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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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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90楼 发表于: 2009-06-28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漫谈崇祯[转帖]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用谭嗣同这句话概括大明王朝这位悲剧性帝王,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合适的。纵观崇祯朝17年,一个主旋律就是“杀贼”—杀关内的“流贼”,杀关外的“胡贼”,杀朝堂上的“臣贼”。可杀来杀去,这位末代君王最后倒让贼给逼杀了。
  朱由检从站到大明朝政治舞台最中央的那一刻开始,就开始了他漫长、艰难而痛苦的杀贼生涯。虽然没有杀出多少成绩来,但朱由检的登基第一杀还是很成功很英明也很漂亮。因为这一次他杀的是时称九千岁,曾是大明帝国实际掌舵人,创造中国几千年以来宦官掌权奇迹的魏忠贤。所以,他的这一杀还特别大快人心。
  了解这段历史的人应该都还是认为,在处理魏忠贤问题上,崇祯的确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沉稳老练与谨慎。如果考虑到他那时实际上还是一个不到十七岁的半大孩子,又从未有过实际的政治斗争经验,我们自然会为他的表现击节叫好。这在当时也是一件非常振奋人心的事情,毕竟天下为阉党所苦已久,加上处理这件事情的还是一个年纪轻轻的皇帝,更是让对国家对时局焦心不已的士林人士看到了莫大的希望。我们在中学时有过一篇课文叫《五人墓碑记》,里面把崇祯登基称为“圣人出”,可见民间对他有多大的信任,又充满了多少的期待。可是在以后十多年的国家管理中,崇祯再也没有表现出同样的大智大勇。
  其实道理也很简单,我们都知道崇祯是一个很有抱负也很有决心的帝王,他的人生目标就是中兴大明。这个目标不会是一下子蹦出来的,而应该是在他还是亲王的时候就有的。当然在潜邸时,他可能考虑得最多的应该还是怎样处理魏忠贤。毕竟那时还是他哥哥当家作主,对于国事他了解有限,而且也没有人教导他怎样去治国。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他在处理魏忠贤集团时的处变不惊和有条不紊,但是—治国毕竟对于他来说是陌生的。即使对于任何雄才大略的人来说,治理一个大国都是一件不容易,需要如履薄冰般对待的工作。何况我们的崇祯皇帝接受这副责任重大、千头万绪、危机四伏的千钧重担时,没有任何工作经验,而且他还就是一个十六岁多一点的孩子啊,放到现在还刚上高中。现在要他去面对那老谋深算的朝臣、处理那纷繁复杂的政事、批阅那如山般令人窒息的奏章,该是一种怎样的考验与煎熬。
  我们都知道,崇祯虽然生在帝王之家,但整个人生都是不幸的。在他登基以前,史料对他的记载很有限,但是我们可以大致推测出来。首先,他三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接着九岁的时候老爸就去世了。哥哥比他大六七岁,又是个典型不懂事的调皮捣蛋鬼,所以他的童年一定是很孤独的。其次,他老爸整个一生在他那位贪财怠政的皇爷爷面前很不待见,日子本身就过得很凄苦,要不是有一帮子倔强的大臣坚持了二十多年,只怕那一个月皇帝都做不了。所以在自己都朝不保夕的情况下,对儿子们的教育培养也是粗放式的—看看他老哥的情况就知道。第三,他的整个家庭就是一个巨大的悲剧,母亲早逝,父亲好不容易熬出头,哪知才一个月就一命呜呼,哥哥喜欢当木匠,可偏偏做了皇帝,把一坐江山弄得乌烟瘴气不说,自己也是年纪轻轻就跑路了,把一副千斤重担不许讨价还价的撂到他瘦弱的肩膀上。第四,像他这样年纪登基的,要么老爸老哥留一群顾命大臣或者辅政大臣什么的帮他来打理江山,再不济也有个母太后或者太皇太后的—至少心理上有个依靠。可他老哥留给他的是什么呢,除了一座风雨飘摇、千疮百孔的江山,一个糜烂不堪的政局,还有一个比皇帝还牛气的九千岁。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真正的孤家寡人。
  所以我们不能过多的怪他多疑,怪他武断,怪他急于求成。除了自己,崇祯几乎没有什么可依靠的,而且他接手的时候,大明王朝已经是内忧外患,山河冷落。关外是后金八旗的虎视眈眈,关内是遍地流民,西南还有土司的叛乱,朝堂上更是乱糟糟的一团,党争激烈。一个十七岁的孩子,他何尝不想与臣工们同舟共济,一起重振大明的江山。可是在他除掉魏忠贤后还没兴奋几天就清楚了传到手里的是一份怎样的不良资产。岳武穆说过:文官不贪财、武将不怕死,天下方可致太平。可如今的大明朝呢,文官个个爱才,贪污盘剥无所不用其极,而那些帝国倚为干城的武将们呢,临阵逃命,纵兵烧杀抢掠倒是一把好手,要他们去征战疆场,舍命退敌那几乎是痴人说梦了。
  崇祯是在文官们的帮助下扳倒魏忠贤的,他自然是恨极了宦官专政。可是在与文官们打了一年多交道之后才知道,这帮家伙也都不是省油的灯。嘴巴上都是义正词严的说着孔孟之道,暗地里却是拉帮结伙,朋比为奸。所以他转而又只能求助于总还是呆在自己身边的太监们。崇祯是多疑,但当90%的臣僚对自己是虚与委蛇,不洁身自好的时候,他还能做到宽容大度,坦诚以对吗?
  谈崇祯的杀,自然最著名的还是杀袁崇焕。
  因为乾隆大张旗鼓的一番“平反”,现在一般都认为袁崇焕是因为崇祯中了皇太极的离间计被冤杀的。个人认为,袁崇焕是冤杀没错,但因为是满清的离间则不然。
  我们都知道,开始的时候崇祯对袁崇焕可是信任有加,寄望有加,所以对袁崇焕也是支持有加。几乎是满足了袁崇焕所有的要求,简直做到了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权给权。当然,袁崇焕也确有值得崇祯信任的地方,毕竟自辽东起战事四十多年以来,就袁崇焕在那里打过两场胜仗,而且这人贤而廉,在浑浊的大明官场里素有清誉。一个是有中兴抱负,求治心切的新主,一个是谙熟边事、公忠体国的的老臣,在国家危急关头风云际会,这应该是喜事美事一桩。君臣间的这种坦诚以对和共赴时艰也应传为千古美谈。可惜在崇祯召见平台时,袁崇焕这位老成持重的大臣可能是一时激动,居然慷慨陈词,说五年可以平辽,把一切都推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计划是很能鼓舞人心,可估计全世界也就那位性子急也很容易激动的年轻万岁爷会相信。
  为什么说五年平辽计划是袁崇焕引来杀身之灾的祸端呢。主要是首先这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除非当时的后金政权出一个南朝刘子业萧宝卷一类的君主)。其次是袁崇焕明知任务完不成还罢了,还正儿八经向崇祯要了一些特权,把自己逼得毫无退路。第三就是如果在崇祯听来这个计划只是袁崇焕一时激动,当不得真也还罢了,可崇祯这个热血青年做什么事情都很有责任感也很认真,而且这个计划出自袁督师这样重量级的人物之口,也怨不得他相信。第四就是因为有这个五年计划的压力,袁崇焕难免做事情急切了些,给皇帝和言官们留下了口实(如诛杀毛文龙)。
  接着说一说为什么五年平辽是不可能完成的计划,首先是当时后金主政的皇太极以及后来的多尔衮都是百年难遇治国治军的奇才,袁崇焕虽也是一时之英杰,可在他们面前也讨不了多少好去。其次就是后金政权此时正处于发展的上升期,而大明此时已经病入膏肓,一升一降,明眼人都看得出这个过程有多么漫长和艰难。第三、其实我们也可以借鉴隋唐征高句丽故事,就会知道以当时隋之国力,唐之英主,两朝之名将劲卒,前后攻伐五十年最后还是因为高句丽内部分裂才乘隙平定。可后金当时是主明臣贤,名将如云,军队战力更是举世无二。以当时明之现状,短期内能够守住并稳定关宁防线就是了不得的成绩了。
  当然我们也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有足够的时间(五十年左右),大明朝的局势能够稳定下来,明朝还是有望灭了满清的。首先主要是明朝国力毕竟是关外满清的十倍。其次是那时世界已经逐步进入了热兵器时代,而明朝又是一个相对满清开放的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和武器明朝要方便得多,国力和军队的战斗力提升得自然也快一些。第三是,如果沙俄还是如历史进程一般侵入东北,那么明朝更可以联合沙俄南北夹击,灭了满清。进而出现中俄对峙的局面,还可能使得中国提前走进现代历史,呵呵—只是想象罢了。
  我们还可以讨论一下袁崇焕杀毛文龙的事情,因为这实际上是崇祯杀袁崇焕的一个重要原因。至于袁崇焕为什么要杀毛文龙,一般来说,以毛文龙当时悖逆狂妄的行径与做派,加上五年平辽要统一事权,站在袁崇焕立场上杀他是有充足理由的。很多人以毛文龙一直是牵制后金的重要军事力量,后来毛被杀后,他的部众许多投降后金来说明袁崇焕杀毛文龙是一大败笔。其实这是不公平的,因为袁崇焕杀毛文龙之后,收编了他的军卒,一切都很正常,只是因为朝廷接着杀了袁崇焕,才导致皮岛军众无所依赖,最后才投降了后金(比如三顺王降清就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当然,对于袁崇焕来说,他的败笔是杀毛文龙没有请示崇祯—可是如果他请示的话,估计就杀不到毛文龙了。这恰恰就为后来崇祯杀袁崇焕埋下了伏笔—要知道毛文龙也是有尚方宝剑在手的一方大员啊,擅杀大将—谁给了你袁崇焕这么大权力—估计每个明朝皇帝都会这么想。但关于毛文龙是被袁崇焕所陷害冤杀一说,我是不认同的,因为后来崇祯乃至明朝官方拒绝为毛文龙正名已经说明一切。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崇祯杀袁崇焕的理由: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里面就没有一条是说袁崇焕谋反的。而且袁崇焕自崇祯二年十二月下狱至次年八月受刑问斩,一共有八个月时间,这说明崇祯对这个问题也是很慎重的,不可能是一时的激愤所为,假若是受离间计,这么长的时间也该查清楚了。个人认为崇祯虽然多疑,但并不昏庸,甚至还可说是比较精明。而在另一方面,如果有人认为袁崇焕是通敌卖国的人,我也是万万不敢苟同的—一个那样有政声,为边事殚精竭虑并取得了比较大功绩的人,遇到一个欣赏自己,全力支持自己的君王,还去做不臣之事,应该说可信度不高。
  那么为什么袁崇焕必须死呢—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崇祯对他的工作方式、工作效果和工作态度不满意。很正常啊,在崇祯手里,十七年换了五十个内阁首辅和十四个兵部尚书,杀或者逼杀了督师和总督十一人、巡抚十二人。所以崇祯杀袁崇焕实在是正常不过的—因为袁该死的地方太多了。首先你自己提出五年平辽计划,要了那么多钱粮特权,可过了一年多,非但寸土未得,最后还导致贼寇京师,这让自负,最恨臣下敷衍的崇祯如何受得了;其次毛文龙即使有千万条该杀的理由,也不该由你袁崇焕去杀—这不明摆着把皇帝不放在眼里吗?去这么一段时间就擅杀大将,日子久了那还得了?其三,袁崇焕下狱之后,手下部将祖大寿即怒率部众回山海关,这让崇祯做何想—这就是你袁督师带出来的军队啊,眼里只有你袁督师,就没有咱皇上。第四就是袁崇焕居然主张议和,而且还行动了起来--给了你那么多粮草兵饷,你却去议和。而且明朝的外交就是拿宋朝做参考的--在士大夫眼中,议和与投降何异!所以,袁崇焕是非死不可了,换了别的明清皇帝他基本上都得死。
  虽然如此,我还是觉得如果说袁崇焕不经请示杀毛文龙有些草率,那么崇祯杀袁崇焕就是一误再误了。毕竟大明朝正需要一位这样的能臣干吏,有袁崇焕在,东江镇的形势会更好一些,应该也不会有将来的松山之败,洪承畴就可以安心在中原剿抚农民军了。当然,在前面我说过即使给袁崇焕十年二十年时间也不可能实现他平辽的远大理想,而且他死后十几年,山海关至北京的防线照样依然牢固,依然在大明朝手里。所以个人觉得现代对袁崇焕的评价过高了,当然这也有乾隆的功劳在里面。对于明清之间的一些史料,我的态度是不可不信不可全信。毕竟满清是抢了大明的江山的,而且一些明朝遗民编的史料即便态度客观,但对于一些事情难免是道听途说得来,加上清初文字狱盛行,并不一定就完全准确。我们有同情袁崇焕的理由,崇祯更有杀袁崇焕的理由—历史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再来说说议和的事情,其实对于议和,在明廷并不是袁崇焕一个人的主意。而且对于议和,明清双方都是心知肚明,那就是一个缓兵之计罢了。当然,即使包括崇祯在内,在某些时候都认为有议和的必要—事实上,除了议和,大明朝一时还真找不到更好的缓和时局的法子了。可是,崇祯毕竟做不了宋真宗,更做不了宋高宗。所以即便是万般无奈,对于议和他也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其实这很好理解,因为相对宋朝的帝王们,崇祯的现实和心理压力要大得多。首先,宋朝建立时,辽朝已经存在好几十年了,完全就是和宋朝平等的国家,而且那幽云十六州也不是在宋王朝手里丢的,所以议和不丢脸。至于大金朝呢,更和你大宋没关系,而且他还灭了武功赫赫的契丹人,在它面前装孙子一点也不要难为情。可大明朝就不一样了啊,人家努尔哈赤当年就是我大明朝旗下的一名小将佐,现在却要和我天朝皇帝贵胄来平起平坐,这那还受得了。其次,原因还是和宋朝有关,外族人灭了宋王朝给大明子民的教训太深刻了,所以无论朝野上下,对议和可都是敏感得很啊。第三,大明朝也没有和异族低头媾和的传统啊,以前都是我们追着号称弓马举世无双的蒙古人打,现在我一个中兴之主,却还要向你们几个女真人(前不久还是咱的奴婢呢)折节低头,这怎么都难以接受啊。所以通过议和赢得宝贵的喘息之机对于明王朝来说是一个好的选择,可是在心理上又难以让人接受,以致一直不能拿到朝堂上来说。
  在崇祯杀的“臣贼”中,还有一个比较著名的是周延儒。杀周是一件正常而平常的事情,可是在周案中,个人认为崇祯也展现了一个精明有见识的形象。所以有时候怪不得崇祯多疑—要怪只能怪那些大臣阴奉阳违,表里不一。结合崇祯对其他朝政的处理,我们说崇祯虽够不上一个明君,但也绝不是一个昏君。
  说到崇祯,自然想到那一朝遍地的流民。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明之亡,实亡于流民。满清自夺得大明朝的江山那天起,就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有清一代,流民问题还是处理得不错,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大面积的流民。国朝对这个问题也很重视—没见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也很严格吗,呵呵。
  有些人说崇祯昏聩,一条罪状就是天启时流民还不多,到了崇祯手里,整个中原到处都是流民乱窜。但如果把造成大量流民的问题全部归罪于崇祯那是不客观的。流民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就是四个字—天灾人祸。崇祯元年,关中大旱,加上朝廷加派辽饷,立时使得许多小农户破产,造成大量的流民。我们说明末说崇祯,有时候还真是感到王朝更替有天示有天意,在崇祯当政的短短十七年里,就有一半时间以上时间中原关中地区出现大面积的旱灾(天启二年至崇祯二年,陕西八年皆大旱不雨:崇祯六年西安旱灾,米脂大旱,斗米千钱,人相食。历史上也记载,近五百年来最严重的干旱发生在崇祯九年至崇祯十六年,尤以十年至十四年为甚,好像气候学上把这种气候阶段称为小冰河期)通常旱灾一旦形成,就是寸草不生,赤地千里,影响范围相当大,而旱灾过后,必然会引起蝗灾,蝗虫的灾害很容易蔓延到旱灾以外的地区,因为蝗虫的灾害是移动性的,使得离旱灾极远的地方,都会遭到波及,而稻麦皆被掠食光。
  苛捐杂税和天灾无疑是流民问题出现的直接原因,但流民问题持续出现并一直得不到解决。就反映出隐藏在后面的深层次问题,那就是土地兼并严重和吏治极端腐败。明末的土地兼并可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而兼并的主角又是宗室藩王。这些宗室藩王们兼并了土地,又不会老老实实纳赋纳捐。所以土地兼并就造成了两个问题,一时流民越来越多,二是国家财政收入越来越少,这又使得人民的负担越来越重—自然又造成更多的流民,形成一个无法解套的恶性循环。还有一个吏治的问题,吏治不好,那么本来要交一两银子的税,摊派到下面可能就变成了四两五两。而国家靠这些官吏赈灾救民呢,可能每户可以分到五两银子,可层层盘剥之后,到灾民手里就剩下一两了。其实对于这种情况,崇祯是一清二楚的。在他执政的十七年里,曾经六下罪己诏,从里面我们都可以清楚的看到他对民生吏治的现状是很了解的。如崇祯八年(1635)正月,在中原数省范围内流窜奔袭经年的陕西农民武装暴力团伙突然挥师南下,出其不意地一举攻克明朝中都凤阳。这迫使自负的崇祯于当年十月下了他的第一道罪己诏,里面就有这样一句:国帑匮绌而征调不已,闾阎凋攰而加派难停。中夜思惟,业已不胜愧愤。又如崇祯十年闰四月,北方大旱,中原大地、赤野千里、饿殍遍野、民不聊生,而地方官吏仍旧逼粮催科、盘剥百姓,多处地方亦然民怨沸腾、干柴烈火、一触即燃,面对这样的危局,崇祯帝头脑十分清醒,可是又无可奈,山高皇帝远,朝廷中枢对于基层吏治的腐败也是鞭长莫及、望洋兴叹尔!为此,崇祯帝在久祈不雨时的《罪己诏》上痛切地说道:“ 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辄)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好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了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这哪一句哪一字不是泣血之言啊。就凭这几道罪己诏,我们也不能认为崇祯是昏君。
  崇祯和他的老祖宗朱元璋一样,是一个对“官”切齿痛恨的皇帝。朱元璋敌视当官的,那是因为自己早年的不幸遭遇,再加上在平定天下及治理江山的过程中,对贪官污吏祸国殃民的深刻了解。而崇祯呢,虽足不出紫禁城,可他毕竟还是有那么多的耳目,何尝不知国家吏治的腐败,民生的凋敝。对朝堂上敷衍塞责的大臣们他尚可以骂贬杀,但对于下面那数不胜数的贪官昏官庸官,他则只能徒唤奈何。要解决农民暴动问题,就要解决流民问题。要解决流民问题,就要解决吏治和土地兼并问题。要解决吏治和土地兼并问题,就必然得罪官僚、豪绅和宗室—可这恰恰又是后来大明朝统治赖以存续的基础。朱元璋之所以能对整个官僚体系大动干戈,那是因为新朝甫立,还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既得利益群体,而且整个社会有那么一股昂扬向上,生气蓬勃的精气神。最重要的是他既是新朝的皇帝,也是义军的首领,还是和人民站在一边—至少不是对立关系。所以朱元璋反贪阻力会小很多,效果也会好很多。这就是为什么在新朝里一个从旧王朝过来老官僚也能清正廉洁,而在旧朝里一个新人也只能唯唯诺诺无棱无角—因为环境很重要,精神气质很重要,理想很重要。可对于崇祯来说,这时已经是攻守易势,他的王朝代表的是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成了农民运动革命的对象。即使他想去砍豪绅宗室,可谁来帮他砍呢?我们可以指责—崇祯眼里只有他的大明江山,而不知有大明百姓。其实他何尝不知民为国之本,但在这样一个污浊和毫无生气的官僚体系面前,他能有什么作为呢。
  李自成在他的《登极诏》里曾这样说崇祯朝:“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分明就是崇祯自己“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文雅说法了。看来人民的眼睛还真是雪亮的。
  何况整顿吏治,缓解土地兼并又非朝夕之间可以见效,在老天也频频为难的情况下,崇祯基本上已经是无力回天了。除非这时天纵奇才,出现一个有朱元璋那样的杀伐决断,又有张居正那样理财理政能力的君主,或许大明朝可以多熬一阵。但在那种积重难返的形势下,也难得有大的作为了。万历殆政了二十多年,天启又因为党争和阉党乱政折腾了七年,加起来就有三十多年,一个王朝又有多少个三十年呢。如果他老爸光宗皇帝多活几年,或许情况还不至糜烂如此,可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摊子已经烂成这样了,老天爷还不停的作难,这真是不让人活了啊。所以在读有关崇祯史料的时候,虽然他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但我一直为他的坚强和执着所感动。一个年刚弱冠,在动荡险恶的环境中即位,执政后几乎每天听到的都是天灾、流民暴动、外寇入侵、官员贪渎、丧师丢地等这些让人心焦头疼的消息。十七年啊,再坚强的人也被折磨成疯子了,何况他还是一个这样有抱负有理想,但同时也敏感自负的人—这也许就是天意弄人吧。
  农民失去了土地,加上天灾,政府赈灾又不得力,所以只能跑出去讨饭,就成了流民。天灾面积不大,流民少的话,还可以讨口饭吃。可象崇祯时那样,天灾一来就是上十年,受灾地区又是整个中原西北,所以除了暴动几乎就没有了活路。看明末历史的时候,有关流民的记载真是触目惊心啊。难怪那时中原大地遍地烽火,只要有一个人站出来吆喝一声,马上就能聚集上十万人。反正饿死也是死,还不如拿起锄头梭镖来抢两顿饱饭吃。透过明末的流民暴动和农民起义,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问题。第一是即使存在长时间大面积的天灾,但是对于整个国家来说,还是有足够的物质财富支持人民的生活问题。这很好理解,因为大家一暴动,打土豪开粮仓,就都有饭吃了。可见并非国家完全支持不住了,而是—套用现代经济说法就是贫富差距拉大了,财富向少数人集中了。我们也看到,即使在明末南方的经济运行还是比较好的,尤其是江浙一带受的影响比较小。主要是税收不能很好的收上来,再加上赈灾不到位,才导致流民问题日甚一日,终至不可收拾。有时我们会不解:那些豪绅富户达官贵族们怎么不想一想,与其因流民暴动使得身首异处,家产充公,还不如主动拿出财物来赈灾救民,于国于民于己都好。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但这只是我们这些升斗小民的良善想法罢了,对于那些居高位的食肉者,那些侯门大院里的遍身罗绮者,又何尝对天下苍生有过一丝一毫的悲悯之心呢。他们只知道如果眼前的柴没了,谁还会去管那座山是不是能长出柴来—即使有了柴,也不一定就会有自家一份啊—还是看着眼前的好。肉食者鄙—古今皆然。第二就是明末的流民暴动反反复复好几次,眼看着被剿灭了,哪知过不了几天,又闹起来了,而且势头更猛更烈。其中可见明末恶政之凶之暴。可就是同样的流民,刚开始几十万有时都打不过几万官兵,这并非大明朝的将卒都是以一当十的好汉,而是流民暴动本身就是自发的没什么政治目的,闹起来就为图一顿饱饭吃,正正经经的一群乌合之众。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高迎祥,还是李自成张献忠都是窜来窜去,真正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直到后来李自成遇到李信,提出“均田免粮”这一政治口号,情况才大为改观。其性质也才由流民暴动升级为农民起义。可见政治口号和政治纲领的重要性,有了这东西,就师出有名,也就有了团结人的精神信念,大家走到一起来就有了充足的理由。所以要经常宣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至于实质是不是“人民全心全意为我服务”,那就暂时不要管了。
  对于农民军问题,历朝历代,无外乎剿抚两种手段。崇祯呢,自然也是连剿带抚,期间还是见了一些成效。可一是流民问题不解决,农民起义的问题就无法根治;二是崇祯自己急于求成,频繁换将,用人不专,责臣太骤;导致农民军势力越来越大,终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其实最理想的结果是将农民军招抚下来,然后送到辽东去打辫子兵。可是呢这些兵战斗力本身就差,也不懂什么规矩,只怕放到前线还会倒戈一击—等他们有了战斗力了,估计你又管不住了。所以崇祯朝在这里进入了一个死胡同,辽事不绝,则辽饷不断。辽饷和天灾不断,则流民不绝。流民和满清这对煞星,真是东边日出西边雨,你方唱罢我登场,弄得崇祯哪里还能有什么活头。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用谭嗣同这句话概括大明王朝这位悲剧性帝王,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合适的。纵观崇祯朝17年,一个主旋律就是“杀贼”—杀关内的“流贼”,杀关外的“胡贼”,杀朝堂上的“臣贼”。可杀来杀去,这位末代君王最后倒让贼给逼杀了。
  朱由检从站到大明朝政治舞台最中央的那一刻开始,就开始了他漫长、艰难而痛苦的杀贼生涯。虽然没有杀出多少成绩来,但朱由检的登基第一杀还是很成功很英明也很漂亮。因为这一次他杀的是时称九千岁,曾是大明帝国实际掌舵人,创造中国几千年以来宦官掌权奇迹的魏忠贤。所以,他的这一杀还特别大快人心。
  了解这段历史的人应该都还是认为,在处理魏忠贤问题上,崇祯的确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沉稳老练与谨慎。如果考虑到他那时实际上还是一个不到十七岁的半大孩子,又从未有过实际的政治斗争经验,我们自然会为他的表现击节叫好。这在当时也是一件非常振奋人心的事情,毕竟天下为阉党所苦已久,加上处理这件事情的还是一个年纪轻轻的皇帝,更是让对国家对时局焦心不已的士林人士看到了莫大的希望。我们在中学时有过一篇课文叫《五人墓碑记》,里面把崇祯登基称为“圣人出”,可见民间对他有多大的信任,又充满了多少的期待。可是在以后十多年的国家管理中,崇祯再也没有表现出同样的大智大勇。
  其实道理也很简单,我们都知道崇祯是一个很有抱负也很有决心的帝王,他的人生目标就是中兴大明。这个目标不会是一下子蹦出来的,而应该是在他还是亲王的时候就有的。当然在潜邸时,他可能考虑得最多的应该还是怎样处理魏忠贤。毕竟那时还是他哥哥当家作主,对于国事他了解有限,而且也没有人教导他怎样去治国。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他在处理魏忠贤集团时的处变不惊和有条不紊,但是—治国毕竟对于他来说是陌生的。即使对于任何雄才大略的人来说,治理一个大国都是一件不容易,需要如履薄冰般对待的工作。何况我们的崇祯皇帝接受这副责任重大、千头万绪、危机四伏的千钧重担时,没有任何工作经验,而且他还就是一个十六岁多一点的孩子啊,放到现在还刚上高中。现在要他去面对那老谋深算的朝臣、处理那纷繁复杂的政事、批阅那如山般令人窒息的奏章,该是一种怎样的考验与煎熬。
  我们都知道,崇祯虽然生在帝王之家,但整个人生都是不幸的。在他登基以前,史料对他的记载很有限,但是我们可以大致推测出来。首先,他三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接着九岁的时候老爸就去世了。哥哥比他大六七岁,又是个典型不懂事的调皮捣蛋鬼,所以他的童年一定是很孤独的。其次,他老爸整个一生在他那位贪财怠政的皇爷爷面前很不待见,日子本身就过得很凄苦,要不是有一帮子倔强的大臣坚持了二十多年,只怕那一个月皇帝都做不了。所以在自己都朝不保夕的情况下,对儿子们的教育培养也是粗放式的—看看他老哥的情况就知道。第三,他的整个家庭就是一个巨大的悲剧,母亲早逝,父亲好不容易熬出头,哪知才一个月就一命呜呼,哥哥喜欢当木匠,可偏偏做了皇帝,把一坐江山弄得乌烟瘴气不说,自己也是年纪轻轻就跑路了,把一副千斤重担不许讨价还价的撂到他瘦弱的肩膀上。第四,像他这样年纪登基的,要么老爸老哥留一群顾命大臣或者辅政大臣什么的帮他来打理江山,再不济也有个母太后或者太皇太后的—至少心理上有个依靠。可他老哥留给他的是什么呢,除了一座风雨飘摇、千疮百孔的江山,一个糜烂不堪的政局,还有一个比皇帝还牛气的九千岁。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真正的孤家寡人。
  所以我们不能过多的怪他多疑,怪他武断,怪他急于求成。除了自己,崇祯几乎没有什么可依靠的,而且他接手的时候,大明王朝已经是内忧外患,山河冷落。关外是后金八旗的虎视眈眈,关内是遍地流民,西南还有土司的叛乱,朝堂上更是乱糟糟的一团,党争激烈。一个十七岁的孩子,他何尝不想与臣工们同舟共济,一起重振大明的江山。可是在他除掉魏忠贤后还没兴奋几天就清楚了传到手里的是一份怎样的不良资产。岳武穆说过:文官不贪财、武将不怕死,天下方可致太平。可如今的大明朝呢,文官个个爱才,贪污盘剥无所不用其极,而那些帝国倚为干城的武将们呢,临阵逃命,纵兵烧杀抢掠倒是一把好手,要他们去征战疆场,舍命退敌那几乎是痴人说梦了。
  崇祯是在文官们的帮助下扳倒魏忠贤的,他自然是恨极了宦官专政。可是在与文官们打了一年多交道之后才知道,这帮家伙也都不是省油的灯。嘴巴上都是义正词严的说着孔孟之道,暗地里却是拉帮结伙,朋比为奸。所以他转而又只能求助于总还是呆在自己身边的太监们。崇祯是多疑,但当90%的臣僚对自己是虚与委蛇,不洁身自好的时候,他还能做到宽容大度,坦诚以对吗?
  谈崇祯的杀,自然最著名的还是杀袁崇焕。
  因为乾隆大张旗鼓的一番“平反”,现在一般都认为袁崇焕是因为崇祯中了皇太极的离间计被冤杀的。个人认为,袁崇焕是冤杀没错,但因为是满清的离间则不然。
  我们都知道,开始的时候崇祯对袁崇焕可是信任有加,寄望有加,所以对袁崇焕也是支持有加。几乎是满足了袁崇焕所有的要求,简直做到了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权给权。当然,袁崇焕也确有值得崇祯信任的地方,毕竟自辽东起战事四十多年以来,就袁崇焕在那里打过两场胜仗,而且这人贤而廉,在浑浊的大明官场里素有清誉。一个是有中兴抱负,求治心切的新主,一个是谙熟边事、公忠体国的的老臣,在国家危急关头风云际会,这应该是喜事美事一桩。君臣间的这种坦诚以对和共赴时艰也应传为千古美谈。可惜在崇祯召见平台时,袁崇焕这位老成持重的大臣可能是一时激动,居然慷慨陈词,说五年可以平辽,把一切都推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计划是很能鼓舞人心,可估计全世界也就那位性子急也很容易激动的年轻万岁爷会相信。
  为什么说五年平辽计划是袁崇焕引来杀身之灾的祸端呢。主要是首先这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除非当时的后金政权出一个南朝刘子业萧宝卷一类的君主)。其次是袁崇焕明知任务完不成还罢了,还正儿八经向崇祯要了一些特权,把自己逼得毫无退路。第三就是如果在崇祯听来这个计划只是袁崇焕一时激动,当不得真也还罢了,可崇祯这个热血青年做什么事情都很有责任感也很认真,而且这个计划出自袁督师这样重量级的人物之口,也怨不得他相信。第四就是因为有这个五年计划的压力,袁崇焕难免做事情急切了些,给皇帝和言官们留下了口实(如诛杀毛文龙)。
  接着说一说为什么五年平辽是不可能完成的计划,首先是当时后金主政的皇太极以及后来的多尔衮都是百年难遇治国治军的奇才,袁崇焕虽也是一时之英杰,可在他们面前也讨不了多少好去。其次就是后金政权此时正处于发展的上升期,而大明此时已经病入膏肓,一升一降,明眼人都看得出这个过程有多么漫长和艰难。第三、其实我们也可以借鉴隋唐征高句丽故事,就会知道以当时隋之国力,唐之英主,两朝之名将劲卒,前后攻伐五十年最后还是因为高句丽内部分裂才乘隙平定。可后金当时是主明臣贤,名将如云,军队战力更是举世无二。以当时明之现状,短期内能够守住并稳定关宁防线就是了不得的成绩了。
  当然我们也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有足够的时间(五十年左右),大明朝的局势能够稳定下来,明朝还是有望灭了满清的。首先主要是明朝国力毕竟是关外满清的十倍。其次是那时世界已经逐步进入了热兵器时代,而明朝又是一个相对满清开放的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和武器明朝要方便得多,国力和军队的战斗力提升得自然也快一些。第三是,如果沙俄还是如历史进程一般侵入东北,那么明朝更可以联合沙俄南北夹击,灭了满清。进而出现中俄对峙的局面,还可能使得中国提前走进现代历史,呵呵—只是想象罢了。
  我们还可以讨论一下袁崇焕杀毛文龙的事情,因为这实际上是崇祯杀袁崇焕的一个重要原因。至于袁崇焕为什么要杀毛文龙,一般来说,以毛文龙当时悖逆狂妄的行径与做派,加上五年平辽要统一事权,站在袁崇焕立场上杀他是有充足理由的。很多人以毛文龙一直是牵制后金的重要军事力量,后来毛被杀后,他的部众许多投降后金来说明袁崇焕杀毛文龙是一大败笔。其实这是不公平的,因为袁崇焕杀毛文龙之后,收编了他的军卒,一切都很正常,只是因为朝廷接着杀了袁崇焕,才导致皮岛军众无所依赖,最后才投降了后金(比如三顺王降清就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当然,对于袁崇焕来说,他的败笔是杀毛文龙没有请示崇祯—可是如果他请示的话,估计就杀不到毛文龙了。这恰恰就为后来崇祯杀袁崇焕埋下了伏笔—要知道毛文龙也是有尚方宝剑在手的一方大员啊,擅杀大将—谁给了你袁崇焕这么大权力—估计每个明朝皇帝都会这么想。但关于毛文龙是被袁崇焕所陷害冤杀一说,我是不认同的,因为后来崇祯乃至明朝官方拒绝为毛文龙正名已经说明一切。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崇祯杀袁崇焕的理由: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里面就没有一条是说袁崇焕谋反的。而且袁崇焕自崇祯二年十二月下狱至次年八月受刑问斩,一共有八个月时间,这说明崇祯对这个问题也是很慎重的,不可能是一时的激愤所为,假若是受离间计,这么长的时间也该查清楚了。个人认为崇祯虽然多疑,但并不昏庸,甚至还可说是比较精明。而在另一方面,如果有人认为袁崇焕是通敌卖国的人,我也是万万不敢苟同的—一个那样有政声,为边事殚精竭虑并取得了比较大功绩的人,遇到一个欣赏自己,全力支持自己的君王,还去做不臣之事,应该说可信度不高。
  那么为什么袁崇焕必须死呢—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崇祯对他的工作方式、工作效果和工作态度不满意。很正常啊,在崇祯手里,十七年换了五十个内阁首辅和十四个兵部尚书,杀或者逼杀了督师和总督十一人、巡抚十二人。所以崇祯杀袁崇焕实在是正常不过的—因为袁该死的地方太多了。首先你自己提出五年平辽计划,要了那么多钱粮特权,可过了一年多,非但寸土未得,最后还导致贼寇京师,这让自负,最恨臣下敷衍的崇祯如何受得了;其次毛文龙即使有千万条该杀的理由,也不该由你袁崇焕去杀—这不明摆着把皇帝不放在眼里吗?去这么一段时间就擅杀大将,日子久了那还得了?其三,袁崇焕下狱之后,手下部将祖大寿即怒率部众回山海关,这让崇祯做何想—这就是你袁督师带出来的军队啊,眼里只有你袁督师,就没有咱皇上。第四就是袁崇焕居然主张议和,而且还行动了起来--给了你那么多粮草兵饷,你却去议和。而且明朝的外交就是拿宋朝做参考的--在士大夫眼中,议和与投降何异!所以,袁崇焕是非死不可了,换了别的明清皇帝他基本上都得死。
  虽然如此,我还是觉得如果说袁崇焕不经请示杀毛文龙有些草率,那么崇祯杀袁崇焕就是一误再误了。毕竟大明朝正需要一位这样的能臣干吏,有袁崇焕在,东江镇的形势会更好一些,应该也不会有将来的松山之败,洪承畴就可以安心在中原剿抚农民军了。当然,在前面我说过即使给袁崇焕十年二十年时间也不可能实现他平辽的远大理想,而且他死后十几年,山海关至北京的防线照样依然牢固,依然在大明朝手里。所以个人觉得现代对袁崇焕的评价过高了,当然这也有乾隆的功劳在里面。对于明清之间的一些史料,我的态度是不可不信不可全信。毕竟满清是抢了大明的江山的,而且一些明朝遗民编的史料即便态度客观,但对于一些事情难免是道听途说得来,加上清初文字狱盛行,并不一定就完全准确。我们有同情袁崇焕的理由,崇祯更有杀袁崇焕的理由—历史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再来说说议和的事情,其实对于议和,在明廷并不是袁崇焕一个人的主意。而且对于议和,明清双方都是心知肚明,那就是一个缓兵之计罢了。当然,即使包括崇祯在内,在某些时候都认为有议和的必要—事实上,除了议和,大明朝一时还真找不到更好的缓和时局的法子了。可是,崇祯毕竟做不了宋真宗,更做不了宋高宗。所以即便是万般无奈,对于议和他也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其实这很好理解,因为相对宋朝的帝王们,崇祯的现实和心理压力要大得多。首先,宋朝建立时,辽朝已经存在好几十年了,完全就是和宋朝平等的国家,而且那幽云十六州也不是在宋王朝手里丢的,所以议和不丢脸。至于大金朝呢,更和你大宋没关系,而且他还灭了武功赫赫的契丹人,在它面前装孙子一点也不要难为情。可大明朝就不一样了啊,人家努尔哈赤当年就是我大明朝旗下的一名小将佐,现在却要和我天朝皇帝贵胄来平起平坐,这那还受得了。其次,原因还是和宋朝有关,外族人灭了宋王朝给大明子民的教训太深刻了,所以无论朝野上下,对议和可都是敏感得很啊。第三,大明朝也没有和异族低头媾和的传统啊,以前都是我们追着号称弓马举世无双的蒙古人打,现在我一个中兴之主,却还要向你们几个女真人(前不久还是咱的奴婢呢)折节低头,这怎么都难以接受啊。所以通过议和赢得宝贵的喘息之机对于明王朝来说是一个好的选择,可是在心理上又难以让人接受,以致一直不能拿到朝堂上来说。
  在崇祯杀的“臣贼”中,还有一个比较著名的是周延儒。杀周是一件正常而平常的事情,可是在周案中,个人认为崇祯也展现了一个精明有见识的形象。所以有时候怪不得崇祯多疑—要怪只能怪那些大臣阴奉阳违,表里不一。结合崇祯对其他朝政的处理,我们说崇祯虽够不上一个明君,但也绝不是一个昏君。
  说到崇祯,自然想到那一朝遍地的流民。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明之亡,实亡于流民。满清自夺得大明朝的江山那天起,就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有清一代,流民问题还是处理得不错,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大面积的流民。国朝对这个问题也很重视—没见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也很严格吗,呵呵。
  有些人说崇祯昏聩,一条罪状就是天启时流民还不多,到了崇祯手里,整个中原到处都是流民乱窜。但如果把造成大量流民的问题全部归罪于崇祯那是不客观的。流民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就是四个字—天灾人祸。崇祯元年,关中大旱,加上朝廷加派辽饷,立时使得许多小农户破产,造成大量的流民。我们说明末说崇祯,有时候还真是感到王朝更替有天示有天意,在崇祯当政的短短十七年里,就有一半时间以上时间中原关中地区出现大面积的旱灾(天启二年至崇祯二年,陕西八年皆大旱不雨:崇祯六年西安旱灾,米脂大旱,斗米千钱,人相食。历史上也记载,近五百年来最严重的干旱发生在崇祯九年至崇祯十六年,尤以十年至十四年为甚,好像气候学上把这种气候阶段称为小冰河期)通常旱灾一旦形成,就是寸草不生,赤地千里,影响范围相当大,而旱灾过后,必然会引起蝗灾,蝗虫的灾害很容易蔓延到旱灾以外的地区,因为蝗虫的灾害是移动性的,使得离旱灾极远的地方,都会遭到波及,而稻麦皆被掠食光。
  苛捐杂税和天灾无疑是流民问题出现的直接原因,但流民问题持续出现并一直得不到解决。就反映出隐藏在后面的深层次问题,那就是土地兼并严重和吏治极端腐败。明末的土地兼并可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而兼并的主角又是宗室藩王。这些宗室藩王们兼并了土地,又不会老老实实纳赋纳捐。所以土地兼并就造成了两个问题,一时流民越来越多,二是国家财政收入越来越少,这又使得人民的负担越来越重—自然又造成更多的流民,形成一个无法解套的恶性循环。还有一个吏治的问题,吏治不好,那么本来要交一两银子的税,摊派到下面可能就变成了四两五两。而国家靠这些官吏赈灾救民呢,可能每户可以分到五两银子,可层层盘剥之后,到灾民手里就剩下一两了。其实对于这种情况,崇祯是一清二楚的。在他执政的十七年里,曾经六下罪己诏,从里面我们都可以清楚的看到他对民生吏治的现状是很了解的。如崇祯八年(1635)正月,在中原数省范围内流窜奔袭经年的陕西农民武装暴力团伙突然挥师南下,出其不意地一举攻克明朝中都凤阳。这迫使自负的崇祯于当年十月下了他的第一道罪己诏,里面就有这样一句:国帑匮绌而征调不已,闾阎凋攰而加派难停。中夜思惟,业已不胜愧愤。又如崇祯十年闰四月,北方大旱,中原大地、赤野千里、饿殍遍野、民不聊生,而地方官吏仍旧逼粮催科、盘剥百姓,多处地方亦然民怨沸腾、干柴烈火、一触即燃,面对这样的危局,崇祯帝头脑十分清醒,可是又无可奈,山高皇帝远,朝廷中枢对于基层吏治的腐败也是鞭长莫及、望洋兴叹尔!为此,崇祯帝在久祈不雨时的《罪己诏》上痛切地说道:“ 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辄)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好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了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这哪一句哪一字不是泣血之言啊。就凭这几道罪己诏,我们也不能认为崇祯是昏君。
  崇祯和他的老祖宗朱元璋一样,是一个对“官”切齿痛恨的皇帝。朱元璋敌视当官的,那是因为自己早年的不幸遭遇,再加上在平定天下及治理江山的过程中,对贪官污吏祸国殃民的深刻了解。而崇祯呢,虽足不出紫禁城,可他毕竟还是有那么多的耳目,何尝不知国家吏治的腐败,民生的凋敝。对朝堂上敷衍塞责的大臣们他尚可以骂贬杀,但对于下面那数不胜数的贪官昏官庸官,他则只能徒唤奈何。要解决农民暴动问题,就要解决流民问题。要解决流民问题,就要解决吏治和土地兼并问题。要解决吏治和土地兼并问题,就必然得罪官僚、豪绅和宗室—可这恰恰又是后来大明朝统治赖以存续的基础。朱元璋之所以能对整个官僚体系大动干戈,那是因为新朝甫立,还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既得利益群体,而且整个社会有那么一股昂扬向上,生气蓬勃的精气神。最重要的是他既是新朝的皇帝,也是义军的首领,还是和人民站在一边—至少不是对立关系。所以朱元璋反贪阻力会小很多,效果也会好很多。这就是为什么在新朝里一个从旧王朝过来老官僚也能清正廉洁,而在旧朝里一个新人也只能唯唯诺诺无棱无角—因为环境很重要,精神气质很重要,理想很重要。可对于崇祯来说,这时已经是攻守易势,他的王朝代表的是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成了农民运动革命的对象。即使他想去砍豪绅宗室,可谁来帮他砍呢?我们可以指责—崇祯眼里只有他的大明江山,而不知有大明百姓。其实他何尝不知民为国之本,但在这样一个污浊和毫无生气的官僚体系面前,他能有什么作为呢。
  李自成在他的《登极诏》里曾这样说崇祯朝:“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分明就是崇祯自己“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文雅说法了。看来人民的眼睛还真是雪亮的。
  何况整顿吏治,缓解土地兼并又非朝夕之间可以见效,在老天也频频为难的情况下,崇祯基本上已经是无力回天了。除非这时天纵奇才,出现一个有朱元璋那样的杀伐决断,又有张居正那样理财理政能力的君主,或许大明朝可以多熬一阵。但在那种积重难返的形势下,也难得有大的作为了。万历殆政了二十多年,天启又因为党争和阉党乱政折腾了七年,加起来就有三十多年,一个王朝又有多少个三十年呢。如果他老爸光宗皇帝多活几年,或许情况还不至糜烂如此,可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摊子已经烂成这样了,老天爷还不停的作难,这真是不让人活了啊。所以在读有关崇祯史料的时候,虽然他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但我一直为他的坚强和执着所感动。一个年刚弱冠,在动荡险恶的环境中即位,执政后几乎每天听到的都是天灾、流民暴动、外寇入侵、官员贪渎、丧师丢地等这些让人心焦头疼的消息。十七年啊,再坚强的人也被折磨成疯子了,何况他还是一个这样有抱负有理想,但同时也敏感自负的人—这也许就是天意弄人吧。
  农民失去了土地,加上天灾,政府赈灾又不得力,所以只能跑出去讨饭,就成了流民。天灾面积不大,流民少的话,还可以讨口饭吃。可象崇祯时那样,天灾一来就是上十年,受灾地区又是整个中原西北,所以除了暴动几乎就没有了活路。看明末历史的时候,有关流民的记载真是触目惊心啊。难怪那时中原大地遍地烽火,只要有一个人站出来吆喝一声,马上就能聚集上十万人。反正饿死也是死,还不如拿起锄头梭镖来抢两顿饱饭吃。透过明末的流民暴动和农民起义,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问题。第一是即使存在长时间大面积的天灾,但是对于整个国家来说,还是有足够的物质财富支持人民的生活问题。这很好理解,因为大家一暴动,打土豪开粮仓,就都有饭吃了。可见并非国家完全支持不住了,而是—套用现代经济说法就是贫富差距拉大了,财富向少数人集中了。我们也看到,即使在明末南方的经济运行还是比较好的,尤其是江浙一带受的影响比较小。主要是税收不能很好的收上来,再加上赈灾不到位,才导致流民问题日甚一日,终至不可收拾。有时我们会不解:那些豪绅富户达官贵族们怎么不想一想,与其因流民暴动使得身首异处,家产充公,还不如主动拿出财物来赈灾救民,于国于民于己都好。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但这只是我们这些升斗小民的良善想法罢了,对于那些居高位的食肉者,那些侯门大院里的遍身罗绮者,又何尝对天下苍生有过一丝一毫的悲悯之心呢。他们只知道如果眼前的柴没了,谁还会去管那座山是不是能长出柴来—即使有了柴,也不一定就会有自家一份啊—还是看着眼前的好。肉食者鄙—古今皆然。第二就是明末的流民暴动反反复复好几次,眼看着被剿灭了,哪知过不了几天,又闹起来了,而且势头更猛更烈。其中可见明末恶政之凶之暴。可就是同样的流民,刚开始几十万有时都打不过几万官兵,这并非大明朝的将卒都是以一当十的好汉,而是流民暴动本身就是自发的没什么政治目的,闹起来就为图一顿饱饭吃,正正经经的一群乌合之众。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高迎祥,还是李自成张献忠都是窜来窜去,真正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直到后来李自成遇到李信,提出“均田免粮”这一政治口号,情况才大为改观。其性质也才由流民暴动升级为农民起义。可见政治口号和政治纲领的重要性,有了这东西,就师出有名,也就有了团结人的精神信念,大家走到一起来就有了充足的理由。所以要经常宣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至于实质是不是“人民全心全意为我服务”,那就暂时不要管了。
  对于农民军问题,历朝历代,无外乎剿抚两种手段。崇祯呢,自然也是连剿带抚,期间还是见了一些成效。可一是流民问题不解决,农民起义的问题就无法根治;二是崇祯自己急于求成,频繁换将,用人不专,责臣太骤;导致农民军势力越来越大,终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其实最理想的结果是将农民军招抚下来,然后送到辽东去打辫子兵。可是呢这些兵战斗力本身就差,也不懂什么规矩,只怕放到前线还会倒戈一击—等他们有了战斗力了,估计你又管不住了。所以崇祯朝在这里进入了一个死胡同,辽事不绝,则辽饷不断。辽饷和天灾不断,则流民不绝。流民和满清这对煞星,真是东边日出西边雨,你方唱罢我登场,弄得崇祯哪里还能有什么活头。

