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复制链接]

大盗孙殿英临终忏悔：对不起民众和共产党[转帖]

　  庙会道长孙殿英忏悔生死场

    孙殿英，字魁元，河南永城人，1889年生。行伍出身，曾在洛阳加入“庙会道”，不久为会道道长。北洋时期混迹于各派军阀之间，以流窜掠民、贩毒敛财著称。1928年改投国民党新军阀，任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曾在河北马兰峪盗掘清东陵。1930年参加中原大战反蒋，失败后为张学良收编。抗战爆发后，历任冀察游击总司令、新五军军长，1943年在河南对日作战时被俘，旋投汪伪任“豫北剿共军总司令”。

    一个面有雀斑的戎服大汉，头戴一顶美式军帽，手举一把锈迹斑斑的“莫邪宝剑”，背景是“庙会道”的“告徒红吾”、日酋冈村宁次颁发的“嘉奖令”、蒋介石签发的任命状……

　　这就是孙殿英在抗战胜利后的公众形象。虽说这幅漫画是两年后才刊登在晋冀鲁豫解放区报纸上的，但是老蒋签发任命状的这一笔速写，却是抢在日本天皇宣读“停战诏书”之前就开始的。

　　1945年8月，正当全国人民沉浸在庆祝民族解放战争伟大胜利的欢欣中时，窝在重庆的蒋介石已考虑起了“反共建国”的“大计”。实施“大计”的紧急措施之一，就是把华北地区的伪军统统改编为国民党的“先遣军”，从而为他们摘去汉奸帽子，使他们对蒋感激不尽，从此服服帖帖地投入反共内战。11日，蒋介石以十大伪军司令为各路“先遣军”总指挥的任命状，正式通过广播昭告，孙殿英就是其中之一，具体任务是“调防”京汉铁路沿线新乡至安阳间，继续与八路军作战。于是，孙殿英摇身一变，由“曲线救国”的“功臣”，转为反共内战的先锋。

　　同年9月，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奉蒋介石命令，率军暂驻新乡，待机北上进犯解放区。孙殿英却疑心孙连仲要解决他的部队，连夜坐火车去面见胡宗南，道是为贯彻老蒋的战略意图，准备把部队拉到汤阴，目的在堵住八路军下太行山；同时使起“钱可通神”的法宝，一出手便赠送胡黄金三万多两，借以换取他的庇护。果然非常灵验，胡宗南马上表示对孙殿英“换防”的支持。此后，孙殿英不断贿赂国民党军政要员，连连奏效，不到一年时间，又弄来一纸蒋介石亲署的中将第三纵队司令官的任命状，乐得他捧着烟枪哼梆子，仿佛又寻回了当年掘宝东陵、骤发横财时那种飘然欲仙的感觉。

　　胡宗南

　　“麻哥，共产党可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呀！”孙殿英奉老蒋军令进驻汤阴前，两个同他过命深交几十年的老兄弟悄悄地劝他：“俺们又不是没吃过老蒋的亏，可别又让他耍了。”

　　“你麻哥肚子里有数。”孙殿奖满不在乎地说。在他看来，国民党有着强大的海陆空军，并有美国作后台，战争只要打响，必获全胜；共军人少势弱，武器装备较国军更是悬殊，将来肯定不是蒋介石的对手。眼下的局势对自己也很有利，只要打胜这一仗，既可显显自己的威风，同时也有了对蒋讨价还价的本钱。这个赌博场上的不败将军，万万没有料到，这一次却是押错了宝。

　　1947年3月下旬，解放军刘邓大军挺进豫北，在短短十天之内，便攻克了豫北大部分国统区，拿下了孙部驻守的五陵，将包围圈迅速向汤阴紧缩。孙殿英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和胡宗南的援兵解围上，对于刘伯承的劝降信拒不作答。双方激战近半个月，解放军铁壁合围，困守城池的孙殿英兵力锐减，弹粮愈少。蒋介石从汤阴的战略地位着眼，倒是派出了国民党军队的精锐第二机械化快速纵队驰援，却恰巧落入解放军的运筹之中，他们以大部兵力从两翼延伸，形成一个口袋形的阵势，待敌军接近汤阴时，即从两翼包抄，一举将其歼灭。

　　解放军歼灭了孙的援军之后，便集中兵力，向汤阴大举进攻。这时的孙殿英像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安。他清醒地意识到，这一仗如败，蒋介石会摒除自己，只有死守城池，坐等“时机”。啥是“时机”，孙殿英自己也讲不清楚，更没法向弟兄们交代，只好乞灵于“庙会道”的祖师爷姜太公，特地集合所部“道徒”官佐一千多人，在汤阴城的南大街筑起神坛，供起他那把不离身边的“莫邪宝剑”，焚香祝祷，跪请祖师爷指点神机。据登坛弄法念咒的“大师兄”称，祖师爷的神机指点是“义师不亡”，结果发布后，士卒们的斗志更加涣散，传到孙殿英耳朵里的纷纷议论是——

　　“义师不亡，是说解放军吧。俺们这种‘两杆枪’，能算义师？”

　　“解放军不亡，那就是俺们亡了？俺的娘呀，可怜她还在家里等俺给送终哩……”

　　1947年5月1日夜晚，解放军的总攻开始了。猛烈密集的炮火霎时间将汤阴东北角的城墙轰开了一个大豁口。抽饱大烟的孙殿英打起精神，指挥部下据险顽抗。可是官兵们大多躲避藏身，再无战心。很快，解放军控制了全城局势，退逃到东南角寨墙据点里的孙殿英自知大势已去，被迫向解放军缴械投降。至此，前后仅仅28个昼夜，孙殿英的第三纵队终于全军覆灭。

　　作为战俘的孙殿英先被送到河北武安县的冶陶镇，刘伯承司令员和他作了谈话，希望他认真反省，走向新生。此后，孙殿英去到漳河边的第二野战军训练班，揭开了人生的新一页。

　　横在孙殿英面前的第一道难关是他自知罪孽深重而缺乏对解放军俘虏政策的理解，面对每一顿“优待餐”，心里充满忐忑，老担心吃完后就要拉出去枪毙。其后感到自己生命确无危险后，又为部下担心起来，怀疑这些老兄弟们早已不在人世，而自己的侥幸活命，仅仅是为解放军起到宣传作用。为了消除他的疑虑，漳河训练班领导特意安排了一些同在汤阴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前来孙殿英的住宅，与他们的“麻哥”见面。眼见为实，孙殿英服了，特别是当他听说那些跟随其多年的“子弟兵”全都获得解放，有愿意参加革命的都加入了解放军，不愿当兵的全发给路费回家时，心情激动难以自抑——这个以赌发迹，贩毒发家的“双枪司令”，一向以江湖义气带兵，有“爱兵如子”之名，得知大家全有了光明平坦的前程，不由他不打心底里承认，只有解放军才是真正的“义师”，而自己的部队必“亡”。

　　孙殿英的敌对情绪彻底消除，话也多了起来，但是另一重困扰又缠住这个开始悔过的“双枪司令”不放：解放军是禁毒反毒的军队，可他吸食了几十年的鸦片，被俘后每被烟瘾折磨，发作时就像一根随风而倒的枯苇，可以躺在炕上一连几天不动弹，几让人怀疑已经咽气。

　　为了挽救孙殿英的性命，漳河训练班经请示上级，决定对其采取特殊的政策——派人化装进入敌占区买来鸦片，每日限量供其吸食，同时使用逐渐减少烟膏、增加桂皮含量的掺和办法，终于帮助他在不知不觉之间，完全戒除了毒瘾。当孙殿英于恍然间知道真相后，竟跪倒在地失声痛哭，喊道：“共产党是我的再生父母，解放军是我的救命恩人啊！”

　　孙殿英不再相信姜太公了，那把视如至宝的“莫邪宝剑”也用不着了，他开始进入痛苦的反思，对自己四十年的兵匪会道生涯，作了真诚的忏悔。他说：“我过去做了许多坏事，对不起民众，对不起共产党……”

　　孙殿英的认识在逐步提高，身体却益加衰弱下去——他患了不治之症。训练班尽能力所及，为他请来了最好的医生，可是回天乏力。

　　孙殿英希望活下去，就在今生今世报效解放军的大恩大德。当其自己明白已无药救后，又指望至少能活到解放军攻占郑州，使他能再见亲人一面。他说想看看儿女，给他们讲述父亲的过去，让他们代父补过……

　　年过花甲的老人终于没能挨到这一刻。一个秋风吹拂的日子，孙殿英带着生死关头的真诚忏悔，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离开了人世。

　　四十年后，他的儿子、西安外国语学院院长孙天义教授出任了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兼文教委员会主任，分管的工作中包括保护历史名胜和文物古迹。他说：“父亲破坏文物的污点是抹不掉的，正因为如此，更增加了我保护文物的责任感。”

　　孙殿英的临终遗愿实现了。

延安时期，陈云曾反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婚[转帖]

　  陈云敢断家务事，明确表示不同意毛泽东和江青草率结婚；经过慎重考虑，陈云和于若木结为夫妻，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延安时期，毛泽东的个人生活发生了一次变故，他和共同生活了11年的第二任妻子贺子珍分手了。后来，他同江青结了婚。

    一般情况下，婚姻关系的缔结和解除，在主张婚姻自由的共产党统治区，完全是当事人双方的事情，但由于毛泽东在党内的特殊地位以及江青的复杂社会背景和个人经历，因此，毛泽东、江青结婚遭到了当时党内几乎所有高级领导人的一致反对。但以毛泽东那富于挑战的性格，越是遭到众人反对的事情，他就越是坚持到底，并将其办成，尽管事后证明他的这种固执有时并不总是正确甚至会带来灾难。他和江青结婚就是一例。

毛泽东决定和江青结婚是在他和贺子珍的感情出现裂痕、贺负气出走之后。关于毛泽东和贺子珍分手的原因，有多种不同的说法。

　　贺子珍出走之后，毛泽东的个人生活显得非常寂寞，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他的工作又异常繁忙，身边没有人照顾，确实很难。这给随后来到延安的江青提供了乘虚而入的机会。用张闻天夫人刘英的话来说，就是"毛主席身边无人，江青就钻了空子"。

江青，原名李云鹤，山东青州人。在来延安之前，曾混迹上海演艺界，取艺名蓝苹。她一向争强好胜，爱出风头，在上海曾闹出过一连串的风流韵事，而且其政治面目也不很清白。由于她争强好胜的性格，来到延安后，总爱出人头地，表现自我，一心想居人之上的强烈欲望使她寻求机会积极向毛泽东接近。而机会对于一心想获得成功的江青来说也是存在的。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延安时期，党的主要领导人经常到一些干部学校去讲课，毛泽东也不例外。有那么一段时间，毛泽东经常去鲁迅艺术学院讲课。正好江青也在这里学习，好表现自我的她，常常在前排就座，并总是打扮得入时得体，显得与众不同，招人注意。在听课当中，她常显得莫明地兴奋，有时还带头鼓掌。在讲课结束后，她还经常到毛泽东的住处向他提一些幼稚的问题，以获得单独与毛泽东在一起的机会，而在生活中倍感孤独的毛泽东也确实需要感情上的慰藉。就这样，日久生情，毛泽东终于和江青结为夫妻。

　　就毛泽东而言，他之所以选择江青作为妻子，除了生活上的客观原因外，从主观来说，他认为江青也有其可取之处。她不怕困难，大老远地从繁华的大都市上海来到贫瘠的延安，能耐得住清贫，坚持下来，是不容易的。而且，江青在来延安的女同志当中长得很出众，头发乌黑浓密，系一根发带，发带前蓬松着一抹留海，眉毛弯弯的，眼睛大而有神，鼻子挺秀。她有一定的艺术才能，在上海演过进步电影，被国民党下过禁令。她演的《打渔杀家》，得到中央领导人的一致好评。她的字写得也不错。用毛泽东的卫士李银桥的话来说，就是："七七事变"后，投奔延安的女青年数量颇为可观，许多都是德才兼备。我们党的许多领导人和军队高级将领都是从这批女青年中选择了自己的妻子。作为党和军队的领袖，毛泽东的魅力无疑是最大的。敬仰爱慕毛泽东的女青年不少，以毛泽东的情况，不可能选择一个各方面都糟糕，如某些文章说的那样一无是处的女人作妻子。但毛泽东毕竟是党的领袖，他的婚姻已不单纯是个人的行为。而且，他所选择的江青，由于其有在上海的不良表现和一段不清白的历史，因此，当毛泽东表示要与江青结婚时，遭到了党内高级领导人几乎一致的强烈反对，军队中的许多领导人也很有意见。一天，时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的胡耀邦，带了两个人来到陈云的办公室，谈了两个小时，向他反映军队中一些高级将领的意见。因此，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作为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根据他对江青的了解和党内军内广大干部的意见，明确表示反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婚①。但由于毛泽东的态度很坚决，与会者只好表示同意他和江青结婚，但有一个条件，就是毛泽东和江青结婚后，"江青只能以一个家庭主妇和事务助手的身份，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与健康，将不在党内机关担任职务，或干涉政治。"也就是说，她在同毛泽东结婚后必须遵守"约法三章"，即：20年内江青不许从政；江青在和毛泽东结婚后只负责毛泽东的生活；对外江青不得以毛泽东夫人的名义公开露面②。江青和毛泽东结婚后的一段时间里，表现也还不错。她给毛泽东织了新的毛衣，做了适合毛泽东口味的饭菜，搜集到不少毛泽东喜欢听的京剧唱片。但是时间一长，她那争强好胜、喜欢出人头地、不甘仅仅充当家庭妇女角色的本性就逐渐暴露了出来，其政治野心也逐渐膨胀起来。她开始讲究吃穿了，逐渐习惯于对人颐指气使了，脾气也变得暴躁了。在处理与毛泽东的关系上，她也试图用她的那一套食不厌精、穿讲时髦、行讲便捷、住讲安逸、玩无限度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来影响毛泽东。为此
，两个人经常闹矛盾。新中国成立以后，江青的贪欲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她常常到全国各地的名胜古迹去游山玩水，还时不时接受各地的馈赠甚至主动索取地方土特产品和高级衣料，毛泽东发现后，总要用稿费来替她还债。她还经常讲她同毛泽东是政治夫妻。到了毛泽东的晚年，她的政治野心恶性膨胀，处心积虑地想效法武则天，当"女皇"。她利用毛泽东的晚年失误，在党内大搞阴谋活动，疯狂地打击、迫害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搞得天怨人怒，众叛亲离，也严重地影响了毛泽东的形象。以至于后来她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后被改判为无期徒刑），落得个身败名裂、遗臭万年的下场。
　　
因陈云曾反对过江青和毛泽东结婚，因此，江青对陈云一直怀恨在心，伺机报复。"文革"中，陈云拖着病体一个人被"疏散"到江西，爱人于若木也因在中南海贴出第一张揭发江青的大字报，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而被造反派押送到湖北、湖南劳动改造，昼夜都有人看管。在其他人都回到北京后，她又被安排在北京植物园监督劳动。直到陈云写信给北京市委，说自己身体不好，需要于的照顾，才被放了出来。

与毛泽东的婚姻引起广泛注意和很大争议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的是，陈云和于若木的结合显得较为平静。

陈云与于若木相识、相恋，纯属偶然。陈云从小时起，就有流鼻血的毛病。1937年11月底，他从新疆来到延安后，由于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加上工作又十分劳累，他的老毛病又复发了，组织上决定派人照料他。这一工作由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邓洁具体负责安排。他决定到陕北公学女生队去挑选合适的人选。

邓洁来到陕北公学后，与该校女生队的领导进行了商量和研究，一致认为于若木最合适。因为于若木已是中共党员，政治上可靠，历史清白。于若木起初有些犹豫，因为她来延安前仅是个中学生，未学过护理，恐怕难以胜任这一工作。邓洁告诉她，这是组织上经过研究后才作出的决定，考虑到陈云是党的高级领导人，只有像她这样政治上非常可靠的人，才有可能被选中。经这么一说，于若木也就同意了。

那时，陈云住在延安城里的一个窑洞里。于若木去了之后，就在窑洞门口摆了一张办公桌，值个班。陈云有什么话，就替他传达一下。陈云要找医生，她就去喊。没事，她就在那里看看报纸。不到一个月，陈云的病好了，她也就结束了在陈云那里的工作，后来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在护理陈云的这段时间，她和陈云产生了好感。起初，陈云有意识地询问了她的历史，同时也将自己的经历向于若木作了介绍。空闲时，陈云还让她唱些歌曲。后来，陈云问她有没有爱人，谈过恋爱没有。于若木说："我还不懂。"陈云说，他现在也没有爱人，并如实地告诉于若木，他过去结过婚，但后来分手了。他问她，愿不愿意跟他交个朋友？

相处日久，陈云向于若木说了一段发自肺腑的话："我是个老实人，做事情从来老老实实。你也是一个老实人。老实人跟老实人在一起，能够合得来。"这样，他和她日益接近，关系也日益密切，慢慢明朗化了。不过婚姻毕竟是一个人一生中的重大事情，一向严于律己的陈云，在这件事情上也未草率行事。毕竟于若木的人生阅历还不够深。此事的最后敲定，还得跟于若木的家人商量后才能作出决定。

不久，于若木的二哥于道源来到延安。陈云郑重其事地把于若木的二哥请来，向他很认真地说了他和于若木的婚事，征求二哥的意见。在陈云看来，于道源是于若木在延安惟一能找到的代表女方的家长。于道源知道陈云是一个很老实又有很深革命资历的领导人，对这桩婚事也就欣然同意。

经过简单的准备，陈云与于若木于1938年3月在延安正式结婚。他们的婚礼极为简单，在结婚的那天晚上，陈云仅花了一块多钱，买了些糖果、花生，请中央组织部的一些同志热闹了一下，就算是婚礼。倒不是陈云穷，花不起钱，或是他小气，舍不得花钱，其实，陈云当时手上还是有一些钱的，而是因为陈云一向不喜欢铺张。
　　
婚后，于若木除了积极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外，还自觉地担负起照顾陈云生活起居的重任，以使陈云能集中精力和时间处理更重要的事情。他们在工作上相互支持，在生活上互相关心和配合，丝毫看不出在年龄、职务、能力上的差异而带来的不和谐。不止一个人用不无羡慕的口气问于若木："你和陈云同志在年龄、职位、生活经历上相差这么大，你们是怎样处理这个矛盾的？"有的还略带"妒意"地说："于若木怎么搞的，和陈云同志的关系那么融洽和谐！"在近60年的夫妻生活中，陈云和于若木始终相濡以沫，与毛泽东和江青的婚姻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学化学的于若木对营养学投入了较多的精力。她曾在《红旗》杂志1983年第17期上发表《营养--关系人民体质的大事》一文，指出："人民的营养状况如何，是关系到人民的体质强弱，关系到民族繁衍昌盛的大事；人民的营养状况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和科学文化发达程度的标志。发展体育运动是增强人民体质的重要手段，而改善营养则是增强人民体质的物质基础。"这篇文章在1984年获得了"优秀理论文章"奖。此后，她又发表了《关心婴幼儿的健康成长是当代人的天职》、《食堂和营养配餐》等营养学论文。

　　晚年的陈云，在夫人于若木的精心照顾下，生活上真正做到了"起居有时"。通常，他在晚上11时做就寝的准备工作，11时半上床。早上8时起床，半小时后进早餐。中午要午睡。早餐，喝一杯豆浆和一碗稀饭，吃两片面包。中餐一荤一素，晚餐一个豆腐一个蔬菜。在于若木的安排下，陈云的菜谱在一星期内不重复。陈云是南方人，喜欢吃带鱼、黄鱼，也爱吃上海的"鳝糊"和"烂糊肉丝"。豆制品是他的常菜。于若木总是变点花样做给他吃，比如做豆腐干丝，上海的"百叶包肉"，还有豆瓣酱，等等。此外，还要炒点青菜、大白菜等蔬菜。

陈云每顿中午吃二两米饭，晚餐一两半。由于牙齿不好，对饭的软硬要求颇为"严格"。有一段时间，陈云的厨师病了，于若木做了将近一年的饭。她用硬纸片剪成两个圆桶，再缝上底。她用这两个一大一小的圆筒盛米，再用秤称米，使大圆筒正好盛二两米，小圆筒盛一两半米。这样，给他做中饭，用大圆筒量米就行了；做晚饭则用小圆筒量米。至于控制水量，于若木也有"发明创造"。她做了个"量水器"，专门测量加水后米层上面水的高度。经过一次次试验，在陈云以为软硬最合适的时候，她在"量水器"上划个刻度。从此，她一直照这个刻度加水，做出来的饭不软不硬。

