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说百年孔子
——答《南方都市报》记者王晶
袁伟时
（2010年1月28日）
这一天中午，王晶与我相约赶往江南西路一家影院看《孔子》。这家豪华、宽敞的放映厅里连我们在内只有五个人。前排空空荡荡，与网络上喧嚣的评论、声明恰成对比。看完电影，我们在袁家幽静的书房里畅谈了两个多小时。
（记录整理后达九千字，编者事先说好只能发表八千字，2月7日在《南方都市报》A2 08-09刊出时，自然要删去一千字，并做编辑应做的工作。发表时编者加上一个颇为精辟的导语，但说“袁伟时也被迫写批判孔子的文章”是不准确的。我写了一篇《孔子教育三议》，无论对错都体现了当时我的认识水平，不是别人强迫我写的。在国民党统治下受中小学教育的我们这一代人，就我周围的同龄人来说，孔子只是一个历史人物而已，既没有视他为圣人的强烈观念，也不见什么人蓄意反孔。以下是没有删节的原文。）
《孔子》：一部儒家的宣传片
南方都市报：袁老师，您谈谈对这部电影的感觉。
袁伟时：孔子是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三位一体的人物。作为教育家，争议不大，他有三千弟子，公元前5、6世纪，在世界范围也称得上是个大教育家。但他作为思想家成就的高低，作为政治家的成败的得失，会有很多不同的评价。这很正常。这部电影拍得很严肃、认真，不是流行的瞎编、搞笑的“戏说”片，把孔子作为一个有理想的政治家的追求拍出来了。一个民族，特别是它的知识阶层，应该有理想的追求，坚韧不拔的精神是应该延续，应该继承的。电影在这方面体现出来了，从基本方面和总体上看是成功的。
《孟子》上有一句话：“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一句话变成一个故事，虚构了一个小奴隶，从文艺创作上是可以的，也是成功的。它不是文献纪录片，容许虚构。其中的成败得失，这个人物，那个人物，怎么样，有不同看法，很正常。
对电影、文艺创作要宽容一点，要有充分的自由，中国管得太多，没有生气。艺术、创作，容许大家自由探索才是正道。与此同时，作为创作者当然要虚心听取大家的议论、批评，不要堵塞自己前进的道路。
南方都市报：您认为这部电影有什么不足？
袁伟时：一部水平较高的传记片，不会回避传主的错误。《孔子》还没有达到这个高度。在我看来，它是儒家的宣传片，而不是高水平的传记片。这部电影有意掩盖对孔子形象不利的东西。
例如，影片着意渲染的夹谷之会，历史留下其中的重要情节：“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宫中之乐。’景公曰：‘诺。’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曰：‘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史记·孔子世家》）两国君主会盟，加插一点轻松愉快的乐舞，就说人家是“营惑诸侯”，罪该砍头！砍掉人家的手足，太残忍了！不过，这就是孔子坚持的礼治。
《史记·孔子世家》还有一段很重要的记载：“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荀子·宥坐》也将这件事记录下来了，而且说得更具体：“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理由呢？孔子说得头头是道：“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前两条——所谓心“险”、行“辟”顶多是道德和性格缺陷，很难测度，更说不上是什么罪。后三条说的是学问和言论，善于辩论，敢于揭露丑恶，都是大好事，定为该死的罪行，简直是颠倒黑白！以这样的标准杀人，太恐怖了。而历代儒家都以此为杀戮他人的正当理由，无疑是对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犯罪。“非圣犯上”、“离经叛道”，在前现代中国是罪该万死的大罪。那是儒家文化培育出来的是非标准。
