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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里的美学思想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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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使用道具 楼主  发表于: 2009-07-27

 

作者:宗白华   
 
  唐代孙过庭书谱里说:“羲之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则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叹。”
  人愉快时,面呈笑容,哀痛时放出悲声,这种内心情感也能在中国书法里表现出来,象在诗歌音乐里那样。别的民族写字还没有能达到这种境地的。中国的书法何以会有这种特点?
  唐代韩愈在他的《送高闲上人序》里说:“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张旭的书法不但抒写自己的情感,也表出自然界各种变动的形象。但这些形象是通过他的情感所体会的,是“可喜可愕”的;他在表达自己的情感中同时反映出或暗示着自然界的各种形象。或借着这些形象的概括来暗示着他自己对这些形象的情感。这些形象在他的书法里不是事物的刻画,而是情景交融的“意境”,象中国画,更象音乐,象舞蹈,象优美的建筑。
  现在我们再引一段书家自己的表白。后汉大书家蔡邕说:“凡欲结构字体,皆须象其一物,若鸟之形,若虫食禾,若山若树,纵横有托,运用合度,方可谓书。”元代赵子昂写“子”字时,先习画鸟飞之形“,使子字有这鸟飞形象的暗示。他写“为”字时,习画鼠形数种,穷极它的变化,如        。他从“为”字得到“鼠”形的暗示,因而积极地观察鼠的生动形象,吸取着深一层的对生命形象的构思,使“为”字更有生气、更有意味、内容更丰富。这字已不仅是一个表达概念的符号,而是一个表现生命的单位,书家用字的结构来表达物象的结构和生气勃勃的动作了。
  这个生气勃勃的自然界的形象,它的本来的形体和生命,是由什么构成的呢?常识告诉我们:一个有生命的躯体是由骨、肉、筋、血构成的。“骨”是生物体最基本的间架,由于骨,一个生物体才能站立起来和行动。附在骨上的筋是一切动作的主持者,筋是我们运动感的源泉。敷在骨筋外面的肉,包裹着它们而使一个生命体有了形象。流贯在筋肉中的血液营养着、滋润着全部形体。有了骨、筋、肉、血,一个生命体诞生了。中国古代的书家要想使“字”也表现生命,成为反映生命的艺术,就须用他所具有的方法和工具在字里表现出一个生命体的骨、筋、肉、血的感觉来。但在这里不是完全像绘画,直接模示客观形体,而是通过较抽象的点、线、笔画,使我们从情感和想象里体会到客体形象里的骨、筋、肉、血,就像音乐和建筑也能通过诉之于我们情感及身体直感的形象来启示人类的生活内容和意义(1)。
  中国人写的字,能够成为艺术品,有两个主要因素:一是由于中国字的起始是象形的,二是中国人用的笔。许慎《说文》序解释文字的定义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此依徐铉本,段玉裁据左传正义,补“文者物象之本”句),文和字是对待的。单体的字,像水木,是“文”,复体的字,象江河杞柳,是“字”,是由“形声相益,孽乳而浸多”来的。写字在古代正确的称呼是“书”。书者如也,书的任务是如,写出来的字要“如”我们心中对于物象的把握和理解。用抽象的点画表出“物象之”,这也就是说物象中的“文”,就是交织在一个物象里或物象和物象的相互关系里的条理:长短、大小、疏密、朝揖、应接、向背、穿插等等的规律和结构。而这个被把握到的“文”,同时又反映着人对它们的情感反应。这种“因情生文,因文见情”的字就升华到艺术境界,具有艺术价值而成为美学的对象了。
  第二个主要因素是笔。书字从聿(yu4),聿就是笔,篆文   ,象手把笔,笔杆下扎了毛。殷朝人就有了笔,这个特殊的工具才使中国人的书法有可能成为一种世界独特的艺术,也使中国画有了独特的风格。中国人的笔是把兽毛(主要用兔毛)捆缚起做成的。它铺毫抽锋,极富弹性,所以巨细收纵,变化无穷。这是欧洲人用管笔、钢笔、铅笔以及油画笔所不能比的。从殷朝发明了和运用了这支笔,创造了书法艺术,历代不断有伟大的发展,到唐代各门艺术,都发展到极盛的时候,唐太宗李世民独独宝爱晋人王羲之所写的《兰亭序》,临死时不能割舍,恳求他的儿子让他带进棺去。可以想见在中国艺术最高峰时期中国书法艺术所占的地位了。这是怎样可能的呢?
  我们前面已说过是基于两个主要因素,一是中国字在起始的时候是象形的,这种形象化的意境在后来“孳乳浸多”的“字体”里仍然潜存着、暗示着。在字的笔画里、结构里、章法里,显示着形象里面的骨、筋、肉、血,以至于动作的关联。后来从象形到谐声,形声相益,更丰富了‘字”的形象意境,象江字、河字,令人仿佛目睹水流,耳闻汨汨的水声。所以唐人的一首绝句若用优美的书法写了出来,不但是使我们领略诗情,也同时如睹画境。诗句写成对联或条幅挂在壁上,美的享受不亚于画,而且也是一种综合艺术,象中国其它许多艺术那样。
  中国文字成熟可分三期:一、纯图画期;二、图画佐文字期;三、纯文字期。(参看胡小石:《古文变迁论》,解放前南京大学文艺丛刊第一卷,第一期。又《书艺略论》,《江海学刊》1961年第7期)纯图画期,是以图画表达思想,全无文字。如鼎文(殷文存上,一上)
  象一人抱小儿,作为“尸”来祭祀祖先。礼:“君子抱孙不抱子。”
  又如觚文(殷文存,下廿四,下)
  象一人持钺献俘的情形。
  叶玉森的《铁云藏龟拾遗》里第六页影印殷虚甲骨上一字为猿猴形  ,神态毕肖,可见殷人用笔画抓住“物象之本”,“物象之文”的技能。
  象这类用图画表达思想的例子很多。后来到“图画佐文字时期”,在一篇文字里往往夹杂着鸟兽等形象,我们说中国书画同源是有根据的。而且在整个书画史上,画和书法的密切关系始终保持着。要研究中国画的特点,不能不研究中国书法。我从前曾经说过,写西方美术史,往往拿西方各时代建筑风格的变迁做骨干来贯串,中国建筑风格的变迁不大,不能用来区别各时代绘画雕塑风格的变迁。而书法却自殷代以来,风格的变迁很显著,可以代替建筑在西方美术史中的地位,凭借它来窥探各个时代艺术风格的特征。这个工作尚待我们去做,这里不过是一个提议罢了。
