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进出西藏的人爱用“上去了”和“下来了”来形像地描述进藏和离藏的过程。的确，地理上青藏高原和内地以及其他地区的最大差别就在于西藏比任何地方都要高出一截，“上”和“下”是进出西藏的必做动作。这一点高度上的差别使西藏拥有了特殊的自然环境，并长期处于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西藏文化的特殊性和神秘性，使西藏成为独一无二的“上面的世界。”
我对于这个“上面的世界”的向往，已经绵延了二十多年。大学毕业时，曾要求去边疆。学校为我争取到了一个去青海研究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名额。后来考上了研究生，便放弃了青海。但因为读的是民族研究专业，自信毕业后还能有去青藏的机会。没想到，本来很爱谈论独身主义的我还没从研究生院毕业就结了婚，而我这个曾经对城市深怀偏见的乡下人也开始认识到大都市的种种优越性，便放弃了去青藏常住的梦想。再后来，又大病了三年，还差点丢了性命。救了我一命的老中医在宣布我已经恢复健康的时候，很严肃地告诫我，不但是平均海拔四千米以上的青藏高原绝对不能去，便是海拔近两千米的昆明也最好不要去。其后十多年，我一直规规矩矩地遵守着老中医的训导。但在过了不惑之年以后，我却越来越难以抑制对于青藏高原的思念。到了去年夏天，我终于决定不再过苟且偷生的日子了：我要甩掉套在头上的紧箍咒，去看一看这位让我从少年迷恋到中年的美丽女神的真面目。那位当年用几根短短的银针救了我一条小命的老中医已在几年前故去了。我坚信这位慈祥的老人家若是在地下有知肯定会宽恕我这一点点已被压抑了很久的叛逆行为。
我是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六号这个并非有意选择的大吉大利的日子从昆明飞向拉萨的。
在那前一天下午，在昆明逛街时，看到路旁有一家很大的中医院，迷信中医的我就不由自主地进去挂了一个专家号。到了专家的诊室，发现他正准备出门办事。待我说明了来意，专家还是坐下来急匆匆地帮我号了号脉，然后就说我的五脏六腑一切正常。虽然我知道他说的不完全正确，但我还是很愿意相信他的话。我们俩都很清楚，若是我真的在“上面”出了问题，他是一点责任都没有的。在去中医院前，我已在路边药店买了据称能抑制高原反应的藏药藏红花口服液。在北京和昆明，藏红花的价格大概是五十元一盒。到了拉萨后才发现，在当地宾馆里，二十块多一点就可以买到一盒，在拉萨大街边的药店里应该更便宜。可见西藏并不是什么都比内地贵。我的那盒十支装的藏红花，到我离开西藏的时候，还剩下大半盒。我带着红红的她，主要是当作一种心理安慰，一个护身符。
内心深处，我知道我在西藏还有一尊保护神，那是我的一位从来不曾谋面的人生导师。
记得大学三年级时，我一时兴起，写了一篇讲述忽必烈征服爪哇岛的短文，自以为写得不错，便寄给了四川成都的一份历史杂志，奢望能挣上几块钱稿费，好让自己暂时脱贫解困。半个月后，收到了这份杂志的一位兼职编辑的来信。他用整整两页纸的篇幅，向我解释为什么我的文章不宜发表。大意是说，文章题目太敏感，发表后容易被当时还比较敌视中国的印尼用作攻击中国的口实。我虽然不太能接受他的解释，却对他非常感激，感激他能那么诚恳地对待一个默默无闻的学生。后来我知道，他是一位藏学家，在成都一所高校任教。因为我当时正在联系去边疆，很自然地就把他当成了导师，而他也总是有问必答。记得他曾经很认真地对我说：你去了青藏后，若能花上四、五年时间掌握藏文，将来一定大有出息。
两年后我随导师从北京去成都开会，没敢去打搅他。而他在会议简报上看到了我的名字后，在晚上九点多钟带着他们学校人事部门的负责人赶到了我的住处，要我研究生毕业后去他们学校工作。那晚我正好外出看同学了，回来得很晚，没能见到他。和我同屋的导师对我说：他不但代我接待了这两位不速之客，而且帮我回绝了他们带给我的工作机会。当时已经很世故的我一方面为不能追随这位我十分崇敬的师长感到内疚和遗憾，另一方面又为能守在北京而沾沾自喜。第二天一早，我给他写了封信，就不得不随队离开成都，想着以后总会有机会见到他。