    至于关外的满清,个人觉得袁崇焕的方针还是靠谱的。用一句中国的足球术语那就是“防守反击”。很简单,一个健康强大的国家在正常情况下都要避免两线作战。象大明朝这副病恹恹的样子,倒是在连续十几年里外击强敌,内剿顽贼。打来打去最后把自己打得一点元气也没有了。既然要结束这种腹背受敌的不利形势,就只能按照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办。在关外取守势,在关内取攻势。只有内部安定了,去了后顾之忧,财政有了保证,才能在关外与满清一较长短。崇祯对流民问题认识不足,并想凭一战而平关外,又拿不出切实可行的计划来,只能疲于奔命于东西两端,这确实反映了他作为一个君主的才具不足。他也一度想和满清议和,可又在自己的自尊和文官们的清议面前退却。国家都到了这个地步—想想自己当年的老祖宗太祖爷那么英明神武,不还是先后还委身在郭子兴和刘福通的名下熬过那么久的岁月,你现在这么一个烂摊子,委屈一下自己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嘛—是自己的面子重要还是江山重要,这可要想清楚。
  明史虽然是满清编的,里面有些不实之处,但对于崇祯的评价大体还是客观的:庄烈之继统也,臣僚之党局已成,草野之物力已耗,国家之法令已坏,边疆之抢攘已甚。庄烈虽锐意更始,治核名实,而人才之贤否,议论之是非,政事之得失,军机之成败,未能灼见于中,不摇于外也。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当夫群盗满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抚两端,茫无成算。内外大臣救过不给,人怀规利自全之心。言语戆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其所任为阃帅者,事权中制,功过莫偿。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赏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于不能制。加以天灾流行,饥馑洊臻,政繁赋重,外讧内叛。譬一人之身,元气羸然,疽毒并发,厥症固已甚危,而医则良否错进,剂则寒热互投,病入膏肓,而无可救,不亡何待哉?是故明之亡,亡于流贼,而其致亡之本,不在于流贼也。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
  其实,对于崇祯来说,最后的结局除了煤山上吊之外,还可以有别的结局—那就是南迁。晋室可南渡,宋室可南迁,为什么你大明就不可以呢。晋宋两朝南渡之后都还存续了上百年,大明朝要是跑到南边去,那么将来“卷土重来未可知”啊。而且崇祯跑到南方去条件可比晋宋好多了,在南京就有一个现成的领导班子,只要你过去,办起事情来和在北京没两样。要说崇祯没动过南迁的念头可不是真话,只是“南迁”意味着放弃宗庙陵寝,难以启口,必须有内阁、六部的重臣出来力排众议,形成朝廷一致的共识。遗憾的是,那些大臣都怕承担骂名,不敢提倡“南迁”,所以一拖再拖。最后在李自成快攻到北京时,才有大臣秘密上疏,可惜由于得不到内阁的支持,再加上崇祯在和战问题上都很保守,要他南迁对他的心理压力实在太大,以致最后不了了之。放弃了南迁,也就关闭了崇祯最后的生路。
  当时还有大臣提议让太子去南京监国,以便留一条退路。这其实也是一条好建议,你不去让儿子去就没那么大的压力,也给国民留了一些信心嘛。可是照样由于阁臣们的反对无疾而终,我觉得这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可能还是崇祯自己的原因。都这个时候了,关系家国命运,还顾什么面子,应该拿出平时杀伐独断的气魄来嘛。崇祯还有一个说不出口的原因可能是怕太子去了南京,那里政府机构整齐的一套,而自己在臣工们心中的影响不好,声誉不高,如果仿唐肃宗灵武即位的故事来一场逼宫,那他就更加受不了。说来还是他的狭隘,自负,多疑害了他。
  如果太子去南方监国,那是名正言顺,就不会出现以后南明的“内讧”。而且那时南方的经济没有遭到多大的破坏,还有左良玉和江北四镇,长江沿线的安全也比较有保障。丢掉北方那个包袱,让李自成和满清先争个你死我活,再找个好时机整军北伐就是。即使再不济,南方的小朝廷总还可以多活几年。自己这么一固执,弄得家国皆不幸。
  以前读明末这段历史,因为大明的暴政,因为袁崇焕,因为对李闯的英雄崇拜,所以对崇祯的印象就如教科书上说的:刚愎自用、猜忌多疑、昏庸武断。可是真正了解那段历史之后,尤其是了解崇祯这个人之后,可能就不会轻易的下这样简单的结论。
  当然不管是史书给我们的印象,还是实际情况,崇祯都是一个单调的人。这个凄苦的帝王他来到这个世间,他的责任、欢乐、悲伤—整个人生好像就只是为了中兴大明。十七年如一日,他不逸声色,宵衣旰食,忧勤惕厉,殚心治理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崇祯的整个生命都奉献给了重振祖宗家业这个镜花水月般的华丽梦想。像他这样一个人,如果生在普通之家,他会是个好丈夫,好父亲,可是为了这个梦想,他最后成了最不好的丈夫和父亲。作为君王,倘若在王朝的和平发展时期,他会是一个勤政爱民的好君主,也一定会是青史留名的中兴帝王。可偏偏阴差阳错,他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甚至在某些方面是他自己加速了一生为之奋斗的王朝的灭亡。崇祯人生的悲剧性就在于此—他有远大的抱负,有高度的责任感,也有努力的实际行动,可他面临的却是一个内忧外患几百年难遇的烂局,且老天爷也一而再,再而三的问难于他。对于大明这座垂垂老矣,破烂不堪的江山来说,他来了,他努力了,他也失败了。其实我们仔细的分析一下,崇祯还是一个有完美情结的帝王—虽然没有记载,但他一定以历史上那些有作为的君主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他可能在骨子里还在努力使自己超越他们。他不好色,不贪图享乐,生活很俭朴,在王朝危急的时刻他几次屈尊折节下罪己诏,不诿过于臣民。甚至最后拒绝南迁,选择走向煤山的绝路,也有那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心理在起作用。因为追求完美,所以他严于律己,自然也苛责于臣下。因为追求完美,所以在他坚强凛冽的面孔下,其实有一颗脆弱的心—他的急于求治、缺乏冷静与耐心,动辄杀戮大臣等都是他内心脆弱的表现。
  虽然在崇祯的统治下,苛捐杂税,民不聊生,但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民意大体上还是对这位与社稷共存亡的帝王充满了同情。往人民头上不停地加派重税—这毕竟不是崇祯的本意—因为他终究不是和他爷爷一样是一个贪财敛财的皇帝。而且这位自负骄傲的帝王六下罪己诏,几乎每次都是痛陈自己的不是,并不诿过于百姓。尤其是最后一次: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致逆贼直逼京师,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这使善良的百姓们原谅了他—千错万错,那都是一个时代的错—崇祯自己何尝不也是受害者之一。
  谈论明朝的灭亡时,有许多人总是说明实亡于万历,这句话是没错的。可是,即使我们同情崇祯,为他的兢兢业业和执着所感动,但还是认为崇祯应该为大明朝的覆亡负有重大责任。主要原因有:首先是尽管崇祯当政期间天灾人祸不断,可毕竟他乾纲独断,掌握大明王朝还是达十七年之久,这比别的末代君王好多了—而且其中有许多人祸还不是他自己直接或间接造成的?其次是作为一个末代君王,他还曾经拥有那么多的谋臣良将,如袁崇焕、杨嗣昌、洪承畴、卢象升、孙承宗—甚至包括吴三桂,都可算是一时之俊杰。可他虽有识人之明,却用人不专,猜忌多疑,驭下太严。选将拜相,总是希望立竿见影。对于剿抚和战,茫无成算,这都反映了他自身的脆弱和不自信。第三是崇祯掌国多年,虽外有边患,内有流民,可毕竟他还是掌握了大量的国家资源。南方的情况就比较好,还有几十万的兵马。老天虽为难于他,可毕竟还是给了他比较充裕的时间、空间和资源。真正有大才者,以一隅之地尚可以一统天下。象崇祯这样的情况,经营好了也不至于十多年就倒闭。
  当然我们也承认,以崇祯朝的情况,覆亡是必然的了,即使真有“圣人”出,也只能延缓这个王朝走向死亡的步伐而已。崇祯的悲剧是一个王朝的悲剧,一个时代的悲剧,其实—更是我们这个苦难民族的悲剧。本来一个腐朽王朝的覆亡是历史的必然,也为千千万万的生民带来了新的希望。说它是我们民族的悲剧就在于崇祯煤山上吊的四年前万里之遥的英伦发生资产阶级大革命,把世界带入了近代史,可我们国家的这次更迭却是一个落后的游猎民族统治一个文化比它先进许多的民族的开始。这个落后的民族在吸收汉民族相对先进的统治制度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集权和独裁,迟滞了中华民族科学文化发展的步伐,大大延缓了我们国家向更高层次社会发育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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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91楼 发表于: 2009-06-28

