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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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学东渐的轶闻趣事[转帖]
 

　　周真真

　　电影是怎样传入中国的

　　　　1895年12月28日，法国的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卡皮辛大街首次放映电影，人们将这一天定为电影的诞生日。1896年，电影就传入中国。最早来中国放映电影的是一位美国商人，此人的姓名，一说雍松，一说詹姆士里卡顿。从1896年到1898年，他先后在上海福建北路唐家弄的徐园、泥城桥下的奇园，以及天花茶园等处，短期放映美、法等国的短片，如《俄国皇帝游历法京巴里府》等，并在当时《申报》上刊登电影广告，引起轰动，上海滩报纸给予了绘声绘色的报道。当时观众发现，这种西洋的新发明，与中国古老的皮影戏很相似。于是，人们就自然地把这种艺术形式叫做"影戏"或"活动影戏"了。但由于它放映是用电作光源的，故又称作"电光影戏"。此后，就慢慢简化成"电影"了。

　　电影最初多在茶馆、酒楼放映。1899年，西班牙商人加伦白克带了一台简陋的电影放映机和几本电影的残旧片断来到上海，借当时四马路的"四海升平楼"茶馆的一角首次放映。内容是高山、流水、火车飞奔、轮船行驶、大火烧、人物鸟兽的新闻片和风景片，大部分是法国百代公司的出品。每场放映十几分钟，每位观众收30文铜钱。不久，他换了八本完整的短片，迁移到虹口乍浦路口的跑冰场放映，门票涨到铜钱100文，生意十分兴隆。但时间一长，观众看厌了，只好停演，最后盘给了西班牙商人雷玛斯。

　　清廷内也曾放过电影。1904年，慈禧太后七十寿辰，英国驻北京公使送了她一架放映机和几套影片祝寿，不料只放映了三本，摩电器就炸裂了，把老佛爷吓了一跳，清宫从此不准再放映电影。1905年，出国考察的端方带回一架放映机，但在宴请宾客时，电影机又猝然爆炸，将担任电影说明的何朝桦通判等人炸死。因为这两次事故，王公大臣们都认为电影不吉利，但在民间，电影的放映却日渐增多。

　　雷玛斯1904年来到上海放映电影，他借四马路的"青莲阁"茶馆楼下的一间房子，设了一个影戏部。影戏部的门上挂着黑布门帘，门外贴有红纸广告，还雇了中国人站在门口收票和吹打洋鼓洋号，以招徕观众。他不断更换新片，同时演出魔术，入场券高达每位120文，满20人就放映一场，营业始终不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才停业。这是当时外国人在上海放映电影时间最长的一家。

　　1908年，雷玛斯又在虹口乍浦路的一块空地上，用铅皮搭起一座可容250人的"虹口大戏院"，首映的一部影片叫《龙案》，这是上海专业电影院的开始。同年，他又在北四川路海宁路口建了一座富丽堂皇的"维多利亚大戏院"，这是上海第一座真正的电影院。此后，外国人在上海开设放映电影的戏院越来越多。

　　与此同时，外国的一些制片公司也派人到中国拍摄影片。1896年，美国缪托斯柯普公司拍摄了最早以中国为题材的纪录片《李鸿章在格兰特墓前》。1898年，美国汤姆斯爱迪生公司派遣一名摄影师来到上海，拍摄《上海警察》和《上海街景》两部短纪录片，并公开发行放映。1902年，邵醉翁同美国人列文合拍了《慈禧太后》，这是中国历史上中外合资拍摄的第一部影片。

　　人们逐渐对电影这种新鲜玩意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中有两位青年，便产生了要亲自拍电影的强烈愿望。他们如饥似渴地边学习，边实践。这就是张蚀川（后改名张石川）和郑正秋。1913年，他们同当时来中国拍摄电影的美国人依什尔合作，从另一个美国人布拉士其手里接办了他于1909年创办的"亚细亚影片公司"，并改名"亚细亚中国影戏公司"，这是我国第一家摄制影片的公司。由美国商人出钱和发行、亚细亚公司摄制的第一部影片，就是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的《难夫难妻》（又名《洞房花烛》）。这是我国自己摄制的第一部故事片。

　　西医是如何进入中国的

　　如今，西医成为人们日常行医看病的主要方式，早已取代了往日中医的显赫地位。然而，在它初传之时，并未引起人们太多的重视，人们更多的是对它的好奇。

　　西方医学是以古希腊、古罗马医学为基础，并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西医作为一门科学，16世纪以后大规模进入中国。

　　然而，西医最初走进中国时，不是具体医道的传播，而是以介绍西医的基础生理学知识为主。明末关于这方面的知识，首先零散地出现在一些传教士的著作中。入华的耶稣会士，为吸引更多的中国人入教，对16世纪西方新兴医学特别是比利时维萨留斯《人体的构造》中的人体生理知识给予了一定介绍。1569年，主教加内罗在澳门设立医院，可谓近代西医传入中国之始。利玛窦的《西国记法》则是西方传入中国的第一部心理学著作。汤若望的《主体群征》（1629年刻印）对人体解剖学进行了介绍。更为系统全面介绍人体生理的著作是《人身图说》和《泰西人身说概》。《人身图说》主要论述脏腑、脉络、溺液、女人自贡、胚胎等内容，共28篇，并附有五脏躯壳图形21幅。《泰西人身说概》上卷叙述人体骨、肉、筋、皮、脉络等15部，下卷阐述总觉司、目、耳、鼻、舌、四体觉司、行动、语言等8部。此外，西方的医疗制度、医院设施、药物药房等内容也在一些著作中提到。但明末西医的传入只是一个开始，难以被接受。到了清代，西医才开始被应用。

　　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前后，康熙因身体欠佳对西医产生兴趣。他对传教士白晋等人讲述的西医中的病因知识及相关的生理学，特别是17世纪法国解剖学家韦尔纳的著作颇感兴趣，指令他的最好的一个画家，专画人体解剖图像，并将中医中的铜人模型与之进行对比，发现铜人模型也有静脉但无动脉和血管。1698年，法国传教士巴多明参考最先进的西医理论，用了近五年的时间将白晋等人的讲稿整理译成满文，编译成《按血液循环理论及戴尼新发现而编成的人体解剖学》。康熙帝对此很关注，但为维护封建礼教未令刊行。此书在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被发现，1928年以《解剖学诠释》出版。

　　西医入华后，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有些学者对西医产生了浓厚兴趣，常与传教士研讨西医，行医也兼采西医治病。王宏翰便是第一位接受西医的医家。1688年王宏翰四卷本的《医学原始》集中反映了他所受西医的影响。乾隆时的王清任，也是笃信西医的学者，平素常以未见人体脏腑为憾。1797年，滦州瘟疫流行，小孩死者多且多无棺材。王清任趁机察看小孩死者脏腑达三十多人，才弄清中国古代医书所绘脏腑与实不符，后著成《医林改错》记述脑髓说，颇多卓见。

　　排斥西医者也大有人在。经学家俞正燮出于反宗教情绪，诬蔑中外的脏腑不同，抨击西医。姚莹在《康猷纪行》中讲述天主教源流，也引粤中奏章说习教的人，借此诱淫妇女，取人死后目睛。

　　西医，由于它在人体结构和生理功能认识及医疗体制上较中医有所长，引起了人们出于猎奇心理的关注，但并未对中医引起冲击和震荡。直到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在数日内亡故，太医院因而获咎。太医院作为旧时代传统中医的象征从此消失。在清末至辛亥革命建立新政权时期，西医被纳入国家行政部门。这表明，西医已正式进入中国，占据中国医坛的首要地位。

　　乒乓球是怎样传入中国的

　　乒乓球起源于英国，是由网球发展而来，所以欧洲人至今把乒乓球称为"桌上的网球"。乒乓球传入中国，则是1904年前后的事了。当时，上海四马路大新街有一家文具店，老板王道平经常到日本去采购。一次，他看到日本人正在进行一场乒乓球赛，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趣，又不需要很大的场地，于是他就采购了10套乒乓器具回国，把它们陈列在商店里。但是，当时中国人并不了解它们的用处，更不知道乒乓球的打法，因此长期无人问津。

　　后来，聪明的商人开始亲自在店中打球做表演，吸引了很多顾客前来观看，有的甚至也挥拍上阵一试身手。自此，乒乓球开始在上海流行起来。1916年，中华全国基督教青年会上海分会童子部设立了我国最早的乒乓球房，配备了9张球桌，但一般市民无缘入内，仅富家子弟和有钱的大学生等少数人去寻找乐趣。之后，乒乓球逐渐地在上海、广州、北京、天津等几个大城市开展起来。1918年，上海乒乓球联合会宣告成立，不少球队纷纷建立，并于1923年首次举办了比赛。比赛采取对抗方式，11人参赛，先胜六盘者为赢。同年，全国乒乓球联合会在上海诞生，中国乒乓球运动从此得到了初步的发展。1925年，在上海举行了中华队与旅华日侨之间的秋山杯比赛。1927年和1930年，中国正式派出乒乓球选手参加第8届、第9届远东运动会乒乓球赛。因球技落后，团体和个人赛均告失败。直到1935年，中华全国乒乓球协会在上海成立，乒乓球在我国才开始被列为正式的体育项目。关于乒乓球传入中国，还有一种说法是，匈牙利选手米斯扎巴多斯1931年获得了第5届世乒赛男子单打冠军。赛后，他因作环球旅行表演而将乒乓球传到了中国。但这种说法显然不可靠，因为在此之前，上海等地已有乒乓球活动。

　　标点符号的引进与推行趣事

　　标点符号，正式作为汉语书面语言的组成部分，在中国还不到一个世纪。随着清末以来中外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在汉语中使用统一的标点符号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中国古代的书面语言没有标点，汉代以来用"、"和"↓"符号表示句子的停顿。到元代把"↓"改为"。"。但这种符号不能表示语气、词的性质与作用，经常产生理解上的困难，甚至误解。例如，从前有个财主生性吝啬，在聘请教书先生时讲明膳食微薄，并与这位教书先生写下一张没有加标点的合约为据。和约写道："无鸡鸭亦可无鱼肉亦可青菜一碟足矣。"财主理解为"无鸡鸭亦可，无鱼肉亦可，青菜一碟足矣"，欣然签了字。哪知吃第一餐饭，教书先生就大喊大叫了起来："怎么净是素菜，没有荤菜？我不是约定了‘无鸡，鸭亦可；无鱼，肉亦可；青菜，一碟足矣'的吗？"弄得财主哭笑不得。

　　中国的大门被打开以后，派驻国外的留学生渐多，中外交流频繁起来，标点符号亦被介绍到中国。第一个从国外引进标点符号的人是清末同文馆的学生张德彝。1868年2月，前驻华公使蒲安臣带领"中国使团"出访欧美，张德彝位列其中。他有一个习惯，即无论到哪个国家，都喜欢把当地的景色、人物、风俗习惯记录下来，以"述奇"为名编成小册子。他在《再述奇》（现名为《欧美环游记》）中有一段介绍西洋的标点符号，说："泰西各国书籍，其句读勾勒，讲解甚烦。如果句意义足，则记‘。'；意未足，则记‘，'；意虽不足，而义与上句黏合，则记‘；'虽然张德彝不是有意识地向国内知识界引入标点符号，甚至带有反对的口气，觉得这些标点繁琐，但是却在无心栽柳的过程中为中国语言符号的发展带来了新风。

　　1897年，广东东莞人王炳耀最先根据我国原有断句方法，吸收国外新式标点，草拟了10种标点符号，即"，"读之号，"。"句之号，"O"节之号，"V"段之号，"："句断意连之号，"-"接上续下之号，"？"诘问之号，"！"慨叹之号，"！"惊异之号，""释明之号，并倡议采用。

　　190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我国最早使用外国标点符号的书籍《英文汉诂》。1909年，鲁迅与周作人共同翻译出版《域外小说集》，引进使用好几种标点符号，并新创两种符号，还在"略例"中专门介绍书中使用的标点符号。1918年5月，语文学家陈望道在《学艺》杂志发表《标点与革新》一文，全面系统地引进并介绍了西洋10种标点符号。陈独秀、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从1918年5月起全部以白话文编排，并使用新式标点符号。一时间，标点符号风靡全国。

　　戴着眼镜的溥仪。　　1920年，北洋政府根据胡适、钱玄同、刘复、朱希祖、周作人、马裕藻六名北大教授提出的《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方案》，发布53号训令--《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我国第一套法定的新式标点符号由此诞生。

　　但新式标点符号的地位，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巩固。例如，20世纪30年代，上海有家书局发稿子按字数算稿费，标点符号不计算在内。于是，鲁迅先生有一次给这个书局寄去的稿子，既没划分段落，更无一个标点，书局无可奈何，只得写信给鲁迅："请先生分一分章节和段落，加一加新式标点符号。"鲁迅回信说："既要作者分段落加标点，可见标点和空格还是必要的，那就得把标点和空格也算字数。"书局只得认输。

　　新中国成立后，标点符号的引进和使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51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规定标点符号在全国的统一用法，是为14种。1990年4月17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新闻出版署发布了修订的《标点符号用法》，由14种符号增为16种。至此，我国的标点符号统一和完善起来。

　　紫禁城里的眼镜风波

　　如今，眼镜已成为人们一件不可或缺的日用品，近视镜、老花镜、太阳镜等在眼镜店里琳琅满目。但1921年，就在清朝早已灭亡的时候，宣统皇帝溥仪佩戴眼镜一事仍引起了轩然大波。

　　美国史学家布尔斯廷在《发现者》中说："公元1300年前后，有位年老眼花的欧洲匠人加工玻璃盘时，偶然发现透镜可以帮助老人恢复眼睛的明亮，于是不久就有了一种带柄的单片透镜。后来人们把两块单片镜的柄连接在一起，就成了放在鼻梁上的真正的双片眼镜。"16世纪初，供近视眼镜用的凹透镜问世。1784年，美国的本杰明富兰克发明出双光眼镜，眼镜完善起来。

　　中国最早的眼镜是在明代经海上和陆路由西方传入的。最初传入的是单片镜，随后双片眼镜也传入，但在当时极为珍贵。眼镜最早名为"优逮"，是眼镜的阿拉伯文uwainat的译音。因其读音与《楚辞》中的""相似，于是明朝人便用""来称呼眼镜。"眼镜"一词直到清初才出现。因为中国缺少高质量的玻璃，便以水晶制镜片。为了与西洋眼镜相区别，本国水晶镜称为眼镜，则专指进口的玻璃镜。此后，眼镜逐渐取代，成为通用词。

　　明末清初，眼镜流行渐广，但只是王公贵族的玩物，是区分人们身份高低的装饰品，而不是为了改善视力。在清代康熙、雍正时期，眼镜仍是稀罕之物，成了帝王恩赐亲臣的宠物。雍正眼睛近视，且又特别喜欢眼镜，为了方便工作与生活，他特别谕旨：京中大殿内安眼镜两副，乾清宫大殿上备用眼镜两副，弘德殿安眼镜一副。后又在四宜堂如意床上安茶晶眼镜一副。乾隆时眼镜成为纨绔子弟追逐的时髦。到清代中叶，眼镜已较为普及，眼镜盒也应运而生，有木雕、皮覆、缎缝、铜刻、漆制、壳造，争奇斗艳，目不暇接，大多眼镜盒穿绳带、垂流苏佩于腰间，如同玉佩、荷包、烟袋。到嘉庆年间，眼镜的度数有了深浅之分，近视者佩戴眼镜的很多，但多为年轻人。

　　早期的舶来眼镜多由洋行销售，到道光年间，中国人自己的眼镜铺已有很多。其中乾隆年间创办的"三山斋"可谓是北京最老牌的眼镜店。而1911年在上海开张的精益眼镜公司是中国最早用科学验光的眼镜店，民国时其分号遍布全国各大码头。孙中山先生就曾到精益配过眼镜，并为之题"精益求精"四字。

　　与眼镜寸步不离的皇帝当属溥仪。他患有严重近视和其他眼病，必须戴眼镜。但戴眼镜始终与中国的传统习俗不符。以致1921年，宣统皇帝溥仪佩戴眼镜引起了轩然大波。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我十五岁那年，庄士敦说我眼睛可能近视，建议请个外国眼科医生来检验一下，如果确实的话，就给我配眼镜。不料这个建议竟像把水倒进了热油锅，紫禁城里简直炸开了。这还了得！皇上的眼珠子还能叫外国人看？皇上正当春秋鼎盛，怎么就像老头子一样戴‘尖子'（眼镜）！后来庄士敦不知费了多少口舌，加之我坚持这才解决。"溥仪的眼镜便在"精益"的北京分号配制。在他以后的生活中再也不能缺少眼镜了，甚至在照相或别人为他画像时，也不肯把眼镜摘掉。

　　眼镜的普遍使用是不可避免的。20世纪30年代，美国Forum杂志请了威尔逊、房龙和杜脱兰三位名家，共同拟了66个世界历史上的最重要年代。其中，1250年有两项影响后世的发明，就包括被培根称为"对于老年人和目光弱的人都有用处"的眼镜。可见，眼镜的发明对世界的意义之大。

　　　（摘自《中外文化交流史轶闻趣事》，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5月版

最具幸福感的十个城市[转帖]

　　近日，"2008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揭晓，杭州、宁波、昆明、天津、唐山、佛山、绍兴、长春、无锡、长沙榜上有名。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在综合竞争方面最终名落孙山，仅拿到单项奖。

　　鞍山、杭州、天津人情味最浓；交通幸福度最高的则是威海、成都和无锡;医疗卫生方面，北京、天津、上海幸福度最高；海口 、威海、杭州的环境幸福度最高。在房价幸福感榜排名上，中型城市全面胜出，其中淄博一马当先，北京、上海等城市被挤出榜单；文化娱乐幸福度的前三名则是成都、杭州和北京。

　　十大最具幸福感城市的出炉，充分印证了幸福学研究者奚恺元教授的论述：发展经济并非终极目的，而是一种手段。幸福不仅是吃喝玩乐，而是广义的正向主观感受。同样，看社会发展和谐与否，不能仅仅看经济增长，更应该关注社会总体主观幸福感的增长状况。而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往往取决于很多和经济无直接关系的因素，例如婚姻状况、社交关系、生活环境等等。

（《新民晚报》2008.12.26陈鹏文）

考古也疯狂:唐太宗李世民可能无汉人基因[转帖]
 

　　来源: 中国新闻网(北京)　

　　根据可考证的历史资料证明，唐太宗李世民的祖母、即唐高宗李渊的母亲独孤氏，是隋文帝的一名后妃的姐妹，属于非汉族，所以李世民和隋炀帝之间还有着姨表关系。唐太宗李世民的母亲窦氏也是鲜卑族人。而李渊一方的血统还没有足够的历史证据进行论证。

　　　　唐阎立本所画《步辇图》中的李世民

　　中新网1月3日电 据“凤凰网文化”文章：唐太宗李世民(598～649)，唐朝第二个皇帝，杰出政治家、军事家。他在位期间出现了历史上称道的“贞观之治”，被称为“千古一帝”。史书对李世民的记载，寥寥300字，功过论断，兼而有之。《唐书》记载了一个关于李世民命名的有趣故事:李渊二子即将诞生之时，李渊路遇一书生为其看相，书生惊呼:“李渊贵人也，其子也贵，有济世安民之大任。”李渊惧，欲杀此人，书生却不见了。归家，二子诞，故起名“世民”，取济世安民之意。唐太宗李世民的确胜任了“济世安民”的重任，堪称一代明君贤主。然而他的身世之谜却永远被湮没在简略的正史记载之中。有考古学家根据《步辇图》留下来唐太宗李世民的最早画像推测，一代英明的君主李世民，是鲜卑人的后裔。此言一出，立刻引起人们的议论，李世民是鲜卑人么？