不料又过了两年，突然就听说他心脏病发作去世了。我一直认为他是为事业而献身的，因为我总觉得他的病和他多次进出西藏也许多少有些关系─他去世时才五十多岁。我想在他去世后，他的灵魂一定是沿着曲曲弯弯的川藏线，飘飘忽忽地去了他终生热爱着的青藏高原，变成了那片多神的土地上的一尊神灵，日夜守望着那里的神山圣湖。而他若是在这个上面的世界见到我这个因为青藏高原而得到过他厚爱的不肖弟子，在失望之余，一定也会惊喜地说一声：咳，他终于上来了！我相信他会是我在那片神奇的土地上的最可信赖的保护神。
从昆明到拉萨的航班，照例要在香格里拉停留一小时。从水平距离看，从昆明到香格里拉，大概只飞了全程的三分之一。但若算垂直距离，却已飞了一大半。昆明的高度是海拔１９００米，拉萨是３６００米，而香格里拉机场已高达３３００米。一下飞机就不得不面对的几分寒意，机场外草地上悠闲地享受着绿色盛餐的牛群，远处连绵起伏的山峦，机场大厅入口处醒目的藏、汉、英三种文字的标志，以及机场播音员略带藏味的普通话都提醒着人们这里已是西藏的边缘了。香格里拉原名叫中甸，属云南藏区。为了吸引游客，当地的官员和学者费了很多心思证明中甸就是传说中的香格里拉。虽然有人表示怀疑，他们还是毅然决定把中甸正式改名为香格里拉。这是很聪明的一招，据说经济效益不错。跟我同机到达香格里拉的一帮乘客中，有些就是专门来这里旅游的。
在飞往拉萨大约一周前，我已订下了拉萨武警宾馆的一个房间。这是我在ｅ龙网上所能找到的拉萨最便宜的酒店之一，也是离布达拉宫最近的酒店之一。我到拉萨时，火车尚未开通，武警宾馆最贵的贵宾楼的房间也不过每晚２００块人民币。可能是因为订房时用了我在美国的学校的电子邮件地址，宾馆告诉ｅ龙公司他们不能接待我这个外国人。在弄清楚我不过是个在海外居住的拿中国护照的中国人后，他们终于同意让我入住。这算是我享受的一点特殊的国民待遇吧。其实在从桂林到昆明的火车上我已了解到另一项对我更为重要的国民待遇。同车厢有个德国学生，也想去西藏。但因为是外国人，需要办特许证。他要在云南等到特许证后才能入藏。火车开通后，据说特许证很快就要取消了。后来我体会到，武警部队的宾馆与别的酒店的确有些不同，就是有些特别的安全措施。每座楼的电梯边都守着一到两位服务员，外人不能随便进入。这里似乎也没有别处都有的一些特殊服务项目。我在那住宿的前后大约一个星期中，就从来不曾接到过按摩女郎们的电话。
坐落在雅鲁藏布江南岸的贡嘎机场不只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机场之一，也应该是世界上离市区最远的机场之一。从机场到拉萨市区大约有一百公里，机场大巴要疾驶一个多小时并穿越三个县和两条河。大巴的终点站是布达拉宫脚下的航空宾馆。从航空宾馆走到在同一条街上的武警宾馆，大约花了十五到二十分钟。大街上有不少揽客的出租车和三轮车。出租车十块钱就可以坐到拉萨市内任何地方。三轮车只跑短途，一般收三到五块。
在此后的十多天里，我在拉萨，日喀则和泽当等地结识了很多出租车和三轮车司机。除在拉萨和日喀则各遇到一位藏族师傅外，其他的司机全是内地人。那两位藏族师傅也是从市区周边的县里来的。三轮车司机中有许多来自西北地区的回族，也有内地汉族和当地的藏族。内地来的出租车司机则以四川人为多，光是德阳和绵阳籍的就碰到好几位。也遇到过河南人，陕西人和安徽人。其中一位河南周口的司机，说曾有一段时间他们一家四兄弟都在拉萨开出租。后来三个哥哥都先后离开了，只剩他和太太还在拉萨。陕西人中好像宝鸡人最多。据说还有一帮湖北公安县人在拉萨开出租，只是我一个都不曾遇到。最令我意想不到的是碰到了一位广东师傅。他来自粤北某县，在老家经商失败，天天有人上门索债，只好与太太逃到西藏。他向我解释说他并不是想赖帐，只是天天被人逼迫，实在不好受。他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往老家寄一笔钱还债。安徽人只碰到一位二十二岁的小伙。他来自皖北阜阳，高中毕业就来拉萨投奔做官的舅舅，已在拉萨开了四年出租。他准备再开几年就回内地。他和那位周口的师傅看上去都壮壮的，黑黑的，刚见面时都被我当成藏族同胞。
我见过不少久住西藏的汉人，因为被高原灿烂的阳光赋予了黝黑的健康肤色，在体貌上与当地的藏族同胞已没有什么差别。我也见过几位在内地住过很久的藏族同胞，看上去就象是汉人。我虽然在进藏时听从友人建议带了防晒霜，太阳镜和太阳帽，但几乎不曾用过。到我快离开西藏时，一位和我非常投缘的甘丹寺的年轻喇嘛就很认真地告诉我他觉得我长得很像藏族。