本来，陈云吃梨、苹果等水果。在晚年，改吃香蕉，这是考虑到香蕉是润肠的，可防止便秘。陈云从不喝酒和饮料，而喜欢喝白开水和茶。他上午喝白开水，午睡后喝一杯淡淡的龙井绿茶。于若木从营养学角度知道，微量元素硒有抗衰老的功能，又得知陕西省紫阳县所生产的"紫阳保健茶"，天然富硒。她就汇钱从茶厂购买这种茶叶，掺在龙井茶里给陈云饮用。先是加少量的硒茶，陈云没有提出异议，她就慢慢增加，以至增加到40%～50%，最后增加到2/3。于若木还知道灵芝有抗衰老作用，向保健医生建议，服用灵芝提取液制的灵芝胶囊，对于促进安眠、减轻肺气肿，具有一定的效果。她还曾把花粉制剂，掺在豆浆里，给陈云服用。陈云以一病弱之躯，能活到90岁，与于若木这位营养学家的精心调理是分不开的。

周恩来晚年的五次重大手术[转帖]

    由于长期的劳累与缺乏睡眠，1967年2月2日，医生诊断周恩来患有心脏病。2月3日，工作人员和几位老帅在周恩来的办公室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劝周恩来注意睡眠，保重身体。周恩来看到后，在上面签字答复：诚恳接受，要看实践。而在4月处理广交会的问题时，他又连续工作长达84小时未睡眠。周恩来终因过度疲劳、紧张与严重睡眠不足引发心绞痛与“频发室性早搏”。自此以后，周恩来每晚睡觉前开始吸氧，并每天服药4次。

　　1967年9月27日，周恩来应要求为国庆节两次试写“热烈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十八周年”，均因手发抖而未成功。1970年9月5日，因过度劳累导致心脏出现异常。此后，周恩来办公时均有医护人员守在门外以便随时抢救。这年10月19日与老朋友斯诺谈话时，周恩来在谈到自己的健康状况时说：“在身体方面，文化大革命把我打败了，所以要打球蛋白了。”“因为睡的少，所以使我健康减弱了，近4年心脏有毛病，年纪已近73了。”

　　1972年5月12日，保健医生张佐良在为周恩来做每月一次的小便常规检查时，发现了4个红细胞。5月18日，74岁的周恩来被确诊患膀胱癌。

　　1973年1月13日，因膀胱癌突然出现血尿，接下来两个月病情持续恶化。直到3月10日，周恩来才到玉泉山做了第一次膀胱镜检查和电灼术治疗。此次检查，肿瘤直径只有0.5公分，呈绒毛状，很表浅。治疗效果非常显著，电灼术后数天，尿色就完全清澈透明。然而，10月下旬，又出现全程血尿，恶性肿瘤再次复发。周恩来的病情已较为复杂，原有的心脏病加重，膀胱癌复发，血尿日益明显，实际上已不能再拖了。然而他又拖到1974年3月12日才做第二次膀胱镜检查和电灼术治疗。

　　第二次治疗的效果不理想，术后不久，肿瘤再次复发，并伴以大量血尿。自4月份起，周恩来病情日趋严重，膀胱内每天的出血量从几十毫升至200多毫升。周恩来的体质日渐虚弱，冠心病加重，面部轻微苍白，走路、洗漱等活动都会使呼吸与脉搏加快。1974年4月，周恩来在西花厅生平第一次接受输血，直到逝世，共输血89次。

　　1974年,周恩来的癌症继续恶化，病情越来越严重。由于肿瘤发展快，恶化、溃烂、出血量增多，膀胱里淤积了大量的血液并凝结成血块，堵住了尿道内口，排尿严重困难。初时，凝结的血块较小，小便时稍微用力即可排出，后来血块大了不容易排出，排尿时异常痛苦。工作人员看到周恩来用晃动身体、扭腰、不由自主的跳动等方法，把堵塞在尿道口内的血块移开，或是挤出来。当一些小血块随尿液一起比较痛快地排出来后，周恩来往往会长嘘一口气，额头沁出汗珠。此时，精疲力竭的周恩来会躺到沙发上静养一会儿，积蓄力量准备下一个回合的“战斗”，真是令人见之心痛，闻之动容。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告别了生活26年的西花厅,住进了位于北海公园西侧的解放军305医院,在这里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1323天。自6月1日住院,做了第一次手术,到1976年1月8日逝世，共做大小手术13次，平均40天左右要动一次手术。

　　本文根据已经出版的几种读物，对周恩来做过的几次大手术，作一综合梳理。

许世友土葬的真实内情[转帖]

    许世友惟一一次“不听毛主席的话”内情

    许世友，原南京军区司令员。1955年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获1级八一勋章，1级独立自由勋章，1级解放勋章。1985年10月22日，许在南京逝世后，经邓小平特批，土葬于家乡河南新县。许是大陆进行殡葬火化改革后，第一位“入土为安”的解放军高级将领，坊间传说很多，许墓现在成了当地一大新兴人文景点。

　　1905年2月28日，许世友生于河南新县田铺乡河铺村许家洼一户农家。小时候为混饱肚皮，跟乡里会武术的人跑腿。8岁时，到少林寺学习武术，这也是“许和尚”说法的由来。

　　许世友一生忠于毛泽东，是毛的好战士。但从其传记上看，在1930年代红军长征时期，许是后来叛党叛军的张国焘的爱将。1937年红军长征结束后，许被安排进林彪当校长的红军大学学习。期间，学校批判张国焘，因观点不同产生了想法，许挥拳打了毛泽东，差点让毛泽东枪毙了。幸好毛改变了处决他的决定，不然就没有后来的南京军区司令员了。

　　《一代名将许世友》一书中，交代了许世友对毛泽东“动武”的背景和经过，顺便摘录如下——

　　血气方刚的许世友第一个站了出来，并串联了一批原红四方面军的高、中级指挥员，秘密商定重返大巴山打游击。事情泄露后，许世友、洪学智等30余人一起被抓，许世友被关进红军大学禁闭室。作为“反革命武装集团”的首犯，许世友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许世友把这一切全部归咎到毛泽东身上，他当着看押人员的面大骂毛泽东。

　　毛泽东得知此事后十分震惊。他了解到这起串联外逃事件并不是一次反叛行为，只是这些人对批张运动存在的严重扩大化倾向，把整个红四方面军的官兵和张国焘一起当成批判对象而感到强烈不满，因此愤而反抗的情况后，亲自前去看望许世友。毛泽东没有料到，许世友并没有消减半点怨气，他甚至一步蹦上前要和毛泽东拼命，冲着毛泽东大骂：“我要有枪，今天就一枪崩了你！”

　　许世友“挥拳打老毛”就是毛看望许时发生的，这也可能是毛一生中惟一次有人敢打他骂他。处决许世友是康生提出来的，但后来毛认为，“许世友是一名有影响的将军，还是不杀为好。”

　　许知悉后很感动，从此忠诚于毛和毛的军队，终身“听毛主席的话”。但惟有在死后葬事处理方式上，许世友没有听毛主席的话，这也是惟一的一次“不听话”。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有个性的高级将领很多，如陈毅以文著称，是儒将。许世友则是出了名的大孝子，对母亲敬重如山、孝顺非常。乡民说，1952年冬，时为山东军区司令员的许回乡探望20年不见的老母。相见时，母子抱头痛哭。哭罢，高兴的母亲赶紧去烧水给儿子喝，一时忘记叫跪在地上的许起来了。结果，许就一直跪在那不动。

　　1979年，许世友指挥广西对越自卫反击战。图为许在作战前线。

　　看着头发花白的老母，许也许就在这时刻，萌生了“自古忠孝两难全，死后尽孝侍老娘”的念头。自己身居要位无法亲手侍母，许世友牺牲了长子许光的前途，让他呆在老家，以方便照顾老人。

　　1959年，已升任国防部副部长兼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再次回乡时，母亲已经作古。许长跪在母亲的坟前，泪洗满面，坚定了死后回来给母亲守坟的心愿。许在父母的脚边——离父母合葬墓前五六米处，选了自己未来长眠之地。

　　许的家乡处于湖北与河南交界处的山凹里，许氏祖坟在离家不远的半山腰，前面是大片开阔田地，还有水塘，正前方远处则有堪舆术中所谓的“案山”五虎山，后靠山岗。许自选的那块墓地，四周长着五棵松树。奇怪的是五棵松树的长势，从不同方向弯向许自选墓地，呈合抱状。古代堪舆理论将之称为“山水有情”，算是一块难得的通人性的风水宝地。

　　但很遗憾，许最终并未能长眠于这块奇特之地上，下葬时墓穴易址了。

　　许世友墓地

　　许病逝后，南京军区根据许生前的安排，立即派出工程兵前往新县。但有一位据说是南京天文台的专家在看了许的自选墓地后，发现地势太洼，容易积水，这不利于棺木和尸骨的保存。而在许父母墓东偏北约40米处，则有一块地势高爽的空地，出于保护老首长的善良目的，建议葬在这里。许家人觉得有道理，便放弃许生前的自选墓地。现在的许墓，不在父母的“脚边”，离许出生的老宅子比较近，大约有50米。

　　许世友将自己百年之后的葬地选在父母的“脚边”，系过去民间一种最为传统的葬法。明代风水大师柳洪泉所著的《三元总录·茔元》中，列有10种“乡俗通葬”法，许用的方法便是其中的“抱孙葬”，即俗话说的“怀中抱子”。这种葬法，据说可保家道亨通，子孙兴旺，香火绵延不绝。许生前是有眼光的，但死后未能如愿，实在可惜。如果许世友真的地下有灵，大概又要发脾气了——竟敢不执行我的命令，拉出去！

　　回过头再来说，许世友惟一一次不听毛主席话，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

　　1956年，在一次中南海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同志首先提议，所有共产党人在死后都实行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不建坟墓。在一份火化《倡仪书》上写道：“凡是赞成火葬办法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请在后面签字。凡是签了名的，就表示自己死后一定要实行火葬。后死者必须保证先死者实现火葬的志愿。”

　　许世友与参谋长周德礼在164师炮团进入对越自卫反击战阵地前的合影。

　　在当年召开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包括时国家领导人在内的各界知名人士共151人，都表示同意，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康生、彭真、董必武……在倡仪上庄重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但独独新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的许世友没有签名。

　　当《倡仪书》传到许世友手中时，许拒绝签名。不只拒绝签名，许还找到首先提议的毛泽东讲理，诉说对火化的不理解，表示自己死后要土葬，回到母亲跟前尽孝。据说，毛泽东在听了后，未作任何表态，只是笑了笑。但许世友却铁了心，坚决不火化。

　　1949年以后，国家领导人没有实行火化的仅有三位，第一位是任弼时，第二位是毛泽东，第三位就是许世友。

　　为了实现土葬侍母的心愿，在毛泽东逝世三年后的1979年，时已74岁、到了民间迷信说法“阎王爷不招自己去”年龄的许世友，着手安排自己的后事。这年的10月22日，许世友口述，让秘书代笔，给留在新县的大儿子许光写了一封信。

　　许世友十分注重部队建设，他常说：“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图为他深入部队视察训练时的情景。

　　据公开的出版物，许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许光：

　　邮去现金伍拾元整，用这笔钱给我买一口棺材。我死后不火化，要埋到家乡去，埋到父母身边，活着精忠报国，死了要孝敬父母。

　　我今年74岁了，身体很好，活到八九十岁，也只有十多年了，你们可以先作准备。

　　许世友 10月22日

　　不知是天意，还是巧合，或许冥冥之中真的有一种运数。六年后的1985年10月22日，许世友在南京军区总医院第八病区去世了。而这一天，正是他6年前给许光写信，要求准备葬具的日子。

　　许世友是患肝癌去世的。1985年刚过了元旦，许世友知道自己来日不多，便让秘书给中共中央写报告，以书面形式，正式提出了土葬的要求。许称，为（共产）党工作了么多年，对组织别无他求，只要求党中央在自己死后允许实行土葬。许理由很充分：自幼参加革命，报效生母不足。活着尽忠，死了尽孝，葬在老母坟边以尽孝道。

　　但直至许闭眼时，也没有等到党中央的回复。

　　许世友和战士演习少林棍术

　　据说，许的报告送给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时北京高层传阅，但却定不下来。邓小平知道许世友当年拒绝火化《倡仪书》的事情，与许世友的关系相当不错，邓很尊重许。在复出后，邓到南京见的第一人就是许世友。最后，还是邓小平拍了板，同意许不火葬，但“下不违例”。

　　1984年，邓小平到南京看望许世友，在中山陵8号许家合影。

　　许去世后第四天，时任中顾委副主任的王震，受邓小平委托，带着邓小平的亲笔批示，飞到南京军区。王转述了邓的意见，“许世友在60年的戎马生涯中，战功赫赫，百死一生，是一位具有特殊性格、特殊经历、特殊贡献的特殊人物。邓小平同志签的特殊通行证，这是特殊的特殊。”

　　许世友的遗体告别仪式，安排在1985年10月31日下午，是个晴天。但在告别开始时，天气出现异象，这事至今还有知情人会当“怪事”提起。一位南京军区离休首长曾亲口对我讲述了当时的情况——进入礼堂时，也没有下雨的迹象，待仪式开始，天气突然变坏了，大雨如注，持续了十几分钟，之后却又突然停了。

　　如果按照过去迷信的说法，武将许世友是天上的一颗星宿，老天感应了，在向许哭别！

陈毅在昏迷中喊着什么？ [转贴]

    196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握着陈毅的手说：“陈老总，我保你。”陈毅坦荡地说：“不用主席保，我能过关，我是共产党员，我靠我的工作，能取得群众的信任。”

　　在上海市长任上，除了在经济上与陈云配合着打赢“银元之战”和“棉纱之战”，陈毅更被后人所怀念的，是他对上海文化界和知识分子的尊重。陈毅说：“上海的文艺界千富万富，最珍贵的财富还是人才。”那时候上海有很多电影公司、书店、文艺演出团体、报纸，陈毅跟夏衍谈，旧人员的清理，千万不能怕麻烦，不要采取简单的办法。上海市文史馆、参事室，原先安排了30多人。陈毅说：“太少了，人数加个零。”扩大10倍，上哪找人呢？向下要，各区统战部迟迟报不上来，这个不合条件，那个历史有问题。陈毅最后发了火：“你们这些人，连蒋介石都不如，蒋介石还把段祺瑞一家养起来呢！怎么会没有人？上海三教九流、遗老遗少，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多的是，一人每月给八九十或一百多元生活费，我们养得起的。每月组织他们学习两次，来受你的教育，有什么不划算？！”

　　上海有个旧交响乐团，军管会成立后有人提出解散它，“花钱养这么个洋玩意儿没用”。陈毅却指示保留，“交响音乐是全世界共同的艺术财富嘛，上海这样的城市应该有一个自己的乐团”。老乐团楼下是个嘈杂的菜场，不利于排练，在陈毅的关心催促之下乐团终于搬进一所幽静的花园楼房。

　　1958年2月，副总理陈毅正式出任外交部长一职，他用自己的魅力创造了一种外交风格，也留下很多颇具个性色彩的“外交辞令”。在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某国一位新闻记者问：“贵国最近打下了美国制造的U-2型高空侦察机，请问陈毅先生，你们用的是什么武器？是导弹吗？”陈毅举起双手在头顶做了一个动作，俏皮地说：“记者先生，美国飞机经不起导弹打，我们是用竹竿把它捅下来的呀！”

　　还有一次，一位日本记者问陈毅：“贵国在什么时候爆炸第三颗原子弹？”陈毅巧妙地说：“中国已经爆炸了两颗原子弹，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事。第三颗原子弹可能也要爆炸，什么时候爆炸，请你等着看公报好了。”

　　该表达愤怒的时候，陈毅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情绪。1965年的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在谈到美国政府扩大越南战争时，面对极端反华分子公开呼吁进犯中国的时候，64岁的外交部长陈毅挥舞着双拳，用手指着斑白的头发激昂地说：“我们等待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16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或许我没有这种幸运能看到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我的儿子会看到，他们也会坚持打下去。请不要以为我是个好战分子，是美帝国主义穷凶极恶、欺人太甚。”

　　1967年2月，在中央碰头会上，陈毅、叶剑英等为一方，与以“中央文革小组”为另一方，发生尖锐冲突，这就是震撼全国的所谓“大闹怀仁堂”、“二月逆流”。陈毅此后给毛泽东写了封信，恳切地要求见面谈谈，希望能面对面澄清事实。几天后，他盼来了回信，开头写了一段“历来犯错误的改也难”的话，结尾写了八个字：“见面有期，稍安毋躁。”

　　1969年10月，陈毅被以“战备”为名，疏散到石家庄。在庐山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毅又卷入了所谓“二陈（陈毅、陈伯达）合流”。此后，陈毅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1971年12月26日清晨，多日未进食的陈毅突然提出要吃面条，他费力地吞下了几根面条后告诉医生说：“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我早上吃了面条……”最后时刻的陈毅在昏迷中经常喊道：党中央、毛主席、长征等等。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对周恩来和叶剑英说：“‘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转达一下。”

　　周恩来当即委托叶剑英火速赶往医院，叶剑英对着老战友说：“我带来了毛主席的指示，让姗姗念给你听。”姗姗在父亲耳边大声读完毛泽东的批示，此时的陈毅已无力说话，姗姗对父亲说：“您要是听清楚了，就闭闭眼吧。”陈毅闭了闭眼。姗姗又念了一遍，陈毅已没有任何反应……

 白晕居士：

       你下的文章很好！本版很需要像你，像柳下恵这样的人来补充资料，让网友有一块快捷的了觧历史亊件的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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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远新当毛泽东“联络员” [转帖]

就在江青起劲地掀起“评《水浒》”运动的时候，周恩来病入膏肓。

1975年9月7日，周恩来在医院里会见罗马尼亚党中央书记伊利那·维尔德茨。这是他平生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周恩来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

周恩来颇为感慨地回首当年：“时间过得真快，就在十年前，我到布加勒斯特参加乔治乌·德治的葬礼，大衣也没穿，步行走了四个多钟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连四分钟也走不了了!”

