席，金陵大学教授史迈斯为秘书，杭立武为总干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曾同中、日双方进行交涉，要求承认安全区的中立地位，不驻扎军队，不设立军事机关，不施轰炸。中国方面完全同意国际委员会的要求，南京市市长马超俊还把安全区的行政责任交给国际委员会，同时交给该委员会一些款项、粮食及警察。当时，马超俊曾分配给安全区400名警察来维护安全区内的治安,但日军入城后不仅在安全区内搜捕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和平民,而且也将这些警察和一些志愿警察拉去屠杀。“安全区”不安全，当然不是马超俊的初衷，这里有着“安全区”本身的功能错位。 （21CN特约撰稿 鳌峰）

［此帖子已被 Bonjour 在 2008-4-23 11:43:04 编辑过］

［此帖子已被 Bonjour 在 2008-4-23 11:44:06 编辑过］

1935年南京曾举办麻将友谊赛

上周，晨报专刊部报道“金陵雀圣大赛”开始，引起了广大麻将爱好者的兴趣。在民国时期的南京，打麻将是人们茶余饭后一种常见娱乐方式，上至军政高官、社会贤达，下至平民百姓，凡有此爱好者，提到打麻将定然兴致勃勃。包括司徒雷登在内的外国人都入乡随俗。1935年南京还曾由半官方人士出面，举办过全市规模的麻将友谊赛呢。

为过把瘾，市长夫人悄悄上赛场

民国时期，在新街口和管家桥之间(现金陵饭店所在地)，有一体育场为市业余体育会所建。体育场东侧有两排平房和一幢二层洋楼，体育会办公室即在楼上。1935年秋，扶轮社经理康某提议，拟在香铺营联谊公会举行民间麻将大赛，意在活跃社会气氛，引导市民健康娱乐。此事为马超俊市长知道后，他坚决不同意出借比赛场地，理由是这比赛有违“新生活运动”精神。康某无奈之下求助于市业余体育会会长赵敏恒，赵敏恒反问为何不在扶轮社礼堂举办麻将比赛。康某表示，扶轮社大老板陈果夫也很古板，一向不赞成打麻将。赵敏恒酷爱体育，他考虑再三，最后同意免费出借比赛场地，但有个条件，就是麻将比赛不得广事张扬，亦不得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得低调进行，且要压缩规模，三天内就得结束……总之，娱乐娱乐而已。比赛邀请函一共只发出120张，参加者多为大学中学教师、机关职员、剧团演员。当时在南京的著名演员唐槐秋、唐若青父女、舒绣文、吕恩等都不邀自来，虽不能上桌打牌，却也充当看客，过了把牌瘾。尤为搞笑的是妇女部长沈慧莲居然背着丈夫马超俊市长也悄悄地来到比赛会场“过瘾”，受到赵敏恒和市体育会副会长张竞立的欢迎，还安排她上二楼加入几位教授的牌局。

张竞立时为铁道部财政司长，是个“财神爷”。比赛时期，他为参赛人员备好了烟、茶、点心和饭菜，还安排了几辆小汽车，接送有些身份和社会地位的麻友，使这次麻将比赛进行得很顺利。比赛结束后，前10名选手还去三山街邵复兴酒家摆了一桌，以示庆祝。

纵横牌桌，唐生明夫妇巧取汪伪情报

1940年初，国民****著名将领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在常德警备司令任上，忽奉蒋介石之召赶赴重庆，蒋命他潜往日伪统治下的南京，设法打入汪伪高层，搜集情报，并做策反工作，只与军统头子戴笠保持秘密联系。唐生明旋即前往上海租界，与影星妻子徐来会合，结伴同赴南京做“卧底”。很快这对夫妇受到汪精卫的接见，优待有加。汪精卫将唐生明夫妇安置于城西牯岭路上一所带花园的洋楼内，并任命唐生明为汪伪军委会委员、中将高参。唐生明出手阔绰，爱好打麻将，又有好酒量，是个出了名的玩家。他家里常高朋满座，而徐来亦爱玩乐，牌技极好。在上海拍电影的十年里，每有空闲，徐来除了跳舞便是征战于牌桌上。如今来到相对生疏的南京，起初徐来深居简出，只在家里打牌，后来，为了配合丈夫的情报工作，她主动“出击”，很快就与汪精卫老婆陈璧君、周佛海老婆杨淑慧等混熟了。通过牌局、饭局，徐来搞到汪伪核心层不少重要情报。