  我们现在谈谈中国书艺里的用笔、结体、章法所表现的美学思想。我们在此不能多谈到书法用笔的技术性方面的问题。这方面,古人已讲得极多了。我只谈谈用笔里的美学思想。中国文字的发展,由模写形象里的“文”,到孳乳浸多的“字”,象形字在量的方面减少了,代替它的是抽象的点线笔画所构成的字体。通过结构的疏密,点画的轻重、行笔的缓急,表现作者对形象的情感,发抒自己的意境,就象音乐艺术从自然界的群声里抽出纯洁的“乐音”来,发展这乐音间相互结合的规律。用强弱、高低、节奏、旋律等有规则的变化来表现自然界、社会界的形象和自心的情感。近代法国大雕刻家罗丹曾经对德国女画家萝斯蒂兹说:“一个规定的线(文)通贯着大宇宙,赋予了一切被创造物。如果他们在这线里面运行着,而自觉着自由自在,那是不会产生出任何丑陋的东西来的。希腊人囡此深入地研究了自然,他们的完美是从这里来的,不是从一个抽象的‘理念’来的。人的身体是一座庙宇,具有神样的诸形式。”又说:“表现在一胸像造形里的要务,是寻找那特征的线纹。低能的艺术家很少具有这胆量单独地强调出那要紧的线,这需要一种决断力,象仅有少数人才能具有的那样。”(引自海伦•娜斯蒂兹著《罗丹在谈话和书信中》一文,见《宗白华美学文学译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我们古代伟大的先民就属于罗丹所说的少数人。古人传述仓颉造字时的情形说:“颉首四目,通通于神明,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迹之象,博采众美,合而为字。”仓颉并不是真的有四只眼睛,而是说他象征着人类从猿进化到人,两手解放了,全身直立,因而双眼能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好象增加了两个眼睛,他能够全面地、综合地把握世界,透视那通贯着大宇宙赋予了万物的规定的线,因而能在脑筋里构造概念,又用“文”、“字”来表示这些概念。“人”诞生了,文明诞生了,中国的书法也诞生了。中国最早的文字就具有美的性质。邓以蛰先生在《书祛之欣赏》里说得好:“甲骨文字,其为书法抑纯为符号,今固难言,然就书之全体而论,一方面固纯为横坚转折之笔画所组成,若后之施于真书之‘永字八法’,当然无此繁杂之笔调。他方面横竖转折却有其结构之意,行次有其左行右行之分,又以上下字连贯之关系,俨然有其笔画之可增可减,如后之行草书然者。至其悬针垂韭之笔致,横直转折,安排紧凑,四方三角等之配合,空白疏密之调和,诸如此类,竟能给一段文字以全篇之美观,此美莫非来自意境而为当时书家之精心结撰可知也。至于钟鼎彝器之款识铭词,其书法之圆转委婉,结体行次之疏密,虽有优劣,其优者使人觅之如仰观满天星斗,精神四射。古人言仓颉造字之初云:‘颉首四目,通于神胡,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迹之象,博采众美,合而为字’,今以此语形容吾人观看长篇钟鼎铭词如毛公鼎、散氏盘之感觉,最为恰当。石鼓以下,又加以停匀整齐之美。至始皇诸刻石,笔致虽仍为篆体,而结体行次,整齐之外,并见端庄,不仅直行之空白如一,横行亦如之,此种整齐端庄之美至汉碑八分而至其极,凡此皆字之于形式之外,所以致乎美之意境也。”
  邓先生这段话说出了中国书法在创造伊始,就在实用之外,同时走上艺术美的方向,使中国书法不象其它民族的文字,停留在作为符号的阶段,而成为表达民族美感的工具。
  现在从美学观点来考察中国书法里的用笔、结体和章法。
 
  (一)、用笔
  用笔有中锋、侧锋、藏锋、出锋,方笔,圆笔、轻重、疾徐等等区别,皆所以运用单纯的点画而成其变化,来表现丰富的内心情感和世界诸形相,象音乐运用少数的乐音,依据和声、节奏与旋律的规律,构成千万乐曲一样。但宋朝大批评家董逌在《广川画跋》里说得好:“且观天地生物,特一气运化尔,其功用秘移,与物有宜,莫知为之者,故能成于自然。”他这话可以和罗丹所说的“一个规定的线通贯着大宇宙而赋予了一切被创造物,他们在它里面运行着,而自觉着自由自在”相印证。所以千笔万笔,统于一笔,正是这一笔的运化尔!
  罗丹在万千雕塑的形象里见到这一条贯注于一切中的“线”,中国画家在万千绘画的形象中见到这一笔画,而大书家却是运此一笔以构成万千的艺术形象,这就是中国历代丰富的书法。唐朝伟大的批评家和画史的创作者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里论顾、陆、张、吴诸大画家的用笔时说:“顾恺之之迹,紧劲联绵,循环超忽,调格逸易,风趋电疾,意存笔先,画尽意在,所以全神气也。昔张芝学崔瑗、杜度草书之法,因而变之,以成今草书之体势,一笔而成,气脉通连,隔行不断。唯王子敬(献之)明其深旨,故行首之字,往往继其前行,世上谓之一笔书。其后陆探微亦作一笔画,连绵不断,故知书画用笔同法。”张彦远谈到书画法的用笔时,特别指出这“一笔而成,气脉通贯”,和罗丹所指出的通贯宇宙的一根线,一千年间,东西艺人,遥遥相印。可见中国书画家运用这“一笔”的点画,创造中国特有的丰富的艺术形象,是有它的艺术原理上的根据的。
  但这里所说的一笔书、一笔画,并不真是一条不断的线纹象宋人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里所记述的戚文秀画水图里那样,“图中有一笔长五丈……自边际起,通贯于波浪之间,与众毫不失次序,超腾回折,实逾五丈矣。”而是象郭若虚所要说明的,“王献之能为一笔书,陆探微能为一笔画,无适(……意译为:并不是)一篇之文,一物之像而能一笔可就也。乃是自始及终,笔有朝揖,连绵相属,气脉不断。”这才是一笔画一笔书的正确的定义。所以古人所传的“永字八法”,用笔为八而一气呵成,血脉不断,构成一个有骨有肉有筋有血的字体,表现一个生命单位,成功一个艺术境界。
  用笔怎样能够表现骨、肉、筋、血来,成为艺术境界呢?三国时魏国大书家钟繇说道:“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见万象皆类之。”笔蘸墨画在纸帛上,留下了笔迹(点画),突破了空白,创始了形象。石涛《画语录》第一章“一画章”里说得好:“太古无法,太朴不散,太朴一散,而法立矣。法于何立?立于一画。一画者众有之本,万象之根。……人能以一画具体而微,意明笔透。腕不虚则画非是,画非是则腕不灵。动之以旋,润之以转,居之以旷,出如截,入如揭,能圆能方,能直能曲,能上能下,左右均齐,凸凹突兀,断截横斜,如水之就下,如火之炎上,自然而不容毫发强也,用无不神而法无不贯也。理无不入而态无不尽也。信手一挥,山川、人物、鸟兽、草木、池榭、楼台,取形用势,写生揣意,运摹景显,露隐含人,不见其画之成画,不违其心之用心,盖自太朴散而一画之法立矣。一画之法立而万物著矣。”
  从这一画之笔迹,流出万象之美,也就是人心内之美。没有人,就感不到这美,没有人,也画不出、表不出这美。所以钟繇说:“流美者人也。”所以罗丹说:“通贯大宇宙的一条线,万物在它里面感到自由自在,就不会产生出丑来。”画家、书家、雕塑家创造了这条线(一画),使万象得以在自由自在的感觉里表现自己,这就是“美”!美是从“人”流出来的,又是万物形象里节奏旋律的体现。所以石涛又说:“夫画者从于心者也。山川人物之秀错,鸟兽草木之性情,池榭楼台之矩度,未能深入其理,曲尽其态,终未得一画之洪规也。行远登高,悉起肤寸,此一画收尽鸿蒙之外,即亿万万笔墨,未有不始于此而终于此,惟听人之握取之耳!”