到拉萨当天，确有些高原反应：眼睛疼，头晕，胃部不适，有时气短。按照朋友们的建议，我加了衣服，没敢洗澡，没敢大吃大喝，呆在旅馆里睡大觉。那天整个楼层好像就我一个人，我很害怕会就那样睡过去，从此不再醒来，因此总也不能沉沉睡去。这时我才意识到我进藏前定下的两条原则中的第二条似乎有点不适合西藏的特殊情况。我的第一条原则是在西藏期间要以看历史，看文化，看人为主，不能专门花时间去看风景。为了这一条原则，我后来舍弃了从拉萨去看那木措和从日喀则去看珠峰的机会。我的第二条原则是不参加旅游团，不与人结伴。天马行空，独往独来。那天下午在旅馆里，我意识到若是有个伴，在高原上的第一觉或许会睡得更踏实些。
第二天一早，我乘公共汽车去位于拉萨东南郊的西藏大学。售票员是一位很友善的藏族小伙，他告诉我票价是两块。我递上两块硬币。他笑着问，你是刚到西藏的吧？我问，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因为你不知道我们西藏不用硬币。”他回答说。我于是想用纸币换回我的硬币，他爽快地说：“不用了，别人不收，我们收。”后来我果真碰到不少不收硬币的商家，问了很多个为什么，没有得到很满意的解释。有人说是因为曾有人用过伪造的硬币。
在西藏大学墙上张贴的学生名单中，看到了很多内地人的名字。虽然西藏大学近年来已开始在内地不少省区招生，但我想这些内地学生中应该有相当一部份是在西藏的第二代内地人吧。早年进藏的内地人，很少有愿意在西藏呆一辈子的。也没有多少人愿意在西藏安家。很多人都把孩子留在内地。现在不同了。后来我还碰到几个自称“团结族”的年轻人。他们是汉藏通婚的结晶。团结族的有史可查的最早的祖先大概是七世纪的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而今天在中国最有名的团结族可能要算流行歌手韩红和几年前不幸离世的笑星洛桑了。随着汉藏之间越来越密切的交往，团结族的队伍应该会一天比一天壮大。
从西藏大学出来后，我去了位于拉萨另一个城区的西藏人民出版社门市部。那里有西藏人民出版社和国内其他出版社最近出版的与西藏有关的汉文书、英文书和藏文书。在此后的十多天里，我试着遵循古人“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教诲，一边行路，一边读书。
我读的第一本书是《见证百年西藏》续集。这本书收集了一些有关近代西藏的回忆录和访谈录。作者们讲的写的都是普通人眼中的西藏的变迁。我觉得特别有趣的是几篇关于农牧区变迁的文章。另一本讲述西藏变迁的是《见证西藏》。作者是西藏自治区的历任主席，包括阿沛·阿旺晋美、天宝、多杰才旦、多吉才让、江村罗布、列确和向巴平措。这七人中，阿沛是前西藏政府高级官员，天宝是三十年代就参加红军的老资格共产党，其他五人都是一九五零年以后一步一步登上高位的藏族干部。这本书收录的是西藏上层人士的见证。自然，这里面不包括追随达赖喇嘛的另一群前西藏上层人士的证词。
英文著作中有一本由一位汉族学者和一位藏族学者共同编着的《中国西藏的历史地位》。两位作者写这本书是为了批驳在海外较为流行的两本有关西藏历史的英文著作。一本是西藏流亡人士夏格巴写的《西藏政治史》；另一本是一直支持西藏流亡政府的荷兰律师梵·普拉格写的《西藏的地位》。在批驳别人的过程中，他们也总结了中国政府关于西藏历史地位的立场，就是：西藏在唐朝时就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到了宋朝，一部份藏族已归顺中央王朝。元朝时，西藏成了中国的一部份。从那以来，西藏就一直是中国的一部份。因此，一九五零年解放军入藏是“解放”而不是“入侵。”这本书让我想起八十年代国内用中英文出版的《西藏历史百题问答》。两本书的观点和立场没有什么不同，但新书运用了更多的历史资料。
最后，我想提一提一本叫《西藏工作文献选编》的资料集。这本七百多页的书收集了从一九四九年到二零零五年中国政府有关西藏的重要文件，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有关西藏的讲话。让我抄录几段挺有意思的毛泽东关于西藏的讲话吧。