上世纪40年代初，汪伪高层的夫人们常集中在慈悲社58号杨淑慧私宅内品茶打麻将。日军头目影佐琐昭等也爱打麻将，他们听说唐生明夫妇的技术十分了得，居然放下架子，甚为谦虚。唐生明夫妇则开心至极，要知道这是对他们卧底工作极好的掩护。

1945年抗战胜利后，搞情报有功的唐生明并未升官，挂名军委会中将参议。1949年，徐来移居香港，她体弱多病，久已息影。唐生明则参加了长沙和平起义。

入乡随俗，司徒雷登是麻将高手

人们或许都知道，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广于社交，很有一套交际本领。1947年制宪国大召开之前，宋美龄格外活跃，她打听到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个“中国通”，熟悉中国古典文化，而且打麻将也是高手，牌技娴熟。于是，宋美龄出于政治需要而重温牌技，她还经常邀请黄丽明、谈月色等朋友切磋牌技，品味着美国咖啡或者奶茶，玩着麻将，悠闲而惬意。然而，这位第一夫人却不能不思考政局，宋美龄知道司徒雷登对国民****政府的贪污腐败持激烈批评态度，她渴望能够对这位大使施加影响。

司徒雷登出生于杭州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自幼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和几种方言。上世纪30年代，他担任北平燕京大学校长时就经常邀请一些教授上自己住所吃饭品茶打麻将。司徒雷登精于计算，很会摸牌，总是赢得多输得少，对自己的牌技颇为自负。

1948年4月的一天，司徒雷登邀请宋美龄上他的官邸做客。共进午餐后，宋美龄提出打打麻将，轻松轻松。司徒雷登欣然同意，在客厅里摆开桌子后，取出一副已经很有些年代的牙骨麻将。司徒雷登的秘书傅泾波和宋美龄随身秘书夏功权也上桌，四人共打完八局后，司徒雷登果然牌技不凡，占尽优势，但他出于礼貌，还是不露痕迹地制造了几次出牌的疏失，让宋美龄找回了些许面子。据说，后来，宋美龄也曾邀请司徒雷登大使上小红山官邸做客，并打麻将，但已兴致日减，由于时局紧张，他们都已经没有心思玩牌了。


摘至中华报业网

［此帖子已被 Bonjour 在 2008-4-23 11:45:22 编辑过］

   陳炯明係秀才出身，家境不太寬裕，後就讀廣州法政學堂，學業成績甚佳，熱心革命，得講師李文範、朱執信等賞識，由朱介紹參加中國同盟會南方支部，擔任宣傳部長。法政學堂畢業後，籌辦海豐自治報，頗負鄉譽。黄花崗之役，爲選鋒隊長。新軍之役，以廣東諮議局議員身份掩護革命行動。

   武昌首義後，陳炯明起兵攻取惠州，嗣後胡漢民爲廣東都督，陳爲副都督，黄士龍爲參都督。總理經香港北上．胡漢民隨往，廣東都督由陳代理．及總理辭去臨時大總統職，胡復任都督，陳出任廣東護軍使。二次革命失敗後，陳與李烈鈞、柏文蔚等在南洋另組水利促成社，當時黄克強在美，總理在日本，形成鼎足三分。民國六年九月十日，護法政府成立，十二月二日，由廣東省省長朱慶瀾撥警衛軍二十營，成立援閩粤軍，任陳炯明爲總司令，鄧鏗（仲元）爲參謀長，率軍攻取龍岩、漳州、汀州各地，即屯軍於此。九年十一月，粤軍回粤，驅逐桂系，陳兼任廣東省長，十年五月五日，總理就任非常大總統，陳爲內政部長兼陸軍部長。不久（五月二十八日）陳率軍討伐陸榮廷，進至南寧，九月平定廣西，年底返廣州。廣東各界迎於天字碼頭，是爲陳的功業鼎盛時代。