　　唐太宗李世民的一生，关于他身世的疑点很多。李世民一家祖籍在今河北省赵县，而李渊生于关陇，自称祖居关陇，是西凉王李皓的后代，借以提高自己的身份地位。其中，在历史上还有这一段插曲，本来西魏以前以山东地区的李姓一门为望族，这一地区有五大望族姓氏--王、卢、崔、李、郑，其中李姓又是鲜卑族中的一大姓氏。而自西魏宇文泰以关中为根据地建国，由此就硬性规定了关陇李姓为望族。有人据此认为李氏一门是破落贵族，还有人说李氏是鲜卑族大野部的姓氏。

　　唐朝时候少数民族与汉族的界线划分不严格，唐朝之前，北方各民族大融合现象广泛存在，如在隋炀帝时，突厥人就曾强制改穿汉装，北魏孝文帝推行民族之间友好往来的政策，同一个等级的人可以被允许通婚。所以造成了有皇室是少数民族的情况，大臣中也有许多是少数民族。李世民是鲜卑族的后裔，这也是有可能的。然而这里边有几个疑点:一是李渊一门在此之前到底如何，无法从历史上考究得知；二是李渊自称为西凉王李皓后代，到底是事实如此还是自抬身价？

　　根据可考证的历史资料证明，唐太宗李世民的祖母、即唐高宗李渊的母亲独孤氏，是隋文帝的一名后妃的姐妹，属于非汉族，所以李世民和隋炀帝之间还有着姨表关系。唐太宗李世民的母亲窦氏也是鲜卑族人。而李渊一方的血统还没有足够的历史证据进行论证。历史上有以下几种说法:赐姓大野部、河南破落李姓、老子李耳的后代等。其中最有可能性的说法是李世民是受胡人影响比较深的汉族人。现在一般的习惯说法是，唐太宗李世民是各民族的混血儿，民族大融合的产物。然而在进一步的研究却步履维艰，主要是由于唐太宗李世民乃一代明君，可以称为帝王的模楷，后世人们想尽可能模糊其民族的概念。因此许多学者对考证唐太宗李世民身世问题并不积极。但是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认为李世民为鲜卑族后裔的观点主要有以下论据:

　　第一，立武则天为后印证了唐朝的胡俗。唐朝人对肥硕丰腴的女子情有独钟。像杨贵妃的传说、《唐代仕女图》的记载，都证明了唐人有这方面的审美倾向。这与唐的民族融合大有关系，带有明显的少数民族趋向。在胡人的风俗中有父死子娶母为妻的习俗，也有一家的男人共用一妻的故事。在昭君出塞的故事里，王昭君在死了丈夫后就嫁给了自己的两个儿子。而在唐朝帝王史中，也有一些类似的关系尴尬的角色。唐太宗李世民、武则天与唐高宗李治之间的关系近乎乱伦。唐太宗李世民在武氏则天正值其雏女妙龄之际，召其入宫为才人。他死之后，武则天入感业寺做了尼姑。唐高宗即位后，“复召武氏入宫，拜昭仪，进号宸妃”。几年后，竟做了唐高宗李治的皇后。期间，唐初的元老重臣如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裴炎及程务挺等人曾力谏唐高宗李治，武则天“曾侍先帝，众所共知”，但是唐高宗李治根本没有在意。

　　历史上杨贵妃也是一例。杨贵妃本是唐玄宗之子寿王的妻子，却被身为公公的唐玄宗讨来做了妃子。这些为李唐王朝大臣们所不齿的关系是不是李氏家族身体里流淌的胡人的血液在作怪呢？然而有的学者认为唐朝的这种风俗与胡人血统毫无关系。他们认为人性古今都是相同的。并且，在武氏14岁入宫后唐太宗李世民都已经是50多岁的老人了，而且行将就木，唐高宗李治自身也应该明白娶母本身就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但他可能因为意志薄弱受了武则天的摆布，也可能是受了美色的诱惑，最终知其不道德而为之，这不能牵强的和胡人的血统联系起来。历朝历代中，乱伦都是一种反道德的行为，决不会为社会所尊奉，决不是唐朝社会赞同这种道德观念，而是这跟个人的道德和意志有关系，是一种个人缺失了德行的表现。还有的学者综合了这两种对立的观点:认为李氏一家是深受胡人习俗影响的汉人后裔，由于在魏晋时期长期与胡人混住，从各方面都沾染了大量的胡人风俗；而且从唐朝女子的穿着以及蹴鞠、骑马打猎的生活来看，当时女性享受了以后历代女子不曾享受的解放；所以对于开放、繁荣、各民族已有了相当程度融合的大唐朝而言，这种乱伦关系不应该算大问题。

　　第二，从唐太宗的性格来判断他的血统。李世民性格凶残、野心勃勃，为李唐打下天下的战功赫赫，贞观年间，唐太宗平定东突阙，俘虏颉利可汗，解除了北边的威胁；5年后，平定吐谷浑，俘其王慕容伏允；贞观14年，有平定高昌氏，于其弟置西州，并在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置安西都护府。晚年时，唐太宗战志尤存，亲征高句丽。唐太宗善骑射，一生过着不倦的戎马生涯。这些都可以作为质疑他的血统问题的证据。在他的一生中，最大的政治风波莫过于使他得以登上王位的“玄武门之变”。当时，被封为秦王的李世民军功甚多，超过了太子李建成和其弟李元吉。他们早就心怀嫉妒，结成同伙。定下阴谋，决定在昆明湖畔杀死李世民。李世民对此早有觉察，自然也不会坐以待毙，于是于唐高祖武德九年6月4日黎明，在长安宫的北门玄武门布下了伏兵，射死兄弟李建成、李元吉。

　　3天后，唐高祖李渊便册立秦王世民为太子。再过两个月，李世民逼使李渊退居太上皇，自己在颂德殿即帝位。这一段历史为我们揭示出了一个性格凶残、充满野心的唐太宗李世民，与“贞观之治”中的李世民判若两人。然而有学者中对将“玄武门之变”作为唐太宗李世民是胡人的依据持不同的态度。他们认为:自古宫廷皇室的权利之争都是很残酷的，这和他的血统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唐太宗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也是形势所迫，身不由己。并且从对后世的影响来看，李世民取代其兄当上皇帝，对唐朝的繁荣和后世中国的繁荣都是有积极推动意义的。李世民是在李家三兄弟中是最具实力的一位，他审时度势，发动玄武门之变，这恰好反映了他是一个真实的政治家。也有的学者从历史学的角度分析了这个问题:孔子写《春秋》时，皇室内部争权夺势的事件就屡有发生，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杀父弑兄的事件都有记载，因此这还不能作为佐证李世民是胡人的证据存在。

　　第三，李世民的唐昭陵独特的墓葬显示了突阙习俗。史书中关于昭陵记载，昭陵为唐太宗李世民的坟墓，有内外两城。外城遗址已难以考证，门内当年建有献殿，存放李世民生前服用器物。北门称为玄武门，又称司马门。原有14个“蕃酉”的石雕像现在已不知何处，石雕像到底有些什么来历？现在已是无人知晓。但是驰名中外的“昭陵六骏”浮雕还保存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石刻艺术陈列室里。

　　“昭陵六骏”的确是李世民留下的有一个疑点:中国所有帝陵中，为什么只有李世民的昭陵里有战马石刻？唐太宗独特的墓葬形式是否真的显示了突阙的习俗？根据《突阙问题研究论文集》上面记载:马是突阙人不可离开的伴侣，平时生活游牧，战时驰骋沙场。在突阙的葬俗中，有一种奇特的祭祀悼念马功劳的习俗，一般有三种仪式。主人死后，随从会骑着马绕着死者墓地转圈，然后把马杀掉或者活埋到坟墓里。无论是突阙贵族，还是一般牧民，死后都要与马共葬，只是数量多少不同。然而李世民的坟墓昭陵至今未被打开，据称也未被盗过，所以里面的陪葬物品到底是些什么现在只是猜测，或许若干年以后，我们可以从昭陵里睡着的李世民自己那里得到最真实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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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石油[转帖]

 
　　〔德〕威廉•恩道尔著　赵刚　旷野等译

　　从1914年战争开始到1918年战争结束，对于军事战略的革命，石油起到了举世公认的关键作用。在空战、机动坦克战和快速海战的年代，安全可靠而又充足的新燃料供应日益成为成败的关键条件。

　　
　　在爱德华格雷

　　爵士的外交政策指导下，在1914年8月的前几个月里，英国突然陷入到被认为是现代史上最血腥、破坏性最大的战争之中。根据官方统计，直接或间接因战争而死亡的人数达到1600万～2000万之间，其中大多数（1000多万）是平民。在这场持续四年之久的"足以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中"，英帝国自己就有50万人直接死于战争，伤亡人数达250万。

　　但是，很少有人谈起的是，英国地缘政治的战略目标。不仅仅是击跨其工业竞争的最大对手德国，还包括通过赢得战争获得对宝贵资源的绝对控制。到1919年时，这种宝贵资源已经被证明是未来经济发展的战略性原材料，那就是石油。这是"大博弈"的一部分--造就一个世界性的全新的大英帝国，其霸权在20世纪上半叶将无人挑战，这是英国领导的世界新秩序。

　　一项对1914～1918年"一战"主要战场的研究表明，确保石油供应已经成为军事计划的核心。在整个战争过程中，石油为现代战争的惊人机动性开启了大门。在冯麦肯森元帅的率领下，德国出征罗马尼亚，主要考虑就是要把以前分属于英国、荷兰、法国和罗马尼亚的炼油、生产和管道企业重组成一个大型联合企业。在战争中，唯一能够保证德国空军、坦克部队和U型舰队石油供应的就是罗马尼亚。英国在达达尼尔海峡的战役，就是为了确保俄国巴库的石油能够供给英法用于战争，此役在加里波里遭到惨败。奥斯曼皇帝下达了禁运令，俄国石油难以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运出。

　　截至1918年，位于里海巴库的俄罗斯富油区一直就是德国的军事和政治目标的一部分，同时，也是英国的军事和政治目标的一部分。英国先发制人，于1918年8月至为关键的几周时间里，先行占领了这一地区，断绝了德军总参谋部关键的石油供应。巴库断油，对德国来说是致命的打击，几周之后就缴械求和。仅在数月前，德国似乎已经击败了协约国。这无疑证明了石油在地缘政治中的核心地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鉴于石油这种新燃料对未来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所发挥的重大战略性作用，所有大国都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战争结束时，40％的英国海军舰队是用石油作燃料。战争开始时的1914年，法国军队只有110辆卡车、60辆牵引车和132架飞机。到四年之后的1918年，已经增加到了70000辆卡车和12000架飞机。同一时期，英国投入到战争中的装备包括105000辆卡车和4000多架飞机，这一数字包括了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美国的投入。英、法、美在最后的西线进攻中每天消耗的石油达到了出乎人们想像的12000桶。

　　到1917年12月，法国的石油供应严重不足，福熙将军敦促克莱门西奥总理向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提出了一项紧急请求，"如果不能及时供给石油，我们的军队立即就会瘫痪，这将迫使我们不得不在对协约国不利的条件下媾和，"克莱门西奥在给威尔逊的信中写到：

　　　　协约国的安全正处于危险之中。如果协约国不希望在战争中失败，那么，在德国进攻的时候，一定不能让法国缺油，在明天的战争中，石油就像血液一样重要。

　　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集团满足了克莱门西奥的要求，他们为马歇尔福熙的军队准备了救命油。由于从罗马尼亚得不到足够的石油供应，又远离巴库，德国军队没能在1918年组织最后的进攻（尽管"俄德布列斯特-列托夫斯克协议"已经停止了敌对状态），因为运输足够石油储备所需的卡车得不到油料保障。

　　英国外交大臣科曾爵士十分准确地评论说：

　　　　协约国是被石油的洪流带进胜利的......在战争开始时，石油和石油产品开始被列为协约国军队必需的主要物品，靠石油才能打仗，靠石油才能赢得战争。没有石油，怎么能保证舰队的机动能力、军队的运输和各种炸药的生产呢？

　　1918年11月21日，胜利的时刻终于来了。停战协定签字十天后，在一次庆功晚宴上，时任战时石油委员会主任的法国参议员亨利贝任格说道，石油就是"胜利的血液，德国过于夸大她在钢铁和煤炭方面的优势，而对我们在石油方面的优势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鉴于石油在战争中日益明显的作用，我们应当继续沿着战后凡尔赛重组的线索，对英国的目标给予特别的关注。

　　通过1919年的凡尔赛和会，英国建立了国际联盟（简称"国联"，联合国的前身），国联成为其为赤裸裸的领土占领寻找国际合法性的遮羞布。对于伦敦金融城的金融机构来说，为了主导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必须控制原材料市场，特别是新的石油资源，成千上万英国人的生命似乎只是为达此目的而支付的小小成本。

　　　（摘自《石油战争》，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4月版

点名批评汪东兴[转帖]
 

　　于光远

　　25日（1978年11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大会开过，当天晚上，我到江一真的房间，同他商量是否指名道姓地批评汪东兴。

　　我们认为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本来是一件该做的事，但还是应该承认他立了大功。没有他的积极参与，不动用归他直接指挥的八三四一部队，1976年10月一举粉碎"四人

　　帮"的事就办不成。但是要讲"两个凡是"的提法和对它的坚持，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抵制，对平反"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出来领导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的阻挠，对解决"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和康生问题的消极态度，等等，汪东兴欠的账就很多很多。他在立场上的的确确非常错误，态度上非常不好。在坚持"两个凡是"的事情上他起着大后台的作用--本人出面说了许多不像样子的话，又是其他坚持"两个凡是"的人的后台老板。不把他的名字点出来，许多事情就讲不透彻，许多问题就说不明白。

　　
　　汪东兴　　在前十几天的分组会上，发言中涉及到汪东兴负责的事情，还都避开说出他的大名。在看简报上的报道时，我们总觉得这种藏头露尾的做法，同充分发扬民主的精神不符。民主不是恩赐的，只有自己来采取积极行动。而且汪东兴就在这个会上，他虽然不到我们的分组会上来，但我们的批评他会从简报上看得到。如果他认为我们的批评与事实不相符合或者有不符之处，他可以声明。如果他认为我们讲的道理不对，他也可以反驳，双方可以进行讨论争论。我们有民主的权利，他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当然也有自己的民主权利。左思右想，我们认为会议开到这样一个阶段，是到了该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的时候了，觉得这样做对会议有好处。

　　当然我们也不是没有顾虑。我们知道，我们想做的事是在一个规模相当大的会议上直截了当地批评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做这样的事在党章上是完全允许的，一个党员看到党内不论什么人有重大的错误和缺点，本来就有责任去进行严厉的批评。我们也相信我们的批评是看准之后才采取的行动，不是没有看准就干的莽撞行为，而且可以收到积极的效果。但是这毕竟是一件大事，而且不知道党的历史上有没有这样的先例，不能不反复考虑。我们也想过最好请示领导得到同意后才做这样的事，但又觉得不便。因此就决定自己来担当这个责任了。

　　于是两人决定立即行动，26日上午江一真开第一炮。江一真是我们西北组、也是整个会议第一个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的人。江一真在他的发言中说，在长征途中他和汪东兴在一路，同汪东兴一起到延安，并同汪东兴在一起工作过，说自己对汪东兴本来有好感。接着很客气地肯定多年来汪东兴对保卫毛泽东的安全和粉碎"四人帮"立下的功劳。然后他提出一连串问题：责问汪东兴对待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的态度，揭露他在1976年12月说过的"邓小平的那两下子，不是（在1975年）试过了吗？就是不行嘛！"江一真还批评了汪东兴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讨论上的态度。江一真说自己在卫生部平反冤假错案中，受到汪东兴的阻挠。他揭露汪东兴在北京医院揭批"四人帮"时庇护刘湘屏等事情。

　　江一真发言后，在西北组，我和杨西光做了联合发言，与江一真的发言相呼应（这个发言由杨西光主讲）。在发言中我们着重批评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后坚持"两个凡是"、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阻挠真理标准讨论等事情。杨西光知道汪东兴的事比较多，讲得也比较具体。比如他能准确地转述汪东兴某一次讲话的具体内容，并把汪讲话的时间、地点交代得清清楚楚，还举出当时在场可以作证的人名。杨西光讲的事情，组内不少人当时还都不太了解，因此大家很感兴趣。

　　江一真和杨西光在西北组发言时，组里的同志们当然注意到我们指名道姓地批评了汪东兴，但是在会上一直没有人对这一点发表什么评论，仿佛并不认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只是在26日晚餐和27日早餐时，有人对我说："你们该这么做！"

　　我当然关心我们采取这样的行动之后，会议的领导会有什么反应。首先我注意简报。江一真和杨西光、于光远在西北组的发言，在简报中如实地登了出来。编简报的工作人员并不因为点了中央常委的名而采取措施，进行删节。而且从简报登出的速度来看，完全不像请示过什么人的样子。因为如果经过请示，总会影响简报发出的时间。

　　在会议上我也关心我们这样做了之后，其他五个分组对指名批评汪东兴这件事情上的反应。我注意到和我们的发言相呼应的发言，虽然不是立刻就有，但慢慢地都出现了。

　　各组的情况我记不清楚，我只记得西南组指名道姓地批评汪东兴的第一人是胡绩伟。两天之后他在一个长篇发言中讲了不少有关汪东兴的事。他发言中举的材料更具体，对汪东兴批评得也更加集中，更有力量。以后各分组对汪东兴的指名批评就很多了，不少老同志揭露了许多汪东兴的错误言行，有的发言用的语言还很尖锐。

　　总之，整个会议的进程中，没有发生因为在大会上公开批评这样一位副主席而受到任何指责的事情。这表明这次会议的确做到了充分发扬民主，使我们原先的顾虑成为多余的了。

　　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之后，有关"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讨论的事实就能说得更清楚。汪东兴在这样的事情上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人物。不把他点出来，许多事情的由来就说不明白。

　　事情应该从粉碎"四人帮"后不久说起。1976年11月18日（我的笔记本记的是17日，1979年理论务虚会上杨西光、曾涛、华楠、王惠德、于光远、胡绩伟六人联合发言说的是18日），主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在全国宣传口的会议上讲"打倒‘四人帮'宣传工作才得到解放"，"夺回了宣传权"。人们希望今后党的宣传工作能够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可是在这次讲话中，他讲了一通"四人帮"的事情之后，就转而去讲邓小平的"问题"。他说：

　　"去年（指1975年）10月后，毛主席就发现邓小平的错误，而且错误是严重的，搞原来一套。毛主席见邓不行，另找华国锋，而邓小平的严重错误一直发展到天安门事件。"

　　接着汪东兴说：

　　"天安门事件如果是悼念周总理，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又有什么错呢？但是他们被反革命分子利用了。在批判邓小平错误的时候，反革命利用了这个东西，形成暴乱。"

　　接着汪在讲了一通"四人帮"利用"天安门事件"做的那些事情之后，又回头接着讲"批邓"问题。他说对批邓"毛主席已经有了个四号文件。四号文件里面不管怎样总是正确的，是毛主席的指示"。汪在这次讲话里说：

　　"当前斗争的矛头是‘四人帮'，但邓的问题批了一段也是必要的。"

　　接着他讲：

　　"现在小道消息，说邓恢复了工作。"

　　他要人们注意，对邓小平，"毛主席讲过‘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嘛！"汪东兴说：

　　"邓那两下子比华国锋，差得远嘛！对邓小平试了一下，不行嘛！""对文化大革命还是不理解，三个正确对待做得不好。这个问题老同志要注意。老的与年轻的都要注意。"

　　关于邓小平，汪在这次讲话中还讲：

　　"现在邓小平问题也没有划为敌我矛盾。谁划了？他还是‘以观后效'。"

　　汪在整个讲话中用"两个凡是"的精神阻碍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意向，表达得非常明确坚决。

　　大约半个月后，1976年11月30日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三次会议上，汪又说"天安门事件"中反"四人帮"是错的，"那时他们（指‘四人帮'）还是中央领导，那是分裂中央。"汪还说，"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

