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街的女乡亲
刘荒田
好久没在唐人街瞎逛了，这“瞎”，一如从前的盲婚，遇着什么算什么。并无预谋，口袋里既没有老婆硬塞进的购物单，也不想找人陪着喝下午茶。信步而行，照例满街是同胞和聊备一格的异胞，市声是乡音加上稀薄的英语。我素来不爱“瞎拚”（购物），上街一般带着强烈的功利主义，但今天不是。闲暇的视线所及，说不尽的新鲜感。
我走进一家糕粉店。来过上百遍了，不是因为牌子响亮，而是因为它位于闹市。店面非常拥挤，一个长柜台和柜台后的货架，占了四分之三的空间，却在过道上放上两张迷尔圆桌，顾客在柜台前付钱拿货，腿部几乎挨近圆桌的边，居然仍旧有食客安之若素，坐吃每块五毛的糯米糍。不过，这等不算赏心悦目的景致，没有败坏我的兴致。我不但喜欢这里的葱油饼，它的味道酷似老家的咸煎饼，而且欣赏这里的售货员，干练、沉着，一色台山老乡，都是女流。不过，并非为了看美女。若说外观，她们不算美，却胜在健康和敏捷。她们在柜台后逼仄的一隅，互相闪让，扁身而过，招呼客人，从蒸笼和柜台拿食物，装包，算账，收钱，一似在田垌里挥镰割稻子，翩然酣然，看着爽气。
我买了一些包子，面对盈耳的乡音和笑声，忽然想起，没有写唐人街的女乡亲好些年了。
我曾被晾晒在铁丝网上的白菜干感动。一双青筋和皱纹重重叠叠的老妇人的手，利落地把煮成乌青色的白菜从桶里捞起来，在老人公寓楼下的铁丝网上摊开来。阳光正好，白菜帮子和老婆婆额头雪似的头发都闪烁着迷幻的光。仿佛听到黄莺在近处枝头歌唱。在乡间，冬天晒制、储存的白菜干，到了盛夏，佐以蜜枣和果皮做汤，是消暑的上品。土气的食物，被女人轻而易举地照搬到万里外，成为全球著名旅游胜地的一幅远东乡土风景。
我曾被街旁肩扛五十英镑的大米袋走路的女性感动。她个子矮小，白色米袋压着瘦削的肩膀，很是触目。她在上陡坡，呼哧呼哧的喘息隐约可闻。异乡日子的重担，就这般承担着。她并没把这当回事，从车衣厂下了班，上街买菜，捎带把米也买了，省得当建筑工的丈夫到了假日开车来一趟。
我曾经被早晨校园旁边的一幕感动。母亲陪着女儿上学去，一路上，母亲絮叨着，女儿撅着嘴。看来，母亲的话并不中听。母亲是过来人，她太明白女儿的伎俩了，教训总是命中要害，女儿受不了，宁愿和光会哄人的父亲一起走。然而，深沉无比的母爱写在专注的脸上，为女儿抻衣服下摆的手势上，并肩的影子上。女儿迟早会晓得，母亲是最爱她的人。女儿进了校门，母亲站在围墙外，默默看着。她不懂英语，她把对今天的遗憾与对明天的期许全压在后代身上，眼神像早晨的太阳。
一年年，在唐人街，我和提着购物袋、袖口挂着线头的衣厂女工擦身而过；在婚宴上，和忽然不可思议地珠光宝气起来的女乡亲见面，免不了大惊小怪地叫，努力回忆上次见面是哪一年。和我一起移民的同村乡亲，老下去了。刚来时喝她们的喜酒，如今轮到喝她们的儿女的喜酒。渐渐地，我把她们忘记了。“落日故人情”，说得多确切！趋于冷漠和黯淡，是余晖的宿命。谋生的忙碌和人际关系上要命的疏离，一似锋利的海平线切割火红的一轮。时间把和村头井台连带的一切解构，女乡亲的面影，只偶尔倒映在梦里的井水上。
