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农村的泛滥
我们再来看一看南斯拉夫农村的情况吧。
是不是像赫鲁晓夫所说的那样，在那里也已经没有资本家了呢？
不，事实根本不是这样。
南斯拉夫资本主义的泛滥，在农村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个体经济，小生产者经济，每时每日地产生资本主义，只有实行农业集体化，才能把农业引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斯大林曾经指出，“列宁说，只要产生资本家和资本主义的个体农民经济在国内还占优势，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就会存在。显然，只要这种危险还存在，就不能真正地来谈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的胜利”。（《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七页。）
铁托集团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同社会主义完全背道而驰的路线。
本来，南斯拉夫在战后初期曾经实行过土地改革，也组织过一批农民劳动合作社，但是基本上没有触动富农经济。
从一九五一年起，铁托集团就公开宣布放弃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开始解散农民劳动合作社。这是铁托集团背叛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严重步骤。到一九五三年底，这种合作社由一九五○年的六千九百多个，缩减到一千二百多个。一九六○年，又缩减到一百四十七个。南斯拉夫的农村，是个体经济的汪洋大海。
铁托集团公开说，集体化在南斯拉夫是行不通的。他们恶毒地咒骂“集体化和剥夺是一回事”，集体化是一条“最长久地保持农奴制和农民的贫困”的道路。他们还荒谬地主张把农业的发展“建立在各种经济力量自由竞赛的基础上”。
铁托集团在解散大批农民劳动合作社的同时，从一九五三年开始，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在农村实行土地自由买卖和自由租赁，实行自由雇工，并且废除农产品的计划收购制度，实行农产品的自由贸易，鼓励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这种政策之下，农村资本主义势力迅速泛滥，农村的两极分化日益加剧。这是铁托集团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重要方面。
农村的两极分化，首先表现在土地占有情况的变化。南斯拉夫前农林秘书科马尔承认：一九五九年，在农村中，占地五公顷以下的贫苦农户，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他们拥有的耕地，只占私有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三；占地八公顷以上的富裕农户，只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十三，他们拥有的耕地，却占私有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三。科马尔还承认，每年进行土地买卖的农户，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十左右。出卖土地的农户，多数是贫苦农户。
土地集中的实际情况，比上面的材料要严重得多。据铁托集团的喉舌《战斗报》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九日透露：在一个县，就有“成千农户拥有大大超过法定最高限额十公顷的土地”。在比耶利纳区，“发现有五百家农户拥有十公顷到三十公顷的田产”。这种情况并不是个别的。
农村的两极分化，还表现在耕畜和农具占有的悬殊。在主要产粮区的伏伊沃丁那省的三十万八千农户中，有百分之五十五没有耕畜。拥有两公顷以下土地的农户，占这个地区总农户的百分之四十点七，但他们的耕犁只占耕犁总数的百分之四点四，平均每二十户才有一张犁。这个地区的富裕农民，不仅拥有大量耕犁和畜力车，还有一千三百多台拖拉机和大量的其他农业机器。
农村的两极分化，还表现在雇佣劳动制和其他资本主义剥削形式的发展。
一九五八年二月七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周报透露，一九五六年，塞尔维亚占地八公顷以上的农户，有百分之五十二使用了雇佣劳动。
一九六二年科马尔说：有些农户的主人近年来“在强大起来，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劳动而是靠如下的活动获得收入：非法经商，不仅加工自己的产品、而且加工别人的产品，酿私酒，通过买地或者经常是租地、假分家、侵占或隐匿公有土地等办法，占有超过最高限额十公顷的农地，用各种投机办法购买拖拉机，通过代耕剥削邻近的贫苦农民”。
一九六二年八月三十日《战斗报》说：“所谓善良的生产者”，“是租种他人土地、雇用劳动力的人，是有经验的商人”。“这些人不是生产者，而是企业主。他们中间有些人整年都不拿锄头。他们雇用劳动力，而自己只是巡视田间，做做生意。”