　　就是在这个会上出现了"两个凡是"的第一个版本--吴德在这个会议的讲话中说：

　　"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过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

　　关于"天安门事件"发生时"四人帮"还在台上这一点，在11月18日的讲话中，汪东兴所说的话同11月30日讲的还不太一样。那次他说到人们在天安门反对"四人帮"时这样讲：

　　"那时‘四人帮'还在台上，你恨在心上，怒在脸上，写在花圈上，你怎么分得出呀！他们这样做比较蠢，你对‘四人帮'有意见可以提出来，不要与反革命搞在一起。"

　　那一次讲话，汪东兴还没有像12天后那样给这些人戴上"分裂中央"的帽子。

　　又过了两个多月，即1977年2月《红旗》杂志就发表了批判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的文章请示中央，汪东兴指示：

　　"这两篇文章（指张春桥和姚文元所写的那两篇文章）是经过中央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看过的，只能‘不点名'批评文中的错误观点。"

　　汪这样讲实际上就是说不应指名批判这两篇文章。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发表。这篇社论是"两个凡是"的第二个版本。这篇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两个凡是"的标准版本。人们现在讲的"两个凡是"一般就是指这两个"凡是"。

　　这篇社论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在指名批评汪东兴之后，人们才知道原来汪东兴在《人民日报》社论清样上有这样一段"批示"：

　　"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的同志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用。"

　　他决定发两报一刊社论。当时耿飙负责中央宣传口。这篇社论发到中央宣传口，耿飙找几个宣传口的同志讨论时说：

　　"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

　　可是这篇社论是汪东兴以中央名义发下来的，各报只能照登，耿飙无可奈何。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真理标准问题文章。不到一个星期，5月17日，汪东兴在一个小组会上讲：

　　"理论问题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要坚持、捍卫毛泽东思想。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当然，对于活跃思想有好处，但《人民日报》要有党性，中宣部要把好这个关。"

　　《光明日报》那篇文章的产生，汪东兴完全清楚。他知道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的言论，也知道它产生的背景。可是他用"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这样的语言来反对。

　　关于《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这篇文章产生的情况，我了解得很清楚。那是在1977年、1978年多次影响很大的"按劳分配问题讨论会"众多发言的基础上写成的。

　　1977年七八月间，《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苏绍智、冯兰瑞合写的《驳姚文元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的谬论》一文。邓小平看到这篇文章后，专门带信到国务院研究室，说这篇文章的观点是对的，但作者的思想还不够解放，提出要国务院研究室再写一篇大文章。于是由国务院研究室布置，由林涧青挂帅，组织冯兰瑞等人参加，还请外单位的工资专家参加，成立了一个写作组。写成后送邓小平看过，并根据邓小平的意见，经过修改最后定稿的。

　　写作这篇文章的具体过程汪东兴也许不会清楚，但是邓小平对按劳分配问题在中央开会时多次讲过。这篇文章的写作经过了邓小平这一点，他并不是不知道，可以说他知道得很清楚。所以他讲那番话完全是针对邓小平的，是反对邓小平的。不过他多少有点顾虑。因此多说了一句"对活跃思想有好处"之类的话，但是他又用"矛头指向主席"这样的话来压人，他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

　　又过了一个月，6月15日，汪东兴召开一个宣传口的小会，地点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参加人有政治局委员乌兰夫、中央宣传部正副部长和熊复、曾涛、杨西光、胡绩伟，还有曾在《红旗》杂志负过责、那时已调去外交部的王殊。汪东兴在讲话时，一开头就批评：

　　"现在报刊宣传党性不强，个性没有服从党性。有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有一股气，把文化大革命说得一钱不值，最终是把矛头对准毛主席。"

　　他说：

　　"现在把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说得一无可取，批‘四人帮'时把毛主席一起批。"

　　汪东兴说：

　　"在报纸上宣传不好，国内外敌人会利用，他们挑拨政治局常委之间的关系，挑拨毛主席和华主席的关系，关把得不紧，是了不得的事情。"

　　在说了这几句话之后，他就一个一个具体地批评，一是批评《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几篇文章；二是批评《人民日报》余焕春在政协会上的发言；三是批评《人民日报》上有一个标题，只写了邓小平精辟阐明了毛泽东思想，不写华主席精辟阐明毛泽东思想；四是批徐迟的两篇报告文学在人物描写中对"文化大革命"描写得不对；五是批《长江日报》上说的一句话："极‘左'是‘四人帮'反革命路线的主要表现"，他说华国锋没有这样的讲话；六是批《民族画报》上说康生和谢富治同志是"四人帮"，对党的团结有影响；七是批社科院杜润之在政协会上的发言，说他翻"二月提纲"，翻"五一六通知"，说"整个文化大革命就要翻了"。他还批吴世昌在政协会上提出要成立一个"天安门冤案委员会"。

　　这样的事情，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分组会上，了解情况的人都如实地揭发了出来，使得人们了解了何以有些人如此有恃无恐地抵制真理标准的讨论，有的人给真理标准讨论设禁区、下禁令，冷言冷语，有的人如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敢于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召集人会上对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讲的"凡是不实之词，不管什么时候，不论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进行毫无道理的指责，坚持要在文件中删掉。张耀祠说："现在有人要翻天安门的案，这不是又在压中央嘛！"他还说：

　　"有些文章确实有问题，而且有些问题比较严重，矛头是指向毛主席的。有篇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中有些话有问题，有些人不同意发表，有些人说好得很，一篇一篇地登。当然可以百家争鸣，但有的人用毛主席的话批主席。......有的不仅针对毛主席，也是针对华主席......这股风很大，要顶住是不容易的。我向张平化说，你是宣传部长，你要掌握方向。有人说要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但是做起来就不那样了。"

　　
　　这话是在10月3日，也就是中央工作会议前37天讲的。这个汪东兴的副手说话的口气真是不凡，他可以几乎指名批评邓小平；他可以那样对中宣部部长张平化说话。

　　张耀祠也出席了中央工作会议。杨西光和我在西北组的分组会上揭发了这件事。大家认为从张耀祠的身上也可以看出汪东兴的影响，可以理解他说的就是汪东兴的话。张耀祠分在西南组，同胡绩伟在一起，胡绩伟就面对面地批驳他，张耀祠当然无可置辩。

　　对于会议揭发汪东兴的事情，他一件也没有来讲明有哪些说法与当时事实有不符合之处。他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如果别人讲的有与事实不完全符合的地方，他是完全可以说明的。但是没有能说出一件与事实不符的事出来。别人讲的有时间、有地点、有具体的内容，而且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和行为前后一致。这不能不使人认为这些揭发是很有力的。

　　　（摘自《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项英之女：对父亲的评价交给历史[转帖]
 

　　项英牺牲60多年了，项英的女儿项苏云常到新四军纪念馆去参观，却很少参加关于新四军的各种研讨会。"对父亲的评价交给历史吧，历史证明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以下是今年77岁的项苏云的回忆。

　　12天的父女

　　我从小到大习惯了孤儿身份，在延安能见到爸爸，实在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1938年9月的一天，我正在吃晚饭，老师说你爸爸到延安来了，接你去见他。一见面，爸爸一把将我抱起来，放在他腿上。他问我："你几岁了？叫什么名字？"--好像是在问别人家的孩子。他问什么，我就说什么，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激动的。后来，爸爸要带我一起回去住，可我感觉和爸爸仍是怯生生的，推说宿舍的同学都在等我，就先回学校了。

　　第二天放学，爸爸来学校接我，带我到他住的窑洞，又带着我一起到保育院见弟弟，弟弟是早我几个月到的延安。就这样，爸爸和我，还有弟弟，总算在延安团聚了。

　　记忆中爸爸对我很好，早上送我上学，晚上接我回来，有空时还给我洗脸、洗脚、洗衣服。

　　在延安中央组织部门前，马海德医生为我和父亲、弟弟拍摄的照片，就成了这次团聚的纪念，也是我们姐弟与父亲的唯一一张合影。照片里爸爸笑得特别开心，这是他一生中笑得最灿烂的一张照片。后来，爸爸把照片洗了很多张，送了好多朋友。

　　有一天晚上，老师告诉我，说我爸爸有任务，马上要离开延安，所以他想来学校再看看我。但是，我们学校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已经躲进山里上课，于是我和父亲来不及告别，就这样分开了。半个月后，西安有人捎来父亲给我的东西：一封信、一筒饼干、一副手套。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是与父亲只相处了12天。

　　父亲与"皖南事变"

　　关于"皖南事变"的是非曲直，现在也是许多学者研究的重点。

　　"皖南事变"中，父亲肯定有指挥失误的地方，但所谓贻误战机，没有及时带领部队转移，却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的决定。军事科学院有位专门研究项英的专家叫王辅一，他是用白纸黑字的电文来研究这段历史的。中央发了什么电报、项英是怎么回的，当时都有记录在案。

　　1940年10月底，国民党大军包围。

　　1940年11月30日，中央给新四军发了这样一条电文："日蒋决裂，日汪拉拢，大局从此有转机，蒋对我更加无办法，你们北移又让他一步，以大势判断，蒋、顾(祝同)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开始分批移动，12月底移完不算太迟。"在事变前13天，中央仍给父亲和叶挺发来"以拖为宜"的电报。

　　1941年1月，父亲带着一拨人马突围了。3月23日晚上，父亲、周子昆与警卫员黄诚住在石洞中。突围后，父亲的贴身副官刘厚总自认前途无望，起了杀人劫财的邪念。凌晨，刘厚总开枪打死了父亲与周子昆，抢走了他们随身携带的作为军费的黄金、银元，身中两枪的黄诚死里逃生。可怜父亲没有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却死在自己人手里。

　　对父亲的评价

　　现在有人将"皖南事变"的原因归结为项英与叶挺的矛盾，说党内机密会议，叶挺都被排除在外。从当时的历史看，叶挺早期脱过党，父亲对他有戒备是不奇怪的。

　　由于叶挺当时已经脱党，没署他名的文件不能让他看，作为政委的父亲还主动要求中央来文来电时添加叶挺的名字，以便共同指挥新四军。父亲对叶挺生活上也很照顾，父亲突围出来后还担心叶挺，又回头找他，结果叶挺下山去谈判被蒋介石扣押。

　　在事变发生的当时，在父亲生死未明的情况下，上级起草了关于项英、袁国平错误的决定。后来还是陈毅在会上讲了"皖南事变"经过，那份决定才没被"七大"通过。这也说明，有人所说的项英与陈毅的"重重矛盾"也是毫无根据的。

　　尽管当时起草的决定没获"七大"通过，只在新四军内部传达，但它却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对父亲评价的依据。解放后，对项英的评价跌入了低谷，对父亲参与的革命活动也只字不提。父亲是参加中共"二大"的12个代表之一，但介绍中只提其他11位；父亲是"二七大罢工"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但电影里只演了施洋和林祥谦。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我只知道父亲下落不明。直到1945年，陈毅去延安开会时通报给大家，我才知道父亲已经牺牲了。

　　（《新华每日电讯》11.23　李菁文）

安禄山与唐太宗的“华夷一体”  [转帖]

唐太宗对民族关系“华夷一体”。究其缘由是唐太宗时期的中原王朝强盛无伦。汉王朝击败匈奴用了两百年多的时间。唐王朝灭东西两突厥只用了三十多年。节节取胜的唐王朝收编了大量游牧民族的军队。许多番将成为唐军将领，并确实为唐王朝的征战尽忠效力，如太宗时期的契必阿力(铁勒人)、玄宗时期的李光弼(契丹人)、哥舒翰(突厥人)等。武功盖世的唐太宗被众多臣服于他的北方游牧民族推举为天可汗，这一切使之产生了一种天下归心的感觉。故唐太宗充满自信，标榜自己与过去的帝王不同。他声称自己对华夏和狄夷一视同仁，不取偏见。唐太宗的见解当然正确，但这一正确的观点是以唐王朝在民族斗争中居主导地位、强者地位为依据和后盾。

唐太宗的美好图景终究被安史之乱的事实击碎。中唐以后作乱的多为内附番人，755年安史之乱的元凶安禄山、史思明均为杂胡(父母系不同胡族)。764年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铁勒仆骨部人)叛唐，引数十万回纥、吐番大军进攻长安。781年成德节度使李惟岳(奚人)要求朝廷承认其继承权，未获许，遂叛。782年恒、冀二州都团练使王武俊(契丹人)因不满朝廷封赏过低而叛。784年朔方节度使李怀光(末曷人)叛唐自立.....这一波又一波的叛乱终于拖得唐王朝奄奄一息，直到五代的后晋石敬唐(沙陀人)干下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割让中国土地的罪行。中唐以后的乱局中也有汉将牵头的，但按比率比内附番将少得多。

安史之乱是造成唐朝由盛转衰甚至对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产生很大影响的一次大事变，而对安史之乱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安禄山得到唐玄宗无比宠信，因而在谋反活动上得到很大的便利。他收养同罗（铁勒的一部）、奚、契丹等部的降人八千余，称为曳落河（壮士），又蓄勇健家奴百余人，这算是他的基本武力。他有高尚、严庄两个龌龊文人作谋主，孙孝哲（契丹人）、史思明（胡人）、阿史那承庆（突厥人）、田承嗣等武夫作爪牙，这算是他的文武辅佐。他私制大量绯袍、紫袍和鱼袋（官员服饰），准备赏授官勋，借以收买徒众，这算是他的政治计谋。安禄山谋反多年，只有这一些凭借，力量是薄弱的。他依靠曳落河和家奴，并用蕃将三十二人代替汉将，足见他也知道大多数汉族兵士和将官不能为他效力。七五五年，唐玄宗准许安禄山以蕃将三十二人代替汉将，安禄山所率范阳镇，变成以蕃将为主，汉族败类为辅的军队，叛乱就从此发生，他认为反叛的时机已到，以奉密旨率兵入朝讨杨国忠为名，在范阳发动范阳、平卢两镇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共十五万人，号称二十万，武装叛乱。

由记载看，参加安史乱军的少数民族主要有突厥、契丹、奚、回纥等族。
《资治通鉴》卷217称：天宝十四载(755)，“禄山发所部兵同罗、奚、契丹、室韦凡十五万众，号二十万，反于范阳”。
《旧唐书·郭子仪传》称：突厥人阿史那从礼“以同罗、仆固五千骑出塞，诱河曲九府、六胡州部落数万，欲迫行在”。据《新唐书·韩游环传》记载，“河曲九府”即“河曲九蕃胡”。
《旧唐书·尚可孤传》载：“东部鲜卑宇文之别种也，代居松、漠之间。天宝末归国，隶范阳节度安禄山，后事史思明。”
安禄山的女婿归义王李献诚（注：参见《安禄山事迹》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原是黑水＠①＠②都督，开元十六年(728)由唐玄宗赐名，授云麾将军兼黑水经略使。（注：参见《旧唐书》卷199《北狄传》。）黑水＠①＠②是活动在西至突厥、南邻高丽、北接室韦区域内的边疆少数民族政权。
《新唐书·安禄山传》载：天宝元年(742)，“以平卢为节度，禄山为之使，兼柳城太守，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两蕃即指契丹和奚。渤海国是粟末＠①＠②首领大祚荣以隋末唐初先后迁居至今辽宁省朝阳地区的两批粟末＠①＠②人联合部分高丽等遗民建立起来的一个边疆少数民族政权，武则天时吸纳了一些在安东的高丽旧户，并借用高丽兵抗击契丹。据《新唐书·渤海传》记载，渤海国建立后，“尽得扶余、沃沮、弁韩、朝鲜海北诸国”。武艺继立后，“东北诸夷畏臣之”。
《旧唐书·地理志》载：“自燕州以下十七州，皆东北诸蕃降胡散处幽州、营州界内，以州名羁縻之，无所役属，安禄山之乱，一切驱之为寇，遂扰中原。”而幽州、营州界内的少数民族主要是契丹、奚、突厥、＠①＠②、室韦及其他胡人。
《安禄山事迹》卷上载：“（安）庆绪献奚、契丹及同罗、阿布思等。阿布思者，九姓首领也……代为蕃首……后为回鹘所破，禄山诱其部落降之。自是禄山精兵无敌于天下。”（注：参见《新唐书》卷125《张说传》称阿布思为“河曲降虏”；同书卷193《程千里传》称其为“突厥首领”；《资治通鉴》卷215称其为突厥西叶护。）
《旧唐书·李怀仙传》称怀仙“柳城胡人。世事契丹，降将，守营州。禄山之叛，怀仙以裨将陷河洛”。
综上所述，安史乱军具有突厥、契丹、奚、回纥、仆固、同罗、室韦、鲜卑、渤海、黑水＠①＠②、九蕃胡、居住在回纥的昭武九姓、（注：参见《新唐书》卷224《李忠臣传》。）柳城胡以及归属于渤海的高丽残部、扶余、新罗等民族成份。

安禄山用来作乱的精兵有曳落河（同罗、奚、契丹降者）、六州胡（河曲六州突厥）数万人。安庆绪失败后，曳落河、六州胡带着大批掠获的人和物，逃到范阳投史思明。史思明为安禄山攻河北诸郡县时，每破一城，城中衣服、财物、妇女都被掠夺，壮男被迫当役夫，尤其野蛮的行为是用刀枪刺杀老幼病弱，作为游戏；每郡置防兵三千，其中杂有监视汉兵的蕃兵。史朝义逃奔到范阳，随从不散的只有胡骑数百人。这些事例，说明安、史叛军主要是以杀掠为目的的蕃兵，将领是野心更大、行为更恶的蕃将和一些蕃化了的汉将。所以，安禄山、史思明尽管死去，留下来的军队依然保持原有的特性，与唐朝处于对立的地位。

安史之乱的一个恶劣后果是以蕃人或蕃化汉人一直保持割据势力的河北三藩镇。

魏博镇——田承嗣是安禄山的死党，是蕃化的汉人。他是诸叛人中最凶狡的一个，投降唐朝作魏博节度使后，积极准备永久割据。他强迫本境内壮男当兵，只留老弱人耕种，数年间兵多至十万；又选强悍人一万充卫兵，称为牙军，给养特别优厚。节度使依靠牙军的支持，到后来，牙军操纵节度使的进退。八一二年，魏博镇内讧，牙军废田氏继承人，拥立牙将田弘正（非田承嗣子孙）为节度使。当时唐宪宗在位，朝廷颇有威望，田弘正懂得归朝有利，举魏博镇反正。田氏割据魏博镇四十九年，田弘正归朝，割据算是告一结束，但割据势力依然存在。

八二一年，幽州、成德两镇叛。八二二年，魏博牙兵拥牙将史宪诚（奚人）反叛，节度使田布（田弘正的儿子）被迫自杀。唐穆宗即任史宪诚为节度使。魏博联合幽州、成德两镇，又恢复割据。八二九年，牙军杀史宪诚，拥牙将何进滔为节度使。八七○年，牙军杀何氏继承人（何氏割据四十二年），拥立大将韩君雄为节度使。八八三年，大将乐彦祯废韩氏继承人（韩氏割据十四年），自立为节度使。八八八年，牙将杀乐氏继承人，立罗弘信为节度使。当时已进入第二次割据时期，罗弘信依附朱全忠，参加朱全忠、李克用二人争夺河北的大战，相、卫两州民众大部分被杀死。九○六年，魏博节度使罗绍威感到牙军的威胁，借朱全忠兵歼灭牙军，凡灭八千家，连婴儿都杀死。魏博镇从此衰弱，受朱全忠支配。九一二年，梁将杨师厚灭罗氏（罗氏割据二十五年）。魏博镇自田承嗣至罗氏灭亡，割据凡一百五十年。

成德镇——李宝臣原是奚人，擅长骑射，范阳将张锁高养作义子，得姓名为张忠志。安禄山反叛，又作安禄山的义子。他投降唐朝较早，朝廷任为成德镇节度使，并赐姓名为李宝臣。七八一年，李宝臣死，子李惟岳继任。七八二年，王武俊杀李惟岳（李氏割据二十年），举成德镇投降唐朝。