  所以中国人这支笔,开始于一画,界破了虚空,留下了笔迹,既流出人心之美,也流出万象之美。罗丹所说的这根通贯宇宙、遍及于万物的线,中国的先民极早就在书法里、在殷虚甲骨文、在商周钟鼎文、在汉隶八分、在晋唐的真行草书里,做出极丰盛的、创造性的反映了。
  人类从思想上把握世界,必须接纳万象到概念的网里,纲举而后目张,物物明朗。中国人用笔写象世界,从一笔入手,但一笔画不能摄万象,须要变动而成八法,才能尽笔画的“势”,以反映物象里的“势”。禁经云:“八法起于隶字之始,自崔(瑗)张(芝)钟(繇)王(羲之)传授所用,该于万字而为墨道之最。”又云:“昔逸少(王羲之)攻书多载,廿七年偏攻永字。以其备八法之势,能通一切字也。”隋僧智永欲存王氏典型,以为百家法祖,故发其旨趣。智永的永字八法是:
  、 侧法第一(如鸟翻然侧下)
  一 勒法第二(如勒马之用缰)
  | 帑法第三(用力也)
  亅 趯法第四(趯音剔,跳貌与跃同)
  / 策法第五(如策马之用鞭)
  丿 掠法第六(如篦之掠发)
  ノ 啄法第七(如鸟之啄物)
  ヽ 磔法第八(磔音窄,裂牲谓之磔,笔锋开张也)
  八笔合成一个永字。宋人姜白石《续书谱》说:“真书用笔,自有八法,我尝采古人之字,列之为图,今略言其指。点者,字之眉目,全借顾盼精神,有向有背,……所贵长短合宜,结束坚实。丿╰者,字之手足,伸缩异度,变化多端,要如鱼翼鸟翅,有翩翩自得之状。乚亅者,字之步履,欲其沉实。”这都是说笔画的变形多端,总之,在于反映生命的运动。这些生命运动在宇宙线里感得自由自在,呈“翩翩自得之状”,这就是美。但这些笔画,由于悬腕中锋,运全身之力以赴之,笔迹落纸,一个点不是平铺的一个面,而是有深度的,它是螺旋运动的终点,显示着力量,跳进眼帘。点,不称点而称为侧,是说它的“势”,左顾右瞰,欹侧不平。卫夫人笔阵图里说:“点如高峰坠石,磕磕然实如崩也。”这是何等石破天惊的力量。一个横画本说是横,而称为勒,是说它的“势”,牵缰勒马,跃然纸上。锺繇云:“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美”就是势、是力、就是虎虎有生气的节奏。这里见到中国人的美学倾向于壮美,和谢赫的《画品录》里的见地相一致。
  一笔而具八法,形成一字,一字就象一座建筑,有栋梁椽柱,有间架结构。西方美学从希腊的庙堂抽象出美的规律来。如均衡、比例、对称、和谐、层次、节奏等等,至今成为西方美学里美的形式的基本范畴,是西方美学首先要加以分析研究的。我们从古人论书法的结构美里也可以得到若干中国美学的范畴,这就可以拿来和西方美学里的诸范畴作比较研究,观其异同,以丰富世界的美学内容,这类工作尚有待我们开始来做。现在我们谈谈中国书法里的结构美。
 
  (二)、结构
  字的结构,又称布白,因字由点画连贯穿插而成,点画的空白处也是字的组成部分,虚实相生,才完成一个艺术品。空白处应当计算在一个字的造形之内,空白要分布适当,和笔画具同等的艺术价值。所以大书家邓石如曾说书法要“计白当黑”,无笔墨处也是妙境呀!这也象一座建筑的设计,首先要考虑空间的分布,虚处和实处同样重要。中国书法艺术里这种空间美,在篆、隶、真、草、飞白里有不同的表现,尚待我们钻研;就象西方美学研究哥提式、文艺复兴式、巴洛刻式建筑里那些不同的空间感一样。空间感的不同,表现着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阶级,在不同的经济基础上,社会条件里不同的世界观和对生活最深的体会。
  商周的篆文、秦人的小篆、汉人的隶书八分、魏晋的行草、唐人的真书、宋明的行草,各有各的姿态和风格。古人曾说:“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明人尚态”,这是人们开始从字形的结构和布白里见到各时代风格的不同。(书法里这种不同的风格也可以在它们同时代的其它艺术里去考察)
  “唐人尚法”,所以在字体上真书特别发达(当然有它的政治原因、社会基础,现在不多述),他们研究真书的字体结构也特别细致。字体结构中的“法”,唐人的探讨是有成就的。人类是依据美的规律来创造的,唐人所述的书法中的“法”,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的美感和美学思想的好资料。
  相传唐代大书家欧阳询曾留下真书字体结构法三十六条。(故宫现在藏有他自己的墨迹《梦奠帖》)由于它的重要,我不嫌累赘,把它全部写出来,供我们研究中国美学的同志们参考,我觉得我们可以从它们开始来窥探中国美学思想里的一些基本范畴。我们可以从书法里的审美观念再通于中国其它艺术,如绘画、建筑、文学、音乐、舞蹈、工艺美术等。我以为这有美学方法论的价值。但一切艺术中的法,只是法,是要灵活运用,要从有法到无法,表现出艺术家独特的个性与风格来,才是真正的艺术。艺术是创造出来,不是“如法炮制”的。何况这三十六条只是适合于真书的,对于其它书体应当研究它们各自的内在的美学规律。现在介绍欧阳询的结字三十六法,是依据戈守智所纂著的《汉溪书法通解》。他自己的阐发也很多精义,这里引述不少,不一一注出。
  (1)排叠
  字欲其排叠,疏密停匀,不可或阔或狭,如[壽藁畫褰筆麗羸爨]之字,系旁言旁之类,八法所谓分间布白,又曰调匀点画是也。
  戈守智说:排者,排之以疏其势。叠者,叠之以密其间也。大凡字之笔画多者,欲其有排特之势。不言促者,欲其字里茂密,如重花叠叶,笔笔生动,而不见拘苦繁杂之态。则排叠之所以善也。故曰“分间布白”,谓点画各有位置,则密处不犯而疏处不离。又曰“调匀点画”,谓随其字之形体,以调匀其点画之大小与长短疏密也。
  李淳亦有堆积二例,谓堆者累累重叠,欲其铺匀。积者,緫緫繁紊,求其整饬。(晶品畾磊)堆之例也。(爨鬱  縻)积之例也。而别置(壽畺畫量)为匀画一例。(馨聲繁繫)为错综一例,俱不出排叠之法。
  (2)避就
  避密就疏,避险就易,避远就近。欲其彼此映带得宜,如
  [庐]字上一撇既尖,下一撇不应相同。[俯]字一笔向下,一笔向左。[逢]字下“辶”拔出,则上笔作点,亦避重叠而就简径也。
  (3)顶戴
  顶戴者,如人戴物而行,又如人高妆大髻,正看时,欲其上下皆正,使无偏侧之形。旁看时,欲其玲珑松秀,而见结构之巧。如
  [臺]、[響]、[營]、[帶]。戴之正势也。高低轻重,纤毫不偏。便觉字体稳重。[聳]、[藝]、[甃、[鵞],戴之侧势也。长短疏密,极意作态,便觉字势峭拔,又此例字,尾轻则灵,尾重则滞,不必过求匀称,反致失势。(戈守智)
  (4)穿插
  穿者,穿其宽处。插者插其虚处也。如[中]字以竖穿之。
  [册]字以画穿之。[爽]字以撇穿之。皆穿法也。[曲]字以竖插之,[爾)字以[乂]插之。[密]字以点啄插之。皆插法也。(戈)
  (5)向背
  向背,左右之势也。向内者向也。向外者背也。一内一外者,助也。不内不外者,并也。如[好]字为向,[北]字为背,[腿]字助右,[剔]字助左,[贻]、[棘]之字并立。(戈)
  (6)偏侧
  一字之形,大都斜正反侧,交错而成,然皆有一笔主其势者。陈绎曾所谓以一为主,而七面之势倾向之也。下笔之始,必先审势。势归横直者正。势归斜侧戈勾者偏。(戈)
  (7)挑(扌窕)
  连者挑,曲者(扌窕)。挑者取其强劲,■(扌窕)者意在虚和。如[戈弋丸气),曲直本是一定,无可变易也。又如[獻勵]之撇,婉转以附左,[省炙]之撇,曲折以承上,此又随字变化,难以枚举也。(戈)
  (8)相让
  字之左右,或多或少,须彼此相让,方为尽善。如[馬旁糸旁鳥旁]诸字,须左边平直,然后右边可作字,否则妨碍不便。如
  [巒]字以中央言字上画短,让两糸出,如[辧]字以中央力字近下,让两辛字出。又如[鳴呼]字,口在左者,宜近上,[和]、[扣]字,口在右者,宜近下。使不妨碍然后为佳。
  (9)补空
  补空,补其空处,使与完处相同,而得四满方正也。又疏势不补,惟密势补之。疏势不补者。谓其势本疏而不整。如(少)字之空右。[戈]字之空左。岂可以点撇补方。密势补之者,如智永千字文书聇字,以左画补右。欧因之以书聖字。法帖中此类甚多,所以完其神理,而调匀其八边也。
  又如[年]字谓之空一,谓二画之下,须空出一画地位,而后置第三画也。