在一九五零年初从莫斯科发给中央和西南、西北局领导的电报中，毛泽东写道：“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
在一九五二年十月接见西藏致敬团时，毛泽东说：“西藏地方大，人口少，人口需要发展，从现在二三百万发展到五六百万，然后再增至千几百万就好。”
一九五五年三月在与达赖喇嘛谈话时，毛泽东说：“将来在经济上西藏也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你们那里过去是一片大海，这是几千万年以前的事。现在我们用的石油是由几千万年以前海洋或湖泊里动物死后在地下慢慢变化来的，因此，在你们那里可能有大量的石油，同时还有各种矿产，将来开采后对国家建设很有用。”
四年后，达赖喇嘛出走印度，毛泽东评论说：“我们希望达赖回来，还建议这次选举不仅选班禅，而且要选达赖。他是个年轻人，现在还只有二十五岁。假如他活到八十五岁，从现在算起还有六十年，那个时候二十一世纪了，世界会怎么样呀？要变的。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会回来的。他五十九年不回来，第六十年他有可能回来。那个时候世界都变了。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长于斯，现在到外国，仰人鼻息，几根枪都缴了。我们采取这个态度比较主动，不做绝了。”不知道达赖喇嘛是否读到过这段评论？不知道他有没有在第五十九年或第六十年回西藏的打算。
那天傍晚我去看了著名的大昭寺和旁边的八廓街。大昭寺的门票做得特别时髦精致，象个微型ｃｄ盘。八廓街大概要算是西藏最古老也最有名的商业街了，号称已有一千多年历史。那里聚集着一排排出售藏族工艺品、西藏土特产和音像制品的摊贩。因为喜欢那里的热闹和地方色彩，我呆在拉萨的那几天里差不多每天都要到八廓街转一转，有时一天要去两次。好在从我住的地方走过去也就二十分钟。
拉萨摊贩们招徕客人的最常用的招数是：“老板，给我开个张吧。”哪怕太阳已快落山，有的摊贩还会告诉你，他今天到现在还没开过张呢。于是你便不由得不产生几分同情。藏族同胞们以诚实纯朴闻名于世，但可以理解的是有些商贩却是例外。我在一个小摊上看到一个藏族寺庙里常用的那种巨型法号的缩微化身，爱不释手。那只小喇叭好像是用黄铜制成，中部装饰着一圈白色的金属。摊主告诉我那白色的金属是藏银。他开头要价一百八十，最后愿意六十块卖给我。我暗自惊叹这是我有生以来做成的最成功的一笔买卖了。于是高高兴兴地买下来，小心翼翼地放进背包里。十几分钟后我到了另一个摊位，这里也有一串我买的那种喇叭。摊主热情地向我推销着。“多少钱一个？”我禁不住问。“八十。”“怎么这么便宜？”我脱口而出。“你嫌便宜，你想加多少啊？”摊主大笑着问。“我是说，这上面不是有这么多的藏银吗？”“谁说那是藏银了？那是白铜！”这回轮着我大笑了，笑我那笔最成功的买卖。
始建于七世纪的大昭寺
八廓街边上有几家藏餐馆。其中有一家叫阿罗苍的小馆子，我去了两次。在那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品尝了酥油茶，牦牛肉和糌粑。酥油茶混合了内地茶叶的清香与西藏酥油的奶香，与内蒙和新疆的奶茶一样，都是少数民族同胞们的天才创造。牦牛肉和一般的牛肉肯定是有些不同的，可惜我这个味觉迟钝的人无法体会这种差别。这有点像我对酒的感觉：我心里很清楚几块钱一瓶的二锅头和几百块钱一瓶的五粮液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我永远也无法品味出那种细微的差别。糌粑则让我想起年糕。有一次点菜时把１４写得有点象１９，结果等了半天也没等到我想要的炒菠菜。到我想要离开的时候，服务员端来了一只热气腾腾的蒸羊头。虽然我素来对羊身上可以食用的每一个部位都情有独钟，但那天我实在没有胃口独吞一只羊头，只好送给邻桌的客人们享用了。这是我在拉萨做成的另一笔赔钱买卖。