王武俊原是契丹人，善于谋划，得李宝臣信任。杀李惟岳后，唐德宗即任为恒冀观察使。王武俊怨朝廷不给节度使名义，起兵反叛。七八四年，王武俊又投降唐朝，得到成德军节度使名号。唐宪宗灭淮西、淄青两叛镇，成德镇孤立。八二○年，王氏继承人王承元自请归朝（王氏割据三十九年）。唐穆宗任田弘正为成德节度使，王承元为义成节度使。八二二年，王庭凑鼓动牙兵杀田弘正，又恢复割据。

王庭凑原是回鹘人，非常阴险狡诈，得王武俊喜爱，被养作义子。杀田弘正后，自称留后。朝廷不得已任王庭凑为成德节度使。王庭凑三传至王熔，正当唐末大乱。王熔依附李克用，成德境成为梁（朱全忠）晋（李克用、李存勗）两军互攻的大战场。九二一年，部将张文礼杀王熔（王氏割据一百年）。九二二年，李存勗杀张文礼。成德镇自李宝臣至王氏灭亡，割据凡一百六十年。

幽州镇——幽州镇是安史叛军的巢穴，也是河北三个叛镇中最为强大、内部劫夺更为剧烈的一镇。李怀仙原是被契丹役使的胡人，后来加入安禄山叛军，做一个偏将。史朝义任李怀仙为幽州节度使。史朝义死，唐朝又任李怀仙为幽州节度使。七六八年，部将朱希彩、朱泚、朱滔合谋杀李怀仙，朝廷任朱希彩为节度使。七七二年，部属杀朱希彩，拥立朱泚，朝廷任朱泚为节度使。七七三年，朱泚使朱滔率五千精骑到京西防秋，对朝廷表示恭顺。唐代宗给朱滔重赏。朱滔归幽州，劝朱泚也入朝，说是得天子喜欢，可以保子孙富贵。朱泚听信他的话，七七四年，入朝。朱滔拒绝朱泚回镇，朝廷任朱滔为留后。七八一年，朝廷任朱滔为节度使。七八五年，朱滔死（朱氏割据十四年），将士拥刘怦为节度使。刘怦将死时，唐德宗任刘怦子刘济为节度使。

程世清沉浮录[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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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世清，1918年生，河南新县人，建国后曾任军委装甲兵司令部干部部部长、政治部主任、第26军政委、福州军区副政委兼江西省军区第一政委、江西省委书记、江西革委会主任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是一系列重大事件的见证人：邓小平、陈云等被“流放”江西时，他正任江西省革委会主任，与邓、陈有过来往；1970年庐山会议期间，他曾斡旋于毛泽东与林彪之间；九一三事件之前，他曾向毛泽东报告“林彪可能要逃跑”。他因“上了贼船”受到审查和逮捕，而后又被免于起诉，在孤独和落寞中度过了晚年。2008年4月29日病逝，讣告寥寥数语无评价。
　　
　　从“红小鬼”到高级将领
　　
　　程世清幼时由于家庭贫寒，只上过两年私塾。1928年6月，工农革命军第7军(后改为红11军31师)在他的家乡河南新县柴山堡开辟革命根据地。1929年他刚满11岁时，就参加了红军队伍，被编入光山县独立团当传令兵。年轻的程世清颇有文艺天赋，能吹笛、吹箫，拉二胡、拉手风琴等，也能表演快板、活报剧等。1931年10月，他被编入红25军73师267团宣传队任宣传员，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被提升为宣传队分队长。后参加了双柳树、泼皮河、英山、固始等战斗。
　　1932年夏，国民党向鄂豫皖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红四方面军在反“围剿”斗争中失利转移外线西征。根据规定，年龄太小的儿童团和伤病员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于是程世清便被疏散回家。1932年11月29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湖北省红安县檀树岗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重新组建红25军。听到消息后，程世清便来到檀树岗投奔。师长徐海东看他机灵，留在了身边。就这样，程世清归队的第一天就和人称“徐老虎”的徐海东结了缘，成了徐海东身边的小马夫。不久程世清的文艺才华逐渐显露出来，徐海东便把他安排到军政治部宣传队任宣传员、分队长。在这期间，他和写标语的宣传科科长、后来成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成了患难与共的战友。
　　1934年11月，他随红红25军主力北上长征，翌年初到达陕南并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8月转为中国***党员。长征到达陕北后，红25军、26军、27军合编为红15军团，程调任78师政治部宣传队队长。1936年夏，参加了东渡黄河抢占离石战斗。
　　抗日战争开始后，程世清任八路军115师344旅687团宣传干事，参加了平型关战斗。翌年夏，升任旅政治青年股长。1939年后，先后任688旅独立团1营教导员，冀鲁豫支队2大队宣传股长、政治处副主任，新四军3师8旅23、24团政治处主任，转战在苏北、淮安等地。1943年2月，程世清与新四军3师彭雄、田守尧等11名团以上干部赴延安学习。行船到小沙东时被日军发现，日军的巡逻艇立即靠了上来，日军小队长带着翻译官登船检查。化装成船老大的程世清将刚跨上船的敌人推入水中，并迅速将藏在袖子里的手榴弹投向甲板上的敌人，炸死炸伤多名日军。战斗中，程世清作战十分勇敢，是幸存的5名团以上干部之一（1955年授衔时1人被授予中将、4人被授予少将）。同年11月，程世清等一行人历经艰难来到延安，进入中央党校学习。
　　1945年8月，日军投降后，程世清奔赴东北，奉命组成长白支队，负责接管长春到白城子一线的安广、大来、前郭旗、扶余和农安等县伪满政权，组建了一支2000余人的武装部队，至1946年8月部队发展到一个建制团，程世清任团长兼政委。以后历任黑龙江军区庆安第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西满军区独立师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132师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参加了四平、辽沈、平津、广州等战役和佛山、英德、韶关等地区剿匪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程世清任军委装甲兵干部部副部长、部长，装甲兵政治部主任。1963年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6军政治委员。
　　
　　诬告许光达大将,进入林彪的视野
　　
　　程世清在任装甲兵政治部主任期间，遇到了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因为涉及到他的顶头上司、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
　　原来1963年夏，公安部给装甲兵政治部发出一份绝密通报，内容是许光达之子与苏联驻华大使馆人员有往来之事，程世清按照组织程序将这份通报的内容报告给了中央军委负责人贺龙、罗瑞卿（林彪此时因病请了长假休息）。不久，程世清调任济南军区26军政委，离开了装甲兵。然而世事难料，文革还未开始，罗瑞卿就被打倒（1965年底），林彪重新主持军委工作。1966年8月，程世清前往青岛参加济南军区党委扩大会，会上传达了中央军委文件，号召给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提意见。济南军区首长指名让程世清提意见，曾为军委装甲兵政治部主任的程世清便与济南军区装甲兵政委罗通一道上书给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和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旧事重提，揭发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与苏联人员交往密切及仿效苏联实行一长制事，称许光达“与苏修有勾搭，有联系，有里通外国之嫌疑”，“时机一成熟他就会出来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缔造的人民江山变成修正主义江山”。根据当时规定，凡写给军委首长的信，均应抄送林办。这样，林彪处也就有了程世清和罗通联名信的抄件。
　　客观地说，程世清第一次报告是出于组织程序，也是他的责任所在；而第二次旧事重提，还断定许光达会将“人民江山变成修正主义江山”，则有投机、夸大和捕风捉影之嫌，事实上给许光达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据刘秉荣著的《贺龙姐弟》记载：1966年9月8日，林彪在军委常委会议上，诬陷贺龙“要夺取政权”，说“贺龙想利用许光达控制总参”。以林彪的“指示”为依据，1967年3月6日，装甲兵机关开始着手组织批斗许光达。5月11日，装甲兵向“全军文革”报告：“请示审批将许光达、张文舟作为重点批判斗争对象。”7月5日，成立“斗许、张专案组”。8月，在“中央文革”一次碰头会上，康生提出对许光达有怀疑，叶群当即说：“程世清给林彪写了一份检举许光达的材料（即程世清、罗通1966年8月写给军委的检举信），林彪很赏识。”根据叶群的说辞，8月12日，许光达被隔离关押审查，后来惨遭迫害致死。
　　可以肯定的是，程世清因这封信得到了林彪的赏识，从此开始进入了林彪的视野，开始了他后来广受诟病的“辉煌人生”。然而，许光达事件也是程世清后来获罪的最主要依据。文革后期程世清被捕，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发出的（82）军检免字第7号《免予起诉决定书》指出：“被告人程世清，诬陷许光达同志，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八条的规定，已构成诬告陷害罪。鉴于被告人程世清犯罪情节较轻，根据《刑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决定免予起诉，予以释放。如果不服本决定，可以在七日内向本院申诉。”
　　接到《决定书》以后，程世清没有提请上诉，当即被释放。
　　
　　江西“支左”：平息武斗、恐怖“三查”、办汽车厂
　　
　　文革开始后，江西的造反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1967年1月26日，在“江西省造反派革命委员会”头目万里浪、涂烈的策动和挑拨下，各造反派组织严重对立，武斗事件不断发生。同年4月，在万里浪一伙策动下，数百人强行冲击江西省军区，抢走省军区党委会议记录本、军用地图和大批机密文件，14个军管单位的军代表被赶走。6月1日，造反派将受周恩来的委派来到江西“三支两军”的福州军区第二政委刘培善绑架，强行押到北京批斗。6月29日凌晨起，万里浪一伙先后夺了工厂民兵的枪，夺了军分区哨兵的枪，夺了人武部的枪，夺了军区政治部的枪，夺了警卫团的枪……从此，全省各地夺枪不止，共有8.5万支枪、子弹1524万发被抢。

1967年8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决定》，紧急调时任济南军区26军政委的程世清带领26军76师和坦克团到江西制止“武斗”。当时的决定是这样说的：一、江西省军区及部分军分区的某些领导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支持了保守派，镇压了革命派。为此，中央决定改组江西军区，任命程世清为福州军区副政委兼江西省军区政委，杨栋梁为江西省军区司令员，并调温道宏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原江西省军区司令员吴瑞山等应对所犯错误作认真的检查。二、中国人民解放军支左部队正陆续进驻江西各地，中央号召江西省的革命造反派支持进驻江西的支左部队。军区及军分区广大指战员，要主动地同进驻江西的兄弟部队紧密合作。高度警惕一小撮坏人挑动宗派情绪，挑动部队之间的斗争、制造事件的阴谋。三、中央决定成立以程世清为主要负责人的“三结合”的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四、斗争的大方向是把矛头对准中国的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对准省内方志纯等走资派。
　　由上可见，当时的江西非常混乱，各类群众组织拥有大批**弹药，省军区军队干部又深深地卷入到了江西地方两派争斗之中，局面基本已经失控，因此程世清可谓是“临危授命”。
　　程世清一到江西就遭遇了极大的挑战。8月23日，抚州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流血事件。这一事件以后被毛泽东、周恩来定性为“军事叛乱”。当时，程世清等人派26军76师部分部队组成“支左”解放军宣传队进驻抚州，目的是收缴被抢去的**弹药。
　　谁知抚州军分区负责人夏绍林拒绝“支左”部队进入抚州，竟指挥军分区部分军人和基干民兵武装伏击了“支左”部队，当场打死5人，打伤57人。在程世清的命令下，“支左”部队表现出来极大的克制，没有反击。程世清请示周恩来后，又派飞机去散发《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的传单，抚州军分区的军人竟向飞机开火，居然将飞机的机身打了两个洞。受到抚州军分区负责人夏绍林支持的一派群众组织还公开宣布他们控制了临川、金溪、资溪、南城、南丰、黎川、宜黄、崇仁、乐安等9个县，不经允许任何部队不准进入。
　　面对这样的局面，程世清没有以“武力”强行开进，而是专门把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上的批示“此件看过照办”当做“最高指示”，通过各种渠道向抚州地区宣传。抚州军分区政委王玉义在听到毛泽东的批示后立刻“反水”，表示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过去自己受骗了，在紧急关头坚决反对再向“支左”部队开枪。王玉义站出来后，抚州地区对抗“支左”部队的的力量开始分崩离析。王玉义的这个行动后来得到毛泽东的专门表扬。
　　程世清对对抗“支左”部队的群众组织没有报复，而且还注意了“一碗水端平”。从1967年9月开始，翻了身的“造反派”（大联合筹委会）要大举报复，从南昌去赣州****的5个“造反派”头头，煽动赣州造反派抓捕了一批各单位的“保守派”（联络总站）头头游街，并竟然当场枪毙了一个厂的武装部长，声言还要枪毙一大批。如何处理这5个“造反派”头头，当时赣州“支左”部队有些畏难情绪，害怕背上打击“造反派”的“罪名”。程世清则毫不手软，他说：“这有什么可怕的呢?他们(指杀人的造反派头头)就像纸老虎，你软他就硬，你硬他就软。……我命令立即把那几个枪毙人的造反派头头拘留起来，不得有误。”程世清这样的做法在当时是得人心的。
　　从8月到10月的两个月内，江西“支左”部队在程世清领导下，收缴上来了5万多条枪，初步稳定住了江西的局势。
　　9月17日，毛泽东接见江西省革委会筹备小组成员时，对程世清领导的支左工作进行了表扬。不久，中央文革小组也发来贺电：“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五个省和一个市回到北京后，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传达江西问题时，说江西搞得很好，应该表扬。”
　　然而，程世清这样理智稳妥的做法并没有维持多久。时间进入到1968年，程世清已经在江西站稳了脚跟，开始以“阶级斗争”开路，实行“群众办案、群众定性、群众判刑”，上演了一段极为恐怖的“大屠杀”。
　　1968年8月5日至8月10日，程世清主持召开了省革委三次全会。会议决定，在全省开展“三查”(查叛徒、查特务、查现行反革命)运动，大搞阶级斗争，掀起一个新的对敌斗争的高潮。此次会议结束后，各地迅速行动，立即掀起“三查”运动的高潮。在这一背景下，江西出现了滥捕滥杀的“大屠杀”局面。据不完全统计，开展“三查”运动才一两个星期，全省“自杀”的人数就超过5000人。有的自杀场面极为惨烈：一个斗争对象被斗得走投无路，就在办公室的走廊里，拿菜刀将自己的腹部剖开，而后将肠子掏出来，用剪刀一节节地剪断，边剪边喊：“请大家看看，我的心肠到底是红的还是黑的？”围观的人都被惊呆了，没有一个人上前阻止和救助。自杀者在把肠子剪了十来节，在走廊里走了十来步以后，终于倒下了……
　　江西开展“三查”运动的影响，还波及到了国外。1968年9月7日下午，中国驻刚果(布)大使馆给外交部去电：驻在江西的水电部×工程局派有一个工程队帮助刚果(布)建设一水电站。最近，这个工程队不少人(大部分是技术人员，也有工人)到大使馆反映，国内亲属来信说他们被群众揭发有严重问题，有的是历史问题，有的是现行反革命，已没有资格援外，要他们自动申请回国，接受群众审查，否则从严处理。中国驻刚果(布)使馆人员说，刚果(布)与刚果(金)(即现在的扎伊尔共和国)只相隔一条刚果河，游泳就可以过去。而刚果(金)与台湾建立了外交关系。如果问题处理不好，当事人随时可能游过刚果河，到东部的刚果(金)申请避难。外交部把情况报告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指示，由江西省革委立即派人调查处理。后将该工程局革委会的全体成员集中到南昌办学习班，才将这个问题解决。
　　
　　更恐怖的事情出现了，瑞金县发明了一个新名词：“民办枪毙”，就是把杀人的权力下放到大队干部一级。9月22日，瑞金县召开了各公社专案组长会议，强调深入开展“三查”，大反右倾，学习全国其他一些地方的“经验”，权力下放，搞“民办枪毙”，拿出成绩来向国庆节献礼。会议结束后，23日上午，律阳公社就杀了7个人。杀戒一开，公社、大队干部可以随便杀人，他们想杀谁就杀谁，不要立案，不要证据，不要审批。如此一来，瑞金县各公社仅从9月23日起至10月7日，就杀了177人，年龄最大的70岁，最小的只有11岁。其中有40多人是地主富农的子女，50多人是贫下中农出身，其他都是所谓“四类分子”。他们都是以“现行反革命”或“组织反革命集团”的名义，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被杀的。杀人的方法除了枪毙外，还有用石头砸、木棒打、刀子捅的。有的把人杀死后，推到悬崖下，连尸体都找不到。以后根据可靠统计，各地开展“民办枪毙”以来，仅兴国县就杀了270多人，瑞金县杀死了300多人，于都县杀了500多人。
　　直到此时，程世清感到局面有些不好收拾了，才下命令禁止乱杀人。程世清对江西“三查”运动中的恐怖罪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程世清在搞阶级斗争的同时，还大抓了工业战线的突破，产品要创新，要出新玩意儿。当时出于备战的需要，程世清把突破口选在汽车工业上。
　　1967年、1968年时，程世清将江西汽车配件厂改名为井冈山汽车厂，生产的汽车仿制苏联嘎斯。1968年，这个厂做了500辆井冈山牌汽车，程世清对这件事大力宣扬。1969年《红旗》杂志上曾有篇文章，刊登在非常显要的位置，大标题是《一个小厂一年也能干出500辆井冈山汽车》，引起了全国震动。由于当时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代表的是党中央声音。

