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粉，不相信“吴市场”(ZT)
作者: 胡靖
以前在广东的龙川、紫金农村调查时，就发现农民的农业行为存在“二元农业”的倾向。什么含义呢？就是农民自己吃的农产品的种植、养殖方式和出售的商品农产品的种植、养殖方式是不同的。农民自己吃的他尽量少用化肥、农药、饲料等现代农业要素。所以我们在这些地区的农民的家里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时，发现农家里的蔬菜、鸡肉、米饭出奇的好吃，是真正的“绿色食品”。但出售的就不同了，农民大量使用现代农业要素，追求产量、外观、口感。反正是只要能够赚钱，同时又不立即产生要命的问题，就可以毫无顾忌地生产。这就是“二元农业”。吃的不卖，卖的不吃。这下城镇消费者就惨了。天天吃饭，但不知道吃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其实这都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惹的祸。
在计划经济时期，几乎没有出现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哪个时候生产者都是国家的主人，都必须“为人民服务”，谁要敢在食品里面放什么“二恶英”、“三聚氰胺”、“苏丹红”，危害人民健康，必定是“阶级敌人”、“全民公敌”，被斗得“永世不得翻身”。但是改革开放以后，一切都改变了。农产品总量迅速提高，市场供给越来越丰富，但同时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严重。这是什么道理呢？
道理就在于市场经济存在致命的缺陷。20多年来，不断“深化”的市场化“改革”，迫使农民由淳朴的农业劳动者改变成为惟利是图的“理性人”。
什么是“理性人”呢？其实说白了，“理性人”就是惟利是图。但在市场经济下，农民不管是不是“理性人”，他都首先必须确保自己的食品质量安全。他不会欺骗自己，大口去吃用安眠药饲养出来的猪或敌敌畏喷洒过的蔬菜。因此，在用于自己食用的农产品的生产程序上，农民很自然地采取了保护自己健康的方法，就是在生产过程尽量回归传统农业，拒绝或远离现代农业要素。相信不仅在广东的农村，在其他省份的农村，也是如此。但是，既然是市场经济，农民要赚钱。就必须按照“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组织生产。传统农业生产“绿色食品”的方法虽然保证了农民自己的健康，但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于是，在专家和市场的双重教诲下，农民终于探索出了赚钱的方法。就是“农业产业化”。只要生产出符合市场需求的农产品，也就是别人需求的农产品（而不是自己需求），就可以赚钱。什么是市场需求的农产品呢？首先是数量和规模，只有规模上去了才会有规模经济。上规模的方法就是大量使用现代农业要素，如化肥、农药、饲料、良种、机械等。规模上去了，但是口感、外观有问题，消费者不喜欢怎么办呢？科学家发明了良种、添加剂（如瘦肉精）等现代科技方法。你要什么味道，就可以给你整出什么味道。终于，农民和龙头企业生产出了规模、口感、外观等都符合市场需求的农产品，于是钱大把赚到了手。但是，不少的农产品的内在质量由此出现了问题，如农药超标、添加剂有毒、转基因等，这类问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普遍，对消费者的健康构成威胁。生产这些农产品的农户和龙头企业自然对此非常清楚，他们自己一定拒绝享用这类自己生产的农产品。就像三鹿公司里了解内情的员工，绝对不让自己的婴幼儿食用自己生产的吹成一朵花的奶粉一样。但市场上的消费者不知道。消费者不知道，就只有在广告的引导下继续消费这些问题农产品。当时觉得还不错。味道不错、外观不错，种类繁荣，选择也多，为什么要讨厌市场经济呢？只不过在以后的某一天，莫名其妙地生病了，莫名其妙地死了，也不知道根本的原因是什么？生老病死是人生的正常现象，谁又会联想到是食品出了问题呢？所谓“吃人不吐骨头”不过如此。所以，市场经济下，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缺乏有效监管、有效节制的糜烂的市场经济下，消费者是最可怜的。他们是彻底的市场经济的受害者。如三鹿这样的企业，今天生产毒奶粉害人，明天又可能成为毒大米、毒猪肉、毒水果的受害者。害人者是罪人，但罪人同时也是受害者。你今天害我，明天我害你，比的是看谁很。这就是今天中国市场经济的真实图景。但是，吴、茅两位最积极的市场经济的推动者还嫌不够，还要继续“市场化”、“私有化”，还要继续保护“企业家”。莫非要把全国人民都整出“肾结石”？
三鹿这样全国著名的奶粉生产厂家居然敢靠生产毒奶粉赚钱，祸害全国人民，尤其是婴幼儿，尤其是贫困家庭的婴幼儿，尤其是农村贫困家庭的婴幼儿。简直是天良丧尽、罪恶滔天。它反映的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企业个案问题，而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正在错误的改革理论下堕落成为一种害人的制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食品安全一定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这在发达国家也是如此。美国和欧盟不是因为转基因牛肉而在WTO斗过不休吗？在巨大的市场利益面前，任何“理性人”，只要有足够的利润，都会斗胆和政府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并且游戏水平会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而升级换代。而消费者永远蒙在鼓里，完全不知道食品里面的“高科技”究是什么东东。或天使或魔鬼？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假亦真来真亦假。并且，政府的公共管理也非常复杂。猫儿虽然可以抓老鼠，但猫儿也是“理性人”，时时可能被老鼠收买后全心全意为老鼠站岗放哨。对此有什么好方法呢？有遏制的办法，比如美国等发达国家，经过数百年的反复磨练，严刑竣法的确震慑了农场主和食品企业，使得他们多数时候老老实实，有贼心没贼胆。但几乎没有根除的方法。因为这种农产品的生产与消费方式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只要是市场经济，农产品的生产的专业化、区域化、规模化就是必然的，消费者和生产者的“信息不对称”就会长期存在。哪些歧视“乡下人”的阿拉们再怎么担心食品安全，也不可能担心到为了消除“信息不对称”而自己去当农民的地步。同时，只要承认生产者的“理性人”定位，就必然会面临农户利益、企业利益和社会公益的冲突。而了解、化解这种冲突的主动权恰恰掌握在农户和企业手里。后者完全可以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屏蔽掉一些于己不利的重要的食品安全信息，而通过明星效应、虚假广告误导消费者、欺骗消费者。三鹿正是如此。而随后揭发出来的另外一些奶粉生产厂家，如著名的蒙牛、伊利、光明，居然也是如此。它们是真不知道****吗？完全不是，而是在“市场化”的旗帜下，在“利益最大化”这个市场经济的“普世价值”指引下，在地方政府的刻意庇护和不是震慑下，胡作非为地“茁壮成长”。
目前，理论界正在热火朝天地讨论30年的改革开放问题。但除了几位“有贵恙”的、饿死不吃国产奶粉的主流学者在继续玩“打左灯，往右转”的把戏以外，老百姓还真不知道中国改的是什么“革”，开的是什么“放”。“改革”为什么不学习美国、俄罗斯的公共管理经验？在该公有的地方一定公有。“开放”为什么不学美国、新加坡的严刑竣法接轨？对敢毒害公民健康者，予以霹雳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