21世纪了，有些人还念念不忘儒门弟子肉麻至极的话：“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说得不客气一点，这是奴才腔调。我不知道这些人有没有起码的历史知识和独立人格！导演没有将这句话加到影片上，头脑还算清醒。
南方都市报：这部电影的编导说，他们的每一句话都有根据，您怎么看？
袁伟时：中国的广告，夸大失实，比比皆是。一个历史故事片容许虚构，但重要历史人物的生平不能胡编。影片中颜回为打捞简牍跳到冰窟窿中去而献身；这是不惜糟蹋历史，塑造儒家英雄。他们说看了这部片子“不哭不是人”。我看应该加一个字：“不哭不是蠢人”！
南方都市报：古代真实的孔子，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袁伟时：史学界有个共识，完全重现历史真实是不可能的；但是勾勒比较真实的基本轮廓，是史家的责任。心平气和看孔子，我以为简单说来有这么几条：
1.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但不要胡吹是“世界最伟大的教育家”。许多民族都有自己伟大的教育家。比孔子（前551—前479）稍晚一点的苏格拉底（前469—前399）也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他教人怀疑、探讨、批判、论证，开启了西方自由讨论和严密论证的学风，与孔子训诫式、“攻乎异端”培育出来的“尊圣宗经”的学风迥异；他的教学内容、方法和后果都比孔子高出一筹。
2.文献整理和传承，功劳很大。
3.一个影响深远的思想家。他的论述主要涉及伦理道德和政治。用《史记·六家要旨》的话来说是：“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简单地说是迂腐，不切实际，讲究等级、秩序。当然这只是“要旨”而已，具体说来，则精华与糟粕并陈。不过，这些主张对发展缓慢的农业社会巩固社会秩序很有用，并且影响了广大的东亚地区。
4.一个坚韧的政治家。
汉族和汉文化圈深受他的思想熏陶，优长和弱点都刻下很深的印记。但历史证明了一条：这样的儒家思想或儒表法里与自然经济相结合形成的宗法专制社会，无法自行转型为现代社会，也产生不了现代科学。
孔教会与新文化运动
南方都市报：近代一百年里孔子的起伏上下，常常让人眼花缭乱。您能梳理一下其中心脉络吗？
袁伟时：儒教是从明清时期起真正统治全中国。历代王朝尊孔不奇怪；这是前现代中国的基本特征。奇怪的是，在闹了革命、号称推翻专制之后的民国时期，儒教的热潮变本加厉，出现了一波又一波尊孔热潮。
南方都市报：康有为成立了孔教会。
袁伟时：对，带头掀起这股热潮的是康有为及其追随者，包括他的大弟子梁启超。1913年开始，他们发起组织孔教会。那时有结社和言论自由，各地尊孔组织纷纷成立，同时办了一批尊孔报刊，如康有为的《不忍》杂志，还有《孔教会杂志》，《经世报》等等；还办了一间孔教大学。
这是一次狭隘文化民族主义大发作。代表性的言论有：“孔子之圣智，超越大地诸教主”，“中国之文明冠绝全球”！“孔子乃贤于尧舜，继于文王……筦世界大同之枢。”“经为万世法，而孔教能统一全地球”！康有为的调子更高：“凡普大地万国之人，虽欲离孔教须臾而不能也！”
不光这些孔教吹鼓手涌动，官方也强力支持。从袁世凯、黎元洪到各个地方的督军和社会名流，都发电报支持，将孔子捧到天上。康有为上书袁世凯：“尊圣卫道，想公同心。”袁氏立即回电：“比者大教凌夷，横流在目……匪有大哲，孰为修明？”互相吹捧，肉麻得很。
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定孔教为国教，各级学校恢复读经。但是，他们也并不是真的要复辟宗法专制制度，辛亥革命前就要求立宪了。
南方都市报：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康、梁本人也同时支持立宪。
袁伟时：康有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康、梁及其追随者分别草拟了三个宪法草案，各有不同。梁启超的宪法草案，迎合袁世凯，是开明专制方案。康有为草拟的宪法，反而对法治和民主程序的方方面面说得头头是道。他的基本倾向是虚君共和。即使以他为国师的张勋复辟，发布的文件追求的也是虚君共和。
