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唐拓 唐以前的拓本今无存实物，唐拓即为最早。现在存于世的唐代拓本甚为罕见，基本都是唐代本朝之碑，如现藏法国巴黎图书馆的欧阳询《化度寺塔铭》、唐太宗李世民《温泉铭》、柳公权书《金刚经》的唐拓本，现藏北京图书馆的柳公权《神策军碑》等。唐代拓碑一般用薄而坚韧的藏经指。就已知情况而言，唐代尚无刻帖，凡言帖为唐帖者都是伪物。
2.宋拓
宋代是椎拓之术的兴盛期，这一行业甚至有了专门的称呼，叫作"毡蜡"，是因为椎打时需垫毛毡、拓片背后为防霉蛀又往往打上一层薄蜡而得名。
宋代椎拓用纸也较唐代广泛，有澄心堂纸，金箔纸，构皮纸、越竹纸、白麻纸、麻布纹纸等。一般拓碑用厚纸，拓帖用薄纸。构皮纸厚而坚韧，一般都用作拓碑。《淳化阁帖》初拓用南唐后主李煜监造的澄心堂纸，但宋拓以用白麻纸为多见。白麻纸以麻为原料，色白中略带青灰，纸浆粗，纤维长。另外用薄而坚韧，色黄有光的金箔纸的也较多。 宋代拓本传世的帖多碑少，碑中又是汉、唐多而六朝少。
3．明拓
明代椎拓继承宋代又有所发展。明代用纸有一种新的白棉纸，是用破布、旧棉絮为原料，纤维短而无疙瘩，薄厚均匀，色白而厚，用于拓碑。拓帖在明前期多用罗纹纸和类似宋金箔纸的镜光纸，后期则用竹纸。
明代还发明一种不用墨而用捣细的煤粉加胶的煤拓，主要用于费墨多的大碑和摩崖。
汉和北魏的碑刻唐宋极少椎拓，明拓就是极珍贵的，如汉《张迁碑》、《礼器碑》、《乙瑛》、《史晨碑》，北魏《张猛龙碑》，东魏《李仲璇修孔子庙碑》等。
4.清拓
清代拓制碑帖除沿用原来的白棉纸、竹纸等以外，安徽泾县生产而在宣城集散的宣纸以其品质优良而被广泛应用。宣纸的具体品种很多，较薄的叫"棉连"，厚的叫"夹连"或"夹宣"；薄厚在二者之间的叫"料半"纸浆较粗糙的叫"粉连"，虽薄但皮料比例较大者叫"净皮"。康熙时的《懋勤殿帖》和乾隆时的《三希堂帖》用墨是将内府所藏历代旧墨捣碎加料复制而成，称为"再和墨"。
清代有一部分新出土的碑，其出土即拓的初拓本甚为珍贵，如《封龙山颂》、《三体石经》、《刁遵墓志》、《高贞碑》、《敬使君碑》、《灵岩寺碑》等。 帖的种类 帖的制作目的既是为传播书法作品，所以必然都是摹勒上石的。帖石刻成后，或置于室内，或镶于壁中，以纸墨拓下后装裱成册，以供欣赏或临摹。刻的目的就是为了拓，所以何时刻帖即有时的拓本。
传说王羲之曾书写小楷《乐毅论》并亲自镌刻；传智永曾摹刻《兰亭序》；传南唐后主李煜曾刻《澄清堂帖》，但皆不可信。现所见可确认的最早刻帖是《淳化阁法帖》，简称《阁帖》，系宋太宗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出内府所藏历代墨迹，由翰林侍书王著编次摹刻的，被称为法帖之祖。全帖共10卷，二王（羲之、献之）的作品占大半，共5卷，另有历代帝王、历代名臣及古法帖三部分，共5卷。当时大臣凡登中书省与枢密院二府者得获赐一部。但不及百年，官拓本已极难求得。但负责编刻的王著学养不足，无论选帖、标题、编次都有不妥之处，受到后人的批评。因原刻版早已不存，故最早是木版、石版说法不一。《阁帖》为刻帖开创风气。不久就出现了翻刻其中一部分的《二王帖》（公元1206年）和全部照样翻刻的《绍兴国子监帖》（公元1141年）、《淳熙修内司本淳化阁帖》（公元1185年）、《贾似道本淳化阁帖》（公元1371年）和《肃府本淳化阁帖》（公元1615年）（又名"兰州本"）。清代有《重刻淳化阁帖》（公元1769年）。另外有以《淳化阁帖》为底本又增减重编的，如仅晚《阁帖》50年的《潭帖》（又名《长沙帖》，有公元1045年和1048年两种）、《系鱼堂帖》（又名曰《临江帖》或《清江帖》，公元1092年）和宋徽宗命蔡京主持的《大观帖》（公元1109年）；有为《阁帖》续编的，如《绛帖》（约公元1050至1060年间）、《太清楼续法帖》（又名《建中靖国秘阁续帖》公元1101年）和《淳熙秘阁续帖》（公元1186年）。