我看到八廓街上有一家挺大的藏医院，第二天中午便跑去挂号看病。一来是我真的觉得有点不舒服，二来是想看看藏医的独特之处。挂号时我特别强调，我不会藏语，需要找一位会汉语的大夫。“不用担心，大夫都会汉语。”窗口内一位胖胖的中年妇女笑着说。给我看病的是一位和蔼的老年大夫。望、闻、问、切之后，给我开了三种藏药。大夫告诉我，现在来藏医院看病的汉人很多。我并不觉得奇怪。能够接受中医的人必定也能接受藏医。我的感觉，藏医与中医的理论和方法都极为接近，只是因为地理环境不同，所用药材有所不同。大夫交待我三种药要早中晚各吃一种，这与中西医都不同。据说有时藏医会明确要求病人在凌晨某时某刻吃某种药。显然他们认为药性，人的身体和大自然的脉动是紧密联系着的。我以为藏药都像冬虫夏草那么昂贵，所以当划价员告诉我三种药一共只要付十六块时，我吃了一惊。抬头时看到药房上方悬挂着一幅大字标语，写着：提高医疗质量，确保医疗安全，有效控制医药费的增长。以前总觉得标语都是空话，现在看来那是有点偏激了。
现在拉萨有一所藏医学院，相当于内地的中医学院，那是我所知道的西藏四所大学之一。
位于大昭寺广场边的藏医院门诊部
六月八号清晨，我跟随着一群群拜佛的藏民去爬布达拉宫。由于游客太多，布达拉宫对于每天进宫参观的人数有所限制。可能因为我去得早，很顺利地买了票。票价一百块人民币。看着涌进宫中的大批藏民，我估算着这里每天的门票收入应该很可观。同时也觉得一百块门票对于许多一看就知道是来自农牧区的藏民来说，似乎有点剥削的味道。后来问了和我一起买票的一位藏族导游才知道，我有点杞人忧天了。藏民进寺庙拜佛是不需要买票的。但跟着大群藏民在布达拉宫转了两个多小时后，我发现虽然他们不用买票，但他们花的钱可能并不比我少。他们每进一座佛殿，每见一尊佛像，都要献上一毛，两毛或更多，而布达拉宫里的佛殿，佛像多得数都数不过来。有时还要给佛像敬献哈达。许多人手里都提着一个小油桶，见到有长明灯就加一点油。据说以前用的是酥油，现在则有从国外进口的替代品。差不多每座佛像都被面额不等的纸币包围着。我曾不止一次见到小队的喇嘛围着信众捐献的堆得像小山一样的钞票，一张一张地数着叠着。
布达拉宫的构造与北京故宫截然不同。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故宫是平躺着的，而布达拉宫则是站立着的。故宫虽然号称拥有近万个房间，但布局整齐，一目了然，不容易迷路。布达拉宫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房间，但因为结构比较复杂，如果没有指示牌，进去了就不容易转出来。布达拉宫里最令人震撼的也许要数那一座座用纯金堆成的灵塔（达赖喇嘛们的陵墓）了，有的一座塔就用了几千斤黄金。
进藏前就听说拉萨有的宾馆有供出租的自行车。可惜我住的地方没有。八号下午我便沿着北京路，从一家旅馆走到另一家旅馆，寻找自行车。最后终于在亚宾馆（亚是ｙａｋ的译音，其实应该叫牦牛宾馆）找到了。这家宾馆住了许多外国客人。我碰到的一位英国人告诉我他在为一家非政府组织工作，来西藏是为了帮助修复一些有代表性的宗教建筑。这里出租的自行车都是八十年代初之前流行全国，现在已很难见到的那种高大坚固的永久牌，黑亮黑亮的。我很惊奇现在还能买到这样的自行车。我上了车往东骑，骑着骑着，就到了柏油路尽头的郊区农村。上了石子路，我才体会到老永久的优越性。
我这次郊游的终点站是一个叫塔玛村的地方，这里也是从拉萨市区到东郊的１０６路公共汽车的终点站。村里一座座宽敞结实的石头房子比内地很多农家住房要好得多。地里种着绿油油的蔬菜、土豆和青稞，还有不知名的花卉。在一个小卖部前，我遇到了两位开朗憨厚的青海民工。他们自称是季节工，农忙时回家种地，农闲时来拉萨打工。据他俩说，住在这一带的像他俩这样的外来民工还有很多。他们在附近的建筑工地工作。那是正在建设中的西藏大学的新校园。他俩说，村里的石头房子很快就要被推倒了，村民们都要搬进国家拨款新建的楼房里。据说这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内容。他俩觉得不平的是：青海和西藏都是藏区，也差不多一样的偏远、落后和贫穷，但这些年来西藏得到了许多照顾，青海得到的却微不足道。想想觉得他们说的也有些道理。
塔玛村的农田