   廣東光復的時候，胡作都督，副都督有三人，爲陳炯明、朱執信、黃士龍。是時各路英雄集結廣州，胡從香港來，李準、張鳴吱投降。陳從惠州來，收容湘軍洪兆麟部，在石龍與王和順的綠林豪傑會合。廣州城內，土匪民軍甚多，龍蛇混雜，黑白不分，甚至包圍都督府，拿著炸彈要錢，因而被抓到槍斃的很多。總理自海外歸來，偕胡漢民赴滬，旋至南京就臨時大總統職，胡出任總統府秘書長，陳代理廣東都督。當時有人擁護汪精衛，有人贊成朱執信，也有人推舉孫德彰（字壽屏，總理長兄）。汪、朱皆爲文人，無軍隊作後盾，民軍雖擁護孫德彰，但總理不以爲然，總理認爲他哥哥只能從事實業，不適合作都督，大家擁護他，有失公平，愛之反足害之，其議遂寢。德彰聞訊，甚爲憤慨，然亦莫如之何。德彰原在檀香山經營大牧場，有華僑二千人參加墾牧，後來在香港開酒店，以其雄厚資財，助總理革命，他有政治野心，但乏政治才具，知兄莫若弟，總理雅不願乃兄捲入政治漩渦，以自毀其聲譽。

   總理辭臨時大總統職後，胡漢民復任廣東都督，陳炯明憤而走香港，雖被朱執信勸回，但陳、胡之間已深存芥蒂，分裂之機，即肇端於此。及二次革命失敗，黨員星散，總理至日本，組織中華革命黨，重振聲威，李烈鈞亦到日本，謁總理，總理詢曰：「君來此何爲?」答稱：「願繼續獻身革命。」總理乃面予責斥：「我將江西一省的重任交給你，你卻剛愎自用，不服從命令！叫你發動，你不發動；不叫你發動，你反而擅自妄動，貽杖謾C，一敗塗地，還有何面目見我?」烈鈞無辭以對，赧然走南洋，與陳炯明、柏文蔚、熊克武等組織水利促成社，與總理分道揚鑣，各行其是。朱執信赴南洋聯絡，碰壁而返。陳炯明自視甚高，夜郎自大，對總理並不忠實，至此竟別樹一幟。加之陳、胡間恩怨重重，裂痕日益加深，所以民國十一年陳的叛變，可說種因已久，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陳炯明叛變的主要原因，可分左列四點說明：

   （1）個人英雄主義：陳炯明極富個人英雄主義的意識，大家捧他，南洋華僑也擁護他。他在廣東的勢力很大，軍隊最少有十多萬人。他總想作領袖，不甘屈居人下。

   （2）吳（佩孚）趙（恆惕）對陳的聯絡：在一般軍閥的心目中，陳炯明的名氣反在總理之上，因爲廣東方面，總理的力量是虚的，陳的力量是實的，總理只有對黨員的影響力，陳卻掌握實際的兵權。所以吳佩孚、趙恆惕都派人跟他聯絡，希望他贊成聯省自治，阻止總理北伐計畫的實施，並詭稱俟全國統一後，擁護他作領袖，適投其所好。

   （3）社會主義派與共產黨的拉攏：陳是秀才出身，嗣又入廣東法政學堂畢業，嚮往社會主義，當其駐軍漳州時，許多社會主義者前往襄佐政治、宣傳、教育等工作，梁永弦任教育局長，派學生出國留學。陳秋霖主編閩星報，炯明親撰發刊詞，倡導社會主義。粤軍回粤後，邀陳獨秀主持教育，言聽計從，相處若師友，因此受毒甚深。鄧鏗常常說：「陳競存的思想最不堅定。」可稱持平之論。

   （4）封建思想：陳炯明爲廣東陸豐人，該地甚爲偏僻，與外鮮交通。陳氏見聞不廣，不懂現代政治，不會國語，滿口的海陸豐土話。他雖一度贊成君主立憲，但未曾接受康梁思想，轉而參加革命，又不了解總理的學說和主張。所用部屬親信，亦多海陸豐人，非親即友。如鍾秀南、鍾芾農爲其表弟，陳達生，陳伯華爲其族弟，陳炯光爲其堂弟。其智囊馬育航則爲同母異父兄弟。將領如葉舉、洪兆麟、楊坤如、鍾景棠、黃強等，多不學無術，其中以黃強比較有知識，陸軍小學畢業，後留學法國，但妄自拿大，目空一切，到大元帥府，向不稱總理，只問「中山在不在?」其驕悍可知。此外諸將，率皆缺乏遠見，毫無知識，滿腦子封建思想，把廣東當成自己的天下。這種封建觀念的作祟，是促成陳炯明叛變的主要原因。