在这次会见之后，周恩来病危，9月20日要进行第四次手术。这是一次大手术。如果发生意外，他躺在手术台上将永远不会起来。他意识到这一点，也意识到江青正咄咄逼人。为了防止后患，他在进入手术室之前，嘱令秘书调来那份他在1972年6月23日关于伍豪事件专题讲话的录音整理稿，用颤抖的手，在第一页上签了名，还写了：“于进入手术室，1975年9月20日。”病重的他，漏写了“于进入手术室前”的“前”字。他在这样的时刻，仍不忘那份讲话稿，表明了他对江青的严重不安。他知道，江青会闹事，会抛出伍豪事件往他脸上抹黑！

在周恩来病情恶化的日子里，毛泽东的病情也加重了。

毛泽东的一只眼睛，由北京广安门医院眼科中年大夫唐由之施行手术。动手术的时间，据###回忆，是1975年8月中旬，而芦荻则告诉笔者说是7月29日——应当说，芦荻的回忆更准确。

手术是在毛泽东住处做的。动手术时，周恩来不顾病体，和邓小平一起在外间守候。手术很顺利。不久，毛泽东的一只眼睛复明了。

可是，毛泽东的肺气肿转为肺心病，日益严重。他的讲话变得困难，发音含混不清。有时，不得不由###根据他的口形、表情进行揣摸，说出他的意思。如果他点点头，表明揣摸对了，那揣摸的意思便成了“最高指示”。

1975年9月，毛泽东另装了一架“专线电话”。“电话”的这一头是毛泽东，另一头是政治局。政治局开会，靠此人去传达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外面的情况，则靠此人来到毛泽东的病榻前汇禀。

这架“专线电话”，便是毛泽东身边的“联络员”。

此人乃毛泽东之侄毛远新。“文革”之初，红卫兵们广为印发一份传单，标题为《毛主席和侄子毛远新的谈话》，毛远新的名字才为人们所知。借助于毛泽东的威望，这个从大学毕业不算太久的年轻人，当上了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

其实，这“联络员”比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重要得多。他，成了“最高指示”的“发布官”，而“最高指示”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命运。

毛远新充任“联络员”，使江青与毛泽东的联系变得密切：那时的她，与毛泽东分居。她住钓鱼台，毛泽东住在中南海游泳池旁。她屡受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已经看出她有野心。她这“第一夫人”，与毛泽东之间已隔着一堵墙。

江青在1975年1月7日写给###的一封信，已经清楚地反映出她与毛泽东之间关系已日益疏远———

玉凤同志：

那笔钱能否取出八千元？因为如从1968年算起，我应归还八千元，从1969年起我应归还七千元。当然，可以不归还，不过还了心安理得。这七八千元，主要用于照像、购买灯光装制（引者注：“制”似应为“置”），灯光我送给新华社了，没有算钱。是党和国家财产，不应算钱，不能慷国家之慷（引者注：应为“慨”）。如不取，请在主席暇时，报主席，再请主席给八千钱。
江青

1975.1.7

江青找毛泽东要钱，得给###写信，而且要###在“主席暇时，报主席”，这位“第一夫人”其实早已只是徒有虚名罢了。只是她每一回在公众场合露面，总是说：“我代表毛主席看望你们来了”，“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主席身体非常健康”……她竭力用这样的话语，在群众面前为自己树立“第一夫人”的形象。

毛远新来到了毛泽东身边，毛远新成了她的“传声筒”。

毛远新向来对江青言听计从，何况又是毛泽东的亲属，他来到毛泽东身边，充当“联络员”，在江青看来是最佳人选。

1991年7月20日笔者在上海访问了毛远新，他抽着烟，表情深沉，和妻子全秀凤生活在一起。

毛泽东一共有两个侄子。

贺麓成（本名毛岸成）是毛泽覃之子。毛泽覃是毛泽东的小弟弟。笔者在1997年8月4日采访了贺麓成。

贺麓成的生母是贺怡，贺怡即贺子珍胞妹。所以，贺麓成既是毛泽东的侄子，又是毛泽东的外甥。

然而，也正因为贺麓成的母亲是贺子珍的胞妹，所以受到江青的排斥。贺麓成凭着自己的努力，成为中国的导弹专家。尽管他在北京工作，无缘见毛泽东一面。直至毛泽东去世之后，经毛泽东和贺子珍所生的女儿李敏再三坚持，才把贺麓成列入毛泽东亲属名单，参加守灵。

毛远新是毛泽民之子。毛泽民是毛泽东的大弟弟。毛泽民和朱丹华（又名朱旦华）结婚，于1941年2月生下毛远新。1943年9月，毛泽民被新疆军阀杀害于迪化（今乌鲁木齐）。1945年7月，朱丹华带着年幼的毛远新来到延安。

朱丹华后来改嫁给方志敏之弟方志纯，毛远新也就随方志纯住在江西南昌。

1951年，朱丹华到北京开会，把毛远新也带往北京。会议结束后，朱丹华带毛远新进中南海看望毛泽东。

朱丹华对毛泽东说，毛远新想在北京上学。这样，毛远新就来到毛泽东身边。

毛远新比李讷小半岁，他们一起在北京上育英小学。毛泽东、江青待毛远新如同己出。

1954年，毛远新小学毕业，考入北京一○一中学。

1960年，毛远新上完中学，由于学业优秀，学校打算保送他上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毛泽东听说此事，摇头道：“保送，不算本事。”

毛远新当即说：“那我就去考。你说什么大学难考，我就考什么大学！”

毛泽东笑道：“要么北大，要么清华。”

毛远新说：“我就考清华！”

果真，毛远新凭自己的真本事，考上了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系。

毛远新在清华大学学了一个学期，对毛泽东说：“我的许多同学都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我也喜欢那里。我想转学到那里，好吗？”

毛泽东同意了。

从此，毛远新转往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每逢寒暑假，毛远新回到毛泽东身边。

1964年暑假，毛远新在中南海住。毛泽东和他如同父子。7月5日，毛泽东和毛远新谈话。事后，毛远新追记了这一次谈话。1964年11月9日，高等###转发了《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从此毛远新闻名全国。

《谈话纪要》中有毛泽东关于教育问题的意见：

“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阶级斗争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

1965年，毛远新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接照毛泽东谈话的精神，他到防空导弹三营一连当兵。

不久，“文革”开始。当时规定1965年毕业的大学生可以回校参加运动，毛远新也就回校。

在“文革”中，《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被红卫兵作为传单广为印行，毛远新的身份也就广为人知。

1968年，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毛远新出任副主任。不久，他又担任沈阳军区政委、政治部副主任。

毛远新跟江青关系不错。江青视他如自己的儿子。在家中，江青喊毛远新的小名“小豆子”，而毛远新则喊江青为“妈妈”。

毛远新在政治上紧跟江青。

一是在1973年各大学恢复招生时，张铁生交了白卷，却被毛远新封为“反潮流英雄”。

二是创造了“朝农经验”。“朝农”即朝阳农学院（前身为沈阳农学院），实行“开门办学”，在1974年被树为全国“教育革命”的“先进典型”。

1975年9月，毛泽东病情加重，言语不清，毛远新当“联络员”，一下子就掌握了发布“最高指示”的大权。

1980年7月25日，姚文元在秦城监狱第一审讯室对江青和毛远新的密切关系所作的交待，说得十分清楚：

姚文元：另外，我再补充一点，在批邓中毛远新是起了很坏的作用的。

审判员：毛远新是怎么参加政治局的？

姚文元：毛远新是以毛主席的联络员的名义列席政治局会议的，但他又不像是联络员，他的每次发言都成了中心调子，每次传达毛主席指示之后，都有他自己的解释，而且还说毛主席同意他的看法。这就超过了联络员的职责，这也说明当时党内生活极不正常。批邓时，他经常跑到江青身边商量一些事情。江青对毛远新也是没有什么顾虑的，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听说毛远新是由江青扶养大的，感情很深，江青喜欢叫毛远新乳名“小豆子”，毛远新也一直称江青“妈妈”。有一次开会时，江青得意地说：“远新也当了几年省委书记了，政治局会上我叫他同志，他叫我同志，回到家里爱叫什么就叫什么。”

审判员：毛远新和江青的关系你是怎么知道的？你还知道哪些？

姚文元：江青讲毛远新是孩子一类的话，是在政治局会上说的。另外我听王秀珍说过，毛远新的妻子是王洪文介绍的，原来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一个工人。我觉得这都不是很正常的现象。

审判员：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处心积虑地要第二次打倒邓小平同志，目的是什么？后果是什么？这是什么性质问题？

姚文元：这个，我也不知道。“四人帮”反对邓小平副主席有很复杂的历史背景，也有各种不同的原因。当时毛主席还健在，邓小平副主席主持工作，很多问题毛主席是支持他的，怎么会在毛远新汇报后一下子转过来了？没有人解释过，我也有这个疑问，但找不到答案。我一直有个感觉，觉得毛主席是不是在培养毛远新。这完全是我的一种感觉，错了是我的一种感受，错了完全由我个人负责。

审判员：好，今天就交待到这里吧。

被审人签名：以上记录我看过，补充说明附后。

姚文元（指印）

1980年7月25日

四人帮狱中生活与最后结局是啥样[转帖]

江青的铁窗生涯

    江青在1981年1月25日被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到了1983年1月25日，她被改刑为“无期徒刑”。那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十六条:“死刑缓刑期间如有悔改表现，可改刑为无期徒刑。”江青谈不上“悔改表现”，但是以这样用词讲究而巧妙的理由为她改刑:“没有以极端的方法抗拒劳动改造。”
其实，在1981年1月，当特别法庭决定判处江青“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时，就已考虑了二年期满时怎么处理。
伍修权曾这么谈及:
    “至于‘死缓’二年以后怎么办，我们也有个初步设想，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公布和十二大开过以后，我国人民对这类重大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通过一个特别决议，对这次判决予以减刑，将江青、张春桥死刑变为无期徒刑(引者注:在十名主犯中，唯张春桥和江青一样，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其他的无期和有期徒刑，是否也相应地减刑，到时候再酌情处理，以此体现我们政权的稳固和政策的正确。……”
    1983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送达江青，上面写着:
    罪犯江青，女，现年六十九岁，山东省诸城县人，现在押。
    罪犯张春桥，男，现年六十五岁，山东省巨野县人，现在押。
上列罪犯江青、张春桥，经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于1981年1月25日特法字第一号判决，认定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都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一零二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第一三八条诬蔑陷害罪，罪犯张春桥并犯有第九十三条策动武装叛乱罪，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分别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力终身。
    罪犯江青、张春桥的死刑缓期执行期，到1983年1月25日，二年期满。
    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组成合议庭，对罪犯江青、张春桥在死刑缓期执行间的表现，进行了调查。现已查明，罪犯江青、张春桥在死刑缓期期间，无抗拒改造恶劣情节。本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第一七二次会议决定，裁定如下:
    对原判处罪犯江青、张春桥死刑缓刑两年执行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
    不过，当江青接到改刑判决书时，她半点也没有欣慰之感，反而大喊:“你们杀了我吧！你们为什么不杀了我呢？”
    从江青的呼喊中，可以清楚看出她的内心世界:她已经穷途末路，希望早一点结束这种死不死、活不活的囚徒生活！
    江青的铁窗生涯，虽说因为秦城监狱门卫森严而几乎无法为外界所知，但笔者访问了公安部有关人士，还是得知了一些情况:
    江青单独关押。她的牢房大约二十平方米。窗玻璃是透光的，不过，外面可以看见她在里头的情景，她在里头看不见外面。
    她的伙食还可以，因为毛泽东过去说过，对于犯了严重错误以至罪行的高级干部，在生活上还是给予照顾。她的伙食，比北京城里普通百姓要好。特别是在审判期间，伙食更好一些。
    她在狱中可以看《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她可以听广播，或到电视室里看电视。只是在最高法庭审判期间，不准她看报纸、电视，不准听广播，因为那一段时间，不断发表有关审判十名主犯的报道，有些内容涉及别的主犯的态度、交代，不便于让她知道。
当她从电视上见到邓小平阅兵的镜头，不由得叹道:“想不到，邓小平的身体还这么好！”
    最令她兴奋的是，有几次她从电视上看到播送“样板戏”，脸上露出“旗手”的笑容！她甚至得意地哼起了“样板戏”。
    江青的情绪不稳定，喜怒无常。考虑到她已上了年纪，狱中没有安排她参加劳动。只是她素来喜欢打毛线，如今又闲得无聊，有时靠织毛线衣打发日子。然而，当她织完一件之后又拆了，然后再另织一件。就这样拆了织，织了拆，消磨着她的时光。
    另外，她喜欢看书。她自己拥有一万来册藏书。她获得允许，从她的藏书中，选择她要看的书，在狱中阅读。
    江青读了这样一些书:
    《鲁迅书简》、《且介亭杂文》、《李长吉集》、《词综》、《李白与杜甫》、《楚辞》、《重订唐诗别裁集》、《阿登纳回忆录》、《李文山诗集》、《增广诗韵全璧》、《怀素草书四十二章经真迹》、《史记》、《王临川全集》、《容斋诗话》、《重订老子正话》、《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敦煌壁画集》等。
    应当说，江青在毛泽东身边多年，她的阅读兴趣受毛泽东影响，读的书大都是高雅之书。
    江青在秦城监狱还记日记。她的字近乎“毛体”。1981年5月21日，江青在日记中写道:
    “……秦城监狱只有‘关’和‘管’。我住在一所三层楼的底层，这里只管我一个人。楼的四周土地甚多，管理人员业余生产蔬菜。××(字迹不清)他们学习一点生产蔬菜的知识，也有利于改造世界观。除看守我的人员以外，别人是不能接近我的周围的。西边的‘风场’也空了两排，‘风场’外边也是大片的土地，我刚来时就在那儿放风；土地外面是数丈高的带电(网)的围墙，围墙外边还是监狱的楼房，犯人的窗子是看不见外边的。
    “我能参加劳动的时间不多了，身体衰老了，两三年来我总是说:一年之计在于春，既然是1981年的春天，请发还我改造世界观的权力！”
    江青毕竟是“四人帮”之首，虽然身在狱中，但仍为中外新闻界所关注。海外报刊上，不时登出关于江青狱中动静的报道，内中有不少只是猜想、传闻而已。
    关于江青，中国官方每隔一两年，要通过新闻传媒，予以报道。
以下是笔者所搜集的历年来关于江青狱中情况的报道:
    1984年9月12日日本《朝日新闻》刊出该社北京特派员横崛走访中国司法部发言人、办公室主任鲁贤的报道。
    鲁主任说:“江青关押在北京监狱的单独牢房里。我们根据革命的人道主义给她一定的待遇，保障她的生活。并不是每天都有鱼有肉，但与其他犯人吃得一样。由于年龄关系(七十岁)，几乎不要她参加劳动了。她的身体原先就不好，但监狱里有医生，现在健康状况良好。”
    1986年7月，公安部部长阮崇武答复了外国记者的提问:
合众社记者问:江青、张春桥的身体怎么样？张春桥的身体怎么样？张春桥能下床走动吗？
答:两人身体都还可以。年纪都大了。没有听说张春桥不能下床走动。有病都可以治疗的。
问:什么病？
答:年纪大了，多少都有点老年病。
问:江青现在的态度怎么样？有无悔改之意？
答:江青的态度怎么样，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她这样的人很难说有什么悔改之心。
问:我们听说江青在监狱里被强迫做布娃娃？
答摇摇头)你是不是听信了一个意大利记者的报道。他怎么知道江青在做布娃娃，是不是从门缝里看到的。(众笑)
1988年3月24日新华社北京电，报道新闻发言人曾涛在七届人大第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
曾涛说，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这四人在继续服刑。他们当中，张春桥、江青患有老年性疾病，已得到正常治疗。
曾涛还提及，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江腾蛟四人因年老有病，均已保外就医。邱会作于1987年9月刑满释放。黄永胜于1983年因肝癌病亡。因此，在十名主犯之中，只有“四人帮”那四人仍在狱中。
1988年12月，香港《文汇报》、《明报》报道了中国司法部官员答记者问。
这位官员说，现年七十四岁的江青，最近因患严重的老年性疾病，目前正在狱中接受治疗。他否认了某青年杂志所说江青已被放出治疗喉癌的报道。
从以上逐年的关于江青的报道，大致可以勾画出江青晚年的概况。
据云，江青在公安部的医院里住院时，用的是“李润青”这化名。“李”是她的本姓，“润”是毛润芝的“润”，“青”不言而喻是江青的“青”。
女儿李讷一次次前去探监
江青晚年，她的唯一的直系亲属是女儿李讷——毛泽东和她所生的女儿。李讷获准一次次前去探望江青。
1965年暑假，李讷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在《解放军报》社当编辑。
1966年，父亲毛泽东发动了“文革”，母亲江青一马当先，成了“文革先锋”。那大浪大潮，把李讷也卷了进去。凭着李讷那“响当当”的背景，才二十六岁的她，擢为《解放军报》总编辑。此时，她化名“萧力”，亦即“小李”的谐音。
不过，李讷没干多久总编辑，就被毛泽东调去当联络员。确实，她当联络员倒是最为恰巧。她的年岁，跟红卫兵相仿。穿一身军装，可以随便进出各大学，“摸”来准确的、第一手情况，向父亲汇报，使毛泽东了解“文革”的脉搏。
1970年初，毛泽东让“萧力”到井冈山那里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锻练。在那里，发生了一桩意想不到的事:年已三十的李讷，跟 “五•七”干校中的小徐相爱了。小徐在北戴河管理处当服务员，父亲是山海关车站的扳道工。李讷会爱上这样一位普普通通的小伙子，却不是“门当户对”的高干子弟，消息传出，人们颇为震惊。
江青坚决反对这门亲事。1970年8月，江青上庐山参加中共九届二中全会，还特地把李讷叫上山，劝说李讷，结果无效。后来，江青对人说:“这几天我的头痛病又犯了，头痛得像要裂开来一样。我把李讷叫上山来，她和我闹别扭，我们两个都坚持自己的意见，结果吵了一架，搞得两个人都很烦恼。”
李讷知道无法说服母亲江青，就写了一份要求与小徐结婚的报告给父亲毛泽东。
毛泽东并不计较小徐的“身份”，应允这门亲事，在报告上写下批示:“同意，转江青阅。”
这下子，江青无可奈何，只得同意。
李讷和小徐在“五•七”干校举行了简朴的婚礼。毛泽东送了一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作为结婚礼物。
不过，婚后不久，李讷和小徐性格不合，志趣也不同，感情产生裂痕，彼此分居。但李讷已怀孕，生下一子，取名“李小宇”。
李讷回到北京。从1973年起，她先是担任中共平谷县委书记，后来成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第一书记是吴德)。不过她身体欠佳，她的母亲没有派她当毛泽东联络员，而是从辽宁调来了毛远新。这么一来，她倒没有卷入“四人帮”的政治阴谋。
毛泽东去世，江青被捕，李讷那特殊背景一下子消失了，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当不成了。她跟儿子默默地在北京西郊的一座小院里过着平常人的普通生活。
1985年，经毛泽东卫士长李银桥介绍，她和王景清结婚。王景清在四十年代曾在延安中央警卫团工作。后来他担任怒江军区参谋长，跟妻子离异。王景清为人憨厚、善良，细心地照料李讷，使她在孤寂中得到了安慰。
李讷把儿子改名王效芝。芝，即毛润芝之意。她要儿子效仿外公毛泽东。
李讷和王景清一起去秦城监狱探望，江青对新女婿表示满意。
他们每次去秦城监狱，都是坐公共汽车去的。一往一返便是一整天。
江青见到女儿、女婿，还是高兴的。江青的腿脚有点不大灵便，往往要扶着墙壁走路，但气色还不错。最使李讷感到不快的是，江青极易发怒，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常常为一两句无关紧要的话，为芝麻绿豆小事，江青会发火。
尽管来去那么劳累，见面又往往不愉快，李讷和王景清还是一次次去看望江青。
李讷很少跟朋友们谈起江青在狱中的情况。偶尔，在一般朋友面前，李讷提到江青，总是称之为“我们家的那一位”、“家里的大人”；在很熟悉的朋友面前，她才称江青为“我母亲”、“我妈妈”、“我家老太太”。

 湘军向"团队精神"叫板:不团结却能做出大事业[转帖]

曾国藩忍辱负重筹办湘军始末

　　团结并不是湘军的特色。尽管确实有这么多湖南人一起做好了一件事情，但是仍然要说团结不是他们的特色。至于不团结却能做成一桩大事业，这是什么道理?这就需要我们回顾湘军历史，看一看从组建到攻克南京，再到各军分头发展，到底都发生了什么事情。

　　开场白

　　湘军的“湘”，最初其实是指湘乡。“无湘不成军”的意思也并不是“军队里要是没有湖南人就难以成军”，而是表扬湘乡勇最为善战，最为精锐。

　　为什么书生能带兵？不是因为他诗写得好，文章写得好，能够感染人，所以大家跟着他去战斗，而是作为读书人，他有机会进入官僚系统，有机会去接触、运用国家的资源来为军队筹饷。

　　“无湘不成军”

　　“湘军”一词的构词法，值得说几句。“湘”是湖南，指地域，“军”是军队，可以说是一个行业，那么，所谓湘军，即以地域加上行业，合二为一，成为一个词。与之类似，有晋商、徽商，乃至绍兴师爷、扬州瘦马，都用了相同的构词法，前面是地域，后面是行业，且都在历史上成为一个专词。

　　然而，再细细分辨这两个字，会有新认识。“湘军”之“湘”，现在都理解为湖南，可是，回溯到这个词最初被使用的时候，我们发现，“湘”不是指湖南，而是指湘乡。当王錱、罗泽南在湘乡组练一千余名乡勇，去到长沙接受曾国藩的节制，这支军队就叫“湘勇”——来自湘乡的勇营。当时，除了湘勇，还有宝勇(宝庆)、浏勇(浏阳)、平勇(平江)、镇勇(镇筸)等各色称号，皆是与湘勇平行并列的名词。可知，彼时的“湘”字，只是一县的代指，而非全省的简称。至于“湘勇”或曰“湘军”之“湘”，终与“湖湘”之“湘”画上等号，是后来的事。

　　随着湘军名气看涨，又有了一句名言，曰“无湘不成军”；通常理解为军中无湖南籍将士则难成劲旅，甚或暗示中国之将才士气以湖南一省为最，则此一“湘”字又指湖南。其实，这又是一个误会。最初，此字仍是指称湘乡，而这句话不过是用来赞美湘军创始人——罗泽南，意谓他所率领的湘勇在当时的湖南省内是最精锐的部队。增字释义，应说“无湘乡勇不成湖南军”，才是原义；后世理解为“无湖南兵不成中国劲旅”，固然不无经验上的证据，终与历史上的证据相悖，不宜滥用。

　　曾国藩麾师东进，终克天京（南京），其间，“湘军”二字渐渐见诸公文，众所周知。然而，其时所谓“湘军”，与今日所讲的湘军仍有不同的地方。当时公文，有时用湘军，有时用楚军，有时称湘勇，或又称楚勇，而这些词表达的都是同一个意思，即“湖南军”。同时，如“豫军”(河南)、“苏军”(江苏)、“江军”(江西)、“鄂军”(湖北)等称号，都是指称某省的军事力量，与“湘军”是同一用法。而后人所理解的湘军，则专指由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统率的以湖南籍将士为主体的军队。两者是有区别的。当时，在湖南省，除了曾、胡等人所率的湘军，还有巡抚、提督统制的绿营，以及地方上的零散武装，这些军队都被称为湘军。湘军真正成为今天我们所理解的湘军，被赋予专有名词的意义，还需要时间。包括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刘坤一在内的历任湘军统帅，在咸丰、同治、光绪三个朝代，迭出代兴，南征北战，这才将“湘军”两个字从泛指的名词塑造为专有的名词，从这以后，也才有了所谓湘系、湘军集团的说法。