  [垩)字谓之豁二,谓一画之下,须空出两画地位,而后置二画也。”[烹]字谓之隔三,谓了字中勾,须空三画地位,而后置下四点也。右军云“实处就法,虚处藏神”,故又不得以匀排为补空。(戈)
  按:此段说出虚实相生的妙理,补空要注意“虚处藏神”。补空不是取消虚处,而正是留出空处,而又在空处轻轻着笔,反而显示出虚处,因而气韵流动,空中传神,这是中国艺术创造里一条重要的原理。贯通在许多其它艺术里面。
  (10)复盖
  复盖者,如宫室之复于上也。宫室取其高大。故下面笔画不宜相著,左右笔势意在能容,而复之尽也。
  如[寳容)之类,点须正,画须圆明,不宜相著与上长下短也。
  薛绍彭曰:篆多垂势而下含,隶多仰势而上逞。
  (11)贴零
  如[令今冬寒]之类是也。贴零者因其下点零碎,易于失势,故拈贴之也。疏则字体宽懈,蹙则不分位置。
  (12)粘合
  字之本相离开者,即欲粘合,使相著顾揖乃佳。如诸偏旁字[卧鋻非門]之类是也。
  索靖曰:譬夫和风吹林,偃草扇树,枝条顺气,转相比附。赵孟頫曰毋似束薪,勿为冻蝇。徐渭曰字有惧其疏散而一味扭结,不免束薪冻蝇之似。
  (13)捷速
  李斯曰用笔之法,先急回,后疾下,如鹰望鹏逝,信之自然,不复重改,王羲之曰一字之中须有缓急,如乌字下,首一点,点须急,横直即须迟,欲乌之急脚,斯乃取形势也。[風鳯]等字亦取腕势,故不欲迟也。《书法三》曰[風]字两边皆圆,名金剪刀。
  (14)满不要虚
  如[園圖國回包南隔目四勾]之类是也。莫云卿曰为外称内,为内称外,[國圖]等字,内称外也。[齒豳]等,外称内也。
  (15)意连
  字有形断而意连者如[之以心必小川州水求]之类是也。
  字有形体不交者,非左右映带,岂能连络,或有点画散布,笔意相反者,尤须起伏照应,空处连络,使形势不相隔绝,则虽疏而不离也。[戈]
  (16)复冒
  复冒者,注下之势也,务在停匀,不可偏侧欹斜。凡字之上大者,必复冒其下,如[雨]字头、[穴]字头之类是也。
  (17)垂曳
  垂者垂左,曳者曳右也。皆展一笔以疏宕之。使不拘攣,凡字左缩者右垂,右缩者左曳,字势所当然也。垂如[卿鄉都夘夅]之类。曳如[水支欠皮更之走民也]之类是也(曳,徐也,引也,牵也)。(戈)
  (18)借换
  如醴泉铭[祕]字,就示字右点作必字左点,此借换也。又如
  [鹅]字写作[鵞]之类,为其字难结体,故互换如此,亦借换也。作字必从正体,借换之法,不得已而用之。(戈)
  (19)增减
  字之有难结体者或因笔画少而增添,或因笔画多而减省。(按:六朝人书此类甚多)
  (20)应副
  字之点画稀少者,欲其彼此相映带,故必得应副相称而后可。又如(龍詩讐轉)之类,必一画对一画,相应亦相副也。
  更有左右不均者各自调匀,[瓊曉註軸]一促一疏。相让之中,笔意亦自相应副也。
  (21)撑拄
  字之独立者必得撑拄,然后劲健可观,如[丁亭手亨寜于矛予可司弓永下卉草巾千]之类是也。
  凡作竖,直势易,曲势难,如[千永下草]之字挺拔而笔力易劲,[亨矛寜弓]之字和婉而笔势难存,故必举一字之结束而注意为之,宁迟毋速,宁重毋佻,所谓如古木之据崖,则善矣。
  按:舞蹈也是“和婉而形势难存”的,可在这里领悟劲健之理:“宁重毋佻”。
  (22)朝揖
  朝揖者,偏旁凑合之字也。一字之美,偏旁凑成,分拆看时,各自成美。故朝有朝之美,揖有揖之美。正如百物之状,活动圆备,各各自足,众美具也。(戈)王世贞曰凡数字合为一字者,必须相顾揖而后联络也。(按:令人联想双人舞)
  (23)救应
  凡作一字,意中先已构一完成字样,跃跃在纸矣。及下笔时仍复一笔顾一笔,失势者救之,优势者应之,自一笔至十笔廿笔,笔笔回顾,无一懈笔也。(戈)
  解缙曰上字之与下字,左行之与右行,横斜疏密,各有攸当,上下连延,左右顾瞩,八面四方,有如布阵,纷纷纭纭,斗乱而不乱,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破。
  (24)附丽
  字之形体有宜相附近者,不可相离,如[影形飞起超飮勉],凡有[文旁欠旁]者之类。以小附大,以少附多。
  附者立一以为正,而以其一为附也。凡附丽者,正势既欲其端凝,而旁附欲其有态,或婉转而流动,或拖沓而偃蹇,或作势而趋先,或迟疑而托后,要相体以立势,并因地以制宜,不可拘也。如[廟飛澗胤嫄慝導影形猷]之类是也。(戈)(按:此段可参考建筑中装饰部分)
  (25)回抱
  回抱向左者如[曷丐易匊]之类,向右者如[艮鬼包旭它]之类是也。回抱者,回锋向内转笔勾抱也。太宽则散漫而无归,太紧,则逼窄而不可以容物,使其宛转勾环,如抱冲和之气,则笔势浑脱而力归手腕,书之神品也。(戈)
  (26)包裹
  谓如[園圃]之类,四围包裹也。[尚向]上包下,[幽凶]下包上。[匮匡]左包右,[甸匈]右包左之类是也。包裹之势要以端方而得流利为贵。非端方之难,端方而得流利之为难。
  (27)小成大
  字之大体犹屋之有墙壁也。墙壁既毁,安问纱窗绣户,此以大成小之势不可不知。然亦有极小之处而全体结束在此者。设或一点失所,则若美人之病一目。一画失势,则如壮士之折一股。此以小成大之势,更不可不知。
  字以大成小者,如[門辶]之类。明人项穆曰:“初学之士先立大体,横直安置,对待布白,务求匀齐方正,此以大成小也。”以小成大,则字之成形极其小。如[孤]字只在末后一捺,[寜]字只在末后一亅,[欠]字只在末后一点之类是也。《书诀》云;“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通篇之主。”
  (28)小大成形
  谓小字大字各有形势也。东坡曰:“大字难于密结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若能大字密结,小字宽绰,则尽善尽美矣。
  (29)小大与大小
  《书法》曰大字促令小,小字放令大,自然宽猛得宜。譬如
  [曰]字之小,难与[國]字,同大,如[一][二]字之疏,亦欲字画与密者相间,必当思所以位置排布,令相映带得宜,然后为上。或曰谓上小下大,上大下小,欲其相称,亦一说也。
  李淳曰:“长者原不喜短,短者切勿求长。如[自目耳茸]与
  [白曰臼四]是也。大者既大,而妙于攒簇,小者虽小,而贵在丰严,如[囊橐]与[厶工]之类是也。”米芾曰:“字有大小相称。且如写‘太一之殿’,作四窠分,岂可将‘一’字肥满一窠以配殿字乎?盖自有相称,大小不展促也。余尝书‘天庆之观’,‘天’‘之’字皆四笔,‘慶’‘觀’字多画,俱在下。各随其相称写之,挂起气势自带过,皆如大小一般,真有飞动之势也。”
  (30)各自成形
  凡写字,欲其合为一字亦好,分而异体亦好,由其能各自成形也。
  (31)相管领
  以上管下为“管”,以前领后之为“领”。由一笔而至全字,彼此顾盼,不失位置。由一字以至全篇,其气势能管束到底也。
  (32)应接
  字之点画欲其互相应接。两点者如[小八忄]自相应接,三点者如[糸]则左朝右,中朝上,右朝左。四点者如[然]、[無]二字,则两旁两点相应,中间相接。
  张绅说:“古之写字,正如作文。有字法,有章法,有篇法。终篇结构,首尾相应。故羲之能为一笔书,谓《禊序》自‘永’字至‘文’字,笔意顾盼,朝向偃仰,阴阳起伏,笔笔不断,人不能也。”
  (33)褊
  魏风“维是褊心”陿陋之意也。又衣小谓之褊。故曰收敛紧密也。盖欧书之不及锺王者以其褊,而其得力亦在于褊。褊者欧之本色也。然如化度,九成,未始非冠裳玉佩,气度雍雍,既不寒俭而亦不轻浮。(戈)
  (34)左小右大
  左小右大,左荣右枯,皆执笔偏右之故。大抵作书须结体平正,若促左宽右,书之病也。
  此一节乃字之病,左右大小,欲其相停。人之结字,易于左小而右大,故此与下二节,皆著其病也。
  (35)左高右低左短右长
  此二节皆字之病。
  (36)却好
  谓其包裹斗凑,不致失势,结束停当,皆得其宜也。
  却好,恰到好处也。戈守智曰:“诸篇结构之法,不过求其却好。疏密却好,排叠是也。远近却好,避就是也。上势却好,顶戴,复冒,复盖是也。下势却好,贴零,垂曳,撑拄是也。对代者,分亦有情,向背朝揖,相让,各自成形之却好也。联络者,交而不犯,粘合,意连,应副,附丽,应接之却好也。实则串插,虚则管领,合则救应,离则成形。因乎其所本然者而却好也。互换其大体,增减其小节,移实以补虚,借彼以益此。易乎其所同然者而却好也。扌窕者屈己以和,抱者虚中以待,谦之所以却好也。包者外张其势,满者内固其体,盈之所以却好也。褊者紧密,偏者偏侧,捷者捷速,令用时便非弊病,笔有大小,体有大小,书有大小,安置处更饶区分。故明结构之法,方得字体却好也。至于神妙变化在己,究亦不出规矩外也。”