帝王漫谈之明太祖[转帖]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开国皇帝(也包括第二代,因为有许多“太宗皇帝”也是跟着“太祖”创业的),大多都是马上英雄,军事奇才。如刘邦、刘秀、曹操(事实上的皇帝)、孙权、刘备、李世民、赵匡胤、朱元璋等,其实也很好理解。因为除了极少数的王朝更替是通过权臣的和平革命之外,大多都是通过铁与血的征战实现的。在乱世要想成为强者,政治策略自然要高明,但首先还是要拳头过得硬。否则你再怎么得民心,也照样被别人给灭了。

  在谈论历代帝王的军事才能时,毛主席说过一句:“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应该说这个评价是很恰当的,有时个人还觉得在武功方面朱元璋其实是不逊于李世民的,甚至还有过之。主要是李世民出身军人世家,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也有很好的环境让他去实践,接触并学习到最新最先进的军事设备和军事信息与知识。后来起兵时,基础也很好,自家里就有一支实力强大的武装力量。而朱元璋就不同了,完全是白手起家,靠的就是自己。这样的基础,换做一般人于乱世之中就如草芥一般,只有任人宰割的份。可咱们的朱皇帝不但过得很风光,而且替子孙后代挣了一份天大的家业,可见世间真有天纵奇才。也许这是重八大哥多年侍奉佛祖积了功德的回报吧—当然就与佛结缘而言,他还是比不上梁武帝,人家可是做了皇帝后几次舍身佛门的。

  朱元璋和李世民一样,都是先削平群雄,而后与强大的北方异族大战一场并同样取得重大胜利。当年李唐定鼎中原,征讨天下的功劳应该有六成是属于李世民的。因为在大的方面不能抹杀了高祖李渊的功劳,在具体的征战方面也还有李孝恭,李靖他们。而朱元璋自起兵扫平南方至北伐一统江山,每一战几乎都是最高指挥者,许多具体战役也都亲身参与。所以个人认为,就王朝的建立,国家的统一而言,朱元璋的军功应该是高于李世民的。李世民军事表现的巅峰是围郑击夏的虎牢关之战,此战击灭二国,擒杀窦建德与王世充,奠定李唐在全国的统治地位。而一般认为朱元璋军事生涯的代表作是与陈友谅的鄱阳湖之战,20万对60万,此战之后朱元璋统一南方已成定局。但个人认为真正体现朱元璋军事素养与眼光的是明王朝的北伐之战,虽然具体的战争指挥者是徐达和常遇春,但战略安排是朱元璋做出的。此战朱元璋的战略思想是: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槛。天下形势人手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即克其都,鼓行而西,云中,太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中国历史上有过那么多次北伐,真正成功的就是朱元璋及近代民国的北伐,从他这段话也可以看出其成功的原因。

  明朝前期的武功其实是不逊于汉唐的,毕竟蒙元的实力与战力都在匈奴之上,当然也在突厥之上。而且明朝自攻克大都之后还在整个北方用兵数十年,罕有败绩。之所以现在我们对这段汉人最近的赫赫武功不是很了解或者漠然视之,可能原因有这么几个:一是满清入主中原,明史也是他们修的,那时国内还存在大量反清复明的斗争,他们自然是不遗余力的抹黑前朝的皇帝;其次是朱元璋和朱棣这两位影响深远的明皇爷也确实嗜杀残暴了一些,大家对他们没多少好感也是正常的。再次是自明朝始,八股取士成为国策,知识分子的路越走越窄,最后只剩下科举一条路。社会思想越来越僵化,生动活泼的社会文化现象越来越少,范进式的人物越来越多。这使得今天人们对明朝的印象很阴暗很晦涩。

  一个像朱元璋那样从社会最底层走出来的军事统帅,其军事能力超群是无可置疑的。但我们更应该从他崛起及所向披靡的战绩看出,朱元璋早期一定是一个心胸豁达,眼光长远,有亲和力有人格魅力的人。因为一个出身寒微的游方和尚要将士用命,众人拥戴,自身肯定有许多吸引人的地方。主要是朱元璋毕竟不像刘邦一开始就是自己拉队伍闹革命,而是寄人篱下了许久。这样的人要成就一番事业,靠的就是自身的才干和高超的与人相处之道—当然,不管信与不信,我总觉得那些成大事者或多或少确实是受到上天眷顾的,呵呵。

  说到朱元璋,我们想到的首先可能就是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对功臣的屠戮。历史上人们总是把朱元璋与汉高祖刘邦相提并论,主要是二人都是于乱世之中,布衣提三尺剑而取天下。而且汉明两朝都是中国历史上国祚超过两百年的大一统的强盛王朝。同时两人的直接继承人都很软弱,也都叫惠帝,而且都不得善终。但最为相似的是两位平民出身的开国帝王在乾坤鼎定之后对追随自己的功臣的血腥杀戮。个人认为在这方面朱元璋是远远走在刘邦前面的,因为被刘邦所杀的开国功臣并不是很多,而且一些确实是造反了的。(写到这里个人觉得历史的误解冤屈了刘邦这位绝代雄才和仁爱之主—司马迁其实是很敬服这位平民帝王的。)可能给人们造成这种印象的直接原因是韩信与彭越的被诛—尤其是韩信,因为这个人在历史上名气实在太大,且在临死前说过一句在以后千古岁月里让每一个人心寒齿冷并充满同情的话: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

  朱元璋诛杀功臣,原因无外乎两个:一是帝国的继承人过于仁慈孱弱,使朱元璋不得不考虑百年之后国家的稳定和长远发展;二是开国勋臣宿将们自身不检点,飞扬跋扈,让为接班人问题闹得很不爽的朱元璋很不放心。

  关于第一点由于史籍的记载也算是后人皆知了,个人觉得朱标虽然仁慈,但还是说不上孱弱,毕竟也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而且做太子期间也历练了不少。建文帝的仁爱怯懦倒是铁板钉钉的事情,三年多的施政及在靖难之役中的表现就证实了这一点。

  我们重点来说说第二个原因。

  首先我们得承认在古代那种忠君思想浓厚,充满封建伦理纲常的环境里,一个人要去造反是需要很大勇气的。说白了就是,我们现在也没几个人认为那时起来造反的英雄们真的是除暴安良,替天行道,救民于水火吧。不可否认,大多数人如果不是被逼得没办法,是不会想到去落草为寇的。但我们也不能否认的是,在“革命”的阵营里除了一些为了活命和求温饱的良善老百姓以外,还是有许多怀着各种目的的“伪革命分子”。一些人是为了升官发财,一些人是在旧朝不得志,投机革命,还有更多的人本身就是好勇斗狠的亡命之徒。所谓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这也是很平常的事情。我们也可以再往前想一想,在冷兵器时代,要在你死我活的血腥战斗中生存下来,哪一个又是菩萨心肠—要真是这样,那也真的只能去当和尚了。尤其是那些出身草莽的将领,其俸禄官阶又有几个不是靠真刀真枪拼杀出来的。这些人说他们武功盖世、指挥若定、富有韬略是没错的,但要真的要求他们都有很高的政治觉悟,有怜爱悲悯之心,有谦恭自省之度那就很有些勉强了。否则,还真难得在那样刀口舔血的残酷环境下保存自己。这样的人冲锋陷阵惯了,加上久掌兵权,国家承平之后居功自傲,飞扬跋扈也是很正常的。历朝历代,这样事情可说是不绝史书。就连以仁厚宽和著称的唐太宗也曾对尉迟敬德说过:“我见汉高祖诛杀功臣,认为是汉高诅的过错,所以总希望与你共享富贵,子孙不绝。然而你做官总是不断犯法,才深感韩信、彭越被剁成肉酱,不是高祖的过错。国家的纲纪,唯赏与罚,非分的恩典,不能常有。你要特别留神,否则后悔不及。”可见,在王朝建立国家稳定之后怎样处理好与骄兵悍将的关系都是开国君主们需要解决的棘手问题。

  其次,对于那些开国功臣们来说,有那种“天下是我们帮你打的,你当天子,还不许我们过得快意滋润一点”的心理也是很正常的。但正常不一定就表示正确,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享受升级了,爵位高了,俸禄多了,但思想觉悟没有与时俱进。一是起事和夺取江山的过程中,他们与君主的关系只是上下级,可能还有朋友兄弟的情分在里面,但一旦王朝建立,他们之间就几乎只剩下君臣关系了。这君臣关系里有一条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种关系虽说不上对立,但至少没有多少温馨可言了。这种关系很危险,稍有风吹草动,就会破裂。当然原因是双方的,一方面可能是做君主的猜忌心过重,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做臣子的自己不谨慎。二就是王朝建立之后,随着形势的好转君主对老部下的倚重是越来越少,但这些勋贵们呢,不能随着形势的转变及时把自己的心态调整过来,还以为老大还像以前那么厚道,还像以前一样离不开自己。三就是老大做了皇帝之后,他首先要考虑的是江山的千秋万代,长治久安,任何与这一点相冲突的人和事,他都会毫不留情的踢开和消灭。无情最是帝王家,连自己的父母兄弟尚且顾不上,何况只是自己当年的部下而已。

  第三,对于刘邦和朱元璋的杀戮功臣行为,很多人将之主要归结为他们出身低微导致的自卑心理。本人并不完全否认有这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因为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一些自卑的—只是有时可能没有遇到那个让他自卑的人罢了。但是象刘邦朱元璋那样的人物,自然都是心胸宽广,豁达大度的人,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英雄与人才愿意投靠他,任其驱驰了。另外对于朱元璋来说,他也从不讳言自己出身的低微—比如在他当皇帝后写给父母的祭文里就清楚的说明了这点。且他身边的那帮将领大都是草莽出身,而就能力及所成就的功业而言,他更应该自信才是,同时朱元璋得国之正在历史上也是少有的,所以认为他屠戮功臣是自卑心理在作祟一般来说是难得成立的。唐太宗和宋太祖之所以能够善待功臣,并非得意于自己出身怎么好,而是家族势力本身就很强大,根基很深,接班人或者辅佐接班人的臣子都还靠得住,一般人难得撼动他们的统治。但是猜忌心倒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谁没有猜忌之心呢—尤其是帝王,他要处理的可是那么一份大家业啊—天下又有多少人在窥视觊觎啊。就连唐太宗不也对李世碛有过猜忌?所以说朱元璋猜忌之心重倒是合情理的,这从他设立锦衣卫,封诸子到各地为藩王就可以看出来。如果将帅们能够安分守己谨言慎行还好,一旦约束不了自己的言行,遇到猜忌的君主,后果就不言自明了。

  现在很多书上说朱元璋图屠戮功臣,在他手里就只放过了汤和一个人。我觉得这样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就如一个人罪行累累,但也不能因此往他身上妄加恶行。比如刘伯温,虽然大家都知道是胡惟庸毒死的,可还是要拐弯抹角的算到朱元璋身上来。这就很不好,因为朱元璋也没多少要杀刘伯温的道理,他也只是一介谋士罢了,为人坦荡忠诚,而且一个从未掌兵的文弱书生难道在国家承平之后还能翻得了天,再说留着刘伯温不还可以牵制李善长和胡惟庸他们?朱元璋这样一个雄才大略的人不会不知道这一点吧。其次是徐达,一个蒸鹅的传说把朱元璋诛杀功臣的残忍阴毒渲染得天下皆知。可事实上这样的故事只是某些人的杜撰捏造罢了。因为徐达为人很低调,是朱元璋的发小,对其也很忠诚,这些朱元璋是知道的。其次徐达在和州救过朱元璋,被朱元璋倚为“万里长城”,死的时候明王朝正在北方频繁用兵,这个时候杀徐达对朱元璋没什么好处。第三是徐达死的时候虽然已经是在胡惟庸案之后,但胡案那时并未大规模发作,而且朱元璋春秋正盛,也不会在这个时候对一个病入膏肓的将领那么猜忌。第四是即使朱元璋想杀徐达,也不会用这种手段不高明,阴毒且为后世所诟病的方法。还有李文忠之死,许多人也认为是被朱元璋所毒杀,这也是值得推敲的。毕竟那时才洪武十七年,正是大明朝用人的时候,朱元璋也不老,犯不着这个时候去杀了自己的亲外甥。而且在明史中有“帝疑中毒之”一句,如果真是朱元璋所毒杀,以他的聪明也不会做这种贼喊捉贼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蠢事。还有冯国用、胡大海、邓愈、朱文正、朱亮祖及常遇春虽不是善终,但也不能赖朱元璋。至于汤和、沐英、郭英及耿炳文也是善终了的。当然,我并不否认这些人如果活下来,到了胡蓝案大规模发作时可能也会被朱元璋所屠戮,但毕竟事实是他们的死和朱元璋没多少关系。所以说终洪武一朝,除汤和之外其余勋臣宿将都是朱元璋所杀是不准确的。

  那我们接下来还可以简单的讨论一下为什么朱元璋一定要将大部分的功臣屠戮殆尽,有没有可能采取宋太祖那种“杯酒释兵权”的富于人情味的法子。首先我们得弄清楚两位太祖爷的区别:第一,我们得承认赵匡胤与朱元璋的人格是有高下的,赵匡胤是历史上有名的仁厚之主,而朱元璋的残忍嗜杀却是出了名的。性格不同,决定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也会不同;其次是两人解决问题时的年龄不同,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时才34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而朱元璋利用胡蓝案屠杀功臣时已经60来岁了,老年人自然危机感更加强烈;第三是两人建立王朝的途径与环境不同,赵匡胤是通过一场几乎不流血的军事政变夺得政权的,而朱元璋却是以一介布衣百战得天下,环境也复杂得多;第四是他们手下的将领素质不同,这里的素质当然不是指军事素质,而是指为人与为官的素质。赵匡胤手下的将领大多是谙习朝廷法度的职业军人,而朱元璋的将领大多则是草莽英雄,甚至有许多是亡命之徒;第五是在接班人问题上赵匡胤确实要面临比朱元璋更为理想的局面,暂且不去讨论赵光义是不是真正赵宋王朝的继承人,即使不是,江山也不会落到异性人手里,而朱元璋自己是通过万千艰险夺得天下的,深知其中的艰难与艰险,乱世之中,强者为王,他对孱弱的子孙充满担心也是可以理解的。第六就是赵匡胤和朱元璋夺得天下过程中,将领以及军队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赵匡胤时期军队将领之间的关系一般单纯就是同僚和上下级的关系(当然赵匡胤与石守信及王审琦他们这样的把兄弟关系不能完全理解为江湖义气,且不具备普遍性),而朱元璋的军队则不同,不但其中有朋友上下级的关系在里面,重要的还是有兄弟父子关系在里面。朱元璋自己就收了几十个养子义孙,别的将领也是如此。这在战时对维持统治体系和军队的稳定和发展是有利的,但到了和平时期,这种帮派式的关系就是帝王们忧心的对象了,因为这种关系使得军队带有浓厚的私人武装性质。

  以上这些差别导致了朱元璋很难用和平的方式去解决军队和功臣的问题,又由于军队将领们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使得屠戮行为一开始就会走向扩大化(当然,朱元璋也是一个要么不做,做就做绝的人)。但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这种疯狂的杀戮都是令人不齿的。当然,进行谴责的时候,我们也要认识到那些勋臣宿将里面确实有一些是骄纵蛮横,贪赃枉法,是罪不容诛的。而且这种集体的大清洗也是局限于上层,对老百姓的影响并不大,这样的情况有点象当年则天皇帝为建立武周大肆清洗李唐皇室一般。对于成吉思汗那样攻城略地完全就是为了掠夺财富,屠城满足自己征服欲望的人尚且受到历史的推崇,还有像黄巢、张献忠那样的屠夫居然也被歌颂为农民领袖,朱元璋的所作所为倒还是有些道理的,并不是最极端的,他杀的人里面还是有许多是该杀的。

  在朱元璋的政治生命中,与屠戮功臣同样受到历史瞩目的是他的高压惩贪。朱元璋可能是历史上对贪污腐败最不能容忍的帝王,与之能站到同一高度的就只有本朝太祖了。两位太祖爷都是奋起于陇亩之间,对王朝的兴衰看得很清楚。天子驭群臣而牧万民,吏治坏了,国家自然就没希望了。所以两人都是不遗余力的进行反腐倡廉工作。

  对于统治者来说,尤其是对于尚处于人治阶段的统治者来说,整饬吏治都是其执政的重要内容。吏治不好,好的政策就难以传达并执行,就会有大面积的贪污腐败,就会导致民怨沸腾,就会导致社会发展的成本急剧增加,由此加剧社会的对立和不稳定。对于出身于贫苦家庭,深为前朝恶政所苦的朱元璋来说,对这一点比谁都看的清楚,他认为:“吏治之弊,莫过于贪墨”。我们其实也可以客观的认为,在朱元璋屠戮功臣的行动中,有一部分也包含了澄清吏治,打击贪污腐败的内容。因为有相当一部分元勋贵胄功成名就之后忘乎所以,不懂得约束自己,横行不法,鱼肉百姓—这样的现象肯定是相当多的存在的—在历朝历代,这都是不可避免的—我朝也是一样,所以现在把太祖爷当年的一些运动简单的掩耳盗铃的归结为个人崇拜或者防修反修是比较可笑的。

  无论在哪里,吏治既是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我们都知道在隋唐科举取士以前,国家的公务员大都来自官宦世家或者社会推荐(当然也有个别毛遂自荐的情况)。这有一个重要弊端就是有关系有势力的家族集团往往会垄断政治资源,形成一个庞大的士族阶层。这样势必造成许多的豪门大户,使得从政人员的素质越来越低,政治越来越腐败。中国的士族政治正是随着科举制度的深入发展而逐步瓦解的,因为科举考试,使得许多寒门学子,游离于士族大户之外的人才有了晋身之道,可以有机会参与国家的管理与治理。在明朝以前,科举考试有比较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就如考策论就类似于我们现在的申论,还有辞赋考试也可以考察考生的文学修养和才华。这样的考试还是为社会发现了一部分人才,可是自明朝起,科举就变成了八股取士。学子们整天看那些虚伪虚无的教条,皓首穷经之后博得一个功名,就只知道整天念之乎者也。当然,八股取士作为明朝吏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最大的危害性不在于它不能发现或者培养真正学以致用的人才,而在于它作为明朝文化专制的一种重要手段和制度,限制和压制了整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的自由和发展。它一方面封杀了知识分子的其他出路,另一方面又把他们捆绑在这个没多少实际意义的八股文上,严重禁锢了整个民族思想文化的发展。我们知道对于明朝以前的知识分子来说,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只是他们人生的选择之一,只要有一技之长,总是会受到社会的接纳和统治阶级的承认。可是到了明朝之后,由于统治者的的引导与限制,读书人似乎就只有了走科举一条路的人生,读书就是为了做官,做官就是为了发财。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统治者的文化专制和特务政治,使得知识分子即使当了官,也不敢谈政治,不敢有新思想,更不能有什么“出格”的文艺创作,一身精力就只能去敛财猎色。一个民族如果只剩下那么一点当官的理想,这个民族也就没什么多大的前途了。明清以降六百余年,这样的情况是越来越严重,流毒至今。