　　湘系，即湘军系。曾国藩及其弟国荃所部属于湘系，其他如胡林翼、左宗棠、刘长佑、彭玉麟、刘坤一等人也是湘军系；这些人及其部队，相互间当然有联系，但亲疏有别，并非抱成一团、不分彼此，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相联属。在湘军内部，早有非湘籍人士担任高级将领的例子，如塔齐布(满洲)，如鲍超(四川)，都是湘军的统帅。在后期，则有著名的徽商胡光墉(雪岩)，他跟左宗棠关系密切，也可以视作湘军集团的一员。又如吴大澂(江苏人)——他率湘军参加甲午战争，在北方全军崩溃，可以说，湘军最后就“断送”在他手上——也可视为湘军集团成员。此外，则是出身于湘军统帅幕府的文职人员，以及未在湘军任职但与湘军统帅关系密近的中央或地方官员，他们也属于湘军系。在此意义上，“湘军”不仅是个军事组织，而已成为政治、经济乃至文化上的概念。

　　有趣的是，自甲午战争，直到民国开国，乃至后来的抗日战争，这期间也频繁出现“湘军”这个词。辛亥革命时，参加革命的有湘军，去镇压革命的也有湘军；民国军阀混战，其中也有湘军；抗日战争时期，有些军队因在湖南作战，或因军中湘籍将士比较多，也被称为湘军。当然，以上这些不过是遵循历史惯性，沿用以前的称呼而已。

　　团结绝不是湘军的特点

　　说完湘军之“湘”，再讲湘军之“乡”。

　　湘军将领以湘乡籍人士为多，然而，湘军统帅，除了曾国藩、国荃兄弟，其他几位都不是湘乡人，如胡林翼是益阳人，左宗棠是湘阴人，彭玉麟是衡阳人，刘坤一是新宁人。再看士兵，固然有“无湘不成军”一说，表示湘乡士兵绝对是优质兵源，但是否意味着只有湘乡兵才是湘军主力，才能成为精锐部队?不是这样的。湖南一省之内，湘乡一县之外，还有不少出产优质兵源的地方，如邵阳，如湘西辰沅一带，如衡阳。再者，根据一贯流传的湘军选兵标准——尽量选用“朴实农夫”，而不要选用“城市油滑之人”，如长沙人——似乎可以判断，长沙府不能出产优质兵源，但是，偏是这些“城市油滑之人”，一旦遭遇名将，也能训练成为雄师，譬如勇冠湘军诸部的“霆军”。

　　曾国荃回湘乡募勇，曾说，兵源最好出自离他家附近若干里的范围，稍远一点，哪怕同是湘乡人，也不可靠。这种标准，有什么道理呢?除了同乡在语言习俗上比较亲近，易于沟通，恐怕并无太多道理可讲。有人说，我们湖南人如何如何不得了，他省的人都比不过咱们，这是一种成见；有人说，我们湘乡人又如何如何不得了，省内咱们最能做大事，这就更狭隘一点；至于曾国荃，则仿佛在说，我们家门口的人如何如何不得了，除此之外再无什么人才，这真是最狭隘的成见。这种地域上的成见，实在是将来湘军集团之地方主义、宗派主义的滥觞。一县之人还要搞歧视，其负面影响可想而知，未来，湘军中湖南人与外省人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直至最终引发“湘淮不和”(即湖南人与安徽人之间的争斗)，譬如，李鸿章作为安徽人，从湘军中愤而出走建立淮军；程学启本是曾国荃部下的猛将，只因受不了湘籍人士的歧视，脱离湘军，转投李鸿章；还有攻克南京首先入城的朱洪章，因为是贵州人，也受到湘籍人士的排挤，落落寡欢；直到光绪年间，王闿运还在感叹，湘淮之间的矛盾无法调解。当然，负面影响也可能结出正面的成果。譬如淮军之成立，淮军之成为劲旅，李鸿章之成为一代伟人，正是这种负面斗争无心插柳得出的成果。同时，湖南本省人之间也斗得厉害。譬如，建军元老罗泽南与李续宾——他们的关系曾被很多人误会，说续宾是泽南的弟子，其实不是；续宾之弟续宜才是泽南的弟子，续宾不是——各领一军，都是湘军名帅，虽有并肩作战的时候，却也有很多不和的事迹。我们看李续宾年谱，他的家人、部下，就讲了很多两人不和谐的故事。又如，湘军初建，王錱和曾国藩亦不和谐，刚开始合作，就分道扬镳。此后，曾国藩与左宗棠，左宗棠与郭嵩焘，也产生了深刻的矛盾，可以说从头斗到尾，甚至至死都不原谅。如郭嵩焘对左宗棠，当他听到左宗棠的死讯，在日记中写道：“且伤且憾”。“伤”，指左宗棠为国家元勋，又与自己有数十年的交谊，于公于私，他的逝世都令人伤心；“憾”，则谓左宗棠“矜张恣肆”，“专恃意气”，本来能做“一代名臣”，却因为这些坏毛病而不能达标，真是“自毁已甚”(《郭嵩焘日记》光绪十一年八月初三日)。举世公认，左宗棠是一代伟人，郭嵩焘却抱着私怨，不肯承认，可想而知他们的矛盾有多深。

　　这些争斗，有时候显得非常的残酷，与“团队精神”大相冲突，不妨说：团结并不是湘军的特色。尽管确实有这么多湖南人一起做好了一件事情，但是仍然要说团结不是他们的特色。为什么这样讲呢?这个“为什么”在此不便展开，讲不清楚，希望在接下来的讲述能够提供答案。在此，只讲曾国藩在军中经常强调的一句话，曰：“胜不攘功，败则相救”。打了胜仗，有几分功劳就领几分奖赏，不要把别人的功劳抢过来，也不要虚报自己的功绩，这是“胜不攘功”；“败则相救”，则说一同出战，谁的战况好一点，而友军那边有麻烦，那么，行有余力就该去救助友军，尽管这么做可能让己军陷入困境，但一定要去救；如果袖手不管，甚而在军中形成这样的风气，那么，湘军就难以成功。曾国藩这句话，本是用来总结绿营崩溃的教训——清代的国家经制军队是绿营，绿营崩溃之后，像湘军这种勇军才登上历史舞台。曾国藩不想让湘军成为另一个绿营，才时刻拿这句话提醒将领们。这话固然说得对，但是，正因为湘军将领之间、各支军队之间确实出现了“胜则攘功，败不相救”的情况，他才要格外强调这条军令。这种情况，不是一起两起的孤立事件，而是在湘军作战的过程中经常发生。因此，可以说，团结不是湘军的特色。

　　至于不团结却能做成一桩大事业，这是什么道理?这就需要我们回顾湘军历史，看一看从组建到攻克南京，再到各军分头发展，到底都发生了什么事情。梳理这些事实，或许能帮助我们找出答案。

　　为什么书生能带兵

　　接下来要解释湘军之“军”。湘军不是一支组织严密、有唯一统帅、令行禁止的军队。湘军内部有不同的源流，不同的派别，不同的山头。湘军主要分为两大派：一是老湘营，一是曾军。其实，在此之前，已有一支由湖南人组建的军队，规模可观，堪称湘军的嚆矢。此即咸丰元年（1851）由江忠源江忠源(1812—1854)，字常孺，号岷樵。湖南新宁人。道光十七年举人。二十九年，署浙江秀水知县。咸丰元年，赴钦差大臣赛尚阿广西军营效力，在籍募勇500人，号“楚勇”。三年，擢湖北按察使，旋授安徽巡抚，率部入守庐州(今合肥)，明年，城破自杀。谥忠烈。率领赴援江西的楚勇。只是，江忠源去世早，他的军队虽然由他的兄弟继承，但终未能发扬光大，不足以形成一派。

　　老湘营几乎全由湘乡人组成，由王錱创建、训练与指挥，他去世后，其军交由左宗棠率领。在宗棠的统带下，这支军队逐渐扩充，自江西经安徽一直打到浙江，与曾国藩、李鸿章的军队协力消灭太平天国；后转战福建、广东，追剿太平军余部；续又挥师北上，在中原与捻军作战；最终奉命进入西北，在陕、甘、宁、新作战，立下彪炳战功。这就是老湘营。

　　曾军则是曾国藩、国荃兄弟的直属部队。其初，部队由国藩亲率，在湖南、江西作战，然而战绩不佳，偶有昙花一现的时刻，大部分时间仍是平平无奇。其后，国藩回家守制，军队由国荃接管，自此才逐渐成为精锐之师，攻克安庆，收复南京，立下清廷战胜太平天国的头功。然于收复南京之后，此军大部遂被裁撤，不能像老湘营一样，在攻克南京之后还继续战斗了十几年。

　　此外，胡林翼主政湖北期间，李续宾、鲍超受其节制，称为“鄂军”。李、鲍之军实为当时清方阵营中最精锐的部队，他们并不接受曾国藩的指挥。直到续宾战死、林翼病逝，鲍超调归曾国藩指挥，“鄂军”才解体。

　　老湘营的生命力强于曾军，鄂军的战斗力强于曾军，二军与曾国藩的关系亦非密近，但是，一般看法仍认为三者从始至终都属于湘军系统，而他们的领袖都是曾国藩；如此，并不符合事实。

　　以上所说，是湘军派系的大致情况，再介绍一些细节的差异。曾、胡、左所率部队都被称为湘军，但是，领导人不一样，营制不划一，战略、战术也各具风格。老湘营有自己的营制，迪军(李续宾)有自己的营制，霆军(鲍超)也有自己的营制，曾军实施的又是另外一套营制，而胡林翼在湖北为当地军队也订了一套制度。营制的差别，首先体现在人数，譬如，一营多少人，就不一致，有500人的(曾军)，有360人的(老湘营)，有700多人的(迪军)，也有1000人左右的(霆军)。其次，体现在战法，有以奔袭为能的(老湘营)，有以扎硬寨打死仗为根本的(曾军)，也有看上去自由放任而实则形散神不散的(霆军)。第三，在将士薪资上也有肥瘠之别，一般来说，林翼饷军，银钱最舍得(此与其治饷最有成效有关)，国藩领兵，常有饷匮之叹，宗棠出师，则优于计划长远，收支平衡。最后，则体现在将士风貌，王闿运尝说，曾军“凛凛如秋”，胡军“煦煦如春”，是最有代表性的写照。可见，在制度、风貌、经济诸方面，数军不能划一。虽然在《曾国藩全集》中可以看到他订的营制文本，但在实际遵循方面，湘军各派乃至各个统领都是各行其是。

　　还有一条证据可以表明湘军不是铁板一块，那就是各军“互不相统”。不说整个湘军系统，即在曾军，国藩虽为统帅，但是，若哪支军队未经他直接指挥过，如霆军，他也没办法指挥如意；霆军将士不管什么曾大帅的令箭，他们只认鲍将军。各位将领之间，这种情况就更加严重。某人招募一营，某人常带一军，若其人战死或者病休，那么这支部队就只能遣散，而不能交由其他人指挥，否则肯定会出事，或者闹饷，或者溃变，甚至反叛，如此种种，屡见不鲜。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此与湘军招募制度有很大的关系。湘军的招募，先由什长招10名士兵，然后，哨官招10个什长，这就有了100人；然后，营官招4个哨官，就有了400人；此外，营官哨官各有亲兵，加起来，500人一营就差不多了。士兵只认什长，什长只认哨官，哨官只认营官，环环相扣。有朝一日，营官战死或者退役，若换一人来做营官，哨官就不会买他的账，整营也就乱了。

　　营官与部属形成这种紧密的关系，不仅因为部属由营官招聘而来这么简单，实与湘军的饷制最有关系。湘军之所以战斗力强，在漫长的太平天国战争中能够苦苦支撑取得最终胜利，有一条很值得总结，那就是，除了军事经验的不断成长，他们的财政管理水平也优于友军及敌军，用当时的话说，就是湘军“能筹饷”。能筹饷的人方能在湘军高级指挥系统占有一席之地，胡林翼说过，我就没见过能统带一支大军却不能筹饷的人。军队一日无饷就一日动不了，没有钱买吃的，士兵就挨饿，动不了；没有钱补充军火，就不能作战，也动不了；没有钱支付运输费用，军力调动也是空谈。动一下，就是钱，而打仗最不能在乎的就是钱，这都是常识。因此，筹饷一事，对于湘军高级指挥官来说，或比懂不懂兵法、会不会指挥更形重要。

　　以此，又能从另外一层意义上解释何谓“书生领兵”。一般说法，都称赞曾、胡是“书生领兵”——二人皆出身翰林，创建湘军前未有丝毫军事经验。然而，为什么书生能带好兵呢?不是因为他们文章写得好，或者品德高尚有古君子之风，能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遂令十数万农夫乐于受其驱遣，放下锄头，抓起枪杆，出生忘死，保家卫国。根本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因为，他们是读书人，是学而优则仕且仕途很不错的读书人，在传统中国，只有他们这样身处官僚系统的人才有机会去接触去使用国家资源，包括人力资源、财政资源以及政治资源。他们能够整合这些资源，对于筹饷自然有莫大的帮助。而能筹到饷，甚至能源源不断筹到饷，那么，这样的人去统领一支军队，就再也合适不过了。这就是书生领兵的本质所在。

　　胡林翼、曾国藩与左宗棠，他们都具有卓越的财政能力。胡在湖北，曾在安庆，左在兰州，庞大的军费从哪里出来，又如何精心分配下去?这是他们在日常工作中面对的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问题。语云，统帅要能“运筹帷幄之中”，在帐房里运筹啥呢?我看主要就是敲算盘。运筹具体的战役，那确实需要人才，而且是真正的将才，但这不是需要主帅去运筹，或者说，不需要主帅天天去运筹。——当然，三位统帅能够识拔将才，指挥具体战役的工作自然能够歇肩。统帅时刻操心的问题，是柴米油盐，是钱的问题：钱从哪来，来了之后怎么花?预算没做好，或者遇到突发事件，出现巨额赤字，能不能补上缺口?几支部队挤在一块都要用钱，先给谁，后给谁，怎么决断?十万火急之时，找谁去挖一笔巨额现金?计无从出，是不是胆敢冒险向同僚甚至向皇帝打几句诳语，先把钱弄到手再说后事?因为银钱上的争执，值不值得跟老朋友翻脸，吵架一直吵到北京，当着皇帝互相进行人身攻击，浑然不顾国之大臣应有的休休有容?这一切，就是统帅每天所运筹的事情。胡、曾、左之所以成为湘军统帅，绝不仅仅因为他们具有高尚的品德，超强的能力——不论文章技巧还是个人修养，不论战略高手还是天才战将，这样的人在湘军中绝不少——但说到筹饷能力，微斯三人，吾孰与归！他们成为湘军大佬，最重要的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卓越的筹饷能力。

　　八卦湘军

　　讲座名为“湘军传奇”。“传”，就是转述。“奇”，与“常”相对而言，不平常的事情就是奇，不是说非要怪力乱神才是奇。湘军生活的时代跟现在不一样，那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跟现在都不一样，对于今天的人来说，他们的绝大多数事情，都可以说是奇事。转述湘军的奇事，即是湘军传奇。

　　下面将以军事进程的开展为叙述线索，以主要人物为叙述焦点。湘军转战南北，前后期的领袖有什么风格上的差异?譬如，前期领袖是胡林翼，直到攻克安庆，他逝世了，湘军领袖才变成曾国藩，这两个人有什么异同?他们的独特风格对湘军的影响又如何?同时，会澄清一些流言，即辟谣。譬如，有一些八卦话题：曾国藩会不会称帝?想不想称帝?能不能称帝?胡林翼是不是得了花柳病，甚至因为这个病没有子嗣?等等，都会通过事实，通过合情合理的逻辑推理，澄清这些谣言。还有一些重要事件，会详细加以证明，将真相揭示出来。如，胡林翼早年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在家乡、在江南、在北京、在贵州，表现出什么样的风貌?左宗棠在湖南惹上的杀身之祸，内幕如何，局外援救又如何?那句名言“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其背景又是怎样?湘军在朝廷的奥援是什么情形，朝中有哪些高官亲贵明里暗里帮助他们?湘军统帅与权势集团——譬如“肃党”——的关系，又是怎样?皆会在此书作一个揭示。

　　另有一些虽系个人逸事而能影响大局的，也会展开叙述。曾国藩在处理公事上表现出来的私德，一种是正面的，如对淮军是否应来助攻南京这个问题，他与曾国荃之间的交流，我们可以看出他性情之真挚，尤能看出他性情之正，家门之内的秘密通信，他也没说出格过头的话，难能可贵；有一种是负面的，如在幼天王是否逃出南京这个问题上，他与左宗棠的争辩，不客气地说就是耍无赖，由此又可看出他在操行方面不无值得商榷的地方。又如，曾国藩会不会看相，相术到底如何?传说他写了一本相书，真有其事吗?此事不妨先作提示，所谓曾国藩著《冰鉴》，实系伪书；然而，曾国藩会不会看相，会的话他怎么看相?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又如，《挺经》到底是不是一部书?据说有十八条秘诀，由曾国藩传给李鸿章，李鸿章再传给谁谁谁，一直传到今天。此事如何?其实，《挺经》也是一部伪书。但不是说没有“挺经”这个词，这个词确实是曾国藩首创的。李鸿章、郭嵩焘、彭玉麟、曾国荃等人在通信中经常提到这两个字。作为词的“挺经”，有；作为书的《挺经》，无。至于挺经具体有哪些内容，也会在书中提及。又如，湘军统帅的私生活，本书中也会有一些“解密”。

　　湘军各部出战，如果你有幸在现场，光看那些旗帜都能把你看晕。为什么?一会儿出现一面白旗，一会儿舞出一面红旗，一会儿又来了一面五色旗，而最夺目的则是一面黑膏旗——一面白旗上有三块黑色，就像三块膏药粘在上面。不但旗帜不一样，士兵的服装也有区别，请问，这是同一支军队吗?是，我们现在称他们为湘军。然而，服色已异，这些将领之间、军队之间的关系是不是也大有差异?当年，太平军编过一些临战口诀，有一条，叫做“出队莫逢王老虎”，意谓出队若碰到王老虎那就糟了。谁是王老虎?原来这是王錱的外号。太平军出战，还有一个禁忌，即出战若遇黑膏旗，必然倒霉。原来，黑膏旗是鲍超霆军的军旗，霆军太凶猛，太平军见着就怕。因此，左宗棠初出茅庐，到军中“学战”，有一次处于劣势，他就伪造了一面黑膏旗，吓退了太平军，成为军中趣谈。湘军虽说以湖南人为主，但在湘军将领中，从未败仗的只有一位，他却不是湖南人，而是四川人，此人就是鲍超。鲍超实在是湘军异数，值得大书特书。攻克南京，谁是第一位率军冲入南京的湘军将领?正史都说是邵阳人李臣典，其实，此事另有真相，应归功于一位来自贵州的将军。湘军能够成功，水师要占极大的功劳，那么，水师在长江上最险恶的一战，并以此扬名天下的是哪一战?如此种种，数不胜数，书中将择要为大家作介绍。

　　忍辱负重曾国藩

　　曾国藩创新军，就好比在创业、做公司。一个创业型的公司，是不需要太严格制度的，就像很多IT企业，追求管理“扁平化”。

　　刚出山这会的曾国藩，耳根软，心计粗，一遇煽动蛊惑，就犯了战术错误，全军覆没。人在愤怒羞愧交集的时候，就会失去理智，曾国藩也不例外。他失去理智，一跺脚，跳了湘江……

　　收复武昌之后，皇帝对曾国藩的印象有所好转，说话口气越来越平和，甚至可以说令人温暖。湘军水师在长江损失惨重，清文宗不责罚曾国藩，却严厉谴责江西的高级官员协助工作没做好。然而，皇帝的情谊是不能持久的……

　　三个湘乡人之一

　　曾国藩：低姿态创业

　　曾国藩练新军的时候，起初也不知道这个军队到底叫什么名字，光知道要练出一支勇军，为朝廷效力。他在咸丰三年(1853)正月，与罗泽南、王錱合作，开始练军。先是，皇帝下旨，让他帮同湖南巡抚去办团练，经费自筹。而曾国藩最终没办团练，而是练了一支新军，所需经费远比办团练要多。其时，曾国藩家中早已脱贫，但要他自己掏钱来练军，绝对负担不起。他想到的最好的方法，是募捐。练军是为了保卫家乡，保卫同胞，而乡里乡亲因此出点钱，名正言顺，因此，他开始募捐。

　　咸丰二年，国藩回到湖南。其时，湖南风气甚为讲究官与民的界限。咱是做官的，当然要高高在上，不能随便答理一般民众；尔等草民，没什么事最好不要来骚扰咱家。官民之间有一道鸿沟。而当时的绅士，权力还不像后来那么大，民意、舆论也不如后来那么有影响，于是，官场把持很多事情，几乎不与民间做什么沟通。国藩来了，他的风格却不一样——当然，这与他要做的事情有关，募捐本就是针对民间，官家可拿不出这许多钱——他希望不论官界、民界、学界、商界，都能支持他。