　主管汽车工业的一机部压力非常大，上面问：“你们抓经济怎么抓的？搞了半天也搞不出名堂来，人家程世清一搞就是500辆。对这样的汽车厂，你们要重点支持啊。”于是，时任一机部汽车局副局长的胡亮带了一队人到江西省考查。江西省领导带他们把所有汽车厂都看了一遍，江西省除了井冈山汽车制造厂外，还有5个重点，都是程世清亲自命名，用的是井冈山的五大哨口，如抚州的黄洋界汽车制造厂、新界县的桐木岭汽车制造厂，还有双马石汽车厂等。这些汽车厂都需要国家投资。实际上所产汽车质量并不好，到处抛锚。
　　胡亮考察后觉得行不通，认为相对于另外5家地市汽车厂而言，还算井冈山汽车厂条件较好，如果集中到一家，中央应该能给予支持和投资。因此，他们就跟江西省机械厅和井冈山汽车厂商量，想重点扶持井冈山。但机械厅不敢做主，因为程世清要“遍地开花”。
　　考察组的意见还没来得及跟程世清沟通，井冈山汽车厂的负责人就秘密向程世清汇报：“胡亮那个工作组来考察，他们反对遍地开花，反对我们五大哨口的其他厂，说要搞只能搞井冈山汽车厂。”
　　程世清大发雷霆。后来胡亮一行见到他时，他大拍桌子，把胡亮等人大骂一通：“我不要你们的臭钱，你们给我回去！”他根本就不听胡亮的汇报。
　　
　　紧跟林彪，“改造”井冈山历史
　　
　　程世清与林彪关系到底如何，这是很难说清楚的：他一方面对林彪大捧特捧，另一方面又和林彪毅然决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在一段时间内，程世清是紧跟林彪的。
　　程世清原是林彪四野的老部下，但是由于当时程世清并不是一个高级军官，林彪是否熟悉他不得而知。两人关系被广为人知，始于1967年七八月间《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长文——《亲切的关怀，光辉的榜样——记程世清同志到林副主席家里作客》，据传这篇文章是程世清自己写的。文中极力吹捧林彪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给林彪、也给程世清脸上贴金。此文发表后，国内许多报刊纷纷转载。如果说程世清第二次揭发许光达才被林彪注意的话，那么这篇文章就使程世清和林彪的关系公开化，程在人们心目中成为林彪线上的红人。
　　1968年，为了突出林彪，程世清下大力进行井冈山形象改造。当年春，根据他关于“位置不能一个个去摆，不能平分秋色，历史得为现实服务”的指示，由福州、长沙、南昌、洛阳等地军事院校的党史教员们搞出了井冈山博物馆新的陈列方案。在新方案里，“井冈山革命斗争博物馆”更名为“毛主席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陈列的指导思想是“三突出”，即突出毛泽东思想，突出毛主席，突出林副统帅；陈列的内容由过去的以历史为线索，改为专题组合：党的建设，军队建设，根据地建设……贯穿其中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于是，“八七会议”的转折意义不提了，南昌起义的巨大功绩抹煞了，有关红5军的内容全部撤销了……
　　纪念馆里有一张1929年1月红4军关于向赣南闽西进军的布告，落款处署有“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如何处理掉“军长朱德”这4个字，被列为几个重大疑难问题之一，提交纪念馆领导小组会上商议。有人提出将这4个字折掉，然后翻拍成照片展出，因过于露骨未被采纳；有人建议用香火烧去，只要动作徐缓、细致，烧出来的小洞，颇像被虫子蛀出来的。此建议立即引起与会者的兴趣，有人补充，如果布告的四沿再烧去一些，可以分散某些观众的过分好奇，造成一种整张布告未被保存好的真实感。领导小组决定采用此种“技术处理”后，向程世清汇报，他当即表态：“这样处理好！”朱德的扁担，实物被撤走了，换成一幅油画，挑粮的毛泽东、林彪在黄洋界的那棵槲树下小憩。由此，“林彪偷走了朱老总的扁担”成为笑谈。
　　油画《井冈会师》，是纪念馆陈列的十余幅大型油画之一，由于其现实意义，更被摆放在异常突出的位置：远景是青葱的峰峦，欢腾的河水，盛开的杜鹃，悠悠的白云。两支部队在拥抱，欢呼……近景是在一面闪动阳光的红4军军旗下，走来身穿一身蓝布军装、风华正茂的毛泽东，稍后是眉清目秀、神情谦恭的林彪。据说，一次中央军委常委在京西宾馆开碰头会，会前，江青代表“中央文革”送来几张这幅印制好的油画。老帅们坐在各自的椅子上看着，像看一幅华君武或是丁聪的漫画，一个个不约而同地笑出声来。陈毅则突然站了起来，将画往地板上一掼，“这算啥子井冈山会师？分明是红卫兵会师嘛！”江青气得扭头就走。
　　程世清还下令将茨坪纪念馆（即后来的井冈山烈士陵园）大门两边改装成火炬灯，并在黄洋界上立起了高达20余米的火炬亭，亭顶有一个耗资数万元的大火炬，外壳是红色有机玻璃，内以钢片支撑，下面是一个六角亭。南山山头也被削平，修整为有几个篮球场面积大的航船形状，船头位置，准备建一座毛泽东与林彪并肩屹立的巨型雕塑（此计划在九一三事件后作罢），以寓意“大海航行靠舵手”；四角，建了4个火炬亭，周围的栏杆花纹也由无数的小火炬组成，象征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1968年冬天，程世清又下令炸掉罗浮棋罗坳的牌楼，上面有1962年3月朱德上井冈山时的题词——“天下第一山”。炸毁的还有“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纪念碑”，这11个字，也是1965年春天派人专程去北京请朱老总题写的。
　　与此同时，山上、山下发动干部、群众进行“献忠”劳动。在林彪上山前的8个月里，整个井冈山成了一块大工地，开山声，引擎声，搅拌机声，敲石子声，不绝于耳，通宵达旦。
　　1969年9月，林彪偕同叶群、吴法宪、林立果等人来到井冈山，在茨坪费去半个小时参观完纪念馆后，林彪对程世清说：“这个馆里的陈列是全国第一流的。”
　　来到黄洋界上，林彪先在火炬亭外面徜徉良久，又在里面仔细地看了一遍，一连说着“好，好，好！”不知是旧地生情，还是称道这个造形别致的建筑物。当林彪走进火炬亭的休息室，程世清忙趋身上前，躬身说：“请林副主席为黄洋界题字。”
　　林彪颔首而笑，走到早已铺好宣纸的桌前，提笔写下了“黄洋界”3个字。
　　这时，叶群在亭子外照完相，走了进来。程世清不失时机地说：“林副主席题了字，请叶主任也题个词。”叶群一听，眉开眼笑，吩咐工作人员拿来一本《毛泽东诗词》翻了翻，想了一下，提笔抄了半阕《西江月·井冈山》：“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林彪一行下井冈山不久，黄洋界上树起了新的纪念碑，正面即是林彪题写的“黄洋界”3字，背面则是叶群书写的半阕《西江月·井冈山》。
　　从此，坊间又有议论：“林彪偷了朱德的扁担，又偷了黄洋界。”
　　
　　与下放到江西的邓小平、陈云的关系
　　
　　1969年林彪关于紧急疏散的“一号命令”发布后，邓小平、陈云、王震被下放到江西。在邓小平、陈云二人的传记或讲话中都提到过程世清，而《王震传》中则没有涉及。
　　邓小平到江西之前，周恩来亲自打电话到江西省革委会，说邓小平夫妇马上要疏散到江西。接电话的是江西省革委会办公室主任程惠远，周恩来特意交代说：“毛主席在‘九大’不是说过吗，邓小平的问题和别人不同，他下去是到农村锻炼。当然，这些人（还有陈云和王震）也不能当全劳力使，也是60多的人了，身体也不好，收房费也要照顾一点……我最后还要强调一下，这些首长下去，你们要多帮助，要有人照顾他们。你报告程世清同志之后，马上研究出一个具体意见。”
　　接到周恩来电话后，程惠远片刻不敢耽搁，赶紧连夜驱车350多公里，向在婺源的程世清汇报。知道是周恩来的交代后，程世清说：“我坚决拥护中央的这一英明决定，坚决贯彻落实总理指示，欢迎陈云、王震同志及邓小平夫妇来江西蹲点、劳动。他们什么时候来都可以，来了之后先安排在滨江招待所（省委招待所），然后将邓小平夫妇安置到赣州去。至于陈云、王震到什么地方，可同他们俩作具体商量后再定。不管他们住在哪儿，我们都负责装上暖气……我们一定保证他们人身安全，不准造反派和红卫兵冲击揪斗他们。但有两个问题要请示一下中央，一、邓小平夫妇来后，他们住在一起是否合适？二、陈云、王震来江西，我们想派人去北京接他们是否可以？”

　10月19日，周恩来接到江西省革委会电话时，原则同意程世清的安排，但对邓小平的安排，认为去赣州不合适，说：“那里离南昌市太远，是山区，交通又不方便，条件很差。他已经是六十几岁的老年人了，得个病怎么办？我的意见应该把他安排在南昌附近，便于照顾。最好让他们夫妇住一栋两层小楼，楼上他们夫妇住，楼下是工作人员住。当然了，最好是独房独院，还能在院里做些活动，又安全，你把我的意见转告程世清政委。”
　　根据周恩来指示，程世清将邓小平一家安置在南昌市郊新建县的原福州军区南昌步兵学校校长的住所（人称“将军楼”），并安排邓小平夫妇到离此处23华里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
　　据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回忆：邓小平到南昌步校后不久，程世清便代表江西省革委会、江西省军区前来看望。对于邓小平，程世清虽然没有当面严厉地斥责这个“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但是却摆出了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一次，程世清连称呼都没有地对邓小平说：“你来江西七八个月了，有什么体会呀？”邓小平不慌不忙地回答：“我昨天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写了一封信，请他转交毛主席。我的情况全在信里讲了。”程世清自讨没趣儿，便调转话题，大谈特谈文革后江西“飞跃的变化”，以及他在江西的“政绩”。但是自始至终，邓小平一言不发。谈完了自己的功绩，程世清又问：“你还有什么要求，我可以帮助你。”邓小平还是刚才那句话。程世清又羞又恼，尴尬地对陈昌奉说：“那我们走吧。”整个见面过程，还不到10分钟。程世清离开时，和他一起来的陈昌奉看见门口有站岗的，便指示：“门口不要站岗了，改坐岗。”以后，院外的一个班，只在暗处负责监管，明眼看不见了。

 洪秀全：天王的“真面目”  [转帖]
 

　　洪秀全，太平天国创始人，自称上帝之子。太平天国运动造成数千万人死亡。

　　洪秀全（1814年1月1日－1864年6月1日），原名洪仁坤、洪火秀，父亲洪镜扬，清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生于广东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福源水村，后来移居到官禄布村。洪秀全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领袖，建立太平天国，称“天王”，1853年以南京作为首都，改名天京，1864年在天京病逝，太平天国在他死后不久灭亡。

　　2300多名妇女陪侍：洪秀全在美女包围中灭亡

　　人民网

　　　　太平天国从兴起到衰亡，其速度之快和时间的短促，是历史上罕见的。这场狂飙式的运动，潮起潮落，又同妇女地位在运动中的升沉息息相关。

　　关于妇女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恩格斯有句名言："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列宁更进一步指出："从一切解放运动的经验来看，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妇女参加解放运动的程度。"以此对照太平天国"其兴也勃，其衰也忽"的过程，与妇女地位在运动中突升骤沉特别是洪秀全对妇女运动从提倡到摧残，是会受到一些启示的。

　　一、江山争半壁美人占一群

　　太平天国的领袖人物洪秀全，从1843年6月创立拜上帝教起，即以"天下多男子全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平等思想作号召，广泛发动群众特别是农村贫困劳动妇女参加，在拜上帝教主要发源地广西桂平县鹏隘山区曾经涌现出以杨云娇为首的许多妇女积极分子，与启蒙者冯云山并肩活动，流传有"男学冯云山，女学杨云娇"的民谣。由于通过妇女深入广泛地发动群众，仅用七年半时间即于1851年1月胜利地发动了势成燎原的金田起义。起义时有一首民谣形容妇女参加运动的盛况："姊妹亲，同个房睡共口针，如今姐随洪杨去，妹也跟随一路行！"

　　在起义初期，太平军有妇女单独组成的女军，与男军一起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上前线，遵从天王洪秀全"男将女将尽持刀，同心放胆同杀妖"的旨令，奋勇作战。直到武汉仍然男女同职同官："贼妇亦有伪职，与伪官相等，间尝出战，红绡抹额，颇矫健。"攻克南京以后东征时，女军仍充前锋，女将苏三娘率领女军首先攀登占领镇江城，当时有人作诗咏赞苏三娘和她从广西带来的赤脚女兵英姿："绿旗黄�夼�元戎，珠帽无龙结束工；八百女兵都赤脚，蛮衿扎裤走如风！"更有甚者，天朝举行第一次考试时，有史以来特为妇女参加考试设立女科，拔取了女状元、女进士等，把妇女地位推上顶峰。

　　二、不问朝政耽于女色十一年

　　在胜利中，以天王洪秀全为首的领导集团满足于半壁江山到手，认为大局已定，要关门当太平天子，把同打江山的妇女转为供自己淫乐。在攻克南京前17天，天王即从芜湖江面龙舟上突然颁发一道严分男女界限的诏令："女理内事，外事非宜所闻"。并用四个"斩不赦"限制身边妇女与外界联系。攻克南京后入城时，跟随天王的妇女都纱巾蒙面，进入天王府即被禁锢，与外界完全隔绝。

　　洪秀全早就梦求后妃成群的帝王宫廷生活。他创立拜上帝教时就自言在天上有一房正月宫娘娘，把他的妻子称为又正月宫；金田起义时他即选美纳妃15人；一年后在广西永安围城中："洪秀全耽于女色，有三十六个女人。"随军打出广西后，虽经蓑衣渡大败仗，但到湖南道州又纳何贡生"进献美女四人"；占湖北武昌后，"首逆�叱蒲″�，使民间女子往阅马厂听讲，至则选十余龄有殊色者六十人"；进入天京小天堂后又征选更多美女。

　　据史载，天京天王府"其中约有妇女千百，男贼仅洪逆一人，其中淫恶可知也"。至于具体人数，《江南春梦笔记》中分类评列，讲王后娘娘下辖爱娘、嬉娘、妙女、姣女等16个名位208人；24个王妃名下辖姹女、元女等7个名位共960人，两类共计1168人属妃嫔；另有服役的女官，以二品掌率60人各辖女司20人，合计为1200人。各项人数加起来，总计有2300多名妇女在天王府陪侍天王。洪秀全从41岁进南京城至52岁自尽，在美女丛中生活11年，从未走出天京城门一步，既不上马杀敌，也不过问朝政。这时他正值壮盛之年，并且体格健壮，但11年仅颁发过25篇诏书，而且1854年至1858年是空白，5年竟然未发一诏。连曾国藩也感到奇怪："洪逆深居简出，从无出令之事。""杨逆具奏请朝觐，洪逆每批：勤理天事便是朝允也。"

　　洪秀全一方面不问朝政，一方面则费尽心计与后妃娘娘们作文字游戏。从1857年太平天国刊印颁行的经典官书之一《天父诗》看，所收选的500首诗文，除起义初期杨秀清假托天父帮助洪秀全排解后妃纠纷的24首口述诗文外，另外476首都是洪秀全进入天京初期三年中写给后妃的夫权独白。他对朝政不发令旨，对美人却平均三四天写一首诗，可见其爱美人胜过江山。

　　这些妇女陷入后宫，早晨为天王"洗身穿袍统理发，疏通扎好解主烦，主发尊严高正贵，永远威风坐江山！"向天王参拜："朝朝穿袍钟锣响，响开钟锣尽朝阳，后殿此时齐呼拜，前殿门开来接光！"拉着金辇陪天王游御苑："苑内游行真快活，百鸟作乐和车声。"给天王按摩肚子却不得碰着胡须："小心弯远须顾须，悠悠轻轻摸挨脐！"拨扇驱蚊："日夜拨扇扇莫停，莫拨榻底要记清！"捧茶拿痰桶："捧茶不正难企高，拿涎不正难轻饶！"从这些诗可以看到天王小朝廷的威严和荒淫。

　　三、从姊妹群到王家奴

　　生活在千百个美女丛中的天王洪秀全，嫌那些从广西跟来征尘未净的老姊妹们粗鲁、脏污。听见有人高声说话，他便写诗斥责："娇娥美女娇声贵，因何似狗吠城边？"看见有人束手缩脚，他训斥："耕田婆有耕田样，天堂人物好威仪，尔们想做真月亮，到今还不晓提理！"见有人不会刷牙、敷粉、洒香水，他用刻薄的语言讽刺挖苦："跟主不上永不上，永远不得见太阳！面突乌骚身腥臭，嘴饿臭化烧硫磺！"

　　洪秀全毫不掩饰喜新厌旧的情绪："一眼看见心花开，大福娘娘天上来；一眼看见心火起，薄福娘娘该打死！"他为那些可怜的薄福娘娘们规定了几项杖责戒律："服事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起眼看夫主三该打，问王不虔诚四该打，躁气不纯静五该打，说话极大声六该打，有嘴不应声七该打，面情不欢喜八该打，眼左望右望九该打，讲话不悠然十该打！"还有一项特别奇怪的规定："看主单准看到肩，最好道理看胸前，一个大胆看眼上，怠慢尔王怠慢天！"

　　后宫妇女失掉了所有人格尊严，一言一行随时都有招致责罚的可能。由于天王宣布过："只有人错无天错，只有臣错无主错。"所以妇女们受到责罚时，即使冤枉也不得辩解，只许认错领打，否则便会受到加罪处罚："打开知错是单重，打不知错是双重，单重打过罪消融，双重雪下罪难容！""雪下"是太平军"刀下"的代称，至少有3个女人因为挨打时喊冤不认错而被杀。被杀的人当中，有人至死不认错并且顶撞了天王，受到五马分尸的酷刑。

　　四、天王府外也是妇女嗟怨声

　　太平军入城后，最初奉东王杨秀清严令，居民"愿随营者随营，不愿随营者各归民家"。北王韦昌辉代替生病的杨秀清主政后，改行没收一切工商业及强迫男女分离集中住居的"百行条例"，男人入营当兵，妇女住女馆参加劳动。当时天京大兴土木，妇女参加天王府建设："周围加砌高墙，二丈高四尺宽，墙头加砌碎瓷瓦筑，墙外令掳得妇女挑挖濠沟。""其凤门以内，皆系贼妇在内，以供洪逆役使。贼妇中并有能造房屋者，洪逆住处失火，烧去楼房数间，旋经贼令木匠将房架造成送入，贼妇即在内盖成房屋。"另有一道咏叹老年妇女从明故宫拆城取砖石运料苦况的乐府诗："老人城上摇，旋向城下抛；女人城里拾，旋向城外挑。老人一失足，翻身身必坏；女人一失手，触头头必碎。"

　　太平军从得民心望风披靡占得南京，到失民心危机四伏，民众大批逃亡，前后仅几个月工夫。太平军进城前，南京原有人口260万人，春季进城后仅九个月，到当年年底，天朝顶天侯衙核查登记人口时只剩15万人，其中老弱男子4万人，妇女11万人。而妇女减员之快尤为惊人，10月份全城女馆尚有23万人，到年底核查登记的人口，两个月中妇女即减少12万人。与金田起义时"姊随洪杨去，妹也跟随一路行"的妇女参军盛况相比，自称小天堂的天京简直像人间地狱，妇女们非死即逃，甚至参加暗杀和组织暴乱的行列。妇女们的境遇，直接动摇了民心、军心。

　　五、驱使千万妇女服劳役实行消灭家庭的女馆制

　　当时朝野上下，群众反映最为强烈、影响政局稳定最迫切的是妇女问题，由于洪秀全驱使成千上万妇女建房、挖濠、砌墙，由天王亲自监工督迫，风雨寒雪不停，并有打人杀人情事发生，引得民怨沸腾，成为影响政局稳定的重大因素。所以，在金殿君臣恳谈中，杨秀清首先向天王提出这个问题："女官若有小过，暂且宽恕，即使教导亦要悠然，使其无惊恐之心。譬如凿池挖塘而论，不比筑城作营，若遇天时雨雪霏霏，即令其暂且休息，以待来日。现下雨雪寒冻，勿用紧挖！如此安慰，彼必宽意乐心，知恩感德，勇于从事，事必有成。"

　　当时天京城内，从侯以下所有军政官员至平民百姓，全部家人离散，分居在男营女馆，一部分被选征到各王府，主要到天王府服役，久久分离，了无期限，十分悲惨。所以，杨秀清要求把他妹妹等四女官调出天王府的同时，也呼吁允许这些人回家团聚，说："女官理天事者甚苦，且不是功臣（伤残者）、忠臣（烈士）之妻，即是功臣、忠臣之母，或则有稚子，或则有立功之丈夫，彼为臣者既能舍家而顾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则为君者自当体彼一念之忠忱，或准其一月而半归其家省视，或准其三十日或二十日归其家省视，或准其一二礼拜日排班轮流而归其家省视，以哺其稚子，以侍其衰姑，或以事其丈夫，使彼亦得尽其先顾国后顾家之谊。"这是想变相地恢复家庭。但因实行得不好，又过了九个月，杨秀清于1854年9月29日假托天父下凡，正式要求"排铺尔一班小弟小妹团聚成家"，才把实行了一年半、丧尽人心的女馆解散，恢复了臣民的家庭，但已付出惨重的代价。

　　六、沉湎女色至死不悟

　　天京事变后，洪秀全依然生活在娇娘美女中，生活更加颓废。在1861年太平军进取苏浙的时候，洪秀全又从李秀成选送到天京的3000美女中挑出180人收入天王府，当时即有人写诗讽刺："三千怨女如花貌，百八佳人堕溷愁。"