尽管《淳化阁帖》有一些明显的不足，但它对优秀法书的流传，尤其对宋代以行书为主的书法的发展所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是不能否认的。 像《淳化阁帖》这种把若干种帖汇为一帙的法帖叫作"丛帖"、"汇刻丛帖"或"套帖"，又有集刻一家诸帖（如宋刘元刚专集颜真卿作品的《忠义堂帖》，宋汪应辰选集苏轼作品的《西楼帖》，南宋高宗赵构专刻米芾作品的《绍兴米帖》）和集刻各家作品（如上述《淳化阁帖》等）之分。丛帖据统计有350余种，容庚著《丛帖目》收286种。明清两代刻帖之风大盛，无论官家私人。所以在300余种丛帖中，明清占了绝大部分。现选录一些明清丛帖如下。 明：华夏《真赏斋帖》、文征明《停云馆帖》，吴廷《余清斋帖》，董其昌《戏鸿堂帖》，邢侗《来禽馆帖》，章藻《墨池堂帖》，王肯堂《郁岗斋帖》，陈甫伸《渤海藏真帖》，冯铨《快雪堂帖》。 清：梁清标《秋碧堂帖》，康熙御制《懋勤殿帖》，乾隆御制《三希堂帖》，曾恒德《滋蕙堂帖》，成亲王（永瑆）《诒晋斋帖》，王铎《拟山园帖》，刘光旸《翰香馆帖》，孙星衍《平津馆帖》，铁保《惟清斋帖》，孔继涑《玉虹楼帖》，潘仕成《海山仙馆藏真帖》，裴景福《壮陶阁帖》等。 其中的《三希堂帖》（全称《御制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是最后一部官办法帖，是由雅爱书法的乾隆皇帝特谕梁诗正、蒋溥、汪由敦、嵇璜等据内府所藏魏晋至明历代法书编成。其卷帙之富非其他法帖可比。帖名是因乾隆帝宝有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三种珍贵墨迹而自号其室为"三希堂"而来。全帖32卷，收历代书家134人的340余帖，刻为495石。摹、刻、拓俱为天下良工。初拓浓墨本称"乌金拓"，流传极少。此帖初刻无花边，约在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增刻花边。不足处是识鉴不精，多有伪作。原石今村北京北海公元琼岛西侧之"阅古楼）。
丛帖之外，还有一种是仅刻一件作品的，叫作"单帖"、"单行帖"或"单刻帖"。如南宋贾似道刻钟繇《宣示表》；明杨政据叶梦得所摹刻于松江的三国吴皇象《急就章》；传为欧阳询临，宋代刻于定武的王羲之《兰亭序》，南宋贾似道以佳石刻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世称《玉版十三行》）；宋大观三年二月刻于关中的智永书《真草千字文》（即《关中本》）；宋元祐二年薛绍彭刻孙过庭《书谱》；宋刻，今藏故宫的孤本宋徽宗楷书（瘦金体）《千字文》，等等。 碑的种类 广义的碑是刻帖以外所有文字刻石的总称，所以广义的碑中包括多种具体的形制。
1.刻石
刻石之名由来已久，比"碑"更为古老。宋初出 土的战国时代秦国的《诅楚文》应该属于刻石，文字属籀文系统。《史记·秦始皇本纪》上说："始皇 东行郡县，上邹峰 山，立石，与鲁诸生议，刻石颂秦德。"此后就把秦始皇为了使自己的公德万代流传而刊刻的6块石头称为"刻石"，即《泰山刻石》、《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碣石刻石》、《会稽刻石》、《之罘刻石》等。《说文解字·叙》说："秦始皇帝初兼天下，承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是也。"《泰山》等刻石上的字体就是小篆，据说出自李斯之手笔。小篆是秦始皇在李斯的帮助下对古文字进行的第一次官方的整理和改造，所以《泰山》等刻石上的小篆无论在汉字史上还是书法史上都有很高的价值。