  其实,朱元璋自己虽然是最大的“官”,但他对“官”这个群体是很矛盾,甚至是很敌视的。他要统治这个国家,就必须依靠大量的官员,但由于自身早期不幸的遭遇,他又对“官”这个阶层充满戒备和敌视。这反映在他在建立完善政权结构的同时,也在同步建立完善对官员的监督和监控,具体表现在锦衣卫及“言官”制度的设立等,同时明朝官员的待遇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差的(这其实也是明朝官员喜欢贪污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朱元璋自己是聪明人,知道要官员们在工作之外完全不谈政治,并不动歪心思去做坏事,那么就总得弄点事情去消耗他们的精力与精神。他想的办法其实很大众化很“和谐社会”,那就是鼓励官员们去逛窑子喝花酒—事实上和今天差不多。

  可惜,我们现在大多数人了解的朱元璋铁腕治贪就剩下对贪官们执行“剥皮实草”这样的酷刑,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居然也成了朱元璋的一条罪状。真不知道那些史学家和知识分子书是怎么读进去的—也许他们本身就是一群贪官污吏吧。在以前的人治专制社会,老百姓的安危祸福和吏治的好坏是紧密相关的。当官的徇私枉法,草菅人命,鱼肉百姓难道不该杀。既然该杀,那何妨杀得残忍一点,这样可以起到杀一儆百,警醒世人的作用—朱元璋当年如此做,用意就在于此。官员们肆意一点,老百姓的苦难就深重一分,国家和社会付出的代价就多一些。因此民本思想是朱元璋反贪的思想基础,他深谙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基本道理。因此,他非常痛恨残民害民的贪官污吏,就从这一点来说,朱元璋是一个值得称道的伟大帝王。

  在朱元璋主政期间,他亲手抓了两件著名的反贪案件,这就是郭桓案和空印案。这两个案件使得上万官员被处死,有牵连的官吏几万人被逮捕入狱,严加治罪。各地卷入这个案件的下级官吏、富豪,被抄家处死的不计其数。这两个案件对反腐倡廉,澄清吏治无疑是起到了巨大的震慑和推动作用。朱元璋反贪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自律,对自己制定的法律,带头实行。他的女婿、驸马都尉欧阳伦,凭着自己是马皇后亲生女儿安庆公主的丈夫,不顾朝廷的禁令,向陕西贩运私茶。后来河桥巡检司的一位小吏向朱元璋告发了此事。朱元璋立即下令赐死欧阳伦,同时他还发了通敕令,表扬那位小吏不畏权贵的斗争精神。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古代封建皇帝中是少有的。还有一个例子是有个叫道同的出任广东番禺知县,清廉刚正,因公事得罪了永嘉侯朱亮祖,被朱亮祖诬陷杀害。朱元璋次年诏永嘉候和儿子进京,一顿鞭子就抽死了。通过这两个事例,我们也能理解了他为什么对那些贪官污吏骄兵悍将如此严厉和不能容忍;二是严酷,犯有贪赃罪的官吏,一经查清,一律发配到北方荒漠中充军。官员若贪污赃银60两以上,将被处枭首示众、剥皮实草之刑。命在各府州县衙门左侧设皮场庙,就是剥皮的刑场,贪官被押到这里,砍下头颅,挂到竿子上示众,再剥下人皮,塞上稻草,摆到衙门公堂旁边,用以警告继任的官员。还实行连坐制度,涉案犯本人灭族。同事官员不督查,不拒绝,不阻止,不举报者一律惩处。最使人大快人心的是,他还规定老百姓可以抓了贪官上京去治罪—这真是惊世骇俗的措施啊--虽然现实中不具备可操作性—这也是他民本思想的一个具体体现。

  在前面说了,朱元璋出身微寒,但能在乱世之中取得天下,自然是一个有胸襟,有人格魅力的人。他的队伍是义军中纪律最好,最受老百姓欢迎的,他本人肯定也不是生来残暴的。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都可以看到基本上是“严明以驭吏,宽裕以待民。”开始时刑罚尚轻,但受纹面挑筋后官员竟也继续贪污,“如此凶顽之徒,将以何法治乎?”被迫加重刑之酷,以儆效尤。他是在严处下作案仍无收敛情况下,才一步一步加重到残酷到极致的。当然,他的铁腕治贪还是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这种严酷的手段之下,明初成为中国历史上吏治最为清明的时期之一。据《明史.循吏传》统计,只占明朝11%的洪武一朝,清官却占整个明朝2/3!其余清官也多集于洪武后不久的时期内,在永乐,仁宣盛世有方孝如,“三杨”,蹇义,夏元吉,郑和,况钟,于谦等,短期出现如此多清廉高官,与朱元璋整治带来好官风是分不开的。为了反腐治贪,朱元璋还修了《大明律》,编了《大诰》,可以说他一生都在与贪官污吏作斗争。

  在朱元璋治下,臣工们官做得提心吊胆,却也多数“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当然,明朝中后期的吏治是很腐败的,这也很正常,因为后来的皇帝大都昏庸殆政。这权力如果没有政党、法律、制度及舆论等强力的外部督察与监督,就不可避免的的产生腐败。权力乃国之公器,如果为一家一党所私有,就永远不要期望看到清廉的吏治。

  朱元璋从蒙元那里继承了惨无人道的人殉制度,在处理勋臣宿将和反贪的问题上扩大化,过于严苛,这些都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但他打击贪官污吏,约束功臣们的不法行为,这些无论是对于老百姓的生活,还是社会发展,以及国家的长治久安都是大有益处的,我们应该看到他可贵进步的一面—因为这才是他一生的主流。

  朱元璋在历史上还有一个重要的“政绩”—那就是废除了在中国传续几千年的宰相制度。一般来说,封建大一统帝国的君主既要手握大权又要能享受做皇帝的乐趣是宰相制度必然存在的依据。可是朱元璋是一个历史上杀伐决断,刚猛治国的皇帝,他总觉得在皇帝与群臣之间隔着一个丞相,让他觉得不舒服,不顺畅。所以他终于借胡惟庸案发,彻底废除了这一制度。没有了丞相,皇帝就自个儿面对六部,自然大权独揽。权力大了,自然要干的活儿也多了,对于朱元璋这样吃粗粮干重活的布衣皇帝,累一点还受得了。但对于他那些长在深宫大院里,身子骨瘦弱又只知声色犬马的子孙们来说可就是不可负荷的重任了。所以他们就不得不借助特务组织、阉党和文官集团—所以明朝政治让人看着觉得光怪陆离。在以往的皇帝——丞相的权利格局中,皇帝和丞相的权责早已分配清楚,游戏规则也顺理成章,丞相即使独揽朝政也不得不受久有以来的政治惯性的约束,忌惮操作犯规的惩罚。朱元璋消灭了丞相,但他的后世子孙还要求助于文官集团,就弄出来个内阁大学士的角色。这个内阁大学士虽然没有丞相之名却有丞相之实,这就造成了他们承担丞相的角色但却不用执行丞相的“游戏法则”,再也没有了以往的约束。所以就有了一些不是丞相却有丞相的权力—甚至超过丞相的内阁首辅。高拱,张居正就是其中的代表。内阁制倒不是坏东西—可坏就坏在皇帝要制衡内阁,还要去借助宦官和厂卫的力量—以致党争不断,严重削弱了国家的政治活力。为了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统一,加强中央集权有它必要的一面,但在专制制度下,加强集权往往就等同于加强独裁。而独裁又使得政治缺乏生气,并必然破坏那可怜的法治和民主。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勤政皇帝,而且权力欲极强,废除丞相就等于让自己多干点活。但总的来说它的集权比清朝还是好一点,加上他的子孙都没爱新觉罗氏勤快,所以内阁看起来还真有点现代内阁的影子—所以皇帝勤快并不见得都是好事。
  如果不深究,胡惟庸案给人的感觉是朱元璋用来屠戮功臣的好道具—因为在胡案之后十多年,只要他觉得该杀人了,就会祭出这道夺命幡。但胡惟庸案初始的“历史作用”是朱元璋用来废除宰相制度的,只是后来发现用起来比较顺手,才屡屡甩出来打击杀戮功臣。朱元璋还真不是一个喜欢拐弯抹角的人,他不喜欢繁琐复杂很虚的东西。一个胡惟庸案和蓝玉案就把几乎所有在世的功臣宿将杀了个精光,然后用郭桓案和空印案又把全国近半的官员给报销了。当然,我们熟读一下明史还是觉得虽然胡惟庸的许多谋反通敌的罪名是后来强加上去的,但他还是该死的。就凭专权一条—在朱元璋面前就该死了,何况他本身就不是一只好鸟。
  在中学的历史课本上,有一句明太祖关于老百姓的话:“天下初定,百姓财力匮乏,好比新树不可摇根、小鸟不可拔羽”。这也是明初休养生息政策的思想基础。明朝初年,政府奖励垦荒,又招集流亡农民,开垦荒地,免除三年的劳役和赋税;要各地驻军屯田垦荒,做到粮食自给。朱元璋还兴修水利,奖励植棉种麻。当然,和所有有作为的皇帝一样,朱元璋的勤政节俭也是出了名的。据载洪武17年9月14—21日8天,他一共批奏1160本,涉事3391件,每天览字20万。真是日理万机。生活却十分节俭,“节于自奉,食不同乐。罢四方异味之贡”,吃饭时还想起事物即停下写条贴身,衣服常贴满。马皇后亦率后宫节俭,逢灾吃粗粮野菜。朱元璋曾说:“古王者兴,未尝不由于勤俭;其败亡,未尝不由于奢侈。”故要求自己“每进一膳,即思天下民之饥,服一衣,即思天下民之寒。功业益崇,益尚俭朴。”从这里可以看出,朱元璋的勤政爱民在古今领袖中都可说是模范了。
  在朱元璋的治理下,明初的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国力也大幅度增长。这都可以从一些事情上可以看出来,朱元璋在位期间八次远征蒙古,这是需要强大的财力做后盾的。大明朝初期的强盛国力更多的体现在永乐朝,如迁都北京、郑和下西洋、修长城、疏通大运河、编永乐大典、建武当、五征蒙古—这些都是需要耗费大量物质财富的。没有洪武一朝积累的雄厚家底,永乐皇帝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手笔。虽然朱元璋在国家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他并没有像他儿子那样大搞政绩工程,而是一直保持“戒骄戒躁俭朴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
  写到这里,还真觉得现在对明朝的评价不是那么公允。我们老是吹捧满清怎么好怎么好,可是满清的专制是远甚于明朝的,文字狱是远多于明朝的,经济的开放度和成熟程度也是不及明朝的。满清有一个康雍乾盛世,可明朝也有洪武之治、永宣盛世、弘治中兴,到了晚期还有一个万历新政。朱元璋是杀了不少功臣,可是满清又杀了多少无辜的老百姓呢。至于说满清的皇帝整体比明朝好—在勤政方面,一个百来万的民族要统治一个四万万人口的国家,他能不勤政吗。而且,在极端专制社会里,统治者究竟是勤政好呢,还是放权一点好呢,这也是值得探讨的。
  康熙皇帝在拜祭孝陵时,对朱元璋的评价是“治隆唐宋”。细细想来,这个评价也不完全是溢美讨好之言。就国力、疆域、民生及武功而言,明朝前期是不输于唐宋的,朱元璋丢分的地方主要是确立八股取士、兴文字狱、钳制思想、加强专制、屠戮功臣。在社会气氛上,明朝是赶不上唐宋的,文化的发展水平也远远不及,但还是要强于满清的。
  个人认为朱元璋的最伟大之处在于他推翻了蒙元的异族统治,恢复了我汉家冠裳。既然汉武帝、卫青、霍去病因为抗击匈奴,唐太宗和李靖因为击败了突厥,能够得到历史那么高的评价,而朱元璋还是把整个汉民族从异族残酷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为什么不能称为民族英雄呢。有些人会吹毛求疵的说朱元璋还受过元朝的封呢,呵呵。如果真这样说,那就不要读历史了—成吉思汗还受过金朝的封,唐高祖还向突厥低过头,努尔哈赤还曾是明朝的一名小吏呢。随便了解一下历史的人都知道,对于那时的中国人来说,蒙元政权就是一个殖民政权,它实行赤裸裸的民族歧视政策,汉民族居于社会最底层,汉人在国家治理上没有丝毫的发言权。元朝统治者们,在文化上更是把汉人的文化传统和道德价值观贬得一文不值。驱除胡虏,恢复中华,这在每一个时期都是时代的的最强音。朱元璋通过自己的奋斗努力不仅仅是恢复了我们民族的服饰习俗,更重要的是重铸了我们信心,增强了我们的民族地位,存续并光大了我们的文化。这些都是不应该也不容被否定和抹杀的。
  以前读明朝相关的史书的时候,总是觉得这个朝代充满了血腥杀戮,宦官专权,特务政治,皇帝们都是好色怠政,罔顾民生,好像完全是一片漆黑。现在认真的想一想,这应该是很不客观的。尤其是对于朱元璋的评价更是如此,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应该放到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考虑。尽量做到不因人废事,不因事废人。如我们说朱元璋专制集权,其实又有哪个皇帝不是独裁专制呢。而且在朱元璋那个年代,欧洲都还处于黑暗的中世纪,我们如果谈论民主自由,也太为难那个时代了。何况,中国的历史总体是分权逐步走向集权的,这期间的利弊也不是一言两语能够说清楚。至于特务政治,朱元璋的原意只是作为一种监督手段,只是后来这项特权被宦官们把持了,才被弄得面目全非。而且清朝也是有特务政治(密折制度也可算是一个吧)的,即使目前最民主的美国也存在监听国民的情况。说这些并不是要美化朱元璋,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缺点,如果只是一个平民,他的缺陷影响会很小。但如果是一个帝王,那就是天下的事情了。朱元璋性格上存在比较大的缺陷,比如做事操切、脾气暴戾、独断专行、猜忌心重,对于自己不满意的事情没有宽容心等。这些性格缺陷使得他杀伐过重,用刑太严,历史已经对此做出了公正的评价。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他在勤政爱民、恢复中华、发展经济、惩治贪腐、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等方面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历史性功绩。
  在历史上朱元璋是一个毁誉参半的开国帝王,如果我们本着“不掩恶,不虚美”的精神看待他—还是会认为他是一个杀伐过重、独断专行,但也取得了巨大历史功绩的君王。同时,他的功绩是要远大于他所造成的那些负面后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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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对中国的援助[转帖]


    巴基斯坦是这样援助中国的,为了节省运输机的空间,多载些救灾物质,随队的医疗队拆了座椅,以这样的姿势飞往中国救灾... ...
   “我父亲告诉我,当全世界都遗弃我们的时候,中国人把最好的东西自己不用,送给我们,我们才打败了侵略者,我愿意捐助一切,愿意去救人!”得知中国发生地震后,一位巴基斯坦网友写下了这样的留言。而类似的表态,这些天在巴基斯坦人中并不鲜见。
    
    “中国兄弟需要什么东西,我们就提供什么东西。”地震发生两天后,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即亲临中国驻巴大使馆,向中国人民表示亲切慰问。穆沙拉夫说,两年前巴基斯坦遭遇南亚大地震袭击后,中国的援助令巴基斯坦人民“记忆犹新”。
    这个将“中国是巴基斯坦的坚定盟友”写在小学课本上的国家,这一次几乎倾尽所有。
    
    5月16日早晨,两架C-130运输机从拉瓦尔品第的空军基地升空,满载价值约90万美元的救援物资飞赴中国。同一天,巴基斯坦红新月会向中国红十字会捐款5万美元。
    巴基斯坦人民生活并不富裕,却在第一时间慷慨解囊,这在巴红新月会代理主席哈尼夫看来并不奇怪:“为中国兄弟,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有再大的困难也要帮忙!”5月27日,由28名巴基斯坦医生和辅助医疗人员组成的医疗队,抵达中国。
    为解决灾民临时居住问题,从5月19日至2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连续三次请求国际社会支援帐篷。获悉这一消息后,巴基斯坦政府迅速行动,连续向中国地震灾区捐赠帐篷。细心的中国人发现,巴捐助中国的帐篷数量精确到了十位数,达到22260顶,而在分批运送时,甚至精确到了个位数。原因是,巴基斯坦这次动用了国家战略储备的所有帐篷!
    巴基斯坦人的兄弟情谊,令无数中国人感动不已。“我还能说什么,一个国家能做到把储备的所有帐篷捐给中国,这已经超越了友谊。”“怪不得大家经常说巴基斯坦是兄弟,说实在的,很多兄弟都做不到这一点。”
“他们是去救人的,有菜叶吃就行”

    对于巴基斯坦的首批医疗队赴甘肃地震灾区进行救援,中国有关接待部门非常重视,也希望能为他们做好生活方面的安排。为此,国内专门向中国驻巴使馆询问巴基斯坦医疗队的饮食安排问题。
巴外交部东亚司司长马钉汗告诉中国驻巴使馆政务参赞姚敬,巴基斯坦医疗队自己会带一些简单的食品,尽量不给灾区增加麻烦和负担。
“不用操心医疗队的吃饭、接待问题,他们是去救人的,有菜叶吃就行。”马钉汗说。

“不要谈钱”

    急灾区之所急。巴基斯坦在中国地震发生后共提供了两万多顶帐篷。中国驻巴使馆非常清楚,这些帐篷对于经济并不发达的巴基斯坦来说是笔很大的开销,所以希望以中方购买的方式送给灾区。但是经过几次询问,巴基斯坦国家减灾局主席法鲁克和其他巴方官员都拒绝透露帐篷的价格。
“这些帐篷是救灾用的,是我们心意的表达,”法鲁克说。

    “巴方说:‘这些援助不是用钱来衡量的。中国兄弟以前帮助我们的时候,跟我们要过钱吗?’听到这里我眼泪都出来了,”一位使馆工作人员动情地说。

    姚敬介绍说,根据市面价格,一顶帐篷一般约在200美元左右。光是帐篷一项,巴基斯坦的捐赠价值就达到了400多万美元。

    搬光战备帐篷
    巴基斯坦是全球向中国灾区捐赠帐篷最多的国家之一。两万多顶帐篷不是个小数目。 巴go-vern-ment在提出捐赠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太多,而是把救灾放在了第一位,举全国之力为中国地震灾区抽调帐篷。这些承载着巴基斯坦人民深情厚谊的帐篷源源不断地从伊斯兰堡、卡拉奇、拉合尔等城市运往中国灾区。
在伊斯兰堡装运帐篷时,竟然把战略储备仓库里的帐篷全部搬光了。

    喀喇昆仑公路上的爱心传递
    巴基斯坦提供救灾帐篷后,运输又成为了问题。毕竟,巴方运输机每架次只能运送不过二三百顶帐篷。为此,使馆和巴方经过协商决定,大部分帐篷通过喀喇昆仑公路——中巴友谊公路运输。

    喀喇昆仑公路平均海拔高,路况复杂。5月21日,16辆集装箱卡车从伊斯兰堡启运。由于在巴方境内距红其拉甫口岸50公里处的冰川融化,中巴友谊公路被冲毁,淹没路段达一公里,运送救灾物资的货车无法通行。
    经过中国新疆路桥公司和巴方工程人员的连夜紧急抢修,道路最终恢复了通车。历时4天跋涉,这支车队终于抵达中国的红其拉甫口岸,在大雪中和等候在那里的中方人员举行了交接仪式。
截至记者发稿时,还有巴方运送帐篷的车队行进在泥石流多发的中巴友谊公路上,进行着千里爱心传递。

    来自四面八方的支持

    在巴基斯坦奉献爱心、体现友谊的援助中国地震灾区的行动中,来自当地的华侨华人、中资公司、留学生和巴民众等各方力量的支持不可或缺。

    为了将大批帐篷尽快运往灾区,中国移动巴基斯坦分公司、华为巴基斯坦分公司、中国冶金建设集团公司、中电科技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和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总公司自愿提出要求,共同出资,从中国上海 一家公司包了5架次飞机,协助运送帐篷。 当地的运输公司纳兹姆接到运送帐篷的请求后,没有考虑任何困难,立即答应以成本价负责运输。在帐篷启运的前一天夜里,纳兹姆彻夜不眠,现场指挥装车,连妻子住院都没有时间去探望。

    在巴基斯坦援助中国地震灾区的行动中,最常听到巴基斯坦官员或民众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希望能为中国兄弟做些什么。(新华网 )


    1951年5月21日,中巴建交,但那个时候巴国还是亲美国家,所以双方关系并没有较大的突破,趋于冷淡,到1965年,印巴第二次战争期间,巴国被美国抛弃,军事上处于劣势,关键时刻,中国除了为巴基斯坦提供了飞机,坦克大炮外, 毛主席几乎决定派兵增援巴基斯坦,挽救了巴基斯坦,帮巴基斯坦保住了巴占克什米尔地区。而做为巴国方面,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遭到外部封锁的困难时期,是巴基斯坦为中国提供了通往世界的空中走廊,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也是巴基斯坦为中美实现关系正常化架起了桥梁,还有在恢复中国的联合国合法权利上,巴国也做出了不少贡献。可以说中巴友谊是经历了历史的考验的。说句题外话,国内很多人对朝鲜感觉良好,说是鲜血铸就的友谊,可那是我们这么想的,在朝鲜国内,伟大的金太阳才是他们的救世主,志愿军在他们眼里只是一支在侧面打了打伏击的小部队,想想都伤心,可恨至极也。

    相互帮助 巴基斯坦当年比中国有很多优势 比如可以容易得获得西方武器和技术 包括美国的战机和法国的潜艇 意大利的电子设备 各种导弹等等 民航业也同国际比较接轨 所以初期在民航等方面对我们的帮助很大

    但是西方大多不可靠 巴基斯坦吃过这个亏 为了拉拢印度 美国曾经扣留或者暂缓提供很多装备给巴基斯坦 而中国曾经战胜过印度并且在巴基斯坦岌岌可危的情况下 为巴基斯坦提供了歼六和歼七战机 那个时候印度已经将东巴基斯坦(今孟加拉国)从巴基斯坦中肢解了出去妄图彻底吞并巴基斯坦 中国的及时帮助 导致巴基斯坦避免了亡国 至今歼七仍然被巴基斯坦空军重视 将其命名为“空中哨兵” 寓意着他保护了巴基斯坦的天空

    从那以后 中巴关系日益加深 包括哈里德坦克 枭龙战机 都是中国专门为巴基斯坦设计的 并且专门为其培训人员 建设生产厂 这些装备都实现了巴基斯坦自行生产 而且中国还允许巴基斯坦生产这些装备出口创汇 这导致巴基斯坦比印度在军工上有更大优势

    巴基斯坦也投桃报李 据说宋级潜艇的很多技术 就是巴基斯坦曲线支援中国的法国潜艇的技术 包括法国装备的幻影和F16 台湾也装备着 所以可以肯定 现在中国很熟悉这些飞机的性能 台湾空军很被动 而且 巴基斯坦还开放自己的港口 允许中国建设石油管道这样来自中东的石油就不需要通过马六甲海峡 可以直接从巴基斯坦输入中国 这帮了中国很大忙

    当然 最近 最明显的就是两国地震时候的相互帮助 据说这次巴基斯坦动用了全国战略储备支援中国 很让我们感动我们当年也是第一时间帮助巴基斯坦 不过最近总是风闻 现在有很多在中国的巴基斯坦人反映 中国人普遍对他们的态度比较傲慢 把他们和印度人一样当作来自边远穷国的民众 所以很轻视 这让我们很惭愧 其实我们本来应该对他们保持像他们对我们一样的尊重 无奈 中国人太多 愚弱势力的人也太多


    两国的关系是有两国发展的需要决定的(因为国家的关系是有力量和利益决定的) 不光是由一个政府领导人的态度决定的
中国和巴基斯坦之所以这么好是因为中国和印度的关系一直不好而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关系也一直紧张(中印战争的原因)中国需要一个能制衡印度的国家作为朋友 而巴基斯坦也这么想敌人的敌人是朋友嘛!所以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一直好尽管中国一直说和巴基斯坦这么好不是针对印度 但很显然就是这么回事再说中国和巴基斯坦距离很近这也是地缘政治的要求 但是中国和印度同时和平崛起 这就要求中国和印度要增进交流 合作 07年的中印联合军事行动 就可以看出两国有意打破历史坚冰 前不久印度总理 辛格访问中国 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而中印的进一步友好发展将可能带来中国和巴基斯坦关系的降温(仅是本人推测 不足为信) 可能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不再会像原先那么好


一、双边政治关系回顾
    巴基斯坦是最早承认我国的国家之一。1951年5月21日,中巴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建交以来,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关系,进展顺利。
    (一)中巴建交初期,由于巴是西方阵营的盟国,与我关系较为冷淡。两国间交往较少,仅保持一般关系。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与巴总理穆·阿里举行了两次友好会谈,双方一致认为应加强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两国总理的会谈对增进两国之间的了解和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万隆会议后,两国高层往来逐渐增多。1956年10月,巴总理苏拉瓦底应邀正式访华。12月,周恩来总理访巴。一年内两国总理的成功互访,极大地推动了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和两国人民友谊的发展。
    (二)1957至1969年是中巴关系史上十分重要的阶段,这期间两国关系发生了历史性转变,巴从对华敌视国家变为对华友好国家,揭开了中巴关系的新篇章。
    从1957至1960年,巴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地位以及台湾、西藏等问题上追随西方,两国政治关系受挫。1961年,巴政府在改善中巴关系上迈出了一步,在联大会议表决恢复我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提案时投票赞成。1962年,两国通过友好谈判就中巴边界位置和走向达成原则协议。1963年3月,两国签订关于中国新疆和由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相接壤的边界的协定。1964年2月,周恩来总理应邀访巴。同年12月,巴总统阿尤布·汗访华。 1966年3月,刘少奇主席访巴。1965至1971年,巴在历届联大都作为提案国,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三)70年代的中巴关系稳定发展,两国政府和人民间的友好合作不断加深。
    1970年11月,巴总统叶海亚·汗应邀访华。佐·阿·布托当政期间于1972年、1974年、1976年三次访华。1974年11月,中国民航北京----卡拉奇----巴黎航线开航。齐亚·哈克执政后于1977年12月访华。
    (四)80年代,中巴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继续巩固和发展。
    1980年5月,巴总统齐亚·哈克访华。1981年6月,中国总理访巴。1982年8月,两国签署开放中巴交界的红其拉甫山口的议定书。同年10 月,齐亚·哈克总统再次访华。1984年3月,李先念主席访巴。1985年11月,巴总理居内久访华。1987年6月,中国总理再次访巴。1988年5 月,居内久总理再度访华。1989年2月,贝·布托总理访华。11月,李鹏总理访巴。
    (五)进入90年代以来,世界形势发生巨变,但经受了时间考验的中巴友好合作关系却未受到国际风云变幻的影响,继续向前发展。
1990年5月,万里委员长访巴。同年9月,巴总统伊沙克·汗访华,并作为主宾参加第11届亚运会开幕式。1991年2月,巴总理谢里夫访华。同年10 月,杨尚昆主席访巴。1992年10月,谢里夫总理再度访华。   