   總理主張北伐，以武力統一全國，澈底肅清軍閥餘孽。陳則受吳佩孚、趙恆惕愚弄，持相反的意見，號召「模範起信」，建設兩廣，連絡西南。當時鄧鏗周旋雙方之間，頗盡緩和疏解之責。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鄧鏗被刺於大沙頭車站，傷重身死，不久，陳達生亦被刺隕命，因此雙方疑忌日深，終至不可排解。四月二十日，總理下令准陳辭去粵軍總司令與廣東省長職。陳即離廣州赴石龍，轉惠州。二十二日總理抵達廣州。此時陳將親信部隊，佈防於石龍、虎門各地，其駐桂軍隊，由葉舉率領，自南寧還師廣州。五月六日，總理離廣州抵韶關，九日在韶關誓師北伐，全力注意北伐軍事，而陳部主力則集中省城及白雲山等處，已顯露謀叛跡象，粵垣人心，一夕數驚，大有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之感。六月一日，總理令胡漢民留守韶州大本營，自率衛士回廣州，以資鎮懾，未料竟發生十六日陳部砲擊觀音山之變。

   六月十四日，我得工會密報，葉舉偵探長黃福生連日積極行動，葉部機關槍隊，已密布交通要道。下午二時，我去觀音山粤秀樓晉謁總理報告，總理不以爲然。下樓時，往吊橋，遇廖仲愷，告以葉舉、洪兆麟、李雲馥等，調兵遣將，甚爲頻繁，有一觸即發之勢。廖故示鎮定，但已顯露恐懼之色。並對我說：「萬不可聽信謠言，自相驚擾，妨害大局。」

   十五日，居正、馬君武去白雲山訪葉舉，傳達總理推誠相與之意，葉舉佯允服從。當日下午，秘書長謝持已知陳部密謀，秘書林直勉兼廣東電報局長，亦檢獲陳部密通北政府證據，同時報告總理，恐粤軍有不軌行動，宜速離公府，以防反側，總理拒絕。夜間三時（十六日晨）洪兆麟已率隊包圍總統府，總理仍堅持不去，經林直勉、林樹巍等數人強挽出府。此時各重要街口皆已佈滿步啃，不能自由通行，總理單身走至財政廳前，恰遇洪部大隊，乃雜入隊中同行。總理臨變鎮靜異常，從容不迫，洪部以爲同事，亦不查問。至永漢馬路才脫險至長堤，安抵海珠海軍總司令部，與海軍總司令溫樹德等同登楚豫艦，召集各艦長，決意戡亂定難。

   當天夜裹，我得到陳部叛變的消思【析世鑒： “消思”，原文如此。 】，即偕余妻沈慧蓮女士趨往粤秀樓營救總理，雖衝過叛軍數條防線，然終被阻，不能進入。天亮後，我打電話給總統府衛隊長馬湘（係我的族姪）與黄惠龍。我問：「總理在那裹?」他們說：「已經脫險了!」 「夫人呢?」「還在粤秀樓。」我囑他們二人，務必盡力與敵人周旋，乘隙保護夫人向附近水母灣馬伯麟家突圍。同時我又電請廣州衛戍司令魏邦平，迅速設法營救夫人。十六日下午三時，馬湘、黄惠龍護送夫人突圍逃去，惠龍中途被衝散，四時，馬湘與孫夫人到達馬伯麟家。我聞訊後，立偕余妻馳往，留余妻隨侍孫夫人，我即赴沙面與工部局巡捕長吳有、副巡官姚昌等商洽奔走接應辦法。繼又返馬伯麟家，請孫夫人改著黑色紡綢衫褲，與余妻並肩步行，我作前導，馬湘殿後。行至濠畔街十三行杉木欄，孫夫人體力漸感不支，舉步維艱，這時突有人呼喊「宋慶齡」者，我急中生智，找到一付肩輿，供夫人乘坐，至沙面西橋閘門，遇有叛軍十餘人趕來，喝令停止檢查，吳有、姚昌正在門閘等侯，立啟閘門。我們迅速進入，即刻將閘門關閉，總算化險爲夷，又逃出了一關。

   十七日晨，我到嶺南大學訪鍾榮光校長，設法營救孫夫人出險。適孫哲生與美籍顧問努文先生趕來，乃共同商定營救辦法，借電船一艘，駛至沙面，由余妻及馬湘伴夫人登船，冒槍林彈雨，折返嶺南大學，再由我與努文先生一同登船護送夫人至黃埔永豐艦，與總理團聚。