　　洪秀全从1856年天京事变到1864年自杀，由于深居宫中，消沉丧志，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他的诏书都像李秀成所说"言天说地"的梦话，诸如《赐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诏》，说什么"万国扶朕在天台"；听到太平军克复苏州的捷报后，他竟降诏说："朕睡紧都做得王，坐得江山"；在《打死六兽梦兆诏》中，他并不脸红地说，他拐引着两个陌生女子，又打死四只黄虎、两只黑狗，是"天朝江山万万年"的兆征，等等。后来，他连这种虚无缥缈的诏书也懒得写，于1861年7月颁发了最后一道"朕命幼主写诏书"的诏旨，索性把权力交给他的年方13岁、且已学会荒淫的儿子幼主，自己当起了太上皇。

　　洪秀全在小天堂美女群中享受了11年的帝王生活。1864年6月，他活到52岁，在曾国藩湘军的隆隆炮声和后宫女子的嗟怨声中，不得不丢下他那千百个娇娘粉黛，自尽身亡。他死后48天，天京沦陷，天国灭亡，他的宝贝儿子也当了俘虏上了断头台。那座由天王亲自监工和千万妇女用血泪建造了十年、周围十余里的巍峨天王府宫殿，在清军挖出来焚烧的天王尸体的烟焰中，化作"十年壮丽天王府，空余荒蒿野鸽飞"的废墟

　　洪秀全想要太监 无奈男童手术失败

　　中国新闻网

　　晚清百年，如果说有谁从那百年屈辱中也曾感受到过机遇与探索的话，那么马骏教授肯定算是其中的一位。他的《马骏晚清军事揭秘》，使今天的我们能够真切地体会晚清百年呐喊的回声。

　　“史纲一页，百家评说”。《 马骏晚清军事揭秘》一书中所截取的历史掌故，大多都是人们所熟知的，但问题在于，“历史不是死的”，作者赋予这些固化的史实新的灵魂，令人信服地提出以前我们不曾认识或者不愿意认可的一些观点。作者的这种治学方法，从本质上真正还原了历史研究的客观性，从形式上突显了研究者的创新精神。

　　在本书中，作者着重提供给我们的信史也非常有意思。你看，晚清时期外国政府争着抢着想把最先进的武器卖给中国——完全不存在我们今天面对的“武器禁售”；无论慈禧还是曾国藩、李鸿章等一班大臣，都希望并且一度组建了在装备上堪称亚洲最强大的海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张之洞的军歌；趁火打劫火烧、劫掠圆明园的，竟然有更多的中国兵勇……依据这些无可辩驳的信史，作者勾勒出的晚清百年，是一幅充满社会变革渴望与机遇的“百景图”，只不过其中不同的社会角色有着全然不同的变革“理想”——从普通的太平军战士到洪秀全，从慈禧、曾国藩、李鸿章到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从八旗部队到团练、 新兵。 在如此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中，作者非常巧妙地点出了最能说明历史问题本质的“节点” 。 举例来说，洪秀全希望有一批太监，于是他命人找来一些男童动手术，但事不如愿，太平天国没有那份技术，手术全都失败了。这个故事“节点”非常精妙地点明了洪秀全谋求建立“家天下”的政治企图，辛辣地讽刺了洪氏天王所谓“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虚伪。再如对于李鸿章的评价，作者截取了这样一段剪影，李鸿章放下中堂大人的架子，换上老百姓的衣服混到洋人军舰上察探西工武器装备，作者借此准确地点明李鸿章诚惶诚恐的治国谋略以及推行军事变革的迫切心情。

　　所有这些在今天看来十分滑稽的历史场景，在作者的笔下都显得意味深长，毫无疑问，历史研究是服务于未来的。晚清百年屈辱不堪回首，但是却能给今天的中国提供反省与借鉴。控制论之父诺伯特·维纳说过：“任何一个正效应都是若干负效应的总和”。正是晚清的百年衰落，促成了之后近半个世纪风起云涌的中国革命。如今，在新世纪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时候，这本书为我们梳理出来的那隆隆作响的历史回声，也同样可以警醒我们“温故知新”，开拓未来。

　　华盛顿与洪秀全：不同文明造就的迥异人生

　　百家讲坛

　　傅国涌

　　一

　　1776年7月4日，由北美新大陆13个殖民地代表组成的大陆会议通过了杰弗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并决定把军权授予44岁的华盛顿，以便通过战斗实现独立建国的梦想。其实那一刻，大陆会议并无一兵一卒，所谓军权充其量只是组织军队的权力。

　　华盛顿受命以后，历经千辛万苦，从无到有，创建了一支军队，经过八年苦战，终于在1783年使这块新大陆赢得了自由。这个时候战功赫赫的华盛顿无疑是举国上下最有威望的人，但他谢绝了黄袍加身的提议，而是功成身退，平静地回到自己的庄园，过起独立战争以前的生活。临行前夕他只是利用他的巨大威望做了一件事，他亲自解散了打赢这场独立战争的军队。当他确知国会没有钱可以遣散他的将士时，他所能做的就是以他在八年戎马生涯中建立起的全部威望，站在将士们面前，告诉他们新生的美国真的没有钱，大家就此回家做个好公民。这些将士们无条件地服从了他们崇敬的统帅的最后一个命令。

　　无论是200多年前的那一刻，还是今天，美国人几乎都知道没有华盛顿领导他们浴血奋战，就没有一个独立、自由的美国。据林达夫妇在《总统是靠不住的》一书所说，在美国国会大厦里，至今仍悬挂着一张巨幅油画，画面上开国元勋济济一堂，那是美国的开国大典。油画下面有个小小的说明，记载了华盛顿向国会交出军权那简单而动人的一幕，华盛顿说：“现在，我已经完成了（历史）赋予我的使命，我将退出这个伟大的舞台，并且向尊严的国会告别。在它的命令之下，我奋战已久。我谨在此交出委任并辞去我所有的公职。”

　　议长答道：“你在这块新的土地上捍卫了自由的理念，为受伤害和被压迫的人们树立了典范。你将带着同胞们的祝福退出这个伟大的舞台。但是，你的道德力量并没有随着你的军职一起消失，它将激励子孙后代。”

　　这个仪式如此简单，却如此庄严。它不仅感动了所有在场的人，也感动了世世代代的美国人。当华盛顿发表简短讲话时，每个人的眼中都饱含着泪水。200多年后，我每一次读这一段文字都禁不住泪流满面，我相信人类的心灵是相通的。我从中知道他们的目标只是为了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而不是为了中国式的“打天下、坐天下”。

　　仪式结束后，华盛顿沿着波托玛克河，迫不及待地回到了自己久别的家园，重新开始以牛马为伍的田园生活。几百年来，他家门前的河水依然静静地流淌着，仿佛还记着他两度应召为国服务，两度沿着这条河流回家的身影。

　　四年以后（1787年），美国各州的代表重新坐到一起，讨论起草一部宪法。1789年（也就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那年），由华盛顿主持的制宪会议成功地制定了美国宪法。华盛顿众望所归，无可争议地当选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总统，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真正民选产生的国家元首。那时离独立战争结束已六年，离《独立宣言》发表已13年了。

　　此后，华盛顿虽然勉强接受连任了一届总统，但他坚决拒绝第三次连任。1796年9月17日，他在当了八年总统以后，在国会发表了激动人心的告别演说：“这个政府是我们自己选择的，不曾受人影响，不曾受人威胁，是经过全盘研究和深思熟虑而建立的，它的原则和它的权力分配是完全自由的，它把安全和活力结合在一起，而且本身就含有修正其自身的规定。我们政治制度的基础是人民有权制定和变更其政府的宪法。可是宪法在经全民采取明确和正式的行动加以修改之前，任何人都对之负有神圣的履行义务。人民有权力和权利来建立政府，可这一观念是以每人有义务服从所建立的政府为前提的……”

　　“我秉持正直的热忱，献身效劳国家已经四十五载，我希望因为能力薄弱而犯的过失，会随着我不久以后长眠地下而湮没无闻。对于这件事也和其他事一样，均须仰赖祖国的仁慈。由于受到强烈的爱国之情的激励——这种感情对于一个视祖国为自己及历代祖先的故土的人来说，是很自然的——我怀着欢欣的期待心情，指望在我切盼实现的退休之后，能与同胞们愉快地分享自由政府治下完善法律的温暖——这是我一直衷心向往的目标，并且我相信，这也是我们相互关怀、共同努力和赴汤蹈火的理想报酬。”

　　就像他当初率军苦战八年、赢得胜利之后解甲归田一样，他再次回到了自己的家园。在一个到处还是国王、君主、世袭制的世界，华盛顿毅然选择放弃权力，开创了总统连任不超过两届的宪法惯例，从而为美国奠定了坚实的民主基础，也为全人类树立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光辉典范。

　　这一年华盛顿只有64岁。1799年12月24日，华盛顿在自己的庄园安然去世。作为美国国父，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其人格风范成为后世政治家永远效仿的楷模。

　　二

　　半个多世纪之后（1851年1月11日），在古老的中国大陆，37岁的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揭竿而起，自封天王，号称“太平天国”。两年后杀进南京，直到1864年南京城破之前服毒自杀，席卷大半个中国近14年。

　　100多年来，尤其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洪秀全在中国始终是一个神话。直到2000年潘旭澜先生的《太平杂说》出版以后，这个神话才开始破灭。

　　孙中山先生出生于1866年，离太平天国失败仅仅两年，时余波未息。他的家乡（今广东中山）离洪秀全的家乡（今广州花都区）相去不远，少时的孙中山受到洪秀全故事的影响，在他幼小的心田里埋下反清的种子丝毫也没什么奇怪。

　　洪秀全死后十年（1874年），出生于湖南的黄兴也曾谈起自己受到过太平天国的影响：“我革命的动机，是在少时阅读太平天国杂史而起。但是又看到太平天国自金田起义之后，起初他们的弟兄颇知共济，故能席卷湖广，开基金陵。不幸得很，后来因为他们弟兄有了私心，互争权势，自相残杀，以致功败垂成。我读史至此，不觉气愤腾胸，为之顿足三叹。”（《黄兴集》）

　　孙中山、黄兴的成长时期离太平天国覆灭不久，洪秀全毅然举旗反清的故事无疑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现成的榜样。但洪秀全对他们的影响也仅限于反清这一点上。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历史的****终于逐渐浮出水面。透过曾经的光环，拨开重重迷雾，回到现场，回到真实的历史，我们才发现笼罩在神圣的面纱之下的是人间丑恶、荒淫、无耻、野蛮、残酷、迷信的一幕幕，试看：

　　洪秀全造反之前有过相当漫长的准备阶段，1844年5月他和唯一的同伴冯云山到广西山区宣传他的拜上帝教，仅仅几个月他就因没有耐心而离开了。三年后等到冯云山历尽艰辛在当地站稳了脚跟，他又跑去大张旗鼓地蛮干，使得拜上帝会陷入险境，这个时候他却躲起来了。得知冯云山等被捕的消息，他以找两广总督救人的借口仓皇逃离广西。冯云山被其他信徒救出来后，他才于1849年重返紫荆山。这是1851年以前的那个洪秀全，如果不是冯云山刻意造神，要把洪秀全造成一个人间神，作为造反的旗号，以后的一切都将不可能发生。

　　1851年洪秀全在金田村起兵没几天，连一个县城都没有占到，立足未稳，他就迫不及待地自封“天王”；刚打进小城永安，在强敌围困之下就大封诸王，并向全军下诏，封官许愿。洪秀全从广西一路杀上来，凡攻占一地（特别是武汉这样的大地方），对于没有逃走的青壮年一律胁迫参军，否则斩首。刑罚也极为严酷，斩首之外有五马分尸，最恐怖的是“点天灯”。攻进南京后，他一方面大兴土木，营建极少数人荒淫无度的安乐窝；一方面把南京变成了一个大军营，男女一概分成男行女行，夫妻不能同居（男女隔离制度整整实行了两年），军民不得有私有财产，废止正常的商业，实行供给制等等。说是“天堂”，其实是“坟墓”；说是人间天国，实际是人间地狱。

　　洪秀全还没有公开造反，就有妻妾十余人；永安突围时，增加到36人；到占领武昌后已有60人；建都南京以后，更是大肆选美，豪华壮丽的天王府里美女如云。据他儿子被俘后在供词中说，洪秀全有妻妾88人（也有说108人），还有宫女1000多人，专供他一人享乐，所以他只能用数字来编号，如第三十妻、第八十一妻等等。建都后，只有40岁的洪秀全开始足不出户了，一切军国大事都由杨秀清主持，杨要见他也得“请旨定时日”。因此逐渐大权旁落，导致天京事变。直到1864年自杀之前，洪总共才出过两三次天王府。其荒淫无耻的程度与列朝列代的帝王相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潘旭澜先生说通过现今的暴发户可以窥见洪杨二人当年的心思，此语不差。小农打天下、坐天下的目的，阿Q就明白说出来了，无非是“吴妈”、钢丝床等，也就是女人、财帛、富贵荣华也。

　　洪秀全进南京时，凡清政府官员、满族老百姓、知识分子、商人、僧尼道士，不分男女老幼统统杀头，许多人不堪凌辱而举家自杀，整个南京城一片血腥，光是旗人就至少杀了两万多人。作为历代古都的南京，文物古迹遭到严重毁坏，诸子百家、历代书籍都遭禁止、焚毁，比秦始皇还要彻底。这不仅是对生命的屠戮，也是对文化与文明的毁灭。

　　所谓天京事变也是一幕幕血腥的屠杀。这场影响太平天国命运至深的自相残杀，起因在于东王杨秀清觊觎“神器”，逼洪秀全封他为“万岁”。洪密令北王韦昌辉连夜从前线带兵回京，血洗东王府，杀了东王部下将士两万多人，秦淮河的水都被染红。翼王石达开是诸王中最有远见也是最能干的一个，被曾国藩等人认为是最厉害的对手。石达开回京指责韦昌辉杀戮太多，韦昌辉在洪秀全密令或授意之下又要杀石，石连夜缒城逃脱，但一家老小全被杀光。石达开兴师问罪，洪秀全又下令杀了韦昌辉及亲信200余人。从此，太平天国就开始由盛转衰，朝末路走去。

　　1863年12月，在面临覆灭时，洪秀全断然否决了李秀成“让城别走”的苦求，死也不愿离开他的“小天堂”、安乐窝，并痛斥、诅咒李秀成：“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的天兵多过于水。”南京被重重围困，城中即将断粮，他号召军民以“甘露（百草）”为食。城破之前他在绝望中服毒自尽，没有与太平天国共存亡。城破之后，一个二三十万人口的历代古都只剩下一万人，几乎是一座空城。

　　从尊重史实这一角度来看，洪秀全和太平天国代表的绝对不是什么先进、进步的文明，而是愚昧、野蛮、迷信的代名词，与向西方探求真理更是风马牛不相及。洪秀全只是借了基督教的一些名词装神弄鬼，煽动、欺骗、愚弄贫苦大众跟他造反。所谓的“天朝田亩制度”，据史学家说压根就没实行过；“天下一家，同享太平”、“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口号更是骗人的美丽谎言。说穿了，宗教在洪秀全心目中最多只是造反和控制臣民的工具，他根本没有什么宗教信仰，所以说太平天国信仰的是邪教倒是可以成立的。后期（1859年4月22日）来到南京的洪仁（王干）的确对西方文明有所了解，但一个迷信、狭隘、自私、昏庸、荒淫的洪秀全又怎么可能实行他的《资政新篇》呢？何况那时离1864年的覆灭已为时不远。

布衣将军刘华清[转帖]
 

　　“从我参加革命之初为穷人谋解放,到建国后为人民谋幸福,几十年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有变,永远不能变。”从大别山到中南海,从将军到平民百姓,一代将军刘华清不改的是爱民心肠,不变的是布衣本色。刘华清,湖北省大悟人,上将军衔。1916年10月出生于湖北黄安,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海军旅顺基地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海军北海舰队副司令员兼旅顺海军基地司令员,国防部第七研究院院长,第六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部党委常委兼第七研究院院长,国防科委副主任,海军副参谋长,解放军总参谋长助理、副总参谋长,海军司令员,海军党委副书记等职,出任过中顾委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央军委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是中共十二届、十四届中央委员,十三大、十五大、十六大代表,中顾委委员,第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他拄着拐杖,带着微笑,迎面缓缓走过来,同我们一一握手。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刘华清如约步入中央军委办公厅所在的办公室。在他进入办公室前,笔者同他的秘书在那空旷而简朴的办公室里进行了简要的交流。刘华清的到来,似乎带来一缕春风,使气氛顿时热烈起来。
　　刘华清满头银发尤为惹眼,白衬衣衬着青色的领带,外表与着装似乎没什么特别之处,一下子拉近了与笔者的心距。虽说不上神采奕奕,但挺拔的身材让人仿佛看到当年将军挥师鏖战的英姿,脸上写满和蔼与笑容。一落座,他便招呼身边工作人员给我们一行三人沏茶,其实他们早已为笔者备好了茶水——在老人的第一句问话中,笔者便品味到老将军的关爱与体贴之情及好客的平民本色。

　　解密峥嵘岁月补遗历史往事孤军北上,转战万里,勇当长征急先锋

　　1998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之后,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的刘华清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退下来时,刘华清已经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贡献了整整70年的心血。
　　长征时,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在远离党中央的情况下,孤军远征10个月,艰苦转战万余里,先期到达陕北,为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会师陕北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写下了别具特色的光辉篇章。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延川县后,刘华清在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程坦的主导下,一起将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改编成歌词,填入了流行于鄂豫皖根据地的一首歌曲的曲调之中。这首军歌从红军时代一直唱到了今天,唱遍了全国。连毛泽东也十分喜欢这首歌,说过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每当听到或唱起这支歌,就会引起刘华清的无限思绪,就会回忆起许许多多的往事……
　　红25军在西进北上过程中,途经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军领导教育部队一面行军打仗,一面做群众工作,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部队每到一地,都要调查了解社会情况,帮助群众解决困难,严格遵守纪律,坚决保护群众利益,赢得了沿途各族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边抽烟,刘华清边回忆往事:“1935年8月中旬,我军进入静宁县以北的单家集和兴隆镇等地。这里是回民聚居的地区,军政委吴焕先及时对全体指战员进行群众纪律和民族政策教育,专门规定了‘三大禁令’和‘四项注意’:禁止部队驻扎清真寺,禁止毁坏回族的经典文字,禁止在回民地区吃大荤;注意遵守回族人民的风俗习惯,注意使用回民水桶在井里打水,注意回避青年妇女,注意实行公买公卖。他让我用毛笔把‘三大禁令’和‘四项注意’写成大标语,贴到街上。他还亲自到清真寺拜访,召集阿訇和当地知名人士座谈,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红军的政策纪律。部队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积极开展助民劳动,切实做到了秋毫无犯。”因此,红25军在兴隆镇受到了广大回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还有十多名回族青年参加了红军队伍。后来,中央红军长征经过这里时,受到了回民和其他各族群众的热烈欢迎,并传颂了红25军模范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事情。“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与红25军会师后,毛泽东提起这段往事时,夸奖了红25军长征途中所做的群众工作,说红25军政策水平很高,民族政策执行得很好。”
　　1936年10月,红15军团随同西征红军攻克西北重镇会宁城。不久,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并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三大红军主力会师的联欢会。“这是我参加的第三次红军大会师,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红军会师。虽然时光已过去67年了,但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时那欢腾雀跃的场面,那团结胜利的气氛,至今仍常常浮现在我的脑际,历历在目。”

　　解析平民情怀 冷暖相连百姓心关心部下,爱民爱兵,好一个“布衣首长”