在回市区的路上，看到一群放学回家的小学生，便想去看看他们的学校。孩子们热情地告诉我他们学校的方位。如果骑车走石子路，要转一大圈才能到。如果推着车穿过两块农田之间的一条窄窄的小道，则可以更快地到达目的地。我决定走捷径。在走了一半路程的时候，看见一个清秀的小男孩坐在田边写作业。他很大方地告诉我他上三年级了，是回族，老家在甘肃，父母在拉萨市内开商店，一会儿父亲会来接他。我穿过那片农田，又横穿过一条马路后，就到了我要找的学校了。校园很小，一排四层教学楼，一排三层教工宿舍，呈直角形排列着。直角的两条边夹着一个虽然铺了水泥却仍然满是尘土的篮球场。篮球场边树着一面国旗。我踏进校门的时候，一群男孩正在打篮球。一位路过的老师告诉我，这是一所私立学校，有小学和初中，共有７００多学生，全部是内地移民的后代，也就是我前面说过的在西藏长大的第二代内地人。这个简陋的学校却有一个响亮的名字─育才学校。后来我了解到，我看到的只是这家学校的几所分校之一。在拉萨还有英才学校和珠峰学校等几所类似的学校。
位于拉萨东郊的私立育才学校
虽然拉萨的一切都是那么迷人，我还是决定暂时忍痛离开她，去南方探望雅鲁藏布江河谷这藏民族和藏文化的摇篮。六月九号早晨我从拉萨坐长途汽车去山南行署的第一大城泽当。可以看得出来，中巴车上的乘客除我之外全是藏族同胞。车程三个多小时。这一带地势相对平坦，有很长一段公路是沿河修建的。一边是清澈的河水和碧绿的小树林，另一边是黄色的光秃秃的山岗。上车前忘了上厕所，旅途中最令我难受的是沿途没有方便的地方。中途第一次停车时是在一个小村旁，我问司机师傅：“哪有厕所？”回答是：“这里没有。”同车的一位藏族同胞就站在车边背过面去解决了，而旁边的农田里就有一群正劳作着的男女村民。虽然村民们都低着头，我还是鼓不起勇气和我的旅伴站到一起。后来我发现并理解了，他的行为在地广人稀的西藏不但一点也不算出格，反而显得非常自然。到第二次停车时，我终于决定入乡随俗，以免身体受到伤害。好在这次是被交通警察拦在一个荒僻的地方，旁边还有一个小山丘。车到终点后，司机师傅特地走到我面前，对我说，“看，那是汽车站的厕所。”我想告诉他我已经发现了我的天然厕所，但没有说出口。
山南河谷地带：藏文明的摇篮
泽当位于雅鲁藏布江谷地，是藏民族的发源地。按藏族的传说，他们的祖先是一只神猴，神猴是如来的弟子，他的子孙们慢慢变成了人，而猴子变人的地点就在泽当。这与进化论算是不谋而合了。泽当旁边有座山，山上有个洞，据说就是那只神猴的住所。离泽当不远是传说中藏族的第一个王宫雍布拉康。我一到泽当就上了去雍布拉康的班车。大约一小时后就到了雍布拉康脚下。这是一座堡垒式的宫殿，建在一座一棵树都没有的黄色的山岗上。从停车场爬到宫殿大约花了我半小时。
站在宫殿前的平台上，可以看到山脚下一带狭长的绿色的河谷。河谷里有密集的村庄和大片的农田。面对这片生机盎然的河谷，我终于理解了为什么藏民族传说中的第一个国王，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第一座佛寺，第一卷佛经和第一块农田全都诞生在眼前的这块土地上。据说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都曾在雍布拉康住过。现在这里是一座佛寺。我上到宫殿最高一层时，几位喇嘛正在念经。碰到的几位香客都是从拉萨远道而来的藏民。下山时在半山腰碰到正在休息的一位老太太和一位年轻妇女。老太太用很标准的汉语招呼我：“先生，坐下来歇歇吧。”我因为肚子饿得有点疼，急着赶回泽当吃饭，便没有坐下来，但站在那和她俩聊了会天。她俩都是泽当人。年轻妇女从包里掏出一瓶青稞酒，一定要我喝。我同样因为肚子饿，不敢喝。离开以后，我就开始责备自己：首先，我应该接受邀请坐下来，向她们多了解一些当地的情况；其次，为了表示尊敬，我至少也应该尝一尝青稞酒。学了很多年的民族学，白学了！
回泽当的路上再次经过了七世纪时兴建的昌珠寺，第二天又两次经过那里，但第一天因为要赶回泽当吃饭，第二天因为要赶着去别的地方，我竟然四过庙门而不入。泽当附近我想去而未能去的还有著名的桑耶寺和一个叫青朴的女尼修行地。
雍布拉康：传说中西藏的第一座宫殿
泽当的内地人也很多。在汽车站门口有一家车站招待所，招待所门前的几位妇女一见了我就热情地叫老乡。我想她们是把内地来的都当作老乡了吧。她们是河南人，承包了那家招待所。我后来入住的一家刚开张的宾馆，也是内地人投资建设的。我见到的前台的三位负责接待客人的女孩，一位是西安人、一位是云南人、还有一位是四川的藏族。宾馆边上有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谭府楼小吃店，是我在拉萨时就光顾过的连锁店。老板是四川人，里面的工作人员也大都是内地人。还有一家山东人开的饺子馆。街道两边的小店多半都是内地人开的。泽当所在的山南行署是湖南、湖北和安徽三省的对口支援单位，因此城内便有一条安徽大道，一条湖北大道和一条两湘大道。