　　他放下身段，频繁与人通信，寻求帮助。通信对象，各界都有。是官，他要通信，是学者，他也找，平头老百姓，写信给他，他也会回。而在信中，他都采用平等礼节，不摆架子。他当时已是二品官，年纪也不小了，然而与平民通信，上款也用“某某尊兄”。王闿运专门问他，为什么用尊兄这个称呼。国藩说，这是《三国志》里面的典故，法正称呼别人，即用这两字；法正这么礼贤下士，平易近人，就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支持；今天，我要请乡亲帮忙，所以，学习法正，称人为尊兄。平易近人，这是国藩在湖南创军时期的第一个特点。

　　第二，什么样的人他都接见，都可以跟他面谈，不讲究官场那套虚文。他的办公室设在长沙又一村附近，人来人往，十分热闹。

　　第三，写布告，或是劝捐，或是募兵，或是劝人不要通匪，他都会在布告上留下自己的姓名。这在传统中国，又是很尊敬人的做法。大家看古代布告，会发现通常的署名，前面是官衔，最后一个字则是那个人的姓。国藩当时是礼部左侍郎，署名就该是“礼部左堂曾”。但国藩不这样写，而是写成“礼部左侍郎曾国藩”。怎么这样就表示了尊敬呢?在传统中国，只有皇帝、父母、师长可以对人直接称名，除此之外，都应用字、号来称呼人。如曾国藩，朋友会用他的字“涤生”称呼他，尊敬一点，则称他“涤公”，年辈小一些，则称他为“涤丈”，关系疏远一点，则连“涤”字都要少用，而应使用“大人”这类称呼。如今国藩这么一个有地位有身份的人，贴告示时把自己的姓名全写在上面，并不避讳，这就是尊敬士民的表现。

廖耀湘悲情回忆中国远征军女兵闯出野人山[转帖]

廖耀湘师长的8个女兵，就这样无声地葬身在这野人山的苍山莽林之间……

　　1942年1月，英国请求中国方面派遣远征军赴缅甸协同英军对日作战。为保卫滇缅公路，中国方面同意英方请求，由杜聿明、廖耀湘、戴安澜等率领中国远征军赴缅甸协同英军对日作战。

　　部队中有一部分女兵，她们告别自己温馨的家庭，告别热恋中的恋人，和廖耀湘等一起到缅甸抗日，几经奋战，遭到惨重失败，后被逼转入野人山。在野人山，她们历尽磨难，吃尽苦头，最后大部分英勇牺牲在野人山，为抗日战争谱写了一曲悲壮的战歌。

　　廖耀湘是湖南邵阳人，是笔者的老乡，又是笔者父亲、一位老新闻工作者的挚友。因而，我得以和家父一起亲自采访廖耀湘，聆听廖耀湘悲情回忆在中国远征军中广为流传的、惊心动魄的关于女兵的故事——

　　我率领部队越往野人山深处走，情况越复杂，特别是我和杜聿明招来的那些女兵，在这次野人山“死亡大行军”中，其境遇更加悲惨。

　　黑夜来了，这是我最为紧张的时候，因为，这时是野人山中的男野人袭击远征军女兵最为频繁的时候。我下令男兵去保护女兵。然而，女兵宿营并不都住在一起，总有几个掉队单独行动的。

　　一天晚上，我刚布置完几个男兵去保护宿营在附近芭蕉棚里的女兵，正想躺下来休息一会，一个勤务兵匆忙走进来报告道：“一个女兵上吊自杀了！”

　　“啊！”我一翻身从“床”上站了起来，“在哪儿？”

　　“就在前面！”勤务兵指着前面一棵大树。

　　我冲出窝棚，向大树跑去。大树下站着几个啜泪的女兵，几个男兵正把吊在树上的女兵解下来。

　　“怎么回事？”我急切地问身旁一个正在哭泣的女兵。女兵好不容易才止住哭泣，向我哭诉道：

　　“黑夜来了，黑夜对我们女兵来说是最为恐怖的时候。我们几个女兵来到一棵大芭蕉树下，匆匆用芭蕉叶搭了一个简陋的窝棚，搭好后马上便钻了进去。走了一天，又饿又累，我们紧紧靠在一起，一下就睡着了。不一会儿，我们被近处不断发出的‘沙沙’声弄醒了，一听就知道，是这两天一直跟随我们的怪物又来骚扰我们了。我们被这十分可怕的‘沙沙’声弄得半点睡意也没有了，大家不约而同地掏出手枪，拿起步枪，将子弹推上膛，在窝棚里严阵以待。

　　忽然，两个高大的黑影从窝棚前一闪而过，我们一起朝黑影开了火，但没有击中。

　　这是两个男野人，他们已经悄悄紧跟我们3天3夜了。

　　我们的枪声到底把男野人吓走了，我们松了一口气，准备立即生起一堆火，以吓住野人，使他们不敢靠近我们。因为我们听说野人最怕火。

　　附近全是芭蕉树，没有柴火。

　　一个女兵自告奋勇说：‘我去弄柴火，你们在后面掩护我。一有动静，你们就开枪！’

　　她提着上膛的枪走出了窝棚，前面是一片密密的灌木。她搜索着向前走，走着，走着，一直到她的身影消失在漆黑的夜幕里……我们在窝棚里等着，等着，怎么也没有见她回来。后来，我们终于醒悟过来，她一定是被跟踪我们几天几夜的那两个男野人掠走了。

　　我们一起冲出窝棚，朝前面密密的灌木丛扫射着，一直将我们的子弹全部打光，可得到的，只是子弹空空的回声。我们四处去搜寻。天亮了，我们终于找到了我们这位忠实的同伴，她用一根枯藤，把自己吊死在一棵树上。她赤身裸体，下身流出很多血，两条瘦瘦的腿被血染红了，血已经干涸，凝在腿上。她全身上下到处都是深深的齿印，在乳房上更多，乳头已被咬去，只留下凝着黑血的创口……”

　　出了这次事件以后，我把全师能够召集到的女兵，尽可能集中起来，跟着师部前进。

　　新二十二师是中国远征军所有部队中女兵最多的部队，因而，女兵就牵扯着我这个当师长的更多的精力。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得任命一个政治部管“战地小报”的政治队员，专门分管女兵的事。他叫李志明，由于我的任命，官兵们送了他两个绰号：“女兵队长”和“妇联主任”。

　　李志明作为“女兵队长”和“妇联主任”，是十分负责的。他尽可能跟着女兵一起行军，一起吃饭，宿营时在女兵窝棚旁搭个小窝棚，守护着女兵过夜。

　　李志明有三个特点：一、身强力壮，五大三粗，是军官中身体最结实的一个，而且，有着一副难得的关心他人的热心肠。因而，女兵们自然把这个牛高马大的异性“队长”当成自己的“保护神”，她们也戏称李志明为“女兵队长”、“妇联主任”，李志明也一概当仁不让乐呵呵地答应；二、李志明说他一生最崇拜的就是我这位师长老乡，他之所以参军到新二十二师，就是因为师长是我。他常跟新二十二师的官兵说：“我们湖南邵阳出了两个著名的将领，一个是护国元勋蔡锷，一个就是我们师长廖耀湘。”因而，他对我吩咐的一切，言听计从，特别是这次“任命”他担任“女兵队长”，他更感光荣，认为这是我对他的一种特殊的信任；三、李志明写得一手好文章，参军以来，他就常在地方报纸上发表一些通讯和散文，因而在当地小有名气，以致我到家乡招兵时，一听提到李志明的名字时就说：“我们邵阳的大作家呀！”

　　所以，一到新二十二师，我就将他分到师政治部当政治队员，专管师部的宣传小报，凡新二十二师的对外报道，都出自他的小报。他的文章多次在军部和全国得奖，因而我常说：“这是我们新二十二师不可多得的‘笔杆子’！”

　　这次，我“任命”他担任“女兵队长”，还悄悄交给了他一个任务：“你去当女兵队长，一方面，可以代替我去管理和帮助女兵，及时将有关情况向我报告，以求得及时解决；另一方面，你是作家，还可以为你的创作搜集素材。将来，我们从野人山闯了出去，你就可以以我们中国远征女兵在野人山悲壮的征程，写出一部最出色的纪实小说。”

　　“是！”李志明向我行了一个军礼：“我一定完成师座交给的这一光荣任务，将来把这一部纪实小说写好，将它奉献给师座！”

　　“不！”我摆了摆手：“你现在就要打草稿，打腹稿，而且要陆续整理成正式的文字，做为下级的正规报告，定期上交给我，以便我及时了解女兵的情况。”

　　“是！”

　　从此，李志明宿营的窝棚里，行军的防风灯常常亮到深夜，风雨无阻，雷打不动。所以，女兵又送了他一个生动的绰号：“里常亮”，意思是他窝棚里的灯常常亮着。

　　一天，行军途中又惨死一个女兵，我心情十分沉重，来到亮着防风灯的李志明的窝棚，拿起桌上李志明的笔记本，笔记本封面上草草地写着《中国远征军女兵野人山悲壮的历程》。我坐下来，捧着这本草稿，在灯下仔细阅读起来：

　　《廖耀湘的八个女兵》

　　前面是一条河，很明显，这是缅甸雨季来临之前，由于山洪暴发而由林中峡谷形成的，因而，河中泛着黄色的浊浪。几个女兵呆呆地立在河边的灌木丛中，望着浑浊的河水急速地向前流去。

　　她们不知河的深浅，不敢下水。我远远就望见了她们。今天下午，廖耀湘师长交待我，要我当“女兵队长”，因而，无形中就对女兵多了一层关注。我走近看她们胸前挂着的已被沿途荆棘划破的符号，原来这些女兵大部分竟都是我们新二十二师的。这就更增加了我对她们应负的责任感。她们看见我来了，竟像获得了什么救星，急促地向我拥来。

　　“啊！李干事，您可来啦！可把我们急坏了！”政治部演出队只有十五六岁的李丹拉着我的衣角，差点跳了起来。

　　“是呀！大李——”被廖耀湘师长称为“女作家”的师报编辑王冬君和我比较熟悉，一直叫我“大李”。“有了你，我们就放心啦！”

　　我笑了：“可过河得靠你们自己的双腿呀！”

　　“唉！这男女平等呀，什么时候也做不到。”师医疗队护士邱清莲说：“女人在生理上和男人就是有差别嘛！”邱清莲到底是学医的。

　　女兵们七嘴八舌，还要说些什么，我摆了摆手，说：“天快黑了，天黑以前，一定要渡过河去，要不，我们就赶不上大部队了，你们在这待着，不要动！我去去就来！”

　　我像一个军官，向女兵们下着“命令”，女兵们果真静了下来。

　　我走进竹林，用工兵赠给我的2尺多长的用以开路的大砍刀，“咔嚓”一下砍倒一根大竹子，将竹枝削掉，扛着竹竿向女兵们走去。

　　“是这样，”我扛着竹竿，再次向女兵们下着“命令”：“我横举着竹竿，站在河心，将竹竿伸向你们，你们一个一个摸着这竹竿过来，平时说：‘摸着石头过河’，我们这叫‘摸着竹竿过河’。”我说了一句笑话，想使女兵紧张的心情放松一些，岂知平时爱笑的女兵此时竟没有一个笑出声来。

　　她们神情紧张地站在浊浪滔滔的河边。

　　“怎么，害怕啦？”我问，没有人吱声。

　　“小李丹，”我点名了，“你平时给士兵说快板时怎么说来着？”

　　李丹垂下了头。

　　我敲着肩上的竹竿，学着李丹说起快板来：

　　“士兵们，请听清，

　　我们都是廖耀湘的兵！

　　一二一，急行军！

　　过大江，爬山岭！

　　滔滔江水脚下踩！

　　莽莽山林当小坪……

　　怎么，真的看到大江就怕起来了？”

　　“谁怕来着？”李丹猛一抬头，第一个从士兵堆里站了出来。

　　“好！”我鼓励着，“排好队！”

　　女兵顺从地排好队。

　　“报数！”我喊着口令。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整整8个女兵，高矮不齐、神色各异。

　　“你们都是新二十二师的吗？”我站在女兵列队前，扫视了一下这8个女兵问。

　　“是！”这支临时组织起来的“队伍”，竟然回答得很整齐。

　　“你叫什么名字？”我对排在第一位的女兵问。我必须记住她们的名字，以便掉队时便于呼叫和寻找。因而，我对这几个不熟悉的女兵逐个问去。

　　“李世湘”一个女兵立正回答。

　　李世湘长得单单瘦瘦，微喘着气，显得十分虚弱。她带着一副深度眼镜，仍然像一个学生。

　　“干什么的？”

　　“新二十二师师部的缅语翻译。”女兵回答道。

　　“嗬！人才难得！”我打量一下她，“怎么没跟师部廖师长一起走？”

　　“掉队了。”她有点不好意思地扶了一下眼镜，轻微地喘着气。

　　“哪里人？”

　　“长沙人。"

　　“半个老乡。”

　　“你呢？”我对另一个个子较高的女兵问。

　　“师医疗队的护士长。”女兵立正回答道。

　　“叫什么名字？”

　　“赵庆香。”

　　“哪里人？”

　　“湖南邵阳人。”

　　“那是我们廖师长的正宗老乡了。”我笑了笑说：“我也是邵阳人。我们可不要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

　　赵庆香浅浅一笑，说：“我在邵阳参军时廖师长就对我们说，我们‘宝庆佬’——邵阳人可没有掉泪的习惯。”说完，她微微昂了一下头。

　　剩下的几个女兵，看我这样随和，便主动自报了家门：

　　“我叫张志芳，师报译电员，湘乡人。”

　　“我叫朱清莲，师医疗队护士，湘潭人。”

　　“我叫何亚菲，师政治部宣传员，衡阳人。”

　　“嗬！”我笑了，“都是湖南人，真是无湘不成军呀！”

　　我望着眼前这一排穿着破破烂烂的军衣、饿得皮包骨、头发长短不一的女兵，哈哈一笑：“这可真是名副其实了！”

　　“好！”我一声令下，“女兵们，现在，我命令你们跟着我过河。注意河水太急，很可能有人被河水卷走，谁要是万一被河水卷走，任何人千万不能去救，一去救，就会两人一起被洪水冲走。我是在资江河边长大的，对这激流太了解了。记住：这是纪律，也是命令，听见没有？”

　　“是！”女兵不整齐地回答道，声音有高有低。

　　我扛着竹竿，奋力向河心游去。凶猛的河水，已没过我的胸膛，一个个激浪向我袭来。不过，我有从小练就的水性，恶浪奈何我不得。

　　游到河心，我迎着激浪拼力站立下来，将手中的竹竿伸向岸边，命令道：“下水！”

　　邵阳籍的高个子护士赵庆香首先下水，她拉着我伸过去的竹竿，一步步略显胆怯地向我靠来，正要靠近我，上游一个激浪打来，将她打了个趔趄，但倒底也是资江边长大的，身子剧烈地晃了两晃，挺住了！她立刻伸手抓住竹竿，顶着激流慢慢一步一步向对岸移去……终于移到了对岸的浅滩，她成功了！我长长吁了一口气。

　　第二个、第三个，过去了。到第四个湘潭籍的护士朱清莲时，我体力有些不支，手打了一下晃，朱清莲抓着竹竿的手被甩开了，突然一个急浪打来，她“唰”的一下被急浪冲走，再也没有回来。

　　接着，我喘着气，奋力引渡过第五个女兵、第六个女兵。最后，第七个女兵何亚菲和第八个女兵邱清莲，看到前面的几个女兵都引渡过去了，有些着急，便两人一起扶着竹竿吃力地一步一步向我走来，两个女兵在怒涛中着力不一，竹竿在汹涌的波涛中一晃一摇，我竭尽全力，双手紧攥着竹竿，体力几乎耗尽。突然一个巨浪打来，我们三人一起倒在滔滔的江里，我凭着熟练的水性，在激流中喘着气勉强游到对岸，何亚菲和邱清莲却永远留在了滔滔的江里……

　　渡过去的5个女兵立在河边，望着滔滔地江水，久久不愿离去。

　　“走！”我咬咬牙，命令道：“大部队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宿营了，我挥着砍刀，砍下一些芭蕉叶，给她们搭起了一个大一点的窝棚，还在她们旁边搭起了一个小一点的窝棚，给我自己住。

　　因为过河，她们的衣服都湿透了。

　　“将衣服烤一烤吧！这样穿着湿衣睡，会闹病的。”我建议道。

　　女兵们同意了我的建议，分别去找柴火。

　　不一会儿，一堆大火在窝棚边升起。因为我在场，她们不便脱衣，便围坐在火堆旁，烤着身上湿透的衣服。火光照映着她们由于长久饥饿而没有一点血色的脸和冻成灰绿色的双手。

　　女兵们默默地在烤着，没有一点声音。

　　渐渐地，大概是由于篝火的熏烤吧，她们脸上慢慢有了一点病态的血色，因而，情绪也略为好了一点。这样下去是不行的，饿不死人，但一个人的情绪却可以窒息死人。我想起了廖耀湘师长常给我讲的：“军可夺帅，但不可夺志。”

　　于是，我有意找了个话题，与她们聊了起来。

　　“王冬君，”我对“女作家”说，“打完日本以后，你打算干什么?”

　　“我吗？”王冬君从沉默中醒悟过来：“上大学，读中文系，当一名新闻记者，有可能的话争取当一名作家。”

　　提起上大学，小李丹兴趣来了，她连忙“揭露”着王冬君的“秘密”：“打倒日本鬼子以后，她还想跟我们廖师长一样，到法国留洋呢！说什么到法国学文学最好了，那儿出过什么雨果，出过什么巴扎尔克……”

　　“巴尔扎克！”我纠正道。

　　“巴扎尔克也好，巴尔扎克也好，”小李丹一点也不因为自己说错了名字而不好意思，“反正是出了很多作家吧！所以，她要去法国学文学。”

　　“是又怎么样，小妮子！”王冬君十分大方，“告诉你吧，大李，”她面对着我，把声音放低了：“到法国去学文学，还是廖师长向我建议的呢！”

　　“啊！”我确实有点惊异。

　　“有一次，廖师长无意中看到我在昆仑关会战后在师部小报上写的一首不像样的小诗，将我找了去，对这首小诗赞赏不已。说我的文学功底不浅啊！将来要送我到法国学文学，接着他用法文背了一首雨果的诗，然后亲自翻译成中文，朗诵给我听，真美！我从来没有听到过那么优美的诗。从那以后，我就真想等打走日本鬼子以后到法国去学文学。”

　　“只要努力，我想你一定能去成的。”我鼓励着。

　　“我早跟冬君姐约好了，”小李丹自告奋勇地说起来，“打垮日本鬼子以后呀！我跟她一起去法国。”

　　“你去法国干什么呀？”我故做惊讶地问。

　　“到巴黎去学芭蕾舞呀！”小李丹头儿一歪，十分认真地说，“你不知道，李上尉，芭蕾舞是巴黎发明的呀！”

　　“芭蕾舞产生于意大利。”我再次纠正道。

　　“这您就错啦，李上尉，芭蕾、巴黎，”她手儿一挥，“正因为芭蕾舞产生于巴黎，所以才叫芭蕾，而不叫意大利蕾，对吗？”

　　我“扑哧”一笑，她头一昂：“反正不管芭蕾舞诞生在哪儿吧！打倒日本鬼子以后，冬君姐到法国学文学，我就一定要跟她到巴黎去学芭蕾舞！”

　　“好，有意思！”我点点头，“你呢？我们的缅语翻译小姐？”我对满脸病容、带着深度眼镜的李世湘说。

　　“我嘛，”李世湘习惯性地扶了扶眼镜，“还来缅甸当翻译，或者说，到北平大学东方语言系学习一个时期以后再来缅甸当翻译。虽然缅甸人目前暂时还对我们有一些误解，但我想，他们一旦了解事情真相以后，一定会支持和拥护我们的，我很喜欢缅甸的山山水水。”

　　“我呀！”高个子的护士长赵庆香昂昂头，插上嘴来，“打垮日本鬼子以后，可再也不到缅甸这个鬼地方来了，我要廖师长送我到湘雅医学院学医。听说他跟医学院院长很熟呢，保证一说就成。要我考可考不上，我还只上过初中呢！学好了医，我要当个好外科医士，再到部队来，为士兵们治病，部队太需要好的外科医生了！”

　　一直在一旁默默不语的文静的译电员张志芳，也被大家的谈话鼓起了热情，大概是因为经常译电报，将眼睛弄近视了，她带着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她向后撩了一下辫子，轻言细语慢慢地说：“打垮日本鬼子以后，我就在当地邮电局当个报务员，再也不到部队来了，因为我妈妈只有我一个女儿，需要我照顾。”