　　“我对身边所有的人都没有发过脾气,即使他们有点错误,也从没发过脾气训他们。有错误,总是教育、说理。即使是较为严重的错误,不是原则问题,也没有处分过他们,给他们改正的机会。所以,一批批这些同志与我的关系都挺好。一二十年来,不少同志当过我的警卫员,工作过程中接受了锻炼,但时间长了也学不到啥,不宜老在身边,到地方去再锻炼为好。”采访时,刘华清这样说。
　　刘华清在河北打游击时,身边有个警卫员,他家里十分困难。“抗战胜利了,我说,你回家吧,打败日本鬼子都要回家了。回去照顾你的父母,你找个老婆结个婚,种地,安居乐业。”十年后,刘华清曾专门派人看望这位警卫员,得知他娶了老婆有了孩子,还有几亩地,日子过得非常好,组成了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刘华清尤为欣慰。“他在战争年代跟我三四年,很有感情,同生死,共命运,把首长当父母、当亲人,什么都照料得好,吃饭、走路、休息……”刘华清20世纪70年代的一个秘书,上海人,他的父母亲年事已高,自己家里也没人照顾。“一个儿子给我当秘书,一个女儿(他的妹妹)出嫁了。家里有困难,没人照顾,我建议他安心转业到上海。”于是,这位跟随自己多年的秘书,因为个人的特长到地方成为一家杂志的编辑,工作很得力。“其实,我舍不得离开他,他也舍不得离开我,我们是忍痛割爱呀。高兴的是,他在家乡干得不错,他的父母也很高兴。”一次,刘华清在上海考察,抽空专门到这位昔日秘书的家看望他的父母。他的父母亲极为喜悦,说:“首长,非常感谢,感谢您的关心,儿子的工作安排得好。”刘华清却出人意料地这样应答:“我还得感谢您哩,您为国家养育了一个好孩子。”2000年5月,老将军到上海检查身体,不见这位跟自己多年的秘书来看望,不免惊诧——每次来上海他都来看看,这次没来,怎么了?一打听,他因病住院了。于是,刘华清在详细问了病情后,由于自己也抽不出时间到那家医院看望,就让工作人员把自己个人带的钱送上4000元,以解治病之需。

　　中国有句俗语,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一起工作时间长了,自然有了感情,这种感情是建立在信任、尊重、原则的基础上的。“警卫员、秘书、炊事员、司机、保健医生,我希望他们好好学习,增长知识,关心国家大事,了解法制,不违纪,不犯法,现在市场经济,千万不能走弯路。他们风华正茂,不可能对一切问题的认识都那么正确,他们需要教育,需要帮助,需要鼓励,需要信任,需要我们不断地给予指导。我们既是上下级的关系,又是平等的同志关系,我有什么理由打人、骂人、吼人。”每每得悉过去身边的工作人员在地方干得不错,刘华清就有说不出的高兴。他们经常来信,来电话,有时他们也来北京看看自己的首长,“我们感情非常好,我也希望他们成长、提高、发展。要干得好,学得好,为人民多做好事与实事。”
　　刘华清在中央领导岗位工作时,曾多次受中央委托,代表党中央参加地方一些纪念庆祝活动,也曾多次到各地考察工作。每次,刘华清都注意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生活疾苦,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不少故事在地方传为佳话。
　　“正月里来是新春,赶着猪羊出了门,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给亲人八路军……”1993年1月,刘华清到延安参加纪念双拥活动50周年。在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旧址前听到《拥军秧歌》,老将军是那样的亲切与耳熟。当年战场上,老百姓慰问八路军的情景又重现眼前。激动之中,刘华清情不自禁地走进人群,和当地群众一起扭起秧歌来。他的舞步虽较为缓慢,但心却年轻,歌声、笑声、掌声交织回响在杨家岭上空。在枣园,刘华清专门走访了当年的老红军、老游击队员,回忆战争年代的光荣历史,了解他们现在的生活情况。听说被称为“延河畔上不老松”、“国防教育热心人”的老红军张文清家中有困难时,他当即嘱咐军分区的同志一定要想方设法帮他解决生活困难。
　　刘华清主持军委工作期间,尽管工作很忙,会议很多,但只要有时间,就下部队了解情况,听取基层官兵的意见。几十年的军队生涯,使他对基层官兵有很深的感情,在交往中与他们坦诚直率,心心相印。“他们的父母相信人民军队,把子弟交给了我们。我们的责任就是帮助他们,提高他们,爱护他们。部队应重在教育、引导,从思想政治上关心士兵,爱护士兵。”刘华清对少数基层干部带兵简单粗暴,打骂体罚士兵极为反感,主张要以父母心、兄弟情关心士兵,对士兵成长进步负责。“干部只有爱兵,才有资格带兵,才能把兵带好。作为一名老兵,我有责任对基层干部进行传帮带,把我军的尊干爱兵的光荣传统传下去。”
　　每到部队调研,刘华清总是设法争取多安排点时间下连队看看,多到基层走走。1996年4月的一天上午,他走进某部八连三班宿舍,战士们正在学习。他随机问了几个战士的姓名、籍贯、入伍时间及工作学习情况,大家回答得很爽快,他也很满意。进而,他又临时决定到炊事班看看。炊事班正在准备午餐,菜板上放着中午准备吃的土豆、青椒、猪肉。刘华清于是细问了几样蔬菜、肉类的价格,并掐着指头算起账来。从战士的伙食标准、主副食的价格、农副业生产的补贴,到全连每月的消费总量、每人每天的平均数,他了解得清清楚楚,认为司务长讲得实在没水分,令人信服。在场的干部无不为首长如此关心连队伙食管理的情景所感动。
　　“这照片是当时的我,可背景当时可没有这么现代化吧?”2001年9月,刘华清到甘肃酒泉卫星发射基地视察,在一面巨幅图片前迟疑着停滞不前。刘华清为中国军队的科技装备建设,可说建立了卓越功勋,于我国的航空、航天、兵器、造船等提出了许多富有成效的战略思想。原来,这里的宇宙飞船发射基地是他亲自参与规划与选址的,照片中的他身着军大衣,是他当年在此组织规划的情景,而身后的背景而今已是现代化的发射塔。当身边人员解释那是电脑合成处理的效果图时,老将军笑了,笑得很得意,并提议在那高耸云天的发射塔前留个影,留下真实的印记。
　　在刘华清办公室东北角,一座比例为1∶35的长征二号LM-2E航天模型十分抢眼,足见他与航天的难解情怀。这个航天器也似乎诠释着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有一回,正待发射的导弹弹体被身边的一个普通技术人员及时发现焊接部位有一些焊溜与咬边。由于是特殊金属材料、特殊物体的焊接,这些部位的焊接十分苛刻,在这紧迫的攻坚任务前,一时没人敢应接。良久之后,只见这位技工头戴焊罩、手持焊枪稳稳走过去,来到巨大弹体旁细细观察焊接部位,当即他娴熟地操起焊枪,对弹体进行整形焊接。一道刺眼焊光划破了令人窒息的沉默,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射向一道道刺眼飞逝的焊光,直到焊光突然停了,大家仍然盯着焊光消失的地方。经验收,焊接部位一次点焊成功,不但已焊透、焊牢、没有丝毫的气孔与夹碴,而且美观有余。“啊,焊接成功了!”刘华清不由得喊了一声,惊醒的人们一下子涌到焊接的导弹旁。“同志,你立了大功,为国家挽回了数千万元的损失。”刘华清上前紧紧握住这位工人师傅沾满油腻的双手,连说感谢。从此,这位共和国的将军与一位普通的工人师傅交上了朋友。前几年,这位老师傅不幸去世,刘华清得讯后亲赴这位普通人的追悼会……

　　解读桑梓情结舐犊之恩怎相忘关注老区建设,梦牵家乡大别山

　　言及家乡,这位大别山之子把思绪带到了儿时。刘华清出生在湖北省黄安县花桥乡刘家院子(今大悟吕王镇刘垸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13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5岁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在家乡,他曾任黄安县二程区刘家院子村共青团支部书记、少共二程区委组织委员、区委书记兼少先队总队长、黄安中心县委书记,鄂东游击总司令部科长等职,家乡的山山水水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记。从他少年时期投身革命,驰骋沙场,回家的路虽离他很远很远,但他认为自己无论如何也走不出家乡的“情圈”。他最遗憾的是自参加革命后,再也没同自己的母亲见上一面,于是他第一次回故里只得用中国人最传统的礼节——上坟祭奠,表达个人的情愫。“那一年回老家,一块参加革命的同乡人大多不在了,有的牺牲了,有的去世了。”一切物是人非,这是一种怎样的离情别绪。

　　1989年12月中旬,巍巍大悟山寒气袭人,滠水河面还浮着薄冰。“将军回来了!”“老将军从北京回来了!”这年12月11日,刘华清回到大悟县吕王镇刘垸村时,这个只有100多户人家的小山村沸腾起来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纷纷涌上村头。老大娘、老大爷都含着泪花说:“好不容易盼回来,一定要多住上几天!”刘华清不停地挥动着双臂,大声喊道:“乡亲们好!我回来看望你们啦!”这个老汉要把将军拉到自己家里坐坐,那个大娘端来了花生、瓜子……在儿童时代同刘华清一起读过书、放过羊,后来又一起扛过红缨枪的刘宏顺显得格外兴奋,拍着刘华清的肩膀直嚷着:“你在北京那么忙,哪有时间回穷山沟?”刘华清拉着他的手,风趣地说:“就是千忙万忙,也忘不了大悟山!”
　　沿着石板路,穿过曲折的小巷,刘华清急匆匆地想去看望老战友刘海儒夫妇,当得知两位老人已去世时,刘华清心情很沉重地说:“我回来迟了,再也见不着他们了!”
　　听说两个姐姐来了,刘华清又急匆匆地去看望。刘润湘老太太惊喜地站起来,一把抓住老弟的手,热泪直流。她是刘华清的叔伯姐姐,当年她同刘华清一起扛过红缨枪,为红军站过岗,送过情报,搞过宣传,现已83岁了。“大姐,还是1965年回来看过你,一晃又20多年了。就是时间再长,我也忘不了你对革命的贡献啊!”刘润湘老人仔细打量着刘华清的脸,看了许久,才颤抖着说:“三弟,回来看看好呀,我们都想念你。我活不了多久,能见三弟一面就心满意足了。”
　　同亲姐姐刘润清见面,他心情更为激动。姐姐提出要把大女儿的户口转出来,将军的双眼湿润了。他记得,在自己还不懂事的儿童时代,就是靠姐姐纺线织布挣钱读书的。那昏黄的梓油灯下,姐姐纺线,弟弟读书,常常相伴劳作至深夜。在那艰苦的战争岁月,是靠姐姐节衣缩食照顾父母的,她常常饿着肚子,把少得可怜的食物留给双眼失明的母亲吃……今天,他又见到风烛残年的姐姐,深情厚谊说不尽,用什么相报呢?刘华清向姐姐赠送了礼品,又安慰姐姐说:“都转出去,怎么办呢?没文化,不能工作,给组织上添麻烦。全国这么多农民,都转户口安排工作,国家怎么承受得了?我们为国家工作的人,不能干不符合国家政策的事情。”姐姐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又安慰弟弟说:“不合政策就不办。”临别时,姐弟俩还在一起合影留念。
　　刘华清不到15岁就参加革命,一走就是14年,杳无音讯。母亲思儿心切,白天站在大路边眺望,夜晚坐在床边哭泣,加之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迫害,老人家眼睛哭瞎了,身体拖垮了,不久含恨去世。父亲领着全家艰难度日,好不容易熬到全国解放,又在三年困难时期与世长辞——在家的兄弟怕影响将军的心情和工作,没有写信告诉他,当然他也就没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这两位老人,脸朝黄土背朝天,养育了一代开国将军,而自己却常常连饭也吃不上,只能喝又苦又涩的苦菜汤——所以,刘华清每次回故乡,总要到父母的坟前走一走,以示怀念。当走到父母的坟头时,他流泪了,也许是在回顾自己的经历和苦难的家庭,深感忠孝不能两全。
　　“我们兄弟六个,一个姐,一个妹,大哥二哥是农民,现在只有一个弟弟还健在。今年4月份,我弟媳从湖北来北京看我,他们年纪大,我也年纪大了,每年看我一次,我回去很少。我弟弟,老农民,一辈子种田,老老实实种菜,是一个典型的农民,养儿育女,老观念,什么也不想。他什么娱乐也不会,打扑克牌、玩麻将都不会,很老实忠厚。”当笔者进而问地方政府是否曾给他的弟弟安排过工作或给予过什么照顾时,刘华清连连摆手——当地政府也没安排,也不应安排什么工作,当然也不应给什么特殊照顾。
　　在离开家乡70多个春秋里,屈指算来,他只回了四次家乡,而且由于工作的缘由每一次又是那样的短暂。然而,这位从大别山冲走出来的将军对家乡有着深深的感念,因为那是一方生命的热土,因为那里是养育他成长的山川。看到家乡还较为困难,发展较为迟缓,老将军心底里有说不出的情感。吕王镇中学校长曾请首长题写校名,刘华清很高兴:“吕王是个老苏区,反动派杀了好多人,内部肃反也杀了不少的人,把老百姓都杀怕了。解放后,怕读书,怕参加工作,所以这里很落后,跟外地差距很大。治穷,先必治愚;扶贫,必先扶科技。”关于校名的表述,开始还讨论了一番,镇长说写“大悟县吕王镇吕王中学”,县人大主任说:“就写‘吕王中学’,这样管得长远一些。”刘华清赞同后者的意见,兴致勃勃地挥笔写下了“禹王中学”四个大字。吕王镇由吕王城得名,吕王城解放前叫禹王城。把“吕”写成“禹”,足见将军对家乡的一草一木、一地一名均记忆犹新。其书本来遒劲豪迈,饶有气势,但他却谦虚地说:“写得不好,你们看不中的,到北京再好好写一幅。”回到北京后,刘华清还真的另写了三幅校名。在书写时,认为繁体“学”字不好写,还特地翻了字典。
　　家乡要修一条马路、建水站、修水库,投资不够,每每找他,他从不认为是给自己添麻烦,总是非常支持,乐于相助,为家乡、为老区的建设出谋划策。而后,看到家乡在改革开放中的新变化,看到人民安居乐业,刘华清打心眼里高兴。大悟县国防教育中心需要一架退役飞机和一辆退役坦克,他在任时签字“请总参装备部在淘汰的装备中解决”。当一辆退役坦克在解放军的护送下开进大悟时,群众奔走相告:解放军送坦克来了!前几年,修京珠高速公路,地方为考虑经济发展,很企望高速路过大悟,以带动老区经济发展。这想法,刘华清认为十分得理,也符合国家有关扶助老区发展的政策,于是立马向国家交通部反映此情况。很快,通过了新规划的方案。

　　2002年春,大悟县委书记来京看望刘华清时,很感激家乡山旮旯里走出来的老革命为家乡、为老区的发展出了力。呷了几口家乡人送来的茶,轻轻咳嗽了两声,刘华清说:“我没有忘记家乡,家乡人也没忘记我,家乡这些年来看我的可多了。”刘华清每逢在报刊、电视上看到家乡的新变化、新发展与新成就,兴奋之情总是溢于言表。今天,关注家乡发展的他经常收到家乡人的来信,接待家乡人的来访。
　　戎马一生,纵横驰骋的刘华清,对生活、战斗过的每一个地方同样充满了眷恋,他视自己战斗过、工作过、生活过的革命老区为自己的“第二故乡”。这些年,刘华清在视察各地时,都不忘到革命老区走一走、看一看。他忘不了在那些艰苦的岁月,是革命老区人民用满腔的热血,支援了革命战争,养育了人民军队。

　　解说金色晚年 离岗难以退休珍惜今日,回忆昨天,似水年华凝巨著

　　电视连续剧《中原突围》,首次通过电视艺术手段以全方位、全景式的构图,从整体战略高度,形象地展示了中原突围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2001年3月24日,电视剧开拍前,刘华清在家中听取了该片出品人、总制片人、湖北经济电视台台长赵征对筹备情况的汇报后,说:“这段历史很重要,从来没有全面表现过,拍成拍好意义重大。要从政治上、战略上突出中原突围的重要历史作用。”他还欣然出任该片的总顾问。刘华清为该片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在讨论创作计划、组织剧本创作和拍摄制作的全过程中,他一直给予了关心与支持,希望剧组同志反复查对史料,确保该片在重大史实上准确无误。2001年5月,《中原突围》在历史发生地湖北大悟县宣化店镇开机拍摄。
　　2002年“八一”前夕,14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连续剧《中原突围》在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黄金时间首播。千古英雄血泪,抒写就“中原突围”的悲壮史诗,《中原突围》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眼球。“‘中原突围’打响了解放战争第一枪,国民党30万大军压境,在这个紧要关头,面临四面封锁、粮食危机、外交谈判等种种生死考验,李先念以战略家的过人眼光和革命家的宽广胸怀,率领6万中原将士大军浴血奋战,在艰难困苦的战略坚持中斗智斗勇,粉碎了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妄图消灭我军的阴谋。这部电视剧不失为一部优秀的爱国主义教材。”刘华清认为该片战争场面壮观宏大,大气磅礴,具有很强的震撼力和感染力,是用先进的文化鼓舞人。
　　那时期,刘老每晚8时整便准时守在电视机前。他对剧中李先念的扮演者徐平的表演很赞赏,连说:“演得好,不仅形似,而且神似。”中原突围的发生地在湖北,剧中人物李先念、郑位三、王树声、张体学等均为湖北大别山人,与自己是同乡,宣化、黄陂等地点就是自己的家乡所在地。因此,刘华清在看《中原突围》时,就像是身边人、身边事,感觉十分亲切。
　　刘华清退下来后,做过两次大手术,身体虽不如以前,但也恢复了正常。或许是几十年来形成的习惯,离岗的老人学习和工作时间似乎依然不减昨天。他每天总是设法抽出一些时间来,看文件、看报、读书,有时到办公室坐坐,了解情况,与工作人员联络感情。当然,散步、打桥牌、玩麻将、下象棋、听京剧、看电视剧与录像带这些兴趣爱好,他还是保持着,还偶尔下下厨房露一手哩。
　　从1998年下半年起,刘华清在为《中**史人物传》撰写小传的同时,开始写自己的回忆录。这部回忆录时间跨度长达70余年,纵横捭阖的内容交织出党、国家和人民军队建设发展中的许多重大事件,其重要价值是难以估量的。“回忆录写了四年,讲了写,写了讲,写了改,改了又补充,总算有了个初稿。许多东西要回忆、走访、调查与整理,要花不少精力。要么不写,写就要对个人的历史负责,对党和军队负责。”要把自己一生的经验教训和亲身经历过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总结梳理,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好在在身边工作人员的协助下,拿出了初稿,可说了却了一桩心愿。
　　采访中,刘华清说:“人到老年,格外注重感情,格外怀念过去那些充满深情和友谊的事,对老战友、老部下的思念之情越来越重。”凡是老同志逝世,只要发来讣告,他都发唁电、送花圈,在京的,能参加遗体送别的,他一般设法去。“这是一种友谊、情感的表达。人老了,向往的是平稳、自由、安静的生活。平民出身的人,无论官多大,职位多高,到头来他还是个平民,是个布衣之人。”专访结束前,工作人员递上一张某中央领导的讣告。当时,因在全神贯注接受采访,他没有顾及,不知这位耄耋之年的老人之后又见自己的战友离开了人世,是何种感想。
　　道别前,刘华清很客气地坚持并站着同我们一一合影留念。笔者提议他拿本书翻阅摄张生活照时,他很配合地从身后的书柜里随手取出一部人物志,笑了笑:“我知道,你们是叫我装样子,摆姿势。”相机定格的一刹那,我们宛若阅读到一个平民式的将军……

 外祖父与旧梨园[转帖]