当时的问题在于宪政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上。孔教会的要求是儒术至上，并且写入宪法，把中国变为儒教国家。但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即便在汉文化内部，也存在不同的文化流派。要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宪政或法治国家，文化就应该是多元的，怎么能强行规定独尊儒家呢？何况若不清理当时无所不在的与儒家息息相关的宗法专制关系，公民的自由、平等关系怎么确立？讲究恭顺、等级和宗法关系的儒家思想，显然与现代社会平等、自由的人际关系格格不入。所以，这一场热潮招致先进思想家的批判，毫不奇怪。
南方都市报：于是接下来的新文化运动，与这一场尊孔热潮就是针锋对立的。
袁伟时：辩论是不可避免的，而当时也有足够的言论自由空间。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当时有人说过一些过火的话，也千万不要把它与后来以暴力为后盾的“破四旧”相提并论。运作方式根本不同。这是无权无勇的一群书生发动的自由辩论，是以理服人、听不听由你的。
后果更是迥异。新文化运动时期，子学，佛学，史上的白话小说、戏曲乃至儒学本身等等传统文化的许多瑰宝被发扬光大，抛弃的仅是应该进入博物馆的东西，如三纲之类的宗法制桎梏。中国文化进入罕见的黄金时代。学术繁荣，大师辈出，宽容自由，出现了一个多元文化的正常局面。
此外不应忘记，新文化运动是民间文化，没有强制别人服从的权力。当时的官员们多半口口声声子曰、诗云，满脑子儒家教条。有人非要说新文化运动摧毁了儒学，太夸张了。
南方都市报：这一波尊孔潮后来如何？
袁伟时：各类与孔教会一脉相承的孔门卫道士相继登场。杜亚泉、梁漱溟、张君劢是其中突出代表，梁启超也插了一手，谱成颇为壮观的东方文化救世交响曲。归纳起来，他们有几个引人注目的特点：
首先，都以孔门真传自居；吹嘘自己那一套不但可以救中国，而且可以救世界。但与民国初年孔教会兴盛时期比，神化孔子的肉麻话减少很多。
这些典型人物里，张君劢提倡新宋学，说要从修身养性的“内生活”中求出路。梁启超到欧洲走了一趟，看到一战后残破的欧洲，提出东方文化救世论，说欧洲那些人等着东方文化去救他们。
进入20年代，梁漱溟从研究佛学转向“做孔家的生活”，要把人类引向“至美至好的孔子路上来”。其代表作是《东方文化及其哲学》，断言西方文化满足意欲，着力解决物质生活问题，必然转向欲望调和折中的中国文化，而未来则向以禁欲为特征的印度文化发展。信口开河，好玩得很。时至今日，不值得花时间去分析了。
他们不反对宪政，却反对市场经济。比如说，杜亚泉认为只能发展自给的手工业。梁漱溟则声称最讨厌算帐的生活。张君劢说西方文化里面有三条不能接受，是束缚人的三重罗网：一是工商赢利；二，国家主义；三，科学知识。
而且他们往往反对个人独立、自由。
这里就可以看出他们的矛盾所在：离开市场经济和个人的平等、自由，宪政赖以生存的基础和目的就被取消了。这是不是真宪政就不无疑问了。
南方都市报：这一场尊孔热潮的来源是什么？
袁伟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互相厮杀的交战国满目疮痍，加上如何调控市场经济还没有足够的经验，一再陷入经济危机。而义和团事件后的中国，吸取了教训，致力改革，从清末新政至北洋政府，顶住了世界经济危机接连袭击，经济多年保持持续快速发展，东方文化救世论就有存在的基础了。
此外，不要想当然以为新文化运动以后，儒家思想影响和儒家文化就荡然无存了。儒学的地位在五四以后确实下降了但没有被摧毁。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都提倡儒学，都尊孔。我1937进小学还要拜孔子。小学一年级入学第一天，校长带领我们给孔子牌位鞠躬。(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