在南斯拉夫农村中，高利贷者的活动也十分猖獗，其利息往往在百分之百以上。此外，还有所谓劳动力包买主，利用失业者的困境，从事中间剥削。
大批丧失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过活。据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日的《政治报》的材料，一九六一年，南斯拉夫全国只有两公顷以下土地的农户的货币收入，大约有百分之七十是靠出卖劳动力获得的。他们遭受重重剥削，过着悲惨的生活。
事实说明，在南斯拉夫的农村中，剥削阶级占据着统治的地位。
苏共中央公开信在辩护南斯拉夫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说，南斯拉夫农村的“社会主义成份”已经从百分之六增加到百分之十五。
可惜的是，就连这些可怜的百分比，也并不是社会主义成份。
苏共领导所说的百分之十五的“社会主义成份”，无非是指铁托集团所推行的“农场”和“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等农业组织。然而，所谓“农场”，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农场。所谓“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实质上是一种主要从事商业活动的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它不但不触动土地私有制，而且它的主要作用就是扶植富农经济的发展。
贝尔格莱德出版的《南斯拉夫农业问题》一书中说：从合作社“今天的情况和它们所起的作用来看，它们丝毫不意味着农业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其说它们的作用是在建立农村的社会主义据点，不如说在发展和帮助资本主义因素。有这种情况，这些合作社是富农分子的联合”。
铁托集团给予“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向农民收购农产品的垄断权。这种所谓“合作社”在它的商业活动中，凭借这种特权，利用农产品价格自由涨落的条件，大做投机生意，剥削农民。一九五八年南斯拉夫农业减产，“合作社”和其他商业机构就趁机哄抬农产品的销售价格。一九五九年的农业收成有所增加，“合作社”就破坏同农民签订的收购合同，减少收购数量，不惜让农产品烂在地里。
“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和“农场”，大量雇用长期的和临时的工人，进行剥削。据一九六二年《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统计年鉴》的材料，一九六一年，仅仅各种“合作社”雇用的固定工人，就有十万多名。此外，还有大量的临时工人。据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一日南斯拉夫《劳动报》透露，雇佣工人“经常受到最粗暴的剥削（劳动日长达十五小时），他们的个人收入通常是十分低微的”。
由此可见，这些所谓“社会主义成份”的农业组织，都不过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组织。
剥夺贫苦农民，发展资本主义农场，这是铁托集团在农业方面的基本政策。铁托在一九五五年就说过：“我们并不放弃在南斯拉夫有一天将以某种方式把小农庄合并起来……。在美国已经这样做了。我们必须设法解决这个问题。”
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一九五九年，铁托集团制定了“农地使用法”，个体农民如果不能按照规定的条件使用土地，就由“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或“农场”对他们的土地实行“强制管理”。这实际上是用剥夺贫苦农民，强制兼并土地的办法，来发展资本主义农场。这是道道地地的农业资本主义道路。
斯大林在谈到小农经济向大的农业经济过渡的时候说：“这里有两条道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向前走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向后退到资本主义的道路”。
除了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外，还有没有第三条道路呢？斯大林说：“所谓第三条道路，其实就是第二条道路，就是回到资本主义去的道路”。“因为：回到个体经济去和恢复富农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恢复富农盘剥，恢复富农对农民的剥削，使富农有权势。但是，能不能恢复富农而同时又保持苏维埃政权呢？不，不能。恢复富农的结果必然是成立富农政权而取消苏维埃政权，因而，必然是成立资产阶级政府。成立资产阶级政府的结果又必然是恢复地主和资本家，恢复资本主义。”（《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第二百一十七页。）
十几年来南斯拉夫农业的道路，正是这样一条恢复资本主义的道路。
所有这些，都是无可置辩的事实。
我们要质问那些蓄意为铁托集团翻案的人，你们如果不是存心欺骗，怎么能够硬说南斯拉夫没有资本家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