    1993年12月,李瑞环主席访巴。同月,贝·布托总理再次访华。1994年12月,巴总统莱加里访华。1995年9月,贝·布托总理作为中国政府的特邀嘉宾出席在北京举行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同年11月,乔石委员长访巴。1996年 12月,江泽民主席应邀对巴进行国事访问。此访是中巴关系中的一件大事,两国领导人确定了建立面向21世纪的中巴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江泽民主席还在巴发表了题为“世代睦邻友好,共创美好未来”的重要演讲,首次全面阐述中国的南亚政策。1997年4月,巴总统莱加里访华。1998年2月,谢里夫总理访华。 1999年4月,李鹏委员长访巴。同年6月,谢里夫总理再次访华。2000年1月,巴基斯坦首席执行官穆沙拉夫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5月,巴基斯坦外秘哈克来华参加两国外交部年度磋商。7月,唐家璇外长应邀对巴进行正式访问。 9月,江主席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期间会见了巴基斯坦首席执行官穆沙拉夫。
    (六)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巴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深入发展。双方高层接触频繁,政治互信不断增强。
    2001年是中巴建交50周年,两国举行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5月,朱镕基总理应邀访巴。12月,穆沙拉夫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001年 12月和2002年2月,江泽民主席先后两次与穆沙拉夫总统通电话,双方就“9·11”事件后的国际形势交换了意见。2002年1月,穆沙拉夫总统在赴尼泊尔出席“南盟”峰会途中过境北京。3月,吴邦国副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巴,并出席中巴合作建设的瓜达尔港口项目开工仪式。5月,唐家璇外长访巴。6月初,江泽民主席在阿拉木图“亚信”峰会期间会晤了穆沙拉夫总统。6月底,巴外交国务部长哈克访华。8月初,穆沙拉夫总统在访问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后过境北京。2003年3月,巴总理贾迈利正式访华。11月,穆沙拉夫总统在海南出席博鳌亚洲论坛第二届年会后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签署了“关于中巴双边合作发展方向的联合宣言”。12月,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对巴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二、双边经贸关系和经济合作
中巴两国从50年代初起就建立了贸易关系,开展了贸易业务。1963年1月,两国签订第一个贸易协定。1982年10月,成立了中巴经济、贸易和科技合作联合委员会。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两国的经贸合作有了长足进展。特别自90年代以来中巴进出口额增长较快,2003年两国贸易额突破24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
    三、文化、科技与教育等方面的双边交往与合作
    1、中巴文化交流
中国和巴基斯坦一直友好相处,保持着密切的文化往来。建交后,两国即互派文化团组访问和举办展览。1965年3月,中巴两国政府代表在拉瓦尔品第签订了文化协定,并于该年第一次签署了年度文化交流执行计划。2003年穆沙拉夫总统访华时,中巴签署了2004-2006年文化交流执行计划。迄今共签署了10 个执行计划。
    2、中巴科技合作
    我国与巴基斯坦的科技交往始于60年代。多年来,中巴科技合作顺利并富有成效。随着两国友好关系的持续发展,中巴科技合作也不断走向深入。从较为分散的单项交流发展到科技联委会等规模性的政府间科技合作。自1976年中巴科技合作协定签订以来,两国政府已举行了15次会议,双方共签订了417个政府间科技合作项目。

    我们能为巴基斯坦人民做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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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暮年的六大铭心之痛(转帖)

    毛泽东的暮年,是指他作为病人,在病床上折磨的那两三年,具体应从1974年算起。事件是以他在湘江岸上无力走下汽车再看一眼他曾经的湘江为标志。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毛泽东还有这当年的豪情吗?也许有,但深藏在内心。而他表现出来的,就是我们将要看到的六大铭心之痛:

  一痛:“运去”英雄不自由 “时来”只成昨日梦

  这是伟人暮年的通病通痛。但毛泽东尤甚。

  风雨漂摇的北京,地崩山摧的唐山,不祥天象的频现,似乎都宣示朝代将更的恶兆。毛泽东失明的双眼里,只有一丝半点对于“运去”的慨叹,而不再有“时来”的企盼。曾经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冲天豪情,只成为昨日强势英雄的追忆。

  一个空旷的客厅,一尊雕像般的病中老者,这就是毛泽东暮年常有的影像。这期间,为了打破寂寞,老人家多次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念些新鲜一点的材料听听,他不能像个被人遗忘了的山中长者,他想知道外面的世界,他的思想还在那个世界里逡巡。但是,外面的世界又是那样的乱,那样的不堪多听,他的烦躁就因之产生,以至于经常莫名其妙地打断辛苦地为她读念的侍者,让人觉得不可理喻。可以说,这个世界已经没有过多的东西可以给这个受到严重创伤的孤独心灵带来哪怕半点的精神慰藉。曾经的“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英雄气势与辉煌功业的回味,只会增添他“俱往矣” “回首荒城斜日,倚栏目送飞鸿”的精神顿逝感。失落。失势。失望。此时的他虽不能说日夕以泪洗面,但伤心动感,于他已经是家常。一个《雷锋的故事》可以让他泪如泉涌,一个《难忘的战斗》竟至泣不成声。常常地,他摩索着几副旧时照片,竟也泪眼婆娑哽咽无语。对于往惜青春的幻影,只有从泪水的折光中重读重现了,这于一个曾经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心态是何其凄凉啊!

二痛:凭栏静听潇潇雨 悲欢点滴到天明(思亲)

  在遥无胜望的与病魔消耗战中,毛泽东的内心呼唤起往日的亲情。这个时候他的一系列动作,都显现了一个将去者的慈悲。他想见杨家的人,他呼着亲人的名字;他想见贺家的人,他责备李讷的疏于探望;他还想见韶山的堂兄弟、棠佳客的表兄弟。他牵挂着那个至今还没有解决吃饭问题的毛泽连与毛泽荣。

  而毛泽荣又是那样的倔,打成右派了都不肯吭一声。他也记念着毛泽青,他知道他的一家人口那样多,就凭一个人的收入,在城里,他容易吗?孩子们也该读书了吧?……

  我们所见到的是他摸着李讷的手,责问她为何不常来看他;就在他昏醒之际,他可以一眼认出杨开慧之兄的照片容貌。他常常这样暝想着,仿佛沉浸在远古的时空里。他的乡思乡愁只有湖南家乡的花鼓戏才能安慰丁丁点点。一个《生死牌》毛泽东不知道看了多少遍,就是花鼓戏改编的《沙家浜》,湘剧《园丁之歌》,他也看着听着亲切异常。

  来自家乡的茶,来自家乡的霉豆腐,都可以让他疲惫的心有丝儿半点的慰籍。在这多少包含了点家乡与亲情的乡中礼品或食物中,那苍老的心总能沁出思亲的心雨,点点滴滴……

  他记得韶山的仙顶灵,记得仙顶灵上那终年的香火。他所要求落叶归根的地方,晚上是可以闻见那里的钟声的。他嘱咐过张平化,也嘱咐过华国锋,他归养之地就在那里。他曾经有过承诺,要再一次在父母坟上培土……

 

    三痛:栏杆拍遍无人会 断鸿声里看吴钩(失望)

  毛泽东的失望,是一种痛彻心扉的失望,这主要是接班人的问题。

  林彪事件对毛的打击是致命的,此后,他一直在物色着可靠的人选。他选了王洪文,王让他失望了;他不是没有考虑过江青,但江青的飞扬拔扈深失人望;他不是没考虑过毛远新,这个从小一直在他身边长大的亲侄儿,曾经让他有过重托的安排,看到了他,就像看到了岸英。他看重邓小平,但是这位绵里藏针的旧人,连文革评价的会议都不愿意主持一个,何以托重?他信任叶剑英,知道这位朝中老帅一定是未来的镇国之器,但多少年的折冲,还会是一条船上的同行人吗?最后,他选择了华国锋,也唯有这位来自家乡的地方官是无奈之选了。想起辛弃疾的《水龙吟》,毛泽东即使拍遍栏杆,把吴钩看了,谁人知会他的心意呢?又从何处“唤取红巾翠袖”,揩擦英雄之泪呢?

  不时涌起的英雄末路之叹,总是在咬嗜着他,跟他体内的细菌一样,不舍昼夜!

四痛:病魔缠身,伤根沥血(病痛)

  毛泽东晚年的病痛,是常人难以想像的。他经常面色黑紫,呼吸困难。

  加之有白内障、肺心病、失眠症、皮肤瘙痒症等多种疾病,因而他的暮年生活质量极差。由于支气管引起的咳嗽,经常无法卧床睡觉,只能是坐在沙发上聊以对付,困了,就打个盹。到后来,他不得不插上鼻饲……

  在这样的病痛折磨下,毛泽东不得不经常放下他喜欢的书籍,不得不停止有关人生与哲学的探讨,不得不时时地在医生的督促下,做一些自己不愿意而又不得不做的活动,如量血压、打针、服药等。当年自信人生两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他,而今,只能面临着一次又一次的“最后”。

  毛泽东的最后一次游泳,是1974年的12月5日,在长沙的一家体育馆里。他想像前些时候一样,再游上两圈。但是,下水后,他用手划了划,发现体内没有了任何能量。他长叹了一声,只好上来,从此与他所钟爱的这一运动告别;

  毛泽东最后一次举行政治局会议是1975年的5月,他说话很吃力,嘟嘟嚷嚷,气息淹淹,从此再不与会,只好由毛远新传话……

  还是在做白内障手术之前,有一次毛泽东看书,突然发现,眼前什么东西都不存在了,只有一片黑暗,毛泽东悲从心起,不禁放声痛哭起来。

  毛泽东在长沙治病,住在九所的六号楼。想到几十年前,在爱晚亭下读书,在湘江河里游泳,毛泽东有隔世之叹。10月下旬的一天,他说想到湘江边上走一走,看一看。省委的同志领悟了主席的意思,这是老人家在怀旧啊,这个愿望一定要满足。但是,当汽车慢慢地停在了湘江堤岸上让主席下车时,毛用力试了两下,站不起来,脚也落不了地。在服务人员的搀扶下,终于一只脚挪出来了,半边头也出了车窗。这时,一阵江风吹来,毛泽东打了个冷浸,立即又缩回了车里。最终,毛泽东没有能站在他当年豪情万丈地歌唱过的湘江边,只是以深情的目光注视着这曾经见证过他青春岁月的河流,湘江北去……


五痛:战友西归,四望无人(孤独)

  人在病中,意志力都会发生本质上的变化,对既有的观念,也会失去曾经的支持底气。

  当他回望四周时,已然觉出一片苍茫一派沧桑。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实在是一种不去不行的安排了(见另文《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的重新解读》,不日发表)。这以后,老人们一个个走了。1975年4月,董必武去世,毛泽东觉得国家的又一“砥柱”倾倒了,那一天,毛泽东非常难过,一整天呆坐中堂,茶饭无思。他让工作人员将《贺新郎》录音整整放了一天,那悲壮的旋律,绕梁入髓:“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也许是毛泽东听着太伤感了,将“举大白,听金镂”改成了“君且去,休回顾”。毛泽东这是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悼念与送别老友。“国有疑难我问谁”——就这样的一种心态!

  接下来,一阵殒石雨砸得中国人目瞪口呆。此前,周恩来走了,毛泽东只有心祭;接着,朱德走了,毛泽东连心祭的力量都没有了。他的客厅里,整天播放的是新录制的昆曲,也算是以耳代目吧,聊补不能阅读的荒疏。毛泽东特别爱听的是岳美缇演唱的岳飞《满江红》,蔡瑶先演唱的张元干《贺新郎》,杨春霞演唱的陈亮《念奴娇·登多景楼》,计镇华演唱的《渔家傲》、方洋演唱的辛弃疾《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

  毛泽东四顾苍茫,战友西归,扁舟何处寻兄弟?“行遍天涯真老矣。愁无寐,鬓丝几缕茶烟里”……

 

  六痛:天不假年,回天无力(恨天)

  毛泽东希望能给自己的一生做个总结。“人生七十岁古来稀,我八十岁了。

  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唧唧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伟人也有同样的心病,就是希望在盖棺之前能有一个说法。但是,显然,毛泽东看出来了,没有人会给他盖上这个“棺”的,连他所信任的受托者开个会人家都不干。这个时候的毛泽东,真想天假时日,哪怕一年半年,或者就可以“收拾旧山河”,再一次的将自己想看到的前景明朗起来。1976年6月,他动用最后的一点力量,在华国锋的纸上写下“国内问题要注意”几个字后,再就无力管理后来的一切了,以至于7月底毛远新汇报“国内问题”时,他竟至于睡着了。

  这个时候,离他别下人世,上帝给他只留下30多天的时间了……

  但毛泽东的内心还有着一种不服的冲动,这种不服,在他最后时刻含混不清的谈话和表白里,可见其一二。他的精神不想死,甚至不想疲倦,强烈的超越时空的冲动与现实的困顿无奈,让他在伟人与常人中穿山越岭,生死徘徊。一方面是“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另一方面,他内心里事实上恰恰又无法湮灭自己那崇高的理想冲动,“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有谁知,鬓虽残,心未死。”这种内心矛盾,也就是个体意志与人类生命的本质规定相冲突的表现。然而天意难违,没有人能改变时光的轨迹,毛泽东就这样,别下了一切,直至离开,抓住上帝送来的那一份请柬。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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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期间的林彪:是狐狸又是老虎[转帖]


四野的荣耀

林彪是1948年11月30日离开沈阳的。

车轮滚滚,载着“黑土地之狐”驰奔华北的黄土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24日林彪从延安启程,目的地是山东,去接替他的老搭档罗荣桓。罗荣桓身体一直不好,中央决定让他回延安治病。

林彪、肖劲光、江华、邓华、李天佑、聂鹤亭等人,乘坐一架美国运输机到太行山,然后骑马、步行,主要是步行。到达河南濮阳,接到中央“万万火急”电报,让林彪一行原定去山东的人,立即转道赶赴东北。这时,罗荣桓也去东北了,接替罗荣桓的是陈毅。

风雨兼程,到达沈阳,11月中旬,林彪奉命到锦外西部打大仗。山海关保卫战正激烈进行,吕正操、李天佑带个指挥班子赶赴营口,准备堵截从海上登陆之敌。这时中央的方针,是集中兵力作战,坚决阻止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用高岗的话讲,背靠苏联,“勾子”(屁股)坐在沈阳,把眼面前几个口子堵住了,东北就是我们的了。

在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指导下,从关内各地先后进入东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达十多万人,年底发展到27万多。而这一刻,有的还在路上,已经闯进关东的散在各地,疲惫不堪,一些部队还没带武器。就是这些有武器、没武器的部队,许多还联系不上,有电台,无密本,彼此收到的电报成了“天书”,干着急上火。

11月21日8时,林彪致电军委、彭真、罗荣桓,说明目前我军应避免仓促作战,放弃锦州以及以北百余公里,使敌人战线拉长后,再选择弱点进行突击——这是林彪到东北后的第一个比较重要的电报,中央同意了林彪的意见,并进一步做了指示。

闯到关东的共产党人,关键是没有根据地,没有家。7个月间,时局和方针就像万花筒般变化多端,共产党人还未来得及表演自己的拿手好戏。而正统观念很强的东北人,对国民党存有幻想,想的盼的是“正牌”的中央军。四平保卫战后北撤的民主联军疲惫不堪,有的被阻隔敌后,失去联系。在东北组建的新部队,有的溃不成军,有的投敌反水。黄克诚在给军委的报告中,惊呼“有遭遇西路军危险的可能”。

林彪临危受命

1947年6月16日,中央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

1947年7月7日哈尔滨东北局会议决议(即著名的“七七会议”决议)号召:“跑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以下乡的干部统统到农村去……”

接下来,就是艰苦卓绝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是攻势凌厉的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冬季攻势,是三大战役中的第一个战役——辽沈战役。

只要醒着,林彪脑子里的那个车轱辘,就没有闲着的时候。

全力以赴在战争的轮子上飞转。
1948年1月5日这一天,林彪一天发出了30份电报,接下来的3天,分别是28封、27封、l9封, 同年5月24日的电报,竟达39封。

“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猛战术”,“三种情况三种打法”,“四快一慢”,“四组一队”——可与一口气儿口述几封电报媲美的,是林彪在战术问题上的婆婆嘴。

国民党称东北共军战术水平高。

对辽沈战役的评价则是:“对兵力之分配,完全符合节约与集中之原则”,“对大兵团之运用,时空力之分配,缓急先后,悉合机宜,决非幸致。”

1948年l2月2日,林彪从喜峰口入关。

快到马兰峪时,两架敌机飞来轰炸、扫射,警卫人员赶紧将林彪保护起来。

从吉普车上被架到路边沟里,到爬起来重新坐到车上,林彪那神色,跟在地图前踱步没多少异样。

“撤退将军!”“逃跑将军!”“林总在苏联养了几年伤,是不是不会打仗了?”在四平撤退后弥漫全军的沮丧、失望中,从他那张脸上既读不到从容、镇定,也看不出惊慌失措,那颗心好像无动于衷。他好像天生就不会用包括脸色在内的形体语言倾诉情感,连辽沈战役那样的胜利,也不能在那张脸上荡起激动、喜悦的涟漪。听说捉到了范汉杰,刘亚楼乐得跳起来,跑去报告。俯身看地图的林彪,头也没抬,只是面无表情地嗯了一声。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林彪到达喜峰口时,新华社和《东北日报》发表一则消息,说林彪正在沈阳主持东北局会议。

国民党情报部门就向蒋介石和傅作义报告:林彪尚在沈阳开会。

共产党蒙起国民党来,那是一蒙一个准。

是狐狸又是老虎

林彪不抽烟,不喝酒(必要场合象征性喝点。据说在苏联养伤期间,一次斯大林敬酒,他也拒绝了),不讲吃,不讲穿。那个时代,那种环境,共产党人喜爱的各种文体活动,他也不感兴趣。像延安时期非常盛行的跳舞,他只是偶尔露一下面,一会儿就没影了。从朱老总到士兵都喜欢的打篮球,他看都不看一眼。

林彪崇尚进攻。

辽沈战役是进攻,平津战役是进攻,衡宝战役是进攻,海南岛战役是进攻,只有进攻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这是最简单的常识了。

问题在于敌强**时,林彪依然强调进攻。不是那种死打硬拼的攻城拔寨式的进攻,而是运动战的进攻,是由我选择时间、地点、作战方式的进攻,像平型关战斗那样,像秀水河子战斗那样。

从辽西退到辽北,林彪不是不打,而是不和敌人硬打,要在被动中寻求主动。再大的敌人也有薄弱之处,林彪专拣这种地方下手,一有机会就会像鲨鱼闻到血腥一样扑上去。而当敌人占领的地盘多了,战线拉长了,兵力分散了,这种机会就更多了。
辽沈战役,那个精锐的廖耀湘兵团,出沈阳后就在辽西徘徊、转悠。吃够了围城打援的苦头,唯恐有去无回,结果仍是有去无回。

在组织指挥上,林彪不拘一格。几万、十几万、几十万大军,有时全凭一个脑袋调度指挥,有时临时指定局部战场指挥员,有时越级指挥到师、团。衡宝战役打成围歼战时,后来的部队要听从先到的部队指挥,先到的团长、师长,可以给师长、军长下达命令、布置任务。因时因地因敌情而宜,怎么便利怎么来。

林彪有时是狐狸,有时是老虎,更多的时候既是狐狸,又是老虎。

纵览林彪决策、指挥的战斗、战役,多是以智取胜打巧仗,较少硬碰硬的死拼仗。

林彪个头不高,纤弱文静,许多老人说他像个大姑娘(据说,当年延安高层领导中,许多人有外号,林彪就叫“大姑娘”),绝少大将军的八面威风。他又难得批评人,从不训斥人,从无脏话,从不骂人,这在那一代将帅中是极少的,却是不怒而威。

衡宝战役后,苏联作家西蒙诺夫到衡阳采访林彪。

首先询问对当前敌人及白崇禧的看法,接着请林彪介绍四野的战斗历程。林彪本人当然也是西氏中国之行的重要采访对象,可在历时4个小时采访中,关于自己二十多年的战斗生活,林彪只讲了5分钟、几句话。

不爱讲自己的林彪,孤独而不寂寞的林彪,除了口述电报,平时难得说句话,有时一天都没句话。可在战术和战斗作风上,这位中国最年轻的野战军司令却有个“婆婆嘴”,各种场合有机会就“叨叨”,滔滔不绝,苦口婆心,唯恐你记不住,不明白。

怕光怕风怕水

衡宝大捷,近一个月忙得团团转的司令部参谋人员,这下子可喘了口气。有人提出要去东湖风景区看看,林彪不但立即应允,自己也去了。东湖边摆摊卖水果的挺多,有人买些梨,用顶草帽装着,林彪也吃了一个。

从东北到江南,各地包括水果在内的各种土特产吃食很多,缴获的洋吃食也不少,像各种美国罐头、饼干、糖果、咖啡、酒呀什么的。林彪对进口的东西好像没兴趣,或者说没这心思,一天除了三顿饭,就是嚼炒黄豆,别的看都不看一眼。饭量也小,有人形容为“吃猫食”。这回竟然吃了个梨,显然心情很好。

回到“林彪100号”就拉开肚子了,折腾了大半宿,医生也忙活了大半宿,第二天下午好歹才算止住了。

从此,林彪最怕的事情之一,就是拉肚子了。

1971年7、8期合刊《人民画报》上,林彪捧读《毛泽东选集》的照片,第一次把他那个光秃秃的头顶亮给了世界。

即便是在毛家湾家里,除照顾林彪生活的内勤外,身边其他工作人员也没见他有不戴帽子的时候。这时是为了遮掩头上过度的拔顶,而l925年考入黄埔后是因为军人着装规定。至于从军前也总爱戴顶帽子,则是小时患过头癣,留下一些秃疤。

在延安为林彪看过病的一位老人说,林彪消化不良,有口臭。平型关战斗前,在太原,林彪还为此看过医生。

一位曾任红4军参谋、红1军团科长的老人说,在江西时,他曾3次见到林彪坐在那儿,站起来腿脚突然就不好使了,有两次还栽倒了。一次正赶上敌人来攻,他和警卫员架起林彪跑,跑出几十米那腿脚就好使了,还挺有劲的。

老人说,那时林彪很少踱步,就坐在那儿看地图、思考。坐着好好的,站起来怎么就不行了呢?坐久了,脚麻了,那也不能倒呀?枪一响,别说脚麻,就是腿中弹了,那人也常会跑上一阵子。是不是考虑问题久了,精神高度集中,造成神经过度紧张,表现在腿上了,一时间就不好使了?怪人得怪病,说不明白。

有老人说,别看林彪个头不高,瞅着也挺单薄,其实体质挺好,挺结实的。平型关战前看地形,雨天,上山下坡,边走边看边琢磨,有的人都跟不上他。

许多老人说,就是平型关战斗近半年后,在隰县,晋军那一枪把林彪打坏了。

那是一阵排子枪,独独打中走在前面的115师师长。

这是林彪第五次负伤。

子弹从背后打进,从胸前出来,击中肺部,流血挺多。先送延安治疗,后来又到苏联疗养,据说发现骨髓神经受伤,结个疤,造成植物神经紊乱。据说这种病人喜静、怕光,且病情会因年龄增长及感冒、发烧而加剧。

抗战胜利后出现在东北战场的林彪,除脸色苍白外,别的看上去挺好。但是,以往脸上有时出现的红晕,自那阵排子枪后,已经永远不复出现了。

从四平撤退到舒兰时,林彪病了,交感神经发炎,发烧不退。

四平保卫战后,有的部队被隔在敌后,有的被打散了,有的叛变了。一路北撤,每到一地,林彪第一件事就是与各部联系。从九台出发前,林彪要秘书季中权通知参谋处,让机要组和电台乘汽车一起走。结果,到了舒兰,电台人挑马驭还未到。

林彪脸色煞白,到参谋处长李作鹏住处。后来东北野战军有名的“大烧锅”(烧锅即酿酒作坊)李作鹏,正和几个人坐在炕上喝酒。林彪也不说话,双手抓住桌沿一掀,稀里哗啦桌子翻了,又抓起炕上的行李什么的,朝李作鹏等人一通砸。

大家全蒙了、傻了。

四平保卫战打得那样苦,林彪又那么累,再加上当时内外局势那种巨大的压力,那身体就支撑不住了。人病了就烦躁,林彪就一反常态的歇斯底里了。

有老人说,我们这些人跟林彪也不是一天半天了,有的都有十来年了,什么时候见过林彪这样子呀?像长征中的湘江之战,那也是千钧一发,急得火上房,林彪依然沉静得很。他这个人没有不着急的时候,也没有着急的时候,脑子里永远在转,思路从来不乱。而这次显然是有些乱了方寸,虽然一会儿就恢复常态了。

建国后,特别是“九·一三”后,听说林彪有许多“怪病”,怕光、怕风、怕水,听到水声就要拉肚子,一些老人觉得林彪舒兰那次发作,是一种病态。

有人说,现在想来,林彪在东北就有点怕光了,好像就从舒兰那次感冒之后。那时就觉得这人有点怪,没人想到这是病,更不可能想到隰县晋军的那阵排子枪。

在东北就常看药书,并给自己开药方的林彪,据说直到“九·一三”前还念念不忘这个梨,一拉肚子就提到这个梨,怨自己吃了一个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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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有多少超出国力的对外援助[转帖]


  纠正与国力不符的对外援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到一年,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开始对外提供经济援助。根据解密的外交部档案,1976年以前我国曾向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过经济援助,1973年以后这种与国力不符的对外援助才逐步得到纠正。

  1958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完成了党和祖国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全部撤离朝鲜回国,为保卫中国的安全和支援朝鲜人民的和平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建国初对蒙、朝、越的援助力度有多大?