然而，今天我惊醒了，被糕粉店女工甜甜的一声：“靓仔，馒头是刚蒸好的，买几个？”我正盯着收银机前两个系花围裙的身影，竭力回想，在哪里见过她们？也根本没想到到这岁数，还有人赠我这一仅仅适用于小青年的高帽。女工走近我，又叫了一声。我扑哧笑了，摇摇头。只有进城不久的乡下人，才认为它和称天下女人为“靓女”一样无往不胜。
然而，这么一来，我不得不对她细加端详。我敢打赌，她是小同乡，尽管她操着省城话。可爱的同乡几乎免不了两重误会：一是，离开家乡，就得摆脱土气，最表层的土气是乡音；二是，到了外国，就要摆“见过世面”的谱，“谱”首先体现在口头上。而且，我断定，她移民到这里，顶多一年——新乡里。她模样姣好，可能是被持绿卡或公民护照的男子回乡娶来的过埠新娘。
她和糕粉店的其他女同事，和我一样，来自南海滨的珠江三角洲末端。也许是井蛙之见吧，我老以为，只有我的家乡，才出产这般可爱的女人。她们未必妩媚，南国的骄阳，年复年地给她们的皮肤抹上一层褐黄，拿“肌肤似雪，吹弹得破”这些适用于“北国胭脂”的词语来形容她们，大抵和称老头子如我为“靓仔”一样无稽。可是，她们健壮、顽强，偏矮的身量、偏胖的体型，长年的田间劳作赋予她们稍嫌粗阔然而不失挺拔的腰板和有力的四肢，多台风，多酷暑也多严寒的南方造就了她们强韧的体格。她们在村里，背一个一岁大的孩子，还能挑一百来斤的粪桶，在泞滑的田埂上矫健奔走。一顶斗笠，遮住两个人，被绣着“花开富贵”的背带绑在背上的小女儿，手里拿着一朵去了刺的蔷薇。繁重的体力劳动，是她们的特长。山野的女儿，移民到了美国后，“能吃苦”成了双重的优势：第一，凭着最低工资，也活出尊严和成就感；第二，她们没有知识人酸不溜秋的挫折感。
我们不是老拿“乡愁”当做中秋夜的清供和诗材吗？乡愁的第一层次，是水土不服所引发的“胡不归”的长吁。对此，女乡亲却幸运地免疫。她们不像养尊处优的城里人那样，对在唐人街中餐馆洗碗，在车衣厂包装成衣，在人家当保姆这类“下等”职业深恶痛绝，她们把“吃苦”当做人生使命。哪里不艰难？这里有风扇，有冷气，星期天加班，老板请吃盒饭；在老家，三伏天割稻子，连知了也给热哑了，只能灌清明茶！在糕粉店卖货，比衣厂轻松，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并不枯燥。亏得旧金山市政府的新法例，最低工资达每小时8.15元，和种田的菲薄收入比，她们满足得很。每月至少一次往银行跑，能往活期户口存进一笔钱。
在糕粉店卖点心，最大的尴尬出在语言上。东张西望的洋游客，为了体验美国本土的中国风情，不但要买虾饺和烧麦，浇上逾量的老抽，低头大口吃下，还爱向售货员问这问那。她们一律抓瞎，要么时髦地耸耸早年被柴担压得僵硬的肩膀，要么进厨房把老板娘请出来应对。第一代移民的第一道难关永远是语言，她们只有小学或者中学程度，从乡村直接进入异国的都市，跨洋过海的“大乡里出城”，比原先是大城市居民或受过高等教育的同胞，要面对尖锐得多的文化冲突。