　　女兵们一边烤着湿湿的衣服，一边谈着自己的理想，随着这熊熊的火焰，女兵们的感情越来越炽热，轻声的充满憧憬的谈话越来越兴奋。她们忘了几十天米粒未沾的艰辛，她们忘了处处布满陷井和凶险的野人山，她们忘了随时可能遇到的不测，而在编织着自己美好和绚丽的理想。

　　人，是应当为理想而活着。

　　当天晚上宿营，女兵们美美睡了一觉，仿佛她们美好的理想，明天就能实现……

　　第二天，女兵们行起军来，步伐也有力多了，仿佛她们正在走向大学的课堂，或者在芭蕾舞练习大厅……有时，竟能听到女兵们久违的笑声。

　　作为“女兵队长”，我当然更加高兴，我带领着这群女兵，沿着小路向前行进着。

　　这几天，由于女兵们情绪较高，因而，行军速度也比较快。一路上，偶尔也能听到她们叽叽喳喳的谈话声。

　　一天晚上宿营，我照例在她们窝棚边搭了一个小窝棚。

　　女兵窝棚里传出了女兵们均匀的鼾声，这是我很久没有听到的了。

　　突然，女兵窝棚旁闪出一个黑影。我一惊，提起砍刀，吼道：“谁？”

　　“我。”一个30多岁的老兵在女兵的窝棚外停了下来，“李干事，你还没有睡呀？”

　　“嗯，”我上下打量了他一下，“你怎么还没有睡，明天清早就要行军呀！”

　　“我睡不着。”他嗫嚅着，“我已经跟着你们几天了。”

　　“啊？”我更为吃惊，你跟着我们干什么？

　　“李干事，你能送一个给我用用吗？”

　　“送什么？”

　　“你带的女兵呀！”

　　“啪！”我一砍刀背打去，“你这个王八蛋，你还是人吗？”

　　老兵用左手捂着被砍痛的右手，呜呜哭了起来：“不送就不送，你怎么打人啊？”

　　“好，”我举起砍刀，“我再送你一刀！”

　　老兵抱着头，窜进了黑森森的密林里。

　　我气得一晚都没有睡觉，唉！林子大了，真是什么鸟都有啊！

　　女兵们第二天起来，问昨天晚上窝棚外闹哄哄的，发生了什么事？我只苦笑了一下，说：“来了一头野猪，我将它赶跑了！”

　　女兵们埋怨开了：“唉！把我们叫起来，一块将这头野猪逮着，我们这一个星期都不用吃草根、刨树皮啦！”

　　我望着这群衣服褴褛、饥不择食的女兵，能说什么呢？

　　我挥着砍刀，向前迈进，女兵们紧紧跟在我后面。

　　忽然，我发现前方老远老远的地方，一颗大树上挂着满树鲜红的野果，我忙向这群饥饿的女兵呼喊着：“快向前跑呀，你们看前面树上挂的是什么？”

　　饥饿已极的女兵，看着前面树上挂着这么多鲜红的野果，喘着气，不要命地向前跑着，跑到树下，每个人都摘了满怀的野果。吃饱以后分野果储备时，这才发现，身体十分虚弱的缅语翻译李世湘不见了。

　　“李世湘呢？”小李丹惊叫起来。

　　我立刻意识到事态的严重，马上领着她们往回找。

　　找了很远，终于找着了：脸色惨白的李世湘倒在一棵大树下的乱草中，她的脸已被巨蚊吃去一半，身上爬满了蚂蟥。

　　她再也起不来了，再也不能到缅甸当缅语翻译了！小李丹扶着这棵大树，放声痛哭！

　　我用尽最大地力气，在小李丹扶着的大树下挖了一个坑将李世湘埋了进去，然后砍了一棵树，做了一块牌，上面写着：“中国女兵李世湘，遵照她的遗愿，永远留在了缅甸。”我们在她简朴的墓前，放了刚刚采来的一堆鲜红的野果，深深地三鞠躬，然后转身重新踏上征途。

　　李世湘的牺牲，给我们这个小集体带来一种十分灰暗的影响。每个人嘴上不说，但心里都在想：我能不能走出野人山？我会不会像李世湘一样，带着自己美好的理想留在这荒蛮的野人山？

　　“李干事”在默默的行军中，大个子护士赵庆香说话了，“我看我们是不是分成两个组，这样更便于照顾，掉队了也容易发现。不过，这两组要紧紧跟在一起。”

　　“这个主意很好。”我说，“我和赵庆香、王冬君一组，在前面开路。张志芳、小李丹一组殿后，距离不要拉得太远，上路！”

　　我们分成两个组，艰难地向前走着，路上不断出现东倒西歪的尸体，说明我们的路没有走错。

　　突然，我身后响起了一个十分奇怪的喊声：“哎哟，我的眼镜掉了！”是译电员张志芳的声音。我马上停止砍树，向后面跑去，只见张志芳由于掉了眼镜，在四周到处乱摸着，小李丹则在帮着四处寻找，我也加入帮助寻找的队伍。

　　“啊！找着了！”小李丹指着一堆草丛，眼镜在草丛中闪着幽暗的光泽。小李丹飞快向草丛跑去。

　　“哗！”一声闷响，小李丹一下就不见了。

　　原来，草丛下是一个野人山特有的万丈深渊，任何人掉下去，都无法生还。小李丹，就这样没留下一句话，无声地留在了莽莽的野人山底。

　　张志芳失声痛哭，我去牵她赶前面的队伍，她甩开我的手，立在深渊边，不肯跟我走。

　　“小李丹！”她对着深渊呼喊着，回音在森林中回荡着，凄惋而悲切，一直传到很远，很远……

　　一直到她喊累了，我才使劲拖着她，向前面的队伍赶去。

　　我们这支队伍，现在只剩下4个人了。我说：“赵庆香，你体力稍微比她们强一些，你就牵着张志芳走吧！我跟王冬君在前面开路。”

　　我仍然努力挥着砍刀，走在最前面，可由于几天来只啃点树皮、吃点草根，手越来越没有劲了，有时举起砍刀，虚汗直流，只得又将砍刀放了下来。

　　王冬君要接过我的砍刀去砍树开路。

　　我苦笑了一下，说：“你能跟上我，就不错了！”

　　我们坐下来，在一堆灌木丛中喘息着。

　　忽然，我们听到远处灌木丛中传来微弱沉闷的呼救声。

　　我和王冬君立刻喘息着跑了过去。

　　赵庆香和张志芳一齐倒在地上，赵庆香已经不省人事，张志芳还能说话。

　　她躺在草地上，断断续续对我们说：“我们一起往前走，赵庆香大姐看到前面芭蕉树上有一串野芭蕉，便对我说，你丢了眼镜看不见，在这儿待着，我去前面将那串野芭蕉采来。我们已经两天什么也没进肚子了，饿得眼睛直冒金星。”

　　“庆香姐走后不久，便传来她一声惨痛的‘哎哟’声。我知道出事了。我摸索着向她身边爬去，好不容易才爬到她的身边。她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告诉我，她被毒蛇咬了。我记得小时候妈妈告诉我，被毒蛇咬了，用嘴将毒液吮出来，就有得救的可能。于是，我在她身上到处乱摸，终于在脚背上摸到了几颗毒牙的印子，我俯下身去吮吸，但看样子，庆香姐越来越不行了……”张志芳说话声越来越弱，最后终于说不出话来，由于吮吸，她已中毒。

　　我赶忙要王冬君去找水来给张志芳喝，我马上俯下身去，对着赵庆香的伤口吮吸起来。还没吸几口，我的舌头便发麻，最后，我也不省人事。待我醒过来，只见王冬君在我身边“嘤嘤”地哭泣着，我起身一看，赵庆香和张志芳已经满身发紫，死在我的身边。

　　看见我醒过来，王冬君放声痛哭起来。

西路军失败真相与领袖陈昌浩政治浮沉 [转帖]

　　从神奇到腐朽再到不朽的陈昌浩

　　陈云：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毛主席过草地以前就决定的。当时，共产国际也愿意援助，二百门炮都准备好了，我亲眼看见的。西路军的行动不是执行张国焘的路线。西路军的失败也不是因为张国焘路线，而主要是对当地民族情绪、对马家军估计不足。

　　陈昌浩

　　在大型史诗性巨片《长征》中，有毛泽东为粉碎张国焘分裂阴谋而斥退陈昌浩所派追兵的一场戏。看到这里，有心的观众或许会问：“陈昌浩是谁，”

　　陈昌浩是谁?此人来头甚大，他曾领导过我党、我军一大批叱吒风云的人物，如徐向前、李先念、徐海东、许世友、陈锡联、洪学智、秦基伟、张震、刘华清等。昔日，他们中有的人仅仅只是陈昌浩麾下的连长、排长而已。终其一生，诚如一位研究者所言，陈昌浩是“由神奇而腐朽、由腐朽而不朽。”

　　一、善战的骁将与极“左”的“肃反”

　　陈昌浩，曾用名苍木，1906年8月出生于武汉市汉阳县永安堡戴家庄(今武汉市蔡甸区)，早年入武昌大学学习过，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5月任共青团湖北省委宣传部干事。

　　大革命失败后，陈昌浩在武汉地区坚持过一段时间的地下斗争。1927年9月，经党组织选派，他离别已怀胎数月的妻子刘秀贞和长子陈柏生(陈祖泽)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动身前，陈昌浩为妻子腹中的孩子取名“洋生”(陈祖涛)，意为“父亲留洋之际出生”。到苏联后不久，陈昌浩便成为中共预备党员，与张闻天、秦邦宪等人同为中共在苏联的“二十八宿”之一。1930年10月，陈昌浩回到上海，12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曾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常委、团中央委员等职。

　　1931年4月，受中共中央派遣，由周恩来亲自委托顾顺章安排，陈昌浩跟随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国焘化装成商人，从上海杨树浦码头乘船前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兼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共青团鄂豫皖中央分局(少共特委)书记。6月下旬，在河南新集召开的鄂豫皖苏区党员代表大会上，陈昌浩当选为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9月中旬，陈昌浩又被任命为红4军政委。

　　同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成立，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在“党指挥枪”的原则下，陈昌浩成为这支劲旅的直接指挥者，时年仅25岁。

　　虽然贵为一军统帅，陈昌浩常常亲历战阵，在黄安(今红安)之战中更是勇冠全军。12月22日上午，陈昌浩乘坐着我军第一架飞机“列宁号”(1930年2月，四川军阀刘湘的座机因燃料耗尽迫降在鄂豫皖苏区宜化店境内，为我所获，苏区军民命名为“列宁号”，是为我军第一架飞机)向黄安城内敌师部投下捆绑的迫击炮弹和大量宣传品，炸得敌人魂飞魄散，从心理上摧垮了敌人的防线，使红军很快就攻占了黄安城。之后，他又参与指挥了商潢、苏家埠、潢光等著名战役。

　　1932年10月，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被迫率红四方面军进军秦岭、大巴山区。在连克川东北数座重镇后，他们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从此时起至1935年3月，陈昌浩直接指挥的红四方面军稳步地把川陕革命根据地创建成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苏区。

　　1933年6月，在成功地粉碎了四川军阀田颂尧部的“三路围攻”后，红四方面军在旺苍木门召开军事会议，将原有的4个师扩编为4个军，确定最高军事领导机关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张国焘任主席，陈昌浩、徐向前任副主席，红四方面军名将曾中生任参谋长。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设方面军总指挥部、总政委、总政治部，徐向前为总指挥，王树声为副总指挥，陈昌浩任总政委兼总政治部主任。此时，陈昌浩麾下的红四方面军已有5万之众。之后，他又参与指挥了反四川军阀刘湘部“六路围攻”作战及嘉陵江战役等重大战事。

　　但是，在陈昌浩的革命人生日益辉煌的同时，他的负面历史也已经开始，据徐向前元帅回忆：“在陈昌浩接任红四军政委后，即开始在部队中‘肃反’……陈昌浩抓起来的那些红军干部，都是跟我们一起打游击走过来的，作战勇敢，平时没有什么异常表现，一夜之间就成了‘改组派’、‘AB团’，使人不可理解。”在屡立战功的同时，他亲自批准捕杀了红四方面军名将许继慎、周维炯等人。1933年9月，他又批准逮捕了红四方面军名将曾中生。曾后被杀害。

　　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陈昌浩被增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并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同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瞎指挥，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要是红一方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长征。1935年5月，由于敌情所迫，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也被迫率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进行长征。

　　二、长征路上的功过是非

　　在长征中，陈昌浩的功过是非一言难尽。

　　1935年6月16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要求其“北上”：“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战略方针是占领陕甘川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次日，张复电中央：应集中兵力西进，占领青海、新疆，如有困难就暂时“南下”。这样，中央和张国焘在“北上”还是“南下”、“适当时期”“西进”还是“应集中兵力西进”问题上产生分歧。

　　6月下旬，红一、四方面军在夹金山北麓的达维桥胜利会师。不久，为解决统一指挥问题，中央军委增选张国焘为军委副主席，陈昌浩、徐向前为军委委员。可是，7月18日，在张国焘授意下，陈昌浩却致电中央，建议让张国焘担任军委主席，朱德改任前敌总指挥，大有“逼宫”之势。为维护两军团结，稳住张国焘，中央军委任命张为红军总政委。同时，军委决定成立前敌总指挥部，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并为陈、徐二人颁发了金质红星奖章。

　　8月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沙窝会议，增选陈昌浩、徐向前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命陈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会后，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组编为左、右路军：左路军由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率领；右路军由陈昌浩、徐向前率领，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等随右路军行动。8月20日，在左路军开拔后，中共中央在右路军驻地毛儿盖召开了会议，史称“毛儿盖会议”。据徐向前回忆，陈昌浩在会上表现是积极的：

　　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会议首先由毛泽东发言。……陈昌浩的态度很坚决，主张快速北进，集结最大兵力，向东突击，以实现中央既定方针。毛泽东很高兴，还特地表扬了陈昌浩的发言。会议最后决定，以毛泽东的发言为基本内容，形成《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

　　8月底，右路军顺利通过草地，并以陈昌浩节制的红四方面军为主胜利地进行了包座战役，为左路军北上奠定了基础。

　　但是，张国焘却无意北上，多方找借口要求右路军南下川藏边。据记载：1935年9月9日，张国焘更密电陈昌浩，指示其劝毛泽东等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由于叶剑英知道后及时密告中央，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得以脱身，这就是党史上著名的“密电事件”。

　　50多年后——1986年9月，徐向前在《红四方面军的英勇长征》一文中还对“密电事件”及其前后情况记忆犹新：

　　张国焘顽固坚持南下方针，拒不执行党中央的北进指示，九月八日电令我和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我们夹在中间，十分为难。陈昌浩和我商量，决定由他带上电报，如实向党中央汇报。当晚，中央领导同志召集我们在周恩来住地开会，针对张国焘的南下电令，以(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祥七人的名义，电告张国焘，陈说南下之弊与北进之利，着其执行北进方针。张国焘九日复电，仍坚持南下。陈昌浩这时改变了态度，同意执行张国焘的南下命令，我不愿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也同意南下。

　　十日凌晨，党中央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前面有的干部不明真象，打电话来问：中央红军单独走了，还设警戒哨，我们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过后，我们根据张国焘的命令，率四军、三十军及红军大学部分人员再次越草地，开始了南下的进军。

　　根据徐向前回忆来看，陈昌浩在“南下”、“北进”问题上本来是服从中央的，后来虽然“改变了态度”，但也没有根据张的命令武力阻截毛泽东等人，因而不能随意地给他加上“张国焘之流”的帽子。在徐帅回忆中，他使用了“张国焘九日复电”而不是“张国焘九日密电”的表述，似乎他认为不存在所谓“密电”。

　　9月15日，张国焘发布《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率左路军再次过草地南下。10月5日，张公开在四川卓木碉另立“中央”，妄贬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为“中共中央北方局”。这时，陈昌浩认同了张另立“中央”的反党行为，率右路军南下并接受了张的任职。由于路线、方针的根本性错误，红四方面军的“大举南进”很快失败，总兵力由8万锐减到4万。

　　1936年初，红四方面军被迫撤至四川甘孜地区，在这里陈昌浩和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张琴秋结为伉俪。不久，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共组中共中央西北局，陈昌浩当选为委员。在贺龙、任弼时、朱德、刘伯承深入细致的工作下，经历南下失败沉痛教训的陈昌浩改变了对张国焘的态度，决心压张国焘再次北上。6月6日，在共产国际代表张浩的努力下，加上陈昌浩等老部下的“倒戈”、“哗变”(张国焘语)，张国焘不得不取消伪“中央”。7月初，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8月到达甘肃南部。

　　8月12日，为实现西北大联合，打通与苏联交通后出兵绥远抗日，中央制定了宁夏战役计划，其要点是：一、当年10月或11月，3个方面军在甘肃北部会师，完成进攻宁夏准备；二、12月，以一个方面军拱卫陕甘宁根据地，另两个方面军和东北军合作，乘冰期西渡黄河，占领宁夏以打通与苏联的陆上交通；三、占领宁夏后，红军与东北军合组抗日联军，出兵绥远抗日。在这个宁夏战役计划中，红四方面军的任务是夺取岷县，进攻陇西等地，支援东北军占据兰州，控制河西走廊。随后，中央致电王明，将上述方案报请共产国际批准。9月，共产国际复电同意。

　　但是，已经北上的张国焘仍然心绪不宁，“南进”不成又重提“集中兵力西进”，建议占领青海、新疆。于是，9月16至1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岷县召开会议，陈昌浩和朱德坚决反对张国焘不利于三军会师的“西进”意见，主张立即北上甘肃静宁、会宁地区，会合红一方面军联合作战，并制定了《静会战役纲领》。最后，张的意见被否决。会后他对徐向前等人大发牢骚：“我这个主席干不了啦，让昌浩干吧!……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19日，针对张国焘的“西进”苗头，中央又致电强调：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论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上，在西北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

　　9月27日，经多方面争取，张国焘不得不和陈昌浩、朱德、徐向前等联名致电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及中央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表示尊重共产国际和中央指示，决不再改变。

　　三、兵困马乏的西路孤军

　　1936年10月22日，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西北，造成西北抗日大好局面，这使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如芒刺在背，于是调兵遣将急上西北，其战略意图是：一方面，调集30万大军和100架战机，对立足末稳的红军实施最后的“围剿”，将红军主力

　　歼灭于黄河以东的陕甘地区；另一方面，强令张学良、杨虎城执行其“灭共”计划，并在与红军作战中削**们的力量，实现其一箭双雕的险恶用心。

　　深知蒋介石险恶用心的中共无时不在防备，事事处处施以对策。这时，张学良将军又把蒋介石的有关作战部署通报给中共中央，建议红军尽快实施宁夏战役，控制黄河以西地域，接通与苏联的通道。

　　尚在10月11日，中共纵观敌我友三方形势，果断作出提前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其中，红四方面军的作战任务是：一、为阻击南敌进攻，在西(宁)兰(州)通道地区形成扇形运动防御，确保红军主力在预定地区展开；其二，迅速完成造船任务，以3个军西渡黄河攻宁夏。10月24日起，在陈昌浩、徐向前指挥下，红四方面军第30军、9军、5军共约2．2万名指战员奉中央军委命令，相继在甘肃省靖远县渡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执行打通国际路线的宁夏战役计划。

　　陈、徐所部强渡黄河后，在“打通国际路线”、“配合一方面军夺取宁夏”的口号鼓舞下，向盘踞甘肃中西部的马步青部、盘踞青海的马步芳部、盘踞宁夏的马鸿逵部(三部统称“马家军”)展开了进攻。不久，由于国民党重兵隔断了河东红军主力与河西红军的联系，宁夏战役被迫取消。之后，河西红军进入孤军奋战时期。

　　11月5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你们之河西纵队目前最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乘敌人尚不十分注意你们的时候站稳脚跟，……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8日，中央及军委又提出了《作战新计划》，其决心是：放弃夺取宁夏的原计划，将河东3个方面军的主力组成南路军和北路军，南防北攻，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争取与阎锡山、蒋介石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定；河西部队为西路军，其任务是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苏联)，时限为一年。11日，中央正式命令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由陈昌浩任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

　　对如此重大的变动，陈昌浩、徐向前当时是一无所知，特别是组成南路军和北路军的战略变动，事后也没有得到通报。11月13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蒋介石部队已将红军主力与红军渡河者从中隔断，渡河者现组织西路军，受徐向前、陈昌浩指挥，人数二万二千，今其已照国际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之方向前进，首先占领凉州地区，然后向肃州前进。请你们确实无误的准备从新疆接济物品，并以准备情形迅即电告我们。”15日，毛泽东、周恩来电示徐向前、陈昌浩：“(一)同意你们向凉州进。(二)新疆接济正准备中。”对于中央这一重大而突然的战略转变，陈、徐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在西进的大方向上，3个军交替挺进，迅速西插，打了一系列漂亮仗，沉重打击了马家军。

　　但是，4天后的11月19日，由于河东形势的需要，周恩来、林育英、朱德、张国焘又电示陈徐，要求西路军停止西进：“你们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根据地，……并可以一部在民勤活动，迷惑敌人，使敌疑我西路军有由民勤经定远营配合陕甘主力企图。”