  建国后最早的对外援助是在1950年7月,我国首任驻蒙古大使吉雅泰刚到任,蒙古总理乔巴山就提出急需劳动力。这时新中国刚成立不到一年,国内战争还没有结束,动员工人出国有困难,但中国并没有拒绝,答应日后考虑。1954年11月,副总理乌兰夫率中共代表团访问蒙古,周恩来指示外交部了解蒙方的困难以及我国可能给予的帮助。蒙古毫不客气地提交了包括木匠、泥瓦匠、家具制造、厨师、裁缝、制靴、印染等近40个工种12250名工人的清单。当年中国派出8200名工人,帮助蒙古建学校、医院、疗养院、专家招待所、热电站、玻璃厂、造纸厂、养鸡场等,甚至修复古庙。中国不能制造蒙古提出的纺织厂设备,不惜动用紧缺的外汇到英国订购。1956年8月,中蒙两国签订经济和技术援助协定,中国从1956年至1959年,无偿援助蒙古1.6亿卢布。

  中国“一五”计划期间,虽资金捉襟见肘,仍慷慨外援,援助最多的国家是朝鲜和越南。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出动100多万志愿军,开支战费7万亿元人民币(旧币)。1953年11月金日成访问中国,中朝签订经济文化合作协定,中国不仅将战时费用一笔勾销,又无偿赠送朝鲜8万亿元人民币(旧币)。

  1950年1月18日,中国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与之建交。在胡志明主席的要求下,周恩来代表党中央表示:中国将拿出大量的作战物资帮助越南抗击法国殖民军。5月15日,越南以断炊为由,恳请中国再支援1500吨至2000吨大米。

  在繁重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仍念念不忘支援越南。从1950年至1954年,中国政府向越南政府提供1.67万亿人民币(旧币)的援助。1953年3月13日,周恩来复电驻越南的中共中央联络代表罗贵波并转越南劳动党中央:越南要求中国援助的军事物资,均可予以解决,即由军委总后勤部分批发货。12月,为协助越南具有决定意义的奠边府战役,中国派出军事顾问团,提供战役所需的全部武器弹药、通信设备、粮食、医药等,保证了此役大获全胜。

  1954年5月日内瓦会议结束越南北部战争,中国继续援助越南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12月,中越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援助越南修复铁路、恢复邮政电信、修复公路及航运、水利等议定书。

  1955年越南政府代表团在胡志明主席率领下访华,提出援建煤矿、水泥厂、纱厂、发电厂等。中国政府派出专家、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并无偿赠送越南8亿元人民币。在《关于中国1955年援助越南议定书》的附件中,中国不顾本国大米供应紧张,援助越南3万吨大米以及300吨面粉、5吨葡萄干、1130箱酒及粉条、香烟、中成药、医疗器械等;还有电炉、轮船、电话机、卡尺、灯泡;农业援助项目从农作物栽培、选种育种、病虫害防治,到建兽医院、家畜防疫药剂制造厂、火柴厂、加固水坝等,还包括10个碾米厂、两个汽油库。这份清单给人的感觉是中国确实把越南当成了兄弟,无所不给。

  1956年以后,随着“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中国对越援助大幅上升。1959年2月18日,中越两国政府签订7份文件,中国向越南提供人民币3亿元的长期贷款和1亿元的无偿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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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亲殖民的朝鲜政权[转帖]

    6月3日出差武汉,住在光明万丽酒店里就瞧见了凤凰卫视,恰恰是小窦先生主持的“锵锵三人行”,龙门阵摆的是朝鲜“革命接班人”问题。本来这等调侃节目听听便罢,大可不必认真对待的。无奈宋晓军先生关于韩国历史的一段教导,尽显胡说八道之能事,十分刺耳。也罢,知道此君既然可以屈尊去写《中国不高兴》之类媚俗之书,犯不着跟他计较的。谁知今早起床一开电视,恰好正碰上重播昨晚节目,又恰好轮到宋先生大放厥词那一段,窦先生洗耳恭听既毕,还服服帖帖表示“以前从来没听说过”,大有“听‘宋’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味道。这就不是“刺耳”的问题了,尚不知听众里还有多少人跟小窦一样哩!记得有学者表态:最可怕的是用文学笔法写历史说历史,那会误导无数受众。于是忍不住得敲打几行文字。


    宋先生毕竟是近代军事史的行家里手,在电视上现身说法如家常便饭,仅从这回说话里引述的那些精准数字,我们似乎不能怀疑他不懂韩国近代历史,更可能只是“用屁股”描述它。例如宋说:“就是朝鲜北方的一个政治正确性的,一个政权合法性的一个永远的理据,就是说你们这帮人没有为这个民族国家独立解放,流过一滴血,牺牲过一个人,而且你们还跟着殖民者在一块,现在就是你们这些人,我们要打过去。”后来又进一步补充道:“你比如说朴正熙,1960年,1961年上去军事政变的这个总统,他是1944年日本关东军军校毕业的,他也是个日本军官,朴正熙就是他这个屁股太不干净,所以韩国你看他,这个所谓的现代化,经济很发达,他是永远心理有扭曲。”“因为他爸不管怎么说,金日成人家是抗联的,人家是为这个民族解放抗击侵略者的,抗击反殖民的,而你那个根上,是一个亲殖民的,所以说他这种政治正确性,不是说一天两天能消磨掉的,就这个问题是一个漫长的问题”。还描述韩国左派势力对于韩国政权的追究,“包括以前对民族的这个叛国罪,要清算出来。”


    是这样么?根本不是。1392年,大明朝支持的高丽王朝李成桂将军迫使恭让王退位,自立朝鲜王朝,有史料称“朝鲜”二字即明王朝所赐。此后朝鲜王朝不仅成明朝藩属,还积极引进儒家文化,使之成为“国教”。虽然世宗在位(1418-1450)期间致力于发展本民族文化,还发明了韩文字母及其拼写方法,但朝鲜王朝始终未能摆脱大明藩国地位,汉字仍是其官方文字。及至西方殖民者东侵,中国势力大衰,日本经明治维新改弦更张气势骤升,朝鲜王朝即成被争夺对象。1884年以金玉均为首的开化派改革,欲摆脱大清国学日本搞维新,结果遭清军镇压而失败,成著名的“三日天下”。甲午年改革势力卷土重来,闹出“东学之乱”,并引发中日甲午战争,清国战败,名义上准朝鲜独立,实际上日本势力取代中国势力欲成朝鲜宗主国。


    然而虎视眈眈的沙俄乘机染指朝鲜,在李氏王朝内拉拢亲俄势力,1896年2月11日高宗李熙入俄使馆避难,还改组原内阁组建亲俄内阁,致使日本独霸朝鲜的局面受挫。然而高宗李熙意犹未尽,9日后他返回王宫。为获得彻底独立,他废弃了带有浓厚屈辱色彩的“朝鲜”国号,宣告改国号为“大韩帝国”,弃王而称皇帝,年号光武。


    日本人并不甘心,经数年准备1904年开打日俄战争,1905年俄国战败,日本在韩国取得绝对优势。当年11月即迫使大韩帝国签订《乙巳保护条约》,首先剥夺了韩国的外交权,并在韩设立“统监府”,伊藤博文成首任统监,进一步剥夺了韩国国权。1907年日本再逼韩国签订《丁未七款条约》,统监成为韩国的“太上皇”,日本人可在韩充任官吏,韩国亡国在即。1910年日本认为时机成熟,又逼韩国签订《韩日合并条约》,正式废除“大韩帝国”国号,改称“朝鲜”,正式成为日本殖民地,并开始实行一系列使韩国亡族灭种的政策,例如废韩文讲日语,韩人一律改日本姓氏等。


    1919年1月22日,日本人毒死已被废黜但始终致力于恢复韩国的李熙,意欲一劳永逸完成吞并韩国。但此举成为引燃韩国复国势力的导火索,以李承晚、金九等为首的爱国志士趁各地各界人士因参加3月3日李熙葬礼聚集汉城的时机,于3月1日举行汉城人民和平示威,在汉城塔洞公园举行的群众示威大会上,发布海公(申冀熙)撰稿的《独立宣言书》,宣布韩国独立成为“大韩民国”。这份《宣言书》激起韩国人民极大抗日复国热潮,和平集会变成“3.1起义”,韩国总数218个府中有203个府举行了1491次示威和暴动,200多万人参与其中。日本占领当局对“3.1起义”实行残酷镇压,但直至5月31日,日军才大致得逞。这些,都是“大韩民国”开国者的伟大功绩,那时的金日成不过是个七岁大的鼻涕虫。宋先生凭什么说“而你那个根上,是一个亲殖民的”呢?


    对于韩国“3.1起义”,中国青年积极声援,毛泽东的《湘江评论》亦发表声援文章。北京学生在5月4日宣言中,盛赞韩国人民“不独立,毋宁死”的爱国精神,各地学生均以韩国为例演讲,可以说,韩国的“3.1起义”对中国的“5.4运动”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日军虽然血腥镇压了“3.1起义”,但也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一些主要起义组织领导人流亡到中国。1919年4月11**们在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22号协商成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并在上海霞飞路321号挂牌办公。李承晚因为发起“3.1起义”被推选为首任临时总统。同年9月韩国境内外的各“临时政府”陆续迁到上海,统合成为一个流亡政府,在中国从事抗日复国活动27年,该临时政府曾对日宣战。


    我不知道宋先生哪来的底气如此信口雌黄:“这帮人没有为这个民族国家独立解放,流过一滴血,牺牲过一个人”。即使前面的那些历史功绩都忽略不计,1932年4月29日,趁日军借昭和天皇生日的“天长节”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庆祝淞沪战争祝捷大会”之机,“临时政府”首脑金九密谋策划并获得戴笠协助,委派自报奋勇的韩国志士尹奉吉投掷炸药炸死日本上海派遣军总司令白川义则大将!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中将、第9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也被炸成残废。尹凤吉被日本人处死,至少算“牺牲过一个人”吧?请问宋先生,整个中国抗日战场,还有谁击毙过比白川职衔更高的日军将领?金日成又击毙过哪一个有名有姓的日军官兵?拜托宋先生介绍一下,以驱我等愚钝。即便金家王朝拼命吹嘘的“普天堡大捷”,也只是含含糊糊地说“击毙两名日军”而已。而后来避居日本的劳动党高级干部朴甲东(又名林英树),则著书说抗日英雄“金日成”并非后来这位年轻人,此君真名金成柱,系假冒的“金日成”借苏军羽翼实现了野心罢了。


    实际上,这位金日成至少自1940年初遁入苏联之后就没打过日本人,仅仅因受到苏联人赏识才得以晋升远东红军第88旅朝鲜营营长、苏军大尉。就连第88旅随苏军进入东北之战金日成也没参加,而是呆在苏联诚惶诚恐地接受苏联人挑选、培训以便成其代理人而已。宋先生说朴正熙是关东军军校毕业时,怎么不说金日成货真价实是外国军队的大尉?还有我国人民敬爱的J主席,不也毕业于汪伪交通大学的么?宋先生是否也揶揄他几句?难道金氏把自己和国家出卖给苏联的都不算卖国只算爱国?《凤凰周刊》就曾刊登过原苏联远东第一方面军政治部第7处处长、退役上校格奥尔基·梅克列尔的回忆文章,详细描述了当初他怎样按照方面军司令员麦列茨科夫元帅、军事委员会委员捷林杰·史泰克夫上将(即后来的驻朝鲜大使什特科夫)的要求挑选金日成的:“看起来,在选择金日成作为候选人一事上,我的意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详情不赘。


    唯需再引用梅克列尔的几段文字:“金日成第一次在朝鲜公众面前的露面,就是由第25集团军政治处及司令部准备并布置的:1945年10月14日平壤举行盛大的群众集会,金日成首次正式露面。正是从那个时候起,他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一个迅速广为人知的人物。”“所有部署在朝鲜半岛北部的苏军部队,都得到了一个宣传歌颂朝鲜人民传奇英雄,为朝鲜自由独立而战的战士金日成的指南。”“我伴随金日成整整一年。当时,他在从政的道路上刚走出第一步,没有苏联顾问的建议,他是任何事都不做的。每天早上,我到他那里,问候完毕之后就开始制订工作计划。他几乎从没有和我争吵过——至少我是不记得了。他非常感激斯大林,向来声称:北朝鲜和苏联世代是兄弟,我和斯大林永远是兄弟。”这就是宋先生所谓“朝鲜北方的一个政治正确性的,一个政权合法性的一个永远的理据”?其实不过外国军队强加在朝鲜人民头上的一条走狗而已,不折不扣的“韩奸”。足以证明金氏彻头彻尾是俄国人扶植起来的傀儡的还有俄罗斯解密档案,那里充斥着金日成肉麻得令人作呕的表忠:“金日成继续说,……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对他就是法律。”“忠实于您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 金日成”等等。宋先生还能辩解一下如此卑躬屈膝的表态属于维护哪一类国家尊严的么?


    还需指出的是,苏军于1945年9月下旬把调教好的金日成团伙用船送到北朝鲜,只有20几个人,内中不乏连朝鲜话都不会说的苏联鲜族人。其军队、政权同样大量使用了日伪时期朝鲜籍军政人员,故意拒绝长期在中共作战的“朝鲜支队”三千余人回归北朝鲜。缘由在于,即使说革命资历,金日成也不堪比拟,只有等苏联红军把金家政权确立之后,那些真正老资格的革命者才能回归为金家卖命。金家王朝如今又玩世袭了,这个王朝,除了替斯大林暴政打过一次冲锋之外,再无别的价值。朝战结束以后,金日成先后以子虚乌有的“美国间谍”罪名处决了曾坚持在韩国抗日作战的朝鲜共产党领导人李承烨、朴宪永;之后又陆续清洗了以许嘉谊为代表的亲苏派和以金枓奉、武亭、崔昌益为代表的亲华派(延安派);在1967-1968年清洗了朝鲜劳动党内最后一批持异议者“甲山派”之后,最终在1972年完成独裁统治,由金家掌握了北朝鲜党政军全部最高权力。回过头看,自打它存在以来,无论对朝鲜人民还是世界人民,都有百害而无一利,纯属反人类反历史的垃圾政权,一堆人渣。摇唇鼓舌竭力为这堆人渣辩护者,恐怕连自己也快要变成人渣了。


    相反,当年组织领导了“3.1起义”的韩国义士们,二战后虽然遭到美国阻扰最终也回到韩国,在联合国主持下通过选举组建了大韩民国政府。无论它曾经有多少不是,这个政府毕竟代表了韩国人民的意愿,顺应了世界历史潮流,从而也为人类进步做出了超水平的贡献。这是历史证明了的,也不是宋先生之流刻意贬损就会暗淡下去的。其实,大韩民国主要领导人流亡中国时与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关系并不差,如日本投降前夕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宴请《独立宣言书》起草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秘书长海公(申冀熙),祝不日回国后在韩国政府大有作为。海公的儿子王河均(申河均)与郭沫若还是连襟。上海解放后,陈毅市长特地安排还在上海的王河均夫妇在市政府机构工作。1950年大韩民国“伪议长”海公尚托周恩来劝王河均返回汉城助他竞选总统,周恩来嘱郭沫若动员王河均从父命回韩国,后为韩国议员;其妻、子则因朝战爆发一直留在上海。可见,若不是“一边倒”的迷魂药迷倒了我们那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使他们全都服服帖帖跪倒在斯大林脚下,中国根本不会跟金家流氓政权同流合污。中国人民当然也不会为这个家族付出如此巨大的损失与牺牲。所谓“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中国至今还得没完没了地为这个世界上最自私、最卑鄙、最无耻的家族政权分忧解难。


    俺寻思,我们现在的领导人被历史包袱压得直不起腰来,于是不得不忍受金家王朝没完没了的讹诈。而金正日之流也算准了中国没勇气没魄力拒绝他的挟持,这才有恃无恐地不断胡作非为。倘我们有壮士断腕之气魄,毫不犹豫地切掉这块赘疣,对于朝鲜人民、韩国人民、中国人民、世界人民都是再好不过的事情。向隅而泣的只有金家那伙人渣,当然,如宋先生这类意识形态沉疴已经病入膏肓的文人,难免如丧考妣。那也无妨,到精神病院去诊疗一段时间,医好良心缺失症,一定也会破涕为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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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文革“哄然而起” [转帖]

  “看来我的有生之年不多了”

  王光美:1965年11月下旬的一天,我正在河北保定地区参加“四清”运动,突然接到少奇同志的卫士长李太和同志电话,说:“少奇同志发高烧,周总理叫我们通知你,请你回来一下。”

  我一听,脑袋顿时“嗡”了一下。我在乡下,最担心、最牵挂的就是少奇的身体。他已是近70的高龄老人,体质不好,工作紧张,又不知道自己照顾自己,我总感到可能要出事,现在连总理都惊动了,可见不是小毛病。接到这个电话,我真是归心似箭。

  我回来的第二天,总理亲自打来电话,问了情况,最后交待我说:“少奇同志不恢复健康,你不能离开。”

  为使少奇静心养病,尽快恢复,我们安排他转到玉泉山休息。

  在玉泉山休息没几天,毛主席通知少奇同志到上海开会。外出一劳累,就又犯了。上海会议散会后,我们回到北京,就又去了玉泉山。

  在玉泉山休息了几天,少奇同志的身体开始恢复。1966年元旦后的一天,天上下着雪,少奇要我把孩子们和身边工作人员召集来,他要同大家聊一聊。这天,少奇同志显得很感慨,好像是在和大家谈心。他说:“看来,我的有生之年不多了,必须更抓紧时间多干些事。只要马克思再给我10年时间,我们是能够把中国建设得真正富强起来的。”他有点动情地讲了他关心、思考的一些想法。最后说:“到了那时候,我们就为中国的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也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可以瞑目了。”

  
  刘少奇与周恩来

  刘源:记得那天父亲还说:如果我身体、精力不行了,我会马上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好多美国总统卸任后去当教授、学者,我们应该向人家学习。我退下来以后,可以去大学教书,把我的经验传给青年学生,我可以教林业、教历史。父亲说的这些话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他没有说将来去大学教政治或哲学,而是说教林业、历史。这有点出乎我意料。“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大约1966年6月底,有一天我大哥允斌、大姐爱琴从外地回家,父亲又把我们几个孩子叫来谈了一次话。父亲先谈了反修防修、半工半读、干部参加劳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方面的内容。最后他说:今天我要对你们几个大孩子说一说,我老了,干不了多少年了。我死后,党和政府会给一些抚恤,但你们不能靠党和政府的照顾,要靠自己。你们的妈妈级别、工资不高,你们几个大一点的孩子有责任帮助妈妈,把弟弟妹妹带大带好。特别是允斌,你是老大,要承担起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我们第一次听父亲说这样的话。当时我很吃惊,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哄然而起

  王光美: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晚向全国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并且用了“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三家村’黑帮分子宋硕、陆平、彭珮云负隅顽抗妄想坚守反动堡垒”这样一个耸人听闻的通栏大标题,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突然发表这些东西,事先和事后都没有告诉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少奇、恩来、小平同志等都不知道。

  这几篇东西在报纸上一登,中央正常领导工作被打乱,各级党委开始受到冲击。

  少奇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对此没有思想准备。6月3日,少奇同志紧急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北京市和有关方面的汇报,研究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从6月3日起,中央常委汇报会几乎天天召开,由少奇同志主持。

  这时向北京大学和人民日报社派出的工作组已经进驻,是报毛主席批准的。确定由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也是报毛主席同意的。在这之后,各单位的党委控制不了局面,要求中央下去了解情况。少奇同志对派工作组一事非常慎重。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认真讨论,最后决定同意北京市委的意见,陆续向北京的大学、中学派出工作组。

  少奇同志几次向毛主席汇报运动发展情况,并请主席回北京领导运动,均无回音。几天后运动发展更加炽烈,有的学校发生打死人的事。少奇、恩来、小平同志经过商量,决定飞到杭州,向毛主席汇报,当面恳请主席回京。毛主席仍委托少奇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和领导运动。

  6月18日,北京大学发生乱打乱斗的事件。6月19日,清华大学出现公开鼓动赶走工作组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少奇同志要我去清华大学,看大字报和了解运动情况。6月19日晚我去了清华大学。工作组组长叶林同志当时就说让我当清华工作组的顾问。

  6月21日,我正式作为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顾问,去学校了解运动情况。

  此后,根据中央精神,各学校的工作组加强了对运动的领导。社会秩序和学校教学秩序开始好转。

  7月18日晚,毛主席结束南方巡视,从武汉回到北京。少奇同志知道后立即赶到丰泽园,想向主席汇报,门口不让进,说主席需要休息。可是丰泽园门口停着好几辆汽车,估计是陈伯达等人在里面。

  第二天,少奇同志在怀仁堂主持中央常委例行汇报会。会上,陈伯达提出撤销工作组,遭到邓小平等多数同志的反对。少奇同志同意多数同志的意见,并向到会同志宣布,主席已回到北京,这里的汇报会停止,今后直接到主席那里汇报。当晚,毛主席在怀仁堂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汇报。主席这时没有提出撤销工作组的问题。

  大约在7月24日,毛主席召开了一个会,批评少奇、小平同志怕字当头,压制群众。主席还说,清华大学工作组把一个喊出“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学生当成反革命,是错误的。第二天,主席在一个小会上明确表示,工作组干了坏事,要全部撤出来。

  

  1966年8月1日至12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全会期间的8月4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了个小会,发了脾气,严厉批评少奇、小平同志。主席说:“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还说:“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当主席责问为什么怕群众时,少奇插话说:“革命几十年,死都不怕,还怕群众?”主席还批评少奇在北京专政,少奇说:“怎么能叫专政呢?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少奇还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

  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根据毛主席意见,重新选举中央政治局常委。少奇同志虽然还在常委名单中,但由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林彪名列第二,明显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

  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在当天的新闻报道中,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列名单。当时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规定这次选举结果不传达、不公开。8月18日的公开,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或常委讨论。

  八届十一中全会没有重新选举党中央副主席,但从此少奇、恩来、朱德、陈云四位同志的副主席职务不再提起,只说林彪一人是副主席。没有任何程序、手续,党的八大选举产生的少奇等四位同志的副主席职务,就被莫名其妙地抹掉了。

  8月18日大会后,红卫兵运动迅速掀起。我们家的几个孩子也参加了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有几次红卫兵组织抄家,有的孩子也跟去了,完了回家还兴致勃勃地讲,以为是参加了“革命行动”。有一天吃完饭,少奇把孩子们叫过来,拿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你们破‘四旧’,我不反对,但不能去抄家、打人。我是国家主席,必须对宪法负责。许多民主人士,跟我们党合作了几十年,是我们多年统战工作的重要成果,来之不易,不能让它毁于一旦。”他还说:“《宪法》是我主持通过的,我要对你们讲清楚,要对你们负责。”

  

  不堪回首的岁月

  王光美:1966年10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在会上,少奇、小平同志做了检讨。毛主席在少奇同志的书面检讨上批示:“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但中央文革在下发少奇同志检讨的时候,有意去掉了主席的批示,并发动群众批判。

  我记得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少奇同志在会下找了毛主席,向主席提出希望好好谈一谈。当少奇同志从主席房间里出来时,发现江青、陈伯达在偷听。

  这期间毛主席曾对少奇同志说过这样意思的话:我党历史上犯路线错误的人不少,改起来很难,希望少奇同志做一个犯了路线错误又能够改正过来的榜样。

  少奇同志一开始是诚心诚意按主席的这个指示去做的。

  我曾问过少奇同志:你是怎样提出反动路线的?少奇回答说:“我也不知道。我工作中有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事,但我不反对毛泽东思想。”

  有一次我对少奇说:“你辞掉国家主席等职务,我和孩子们劳动养活你。”少奇说:“已经向中央提过,总理说有个人民代表大会问题;不能再说了,不要让组织为难。”

  1966年11月3日,天安门广场举行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大会。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主动找少奇同志谈话。我们在电视上可以看到,主席很长时间侧着脸同一个人谈话,那就是少奇。主席向少奇问候了我和孩子们的情况。少奇作了回答,并向主席表示:“现在文化大革命起来了,我也要到群众中去锻炼锻炼。”主席说:“你年纪大了,就不要下去了。”

  这次在天安门城楼上,少奇见到了小平同志。他问候说:“小平同志,怎么样?”小平同志说:“横直没事。”少奇说:“没事,学习。”这两个共产党员当时同处在委曲求全、勇担责任的处境中,他们的心境是多么坦荡!没想到这寥寥数语,竟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对话。

  面对形形色色毫无根据的批判,有一天少奇动情地对我和孩子们说:“我过去常对你们讲,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今天,我还得加一句话,就是对一个人来说,人民误解你,那是最大的痛苦啊!”