  (按:这段“却好”总结了书法美学,值得我们细玩。)
  这一自古相传欧阳询的结体三十六法,是从真书的结构分析出字体美的构成诸法,一切是以美为目标。为了实现美,不怕依据美的规律来改变字形,就象希腊的建筑,为了创造美的形象,也改变了石柱形,不按照几何形学的线。我们古代美学里所阐明的美的形式的范畴在这里可以找到一些具体资料,这是对我们美学史研究者很有意义的事。这类的美学范畴,在别的艺术门类里,应当也可以发掘和整理出来。(在书法范围内,草书、篆书、隶书又有它们各自的美学规律,更应进行研究。)还有一层,中国书法里结体的规律,正象西洋建筑里结构规律那样,它们启示着西洋古希腊及中古哥提式艺术里空间感的型式,中国书法里的结体也显示着中国人的空间感的型式。我以前在另一文里说过:“中国画里的空间构造,既不是凭借光影的烘染衬托,也不是移写雕像立体及建筑里的几何透视,而是显示一种类似音乐或舞蹈所引起的空间感型。确切地说,就是一种‘书法的空间创造’。”(参看本书《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一文)
  我们研究中国书法里的结体规律,是应当从这一较广泛、较深入的角度来进行的。这是一个美学的课题,也是—个意识形态史功课题。
  从字体的个体结构到一幅整篇的章法,是这结构规律的扩张和应用。现在我们略谈章法,更可以窥探中国人的空间感的特征。
 
  (三)、章法
  以上所述字体结构三十六法里有“相管领”与“应接”二条已不是专论单个字体,同时也是一篇文字全幅的章法了。戈守智说:“凡作字者,首写一字,其气势便能管束到底,则此一字便是通篇之领袖矣。假使一字之中有一二懈笔,即不能管领一行,一幅之中有几处出入,即不能管领一幅,此管领之法也。应接者,错举一字而言也。(按:“错举”即随便举出一个字),如上字作如何体段,此字便当如何应接,右行作如何体段,此字又当如何应接。假使上字连用大捺,则用翻点以承之。右行连用大捺,则用轻掠以应之,行行相向,字字相承,俱有意态,正如宾朋杂坐,交相应接也。又管领者如始之倡,应接者如后之随也。”
  “相管领”好象一个乐曲里的主题,贯穿着和团结着全曲于不散,同时表出作者的基本乐思。“应接”就是在各个变化里相互照应,相互联系。这是艺术布局章法的基本原则。
  我前曾引述过张绅说:“古之写字,正如作文,有字法,有章法,有篇法。终篇结构,首尾相应。故羲之能为一笔书,谓《禊序》(即《兰亭序》)自‘永’字至‘文’字,笔意顾盼,朝向偃仰,阴阳起伏,笔笔不断,人不能也。”王羲之的《兰亭序》,不仅每个字结构优美,更注意全篇的章法布白,前后相管领,相接应,有主题,有变化。全篇中有十八个“之”字,每个结体不同,神态各异,暗示着变化,却又贯穿和联系着全篇。既执行着管领的任务,又于变化中前后相互接应,构成全幅的联络,使全篇从第一字“永”到末一字“文”一气贯注,风神潇洒,不粘不脱,表现王羲之的精神风度,也标出晋人对于美的最高理想。毋怪唐太宗和唐代各大书家那样宝爱它了。他们临写兰亭时,各有他不同的笔意,褚摹欧摹神情两样,但全篇的章法,分行布白,不敢稍有移动,兰亭的章法真具有美的典型的意义了。
  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说:“夫欲书者,先干研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若平直相似,状若算子(即算盘上的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平,此不是书,但得其点画尔!”
  这段话指出了后世馆阁体、干禄书的弊病。我们现在爱好魏晋六朝的书法,北碑上不知名的人各种跌脱不羁的结构,它们正暗合羲之的指示。然而羲之的兰亭仍是千古绝作,不可企及。他自己也不能写出第二幅来,这里是创造。
  从这种“创造”里才能涌出真正的艺术意境。意境不是自然主义地模写现实,也不是抽象的空想的构造。它是从生活的极深刻的和丰富的体验,情感浓郁,思想沉挚里突然地创造性地冒了出来的。音乐家凭它来制作乐调,书家凭它写出艺术性的书法,每一篇的章法是一个独创,表出独特的风格,丰富了人类的艺术收获。我们从《兰亭序》里欣赏到中国书法的美,也证实了羲之对于书法的美学思想。
  至于殷代甲骨文、商周铜器款识,它们的布白之美,早已被人们赞赏。铜器的“款识”虽只寥寥几个字,形体简纶,而布白巧妙奇绝,令人玩味不尽,愈深入地去领略,愈觉幽深无际,把握不住,绝不是几何学、数学的理智所能规划出来的。长篇的金文也能在整齐之中疏宕自在,充分表现书家的自由而又严谨的感觉。
  殷初的文字中往往间以纯象形文字,大小参差、牡牝相衔,以全体为一字,更能见到相管领与接应之美。
  中国古代商周铜器铭文里所表现章法的美,令人相信传说仓颉四目窥见了宇宙的神奇,获得自然界最深妙的形式的秘密。歌德曾论作品说:“题材人人看得见,内容意义经过努力可以把握,而形式对大多数人是一秘密。”
  我们要窥探中国书法里章法、布白的美,探寻它的秘密,首先要从铜器铭文入手。我现在引述郭宝钧先生《由铜器研究所见到之古代艺术》(《文史》杂志,1944年2月第3卷,第3,4合刊)里一段论述来结束我这篇小文。郭先生说:“铭文排列以下行而左(即右行)为常式。在契文(即殷文)有龟板限制,卜兆或左或右,卜辞应之,因有下行而右(即左行)之对刻,金铭有踵为之者。又有分段接读者,有顺倒相间者,有文字行列皆反书者,皆偶有例也。章法展延,以长方幅为多,行小者纵长,行多者横长,亦有应适地位,上下参差,呈错落之状者,有以兽环为中心,展列九十度扇面式,兼为装饰者(在器外壁),后世书法演为艺术品,张挂屏联,与壁画同重,于此已兆其朕。铭既下行,篆时一挥而下,故形成脉络相注之行气,而行与行间,在早期因字体结构不同,或长跨数字,或缩为一点,犄角错落,顾盼生姿。中晚期或界划方格,渐趋整饬,不惟注意纵贯,且多顾及横平,开秦篆汉隶之端矣。铭文所在,在同一器类,同一时代,大抵有定所。如早期鼎甗鬲位内壁两耳间,角单足,盘簋位内底;角爵斝杯位鋬阴;戈矛斧瞿在柄内;觚在足下外底,均为骤视不易见,细察又易见之地。骤视不易见者,不欲伤表面之美也。细察又易见者,附铭识别之本意也,似古人对书画,有表里公私之辨认。画者世之所同也,因在表,惟恐人之不见,以彰其美,有一道同风之意焉。铭者己之所独也,因在里,惟恐人之遽见,以藏其私,有默而识之之意焉(以器容物,则铭文被淹,然若遗失则有识别)。此早期格局也。中期以铭文为宝书,尚巨制,器小莫容,集中鼎簋。以二者口阔底平,便施工也。晚期简帛盛行,金铭反简短,器尚薄制,铸者少,刻者多。为施工之便,故鬲移器口,鼎移外肩,壶移盖周,随工艺为转移。至各期具盖之器,大抵对铭,可互校以识新义。同组同铸之器,大抵同铭,如列鼎编钟,亦有互校之益。又有一铭分载多器者,齐侯七钟其适例(簋亦有此,见澄秋馆口卷口页)。”
  铜器铭刻因适应各器的形状、用途及制造等等条件,变易它们的行列、方向、地位,于是受迫而呈现不同的形式,却更使它们丰富多样,增加艺术价值。令人见到古代劳动人民在创制中如何与美相结合。
 
 
  (原载《哲学研究》1962年第1期。请参考《宗白华全集》第三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注:
  (1)明人丰坊的《笔诀》里说:“书有筋骨血肉,筋生于腕,腕能悬,则筋骨相连而有势,骨生于指,指能实,则骨体坚定而不弱。血生于水,肉生于墨,水须新汲,墨须新磨,则燥湿停匀而肥瘦适可。然大要先知笔缺,斯众美随之矣。”近人丁文隽对这段话解说得很清楚,他说:“于人,骨所以支形体,筋所以司动转。骨贵劲健而筋贵灵活,故书,点画劲健者谓之有骨,软弱者谓之无骨。点画灵活者谓之有筋,呆板者谓之无筋。欲求点画之劲健。必须毫无虚发,墨无旁溢,功在指实,故曰骨生于指。欲求点画之灵活,必须纵横无疑,提顿从心,功在暑腕,故曰筋生于腕。点画劲健飞动则见刚柔之情,生动静之态,自然神完气足。故曰筋骨相连而有势,势即赅刚柔动静之情态而言之也。夫书以点画为形,以水墨为质者也。于人,筋骨血肉同属于质,于书,则筋骨所以状其点画,属于形,血肉所以言其水墨,属于质。无质则形不生,无水墨则点画不成。水湿而清,其性犹血。故曰血生于水。墨浓而浊,其性犹肉,故曰肉生于墨,血贵燥湿合度,燥湿合度谓之血润。肉贵肥瘦适中,肥瘦适中谓之肉莹。血肉惟恐其多,多则筋骨不见。筋骨贵惟患其少,少则神气全无。必也四质停匀,始为尽善尽美。然非巧智兼优,心手双善者,不克臻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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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白华(1897一1986),原名宗之櫆,字伯华。哲学家、美学家、诗人,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小南门,祖籍为江苏常熟虞山镇。在安庆长至8岁后到南京上小学,1916年入同济大学医科预科学习。1919年被五四时期很有影响的文化团体少年中国学会选为评议员,并成为《少年中国》月刊的主要撰稿人,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同年8月受聘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任编辑、主编。将哲学、美学和新文艺的新鲜血液注入《学灯》,使之成为“五四”时期著名四大副刊之一。就在此时,他发现和扶植了诗人郭沫若。1920年赴德国留学,在法兰克福大学、柏林大学学习哲学 、美学等课程。1925年回国后在南京、北京等地大学任教。曾任中华美学学会顾问和中国哲学学会理事。 宗白华是我国现代美学的先行者和开拓者,被誉为“融贯中西艺术理论的一代美学大师”。著有美学论文集《美学散步》、《艺境》等。1994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宗白华全集》。宗白华于1986年12月2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著作书籍
  《美学散步》
  《美学散步》是宗白华美学论文的第一次结集出版。这个集子里的文章,最早写于1920年,最晚作于1979年,实在是宗白华一生关于艺术论述的较为详备的文集。他没有构建什么美学体系,只是教我们如何欣赏艺术作品,教我们如何建立一种审美的态度,直至形成艺术的人格,而这正是中国艺术美的精神所在。
  任何一个爱美的中国人,任何一个热爱中国艺术的人,都应该读这部书-《美学散步》。本书是已故一代美学宗师宗白华先生的代表作,也是他生前惟一一部美学著作,几乎汇集了其一生最精要的美学篇章,其词句典雅优美、充满诗意,是中国美学经典之作和必读之书。阅读这本书本身就是一种艺术的享受,作者用他抒情的笔触、爱美的心灵引领读者去体味中国和西方那些伟大艺术家的心灵,去体味那些风流潇洒的人们的心灵,待得我们散步归来,就会发觉自己的心灵得到了升华与净化。宗白华先生以艺术家的态度感受着世间万物,并用那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将其形诸笔端。这样写成的书绝不只是艺术理论,还是一种生活的方式。这样一位源生于传统文化、洋溢着艺术灵性和诗情、深得中国美学精髓的大师以及他散步时低低的脚步声,在日益强大的现代化的机器轰鸣声中,也许再也难以再现了。然而,如何在愈益紧张的异化世界里,保持住人间的诗意和生命的憧憬,不正是现代人所要关注的一个世界性问题吗?而《美学散步》正好能给我们以这方面的启迪。
  宗白华曾在《蒙娜丽莎》原作前默坐领略了一小时,他常常兴致勃勃地参观国内的各种艺术品展览会,即使高龄仍不辞劳苦。这位欣赏家的集子里的文章相当准确地把握住了那属于艺术本质的东西,特别是有关中国艺术的特征。作者用他一以贯之的看法引导我们去欣赏中国的诗歌、绘画、音乐,尤其是中国的书法。中国人哀乐的情感能在书法里表现出来,像在诗歌、音乐里那样,别的民族写字还没有能达到这种境地的。
  作者认为,写西方美术史,应拿西方各时代建筑风格的变化来贯穿,中国建筑风格的变迁不大,不能用来区别各时代绘画雕塑风格的变迁。而书法却自殷代以来,风格的变迁很显著,可以代替建筑在西方美术史中的地位,凭借它来窥探各个时代艺术的特征。关于中国民族美学体系的建构,宗白华先生是最具开拓性的,我们可以从其大量的概念和话语的使用中获得诠释,为此冯友兰就曾指出,宗白华是最早建立中国美学体系的人。
  邹其昌:散步者的灵光
  初识宗白华先生,是在刚进大学的那一个月,当时买到了一本赵士林的《当代中国美学研究概述》,从中得知宗白华是与朱光潜、李泽厚、蔡仪、高尔泰并称的中国当代"五大美学家"之一,并知道了宗白华的治学特点:不建体系,而是注重对艺术的直接感悟,充满灵气与睿智。再后来了解稍多一些,对宗白华的学品、人品更为敬佩。但随着自己学习兴趣的"西移",好奇感也减弱了许多。待到三年前读了刘小枫的《这一代人的怕与爱》中的《湖畔漫步者的身影》,这个身影才又亲切起来。
  《美学散步》所收录的论美文章,生动地凸现的是一个在艺术中遨游的精灵,一种追求生活艺术化的姿态。文章并未按写作发表时间排列,而是按几个大的专题来编排:自述治学之道、中国美学诸问题以及中国艺术的特色和西方美学的几个专论。从中也许不太容易把握宗白华美学思想的流变轨迹,但还是能够较为完整地理解他治学中所专注的方面,以及他处理这些学术问题的方法。不过,在我心中仍然有这样一个疑团:为什么早年深受德国生命哲学影响的宗白华在旅欧回来后竟会专注于中国古代美学精神?这种转变的契机是什么?又是怎么发生的?--也许只有亲聆教诲者才能体会到转变后面的选择的迫切感与压力。
  中国古代美学与西欧古代以来的美学相较而言是零散的、不够体系化、也不够哲学化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美学就没有自己的特色,而是意味着凭借某种特殊方式的介入才能将其挖掘出来而不至于隔靴挠痒,这种特殊方式其实正是一种召唤:生命的灵光。宗白华的"美学散步"也许正是这种"生命对学术的感应"。"学术"有两个层次,一个是"知",即能广涉多方而显得博,这个层次也可以成为大家,但终会显得薄;第二个层次是"信",即把学术上升为可引领实践的信仰,这时的学问已不再是学问,而是人生,这才会显得厚,这种学术里出的大家已是艺术家,如尼采等。
  就像刘小枫总结的:"作为美学家,宗白华的基本立场是探寻使人生的生活成为艺术品似的创造……在宗白华那里,艺术问题首先是人生问题,艺术是一种人生观,'艺术式的人生'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 宗白华的《美学散步》中出现的频率最多的词就是:宇宙、人生、艺术、美、心灵、节奏、旋律、飞舞、音乐化、体验。这些词语既解释了中国艺术的至境,也显现出揭示者的人生至境。维特根斯坦说:想像一种语言就是想像一种生活形式。同样,想象一种艺术(更何况还是"体认"这种艺术,再者,艺术也是一种"语言形式"),也就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
  所以宗白华选择了一种"纯粹"的中国艺术,也就塑造了一种淡泊、灵启式的生活方式。也许,要想体验到中国艺术至境的乐趣,宗白华的选择是惟一的,但是,世界上的艺术是多姿多彩的,因此人生也应是多元化的,何况,人生的至境也还有其他几种。中国古代美学遇到宗白华真可谓是一种幸运,因为他学贯中西,跳出来又扎进去,这猛子才扎得深。也正是在宗白华的文章里,中国美学的各方特色被熔炼出来并被标举到了极致。也许在他之前也曾有人发掘过,但都不可能像他那样贯入一种极其深沉挚厚的生命意识,这一点或许是得益于他曾深究过以叔本华、尼采为代表的生命哲学。