　　对于中央的新指示，陈昌浩坚决服从：“马家军基本上已被我击溃，西路军在这里建立根据地不成问题，能够完成任务!”而徐向前则认为：“敌人有根据地，有补充、有兵员，能支待长期作战，而我们则相反。你这个结论根本站不住脚／”陈昌浩说徐向前是“右倾机会主义”，徐向前说陈昌浩头脑发热。陈昌浩找军政委员会其他成员谈话，试图对徐向前的“右倾”开展斗争，因多数人不同意才作罢。

　　11月21日20时、23日20时和24时，面对西路军日益兵困马乏的窘境，徐向前亲自起草电文，连续向中央反映实际情况，请求重新考虑西路军的行动方针。23日至28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战略全局出发，数次致电西路军领导人：“远方接济，三个月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12月6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又致电陈徐，予以宽慰：“远方可于二个半月后将货物送达安西(注：位于甘肃西部，靠近新疆)。”

　　四、西路军兵败祁连山

　　12月，陈昌浩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张国焘一起，成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其在党 内、军内的地位与影响更加突出。12月12日，“西安事变” 发生，军委主席团随即电示陈、徐：西路军目前应在现地 加紧休整，一面争取马家军抗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占 领安西。于是，陈、徐率部进行休整，并对马家军开展统 战工作。四五天后——12月18日，军委主席团又电示陈 徐：“你们的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 月份夺取甘、肃二州。”接电后，刚刚解甲的陈、徐立即动 员部队准备西进，准备打击马家军。

　　不久，张学良又向我党、我军提出要求：为巩固西安侧后方的安全，希望西路军派出一部分兵力东返，配合河东红军迎击胡宗南部。为此，中共中央征求西路军意见，能否以一部东进抵兰州附近，在东北军于学忠处补给弹药被服，然后东渡黄河作战。这时，西路军刚动员部队准备西进，现在又要东进，陈、徐为此又发生了争论。陈昌浩主张东进，徐向前从军事角度认为西进最为有利，会议将不同意见上报军委主席团，并暂停西进的动员准备工作。12月25日，在陈昌浩的坚持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经过一番争论后给军委复电：“目前时局的开展，西路军利于东进，我们当坚决执行此任务。”

　　就在西路军尚未东进之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军委主席团又急电陈、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依情况决定。”于是，西路军又由准备东进改为筹划西进。

　　从上述史实可以看出，“三大主力会师后，陈昌浩是坚决跟党走的，他对中央不但是坚决服从而且是近乎盲从了”。今天看来，当时陈昌浩的错误主要是政治上原则性太强而军事上灵活性不够。

　　12月31日，部队在西进路上举行了辞旧迎新的篝火晚会，广大指战员引吭高歌：“我们是铁的红军，钢的力量，工农的儿女，民族的希望。不打通国际路线，不是红四方面军!但是，陈昌浩没有想到，这竟成了西路军的最后一次集会，最后一次欢乐。

　　1937年1月初，陈徐指挥西路军连克高台、临泽。这里人口较多，粮草丰裕，部队准备稍作休整后继续西进，速夺肃州和安西，力争在短期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武器装备后再向东打个“回马枪”。

　　就在这时，回到南京的蒋介石翻脸不认人，在扣押和审判张学良之余，又调集40个师的兵力向河东红军及东北军逼近，使军委又一次决定变动西路军的作战方向。1937年1月5日，军委主席团电令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缓西进。”1月7、8日，又连电西路军：“动员全军在临、高地带，以消灭敌人来完成创建根据地的任务。”由于马家军占尽天时、地利，西路军却连补充兵员都困难，因此陈、徐建议红4军、31军西渡黄河来援，但未被批准。这时，他们对军委主席团给西路军的任务一变再变提出了意见。时红军总政委张国焘为向中央“表态”，以个人名义给陈、徐来电，一反常态地强调：“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如果还有因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留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当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

　　但陈、徐已预感到：在河西走廊、祁连山下的这条弄堂里，等待将士们的将是一场场殊死的决斗。

　　1月12日，马家军以一部兵力钳制红9军、30军，然后用重兵对孤守高台的红5军实施全方位的包抄突击，血战一周后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13师师长叶崇本以下3000多人壮烈牺牲。如今，在高台烈士陵园陈列室里，有一张当年敌人拍下存档的血腥照片——在照片中央的条凳上并排放着董振堂、杨克明、叶崇本的人头，这张照片是西路军最后失败的缩影。

　　马家军攻克高台得手后，急转矛头指向临泽西路军指挥部。3天血战后，西路军锐减至1．4万余人，陈、徐下令突围东返。但是，途中在甘州西南地区取得一些胜利后，陈昌浩错误地估计了敌我力量对比，返抵祁连山下的倪家营子，力图贯彻中央“消灭敌人来完成创建根据地的任务”。倪家营子共43个屯庄，南北长约8公里，东西宽约2公里，水丰粮足，每个庄屯都有高2至3米的土围子，便于红军坚守。在此，西路军成立了苏维埃政权，还建立了地方武装。

　　2月1日，马家军投入总兵力7万余人，对西路军余部发动总攻。战至2月中旬，西路军先后打退敌人对倪家营子的进攻达八九次，毙伤敌前线总指挥马云海以下1万多人。然而，此时的西路军包括伤病员在内已不足万人。2月24日，身陷困境的西路军再次给中央军委发去了求援的电报，语气悲壮：“请求军委派8个团以上的兵力，西进向凉州地区，以救援西路军”，“不然我们只有抱全部牺牲决心，在此战至最后一滴血而已”。26日，军委主席团复电：“甲、固守五十天。乙、我们正用各种有效方法援助你们。”

　　又经过7天的血战，部队伤亡惨重，待援无望。3月14 日，被敌重兵包围的西路军余部3000多人在陈、徐率领 下，从祁连山康龙寺地区边打边撤，最后退守到冰天雪 地的石窝山上。不久，陈昌浩以军政委员会主席名义作 出3项决定：一、他和徐向前离开部队回陕北，向党中央 汇报工作；二、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卓然、李先 念、王树声等组成，统一指挥部队，李先念负责军事指 挥，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三是将西路军余部分为3个支 队进行游击活动——李先念率领由红30军余部1500多 人组成的左支队，王树声率领由红9军余部组成的右支 队，毕占云率领由伤员、病号和妇女组成的中路支队。后 来，经过47个日夜的血战、从祁连山麓杀抵新疆时，这些 队伍仅余420余人，改编为西路军总支队，对外称“新兵营”。

　　面对不肯离队的徐向前，陈昌浩恳切地说：“我们不能死在这儿，我们要回去和中央斗争去!”他认为，西路军的失败主要责任在于中央的决策失误。会后，西路军参谋长李特组织了一个二三十人的小分队负责陈、徐二 人的安全，由西路军总部参谋陈明义、警卫排长肖永银率领。在路上，陈、徐二人决定分两队回延安：陈明义等警卫人员携带徐向前密信先行，陈、徐化装成落难的生意人结伴而行。

腐败特权阶层搞垮苏共[转帖]

    麦德维杰夫说，戈尔巴乔夫“非常专制”，“主持的各种会议都缺乏民主作风”，“当听到反对意见或者是批评言辞时，他常常失去控制”……

　　以腐败闻名的勃列日涅夫

　　自赫鲁晓夫时期起，特别是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苏**内形成了一个腐化堕落的官僚特权阶层，与人民群众渐行渐远。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特权阶层为使非法占有的国家资源合法化，极力推动社会主义苏联的演变，最终毁灭了苏共，毁灭了苏联。

　　腐败使苏共为维护既得利益集团 的利益而不思改革

　　20世纪70年代前后，苏**内腐败蔓延，形成了官僚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导致对党的肌体的深层次侵蚀：一是党内思想僵化、保守主义盛行，不思进取；二是干部制度上的任人唯亲，党和国家高级干部职务实际上的终身制，难以改革。这两种现象的出现，比起经济领域的违法违纪、腐败现象对党的侵蚀更为严重，危险性更大。如果说经济领域的腐败威胁着党的形象、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那么党为维护既得利益集团而不思进取、无心改革，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就有可能丧失其固有先进性而蜕变为一个类似于剥削阶级政党的危险。

　　1．为维护既得利益集团利益，党内思想僵化，不思进取。对于既得利益集团来说，他们最大愿望是安于现状、保持现状、维护现状；其在党的思想理论方面的反映，就是不思进取、僵化保守、墨守成规；在学风上则表现为对马列主义的实用主义、教条主义态度，理论研究严重脱离实际，缺乏创新性、时代性、思辨性。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苏**内言行不一、形式主义、夸夸其谈、只说不做成为普遍现象。勃列日涅夫等党的高级领导自我标榜为卓越的“列宁主义者”，其著作被成百万册地出版发行。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苏共尽管在队伍人数上不断扩大，但是正统思想的影响力却日趋减弱，党的威信不断下降。思想家们所宣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包括科学共产主义在内，到80年代初被许多人理解为一种根本就无法实现但必须挂在嘴边的套话。党内思想理论僵化也必然使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共产党的正确性产生怀疑。理想信念淡漠，信仰危机日益严重。这种情况，进一步造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先进性被玷污，其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指导作用逐渐丧失。马克思主义理论、执政党的合法性地位都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存在着丧失人民群众支持和信服的巨大危险。

　　2．为维护既得利益集团利益，党的干部制度、组织系统腐化，拒绝改革。在实用主义、机会主义思想理论的指导下，既得利益集团希望现有的一切一劳永逸、稳定不变。尽管苏共的干部制度、干部选拔政策都有民主推荐、综合选拔、全面考核等各项完备的组织程序、原则和规定，但是，为了确保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对干部的任用主要采取了任命制，民主选举实际只是个形式，谁被重用是由上级内部指定的。在干部选拔中，任人唯亲、裙带关系等不正之风严重存在，党的干部下级服从上级绝对化。判断干部的政绩、检验真理的标准已经不是社会实践，而是上级领导是否满意。即便是业绩出色、能力超群，群众基础深厚，勤勤恳恳忠于党和人民的事业的人，如果不为上级领导喜欢或看重，同样没有政治前途。干部选拔制度方面的腐化，使得苏共的干部制度和组织系统科学合理选拔人才、培养优秀杰出干部的优化功能被消解，机制严重弱化，这就使很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优秀干部被拒之门外，使投机分子、机会主义者得势。尤其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干部制度和组织系统，竟然培养出完全丧失共产主义信仰、蜕化为赤裸裸的投机分子、实用主义者的官僚特权阶层，以至于在国家的紧要关头，堕落为“国家恬不知耻和贪婪的敌人”，这些人不仅没有阻止国家悲剧的发生，反而疯狂地推动了这一进程。

　　为维护既得利益集团，苏共领导干部出现了实际上的终身制，领导人更迭的自然过程遭到破坏，导致苏共中央上层、党和国家机关工作能力削弱。这样，苏共领导集团年龄严重老化，政治上刻意求稳，不思改革，拒绝改革，甚至害怕改革。苏共二十六大选出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中70岁以上的委员占57％以上，勃列日涅夫等5人领导核心的平均年龄高达75岁。党的最高领导核心暮气沉沉、得过且过，已经不可能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更不可能拥有宽广博大的胸襟，继往开来的气魄。

　　由此，这样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反对任何涉及对自己特权的改革，更不可能主动地遏制蔓延全党、全社会的腐败，那些看得见和看不见的腐败之手，贪婪地攫取着属于人民所有的国家财富，而苏共对特权阶层从很少遏制，到不打击，再到庇护甚至纵容，结果导致了这一毒瘤在自身肌体上迅速发展蔓延。可以说，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苏**内已经是经济蛀虫成群滋生，僵化之风充斥党内，官僚习气浸透政坛，党风廉政建设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紧要关头。

　　尽管苏共腐败及深层次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但并未达到无可挽回的地步。当时有利于解决问题的积极因素远远超过消极因素。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大局的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依然对党重新焕发活力寄予厚望，有着光荣传统的苏联人民随时准备听从党的召唤。安德罗波夫执政只有短短15个月，但他所采取的改革措施和开展的反腐败运动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支持，被称为“安德罗波夫革命”。戈尔巴乔夫1985年以全新的“改革家”姿态出现在苏联人民面前，人民也曾对他抱有殷切期待。利加乔夫回忆说，在改革的最初年代里，国家感受到精神上多么昂扬，人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感觉大有希望的时代真正出现了。因此，如果执政的共产党能够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路线，适时正确地解决积累的问题和面临的矛盾，勇于纠正错误，那么，就有可能使苏联党和国家转危为安，把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腐败使苏共最终背离社会主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苏共的腐败问题开始演变成苏联剧变的致命因素，一些思想上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党的干部在戈尔巴乔夫推行其“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路线的需要下，获取了党和国家的各种权力，贪污腐化，并开始有计划地演变国家，最终导致世纪性悲剧的发生。

　　1．产生了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高级领导。经过苏共二十大和勃列日涅夫党风廉政建设存在严重问题的时期，苏**内已经具有了产生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一旦有了合适的机会、适宜的土壤，就会迅速发展，形成气候。苏共在培养和选拔党的接班人时，能否选拔出“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其不可预测性和风险性大大增加，有可能出现打着马列主义旗号，思想观念已经发生了不同程度蜕变的党内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者，甚至各类野心家、阴谋家。1985年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从表面上看，年富力强的戈尔巴乔夫是苏共总书记最佳人选之一，人民对他寄予厚望，至于是否为“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和证明。历史已经做出了回答，戈尔巴乔夫不仅令人民群众大大失望，而且成为苏联剧变的千古罪人。

　　戈尔巴乔夫一方面利用苏**内存在的严重问题，打着革新苏共的旗号，妖魔化苏共历史，以达到其彻底改变苏共马列主义性质的目的；另一方面依然大搞专权、特权，权力腐败。这些破坏党的活动，客观上又为后来背叛苏共的人攫取个人最高权力创造了条件。正是由于戈尔巴乔夫目标明确地执意要改变苏联的社会制度，才使得苏**内腐败问题成为毁灭苏共、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最好口实，并进而为苏联解体创造了绝佳时机，成为人民群众抛弃苏共的最痛心的缘由。

　　2．戈尔巴乔夫的“双刃剑”战略使党衰弱至极，党的形象降至冰点。戈尔巴乔夫执政以来，一直以“全新的改革家”自居，他留给公众和社会的形象似乎与腐败、特权、专制等问题较远。但事实上，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苏**风廉政建设出现的问题最多，对党的影响也最致命。苏共的腐败之所以使党最终背离社会主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的一步就是戈尔巴乔夫的“双刃剑”战略。

　　(1)“反腐败”却大肆腐败。戈尔巴乔夫一上任，即利用筹备苏共二十七大之机，在党内进行了一次“和平清洗”，强迫一大批高层干部退休或解除他们的职务，新任命了支持其改革路线的大批高级干部。在二十七大召开之时，60％的部长已经被撤换。1986-1989年，州委书记、区委书记和共和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更换了82.2％。从形式上看，戈尔巴乔夫这样做是为了推动改革，打击和摧毁勃列日涅夫时期官僚特权阶层的反腐倡廉之举。但是，新上任干部并不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其中的一些投机分子一上任就立即享受一如从前的各种特权，在改革中趁机大肆侵吞国有财产。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尼古拉·巴巴科夫在改革中成为一家股份公司的顾问，1994年6月已经名列俄罗斯50位最有影响的私营企业家的第8位。苏联大型汽车制造厂厂长卡丹尼科夫，从1990年开始，堂而皇之地把企业变成他的私有财产。这种明目张胆的权力腐败，其性质之恶劣、程度之严重、规模之大，早已超过了勃列日涅夫时期。令人民群众不能容忍的是，这是作为国家改革的倡导者、领导者，要坚决摧毁所谓“斯大林集权体制”、反对腐败与专制，要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苏共高级干部所为。苏共历史与现实交织的严重腐败问题，沉重打击了人民群众对苏共及改革的信任度和期望度。

　　(2)“反特权”却大行特权。戈尔巴乔夫本人不仅不愿放弃他及其家庭享受的特权，而且其热衷程度也超过了以腐败闻名的勃列日涅夫。但是他善于做表面文章，经常有一些捐款给慈善机构的“义举”，其腐败常不为人知。曾任戈尔巴乔夫助理的瓦·博尔金回忆：戈尔巴乔夫经常收到相当重量的金质、银质和白金奖章，用贵重金属制作的收藏硬币，个人银行账户上有几百万美金。按照自己的喜好，在多处疗养胜地建造新的总书记官邸，在莫斯科建造豪宅，这些建筑费用高达数亿卢布。甚至在苏联解体前夕，戈尔巴乔夫还在加紧策划在克里姆林宫改造一套包括厨房、餐厅、客厅、休息厅、两个卧室、办公室和其他用房的住宅，后因发生了“8·19”事件，不得不停止大兴土木的计划。瓦·博尔金说，戈尔巴乔夫为自己、为家人建造豪华住宅和别墅，对精美的家具、最高级的设备和用具、进口的原料装修表现出非凡的兴趣和天才，对为自己修房子孜孜以求，一直到下台。

　　戈尔巴乔夫对党内民主的破坏也达到了历届苏共领导人之最。1988年9月30日，苏共中央全会的重大人事变动，使戈尔巴乔夫有机会同时担任党的总书记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集国家党、政、军最高权力于一身。麦德维杰夫说，戈尔巴乔夫“非常专制”，“主持的各种会议都缺乏民主作风”，“当听到反对意见或者是批评言辞时，他常常失去控制”。他总是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常常随意限制他人的发言时间，甚至不客气地打断别人的讲话，自恃一贯正确，出了问题则找一个“替罪羊”。作为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其所作所为对于苏共领袖形象的玷污也是苏共历史上所没有的。

　　(3)利用“苏共”反苏共。戈尔巴乔夫还采取了“苏联人民在苏共领导下反对苏共”的战略。雅科夫列夫曾经相当明确地表述过这一改变社会制度的战略：首先要通过专制的党来摧毁专制制度，绝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因为只有利用党那种既表现为组织性，又表现为纪律性，表现为听话的专制性质，才能把专制制度摧毁。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说，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及其一伙不希望对党进行改革，因为他们是想要用党来作为改变社会政治制度的工具，想利用一个建立了强大国家并在战争中捍卫了苏联的党来毁灭这个国家。“党的垮台则为毫无障碍地消灭我们的国家扫清了道路”。这一“战略”使得苏共二十八大前后，有20个左右的全国性政党，有500多个共和国一级的政党出现；全国有6万个各种反对派组织迅速发展起来，由这些反对派组织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游行示威活动极其频繁。 1989年有近5000次群众集会，参加人数达1600万，1990年仅l至2月就有2000次群众集会，参加人数达800万之众。主要口号是：“打倒苏共”，“取缔苏维埃国家制度”，致使苏共威信急剧下降。从1990年到1991年，退党人数达420万人，占党员数21％。由此，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不是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默许、支持、怂恿，反对派不可能如此发展迅速，更不可能敢如此明目张胆地打倒执政党、取缔苏维埃国家制度。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共产党员对党失去信心宣布退党，更是对党的沉重打击。

　　腐化变质的特权阶层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急先锋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在改革带来的混乱无序中，苏**内腐化变质的特权阶层的野心与私利不断被诱发并膨胀。80年代，苏共领导层中的绝大多数人已不是社会主义的坚定支持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苏共及其思想理论的瓦解过程中看到了自己的机会。他们发现，挂在嘴边的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仰和罩在身上的共产党人的光环，都已失去了利用的价值，原有的特权必须改头换面，而资本主义是他们既得利益合法化的最合适的制度。1991年，莫斯科出现了上万名大富翁，大部分人是原来的党政干部。正是这些所谓的“共产党人”革了苏共的命。至此，苏联官僚特权阶层进一步演化，呈现出典型的机会主义、实用主义并进一步演化为反社会主义性质，成为瓦解和抛弃苏共的急先锋，成为公有制的最有力的捣毁者和私有化的最实际的推动者。

　　大卫·科茨在其所著《来自上层的革命》一书中，介绍了1990年前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许多民意测验机构在苏联进行民意测验的情况，结果表明：在民众中主张搞资本主义的只占5％-20％之间，而高达80％的人希望坚持社会主义。但是，在大约10万人左右的占据着党政机关重要领导岗位的“精英集团”中，调查结果却相反：9.6％的人主张坚持社会主义，12.3％的人鼓吹搞民主社会主义，76.7％的人希望实行资本主义。科茨说，作为一个在世界上存在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社会主义苏共，党的干部队伍内竟有那么多的人主张实行资本主义，实在令人震惊。俄罗斯政治评论家济金回顾苏联剧变的原因时认为：“在自由主义改革者的背后是特权阶层官员，他们不仅没有任何改革的思想，也没有改革的信念，只有改变所有制和攫取财产的欲望。他们无视所有关于改革的设想和战略，想到的只是个人的财富。他们就是国家恬不知耻和贪婪的敌人。”