  

  1967年1月13日夜里,毛主席派秘书徐业夫同志来我们家,接少奇同志去人民大会堂谈话。一见面,主席客客气气,问候了我和孩子们的近况。少奇当面向主席提出两点要求: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由我一人承担,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我辞去一切职务,和妻子儿女回延安或老家种地,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主席建议少奇同志读几本书。对少奇同志提的要求,主席没有正面回答。谈话结束后,主席把少奇同志送到门口,叮嘱少奇“保重身体,好好学习”。

  这期间,少奇同志对我说:“主席对我是有限度的,但是群众发动起来了,主席自己也控制不住。”他还说:“主席的伟大,不仅是在关键时刻,他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更重要的是有些设想暂时办不到时,不坚持己见。”少奇对毛主席的热爱是真诚的,尽管形势这么险恶,他仍相信自己同主席的友谊。我更是盼望着主席早点为我们说句话。

  有一次,我看到中南海里的大字报上,污蔑朱老总和陈云、小平等同志,语言不堪入目。回家后我讲给少奇同志听,并说:“我实在看不下去了。”说着拿起安眠药瓶向少奇示意。他摇了摇头说:“不能自己作结论。主席说过,罗长子要不是自杀,问题还不至于那么严重。”直到这时,少奇仍是相信主席的。

  4月8日,中央通知我,常委同意我去清华大学做检查。少奇和我预感到这是一个严重信号。4月9日中午吃饭的时候,平平、源源、亭亭三个孩子回来说,外面空气紧张,到处传言清华大学组织了30万人大会,明天批斗王光美。少奇听了十分气愤,大声说:“错误我自己担,为什么不让我去检讨?工作组是中央派的,光美没有责任,为什么让她代我受过?”

  我忙说:“清华大学的运动是我直接参加了的,应该我去向群众做检查。”少奇说:“你是执行者,决策的不是你嘛!”“要我承担责任,可以,但错误要自己改。”“有人在逼我当反革命。我过去不是反革命,现在不当反革命,永远不当反革命。”“去年8月,我就不再过问中央工作,从那以后,错误仍在继续。将来,群众斗群众的情况还会更厉害,不改,后果更严重。责任不能再推到我身上。”

  

  少奇预感到情况严重,作好了最坏的打算,郑重地对我和三个孩子做了遗嘱。他说:“将来,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洋,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你们要记住,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

  少奇平静亲切地望着孩子们,肯定地说:“你们放心,我不会自杀的,除非把我枪毙或斗死。你们,也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在群众中活下去,要在各种锻炼中成长。你们要记住:爸爸是个无产者,你们也一定要做个无产者。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

  少奇从来没有对孩子们说过这样严肃沉重的话,因为孩子们还小啊!

  4月10日清晨,清华大学的造反派扣了我们的三个孩子做人质,到中南海揪我。周恩来为保护我的安全,派了一位秘书与我同去,晚7时陪我一起回中南海。

  回家后,我对少奇同志讲了批斗会的情况。当少奇同志听说那么多老同志同时陪斗,忧心忡忡,心里很不好受,晚饭一点也没吃。

  7月18日一早,孩子们急急慌慌跑来告诉我们,听说今天晚上要在中南海里开批斗少奇和我的大会。我预感到这次批斗非同一般,有可能是生离死别。

  

  离批斗会的时刻愈来愈近了。我们默默地做准备。少奇为我取出衣服用品,帮助我整理。自从我和少奇结婚以来,他整天忙于工作,生活上历来都是我照顾他。这一次是他惟一一次为我收拾东西,帮我做生活上的事。预定的时间就要到了,我们静静地坐着,等待来人带我们走。少奇平时不爱说笑,这回他说了一句:“倒像是等着上花轿的样子。”在这样严峻的关头,他仍是坦然和乐观的。他的神情感染了我,我也不由得笑了。

  不一会儿,造反派进来了,大声命令我先跟他们走。我连忙站起来,少奇同志也站起身,上来和我紧紧握手。我们四目相对,充满关切。这时少奇轻轻对我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我走后不一会儿,少奇也被拉走了。后来知道,这次批斗是江青、陈伯达、康生乘毛主席、周总理不在北京之机,直接策划的。具体组织实施的人是戚本禹。

  在批斗的同时,专案组抄了我们家。批斗会结束后,我被带到后院,少奇被带到前院。从此,我和少奇完全失去自由,近在咫尺却见不到面。当天分别时少奇说的“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就成了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摘自《王光美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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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邓小平的最后五年:耄耋之年再变法[转帖]


  1992年元月2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参加了“运筹与健康”杯老同志桥牌比赛。这个比赛是由他本人在1984年发起的。比赛结束时他获得了冠军,并被授予“桥牌大师”的称号。在职业桥牌的全部6个技术等级中,这一称号位列第三。大厅里因此喜气洋洋,冲淡了一个星期前的圣诞节的晚上、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缓缓降下的阴影。其时邓小平已经88岁,还相当健康。

  半个月后,他登上了开往南方的火车。中国历史如同一个螺旋,变革举步维艰,进步常遭逆转,而他将要解开死结。他试图让中国的改革新政成为永久性的,至少也要“一百年不变”。

  这次充满激情的私人旅行使中国恢复了活力。在那个时刻,邓小平强烈的改革决心使得人心震动。在离开深圳这个城市的时候,当着众人的面,他又要求深圳市委书记说:“你们要搞得快一点。”

  这种言谈风格让人联想起邓小平过去的绰号。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因善于辩论他被同学称为“小钢炮”。而上个世纪70年代,他有个外号“钢铁公司”。不过在退休后,人们已经很少看到他强硬的一面。

  与当时普通民众的印象不同,“南巡”的目标并不是促使改革加速,而是保证改革的持续。

  在电视上看女子体操的小运动员比赛时,邓小平总是说:“稳一点儿。”在这方面,他一向是杰出的表率。在关于改革的论争最为激烈的1991年,他不动声色。到了1992年,他才围上灰色的围脖,开始了旅行。

  像邓小平以往的故事一样,这次重要的旅行也带有轻松的逸事色彩。到深圳仙湖植物园他第一次见到了“发财树”。“让全国人民都种,让全国人民都发财。”他说。他登上了深圳的高楼,眺望了香港。在珠海登山时,因为下山道路崎岖,警卫建议原路返回,他却执意选择了新路。他的回答被认为是朝气的体现:“我从来不走回头路。”

  在深圳、珠海、广州和上海,他总是在提醒人们改革的必要性。他反复强调者,必是值得尊重的常识: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更加广为人知的一句话则是:“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邓小平在十四大闭幕式上

  这次旅行是秘密的,即便是在香港媒体已有报道的情况下,邓小平本人也没有同意新华社发布消息。直到3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两天召开全体会议,学习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改革开放还继续吗?不仅继续,还要被重申和强化。

  这一年的6月9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一次内部讲话中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邓小平表示同意正式使用这个提法,并表示可以用在当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的报告中。


  在十四大上,“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被更为明确和改革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了。

  在1979年邓小平的头像第二次刊登在《时代》周刊的封面时,这家杂志说:“为什么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在极短时间内能够来个180度大转弯,如同让航空母舰在一角钱硬币上转圈?”

  1992年的南方旅行则让邓小平的头像再次出现在这家杂志的封面上,文章写的则是“航空母舰”在13年里的第二圈。

  “我已经交卷了”

  “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邓小平在1989年6月16日的谈话中说。不过危险没有在1992年出现,他掌舵完成了“转弯”。

  十四大刚刚闭幕,女儿邓榕搀扶他来到了人民大会堂,在大批的与会代表中接见了新当选的政治局常委。

  这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做出的最后一次重要露面。至此,他一生中的“运筹”已经基本结束。

  他试图真正地做回平民,就像“南巡”接近尾声时在上海那样。那天是元宵节,节日里民间的欢快气氛令他兴致盎然,以至决心去“买点儿东西”。身边工作人员为他选择了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他则向吴邦国借了10块钱,给孙辈的萌萌和羊羊买了铅笔和橡皮。这次经历让他觉得有趣。回来后女儿邓林问:“老爷子你今天逛了商店,看见什么了?”“就看见人了,”他说,“以后再不去了,扰民。”

  
  邓小平和江泽民

  这年夏天,他最后一次在大海中游泳。在北戴河,他一共下海8次,每次游泳约45分钟。护士试图用对一般老人说话那种玩笑式的口吻约束他:“今天下海咱们表现好一点,少游一会儿,明天就还能批准咱们再游。好吗?”但是邓小平不受别人控制,即便他已经88岁了。“好不容易才下去一趟,我才不呢。”他说。

  这一年的8月,中国与韩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整个中国都已经打上了小平那种务实的印记。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教授戴维·W·张总结近代中国,“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包括孙中山等领导人,都想使中国实现现代化,并从外国帝国主义的控制下解放出来。”邓小平曾经与周恩来一道制定了“四个现代化”的规划,在其一生中,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国家都是不渝的追求。不过,改革开放之后,他把目标调整到了更切实际的“小康”。他已经尽了责任,1993年初,他告诉中共的下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的责任,我已经交卷了,就看你们的了。”

  与美国相处的任务也落在了新领导人的肩膀上。美国曾被中国看作是头号霸权,而如今它也是一个制裁者。“银河号事件”就是当时中美关系的晴雨表。这艘中国货轮被美国怀疑运载用于制造化学武器的原料,而且目的国是伊朗。不过,在接受美国人指导的沙特人花费了整整一周时间检查了全部782个集装箱后,美国人只好签署了一份船上没有违禁化学制品的声明。

  1993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赴美参加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在分析家看来,与克林顿的会晤并不像双方期望的那么热情友好,但江泽民还是送给克林顿一支上海制造的萨克斯管,并建议自己用二胡与美国总统来一段二重奏。这个提议是由翻译造成的一个小误会引起的,令克林顿感到迷惑。但是,正像邓小平在1976年做过的那样,如今的中国领导人向世界头号强国的示意是明确无误的:轻松一下,来点儿音乐。在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克林顿说:“我想我们已经开始对话了。”

  
  邓小平晚年生活

  这是一段形势好转的时期,也是一段不够顺利的岁月,全国通货膨胀率在经济爆炸性的膨胀下高达22%,而房地产投资开始兴旺,导致大城市的通货膨胀率比小城市更高。民生成为国家政策的重点,中国的多位国家领导人都在不同场合说了同样的谚语:“百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1994年10月1日,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人们把邓小平扶下车,又把他搀到一张轮椅上坐下。他观看了国庆焰火,并留下了生前公开发表的最后一张照片。他已经90岁,到了鲐背之年,皮肤确实生斑如鲐鱼之背,不过他仍不会让自己的头脑局限于琐碎的事务之中。《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的作者罗伯特·劳伦斯·库恩描述说,“尽管照片上的邓显得迟钝而老迈,但是他对同事们的谈话却是清晰而富有远见的。”

  国际舆论仍然认为中国新的领导班子是“过渡性的”,邓小平决定消除这种不确定性的意味。

  晚上,邓小平发表了一生中最后一篇极具影响力的短文。他委托出席国庆晚宴的薄一波宣读了一份致词,文中要求政治局成员和全体中**员“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从此,他再也没有特意公开露面。他交棒了。这一次,他做得悄无声息,就像早年在法国雷诺公司勤工俭学时的一个下午,他收拾好工具,没有大声招呼谁就下班了。国庆焰火照亮了北京的夜空,而他已经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注入了一段基因,一段源代码。中国以后的一切变化注定会携有他的影响。

  

  最后的宁静

  在北京景山后街的米粮库胡同3号,一座青砖灰瓦、绿荫满庭的两进的院落里,邓小平不再工作了。

  在新华社的报道中,这个院落充满了自然界的气息:“果实累累的石榴,层层叠叠掩映着轩窗明亮的二层小楼。院子中央小小的莲花池里,夏莲正开得姹紫嫣红。池中太湖石上流水潺潺,半空枝叶间,间或可闻啾啾鸟鸣。”

  在这一阶段,邓小平的身体已经变得衰弱了。

  这一年,在关于未来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一次预备会议上,江泽民与董建华单独握了手。其实邓小平时代对此已有铺垫。1986年,董建华的“东方海外”企业曾得到霍英东和中国政府的1.2亿美元贷款,从而渡过了难关。

  在晚年,邓小平睡前经常看武侠小说作消遣,但与很多人的印象相反,他对这种读物评价并不高。“武侠小说最大的好处就是看了记不住,下次还可以再看,根本不过脑子。”他对邓榕说。

  他最后3年的生活在《邓小平年谱》中也仅有8页记录。一旦不再工作,邓小平的生活就是平淡无奇的了。邓林曾说,她给了自己一个电视纪录片的命题,拍“邓小平的一天”,但尝试了几次之后就放弃了。他的日常生活太规律了,太普通了。“你想找一个戏剧性画面,找一个特别有情趣的镜头,找不着。”她说,“所以拍了几次也没成功。”

  邓小平仍在吸烟。这一年12月22日,因肺部感染他住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次年2月7日出院。

  像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主持人迈克·华莱士发现的那样,他吸的是一种过滤嘴比烟体还要长的特制香烟。以前在接受著名记者法拉奇的采访时,他也吸烟,还使用痰盂。法拉奇却对他印象颇佳。相比之下,很多外国元首尽管彬彬有礼、笑容可掬,却不能博得她的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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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后的华国锋[转帖]

  
  1976年10月10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在中国激起强烈的反响。这篇社论除了因为泄露中共“最大机密”而引人注目,还因为这篇社论是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第一次对大政方针的公开阐述。

  华国锋完全遵照毛泽东亲笔给他所写的“照过去方针办”的指示,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仍然要“深入批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

  在这里,第一次在报纸上公开出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这样的提法———在10月8日中共中央所作的决定上是称“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这表明,中共中央已经“群龙有首”。

  
  1979年3月12日,北京,邓小平、华国锋参加植树节

  邓小平的信被撂在一边

  就在1976年两报一刊发表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的时候,一位正处于软禁之中的72岁的老人,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亲笔信,表达了自己对于粉碎“四人帮”的欢悦之情。

  这位老人便是华国锋仍在强调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主角———邓小平。

  在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之后,邓小平遭到“大批判”,他在北京宽街邓家闭门不出。后来,邓小平患前列腺炎等病,住进北京三0一医院六楼。这时,虽然正处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叶剑英却给三0一医院打招呼,要他们妥善安排邓小平的医疗工作。叶剑英对医院作了这样的指示:“一定要治好!一定要保护好!”

  邓小平是在1976年10月7日清早获知粉碎“四人帮”这一天大喜讯的。那是在通宵出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10月7日清晨,会议刚刚结束,叶剑英不顾疲劳,赶紧给老战友邓小平和陈云打了电话,把拘捕“四人帮”的消息告诉了他们。

  邓小平接到叶剑英的电话后,对妻子卓琳说:“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10月10日,邓小平给华国锋写信,表达自己对于粉碎“四人帮”的拥护和兴奋之情。

  邓小平的信,没有提及他自己的问题。但是,他写这封信给华国锋,言外之意是很明白的:“四人帮”已经被粉碎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也该结束了!

  但是,华国锋看了邓小平的信,撂在一边。

  就华国锋而言,他当时没有理睬邓小平,主要还是出于“照过去方针办”。

  公布“最大机密”

  由于英国《每日电讯报》在1976年10月12日公开报道了“毛的遗孀被捕”的消息,在10月13日经世界各报转载,中共“最大机密”在国外人所皆知了。

  这样,叶剑英原定“保密两个月”,已经不可能了。于是,在10月14日,中共中央正式公开宣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同时,也公布了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所作出的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

  这两条重大消息的公布,在中国掀起欢乐的热潮。人们欢呼,为害十年的四颗灾星终于被一举扫落。正值菊黄蟹肥时节,老百姓把三只雄蟹和一只雌蟹绑成一串,在街上叫卖。人们把横着爬行的螃蟹,视为横行霸道的“四人帮”。

  10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这个通知,是第一个全面地论述为什么粉碎“四人帮”的文件。通知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这“四人帮”定性为“反党集团”。此后,一直称“四人帮”为“反党集团”。直至后来决定对“四人帮”进行审判时,才改称“四人帮”为“反革命集团”。

  
  哈尔滨市高举“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大横幅标语上街游行

  “双庆大会”席卷全国

  中国各地举行的大会,名曰“双庆大会”:一是庆祝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二是庆祝粉碎“四人帮”。

  在那些日子里,人们称颂华国锋“为党锄奸,为国除害,为民平愤”。

  在那些日子里,人们称“人心大快”,亦即“党心大快,军心大快,民心大快”。

  在那些日子里,两报一刊社论用这样的话来形容中国:“万里河山红旗展,八亿神州尽开颜。”

  新华社1976年10月23日的一则电讯在报道遵义的大游行时,把华国锋跟41年前的毛泽东相提并论,把粉碎“四人帮”跟遵义会议相提并论:

  今天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采取英明、果断的措施,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在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关键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黑龙江省驻军某部迎接华国锋像

  
  随着华主席像的大量印刷和广泛发行,凡是能挂的地方都挂上了。这是哈尔滨市兆麟小学教室里并列挂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英明领袖华主席像。语文课老师正在讲授《语文》第十九课“生命不息,冲锋不止”

  备受关注的上海大游行

  在中国各地举行的庆祝大会之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上海和北京了。

  在全国所有的城市之中,上海是最特殊的一个。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上海的“马、徐、王”三驾马车仍在台上。上海曾是“四人帮”的“基地”。在“四人帮”被捕后,上海的“四人帮”余党曾高喊“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洪文、还我文元”,以至准备“武装起义”。人们关注,华国锋真的控制了上海的局面了吗?

  1976年10月24日,“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大会”在上海市中心人民广场举行。

  大会开始了。人民广场上空回荡着马天水的声音!马天水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主持大会。徐景贤和王秀珍,也登上了主席台。

  大会给“华主席、党中央”发去了致敬电。致敬电的用语极为恭敬:

  今天,我们上海百万军民欢欣鼓舞,豪情满怀,举行热烈、隆重、庄严的盛大集会,热烈欢庆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欢呼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我们对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完全信赖,坚决拥护。

  那次大会,成了“马、徐、王”最后一次登上主席台。3天之后———10月27日晚,上海市召开党员大会,苏振华宣读了中共中央决定:

  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一切职务;任命苏振华兼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倪志福兼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彭冲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二副主任。

  此后,上海的“三驾马车”———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便在公开场合销声匿迹,因为他们忙于写“交代”去了。

  
  华国锋在天安门城楼上

  华国锋登上天安门城楼

  首都北京处于沸腾的中心,全城洋溢着一片节日气氛。大游行席卷了北京。当时的北京人口为800万,半数以上的人参加了大游行。新华社这样描述北京的大游行:

  天刚亮,游行队伍的锣鼓声、鞭炮声、口号声就响遍全城。一队队的工人、人民公社社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机关干部、革命知识分子、街道居民、红卫兵、红小兵,以及各界人民群众和爱国民主人士、台湾省籍同胞,源源不断地涌向天安门广场,全天共达250万人。他们抬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高举红旗和彩旗,不断振臂高呼:“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整个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上,成了欢乐的海洋。

  10月24日,北京的大游行进入最高潮。下午3时,百万群众云集天安门广场,隆重的“双庆”大会在这里举行。

  这是华国锋作为中国的领袖,第一次在万众欢呼声中登上天安门城楼———虽说在一个多月前,他曾在一片凝重的气氛中,在天安门广场主持了毛泽东追悼会,但是那时他的身边站着王张江姚“四人帮”,他的领袖地位尚未确立。今日的天安门广场,却是以彩旗代替了上月的黑纱,以笑语代替了上月的啜泣。

  
  华国锋和叶剑英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北京市民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游行

  这次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百万群众盛大集会,成了华国锋登上中国领袖地位的隆重庆典。

  《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支歌,往日仿佛是毛泽东“专用”的。毛泽东总是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中登上天安门城楼。这天,华国锋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中登上天安门,这意味着华国锋已经成了中国的新舵手。

  新华社这样描述华国锋登上天安门城楼的热烈场面:

  城楼上下,广场内外,一片欢腾,欢呼声、口号声、锣鼓声响彻云霄,最生动地表达了全党三千万共产党员,全国八亿人民对自己领袖华国锋主席和党中央的衷心拥护和完全信赖,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和光辉灿烂的共产主义前途充满信心。华国锋主席身着绿军装,高兴地频频向百万群众亲切招手致意。

  和华国锋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中国领导人之中,没有见到邓小平的身影。

  北京的“双庆”大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倪志福主持。

  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响起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的声音。吴德的讲话,用了一大段篇幅,论述了“我们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华国锋主席”。吴德的讲话中,十分强调华国锋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内中,特别是强调了毛泽东写给华国锋的“最高指示”:“你办事,我放心。”

  摘自《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新疆人民出版社 叶永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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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百里:比毛泽东更早提出完备抗日持久战计划[转帖]


蒋百里:比毛泽东更早提出完备抗日持久战计划

核心提示:1937年,新作写成,名为“国防论”在这本书里,蒋百里除了断定,中日之间全面战争不可避免,更在扉页上写下了这样的字句,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蒋百里在《国防论》中阐述的对日战略,归纳起来有三:第一用空间换时间,等待时局扭转;第二不畏鲸吞,只怕蚕食,全面抗战;第三开战上海,利用地理条件减弱日军攻势,阻日军到第二棱线湖南,形成对峙,形成长期战场。而1938年5月,毛泽东才在陕北发表了《论持久战》一文。而从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形势而言,蒋百里的战略确实被国民政府执行了。


凤凰卫视6月27日《中国记忆》节目播出“国士无双蒋百里”

陈晓楠:1938年,抗日战场烽火燎原,而在大后方,广西宜山,一位将军与世长辞,虽然将军身死不在沙场,但是他身后的荣耀却异乎寻常,章士钊、黄炎培、邵力子等名流宿彦,纷纷送上挽联,挽诗,而几年之后他更是被国民政府,以国哀之礼风光大葬,纵观民国历史,能够得此殊荣者唯其一人,他就是蒋百里,民国最负盛名的军事战略家,陆军上将。

他的一生可以说是风云激荡,堪称传奇,他是文人,他和梁启超亦师亦友,和蔡锷多年同窗,更和徐志摩交情莫逆,他是军人,保定军校校长,被德国元帅兴登堡赞赏,又是国民革命军的智囊,连用个副官都叫蒋纬国。今天的中国记忆,我们就请到了蒋百里的女儿蒋英女士,为我们讲述她父亲的故事,民国最后的国士无双。

解说:蒋百里浙江海宁人,自幼聪慧,思想激进,19岁赴日读书,入军校,与蔡锷同窗。5年后以第一名优异成绩毕业,日本天皇赠剑,蒋百里回国后,几经辗转,赴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当时年仅30岁,授少将衔。

蒋英:这个是正合他的心愿,他也是一心要报国,一心要建设国防,建设新的军队,所以他自己就上任,当了保定军官学校的校长,他一进学校去,就抓改革,首先给每一个学生一套军装,新的皮鞋,新皮靴,要学生们仪表,很重视。第二就是抓伙食,他亲自到伙房去抓,是不是卫生,是不是有营养,第三他就抓教学,凡是老的,保定学校的教师无能为力的,他都撤掉,都让新从日本回来的上任,换老师,所以新从日本回来的都当上老师,把这些无用的老师都撤下来了。

解说: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正式创办于1912年,为当时全国最高军事学府,是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上,成立最早,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备,学制最正规的一所军事学府,而蒋百里的到来,无疑为学校带来了新的风气。

蒋英:他抓教学,教学,老师请假,他就自己亲自讲,他很受学生的爱戴,经常学生写信给他,但是事情不是那么顺利,他也有他的苦恼,第一这些闲着没事的人,下来的人,跟新上来的军官闹矛盾,就是说旧军人跟新军人相斗,他们不合作,这个旧军人净破坏我们新的改良,所以他弄得很烦恼,这是第一。第二上边的经费一直不下来,所以他也很烦恼,所以他自己就亲自到北京去了,北京去,教育部是由段祺瑞管,他去找段祺瑞,段祺瑞答应他给他,但是实际上一直没有落实。

解说:蒋百里此前多年求学,对官场之中的个中环节勾当不知也不屑,再加上当时北洋当权,他不是嫡系,虽被任用,但行事却不予方便,处处掣肘,蒋百里办军校,有权无钱,无从施展,多次碰壁后,军人的血性充盈,蒋百里决计行一事,以惊世人。

蒋英:有一天他从北京回来,半夜里头没睡觉,叫书童给他磨墨,磨墨,他写了一晚上的信,主要就是写给蔡松坡,蔡松坡你也知道,是顶好的,也是日本的,他跟他是好朋友,他把他的苦恼都告诉蔡松坡,写了这封信。然后他还写了一封遗书给他的妈妈,第二天早上,他就号召所有的学生集合,他就对学生说,用沙哑的声音对学生说,我要求你们做的,你们都做了,但是你们要求我做的,我没做,所以我要惩罚我自己,这个时候他就忙忙地向他的办公室冲去,他从手里拿出手枪来,就自杀了,学生们听见一声,都很害怕。不知道为什么到办公室一看,这个校长躺在地下,鼻孔流血,一身军装都湿了,就是他自杀了。