   我將孫夫人救出後，即集中全力，策動工人，配合戡亂工作。陳炯明鑒於驅逐桂系之役，工人發揮了最大的力量，認爲必須將我逮捕，始足小米消弭工人主力。乃懸賞十萬元，購線搜緝。七月二日，我正在自來水廠召集穗垣各工會領袖開會，被陳偵悉，秘密照會英、法領事，派遣大批軍警，包圍自來水廠，將閘門關鎖，使人無法逃出。軍警直入會議室，余妻沈慧蓮躲入門後，其餘在場十六人，全部被捕，交吳有、姚昌二人看守。吳、姚爲我的老友，乘機以余妻補我的空缺，我即從窗口跳出，爬上水塔，至第四層，向下眺望，見軍警層層密佈，真是插翅難飛。當時抱著殺身成仁的決心，從四十八尺高的水塔上躍下，落在游泳池走廊之旁，僅昏暈片刻，毫髮無傷，可稱奇蹟。清醒後，軍警並未趕來，乃跳入游泳池內，游水數碼，至岸邊，適有泳客所遺空牛奶瓶四隻、毛巾兩條，即偽裝游泳池僱工，以毛巾捆紮奶瓶，携之向水池便門走出。至馬路口，被軍警發覺，持槍追來，正危急中，恰遇一商店夥友，穿著黑拷綢衣褲，跟我的服裝完全一樣，帶有大批現鈔，看到我跑，認爲有強盜追來，也落荒而逃。軍警誤認他就是我，乃向之窮追，我則乘機逃入救火局後面廁所，此時忽然陰雲密佈，風雨大作，雷電交加，如有天助。我乘軍警防範稍懈之際，再逃至魯麟洋行倉庫，管理人將我藏於箱內，屏息噤聲，達數小時。十點半鐘，巡捕果來搜查倉庫，幸未發現。至深夜，姚昌跑來慰問，並雇小艇一艘，叫我僵臥艇內，偽裝患急症暴卒者，偷渡至白鵝潭，繼到花地，即轉往黄埔，登永豐艦謁總理，報告廣州工人運動的情形與逃亡之經過。本擬即返廣州，繼續策動工運，總理認爲危險太大，堅囑暫留艦上。當時蔣公中正赴難來粤，日侍總理左右，故得時相過從。未幾，局勢惡化，海軍携貳，必須另闢途徑，完成革命大業。乃由蔣公、汪精衛、陳羣、黄惠龍、馬湘、陳煊、趙植芝與余八人，及數名衛士陪同總理離永豐艦，逕赴上海。

   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二日，總理在北京逝世，灵櫬暫停於西山碧雲寺，並保存總理生前衣物。八月初我隨孫哲生先生到達上海，十七日，黄大偉邀宴，並且說純係爲我們洗塵，絕沒有外人參加。當天中午我與孫哲生如約到達霞飛路底黄宅。進入客廳，陳炯明、馬育航竟赫然在座，始悟此係黄大偉有意之安排，俾使雙方言歸於好。當時情形甚爲尷尬，彼此寒喧後，陳囁嚅而言：「我一生最遺憾的事，是背叛了中山，而且在其臨終時，也没有機會見他最後一面，解釋誤會，實感衷心難安。」言下不勝傷感。我怫然作色說：「死者已矣，夫復何言?」立即拉著哲生走出，結果不歡而散，飯也沒有吃成。我認爲這並不是個人的仇恨，而是國家的仇恨，私誼方面儘可通融，而出處大節，分毫不能馬虎。

   記得陳炯明叛變後，總理寬大爲懷，派吳稚暉、李石曾、汪精衛、白映斗（五臺人）到惠州小西湖百花洲勸陳寫悔過書，陳態度頑強，堅持不肯。曾幾何時，今突然表示懺悔，真是「既有今日，何必當初。」

   平心而論，陳操守尚佳，廉潔自持，其在廣東施政，如禁煙、禁賭、民選縣長各項，皆頗著成績，粤人對他的印象良好，亦非偶然。可惜他缺乏中心思想，一朝鑄成大錯，致百身莫贖。如果他能一心一意擁護總理，則總理視爲心膂股肱，畀依之殷，他人豈能望其項背? 則定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繼承總理衣缽者，舍彼其誰? 若然，以後的局面，或將完全改觀了。

［此帖子已被 Bonjour 在 2008-4-23 11:46:19 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