　　这些事实毫无疑问地证明了：真正搞垮苏共的就是苏共内部由腐败势力特权阶层演化、蜕变而来的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反社会主义分子。

陆定一冒死进谏保故宫[转帖]

　　解放后，全国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其中也涉及到城市的改造。毛主席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讲：“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

　　1957年5月 毛主席也说：“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1958年4月14日，周总理致信党中央，传达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提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今后几年内应当彻底改变北京市的都市面貌”。此后，北京市迅速制定了一个十年左右完成旧城改建的计划，“故宫要着手改建”随即提出。

　　1958年10月13日，北京市文化局党组提出《关于故宫博物院进行革命性改造问题的请示报告》，认为需要“坚决克服地广人稀，封建落后的现状，根本改变故宫博物院的面貌”。报告提出，多开一些东西交通便门，增辟休息地点；对故宫的宫殿建筑拟大事清除，保留重要的主要建筑，以70%以上的面积园林化等等。

　　“大跃进”时期出现的“三年困难”，使北京市1958年提出的改建故宫及十年左右完成旧城改建的计划，被迫搁浅。但在此期间，故宫博物院又提出了一个“清除糟粕建筑物计划”。即在当时的形势下，故宫博物院在有步骤地实施古建筑修缮整理的同时，也着手改造工程，预备对院内一些不能体现“人民性”的“糟粕”建筑进行清理拆除。

　　北京市文化局1959年1月7日同意此报告。计划执行的情况是:“绛雪轩罩棚、养性斋罩棚、集卉亭、鹿囿、建福门、惠风亭等一批‘糟粕’建筑，于一年之内被拆除”。

　　60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基本完成，故宫改建计划被再度提起并作研究。改造方案是“在故宫内部建设一条东西向的马路，并将文华殿、武英殿改造成娱乐场所”。

　　在中央及有关部门都表示支持、赞同的情况下，作为主管部门之一的中宣部，父亲为此专门召开了部长办公会，让所有的处级以上干部都参加，父亲在众压下公开表示反对故宫改建计划。表示故宫就是要地广人稀，就是要封建落后。据查有关档案，父亲在会上表示：“我们对故宫应采取谨慎的方针，原状不应该轻易动，改了的还应恢复一部分”，“关于房子改造问题，小房、小墙可以拆一些，但要谨慎。马路可以宽一些，这是为了消防的需要，不是为了机动车进去。故宫就是要封建落后，古色古香”，“搞故宫的目的就是为了保留一个落后的地方，对观众进行教育，这就是古为今用”。父亲还表示：“今天在座的处级以上干部都是（保护故宫的）保皇派。故宫博物院要以宫廷陈列为主（意为不能搞成娱乐场所）”。

　　当时，中央还是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的，故最终停止了这项故宫的改造计划。1964年6月12日，中国文物保护协会顾问谢辰生在日记中写道：“如果不是这次定一同志顶住，故宫真不知如何得了。可能现在已是面目全非了。”

　　关于保护故宫这件事，父亲在世时我未听他谈过。但他在世时，在一次我与他谈论北京现代化建设和拆除大量民俗古建筑的矛盾时，父亲讲：五十、六十年代，北京为搞建设，需拆除部分古建筑。一些专家和学者不赞同，有人为此还痛哭过。我们把这一情况向（毛）主席汇报，主席讲：“这些遗老遗少们啊，当亡国奴（注：指日本侵占北京时）他们没有哭，拆几座牌楼古坊，就要哭鼻子？！”主席把此事看作是政治问题了，以后也就没有人再敢轻易去反映这种事了。看来，在这之后的60年代初，父亲敢于挺身直谏保故宫，是冒着很大政治风险的。

　　当今，每年有数百万国人和海外人士去参观游览故宫，当人们在赞赏这一灿烂的人类文化明珠时，可曾想到还有这么一段感人肺腑的历史史实。

中华民国总统是孙中山让给袁世凯的吗? [转帖]

    长期以来，史学界在论及1912年袁世凯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事时，几乎众口一词，说是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的。认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位置本属孙中山，只是由于各种原因，孙中山才不得不“让位”给袁世凯。但历史事实却并不是这样。

    革命党人和南方独立各省，从开始酝酿到具体筹组民国临时政府，自始至终都把临时大总统一席定给了袁世凯。

    武昌起义后，随着越来越多的省份脱离清廷，筹组一个全国性的革命政权就成为必要。但当时的革命党人却根本没有意识到掌握这一政权的重要。他们不仅拱手将湖北军政府的大权交给了黎元洪等旧官僚，而且还把推翻清政府、争取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甚至不惜以中华民国大总统的条件吸引和争取袁世凯“ 反正来归”。

    第一，以袁氏推翻清廷，举其为民国第一任大总统是革命党人舆论的基本导向。在国内最早公开报道以袁世凯为民国大总统消息的是革命派的刊物——《民立报》。1911年10月21日，该报在“欧洲关于中国革命之电报”栏内报道：“《每日镜》（Daily Mirror）、《伦敦晚报》（London Evening News）及其他各报宣言孙逸仙已选袁世凯为第一总统。”之后，该报在陆续报道各省革命活动的同时，又发表了不少短评、社论，表示了希望袁世凯反正来归和以其“为第一期之大政长，与环球总统、君主相周旋于玉帛坛坫之上”的政治意向。革命党人的又一重要报纸——《神州日报》，也就袁世凯反正问题发表不少文章、社论，希望袁世凯“为中国前途计，为万民生命计，乃至为公个人计、声誉计、身性命计”，“联合鄂军，卷旗北向”，“为中国共和国初开幕之第一任大总统，则国人感公，外人慕公”。该报在用短评、社论直接表明革命党人自己举袁为总统的政治态度的同时，还报道南方各方面头面人物的公开表态间接表明自己的举袁方针。11月12日的《神州日报》报道：“黎元洪以中国共和第一任总统许袁世凯。”第二天又报道：“袁世凯逗留不肯赴北京，闻已受黎元洪言愿为共和领袖，以冀被举为第一总统。”此外，该报还对其他各方面的举袁态度进行了报道，11月2日的《神州日报》刊登了伦敦华侨、旅芝加哥华侨的电报，称“袁世凯资格，适于总统”，“项城宜于汉族总统”云云。上述二报作为当时国内革命党人的机关报，其言论无疑反映了革命党人的举袁政治立场，对当时的政治舆论尤其是民国总统候选人问题起了导向与影响作用。

    第二，南方与革命党人函致袁氏，确表愿举其为大总统，铸成千钧承诺。早在1911年10月27日，湖北军政府的首脑人物就曾以“全鄂士民”名义，写信给袁世凯，劝袁“率部下健儿，回旗北向，犁扫虏廷”，并称“汉族之华盛顿，惟阁下之是望”。继而黎元洪又与独立各省都督就新政权及其首脑人选问题进行了紧急电商，结果“有七省都督已经同意成立一个共和国，推举袁世凯为第一任大总统”。在此同时，黎元洪曾对袁世凯之代表刘承恩多次表示：“以项城之威望，将来大功告成，选举总统，当推首选。”11月12日，黎元洪又通过刘承恩带信给袁世凯，再一次明确表示，只要袁氏“能来归”，“与吾徒共扶大义，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国〕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黎元洪作为当时独立各省之总代表，上述表示无疑反映了当时整个南方对临时大总统人选的取向，并且对当时政局与新政权的人事安排起了重要作用。“这封回信，并不是一句空话，后来进行谈判即始终以此相周旋”。

    当时在英国伦敦的孙中山得知南方各省关于大总统“非袁莫属”之意后，曾专门致电给民国军政府表示同意：“今闻已有上海议会之组织，欣慰。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闻黎有推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固国基。”黄兴则早在11月9日就以南方民军司令名义亲自致电袁世凯，说：“兴思人才原有高下之分，起义断无先后之别，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诚望袁“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苍生霖雨，群仰明公，千载一时，祈勿坐失。”宋教仁也多次表示拥护袁做民国首任总统。他说：“现在非新旧势力合糅不可，正式大总统非袁公不克当选。”

    总之，南方独立各省军政首脑人物以及革命党领袖的这些函电、言论，实质上等于是向袁世凯发出了请其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邀请，从而铸成了千钧政治承诺。

    第三，南北会谈，初步达成“袁反正则举为大总统”的协议。由于南方各省及革命派一再表示愿以民国临时大总统一席作为交换条件争取袁氏归正讨清，列强便以为有机可乘。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致电南方各省都督府代表会，“提出三项条件；一、双方即日停战；二、清廷宣布退位；三、选举项城为大总统”，并称：“如能照办，则共和即可成立”。各省代表联合会立即对之进行了广泛讨论，并在此基础上“又征求黎元洪、程德全、黄兴等人意见，均认为可行”。这样，南北间的各层次议和谈判便正式展开。
    一是黎元洪或黎之代表孙发绪、曾广为与刘承恩、蔡廷干、张春霆的武昌会谈。该会谈从11月初开始到11月底结束，前后进行多轮。会谈中，黎元洪不止一次地表示，只要袁世凯反正，即举其为“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国大总统”。二是汪精卫等人与袁世凯、袁克定的北京会谈。袁世凯“对汪一再表示自己早已同情革命”。汪则表示：“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总统）不可。”当袁克定向汪精卫提出 “举伊父为临时总统”、“南北统一”，伊父对蒙藏用“皇帝名义”等解决时局的条件，并要求汪商于南方革命党人时，汪精卫立即电告黄兴，且立即得到回电：“ 若能赞成共和”，“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举项城无疑”。三是顾忠琛与廖宇春的上海会谈。1911年12月20日，受独立各省联合会所推举的大元帅黄兴的派遣，江浙联军参谋长顾忠琛与袁世凯的私人代表、保定陆军小学堂总办廖宇春（又名少游）在上海开始密谈。谈判中，廖宇春提出优待皇室、组织共和政体、公举袁项城为大总统等四项议和条件。顾忠琛保证：“项城倾覆清室，即推为大总统，此当然事也。”经过商议，最后达成了包括意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这一内容在内的五点协议。四是伍廷芳与唐绍仪的上海会谈。谈判从12月18日到31日，这是南北双方的正式谈判，也是南北间最重要的谈判。内容虽然涉及到停战、国体等多方面的问题，但其核心和关键却在于由谁来掌握行将建立的新政权。谈判结果，革命党人同意“袁世凯反正，即推举他为共和国总统”。除此而外，黄兴还与唐绍仪进行了多次秘密接触，“双方约定，只要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即推举他为共和国大总统”。

     第四，各省代表联合会，以法律程序正式确定“虚位以待袁君反正来归”。汉口会议：1911年11月30日到12月7日，各省军政府代表联合会会议在汉口召开。此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与任务在于筹组临时政府。经商议，与会“全体赞成于临时政府未成立以前，推举鄂军都督为中央军政府大都督”。“鄂省为暂时民国中央政府。凡与各国交涉，有关民国全体大局者，均由黎都督代表一切”。12月2日，会议又作出两项决定：一是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21条）；二是决定“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显然，作为筹组临时政府的根本法律，此两项决议具有临时宪法的效力。

    上海会议：12月2日南京光复。留在上海的各省都督府代表于4日召开会议。根据汉口会议“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的精神，大会决定暂缓选举临时大总统，由大元帅负责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虚位待袁”。

    南京会议：12月12日，14省共39名代表由武汉、上海齐集南京。在14日的全体会议上再次决议：暂缓选举临时大总统，“临时大总统未选定以前，以大元帅暂行其职务”。这实质上是对汉口会议、上海会议形成“虚位待袁”的决定的再次确认和肯定。

    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是独立各省与革命党人的权宜之计，“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的决定并未因此而有实质性改变

    尽管孙中山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长期从事革命活动，成为革命派的公认领袖，但是革命派与南方独立各省在酝酿组织新政权时，着实没有考虑自己的这位领袖。从前揭内容可知，独立各省与革命党人在中华民国大总统人选问题上，自一开始就选择了袁世凯，并且就是在袁世凯尚未来归，“虚大总统以待袁君 ”，汉口会议决定设中央军政府大都督，上海会议、南京会议设大元帅暂行临时政府总统职务情况下，确定的中央军政府大都督，临时政府大元帅、副元帅也是黎元洪、黄兴，而不是孙中山。可以说，“如果不是黄兴和黎元洪之间在大元帅职位问题上形成了僵局，那么，临时政府早就组成了”，即便其后孙中山归国也不可能形成由他来主持临时政府的历史事实。孙中山归国被选为临时大总统则恰恰是临时政府成立确实迫在眉睫，袁又迟迟不予来归，黄兴、黎元洪又在大元帅之职上形成僵局，临时政府陷于难产这一特殊情况的产物。众所周知，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政权问题。武昌起义以来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确实迫切需要一个头面人物出来主持政府，但“袁世凯并不急于把大总统的座作为南方的礼物接受下来”。

    为着革命大局，12月4日的上海会议，在一面决定暂缓选举总统，“虚位待袁”的同时，决定以大元帅暂行大总统职权、组织政府，并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黄兴虽允“暂时勉任”，但因黎元洪的反对、江浙集团的异议而告吹。南京会议虽承认上海会议精神，但因黄兴“力辞”不就，被迫重新改选黎元洪为大元帅，由黄兴副之。因黎时在武汉，不便到宁主持工作，遂以黄兴代其大元帅职权，并令“即速来宁组织临时政府”，然而黄兴依然不肯就职，临时政府的组织陷于难产。而正值此时，孙中山却自海外归来，坚持北上，且自告奋勇要求出面主持大局。他认为，“我若不至沪宁，则此一切对内对外大计主持，决非他人所能任”。一方需要一个头面人物出来暂时代表袁世凯行使大总统职权，另一方愿意出面“暂时承乏”，两相需要，才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
    但是，孙中山的当选，并不意味着孙中山在南方革命党人的心目中就真正取代了袁世凯，也不意味着“虚位待袁”的思维定势与先前的决定就得到了实质改变。由于在大总统人选问题上，人们心系袁世凯，非袁莫属，因而当黄兴向各省代表联合会提议选举孙中山为临时总统时，各省代表联合会便感不安，认为这样有违“虚位待袁 ”的初衷，要违背汉口会议以来的决议。黎元洪之意，“就是因为有协议在前，恐怕和议破裂”。在革命阵营内部对此也有诸多异议。章太炎就认为“总统之选，非能自庸妄陵猎得之，必其尝任方面与为国务官者，功伐既明，大略既著，然后得有被选资格”，主张“虚大总统以待北方之精英，树大元帅以顺南军之志”，甚至公开“倡言，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最终经黄兴等人“施加影响”，各省代表联合会同意：“ 开选举临时大总统会，再由被选者电告袁内阁，如和议成立，即当避席”。

    29日，孙中山被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后，黄兴即以汉口会议决议和顾忠琛与廖宇春协议，要求孙中山立即“致电袁世凯，宣布此意”以“毋使我辈负诺”。孙中山不得不当即“声明暂时就职”。随即，孙中山据各省代表联合会之决议精神致电袁世凯，表明“暂时承乏”态度：“文既审艰虞，义不容辞，只得暂时担任，……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在其后临时总统的就职问题上，南方也“经过了一番考虑”，并在其就职誓词中特地表明，“至专制政府既倒，…… 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事实已十分明显，孙中山就任的临时大总统从一开始就只是一个“虚位待袁”、有名无实的临时大总统，先前的“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的情况并没有因孙中山当选而改变。

    孙中山就任期间，徒有临时大总统之名，而无临时大总统之实，在事实上不过是替尚未来归的袁世凯行使主持政府的大元帅

    孙中山是一个具有强烈自尊心、自信心的民主革命。在政体问题上，他坚决反对责任内阁制，表示“吾人不能对于惟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余亦不肯徇诸人之意见，自居于神圣赘疣，以误革命之大计”。并认为袁氏来归前的中华民国大总统非己莫属，“一切对内对外大计主持，决非他人所能任 ”。对于“临时”总统名义他曾提出过异议，可是，不但他的主张没有被接受，而且就连所任的临时政府大总统在事实上也不过是徒有空名。这着重反映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言论方面，孙中山一再被迫表态，暂时承乏虚位待袁。如前所述，孙中山还在当选为临时大总统的当天就被迫声明是“暂时就职”，尔后又亲自对袁表明自己只是“暂时担任”、“暂时承乏”。1912年元旦又以誓词昭告天下，“专制政府既倒”，他就“解临时大总统之职”。由于孙中山所就任的大总统一开始就被定性为“临时”的，“虚位”的，因而才使孙中山在这一问题上非但不能理直气壮地驳斥各种谬论，尤其是袁世凯的野心，反而唯恐各方疑虑，不得不一再发誓表明自己的虚位待袁、不会恋栈的心迹。临时大总统一职就任不久，孙中山就一再声明，“但求达共和之目的，无所私执”，一旦共和确立，即“退居林泉，长为自由国民”。在《劝告北军将士文》中，孙中山也说：“暂就临时之任，借以维秩序而图进行；一俟国民会议举行之后，政体解决，大局略定，敬当逊位，以待贤明。区区此心，天日共鉴”。

    对于袁世凯，孙中山被迫一再剖白。1月2日，他亲自致电袁世凯：“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虽民主、君主不待再计，而君之苦心，自有人谅之。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是公论。文承各省推举，誓词具在，区区此心，天日鉴之。”1月15日，孙中山又通过伍廷芳电告袁世凯：“如清室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立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后来当清帝退位，袁世凯通电赞成共和后，孙中山果于13日向临时参议院表示：“本总统当践前言，辞职引退”。孙上述的这些言论和最后的辞职行动，既是革命党人与南方以暂时承乏，虚位以待袁君的错误方针的必然结果，又是孙中山之临时大总统有名无实的绝好说明。

    二是事实方面，从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虚位”的临时大总统起，到同年2月14日临时参议院接受辞去“虚位待袁”之临时大总统一职止，前后共40余天。在此40多天里，整个南京临时政府皆是“名”“实”不符。就政府而言是总长取名，次长取实，而史有“次长内阁”之称。作为总统之席在实质上则是孙中山取其名，“虚位待袁”取其实。以致孙中山在行使临时总统权力时总有些蹑手蹑脚，力难从心。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骨干张继就说：“总理在临时总统期内，诸事由克强作主，……群众开会时，总理偶参加，仅坐会场前列，并未特置台上坐位。而诸同志仍呼为‘先生’，甚少呼大总统者”。胡汉民也说：“时战事未已，中央行政不及于各省，各部亦备员而已；独克强兼参谋总长，军事全权，集于一身，虽无内阁之名，实各部之领袖也。”在此期间，极富革命精神的孙中山确曾有过誓师北伐、直捣黄龙，以取消南北议和，冲破“虚位待袁”藩篱的打算。但是，由于黄兴主张“化敌为友”，给袁世凯“一个民选的总统”，汪精卫则 “攻击孙先生本人有权利思想 ”，“舍不得丢掉大总统的位置”，其他诸人也心向袁世凯而不得不转而同意继续南北议和和虚位待袁。尔后，孙中山尽力克守“临时”总统之本份，把工作的重点主要放在临时政府日常工作的主持和如何在捍卫共和国成果前提下把位置还给袁世凯方面，即便是对具有立法性质与最高权力机关的各省代表联合会通过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改总统制为责任内阁制，作为其有实施责任之总统的他，也因其虚位性质且终将归位于袁而没有实施。

    2月12日，清帝退位，袁世凯通电赞成共和。13日，孙中山提出辞职咨文，并于次日得到南京临时参议院批准。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又以全票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氏最终反正归位。“南京各地各色人物弹冠相庆，联袂北上，其拥袁之热烈可见一斑”。南京临时参议院则在通电中称赞袁氏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而把曾作为临时政府首位大总统的孙中山排斥在列位之外。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正式宣誓就职，同时任命唐绍仪组阁，以接管由孙中山看守的临时政府。4月1日，孙中山交出临时总统大印，正式解职，至此，孙中山还位袁世凯的手续最后完成。

    综上所述，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席的人选问题上，南方独立各省与革命党人自始至终都是选定的袁世凯而不是孙中山。孙中山1911年底的当选只是他们在临时政府组建迫在眉睫而袁世凯尚未反正来归的特殊情况下采取的一个权宜之计，并且，孙中山所任的始终不过是一个有临时总统之名，而无临时总统之实的“虚位待袁”的总统，纯系“暂时承乏”。尔后孙中山卸任交印实属还位于袁世凯而非“让位”给袁世凯。孙中山作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和伟大领袖，他的民元“还位”的确是一大憾事，也确令我们无限惋惜，抑或无法接受。但是，这毕竟是真实的历史事实。对此，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应该予以勇敢的正视，以还历史事实的本来面目。至于造成这一历史悲剧的原因，自然不是孙中山个人的主观愿望使然，而应当从当时中国的国情，尤其是整个资产阶级局限性中去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