小篆虽然是秦代由国家规范的正体文字，但它并没有摆脱古文字线条繁复、体势拘束的格局，不便书写。故与小篆同时，民间却开始流行一种"解散篆体"的隶属。汉兴而承秦制，隶属得以更快地发展并广泛应用。但西汉时无论较少见的篆书还是多见的隶属，一般用于匾额和简策，刻石很少见。其中最早的是《群臣上寿刻石》，是一竖行篆书，字已含有明显的隶属味道。此外的西汉刻石皆为古隶，即无波磔的隶属。《莱子侯刻石》全文35字，是西汉刻石中字数最多的。另外还有《五凤二年刻石》、《鲁北陛刻石》、《霍去病刻石》、《广陵中殿刻石》、《麃孝禹刻石》、《杨量买山刻石》等。
2.摩崖
摩崖指的是在山崖石壁上所刻的文字，就是在需要叙功或记事的地方，就地铲平一块石壁勒刻文字。由于石壁不能像碑石那样进行精细的加工，所以字的石底都不很平整，而且摩崖的字一般都较大。有人认为秦之《碣石刻石》即是摩崖，但因已没入海中无法得见。其他如贵州的《红岩刻石》、河北的《坛山刻石》，前者文字至今不识；后者仅四篆文，传为周穆王所书，从其字来看绝不可能，且原石久佚。现存最早的摩崖文字是陕西褒城的《开通褒斜道刻石》。褒斜道是连通褒水、斜水两条河谷的一条人工架设的栈道，长200余里，用工70余万人，历3年而成，于是在道中摩崖上刻此铭文以记此事，时在东汉永平六年（公元63年）。字体为古隶，大小、长度、广狭参差错落，既有天然的韵味，又有雄强的骨力与威势，被称作"神品"。
其后出现的摩崖还有东汉隶属的《石门颂》、《四狭颂》、《郙阁颂》（以上3种人们合称"三颂"）、《杨淮表记》，北魏至北齐间今山东境内的云峰、太基、天柱、百峰诸山上的《郑文公上、下碑》、《论经书诗》、《登太基山诗》、《东堪石室铭》、《尖山摩崖》、《岗山摩崖》、《葛山摩崖》、《铁山摩崖》（以上4种合称"四山摩崖"）、《石门铭》、《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南朝梁刻于今江苏镇江焦山的《瘗鹤铭》，等等。
摩崖有些是经过书丹的，但也有不少是直接奏刀凿刻，故其书风多自然开张，气势雄伟，意趣天成，表现出一种阳刚之美。
3.碑与碣
狭义的碑当然会有大小和顶部形状的区别。如果不加区分，统统都可称之为碑。如果分开来说，则有碑和碣的区别。流传最广的是唐代李贤注解《后汉书》时的说法："方者谓之碑，员（即"圆"本字），者谓碣。"这就是说，从正面看，上顶为圆弧形的是碣，上顶平，正面呈长方形的是碑。还有一说，出自《唐律疏议》引《丧葬令》："五品以上听立碑，七品以上立碣。"既然从官位的高低来规定，显然大者为碑，小者为碣。但具体的尺寸之别没见记载。历史上直接称作碣的甚为少见，如东汉永寿元年的《孔君墓碣》、柳宗元撰文的《唐故兵部郎中杨君墓碣》。唐代出土的10个春秋时代秦国刻石"石鼓"，有人称为"猎碣"、"陈仓十碣"。这是因为其上文字记载的是秦国国君出猎的事，出土的地点在陈仓。其石形似鼓，与碣略近，但它并不栽理于土中，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碣。原石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4.墓志铭
东汉末年，曹操下令禁碑，其后魏晋两代也因循此令，所以碑版稀少。但人们悼念亡者之情仍望有所寄托，于是产生了这种埋放于墓中的刻石形式。其先以平常的叙述性语言记死者姓名、籍贯、郡望、官爵、生平及生卒年月，称为"志"；末有几句押韵的文字加以概括并表达悼念之意，叫作"铭"，合称为"墓志铭"。定型后的形制是两块一样大的正方形石头，刻有铭文的一块在下为底，刻碑额内容的在上为盖，多用篆书，有时四周还有花纹装饰。禁碑之令废除后，此风不改，墓碑与墓志铭兼而有之者多见。