有趣的是，她们在旧金山的“姻亲柏文”（由车库改建的非法附加住宅单位）或廉价客栈单人房里定居，却没有巨大的心理落差，原因在于，她们的生存状态，基本上和国内的20世纪80年代以前没有大的差异：为谋生而奔忙，站八个小时柜台，两三个小时乘巴士来回，做饭，接送孩子，晚间一个小时的中文电视新闻，最高享受是临睡前一家子看一集韩国电视剧，被女主角感动得泪一把涕一把，狠狠捶了几拳嘲笑她的老公，才眼睛红红地钻进被窝。一天就这般饱满而平淡地过去。她们受惠于蒙昧，得益于知足，忧郁症是衣食丰足、有房有车的老移民才有资格生的富贵病，暂时和她们无缘。她们目前有的，是吟涌“洵此美而非吾土兮”的博士后所缺乏的精神优势。
不能说她们没心没肺，她们不懂乡愁这文绉绉的字眼，但对故土的怀恋，对家乡的热爱，不在任何人之下。半个世纪之前，老金山“掉转船头百算百”的理想，她们是坚定的继承人。她们和丈夫孩子回到老家，在村头烧的鞭炮，是要用长篙伸到屋檐上，和炊烟争长短的；她们在村头禾堂或者小镇餐馆摆的酒席，不但要堂皇，而且要在门口写上“XX宴客”的告示。“衣锦还乡”，在老家赚足面子，不丢祖宗的脸，是她们的美国梦的核心。
我提着粉红色购物袋，站在糕粉店门外，一边等候巴士，一边有滋有味地隔着玻璃橱窗看里头卖糕点的女乡亲。伙计们正在开午饭，热气腾腾的四大碟摆在玻璃柜面上：咸菜蒸猪肉、凉瓜炒牛肉、咸鱼、炒白菜，售货员和厨工鱼贯而来，各自往手头的海碗夹菜。顾客来了，其中一位放下碗，用手抹抹嘴巴，带着油光闪闪的笑脸去迎迓。在小圆桌前吃皮蛋粥的客人和她们是老熟人，一起说说笑笑。这样的“众乐乐”，放到档次稍高的外卖店，是绝对办不到的，雇员和顾客一起用餐，成何体统？可是，在这里，显得这般自然，我想起故土乡村的红白大事，在锅台前，在厅堂里，婶母们也是这样聚集的。更与之相近的场面是“做糍”，一家有喜事，如嫁女、娶媳妇、“揽生日”（为长辈的生日送贺礼）、“做节”（为节日作准备），多位巷子相邻的嫂嫂，被请进家来做煎堆，在案上把米粉和热水揉好，搓成里面空心的一小坨，以嘴吹气，再放进油锅炸。整个操作过程，最能体现乡村女子的美德：勤快、合作、爽朗。想不到，这一类童年习见的景象，在唐人街的糕粉店再现。我能不激动？
刚才甜甜地叫我两声“靓仔”的年轻嫂子，把筷子伸向远处，夹起一只和她的桃腮比美的红虾仁，放进嘴巴，一边咀嚼一边和吃肠粉的“熟客仔”说话，兴致高起来，咯咯大笑，全店的人都附和着笑。那是在乡村禾堂，夏夜乘凉时特有的景致，充满默契、友爱和幽默，蒸笼的水汽缭绕着店员的围裙和或长或短的黑发，这一刹那，我被震撼了。比之晒菜干、扛大米和陪女儿上学等教我难以忘怀的片断，这一景象更具展现本质的意义。
不是吗？我的女乡亲就这样，一代代地活过来，一程程地挺过来。三十多年前的春荒里，我亲眼看到，她们每一顿都只吃上水一般的稀粥加豆角叶，出勤赚大寨式工分时，依旧嘻嘻哈哈，没当一回事；如今，温饱不成问题，一如绿卡和搭巴士上下班不成问题，这就够了，她们仗着乐天——这品格是土地所赋予的，所以具有不可摧毁的厚重；是村溪所造就的，所以具有随物赋形的灵活；她们笑呵呵地迎着，或者绕开屈诘聱牙的“阴沟流水”（英语的音译）；迎着，或者绕开信用卡、驾驶执照、入籍考试；迎着，或者绕开乡愁走去，挽着家庭，孩子，以及不讲情面的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