  中国哲学、中国诗画中的空间意识和中国艺术中的典型精神,被宗白华融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问题:一阴一阳谓之道趋向音乐境界,渗透时间节奏书法中的飞舞;其实都体现着一种精神:人的悟道、道合人生,个体生命与无穷宇宙的相应相生。
  可以说,宗白华把中国体验美学推向了极致,后人很难再出其右,他作为一个审美悟道者本身已成为一种道显而美的象征。但我们还应藉着散步者的灵光走进茫茫天地之间去不断求索。
  诗 
  啊,诗从何处寻?
  在细雨下,点碎落花声!
  在微风里,飘来流水音!
  在蓝空天来,摇摇欲坠的孤星!
  世界的花
  世界的花,
  我怎能采撷你?
  世界的花,
  我又忍不住要采得你!
  想想我怎能值得你,
  我不如一片灵魂化作你!
   张泽鸿:宗白华与“中国美学史”
  中国现代美学大家宗白华先生(1897—1986),其祖籍是江苏常熟,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小南门外家,在安庆长至8岁后随父到南京读小学,因此他常自称是“半个安徽人”。他毕生治学研艺,精通中西美学和各门艺术理论,是深得中国古典美学精魂的美学家。在20世纪20--40年代,宗先生在南京的中央大学任教,与北京大学的邓以蛰先生并称“南宗北邓”,再加上1933年回国、并在北大西语系任教的朱光潜,三人成为当时享誉海内的三大美学家。非常有机缘的是,邓先生是安徽怀宁人,朱先生是安徽桐城人,所以这三位学者两个半都是安徽人。邓、朱、宗这三大美学家在现代美学史上都有着巨大的贡献,他们在古典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美学理论与艺术实践融通的基础上做出了重要的探索和积淀。这里就宗白华先生与“中国美学史”的研究与撰述谈一些感想。
  大凡学者穷毕生之力治专门之学,学之累积,情之独钟,往往生出著“史”的宏愿,即写作本学科专门史的想法,可称之为学人的“撰史情结”。这并不奇怪,20世纪中国学人中,撰写专门学科史的不乏其人,如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胡适的《中国哲学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柳诒徴的《中国文化史》,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等等,这些著作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都已成为经典。但是,另有一些学者,如闻一多、鲁迅等,也曾有想写一部纵横上下几千年的“中国大文学史”的夙愿。然由于诸多变故和外力的干扰,他们的这个愿望未能最终实现,而成为一种“遗愿”。叙史愿望的破灭,于学者本人,于中国学术史,都将是一种永远的遗恨。学者热衷于著史,其本意无非是通过学科专门史的著述来彰显其学术见地和学术实力,通过著史来体现对研究领域的整体把握,从而在这个学科研究上占据一个制高点。
  现代学术史中的著史潮流,也刺激了我们的好奇心,有意来探求宗白华和“中国美学史”编写失之交臂的遗憾往事。宗先生曾在20世纪60年代美学热潮中有心想写一部“中国美学史”,然而由于当时编写中国美学史的班子成员意见出现分歧,导致宗白华不能按照自己意愿去完成这个功在千秋的学术事业,“著史”愿望终成梦幻泡影。这个当时流产的美学史计划一拖就是几十年,虽然于今各类中国美学史的著作大量涌现,但它们的学术价值还有待时间去检验。就目前所能见到的几种来看,大多不尽如人意,毕竟如宗白华似的学术功底又精通中西各类艺术的美学家还没出现。宗先生当然不是不可超越的学术高峰,但就目前的中国来说,产生如宗白华一样的大师的基础条件还不具备。如此看来,宗先生未完成的这部“中国美学史”,将是学术界永久的缺失,这个缺憾令人深思。
  根据宗先生的弟子林同华的回忆文章,可以看出:宗白华在20世60年代编写中国美学史的主客观方面的条件都相当成熟。主观条件可以很明显地知道:宗先生从小打下古典文学的深厚基础,后留学德国,深受德国古典哲学精神和现代艺术思潮的滋养;他本人对各门艺术都感兴趣,尤其重视对中国书法,绘画,诗歌,园林建筑等艺术的鉴赏,在学养上是不容置疑的。宗先生还是一位诗人,他的行云流水似的诗化语言,直觉感悟的智慧思想,在《流云》小诗中,在《美学散步》中,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有这些,都说明宗先生足以胜任“中国美学史”的编写工作。
  客观条件方面,当时国内哲学界和美学界的诸多学者,特别是大师级的学者都健在,如朱光潜,邓以蛰,冯友兰,汤用彤等大学者,在学术上可以互通有无。1952年,全国高校进行大规模的院系调整。(这次整合带来的后弊是相当严重的,比如清华大学的哲学文学传统断绝,清华的人文底蕴被抽空,成为一所理工科大学,20世纪90年代以后,再续清华人文传统,难度可想而知。)但是这次高校院系整合对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来说,却是一桩幸事,当时将全国所有大学的哲学系都合并到北大,北大哲学系因此成为全国唯一的一个哲学系。经此调整,宗白华先生从南京大学调到北大,清华大学的邓以蛰教授也调来北大,再加上北大西语系的朱光潜先生,北大在美学方面的学术力量达到最高峰。因此,宗白华写作中国美学史的客观条件是得天独厚的。另外,宗先生主张美学研究应旁涉众艺,要注意上古史的研究的进展,古代出土文物、考古的新发现等对于了解和深入认识古代审美意识大有帮助(而考古在20世纪60年代也有许多新发现),他曾说“研究美学史离不开历史资料,尤其不能缺少考古发现”。可以想象,如果宗先生能在当时着手“修史”,到80年代随着中国考古学的新进展,补充一些新材料,定以使这一部“中国美学史”辉耀后世。可惜,这一切都没能实现,这个损失不仅是属于宗白华先生个人的,更属于整个美学界乃至整个中国学术界。
  那么,宗白华著史未成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据北大哲学系叶朗教授介绍,1962年国务院指派周扬主持大学文科教材的编写工作,当时列入编写计划的美学教材有3部,一部是《美学概论》,由王朝闻主编。另一部是《西方美学史》,由朱光潜先生一人独撰。还有一部就是《中国美学史》,宗白华主编。《西方美学史》在60年代顺利出版,《美学概论》也在1981年正式出版,唯独《中国美学史》夭折,最后以于民和叶朗负责编写出上下两册的《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交差了事。这是当时的基本情况。根据林同华回忆宗白华先生的文章《哲人永恒,“散步”常心》的记载,说到:
  60年代,宗先生开始主编《中国美学史》,还同汤先生(汤用彤)谈到研究中国美学的特殊方法和见解。汤、宗两位先生都从 艺术实践所总结的美学思想出发,强调中国美学应该从更广泛的背景上搜集资料。汤先生甚至认为,《大藏经》中有关箜篌的记载,也可能对美学研究有用。宗先生同意汤先生的见解,强调指出,一些文人笔记和艺人的心得,虽然片言只语,也偶然可以发现精深的美学见解。以后,编写《中国美学史》的工作,由于参加者出现了意见分歧,没有按照宗先生的重视艺术实践的精深见解和汤先生关于佛教的美学思想的研究方法去尝试,终于使《中国美学史》的编写,未能如朱先生撰写《西方美学史》那样顺利问世。宗先生留下来的大量中国美学史笔记的整理,就成为非常艰难的工作。(《宗白华全集》第四卷附录,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
  通过这段话,我们可以推测,宗白华与编写组其他成员的分歧主要在三个方面:
  首先,应该是双方学术立场的不同。也就是说,宗先生要坚持学术本位,而以周扬为“主持人”的另一方,在当时的环境下,坚持的可能是教条化的马列主义政治立场,文艺和美学的机械反映论,二者“道”不同不相为谋,立场的歧见,只会造成一拍即散。大家只要找来当时出炉的《美学概论》(王朝闻主编)研读一遍,就会发现它与宗白华的《美学散步》在学术立场上是多么的不同!