解说:蒋百里自杀时,由于勤务兵上前夺枪,子弹打偏,没有伤到心脏,无性命之虞,而蒋以一死誓天下的行为,却揭开了北洋军界的黑幕,国会因此对北洋政府极为不满,提出责难,各团体慰问蒋百里的电报多如雪片,要求查清事情真相的电报更是络绎不绝。

蒋英:这时候段祺瑞也着急了,就段祺瑞就亲自到日本大使馆去,就要求日本大使,派最好的医生给蒋百里治病,日本医生来了,还带来一个美丽的护士,她给蒋百里治病,蒋百里没有生命危险,可是也要休养,他们就到北京来休养。

解说:在北京,蒋百里将养身体,在日本医生的治疗下,他的伤势逐渐平复,而就是在这段日子里,他开始注意起,身边这个叫佐藤屋登的日本女护士,她不仅美貌,而且贤淑,时日长久,蒋百里开始心动。

蒋英:这个护士后来就回去了,这个护士长得又漂亮,又能干,蒋百里就动心了,意思就说,他爱上了这个女子,她到日本去了,蒋百里就给她写信,向她求婚,一封不够两封,三封,四封,写了很多很美好的情书,他做文章做得很好的,想必他的情书写得也很好,打动了这个女孩子的心,她也决定到中国来了,那么蒋百里就派他的士官的同学去接她,把她带,护送到中国来,护送到天津,他们在天津就结婚了,结婚了以后就到北京来住,就安家。

解说:1913年11月,蒋百里迎娶了日本妻子,一时间各方来贺,举案齐眉,成为佳话,蒋百里的这状婚事,迅即成为民国初年风花雪月,才子佳人的美谈。

蒋英:她是,她的日本名字叫佐藤屋登,她说佐藤屋登这个日本女子死了,我现在叫中国女子,我的名字,我姓蒋,我叫蒋左梅,蒋百里给她起的一个名字,因为她是梅,他最喜欢梅花,所以就她说蒋左梅,我是一个中国女子,叫蒋左梅,所以这个日本女子是很好的,是爱中国,爱我们这一家,在家里,教育孩子,是一个很好的日本女子,她说国语,说得,她的生活,穿的衣服,都是中国衣服,你看不出来她是个外国人。

陈晓楠:蒋百里自杀之后获救,离开了保定军校,不久袁世凯称帝,蒋百里又入川辅佐老同学蔡锷讨袁,而袁世凯死后,蒋百里又陪蔡锷去日本就医,旋即为之料理丧事,1917年回国之后,任黎元洪总统府顾问,开始首次撰写军事方面的论著,《孙子新释》、《军事常识》等等,出版之后成为了军校的教辅。

1918年到1919年,蒋百里受邀考察巴黎和会,游历欧洲,他在法国的凡尔登亲见战火过处,民不聊生,深为触动。此后竟俨然有偃武修文之意,于是回国之后不久,蒋百里著书一册,名叫《欧洲文艺复兴史》,可请谁来作序,蒋百里想到了一个人。

蒋英:梁启超和我父亲是顶好的好朋友,顶好的,我父亲称梁启超为老师,其实他们又是老师,又是朋友,经常在一块,他们一块写文章,也经常请到我们家里来,我们也到梁启超家里去,这个回来以后,蒋百里写了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请梁启超给他作序,梁启超写了序,写了5万字的序,所以梁启超又请,倒过来请蒋百里写序,所以有这么一个故事,现在这个蒋百里的,这本《欧洲文艺复兴史》已经都卖了,现在又出版了,又重版了。

解说:梁启超曾经回忆,为蒋百里作序,下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天下古今,固无此等序文,后来这篇长序,以“清代学术概论”为名成书出版,被后人引为佳话。但蒋百里毕竟还有一个身份是军人,而20世纪初叶的中国,军阀混战,蒋百里也难身免。

蒋英:“五四运动”以后的情况就不大好了,就是国家就是北伐,就是军阀论战,军阀论战有吴佩孚、孙传芳,唐生智,还有谁,四个军人,你打我,我打你,弄得中国一片战争,而蒋百里,也是,他们四个人都,孙传芳,都请蒋百里做他们的军事顾问,蒋百里那时候也都接受了。但是蒋百里都是站在打败的这一方面。

解说:蒋百里先后以军师职,服务几任军阀,吴佩孚,孙传芳都曾视他为座上宾,宁汉战争时,蒋百里辅佐的是自己的学生唐生智,举旗反抗蒋介石,无奈军阀混战,胜败难于论断,宁汉之战,唐生智不敌,蒋百里也因战败逃亡。

蒋英:一直是到唐生智,唐生智大败以后就逃到日本去了,蒋百里是在上海,那时候蒋介石只是抓不到他,唐生智,就说是我们一定要抓蒋百里。因为蒋百里家里,因为我们家里有一个无线电台,而唐生智办公室里头有密码,所以证明蒋百里是也有活动的,他们就要来,逮捕蒋百里,但是蒋百里那时候住在上海的法租界,他不能动手,他得想办法,也许多人也劝他,说唐生智逃到日本去了,你也可以到外国去,蒋百里那时候说,我没有钱,我不去。但是蒋介石千方百计地想办法,要逮捕蒋百里,他派了蒋百里的一个学生叫刘文岛,来劝说老师到杭州去休息休息,蒋百里大概也无知,就真的到杭州去休息休息了,你一到杭州,不是就给,蒋介石就可以随时逮捕你嘛。

解说:1930年,正在杭州休养的蒋百里,因参与反对蒋介石的活动遭到逮捕,蒋英回忆说,当时蒋介石已经起了杀意,亏得是蒋百里的学生们从中穿插周旋,再加上蒋百里名望太重,杀他难免舆论大动,这才得以暂保性命。

蒋英:他在杭州待了几天,然后就把他逮捕到南京去,关到三元巷的军狱里头,他还算是优待的,给他两间房子,土房子,可以有家人来看他,我母亲天天早上带着孩子去看他,晚上回来,他有街坊,他隔两间房是邓演达,也关在里头,邓演达的家属不能进去,他有什么秘密的信,就托蒋百里的夫人给他带信,蒋百里跟邓演达有的时候晚上也说几句话,但是不久,邓演达就不见了,蒋介石就把邓演达枪毙掉了。蒋百里的这个在监狱里头,主要的就是写字,写书法,他天天写字,有的时候跟孩子们玩玩,教孩子们打桥牌,教孩子们下棋,七八岁的小孩不是对象,都教不会,所以但是蒋百里不寂寞,还有孩子陪他。

解说:蒋百里入狱,震动八方,但头一个跳起来的不是他的学生,部下,而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徐志摩。早年间,蒋百里曾和他一起创建新月社,交情莫逆,以至于徐志摩登高一呼,文学青年应者无数。当时于是流行一句口号“陪百里先生坐牢去”。

蒋英:跟徐志摩,他们同乡,他们也是,徐志摩也是海宁人,徐志摩的父亲跟我父亲就是,我父亲的父亲就是好朋友,他们是,就是老乡嘛,徐志摩这么尊重蒋百里,蒋百里入狱他不服,他打个铺盖卷,也到监狱去陪蒋百里一宿,蒋介石想枪毙蒋百里,但是他不敢,因为他周围的,就陆军的军官们太多了,怕影响,有影响,所以一直拖一直拖,拖了三两年,就蒋百里在狱里边待了三两年,最后由他的大参谋长,说好话,才放出来,蒋百里才放出来。

解说:蒋百里出狱后,经人盘桓,两蒋言和,而对蒋百里,蒋介石仍然有所忌惮,于是祭出法宝,让百里先生出国考察。1933年,他奉蒋介石之命再赴日本,拟就国防计划,以备中日之战。1935年,他被聘为军事委员会高级顾问,翌年赴欧美考察军事,归国后,迅即得到蒋介石电令,赴西安汇报考察情况,蒋百里登机之时,正是1936年12月11日,翌日“西安事变”爆发。

解说:“翌晨,曙光未起,闻枪声四起,疑系军队凌晨演习,初未介意,俄而,机关枪声大作,辨为实弹射击,然犹以练习打靶,决未料及祸变发于俄顷,也未几,枪声由远而近,似在咫尺之间,对余伏案整理文稿,有一青年排达面入,询余姓名毕,即曰,请先生至客厅休息,语未毕,两健卒挟余出”。

————蒋百里日记“西安事变”

蒋英:那时候西安是很紧张,要打起来的,蒋百里跟张学良有一定的关系,张学良很佩服我父亲,张学良一向是很佩服我父亲,这个我知道,因为蒋百里不是在,工作在,大官,不是大官,但是张学良讲,不做官,没有钱,书生,学问,说他有学问,有学问。张学良很信任蒋百里,就请教蒋百里,说蒋介石不见人,也不说话,没有办法,说你想想办法吧,蒋百里就觉得那个时候,绝对不能打。

陈晓楠:事变第5天,也就是12月16号下午4点,蒋百里见到了蒋介石,蒋介石请百里先生坐到了床前的沙发上,对他说,张学良想派一人先往南京商谈,其心目中以你最为适宜,但我未置可否,蒋百里赞成派人去南京商谈,他认为,南京和西安之间相持不决,眼下已成僵局,但是他本人和党国关系不深,去了于事无补,必须派南京所信任的人前去,才能解决问题。

从蒋介石居所辞出,蒋百里问张学良,留在西安的军事大员当中,你最恨的是谁,少帅回答,我不恨什么人,只有蒋鼎文这个人好出坏主意,我就是看他不顺眼,蒋百里于是说,那么最好派他去,张学良被弄糊涂呢,蒋百里给他将士,派一个最不喜欢的人前其就可以表示,你绝无伤害其他中央大员之意,也可以表示,你对和平解决时局,抱有极大的诚意,这样就可以产生积极效果,张学良深以为然。

蒋英:他就问张学良,说你有多少兵,张学良说我有多少多少兵,他说蒋介石有多少兵,蒋介石有多少多少兵在这呢,那么蒋百里就说,那你兵多,你是居胜,要打的话,你是会打胜的,但是空中呢,你有多少飞机,张学良说,我一架也没有,那蒋百里就提醒他,那蒋介石有很多飞机,他要来轰炸,他要来轰炸你,所以这个事情,我劝你绝对打不得,所以蒋百里是去劝和,做了一点贡献吧。

陈晓楠:“西安事变”的历史结局,早已是众所周知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中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从此掀开新的篇章,而是年12月27号,蒋百里和那批“有幸”做了一回“政治俘虏”的南京要员们一道,登上了平安离别西安的飞机,刚到上海家中,他马上就电邀好友,著名报人陶菊隐相聚畅谈,向陶菊隐绘声绘色地讲述了自己,这意外“撞”进“西安事变”的种种亲身经历。不过碍于当时言论的限制,尽管蒋百里所述的内容非常精彩,陶菊隐也只好把它浓缩成,短短数百字的《西安归客谈》,披露在了上海的《新闻报》上。

据说,国民党军政界上层人士,有的获知这些“离迷惝恍的内幕新闻”之后,一致认为蒋百里在事变当中,做了一篇好文章,促使问题迎刃而解。

蒋英:西安回来了以后,就打仗了,他住在上海,有一辆汽车,他说现在打仗了,我是军人,我也要上战场,他开着这个汽车到南京去,自己报告,说是我是军人,我要去打仗,我的汽车我不要了,捐给国家了,就是这样,他到南京去的。

解说:此时,全面抗战尚未开始,但东三省已失,华北危如累卵,尽管蒋百里几次向国民政府请示,要求上前线带兵抗日,但都被婉拒,于是他再入书斋,1937年,新作写成,名为“国防论”在这本书里,蒋百里除了断定,中日之间全面战争不可避免,更在扉页上写下了这样的字句,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蒋英:写《国防论》,他是写《国防论》,他不是一本书一本书地写,他是走到哪《大公报》的记者都跟着他,他有什么一天他就写,写了这个,新闻记者就拿了就走,也不留稿,就都是这些零碎的东西,事后收集起来的,形成一本书的,它不是一本完整的书,它是许多许多论点的。反正他是建议,他是决定打持久战的,就是说他最后建议到湖南作为根据地,离开汉口以后到湖南去,他就说打持久战,中国是有办法的,这样子可以切断日本人的供应线,日本人没办法再打下去了,他是相信中国一定会胜利的。

解说:蒋百里在《国防论》中阐述的对日战略,归纳起来有三:第一用空间换时间,等待时局扭转;第二不畏鲸吞,只怕蚕食,全面抗战;第三开战上海,利用地理条件减弱日军攻势,阻日军到第二棱线湖南,形成对峙,形成长期战场。

蒋英:蒋百里亲自写信给蒋介石的,这个我知道,告诉,叫他怎么做,怎么打,怎么打,我知道有,我看过,这个信我看过,他建议怎么打,在湖南,建议。在南岳山,做根据地,那时候不是汉口那,反正蒋介石,蒋百里他的主意,他有他的想法,他写信给将蒋介石的。当然南京政府会很好地安排给他,他到处做报告,讲演,写文章发表,起了很大,说中国一定会打胜,中国是有希望的。


解说:1937年到1938年,蒋百里在报上连发文章,被语为“战时的文坛健将”,乃至中国政府抗日政策的“发言人”,其中影响最大者,首推《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发表后轰动了中国的战时文坛,文章的结论俄然成了抗战时期的名言“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它讲和”。

1938年8月,蒋百里被任命为陆军大学校长,这一职位原来是由蒋介石自己兼任,百里一再谦辞不成,于是同意以“代理”身份主持这个,例由最高军事当局兼任校长的最高军事学府,是年,陆军大学西迁,蒋百里主持校务,一路西行,边走边写,抗日文章绵延不断。此时,他的身体已经病弱,生活都由妻子蒋左梅照料,这个曾经的日本女子佐藤屋登,在贫弱的中国和自己的祖国日本之间,毅然决然地做出了选择。

蒋英:作为她来讲,蒋左梅来讲,嫁给中国人是很苦恼,是很苦恼,第一蒋百里是军人,是不是,家里没有什么,亲戚啊热闹,好有人可以跟她解闷,帮助她理解她,她很寂寞,还有一个就是,她生了5个孩子,5个女儿,这对她来讲是压力,而且我们小的时候,还是很不好,有一段时候,我们是,那时候还没有抗战,九一八这个时候,我们都是中学生,我们在学校里头的脑子,都是打倒小日本,打倒小日本,所以一回家去,看见妈妈,就对妈妈不好,我们跟妈妈很冷,我们不肯学日文,她教我们日文,我们不学,不学日本,坚决不学日文,就跟她,跟妈妈保持联系,但是后来大了,我们懂了,为她多痛苦,对不对,打仗,但是我父亲始终对她很好。

陈晓楠:1937年,蒋百里送蒋英出国学习音乐,在异国的码头一别,父女从此天各一方。1938年的11月,蒋百里在随同中央陆大西迁的途中一病而逝,抗战局势不断变化,但是蒋百里所预言的战况一一呈现,而中国的抗战之路,也正符合蒋百里的战略构想,逐次实施。

蒋百里生前一流的话,也在振聋发聩,中国对日本,打不了,亦要打,打败了,就退,退了还是打,5年、8年、10年总坚持打下去,不论打到什么天地,穷尽输光不要紧,千千万万就是不要向日寇妥协,最后胜利定是我们的,你不相信,可以睁眼看着,可惜的是,蒋百里自己却没能看到他所坚信的这一幕。8年之后,抗战胜利,当他移葬西湖的时候,众人发现蒋百里的尸骨竟然不腐,栩栩如生,好友竺可桢抚棺痛哭,百里,百里,有所待乎,我今告你,我国战胜矣。

蒋英:我觉得蒋百里是一个,中国文艺复兴式的一个人,他什么都是,他懂文,他懂武,它懂西洋的东西,它懂中国的,中国的古书他懂,他拉丁文,他也懂,日文他很好,德文他很好,他爱文学,他会写诗,他也会打枪,他会骑马,他骑马骑得像个军人一样,我觉得他是,您问我这个问题,我的答复是,他是一个文艺复兴时代的人。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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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百里赴欧游说德 意 迟滞德意日联盟 [转帖]

 
  蒋百里的一番话,使墨索里尼的看法有了很大转变,他表示:“关于意大利参加防共协定是个无所谓的问题,即使意大利签署这个协定,绝无伤害中国之意。”意大利领袖的“绝无伤害中国之意”达到蒋百里访问意大利的目的,最后这位法西斯领袖同情中国的抗战。

  

  蒋百里

  1937年12月中旬南京沦陷后,日军大本营和整个内阁认为已取得最后胜利,中国彻底战败。于是他们摆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等着中国政府乞和投降。

  一个星期过去了,中国政府的强硬态度使日本措手不及,中国断然召回驻日大使,关闭其使馆,同时宣布与日本断绝外交关系。尽管没有宣战,但中国已经实行全国动员,全面抗战,中国民众的抗战热情空前高涨。蒋介石至少表面上表示出软硬不吃,以强硬的态度宣布与侵略军血战到底,他辞去所兼行政院长等行政官职,声称从今以后,成立大本营,专门率军打仗。

  随着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方认为:中国军队之所以能坚持长期抗战,主要是依靠外国的支援,于是制定了“国际政策”,其核心内容是:破坏第三国对中国的支援;使各国外交使团脱离中华民国政府,尤其是要做好美、英、意、德、捷克等国的外交工作,使其停止从军火和道义上援华。

  在希特勒德国及其伙伴意大利墨索里尼独裁政府的全球战略中,远东是极其重要的战略要地,因此,他们同中国又同日本建立起比较密切的军事关系,特别是德国,从1928年起,大批的军事顾问就一直在蒋介石的军队中供职,在许多部队中,德国的顾问配到了营一级。德国、捷克曾卖给蒋介石数量可观的枪械,以及飞机、坦克、装甲车等一系列的军事物资。

  日本外相广田为了破坏德、中关系,抓住希特勒与共产主义不共戴天的这一特点,到德国到处游说,指责蒋介石政权跟苏俄打得火热。国民党已与共产党搞统一战线,蒋介石的抗战是受了斯大林的唆使。经广田外相这一外交挑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对中国的抗战有了明显的转变,由最初的同情中国抗战转向怂恿日本侵略中国。

  1937年9月份,日军向中国大举进攻之时,蒋介石就派孔祥熙去柏林活动,希特勒拒不接见,不久便下令中止向中国提供军用物资,撤回驻华军事顾问团。德、意两国情况如此,而美、英等国又怕惹火烧身,采取中立态度,不介入日、中冲突。国际形势对中国十分不利。

  为了摆脱外交困境,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持,蒋介石于1938年初决定派儒将出身的外交家蒋百里出使西欧,同日本展开外交战。蒋介石赋予蒋百里使命有三:一、争取欧洲各国道义上同情和物资上援助;二、使尽一切办法破坏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的合作和联盟,至少要说服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不要与日本搞得那么火热,不要支持日本侵略中国;三、不要干涉、妨碍中国政府的自主抗战。

  当时蒋百里已55岁,他的名字叫蒋方震,百里是他的字。年轻时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步兵科,因成绩名列榜首,日本天皇赐指挥刀以示褒奖,后又去德国深造,他才华横溢,受到德军最高统帅兴登堡元帅的器重。蒋百里不但军事理论造诣很高,还精通德、日、英等国语言。北洋政府期间,担任过保定军校中将校长,在中国军界,他一直享有很高的威望。

  蒋百里首先来到罗马,通过许多关系,才得到意大利独裁领袖墨索里尼的接见。会见一开始蒋百里就单刀直入,把话题扯到最近的日、德、意三国签订的防共协定的问题上,蒋百里说:“最近国际舆论纷纷传言,说贵国参加德、日防共协定,我国人士对此深表忧虑。日本口头上高喊反苏反共,其目的是借德、意反共,而自己从中渔利,实际上日本一直偷偷摸摸与苏俄拉关系。在中国问题上,就充分说明日、苏勾结企图瓜分中国土地,苏联策划外蒙分裂出中国,而日本欲灭亡中国,不但霸占我国东三省,还一直派兵向南进攻,现已攻取北平、南京等地,他的关东军没有向苏俄开一枪、射一弹,苏俄对日本侵略中国早已达成默契。”

  蒋百里进一步指出:“中国是德、意两国在远东的忠实朋友,日本既和苏俄搞在一块,就不可能是你们的朋友,现在日本人进攻中国,破坏了中国的独立和统一。实际上是破坏了德、意两国在远东的利益。”蒋百里的一番话,使墨索里尼的看法有了很大转变,他表示:“关于意大利参加防共协定是个无所谓的问题,即使意大利签署这个协定,绝无伤害中国之意。”意大利领袖的“绝无伤害中国之意”达到蒋百里访问意大利的目的,最后这位法西斯领袖同情中国的抗战。

  蒋百里从罗马到德国柏林,通过墨索里尼的引荐,会见了纳粹党法定接班人、德国空军元帅戈林。蒋百里像在意大利那样,企图以狠狠“揭露”日本军国政府亲苏通共来博得德国纳粹政府支持中国抗战,但戈林不相信中国政府特使的“揭发”。戈林说:“日、苏两国有着很深的历史仇恨,现在在亚洲有着不同的利害关系(指都欲称霸亚洲),因此,日本防共绝不是假的。”蒋百里见在意大利经验不灵,又冒出一个新点子。他针对希特勒搞的打倒大资产阶级,扶持中产阶级,消灭无产阶级这一纳粹党的国家社会主义路线,接着说:“日本是东方的工业国,其财富十有八九掌握在私人大企业主手里,而军民过着贫困的生活,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革命条件而言,日本早已具备。更何况20年代,马克思的书在日本就非常畅销。照此来说,日本这个工业发达、无产阶级众多的国家,不但有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潜在危机,并且20多年前就有这么多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说明日本共产党的势力相当强大,随时有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可能,你们德国发誓要摧毁马克思主义,却又与这样的国家称兄道弟,结为盟友,不是很危险吗?”

  听了蒋百里一番话,戈林感到很惊奇,蒋百里连珠炮地“揭露”日本政府秉承天皇旨意明反苏,暗通苏,“日本外相广田就是个亲苏亲共分子,他曾在日本内阁大言不惭地说,有我广田在外相这个位子上,日、苏绝不会发生战争。日苏两国关于中东铁路的悬案就是在他广田一手操办下,得以‘友好’解决的”。更使戈林感到吃惊的是,“日本在同德国签订防共协定的同时,广田瞒着德、意两国,私下与苏俄结盟。广田还悄悄地到苏联驻日大使馆声明,日本虽然签订了防共协定,但日本绝对不会对苏联有不友好的行动,苏联报纸曾公开报道过此事,日、苏暗地勾结成为半公开的秘密。”

  戈林听了中国特使的这些话,感到非常惊讶。同时,戈林对中国能否战胜日本表示忧虑,他说:“中国军民的牺牲精神,全世界已看得很清楚了,也赢得了全世界的普遍同情,不过,你们得充分注意自己的力量,我认为你们的力量到底还是不够呀。”蒋百里趁机说:我们坚持自主抗战的原则,一定能打赢这场战争,不过我们也承认,我们目前的物质条件还比较落后,对贵国的经济互助和军事的科学指导,不能不寄以厚望。

  听了蒋百里的一番话,戈林一边说:“可以再研究”,一边后悔下令撤走在中国的德国顾问过早了。并声明:“不干涉中国政府的自主抗战”。得到戈林的承诺,蒋百里才一块石头落了地,精神上也轻松了一点。

  随后,蒋百里走访了从中国撤回的德国顾问团的将军们,因为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长期在华工作,与中国军界结下了深厚的交情,也深知中国军队和军事的许多重要机密,当希特勒下令撤走驻中国的德军顾问时,许多人表示以个人的名义留下,继续为中国抗战服务,但当时希特勒态度十分强硬,以军法从事来要挟,顾问们只得被迫在规定的时间内离华回国。这次蒋百里的走访使他们深受感动,他们纷纷表示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并向中国政府保证,绝不出卖中国利益,也绝不向日本泄露中国的军事机密。

  蒋百里的西欧之行,尽管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迟滞了日、德、意的军事结盟,为中国的抗战赢得了一些非常宝贵的时间。但弱国无外交,落后就得挨打,随着中日战争的进一步扩大,德国和意大利最终还是与日本结成军事同盟,但在怂恿日本侵略中国这一行径上却有所收敛。

  摘自《纵横》2005年第6期

 

离线白晕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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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02楼 发表于: 2009-06-30
  给你提醒一下:寻找翻印了这么多文章在这里贴出,为什么没有谁愿意去看呢?因为这些所谓的历史事件纪录,是十足的懒婆娘裹脚布,并且还加入了比历史事件的描述更多的作者自己的臆想。在这里这么费劲地做这些没有任何意义的劳作,其结果将会是负数的。不要自己被欺骗的同时让更多人被欺骗。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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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03楼 发表于: 2009-06-30

白晕居士:

    这些文章没人看吗?连你这个不愿看的人都看了,如果让你请这些看贴的人吃饭,你请得起吗!你能写得出这些文章吗?你写文章的水平在那里啊?我认为这些文章很好,值得我看,而且也值得更多的人看!我说的不对吗!现在是百花齐放,百家爭鸣的时代,引进一些文章,开宽了视野,这也错了。因为我写不出好文章,所以就引进文章,对往后而言,想着什么,就进来看看,有百利而无一害。当这里是我的百科全书了。如果说是欺骗,每个人不都有个脑袋吗?自己分析吗,你别把自已的观点强加给别人!你不喜欢以后就别来,得啦。

离线白晕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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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04楼 发表于: 2009-06-30
 这些文章有多少人看,从这里的数字就可以完全清楚说明:这个专题已经有 7页 之多,总点击数还不到 1000,回帖还不到 5帖。这些数字已经说明,这个专题在这里不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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