在墓志铭定型之前，有多种样子。如清乾隆年间出土的晋代《刘韬墓志》，只一石，长二尺余，宽尺余，上尖下平，形似玉圭，称"圭形墓志"；方趺圆首与碣无别的，如《刘宝墓志》。定型为有底有盖二石是在北魏时期。如果底、盖俱全，称为"一合"，如北魏的《元显隽墓志》、《冯邕妻元氏墓志》等。
墓志盛行在隋唐，特别在唐代非常广泛，数量远过六朝，至今著录的就有两前余种，仅张舫的《千唐志斋》所录即达1250种。宋元及以后则锐减。
5.石经
石经是指刻石的文字是儒家、佛家或道家的经典，所以它是从内容的角度来命名的。
在古代印刷术尚未发明以及广泛应用之前，文字的传播只能依靠手写，不但效率低，而且展转传抄往往导致错误频出，大大影响文字的准确性，特别是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后，儒家思想已经占到思想界的统治地位，于是儒家经典准确地普及已成必须。《后汉书·蔡邕传》曰："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公元176年）乃……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辆），填塞街陌。"《熹平石经》的刊立对校正古籍以及对文字、书法的研究都有重要价值。可惜不久即遭兵火而毁损散落。宋代以后偶有残石出土。煊赫一时的46块碑石，今天只能见到寥寥数块残石。
其后相继出现的儒家经典刻石还有：曹魏正始年间的《正始石经》，以古文、篆、隶三体刻《尚书》《春秋》二经，故又名《三体石经》。唐开成二（837）年所立的《开成石经》，又称《唐石经》，因共刊物12种经典，还称《石刻十二经》。后蜀广政年间（938-965）所刻立的《广政石经》。北宋嘉祐二（1057）年刊于汴梁太学的《嘉祐石经》，因以楷、篆二体刻制，又称《二体石经》。
佛教经文刻石的风气盛行于北朝，直至隋唐以及宋元以后连绵不断。所刻经典以《金刚经》、《心经》、《般若经》、《华严经》、《陀罗尼经》、《四山刻经摩崖》和北京房山的《石经山刻经》。
道家经典常刻石的一般为《道德经》、《消灾护命经》。有赵孟頫所书，三次上石的茅绍之木，墨池堂本和安素轩本《道德经》，有传为柳公权书的《消灾护命经》。
6．造像记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始于龙门开凿石窟刻制佛像，有些附有造像题记，记载出资造像者，即"供养人"，造像的因由，即为造像记，总记有两千余块。著名的造像记有所谓"龙门四品"、"龙门十品"、"龙门二十品"、"龙门三十品"之名。
"龙门四品"包括《始平公》、《孙秋生》、《杨大眼》和《魏灵藏》4钟造像记。"十品"包括《孙保》、《侯太妃》、《贺兰汗》、《慈香》、《元夑》、《大觉》、《牛橛》、《高树》、《元详》、《云阳伯》。"二十品"名声久负，它包括"四品"全部，"十品"中的《侯太妃》、《贺兰汗》、《慈香》、《元夑》、《高树》、《元详》，另加《马振拜》、《高太妃》、《道匠》、《尉迟》、《一弗》、《解伯达》、《惠感》、《郑长猷》、《法生》、《元祐》20种"三十品"乃"二十品"之外另选的30种。这些造像的书法都属于魏碑书的代表作品，体现出一种浑厚、朴拙、自然、雄强的阳刚之美。
除以上6种外，属碑类的刻石还有界至（界碑）、经幢、桥柱、井栏、石阙、题咏题名、医方刻石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