从雍布拉康回来的那天下午，我填饱了肚子就在宾馆里睡上了。虽然很累，却怎么也睡不着。宾馆后面是一个商场，商场里的一台底气特别足的音响正反复欢唱着一首特别明快动听的藏歌。我很想知道这首歌的名字，但因为不是用汉语唱的，我一个字也听不明白。这首歌搅得我无法入睡，但我一点也不烦，反而庆幸不用寻觅就能享受到这样一首百听不厌的歌曲。我决定一定要弄清这首歌的来处。后来我又在不同的地方听到过这首歌。回到拉萨后，我终于弄明白原来这是一首新疆歌曲，叫“快乐地玩吧，”是由自称美丽公主的三个女孩演唱的。有人说她们是维吾尔族，也有人说她们是从中亚来的科尔克兹人。后来我发现，我买到的几乎所有藏歌ｃｄ盘上都有这首新疆歌。美丽公主们还有一首当家曲目叫“心情。”在西藏的大街上常常可以听到的另外两首动听的歌曲是“遇上你是我的缘”和“雪域踢踏。”两首歌都带着藏味，但我不知道藏族同胞们会不会把她们当作地道的藏歌。西藏的音乐，连同藏药和藏饰，现在已经风行全中国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深信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同胞们一定会在藏文化中发现更多绚丽诱人的瑰宝。
拉萨和泽当虽然在内地人的想象中都属于边疆地区，但在历史上都是西藏的中心地带和发达地区。西藏有她自己的边疆，而边疆的边疆应该是别有一番风采吧？从地图上看，从泽当往南，有公路直达一个叫错那的地方，而错那已经靠近中印边境，应该是真正的边疆了吧。记得曾经在某网站上看到过安徽援藏干部们写的介绍错那的文章，觉得那是一个艰苦但有趣的地方。错那县城往南不远就是在地图上属于中国，实际上却由印度占领着的达旺。那里是风流无比，不爱佛经爱女人的情歌大王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故乡。
第二天早晨我回到泽当汽车站，上了八点钟开往错那的长途汽车。这也是每天唯一一班从泽当开往错那的客车。因为有了前一次的经验，这次开车前我连着上了两次厕所，并且决定上车后限制饮水量。从车站发车时，车上还有一些空座。在经过泽当旁边一座兵营时，一下上来十多个军人，把每一个空座都占领了。我因为坐在最后，原来是最空旷的地带，现在突然就被解放军们包围了。军人们看上去都很年轻，只有一位带队的军官年纪稍长。让我感慨不已的是，小时候见了军人要叫解放军叔叔，突然间在我还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时候我就到了可以做解放军们叔叔的年龄了。这一队军人大都讲四川话。上车后，有的很快进入梦乡，有的把玩手机，有的抽烟聊天。车过一个小村时，他们招呼司机停车，要下车去路旁小卖部买可乐。我想向他们打听一些错那的情况，但怕有刺探军事或边界机密的嫌疑，决定还是什么都不问的好。
汽车先是在河谷平地上行驶，但不久就开始爬行了，而且越爬越高。较矮的山坡上还有一簇一簇的青草，在陡峭的山坡上吃草的牦牛看上去像是挂在坡上。高一些的地方总是寸草不生，更高的地方则覆盖着皑皑白雪。途中经过的两个最高的山头都高过海拔五千米。这两个地方都竖着标有高度的牌子，牌子上都挂满了藏民们敬献的哈达。
在离措那大约还有一百公里的一个叫日当的地方，我们的车被拦在了一个边防检查站前。一个很英俊威武的藏族边防军上了车，要查边境通行证。我没有通行证，但我并不惊慌，因为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文件，说持中国护照的人不需要办理边境通行证。边防军走到我面前时，我递上了护照。“通行证呢？”他问。我告诉他我没有通行证，并提到我看到过的那份文件。他低声但很严厉的让我跟他下车，还让我带上随身物品。我知道我遇到了麻烦。同时被请下车的还有一位穿迷彩服的洛阳人。他好像在当地经商。
