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城
七五年春夏之交的某日，出勤刚回来，就有大队干部委托放学回来的小学生通知我，说公社来人了，在大王山等我。
真是稀奇事，公社怎会有人来找我？带着满腹疑团，撒开两条泥腿，急匆匆跑步来到大队部所在地大王山。冲入大队部，见到支书正与一位面目慈祥的中年人在谈话。经介绍，才知道他不是公社来的，而是县物资局来的一位姓余的人事干部。
原来物资局正在招收仓库管理员，招工名额中有我。余同志是来搞政审的。
没说上几句话，余同志就告辞了。天色已晚，山区交通不便，到最近的公共汽车上落站上泽支路口，要步行走四、五公里山路，而且，台山汽车站来往的班车，每天才不过三几趟而已。不过，余同志是先到公社，借了一辆破单车，骑行八、九公里山路来的，现在连饭也没人留他吃，就要再骑八、九公里山路回去公社还车，真够辛苦的！
既兴奋又忐忑，当了五年农民，本已死心塌地要一辈子扎根农村了，招工回城的机会竟会轮得到我!
一定是知青办的推荐了，公社知青办的钟新房主任，样貌与周总理有几分相似，既威严又仁慈，几次开知青会，都对知青的生活极表关怀，对我这种“黑七类”背景的人，完全没有歧视，他可算是我当知青以来，难得遇到的好干部之一。
时值邓小平二次复出，又招生，又招工，一些“表现好”的知青们都跃跃欲试，传闻有些认识的人真的上了大学、进了工厂了，自己只有羡慕的份，虽然也存有点幻想，但哪敢抱多大的希望，因为尽管平日很拼命地奋发向上，争取有好的表现，但是， 回想这几年，我曾因未经请假去趁圩，被支书在大会上点名批判不安心接受再教育；曾因看“毒草”书籍，被开除出基干民兵队伍；曾想报名参军，被揭发隐瞒黑七类子女身份异想天开；曾申请入团，说我思想没改造好……这回招工政审的政治表现一项，是一道很难逾越的障碍，因为大队党支书对余同志说的话，直接关系我的命运！莫说我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谁知道今天支书说了我什么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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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消息等了几个月，等得心急，花八分钱邮票，偷偷给余同志写了一信，居然很快就收到了回信。算是意料之中事吧，得知被录取的不是我，他们招收的管仓员已经在上班了。
已不是第一次失望，看完信，抬头望着门外的青山，茫然了很久，最后自我安慰说，没什么，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
打从文革开始，我就一路倒运，好事几乎从来与我无缘，逆来顺受已成习惯。不过，余同志的信写得非常委婉，语重心长，讲了很多人生道理。虽是一面之缘，他却愿意花时间给我这个本来可以完全不予理睬的人写一封长信，令我感激不尽！
看过余同志的信，有茅塞顿开之感，之后，我表现得更加卖力，或可说，是有点蓄意在“伪装积极”了。
其实经过几年磨练，我整个人从内到外都变得与农村人无异，除了个别干部仍对我“另眼相看”外，其他阶级斗争意识薄弱的贫下中农乡亲们，早已经把我看作自己人了。老实巴交、没什么文化的生产队长，近日还在一次社员大会上郑重宣布，因为我表现好，把我的成份改为贫农，令我啼笑皆非。
其实我的家庭成份本来就是工人，解放时划定的，因为那时我的父亲就是工人。若不是文革时遭人揭发，我们还是“响当当”的呢。怪只怪我父亲抗战之初即为赴国难，“错”投入国民党的抗战部队，七年多的南征北讨，到抗战胜利，即解甲回乡了，虽没跟共产党的部队打过一天仗，也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有冤无路诉，只有自认倒霉。由于成份不可以说改就改，我们仍勉为其难地保留着工人成份。
当时全国正在贯彻“三项指示为纲”，邓小平开始了“大复辟”。乘着 “普及大寨县”的东风，我与村里几位热心的中学毕业生，组织了一支青年突击队。我有自知之明，并没担当青年突击队的任何职务（正副队长都由村中贫下中农的子女担任），不过，青年突击队从筹备成立以至所有活动，基本上是让我来组织、策划和安排的，他们太相信我了。
为了成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毫无保留地付出了满腔的热情。每天出勤回来，连脚都未洗就开始出墙报。墙报是每日一期的，有报道，有诗歌，还有图画。晚上，我还在识字扫盲班教写字、教唱歌。另外还与另一位部队文工团出身的知青一起，组织了一个文艺宣传队，自己编剧本、作曲填词。美术和音乐都是我从小的爱好，此时算是发挥得淋漓尽致了。
这时候，已没人说我表现不好了，潜意识里，我也觉得自己真是贫下中农了。
转眼到了秋收季节。一天，大队干部拿来一张二轻局的招工表格让我填写。再没有上次的兴奋，青年突击队的事情令我过的非常充实，似乎也不那么急要回城了，心想招不招工都无所谓，做农民也不觉得是很差的事嘛。漫不经心地填好这张表之后，送到大队部，交给工作队。
其时，大队部已经由路线教育工作队进驻了，干部们基本上靠边站，工作队的权力凌驾于大队党支部之上。我的表格交给了工作队，政治表现那一栏，要靠他们来填写。
进驻我村的两位队员，一位是县计委的老黄，他是工作队的副队长，一位心地善良的刚解放出来的老干部。另一位C君，则是来自某公社的乡村小学教师，其人不知何故，左得要命。
这C君一来到就看我不顺眼了，也许就他看穿了我在伪装积极。
我们每晚在村里排练节目，他就每晚老远摸黑下村，来到我们排练节目的大粮仓，借口来指导工作，一会儿说这句不是这样唱，一会儿说那个字抄错了。他不知道，我教的那些歌曲都是我的原创。大家都被他弄得很不自在，碍着他是工作队，不敢得罪他而已。后来才知道，他是看上了宣传队中一位美女，为了表现自己，才不懂装懂，弄出许多笑话。偏偏那位美女对他却敬而远之，令他心理很不平衡，以为我从中作梗，由是变本加厉，对我诸多挑剔，百般刁难。
那政审意见如果由他执笔，肯定没好话，前程必定栽在他手上。
后来有人告诉我，他已为我罗列了一大堆莫须有罪名，幸好老黄是副组长，据理力争，没让他有机会在政审表上把我写得很坏。
回城通知是老黄交给我的，通知我在二月十日前往二轻局报到。
与同捞同煲多年，仍未有名额招工回城的知青彭建青夫妇告别；与村中父老，及一群曾并肩奋斗的青年突击队员们告别；与我的破泥砖屋和三分自留地告别。依依不舍，真有说不尽的留恋！从十六岁到廿二岁，这段人生最多情的青春岁月，我给了这个小山村！
七六年二月八日是星期天，早上下了一场小雨，几乎全村的人都来给我送行。不再见六年前初来时感觉到的鄙夷的、令我心灰意冷的眼光。
村中好友明活、美素和珠英三人，抽空专程来送我回城。他们每人一辆单车，载上我不多的行李，两个小时的车程，终于回到了台城，回到了父母亲的身边。
与六年前来的时候相比，我的身家，仅多了一副松木床板，还有一张父亲帮我用肥皂箱和竹子钉成的小书桌。
我们来到革命照相馆，四人拍了一张大合照作留念。这张照片，见证了我在水深火热的青春年代，拥有的真挚友谊。
我原本以为，自己很想离开农村，但到了真要离开时，竟是那样地留恋。更想不到，直到卅多年后的如今，我还有一半的乡梦，依然缠绕在那里。
怀念，我的第二故乡，台山端芬竹山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