  其次,在中国美学史资料的收集与采用上,存在重大分歧。从林同华的文章可以看出,宗先生认同汤用彤的看法,强调应从文艺之外更广泛的基础上搜集资料,这符合中国古代的文艺,美学,哲学等的事实,但这样一来,可能会耗时费力,造成编写任务的繁重艰巨。因此,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也是必然的。
  再次,宗白华在美学史的具体编写体例方面,可能也遭到了反对和批评。令人无法想象的是,倘若用马列主义的文艺政策和术语来阐释和“解读”中国古典美学,那将是多么别扭的文化现象。今天我们重读宗先生的美学论文,仍深受启发,启发我们对中国美学进行更深入地思考,我们也往往醉倒在那行云流水,天光云影的诗意文字当中。在现代学人中间,宗白华对中国美学的精湛独到的见解,无出其右。他的散步式的“美文”,真是达到了“太虚片云,寒塘雁迹;雪涤凡响,棣通太音”的境界,这种境界令人神往。但是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下,学术话语权并不掌握在宗白华先生手里,因此,这个著史计划最终落空了,流产了……真是美学界的一大缺失和憾事。
  这个撰史计划,一拖就是20年!直到1985年,曾在20世纪60年代做过宗白华助教的叶朗先生,出版了专著《中国美学史大纲》,这本书填补了中国美学史的空白,同时也受到学界的关注和认可。这部著作也奠定了作者在美学界的地位。但叶朗先生本人对《史纲》还有不满意的地方,他曾说,“我准备增补、修改《中国美学史大纲》这本书。其中要增补一章宋明理学家关于人生境界的理论。这一点当初我在写《大纲》时忽略了。”(《胸中之竹》,安徽教育出版社);不仅宋明理学美学和人生境界美学被忽视了,禅宗对于中国传统美学的影响在《史纲》中也只字未提,这是不应当的。我们也期盼着叶朗能将《史纲》修述成一部更为完备的《中国美学史》。只是宗先生无法完成的美学史,带给现代美学研究、发展、甚至学派的建构一个巨大的缺失。
  笔者在这里无意于对中国现代美学的发展轨迹作全面的回顾,只想就北京大学的美学研究的历史作一回眸,希望能温故而知新,希望可以从对历史的回望中重新发现当代美学的走向,从先贤那里找到我们失落已久的学术勇气。关于中国美学,其学术传统有两个:一个是20世纪之前的古典的传统,这个传统丰富复杂,多元交织,既浑厚又令人却步。第二个是20世纪以来的现代的传统。这个传统虽然历史短暂,却不容忽视。北大美学传统的开创者是蔡元培,他“以美育代宗教”的理论深入人心,提倡家庭、学校、社会共同承担起美育的重任,实施终身美育的大美育观,实在用心良苦。但蔡先生对于现代美学的意义更多的是树立一种姿态和社会学的价值。现代美学的奠基人是朱光潜和宗白华。他们的努力下,美学的学术传统得以建立。
  学术传统,简称“学统”。“学统”一词,古已有之。清初理学家熊赐履就著有《学统》一书,但他还是从道统观点立论的。今天所谓的学统,其要义有四:一是大师级学者的出现;二是奠定本学科研究、发展的基本方向,形成基本的学术思想和方法论;三是在某些方面和领域形成研究的高峰,并对后来者的研究有巨大的启示作用,有学术生长的空间,正如陈寅恪先生称赞王国维“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四是学者自觉维护学术自由和学术尊严,不容政治和非学术的力量肆意践踏。舍此四大因素,便不能称其为学统。
  学统得以相承相续,首先依赖于学人的自觉与呵护,依赖学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次要依赖于公正、合理的社会大环境。在社会环境不良或者不利于维护学术尊严和学统的情形下,学人自身的学术自觉就弥足珍贵。我以为,以此返观宗白华放弃著史计划,这正说明宗先生“宁为玉碎,勿为瓦全”的学术精神,表面是退让,实质是维护了学术的自由和尊严,这才是学统的精髓。所以,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宗先生是“撰史未遂成遗恨,但留学统在人间”!
  深厚的学术传统是形成开放、活跃、自由的学派的基础和前提,继承学统,依靠学者的自觉意识;建立学派,赖于学人的自由争鸣。中国现代美学发展至今,仍然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学派。叶朗先生对美学学派也神往已久,他在《胸中之竹·自序》中说:“中外学术史告诉我们,没有学派,就没有理论的原创性;没有学派,就没有真正的百家争鸣;没有学派,就没有学术的大发展和大繁荣。在同一学科领域中出现不同的学派,以及不同学派之间的争论,有利于学术的发展和繁荣……学派和学派之间则应该是互相尊重,和而不同。”他还认为:“北京大学从蔡元培先生任校长时开始,就有一种重视美育和重视美学研究的传统。邓以哲、朱光潜、宗白华等前辈学者又为我们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美学财富。在我们即将跨入21世纪的时候,北京大学的学者,理应有一种高度的历史自觉性,要为创立一个体现北京大学的学术传统和治学风格的新的美学学派,加倍贡献自己的力量。”叶朗先生看到了建立学派对于美学学术的重要性。
  从学统出发,走向百家争鸣的美学学派,走出中国现代美学的“失语”困境,摆脱西方美学话语霸权,走向美学的大繁荣,这是每一个美学工作者向往与追求的目标。我们也寄希望于所有立志美学研究的学者,能在前辈学者开拓的学术区宇之下,“补前修之未逮,示来者以轨则”,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的美学学派。宗白华先生在40年代写过一首五律,诗云:
  飚风天际来,绿压群峰暝。
  云罅漏夕晖,光泻一川冷。
  悠悠白鹭飞,淡淡孤霞迥。
  系缆月华生,万象浴清影。
  诗中描述的白鹭悠悠、孤霞淡淡,月华初生、万象澄澈的境界,不正是宗先生的治学与为人的境界吗?我们也期盼将来的“宗白华学派”有这样的学术境界。

[此帖子已被 破烂的砂锅 在 2009-7-28 10:34:12 编辑过]

离线刘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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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2009-09-14
我离开中国已有很多年,现在的书法家已不认识,有哪位画家和书法家知道麦维匡师傅的消息,我想和他联系。我的邮址:shumanlau@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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