到了边防站，见到大约七、八个军人，我想是一个班吧，当头的是四川人。一位陕西兵对我拿在手上的地图册非常感兴趣，拿过去研究了半天。他们又是让座，又是倒水，还让吃桃子，特别和气，也特别客气。请我下车的藏族军人从屋里拿出一个白皮小册子，指着其中一条让我读。这一条说的是像我这类人必须带通行证才能去像错那这种地方。显然我看到的文件不是已经过期，就是不适用于这个特殊的地方。藏族边防军告诉我，我必须回泽当去边防支队办好通行证，第二天再来，还允诺他会拦下一部车带我回泽当。我告诉他和他的上司我去错那呆一天就回来，决不会从事任何破坏活动，希望能通融让我过去。但他们不为所动，让我觉得做了叔叔也得不到什么好处。
这时我坐的那辆客车启动了，到我跟前时，司机停下车，问我怎么办。我只好说，你们先走吧，别管我了。过了一会，边防军们拦下一辆大卡车，让司机带我回泽当。这时我突然想起，我一路上时时翻看的一本详细介绍西藏各县情形的旅游手册还丢在客车上。边防军们则突然注意到，在他们与我聊天时，那位应该跟我一起回泽当的洛阳人已悄然失踪了。我想他可能躲到旁边的村子里去了。在边防军们张罗着要去找他的时候，我上了大卡车，离开边防站回泽当了。
司机师傅是藏族，家在泽当。曾经去过内地，见多识广，汉话也说得很好。驾驶室里除了我和司机，还有一个小伙子，四川大邑人。我们两人每人给司机二十块车费。回程中经过一个小村时，司机停下车，让我们看路边冒着热气和泡泡的温泉。他说喝那的温泉水可以治胃病。我想用我的矿泉水瓶装一点温泉水带回去，但失望地发现我的那瓶水也丢在长途客车上了。不远处有一道小溪，哗哗地流着从山上奔腾而下的清澈的雪水。几个小男孩脱的光光的在小溪里玩水。虽然是六月份，我想那水应该还是冰冷冰冷的吧。没能到错那，觉得有些失望，但在车上两次翻越了两座海拔五千米以上的山峰，以及在车上和检查站的种种经历，又让我感到不虚此行。
在回泽当的卡车上曾和走过西藏各地的藏族师傅谈起我下一步的行程。我还有十二天时间。这十二天中必须至少留下三天给拉萨。此外，日喀则是一定要去的。剩下的几天我准备选择一个方向走下去。有几条路线可供选择。一条是从泽当往东去八一、林芝，再向北去昌都或向南去墨脱或察隅；一条是从拉萨往北去羊八井、那曲和安多；一条是从日喀则往西去阿里；还有一条是从日喀则往南去江孜和亚东。在这几条线路中，我最钟情的是去墨脱、察隅和江孜、亚东的两条路。其他几条道都在川藏、青藏和新藏线上，我希望将来能有机会在每条线上走一趟。藏族师傅觉得我应该去江孜和亚东，这也符合我为自己定下的两条原则中的第一条：与墨脱和察隅相比，江孜和亚东有更丰富的历史。
我一回到泽当就去汽车站询问去日喀则的班车的车次和时间。车站的人说，因为浪卡子那边在修路，现在从泽当去日喀则必须绕道拉萨。
第二天早晨我去车站坐车时，碰到了前一天去错那那趟车的司机。他问：“是不是还要去错那？”我犹豫了半天后告诉他：下次再去吧。我问他有没有见到我丢在车上的书，他说没有。又打开车门，让我去车上找，也没找到。
我回到拉萨汽车站时已是中午时分。匆匆吃了午饭，就跳上了一辆去日喀则的班车。为了能够前顾后盼而又不让人烦，我还是选择坐在最后一排。坐在我旁边的是日喀则市两位年轻的藏族干部，其中的一位老家在亚东。他俩普通话都说得非常好，属于那种如果他不说自己是藏族你就很难确定他是不是藏族的那一类。他俩都是小学毕业就去内地上西藏班了。上完了中学又上中专，然后才回到日喀则工作。他们告诉我刚到内地的时候很不适应，而最难受的是上课时听不懂老师在说什么，这让我想起自己刚来美国时的经历。他们是最早几届西藏班的毕业生，当时的政策是西藏班的学生必须回西藏工作，现在好像更灵活了。
随着西藏和内地之间交往的增加和差距的缩小，对各种交流的限制应该逐步取消。既然汉族可以去西藏工作，藏族也应该有在内地就业的自由。实际上，政府应该有意识地让更多的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同胞进入中国内地的“主流社会。”中国应该有更多国家级的少数民族出身的学者、节目主持人、演员、运动员和企业家和更多出身少数民族的国家领导人。
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内地的同胞不光能吃到麦当劳那样的洋餐，也能随时随地享受到藏族和其他边疆少数民族的传统美食。我们应该用事实向所有国民，特别是少数民族同胞们证明：一个包容了众多民族的中国比一个单一民族国家更有风采，也更有前途。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