　　沈宁

　　　　作者拥有一个特殊的家庭背景。他的伯父是著名民主人事沈钧儒，外祖父是有"蒋介石文胆"之称的陶希圣。

　　京剧的渊源起自湖北，是由湖北名伶带入北京，创造发展而成。这是我外祖父陶希圣的讲法，他是湖北人，所以到北京之后，立刻就成了京剧戏迷。

　　民国初年，外祖父15岁的时候

　　，到了北京，考入北京大学预科。那个时期，皮黄和梆子，已经在北京盛极一时，其中最高地位者，非谭鑫培和侯俊山莫属。当时杨小楼尚在其次，梅兰芳和郝寿臣才刚露头角。

　　因为做学生，除读书之外，别无他事可做，那时的北京大学又在市内，交通方便，所以外祖父和他的一班同学，经常到处听戏，特别是听谭老板和侯老板的戏。外祖父说，抗战以后到了南京，乃至后来到了台湾，他就很少再听京剧，因为他民国初年听过谭老板的戏，养成了对京剧的太高眼界，无法欣赏后来的那些戏剧表演了。

　　
　　程砚秋舞台形象。　　在外祖父的眼里，谭鑫培可以说是京剧的开山始祖。现在80岁以下的人，除了专门研究京剧者之外，恐怕已经不知道谭鑫培是何人，因为他1917年就去世了。他原名金福，字望重，堂号英秀，湖北省江夏（今武昌）人，生于1847年。幼年时跟随父亲到了北京，进入金奎科班学艺。他的父亲名叫志道，演老旦，因为声音好，有"叫天"之称。于是其子谭鑫培就得了艺名"小叫天"，但是他在科班学的是老生。出科之后，他搭入永胜奎班演戏。变声期倒仓，改演武生，先在京东一带乡村演出。后来回到北京，进入三庆班，演武生兼武丑。三庆班主程长庚看重谭鑫培，收做义子，并任之为武行头目。

　　几年之后，谭的嗓音恢复，重新开始演老生。这样的舞台经历，使得他文武兼备，唱念做打，样样精通。他年轻时的戏坛，著名前辈有程长庚、余三胜、王九龄、卢胜奎等，谭鑫培继承他们的长处，汲取徽派和汉派各种精华，不断改进老生唱腔。但他在三庆班里，仍主要演武戏，直到班主程长庚去世。谭鑫培离开三庆班，加入四喜班，不久自组同春班，从此专攻老生，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细腻婉转，开韵味派先河，人称谭腔。当时与孙菊仙和汪桂芬，并称"老生新三杰"。

　　那些年，北京城里处处传说：家国兴亡谁管得，满城争说叫天儿，另外还有"无腔不学谭"一说。谭老板也到上海去演出过几次，深受欢迎，上海人称他"伶界大王"。梁启超赠诗"四海一人谭鑫培，声名卅载轰如雷"。

　　
　　据说全凭谭鑫培的成就，所以规范了老生体系，从而奠定整个京剧的格局。他的谭派在京剧史上，一直被尊为主流，后来的老生名角余叔岩、马连良、言菊朋、杨宝森等，都是从谭派衍化出来的。

　　谭鑫培在京剧舞台上驰骋60年，上至宫廷，下至村野，到处赢得观众的喜爱和崇拜。连慈禧太后也是他的戏迷，听过他的戏后，赐黄马褂一件。那黄马褂是只有皇族才能穿的颜色，足见清廷对谭老板的尊重。

　　外祖父也算幸运，赶上听了谭老板最后一出戏《击鼓骂曹》。外祖父说，那天是在煤市街中和园。他买了池座之后廊子上的坐位。先听了郝寿臣的《法门寺》，杨小朵的《白奶记》等几出戏，到了老谭出场，那池座与包厢的客人还未曾到来。

　　台上，谭老板指着曹操开骂之后，接着骂张辽。这时，忽然有个人走上台来，到谭老板身边，咬耳朵说了几句话。那老谭演的弥衡，忽然之间，把道白增加了一百多句，把张辽骂得直瞪眼睛，不知如何是好。黄昏时候散戏，外祖父随大众走出戏园，才听说袁世凯死讯，北京已经宣布戒严。那谭老板在台上忽然多骂的那一百多句，原来是骂袁世凯。

　　谭老板痛恨袁世凯，自有他的道理。那满清的皇太后还都晓得尊重他，至民国初年，那些军阀却连起码的文化修养都没有，不懂戏，更不懂尊重艺术家。1917年4月，广东督军陆荣廷到北京，军阀江朝宗要请他看戏，在一个叫那家花园的地方办堂会，指定要谭鑫培出演。谭老板那时年纪已长，又生着病，已卧床好几个月，很想辞谢那个堂会。不料惹了江朝宗，派一批警察到谭家，把谭老板从病床上拖到那家花园。那天演的是《洪洋洞》，讲杨六郎从重病到死亡的一段故事。谭老板与角色同病相怜，演到悲愤之处，眼泪真的流下来。堂会之后，谭老板回家，心力交瘁，不久就辞世而去，那年他71岁。

　　民国五年，湖北发生大水灾，在北京的湖北同乡，举行三天赈灾活动，包括京剧界人士的三天赈灾演出。外祖父说，那是他最早打开眼界的一次观赏。他听了李万春的《铁公鸡》、梅兰芳的《游园惊梦》、孙菊仙的《逍遥津》、侯俊山与余叔岩的《八大锤》。侯俊山（老十三旦）那时业已退休，住在张家口，此次应湖北同乡之请，也到北京，剃了胡须，重新登台，除与余叔岩合演《八大锤》之外，还演了一出花旦戏《辛安妇》。

　　余叔岩的出头，是在谭鑫培退休乃至去世之后，一般戏迷及大众怀念不已之时。此公出台，其风度之高，风韵之清，直可追踪谭老板，有些地方还胜似一筹。余叔岩也是湖北江夏人，跟谭鑫培同乡。在湖北同乡的赈灾会演上，余叔岩先到天津演了四天戏，拿回现洋3000元，作为北京赈灾演出的后台花费。他自己演出《打棍出箱》，那大舞台下是人山人海。每一位须生，如谭富英和马连良，以及后辈李盛藻等等，都把草帽盖着脸，悄悄入座学戏。

　　外祖父回忆，当时他在北京大学的班上，有专门喜欢捧角的四个同学，称为四霸天，都是小一号的评戏者。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喜欢捧童伶，以捧红一个角儿为目标。其中一个陈先生，邀请外祖父到大栅栏庆乐戏园听尚小云与崔灵芝。尚小云是皮簧青衣，崔灵芝是梆子青衣，当时都还是未出科的学生。当时规矩，捧角人请客听戏，奉送戏票和座位，只有一个条件，就是跟随他喊好。外祖父不会也不愿喊好，到了大家都喊好的时候，就张嘴敷衍。

　　那时候荀慧生的戏名，叫做白牡丹，善演花旦小戏，如《小放牛》、《胭脂虎》之类。因为捧他的观众太多，还分为两派，互相竞争，白牡丹一出台，台下立刻大乱，甚至飞茶壶。外祖父说，他最喜欢去的戏园，是庆乐园和吉祥园，他最欣赏的是白牡丹那些小戏，可惜到他成了名以后，就不再演那些小戏了。

　　程砚秋原名艳秋，经同仁堂的乐十三爷和罗瘿公捧出，老青衣陈德霖提拔，才露头角。有一次在东安市场吉祥戏园，配老乡亲孙菊仙的戏《朱砂痣》，也是老乡亲提拔他之意。

　　按外祖父的说法，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三人，后来与梅兰芳同称四大名旦，可以说是不伦不类。梅兰芳与余叔岩齐名，执梨园之牛耳，在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等之先，非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所能并肩相比的。但是余叔岩始终不愿与梅兰芳为伍，民国五年以后，北京经常有堂会，可余叔岩往往不肯与梅兰芳同台出演。

　　梅兰芳非科班出身，是他终生的遗憾。他很早的年代，就曾在吉祥戏园演出过一些新戏，诸如《邓霞姑》之类，但一时形不成风气，后来也就不再演了。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则都是科班出身，情况又自不同。外祖父说，当时最严格的科班，是前门大街广和楼的富连成班。

　　广和楼不卖票给妇女，只有男人才能入座听戏。外祖父在广和楼听过于连泉的《毅山》，那于连泉戏名是小翠花，外祖父认为确是花旦里的上乘，可惜15岁倒了嗓子。而大栅栏庆乐园的科班，则以尚小云和崔灵芝为荣。

　　按照外祖父的说法，京剧科班规矩的败坏，是由于坤角的出现。民国初年的坤角，有两个班激烈竞争。一班是刘喜奎为主角，在中和园上演。另一班是以鲜灵芝为主角，在广乐园上演。外祖父听过两个人的戏，认为刘喜奎的青衣还是在规矩之中，鲜灵芝就稍有迎合观众的倾向，但她们都还是实实在在演戏，但捧角的人走邪门。自此以降，做工与唱工都居次要，只需脸蛋漂亮，在台上走几步，便成了名角，甚至明星。

　　上世纪30年代，外祖父回到母校北京大学，已不是学生，而是法学院的教授，可是北平城里的京剧热度仍然不弱当年，北京大学校园里的教授们，也是同样地以做戏迷而自豪。不过在外祖父看来，那年代的戏评家们，已不如十年前那么典雅高超了。北京大学教授中间，以捧程砚秋为盛，有一位许兴凯教授，更无论笔下或口头，都自称是程派。同教授们一起论戏，特别是有许教授在场，外祖父就专门自称是荀派。以做对抗。事实上，外祖父那时既少听荀慧生的戏，听程砚秋也不多。有一次外祖父到北京大学法学院陈启修教授家里赴宴，遇见已经成名的程砚秋，交谈起来。外祖父便提到早年听过孙菊仙与程砚秋同台演出的《朱砂痣》，其时程砚秋还未成名，正靠老乡亲孙菊仙提拔，外祖父如此说起，不过是卖弄自己一点老资格。

　　那几年，外祖父倒是常到报子街去听昆曲。昆曲每日上座不过四成，可是一有陶显亭的《弹辞》、郝振基的《蟠桃会》、侯益隆的《嫁女》或《惠民下书》或《火判》、侯永奎的《夜奔》这些戏，那远在西直门外的清华和燕京大学师生，都会赶紧进城来听，外祖父更是场场不落的。

　　根据外祖父的观察总结，当时中国一般学问和艺术，大抵都有京派和海派之分。北京是元明清三代首都，为学问与艺术的精华汇聚之所，自是无疑。上海十里洋场，从商业上崛起，后来居上，有与京派抗衡之势，便有了海派一说。京派因为根基久远，所以重师承，守师法，讲究笃实，取向保守。而海派因为没有什么根基，所以多流变，富花样，热衷浮华，偏于进取。

　　外祖父回北京大学做教授的时候，余叔岩已经退休了。但是外祖父很得意，他喜欢讲给后辈们听的故事之一，就是他如何请余叔岩吃饭。出于景仰，外祖父曾请余叔岩吃过好几次小馆。外祖父总是得意地说，余老先生居然同意应约。余老先生有一种脾气，就是名流们请客时，如要烦他唱几句，他是坚决谢绝的。他说：请我吃饭，我就是客。要听戏，到园子里去。所以外祖父请他吃小馆，只是谈论一些皮黄的故事，决不烦他唱戏。每次饭后告辞，余老先生两手一拱，口称"告辞"，那种风趣是足够吟味的了。

　　有一次吃饭，外祖父同余叔岩讲起民国五年六月，他在中和园听谭老板的《击鼓骂曹》，那是谭老板告别舞台连续四天演出的最后一场。外祖父讲到谭老板背对观众，以双肩耸动来表示他的冷笑和鄙笑。余叔岩听了，大为高兴，说：一身360个骨节，都要练。譬如你甩袖子，那浑身的骨节都要动。现在一些名角，连袖子也不会甩。

　　又有一次，他们谈到《搜孤救孤》，余叔岩批评马连良，说他不懂音韵学。余叔岩自己，在这门学问上是用过苦功的。他说，凡是不懂音韵学的角色，一段唱腔，在拉长的字眼上，总是以啦字来结尾。外祖父总是对家人们夸耀，他听戏的能力很低，评戏的眼光却很高，因为每次与余叔岩谈论，都长他的见识。

　　　（摘自《一个家族记忆中的政要名流》，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6月版

江青：他竞敢告老娘的状 [转帖]

　　
　　摘自《江青全传》

　　作者　[美]罗斯·特里尔
　　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5
　　库屠左夫　扫描校对

　　３１６

　　江青提议拍一部"王铁人"事迹的电影。王进喜是大庆油
　　田的工人，意志坚强，政治上富有战斗精神。可是影片拍成后，
　　她又不喜欢了。规规矩矩的创业者、富有理性的计划以及严守
　　党的传统----在她看来都不是美德。它缺乏"革命的乐观主
　　义"情调(比如高呼"天当被，地作炕")，会被"右派"们公
　　开取笑。

　　更糟的是，影片让主人公严厉批评领导人"象个爱说话的
　　老太婆，整天在你耳边唠叨。"1975年2月25日的一份材料中，
　　姚文元讨好江青说，主人公说的话看来"完全是指你。"江青提
　　出十条批评意见反对这部电影，以这些意见他就可以在春天便
　　把它扼杀在摇篮中。

　　但是，剧作者反驳了她。张天民利用毛和江青之间的紧张
　　关系．给毛写了信，大胆地谈了他的电影。毛在张天民的信中
　　潦草地写道："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毛没有看过这部
　　电影，但这并不能减弱他那难以辨认的批语的一贯正确之处。他
　　还补充说："不要求全责备。"老人家在猛烈抨击他妻子的不懈
　　努力。

　　江青对张天民给毛写信恶狠狠地骂道："他竞敢告老娘的
　　状，但老娘不怕。"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令人惊讶的材料、电话
　　及深夜会议，参与的有张春桥、姚文元、文化部长于会泳和其
　　他一些核心人物。江青说这部电影"技术行话太多"，"情节不
　　连贯"，更有甚者，"曲解了毛泽东思想"。不过，核心问题是那
　　偶尔骂骂的"爱说话的老太婆。"

　　尽管有江青政治班子的努力，但毛的批示是不能反对的。江
　　青退却了。9月，江青在大寨大队的发言中咕哈说："尽管我提
　　到了这部电影，但那十条罪状实际上不是我搞的。"

　　与康生不同。江青在收回自己的成风时，不可能掩盖她真
　　实的感情，不可能把老虎叫做小狗*面对包括这部电影的剧作
　　者在内的广大听众，她大驾："该死的，竟敢攻击我！这个张天
　　民给主席写了封信。"她正在加重自己的真正忧虑。"他背后肯
　　定有支持者--是些坏蛋。"她指替剧作者问道："你多大了？"
　　张天民彬彬有礼地回答说，他四十六岁。"你还是个孩子，你想
　　诽谤我，对不对?好，今天老娘就教训教训例""谁给你出主
　　意向主席批评我的？"江青仍旧当着许多观众的面，厉声问道。

　　"没有人。"张回答。

　　"老天在上，给主席回活，如果你有胆量给他写的话，就告
　　诉他你撤了谎！"

　　在钓鱼台17号楼一次激烈的会议上．江青还想证明她在这
　　场风波中起的作用。她得意洋洋地宣布；"张天民写了两封信。
　　一封给主席，主席未作答复；后来他把第二封情由邓小平转给
　　了主席。"江音认为自己揭露了对她不公正的根源。"是邓小平
　　强迫主席写了这个该死的批语。"

　　张春桥给他的老板撑腰。他总结说："主席用词很慎重。他
　　说无大错，不过，我们能搞稿楚，它确实有中错或小错嘛。"
　　毛本人也觉得江青变得太爱说话了。那年年初，他引用了
　　古代一条精练的短语"三多一少"。这是指"周恩来多休息，邓
　　小平多工作，王洪文多学习，江青少说话。"这表明了毛对左派
　　的愤慨态度。对这些话--剧作者张天民肯定也听到了----毛
　　显然又补充了一句："她要把脚彻底收回去，耳朵要始终张着，
　　不过嘴要闭上。"

　　由于同毛有这种紧张、困难的关系，江青的政治处境充其
　　量只能是挥发性的。一方面，自林彪垮台后，她无可非议地把
　　自己看成是国家第二号人物的主要候选人。这尽管危险，但极
　　有诱惑力，并因此而有朝一日接毛的班。另一方面，作为女人，
　　她自我感觉到当领导人的夫人--如她所说是他的"助手"----
　　所受到的令人发狂的约束。对任何一位第二号人物来说，想开
　　创独立形象是相当困难的，但更难的是这位等待者是中国入的
　　夫人--或任何一位夫人。在反毛的最后行动中，她是否应该
　　果断地采取自己的立场?或者，只有凭借她的丈夫，极权才能
　　降临到她身上，因此，她应该做忠实的妻子，毛主义的楷模?
　　江青总是在作"助手"。如果她在毛主义的****机构与她
　　自己的生活经历--一个本来就能推动她去探索的主题--之
　　间建立了联系，并因此而投合了中国妇女的心意的话，也许她
　　本来能够把她暗中积累的反毛情绪掩盖起来。这肯定不可能，而
　　且她也不会尝试这样做。结果，她成了个不谨慎的、缺乏远见
　　的人，背离了她的自我所具有的魅力。

　　无疑，她耳边充斥过那些语重心长的或吹毛求疵的批评。她
　　应该一心一意地照顾毛！光天化日之下，她在妇女干部中鹤立
　　鸡群，发表她的各种观点，这是为什么？她应该呆在家里织毛
　　衣！

18年的手纸意见[转帖]
 

事情发生在英国：从1964年起，就有一位名叫约翰·亨特的医生给财政部写信，称自己曾做过英国驻奥地利和日本大使，因为自己患有痔疮，政府机关提供的手纸比较粗糙，致使他的病情恶化，希望政府能给所有机关换用柔软的手纸。而财政部则以“为纳税人省钱”的理由拒绝了他：根据测算，如果将硬纸换成软纸，那么，每年将会因此多花13万的英镑。

1969年，财政部打字室的女性工作人员也打报告，请求政府照顾一下“可怜的女性”，防止劣质手纸“伤害脆弱的我们”，同样也被有关方面否决了。直到20世纪80年代，经过医学专家的论证，有了“软手纸更有益于健康”的专家意见支持，1981年，英国的公务员们才使用上了不那么粗糙的手纸。这一天，他们等了整整18年。这从中可以看出英国官方在花纳税人的钱时，是多么地谨慎。
（摘自《意林》第24期 作者 远古的风车）

联、诗岂能不分[转帖]

■马斗全

　　因欲读杨联陞先生文字，在书店见《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简》一书（杨联陞外孙蒋力编，商务印书馆2004年12月出版），自然不胜欣喜。然觉书名似未当。此“简”字，亦不知系“书简”之“简”，抑或“简编”之“简”。虽如此，因是商务印书馆出版，且印制甚佳，所以犹豫后还是买了。归来翻阅，最后部分为书信，知书名之“
简”字，或指书简。如此用法，显然欠确当。杨联陞为著名汉学家，极重视汉语言文字，若地下有知，当不会同意此书名。
　　闲来细读时，发现一些明显错字，知非杨联陞之误，而多为手稿释文之误，责在编者和编辑。又发现“杨联陞联语”部分，有误将诗当作联而编入的，特为指出。因缺乏资料，文字姑依该书。

《京都偶得》（1962年5月27日）

晴看海女探珠，雨望山泉溅玉。

天时人事乘除，渐胜不嫌未足。

　　这是一首仄韵六言诗，且题目明显为诗题，因日本京都某地晴雨之景而生感，故云“偶得”。

《东亚研究大会晚偈》（1976年3月24日）

莫教冷气归心，有屁任凭天放。

若会庖丁解牛，许你目无全象。

　　这也是一首仄韵六言诗，系讥刺东亚研究大会或会中某人之作。其中“天放”，据该处平仄要求，疑为“大放”之误。

《挽梁实秋》（1987年11月5日）

　　新月雄文斗日葵，莎翁难舍笔中馗。

　　观棋有瑟思君子，酒后噀杀助阵时。

　　此为挽诗而非挽联，系最常见的绝句，用的是上平“四支”韵。

　　因杨联陞先生久居海外，国内较少见其著述，参核不易，所以编辑出版时须十分认真。此书若再版，应将这三首诗移于诗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